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涝治理建议

洪涝治理建议（精选6篇）

洪涝治理建议 篇1

近年来, 城市交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交通不仅要满足社会生产生活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要受到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制约, 这就使得城市交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日益加剧, 由此而引发的交通拥堵问题已成为许多城市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一、我国城市交通拥堵现状

交通拥堵是指某一时空由于交通需求和供给产生矛盾所引起的交通滞留现象, 主要是道路交通设施所能提供的交通容量不能满足当前交通需求量而又得不到及时疏通的结果。

目前, 无论是一线大城市, 还是二、三线城市, 乃至县城, 都不同程度出现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随着近年来私人小汽车逐渐普及, 我国各大城区交通拥堵状况变得日逐严重。这不但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日常通行, 而且也阻挡了城市加快建设发展中的步伐, 最终导致了停车泊位短缺, 道路交叉口堵塞, 机动车通行不畅, 交通事故频繁发生等各种问题。我国城市交通拥堵的现状总体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方面空间上从路口向路段与路网渗透, 从市中心向城区与郊区渗透, 交通要道、商业集中区路段、红绿灯设置多的路段及行人较多穿行机动车道路段为固定的交通拥堵地段;另一方面时间上由高峰时段向平峰时段延伸, 拥堵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在时间分布上, 市区交通拥堵一般出现在上下班高峰时段, 早高峰在7:00 至8:30 之间, 晚高峰在17:00至19:00 之间, 且后者的交通流量高于前者交通流量, 即发生交通拥堵的时间段主要为每天的上下班高峰期, 上下班车流、旅游休闲车流、政务商务车流同时集聚在一起的时间。

二、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危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 城市人口与机动车辆快速增长, 我国城市的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日益突出, 这不仅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出行时间浪费、运营成本上升、停车泊位短缺、交通事故频发、空气和噪声污染加剧等, 还给人民的生活、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增加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严重地阻碍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此, 治理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一) 交通拥堵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时间与出行成本。交通拥堵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由于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造成时间上的延误, 交通堵塞必然增加了出行者的时间成本, 使得可用于工作或生产的时间减少, 从而造成出行者及该区域经济上的损失。同时, 由于汽车引擎在塞车时仍不断运转, 持续消耗燃料, 并且在堵塞的时候, 车辆必须不断加速、刹车, 增加燃料的耗费, 因此交通堵塞必然增加燃料的耗费, 加大人们的出行成本。

(二) 交通拥堵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每逢出行的高峰时段, 车辆越多交通事故越频发。许多上班族和接送孩子的市民, 还有不良驾驶习惯的司机纷纷争抢道路, 扰乱交通秩序, 开快车以致发生事故导致道路堵塞。此外, 交通堵塞会引起驾驶人在等待过程中感到焦急、愤怒及烦躁, 增加了他们的压力, 如果严重的烦躁不安和心理失衡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 交通拥堵会导致了事故的增多, 事故增多又加剧了拥堵。

(三) 交通拥堵破坏城市生存环境。交通堵塞不仅浪费能源, 也加重了城市的空气污染。根据相关检测报告显示, 大气中74%的氮氧化物来自汽车尾气排放。交通对环境的污染正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交通拥堵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 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 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和噪声污染, 引发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 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四) 交通拥堵增加经济社会成本。交通拥堵在对城市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下, 不仅降低了社会的总体经济福利水平, 也向社会施加了一种额外的成本, 即每个人在拥堵期间内由于缓慢行驶甚至停止不前所花费的额外时间和额外付出。例如, 为了应对交通拥堵造成的行车不便, 国家必须增设交通信号设施、岗亭等设施, 增加交通警察的工作量与工作强度, 而这些额外的成本其实最终都是由整个城市或者社会来承担的。不仅如此, 交通拥堵还加重了治理空气污染的社会成本。

三、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原因分析

目前,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因素, 埋下了城市交通拥堵的隐患。

(一) 城市居民出行机动化率提高。近年来,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车数和运营线路网的长度呈现出同步增长的态势。这一变化尽管提高了居民出行的机动化率, 但随着公交运营车辆增多, 公交运营速度不断下降, 反而抵消新增运力的营运效率。由于公共交通受到冲击, 转移出来的乘客要寻找其他出行方式, 特别是私家车的大量使用。城市居民出行机动化率提高, 使得主城区尤其是中心城区道路不堪重负, 交通拥堵日益严重。

