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与机制（共12篇）
定位与机制 篇1
一、商法机制中政府的功能
(一) 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任何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在一个庞大经济体出现危机时, 这时就需要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改变扭转这种局面, 从而改善经济的下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 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 那么经济就会持续下滑, 接着就会波及到人民的就业, 国家的发展, 从而使社会陷入不稳定, 严重的话还会引起社会动荡。就像前几年的金融海啸对全世界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 但我国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受到的冲击就相对减少了很多。政府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 调控市场经济, 使其稳定运营发展, 是任何机构或者单一市场都无法取代的。
(二) 政府的选择功能
政府, 是一个拥有强大经济支持, 法律支持的整体。它拥有着其它任何单一市场都不具有的人才凝聚和组织分配能力。在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政府从始至终都充当着一个, 为市场选择一个优秀的项目, 选择一个优秀的市场平台的角色。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 对项目进行前沿风险评估, 经济利益回馈评估。同时, 政府还能通过调差, 了解整个市场的需求, 以及各方面的运营情况等。所以在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政府始终为市场充当着一个指南针的作用, 指引市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持续运营发展。
(三) 政府的信息搜集能力
在信息搜集方面, 恐怕没有什么单位或者单一的市场比政府更具有强力的信息搜集能力了。在市场运营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可以通过对整个市场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从而得出市场运营的情况。国家的内部调控策略, 政府也是最先知道的。凭借其强大的资源, 和各方面的支持, 政府总能在一切风波冲击市场经济之前得到消息, 从而进行相应的预警提示, 以及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以致于使市场不会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受到突如其来的冲击。比如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 地震, 海啸以及其它大国一些强硬的政策, 这些都可能对国内的市场造成冲击, 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甚至停滞。而且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关, 收集来的信息自然是比民间任何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其它机构更加具有可信度。其公布的信息也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政府从收集信息的手段, 来源, 以及其可信度都是社会公认的。它们搜集的这些信息同样也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政府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也是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商法机制中市场的能力
(一) 市场的识别功能
市场作为一个直接与经济接触的整体, 具有着其独特的识别能力。在面对一个陌生人或者未知的主体时, 它们都需要对它进行了解, 判断和分析。了解它的背景和整个体系, 判断它是否能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 分析合作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比如, 合作风险, 利益收入, 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从而决定是否与其合作。所以作为第一线直接与经济接触的一个整体来说, 市场的识别能力相较政府而言, 也更加准确明了。同样这也反映出, 市场的识别能力左右着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
(二) 市场的反应能力
市场始终与经济的增幅存在着紧密联系。市场的反应往往需要通过对整个市场主体作出判断和通过以往经验来获得。虽然它不像政府那样明确和及时。但他的反应在不少时候显得更加强烈。比如说, 对于一个企业人事问题, 政府可能就仅仅是一个警告, 但作为市场很可能就会涉及到法律诉讼层次上面。再比如, 当公司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而影响到消费人群时, 政府则会下令其整顿改正, 但市场则截然不同, 随着公司声誉的下降, 人们就会对该企业失去信任, 从而减少甚至不再购买该公司产品。接着该公司的产品将会难以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这样公司就会面临倒闭的风险。所以, 在反应能力方面, 市场往往比政府来的更加强烈和严苛!
三、政府在商法机制中定位的转型
(一) 政府由主导转向配合
在我国的商法建制过程中, 很多都是根据经验判断来确定的, 这样也就注定了商法体制的不完善。在很多时候政府的干预已经超越了法律约束但却得不到管制, 这样就会影响到市场的自身调配。市场作为一个直接反应经济的平台, 相比政府而言市场更能通过自身的判断和分析去确定项目进行与否的必要。所以政府应当由主导地位转向辅助地位, 配合市场企业的决策和发展需要。从而最大化发挥政府作用, 兼顾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 政府从调控功能方面由直接变为间接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至关重要, 而市场经济体制要想正常运行就需要优化和完善当前的商法体制, 完善商法体制方可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约束。目前我国商法建设中对经济市场调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政府对这些法律规范的调控并没有达到较好的效果。因此要想让政府在经济市场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就需要树立正确的理念, 合理的处理好当前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健全当前的商法机制, 确立政府在经济市场中的功能定位, 将商法作为建设的重点, 提高约束力。
摘要：虽然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是我国在诸多法制建设方面都还不完善, 可以说是有很大的纰漏。比如, 我国的商事法律自建立以来就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需要通过研究, 结合理论实践来逐步完善商法体制的改革以及建设。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与市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篇文章就是通过结合理论实践, 社会经验来探讨在商法机制中政府与市场各自的功能定位来阐述的。
关键词：商法机制,政府市场,功能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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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梦竹.浅谈中国商法的构建[J].劳动保障世界, 2013, (16) :176-176.
[4]宁金成.我国信用体系的构建与商法的完善[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36 (3) :72-77.
定位与机制 篇2
凤凰山铜矿床矿体定位机制研究
凤凰山铜矿床主要有矽卡岩型和斑岩型2种矿体类型,它们的产出均受岩体接触带与断裂构造复合控制,流体包裹体研究结果表明,其成矿流体为岩浆水和地层水混合而成的中低温流体;分形研究结果显示,本区与矿体密切相关的角砾状矿石和角砾状大理岩属于水力致裂角砾岩,角砾状花岗闪长岩在形成过程中亦有物理作用的参与.因此,本区矿体的定位主要受控于岩浆侵位的`热动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构造应力场变化所产生的压力差,它们驱使成矿流体在岩体边部聚集,并使围岩破裂形成角砾岩,使成矿流体的物理化学条件发生变化而沉积成矿.
作 者：毛政利 彭省临 赖健清 Mao Zhengli Peng Shenglin Lai Jianqing 作者单位：毛政利,Mao Zhengli(平顶山工学院)彭省临,赖健清,Peng Shenglin,Lai Jianqing(中南大学)
刊 名：金属矿山 ISTIC PKU英文刊名：METAL MINE 年，卷(期)： “”(11) 分类号：P61 关键词：成矿流体 分形 定位机制 凤凰山铜矿定位与机制 篇3
关键词：律师 涉检信访 功能定位 机制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作为依法治国的内容之一，信访工作法治化是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信访工作法治化涉及理念、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等诸多方面。对检察机关而言，信访工作法治化就是要在涉检信访工作中去除行政化和人治思维、全面深化涉检信访改革，而深入推进涉检信访改革就要打破传统观念和以往做法，运用法律手段、法治方式化解涉检信访案件，革新以往诉访不分、以行政推动解决司法问题的历史，转变行政化、运动式的信访工作模式，以更加理性、高效、更加符合现代社会治理需求的方式破解信访“顽症”，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中律师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涉检信访案件的化解就不失为有益的探索。近年来，山东、四川、江苏、湖北、陕西、新疆等地检察机关相继出台了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相关制度，将律师参与涉检信访案件以制度化的形式进行探索、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近，中央政法委又印发了《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中央政法委下发的文件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意义、任务和原则、运行模式、工作方法、管理和保障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中央政法委的意见既是对各地创新实践的总结、规范，也是对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保障。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和思考就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功能定位和机制完善提出浅见，以供参考。
一、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基本途径
律师是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与检察官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检察实务工作而言，律师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无论是参与案件办理、实施内外部监督还是谏言队伍建设、助推法治宣传等都与检察工作紧密联系，结合涉检信访工作实践，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渠道和途径也是全方位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
（一）依法维护自身诉讼权利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从实践中看，律师在代理刑事案件中的会见权、通信权、辩护权、阅卷权等诉讼权利受到阻挠或拒绝的，律师将以信访人的身份要求检察机关保障其诉讼权利的顺利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也相继受理并依法办理了一批阻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案件，但总体来说，此类案件并非普遍性的频发案件，律师以信访者的身份参与信访工作的情形并不多见。
（二）代理涉检信访案件
从多年来检察机关信访接待实践看，信访群体对法律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信访行为多数是案件当事人或者近亲属自主实施的，律师替代当事人亲自信访的并不多，多是代写控告、申诉材料，协助收集证据，或者受当事人委托办理申请救助或赔偿手续等相关行为。一方面是由于多数信访当事人经济条件有限，负担不起相对“高昂”的费用；另一方面信访行为也是一种风险行为，信访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律师代理投入成本与收益之间不成正比，由于信访案件多数司法机关已有结论，纠正原有结论难度较大，除少数所谓“维权”律师外，主动代理信访案件的律师并不多。
（三）受邀参与案件评查化解
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或久访不息的信访案件时，检察机关希望借助社会力量，主动邀请专家学者、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退休党员干部教师等参与案件化解，主要以公开审查、公开听证、公开答复的形式向信访当事人释法说理、答疑解惑；在开展案件质量专项检查活动中，对已办理结案的信访案件邀请律师、法官、专家学者进行集中评查，主动接受社会评判；在选优评比活动中邀请律师作为评委参与精品案件或优秀接待员的评选等等。律师受邀参与检察机关案件评查、质量评比、案件化解，一方面深度了解检察工作，另一方面从专业角度、独立身份评判检察信访工作，对于提升涉检信访工作水平、提高司法公信力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参与接待信访当事人
在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在接待室专门设置接待窗口，邀请或由律师协会指派律师现场接待信访当事人，面对面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律师作为案外人，既熟悉法律知识又与案件无利害关系且无任何私利，接待信访当事人时，其观点和说法较容易获得信访群众信任，得到信访人认同；也能够较好、较全面地维护信访人的权益，同时有助于有效地引导信访人正确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和救济渠道表达诉求，将信访人引入“信法”渠道，能够有效地维护正常信访秩序。
二、律师介入涉检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律师在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源头预防、过程化解、申诉代理、末端处置等方面的实践为进一步完善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检信访案件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不可讳言的是，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积极性不高
从工作实践看，除个别社会影响大、当事人知名度高能够为律师事务所和承办律师扩大影响、带来良好声誉的个别案件外，执业律师主动要求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不多，高水平、高层次的律师主动参与的信访案件更是罕见，多是指派实习律师或业务水平一般的律师参与其中。而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受指派的律师即使参与了也是走形式，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一方面是因为信访人多是弱势群体，律师参与信访案件交通通讯成本投入大、经济收益低、时间周期长；另一方面，律师所参与的信访案件因信访人普遍期望值高、诉求繁多且与司法机关的结论差距大、矛盾难消解，而且最终能够得到纠正的案件毕竟是少数，案件代理风险较大，一旦最终维持原结论，当事人不满意进而可能影响律师的声誉和事业前景。因此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特别是代理信访案件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地方仅把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作为律师受案渠道之一，把接待场所作为律师事务所在检察机关的免费宣传站、第二收案点。
（二）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不规范
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尚处于试点、探索的初始阶段。对参与化解代理案件范围、工作模式、工作流程、权利保障等方面各地做法不同。有的地方仅是邀请律师参与检察机关办理的疑难复杂案件的论证、听证或化解；有的地方则直接开辟窗口，由律师亲自接谈；有的地方则是有选择地邀请律师参与疑难复杂案件的释法说理、教育引导工作。有的地方还探索提出了“律师窗口值班、专案专人服务、律师代理申诉、专家参与评查、公益法律服务组织代理、律师顾问团打包化解、品牌化法律服务”等工作模式。应当说，涉检信访案件与正常的诉讼案件无论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办理程序、期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不同于其他诉讼案件的代理，涉检信访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应当在参与方式、参与案件范围甄别、当事人自主选择权的实现、律师权利保障、效果评价等方面有一套自己的规范体系和工作机制。
（三）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保障不力
无论是参与涉检信访工作律师的专业水平、组织领导及经费保障还是相关司法机关对律师权利的保障都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与法律援助相对系统、完备的政策、资金、人员保障不同，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推进主要靠的是领导协调、部门探索、挤占经费、司法行政部门及部分律师的热情配合。实践中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意见》为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检信访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在制度层面为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但在具体保障落实方面，《意见》提出的措施仍远远不够，需要探索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三、完善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机制的思路及建议
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既需要中央层面的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也需要各地的自行创新和探索。针对当前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个人认为，需要着力建立完善三项机制：
