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协议效力

仲裁协议效力（精选7篇）

仲裁协议效力 篇1

摘要：仲裁协议作为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 具有很强的民间性, 当事人既然合意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 就表达了受仲裁约束的愿望。然而, 实践中存在着大量不规范仲裁协议, 如何认定其效力, 不仅要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还要充分尊重合同解释规则。

关键词：仲裁协议,不规范仲裁协议,效力

一、仲裁协议

1仲裁协议概念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将业已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特定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一种共同意思表示。作为仲裁制度的基石, 仲裁协议一旦依法成立, 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产生一种“妨诉抗辩的效力”, 对当事人, 则丧失了就特定争议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对仲裁机构, 则具有了受理特定争议案件的依据;对法院, 则排除了其对特定争议事项的管辖权。因此, 仲裁协议的效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1]。

2.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及无效情形

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 仲裁协议内容必须具备三要素:一是要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是要有仲裁事项;三是要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同时, 我国《仲裁法》第17条还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仲裁协议无效: (一) 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 (二)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三) 一方采取胁迫手段, 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3.不规范仲裁协议

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是指有明确的仲裁意愿, 但是约定的内容不完整或者表述不明确的仲裁协议, 即不完全符合生效要件, 或者当事人对约定内容的表述不清楚不准确的仲裁协议。不规范的仲裁协议并不属于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 因此不能当然的认为其为无效仲裁协议;同时, 不规范的仲裁协议不能完全保证仲裁顺利进行, 需要通过补充协议来进行补救, 补充协议不是必然能够达成的, 所以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效力处于待定状态, 这种状态很容易引起争议, 一方面可能造成争抢案源, 产生仲裁机构之间或者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 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互相推诿, 当事人投诉无人受理的现象发生。

二、不规范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

《仲裁法》第18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对于不规范的仲裁协议, 如果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仲裁事项或对仲裁机构的选择存在不可解释或无可弥补的缺陷, 则仲裁协议无效。但如果仲裁协议虽然内容不完整或者表述不明确, 但是可以由法院或仲裁机构通过解释当事人的立约本意或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补充完善, 则仲裁协议仍然可以被确认为有效。

下面具体讨论几种不规范仲裁协议情形及其效力如何认定问题。

1.仲裁机构名称不规范的仲裁协议

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 必须指明由某个具体的仲裁机构仲裁, 否则该仲裁协议不具有可执行性, 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 一个规范的仲裁机构名称的表述应当是地名+仲裁委员会, 如北京仲裁委员会, 洛阳仲裁委员会。而实践中, 当事人并不都能准确地表述仲裁机构的名称。纠纷发生后, 一方当事人往往以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不明确为由提出管辖异议, 法院也常常认定此类仲裁协议无效, 例如,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仲裁协议中表述“某市仲裁委员会”不存在为由而认定仲裁协议无效[2]。又如,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可提交深圳市有关仲裁机构裁决”, 人民法院认为深圳市现有深圳仲裁委员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两个仲裁机构, 故合同中有关仲裁机构的约定不明确, 仲裁协议无效。法院裁定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5条、第146条。按照该规定, 当事人有仲裁协议而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 失效或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 或者约定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机构权限的, 人民法院有权依一方当事人的起诉而受理案件。

笔者认为, 我国《仲裁法》第18条规定, 对仲裁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 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才无效。上引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与《仲裁法》相冲突,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前者的效力低于后者。因此, 法院否定仲裁条款的效力, 直接受理这类案件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 从探究当事人的真意出发, 不能因为仲裁协议文字表述上的不完整或不准确而否定当事人的仲裁意愿, 只要能从仲裁协议的文字上推定或判断出当事人的选择, 或者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上推定或判断出当事人的意愿, 就应当肯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另外, 如果当事人指定的仲裁机构有错误, 或未明确指定具体的仲裁机构, 或所指定的仲裁机构不可能进行仲裁, 但如果能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其他规定或者有关语言文字和其他情形中能合理地表明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的真实意图包含了某个仲裁机构, 或能合理地推定仲裁机构的, 仲裁协议应为有效。比如当事人约定由“北京市著作权仲裁委员会仲裁”。由于我国并不存在著作权仲裁委员会, 但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中, 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当事人选择了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因而仲裁协议应为有效。

但是,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约定的仲裁协议中不能合理地推断出受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 仲裁协议即有待当事人补充, 例如, 当事人约定“由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或“由当事人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地仲裁”, 再如约定的地点根本不存在仲裁委员会的, 例如, 约定“开封仲裁委员会仲裁”, 而开封根本没有设立仲裁委员会。这样的仲裁条款无法确定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 因而属于内容不明确的仲裁协议, 应由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 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即为无效, 人民法院有权受理案件。

2.同时约定两个或多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

同时约定两个或多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 如“发生争议后, 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 将争议提交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或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有学者主张将此类仲裁协议视为一种内容不明确的仲裁协议[3]。其理由是其中的仲裁机构不确定, 协议中提到的两个仲裁机构谁都不能无可争议地受理案件。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第一, 此类仲裁协议已就将争议提交仲裁及仲裁事项作出了约定, 表明当事人已经具有通过仲裁而非诉讼来解决争议的合意, 根据或裁或审原则, 此类仲裁协议表明当事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向法院诉讼的权利。如果简单地宣告这些条款无效, 而由法院受理一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 则不符合当事人双方的合意。

第二, 在订立该条款时, 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 合意完全是其真实意志的产物, 当事人应当受到已包含了仲裁事项的内容的条款的约束,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单方面否定该合意的效力, 如果简单地宣告该条款无效, 也会纵容违反仲裁条款的行为。

3.当事人仅约定了仲裁地点, 没有约定仲裁机构名称的仲裁协议

我国仲裁机构并不是完全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立的, 因此, 有些地点可能设有若干仲裁机构, 而有些地点可能只有一个仲裁机构, 还有些地点可能根本未设立仲裁机构。在实践中, 当事人往往出于对诉讼级别管辖的惯性理解, 仅仅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仲裁地点, 就以为已经对仲裁机构约定明确了, 但是实际上仅约定了仲裁地点, 而没有约定仲裁机构并不总是能确定仲裁机构的管辖权, 仲裁地点也不是我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的必备要件。对于当事人约定了仲裁地点, 但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应当区分不同情况, 分别确认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共有三个相关文件, 作了不同确认。一是确认无效。1997年3月19日, 在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合同仲裁条款中双方当事人仅约定仲裁地点, 而对仲裁机构没有约定。发生纠纷后, 当事人就仲裁机构达不成补充协议, 则“认定本案所涉仲裁条款无效”;二是确认有效。1998年7月6日, 在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合同中虽未写明仲裁委员会的名称, 仅约定仲裁机构为‘甲方所在地仲裁机关’, 但鉴于在当地只有一个仲裁委员会, 即石家庄仲裁委员会, 故该约定应认定是明确的, 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三是根据仲裁协议达成的时间确认。1998年10月26日, 在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后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前, 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只约定了仲裁地点, 未约定仲裁机构, 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定了在该地点依法重新组建的仲裁机构, 仲裁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4]。

