缓刑制度

缓刑制度（精选12篇）

缓刑制度 篇1

1 缓刑的历史渊源

缓刑, 亦可称为刑罚的宣告犹豫制度或刑罚的执行犹豫制度, 就是指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 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制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 现已被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广泛采用。在西方, 缓刑最早产生于1842年的英国。那时, 英国对有悔改可能的初犯、少年犯采用训斥, 并责令具结悔过, 保证不再重犯, 交付监督, 然后予以释放的方法。但它还不是一种刑罚制度。缓刑作为一种制度起源于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1878年, 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保护观察法》, 把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由少年犯扩大到一般罪犯。1889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刑法学会议上, 正式通过决议 (1) , 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刑罚制度予以推广。

2 建立缓刑制度的意义

目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各类社会性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 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的高发。在和谐社会中, 不仅是常态的人, 就是犯罪人等非常态的人都应该极力消除其抵制社会的一面, 用温和的教育方式融入于社会。正如边沁曾经指出:“当通过更温和的手段———指导、示范、请求、缓期、褒奖 (2) 可以获得同样效果时, 适用刑罚就是过分的。”这一方面对于犯罪人的重塑及重归社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 正如加罗法洛所说:“刑罚超过必要限度就是对犯罪人的残酷, 刑罚达不到必要限度是对未受到保护的公众的残酷。”一定的刑罚是必要的, 但并不在于刑罚的轻重, 而在于刑罚的严密性。大部分人犯罪并不是因为不怕刑罚, 只是因为他们存在侥幸心理, 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行。如果刑罚严厉使漏出法网的犯罪人很多就会加大他们的侥幸心理, 反之, 如果刑罚不那么严厉, 但只要是犯罪都受到惩罚, 这样会阻却犯罪侥幸心理, 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另外, 缓刑制度的意义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 符合刑罚经济的思想。

缓刑的具体适用, 能够使犯罪分子在感受到刑罚的威慑力, 畏惧暂缓执行的刑罚可能被实际执行的条件下, 在不被关押、由特定机关予以考察的过程中, 更自觉地检点自己的行为、改恶从善、争取光明。从而避免了被实际执行短期自由刑而带来的与社会隔绝、重返社会困难、罪犯间交叉感染等现象的弊端, 并能较好地以最经济的方法实现刑罚的惩罚、威慑、教育、改造等功能。

2.2 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目的之一, 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实现刑罚目的的途径, 主要是对犯罪人判处并执行刑罚。但基于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判处缓刑, 是判处刑罚并保持执行可能性的条件下, 暂缓刑罚的执行。是否被撤销缓刑, 取决于缓刑犯对自己的自律, 即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 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 有利于促使犯罪分子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获得刑罚特殊预防的效果。较之将罪犯收押于监禁设施内执行刑罚, 在以他律为主的监禁生活中获得的特殊预防效果, 相对更为科学。

2.3 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脱离家庭、社会, 可以继续从事原有的工作, 避免了因执行实刑给其本人和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 即可以使其不致因犯罪而影响履行自身负有的家庭和社会义务。

2.4 缓刑的适用能减少国家经济支出。

从经济角度看, 刑罚执行是一种经济投入, 即国家通过人力、物力、财力投放, 以实现预防犯罪目的实现。对缓刑者附条件不执行刑罚, 无需国家增加监舍建设费用、监管人员费用, 因此, 缓刑具有减少国家经济支出的价值。

3 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

1952年4月21日, 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该条例虽然只规定宣告缓刑只适用于贪污犯罪, 但确是在我国首次规定了缓刑制度。1979年7月1日, 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认了缓刑制度。我国现行修改并实施的刑法进一步调整了适用缓刑的条件, 确立了缓刑期间应当遵守的事项, 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的考察职能, 完善了撤销缓刑的条件 (3) , 从而更加体现了我国缓刑制度的特色。

但是从多年来的执法实践表明, 缓刑作为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 在一定条件下, 暂缓执行刑罚或者不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由于我国刑法规定比较原则, 相关司法解释又不够具体, 所以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适用缓刑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等现象, 笔者对此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问题:

3.1 对适用缓刑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

如在审判实践中, 有的法官将孕妇、患重病、家庭生活困难、工作需要等作为适用缓刑的理由;有的则以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主观恶性为标准。致使在同一类型案件中, 法官与法官、法院与法院的适用和考量标准不一。

3.2 在审判实践中, 有的法官因受利益驱动, 将罚金刑和刑事附

带民事赔偿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 而不考虑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 更有甚者沦为金钱的奴隶, 对本不应适用缓刑的罪犯, 刻意的为其追求从轻量刑情节, 使其获得缓刑, “人情缓刑”、“金钱缓刑”、“权力缓刑”屡见不鲜, 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的尊严。

3.3 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以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案件, 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 宣告缓刑。这种把缓刑当作万能胶、缓冲器的和稀泥做法, 严重地违背了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 混淆了罪非罪的界限、处刑与免处的界限。

3.4 缺乏监管力度, 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 由公安机关考察, 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现行缓刑的监管机关是公安机关, 缓刑犯的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只是配合公安机关实施监管 (4) 。目前尚没有对考察的具体操作程序、方法作出统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监督机关设置不合理, 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 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 诸多方面的原因, 导致了对缓刑犯的监管流于形式, 甚至监管失控。

4 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建议

面对着实践中缓刑制度适用出现的种种问题,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4.1 明确缓刑的适用条件和对象。

刑法第72条和74条规定, 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 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三是罪犯不属累犯。即是否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三年以下以下有期徒刑的前提下, 由人民法院根据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 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来决定。

笔者认为, 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 除了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非累犯外, 还必须: (一) 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 非暴力性犯罪。 (二) 过失犯罪的、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及坦白交代积极退脏的;从犯、协从犯, 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或者精神障碍的;赔偿被害者的损失或者被害人请求免予处分的; (三) 初犯、没有二次以上故意犯罪的 (四) 未受过刑罚处罚, 未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二次拘留以上治安处罚的。

4.2 建立和健全缓刑监督管理机构和监管措施。

笔者认为, 对暂缓量刑罪犯监管考察的机构设置, 应当设立专门考察管理机构 (组成方式) , 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工作制度, 由具备一定素质的社工人员作为缓刑考察官, 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管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作为暂缓量刑罪犯的监督机关, 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情况进行监督。缓刑考察官应采取“一对一”的跟踪帮教管理, 并以考察机构的名义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考察情况。检察机关根据考察机构提出的考察情况报告, 及时对暂缓量刑罪犯的处理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 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决。

摘要：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不断深入, 如何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同时, 通过温和的教育方式、宣传手段, 消除犯罪者对社会的抵触情绪, 主动放弃继续再犯罪的意愿, 使之融入于社会。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对犯罪者适用缓刑的几率越来越高。但是, 同时也逐渐暴露出我国缓刑制度的一些问题。笔者借本文谈一谈对我国缓刑制度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缓刑,制度

参考文献

[1]《刑法学原理》第三卷.高铭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中国刑法教程》林准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3]《缓刑犯考察监督有待完善》.朱润发.法制日报.