（一）建立联动机制，提升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检察机关要主动与当地党委政法委、财政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沟通联络，健全完善组织协调、联席会议、日常管理、业务交流、监督制约、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可参照法律援助工作模式，将辖区内所有执业律师纳入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人员范围，由律师协会在征求律师事务所和执业律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定期向检察机关提供并不定期更换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律师人员名单以供检察机关、信访人从中选择，要以制度的形式硬性规定执业律师在一定期限内参与化解或代理一定数量信访案件，并以此作为执业资格审查的必要条件；同时争取地方财政部门的支持，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可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专项资金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解决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经费不足的难题，并适当给予律师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以提高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积极性。同时检察机关也要为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提供必要的场所，强化服务意识，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充分保障律师的知情权、阅卷权、申请调取争取权、发表意见权、人身安全权。
（二）建立甄别机制，增强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实效性
要设置前置程序，在保障信访人自主选择权的基础上，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检信访案件进行必要的甄别程序和限制。无论是接待信访人还是参与化解、代理信访案件并非所有信访案件都适合律师参与，有必要将涉检信访案件划分为三类：一是必须有律师参与的信访案件：拟在检察环节申报终结的案件、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以及涉及人员众多的群体性信访案件；二是律师可以参与的信访案件：当事人久访不息、无理缠访、闹访，信访人与检察机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分歧较大，信访人同意律师参与且属检察机关管辖的信访案件，以及检察机关不支持监督意见但当事人坚持要求检察机关监督或抗诉的案件；三是不宜有律师参与的信访案件：信访人不同意律师参与的信访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作出终结或视为终结的信访案件。对律师代理的正在诉讼进程但以信访形式反映的案件，按照诉访分离的原则，可遵照相关的法定程序，按正常的工作流程运转，不适用律师参与涉检信访案件的规定原则和程序。
（三）健全评价反馈机制，引导激励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热情
探索建立健全律师、检察机关、律师协会、信访群众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既不能将信访当事人息诉罢访作为评价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唯一指标，也不能将信访当事人的评价作为衡量律师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律师也要对所参与的个案逐案总结，律师协会要将律师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考核指标尽可能量化，既要体现社会效果更要体现法律效果，必要时对已结案的信访当事人随机回访以征求意见，同时对辖区内律师事务所参与涉检信访工作的整体情况进行总结、对比，对工作成效突出的给予必要的表彰。检察机关也要如实客观地评价律师的工作，对律师提出的合理建议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积极改进或及时纠错纠偏，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律师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政法委提出奖励建议。在表彰先进的同时，对工作不负责任、不遵守相关纪律违法违规造成不良影响的，检察机关要建议司法行政机关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罚或处分。
定位与机制 篇4
1 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的意义
1.1 维护大学生权利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的权利是大学生在高校教育与管理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法定权利。重视和保障大学生的权利, 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 权利主体的法定权利能否得到真正享有与维护, 不仅需要权利保障机制的健全与权利维护义务主体义务的切实履行, 同时权利主体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高低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高低是其权利能否真正实现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及若干滞后体制的制约, 我国高校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与咨询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倾向, 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与其权利维护要求从总体上还不相适应。虽然近年来, 从高校诉讼案反映了大学生权利意识有所增强, 但是从整体上说, 大学生的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还有待提高。高校应增强相关工作力度, 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 其中构建良好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对提高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是一种效果非常明显的重要途径。高校重视对学生的法律教育,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教育机制, 并在现实中真正体现法律教育应有的功能, 就能使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身份最大程度地了解国家法律法规, 熟悉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地加以应用, 从总体上提高其法律素质;高校构建良好的法律咨询机制, 学生就能通过法律咨询机构及相关法律专业人士的直接引导, 处理现实出现的若干与其权利相关的法律纠纷, 从而有利于其权利的维护。
1.2 高校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校是高等教育领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 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客观要求。高校依法治校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不仅需要高校管理者依法治校理念及良好的法律意识、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及高校管理所需内部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构建与完善相关制度以确保高校管理过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等条件,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 即作为被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守法意识的高低, 及其对高校管理的监督约束力量是否能真正体现应有的作用。学生守法意识提升了, 就能确保最大程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遵守学校体现合法性要求的内部规章制度。同时,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 体现了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的一种博弈关系。任何管理权力都必须要受到一定约束与制衡, 否则极易滥用而侵犯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如果管理相对人参与具体的管理过程中, 就可以对自己的利益有着不利影响时, 向有权做出管理决定的人或机构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 展开有意义的论证、说服和交涉。通过学生对管理过程的参与, 不仅能增加学生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创建学生与学校之间相互信任的沟通平台, 也可由于学生参与过程中各项权能 (包括提议、说明理由、质证申辩等) 的充分行使, 给予高校管理者一种潜在或突显的制约力量, 从而保障管理决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高校管理者要摒弃一种错误观念, 即认为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提高了, 会对自己的管理造成更多的障碍与麻烦。我们要知道, 高校通过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来提高大学生的守法意识与法律综合素质, 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的权利, 应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并不构成对高校发展的制约, 相反却是高校实现依法治校, 实现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1.3 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主要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时要确保国家法律在经济运行中的权威作用, 任何市场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大学生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是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不仅需要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与相关专业背景的知识应用能力, 还应具备适应法治经济要求的法律综合素质。因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人才的培育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除了要突出各专业特点培育学生的专业能力素质外, 还应突出学生的法律素质培育。高校应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人才的需求, 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 把培育学生的法律素质作为人才培育目标的重要方面,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培育的现实需要。
1.4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标志着法治成为我国向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基本治国方略。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 是党的十五大在提出“依法治国”之后, 民主法治建设领域的具有战略号召力的新概念。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 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已成为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的生力军, 他们作为公民中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一个群体, 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是法治建设广泛的参与者和推进者, 在法治建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高低、法律意识的层次性如何决定他们在以后的社会实际工作中是否能依法办事, 是否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因此, 大学生要知法、学法、懂法、守法。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 培育其积极的法治意识, 通过高校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 使大学生了解和熟悉法律知识, 确立与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相符合的法律素质, 从而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的实现。
2 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的定位探析
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应重视此项工作, 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高校在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时功能与目标定位要清晰、准确, 以体现其科学性与合理性, 确保其应有作用。结合实际, 笔者认为,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应体现其实效性、服务性要求, 应突出培育学生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的要求。
2.1 应体现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实效性要求
目前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倾向, 渠道与形式较单一。同时教育与咨询的方式不能根本上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例如, 很多高校法律教育普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教师是主体,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各种法律知识, 法律教育在实践中被演化成了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 缺乏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的培育, 从根本上来看对学生法律素质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没有很好体现其应体现的实效性。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功能定位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授与法律现实问题处理的简单个案式引导, 而是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与咨询形式, 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 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 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 自觉树立法律权威, 树立良好的法律信仰。因此, 高校在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时应重视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实效性。要以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应用能力等综合性法律素质为根本目标。为体现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实效性要求, 高校必须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 以学生的个体实际差异、专业的差异、课程的差异、法律教育与咨询阶段性目标差异等多种因素, 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为避免形式化,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必须有计划地进行, 必须要制定规范、完善的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计划性文件, 必须以实施效果为抓手, 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要进行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的改革, 例如, 进行法律教育时, 要根据课程实际可采用案例式教学、情境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种体现学生参与性的教学方式, 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教学的基础上能潜移默化地理解法律知识, 提升法律运用能力;高校还必须利用自身及相关校外资源, 创造条件, 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实践活动。例如社会调查、送法下乡、法律知识演讲或辩论赛、法律咨询、法庭庭审旁听、模拟法庭活动等多种形式。
2.2 应体现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的服务性要求
在新形势下,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应确立以人为本, 强化服务的全新观念, 着力培养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亲和力。体现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的服务性就是要求高校建立完善的法律教育、咨询、法律援助与服务体系, 将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融入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之中, 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所关心的法律问题, 扎扎实实为大学生排忧解难, 以此激发大学生潜在的法律学习热情。 (2) 使学生由被动式接受法律教育上升为主动地学习、探索相关的法律问题。高校应重视法律教育与咨询机构的设置, 以保障法律教育与咨询的服务性要求。例如, 根据实际可设置法律教育与咨询功能相结合的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 还可利用法学专业力量开办法律援助机构。依托这些机构, 适当安排法学专业教师及高年级法学专业学生免费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于广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
2.3 应体现培育学生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的要求
权利义务观念是民主与法制观念的主要内容, 是公民意识的核心。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基本内涵是要认识到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享受权利的同时就有遵守权利界限的义务, 履行义务的同时就有拒绝超越义务界限的权利。生活在法治社会的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 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高校在进行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时要突出培养大学生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 培养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良好观念。使大学生养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 在树立权利意识的同时, 树立义务或规则意识。要认识到权利的实现还依赖于相应义务或规则的履行, 权利享有以履行相应义务或规则为前提;在享有个人权利时, 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 要履行对国家, 对社会, 对他人的义务;要认识到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 不履行相应的义务, 不遵守相应的规则, 如果造成他人权利的损害, 造成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损害, 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3)