从上述三个文件看, 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标准似乎宽严不一, 笔者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文件符合了《仲裁法》的基本精神, 也符合情理。首先, 当事人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 排除了诉讼;其次,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 虽然没有明确仲裁机构的名称, 但是当事人约定了仲裁地点, 通过仲裁地点即可确定仲裁机构, 因此, 这类仲裁协议有效。

4.既约定仲裁, 又约定了诉讼的仲裁协议

对既约定仲裁又约定了诉讼方式的仲裁协议, 在实践中较为多见, 如仲裁协议约定:“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 或者请求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或者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对这类仲裁协议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当事人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 (法经[1996]110号) 答复中指出:“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中解决争议的条款既涉及涉外仲裁机构仲裁, 又约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按照本院有关司法解释, 该仲裁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是, 我国实行或裁或审原则, 仲裁和诉讼两者之中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 仲裁和诉讼不能同时进行, 而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 没有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虽有仲裁的意思表示, 但也有诉讼的意愿, 因而当事人的仲裁意思表示不是明确的、确定的。据此, 仲裁和司法实践中, 法院和仲裁机构多以这类仲裁协议违背或裁或审原则为由而否定其效力[5]。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首先, 从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出发, 当事人在该仲裁协议中表达了将其纠纷提请仲裁的意思。该仲裁协议中的前半部分包括了“请求……仲裁”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 (仲裁事项) 、“北京仲裁委员会” (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 完全符合《仲裁法》对仲裁协议三要素的要求, 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无疑是明确的。

其次, 当事人不排斥诉讼, 并不与或裁或审原则相违背。因为当事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或者仲裁, 或者诉讼”, “或者……或者”的含义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择其一, 这就完全符合了或裁或审原则的要求。这一仲裁条款本身就意味着无论仲裁还是诉讼均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6], 但当事人只能在仲裁或诉讼中选择一种方式进行, 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先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优先选择仲裁或诉讼的权利, 亦即以行为的方式确定管辖权。

第三, “信守契约”是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双方关于既可以仲裁, 又可以诉讼的合意完全是其真实意志的产物, 当事人应当受其约束。既然无论仲裁还是诉讼都不违背双方的意愿, 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时, 另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异议。即使其提出异议, 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驳回。

第四, 直接认定此类协议无效, 缺乏法律依据。认定某一合同 (条款) 无效, 应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 这是私法自治的基本要求。我国《仲裁法》第17条规定的无效仲裁协议的事由中, 并未包括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情形。《仲裁法》第18条也仅是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 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对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也未置明文。直接将这类仲裁协议作无效认定, 显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违背了当事人的仲裁意愿。

5.当事人仅约定了适用的仲裁规则的仲裁协议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明确指出仲裁机构的名称, 而是仅约定了适用的仲裁规则, 仲裁协议并不因此必然无效。仲裁规则并非我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的仲裁协议的必备条件, 但是如果能够从当事人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明白无误的推导出符合立约本意的仲裁机构, 那么该仲裁协议应当视为有效。

6.否定仲裁裁决终局性的仲裁协议

此类裁决, 如“发生争议, 向某某仲裁委员会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此类仲裁协议, 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其属于无效的仲裁协议, 理由是该协议违反了《仲裁法》规定的一裁终局的基本制度[7]。但也有学者认为属于不明确的仲裁协议, 由当事人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才无效[8]。

对这一问题未见有司法解释和地方法院的文件规定。在这里, 笔者认为, 此类仲裁协议应当属于有效仲裁协议。因为在“对仲裁不服,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表达之中已经肯定了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 并且这种意思表示是明确、肯定无歧义的, 应当确认仲裁协议有效, 但当事人关于不服仲裁裁决, 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 因违背一裁终局而无效。但由于仲裁协议属于一种合同性质, 所以根据部分违反法律规定部分无效的原理, 未违反法律规定的部分应当有效, 因而该仲裁协议中关于仲裁的部分条款是有效的。

三、结束语

不规范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时, 绝不能当然认定其无效, 而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充分体现意思自治原则, 并合理地结合合同解释原则进行判断。才能真正地使仲裁制度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乔欣.仲裁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2]张斌生.仲裁法新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3]肖永平.中国仲裁法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4]乔中龙.关于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几个问题——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协议的司法文件.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 (8) .

[5]王生长.仲裁协议及其效力确定.中国仲裁.2002, (7) :23.

[6]乔欣.仲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97.

[7]刘敏, 陈爱武.现代仲裁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8]肖永平.中国仲裁法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仲裁协议效力 篇2

关于确认仲裁协议为有效协议的标准问题

(一) 仲裁法的基本规定

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仲裁协议内容必须具备三要素：一是要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是要有仲裁事项;三是要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法》第十条和国务院有关重新组建仲裁机构的文件规定，仲裁委员会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其名称，一律为地名+仲裁委员会，如上海仲裁委员会。

(二)不规范仲裁协议的表现形式

由于《仲裁法》实施时间不长，新的仲裁制度、机构名称和设置等远远未被当事人了解等因素，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不少不规范的仲裁协议。归纳起来有：第一、约定了仲裁地点，但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虽然有约定，但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的方式、术语不规范。如有的约定：争议在“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仲裁解决”、“争议所在地仲裁解决”等;有的约定：争议由“本市仲裁机关仲裁”、“本市有关部门仲裁”、“县工商部门仲裁”、“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等;有的约定：争议由“XX市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仲裁”等。第二、同时约定两个仲裁机构仲裁。如约定：争议可提交“A市有关仲裁机构仲裁”或“B市有关仲裁机构仲裁”等。第三、既约定仲裁，又选择诉讼。如约定：发生争议向“合同履行地(签订地)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争议由“合同履行地仲裁机关仲裁，对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等。

(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对上述各类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是否一律认定为无效呢?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复函和通知中，就一些条款不规范的仲裁协议的效力作了确认。

1.对在《仲裁法》施行前当事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类仲裁协议如系依法订立，则仲裁协议继续有效，有关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应当告知其向依照《仲裁法》组建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这类协议由于依照《仲裁法》实施前的有关规定签订，一般表述为“市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仲裁”等，应视为有效协议。

2.对约定了仲裁地点，而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共有三个相关文件，作了不同确认。一是确认无效。3月19日，在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合同仲裁条款中双方当事人仅约定仲裁地点，而对仲裁机构没有约定。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就仲裁机构达不成补充协议，则“认定本案所涉仲裁条款无效”;二是确认有效。7月6日，在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合同中虽未写明仲裁委员会的名称，仅约定仲裁机构为‘甲方所在地仲裁机关’，但鉴于在当地只有一个仲裁委员会，即石家庄仲裁委员会，故该约定应认定是明确的，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三是根据仲裁协议达成的时间确认。

