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共11篇）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1

一、引言

目前关注内部控制的文献主要从内部控制对盈余质量、融资成本、融资约束、审计费用以及投资效率等经济后果的直接分析和考察,而较少考虑到内部控制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理。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内部的代理冲突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第二类代理冲突(LLS,1999;Johnson.2000;Claessens et al.,2002),第二类代理冲突愈发严重,Johnson,Boone,Breach,and Friedman(2000)发现正是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Borja Larrain等(2012,2013)发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股权再融资进行掏空。因此建立一定的机制对大股东权力的使用和分配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成为缓解两者代理冲突的重要途径。财政部于2008年和2010年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初步构建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2014年财政部发布《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标志着资本市场全面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内部控制体系的不断完善,能否发挥抑制大股东权力的中介效应?能否提高企业内部的自由现金流管理和投资效率等经济后果?本文通过考察内部控制对权力强度和自由现金流引发的投资效率,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本文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权力强度和自由现金流水平,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显示,其作用机制在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大股东的权力强度和自由现金流导致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从而有助于预防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权力强度与投资效率

依据代理理论,大股东及其代理人高管层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追求扩展自己的“商业帝国”,特别当大股东权力强度越大时,大股东就越有动机进行非效率过度投资。因为根据代理理论,一旦投资成功,大股东可以利用剩余控制权将大部分收益据为己有,而一旦投资失败,将和中小股东及外部债权人一起承担损失。Goergen et al.(2001)实证发现,在英国,当工业公司的大股东控制股份越多的时候,越倾向于投资过度,当用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表示投票权的时候,这种关系更加明显。安灵等(2008)研究发现,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常莹莹等(2013)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分散程度越大,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外部审计、法律环境等外部监督机制能有效降低过度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大股东权力强度越大,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越高

H1b:大股东权力强度越大,公司投资不足程度越低

(二)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关注内部控制的投资效率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Kim et al.(2011)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内控质量低的公司面临的外部融资成本更高。Biddle and Hilary(2006)发现,财务报告质量降低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Biddle and Hilary(2009)发现,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能够降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现象、减少偏离预期投资水平程度。Chen et al.(2011)研究发现,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有助于投资不足的公司提高投资水平,有助于投资过度的公司控制投资水平。Mei Cheng et al.(2013)发现,在披露前,受到财务约束的公司出现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在披露后,都显著得到缓解,表明随着内部控制水平改善,投资效率显著提高。干胜道等(2014)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受制于管理层权力,在管理层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有效抑制大股东权力强度和自由现金流水平,提高投资效率。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大股东权力强度和自由现金流水平越容易受到抑制,公司过度投资以及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均显著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取自我国沪深股市2009-2013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遵循以下步骤筛选样本: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剔除了资产负债大于100%的公司;剔除了销售增长率大于150%的公司;剔除ST类和PT类公司,因为将其纳入研究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能得到研究所需要的全部变量的公司,这样共获得10070个公司年样本,其中中央政府控股的840个,地方政府控股的4190个,非国有的5040个。

(二)变量定义

(1)权力强度。采用Milnor and Shapley(1978)海洋博弈模型构建权力强度指数,海洋博弈模型将博弈参与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对投票决策拥有相当大有限投票权的大股东(atomic players)组成的有限集合,另一部分是由大量分布分散且单个投票权接近无穷小的小股东(non-atomic players)组成的近似无穷的连续集合,即“海洋”,在采用该模型投票分析时,将无数小股东组成的“海洋”作为整体可测集进行测度。其数学描述如下:

用N={1,2,…,n}表示有N个大股东组成的有限集合,其中每个人对应的投票权重分别为ω1,ω2,…,ωn,按照投票权重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则对于有限个大股东i有ωi>ωi+1。R表示由N集合的所有子集组成的布尔环(Boolean ring)。用勒贝格可测集(Lebesgue measureable subsets)I=[0,1]表示小股东组成的“海洋”集合,则每个小股东可由单位区间I的连续点表示,a表示“海洋”这一整体可测集共同拥有的投票权,则所有参与者的总投票权重之和等于1,即满足:Σωi+a=1(i∈N)。联盟T是投票人集合的子集,配额q(quota)表示投票决策通过所必需的最低门槛权重,即T若成为获胜联盟,必须满足条件w(r)≥q。通常来说,配额q超过联盟票数和的二分之一,即q=50%。

因此,可记海洋博弈模型为[q,ω1,ω2,…,ωn:a],任意股东组成的集合r所拥有的投票权重w(r)表示为w(r)=w(r∩N)+aλ(r∩I),其中λ表示勒贝格测度,r∈R。海洋博弈模型假设大股东组成的有限集合N={1,2,…,n}中的每个元素(即大股东)独立均匀分布在由小股东组成的“海洋”勒贝格可测集I=[0,1]中,因此,股东i的Shapley指数是指在这一随机排列中,股东i成为“关键加入者”(pivotal)的概率:

其中axi=αλ([0,xi])表示排列在xi之前的“海洋”集合所拥有的投票权;。

具体关于Shapley指数的计算,Mann and Shapley(1960)建议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通过生产函数获得;Owen(1972)提出投票规模多重线性扩充方法(multilinear extension,MLE)来计算。本文权力强度指数是按照英国华威大学网络开发的在线程序,手工计算获得(参考Leech,2002)。

(2)内部控制。本文采用深圳迪博风险管理咨询公司的“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它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框架体系为编制基础,基于战略、经营、报告、合规和资产安全五个维度进行内部控制指数设计,综合反应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特征,故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3)投资效率。本文采用Richardson(2006)期望投资模型,先计算出企业预期的正常投资支出,然后用模型的回归残差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当模型的回归残差εi,t>0时,表示公司投资过度;εi,t<0时,表示公司投资不足。Richardson(2006)期望投资模型的思路是,将总投资(I_TOTAL)分解为两部分,包括维持性投资(I_MAIN)和新增投资(I_NEW),即:

I_TOTAL=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数据取自现金流量表直接法中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部分。

I_MAIN=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即公司维持机器、设备以及其他经营性资产日常营运所需的必要投资支出,保证公司营运能力正常运行。数据取自现金流量表间接法。

I_NEW可以分解为投资在一个新的正NPV项目上的期望投资支出(IE_NEW)和非期望投资支出(Iε_NEW),用投资期望模型可以计算得到:

上式中,VP是公司成长机会度量指标,本文用MV/BV(市值账面值比)表示,Z是投资支出的其他决定因素,包括Lev(财务杠杆)、Size(公司规模)、Age(上市年龄)、Cash(期初货币资金,用期初总资产平减)、Ret(年度股票收益率)、INV(上年投资支出)、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投资期望模型得到的期望投资支出是合理的预期投资支出IE_NEW,残差项即是非效率投资支出Iε_NEW。本文用Over Inv和Under Inv分别表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即残差项Iε_NEW>0时,表示公司投资过度(Over Inv);残差项Iε_NEW<0时,表示公司投资不足(Under Inv)。本文借鉴吕长江等(2009)、姜付秀等(2009)相关变量,构建新增投资期望模型如下:

通过对模型(1)进行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1),得到各公司t年度期望的投资支出,然后用公司的实际投资支出减去期望的投资支出,就可以得到公司未期望投资支出,即残差Iε_NEW。由表1结果可见,各变量都在5%水平显著,且回归符号与预期一致,这说明投资预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本文的样本。

(三)模型构建

本文设定如下模型研究大股东权力强度、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Over Inv(投资过度)和Under Inv(投资不足);解释变量ICI是内部控制质量,Shapley是大股东权力指数,Fcf是自由现金流;控制变量中的HDL2是第二到第五股东Shapley权力指数之和/第一大股东Shapley权力指数,用来表示股权制衡;Size是公司规模,Lev是资产负债率,ROA是资产报酬率,Tobin Q是托宾Q值,Central是中央政府控股,Local是地方政府控股,Big4是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ABH是在海外发行上市,Opinion是标准审计意见,Duality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最后Year D和Industry D为控制年份和行业的虚拟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其中夏普利值Shapley的平均值是0.544,内部控制指数ICI的平均值是677.19,自由现金流Fcf的平均值是0.040,第二至五股份HDL2的平均值是0.395,公司规模Size的平均值是21.805,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是0.464,资产报酬率的平均值是0.038,托宾Q值的平均值是2.461;在10070个公司年样本中,有4227个样本(41.9%样本)投资过度(Over Inv),平均值为总资产的4.25%,有5843个样本投资不足(Under Inv),平均值为总资产的3%。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以前研究基本一致。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发现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VIF值均小于10,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4列示模型OLS回归的结果,列(1)、列(2)和列(3)是对被解释变量为过度投资的结果,列(4)、列(5)和列(6)是对被解释变量为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4)是仅考虑解释变量是内部控制的情况,ICI系数分别是-0.034和-0.019,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越得到抑制。列(2)和列(5)是仅考虑解释变量是权力强度的情况,Shapley系数分别是0.072和-0.037,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大股东权力越集中,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投资不足越低。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之和HDL2的系数分别是0.002和-0.026,且均不显著,表明第二大股东等权力既没有发挥制衡过度投资作用,也没有发挥制衡投资不足作用,结果支持假设1a、1b。列(3)和列(6)是考虑全部变量的情况,解释变量内部控制和权力强度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保持不变,ICI*Shapley系数分别是-0.012和-0.001,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内部控制显著抑制大股东权力强度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假设H2b得到支持。此外Fcf的系数是0.299,这表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现象显著存在。进一步看,ICI*Fcf系数分别是-0.121和-0.078,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内部控制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余控制变量含义和以前研究基本保持一致。总体来说,表4的实证结果支持研究假设1a、假设1b和假设2,即大股东权力强度越大,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严重,而内部控制则可以有效地抑制权力强度和自由现金流引发的公司非效率投资。

