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因素（共10篇）
变异因素 篇1
随着有线网络、无限网络和手机网络的普及, 人们使用网络通信聊天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际方式, 网络语言随之产生。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可以分为会话语言研究和非会话语言研究, 二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土白与文理的关系。网络会话语言是在QQ、MSN等一对一、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聊天环境中, 为了提升聊天输入的效率而使用的语言, 它强调迅捷、及时和会意等特点。而非会话语言则是在博客、论坛、网络媒体报道中使用的语言, 它相对于会话语言具有庄重性、明确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当前对网络会话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表现研究。本文通过借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深入探讨网络会话语言变异的因素。
Verschueren顺应理论的导入
语言运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是交际双方为了能够使信息正常传达而选择合适的语言、使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并让对方明白自己意图的过程, 语言交流遵循实用性原则, 语言选择和表达方式会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语用学家Verschueren在他的《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中提出语言综观说和顺应理论, 从语言交际相互顺应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阐释了语言运用的动态过程。他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 这种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
Verschueren同时认为说话人选择的不只是语言形式, 还有交际策略。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是因为语言具有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语境的需要”, 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 但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根据Verschueren的顺应论, 网络会话语言的选择可被看做是一种在高度的意识状态下, 为达到交际目的而在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作出选择的动态过程。
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分析
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性主要指网络会话语言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和选择空间的大小同会话者之间的协商与约定密切相关, 同会话者表达创新性密切相关, 也同会话者之间的顺应性密切相关。网络会话者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上创造性地使用网络会话语言, 创造出适合交流沟通的多种语境, 这种语言变异可以得到其他会话者和媒体的认同、响应和追捧, 进而进一步刺激了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
网络会话语言变异的主体。单纯从概念性的使用主体分析已经不能科学地涵盖网上使用主体的特性, 从社会统计特征方面分析, 有助于我们对整个网络会话语言使用群体的把握, 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问题。
1. 网络会话语言使用频率与语言变异。
不同的网络使用者具有不同的网络语言使用频率, 从社会统计特征方面看, 城市人口使用网络会话语言的频率远远高于农村人口;3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使用网络会话语言的频率远远高于35岁以上的群体;本专科水平以上的群体使用网络会话语言的频率远远高于高中以下人群;知识型职业使用网络会话语言的频率远远高于劳动型职业的使用频率。从性别和收入状况看, 网络会话语言使用主体性别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与经济收入正相关关系不明显。因此, 网络会话语言使用高频群体为35岁以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知识型职业的城市男女;网络会话语言低频使用群体为35岁以上、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型职业的农村男女;介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群体为普通使用群体。由于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群体覆盖范围极大, 不同会话者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和个体喜好, 这为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提供了基础。
2. 网络会话语言创新与语言变异。
网络会话语言创新贡献率主要指某一群体对网络会话语言发明或引领贡献程度。从分析来看, 网络会话语言的贡献率与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频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高频使用群体对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具有领导性地位, 其他群体则表现出对网络会话语言变异的顺应。
3. 网络会话语言的适应态度与语言变异性。
网络会话语言的适应态度主要指网络使用群体对现存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和适应态度。中老年人对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和适应是一种被动的态度, 而青年男女对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态度则是积极主动的;白领职业对网络会话语言的态度是积极引领的, 而蓝领职业对网络会话语言的使用则是被动适应。这一社会统计分析表明, 大部分网络会话语言首先在白领青年群体中出现或者受到他们的强力推动而成为普遍性的网络语言。如“MM”“大虾”“杯具”等网络词汇被创造并被高频使用, 逐步推广成为网络世界的通用词汇, 其他群体无异议地接受并使用这些词汇或表达方式。
网络会话语言变异的动力。网络会话语言作为即时性会话语言, 需要会话者双方或多方处在同一环境并能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 会话者之间必须处在动态的语言状态。因此, 网络会话语言是会话者之间建立协商和顺应的结果, 也是引起网络会话语言变异的动力。
1. 跨文化交流是网络会话语言产生变异的直接动力。
网络会话是在超越空间的网络世界中进行的, 会话者之间不存在空间距离的问题, 但存在因空间距离造成的地域文化差异, 即会话主体的现实世界文化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化价值体系。为了能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会话者之间消除文化障碍正常交流, 就需要在本民族文化、地域方言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模式, 建立通行网络会话的基础或模式。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就是在跨文化交流的推动下, 通过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而最终建立起一套变异性极强的网络会话通用语言。不同地域的人们通过网络交流, 新词语、新概念、表达方式的不断出现, 极大地丰富了网络会话语言系统, 助推了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例如,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标识对某些话题不愿表态, 多喻指网络上不谈政治, 不谈敏感话题;“我又被和谐了”, 意指“我的帖子又被删除了”。
2. 顺应性是网络会话语言变异的主要动力。
顺应性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语境的需要。“同样的事态可以用非常不同的句法结构来描写。”在网络会话语言交际过程中, 使用者选择哪种句式则取决于语言的顺应性。网络会话语言的顺应性极大地满足了使用者的变通灵活性, 只要交流者之间有预先的约定或者潜在的预定, 他们的网络会话完全可能变成符号表意形式。如网络会话中的“火星文”是由符号、繁体字、日文、韩文、生僻字或汉字分拆部分等非正规化文字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其意为“等等我”;“莓兲想埝祢巳宬儰1种漝惯”其意为“每天想念你已成为一种习惯”;“偶口以跟你做朋友吗?”“酱很好啊!”其意为“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这样很好呀!”;“1切斗4幻j, ↓b倒挖d”其意为“一切都是幻觉, 吓不倒我的”。
3. 媒体是网络会话语言的助推力。
媒体对网络会话语言的变异具有强化和放大的作用, 一方面, 媒体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 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要远远大于即时会话语言等亚文化的影响力, 网络会话语言一经被媒体采用就会放大会话语言原有的影响力, 如“美眉”“很女人”“被幸福”等被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接受, 就可能成为主流社会文化的使用语言。另一方面, 媒体语言在积极地吸收着来自网络会话语言的创造性语言成分, 使网络会话语言成为主流媒体语言的重要来源之一, 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部分肯定, 进一步刺激了网络会话语言的发展, 刺激了网络语言使用者在张扬语言个性、促使语言变异的欲望。
结语
总之, 正如陈原在语言社会学中讲到的, 在某种特殊情境不能使用或不满足于使用语言 (有声语言或书面语言) 作为交际工具, 常常求助于能直接打动人的感觉器官的各种符号代替语言, 以便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地做出反应。网络会话语言是在网络世界即时会话中的顺应变异, 这种顺应变异集中体现了会话语言的动态过程, 也进一步印证了Verschueren从语言交际相互顺应的角度阐释语言运用的动态过程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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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变异析 篇2
信用危机已成世界性问题。如美国、日本、韩国银行的坏账，安然、爱立信、默克等的失信，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也跟了时尚，并走上前列。如经济界的欺骗银行、坑害股民、制造假货、虚假广告、欠债不还，政府部门高水分的报表，新闻界与事实不符的假新闻，一些官员言不由衷的空话大话，等等。这些变异的现象已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政治、经济运行轨道，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有识之士提出“诚信”的题目。于是“诚信”也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