生权利视野下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研究” (课题编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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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机制 篇5
摘 要：预防腐败是指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预防腐败有利于降低腐败危害，减小腐败对企业造成的危害，有利于从根本上控制腐败。预防腐败的特点要求企业党组织在动态管理的过程中准确定位，在思想教育，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组织机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企业党组织；预防腐败；地位；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利益最大化正成为现代企业争相追逐的最高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腐败现象不断呈现。为了更好的抑制腐败，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行为，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中必须深入探寻企业党组织在预防腐败动态管理机制中的作用。
一、预防腐败的内涵及其特点
所谓预防腐败是指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预防腐败的实质在于：一方面，增强权力的“免疫力”，即增强权力行使者自觉抵制腐败的能力；另一方面，隔离腐败“传染源”，即减少甚至消除腐败行为发生的客观条件。与预防腐败相对应的概念是惩治腐败。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一起构成反腐败工作的全部内容。具体来讲，预防腐败具有以下四个特性：
（一）主动性
开展预防腐败工作，主要是考虑到腐败本身对于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对社会、党员干部队伍等造成的恶劣影响，采取各种有效方法以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不吸取以前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不抓住薄弱环节努力改进工作，预防腐败工作很难取得成效。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党员干部都能够自觉抵制各种腐蚀和诱惑，而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因此，预防腐败工作要做到防范在先，反映出它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
（二）动态性
预防腐败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长期的、动态的。党员干部抵制腐败的“免疫力”是不稳定的，在预防腐败的过程中应时刻注意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抵制腐败的能力；另外，新的腐蚀和诱惑层出不断，党员干部时刻面临新的考验，因此，为了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必须坚持不懈、更加深入地开展预防腐败工作，以使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三）系统性
预防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许多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众多内容。西方国家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之一是系统地预防腐败，目前看来，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实际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其主要目的也是预防。这既是从国情出发，又顺应了系统预防腐败的潮流，是一种创举。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着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等众多内容，每一个方面都是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和支持。
（四）长效性
预防腐?」ぷ鞯氖抵市阅谌菔羌忧拷逃?、健全制度和加强技术性设施的建设等。就教育来讲，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意识和公民廉洁行事的意识均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是相对稳定的，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时期发生变化；就制度来讲，用于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制度一旦建立，对于规范权力运行将长期发挥作用；就技术性设施建设来讲，用于预防腐①败的硬件设施一旦建成，技术性规范一旦确立，就会长期发生效力。另外，不同时期的预防腐败工作具有延续性和承接性，效用是累加的，短时期内不易减弱或消除。
预防腐败的内涵和特点普遍适应于国家政治生活和企业的动态管理过程之中。企业在预防腐败的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企业党组织的地位，积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二、巩固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
（一）加深对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的认识
党在企业中开展工作是我国企业的特点和政治优势。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党的工作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规律开，在企业中有效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真正理解“政治”的内涵，如果不能准确把握这一点，核心作用就发挥不到位。对企业来讲，不断提高劳动生成率推动生产力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就是最大的政治。企业党组织预防腐败的目的就是保证企业的良性运行，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党组织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是全方位的，既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推动者，又是淘汰落后生产力的组织者。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推动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抓企业生存发展、做大做强的大事，谋划好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作为淘汰落后生产力的组织者，企业党组织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帮助企业干部、员工破除各种落后观念，铲除企业腐败现象，建立企业预防腐败的长久机制，保证企业的良性运转，不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二）坚持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和党管干部两个原则
坚持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前提；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组织保证，偏离“两个原则”或削弱其中一个原则，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建立科学合理的领导体制。这是党组织能否具有适当地位，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应该坚持企业党组织领导与董事会、决策班子、监事会成员交叉任职，党组织领导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决策班子、监事会，董事会、决策班子和监事会的党员领导也可通过党内选举担任党组织领导职务；企业的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与党委会、工会、职代会等机构组织，要各自发挥自己的职能和作用，在运作中协调一致，拾遗补缺。
企业领导班子是企业的决策者，关系到企业的发展与存亡。领导班子建设的好，企业的内部关系就会理顺，党组织就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搞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关键是要按照干部的“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好配强企业党政一把手。同时，努力提高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提高开拓创新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还应不断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必须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保证监督企业领导班子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严厉杜绝一切腐败现象的发生，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和实现股东利益。
三、企业党组织在预防腐败中应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开阔企业党组织的视野，明确企业党组织在预防企?I腐败中的任务，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思想教育，推进企业廉洁文化建设
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从思想上牢固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也是反腐败斗争需要构筑的两道防线之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新②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高度集权制和计划性都使“权力”附上一种神奇魔力，一点权力，都可能变成换取钱财、满足物欲的商品。因此，企业党组织要通过各种手段教育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人员正确对待权力，自觉抵制因权力附加的各种腐朽侵蚀因素，要作到权为职工用，利为职工谋，情为职工系，真正作人民公仆。
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进预防腐败工作的进程中注重廉洁文化建设，为预防腐败注入文化内涵。在开展“廉洁文化进企业、进机关、进班组、进家庭”的四进活动中，进行预防腐败体系的宣传，采取开展重点岗位人员警示教育，征集廉政警句，开展以廉洁文化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召开廉洁文化建设现场会，举办廉洁文化摄影、书法展览，制定中长期廉洁文化建设规划，向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发放廉政书籍，定期集中观看《警钟长鸣》教育片，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坚持自身特色的预防腐败体系推进模式。企业领导人员应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道德理想，时刻鞭策自己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在诱惑面前不伸手，在腐败面前不屈膝。
（二）防止权力滥用，遇制人情渗透
仅仅靠自律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鸿说过：一切有权人都容易滥用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就是要强化监督机制。必须强化企业内部的监督机制，将监事会、纪检监察和审计等企业内部的监督机构统一起来，选配合适人员（与国家指派的稽察人员紧密配合），明确职权，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在决策方面，应重点监督工作目标的制定，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涉及矛盾和重大事件的查处和上报，人事制度的调整，职工意见建议的分析采纳，新上项目的论证，筹款和再投资等。在组织人事方面，重点应监督的是：发展党员、任免干部，推荐后备干部，重要岗位的聘免和技术职务的评聘等。在财务管理方面，应重点监督财务的预决算报告，预算外开支，工资以外较大数额的开支，固定资产的使用和转让，自有资金的提留、使用，以及工程发包，闲置资产的处置等。当然，更为关键是对掌握经济大权的“一把手”的监督。过去所谓的只认“一个人”、“一支笔”、“一张嘴”等高度集权的做法，是极易产生腐败的。
防止权力滥用，特别要强调用人公正。因为只有有地位、有权力的人才更好的享有推举权，推举也才有效力。这样，就可能有人投其所好，行贿受贿。因此，应建立和完善举荐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这样虽不能彻底根除腐败，但也能够有效地抑制腐败，达到预防腐败产生的目的。
（三）健全内控机制，强化预防腐败工作
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①同样，制度完善，可以使具有腐败意图的人找不到腐败机会；制度不完善，可以使原来没有腐败意图的人面对腐败机会而滋生出腐败意图，完善制度是做好预防腐败工作的保证。通过完善内部权力的制度安排，结合生产经营，对经营管理关键环节、主要程序实施有效监控。预防腐败工作与规范从业行为结合起来，把健全内控机制和加强过程管理结合起来。逐步实现预防腐败工作的规范化和常态化，逐步形成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形成管理流程防线、专职监督部门防线和内部审计防线。建立以权力运行受控、工作执行程序、发生问题能够追溯为特征的流程规范。全面规范资金、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
总之，企业党组织在预防腐败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教育方面，结合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廉洁从业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制度方面，结合企业改革，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构建制度预防腐败屏障。在监督方面，探索具有合力的监督机制，深化企业效能监察，提高监管效能。在改革和发展方面，用改革的办法和发展的思路解决深层次问题，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注释：
①《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6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参考文献：
复盘：定位与重新定位 篇6
本刊在2004年11月号上发表了《跻身“10亿元品牌俱乐部”的5个定位要点》一文，这是我们杂志关于加多宝凉茶业务的第一个案例。事实上，10亿元的确是一个初创品牌非常难以跨越的门槛。香港鸿道集团先从王老吉凉茶创始人王泽邦的后人手里获得凉茶配方，又在1997年得到广药集团的红罐王老吉商标授权，之后成立了加多宝公司苦心经营王老吉品牌。然而在2002年以前，王老吉凉茶只是一个区域品牌，销售业绩连续数年维持在1亿元左右。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王老吉凉茶缺乏清晰的定位，当时的广告语“健康家庭，永远相伴”简直适用于任何消费品。
2002年，加多宝公司开始与特劳特战略定位咨询公司的品牌专家邓德隆等人合作，王老吉凉茶的销售业绩有了巨大的改变。首先，他们为王老吉进行定位，加多宝公司把红茶、绿茶等业务全部停掉，专注于凉茶这一有前景的品类，而王老吉作为凉茶始祖，具备成为这个品类代表的优势。但是人们把凉茶当作药饮，必然导致王老吉在销量上无法取得更大的突破。因此，公司把王老吉从“清热解毒祛暑湿”的药饮产品重新定位为“预防上火的饮料”，转向“怕上火喝王老吉”的号召性诉求，同时在广告上大量投入，并在易上火的湘、川菜馆和炸鸡连锁店铺货，从而迅速取得了销量突破。在2004年8月，王老吉凉茶的年销售额越过了10亿元大关。
到了2007年，加多宝公司的凉茶业务突破了50亿元大关。在这个关键节点，邓德隆等专家又为我们复盘，撰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谈王老吉：定位之后如何长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品牌的战略源点期”的概念，特指品牌自推出到定位初步建立，在顾客心智中成为这个全新品类的代表的过程。在这期间，企业可以通过明确品类归属、塑造代表品项、获得高级信任状的支持等克服初始的认知挑战，通过选择源点人群、规划市场推进等方法创造趋势，最后还介绍了及时补充品牌势能的方法。
加多宝公司的凉茶业务在2012年遇到了巨大挑战，广药集团在5月12日收回了“王老吉”的商标使用权。加多宝公司马上开始了品牌切换工作，一开始他们犯了错误，没有奏效。后来，他们重新定位，出炉了新的广告语：“怕上火，现在喝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怕上火，喝加多宝。”广告语告诉消费者，原来喝的凉茶产品现在改名叫加多宝了，怕上火，现在喝加多宝，并且将“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植入心智，消除顾客心智的不安全感，并调动顾客心智力量去追回“熟悉”的味道，从而将王老吉在顾客心智中的烙印承接过来，进行惊险的乾坤大挪移。当然，真正的品牌切换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加多宝公司从战略到战术有一套系统的打法，具体方法请大家参阅本期的《再定位：加多宝重生记》。
加多宝凉茶业务的高速发展看上去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记得以前有位企业家说到开创市场的艰辛，不得不“把金子当银子卖”，对于企业和员工来说，这的确是很悲催的事。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就只能拼价格、拼成本，而员工就是拼奉献、拼加班、拼投入，企业和员工始终处于苦呵呵的状态，而定位解决的是企业战略问题。有了好的战略，企业管理层和广大员工的日常工作才能事半功倍，才能有大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研习加多宝凉茶业务“定位与重新定位”案例的最大意义所在。
定位与机制 篇7
由于个人差异、眼底疾病、光照等问题，对眼底图像视盘高效定位分割并不容易[3,4,5]。视盘定位与视盘分割是两个过程，正确的视盘定位是精准视盘分割的前提。针对视盘特性，马新[6]利用视网膜中主血管的方向信息，采用加权匹配滤波方法找到视盘区域。郑绍华[3]结合视盘区域的局部血管特征，选择定位出正确的视盘感兴趣区域，采用数学形态学方法和区域主动轮廓模型提取视盘轮廓。Forachia等[7]分别采用两条方向相反的抛物线来描述血管在视盘左、右两边的走向，利用两抛物线的公共顶点刚好位于视盘区域中这一特性来定位视盘。Youssif等[8]则通过检测血管方向图和给定的血管方向模板匹配程度来定位视盘中心。以上方法虽然能够较好进行视盘定位，但定位精度依赖血管分割精度。视盘分割是视盘识别重要环节。Daniel等[9]在经典的数学形态学方法上进行改进，使用一种自适应的形态学算法分割视盘;Saleh等[10]用区域增长的方法分割视盘;Narasimhan等[11]使用迭代的K均值聚类和椭圆拟合的方法分割视盘;Cheng等[12]提出基于超像素和SVM分类器的方法确定视盘边界。以上算法虽然较基于像素准确性高，但依赖于选取的特征训练集。
视觉注意机制是基于人的视觉系统对视觉信息进行选择和过滤，通过人的视觉机制消除场景中的干扰信息，将注意力集中在感兴趣的目标上，从而达到快速定位识别目标过程[13]。Itti和Koch最早建立了视觉注意计算模型[14]，该模型真实地展示了视觉注意机制的一些重要特性，该模型在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已经在自然图像和遥感图像目标定位分割上得到广泛应用[13,15,16,17,18]。
眼底图片属于对人眼部的自然成像，其成像场景受多种干扰因素影响，通过观察眼底图像可以发现视盘相比眼底图像的其它结构特征明显。亮度、颜色和形状显著性强，使得人眼更容易识别视盘。视觉注意模型优势在于消除场景中干扰信息而快速识别感兴趣目标[19]。基于此，因此，本文区别以往定位视盘的传统图像处理算法，将视觉注意机制模型引入到眼底视盘检测与分割中，采用自下而上策略整合眼底图像多种特征，生成显著性图，实现视盘的快速定位与分割。
1 计算方法
算法流程图如图1。