缓刑制度 篇2

我国97《刑法》第72条至第77条的规定，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暂缓其刑罚的执行，如果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没有再犯新罪或没有被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的，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1、我国缓刑适用现状。

一、适用率偏低，没有广泛使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缓刑是刑法的“第三根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缓刑的适用在整个刑罚体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近年来英美等国家受犯罪情势、公众舆论等影响，监禁率和监禁人口有明显上升，但与我国相比，缓刑率仍远高于我国。据联合国1994年的统计，美国有1，397，505人处于缓刑之中，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0万中有536.16处于缓刑监督之中，而同年，美国的监禁率仅为10万分之389；在加拿大，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95，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217；苏格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109，原创：http://其缓刑率为10万之117.12；荷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57，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79.14；日本的监禁率和缓刑率都很低，但是缓刑率也超过了监禁率，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30，而其缓刑率高达10万分之47.17.同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缓刑率低得多，1999年仅有14.86，全年才有9万名罪犯被判处缓刑，即使以平均三年的缓刑期计算，我国现在处于缓刑之下的总人口也只有27万，而我国目前的在押罪犯已经超过了141万。近两、三年来，我国适用缓刑情况有所改善，但缓刑适用率仍远低于上述其他国家。

二、没有正确使用，社会观感不好。缓刑适用因人因时而异，量刑标准不统一。即使是性质相同的案件，有时候能适用，有时候不能适用；

“严打”时期缓刑适用较少，非“严打”时期缓刑适用相对较多；有关系的人能适用，没有关系的人没法适用。缓刑有时成为平衡各方关系的工具。还有对本地人适用得多，外地人适用得少，甚至不用。一些外地人即使符合适用条件，但当地的法院却因为是他外地人不予适用缓刑，而判处拘役或较短的徒刑。刑种适用过于集中，特别是贪污、受贿案件适用率太高，与我国反腐败形势相悖，使得老百姓不解，甚至产生误解。

三、缓刑考察监管效果差。公安机关监管不力，脱管、漏管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内部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考察机构，而是把考察的任务压给基层派出所，基层派出所一般配置5至7名警察，警力薄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办理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况且缓刑考察工作在业务上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并无实质联系，公安干警缺乏专业监管考察素质，所以该建档没建档，该跟踪监督的没跟踪监督，把缓刑考察工作当作一种负担，没有也不会主动地做好此项工作，因而无力有效地监督、改造在社会上服刑的缓刑犯，致使这部分人往往处于放任自流，现实中常常出现了“法院只管判，考察无人管”的状况，缓刑成了免刑。

2、制约我国缓刑全面适用的因素。

一、政府投入不足。缓刑的执行费用显然比监禁刑低，政府部门可以节省监狱的建设费用、设施运行与维修费用、犯罪人的伙食费用、看守人员工资等等。但是，对缓刑犯的执行毕竟需要一定的费用。如缓刑执行人员的薪水、培训费用、日常办公的费用、考察出差补贴等等。据了解，1992年美国执行一名常规缓刑犯的日平均费用是1.75美元，到现在恐怕更高。在英国，80的缓刑的执行费用来自政府预算，20来自地方财政。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在缓刑执行方面的投入是相当低的。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缓刑执行预算，地方政府也没有专项的补贴，对缓刑犯考察所需的费用主要是财政拨给公安日常办案的那一块，并没有缓刑考察专项资金，这势必影响到考察运作的积极性。

二、立法疏失、司法解释滞后。

对我国缓刑制度的思考 篇3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因此，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暂缓量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的；③从犯、协从犯，犯罪情节轻微的；④未成年人或者精神障碍的；⑤赔偿被害者的损失或者被害人请求免予处分的；⑥属初犯、偶犯，因判刑失业，家属无人抚养陷于失学的；（三）未受过刑罚处罚，未因同种行为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三次以上治安处罚的。

对缓刑的适用条件进行完善的理由：一是属恶性犯罪的，即使依法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量刑。这是由犯罪性质所决定，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行为人参与了恶性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存在较大的危险隐患，适用缓量刑放在社会上考察，不利于打击犯罪。二是将适用条件具体化加以明确规定，易于把握。能够准确界定适用范围，防止滥用缓刑，并且能够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会”这种不确定状态，在考验期间得以实际考察证实。这样，既可以对那些确已改过的罪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体现宽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虚作假、无心悔过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维护法律的尊严。三是将现行只有累犯不能适用缓刑的限制，扩大为“未受过刑罚处罚，未因同种行为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三次以上治安处罚”，能更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威慑力。行为人因违法行为受过刑罚处罚、劳动教养或者治安处罚后，理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真心改过，若再犯罪或者再实施同种违法行为的犯罪，说明了行为人并无悔过之意，这就有必要进行强制性的改造，不能只强调教育而忽略了惩罚。

三、暂缓量刑罪犯的处理

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处理有三种情况：①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③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对于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进行审判或执行原判刑罚，对此没有争议。

所以，采用暂缓量刑制度，对符合现行“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条件的罪犯，可以适用免予刑事处分的方法处理，即将“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的规定，修改为“免予刑事处分”。免予刑事处分是对构成犯罪的人只定罪不判刑，是有罪不罚。由于被宣告暂缓量刑的罪犯，在考验期间已实际悔罪改过，已经达到了刑罚的目的，对其再科以刑罚就没有实际意义了。适用免予刑事处分，这样既可以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也可以避免作出刑罚处罚而不执行的状况，以维护刑罚的严肃性。具体的操作程序为：由考察机构把暂缓量刑罪犯在考察期间的表现向检察机关提出考察报告，由检察机关进行核实，将刑罚处罚建议权（量刑建议权）交由检察机关行使，向人民法院提出处理意见，由人民法院分别不同情况作出裁判。

论我国的缓刑制度 篇4

缓刑是一种刑罚制度, 在我国,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势政策催生出了我国的缓刑制度, 不仅有利于行为人改过自新, 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产生的其他问题, 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世界各国的缓刑的内容并非完全相同, 但是主要有三种形式, 即刑罚暂缓宣告、刑罚暂缓执行和缓予起诉, 我国的缓刑是第二种, 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在我国缓刑还分为一般缓刑和战时缓刑 ( 又称特别缓刑) 两种具体的刑罚适用的情况, 在此, 我们只探讨对一般缓刑的适用情况 ( 以下简称缓刑)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以及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 适用缓刑的犯罪分析必须满足以下两个要件: 犯罪分子必须是被判处拘役或者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 犯罪分子必须不是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同时, 缓刑的适用还必须包括对以下四个方面的考察: 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针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法律规定为应当宣告缓刑, 这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体现了对老年人犯罪保护的缺失, 体现了对孕妇的人道主义关怀, 同时, 刑法修正案八还新增了对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和禁止令两项执行制度, 让他们回归社会, 同时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 缓刑适用条件的限制以及后续的执行政策相结合, 使得我国的缓刑制度对我国法律体系乃至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二、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自我国1979 年刑法将缓刑制度引入以来, 其经历了修改和完善, 并且建立了相应的配套措施, 为缓刑制度的正确适用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化以及执法、司法人员素质的影响, 我国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问题频发。