(四)稳健性测试

(1)内生性测试。参考Doyle et al.(2007b)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1)、董事会规模(BOARDSIZE)、前三名高管薪酬(SALARY)、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Duality)、市值(MV)六个外生变量作为内控质量ICI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用ICI对以上六个外生变量回归,得到内控质量ICI拟合值。第二阶段,将作为新的内控质量回归变量代入模型,再次检验内部控制与大股东资金占用关系。同样分别对过度投资样本和投资不足样本进行2SLS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ICI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t值分别为-4.79和-2.95),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没有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下方括号内是t值。(2)为了方便理解,在回归分析中将εi,t<0样本取绝对值,来衡量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下同。

(2)重新选择投资效率指标。基于资产负债表项目重新选择公司年度新增投资(I_NEW),用公司当年度与上一年度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商誉等净额之和的差值作为新增投资(I_NEW),重新计算残差得到公司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数据,代入模型,发现内部控制ICI的系数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样本中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大股东权力强度Shapley的系数在两组样本中均显著,各变量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相同。

(3)新选择权力强度指标。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作为大股东权力强度指标,代入模型,内部控制水平仍然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权力强度对过度投资仍然具有显著作用,对投资不足并无显着作用,本文主要结论基本不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内部控制对权力强度、自由现金流的中介抑制效应,探讨了内部控制影响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显着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其作用机制在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大股东的权力强度和自由现金流导致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从而有助于预防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

本文的政策性启示在于,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不仅是为了满足政府监管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借助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契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使内部控制成为降低代理冲突的“缓冲器”和企业价值创造的“助推器”。对进一步深化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股权结构,优化外部治理环境,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保护投资者利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安灵、刘星、白艺昕:《基于海洋博弈的大股东制衡与合谋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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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万福、林斌、宋璐:《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是抑制?》,《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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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laessens,Stijn,Djankov,Simeon,Fan,Joseph P.H.,Lang,Larry H.P.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Journal of Finance,2002.

[10]Richardson,S.“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

[11]Mei Cheng,Dan Dhaliwal,Yuan Zhang.Does Investment Efficiency Improve after 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3.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2

课堂教学改革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中心工作之一，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则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 也是一个被广泛探索、蕴含丰富、常提常新的问题。根据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关于“增加语言实践的量”的要 求，加大英语言语信息对大脑的刺激，使学生通过模仿、强化，获得言语动作技能系统，促进产生言语创造性 输出的能力，即是提高中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增加语言实践的量”，包括教师的精讲和 学生的多说、多练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分别含有若干因素。这里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英语言语控制问 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输出英语言语的多少、难易、速率、时机（使用英语或如何使用英语的机会）等，关 系到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只有实施英语言语控制，才能把洗炼的英语言语传输给学生，有效地把学生置身于 易于产生言语感受的氛围，启迪他们的英语言语思维，实现知识与能力的双收获，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提出英语言语控制的依据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英语言语的输出，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程度不等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归纳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点：

母语制约：学生在母语环境里学习英语，缺少情感因素和体验性因素，通常习惯于所掌握母语的中介转换 作用，其母语思维定势，制约了运用英语语言思维能力的发展。对此问题要适当分析，正确对待，特别要正视 母语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正迁移作用，做到既不能过分依赖母语，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回避母语，正确 估计貌似方向正确实则难见成效的偏差。

语言知识制约：言语技能是每个人为提高言语能力所必须掌握的，而言语技能受到语言知识的制约。因此 ，要充分认识语言知识在基础英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避免片面强调言语技能训练的`简单做法，从而减少学习英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时间和精力的利用率。

程度制约：由于知识基础、言语技能和思维能力等的不同，学生在对英语言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上会出现 不同结果。换言之，所要学习的客体内容是否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认识结构相适应和认识过程是否符合学生的 现实思维规律，将影响学习效果的优劣。教师在确立自己的教法时，必须与学生的实际程度结合起来通盘考虑 。

效益制约：我们通常所说的课堂教学效率，从根本意义上说来，既指教师在当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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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3

关键词：自愿信息披露；组织效率；投资者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0.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0-41-03

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实施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作用

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审计署五部委于2008年6月28日联合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该文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定期的自我评价做了相关的规范，并且根据评价结果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实施，内部控制报告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基本途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有关内部控制报告自愿披露向资本市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经验证据将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证明企业的组织效率、内部控制资源信息披露的质量都会影响投资者保护的程度。自愿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信息的传递有助于提高公司资本配置的效率，还能够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由此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使得向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发展。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在进行理论推导和先前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以CSMAR数据库统计的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各公司年报、上市公司发布的自我评价报告等公开数据为样本，在控制了其他影响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因素后，提出了可检验的假设，然后通过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采用一定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方法，对本文的假设进行验证，得出实证结论。

二、研究理论和研究假设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管理层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减少代理冲突的有效手段即是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企业的内在价值、企业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潜力以及预期收益的信号，使投资者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来修正自己的投资决策。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判断时需要的相关信息，其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并且这种信息反映的公司经营状况透明度越高，投资者能够做出准确投资判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司信息披露也为投资者投资于公平价格的证券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作为上市公司信息知情者的内部人，其拥有较多的私有信息，而外部投资者是不知情者，对上市公司内部信息知之甚少。因而上市公司内部人可能做出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各种逆向选择和违法行为，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由于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出台时间并不长久，各个方面尚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也并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自愿披露或者少披露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公司对于披露的程度具有可选择性。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较高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愿意披露更多更充分的关于内部控制的信息，以向市场传递公司治理完善的利好信息；反之，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管理层考虑到如果披露虚假信息，谎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完善的，则会承担一定的诚信风险，因此，选择不披露或者少披露应当是上市公司权衡之后的最优选择。

理论研究表明，无论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引起的管理层侵占广大股东利益的行为，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都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进行。管理层或者大股东通常需要隐瞒一些内部信息，或者披露一些虚假的信息来给自己利益侵占的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或者为其利益侵占的违法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否则一方面监管层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罚，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必然会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表示对上市公司的不满，使得公司陷入融资困难的境地。

组织效率影响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已经有学者进行了验证。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影响投资者利益保护，使得公司的组织效率间接影响投资者保护，但是由于存在舞弊行为的可能性，所以组织效率高并不能绝对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

组织效率高的公司，在内部控制的约束下自愿披露公司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管理层的舞弊行为，因此以组织效率和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的交乘项来验证其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程度。由此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基于整体投资者而言，沪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意愿越高，披露公司的组织效率越高，投资者利益保护越好。

H2：基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沪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意愿越高，披露公司的组织效率越高，投资者利益保护越好。

在表1中，IP为被解释变量，是反映投资者保护的变量。IP包括两个指标，即IP1和IP2，IP1反映的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IP2反映的是经理人与股东的代理成本的问题。管理费用是指企业的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经营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并且企业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一般都应当计入管理费用（陈冬华等，2005）。因此，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标准化）作为衡量企业高管人员的工作效率，衡量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应当是合适的。

NKBG1为解释变量，是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指标，内控制度规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是由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实施的，要求对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进行评价，NKBG1为哑变量，如果变量取1，反映了公司较为充分地披露了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信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

本文中关于组织效率变量Put的度量，以营业总收入除以员工人数的标准化以后的数字来衡量。股权集中度是影响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取样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来度量股权集中度；选择公司员工人数来反映公司的规模，并将其作为本文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之一。根据Rajan和Zin-gales的研究，资产负债率和公司绩效具有相关性，本文以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表示。综上所述，本文选择H2、SD、ROE1、Lever作为控制变量。

三、回归模型和结果分析

针对假设1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通过上述回归的结果可知，组织效率和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的系数为负。因为整体投资者保护的指标采用“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管理费用率越低，说明对整体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越好；管理费用率越高，说明对整体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越差，就出现了系数为负的结果，即组织效率越高，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管理费用率越低，对整体投资者保护的程度越好，与预期相符合，由此验证了假设1。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年末资产负债率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其他控制变量不显著。回归模型修正后的R2为9.61%，整个模型检验的P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针对假设2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通过上述回归的结果可知，组织效率和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交乘项的系数为负，是因为衡量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指标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资金占用，即其他应收款除以总资产的标准化，因此，反映企业组织效率的投入产出比越高，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越充分，大股东的违规资金占用越少，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越好，与理论推导预期相符合，由此验证了假设2。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年末资产负债率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其他控制变量不显著。回归模型修正后的R2为6.34%，整个模型检验的P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四、结论与启示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效率导向作用。这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用财务业绩指标来衡量公司业绩的合理性。本质上财务管理中提出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但是我们需要从“效率”的理念出发，采取合适的政策措施比如提高组织效率来保护投资者利益进而弥补前者所带来的不足。

结合本文研究，我们认为，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框架，作为制定、执行、评估和审核的基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应采用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分步走相结合的做法；加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考核管理层准确把握公司内部控制的实践水平和效果，避免在年报中出现大量空泛和模式化的内部控制信息；推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报表式管理。

参考文献：

[1] 杨有红、汪薇.2006年沪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J].会计研究，2008，（03）：35-42.

[2] 钟玮、刘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选择与优化——以公司效率为分析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01）：57-63.