1910月26日，在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后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前，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只约定了仲裁地点，未约定仲裁机构，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定了在该地点依法重新组建的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

从这三个文件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标准似乎宽严不一。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文件符合了《仲裁法》的基本精神，也符合情理。

首先，当事人有将争议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就仲裁事项(即争议)约定了仲裁地点，无疑表明其愿意将争议在该地点仲裁解决，而不是诉讼解决，这就能满足《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仲裁协议内容的前两项要求。

其次，通过仲裁协议中的“地点”可以明确仲裁机构。

第一，争议当事人同一行政区域。设当事人同为南京市A区、B区或C县，约定的仲裁条款，表述为在“南京市”或“南京市A区”或“南京市C县”中的任一个“地点”仲裁。而南京只有一个南京仲裁委员会，并且区、县都属于南京管辖，但又不设仲裁机构，应当确认该地点依法组建的仲裁机构，即南京仲裁委员会有权管辖。因此，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仅存在，而且是明确的，应当有效。

相反，如果认为这种情况下，由于区、县没有仲裁机构，所以，仲裁协议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存在或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必须再就仲裁机构补充协议，否则仲裁协议无效，显然，违背情理。即使该仲裁协议是在《仲裁法》实施后，仲裁委员会组建前签订，那么，该地点的仲裁委员会重新组建后，当事人发生了纠纷，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何以不能享有管辖权呢?显然，要求当事人重新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缺少充分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第二，争议当事人在不同行政区域。设当事人一为南京市、一为上海市，约定的仲裁条款，表述为在“合同履行地(签订地)”或“甲方所在地”仲裁等，这种情形下，依照上述方法同样也是可确认仲裁机构的。其一、如果合同履行地或甲方所在地在上海(不管在上海市行政区域的何处)，同样可以认定仲裁机构是上海仲裁委员会;其二、如果合同履行地在天津，则也可以认定仲裁机构为天津仲裁委员会。

至于对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够规范问题，如“X市仲裁委员会”、“当地仲裁机构”、“合同履行地(签订地)仲裁机构”等，有的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只要具有排他性，在逻辑上不会发生歧义的，应视为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约定明确。”(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西中法[]12号)笔者认为，对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术语不规范的仲裁协议，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比较妥当。这种做法，既符合仲裁法规定精神，也符合情理，更重要的考虑到了当事人的意愿。当然，如果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点，没有依法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则应要求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但总的.说来，只约定仲裁地点，未约定仲裁机构，或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规范，通过确认可以明确仲裁机构的，不能视为无效。

国际商务仲裁实践中，仲裁越来越得到法院的支持。“一般法院都会尽所有可能给一条不太妥善的仲裁条款或协议有可行的解释，重要是有‘arbitration’(仲裁)这个字出现，表示双方确有此意图来解决将来争议。”即使仲裁协议指定不存在或错误的仲裁机构的，也“一般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可行性。”在英国、美国、香港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法官或中止诉讼，要双方去仲裁，或不认为这种仲裁条款是无效或无法实行，或判这种仲裁协议有效(均见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P112-11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7月第1版)。我国实施《仲裁法》确立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仲裁制度，同样有赖于人民法院的支持，对不规范的仲裁协议在符合《仲裁法》规定精神的基础上，作宽泛解释，而不是形式主义的认定。

3.对同时约定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1998年12月12日，在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当事人订立的仲裁条款中约定‘合同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或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该仲裁条款对仲裁机构的约定是明确的，亦是可以执行的。当事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的即可进行仲裁。”笔者认为，由此也可以认定：国内仲裁中，选定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同样应当是有效的。

4.对既约定仲裁又选择诉讼的仲裁协议，《仲裁法》实施以来，未见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任何文件涉及。本文中列举的，约定了仲裁，同时约定“对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应当属于有效仲裁协议。因为这类仲裁条款，实际是约定仲裁在先，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当事人关于起诉的约定，显属无效，只能选择仲裁。那么，对争议约定仲裁，同时又约定可以起诉的仲裁协议效力如何认定呢?有观点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因为此类仲裁条款相互矛盾，当事人仲裁的意思表示和诉讼的意思表示并存，因而不能确定仲裁意思表示有效，诉讼意思表示无效。笔者以为，对此类仲裁协议不宜一律宣布仲裁协议无效。因为，固然不能说仲裁意思表示当然有效，但同样也不能说诉讼的意思表示当然有效。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应结合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表现，作出认定。

第一，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未对仲裁机构受理该案提出异议，则仲裁庭就取得本案的管辖权。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表明，在诉讼和仲裁两种意思之间，其认可了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而放弃了协议书中的诉讼选择。仲裁庭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仲裁协议效力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当事人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也不应作出撤销裁定。

仲裁协议效力 篇3

【关键词】 国际惯例WTO仲裁规则

1.仲裁协议的内容

根据法律要求，仲裁协议必备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一是仲裁意愿，即当事人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当事人愿意接受特定仲裁机构的审理和仲裁机构作出的合法有效的約束仲裁裁决，并承诺自觉履行裁决的义务。二是仲裁事项，是指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它明确了当事人同意将怎样的争议提交仲裁，是直接关系到仲裁机构管辖范围的内容。仲裁机构只能审理仲裁事项内的争议，并作出相应的裁决，否则属于越权审理，仲裁裁决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三是仲裁地点，是仲裁协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程序法上讲，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规定了仲裁机构以及仲裁规则时，仲裁的进行应遵循该仲裁规则；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规则或者选择的仲裁规则对仲裁程序中的某个问题缺乏规定或者规定模糊时，仲裁程序的进行就需要引用仲裁地点所在国的仲裁法律或者其他程序法律加以补充。四是仲裁机构，即经当事人仲裁条款授权受理涉外争议案件并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管辖机构。国际仲裁有两种仲裁形式：常设仲裁机构和临时仲裁庭。常设的仲裁机构往往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如秘书处（局），有确定的仲裁规则作为仲裁的程序依据，拥有专业的仲裁员，仲裁员的指定、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审理形成稳定的运作体系，方便当事人进行仲裁。五是仲裁规则，一般说来，仲裁条款指定了某常设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就认为是接受了该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约束。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即规定，凡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均认为同意按照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2. 仲裁条款的生效要件

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具备齐备的要件，虽然国际上对于仲裁协议的要件没有统一的规范，但是理论上看，主要可分为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类。

2.1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

《纽约公约》第2条规定，仲裁协议应该是书面的，并且是缔约国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之一；《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条第2款也规定，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的，这两者的规定具有普遍意义，我国《仲裁法》第16条也规定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关于“书面”的含义，国际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何对“书面”进行解释，是一个在实践中需要探讨的问题。