( 一) 缓刑适用时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缓刑制度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了不同地区、不同犯罪之间的不平衡性, 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 另一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差异。因为判处缓刑的条件的限制即判处拘役或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相对轻微的犯罪, 在人情社会当中对一些主观性的东西进行评价是很难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 又由于各地区法官的法律素养的不同, 导致其对缓刑制度认识也不一样, 有的甚至依然秉持着重刑主义的思想, 其必然导致对缓刑制度的偏见, 种种原因导致了我国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困难, 这也是由于我们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 二) 缓刑考察内容及社区矫正制度的具体实施效果甚微

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 社区矫正的工作也在逐步完善, 但是由于社区矫正的性质以及形式的限制, 一些比较有效的措施主要有心理矫正、公益劳动、帮助服务等等。然而在实践当中, 由于司法行政部门人员紧缺、人员素质的不齐等的影响, 导致部分地区的缓刑制度流于形式, 并且, 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 但是其考察的基本内容却没有给服刑人员足够的负担, 由此导致公众对缓刑的产生了误解, 认为等于是无罪释放, 未能充分体现出缓刑的惩罚性, 对于刑法的威严性有所损害。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为了使得缓刑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的管理和规制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从立法领域来讲, 我们必须制定出具有实践意义以及具有社会效果的法律, 从司法实践领域, 则应该注重对缓刑的监督和管理。

( 一) 立法上应该增加适用缓刑的服刑人员的负担, 体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国的缓刑的考察内容主要是对服刑人员的行为要求, 对于服刑人员和社会公众来讲有点无关痛痒的感觉, 体现不出其应受惩罚性的刑法性质, 对此, 我国刑法体系应该考虑设立罚金刑缓刑制度, 以便使刑罚体系更加完整, 更加具有威严性。再者, 对于缓刑制度增加罚金, 也起到了一定的预防犯罪的影响, 避免了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侥幸心理。在一些适用罚金刑缓刑的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 在实践中,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而且使得缓刑的价值也充分得以体现。

( 二) 完善缓刑制度执行监督机制

我国的缓刑的执行效果往往因为监督机制的不完善而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缓刑考察机制也流于形式。公安机关是我国缓刑的法定考察机关, 但是公安机关肩负着解决各类案件的任务, 并且没有设置专门负责执行监督的部门, 无法真正的实现法律规定的考察目的, 因此, 应该在公安机关或是监狱下增设专门的缓刑执行机关, 也能避免因为管理体制而产生考察机关相互推诿考察职能等问题, 同时应该加强对监察人员的选任和培训, 通过机构和人员的努力, 使得缓刑真正实现其制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炳宽.缓刑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2]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9.

[3]王伟.缓刑制度的实践与思考[J].河北法学, 2006.

缓刑制度 篇5

一、目的：

为了加强全体员工的自我管理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力求体现公平、公正、合理的管理体制；为确保公司进行有秩序的经营管理。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酒店非工程类部门一般员工到经理级干事。

三、程序内容（所有考勤时间均以指纹机为准，上下班均要输入指纹）

（一）出勤

工作时间：管理人员，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正常上班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8:30—12:00，下午1:30—6:00，但因具体工作时间不同，特规定各部门上班时间如下：客房部： 8:30—17:30，星期六休息；前厅部：8:30—17:30，星期天休息；厨房部：7:00—9:00,12:00—14:00,17:00—21:00，星期六休息；餐饮部：8:00—10:00,12:00—14:00,17:00—21:00，星期天休息；如工作时间变动，须将变动上班时间表交于人事部并由人事部及总经理批准，若无上班时间变动表，均按上述规定时间休息。如有酒店事务需要处理，不论是不是上班时间，均要第一时间处理。一般员工的工作时间由部门负责人于上月月底交于人事部，期间不允许私自改变工作时间，如有改变需于当天将变动工作时间表交予人事部，否则员工工资损失由部门经理负责。（酒店有事务时，管理人员除规定时间外，需义务加班）

（二）迟到早退旷工细则

1、迟到直接在月工资中进行经济处罚，规则如下：

a、迟到0—15分钟的，每次扣款个人月工资的1%；

b、迟到15—30分钟的，每次扣款个人月工资的2%；

c、迟到30—45分钟的，每次扣款个人工资的3%；

d、迟到45分钟以上者，按旷工一天处理。

2、未经直接领导及人事部批准，且未作出请假，在规定下班时间提前离岗的，均视为早退，早退细则如下：

a、早退0—15分钟的，每次扣款个人月工资的1%；

b、早退15—30分钟的，每次扣款个人工资的2%；

c、早退30—45分钟的，每次扣款个人工资的3%；

d、早退超过45分钟的，按旷工一天计算。

3、普通员工迟到2次以内的，按上述规定执行，不扣除全勤奖，3次或3次以

上的不但按上述规定罚款且扣除全勤奖，早退一次即扣除全勤奖。普通员工及管理人员迟到以及早退每月累计超过5次者，其经济处罚加倍。

4、未经直接领导批准无故不出勤者，则为旷工。旷工一天扣除个人月工资的5%，月累计旷工次数超过3次或连续旷工3个工作日，由直接领导查明情况，并根据情况给予一定的处分，包括罚款警告或扣除当月全部工资，取消年终奖的发放，辞退等。年累计旷工次数超过6次，取消当年年终奖的发放。