[3] 杨德明、林斌、任英.内部控制、治理环境与投资者保护[J].证券市场导报，2010，（04）：53-60.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4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在微观企业层面产生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众多研究表明,股票价格(Hammersley,2008)、资本成本(Beneish,2008;张然,2012;李将敏,2014)、审计收费(曹建新,2011)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做出负面反应;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杨程程,2015)、盈余质量(彭雯,2014)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做出正面反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披露修正内部控制缺陷后资本成本降低(Kim et al.,2009),审计收费降低(盖地、盛常艳,2013);美国塞班斯法案有助于完善内部控制、改进会计差错(Kam et al.,2008)。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考察其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企业投资受到融资来源、资本结构、资金供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积极倡导企业在强制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下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自愿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也可以缓解代理问题,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方红星,2009),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相关公司治理规范的出台和实施对企业改革与公司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产生的经济后果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当前我国的转型经济特征虽然使资本市场初具规模,但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使得我国上市公司频繁面临融资约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必须要考量融资约束这一重要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随着内部控制在企业发展中作用的日渐凸显,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在微观企业层面产生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关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研究较早,Kim et al.(2009)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降低了股价波动,并且自愿性披露比强制性披露的作用更明显。Kam et al.(2008)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重大的公司有更多的盈余管理和更低的投资回报。Beneish et al.(2008)研究发现SOX法案302条款和404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不同。Kim et al.(2009)研究认为,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贷款利率比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个百分点;披露组织结构层面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比披露报表层次内部控制缺陷公司需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企业在披露修正了内部控制缺陷后贷款利率将有效降低。李万福等(2011)研究指出,低质量的内部控制加剧了企业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发生的概率;存在更多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严重。盛常艳(2012)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与企业业绩正相关。杨清香等(2012)研究指出,我国内部控制披露的市场反应总体较明显,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股票价格成正比例关系。刘怡芳等(2013)研究发现,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交所制造业企业显著提升了其经营效率和效果。彭雯(2014)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盈余质量低于不存在内控缺陷的企业。刘中华(2015)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类别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其所遭受的信贷约束呈显著正相关。诸多证据表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融资活动产生影响。然而,目前鲜有文献从企业投资角度探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特别地,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企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政府出台的诸多政策,因此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值得深入探讨。另外,我国政策法规的执行效率和披露意愿的选择均存在明显异质性,作为影响《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实施效果的重要外部与内部制度因素,本文也试图对其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深入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Bushman et al.(2011)研究发现,提高企业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起到改善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企业及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可以降低由于逆向选择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流动性风险。企业的投资周期长、收益高的项目能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此外,内控信息作为公司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起到约束管理者行为,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防止企业管理者侵占投资者利益,缓解代理问题,抑制管理者过分追求企业规模而损害企业价值的行为(Hope and Thomas,2008;Biddle et al.,2009),从而把资源投入到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上,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Bushman et al.,2011)。Biddle et al.(2006)研究发现,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可以缓解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他们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与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来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Bushman et al.(2011)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通过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来提高投资效率。Costello(2011)发现了上市公司报告内部控制缺陷与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着一定关系,即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同时,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也比较低,而且在披露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前一年,公司如果披露了一个会计信息质量比较低的财务报告会比较好。因为前一年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比较低,才能说明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了缺陷,当年公司才会将其披露出来。因此本文认为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前一年,其会计信息质量也会比较低,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也会很大,如果没有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出现投资过度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在一个给定基本财务状况公司的条件下,根据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提出第一组假设:

H1a: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那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前一年可能会投资不足

H1b:没有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那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前一年可能会投资过度

Altamuro and Beatty(2010)认为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需求可以降低盈余管理和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的充足率、持久性收入和现金流的预期,而且一旦投资者和董事会意识到内部控制系统较差,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他们会要求管理者披露更多和更高质量的信息。因此辨清内部控制缺陷的概念界定,并能够准确真实地披露上市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是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好途径,也是抑制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好途径。本文采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作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改善的信号,检验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是否能够可以改善接下来的市场反应。对此提出第二组假设:

H2a: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那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之后投资不足的现象会减弱

H2b:没有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那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之后投资过度的现象会减弱

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是管理层自主决策的结果,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管理层往往倾向于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环境下,中小股东的利益常常被大股东侵占,而一个不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会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做掩护,倘若要求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管理层将不得不去完善该内部控制制度,因此强制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效果更显著。为此,本文提出了第三组假设:

H3a: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和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对投资不足的影响存在差异

H3b:不受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和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对投资过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财务研究数据均从国泰安数据库中企业披露的2010-2014年的财务数据指标中取得,数据整理与计算采用Excel2007和SPSS21.0软件完成。本文模型(1)、模型(2)采用2011-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所有研究问题的原始样本,根据五部委要求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本文对原始样本数据做了以下剔除:(1)剔除ST和*ST企业。(3)剔除所需数据不完整和财务数据出现极端值的样本上市公司;(4)剔除样本公司中未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5)将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零的样本剔除。本文模型(1)的因变量由当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和当期总资产计算而来,且当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或零时,表明当期没有投资,计算出来的因变量无法反应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联性;(6)为了避免极端值对本文研究的影响,本文对所需要进行回归分析的样本上市公司数据作了1%缩尾和极端值的剔除。为了检验自愿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和强制性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模型(3)和模型(4)采用的2010-2013年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样本在做和模型(1)、模型(2)样本数据相同的剔除程序后,剔除2011年上交所要求强制性披露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和境内外同时上市的样本公司数据。经过上述筛选过程,在分析模型(1)、模型(2)时共选取2011-2014年各933家样本公司,共计3732组样本数据,并将2011-2014年的四年样本数据分为四部分,即T-1年、T年、T+1年和T+2年;在分析模型(3)和模型(4)时分别选取2010-2013年上交所419家样本数据公司和深交所514家样本公司,并将2010-2013年的四年样本数据分为四部分,即T-1年、T年、T+1年和T+2年。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本文将内部控制缺陷(Weak)作为虚拟变量,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该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我国学者的研究将公司规模、股权支付率和利息保障倍数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比较多,本文参照盛常艳的研究采用“利息保障倍数”衡量“融资约束”,本文定义“利息保障倍数”数值大于1为不受融资约束,变量取值1,数值小于1为受到融资约束,变量取值0。本文的因变量为投资效率,我们采用Richardson(2006)对投资效率的计量方法衡量企业投资效率,即用预期投资模型模型(1)的残差来代表企业的投资效率程度。如果残差>0,表示企业过度投资;如果残差<0,表示企业过度不足。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Ii,t表示上市公司t年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总资产;Growthi,t-1代表上市公司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Levi.t-1代表上市公司t-1年的资产负债率;Cashi,t-1代t-1年的上市公司的年末货币资金/总资产;Agei,t-1代表t-1年的上市公司的上市年龄;Sizei,t-1代表t-1年的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tock Returnsi,t-1代表上市公司t-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本文采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全部样本数据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到每个上市公司在第t年的所预期资本投入量I',然后用每个上市公司t年的实际资本投入量I减去预期资本投入量I',就可以得到每个上市公司在t年的剩余资本投入量ε,即本文的因变量投资效率。如果差值ε大于0,则表示为企业处于投资过度的状态,本文用符号Over I表示,如果差值ε小于0,则表示为企业处于投资不足的状态。根据总结分析投资效率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参考盖地、盛常艳(2013)和Mei Cheng(2013)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将自由现金流量(Cash)、上市年数(Age)、托宾Q值(TQ)、固定资产比例(Tangibility)、公司规模(Size)、销售增长率(Growth)、Z值(Z)等变量作为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控制变量。

针对上述提出的三组假设,本文构建了三个研究模型。模型(2)解释和检验假设1和假设2的合理性,即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前一年的企业投资效率情况分析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后一年、两年的企业投资效率情况;模型(3)和模型(4)解释和检验假设3的合理性,即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和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模型如下: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2011年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11年的投资效率变化区间为-0.1187到0.2341,标准差为0.0414,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区间不大,不存在较大的差异;投资过度数量多于投资不足,说明现阶段我国企业投资过度的现象比较明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均值为0.3700,这表明现阶段我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依然占少数。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证实假设1和假设2,本文对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做了相关性分析。从表3、表4、表5中可以看出,2011年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负相关(相关系数-0.085);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与企业融资约束的正相关关系显著(相关系数0.111),这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投资往往不足;不受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趋向于投资过度。2013年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的投资行为呈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投资不足现象不明显了,投资效率提高了,2014年的投资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49,P值也不显著,也说明投资不足现象不明显,投资效率提高了,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的相关性不显著了。由此可见,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影响了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即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滞后性给投资效率和融资约束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假设3,本文对内部控制缺陷自愿性披露和内部控制缺陷强制性披露的样本公司数据之间的关系也做了Pearson分析。表6和表7列示了内部控制缺陷自愿性披露和内部控制缺陷强制性披露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内部控制缺陷自愿性披露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是负相关,相关系数是-0.028,P值不显著;在内部控制缺陷强制性披露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也是负相关,相关系数是-0.117,P值在1%的标准上显著。因此,本文初步总结出: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和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的投资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三)回归分析