2.2仲裁协议的实质要件

《仲裁法》还规定了仲裁协议的一般实质要件，明确仲裁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2）仲裁事项；（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三项内容是仲裁协议生效必须具备的实质要件。我国涉外仲裁协议与国内仲裁协议都必须满足该实质要求，缺少任何一项，仲裁协议都将因内容不具法定要件而没有法律效力。在涉外仲裁的实践活动中，协议缺少法定内容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补充仲裁协议、解释仲裁协议等途径来使仲裁协议完全，从而获得效力。

3.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3.1赋予并限制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当事人签订有仲裁协议的，当争议发生时，任何一方都有权提请申请仲裁，通过仲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这是仲裁协议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仲裁协议，当事人则无权请求仲裁；若一方当事人在无仲裁协议情况下提请仲裁，仲裁机构不予受理。同时，仲裁条款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手段解决纠纷。订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只能进行仲裁，且向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提请仲裁，而不能在法院提起诉讼。

3.2赋予仲裁机构及仲裁庭对争议案件的仲裁管辖权

仲裁属于协议管辖，当事人选择仲裁是自治行为。通过仲裁协议，当事人赋予特定的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对特定的争议具有管辖权，仲裁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必须以仲裁协议为依据。只有存在有效仲裁协议，并且在仲裁协议规定的争议范围内，仲裁庭才有权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

4.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4.1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是解决商事争议的最终结果，如果裁决能得到承认或执行，则争议通过仲裁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反之如果裁决得不到承认和执行，则整个仲裁过程得不到最终结果，整个仲裁努力会付之东流，全部落空，仲裁条款也就失去了意义。根据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以及相关公约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照仲裁裁决写明的期限自动履行裁决；仲裁裁决书未写明期限的，应当立即履行。当事人不予履行的，则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向有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2国际仲裁裁决在裁决作出国（地区）的强制执行

一般来说，如果某一国际仲裁裁决在该裁决作出国（地区）申请执行，则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国家，如法国和我国，都给予外国裁决以及在该国作出的涉外裁决的强制执行以特殊的地位。

4.3国际商事仲裁在外国的强制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较为复杂，主要是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予以调整。当前，外国的仲裁裁决能得到国内的执行，主要得益《纽约公约》在145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承认。《纽约公约》共16条，它规定了公约的宗旨，执行范围，执行程序，申请执行的条件以及拒绝执行的理由。公约的宗旨是“承认及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成之裁决”（第一条第三款），即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裁决，应能在另一个缔约国得到承认并得到执行。

4.4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在国外的强制执行

我国1995年仲裁法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若被执行人或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他应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在实践中，中国涉外仲裁裁决主要通过《纽约公约》在中国境外得以执行。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的有关当局认为，按照该国的法律，裁决中的争议事项不适合以仲裁的方式处理，或者认为仲裁的内容违反该国的公共秩序，也可以拒绝执行。

5. 仲裁时效

仲裁时效是指达成仲裁协议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以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不行使权利的，即丧失通过仲裁程序保护其财产权益的权利。时效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时效公约》规定，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时效为四年。我国《合同法》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因此，我国的当事人要时刻注意时效问题，应当即时行使自己申请仲裁的权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引起时效中断的法律行为，也应注意保存证据。

作者简介：商行，女，中共党员（1991.8-），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主攻国际经济与贸易，2011-2012获上海财经大学科研立项3项。

论仲裁协议中前置条件的效力 篇4

一、前置条件对双方当事人的效力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为了解决商事争议, 而在争议发生前或在争议发生后所形成的愿意将特定争议交付仲裁方式予以解决的合意, 这种合意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之间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独立于主合同而存在的提交仲裁的协议书。有学者非常精辟的从仲裁协议的成立、仲裁协议的内容、仲裁协议的作用、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协议的形式五个方面归纳了仲裁协议的法律特征, 指出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 仲裁协议不仅约束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 还主要约束第三人——仲裁协议指定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 以及被仲裁协议排除了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和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法院。而且就仲裁协议的法律性质, 该学者也认为仲裁协议本质上就是契约, 应具有一般合同或契约所具有的法律特征和效力。[2] (p13-23)

当然, 与一般合同或契约相比, 仲裁协议又有其特殊性。仲裁协议规定的并非是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 而是通过规定以仲裁这种形式来确定当事人在争议解决方式上的权利义务, 即当约定的争议事项发生后, 当事人享有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权利, 并承担着不能向法院起诉的义务, 以此最终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由此可见, 既然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 在提交仲裁前应当经过友好协商, 或直接约定多少天的协商期, 这个仲裁前的条件对双方当事人来说, 按照有约必守, 信守合同的原则, 是具有当然的约束力的。不管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还是单独的仲裁协议本质上作为契约, 就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如果一方不协商, 或不遵守协商期, 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就是一种违约行为。与违反一般合同的救济方式相比, 违约方直接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请求, 非违约方能否要求继续协商?同时对于违反仲裁协议中这个前置条件的当事人的仲裁请求, 仲裁庭该如何处理?是否受理呢?按照仲裁理论的通说, 仲裁协议对当事人最主要的法律效力是当事人应通过仲裁而非诉讼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当事人在仲裁协议项下所承担的具体义务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当事人因此丧失了就特定争议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并同时承担了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义务。若一方当事人违反此项义务向法院起诉, 另一方当事人就有权依据仲裁协议要求法院中止司法诉讼程序, 并将争议交给仲裁机构解决。第二, 由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已同意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解决, 并承认仲裁庭所做裁决的约束力, 所以仲裁协议当事人还承担了履行仲裁裁决的义务。在仲裁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规定的义务、拒不参加仲裁的情况下, 仲裁庭可根据仲裁协议的授权做出缺席裁决, 违反义务当事人仍然要受仲裁裁决的约束。因此, 一方当事人不协商, 或不遵守协商期直接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请求, 仲裁机构处理的依据就是当事人双方的仲裁协议的规定。

二、前置条件对仲裁庭的效力

仲裁庭是否受理当事人的仲裁请求就是看仲裁庭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是否具有管辖权。而仲裁庭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无协议便无仲裁”, 仲裁协议是仲裁活动的“宪法”和“指挥棒”, 是仲裁程序的基石和灵魂。仲裁协议是当事人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依据, 同时也是当事人以合意的形式排除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一切仲裁机构在受理当事人的仲裁申请时, 必须首先审查申请人所提交的仲裁文件中是否包含有仲裁协议, 至少仲裁机构在对初步证据的审查中要确定仲裁协议形式上的有效性。仲裁协议直接赋予了仲裁庭处理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权力, 同时将仲裁庭的权力限制在仲裁协议的范围内。国际条约及各国仲裁法均规定, 如果仲裁裁决的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 有关当事人可以拒绝对该裁决的执行, 而有关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的请求以仲裁庭越权为由全部或部分撤销该裁决, 或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如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3项规定, 若被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之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 或不在其条款之列, 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之外事项之决定者”, 缔约国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