（如有特殊情况须当日通报人事部，否则按上述规定执行）

（三）请假

1、总则

任何类别的请假都需要部门直接领导事前批准，并到人事部登记。如有紧

急情况，不能事先请假，应该在两小时以内电话通知本部门经理和人事部，并在上班当日补办手续，否则以旷工计。员工填写请假单，注明请假类别、假期、时间、事由、交接事项，经各级领导批准，并报人事部备案。

a、较长假期必须交接手头工作，确保工作的连续性；

b、超过假期仍不能回公司的，必须申请续假，假期满后补交续假表，由相

关责任人审核同意后交人力资源部；

c、假期满回公司销假，通报人力资源部，并交接工作。

2、事假规定

a、事假应提前一天提出申请，经部门经理查实认可并核准后，方为有效。事后申请视为旷工，但遇偶发事故，应在2日内出具证明，提出申请经部

门经理或人事人员查明属实后准予补假；

b、全月累计事假不得超过2天，超过的时间部分按150%扣除工资，特殊

情况由总经理签字后不计入累计；

C、凡是事假当日累计3小时以内，记扣半天工资，超过3小时不满6.5小

时则按一天记扣。

3、病假规定

a、因病请假一天以内的，不能当面请假的，应采取其它方式（电话、传真）

提出申请，最晚于第二天提出申请，经主管签字后将请假条交人力资源部

登记；

b、请假一天以上的，必须出具病历和医生说明；

c、全年累计病假不超过六次或累计不超过6天，请假期间工资照发，其月

请假扣款在年底补齐；

d、全年病假累计超过六天，按实际请假天数扣除工资。

4、请假审批权限

a、单次请假一天或一天以内的由部门经理及人事部批准同意后执行；

b、超过一天，则由部门主管及人事部审批后，报有总经理审批同意后执行。

5、其它规定

a、员工一年内病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取消当年的年终奖，特殊情况由总

经理审批后不作累计；

b、不按上述规定请假者，一律按旷工论处；

c、连续请假超过5天，其假中公休以及法定假期也计入其所申请的假期之

内；

d、普通事假病假都需扣除其相应的工资。

（四）经理值班制度

当日值班经理上班时间为早上8：00—凌晨1点，第二天按时上班。值班

经理正常下班后在前厅值班。考核制度同上。

（五）出勤考核方法

非工程部类员工的考勤统一由综合部人力资源部负责，考勤方式主要是以早中上班签到

为主，随机抽查上、下班情况为辅来进行。考勤采取每周一表，由人力资源部在周例会上给出上周的考勤结果。

（六）休假制度

1、法定节假日

春节、清明节、五一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假日一般按照国家法定假日

执行，法定假日享受带薪假。特殊情况根据公司或部门临时通知执行。

2、婚嫁、丧假

论战时缓刑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篇6

[关键词]战时缓刑;缓刑;罪刑法定;人权;军队的战斗力

战时缓刑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刑罚制度,最先出现在1982年1月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后来被刑法原文不动地搬了过来。刑法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从条文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战时缓刑在其适用的条件和适用的刑期上基本和刑法中缓刑的适用条件上是一致的。其两者的主要的区别在于适用的主体不同一个是适用于一般主体而另一个适用于特殊主体(犯罪的);还有两者在适用的后果上也存在着很多的区别,一个是定罪但不处刑,一个是既不定罪也不处刑;以及适用的时间不同。一些学者认为仅仅这一些区别不足以或者说完全没有必要将战时缓刑单独的列出来,只要在实际的操作使用时区别一下即可,单独用一条规定出来有浪费法律资源的嫌疑。

就上述的观点我是完全不赞成的,我认为战时缓刑的存在是有着十分的必要性的。首先我要把我的观点阐明一下,我的观点是:我认为战时缓刑制度不是与缓刑制度并列的关系,战时缓刑制度是缓刑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它在刑法条文中被明确的规定出来是有着相当充分的理由的,不仅仅是因为战时缓刑在适用的主体、时间和结果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这个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在对战时缓刑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论述中将会不再对这点理由进行单独的论述。我对战时缓刑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论述主要从四个方面上——法理、人权、未来的趋势和军队进行论述。

必要性之一:从法理角度看

罪刑法定主义作为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公认以及严格遵守使用的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的内涵就是要求罪刑与刑罚都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经典的总结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我国的刑法中专章为军人这一特殊的人群的犯罪行为规定了进行规定,依据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当然就要求有适合军人这一特殊“犯罪”人群的刑罚。但是我国的军事法是援用主义,我国没有单独的军事刑法典,所以在军事刑法上是适用我国的刑法典。虽然在对军人犯罪的问题上只有刑法第十章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刑罚上是依照普通刑罚适用的,这样一来就会在此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疑问。

军人作为特殊的自然人,其犯罪有特殊性而且我国刑罚对待特殊身份的自然人一直是体现了不同于普通自然人的,所以在对军人的刑罚上就要求与其身份相适应的刑罚。但是我国没有专章的规定适用于军职犯罪的刑罚,但是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够与之相违背的。依此要求就相映有适合于这类犯罪的刑罚,所以在军职犯罪中除了可以适用普通刑罚之外还要有特别为军职犯罪量身定做刑罚,而战时缓刑作为专门适用于军人的刑罚的存在在法理上是有据可依的。

必要性之二:從保护人权的角度看

人权的提出无论是在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法律的现实运用和要求中都无时无处的被人们越来越重视。人权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它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范围内容之广使得人人都会被其涵盖。人权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强调和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人权是人的基本还是因为国家只有维护和重视公民人权才能够得到公民的支持和拥护,所以重视人权是目前法律的基本理念。但是各国对人权的界定是不同的,所以一些国家会利用这点来对保护和重视不够的国家进行攻击,例如前些年美国对我国的人权问题的攻击。因此我们更加应该把维护人权的理念深入到我们的意识深处。

军人虽然是具有特殊职业要求的人,但他们首先是作为社会中的人存在的之后才有其职业的限制,因此他们也是具有人权的,只是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限制罢了,并不是其人权的重视度就应该低于普通公民的。战时缓刑是在我国对军人处罚的刑罚中的一种较轻的刑罚,它相对于一般普通的缓刑来说还轻,具体表现在被判处战时缓刑的军人在最后有可能既不被判处有期徒刑而且还有可能连罪都不判,也就是做无罪判定。这样来说不仅仅减轻了刑罚而且还保护了军人的荣誉感的要求,从而保护了军人的人权。这一举措不仅仅应对了世界某些国家针对我国人权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大大的对军人这个义务大于权利的群体在权利保护上给予了极大的保护,可谓是一箭双雕。

必要性之三:从法律的发展趋势来看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只有向着新的好的方向发展或者是顺应着发展的趋势发展的事物,其存在才能够长久健康,作为人类存在的必要环境的法律当然也是要顺应发展的趋势发展和生存的。当前法律的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无论是在行政方面还是民事法律的健全或是在刑事犯罪的各方面。

目前世界各国在刑罚的发展可以总结为倡导刑罚轻量化,许多国家都在提倡废除死刑等等严重的刑罚方式。同样有些国家也会以刑罚过重作为人权问题来攻击其他的国家,而我国作为保持死刑等重刑的国家也往往成为这一问题的靶子,受到各方的攻击。在军人的刑罚方面作为我国军事刑法借鉴的俄罗斯在对军人的刑罚方面也与我国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线,虽然我国的军事刑法在很多方面是参照俄罗斯的,但在刑罚方面则与其完全不同。俄罗斯刑罚方面的主要特征就是刑罚轻量化,其在刑法典中对军人的刑罚的种类和量刑上处处体现了轻量的特点。而我国的刑法是重刑化趋势严重。这样的刑罚成为了世界上一些国家攻击我国人权制度的砝码。但是战时缓刑制度正是在面对世界法律发展趋势的条件下的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与世界法律发展趋势接轨的一种选择。作为一种适合发展趋势的事物其存在的土壤和空间是十分广阔的,其当然会茁壮的成长。