在2011年、2013年和2014年中,模型(2)的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164、0.200和0.267,说明模型(2)的解释力度不强。模型(2)的F检验值分别为9.314、11.585和16.439,其概率P值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说明模型(2)的多元线性回归显著,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表8中可以看出,2011年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是-0.015,对应的概率值为0.002,这表明模型(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当受融资约束,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将会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0.015加上交叉项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0.024等于0.009,相对应的概率值都为0.002,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当不受融资约束时,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会出现投资过度的情况。这说明假设1a和假设1b成立。2013年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的投资支出的回归系数是-0.004,其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388,这表明模型(2)在2013年时样本数据回归分析不显著,即受融资约束时,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不明显,投资不足有所下降,投资效率提高了;在2014年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投资支出的回归系数是-0.012,对应的概率P值为0.312,这也表明模型(2)在2014年时样本数据回归分析不显著,当受融资约束时,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也出现了投资不足的现象不明显,投资过度的情况有所下降,2014年的投资效率也提高了,说明假设2a成立。

2013年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0.004加上交叉项与投资的回归系数0.005等于0.001,其相对应的概率值为0.388表明模型(2)在2013年时样本数据回归分析不显著;这表明不受融资约束时,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不明显了,投资过度的情况有所下降,投资效率提高了。2014年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0.012加上交叉项与投资的回归系数0.184等于0.172,其相对应的概率值为0.312,表明模型(2)在2014时样本数据回归分析也不显著;也更加证明了当不受融资约束时,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不明显了,投资过度水平下降,投资效率提高,支持了假设2b。

表9列示了模型(3)在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和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对投资效率影响的拟合优度、F统计值、模型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在披露内部控制特定缺陷时,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0.240和0.109,说明两个模型的解释力度也很弱。模型的F检验值分别为7.014和3.844,其概率P值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说明回归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表9中可以看出,强制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16,对应的概率值为0.030,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受到融资约束的且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的现象特别明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0.016加上交叉项与投资的回归系数0.036等于0.020,相对应的概率值都为0.030,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受融资约束,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现象也比较明显。然而,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回归系数的概率值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自愿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和强制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强制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明显。

六、结论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5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化；建设；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G434

现阶段，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不断地更新换代，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根据实际情况的验证，在最近几年的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学校在教学措施、教学硬件建设、教学工作管理等工作中都有了不同的进步；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作为创新扩散将以扩展型扩散为主要形式，但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中，信息化投资比重和数额越来越大，盲目追赶潮流，忽略了真正投入和实际效果，导致高校现阶段教学信息化建设出现了“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过于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化建设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学校管理系统是典型的信息管理系统（MIS），其开发主要包括后台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以及前端应用程序的开发两个方面。随着我国教育产业化的飞速发展，社会对教育水平和教学管理软硬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尤其是对一个学校能够具有一整套完整的教学管理软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形式，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不仅首先要有坚实的硬件基础，还要有一整套完善的教学管理软件管理系统。而要实现这一功能，就要求学校管理者配备一套高效的教育管理网络系统，以便在学校内实施良好的一整套完善的管理且以最快的速度响应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及时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一个高效、便捷的环境。学校管理信息系统（MIS）是校园网络中一个重要的应用系统，它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基础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学校管理现代化的水平。本文对学校管理信息系统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学校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组成、系统开发条件、步骤及其总体现规划等添加内容。学校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有学生信息管理、成绩管理、教师人事信息、图书管理、课程管理及相关查询。学生信息管理主要有添加新学生；、学生信息修改；学生信息备份。成绩管理包括成绩录入、成绩备份、计算总分及名次、补考成绩管理。教师人事信息主要有教师信息录入、修改、查询。图书管理包括图书信息管理、借书操作、还书操作。课程管理主要有本学期课程信息管理、教师与课程。相关查询包括学生信息查询、教师信息查询、图书查询、备份数据查询。

系统开发采用Microsoft公司的Visual Basic 6.0，利用其强大的可视化界面功能及对数据库的支持，先构造一个原型，逐步增加功能，最终满足需求。系统中大量采用SQL查询语句，界面友好，功能较强。不是的地方采用Microsoft Access系统作为数据库，速度较慢。另外因为是单机版本，数据不能共享，在以后改进的版本中应考虑采用SQL SERVER作为数据库，解决访问速度及数据共享的问题。

作为计算机应用的一部分，使用计算机对学校的各类信息进行管理，具有手工管理无法比拟的优点。例如：检索迅速、查询方便、效率高、可靠性好、存储量大、保密性好、寿命长、成本低等。这些优点能够极大地提高学校信息管理的效率，也是一个单位科学化、正规化管理，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条件。

1 当前高校教育信息化投资存在的成本结构与效率问题

1.1 高校在信息化的应用水平较低。经过最近二十年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给予了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希望能够提高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水平。但是，还有很多学校在设备采购时，指标过高和采购频率大大超過实际应用需求；高昂的资金投入却没有明显起着提高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价值昂贵的服务器则仅用于支持极少的访问量，比如高性能计算机只被用于简单办公需求，高效率的网络交换机每日处理数据量很低，大部分处于新机就养老状态，有着轻微故障则被遗弃，未到正常停用年限就被停用；高校普遍太缺乏各相关专业素养的人员，在管理上的管理极为科学。学校管理方面受限于专业素养，缺乏协调与合作，信息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没有统一整合；严重困扰应用；这些在教育信息化中存在的浪费行为，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反思。

1.2 教育信息化投资成本结构不良，严重影响教育信息化效率的正常发挥

这项工作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见效的，它所涉及到的内容极为广阔，既需要软件建设工作方面的努力又需要加大硬件投入，这一需要势必对资金提出了高要求。按照构建的实际情况，可以将经费的所需划分为建设经费以及维护经费。

当前我国高校正逐渐加大了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关注度，从校园基础计算机仪器设备的更新，网络系统的完善，教职工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方面可见一斑。和过去相比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这些进步的获得当然最离不开的一个要素就是足够的资金的支持，但是因为资金分配比例的不合理所以势必会影响到教育信息化系统的不合理性，最终影响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2 解决高校信息化投资成本结构与效率问题的对策

2.1 合理分配教育信息化经费。根据现阶段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状况，国内高校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硬件、软件与培训的经费比例控制为5：3：2才是最佳的方案，另外，还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实际能力，选择最合适的技术措施以及投资方式，根据需要来调整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水平，来保证初始投资和后续维护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有效展开，让广大师生拥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与机会。

2.2 学管理和评估教育信息化投资。因为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是一项耗时耗资的活动，所以必须要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将具有的作用显示出来，所以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应该首先根据院校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从实践经验来看，主要的筹资渠道有政府、私人投资、企事业单位资助、社会公益性团体捐赠等，根据相关规章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经费的使用情况具有监督的权利，对资金的形成进行规范性制约。学校作为经费的主要使用者，应该根据学校的整体发展情况以及实际需要，制定合理的使用方案，由点及面，先建库后建网。除了要增加设备仪器等硬件设施的资金投入外，还应该增加对师资信息技术培训等软件方面的资金投入。软件建设是核心，推广应用是目的，在建设的过程中还应该做好管理工作，以实现教育信息化资金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信息化建设是现代高效教学改革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目前很多高校在大量建设教育信息化的同时却出现效果欠佳和资源浪费等诸多弊端。因此，如何有效控制教育成本风险，提高投资效率，是当前摆在高校管理者面前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同时也是未来所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教育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瑞儒，李乔飞.欠发达地区高校教育信息化现状及解决对策探析[J].现代情报，2004（03）：36-37.

[2]李普聪，钟元生.基于WGCA与DEA的高校教育信息化投资效益评价[J].现代教育技术，2009（05）：76-79.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6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中,假设资本市场不存在缺陷,企业投资行为取决于资金成本、利率和投资机会。但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参与者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称,在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参与者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信息贫乏的参与者会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柠檬问题”, 资本市场的“柠檬问题”容易使公司投资偏离最优投资水平(Akerlof,1970)。Bushman和Smith(2001)的研究表明, 信息不对称及由此引发的代理问题会导致资本配置非效率。他们认为,投资者通过获得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投资机会进行甄别,能有效改善投资效率。随后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Biddle和Hilary,2006;Bid- dle et al.,2009;李青原,2009)。因此,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资本市场摩擦、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公司内部控制越有效,会计信息质量越高(Ash- baugh-Skaife et al.,2008;Altamuro和Beatty,2010;刘启亮等,2013)。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对资本市场的噪音干扰。 根据Biddle et al.(2009)的研究结论,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能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资本市场摩擦,提高投资效率。随后,Cheng et al.(2013)的研究为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更直接的经验证据, 表明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投资效率更低,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进而改善投资效率。

但是,对于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作用,国内学者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李万福等(2011)对内部控制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方红星等(2013)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然而,于忠泊和田高良(2009)研究表明,在自愿性披露阶段,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披露和审核与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学者们的意见仍然存在分歧。那么,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而那些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在后续年度改善其内部控制质量能否促进投资效率提升呢?