首先去除了眼底图像的黑色背景区域，然后对图像进行了归一化操作。基于视觉注意机制以及对应的Itti模型[14]，快速计算出图像在颜色、亮度、方向三个特征上不同尺度的显著性图，再分别整合不同特征的显著性图而生成整幅图像的显著性图，提取视觉注意焦点，通过视觉注意的转移机制输出图像最为显著的部分，即为视盘的位置。视盘定位之后，把视盘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作为视盘分割的感兴趣区，在图像绿色通道中抹除血管，增强对比度，将图像从水平坐标转为极坐标后对图像进行亚像素分割，提取纵向方向最大梯度的边缘，即为视盘的边缘轮廓。以下介绍模型原理及算法效果。
1.1 图像的预处理和归一化
预处理的目的是消除眼底图像黑色背景与眼底前景交界线对结果的干扰，同时缩小范围，减少计算量。采用OSTU阈值分割算法对图像先进行二值化，得到兴趣区范围，再对图像进行圆形腐蚀和形态学开运算操作，缩小兴趣区的边界，保证裁剪区域的面积比实际区域图形区域要小，消除了图像交界位置处高对比度的干扰。
预处理的另一个目的是降低处理图像之间的差异性。由于眼底图像在采集过程中相机、光源、采集角度、图像曝光以及患者本身眼底天然色素的不一样而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为了从这些差异图像中获得稳定的有效信息，对图像进行颜色、亮度以及曝光分布的归一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采取的归一化方法是先根据图像的曝光分布对图像的亮度分布进行反补偿，使亮的减弱，同时暗的区域增强。然后选定一副质量较好的图像作为参考图像，把被处理图像的色调、饱和度和亮度信息都归一化到参考图像的参考值上，从而保证了被处理图像的稳定性。图像预处理的结果如图2所示。
1.2 视盘定位
视盘的定位是实现视盘精确分割的前提。视盘区域通常大约只占整个眼底区域11%的面积，通过定位可使后续的视盘分割操作仅在有效区域内进行，这样既可以减少计算量，同时又可以减少眼底图像其他结构以及噪声等干扰，达到更高的分割精度。观察发现，视盘相对于眼底图像背景以及其他视网膜结构，在亮度、颜色以及形状等特征上非常显著，很容易被人眼定位。因此，本文借助于计算神经学的一些进展，首次提出基于人类视觉注意模型的方法定位视盘。
视觉注意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80年Treisman提出特征整合理论，认为视觉信息是由不同的特征图整合且并行处理的[20]。这些特征图由人眼视野中的不同位置组织起来，每一个视觉特征都对应一个特征图。在此基础上，Koch和Ulman提出计算一个表达图像中每个位置显著度的显著度图方法模型[19],1998年Itti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视觉注意计算模型[14]，其采用自底而上的策略，在多个尺度上进行多种特征的融合，最后合成视觉显著度图，该显著度图量化了图像中各地物的显著性，由此判定目标区域。本文基于视觉注意模型定位视盘的算法原理如下。
1.2.1 生成不同尺度的特征图
图像预处理后，通过高斯滤波和不断的下采样，提取图像在9个不同尺度的高斯金字塔[14]，设图像为I(σ)，σ为尺度且σε[0，…，8]。建立高斯金字塔后，单一尺度的特征图的提取通过线性的“中心—周边差”操作计算。中央周边差采取相减操作原理，操作符为Θ。设c表示金字塔结构的中央层，选择三个主尺度计算其特征，取值范围为c∈{3,4,5};c+s表示金字塔结构的周边层，s∈{3,4}，且σ=s-c。图像的亮度通道选择HSI中的I通道，亮度特征图的计算公式为式(1)。
颜色通道选择红/绿和绿/红秸抗的特征图RG(c,s)，在视皮层中，颜色特征用颜色秸抗系统来表达。其中，红绿拮抗特征由公式(2)表示。
而对应于蓝/黄和黄/蓝秸抗的特征图可由式(3)得到。
方向特征通过Gabor滤波器提取。Gabor函数有很好的方向选择性，Gabor滤波器正是一种基于多通道、多分辨率分析方法的典型代表。取θ为0°、45°、90°、135°四个方向，运用Gabor金字塔方法。记Gabor金字塔为O(σ，θ)。二维Gabor滤波器的计算为公式(4)所示。
式(4)中σx和σy分别为高斯包络在x和y方向上的标准差，λ和θk分别为正弦波的波长和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图像在不同尺度下的颜色、亮度、方向的特征图。对应的方向特征图的计算公式为
1.2.2 归一化不同尺度的特征图
在Itti模型中，提出了一个特征图归一化算子，以增强显著峰较少的特征图，而消弱存在大量显著峰的特征图。具体算法包括:
(1)归一化该特征图到一固定范围[0，…，M]内，消除依赖于特征的幅度差别。
(2)计算除全局最大外所有局部极大的均值m。
(3)用(M-m)[2]乘该特征图。
特征图被组合成3个特征显著性描述，即灰度特征显著性描述槇I、颜色特征显著性描述槇C和方位特征显著性描述槇O，公式如下，结果如图3。
式中c为高斯金字塔结构的中央层;s为高斯金字塔的周边层;θ为方向角。
1.2.3 整合单一特征显著性为综合显著性图
建立3个特征显著性描述，对不同特征显著性进行归一化，相加得到显著性图S，其最大值点则为视觉的注意点。公式如下，结果如图4。
采用局部阈值分割算法提取所得的显著性图，输出亮度值最大的区域，即为视盘的位置。
1.3 视盘分割
眼底图像RGB三通道中，因图像采集传感器的特性，G通道保存的亮度信息最完整，对比度高，利于视盘的分割，因此本文选取视盘定位后的G通道灰度图像作为视盘分割的输入图像[4]。视盘定位以后，为了缩小计算范围，减少其他结构的干扰，本文选取包含视盘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作为分割区域如图5(a)所示。为减少视盘中血管边缘对视盘分割的干扰，首先采用统计排序滤波器来擦除视盘血管抹除血管，如图5(b)所示。统计排序滤波器是一种非线性滤波器，它是基于滤波器所在图像区域内像素的排序，由排序结果决定的值代替中心像素的值。常见的分类有最大值滤波器、最小值滤波器以及中值滤波器。本文采用中值滤波器来视盘区域内的血管。中值滤波保边性好，如图5(b)可见，中值滤波后的图像的视盘边缘仍然非常清晰，易于分割。
获得视盘分割的感兴趣区后，对图5(b)开始进行边缘提取。注意到视盘的边缘区域接近圆形，如果把图像的兴趣区由直角坐标转为极坐标表示，那么视盘的边缘将变成一条水平方向的曲线，这就极大的方便了视盘边缘的定位和提取。本文以区域中心为原点，以区域内最大半径为转换半径，进行二维极坐标转换。转换公式为。转换后的结果为图6(b)所示。
经极坐标转换之后，视盘边缘有之前的近似椭圆形封闭曲线成为水平方向一条清晰可见的曲线。因视盘的精确分割对后续疾病诊断十分重要[1]。为提高边缘分割的精度，采用亚像素精度提取方法，首先求取每个像素点处的灰度值的梯度，利用Canny算子等求得初始的轮廓。假设灰度值梯度在沿边缘法线方向呈抛物线分布。基于这样的假设，可以利用初始轮廓点沿法线方向的邻域梯度拟合出该抛物线，则该抛物线的峰值点对应轮廓点。具体实现参考文献[21]。注意到视盘的边缘是纵向方向上变化最快的区域，因此，求取视盘边缘的算法便成为求纵向方向上最大梯度值的位置，结果如图7(a)所示。为了准确计算，把图像水平切分为32等分，在每个等分上求最大梯度，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排除一些噪声的干扰和边缘的重叠。最后把每个图像切片的最大梯度的边缘连接起来，即为视盘的边缘。如图7(b)所示。将图像从极坐标再转换到原有坐标，完成视盘边缘的分割，如图8所示(红色线条表示视盘的实际边缘，绿色线为根据实际边缘拟合的同心圆)。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数据及实现平台
采用国际Messidor数据库来验证算法的性能。Messidor数据库是当前已公开的包含眼底图像数目最多的数据库，包括1 200幅彩色眼底图片，这些图片都是在常规的临床眼底检查中使用眼底照相机拍摄的。眼底图像数据库的所有图片分为3组，每组400张，每组再分成4个图片集，共12个图片集，每个数据集为100张图，眼底图片的分辨率分别为:1 400×960,2 240×1 488,2 304×1 536。不仅如此，Messidor数据库还提供了检验各种眼底图像分割算法(如微动脉瘤、眼底出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分割算法)性能的标准，有眼科专家手动标定的视盘分割结果以及专家评定的病变文档，专家标定的视盘分割结果存储为二值图像，可以用于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本文视盘定位的程序代码用Matlab实现，在Matlab 2008a上编写，视盘分割部分代码用OpenCV实现，在VS2010上编写。程序在CPU2.4 GHZ，内存4 GB的Windows 7的平台下运行。
2.2 实验讨论和比较
在实验过程中规定:如果定位的视盘区域包含了整个视盘即认为定位正确。在Messidor数据库的1 200幅眼底图像上进行视盘定位的实验。原有数据根据图像大小分为三个数据集，分别为Data1,Data2,Data3。每个数据集包含400张图片，实验分别统计了检测到视盘的图像数和未检测的图像视盘数，以及平均检测时间，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利用视觉注意显著性算法，视盘定位的正确率约为95%。实验中发现，少量图像出现漏检视盘的原因主要在于图像比较模糊，眼底曝光不足，或者眼底图像出现大的病变，视盘在眼底边缘部分等，造成视盘在整个眼底中显著度不够，故无法正确定位，如图9示例。其中Data2数据集病变图片较多，故检测率较其他数据集稍低。
由表1知，视盘定位的运行时长约为0.2 s，图像大小较大的图像运行时间稍长。图像大小为2 240×1 488和图像大小为1 400×960的图像运行时长相差不大的原因在生成显著性图的过程中，图像在生成高斯金字塔时被下采样到更小的图像中，两种大小的图像在两次下采样后造成的运行时长差别不大，所以最后的结果比较接近。因为视盘占据整个眼底的面积约为11%，而视觉注意正是基于人类视觉多尺度的原理，所以对图像进行一定的缩放，并不改变视盘的显著性，但是计算量却大幅减少了。
为了验证基于视觉注意模型定位视盘算法的有效性，本文还将实验结果与文献[22]结果做了比较，对比结果如表2。
与方法CHT对比，本文的检测率略低，但是运行时长明显提高，其每张图片的平均处理时间为1.67 s，本文方法平均每张图片的视盘定位时间为0.213 s，反映视觉注意机制能有效减少图像的计算量和复杂度。
因为本文只利用了视盘的颜色、亮度、方向三个特征进行特征整合，对于一些病变较大，图像较暗，视盘不显著的图像而言，利用视觉注意机制无法生成有效的显著性图，致使检测率低于文献[22]。视盘是眼底血管的交汇点，这是定位视盘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未来如果能进一步加入血管特征的判断，将会进一步提高本文视盘定位的检测率。
进一步在Messidor眼底图像数据库上检验了视盘分割算法的准确率。按照1.3提出的视盘分割算法进行了视盘分割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算法不仅分割准确性较其他算法高，而且对于一些视盘边界模糊，有较大病变干扰的视盘，也能很好的分割效果。图10示例了部分眼底模糊，病变较大的视盘的定位和分割结果。
实验中发现某些视盘周边也出现比较大的亮区干扰，视盘边界不如病变亮度的边界梯度大，造成视盘分割时出现错误，导致最后提取的视盘边界为病变区域的边缘，如图11所示。但是这样的图片非常少见。所以总体而言，1.3节提出的视盘分割算法是有效且可行的。
3 结论
定位与机制 篇8
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职能配置存在的不足
(一) 财力不足, 地方发展动力受限
新的税收制度———分税制实施以来, 简化了税制, 全部税种从37个减少到25个。统一了税法、公平了税负。加强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保证了税收收入的连续增长。但与此同时, 由于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提高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地方的财力大为削弱。
从表1可以看出, 地方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1年的70.21%下降为2003年的45.36%, 下降了近25个百分点, 中央的财政收入却从29.79%上升为54.64%, 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有增无减。这种保中央税、轻地方税的分税制设计加剧了地方财力的紧张, 使地方政府职能的实现缺乏财力的保障。
根据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可知, 2008年, 全国财政收入61316.9亿元, 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2671.99亿元, 占总收入的53.28%;地方本级收入28644.91亿元, 占总收入的46.71%。2008年, 全国财政支出62427.03亿元, 增加12645.68亿元,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3374.31亿元, 占总支出的21.42%;地方本级支出49052.72亿元, 占总支出的78.58%。
由上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地方政府运用45%左右的相对财力支撑了75%左右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需要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诸多责任。但由于财力的不足, 导致这些基本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不足, 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责任的不对等削弱了其服务能力。
(二) 立法权限不足、程序限定, 复杂国情下地方发展的统一化模式与政府法规的花样迭出、变化不稳
我国《立法法》规定了地方立法的原则, 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是“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三是除全国人大专属立法权之外, 国家尚未立法的“其他事项”。再者就是应由中央立法, 但未予立法, 短期内也难以出台, 而当地又亟需的不涉及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司法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方面的事项, 地方可以先行立法。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中心及财政部门数据整理而得
政府立法, 花样迭出。这尽管填补了一时的法律空白, 但是这样的政策法规具有不稳定性,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容易导致法规不稳, 政策多变。这也是地方立法权限不足的悖向反映。
(三) 重增长轻发展的政绩观念
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侧重经济, 发展要求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而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视的政绩目标。如果中央提出8%的GDP增长率, 省级政府就要千方百计谋求9%甚至10%以上的增长, 而再往下的地方政府则会谋求更高的增长目标。这是扭曲的发展观。地方政府却一直紧盯经济增长, 忽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这使得地方政府职能配置的失衡甚至偏颇。经济部门职能高、资金足、权位重, 科教文卫等其他部门则往往发展受制, 职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四) 重经济发展轻公共服务的职能失衡
这一问题的产生同样根源于地方政府扭曲的地方发展观。政府应该是宏观的指导者, 信息的提供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社会服务者。而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反而成为了经济的主导者, 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这样不仅容易导致政府部门作为不当, 经济发展失误, 更会导致政府部门职能失衡, 经济职能以外的其他政府责任缺失。
(五) “职责同构”现象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所谓职责同构, 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对“职责同构”的批判, 首先出现在张志红的《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中, 接着, 由朱光磊教授与张志红博士共同合作的文章完成了这一反思性的批判。他们认为“职责同构”是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问题存在的“主要体制性原因”, 因此, 必须打破这一政府间纵向关系体制。
二、我国地方政府职能发展与权责定位的趋向
中央政府启动“大部制”改革, 谋求效率的提高, 权责的明确。地方政府也正不同程度地推进地方政府部门的改革重组。在这一变革当中, 尤其要注意的是:大部制不等于大政府。我国地方政府职能发展与权责定位的趋向应该是, 大部制的小政府。
小政府并不简单意味着精简政府机构和公务员, 小政府重在管好该管的, 做到切实有效。说它小, 表明政府在市场中直接参与的作用的减少, 对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间接的影响力方面。当前我国政府机构尤其地方政府的确存在人员臃肿、机构庞杂的现象, 但不是一个处处皆是的现象。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地方需要, 在不必精简的情况下就要着重改善政府作用, 分清市场与政府的职责, 切实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 在此基础上再注意宏观的调控, 保证经济社会发展。
小政府对于自己管不好、不该管的, 应该大力扶持市场的自我满足、社会的自我满足。这也是小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地方政府应该以正确的方式理解“积极不干预”政策。借用一句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的一句话, 他说:“我是用‘积极’来形容‘不干预’的……这其实是指:当政府遇到要求做出干预的建议时, 不会纯粹因为其性质而惯性认为建议不正确……政府会权衡轻重, 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然后, 政府才做出积极的决定, 研判利害所在。”尽管,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干预比较有利。”地方政府应该权衡好政府的职责作为之利弊, 目标定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而手段则是多样的, 趋势是明确的职责向小政府发展。
三、我国地方政府职能配置与权责定位的原则
配置地方政府的职能、明确地方政府权力与责任, 需要明确的原则, 需要有可以依靠的根据, 需要有追责究责的准绳。笔者赞同苏州大学田芝健教授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配置与转变》中提出的若干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删增, 提出以下原则:合法性原则与权责一致原则;合理性原则与稳定性原则;实效性和时效性原则, “任何一种职能配置方式都必须以实现政府职能效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讲求实效”;整体性原则。
四、我国地方政府职能配置与权责定位的机制
通观中国中央地方政府间关系现状, 结合当今地方分权化的政治改革趋势, 笔者认为, 现阶段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和府际关系调整, 应该着重注意两个方面:扩大地方自主权;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其中, 扩大地方自主权限, 增强地方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是重点。
只有扩大地方自主权限, 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和地方的区位、资源、政策等各种比较优势;只有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机制, 才能保证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 避免区域差距悬殊造成的社会问题, 才能保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持久性。
笔者赞成将“条块关系”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基础模式, 其次在人事、资金划拨上, 地方机构属于中央派出单位, 人事任免调用属于上级直至中央, 不再与当地政府有任何关系;预算资金划拨上, 由地方派出机构提交年度预算, 由上级机构下拨。地方政府原来拨付相应同级机构的预算资金上交国库, 由中央决定使用。另外, 在行政职位设置上, 可将现有的地方具体工作部门职称上调一级或半级, 保证中央派出机构的权威性。人事上, 可以考虑异地任职等办法。
条块发生关系时, 如地方用地、新项目上马时, 地方需拿出相应的论证方案, 保证用地的合法性、必要性, 保证环境的友好性。当条条系统内发生舞弊现象, 可由地方人大、政府向其上一级条条系统提出申诉和复议, 也可加大舆论和群众监督, 以保证中央派出机构的廉洁性。
这样, 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划分, 以此机制形成的地方政府便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财力自主性、立法主动性, 能够更好地利用地区优势, 发挥地方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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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机制 篇9