我并非跟时尚，赶潮流，因为搞企业，此题与我的职业有关，所以，在这个社会大冲击波中，震动我这愚钝的大脑，思考了这个题目，抒发一点浅见，供读者一笑。
“诚信”乃人类的天性、美德。中国人的诚信更有光辉的历史，说不完的故事。有历史故事说，周文王时代画地为牢，有罪的人在划定的圈圈内，不用栅栏、看守，就在圈内服刑；又说，孔子的高徒颜回，拾金不昧，箪食瓢饮，不移其志。在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途程中，在其业内更重诚信。推想，古代的丝绸之路，必无假货才能畅销中亚和东欧的；明清瓷器，也必是保真无疑，才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近代的东方商人，如瑞蚨祥、同仁堂、山西票号等等，无一不是以优秀的品格底蕴，表现出超群诚信。
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的诚信，永垂史册，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美谈归美谈，佳话归佳话。如今不是常听人们说“道德多少钱一两”、“诚信多少钱一斤”吗？更有“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有权不用，过期过废”；“现在是经济社会，有利不捞，有钱不掏，真是傻包”。于是不少有权的忘了权是谁给的，权是干啥用的，小者拔毛、刮皮，甚者整猪抬走。
有多少制造厂家，偷工减料，吹牛广告；更有眼红者，假酒、假药、假种、假肥料，只为自己发财，不想被骗、被坑者的死活。诈骗集资、包装造假的上市公司，用各种手段欺骗银行贷款，套取货物永不还账……这一切都是诚信的变异、灵魂的沦丧。
何以人心不古，世风颓下呢？联想环保新闻，保健知识，空气质量恶化，造成臭氧空洞、酸雨；江河污染，造成海洋赤潮，人类呼吸有害空气、吃有毒食品，过度不当的饮食，导至诸多新病发生，老病增多，什么艾滋病、癌症、肥胖症、高血脂、糖尿病……不能不说这是环境变异所至。诚信的变异也是环境所至，当然不是自然界的大气污染，而是社会的大气了。那么，社会大气是什么呢？愚以为，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过热、管理的弱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失落所至。这三者构成了社会的大气层。片面地学西方的神话式发展，片面推崇什么负债经营、举债兴企，总而言之是自不量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忽视了有效的道德教育、有力的法制规范，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许多好的东西，似乎都成了过时的东西了。更有甚者，是被捧红的典型中还有无道德、无诚信的骗子的负面影响，自富光荣、金钱万能，有了钱能买楼、买轿车，有的还能买官，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面对当今社会诚信的变异，应引发思考。“利”是驱动人的高能源。有几人不想利、不趣利呢？为利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一种人权。但是，求利的前提，需有义、德去支配，需有法来约束，需有管理机制的规范及引导。国外的正确经验应借鉴。但绝不可以认为国外的一切都好。有的学者针对中国的问题在文章里提出：我们学习国外不够，只抱中国的东西不放。对这种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以为对西方学得不够，是不选择地照搬；对本土的太多，是被践踏和摒弃的五千年优秀民族文化和道德太多。试问当今的年轻人，有几位能说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所谓的知识分子有多少能排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朝代顺序，更不必问诸子百家的代表作，所谓封建老一套的孔老二的主张学说是什么了。如此，何言保守呢？愚以为我们对中国的东西不是学多了，而是学得太少了，或者根本就没学。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必须对本国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精华进行总结、继承、弘扬，同时借鉴、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的有益的东西，再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四旧了。所以，愚以为，“诚信”变异的原因，也是文化衰退和混乱的一个结果。
“诚信”的变异，要是文化知识低下所至。由于经营者在喧嚣的经济大潮里游泳，看钱看得眼红，缺乏冷静的思考和学习。于是，就有其不智之举。虽然是挖空心思地策划、包装、掠夺，获得丰厚利益，乐得消受风光，岂不知天下人绝对的不都是傻瓜。当其东窗事发时，有多少走死逃亡，住进班房呢。有人笑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胆量”。所谓的“胆量”就是欠债不还，欺世造假吗？虽然有人戏法变得很巧，一骗再骗，虽然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换地方骗，但我想用户受骗一次决不会再第二次买你的产品。巨额也是有数的，绝对不能无终止。长久是无限的，以“诚信”为根本，虽涓涓细流，也可以汇成江河。此理甚为简单，但就是有人在这个最简单的事情上利令智昏。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精华，虽年代久远，但在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将其发扬光大，用于市场竞争中，一定获益菲浅。
话说“神补”
时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愈来愈关注自身的健康。为了祛病延年，很多人采用了“药补”和“食补”。但不少人花了许多的钱，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效果却并不理想。何也？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即在整个疾病的病谱中，大约有1/3的疾病的致病原因，在于心理因素。
中医历来认为，人的身体是由“神”和“形”两部分组成的。所谓“形”，就是指人体的各种物质结构，如脏腑、经络、四肢百骸等；所谓“神”，又称神明或神志，即指人的精神、意识、情感、思维、性格等，平素表现为喜、怒、哀、思、悲、恐、惊七情。
祖国医学十分重视喜、怒、哀、思、悲、恐、惊七情致病的心理因素，也十分重视情志相胜的心理疗法。所谓七情致病，是指一个人的情志波动过于强烈，过于突然，或者持续的时间过长，超过了人体的耐受程度，容易造成人体的气机紊乱，从而导致疾患的发生。所以古以有之过喜伤心，过怒伤肝，过思伤脾，过悲伤肺，过恐作肾的说法。史例周瑜因妨忌而脑怒身亡，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伍子胥因焦急悲愁一夜白了头，还有“笑死牛皋，气死金兀术”的历史故事，皆为明证。现实生活中，因突然情绪激动而致死致残者也非罕见。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诸如名利、权势、地位、金钱、事业、爱情，家庭以及竞争等交织的人生重重矛盾，使当代人感到了精神的紧张、重压，从而产生抑郁、悲愁、暴躁，烦恼等等心理疾患。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1/5成年人的健康，受到高度精神紧张的严重威胁。而我国目前高校也有23%的大学生发现有心理障碍问题，且不说处于占全球人口近50%的似病非病的“第三状态”者，其中的许多人都可以从心理障碍上找到原因。所以心理学家和医学家们几乎同时提出：21世纪的健康主题，应该是心理养生。这也就是本文想说的“神补”。
所谓“神补”，就是调摄情志，扫除各种不良的情绪，让七情处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就像天气一样，有冷暖寒暑阴晴，没有一种固定的良方包医百病，所以应区别不同的人不同的情绪障碍，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方有好的效果。据《徐洄溪医案》记载：清朝——新中举状元因欢喜若狂，笑无休止，便到徐洄溪处求医。徐洄溪问明病情后说：“你这病已无法医治了，再过七天一定会死的”。这位新科状元听后惊恐万分，但七天后非但没死，反而病症痊愈了。这是因为徐洄溪用了“恐胜喜”的情志相胜疗法。再如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法拉第年轻时，由于工作过于紧张，以致情绪焦虑烦躁，工作效率低且身体虚弱，长期药物治疗不见效果。后来他遇到一位名医，这位名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法拉第品味医生的话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自此常抽空去看滑稽戏和喜剧，常常开怀大笑，这种愉悦的心境使他恢复了健康。法国著名作家雨果，40岁时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认为他的生命屈指可数，但他并未因此恐惧，也不完全依赖药物，而是下决心锻炼身体，做操、打拳、跑步、游泳、爬山，立足于身心上的全面调整，结果战胜了病魔，享年84岁才寿终正寝。大家熟知的邓小平同志，一生起伏波折，他都泰然处之，晚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请教他长寿秘诀时，他说：“没有秘诀，我一向乐观”。
闽南方言语音变异影响因素 篇3
1 标准普通话和闽南话之间的关系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闽南方言是以厦门话为代表, 覆盖区域包括厦门, 漳州, 泉州这三个主要地区的区域性语言。
闽南方言和普通话是一种特殊的双语现象。二者在语音体系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普通话有21个声母, 39个韵母, 4个声调, 而闽南方言中有17个声母, 87个韵母, 7个声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去声, 阴入, 阳入) 。从语音体系角度上来说, 完全可以将闽南方言和普通话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语音体系。而同时会说方言和普通话的人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特殊的双语者。
2 方言语音变异相关研究
长久以来, 在二语习得领域, 研究的重点一直都放在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 很少人注意到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而关于标准普通话和闽南方言之间这种特殊的二语习得的实证研究, 国内目前只有福建师范大学的李荣宝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实验团队对此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 并且在超音段和音段层面都取得了部分证据。
郭雅斌 (2007) 在超音段层面上第二语言经验对母语的影响的实验结果证实了被试的L1方言声调均与常模有显著差异, 并且差异程度随L2普通话语言经验的丰富而加大。这表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普通话的语言经验对方言被试的母语声调产生了影响。
李荣宝 (2007) 对闽南方言-普通话双语者的大脑语言部分融合双语表征从超音段层面进行试验, 证实了双语者在超音段层面也存在着相互影响, 双向迁移是确实存在的, 且被试语音变异随着L2的经验丰富而加强。
林凤玉 (2010) 实验考察了被试的方言和普通话韵母产出。声学分析结果表明音段层面上两种类型上相似的语言确实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方言-普通话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取决于第二语言经验的多少以及两种语言韵母的跨语言相似度。
3 口音影响因素和方言语音变异的量化研究
3.1 影响口音主要因素及其量化研究
近几十年来关于影响口音因素的研究, 可以总结为是以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年龄、语言经验量为主的, 包括性别、正式的教育、动机和学习语言的资质等因素。
3.1.1 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年龄