本文在李万福等(2011)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6 ~ 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对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后续年度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及由此导致的投资效率的变化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更严重,这与李万福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本文将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关系从静态层面拓展到动态层面,对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进行了持续追踪,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在后续年度改善其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提升投资效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效率

在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描述的完美资本市场中,企业的投资支出完全取决于边际Q,只要边际Q不等于1,企业就有动机不断调整其资本存量,最终产生最优投资水平。然而,现实中的资本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而存在摩擦,容易使企业投资偏离其最优投资水平。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滋生代理问题。相对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更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会使非效率投资进一步加剧(Doyle et al.,2007b)。

首先,相对于外部投资者,内部经理人掌握了投资项目更多的信息,当公司股价被高估时,偏好于最大化私人利益的经理人员有更强的动机去筹集投资所需资金。然而,投资者为了规避处于信息劣势可能导致的损失,必然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使公司面临融资约束而投资不足。 其次,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Jensen et al.,1976),经理人往往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来进行投资决策,那些厌恶风险、偏好于享受平静生活的经理人会减少投资以逃避监管责任(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3),从而引发投资不足。另外,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比较严重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我国上市公司金字塔式股权结构比较普遍,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较为严重,控股股东会通过金字塔式股权结构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刘启亮等,2008),运用担保、借贷等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李增泉等,2004),会使上市公司因缺乏资金而投资不足。

然而,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引发投资不足,也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根据Jensen(1986)的研究, 经理人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使公司有良好的盈利,“帝国建造倾向”使经理人对经营大规模公司有浓厚的兴趣,促使他们不断通过增加投资来扩大公司规模,通过增加资本控制权来获得个人收益,从而引发过度投资。另外,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也会引发过度投资。Johnson et al.(2000)发现,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交易高价购买股东资产,或投资于能使控股股东享受协同效益的项目,从而引发过度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相对于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加严重, 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以及代理问题,导致更低的投资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相对于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的投资效率更低。

(二)内部控制质量改善与投资效率

前文只是从静态层面对比内部控制有效和内部控制无效公司之间的异质性投资效率差异,下面将从动态角度关注那些有“污点”(内部控制差)的公司后续年度的 “改正”行为(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是否能够提升投资效率。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优化投资效率。内部控制差的公司后续年度加强其内部控制建设,能提高其内部控制质量,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Ashbaugh-Skaife et al.,2008),而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能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引发的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

首先,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减少投资者逆向选择行为,增强投资者对信息的依赖程度,降低预计风险, 从而降低投资者对资本成本的要求(Deumes和Knechel, 2008)。较低的资本成本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企业更容易筹集到所需资金(My- ers和Majluf,1984),避免融资成本过高导致的投资不足;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使投资者和外部监管者能及时关注与控股股东异常的关联方交易和大额的资金占用问题,抑制不合理的关联方交易,防止利益输送导致的“掏空”行为,从而缓解投资不足。其次, 完善内部控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使投资者对公司风险和财务报告质量的判断更加准确,经理人无法通过高价发行证券来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流;治理层以及外部监管机构能有效地履行其监督职责,加强对管理层投资、融资决策的审查,促使管理层减少与投资者利益不一致的投资决策,抑制过度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减轻代理冲突,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在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后能有效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主要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1. 内部控制质量和内部控制质量改善。为了区分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和内部控制质量是否改善,本文借鉴李万福等(2011)的研究,结合上市公司因违规被证监会处理信息、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信息、内部控制非标审计意见信息和财务报表非标审计意见信息来界定内部控制质量高低及内部控制质量是否改善。针对本文的两个假设采用以下不同的分组虚拟变量:

(1)针对H1,我们将全部样本分为低内部控制质量组和控制组,内部控制质量用ICQ来表示。若公司2006 ~ 2013年存在上述任意一项缺陷,则内部控制质量界定为差。当第t期内部控制质量为差时ICQ取值为1,否则为0。

(2)针对H2,我们追踪了第t期被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样本公司在第t+1期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情况,当在第t+1期不存在上述任意一项缺陷时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改善,用ICQ_impro表示。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时ICQ_impro取值为1,否则为0。为了更好地检验内部控制改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我们还持续追踪了第t期被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样本公司在第t+2期的内部控制质量,用ICQ_impro1表示。若ICQ_impro在第t+1期取值为0(表示在第t+1期内部控制质量未得到改善),但在第t+2期不存在上述任意一项缺陷,则ICQ_impro1取值为1,否则为0;若ICQ_impro在第t+1期取值为1(表示在第t+1期内部控制质量已得到改善),在第t+2期仍然为高质量内部控制,则ICQ_impro1取值为1,否则为0。笔者在表1中进行了补充说明。

2. 投资效率的衡量。首先,针对H1,本文参考Biddle et al.(2009)的投资估计模型测度投资效率,借鉴Cheng et al.(2013)的方法,通过模型(1)的混合回归检验公司被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前一年的投资效率。模型如下:

模型(1)中,INVt表示公司第t期的投资水平,本文把INV定义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的净值改变量除以平均总资产再乘以100。变量Overfirm区分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倾向,本文分别对现金(Cash)和杠杆系数(Leverage)进行10等分排序,将两者排序之和除以10, 以便将Overfirm缩放到0和1之间。Overfirm越接近于0, 表明公司投资不足的可能性较大;越接近于1,表明公司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大。现金充裕和低负债的公司过度投资的可能性更大,现金短缺和高负债的公司更可能投资不足。

为了检验H1,使用的是t-1期的数据估计模型(1), 观察的变量是ICQ和ICQ×Overfirm前系数的符号方向。 第一,如果Overfirm接近于0或等于0,相对于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投资不足水平更高,预计系数β1小于0;第二,如果Overfirm接近于1或等于1, 相对于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更高,那么系数β2应该大于0,并预期ICQ和ICQ×Overfirm前系数及β1+β2将显著为正。

针对H2,为了检验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是否会促进投资效率提升,我们借鉴Cheng et al.(2013)的研究,构建了模型(2)和模型(3),如下所示:

模型(2)中的INV反映的是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在t+1期的投资水平;模型(3)中INV反映了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在t+2期的投资水平。为了克服共线性问题,模型(2)和模型(3)中所有的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的值。如果内部控制质量改善的确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那么系数β1以及β1+β2应该变得不显著。

3.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李万福等(2011)、Cheng et al. (2013)的研究,控制了18个反映公司财务特征的指标,以及6个公司治理变量。另外,为了更好地考察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我们还参考Liao et al.(2014)的研究,控制了反映公司关联方交易情况的指标。具体定义见表2。

(二)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2006 ~ 2013年沪深主板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上市公司违规处理数据、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意见、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数据、财务数据、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3剔除当年进行IPO的公司;4剔除观测值不足4年的公司。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都在1%分位数上进行了Win- sorize处理。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均值差异通过T检验,中位数差异通过非参数卡方检验。

表3通过内部控制质量(ICQ)将模型(1)中使用的样本分成两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将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ICQ=0)作为控制组,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样本(ICQ= 1)进行对比分析。为简化起见,仅列示了模型(1)中所使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模型(2)和模型(3)所使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并未列示,但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模型(1)类似,内部控制质量改善的公司和未改善的公司多数变量均值和中位数之间存在差异,表明我们选择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在模型(1)中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样本共有1 822个、 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共有9 117个。表3分别列示了不同组别主要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值、中位数及差异。其中,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的投资水平显著低于内部控制质量好的公司(均值差异和中位数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控制组和处理组大多数公司治理变量和财务特征变量存在差异。因此, 控制这些因素对投资的潜在影响是必要的。

另外,本文对三个模型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均值均小于2,且单个变量的VIF均不大于10,表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试图同时控制反映公司股权集中度的赫芬达尔10指数(Herfenderl 10 index)和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模型(1)Herfenderl 10 index和TOP1的VIF分别达到了13.22和13.05,整个模型的VIF均值达到了2.31,模型(2)和模型(3)也存在类似情况。我们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尝试将变量TOP1替换为Herfenderl 10 index,研究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

(二)假设检验结果

1. 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效率。表4是混合样本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是不同年度及不同内部控制质量下的企业投资水平。为了获得更加稳健的标准误,参考Petersen(2009)的做法,在公司和年度两个层面进行了双向聚类调整,并控制了行业效应和公司年度效应。

表4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ICQ前的系数是-0.98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当Overfirm接近于0或等于0时,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投资水平显著低于控制组公司的投资水平,约为平均总资产的0.98%。我们关注的ICQ与ICQ×Overfirm系数之和显著为正, 表明当Overfirm接近于1或等于1时,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投资水平显著高于控制组公司, 约为平均总资产的0.605%,进而支持了H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相对于控制组公司, 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在具有投资不足倾向时投资不足水平更高,在资金充裕且杠杆系数较小时,过度投资更为严重,并且在经济上和统计上均是显著的。

2. 内部控制质量改善与投资效率。为了检验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是否能促进投资效率的提升,我们分别用模型(2)和模型(3)估算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后企业的投资效率。在模型(2)中,我们观察的变量是ICQ_impro以及ICQ_impro×Overfirm前的系数及显著性。根据模型(2)的混合回归结果,ICQ_impro前的系数仍然为-1.028,但是在统计上已经变得不显著, 表明相对于没有完善其内部控制体系的公司,改善内部控制质量的公司的改善行为缓解了其投资不足。同时,ICQ_impro× Overfirm前的系数为1.111,β1+β2的系数为0.083,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说明内部控制质量改善的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得到抑制。

进一步,我们用模型(3)检验在第t期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在第t+2期的内部控制状况与投资效率,相对于第t+ 1期,在第t+2期有更多的公司完善了其内部控制。ICQ_impro1前的系数由-1.028变为0.459且不显著,进一步表明公司在提高其内部控制质量过程中缓解了投资不足。而ICQ_impro×Overfirm前的系数也由正变负,且β1+β2的系数为-0.662,系数和也不再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抑制过度投资倾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验证了H2。由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如下测试:

1.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参考李万福等(2011)、Doyle et al. (2007b)、Ashbaugh-Skaife et al.(2008)的研究,将内部控制质量设定为一系列解释变量的函数,选择了上市公司是否由四大审计(Big_four)、公司规模(Size)、公司成熟度(Age)、成长机会(Growth)、国外业务(Foreign)、异常增长(Extrgrow)、经营亏损(Loss)、财务状况(Zdd)、所处行业(Indus-try)以及公司治理相关变量。基于上述变量构建内部控制质量影响模型并采用Heckman(1979)二阶段回归分析法进行测试。将上市公司是否由四大审计(Big_four)作为外生工具变量。第一步,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出哪些公司更有可能被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随后计算出In- verse Mills Ratio(逆米尔斯比例);第二步,在控制Inverse Mills Ratio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模型(1)中ICQ×Overfirm前的系数相对于我们的主检验显著性有所降低,但仍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且,我们所关注的系数之和β1+β2仍然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检验结果仍然支持我们的结论。