1 两个关键词:风险与不确定性
经济学中, 风险与不确定性各自有严格而清晰的概念界定, 是相互区别和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风险是指决策者面临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事先知道事件最终呈现的可能状态, 并且可以根据经验知识或历史数据比较准确地预知可能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大小, 即知道整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随着技术先进性的提高和条件的改善, 对风险的驾驭和对风险预测的准确性越来越高, 比较容易控制。
相比之下,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是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 或者说, 只要经济行为者的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 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是指对于未来的收益和损失等经济状况的分布范围和状态不能确知。“当今世界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已成共识, “不确定性”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
对企业而言, 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有大有小。小而言之, 可能影响一次营销活动的成败;从大的方面看, 则可能使企业遭受灭顶之灾, 破产倒闭。由于不确定性, 一些企业或者不敢放手去做比较长期的规划和投入, 或者毫无理性、不顾后果地孤注一掷。
总体上, 对不确定性的畏惧是人的普遍心态, 美国投资奇才索罗斯就曾言:“我什么都不怕, 只怕不确定性。”当然, 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不总是负面的, 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正是由于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混沌性, 才使得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成为可能;才使一些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有望实现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对此的研究, 投入了高度的关注, 对不确定的研究, 更是演化经济学的焦点之一。
2 市场语境:企业创新机制与不确定性的共生关系
2.1 不确定性的来源与分类
本质上, 不确定性源自社会系统本身固有的、内在的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相关性、临界性、自组织性和自强化性。根据不确定性的特点, 一般可把不确定性分为四类:
(1) 客观不确定性
客观不确定性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在自然界, 在生产生活中, 在经济管理领域, 客观不确定性大量存在, 十分普遍。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研究的对象, 就是这类客观不确定性。
从表面上看, 客观不确定性 (随机现象) 似乎是偶然的、随机的、杂乱无章的、不得而知的, 但实践表明, 如果同类的随机现象大量重复出现, 它的总体就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种大量同类随机现象所呈现的规律性, 即为我们熟知的统计规律性。通常, 经历越是丰富、阅历越是深厚、见识越是宽广、经验越是老道, 对统计规律性的认知就越深刻, 在市场中越可能生存。
(2) 主观不确定性
对于同一个客体 (事物、事件等) , 不同的主体, 或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刻, 会得出不尽相同的判断, 有时甚至迥然有别, 其差异事先难以预见, 这种不确定性称为主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的根源, 在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的差异性。除了每个人遗传基因先天的、固有的差别外, 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价值取向、文化特质、性格气质、生活习俗、决策偏好, 乃至对事物做判断时的心情和天气, 都是产生主观不确定性的诱因。特别是“心智模式”, 恰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一书中所言, 是“隐藏在暗处的顽石”, 人们平素习而不察, 浑然不觉, 它却时时刻刻在发挥影响和作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并不像全息照相一样保真, 而是见仁见智。
(3) 过程不确定性
顾名思义, 过程不确定性是在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发生的不确定性。即便主体和客体都是确定的, 即客观环境和任务是确定的、既定的、可预见和可控的, 主体的指令和决策也是清晰的、正确而坚定的, 但由于普遍存在的随机干扰、偶然事件、突发事变、信息时滞或不可抗力, 联结主体与客体、愿望与结果的过程, 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制订方案时, 通过对环境的深入研判, 尽量减少执行过程中或有的“大概率”不确定性。
(4) 博弈不确定性
博弈不确定性是指在对局、博弈和互动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博弈不确定性旨在提示:企业思考问题时不能一相情愿, 自说自话, 只考虑自身;还要充分考虑到竞争对手或利益相关者的动态, 以及他们对企业所作决策的对策, 要对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应提前考虑, “料敌于先”。在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中, 不确定性重点关注的就是博弈不确定性。
由于人都是社会中的人, 企业都是行业、产业或市场中的企业, 大家彼此关联、相互制约。不管是自然人还是企业法人, 一个“新人”的入局, 或一个“老人”的出局, 都会显著地增加博弈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全、力量非均衡、对策非典型、局势非常态, 且与合作、结盟等要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博弈不确定性的增长更会高度非线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 前三种不确定性, 即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和过程不确定性, 与博弈不确定性相比, 都微不足道。因为, 这些不确定性差不多都是一次性的、单向的、静态的、单层次的、自身的、可控的、小概率的、信息充足的、部分可相互抵消的、有统计规律的, 化解不确定性的时间也是相对从容的;然而, 博弈不确定性涉及的却是:多次、双向 (甚至网状) 、动态、多层次、多方、多因素、不可控、非小概率、信息不足, 非但不能相互抵消, 而是互为因果且不断强化, 无统计规律可寻、无先前经验可借鉴, 化解不确定性常有时间压力、有时甚或很窘迫。
2.2 不确定性产生的外部原因
(1) 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
此次经济危机爆发前, 以最大债务国美国为首的“泡沫消费”, 理所当然的是政府债务的推手。危机来临之后, 经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在全世界联手应对下, 形势也不是很明朗和乐观。为拯救金融业, 各国政府向金融机构注入的“流动性”达到天文数字。其结果是, 金融业虽然有了复苏迹象, 但政府部门却增加了巨额债务和赤字。因此, 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财政危机, 出现了一些“国家破产”或“政府破产”现象, 如冰岛和希腊等。美、日等国的财政都陷入泥潭, 短期内难以自拔, 这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2) 失业问题的不确定性
根据传统经济理论, 随着经济的复苏, 失业人数或失业率应相应下降。然而, 这种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尚未出现, 有的国家失业问题还在恶化。而且, 失业是经济危机走向社会危机的关键推手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经济危机一般包含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基本过去, 第二、第三阶段何时结束, 尚需时日, 仍不确定。
(3) 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
要全面解决经济危机问题, 一方面, 应继续治理高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另一方面, 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 则是大力强化实体经济, 找准新的实体产业, 以确定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正确方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这也是减少实体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前提。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其投资方向也难千篇一律、高度同质化。因此, 在找准投资方向和产业上, 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4) 经济政策进退取舍的不确定性
2008年经济危机袭来之时, 各国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防止了经济跌入深渊, 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复苏。而当前在刺激经济政策的取舍上, 又面临经济增长与通胀的矛盾。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中, 这个矛盾还相当尖锐。宏观目标上的各种矛盾表明, 在刺激经济政策的取舍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3 企业创新机制与不确定性共生相随
“创新之父”熊彼特认为, 创新是“创造性破坏”, 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同时, 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 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向新的均衡的过渡, 并不是社会灾难, 相反, 却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
也就是说, 企业从诞生那一天起, 其在市场的生存, 其创新机制就时刻受到来自企业内外的不确定的考验。
从演化经济学来看,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认为, “时间和无知不仅使经济过程成为必然, 而且它们也是这些过程的恰当的性质。”而且, 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词汇是制度和制度变迁, 并且更加重视动态的制度变迁,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 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 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 强调制度变迁。
就企业创新机制而言, 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 创新机制的变迁就同不确定性在一起如影随形, 其创新机制的质量高低, 直接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死亡。
3 市场定位与企业创新机制
3.1 市场定位的必要性
“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若企业的创新活动,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么, 企业的任何创新活动都难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必然是被淘汰的结局。
市场定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营销学家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提出的, 其含义是指企业根据竞争者现有产品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 针对顾客对该类产品某些特征或属性的重视程度, 为本企业产品塑造与众不同的, 给人印象鲜明的形象, 并将这种形象生动地传递给顾客, 从而使该产品在市场上确定适当的位置。市场定位是企业及产品确定在目标市场上所处的位置。
企业创新机制, 就是有关企业创新的各种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企业创新活动是一个循环过程, 它从创新设想的产生到创新方案的形成, 再到创新结果的扩散, 最终市场效益的形成, 既有顺序又有交叉和相互作用。
从企业的创新机制上看, 面对一个不确定性世界和一个云谲波诡的市场, 同时未来不可预测性、系统复杂性和发展非均衡性的企业环境, 对行业本质的把握, 对企业现状的认识和发展前景的预测与掌控, 必然是企业创新机制的基础和平台, 这也是企业创新机制进行准确市场定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2 市场定位的理论基础
(1) 功效定位
功效定位是从市场营销学中移植过来的概念, 并被多学科广泛应用。消费者购买产品主要是为了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 希望产品具有所期望的功能、效果和效益, 因而以强调产品的功效为诉求是品牌定位的常见形式。很多产品具有多重功效, 世界品牌实验室 (brand.icxo.com) 认为定位时向顾客传达单一的功效还是多重功效并没有绝对的定论, 但由于消费者能记住的信息是有限的, 往往只对某一强烈诉求容易产生较深的印象, 因此, 向消费者承诺一个功效点的单一诉求更能突出品牌的个性, 获得成功的定位。如飘柔的承诺是“柔顺”, 海飞丝是“去头屑”, 潘婷是“健康亮泽”;舒肤佳强调“有效去除细菌”;沃尔沃汽车定位于“安全”, 等等。作为生产该产品的企业, 尤其是成名企业, 其在消费者的观念中是固定的, 这样, 对功效定位准确, 从企业诞生那一刻起, 创新活动就要贯穿始终, 作为企业发展脉络。
(2) 技术定位
从技术来源的角度看,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有三种。第一种是技术创新, 也就是企业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进行的研究开发, 实现创新成果的商品化;第二种是模仿创新, 指企业通过购买专有技术或专利许可证等引进技术;第三种是合作创新, 是以企业为主体, 企业、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政府之间相互合作, 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从而获得创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方式。对任何企业, 其资源是有限的, 也就决定其选择的技术都是有限的, 选择恰当的、适用的、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对企业创新机制而言, 也是智慧。
3.3 创新定位
寻找新的尚未被占领但有潜在市场需求的位置, 填补市场上的空缺, 生产市场上没有的、具备某种特色的产品, 这是企业市场产品创新定位的要求。如日本索尼公司的索尼随身听等一批新产品填补了市场上迷你电子产品的空缺, 并进行不断的创新, 使得索尼公司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能迅速的发展, 一跃而成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采用这种定位方式时, 公司应明确创新定位所需的产品在技术上、经济上是否可行, 有无足够的市场容量, 能否为公司带来合理而持续的赢利。
4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创新机制构建
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唯一的一种获取和结合各种知识并用于实践中的组织, 因此, 与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相关的微观政策, 主要集中在处于一个演化的技术轨道中企业的能力塑造问题上, 这包括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适应与抵抗能力、学习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等;而且, 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基于在演化经济学为指导的基础上, 企业创新机制必须是站在市场的前沿, 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正确估计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随着市场竞争形势的发展与变化而不断变革与创新, 而且是基于比较优势上的企业竞争实力的成长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二者是企业创新机制的根本标准和根本目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面临着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国家, 更多的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结构的变革与转换的问题, 进而发挥各种行为主体的创造力。
4.1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 完善企业创新机制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其中,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最为流行, 不过寇伽特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却更为重要。目前, 中国的市场格局是“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 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化”, 中国企业已经是全球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分工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站在“中国本身就是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 已经是企业的基本功;企业创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企业自身, 必须从企业所处的价值链来考虑企业的创新问题。只有有利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正确定位或攀升的创新, 才能证明创新是成功的。
4.2 创新网络的建立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市场环境的变幻莫测, 商业机会的转瞬即逝。与此相对的却是企业创新日趋复杂, 创新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 创新风险越来越高, 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在这种新形势下, 第一必须建立创新网络来应付新挑战。虽然, 创新网络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多样探索, 但是, 核心要素应该包含有与国内外同行业的领先企业的合作战略联盟, 发展国际创新网络, 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第二就是内部网络, 团结协作、群体奋斗的精神是企业取得辉煌业绩的重要保证, 建立内部知识、信息的交流网络, 对于增加企业内部的活力和动力也必不可少。
4.3 积极探索管理方式上的创新