多数的相关口音研究表明, 双语者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年龄 (Age OF Learning) 与其口音的轻重有着最重要的联系, 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常被作为变量来考察。早期的外国口音研究大多数是对移民的二语进行研究, 因此研究者常将到达第二语言国家的时间 (Age of Arrival) 当成AOL来使用。将AOL作为变量考察的主要原因是关键期假设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关键期假设认为, 人类的语言能力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在关键期结束之前学习语言, 人类对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的学习将呈现自动化并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Thompson, 1991) 。而在关键期结束后学习语言, 学习者关于语言和言语能力的大脑功能虽然仍能保有一些灵活性, 但其“言语行为的自主能力和对言语行为生理要求的调控能力已经逐渐下降”。 (Lenneberg, 1966) 学习者的口语地道程度无法达到母语水平, 常带有很重的国外口音。
在实证研究中, 对于AOL及AOA的量化考察比较简单。在实验前, 研究者通常都会专门对被试的AOL和AOA进行统一调查并将其单独作为数据分析的重要变量来考察。
3.1.2 语言经验量
许多研究表明, 第二语言经验量对双语者第二语言的发音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研究中, 第二语言经验量经常用居住年限 (Length of Residence) 和使用频率来体现。
居住年限具体指双语者在第二语言作为主要语言的环境中生活的年限。对LOR的研究很多, 但观点不尽相同。主要的争议点在于, LOR对L2发音的准确性是否具有重要的影响。支持此观点, 认为LOR会影响L2发音的准确性的研究认为居住在使用第二语言的国家年限越长, 第二语言的发音就会越准确。但是也有研究认为LOR与L2发音的准确性无明显相关性。
到目前为止对第二语言经验量的考察中, 关于第二语言输入的数量已经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考量, 但对第二语言输入的质量的考量却极少。事实上, 第二语言输入的质量对口音的影响很大, 对其进行系统的量化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的。
语言经验量的量化研究分居住年限和使用频率两方面。对LOR的调查基本都是以年为单位计量, 而对于使用频率这一变量, 研究者基本都是通过对被试者在各种可能的情境中 (在家, 在校, 与朋友交流等) 的使用量进行百分比量化。
3.1.3 性别、正式教育、动机及语言资质
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性别不能对L2口音程度起到预测作用。但是也有少数实证研究证实了性别效应是存在的, 并且性别因素对L2的口音程度的确具有一定解释力。
到目前为止, 对正式的教育这个因素的考量比较少。相关的研究在考量这个因素的时候, 会用两种变量来量化, 一种是Flege&Fletcher (1992) 的研究中, 用“L2教育的年数”来量化, 另一种是Suter (1976) 提到的“L2正式课堂训练量”。
到目前为止, 有一些研究检验了动机对L2口音程度的影响。其中大部分的研究, 都是用“准确的L2发音对人们工作和社交生活的重要性”来量化动机, 从“非常重要”到“一点也不重要”。动机对L2口音程度的影响问题还不是很明朗, 且动机有效的量化问题还有待商榷。
关于学习语言的资质的问题, 目前只有很少量的研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学习语言的资质有可能包括哪些能力, 这些能力对L2的口音有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为止, 学习语言的资质在两个方面的能力有被提及到。其一, 音乐能力。其二, 模仿能力。但目前涉及这个方面的研究较少, 且能力的量化问题尚待解决。
3.2 闽南方言语音变异量化研究
以方言-普通话双语者为研究对象, 能够有效地观察除了年龄和语言使用频率因素之外, 普通话教学条件、双语使用环境、家庭教育背景以及个体的认知能力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普通话的方音消解以及方言语音变化的, 因而, 能使我们对双语语音发展中语音变异的影响因素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此外, 目前在对普通话-闽南方言双语者存在的方言语音变异现象的相关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基本都是使用语言经验量 (LOR) 作为自变量来考察。除了语言经验量, L2使用量、AOL、接受正式教育年限、普通话教学条件、家庭教育背景等均可能对方言语音变异产生影响, 而且对于这些变量也都可以进行量化研究。例如, 以闽南语为母语, 普通话为第二语言的双语者, 由于身处不同的区域 (市区和乡村) , 普通话教学条件、L2输入的质和量的差别是否影响儿童闽南话的语音变异;又或者, 在同一区域, 排除了普通话教学条件 (L2输入质和量) 的差别情况下, 不同的L2使用量是否影响闽南话母语者的方言语音变异。
4 结束语
语音发展模型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 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L1和L2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在语音学习中, 语音的反向迁移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外语学习中, 也存在于普通话-闽南语这样的特殊双语现象中。不过, 既往的研究大多认为, 母语语音变异现象主要与L1的使用频率以及与年龄有关的语音表征可塑性有关。因此, 除了年龄和语言使用频率因素, 普通话教学条件、家庭教育背景、接受正式教育年限等因素均可能对母语语音变异产生影响, 而且这些因素均能够在实证研究中尽量量化, 以便我们对双语语音变异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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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的胸罩 篇4
然而，早期的胸罩尽管花哨和令人兴奋，但缺乏真正的支撑力，因此，当女人的乳房在品尝了小鸟出笼的喜悦之后，仍然希望在自由的同时，找到一个坚实的家。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德国和法国又在内衣界掀起了另一场战争：前者仍然坚持紧身胸衣托举的豪乳，而后者则开始提倡无肩带松紧式胸罩制造的小乳房。这场战争最终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如今的平胸女孩如果回到1920年代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因为那时的女人们一心想“消灭”的就是丰乳肥臀，她们一窝蜂地拥挤在出售窄奶罩(banbeau)的专柜前，为的就是能够将身材挤压成平板的样子，好让长串的珍珠项链顺着连衣裙完美地垂挂下来。再后来，随着年轻女孩们对乳罩的摈弃，薄如蝉翼的纱质衣料开始大行其道。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愿意使自己看起来像个男孩，纽约的罗森莎(Ida Rosenthal)和碧赛特(Enid Bissett)便觉得平胸毫无美感，而缩胸乳罩也并不舒服。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合伙人，她们决定设计能够衬托乳房自然曲线的胸罩，为女人们找回性感。这种后来被称为“自然支撑乳房”的胸罩最初是以她们自己为模特进行推销的，结果比她们预想的还要好，这就是著名的“仕女造型胸罩公司”(Maiden Form Brassiere Company)的由来。
到了1930年代，女人的内衣结构与今天已无太大差别，虽然百货公司的货架上仍然顽固地陈列着连身衬裙、半身衬裙、束腰、吊袜带、紧身胸衣和连体式内衣，但胸罩与内裤的单纯组合已成为主流。1935年，以1500美元买下杰布可丝专利胸罩的华纳公司，率先推出从A到D型不同罩杯的胸罩，为全球的乳房形状定下统一的标准。
胸罩真正的黄金年代始于1938年美国杜邦公司发明了弹性纤维之后，尽管二战的爆发很快抑制了这种原料在民用工业方面的运用，但女人们仍然想尽办法将回收后的尼龙降落伞等军用品利用起来，制成各式胸罩和内衣。二战结束后，美国公司迅速推出全新的人造丝胸罩系列，并开发了十字交叉、回旋织法来制造圆锥型罩杯，这种俗称“鱼雷”的胸罩，使女人的乳房看起来真的像蓄势待发的鱼雷一样，令人触目惊心。而“仕女造型胸罩公司”则在1949年成功推出圆型织法的“轻歌” (Chansocomte)，又称“子弹胸罩”，这种胸罩在此后的30多年风行100多个国家，创下9000万件的销售业绩。
狂飙突进的胸罩产业终于在1970年代末滑入走火入魔阶段，当时的美国流行起一种慢跑运动，两个热爱慢跑的女人竟然将男人的护阳三角腹带缝制成慢跑胸罩，并被商家发展成胸罩市场上主要的副产品线。
所谓风水轮流，正如紧身胸衣曾经的辉煌，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乳罩的魅力了！1992年，1月号的《时尚》杂志宣称：“显露乳沟、游走于‘走光边缘的胸罩’，最能展现新的女性魅力。”同年2月号的《柯梦波丹》则以“胸罩就是要给人看”一文，直接进劝女人：“别害羞，露出乳沟正流行！”乳罩业在1994 年的美国，卓然壮大成年营业额30亿美元的产业。
这也是魔术胸罩风行全球的一年。当超级名模们穿着这种能够改变乳房形状的胸罩在铺天盖地的广告中亮相，丰乳的风尚开始全面回潮。1994年4月，美国的魔术胸罩在纽约首次登场，10天之内即售出3000套。同年8月，魔术胸罩登陆旧金山，那里的梅西百货竟然摆出惊人的阵势迎接它的到来：门口不仅有管乐队迎候，还有一队歌剧男高音大唱赞美诗，而运送魔术胸罩的护花使者，则是一队美艳的足球拉拉队。另一个百货商店的场面更是离奇，魔术胸罩竟是用防弹运钞车送达的！疯狂的抢购者在商店尚未开门时就开始守侯，店门刚刚打开，胸罩就被一抢而空。
翻看1993年到1995年间的时尚刊物我们会发现，那时的杂志封面十分流行“双手放在乳房上”的照片，有的是男模特从女人身后托举，有的是女模特自摸。一个化名“盖儿”的模特，在回忆为杂志拍摄封面的经历时，揭露了一个关于乳头的小秘密：“摄影师最喜欢硬挺的乳头，认为它能激起性欲。所以我们便把冰块放在乳头上，让它受刺激变硬，实在受罪！乳头不是变得很敏感，就是冰得麻木了。”
有人做过统计，平胸、丰胸大概40年一轮回。如今被嘲笑为“荷包蛋”或者“停机坪”的小乳女人，只好干瞪着眼等待那四十年后的風光了。(网易历史)
变异因素 篇5
社会语言学学者认为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引起语音变异,例如拉波夫(Labov,1994、2001a)、散可夫和丝德艮(Sankoff & Cedergren,1971)、切希尔(Cheshire,1978)、安蒂拉(Anttila,2002)、徐大明(2001),他们通过具体的语音变异研究得出该结论,这种观点可以称为语音变异的“内外因素综合论”。
我们在接受语音变异的“内外因素综合论”观点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在语音变异中,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是具有相同的制约力,还是不同的制约力?如果两者的制约力不同,哪一个因素更强?这些问题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需要解决的新课题。而要解决这些新课题,就需要具体的实证研究,并对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力进行定量比较。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统一到一个语音变异的调查研究中,运用同一的定量方法来比较二者对语音变异的制约力。