(二) 私家车快速增长。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私家车的数量呈现出递增趋势, 从而使得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趋严重起来, 导致了停车泊位短缺, 机动车通行不畅, 道路交叉口堵塞, 交通事故频繁发生等各种问题。如宜昌未来5 年内,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如果以每年11.3%的速度逐年递增的话, 到2018 年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或突破120 万辆, 汽车保有量将达到或突破45 万辆。私家车的逐渐普及化对城市交通拥堵的产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当前, 一些滞后的城市建设发展难以短期缓解目前的交通拥堵难题, 因此从加强对私家车运行管理的角度出发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适当地对私家车的购买与使用进行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 城市道路网络不合理。我国现有城市路网一般都是道路密度低, 不注重次干道、支路的建设, 建设中往往干道间距过大、支路短缺、功能混乱。此外, 瓶颈路、断头路、交叉口过多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可见, 我国城市道路基本属于低速的交通系统, 难以适应汽车时代交通的需要。

(四) 交通管理水平较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发展智能交通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我国有些城市采用了一些智能交通管理技术, 但与建立智能交通系统 (ITS) 还有较大距离。有限的道路交通资源受到管理水平限制尚未得到高效合理利用。

四、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治理建议

(一) 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推行公交优先战略。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推行公交优先战略将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要破解现代城市交通拥堵难题, 就是要以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灵活而便捷的区域公共交通服务的组合为基础, 以出租车为辅助, 超前谋划城区轨道交通, 并努力建成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 尤其是将重点放在站点、路线、换乘点等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上。通过营造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 建设“公交都市”, 积极搭建城市快速路网来吸引大量私家车主以及坐出租车的市民转乘公共交通, 从而缓解交通堵塞、节约能源和改善城市环境。

(二) 推进科学合理的城市交通规划。要加强科学合理、有预见性的路网规划、道路规划、交通设施规划、停车场规划等, 避免缺少预见的交通规划对城市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交通拥堵方面的问题。要改变过去重干道建设轻支路建设的状况, 加强次干道和子路的建设, 改善路网结构, 提高道路整体效能。同时, 还要完善行人过街设施、调整公交线路及场站、消除道路平交路口瓶颈、完善交通工程配套设施、搞好道路养护和维修、完善公交配套设施、新建公交港湾、调整道路出入口设置、清理城区电线杆占路等。

(三) 有序推行错时上下班制度。目前, 城市交通在上下班高峰时段拥堵比较明显, 而错时上下班正好能够缓解这一难题。结合各城市交通现状条件, 把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作息时间错开, 可采取分区域调整上下班时间的方法, 来减少单位时间拥堵路段的流量, 从而减少高峰时段各种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混乱出行的问题, 有助于形成比较均衡的交通流量, 有效减少交通压力。

(四) 加强对私家车的出行管理。私家车逐渐普及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市民生活水准的必然要求, 所以说过分地限制私家车的发展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 因为私家车的运量小, 而人均占用的道路面积又比较多, 所以在道路资源有限的制约因素下, 私家车的过快发展便成了导致车路矛盾的重要原因, 因此适当地对私家车的使用进行限制也是非常必要的。合理有序地发展小汽车交通, 必须在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基础上, 保证道路承载量与私人小汽车的平衡增长, 积极采取各类不同政策, 合理调节小汽车的出行。具体而言, 可以采用减缓私家车的增长速度、引导私家车错时出行、增加私家车的停车设施、推行“拼车”出行的“合乘车制”、组织安全可靠的“校车”替代私家车接送以及对私家车采取一定的限行措施等来缓解私家车时代的城市交通拥堵。

(五) 增加大量各种停车设施。目前, 各大城区停车场地、停车位缺口较大, 致使各类车辆乱停乱放严重, 扰乱了交通秩序。相关部门应积极新建停车场, 并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停车设施对外开放, 引导错时停车, 同时大力推广和应用各种停车设施新技术, 从而避免市中心城区各类车辆尤其是私家车的停放占用道路及公共场所区域, 影响车辆及行人的通行, 加剧了交通的拥堵。