企业应积极探索在职能架构、权重配置、流程控制、运行效能、系统组织等影响管理的效率和竞争能力, 制约企业发展的机制问题, 不断增强企业转型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应变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职能结构的优化, 基本原则就是“战略决定结构”, 通过分析企业及其管理组织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职能来确定机构。二是管理体制的优化, 管理体制是以集权和分权为中心, 处理企业与纵向各层次 (包括子公司和分公司) 关系的责权利体系。根据现代管理的权变理论, 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在不同层次确立不同的责任中心, 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确定责权利三者之间的激励和制约关系, 把握决策权在不同层次的合理配置。三是业务流程的优化, 业务流程是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部分, 它把各个业务环节按照业务工作的程序联结起来, 形成业务运行的有机统一体。适应21世纪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方向, 通过业务流程再造而实现业务效率和业务品质的变革, 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四是运行机制的优化, 企业的运行机制决定着企业的内功与后劲能否自存于外部的竞争环境。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有利于充分发挥各个环节和全体员工积极性、具有企业特点的动力和制约机制, 才能使企业协调高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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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机制 篇10
关键词：高校党建工作,群体性事件,角色定位,机制创新
据中国社科院不完全统计, 我国2008年发生群体性事件9万起, 2009年10万起, 2010年高达18万起, 2011年18.25万起。[1]而在如此多的群体性事件中, 由大学生主导和参与的不占少数, 例如, 2013年10月24日河北廊坊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不满食堂菜价上涨聚集打砸食堂事件, 2010年江西九江学院发生的“361”事件, 2008年青年大学生抵制“家乐福”事件等。高校群体性事件的连续多发不仅造成校园内部恐慌, 而且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引发公众对高等教育、对大学生素养的怀疑,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 新形势下有必要从高校党建视角对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 对实现高校形象的提升与和谐校园的建设, 不断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群体性事件概述
(一) 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危害。
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生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担当, 能团结一致实现利益诉求的力量, 另一方面, 也产生了大量的负面影响。学生群体的特殊性使其抱团从众心理甚重, 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之后会迅速波及、扩散至整个校园乃至周边高校。大学生主导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将产生很恶劣的影响, 第一, 它破坏了校园正常的学习、教学秩序, 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第二, 学生群体想法不完全成熟, 心理较为脆弱且敏感, 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会进一步引发大部分学生的心理恐慌, 如不加以及时引导、解决, 会产生更偏激、更极端的心理压力, 潜伏更大的危害, 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第三, 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多发使社会将抨击目标转向高校建设与高校党建工作, 极大地损害了高校形象, 不利于高校的校园建设与校园宣传。大学生是社会建设的新生代力量, 肩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使命, 其暴动事件极具敏感性, 社会反响剧烈, 若不采取相关防控措施, 任其发展, 不仅社会会对高等教育、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产生怀疑与控诉, 同时也不利于国家培养社会建设的下一代接班人, 阻碍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二) 高校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分析。
高校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 但往往也有根可寻, 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大学生的直接利益受损, 而高校缺乏有效的渠道聆听并维护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学生群体相对较弱势, 同时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与判断能力, 心理的脆弱性使其通过抱团的形式增强控诉力量, 从众心理较为严重, 学生无处可说、无处可诉, 无法正当维护自我权益, 最终使其采用集会、联名上书等方式进行对抗。同时, 通过多个案例分析, 我们发现, 以下两点也是高校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一是大学生是新一代网络媒体的受众对象, “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平等自由理念的延续, 从虚拟走向现实, 从观念走向行动, 使得理性的、能够服从国家法律与政策的人们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工具”[2]。但网络平台使信息传递更为快捷、便利的同时, 信息的来源不安全、信息不充分也使得大学生易对部分问题产生认知错误, 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问题, 互相传递错误信息, 继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高校党建工作在各高校中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部分高校特别是民办高校没有足够重视党建工作, 党建工作不完善、未能在防控群体性事件上发挥重要作用, 对大学生缺少系统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 未能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问题上缺少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 导致学生对政治问题认识不全面, 致使学生产生认知偏见。为此, 有必要从高校党建工作着手, 研究其在防控高校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定位, 充分发挥高校党建工作的作用以实现来防控此类事件。
二、高校党建工作在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定位
高校党建工作肩负着和谐校园建设的重任, 而高校党组织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实施者与承载主体, “在思想政治理论建设、舆论引导、凝聚师生力量、发展基层党员、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防控高校群体性事件、构建和谐校园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3]高校党组织要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来规划和落实党建工作, 高校党建工作的最终效果也是评价高校党组织建设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在防控高校群体性事件中, 高校党组织扮演着高校组织中的“大家长”、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引领者、和谐校园环境的“塑造者”等多重角色。
(一) 高校党组织是整个高校组织中的“大家长”。
高校党组织可分为高校党委、高校党总支与各学院党支部, 党组织通过深入学生内部, 细分基层党组织, 构建从各学院基层党小组、党支部到高校党委的完善的组织体系。高校党组织发挥着联系学生、宣传学生、团结学生、组织学生、教育学生的作用, 是防控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基础。[4]高校党组织是整个高校组织中的“大家长”, 要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带头作用、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心理辅导作用。在学习、生活中应紧密团结学生, 给予其充分的组织关爱与人文关怀, 使离家独自求学的游子在异乡也能有内心归属感, 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基层党组织、高校师生党员是高校党组织的中坚力量, 高校党组织要以“大家长”的角色带动其他组织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紧密联系学生, 坚持为广大学生服务的宗旨, 那防控高校群体性事件就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二) 高校党组织是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引领者”。
高校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深入开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校园文化建设,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培养新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高校党组织是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引领者”, 通过对大学生开展生动而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发挥政治影响力, 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全面而正确的价值观, 使大学生将国家、民族使命与自身的理想抱负、人生价值实现紧密结合, 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使大学生面对群体性事件时能保持冷静, 树立全局观, 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自身行为。高校党组织依靠思想动员, 引导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是防控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有力的思想保证。
(三) 高校党组织是和谐校园环境的“塑造者”。
高校党组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自己、指导实践, 强化宗旨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和道德水平[5], 高校党组织以身作则, 将先进的思想意识推广至整个校园, 通过开展多元化的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主题研讨等形式增强同学生之间的互动, 倾听学生意见与建议, 带动高校建设和谐校园, 营造安全稳定、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高校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依靠党建带动团建、班建, 是和谐校园环境的“塑造者”。
三、国内高校从党建视角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的典型经验
(一) 福州大学城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成功经验。
福州大学城是福建省于2000年建立的集教育、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学术、科研交流中心, 包括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和一所高中在内, 园区内环境复杂、学生密集、利益交叉重叠, 这些都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6]然而, 这十五年来, 大学城内治安良好, 极少发生群体性事件, 这都得益于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各个高校出色的党建工作。第一, 积极创建“平安先行学校”, 加强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 通过校园讲座、问卷调查、网络互动、“两课”教育、模拟演练等多种手段, 提高学生的危机意识, 增强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第二, 构建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不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制定出科学完善、易于操作、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将责任落实到各级党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确保事件发生时能迅速及时地妥善解决;第三, 关心学生利益, 处处为学生着想, 自从大学城建立以来, 不断改善学校环境、软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 让学生们学的踏实、住的安心, 想学生之所想, 急学生之所急, 切实维护学生利益, 切断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福州大学城各高校的党建工作, 立足根本, 着眼未来, 目前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值得其他高校学习借鉴。
(二) 河北廊坊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的惨痛教训。
2013年10月24日, 河北廊坊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数百名学生对学校食堂饭菜涨价、封闭管理、禁止校外订餐等表示不满, 聚在校内抗议, 部分学生掀翻桌椅, 经相关部门介入, 持续约两小时后平息。此事不仅损害了学校的声誉, 也给学生们的身心造成了伤害, 该校党组织在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中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 学校决策不顾学生利益, 没有从学生角度考虑问题, 食堂贸然涨价、完全封闭式管理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切身利益, 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第二, 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到位, 学生们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 头脑不够冷静、意识不够清醒, 采取不理智的方式表达诉求, 部分原因在于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深刻, 不能帮助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第三, 事件发生后, 没能及时遏止, 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 应该快速了解问题, 由领导统一指挥, 阻止事态蔓延, 将损失和影响降到最小。现在, 该校已成立有学生参与其中的物价监管委员会, 各所高校都该以此为鉴, 建立科学系统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四、在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中创新高校党建工作体制机制
(一) 科学配置资源, 合理调整党组织领导结构。
高校党组织领导班子在预防和控制高校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个作风良好、效率较高的领导班子, 能够科学地预防、及时地处理和稳妥地善后群体性事件;相反, 一个不胜其任、效率较低的的领导班子, 不但不能预防事件发生, 还会让其扩展, 造成恶劣影响。一方面, 现在很多党政干部或多或少存在知识不更新、思想觉悟低、工作能力差的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 在选人用人上遵循德才兼备原则的同时, 适当的时候应考虑学生群体、教师队伍的意见, 多任用干实事、干好事、干正事的领导;另一方面, 有少部分高校领导结构不尽合理, 造成无人管事、无人办事的尴尬局面, 必须通过学历、组织能力、工作经验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 科学合理地进行搭配, 以保证人适其事、事适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从而在防控群体性事件中发挥主体作用。
(二) 构建网络体系, 加强与其他组织间的合作。
各高校学生组织种类繁多, 除了学生会、研究生会这些在共产党和共青团指导下成立的学生组织, [7]还有一类是按照兴趣爱好自发组成的大学生社团, 这些团体在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中,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 大学生社团可以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陶冶情操, 强身健体, 使他们把精力花在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有意义的事情上;第二, 大学生社团能够提高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人际沟通技巧、团队协作精神, 对其就业有很大帮助。就业困难也是诱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诱因, 通过社团活动来提高工作技能可谓是一举两得;第三, 大学生社团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诉说心事的平台, 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是由于当事者对社会、对学校有积怨和不满却无处发泄, 才采用极端手段。在社团内部都是志趣相投、有共同爱好的人, 容易引起共鸣, 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因此, 各院校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应该加强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往来, 比如尝试在社团建立党组织, 共同构建网络体系, 来共同面对群体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 要警惕反动势力利用学生社团制造群体性事件, 应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 力求与时俱进, 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资源。
在预防和控制校园群体性事件中, 仅仅以“两课”教育这样的传统方式开展党建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各院校应该充分利用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资源。2008年的“家乐福事件”就是由于有人发帖号召大家抵制家乐福, 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的快速传播, 最后导致全国许多高校学生参与其中。因此, 加强对新兴媒体资源的合理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各大高校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通过校园电视台、广播站、校报、微信平台、官方微博、论坛、贴吧等媒介, 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传递正能量, 帮助学生树立崇高远大的理想, 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能够辨明是非;第二, 及时关注学生们在网络上的动态, 并反馈给有关部门, 力求第一时间解决同学们的问题。现在很多高校都有专人或部门负责此项工作, 以保证又快又好地为同学们服务, 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第三, 要通过新媒体对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 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局势变动、发生政治事件等特殊时期。大学生关心社会民生、政治敏感度高、思想又不够成熟, 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 容易有偏激想法。此时, 运动新媒体进行有效介入显得尤为必要。