2. 为了控制公司治理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我们借鉴Liao et al.(2014)的研究,选择了关联方交易收入比、赫芬达尔10指数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变量作为公司治理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

五、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6 ~ 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李万福等(2011)的研究基础上,借鉴Biddle et al.(2009)和Cheng et al.(2013)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持续追踪了那些被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后续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及由此带来的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效率正相关,相对于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代理冲突更为严重,存在投资不足倾向的公司有更严重的投资不足问题,存在过度投资倾向的公司有更高水平的过度投资,这与李万福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第二,通过对在第t期被界定为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在后续年度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情况的追踪,我们发现,相对于未改善内部控制质量的公司,在第t+1期和第t+2期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公司投资效率更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缓解了投资不足,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因此,本文为现有关于内部控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提供了补充证据。

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针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展开一项追踪研究。基于最新数据发现,相对于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更加严重;进一步,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在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后,投资效率得到提升。本文的最新证据基于企业投资角度进一步支持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可以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投资过度。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7

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 投资决策作为公司必须例行做出的最重要的三大财务决策之一, 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是否能够最大化。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会由于利益因素产生代理问题。 在股权较为分散的企业里, 管理者拥有的公司控制权通常会大于其享有的剩余索取权, 所以易产生管理者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非效率投资的现象。 而在股权相对集中的企业里, 大股东在公司拥有较多的股权利益, 从而管理层容易成为控股股东的傀儡, 进行非效率投资为自己和控制股东谋利。 由于我国普遍的“一股独大”现象和国有股权终极所有者的缺位, 我国上市公司后一种情况较为严重, 高级管理层普遍拥有较大的企业控制权, 形成了在西方理论中只有股权分散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委托代理理论, 而我国独特的高管控制权对企业投资行为和效率的影响也逐渐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

二、文献综述

高管控制权理论是由Be- bchuk&Fried提出来的, 目前对高管控制权的普遍定义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和资产的控制和支配权力。国内外文献中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较少, 大多数都是以股权结构作为切入点。

Jensen & Mecking在研究代理问题时最早提出了过度投资问题, 认为不完全的监督使管理者有选择利于自己而非对股东最优的投资策略的动机, 如扩大投资项目等过度投资行为。 Jensen进一步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 认为自由现金流多的企业更容易引发过度投资问题。 Richardson通过构建过度投资模型进一步验证了Jensen的自由现金流假说, 国内的学者也以国内的公司为样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股权集中的模式下, 研究者发现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及其代理人会利用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投资来获得不会被中小股东所共享的控制权收益, 造成“利益侵占效应” 。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这种“利益侵占效应”在国内也普遍存在, 造成投资行为的扭曲现象, 而且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投资的扭曲程度也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 目前的研究大多是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出发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而专门从高级管理人员这一代理人主体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比较少, 且目前大多数基于高管控制权的研究都是与薪酬契约相关的, 针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分析还基本属于空白, 因此本文基于全样本的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和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会以自身利益或是与之利益趋同的大股东利益为重, 造成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因此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H:高管控制权越大, 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严重。

对于非效率投资的度量, 本文借鉴Richardson的预期投资模型, 即将总投资支出分为维持性投资和新增投资, 而新增投资又分为预期投资支出和非预期投资支出, 非预期投资支出即是非效率投资。 若非预期投资支出大于零, 表明公司存在过度投资, 若非预期投资支出小于零, 则表明公司存在投资不足。 具体模型如下:

对模型 (1) 进行回归, 所得回归模型的拟合值即为公司t年的预期投资支出, 而残差 ε 则代表企业t年的实际投资量减去预期投资量。 如果残差大于0, 表明企业存在过度投资, 用符号Over I表示, 如果残差小于0, 则表明企业存在投资不足, 用符号Under I表示。为方便理解, 本文在后续分析时对小于0的残差取绝对值, 表示Over I或Under I越大, 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严重。 另外, Richardson的模型的一个假定条件为上市公司整体投资行为正常, 不存在系统性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现象, 否则, 在使用模型残差度量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时, 容易产生系统性偏差。为克服这一问题, 本文借鉴辛清泉等的做法, 将模型 (1) 的残差按大小等分成三组并剔除掉中间一组, 然后将残差最大的一组作为过度投资组, 残差最小的一组作为投资不足组, 再以之为相应的变量对后续模型进行回归。

对于高管控制权与非效率投资, 依据本文的研究假设, 构建如下模型:

(二) 数据来源与指标界定

本文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在原始样本中剔除了金融业类、被ST和PT、关键数据缺失、资不抵债 (当年资产负债率大于1) 的上市公司, 另外由于本文回归模型中需要计算滞后一期的变量, 因此剔除2011年新上市的公司。

基于以上筛选原则, 加之由于滞后一期变量的存在, 本文实际研究年度为2008-2011年, 并最终获得了1 786家上市公司共6 435个样本数据。另外, 本文对于需要使用的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1%的winsorize调整, 以减轻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数据库信息不全及缺失部分从各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与整理。 本文用Excel和Stata11.0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非效率投资, 其度量方式已在上文说明, 在此不再重复赘述。 解释变量为高管控制权, 对于高管控制权的衡量国内外文献中并没有统一的指标。 大部分学者多采用较少的维度或是单一指标对其进行衡量,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从高管任期、高管结构权利、总经理是否来自控股股东、股权分散度、董事会规模、 执行董事比例和高管是否在其他企业兼职这七个维度出发来描述高管控制权, 并借鉴白重恩等的做法, 对以上七个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高管控制权综合指标, 从不同侧面和综合的角度来研究高管控制权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本文还设置了一些控制变量对研究模型进行控制, 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自由现金流、每股收益等, 研究中涉及的变量及其说明见下页表1。

四、实证研究

(一) 非效率投资的估算结果与描述性分析

对模型 (1) 进行回归, 得到非效率投资的估算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 模型的整体解释力较好, 可以较为准确地估算出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以及衡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 按照前述对回归残差的处理方式, 得到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样本各1 941个,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后续分析。

为直观地衡量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 本文借鉴Richardson和王英英的做法, 定义企业投资支出指数=企业的实际投资支出/企业最优投资支出。 上述两位学者认为当企业投资支出指数超过2时, 说明企业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 当企业投资支出指数低于0.2时, 则说明企业存在严重的投资不足。 本文根据模型 (1) 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投资支出指数, 统计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较严重的企业有1 699家, 占总数的29.2%, 投资不足较严重的企业为664家, 占总数的11.4%,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且过度投资严重程度要大于投资不足。

表4是对我国上市公司2008- 2011年非效率投资的描述性分析。 由表4可知, 我国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与过度投资问题一样普遍存在, 但过度投资的扭曲程度要大于投资不足。 另外, 对比不同企业性质下的数据, 还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要大于非国有企业, 而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遭受投资不足的程度要更严重些, 可能由于非国有企业要比国有企业更容易遭遇融资约束。

(二) 高管控制权与非效率投资的实证分析

在对高管控制权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时, 本文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择前4个主成分构造综合得分, 对模型 (2) 进行回归, 结果见下页表5。

从表5的回归结果来看, 高管控制权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显著正相关, 表明企业高管的控制权越强, 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严重, 从而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另外, 自由现金流FCF对过度投资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 也证实了Jensen的自由现金流假说, 即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越多, 过度投资程度越高。资产负债率对投资不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投资不足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融资约束的影响。

以上为高管控制权综合指标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表6将从不同侧面反映高管控制权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

根据表6可以发现, 在过度投资方面, 总经理身兼董事两职合一对加重过度投资有显著的影响, 而股权越分散、执行董事比例越高, 过度投资程度也会相应增加。 在投资不足方面, 总经理身兼董事以及高执行董事比例均与企业的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 这与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相符合。 另外, 当总经理来自控股股东时, 会显著促进投资不足, 而对过度投资的促进效果并不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当总经理来自控股股东时, 大股东占款现象比较严重的概率较大, 从而容易导致投资不足。 当企业总经理在外企业兼职时, 会显著促进投资不足。 本文对此结果的分析为, 企业总经理在外兼职很可能是在控股股东单位, 从而身为控股股东的代理人, 其为控股股东及自身谋私利会加剧大股东占款的可能性, 从而造成企业投资不足。

(三) 稳健性检验

在本文的高管控制权衡量指标中, 除了董事会规模和执行董事比例以外均为虚拟变量, 因此本文将上述两个变量也变成虚拟变量后再次进行验证。 具体方法为, 对于董事会规模指标, 当企业的董事会规模超过行业中位数时该指标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执行董事比例的处理方式与之相同。 经过检验, 发现结果与前面的结果基本一致, 除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略有下降 (显著性水平从5%下降为10%) , 所有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 因此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述结果无实质性差异, 所以可以认为前文的结论是比较具有稳健性的。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与分析, 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且过度投资程度略重于投资不足程度。 企业高管的控制权越大, 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就越严重。 高管控制权的不同角度对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其中总经理身兼董事两职合一、高股权分散度、高执行董事比例均会显著促进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 而总经理身兼董事两职合一、高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的投资不足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另外, 若总经理来自控股股东单位, 则会加重企业的投资不足。 若企业总经理同时在外企业兼职, 则会显著地增加企业投资不足的程度。