如前所述, 如果一方不协商, 或不遵守协商期, 对于违反仲裁协议中这个前置条件的当事人的仲裁请求, 仲裁庭是否就完全按照仲裁协议的规定不受理呢?笔者认为, 仲裁作为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一种司法外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机制, 仲裁虽然是当事人合意选择的结果, 仲裁程序形式上起源于仲裁协议, 然而仲裁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仲裁协议的形式以及效力、仲裁员的权限、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仲裁的具体进行程序、仲裁裁决的效力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均要受到特定国家法律的规范。内国法如果不承认当事人具有将特定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权利, 如果不赋予仲裁员以审理和裁断争议的权限, 或者不以国家强制力执行仲裁裁决, 那么仲裁活动将无法进行。所以, 一般认为, 国际商事仲裁是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法律制度, 契约性是基础, 司法性是保障。因此, 仲裁庭基于仲裁协议的授权是要顾及仲裁前的前置条件, 但基于仲裁的司法权性又可做适当自由裁量之行为。

首先仲裁庭应当审查该仲裁协议的效力要件, 仲裁协议效力要件是指使仲裁协议具有约束力或可执行性的要素。无论于法理或实践, 只有全面符合法定效力要件的仲裁协议才是有效的仲裁协议, 法院之外的仲裁庭才能将之作为行使或继续行使管辖权的惟一依据, 由此做成的仲裁裁决才有可能得到法院承认或执行。仲裁协议效力要件的这种重要意义决定着对其规范的法律规则应当适当, 否则, 将会严重妨碍仲裁作为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有效工具功能的发挥。

仲裁协议效力要件主要包含以下六个要素:当事人必须具有订立仲裁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仲裁协议的对象依法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协议应当具备必要内容;仲裁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强制性规则;仲裁协议的形式应当合法;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在符合这些要件的情况下, 仲裁庭可以认定对该仲裁案件是有管辖权的。同时, 可以给双方当事人一段合理的磋商期进行磋商, 然后再由仲裁庭审理解决。

发生在1991年的“锐夫动力公司案”就涉及到仲裁协议中的前置条件问题, 在该案中双方当事人香港锐夫公司和上海远东公司在合同第14条名为“争议、索赔与仲裁”的仲裁条款中约定: (1) 由于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和索赔, 双方应尽可能地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2) 除本协议第12条规定的可以原谅的延误和第13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条款所列举的情况外, 任何一方违反协议造成他方损失或根据协议规定可望得到的权利和利益, 受到损害的一方有权自协议规定的履约日起30天内凭必要的书证向造成损害的一方索赔由此而引起的损失。锐夫公司提供的书证应由美国仲裁协会 (AAA) 签署。远东公司书证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CCPIT) 签署。如果一方在证据签署后不接受他方索赔请求, 双方应按以下各款规定, 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 (3) 争议发生60天后, 任何一方如果认为争议未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该方有权提出并要求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SCC) 在斯德哥尔摩按该院规章仲裁解决。 (p79) 从第 (3) 款的规定可以看出, 双方当事人约定了60天的协商期, 而在1991年6月锐夫公司向SCC提出仲裁申请后, 远东公司就以锐夫公司未能遵守14条的程序为由, 指出锐夫公司无权提请仲裁, 在SCC受理后又提出对其的管辖权异议。SCC最终依据14条认定对该案享有管辖权并做出了裁决, 该裁决最后也得到了我国法院的承认。无论是SCC还是赵秀文老师都未论及14条中60天磋商期的问题, 当然根据该案的争议发生日 (1990年2月) 到提出仲裁申请 (1991年6月) , 双方协商的时间远远超过了60天, 而且在第 (3) 款中也使用了“认为”这种主观的表述, 这些原因也许是支持SCC做出裁决的主要依据。

三、审查法院对这个前置条件效力的认定

仲裁协议对法院的效力主要表现为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但是鉴于司法监督对仲裁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 仲裁协议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并非是绝对的。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制度对法院的管辖权做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其中最主要的保留便是在仲裁协议效力方面的审查和裁判的权力, 而这种司法管辖权的效力是最终的。就前面的问题来说, 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提起阶段、仲裁进行过程中或仲裁裁决做出后任何一个阶段以仲裁庭违反仲裁协议中的前置条件为由, 要求有关法院来审查仲裁庭的管辖权的话, 那么有关审查法院该怎样认定这个前置条件的效力呢?在仲裁提起阶段、仲裁进行过程中, 有关审查法院审查的就是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是否满足仲裁协议的效力要件, 这和仲裁庭审查的标准是一致的。如果是在仲裁裁决做出后, 则涉及到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

法院对仲裁裁决实施司法监督的依据在于确保仲裁的合法与公正性。仲裁的基础在于当事人的合意, 非为法定审查理由法院是不应该强加干涉的, 但是如果在仲裁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乃至非法因素, 应当事人的要求对仲裁裁决进行适当的司法审查是促使仲裁正确发展的必要手段。

考察各国仲裁立法, 对于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当事人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二是当事人申请法院不予承认、执行仲裁裁决。虽然各国的司法制度有所区别, 但是对于保障仲裁的自治性和限制司法的过度干预问题上却颇有共识, 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以下简称《纽约公约》) 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国法院作为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主体, 对审查的把握尺度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具体而言:

(1) 尽量减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干预。纵观国际公约和主要国家的相关法律, 均将提请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的理由限定在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 而且这些理由主要是针对仲裁的程序问题。这说明, 各国对于仲裁的态度是明确的, 即尽量限制、减少法院对仲裁的影响和干预, 保证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决定权, 除非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项足以影响公正程序在仲裁过程中顺利进行, 且法院必须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才能介入仲裁。

(2) 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的法定事由被严格的限定。法律规定拒绝承认、执行和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基本一致, 包括仲裁协议无效、仲裁程序不当, 仲裁庭适用的法律不符合当事人的约定等。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仲裁作为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初衷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必须得到纠正, 但是鉴于制度的限制, 仲裁庭在做出裁决后已经没有权利来纠正以后的问题, 此时必须要由法院来行使司法监督的权力。

就我国的司法实践来说,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等文件中, 对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期限做出了明确规定, 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裁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之前必须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实际上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权力统一收归最高司法机关行使,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报告制度”。该制度建立后, 通过各地中、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 大大减少了各地法院可能出现的法律适用错误、执法尺度不一等情况。通过多年的司法审查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并明确了一些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在审查是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包括: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忽视, 对参加仲裁程序、接收仲裁文书的回避以及仲裁庭在确定仲裁管辖权、组庭和送达仲裁文书方面的瑕疵。

综上所述, 对于违反仲裁协议中这个前置条件的当事人的仲裁请求, 仲裁庭基于仲裁协议的授权是要顾及仲裁前的前置条件, 但基于仲裁的司法权性又可做适当自由裁量之行为。在给双方当事人一段合理的磋商期进行磋商的情况下, 按照仲裁协议效力要件的构成审查后再由仲裁庭做成裁决。而对此裁决, 审查法院是认可并支持的。

参考文献

[1]万鄂湘.《纽约公约》在中国实施中的八个问题[J].国际经济法学刊, 2009, (4) .