变项规则分析法是目前社会语言学中研究语言变异的一种标准化了的技术,是在变异规则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变异现象的概率性特征而发展起来的专门进行语言变异研究的统计方法(徐大明,2001:398)。该方法可以对引起语言变异的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之制约力进行比较,因为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多元回归分析,能从一系列自变量中选出那些能够有效地解释因变量变化的项目,并计算出这些项目对变异的影响作用,即“作用值”。同一自变量中最大作用值与其最小作用值的差,即为该自变量的变异范围,该变异范围的大小代表了其解释能力的强弱(徐大明,2001:401)。这里的自变量就是各种环境变项,即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因变量就是某一语言变项的特定变式的出现频率。因此,变项规则分析法能根据语料中变式出现的频率,计算出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力的大小。具体地讲,如果我们把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同时作为某一语言变项变异分析的自变量输入到变异规则分析法的统计程序中,统计结果将显示二者是否同时成为有效的解释因素。如果统计结果中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同时被选中,那么我们通过比较变异范围的大小来分析它们在制约变异的能力上的强弱。如果语言内部因素的变异范围比外部因素的变异范围大,就说明语言内部因素比外部因素的解释能力强;反之,则说明语言外部因素的解释能力强。通过变项规则分析法可以在相同条件下比较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语音变异的制约力的大小。
下面,我们以江汉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为例,运用变项规则分析法来比较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力的大小。
二 江汉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的定量分析
江汉油田是中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江汉盆地内建成的石油工业基地,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业区。经过40年的发展,江汉油田已形成了带地域色彩的普通话——油田话;同普通话相比,油田话的部分声韵调存在着变异现象(孙德平,2012a:31)。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分析油田话卷舌音声母([ts][tsh][s ])的变异情况。
我们于2007年1月至2008年2月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录音访谈法数次深入江汉油田进行语言调查,对象的选取以随机抽样为主,判断抽样和雪球抽样为辅;其中,问卷调查476人,录音访谈291人(孙德平,2011:28;孙德平,2012a:31;孙德平,2012b:112)。为了进行微观的变异研究,我们又从291人的录音样本中选取了60名被调查者的录音,这60名被调查者分别来自17岁以下、18~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岁以上等6个年龄组,每组男、女各5名(孙德平,2012a:33)。
(一)变项的确立
变项包括因变项和自变项。
1. 因变项的确立
因变项指的是要研究的语言变项,根据拉波夫(Labov,2001b:7-8)确立语言变项的三原则(即频繁性、结构性、层次性),结合探索性调查的结果,本次研究我们确立了(zh)(ch)(sh)三个声母变项。各变项的变式如下:
(1)(zh)变项:标准变式[ts]、非标准变式[ts];
(2)(ch)变项:标准变式[tsh]、非标准变式[tsh];
(3)(sh)变项:标准变式[s ]、非标准变式[s]。
2.自变项的确立
对(zh)(ch)(sh)三个变项可能产生制约作用的自变项,可以分成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两大类。
(1)语言内部因素
李如龙(1990:89)指出,汉语音节的声、韵、调是紧密结合的整体,在音节内外,它们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范俊军(2004:140)也认为:“声韵调共处一个结构整体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互动关系。……声调语言音节的演变包括声韵调的变化,而声韵调的演变又互为条件。声母的变化引起韵母和声调发生变化,韵母的变化导致声母和声调的变化,声调的变化也会对声母和韵母的变化产生影响。语言历史演变事实证明,音节中每个结构成分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充当决定因素制约其他成分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考虑的语言内部因素有6个,即研究音节的韵母、研究音节的声调、前接音节的声母、前接音节的韵母、后接音节的声母、后接音节的韵母,分别简称为“韵母”“声调”“前接声”“前接韵”“后接声”“后接韵”。
根据发音部位,我们(孙德平,2012a:32)把油田话的韵母分成了舌尖韵、舌面韵、舌根韵。其中,舌尖韵是指舌尖元音韵母和舌尖鼻音韵母;舌根韵是指舌根鼻音韵母;舌面韵是指除舌尖韵和舌根韵以外的韵母,包括舌面单元音韵母和复元音韵母。
声调,我们分成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五类。
为了便于统计和处理,当研究音节的前或后为停顿时,我们把停顿并入到前接音节或后接音节中一起考虑,并记为前接声和前接韵或者后接声和后接韵都为停顿,以下同。
对于前接声,我们根据发音部位把它分为[ts]组、[ts]组、“其他组”。其中,[ts]组包括[ts][tsh][s ]徐大明等,2004:82)。由于民族和种族与本文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不予考虑,我们首先考虑在内的因素是性别、年龄、阶层。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Xu,1992;杨晋毅,2002;王玲,2007;刘英、徐大明,2012),年龄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在移民社区主要表现为代别的差异;因此,我们把年龄转换成代别。
江汉油田作为一个移民社区,第一代和部分第二代居民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把籍贯也作为语言外部因素加以考虑(孙德平,2012a:32)。
此外,语体、职务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经常考虑的语言外部因素,其中语体是语言变异研究的核心概念(徐大明,2006:189);而职务,在已有的研究(Xu,1992;徐大明,2001;徐大明等,2004)中被称为“职业”,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另外,考虑到母语(担心部分被调查人不了解母语的含义,在调查问卷中将其改为“最先学会的语言”,简称“先会语”)、来江汉油田后说的语言(简称“后会语”)和普通话的熟练度(简称“熟练度”)也可能会对语言变异产生影响,这三项也被纳入语言外部因素中(孙德平,2012a:32)。这样语言外部因素共有9个,即性别、代别、籍贯、阶层、职务、语体、先会语、后会语、熟练度。
(二)变项规则分析
在由60个样本构成的语料中,含有(zh)(ch)(sh)变项的字分别有3697、1880、6840个,被调查人将(zh)(ch)(sh)变项发成标准变式[ts][tsh][s ]的数量与比例分别为1092(29.5%)、688(36.6%)、2316(33.9%),发成非标准变式[ts][tsh][s]的数量与比例分别为2585(69.9%)、1173(62.4%)、4512(66.0%)个,另各有20(0.5%)、19(1.0%)、12(0.2%)个分别含(zh)(ch)(sh)变项的字,发音人读成了特殊的方音或别字或读漏(合称“错漏”),见表1。
我们采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分别对(zh)(ch)(sh)变项进行定量分析,把前述的15个潜在的解释性因素(即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作为这些变项变异分析的自变量,同时输入到统计程序中进行分析。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回归分析显示,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同时对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具有制约作用,这就支持了前述的语音变异“内外因素综合论”的观点。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我们把(zh)(ch)(sh)变项的回归分析结果归并在一张表中,具体见下页表2。
回归分析显示,影响(zh)(ch)(sh)变项变异的语言内部因素有:声调、韵母、前接声、前接韵、后接声、后接韵。其中,后接韵是(zh)(ch)(sh)变项共有的制约因素,声调是(zh)(sh)变项共有的制约因素,前接声和后接声分别为(zh)(sh)变项的制约因素,前接韵和韵母分别为(ch)(sh)变项的制约因素。
回归分析显示,影响(zh)(ch)(sh)变项变异的语言外部因素,按其制约力由大到小排列分别是:熟练度、后会语、籍贯、语体、代别、先会语;而“阶层”只是影响(zh)(ch)变项变异的语言外部因素,“职务”只是影响(zh)(sh)变项变异的语言外部因素,“性别”只是影响(zh)变项变异的外部因素。
三 外部因素主导变异
(一)内外因素制约力的比较
变项规则分析法选中的因素的变异范围,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因素的解释力的强弱,据此可以比较这些因素对卷舌音声母变异的制约力的大小,各变项因素的变异范围,参见表3。
从表3来看,(zh)变项各因素的变异范围从大到小依次为:
熟练度0.623>后会语0.549>语体0.459>阶层0.445>籍贯0.393>代别0.327>先会语0.307>职务0.280>声调0.261>后接韵0.189>前接声0.148>性别0.078。
(ch)变项各因素的变异范围从大到小依次为:
熟练度0.630>阶层0.577>后会语0.555>代别0.465>语体0.426>籍贯0.361>先会语0.224>后接韵0.201>前接韵0.133。
(sh)变项各因素的变异范围从大到小依次为:
熟练度0.587>后会语0.549>籍贯0.542>代别0.435>先会语0.417>语体0.346>职务0.231>后接声0.131>后接韵0.114>声调0.113>韵母0.052。
我们从(zh)(ch)(sh)变项的因素变异范围可以看出,除(zh)变项的“性别”因素外,各变项的语言外部因素的制约力皆大于语言内部因素。
另外,根据表3,(zh)(ch)(sh)变项的变异范围的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熟练度0.613>后会语0.551>阶层0.511>籍贯0.432>语体0.410>代别0.409>先会语0.316>职务0.256>声调0.187>后接韵0.168>前接声0.148>前接韵0.133>后接声0.131>性别0.078>韵母0.05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1)普通话的熟练度成为制约(zh)(ch)(sh)变项变异的最强自变量,其变异范围在三个变项中都超过了0.500,分别为0.623、0.630、0.587;(2)在15个制约(zh)(ch)(sh)变项变异的变量中,变异范围的均值由大到小排在前8位的变量分别为熟练度、后会语、阶层、籍贯、语体、代别、先会语、职务,这些变量都是影响(zh)(ch)(sh)变项变异的语言外部因素,它们的变异范围的均值皆在0.250以上;而制约(zh)(ch)(sh)变项变异的语言内部因素,如声调、韵母、前接声、前接韵、后接声、后接韵,它们的变异范围的均值都在0.200以下,它们对(zh)(ch)(sh)变项变异的制约力远远不及前述的熟练度、后会语、阶层、籍贯、语体、代别、先会语、职务等语言外部因素,这表明语言外部因素是制约(zh)(ch)(sh)变项变异的主导因素。