对此, 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完善董事会结构, 加强董事会的有效性, 优化董事会规模, 健全独立董事制度;二是优化和改进企业绩效考核体系, 健全管理层激励机制, 加强对投资回报与资产收益的考核;三是推进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市场化与职业化, 减少行政配置机制, 加强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性;四是完善企业的分红制度, 加强对自由现金流的管理, 防止自由现金流的滥用从而遏制过度投资行为;五是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 改善外部环境, 进一步促进企业治理制度和投资行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摘要：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 先以Richardson的预期投资模型为基础, 衡量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 再通过建立模型实证研究了高管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与建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并且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严重程度, 无论是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 均与高管控制权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高管控制权,过度投资,投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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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8

1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研究回顾

(1) 国外研究回顾。

Wilfert (2005) 、 Fitch Ratings (2005) 均指出, 内部控制的缺陷将会导致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Raghunandan和Rama (2006) 研究发现, 内部控制风险较高时, 审计师会要求额外的审计费用。Engel et al. (2007) 也认为SOX法案执行给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小的公司或管理层高度持股的公司带来显著成本增加。

(2) 国内研究回顾。

杨德明、林斌 (2009) 等研究发现, 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袁晓波 (2010) 的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具有一定的影响。内部控制的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与财务风险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张龙平、王军只 (2010) 等研究发现, 内部控制鉴证提升了公司会计盈余质量, 在控制了管理层信号传递动机以后结论仍然稳健。

2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回顾

(1) 国外研究回顾。

自由现金流对投资效率的影响。Jensen (1956) 认为企业留存的自由现金流越多, 过度投资问题也就可能越严重。而Lang和Litzenberger (1989) 利用托宾Q值来表示企业的投资机会, 其结论肯定了自由现金流假说。Richardson (2006) 将企业的投资支出分为预期投资支出和非正常投资支出, 考察了自由现金流量的过度投资情况, 结论与自由现金流假说一致, 过度投资集中于那些自由现金流量多的公司。

融资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Ryou和Kim (2003) 考察了上个世纪90年代, 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企业出现过度投资的原因, 发现企业集团出现过度投资较为严重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在信贷环节放松了监管。Richardson (2006) 指出举借债务、现金分红以及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有效制约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股权、代理成本对投资效率的影响。Parrino和Weisbach (1999) 研究发现, 股东-债权人冲突确实存在, 而且负债债务期限、企业现金流水平、企业规模、行业等因素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程度都有影响, 所以不同企业的负债代理成本差异较大。Conyo和Murphy (2000) 发现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规模直接相关, 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 这项研究强有力的论证了经理一味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

(2) 国内研究回顾。

自由现金流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刘昌国 (2006) 的研究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较大程度地存在自由现金流量的过度投资行为。张功富 (2007) 根据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在公司拥有自由现金流量时, 经理人不是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将自由现金流量支付给股东, 而是将其用于过度投资。

融资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童盼 (2005) 认为负债比例越高的公司, 公司投资规模越小, 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受新增投资项目风险与投资新项目前公司风险大小的影响。王艳辉、杨帆 (2007) 认为公司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可能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行为, 得出债务期限结构对东北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约束效果有显著影响, 长期负债对过度投资有强烈的约束效果, 短期负债的约束效果则不明显, 债务来源结构对此无显著影响。

股权、代理成本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王治等 (2007) 的研究表明, 相对投资不足行为, 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为显著, 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这两种行为均较为显著。唐雪松、郭建强 (2007) 研究发现, 经理持股比例越低, 代理问题越严重, 投资现金流相关性越高。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越轻, 代理问题越严重, 投资现金流相关性越高, 经理越容易建造“公司帝国”。公司治理对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 (刘昌国, 2006;李维安和姜涛, 2007) 。

3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 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进行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是, 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 研究中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 研究视角有待拓宽。尽管专家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审计成本、融资成本等角度对内部控制经济后果进行了广泛探讨, 但是围绕投资研究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文献很少,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第二, 研究内容有待深化。在提高投资效率, 降低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上, 大部分学者是从减少现金流量和降低代理成本两个角度出发, 以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里的单个因素或者几个因素研究过度投资的治理。而内部控制作为一个较为系统的整体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和治理并未得到相应的研究。所以我们今后可以多做关于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以弥补上述以前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不足。

摘要：通过整理内部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相关的文献, 主要是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两方面, 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以及不足, 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关键词：内部控制,投资不足,过度投资,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Scott Richardson.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 :159-189.

国有企业非效率性投资控制研究 篇9

一、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理

生产力发展使分工进一步细化,企业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而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和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化,而代理人即管理者追求自己的工资收入、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代理人可能利用其职务便利通过欺骗行为而追求个人利益。公司治理是用来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决定并控制企业战略和绩效的一整套机制。公司治理明确规定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分布,并且清楚的说明公司进行决策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而内部控制作为由管理者当局为履行诸多管理目标而建立的一系列实施程序,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与公司治理是密不可分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内部控制既包括管理层以下的监督控制,又包括管理层以上的治理控制。如图1。

2004年,美国COSO委员会将风险因素引入到内部控制,提出了新的内部控制观———全面风险管理。企业风险是导致企业失败的直接原因,因此,企业战略必须积极并谨慎的对待风险。COSO新报告提出通过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反应来评估和应对企业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2008年财政部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基本规范》借鉴了以美国COSO内部控制整合报告为代表的国际内部控制框架,并结合我国国情,要求企业所建立与实施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五个因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控。

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内部控制是站在企业战略层面分析、评估和管理风险,把企业监督控制从细节控制提升到战略层面及公司治理层面。如,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属于公司治理层面,同时又体现在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内部环境控制,属于风险管理下的广义内部控制。依照风险管理的整体思维,扩展内部控制的内涵和外延,将治理、风险和控制作为一个整体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这一整合过程将克服原本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内部控制与管理重叠的问题,整个组织风险管理的过程也是内部控制实施的过程,内部控制不再被人为地从企业整个流程中分离出来,提高了内部控制与组织的整合性和全员参加性。过去,一提到内部控制,人们往往认为是管理者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约束员工。但在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内部控制即体现内部控制从上到下的贯彻执行,也强调内部控制从下到上的参与设计、反馈意见,即从上到下控制基础和从下到上风险基础的执行模式的融合。

因此,对投资行为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可以从公司治理层面来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从企业内部治理层面直接作用于投资的全过程。

二、基于风险导向的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构建

国有企业要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关键是要根据国内已有的相关法规,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实际情况的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借鉴《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融合全面风险管理的观念,国有企业一般应该按照主体、目标、程序三个维度构建一体化的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如图2。这三个维度是不可分割的,都是构成国有企业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业务的内部控制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因素,无论是投资决策、监督,还是执行,因此,主体是国有企业投资内部控制系统的第一维度。目标是投资决策的标准,也是投资内部控制措施执行的依据,没有目标,投资业务的内部控制将失去方向,但目标是对于主体而言的,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投资内部控制目标。因此,目标属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第二维度。在主体和目标既定的前提下,投资业务要遵循合理的流程,否则目标就难以落实。因此,程序是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的第三维度。

(一)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的主体维度

主体是指投资风险内部控制的主体,企业整体、部门、个人都是内部控制的主体。从组织结构来看,可以划分为战略层、管理控制层、作业控制层。根据“逐层控制,目标分解,风险管理”的原则,可以为公司构建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的组织体系,如图3。对于国有企业整体而言,国有企业首先要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要形成有效制衡的监督约束机制。

就公司战略层面而言,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依法行使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国有企业应建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保证董事会能在投资重大决策方面做出独立于经理层的判断和选择。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可按照国资委的有关决议,考虑在董事会下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明确每个专业委员会的职责权限、任职资格、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为投资的决策、管理、监督提供支持。

在管理控制层中的专门委员会应包括:投资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它们不仅在人员构成方面存在着差别,而且在投资风险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投资委员会主要负责对达到一定标准的投资项目进行初审,对非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审批,而重大的投资项目应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集体决策审批。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整个企业所有重大风险进行审议,也包括对投资决策风险评估报告和风险管理策略的审议。审计委员会主要是对投资决策和执行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

在作业控制层中,国有企业应设立专职的投资管理部门,该部门对总经理负责。这样的设计有利于国有企业对投资进行专业化管理,有利于对投资风险的控制。同时财务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的配合也非常重要。财务部门主要侧重于与投资相关的财务风险、资金风险方面的管理与控制;内部审计部门主要侧重于对投资业务执行过程的监督与检查。

(二)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的目标维度

投资问题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与国有企业经营领域的扩张或者收缩密切相关。因此对投资风险进行内部控制首先要以战略目标为前提。然而战略目标仍然是抽象和纲领性的,对战略目标进行分解,使内部控制系统形成一个分层次的复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层次有从总战略目标分解而来的分目标,管理控制层对应于业务目标,作业控制层对应于作业目标,并按此目标实现各自的最优控制。战略目标是公司最高层次的目标,企业根据总体战略,选择可以竞争的经营领域,合理配置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使企业各项经营业务相互支持、相互协调。业务目标涉及到各业务单位的主管。这些经理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司战略所包括的目标、发展方向和措施具体化,形成本业务单位具体的竞争和经营战略。业务单位战略要针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在各自的经营领域中有效竞争。作业目标又称职能层战略,主要涉及各职能部门,如财务管理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等,更好地配置企业内部的资源,为各级战略服务,提高组织效率。