[2]刘晓红.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理与实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篇5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对于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法院作出裁定后，当事人是否可就该裁定提出上诉?下面就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可否上述。

对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之裁定，当事人不可以提起上诉【1】

关于此观点的理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监民再字第26号，2015-12-15】说得比较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十部分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第402项规定，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属于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明确了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特殊程序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特别程序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可见，适用特殊程序审理的案件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没有上诉、再审程序，其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相比，在审级上有其特殊性。

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大概有三类：

(一)在作出裁判结果后，写明：“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商)特字第04910号，2015-09-17】;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沪一中民认(仲协)字第24号，-01-16】;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174号，2015-11-23】;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20号，2014-07-25】;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苏中民仲审字第0034号，2014-05-04】;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商仲审效字第00005号，2015-12-17】;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仲审字第00381号，-03-30】;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淮中商仲字第00001号，2015-02-1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哈民一民初字第104号，2016-06-02】;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浙绍仲确字第4-2号，2011-09-22】;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绍仲确字第5号，2014-01-20】;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仲确字第4号，2015-09-15】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平民特字第10号，2015-10-08】;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许民初字第256号，2015-11-18】;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许民初字第256号，2015-11-18】;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民初字第35号，2014-05-06】;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1民特8号，2016-05-03】;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承立民仲字第30号，2015-08-27】;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邯市立仲裁字第7号，2015-03-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巴民特字第4号，2016-05-22】;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他字第1号，2014-05-22】;

广西省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桂市民仲字第40号，2014-12-15】;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德民仲字第67号，2015-12-22】;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3民特9号，2016-07-04】;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92号，2015-11-12】。

(二)在作出裁判结果后，写明：“本裁定依法不得上诉”。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仲确字第12号，2014-02-15】

(三)在作出裁判结果后，写明：“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仲异字第10号，2014-04-09】;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佛中法民二仲字第4号，2014-06-25】。

二、对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之裁定，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

(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裁定书写明：“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XXX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受初字第44号，2015-05-11，此案为涉外案件】;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民特字第00006号，2015-05-29】;

广州海事法院【()广海法他字第1号，2009-07-14】;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佛中法民二仲字第8号 2014-09-16，裁定本案移送廊坊中院审理】;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仲审字第13号，2015-02-12】;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宝民二初字第00005号，2013-03-05】;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亚民二初字第8号，2007-07-24】;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知初字第286号，2015-02-05】;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廊民确字第2号，2015-07-15】。

(二)业已受理受理并作出终审裁定的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皖民二终字第0016号，2009-01-16】;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内民三终字第6号， 2014-08-27】;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立终字第52号， 2015-05-1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仲审效字第00001号，2015-11-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16)兵民终15号，2016-03-1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民告终字第155号，2008-11-1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冀民三终字第82号，2008-11-10】;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琼民二终字第42号，2006-12-08】;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终228号，2016-05-11】;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224号，2016-03-28】;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1171号，2015-12-14】。

被驳回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定能否适用到特别程序案件的救济程序 【2】

1. 问题之所在

针对人民法院就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做出的裁定，相关主体能否基于特别程序案件的救济程序提出异议?

2. 案件索引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16)京03民特监2号

当 事人：申请人/黑天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3. 案情概要

申请人黑天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天鹅公司”)申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确认其与被申请人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三中院受理后并作出(2016)京03民特177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177号裁定”)，确认该仲裁条款有效，驳回了黑天鹅公司的申请。

黑天鹅公司对177号裁定不服，基于特别程序案件的救济程序向三中院提出异议。

三中院受理后并作出(2016)京03民特监2号民事裁定，明确177号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黑天鹅公司的申请。

4. 具体分析

在本案中，黑天鹅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374条第1款的规定就177号裁定提出异议。

对此，华熙公司并未质疑，三中院亦未在其裁定中明确阐明适用特别程序案件救济程序的理由。

(1) 法律法规

虽然民诉法解释第374条第1款赋予了相关主体对适用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向作出该判决/裁定的法院提出异议的权利。

但是民诉法第177条规定的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类型中，并不包括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

根据该条规定，特别程序仅包括如下六类，即：1)选民资格案件、2)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3)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4)认定财产无主案件、5)确认调解协议案件、6)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2)司法实践

虽然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和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是否适用民诉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但是在若干司法文件中，人民法院均明确表示适用特别程序。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定不服提出再审申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复函》(文号：[]民立他字第36号)中明确表示“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0条的规定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进行审理。”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文号：法[2011]42号)中，将“402.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作为“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项下的三级案由。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件类型及其代字标准修订事项(截至12月24日)》修订了《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及配套标准(文号：法[2015]137号)，将“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作为“特别程序案件”的三级类型之一，列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之后。

(3)有限司法监督原则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民诉法等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将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纳入民诉法第15章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内，但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明确地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案件。

如此，文首的设问似乎已有答案，即针对人民法院就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做出的裁定，相关主体可以基于特别程序案件的救济程序提出异议。

但是，如此解释，又与仲裁法一裁终局和有限司法监督的原则相悖，实难周全。

我国对于仲裁的司法审查，除了1)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外，还有2)撤销裁决以及、3)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根据民诉法第15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通知和批复，针对人民法院就上述三类案件的裁定，相关主体既不能上诉，亦不能申请再审，更不能由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此外，根据民诉法解释第478条规定，针对人民法院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裁定，相关主体不能提出执行异议或复议。

(4) 潜在矛盾

上述(3)中所述种种限制救济的程序设计正体现了我国尊重仲裁法一裁终局和有限司法监督的原则。

如果遵循本案三中院的隐含逻辑，将1)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以及、2)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纳入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则会出现如下2个问题：

A. 同一规范框架内的区别对待

针对人民法院就上述1)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以及2)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二类案件的裁定，相关主体可依据民诉法解释第374条第1款提出异议，但针对人民法院就上述3)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裁定，根据该解释第478条的规定，相关主体却不能提出异议或复议。

如此区别对待，缺乏合理解释。

B. 涉外仲裁裁决效力审查的审级倒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文号：法[]51号)第1条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拟裁定涉外合同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先逐级呈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同意后才可以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仲裁协议效力 篇6

仲裁协议, 是指当事人在充分的意思自治基础上订立的, 同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契约性或者非契约性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合意。 (1) 我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应当双方自愿, 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 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仲裁协议可以说是商事仲裁的前提, 因为仲裁协议既是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 同时也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