此外,根据表3,从共有因素来看,制约 (zh)(ch)(sh)变项变异的共有的内部因素只有1个,即“后接韵”,且其变异范围的均值仅为0.168,制约力较弱;而制约(zh)(ch)(sh)变项变异的共有的外部因素有6个,分别是熟练度、后会语、籍贯、语体、代别、先会语,它们的变异范围的均值皆在0.310以上,显示出较强的制约力,其中,熟练度和后会语等外部因素的变异范围的均值皆在0.550以上,表现出强制约力,这进一步说明了语言外部因素是制约(zh)(ch)(sh)变项变异的主导因素。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性别”因素制约力弱是成长型言语社区的普遍性现象,江汉油田作为一个移民言语社区,是一个成长型言语社区,它不同于成熟言语社区Labov,2001a:274-293);但在成长型言语社区,由于其共同的语言认同、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等尚处于发展中,还未最终定型,所以移民及其后代的语言性别差异不显著,故性别因素对该言语社区的语言变异制约力不强,而与移民因素相关的一些语言外部因素如籍贯、代别、先会语等对该言语社区的语言变异起着主要作用。例如,包头昆都仑言语社区是1958年以后随着包头钢铁公司的建设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成长型言语社区,徐大明在该言语社区研究时发现,性别因素对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相关的程度,同原居住地、社会网络、语体、职业、家庭社会地位等其他语言外部因素的制约力相比,性别因素显得不重要(参见徐大明,2001;徐大明等,2004)。我们在对江汉油田话的舌尖龈前音(z、c、s、n、l)、带鼻音韵母(eng、ing、en、in)、声调(“潜”的声调)的变异研究Kerswill,2002)。江汉油田目前也形成了移民型柯因内语——油田普通话,油田普通话经历了江汉油田三代人的言语适应和柯因内化过程(孙德平,2012b:112-115)。在这个过程中,移民的语言、籍贯、代别、阶层、语体等外部社会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因为无论是言语适应还是柯因内化,都同移民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在言语适应过程中,说话人正是根据听话人的社会背景信息(如语言、籍贯、代别、阶层、语体等)来调整自己的腔调、方言或者其他语言特征;同样,听话人若要调整自己的语言也需参考说话人的相关社会信息,以便使双方的语言趋同或者是趋异。
而柯因内化的三个过程(混合、拉平孙德平,2012b:112-115),也与移民的社会背景信息相关。例如方言的混合与第一代移民的语言和籍贯相关;而拉平除了与移民的语言相关外,还同代别、阶层、语体等相关,一般来说年轻一代比年老一代拉平掉更多的方言变式,从而使移民间使用的方言差异减少,相似性增大;同样,阶层越高、语体越正式,移民越倾向使用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语言变式。柯因内化的三个阶段同移民的代别密切相关,因为柯因内化的三个阶段大致与最初的三代说话人相对应(Trudgill et al.,2000)。在柯因内化的三个阶段中,聚焦过程也同移民的语言、籍贯、代别、阶层、语体等社会因素相关,因为个体移民就是根据这些社会背景信息来调整他们的言语模式,以便与较大群体的言语相似;重新分配过程也是如此,某些变式之所以经过拉平后被保留下来,并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或语言功能,也是同这些变式使用者的社会背景信息相关。例如,在江汉油田,“潜”字具有阳平调(调值为35,读[tchian])和上声调(调值为214,读[tchian),因其阳平调的发音与潜江话中“潜”字的发音(阳平调,调值为13,读为 [tchian])相近而被污名化,成为低威信的变式,非标准变式的上声调却成了一种高威信的变式,油田人在注意力较集中的语体中更愿意使用“潜”字的上声调变式,而且阶层越高或越是年轻的一代,使用上声调变式的频率越高,因此“潜”字的上声调变式在经历三代油田移民的方言拉平后仍被保留了下来,并被重新分配,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区别潜江话的“潜”字发音,使油田话同潜江话进一步拉开语音距离,以显示说话人的油田身份(孙德平,2009:52)。
总之,在江汉油田,由于言语适应和柯因内化都同移民的语言、籍贯、代别、阶层、语体等社会信息密切相关,由此决定了影响江汉油田话变异的主导因素来自语言外部。
四 结论
我们以江汉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研究为例,通过定量分析,首次对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力大小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语言外部因素比语言内部因素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力,表明引起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的主导因素来自语言外部,如熟练度、后会语、阶层、籍贯、语体、代别、先会语、职务等,而声调、韵母、前接声、前接韵、后接声、后接韵等语言内部因素对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的影响相对较弱。该结论对今后新工业区语言变异研究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当然该结论是否只是江汉油田言语社区的特性,还是移民型言语社区的一般共性,有待今后的研究来证实。同时,江汉油田作为新工业区,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方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引起方言中包括语音在内的各方面的变化,因此,本文对语言接触过程中制约语言变异的内外因素及其制约力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新工业区因移民的方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另外,全国不少的地方普通话都存在“平翘不分”现象,而“平翘不分”说到底就是卷舌音和舌尖龈前音不分,本文对江汉油田话卷舌音的舌尖龈前化的变异研究,特别是对其内外制约因素及其制约力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或分析其他地方普通话的“平翘不分”现象。
[附 注]
① 对于汉语的r的国际音标,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国际音标[z],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63页)认为应当是卷舌近音[],我们认同后一种观点。
② 表中的“/”表示此处空缺,以下同。
③ 该观点来源于2011年11月第九届城市语言调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徐大明教授的指点。
④ (z)变项包括变式[ts][ts],(c)变项包括变式[tsh][tsh],(s)变项包括变式[s][s ],(n)变项包括变式[n][l],(l)变项包括变式[l][n]。(en)变项包括变式[ən][əЧ],(in)变项包括变式 [in][iЧ],(eng)变项包括变式[əЧ][ən],(ing)变项包括变式[iЧ][in]。(潜字调)变项包括变式[阳平][上声]。每组变项的第一个为标准变式,第二个为非标准变式。
⑤ 言语适应是指讲话人在会话中根据对话人的语言来调整自己的腔调、方言或者是其他语言特征的过程。见Trudgill, P. J. A Glossary of Sociolinguis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3。
⑥ 柯因内化(Koineization)是一个因语言接触而导致的比较迅速、有时是剧烈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语言的可相互通话的几个变体在一定的环境下,经讲话人的接触,产生该语言的新变体,即柯因内语,见Kerswill(2002: 669)。
⑦ 拉平(levelling)指的是在语言混合中出现的语音、词汇或语法形式的变式数量随着聚焦(focusing)而大大减少(通常是一个)的过程,拉平除掉的常常是少数讲话人使用的形式或者是在某方面异常的形式,见Trudgill, P. J. A Glossary of Sociolinguis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79。
⑧ 聚焦(focusing)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当个体逐渐调整他们的言语模式以便与较大群体的言语相似时,这些个体讲话人相互间使用的变体变得越来越相似。讲话人进行语言调整的动机是渴望被较大的群体认同。语言变体聚焦,意味着讲话人言语行为彼此相似。参见Swann, Joan et al. A Dictionary of Sociolinguistics,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112。
试论中药材品质变异的因素及对策 篇6
1 水分
1.1 水分对中药材质量的影响
(1) 虫害:含水量为20%以上的枸杞子发生虫害较严重, 含水量在1 6%以内却不易生虫。含水量为2 5%以上的当归发现虫害较重, 含水量在15%以下, 却没有发生虫害。 (2) 霉变:中药本身含有一定的水分, 吸附空气中的水分, 寄生和附着在中药表面的霉菌孢子就很快地生长, 造成霉变。 (3) 潮解:大青盐、柿蒂。 (4) 软化:阿胶、龟板胶、鹿角胶。 (5) 风化:原皮硝、皮硝。 (6) 走味:含芳香挥发油的有香味, 含苦味质的有苦味, 这些成分随着水分的散发和稀释。 (7) 其他质变:若空气过于干燥, 发生干裂、脆化、变形现象。
1.2 水分的控制与调节
(1) 阳干法:又称曝晒晾干, 适用于不怕变色、不怕融化和破碎的根、茎类中药, 如西洋参、山药、甘草等。 (2) 阴干法:又称晾晒, 适用于芳香性花类、叶类、草类中药, 如红花、大青叶、茵陈等。 (3) 烘干法:适用于易泛油、晒不透或动物类。 (4) 吸潮法:凡容易变色、贵重、质量娇嫩、容易走油、溢糖等中药。 (5) 气调贮藏。 (6) 远红外干燥:用于药材、饮片及中成药等的干燥。 (7) 微波干燥技术使用:经实验夜交藤、山药、生地、草乌及中成药六神丸等效果较好。 (8) 密封后抽真空保存。
仓库保管反复实践证明, 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 把中药本身的含水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幅度内, 质量就不易发生异变。以北方地区为例, 在温度30℃时, 把红枣的含水量控制在12%~17%, 党参为11%~16%, 麦冬为11%~15%就不易发生异变[1]。
2 温度
2.1 温度对中药材质量的影响
(1) 含脂肪油较多的中药如杏仁、桃仁、柏子仁等以及某些动物类中药形成走油 (泛油) 。 (2) 药物颜色加深, 重量减轻。 (3) 芳香类中药的挥发油加速挥发 (如薄荷、荆芥、肉桂、丁香等) 。 (4) 含糖质较多的中药 (如天冬、玄参、党参) 产生软化及至变化。 (5) 动物胶类、植物树脂类、干浸膏类、蜜丸类以及饮片蜜炙品发软粘连成块或溶化。 (6) 在30℃左右时, 有利于害虫、霉菌的生长繁殖。 (7) 在0℃以下时, 某些鲜活中药 (如鲜姜、鲜石斛) 所含水分就15℃以下是防虫的关键温度, 50~60℃为害虫的致死高温区, -4℃以下为害虫的致死低温区。 (10) 中药自身产热, 严重时会使中药色泽变糊变黑, 质地枯松, 引起质的变化。
2.2 温度的控制与调节。温度高于25℃时注意降温
(1) 通风降温:用于一些温度过高容易风化、挥发或变质, 而湿度影响不大的玻璃装或桶装药材; (2) 遮光降温:在库外搭天棚或在库顶上搭席棚, 并在外墙也搭上席棚; (3) 采用冷藏设施和设备降温:普通冷藏箱保存, 也可视情况安装空调机进行降温; (4) 地下室或地窖降温:在夏秋季节对一些潮湿影响大而遇热易变质的药品可放入地下室或地窖, 对一般药品采取特别降潮处理后放入地下室或地窖; (5) 按说明书规定储存。温度低于5℃时注意保温防冻: (1) 普通库房采取保温材料和用具; (2) 利用地下室或地窖; (3) 密封后自然保温防冷; (4) 暧气库保温防冻[2]。
3 湿度
3.1 湿度对中药材质量的影响
(1) 含糖质多的中药:糖人参及蜜制品, 因吸潮发软发霉乃至虫蛀; (2) 盐制药物 (盐附子等) 及钠盐类的矿物药 (如芒硝) 潮解溶化; (3) 相对湿度在60%以下时, 胆矾、芒硝则易风化, 叶类、花类、胶类中药因失水而干裂发脆, 蜜丸剂类失润发硬; (4) 相对湿度在75%以下时, 各种霉菌生长困难, 无法繁殖。相对湿度在75%以上时, 霉菌生长繁殖快; (5) 相对湿度范围在70%~80%之间, 害虫的繁殖能力最强, 对中药材危害最严重。
3.2 湿度的控制与调节
(1) 《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凡贮药法, 皆须去地三四尺, 则土湿之气不中也”。 (2) 通风降潮法。 (3) 密封降潮法。 (4) 吸湿剂降潮法:采用生石灰、无水氯化钙、工业用氯化钙、硅胶、钙镁吸湿剂吸湿降潮。 (5) 祛湿机降潮法:在环境温度为17~35℃, 相对湿度50%~90%的条件下使用祛湿机降潮, 方便有效而且便于控制掌握。增湿防干, 库房内湿度过低, 可采取以下方法提高湿度: (1) 在库内地面上洒水或用喷雾器喷雾。 (2) 在库内各处设置盛水容器, 依靠自然蒸发, 提高湿度。 (3) 使用电力加湿器, 可控制加湿度效果。
摘要：目的探讨中药材变异现象的种类, 了解发生品质变异的原因, 采取有效措施, 以保证中药的数量与质量及疗效, 避免经济损失。方法监测中药材水分、加强温度与湿度的控制与调节。结果中药材的储存养护得到改善。结论中药材的含水量控制在安全水分15%以下, 药库内的温度控制在15℃以下, 湿度在45%～70%之间, 一般不会出现质变。
关键词：中药材,变异,因素,对策
参考文献
[1]洪茂樟.中药养护科学化探究[J].中药研究与信息, 2003, 02:59～61.