(三)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的程序维度

投资业务作为国有企业容易引起重大风险的重要事项,需要遵循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在这里设计将投资本身的业务流程与内部控制的五要素相契合,如图4。参考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融合风险管理的观念,设计出以上投资业务的内部控制流程,依次是投资业务的职责分工与授权审批、投资可行性研究与评估、投资决策与执行、信息反馈、监督。

首先要建立投资业务的岗位责任制、授权制度和审核批准制度。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投资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投资业务不相容职位包括: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评估、投资决策与执行、投资处置的审批与执行、投资绩效评估与投资的执行。投资委员会负责对达到一定标准的投资项目进行初审,对非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审批。而重大的投资项目应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集体决策审批。这部分对应的是内部控制中的内部环境要素。

其次,投资管理部门对投资项目进行分析与论证,编制投资项目建议书。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重点对投资项目的目标、规模、投资方式、资金来源、投资的风险与收益等作出评价,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再由相关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独立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对重大投资项目,必须由专业机构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独立评估。该部分即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风险评估。

再次,对于投资的审批决策,重点关注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合企业投资战略目标和规划、是否具有相应的资金能力、投入资金是否能够按时收回、预期收益能否实现,以及投资和并购风险是否可控等。在投资项目执行过程中,指定专门的部门或人员对投资项目进行跟踪管理与评价,掌握投资项目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定期组织投资质量分析,以此作为奖励和责任追究的基本依据。该部分对应于控制活动要素。

最后,董事会与经理团队应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适时了解投资项目的执行情况,及时采取行动。小股东分散,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董事会应适时披露相关信息,保证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这保证了内部控制中的信息沟通。内部审计部门要对投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投资管理部门对其投资预算执行结果进行业绩评价,并与执行者的薪酬体系挂钩,即内部监控。

三、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作用路径

因企业面临的风险和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应适当地做出调整。首先,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不断变化,表现在各投资业务控制体系中的风险水平和表现方式也可能不断变化,因此对企业各级管理人员来说,须持续观测风险的变化,评估其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做出内部控制系统的调整。其次,企业的战略有可能应运而变,以战略目标为龙头的内部控制系统应及时进行调整。最后,企业内部控制作业也存在持续改进空间,不同的管理手段下作业存在优化甚至重构的需要,而内部控制系统须针对各管理作业及时调整控制标准和方法,以适应整体管理体系的需要。总的来说,风险导向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系统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一)逐层控制保证投资决策质量

在公司内部构建层级分明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保障高级管理层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公司整体决策风险。首先,高级管理层中的董事会是投资项目的审批主体,设计在董事会中引入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则保证了董事会能在投资重大决策方面做出独立于公司内部高管的判断和选择。其次,设计管理控制层中的投资委员会对达到一定标准的投资项目进行初步审核,对非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审批,而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投资决策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审议,达到了对董事会的审批权进行分解控制。最后,作业层中的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对财务预算的审核,可以从财务角度分析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降低投资项目的财务决策风险。通过以上设计,逐层对投资决策进行了控制,保证了投资决策的质量,从源头上防止了非效率性投资。

(二)战略先行明确投资目标

应将最高目标设立为战略目标。首先,在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中,必有一部分战略内容与投资业务密切相关或有直接联系,以此来确定企业投资的战略目标可以防止企业因缺乏整体战略将多余的现金流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其次,按照逐步细化的原则,从合规性、经营有效性等角度将战略目标进行阐释,形成管理控制层的业务目标。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委员会在合规目标、财务目标和经营目标的指导下再将投资业务目标具体化为作业目标。最后,投资业务目标细化到各个业务环节指导具体作业的实施。通过以上设计,保证了企业的投资业务在科学合理的战略目标下进行,防止了企业缺乏明确投资目标而进行的非效率投资,以及设定的战略目标不恰当而导致的过度投资。

(三)流程控制提高投资效率

人口的控制、投资与发展 篇10

人口更多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则提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这是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那么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１３亿人口日的到来晚了四年，确实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预留了时间和空间。首先，这四年为缓解中国人口和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创造了机会。其次，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的后列，但是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和人口品质的改善。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成本与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警惕、而担忧。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应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这个问题，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或许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措施。如果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人口不仅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２１世纪是倡导“人脑论”的世纪。从过去单纯通过降低生育率达到“节流”的目的，到现在的节流（控制生育增量）和开源（开发人力资源）并举，反映出人口治理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更好发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人口作为负担的因素被消解、作为资源的力量得到激发，特别是人口身上蕴藏的脑力资源日益得到重视。要使未来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投资人口、开发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出路。当然，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总之，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人的发展方向、程度和绩效。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篇11

依据传统理论观点, 公司依据净利润最大化的准则进行投资决策。但经理人等投资决策的制定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往往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决策, 忽略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这种投资行为称之为非效率投资。非效率投资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治理投资非效率, 可以运用的公司治理机制包括内部与外部控制系统。外部控制系统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等。内部控制系统包括激励合约设计、董事会 (外部董事) 、大股东治理、债务融资等。

关于债权融资对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冲突的治理, 有所谓“代理成本假说”和“股权结构假说”。债权人可以通过债务契约的设计, 利用更多的监督和控制机制来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这些机制越有效。一方面, 债务的存在为企业经理人进行过度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提供足够的现金流支持;另一方面, 债务的存在意味着企业为了偿还债务需保有大量现金流, 因此也可能会使得企业经营趋于保守。从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看, 张敏等 (2010) 研究了信贷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的联系, 证明了非效率投资越高的企业, 其获得的信贷水平越高, 并得出我国当前信贷市场相对低效, 银行资源配置功能相对较差的基本结论。刘广瑞, 杨汉明, 张志宏 (2013) 的研究表明, 对于民营上市公司, 银行贷款比例与公司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

文章试图通过实证研究, 对沪深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进行估计并探讨银行债权治理与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之间的关系。

二、银行债权治理对投资非效率的影响

(一)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上市公司数据与宏观数据均来自同花顺ifind, 其中上市公司样本包含1998年至2014年的沪深上市公司, 剔除了2010年以后上市的公司 (未满三年) 、ST公司、金融业上市公司和无效数据, 观测值共15760个。各变量含义如下:Loan为本年新增贷款, 对本年期初总资产标准化;Lag Invt为上年投资, 对本年期初总资产标准化;New Invt为本年新增投资, 对本年期初总资产标准化;Cash为期初现金储备对期初总资产标准化;Growth为上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Age为上市年龄Size为公司规模, 是年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为年初资产负债率。

(二) 模型

实证分析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参考王善平、李志军及Richardson的方法计算投资过度/不足。通过公式一的回归得到的残差为不能用各个解释变量解释的那部分新增投资, 即为非效率投资;残差为正表示存在投资过度, 残差为负表示存在投资不足。第二步, 参考俞鸿琳的方法估计银行债务融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Loan为公司年度新增银行贷款数据, 具体为公司年度间银行贷款数据差额, 并除以公司总资产。贷款等于短期银行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银行借款。SO为国有股权。如果货币政策宽松, 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可能更加容易, 有更大的可能出现投资过度。

(三) 实证结果

第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laginvt、growth与ownership系数很小且不显著, 考虑放弃这三个解释变量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ash、age、lev、size四个解释变量能够解释绝大部分的新增投资且四个参数显著。从回归结果来看, age与新增投资负相关, 即上市公司上市时间越长, 新增投资反而有下降趋势;cash、lev、size与新增投资正相关, 即公司现金流越充裕、杠杆比率越高、规模越大, 新增投资会相应增加, 其中cash现金流对新增投资的解释力度最大。根据修正后的公式1, 得到残差, 记为变量resid, 随后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 发现残差的均值为正, 6532个观察值出现了负的残差, 表明出现了投资不足, 9228个观察值出现了投资过度, 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我们所研究的年份里, 出现投资过度的频率更大。

第二步, 以非效率投资为被解释变量, 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m2) 、loan和控制变量laginvt、cash、growth、age、size、lev、ownership来解释投资不足 (resid<0) 和投资过度 (resid>0) 。结果显示, 这些解释变量对投资不足的解释力度大于对投资过度的解释力度, 暗示有其他导致投资过度的因素没有纳入公式2。另外, 回归结果 (表1和表2) 显示: (1)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与投资非效率负相关, 即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越快, 投资效率越差。这个结果与经济实践是基本吻合的, 暗示了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 (2) 银行债权与投资过度正相关, 银行债券的增加, 使得投资过度上升了, 这暗示了银行债权并没有起到通过改善公司治理进而避免投资过度的作用。银行债权与投资不足负相关, 银行贷款的增加降低了投资不足的程度, 这与理论及实践是相符合的, 对我国企业而言, 银行贷款仍然是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渠道。

三、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1)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现象, 在研究期间内, 投资过度的现象更为频繁; (2) 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 (3) 银行债权并没有起到通过改善公司治理进而避免投资过度的作用。

此外, 以下问题有待通过今后的研究加以解决: (1) 货币政策仅用m2来代表是片面的, 利率等因素还应当考虑; (2) 货币政策作用于银行贷款, 从而也对投资效率发生影响, 这个间接影响渠道没有体现在公式2中。

摘要：文章以1998年至2014年的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对银行债权治理与非效率投资做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 (1) 样本期间投资过度的现象更为频繁; (2) 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 (3) 银行债权没有起到通过改善公司治理进而避免投资过度的作用。

关键词：投资效率,债权治理,银行贷款,上市公司

参考文献

[1]刘广瑞, 杨汉明, 张志宏.金融发展、终极控制人与公司投资效率[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