二、我国仲裁协议规定中的不足

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该法第18条对于仲裁协议的无效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仲裁协议应具备的基本内容提出了过于苛刻的刚性要求, 这些规定并不利于加强我国的仲裁管辖, 从长远看亦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

1. 对于我国临时仲裁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 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具备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这项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临时仲裁。临时仲裁 (ad hoc arbitration) , 又称特别仲裁, 是指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 在争议发生后由双方当事人推荐的仲裁员临时组成仲裁庭, 负责按照当事人约定的程序规则审理有关争议, 并在审理终结作出裁决后即不再存在的仲裁。 (2) 与机构仲裁相比, 临时仲裁具有独特的优势。

临时仲裁的仲裁员可以说是诤讼双方当事人“临时”选出来的, 由于其威望而得到双方当事人的信服, 所以由其所作出的裁决更容易得到双方当事人的执行。对于海事仲裁来说, 由于海事争议的标的额通常较小, 并且对效率要求很高, 所以在海事纠纷中, 当事人通常会选择临时仲裁来确保效率。

另外, 我国虽然不承认国内的临时仲裁, 但却无法否认其他国家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这是由于我国是《纽约公约》的签署国, 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 我国有义务承认并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而该处所指仲裁裁决既包括国外机构仲裁裁决, 也包括国外临时仲裁裁决。这就使我国处于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尴尬境地, 因为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 一国当事人可以以根据当事人约定的准据法仲裁协议无效, 或未约定准据法时, 依裁决地法律仲裁协议无效来抗辩。由于我国并不承认临时仲裁的效力, 所以国外执行机构可以依据临时仲裁裁决在我国无效而不履行《纽约公约》的义务。

2. 对我国仲裁机构管辖的影响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8条规定, 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协议中未明确约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机构约定不明又未达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的效力将被否定。《仲裁法》的这项规定明显的不利于我国仲裁机构的管辖, 原因在于商人之间所达成的仲裁协议在仲裁机构的表述上常常会存在一定的瑕疵。

对于仲裁机构的约定当事人往往只约定一个地点, 有时也会出现约定两个仲裁机构, 对于这种有效力瑕疵仲裁协议, 我国《仲裁法解释》第5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 仲裁协议无效。第6条: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 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 仲裁协议无效。

由上述规定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对于有瑕疵的仲裁协议需要当事人之间的补充协议, 一旦当事人之间无法达成有效的补充协议, 那么该仲裁协议则会被认定为无效, 同时我国的仲裁机构会丧失相应的管辖权。

事实上, 仲裁协议存在的意义便是仲裁机构可以依据其行使管辖权, 当事人一方可以依据仲裁协议去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获得救济。通常情况下, 去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往往是受损一方当事人, 这个时候当事人需要的就是仲裁机构对案件的受理, 如若还要求补充协议, 那么无疑给予当事人更多的义务。纵观全球仲裁机构, 无一不是希望加强自己的管辖权的, 例如国际商会仲裁, 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约定仲裁协议之时明确希望由国际商会仲裁, 那么即使仲裁协议的表达上有瑕疵, 国际商会仍然会受理该仲裁。而我国的补充协议在此看来并不能加强我国仲裁机构的管辖权, 反而往往把仲裁的管辖权交给了外国仲裁机构。

三、我国仲裁协议规定的完善

纵观世界各国, 很少有国家对于仲裁协议有如此硬性的规定。其只要符合一定的原则, 那么便是有效的。我国的仲裁协议规定过于严格, 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 所以需要适当的对仲裁协议的规定进行放宽, 对于放宽的原则,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考虑。

首先, 从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角度去考虑。签订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必须都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一方或者双方都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则仲裁协议无效。

其次, 从当事人意思表示方面进行考虑。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需要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只有双方当事人表达出了自己的真实意思, 才符合仲裁中所要求的意思自治原则。从而使得体现出仲裁的公平性。

再次, 从仲裁事项的角度考虑。仲裁的事项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可以仲裁的事项, 由于考虑到公共政策和公共秩序等原因, 有的争议事项是不可以提请仲裁的, 所以如果一项仲裁协议所提请的仲裁事项是不可以仲裁的, 那我们可以认定仲裁协议是无效的。

最后, 从仲裁的形式和内容上来考虑。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 但随着电子通信的发展, 各国对于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也作出了扩大解释。对于仲裁协议的内容, 只要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不否定其效力。

参考文献

[1]沈四宝等编著.国际商法[M].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谢石松主编.商事仲裁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国际税收仲裁裁决的效力与审查 篇7

美国学者William W.Park曾提出完善的国际税收仲裁须具备的四个基本要素: (1) 纳税人必须拥有提起和参与仲裁的权利; (2) 缔约国对仲裁必须做出不可撤销的承诺, 而不仅仅是表示愿意仲裁的良好意愿; (3) 裁决对仲裁当事人和缔约国主管机关均具有拘束力, 不因国内司法或行政程序中的异议而失去其终局性效力; (4) 为防止不确定的或是程序上不公正的裁决出现, 必须有一定的控制机制保障仲裁程序的合法公正。[3]由此可见, 国际税收仲裁裁决的效力对国际税收仲裁能否成为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仲裁本身的法律特征出发, 结合税收争议解决的特殊性, 分析和借鉴国际税收争议仲裁裁决的效力和审查的国际立法, 并从中探寻适合中国的立法形式。

一、国际税收仲裁裁决的效力

(一) 仲裁裁决的约束对象

《美墨税收协定》第18条规定:“仲裁庭的裁决就本案对纳税人和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美墨税收协定》第26条第5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书面同意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 方得以启动仲裁程序, ”。由此可见, 《美墨税收协定》所规定的仲裁裁决的约束对象是缔约国和将案件提交仲裁的纳税人。

欧盟税收《仲裁公约》第12条规定:“咨询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具有约束力。有关主管机关应根据第4条条文, 自咨询委员会作出裁决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决定以消除双重征税;缔约国主管机关也可谈判达成一项背离咨询委员会裁决的协议。但是, 若缔约国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则必须执行咨询委员会的裁决”。根据该规定, 咨询委员会的裁决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约束力, 缔约国主管机关可以选择在咨询委员会作出裁决之日起6个月内, 协商一致达成不同于仲裁裁决的、但同样可消除双重征税问题的措施。另外, 仅从字面来看, 《仲裁公约》明确约束的对象是缔约国主管机关, 对纳税人是否有约束力没有提及。

2002年2月6日, ICC的税务委员会首次发布了一个13条的“税收仲裁标准文本”。[4]第9至10条规定, 仲裁裁决对主管机关和申请仲裁的纳税人具有拘束力。第13条规定, 缔约国执行仲裁裁决, 不受国内法律的任何限制的约束。