变异因素 篇7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来自于笔者所在科室收治的128例2型糖尿病患者,其中男73例,女55例,年龄33～72岁,糖尿病诊断分型均符合1999年WHO诊断标准。微量白蛋白排泄率<20μg/min,无周围神经病变及眼底病变;均无冠心病、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并发症;未服用影响HRV的药物。根据体重指数(BMI)将上述患者分为非肥胖2型糖尿病组76例,男46例,女30例,平均年龄(47.8±7.6)岁,BMI≥25 kg/m2;肥胖2型糖尿病组52例,男31例,女21例;平均年龄(45.5±9.2)岁,BMI<25 kg/m2。正常对照组:32例,男18例,女14例,平均年龄(44.3±8.5)岁,BMI<25 kg/m2,来源于同期笔者所在医院健康体检的正常人,无高血压、冠心病,常规心电图检查正常。研究方案经笔者所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应试者均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HRV
所有研究对象行24小时动态心电图(Hoher)检查。采用北京美高仪公司12通道Holter分析系统,自动检出全部窦性心搏并进行HRV时域和频域分析。心电图有效采集时间不少于23 h。HRV时域指标:SDNN(正常R-R间期的标准差);SDANN(全程记录中每5 min R-R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SDNNindex(全程记录中每5 min R-R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RMSSD(相邻R-R间期之差的均方根)、PNN50(相邻R-R间期相差≥50 ms占总窦性心搏的百分数)。频域指标:TF(总频谱功率,0.01～0.50 Hz)、LF(低频段功率,0.04～0.15 Hz)、HF(高频段功率,0.15～0.40 Hz)和LF/HF。
1.2.2 人体简易参数
(1)BMI=体重/身高2(kg/m2);(2)腰围(W):肋骨下缘与髂嵴连线中点水平的周径;臀围:臀部最大周径;计算腰臀比(WHR)。
1.2.3 生化指标
隔夜禁食8～12 h,取静脉血测定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酸(UA)、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胰岛素(FINS)。测FBG用葡萄糖氧化酶法;TG、TC、HDL-C、LDL-C、尿酸用酶化学法测定;FINS测定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HbA1c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胰岛素抵抗指数应用稳态模型HOMA-IR=(FBG×FINS)/22.5。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资料经自然对数转换后进行分析。各组间比较用协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偏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比较见表1。
各组研究对象年龄分布和性别构成相似。与正常组比较,非肥胖2型糖尿病组W、FBG、TC、TG、LDL-C、HbA1c显著增高(P<0.05或P<0.01),其余指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肥胖2型糖尿病组W、WHR、BMI、FBG、TC、TG、LDL-C、UA、HbA1c、FINS、In(HO-MA-IR)显著增高(P<0.05或P<0.01),HDL-C显著降低(P<0.05)。与非肥胖2型糖尿病组比较,肥胖糖尿病组W、BMI、TG、LDL-C、FINS、ln(HOMA-IR)显著增高(P<0.05或P<0.01),HDL-C显著降低(P<0.05),病程、收缩压(SBP)、舒张压(DBP)、FBG、TC、UA、HbA1c无明显差异(P>0.05)。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非肥胖T2 DM组比较,#P<0.05,*△P<0.01
2.2 各组24 h动态心电图心率变异性的时域及频域分析见表2。
与正常组比较,非肥胖与肥胖2型糖尿病组时域指标SDNN、SDANN、SDNNindex、RMSSD、PNN50下降(P<0.05.P<0.01),频域指标TF、LF、HF亦下降(P<0.05),LF/HF下降(P<0.05);与非肥胖2型糖尿病组比较,肥胖组SDNN、SDANN、SDNNindex下降(P<0.05),TF、LF下降(P<0.05),LF/HF下降(P<0.01),其余指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续表<0.05,*△P<0.01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非肥胖T2 DM组比较
2.3 相关分析与多因素分析
单因素相关分析表明,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SDNN与年龄、糖尿病病程、BMI、In(HOMA-IR)、FINS呈负相关(r分别为-0.459、-0.413、-0.322、-3.968、-2.865,P<0.01),与腰围、TG、FBG、HbA1c及SBP均呈负相关(r分别为-0.317、-0.262、-0.314、-0.293、-2.223,P<0.05),与HDL-C呈正相关(r=0.330,P<0.05)。偏相关分析表明,在校正患者年龄、性别、血脂、血压及FBG影响后,SDNN仍与病程、BMI、In(HOMA-IR)、FINS、HbA1c呈负相关(r分别为-0.437、-0.289、-0.271、-0.205、-0.212,P<0.05)。
进一步以SDNN为应变量,以年龄、糖尿病病程、BMI、腰围、In(HOMA-IR)、FINS、TC、TG、HDL-C、LDL-C、FBG、HbA1c、SBP、DBP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SDNN产生影响的变量是糖尿病病程、BMI、In(HOMA-IR)、HbA1c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15、-0.166、-0.181、-0.158,P<0.05。
3 讨论
糖尿病患者由于自主神经病变的影响,常易发生无痛性心肌梗死及心脏性猝死,早期诊断十分重要。HRV分析作为反映神经内分泌调节心血管动态平衡的无创指标,尤其是心律失常、猝死及各种心脏死亡的评估,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2,3]。HRV为心率快慢的差异变化,反映自主神经对心率的调节作用,可用于评价心脏自主神经支配的协调性、心脏自主神经活性的生理状态及由于自主神经失衡参与的各种心律紊乱以及不良预后[4]。交感神经张力增高时,HRV减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时,HRV升高。HRV减低是预测心脏病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4,5]。HRV分析为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的程度和预后提供预测依据。
糖尿病患者患心血管疾病数倍于非糖尿病者,由于持续的高血糖及代谢紊乱,造成大血管和微血管病变,导致神经缺血及营养障碍,使心脏植物神经功能受损,交感-迷走神经失衡。本文肥胖与非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比较,SDNN、SDANN、SDNNindex、RMSSD、PNN50下降,频域指标TF、LF、HF亦下降,LF/HF下降。上述指标变化均提示糖尿病患者心率变异下降,迷走神经及交感神经均受累,迷走神经张力下降、交感神经张力升高,交感神经及迷走神经均衡性破坏,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受损,导致体内儿茶酚胺增高,而且迷走神经张力的下降,使发生心室颤动的阈值下降,对心脏起保护的作用减弱[6],容易导致冠状动脉痉挛、心性猝死。
肥胖与2型糖尿病常合并存在,一般认为,肥胖在糖尿病发病中起病因诱发和加重因素的作用。肥胖患者常表现为胰岛素抵抗。肥胖越严重,所引起的代谢紊乱及病理改变就越严重。本研究显示,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与非肥胖组相比,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高TG血症、低HDL-C血症、高LDL-C血症等代谢紊乱更为明显,这些代谢异常是糖尿病合并血管并发症的主要因素。
SDNN是一项除性别、年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死外的可能预测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7]。SDNN包含了HRV各种频率成分,反映HRV的总体情况,可以用来评估自主神经系统(包括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总张力的大小。本研究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的SDNN与糖尿病病程、BMI、In(HOMA-IR)、FINS、HbA1c负相关。
糖尿病患者在早期迷走神经功能就已受损,表明胰岛素抵抗会引起神经功能的改变。胰岛素抵抗和HRV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与冠心病的发生、预后都有密切的关系。多项研究证实,胰岛素抵抗与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密切相关,胰岛素抵抗可导致HRV减低。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张力平衡变化与胰岛素敏感性呈负相关[8],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与交感神经活性呈正相关[9]。Lindmark等[10]亦证明内脏脂肪量是影响高频交感神经功能及迷走神经功能变化的重要因素,与HRV呈负相关。肥胖本身可以影响HRV,同时有研究对胃成形术减肥、饮食减肥成年人与非肥胖成年人比较发现,肥胖成年人HRV降低,减肥后HRV增加[11]。研究表明,随着BMI增加,HRV时域、频域指标明显下降,提示BMI变化与心脏自主神经功能损害有关。此外,肥胖患者存在长期慢性应激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6、C反应蛋白、血黏度)作用、不健康的精神心理以及社会行为方式,从而可能引起神经内分泌系统、肾上腺轴功能紊乱而导致HRV降低,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受损。
变异因素 篇8
金融啄序 (Pecking Order) 是指资金需求者在面临外源性融资有硬约束的条件下, 被迫选择在不同的市场和渠道上进行融资活动, [1]其最初由Myers和Majluf提出, [2]并被广泛运用于对企业融资行为的研究上。农户的融资渠道显然不如企业丰富, 但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样十分严重, [3]而政府介入和乡土文化影响下我国农村存在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 [4]并得到了微观数据的实证支持, [5]这也为我国农户可能存在融资偏好创造了现实条件。同时, 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如何改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供给, 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农村的金融需求, 其核心是农户的融资偏好, [6]且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发展的内在因素也是源于农户独特的融资次序。[7]于是,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对农户融资偏好进行实证研究。马晓青、黄祖辉 (2009、2010) 等先后通过对河南400户、[8]江苏588户、[9]陕西等五省1412户[3]和上海299户[10]农户的一系列调查和研究发现, 农户融资优选为亲戚朋友借款, 次优选择为正规金融机构, 并通过Probit模型发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保险性需求、利率水平是造成这一偏好的重要原因。这一实证结果验证了李江、[6]沈启浪和马晔华[7]的理论分析。