必要性之四:从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军队的投入成本上看

军队的设立是保家卫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而设立的,在现在和平的社会中军队可能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体现的那么明显。但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未雨绸缪的态度是所有国家对军队的要求,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一个国家在未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如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现在军队中的方式也是十分丰富的,例如提高武器装备、提高军队各项设施建设等等。其中提高和培养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也是提高战斗力的手段之一,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是一个军队甚至是一场战斗的关键,不仅仅是因为其有着专业的知识和指挥技能,还因为其的变化可以影响到直接参加战斗的每一个士兵。再者,从我国的兵役制度看,我们在培养一个军人上花费的成本要比外国发达国家来说要多得多,一个士兵、一个军官的培养都是国家下了很大成本的。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军人不仅仅是军队的组成还是国家的重要的财产。

也就是这样的身兼重任的指挥员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失误或者别的原因触犯了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虽然作为如此重要的人其犯罪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实际中往往一个军人犯罪很大可能是过失或者是意外,若是就因这过失而把国家花了多年培养的军人给否定了,这不仅仅是对军人人权的不公平也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流失和浪费。而战时缓刑制度不仅仅可以给不公平的军人一个挽回的机会而且也是对国家资源的保护,从而更有利的提高战斗力,尤其是在战时这种特殊的时期,一个指挥官的缺失是对整个战斗力的削减。所以战时缓刑作为一种很好的缓冲剂其存在是十分之必要的,其不仅仅可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而且还很好的保护了我国的财产。

战时缓刑制度作为缓刑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其被具体的提出和规定不仅仅是因为其特殊与一般的缓刑,同时也是根据了法理有力的理论的支持,同时也维护了法律对基本权利保护的要求,而且同时也是应对了法律发展趋势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其高度的提高了战斗力并且保护了国家的财产和资源。这样一种制度不仅仅有着存在的基础要求而且有着存在的合适的环境,其有何道理不存在呢。我坚信战时缓刑制度不仅仅有着十分重要的存在的必要,其还可以在以后很长的时期里完全适应未来的变化,这也是法律的特征之一 ——具有广泛的和长期的适应性。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社会,战时缓刑制度作为针对军职犯罪中一个特殊与一般缓刑制度的刑罚方式,其必要性决定了其存在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样子货。战时缓刑制度将会在其领域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缓刑制度 篇7

一、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所谓制度是什么,角度不同,释义颇多。诺斯的定义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和激励,它们类似于一个竞争性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是一系列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规定办法)与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互动络。 正式规则作为人们有意识创造的原则,通常体现了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意志, 并不是完全依靠效率原则发展的。非正式规则是随时间演进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正式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约束的。需要强调的是,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 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 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擦边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 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 “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 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 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

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 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 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 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

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 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

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 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 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 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 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

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 、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 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F= 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CDM机制的实施 , 就意味着 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 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7.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基础性的规则),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

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从温州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余额宝、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利率即将市场化,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追求真理、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光荣本色。

缓刑制度 篇8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 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 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 据某市法院统计:2008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2009年则为15%, 2010年为31%, 这样快速提高比例, 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 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 职务犯罪。据统计, 某市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 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 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 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 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 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 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 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 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 故意伤害罪, 缓刑适用率也很高, 法院在进行宣判时, 同民事赔偿挂钩, 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 其他的侵犯财产罪, 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 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 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 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 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法律知识欠缺的人民群众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 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 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还有一方面主要是地方财政较差, 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三) 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2009年上半年, 某市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 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 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 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 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 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 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 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 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 正确适用缓刑制度, 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减少社会矛盾, 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 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 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出现的问题

(一) 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 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 (2) 不是累犯。 (3) 刑法的这一规定, 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 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实践中不好掌握, 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

(二) 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 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 但我国缓刑制度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 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 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 缺少透明度。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 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 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 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 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 而且, 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 这点使人难以信服, 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 缺少有效的监督。

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 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 否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 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 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 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 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

在司法实践中, 判处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 只是单纯地就案办案,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 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 社会效果不好, 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 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 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 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 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 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

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 由公安机关考察, 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 由于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的警力不足, 工作任务繁重, 无法安排专人从事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另外, 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 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 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 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 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

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 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我国缓刑制度适用条件的完善

(一) 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

缓刑适用条件, 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 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 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 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 仍然对其适用缓刑, 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 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 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 (1) 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 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 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 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2) 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 亦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 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 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 (3) 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 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 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 (4) 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 但是, 他在犯罪过程中, 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 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

(二) 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 以便有法可依

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 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 个人认为, 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 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 若真诚悔罪, 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 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 若其真诚悔罪,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 应当宣告缓刑: (1) 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2) 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 (3) 犯罪中止的; (4) 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5) 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6) 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 (1) 累犯; (2) 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 (3) 同时犯数罪的; (4) 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 (5) 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 (6) 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三) 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

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 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 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 若由此把责任推到相关法官那里, 就可能会增加到法官再次适用缓刑的心理负担, 从而失去了缓刑存在的意义。因此, 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 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监督法官滥用缓刑, 增强法官的责任感, 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

四、结语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 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 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原因明显存在瑕疵, 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 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 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 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 细化缓刑适用条件, 规范缓刑适用程序, 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 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 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 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 各尽其职, 对社会的和谐稳定, 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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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 2003, (8) .

[3]赵小丽.浅论缓刑的执行.江门审判, 2004, (10) .