(四) 坚持以人为本, 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怀。
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对其教育不能“千篇一律”, 应该“因材施教”, 以下群体需要格外关注:第一, 家庭贫困的学生。学校应该提供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等绿色通道和适当的奖学金、助学金, 以缓解其经济压力, 保障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第二,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当今社会节奏较快, 学生压力也很大, 很多大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学校应该适时组织心理测验, 及时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 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使他们走出阴影, 快乐地度过大学生活;第三, 身体有缺陷的同学。有的学生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造成身体的缺陷, 这样的学生往往自卑、消极、不愿意与人交流, 学校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帮助其树立信心, 找到自身优势, 顺利完成学业和提升适应社会的能力;第四, 少数民族学生。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各个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同, 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发生摩擦, 学校应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方便, 比如建立回民食堂、及时了解敏感事件发生时的思想动态等, 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学校这个大家庭中。总之, 各级党组织必须通过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关怀, 使校园更加和谐, 进而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
(五) 引入学生参与机制, 完善大学生诉求利益的平台。
根据教育部“高校公共突发事件综合防控体系研究”课题组所收集的案例统计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涉及学生切身利益问题引起的事件占34%。[8]由此可见, 在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中, 党建工作的重心之一必须放在完善大学生诉求利益的平台上。大学生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 他们表达诉求的意愿更加强烈, 各院校应该引入学生参与机制, 使他们真正参与到自己所关心活动的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高校党组织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协调好各个学生群体的利益分配, 学生中也有不同的群体划分, 例如党员、群众、学生干部等, 而每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 要尽量照顾好每个群体的利益, 寻求大家满意的“最大公约数”;第二, 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 确保学生在有问题的时候不是只能抱怨, 采用非理性方式表达诉求, 而是通过网上申诉、网下投诉等有效渠道自由、民主地表达;第三, 不断拓宽学生诉求利益的渠道,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 通过交流会、学生提案、维权组织等各种各样渠道让学生表达利益诉求, 创造民主和谐的校园氛围。学生的利益诉求, 大到政策制定、高校改革, 小到食堂饭价、开水温度, 各高校党组织一定要真正重视起来, 只有利益协调, 校园才能和谐, 从而有效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中国群体性事件保守数量估计[EB/OL].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45/48/14/8_1.html, 2012-08-23 /2014-09-28
[2] .谭玉.论网络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影响[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2012, 3
[3] .雷亮, 谭玉等.高校基层党组织在防控校园群体性事件中的路径研究[J].市场周刊 (理论研究) , 2014, 10
[4] .官秀成.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防控学生校园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与创新路径[J].高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高教版) , 2013, 5
[5] .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高校党的建设2013~2017年工作规划[R].2013
[6] .陈曦等.大学城高校群体性事件研究——以福州大学城为例[J].黑河学刊, 2010, 10:10
[7] .韩洪生.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对策[J].江苏高教, 2011:2
定位、范围与深度 篇11
定位于共建共赢
《新理财》：杜厅长您好，我们知道，沧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付方式改革工作在省厅的指导下，准备向全省范围推开了。您认为这件事，从财政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工作角度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杜彦卿：这件事的定位要从两个方面说起。从财政部门方面来谈，这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付方式改革，目的在于改变传统的预算切块方式。在传统方式下，财政部门对于安排到各个业务部门的财政资金，要准确考核使用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不仅仅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方面，其他的比如说涉农资金等，考核绩效也都非常困难。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决定从老百姓受益直接、关注度高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上开始改革。
如果说定位的话，我认为这一改革有几个基础的定位：资金的用途、使用方向不变；资金的数量不变，只加不减；财政和卫生部门之间的工作分工不变，也就是说，原有的职责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这笔资金的支付方式。由传统的财政按人头计算切块分给部门，再由部门向下切分，改变为用信息化系统建立起更为科学的考核方式，形成有序竞争的分配机制。
而从基层卫生部门的角度来说，引入竞争机制和信息化系统之后，他们拿这笔钱其实是更加理直气壮的。谁该多拿，谁该少拿，更明晰化了。最关键的是，卫生部门想达到的工作目标，在分配机制的推动下，更有效地实现了。从财政部门来讲，这项资金的使用因为与服务的数量、质量挂起了钩，效益实实在在提高了。因此这项工作对于财政部门和卫生部门，是实现了“共赢”。
《新理财》：虽然我们的初衷是好的，但就沧州这几年的实践来说，改革支付方式似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杜彦卿：确实如此。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具备一定条件，比如，没有信息化的支撑，很多改革就不能进行，这也是以前我们没有做这些工作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我们的财政预算管理在一些方面还处于一种比较粗放的状态，不改它是因为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信息技术支撑条件不成熟。当然，也有方方面面认识上的差距。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还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种完善，或者说践行本职。有些人说这是利益分配问题，在这个事情上，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这是我们长期的惯性思维影响，存有怕改、不愿改的问题。
《新理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于财政和业务部门来说，这都是一种惯性思维。
杜彦卿：可以这样理解。但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惰性，这是两回事。财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工作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这些民生资金真真正正的花到民生上。我们一直在说绩效财政，那么谁最有权评价财政资金的绩效？既然是民生资金，那么老百姓最有權评价它是否花到位了。你工作做得到不到位，老百姓是用脚投票的，一看便知。就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件事来说，财政和卫生部门要共同改变过去的思维惯性。从业务上，改变财政资金的切块分配模式。从思想上，改变过去不管做事效果如何都拿一样钱的想法。
范围与趋势
《新理财》：您刚才说到几个不变和变的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财政部门与卫生部门还是要有一个清晰的职责分界。也有人提出，财政现在是帮着卫生部门做了一些工作，您怎么看在这项工作中财政与卫生部门之间的“楚河汉界”？
杜彦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件事本身，肯定是要由卫生部门来牵头的，干什么、怎么干都必须由卫生部门来定。财政部门能做的，就是要管好资金，让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为达到这一目标，在支付方式领域进行改革，这是财政该做的，应该由财政部门来牵头。省级财政、卫生部门目标一致、形成了合力，这是推动这项工作最有利的条件。总而言之，大家都是为了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项工作做好，部门之间应该是相互协作配合的关系，并没有矛盾。
《新理财》：在推广“沧州模式”的过程中，您认为这种模式的普适性和可复制性如何？
杜彦卿：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三点。
第一，一项政策是要与时俱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那么什么叫现代财政制度？不能以某一个时间节点为限，它是要不断发展的。所以我们说沧州这种模式也是需要不断向前发展完善的，随着发展完善，它的普适性会逐渐增强。
第二，就现在而言，沧州这个模式，我认为至少在北方类似地区有着较大的普适性。我们在选择这个样本的时候，考虑到了它的可借鉴意义。比如人口比较分散，城镇化率比较低等，这是北方比较典型的情况。作为一个试点，沧州面临着许多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人口基数较大、服务质量难以考核等等，它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性。
第三，沧州模式表面上是支付方式的简单改变，而深层实质却是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这也是一种趋势。财政资金用得好不好，不能靠行政手段去评价，而是要适应市场机制，让老百姓去评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支付方式改革只是一个起点，我们会逐渐推广这种支出模式，扩大适用范围，让民生财政真正服务于民生，让惠民资金真正惠及百姓，解决好资金使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新理财》：您提到沧州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趋势。十八大之后，财政提出了很多新思路和新定义，比如政府购买服务，比如财政绩效理论，甚至政府绩效理论等等。您认为沧州的做法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理论的发展？
nlc202309040805
杜彦卿：这是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就像我上面说的，政策都是与时俱进的。那么如何前进？就是要把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并逐渐去完善它。例如政府购买服务，一般的理解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而在沧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实践中，一些公立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等等也参与了财政资金的竞争性分配，政府也购买了它们的服务。这就完善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也应当包括服务性的事业单位。这也是理论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完善。
广度与深度
《新理财》：在把沧州模式向全省推广的过程中，这种模式还需要不断向前探索。那么您认为“沧州模式”还需要哪些层面上的完善？
杜彦卿：仅就财政部门而言，我认为至少还有四个方面需要加强。
第一，应该定好绩效考核的方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涉及人数多，范围广 ，情况复杂。从财政资金管理的角度来说，难度非常大，而且还是跨部门协作。因此在绩效考核的模式上，需要不断的磨合完善。现在，沧州的考核机制和模式虽然走在了同行的前列，但还需要加强和卫生部门的协作，让考核方式更加精细和科学。
第二，需要完善財政资金的监督机制。在考核真实有效的基础之上，要继续强化方方面面的监督，让民生资金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让需要的人得到实惠。既然改革了财政资金的支付方式，就不能再不知道财政资金花到哪去了。这也是财政的本责之一。
第三，需要完善资金拨付政策。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是先拨款后办事，改革之后变成了先办事后付款，并且按照实际工作量分配，这就要求财政部门必须及时足额地拨付应付款项。这也是财政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四，需要做好政策不断调整的准备。作为一个试点地区，沧州不应该让既有模式束缚住，而应该勇于尝试更新的、更先进的财政信息技术和财政制度。这既是工作要求，也是实际需要。
《新理财》：我们在沧州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所谓的“沧州模式”，其实每年都有新思路和新的工作方式参与其中。就现在的沧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而言，他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接下来需要的是改进。是这样吗？
杜彦卿：这说明他们已经度过了改革最艰难的时期。每一项改革最难的就是达成共识。财政作为政府资金的主要管理部门，在工作中面对的是所有预算部门。我们之前总想着一碗水端平，在部门和项目之间取得平衡。但现代财政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在财政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引入绩效理念。沧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引入的财政资金竞争机制也是其中一项试验。从财政的角度来说，让服务提供方接受这种理念上的转变是最难的，其他的都是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你所说的“改进”。
《新理财》：您多次提到，沧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支付方式改革，对于财政来说实际上是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理念的一次改革。这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中改变支出预算约束偏软现状的要求不谋而合。但这仅仅还是财政改革中的冰山一角。以后的路可能还会很长。
杜彦卿：有改变才有进步，有比较才有推动。评价财政资金分配得好不好，财政工作做得到不到位，不应该由我们来说，而应该让事实说话，让绩效说话，让老百姓说话，让市场说话。说到预算约束，我们应当对财政资金的支出抱着一种深究的态度，负好财政的本责。这也对接下来的财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定位与机制 篇12
关键词：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农民工,定位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但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生活着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而就业却在城镇、城市等发达地区,每年都要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2]。最终如何定位“农民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1 农民工定位的双重视角:“去”与“留”基本内涵的解读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农民工定位问题,涉及的因素方方面面。不仅牵涉到输入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关系到输出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这既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也涉及到农民自身长远和短期利益的取舍。从更为宏观和抽象层次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既有显性层次含义,也有更为深层内涵的“去”与“留”两个方面的内容。
1.1 新农村建设的视角:“去”与“留”的显性层次含义
农民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农民的“去”与“留”问题。“去”与“留”问题显性层次的含义就是:“走出去,“留下来”。