(六) 有效控制交通总量。引导和限制社会车辆的使用, 增收小汽车牌照费或道路拥堵费, 有步骤的引导自行车拥有量和上路行驶, 限制各种车辆的恶性发展。控制城市内出租车的总量, 严格控制过境交通的入市率, 调整停车收费, 利用经济杠杆减少车辆出行率。

(七) 积极应用交通诱导技术。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交通诱导技术的研究, 在居民出行前, 就应根据道路交通情况为居民出行提供最优路线, 这样不仅能有效避免道路拥堵路段交通负荷的继续增加, 还能提高道路交通管理的主动性。此外, 还可通过电子显示屏、可变标志、导航系统和无线电广播等, 及时发布道路交通信息, 引导居民出行。

(八) 借助当地交通音乐台实时播报路况资讯。为了让市民及时掌握城市道路运行情况, 各地交警部门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合办了“交通音乐台”, 每天17 个小时连续9 次滚动播出最新城市道路交通路况, 以提示驾驶员和市民尽量避开堵点绕行。这种及时宣传与提醒有利于出行者避开繁忙路段,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路段拥堵的局面。

摘要：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问题及其成因, 在借鉴国内外治理交通拥堵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治理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交通,拥堵,成因,对策

参考文献

[1]刘治彦, 岳晓燕.我国城市交通拥堵成因与治理对策[J].城市发展研究, 2011.11.

[2]王珍, 谢五洲.私家车激增背景下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与治理对策——以宜昌市为例[J].物流技术, 2015.3.

洪涝治理建议 篇2

所谓真实的会计信息，下面的定义似乎较为妥当，即是符合能够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由公认的会计准则规定的，在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资金变动情况，并且，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遵循一贯性的原则，这样的会计信息，一般可以认为是真实的。

但在现实中，这个真实性是如此的难得！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人为因素（道德水平、业务能力、责任感等），也有会计本身的缺陷（会计假设的偏差、会计方法的可选性、会计核算原则的不一致性等），还有诸如会计所处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制度的缺陷等。

我们知道，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因素，当然也是最难把握的因素，改善了这方面的问题，会计信息真实化之路就走出了一大半。因此本文特针对企业经理人员提出四条建议:

一、使经理人员不能为

所谓“不能为”，就是要消除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动机和改变有助于真实会计信息产生的外部环境，割断会计信息产生与会计信息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第一，要改善企业的人事制度，特别是在选聘企业经理人员上要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同时也要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减少委托—代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利于企业能够找到素质高、能力强、品德好的经理人员。另外，在签订合约时应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尽量做到经理人员与企业的整体目标一致。第二，要健全经理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并与薪金挂钩，以结果定收入。也可适当采取“效率工资”来减少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促进其做出真账的积极性，一旦经理人员因造假被解职，其所损失的机会成本较大，从而达到抑制其不当行为的作用。第三，要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为减少或防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会计工作管理部门应将管理工作深入到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中去，有效地监督和指导有关单位的会计工作，使企业的会计信息向“结果理性”方向发展，向有利于保障投资者利益的方向调整。例如在连云港市推行的建账监督制度和呼和浩特市采取的会计账簿统一管理制度，都是一些有益的尝试。第四，强化市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自我约束机制，逐步缩小会计的内部操作空间，并积极培育理性的会计信息专业用户群体，并强化会计中介机构的自律性。最后，在弥补会计规则漏洞和提高会计人员独立性方面做一些相应的工作。

二、使经理人员不敢为

“不敢为”的本质就是通过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机制提高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成本，这是一种负强化的激励手段，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事前监督机制。提高经理人员一旦做出虚假会计信息的曝光率，加强他律性制度安排，努力设计出一套既科学又严密的会计管理制度、制约规范、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不要造成一种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外部人员无法监督的情况，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易于被滥用。