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高考制度 篇9

科举制度就是指以考试的方式, 将读书人分为不同的等级, 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其本质在于“考试”这种制度模式, 其目的是以客观的方式来选拔任用人才。这种制度被近代西方人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先生也曾说:“中国的考试制度,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在科举制产生之前, 统治者在人才选拔机制上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经历了西周的世袭世禄制、秦朝的军功封爵制、两汉的察举制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这些制度无疑可以为统治者选拔一些人才, 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利于平民百姓中的优秀人才入仕, 也不利于统治者挑选真正的人才。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选拔官员, 科举制便应运而生了。它通过考试的方式, 使人才选拔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 也使选官有了制度性保障, 因此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高考, 一般指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高考是考生选择大学和进入大学的资格标准, 是国家考试之一。“文革”十年, 废除了高考制度, 大多数青年中学毕业后就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那时也有读大学的, 就是被推荐上的“工农兵大学生”, 这就和汉代的举荐差不多, 推荐很难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 更何况, 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中, 所以那些推荐人难免有“任人唯亲”之嫌。“文革”终于结束了, 1977年10月12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意见, 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自此, 我们迎来了新时代的高考。

二、考试的程序

科举考试在程序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公平、公开、公正精神的追求。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 统一考试, 平等竞争, 择优录取, 公开张榜”的原则, 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 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 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

科举制度基本上防止了官吏滥用职权。这主要体现在从试题的命制到批阅都很难做手脚。比如:宋代科考中的“锁院”、“糊名法”、“誊录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以权谋私。

科举制度在一定层面上提高了公众的文化素质。“十年窗前勤苦读, 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子弟也能通过考试入仕为官。而且一个人中举会影响到周围的许多人, 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大有好处的。

现代的高考制度在程序上也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 具体有:现代高考制度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试面向全国公民, 不论出身、社会地位、没有民族、性别区分, 只要能达到全国统一考试的要求, 就可以进入高校学习。

从试题的的选择到试卷的批阅都遵循一定的程序。例如, 参与试题命制的人是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的, 这就保证了试题的绝密, 对考生身份的仔细判别, 对试卷实行“密封制”等, 避免了高考作弊.

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在当今中国普通老百姓也认识到了高考的重要性、读书的重要性, 这就普及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素养, 这也会感染社会, 我们的社会才会出现“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

三、从科举制度的弊端看现代高考制度的弊端

(一) 科举制度的弊端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 科举的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 因此, 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 思想逐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在清代科举最致命的弱点是, 在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当时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例如, 清后期实行洋务运动, 创办了一批新式企业, 这些企业需要运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 而出身科举的人对这些是非常的陌生的, 无法胜任工作。这时, 有识之士提出“废科举、兴学堂”, 1905年, 随着一纸诏令科举制终于消亡。

(二) 高考制度的弊端

我们现代的高考制度到底有没有弊端呢?第一、“让学生不堪重负”是社会对高考谴责最多的。第二、高考对素质教育的影响:高考片面追求升学率, 所以各学校基本上就是应试教育, 因此素质教育搞不好根源在于考试制度。第三、“同一张考卷不同录取分数线”, 统一高考分数线不统一。比如上北京的大学, 北京当地学生的分数就要比其他地方学生低许多, 这也是当今社会人们对高考不公平的谴责, 但却无能为力。第四、“高分低能”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在高考改革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腐败现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预防职权的滥用, 尽量避免这些弊端, 而不是因噎废食般取消考试制度。

四、结语

我们要用继承和发展的观点认识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变革和发展。我们要继承科举制度中好的东西: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完善考试制度, 有利于人才选拔;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危害严重;我们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观念。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联系现实:我国当前推行的考试改革体现了组织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国家职能。我国的考试改革要始终坚持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 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 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原则。这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反思科举考试留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的现代高考制度将会变得更完善, 我们的高考改革也会顺利进行下去了。

摘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 同时也是一种与教育紧密相关的考试制度。1905年9月2日, 随着光绪帝的一纸诏令, 绵延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高考, 指的是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我国从1977年恢复高考, 三十多年以来, 经历了多次改革, 发展到当今, 我国高考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然而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符合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要。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 它必然会出现不能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因此, 在科举被废除一百多年之际, 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 纵观科举制度的兴衰历史, 探究其与当今的高考制度有没有关系, 有什么样的关系, 做到以史为鉴。

关键词：科举,科举考试,现代高考制度

参考文献

[1]古代文化常识[M].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2]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3]宋小梦.理性对待高考改革[M].

宋代档案修缮制度和销毁制度 篇10

一、宋代之前的档案修缮制度发展及宋代档案修缮制度概况

1. 宋代以前档案修缮制度的发展。

档案修缮制度是指对档案进行定期修缮的管理制度。档案是国家、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历史记录, 档案的本质属性是信息, 但是任何信息都是要以一定的形式反映出来, 在不同时期由于档案材料的不同, 保存条件和保存方法都有所不同。对于不同的材质的档案, 信息丢失的可能性不同, 档案修缮的要求和方法也不一样。在商代, 国家专门设置了“史官”对文化、文书和文册进行制定和管理, “史官”的职责和今天的政府秘书或者档案管理人员的功能相似。由于那时候文字、文书都属于部分人享有的特权, 一般人对这些都不了解, 因此那时候的档案和文书、文字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概念。商代的文字载体是甲骨, 那时候的档案管理也就是对包括占卜刻辞、卜事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等四类文书资料的保管, 是我国现存最早、较系统的官府文书。由于甲骨的稳定性的特点, 在商代时期并没有专门的制度对档案进行修缮。进入西周以后, 文字的载体以竹木简的形式出现, 文字的普及率也随之增高, 在职官制度上, 宋代设立了以太史为首的“太史寮”作为档案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起草文书、记载史书、保管国家典籍、向各个诸侯传达命令等事务。除太史以外, 还有了比较细化的掌管王朝内外档案的组织人员, 即大史、小史、内史、御史和外史。在管理制度上, 西周形成当时非常领先的史官记注制度, 但是依然没有出现档案修缮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化从一种贵族特权发展成为普及的知识, 文书档案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形成了日常政务文书、民用契券及专门档案, 文书档案工作逐渐由之前的史官工作当中分离出来, 专门设立了管理档案的职官。在管理制度上开始出现了档案的分类、保存和鉴定制度, 档案修缮也作为档案保存工作的一部分开始出现。秦汉时期, 中国的档案管理飞速发展, 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制度都趋于完善, 档案修缮制度也成为了档案管理的日常事务。尤其在汉代, 朝廷为了弥补秦代“焚书坑儒”带来的文化失传问题, 皇帝命令萧何等重要大臣广罗天下书籍, 分别保存到在各地建造的书院当中, 对那些遭遇到毁损破坏的书籍文书组织人员进行修补校订, 在档案保存的过程也十分重视档案的完整性, 对那些受潮湿、火灾或者蛀虫损坏的档案也专门设置职官进行修缮, 在这一时期档案修缮制度成为了档案管理制度的日常制度。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以后, 书籍形式进一步发生变化, 从当初的甲骨文、金文到秦汉时期的以竹木简为主的档案材料发展成为以纸质档案为主的档案材料, 在保管上要求更高, 档案修缮要求也更高。在唐代, 虽然档案管理工作尚未完全从文书管理工作中独立出来, 形成了“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三省分权运行体制, 但在制度上文档官吏进一步专职化, 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专业化。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唐代时期的法律对档案的收集归档, 整理鉴定, 销毁利用等方面都作了更加明确和细致的规定, 《唐六典》的出现使档案管理制度走向了法制化。到了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深刻明白“以史为鉴”的道理, 他认为“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 因此非常注重史书的修缮、编纂和保管, 在贞观年间, 在皇帝主持下对《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及《北史》等重要史书都进行了修订, 这个过程当中档案修缮制度得以完善, 宋代的档案修缮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的。