(1)农民工通过外出打工“走出去”,可直接与外界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和文明接触,感受我国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在“异地他乡”闯天下。就目前而言,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是无可否认的主流。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庞大,总数约2亿人,且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主要输出到中、东部地区,其中在外打工时间超过半年的劳动力占3/4以上,半数以上属于稳定就业;务工领域集中在建筑业、加工业。但是“走出去”的结果是,大量的青壮年农村劳力、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农村精英被城市吸纳后,在农村剩下的“留守”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与儿童,简称“386199部队”。一些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农村空心化”。这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这些“留守”的农民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是很难起到主力军作用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对农村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2)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留下来,也会产生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是否有让他们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22亿hm 2,人均耕地由2004年的0.094hm 2减少到0.093hm 2;其中有600多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053hm 2的警戒线以下。所以,单纯地依靠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土地里刨金”,显然就会产生“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都会产生农村中的一部分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这对于农民的增收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再者,多年打工的“惯性效应”和“示范效应”使得他们不愿意“留守”在农村、“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巨大变化,农民也感知到自己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改变。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相对于城市发展而言,随着近年来,国家在劳动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外出到城市里打工环境的改善和收益的增加,对偏爱短期利益的农民来说,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就使得他们在“去”与“留”问题上,更加偏重“去”,“自由自在”地工作生活在城市当中,“安分守己”地做“农民工”。当然农民工通过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获得收入,再把一部分资金带回到农村,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新农村建设。这就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工自我定位的现实选择。
1.2 城市化的视角:“去”与“留”深层内涵的理解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理解和解决农民工的“去”与“留”问题,还要与国家宏观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的情况下,就要从长远的眼光去审视和解读“去”与“留”深层内涵。
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们既是农民,又是靠打工获得一定收入的社会群体。“去”与“留”是对农民工最终流向的基本概括和描述。即使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他们仍然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偏重于选择外出打工,从农村“走出去”。尤其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两者似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新农村建设赖以依靠的力量面临着如何解困问题。但是如果联系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路径和经验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就目前而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为城市化加速期。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30%,2004年上升到41.8%。我国已进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国二、三产业在G D P中的比重已经突破了85%,农业产值的比重不足15%。这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就是“就地转移”抑或“异地转移”。因此,农民工的“去”与“留”问题的深层含义可以概括为,“去”就是“去农化”,实行城市化、城镇化;而“留”的含义包含两层,一层含义就是一部分农民工留在城市里实现“市民化”,能够在异地他乡“就业、立业”,“安家”、“扎根”;这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则随着我国城市准入门槛的降低,户籍、社保等制度不断地改革完善,他们也将必然进行“市民化”的转换过程,“扎根”在城市里。另一含义,“留”就是留在农村,实行“就地转移”的城市化路径。具体而言,在农村的一部分“留守”农民,会同外出打工回来的农民工一道,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外出的打工所带回的资金、新思想、新观念等,在本地进行“换日月”、“创天地”,就地实行城市化、工业化,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去”与“留”深层内涵的本质就是实现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一元化,这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七大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国城市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正确处理好“去”与“留”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去”与“留”的辩证结合,凸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路径。
2“去”与“留”的辩证关系与国家农民工问题终极目标战略决策的取向
“去”与“留”从字义上理解,两者所表达的意思显然是对立的、矛盾的。用“去”与“留”来概括新时期农民工的定位,其所表达的内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显性含义的看,“去”与“留”虽然存在着矛盾,但“去”在资金回流、观念更新、经验能力的历练等方面能够助推新农村建设,有助于“留”向更好更高层次的发展。“去”与“留”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其深层内涵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两者均是要实现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具有共同一致性,可以说是构成我国向现代化前进的“双轮”,因此,正确处理好“去”与“留”的关系,对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科学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
农民工是我国比较特殊的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12月29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3]。农民工已经是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从事着城市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生活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据统计,目前我国建筑业的90%、煤炭采掘业的80%、纺织服务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的从业人员为农民工。这2亿多农民工,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4]。但是他们所作的贡献与其所受到的待遇不对等,极低的工资、非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政策造成的二元经济体制,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至今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近几年来,中央在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要严格审核、清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手续。为农民工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消除了障碍。200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市场主体化道路指明了政策性方向。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文件。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农民工问题上再次强调,要“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但要从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破解这一难题,就需要“以新的理念和思路”为指导,从“统筹城乡”高度推动改革和发展,在更高、更远的战略层次上作出一定选择。温家宝指出,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不统筹城乡发展,不仅‘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城市的很多问题也难以解决,城市也难以更好地发展”。毫无疑问,我国的国情、区情和农情是我们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已经进人以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促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5]。应该把新农村建设置于城镇化进程的战略举措之中,用城镇化道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这个层面上看,应恰好体现了“去”与“留”的根本内涵,因此,“去”与“留”可以说是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进行终极目标战略决策的取向选择。
3“去”与“留”的实现及互动机制构建
“去”与“留”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上说,也就是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人群都能受到相同的国民待遇。长期以来,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一直是遭受着“差别待遇”。进行“去”与“留”的抉择,也是要实现“差别待遇”向“国民待遇”的转变,真正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服务和待遇。这自然需要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现机制。
3.1 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奠定农民工“去”与“留”的坚实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的出发点是解决“三农”问题,落脚点就是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对于农民工而言,无论是“去农化”,还是“留下来”进行新农村建设,本质问题都是能够有就业的岗位并且能增加收入。“去”与“留”的本质内涵就是打破目前我国城乡分割的局面,变经济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为一元化,顺利实现现代化。而这些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发展经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为农民工“去”与“留”的实现创造基础性条件。
近年来,我国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增长已经为实现这一转化创造了条件。农民外出打工,在非农产业就业,主要的目的在于能够增加收入。据有关方面统计,他们的非农收入已经有1/3之多,而非农收入大部分来源与工资收入。但是农民工仍旧固守着“离乡不离土”、“进厂不进城”。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轻易脱离土地成为“城市人”,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城镇的工作没有给他们带来稳定感和安全感。“土地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如果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民能够“离乡又离土”,最为根本的是发展经济,为他们创造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就业岗位;同时,经济发展也为完善是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这又为能农民工最终的“去”与“留”增添了一个条件。为此,党的十七大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从城市发展看,也要“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3.2 深化改革,消除农民工“去”与“留”实现的制度和体制障碍
农民工“去”与“留”能否最终实现,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长效的机制,推动城乡制度体系的一体化。因此,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方面,要消除不利于农民工“去”与“留”实现的一些制度、体制;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用制度支撑农民工“去”与“留”。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这不仅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也是推动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城乡分割、不利于农民工“去”与“留”实现的一些制度、体制。极低的工资、非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等“差别化”的制度造成二元经济体制,使得他们是城市中的“二等公民”。“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仍然只承认稳定的居民,而不承认流动的农民工,依然将进人城市的农民工排斥在外,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存在。政策与制度对具有城市户口的人与农村户口的人仍然持有双重标准”[6]。所以,只有切实把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乡教育制度改革好,才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公平?有序地流动,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公平竞争和有效配置?党的十七大也指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从目前看,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制度性障碍,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有的地方推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实行统一的居民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制度。但是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如同有的专家所指出的,既要纠正户籍制度改革“无用论”,又要警惕户籍制度改革“万能论”。所以,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消除“实质上的户籍歧视”(即因户籍身份产生的各种差别待遇)[7]。也就是深化就业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障之中。当然最后再逐步创造条件,建立包括农村农民在内的所有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3.3 注重提升自身素质,是农民工实现“去”与“留”的内在条件
我国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农民工毕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要在市场大潮中“学会游泳”,增强他们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仅是维护和发展其权益的根基[8],也是农民工能否最终实现“去”与“留”的关键条件之一。从农民工自身中发现和挖掘他们能力和潜力,可以被认为是改变目前被动现状的较为有效的途径。为此,国家要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他们能够转移就业塑造充分条件。因此,党的十七大指出,“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为此,必须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的财政投入,能够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培训;做到现有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培训网点的合理布局,方便农民接受培训;同时,培训内容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使农民能学以致用。当然,政府也应该鼓励用工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增强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竟争力。另外,从长远看,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消除因教育对农民工带来的长期影响,农民工子女不仅在教育上是平等,行使教育的平等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成长后不再是“第X代农民工”,而是真正的城市居民。
3.4 乡土情结:打造“去”与“留”的互动机制
“去”与“留”的实现将会使农民分割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农民走出农村,永久地留在了城市里,实现了异地的转换;而另一部分农民则留在农村,通过城镇化建设,实现了本地转换。他们都成为具有同等待遇的国民。这种不同地域的转换,也有利于建立两地之间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机制。一般而言,农民具有天然的乡土情结,即使他们在某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数年、数十年,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比如,当前,一些出身农民的企业家,一旦在城市创业成功,往往对家乡都有回报。这就能说明乡土情结有助于两地的来往与交流,能很好地促进两地的发展。乡土情结可以通过建立同乡联谊会等形式进行推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EB/OL].新华网,2007-10-24.
[2]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
[3]温家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EB/OL].新华网,2006-01-19.
[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2004年1号文件)[N].人民日报,2004-02-28.
[5]王玉林,陈国康.对以城镇化推讲新农村建设实践问题的几点思考[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89-91.
[6]朱慧涛.结构性贫困:流动农民工的弱势处境分析[J].重庆行政,2005(03):70-72.
[7]孙明山.单靠统一城乡户籍不能完全改变二元结构[EB/OL].http://cqsb.cqnews.net/Get/News/Chongqing/Yaowen/08101201214392120_2.s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