近二十年来, 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成果均表明, 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的效率非常低下, 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普遍相当地严重, 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为70.92%, 尤其严重。[11]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现象, 金融约束理论认为, [12]虽然金融压抑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但在实行金融自由化初始条件不具备时盲目推进自由化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所以政府对金融部门进行选择性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金融深化: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的金融政策, 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 包括政府控制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偿还期转换政策、限制资产替代政策等, 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注:①灾区类型的划分依据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地震局的《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结果的通知》 (2008) ;②实际上, 课题组在2008年1月共调查了294户农户, 剔除68户非“5·12”地震灾区样本, 剩余226户为灾区的灾前农户样本。
农业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 加之我国农户财富存量处于较低水平, 故个体的抗风险能力甚弱, 不得不建立并依靠以近邻或血脉为联系的熟人圈层关系分散个体风险、增强群体抗风险能力, 民间金融就是例证。但是, 巨灾重创农村经济, 导致圈层的抗风险功能得不到发挥, 金融抑制程度更加严重。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个直接原因:灾后重建带来农户资金需求的增加、圈层保障功能退化引起资金供给渠道的减少。这种变化可能引起农户融资偏好的变异, 故本文用农户融资偏好作为农村金融抑制程度的代理变量。同时, 灾后重建时间紧迫, 政府通过金融自由化来缓解灾后金融抑制程度, 条件根本不具备, 而金融约束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 对指导金融支持灾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对灾后农户融资偏好的动态考察, 分析灾区金融抑制程度的变化, 实证灾后金融支持的效果和影响灾区农户目前融资偏好的因素, 这对补充金融啄序理论和金融支持当前灾区深化灾后重建工作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而作者在2008年初和2010年对四川汶川5·12灾区灾前后两次调研为本文提供了难得的数据。
二、调研区域及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均来自四川汶川5·12地震灾区, 分别在灾前后2008年1月、2010年8月通过实地调查获得, 样本数分别为226户、496户, 区域分布见表1, 样本基本特征见表2。
注:①灾前样本对应值指2007年家庭年收入, 灾后样本对应值指2009年家庭年收入;②主要指有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 其贷款的平均值, 其中, 灾前样本对应2007年所有借款, 灾后样本对应灾后的农房重建贷款。
三、5·12地震灾区农户融资偏好变异的经验分析
1.农户融资偏好的变异
由表3可以看出, 5·12地震改变了农户受灾初期的融资偏好, 灾区农户在灾前和现在, 其融资次序为亲友借款-银行借款。但是, 在受灾初期, 不论是为农房重建融资, 还是满足恢复生产的资金需求, 农户融资次序均为银行 (泛指金融机构) 借款-亲友借款。一方面, 当巨灾影响波及整个区域时, 原有的熟人圈层经济状况普遍下降, 圈层保障功能严重退化, 因此, 农户被迫转向银行借款;另一方面, 从金融供给角度说明, 金融支持灾后重建过程中的金融服务在受灾初期满足了农户的融资需求, 农村金融抑制较大程度得到改善, 这一点也可以从前面的农房贷款覆盖率和贷款额的双高特征获得说明。
但应注意到, 政府是通过提供“直接补贴”而非设立租金的方式来缓解灾区金融抑制程度。某受灾县在农房重建贷款产品的设计时就有这样的措施:政府出资作为担保基金, 由该县国有担保公司按一定比例放大提供担保, 并向受信农户贴息。这样, 政府在向农户信用增级的同时, 提高了金融部门贷款的风险收益、降低了农户信贷成本, 这实际上是向金融部门和农户提供了直接补贴。尽管这种金融政策激励了金融部门增加贷款供给, 金融抑制程度在短期内得到适度缓解, 但却因降低金融机构监管贷款的积极性导致长期的低效率, 金融抑制现象得不到根本解决, 这也是目前灾区农户融资偏好又恢复到灾前状态的原因之一。
注:①③为反应农户在接受调查时对未来资金需求的融资偏好, 农户对融资方式可多选, 故各比例之和大于1;②③受灾初期和目前的农户样本中, 需要剔除无农房贷款和生产资金需求的农户, 其剩余样本数分别为393、225和178户。
2.巨灾前后农户融资关注因素的变化
我们将两次调查所得的农户对不同融资渠道中所关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整理, 具体见表4。
首先, 亲友借款渠道, 农户首要关注的因素在灾前和灾后均是“与亲友的密切程度”, 这根源于农村草根文化的核心-熟人社会关系。但是, 我们发现, 灾后农户第二关注因素是资金规模, 不同于灾前的资金及时性, 这说明当前灾区农户还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其中63.7%的缺口资金是需要用于教育及医疗方面。
其次, 农户在银行借款渠道方面, 灾前后关注的首要因素没有变化, 均是利率水平, 说明利息成本是农户向银行借款的决定性因素。但灾后农户第二关注因素是借贷期限, 不同于灾前的贷款方式, 这说明农户因灾致贫后, 对未来家庭收入增长缺乏信心, 担心短期内偿还能力不足。
注:①贷款方式在银行借款的选项中表示信用贷款或非信用贷款, 而在亲友借款中, 该选项则指与亲友的密切程度。
四、灾后农户融资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
我们将融资偏好 (FM) 作为因变量, 定义为:0-选择亲友借款、1-选择银行借款;自变量为影响灾后农户融资偏好的潜在因素, 分为家庭基本面、融资用途、地震影响、社会保障情况和民主与金融意识五个方面, 见表5。剔除无外源性融资需求的农户, 本部分实证所用样本量为178户。
2.实证结果
我们将上述设置的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 运用Stata11.0软件, 通过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结果见表6。
首先, 家庭基本面方面。YE对FM影响显著, 系数为0.211, 其值越高越偏好于银行融资。一方面,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容易理解信贷产品, 有关金融产品信息的不对称程度越低;另一方面, 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在农村容易得到尊重, 其偿付风险相对更低, 金融机构更愿意向其放贷。但由于受到灾后家园重建等影响,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减少, 大部分家庭财产受到重创, 务工收入减少, 导致MW、PI均对FM没有明显影响。这一点, 从表5可以看出, 仅有16%的家庭有外出务工成员, 比例较低。
其次, 融资用途对FM有显著影响, 系数为-0.394。按照“生产性用途-婚嫁-子女上学-医疗-其他”排序, 面对应急性越强、盈利性越差的融资项目, 农户越偏好于选择亲友借款。这实际上是商业银行贷款时进行“风险-收益”权衡的一个结果:相对于生产性用途, 非生产性用途 (如:医疗) 往往无法给农户带来直接收益, 银行自然不愿意对此类项目放贷, 加之此类资金需求具有及时性特征, 而向银行贷款从申请到获得贷款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而农户不得不依赖于亲友借贷来满足此类资金需求。
再次, 地震影响和商业保险购买情况对FM影响不显著。LC、LA的均值分别为1.09、-0.65亩,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通过两年多的灾后重建, 灾区农户的生活水平和耕地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另外, 大部分家庭只是个别在外务工的家庭成员购买了商业保险, CI的均值为0.29, 说明71%的样本农户无一家庭成员购买商业保险, 因此其对家庭的保障面和保障程度都较低, 保障缺乏稳定性, 从而其对融资偏好也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 民主与金融意识方面。II对FM影响显著, 系数为-1.557, 越爱关注利率水平的农户, 越偏好银行借款, 这与韩俊、罗丹和程郁 (2007) [13]研究得到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是外生的, 利率并不是农户借贷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一结论相反。我们认为, 关注利率高低的农户, 可能有更高的金融意识, 因而在资金需求时更愿意求助于金融机构。但VM、LH和DD变量的影响不显著。VM的均值 (2.39) 较高, 代表农户较积极参与村务活动, 这可能是灾后重建过程中, 各种村务活动与农户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缘故。加上大部分样本农户都在金融机构获得农房重建贷款, 从而VM、LH均不能作为显著区分农户民主与金融意识强弱的代理变量, 进而对融资偏好的影响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 DD变量对FM的影响与预期方向相反, 表示越选择尽量隐瞒个人信息的农户, 越偏好选择银行借款而非亲友借款, 这揭示出农户在申请农房贷款时存在逆向选择行为。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 地震后农户融资偏好发生变异, 但仅在灾后初期。中国农户传统融资偏好 (亲友借款-银行借款) 适应于农村社会的熟人文化, 在巨灾初期, 灾害引起其圈层保障能力严重退化, 农户融资偏好发生变异, 这说明政府提供信贷担保和贴息缓解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 为灾后重建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 灾后直接补贴式的金融支持尚没有持续改变农户的融资偏好, 目前灾区农户融资偏好又恢复到灾前状态。
第二, 巨灾前后, 利率 (或亲友关系) 一直是农户银行借款 (或亲友借款) 时最为关注的因素, 这揭示出巨灾并没有改变灾区草根文化的核心-熟人社会关系, 这是目前灾区农户融资偏好恢复到灾前状态的重要原因。但是, 农户在向亲友 (或银行) 借款时, 较灾前次优关注因素发生了变化-资金的及时性 (或借贷期限) , 这说明灾区农户目前还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且其对短期内收入增长也缺乏信心。
第三, 实证表明, 户主受教育年限、融资用途和利率因素对当前灾区农户融资偏好有显著影响, 而地震对家庭的影响程度和家庭商业保险购买情况等对其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通过两年多的灾后重建, 灾区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另外, 农户申请农房重建贷款时的信用表现对其当前融资偏好的影响与预期方向相反, 这揭示了金融机构在发放农房重建贷款时面临较大的逆向选择风险, 这使得农户违约风险最后可能演化为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本文结论对我们有如下启发。