2. 宋代的档案修缮制度概况。

在唐代档案修缮的制度基础上, 宋代又进一步加大了档案管理制度的规范力度, 档案管理制度从文书档案当中逐渐独立出来。在一般的政务文书以外, 还有“赋役档案”、“律法档案”和各种形式的“例”。同时, 宋代的档案管理的职官制度也进一步发展, 档案管理的分工更加细致, 在宋代的档案管理的职官当中有“中书舍人”、“事中”、“司谏””、“书令史”、“翰林学士”、“主事”、“录事”、“令史”等从事档案管理的职官。在制度上以《庆元条法事类》为代表的档案管理立法也开始形成, 以法律的形式对档案管理行为进行约束, 档案管理制度区分更加细致, 规范和操作也更加完善。在修缮制度的规定上根据《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七的具体规定, 凡是那些重要档案材料, 都要保存较长的时间, 管理上要受到特别的对待, 不仅按照一般规范进行编制目录, 还要编写字号进行“别库架阁”保存[1]4, 并需及时晾晒, 以防止霉烂, 对于那些因为外界原因或者材料本身出现问题造成字迹模糊或者缺损的, 根据不同的档案类别组织“翰林学士”或者“书令史”进行修缮, 在修缮的时候要严格按照原来档案的纸张、字体进行, 对于大篇幅损坏的, 要重新抄录, 抄录要求在纸张、字体上同样不可出现“异样”, 这一制度规定确保了档案资料的内容的完整, 确保那些重要的需要保存长久的档案不会发生毁坏。在一些特别领域也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比如司法档案在大量的皇帝诏书当中都进行了规范, 要求大理寺、刑部司法机关的案牍, 要在中书省档案库内设专架放置, 以便利用。仁宗天圣十年五月十日诏:“法寺断案奏典……自今委理寺每断奏后一月实封关送, 刑部遣吏别置簿历管勾, 立便于中书刑房点对承领, 用堂印封送, 赴省置库架阁, 无得交杂损失。如诸处合要照证, 即上历封送, 常切拘收。”从内容当中可以看出来, 诏书对狱案文书的归档、保管及利用的具体要求, 其中负责保管的职官, 在不同的岗位具有不同的职责, 任何岗位上都要确保档案的完整性, 对于那些不完全的档案要追究相应的管理责任, 同时要求负责官员定期查看, 发现缺损及时补充, 这就使得档案修缮工作成为档案保管的日常性工作, 这些做法和管理思想对今天的档案管理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档案销毁制度的形成与宋代档案销毁制度的特点

档案销毁制度在隋唐时期也逐渐形成并且趋于完善, 到了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发展推进了文书档案的大量出现, 同时国家十分重视文书档案的管理, 因此到了唐代国家不仅在各地设置了专门放置档案的院、馆, 设置了专门的职官, 还对那些旧的档案进行定期鉴定, 对于被认为没有价值的档案进行销毁, 这些程序在唐代已经非常发达。在唐代的法律当中规定了那些专门进行档案管理的机构要对归档文案进行“检简”。也就是组织人员专门对档案的质量和价值进行分析、研究、检查, 判断哪些档案应该永久保存, 哪些档案在保留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销毁。为了能够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唐律疏议》中有所记载:“文案不须常留者, 每三年一拣除。”这是规定了档案鉴定的时间。《大唐六典》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凡天下制敕计奏之数, 省符宣告之节, 率以岁终为断。京师诸司, 皆以为四月一日纳于都省。其天下诸州, 则本可推校以授勾官, 勾官审之, 连署封印附计账纳于督省, 常以六月一日, 都事集诸司令史对覆, 若有隐漏不同, 皆附于考课焉。”[2]20可见, 在唐朝时候, 档案管理制度已经发展十分成熟。

到了宋代时期, 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档案数量的剧增, 这给档案管理机构和人员带来了更大的管理难度, 因此档案销毁制度又更加重视, 档案管理的立法不仅大量出现, 还出现了专门规范档案销毁制度的条文。北宋时期的《宋刑统》和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中都有相应的规定。比如在条文中出现“诸制书及重害文书, 若祥瑞, 解官, 婚, 田, 市估, 狱变之类长留”、“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 留十年, 每三年一检简”以及“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 留十年, 每三年一检简, 申监司差官复讫除之, 其有本应长留者, 移于别库籍内, 仍随事朱书, 所除所移年月同复官签书”[3]64等相应的规定, 这些法律规定构成了宋代的档案销毁制度体系。具体来说, 包含了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 同时对档案鉴定规定了以内容作为判断重要性的依据, 档案鉴定的程序也规范得更加严密, 鉴定以后的档案销毁也规定了相应的程序, 确保了档案管理制度的有序推行。

宋代的档案修缮制度和档案销毁制度既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 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制度的发展是在之前时代的基础上一步步进步的。其中档案修缮制度形成于秦汉, 成熟于隋唐, 到了宋代随着文化的发展, 档案修缮制度自然就发展得日趋完善。档案销毁制度也是在唐代成熟的, 到了宋代档案的数量进一步增加, 档案管理上通过档案鉴定对价值不同的档案, 保存时间有所差异, 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档案鉴定标准, 以及对档案进行销毁的完备的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黄斌.我国宋代司法档案管理初探[J].云南档案, 2009 (5) .

[2]唐六典·三师三公尚书都省[M].三秦出版社, 1991.

国外好人制度相关法律制度借鉴 篇11

关键词：立法借鉴；法律移植；见义勇为

一、美国

美国有部专门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的。它规定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赦免。

二、加拿大

“无论习惯法如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 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 中的一条规定。在加拿大， 制定见义勇为的相关法律是为了打消施救者担心的因施救不当而惹上官司的顾虑，以防止他们事后成为被告。

三、法国

法国则偏向于惩罚在紧急情况下见死不救的人。法国刑法规定， 当他人遇到危险而没有提供救助，可被处以6年监禁和相当于7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新加坡则站在保护施救者立场上制定相关法律条款。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 3倍的处罚。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四、新加坡

新加坡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在新加坡，见义勇为已经借由道德的法律化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法律义务。

其实我国可以借鉴欧美及新加坡等国的相关法律，制定有关条例，加大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者的保护力度。一方面，加强对助人者的保护，制定“好心人免责条款”等，使助人者不会因为紧急情况下施救而成为被告甚至承担法律责任，必要时由政府承担助人者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带来的无法预知的后果，在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个人认为助人为乐并不是就等于法律免责，只有在重大过失或是故意的情况下导致损失的发生，施救者还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其中的免责条款是针对一般过失而言的。另一方面，加大对被助者诬陷助人者行为的惩处力度。其次，加强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行为的司法保护。严格举证责任，在事实无法认定、证据存在疑点的时候，判决尤其应当谨慎。英国法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 —好比污染水源。” 不只是有保护助人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许多国家目前还有强制“助人的法律。”当然在我国这势必会引发“见危不救”是否应立法的强烈讨论。国外这些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在哪些情况下，发现“危难”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受困人，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如果将来我国将“见危不救”列入法律调整范围之内的话也可以借鉴他国这方面的立法。