OECD新《税收协定范本》第25条第5款规定:“仲裁裁决将对当事国双方产生约束力, 除非受案件直接影响的纳税人不同意缔约国双方的相互协议”。可见, 反映仲裁裁决内容的相互协议应送达至受案件直接影响的纳税人。因此OECD新《税收协定范本》明确规定的仲裁裁决的约束对象只限于缔约国, 而受案件直接影响的纳税人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若纳税人选择接受, 则仲裁裁决将对缔约国以及直接受案件影响的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若选择不接受, 则仲裁裁决对任何一方不具有约束力。由此可见, 受案件直接影响的纳税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仲裁裁决是否具有约束力, 而受案件直接影响的纳税人应包括但不限于提出仲裁申请的纳税人。

笔者认为, 作为总目标, 仲裁庭的裁决应该是终局的且有拘束力。在国家能够明确同意受仲裁庭裁决的拘束时, 问题就变成了纳税人是否应受仲裁庭裁决的约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其约束。各国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各不相同, 目前《仲裁公约》是唯一设定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公约。[5]实践中, 一些国家认为友好协商所达成的协议抑或仲裁程序作出的裁决都是行政机关之间的决定, 与司法程序是相互独立的, 若这些与本国司法判决不一致的协议或裁决被认定为具有约束力, 则涉嫌行政干涉司法。另外一些国家认为其缔结的国际税收协定的解释权专属于其外交部或者司法系统, 任何第三方都无权解释。在这种情况下, 纳税人实际上就能在仲裁庭和可能对其更有利的司法机关之间“挑选法院”。

(二) 仲裁裁决的先例价值

实际上, 此前多数税收协定都明确规定仲裁庭就特定案件做出的裁决不能作为先例被援引, 即仲裁裁决只对特定的对象具有约束力。

究其原因, 首先是国际税收争议仲裁庭被视为临时性的机构, 并非是常设的组织, 没有固定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因为仲裁裁决具有保密性, 公众通常无法知悉。值得注意的是, 仲裁裁决不能作为先例被援引并不意味着其毫无价值。《美墨税收协定》第18条规定:“虽然仲裁庭的裁决不具有先例价值, 但若此后缔约国主管机关遇到相似的案件时, 希望之前的裁决得到一般的遵循”。[6]

笔者认为, 虽然目前欧盟、OECD等组织都主张仲裁裁决并不当然具有终局效力, 但这只是税收争议仲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现象, 主要是出于对本国税收主权的保护。随着国际税收争议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税收争议仲裁必将具有普遍约束力。

二、国际税收仲裁裁决的审查

既没有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 也没有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的流程, 缺乏事后控制机制 (post-award controls) 一直以来是国际税收仲裁的缺陷。适当的司法监督是国际税收仲裁正常发挥作用所必需的, 实践中, 仲裁裁决可被有关法院撤销、不予承认或者不予执行, 这主要是通过国内法院的司法审查来实现的, 且必须满足相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例如, OECD新《税收协议样本》第18条规定:“除非仲裁裁决因违反税收协定25条第5款的规定, 或者违反审理范围书中规定的任何程序规则而被一国法院认定不予承认或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效力”。

这种做法常常被异化为维护国家公共秩序的手段, 通过司法审查来拒不予承认或不予执行对本国公民不利的裁决。这种实践虽然有助于确保裁决的公正性, 形成二次审查, 但也可能会导致同一仲裁裁决在不同国家受到不同的对待, 滋生国家保护主义。

目前国外很多学者主张仿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的做法, 在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来统一处理仲裁裁决的撤销问题, 以确保税收争议仲裁的公正性。但笔者认为国际税收暂不具备国际投资那样广泛而多边的缔约基础;其次OCED的成员国主要是发达国家, 以其作为司法监督机构很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因此该做法目前不具有可行性。

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有关成员国协商组成临时性的复核委员会来行使司法审查权, 这种方法体现了对当事国主权的尊重, 较易被各国所接受。[7]另外, 复核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应仅限于程序性事项, 例如仲裁庭超越权限;仲裁庭组成违法或仲裁程序严重违反基本程序规则;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仲裁庭成员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等等。否则有可能成为二次仲裁, 从而不利于税收仲裁的有效性。

三、中国的借鉴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利用仲裁来解决税收协定争议。为完善对外税收协定争议解决机制与促进对外经济的发展, 我国也应在税收协定中订立仲裁条款。在具体仲裁条款的设计上, 首先, 应当在仲裁条款中明确特定案件的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 缔约国应保证无条件地执行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在缔约国国内得到严格的执行。如果一方缔约国不履行仲裁裁决, 则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其应承担道歉、更正不法行为、赔偿、保证不再重犯等国际责任, 受害国还可以单边中止或终止与该国的税收协定。此外还可以规定纳税人将争议提交仲裁时, 以书面形式保证仲裁裁决的执行。或者, 如果纳税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仲裁裁决的约束, 则应该承担仲裁程序的费用。[8]同时须强调, 仲裁裁决只对特案有效, 不得具有先例效力。

其次, 应当建立一个合理的事后监督机制, 明确规定行使撤销权的有权机关、撤销的合理理由以及具体的申请流程。笔者认为, 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仍是由有关当事国协商组成临时性的复核委员会, 这种一事一议的做法更易被缔约国所接受。[9]

总之, 我国涉外税收协定中仅仅引入仲裁程序是不够的, 还应结合我国国情, 并参考他国仲裁实践, 科学合理地构筑仲裁程序规则, 方可公平、公正地解决国际税务协定争议,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国际税收仲裁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争议解决方式, 尽管在仲裁的审查监督方面与William W.Park的标准尚有差距, 且并未普及于世界各国。但可以坚信的是, 国际税收仲裁将不断完善, 如同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一样, 得到普遍应用。

摘要：随着经济交流的不断增长, 国家间缔结的税收协定越来越多, 而各国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一, 税收争议频繁发生, 传统方法已不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税收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的法律途径, 最具发展潜力, 其裁决应具有约束力, 从而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关键词：仲裁,国际税收争议,国际税法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我国对外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Z/OL].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687294/in-dex.html, 2011-11-19.

[2]曹阳波、黄文旭.论国际税收争议解决程序的SDR[J].盐城工学院学报, 2007 (2) :43.

[3]William W.Park.“International Tax Treaty Arbitration[J].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31, Issue 5, May 10, 2002, Washington.

[4]ICC.Policy Statement: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ax Matters-Bilater-al Convention Article[Z/OL].http://www.iccwbo.org/policy/taxation/id501/index.html, 2011-11-19.

[5]耿雅慧.国际税收协定争议仲裁制度研究[D].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3.

[6]赵凌.国际税收仲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3.

[7]孙文博.国际税收仲裁为何停留于“纸上谈兵”[J].涉外税务, 2003 (4) :41.

[8]耿雅慧.国际税收协定争议仲裁制度研究[D].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