第一, 政府层面。直接补贴与创造租金存在着本质区别, 前者容易导致金融机构滋生贷后监督减弱等风险, 因此针对灾后产业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农户贷款期限较长的特点, 较理想的灾后金融约束政策是政府帮助金融部门进行长期融资, 引导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长期贷款。在机制设计上, 当银行发放长期贷款时, 它能够以较低的、仅反映信用风险的利率从央行获得同样期限的贷款。这样, 通货膨胀风险就由政府承担, 而如果农户违约, 则由金融机构承担损失。但是, 长期来看, 金融约束也仅是灾后重建的过渡性金融政策, 政府尚需通过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取代其熟人圈层保障功能, 逐步培育农村金融需求, 推动金融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
因为变异 所以深刻 篇9
一.王小亮的母亲的变异
1、感觉的变异。王小亮的母亲在风雪中站了好久好久，一动不动，宛如一座雪雕，这是王小亮母亲感觉的变异。让我们用还原的方法还原出常规状态，风这么大，雪飞得那样的厉害，天那样的冷，只要人的感觉没有缺陷就应该哆嗦哆嗦，应该把身上的雪掸掉。为什么小亮的母亲感觉发生变异呢？是因为小亮的母亲有着特殊的情感，两年见不到儿子，今天又是儿子的八岁生日，内心迫切地想见到儿子。由于迫切才使小亮的母亲注意力那么专注，情感那么集中，才会产生感觉不到雪飞到自己身上，才不觉得天那么冷。
2、听觉的变异。当传达室的老头问小亮的母亲“干什么”的时候，这位女人完全没有听到，回答的却是“亮，我的小亮！”这是其一。其二，当传达室老头问小亮母亲“几年级几班”的时候，她回答的是：“今天，刚过，八个生日。”显然也没有听到。这都是听觉的变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听觉的变异呢？学校的大门上锁了，锁住的是这位女人见孩子热切的心，当看到大门上锁的那一刻，这位女人绝望了，内心痛苦到了极点，所以这时老头问她的问题听不进去，心里只有自己的儿子。这是绝望的呼喊，也是痛苦到极致的一种表现。这位母亲的心中此时此刻，只有王小亮，只有孩子刚过八个生日，其他的信息进入不了这位女人的脑海。所以当老头问几年级几班时，她回答的是“今天，刚过，八个生日”。
感觉的变异，听觉的变异，深刻地刻画出王小亮的母亲是个非常爱自己孩子的女人，可以说孩子是她心中的全部，是她心中的唯一。
二.王小亮的变异
1、对事物反应的变异。对于长期遭受家庭虐待，失去母爱的八岁孩子，突然得到母亲送来的奶糖，应该是感动得哭了，或者高兴得发疯了，或者珍爱这奶糖舍不得给同伴老师吃，这才是符合孩子的天真的特征。可“他那双小手在衣服上来回蹭着，微微思考了一下”。这是对事物反应的变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异呢？其一，见到的是奶糖，不是母亲本人。第二，虽然自己喜欢吃奶糖，但好久没有尝过了，不是对奶糖生疏，而是对谁送奶糖感到奇怪，因为奇怪所以思考，因为最喜欢吃奶糖所以只是微微思考了一下答案就出来了。这种变异深刻地写出了小亮对母爱的生疏，生活中缺少母爱。
2、行动的变异。当王小亮发现奶糖化了，没有只是呆呆地凝望着，只是流眼泪，还抠一点泥土放在舌尖上。如果王小亮不是八岁，而是三两岁，这抠泥土的动作纯属偶然，他不抠泥土，可能会抠其他什么东西。王小亮懂得找奶糖，而且着急找奶糖，按常理他也知道泥土的味道，不可能抠一点泥土放在舌尖上，这是行动的变异。这种变异是急切地想再找回奶糖，心中只是想到找回奶糖，把泥土的味道忘记了，所以情不自禁地抠起一点泥土放在舌尖上。这是渴望奶糖到了极点，渴望找回母爱到了极点的表现。
3、味觉的变异。一个味觉正常的人把泥土放入嘴中后，一定感到泥土的味道不符合人的需求，一定会本能地排斥这种口味。而王小亮把泥土放在嘴中感到甜丝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按理稀少的奶糖融化渗入大地，让人感到甜丝丝也不可能。这是味觉的变异。为什么味觉会发生变异呢？因为此时此刻小亮内心渴望母爱，渴望找回母爱，渴望得到奶糖，全心全意寻找奶糖，当他发现一点点的奶糖味道，会放大对奶糖的感觉，泥土的味道会让在一边。
对事物反应的变异，行动的变异，味觉的变异，深刻地表现了王小亮是个对母爱感到生疏，缺少母爱，非常渴望母爱，渴望找回母爱的孩子。让我们看到小孩对母亲痴迷的程度。
抓住这两位人物的变异，就会深入到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就会体会到人物情感的深度。
变异因素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10年1月~2011年6月在开滦医院呼吸内科进行多导睡眠图监测(PSG)并诊断为OS-AHS的180例患者为OSAHS组,男141例,女39例;平均(46.7±10.3)岁,以同期在医院体检中心查体的180例健康人为对照组,男126例,女54例;平均(44.9±7.5)岁,根据体质量指数(BMI)将上述两组均分为体质量正常组及肥胖组。
OSAHS组入选标准:OSAHS诊断标准参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治疗专家共识(2007年草案)》[5]。OSAHS组和对照组均为我国北方汉族居民,无血缘关系,且均排除未满18周岁、严重颌面畸形、存在可能影响血氧饱和度的疾病、正在服用影响睡眠的药物、己接受针对OSAHS的治疗、睡眠监测时间<6 h、合并高血压、心、脑、肾、肝脏疾病、糖尿病及精神疾病患者。肥胖标准:国际肥胖工作组提出的亚洲成年人体质量级别分类(2000年)中,BMI在25.0~29.9为Ⅰ度肥胖,2004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建议代谢综合征中肥胖的标准定义为BMI≥25 kg/m2,故以BMI≥25 kg/m2为肥胖组,BMI<25 kg/m2为体质量正常组。
1.2 资料收集
两组均于夜间在SRM-9601多导睡眠监测系统下进行至少6 h的睡眠监测,并行血压、身高、体质量、颈围、腰围、腹围、上气道等检查及问卷调查(姓名、性别、年龄、既往史、家族史、吸烟史及饮酒史等)。
1.3 基因型测定
抽取晨起空腹肘静脉血5 m L,EDTA抗凝,低渗法分离白细胞,氯仿/异戊醇法提取DNA,PCR-RFLP法检测基因型。DNA扩增总体系25μL,上游引物:5'-ACTGTGGTCTCTCTACTTTC-3';下游引物:5'-CCATGAGCTATTAGAGAAAGAATCCGTCA A-3'。引物链由上海生工生物公司提供。反应条件:95℃预变性4 min,94℃变性30 s,60℃退火30 s,72℃延伸30 s,72℃后延伸2 min,进行30个循环,扩增产物286 bp。经过2.5%琼脂糖电泳确认扩增结果后,在20μL酶切体系中,加入HincⅡ内切酶2μL(上海生工)混匀后置37℃水浴过夜,酶切产物于2.5%琼脂糖凝胶(EB染色)电泳,与Marker对照,在紫外灯下观察的结果。AA纯合子:201 bp、75bp,GA杂合子:201 bp、173 bp、75 bp、28 bp,GG纯合子:173 bp、75 bp、28 bp,因38 bp、75 bp太小,在电泳过程中丢失。
1.4 统计学方法
遗传平衡检验采用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使用χ2检验,用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OSAHS组与对照组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在性别、年龄、BMI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OSAHS组体脂含量更高,颈围、腰臀比、腹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有吸烟史、打鼾家族史、上气道异常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1。
2.2 基因型与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
OSAHS组与对照组相比,Pro1019Pro 3个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肥胖组和体质量正常组的亚组分析中同样没有发现组间差异(P>0.05),见表2、3。
2.3 不同基因型临床各项指标的比较
OSAHS患者中,Pro1019 Pro各基因型个体相比,BMI、颈围、腹围、腰臀比及各睡眠监测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2.4 Logistic回归分析
以OSAHS(否/是)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吸烟、饮酒、BMI、颈围、腹围、腰臀比、家族史和上气道异常、Pro1019 Pro基因型等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单因素分析,将P<0.05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影响OSAHS的因素有年龄、性别、颈围、吸烟、打鼾家族史和上气道异常,而Pro1019 Pro单一位点的基因变异不能增加OSAHS的风险,见表5、6。
注:组间各基因型频率比较,P>0.05
注:组间各等位基因频率比较,P>0.05
注:AHI为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LSo2:最低氧饱和度;PSO2:夜间平均氧饱和度;(AT+HT)/TST:(总呼吸暂停时间+总低通气时间)/总睡眠时间;△心率:(夜间最高心率-夜间最低心率);HR:夜间平均心率;MAT:最长呼吸暂停时间。均P>0.05
注:M为mark;1、7、11为GA;10为GG;2、3、4、5、6、8、9为AA
3 讨论
OSAHS是具有潜在风险的临床综合征,它可以增加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疾病的风险[6,7,8]。肥胖是其重要的危险因子,多种资料显示遗传参与肥胖及OSAHS的发病。PALMER等[9]通过对OSAHS及肥胖患者的基因组扫描认为,OSAHS及肥胖的易患性可能通过一些共同的基因起作用,且参与影响AHI和BMI的染色体定位也十分相近,提示肥胖与OSAHS可能通过共同的基因调控导致内分泌异常。瘦素受体基因是与肥胖相关的重要基因,MATSUOKA等[4]在日本肥胖患者研究中发现该基因编码区存在7个核苷酸序列改变(Lys109Arg,Gln223Arg,Ser343Ser,Ser492Thr,Lys656Asn,Ala976Asp,Pro1019 Pro),其中5种碱基的改变导致了氨基酸改变,但未发现与肥胖的相关性。瘦素受体基因变异与OSAHS的关系国内外报道较少,黄蓉[10]认为Gln223Arg多态性可能参与了OSAHS颈部脂肪选择性分布的调节,但其在北方地区汉族OSAHS发病中可能无重要作用;HANAOKA[11]认为Lys109Arg、Gln223Arg、Lys656Asn基因多态性与日本人群OSAHS发病无明显相关性,但野生型Gln223Arg及Lys656Asn与重度OSAHS相关性还需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其他瘦素受体基因与OSAHS之间的相关性报道较少。
本研究显示,Pro1019 Pro存在GG、GA、AA 3种基因型,OSAHS组与对照组相比,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未见显著差异,提示该基因的单一变异可能对OSAHS的发生无明显影响。所有受试人群中,该基因位点的变异频率为79.4%,与日本人频率一致[4],而高加索人中G和A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0.62和0.38[12],与中国人群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该基因位点变异频率可能存在种族差异。
OSAHS组中,GG、GA、AA 3种基因型个体相比较,颈围、腹围、腰臀比、BMI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其单一基因变异对局部体脂的分布无明显影响,与鲁红云[1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其原因考虑与病种的选择、样本量大小等均有关。3种基因型个体PSG各指标相比未发现明显差异,原因可能为该基因位点变异为同义突变,变异前后均编码脯氨酸(Pro),未改变蛋白结构,可能仅影响了氨基酸表达丰度,未影响氨基酸的表型,从而对OS-AHS的发生未产生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