不可否认的是，要使雷锋精神的保障机制得以实现，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也紧密相关。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然而一个有英雄却不知尊重、不知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怜的民族。如果只是每年的雷锋日去鼓励大家行善，对于转型中的社会道德的建设与发展，那也只会是隔靴搔痒而已，我们要从制度的根本上去直视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之道。使我们的民族出现更多的“雷锋”，尊重珍惜“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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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篇12

关键词：土地制度,农地制度,综述

一、土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土地制度还未有统一的概念, 基本认为分为城市土地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农民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利用高度相关,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 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 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 相对于农村, 土地制度对城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陈道 (1983) 认为, 土地制度等同于土地所有制, 在《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中认为土地制度亦称“土地所有制”, 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中土地所有关系的总称, 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宪 (1989) 认为, 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流转制和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构成的一切有关土地的社会经济制度。周诚 (1989, 2003) 认为, 土地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 诸如土地利用方面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规划制度等;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等;土地价值方面的地租制度、地价制度等;还包括国家的地籍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则只涉及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三大方面[1]。

随着产权在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视, 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土地制度是围绕土地的存在和使用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关系。张朝尊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关系。马克伟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因利用土地而产生对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等诸方面关系的总称。土地所有制及土地使用制是土地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大方面。高尚全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 主要解决土地归属问题, 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对于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产权制的划分是基于当时对产权概念认识的分歧, 现在基本上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21世纪初, 很多学者认为, 土地制度就是土地产权制度, 关于地权问题的研究得到普遍关注。

由于土地经济关系需要得到法律上的反映、确认和规范, 产权的法学研究强调法权关系, 部分学者认为, 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法权关系的制度化。张月蓉 (1992) 认为, 土地制度是在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经济关系和土地法权关系制度化的总和, 它反映着因利用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2]。郑景骥 (2006) 认为, 土地制度是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包括经济关系, 也包括法权关系, 前者属于经济基础, 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一般认为, 产权是法权的本源, 法权是产权的反映。二者相辅相成。

近年来, 对土地制度的认识逐渐趋向广义和狭义概念两种。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 主要有土地所有、土地使用、土地管理及土地利用技术等方面的制度, 即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制度内容。狭义的土地制度是指约束人们土地经济关系的规则的集合, 是关于人们之间围绕土地所有、使用、收益而发生的生产关系制度, 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土地经济关系, 是一种经济制度, 即土地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 土地制度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土地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 即土地法律制度, 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法规上的体现 (刘书楷, 2004;卢新海, 2006) 。一般而言,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国家管理制度三大部分。郑景骥 (2006) 则认为, 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一切有关土地的制度;狭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使用制和管理制度[3]。基本上顺延了周诚在1989年提出的土地制度广义与狭义概念。

从区域上讲, 城市土地包括三个层次:A城市市区的土地, 即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B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C城市行政管理区范围内的土地, 即包括城市郊区 (县) 范围内的土地。这三个层次的土地构成了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 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活动 (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居民消费等) 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中进行[4]。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限的城市土地是否能集约高效地利用, 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 土地发展权近年来得到中国学者的相当关注, 张安录 (2000) 、胡兰玲 (2002) 、程烨 (2003) 、孙弘 (2004) 等对土地发展权制度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城市土地是由农村土地发展来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一大部分农村土地就相应转化为城市土地。于是关于耕地的保护变得严重, 土地管理及用地管制制度主要集中于耕地的保护。

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农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简称, 反映农村土地经济关系。与城市土地不同, 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农地广义上讲是指法律规定由农民集体所有的一切土地, 包括耕地、宅基地、其他公共用地等;狭义上讲是指农业用地, 包括耕种或畜、牧的土地。中国理论界对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研究, 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1983年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 农村土地制度本身首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重点, 文迪波、梁秩森和知少波 (1987) 、安希极 (1988) 、杨勋 (1989) 、张朝尊和吕益民 (1990) 、雷厚礼 (1991) 等主张土地国家所有制, 李庆曾 (1986) 、李永民和李世灵、魏正果 (1989) 、蔡继明 (2005) 等赞同私有制, 骆友生、张红宇和高宽众 (1988) 、陈吉元、邓英淘、姚刚和徐笑波 (1989) 、周诚 (2000) 等坚持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 曲福田、孙鑫 (1991) 、张新光、贾金荣 (2004) 、白永秀、周天勇、胡慧洁和陈曦 (2005) 等主张实行混合所有制等等。

刘书楷 (1989) 认为, 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 基本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本国情, 农村土地制度改建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 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 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建立健全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机制[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为了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 农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应以更高效率被使用。1998—2000年间对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特别关注, 土地制度创新的实践在部分地区不断涌现, 主要集中于对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率先产生的“四荒”使用权拍卖的总结, 以及对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总结。还试图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方向, 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学者日渐增多。林毅夫 (1992) 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应沿着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和提高劳动激励的路径发展;周其仁 (1995) 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间的互相协调;杨学成、史建民、靳相木和薛兴利 (1997) 等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应围绕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 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同时耕地大量减少, 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2003年以来对三农问题特别倾注, 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 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如何保护耕地承包权和耕地减少等问题。农地私有或有限的小土地私有制等观点成为大家争论的课题。关于耕地大量减少问题, 杨小凯 (2003) 、牛若峰、文贯中、邓大才 (2004) 等学者认为, 出现征地狂潮、农地交易失控的根源是制度失灵导致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公共性”导致在地权分配的相关主体中, 除了农民和中央政府外, 其他主体都有多征用土地的内在激励机制。土地私有化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 是解决行政性土地调整和农地转为非农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研究, 也从20世纪末的农地流转必要性及实践研究转为21世纪的农地流转动因、模式、机制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构建的研究等。研究显示交易成本的高昂、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制约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因素, 认为规范的、长期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 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中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是流转问题的关注热点之一。党中央明文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 有学者认为, 这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 也有人为这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表现, 有助于土地责权明晰。流转问题似乎比所有权归属更显重要, 构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适宜的农村土地制度尤为重要。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对理论和政策的要求, 为我们留有尚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三、总结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 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 同时耕地大量减少, 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保护耕地、农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更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周诚.土地经济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9:140.

[2]张月蓉.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途径[G]//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2:377.

[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3.

[4]卢新海.城市土地管理与经营[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