第二，事后惩罚机制。这里特别强调会计法规的作用。应适当加大对会计信息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会计法规的具体项目应规定实施细则并将法律责任量化或给予具体解释。新《会计法》中明确单位负责人对会计信息失真所应承担的责任，就有助于降低经理人员对会计信息的不利影响。此外，还需特别加大执法力度，建立执法监督机制，加强会计法规的宣传，提高经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

以上这些都提高了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成本；同时，经理人员在理性分析成本—收益时，会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使经理人员不必为

通过政府企业管控的积极职能，将经理人员的逐利动机吸引到为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大贡献的基础上来，让规范的管理行为比机会主义行为成本更低，收益更大。在加大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真实会计信息的比较利益，削弱诱发造假账的动机。这是一种正强化的激励手段。比如高薪聘请经理人员，运用年薪制、期权、股权等多种收入支付方式和获取途径；创造一种崇尚经理人员地位的风气，让他们感到机会主义行为所形成的暂时高风险的收益相形见绌，从心理上抑制做假账的冲动，刺激做真账的动机。而且这也有利于企业获得精英管理人员，符合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理论。

四、使经理人员不愿为

“不愿为”就是通过道德操守的教育来提高经理人员的意识形态资本的积累，使其内心深处的道德意识对造假账产生一种内在的厌恶感，从而改变经理人员的偏好体系和效用函数。让其觉得实现个人价值、提高所有者的利益和增加对社会的贡献才是他们追求的统一目标，加强商业诚信是其做人的第一原则。当这些价值观在通过社会、法律、职守、道德、良心、荣誉和幸福观等方面的教育后，固化为经理人员内在价值判断体系的一部分，这时，它所带来的约束力是制度和法律所无法比拟的。事实上，对造假账行为最好的控制就是经理人员的自律。让他们积累更多的意识形态资本，提高其道德情操，使其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并让其觉得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效用很低，甚至为负，他们自然就不愿为了。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措施及建议 篇3

1 治理措施

1.1 加强组织领导

全国及省、市农资打假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商水县人民政府对农资打假工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了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制定了《商水县2016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活动方案》,县政府成立督导巡察组。组长由县政府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农业局局长、农业局党组书记担任,县政府抽调农业、公安、工商、质监、工信、供销、畜牧、农机、农办9个县直单位有关人员组成巡查组,9个县直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巡查组组长。每个巡查组确定1名联络员,分包2~3个乡(镇、场、办),时间为1年(分包情况见附件)。巡查组要深入被巡查的乡(镇、场、办)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农资市场、农资门店、农业合作社,通过走访群众、现场检查等明察暗访等形式调查发现农资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至执法部门要求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把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3月25日,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活动领导组召开了协调会,就巡查及综合执法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1,2]。

1.2 加强宣传发动

根据协调会安排部署,于3月17日、3月24日组织召开了2次商水县种子、农药、肥料管理工作会议,传达了全国及省、市2016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会上相关责任单位认真分析了当前农资打假形势和商水县农资市场存在的问题,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解读。要求各农资商户认清形势、守法经营,共同维护好农资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利用新闻媒体、宣传车、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

1.3 具体措施

1.3.1 针对农资商户,建立诚信经营档案。

将各商户经营的农资按品种分类分别建档登记,索证索票。对于无证无票的产品、标识不规范的产品,作为重点嫌疑严格按照标准抽检。对于连续2年内抽检出2次及以上不合格农资的商户,将其列入“黑名单”加强管理,对于故意制假售假,或有意扰乱市场秩序的将连同相关部门予以取缔[3,4,5]。

1.3.2 组织开展“进千村、入千户、抽千样”活动。

共出动执法人员57人车次,巡查19个乡镇抽检农资6批次。技术人员走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向农民群众宣传如何辨别真假化肥、如何选购农膜及农机产品、如何选购农药等基础知识,更有利于防止坑农害农事件发生。

1.3.3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宣传效果。

春季进行宣传活动5次,散发“教你农资辨假”“12365在您身边”等传单1 100余份,“质检在行动”联系卡800余张。通过群众咨询,消费者投诉收集案源12起,结案12起,反馈12起。做到有案必接、有接必果、有果反馈,减少了农业损失1.3万元。

1.4 健全登记制度

围绕爱农、护农、帮农行动,铲除坑农、损农、害农行为,实现农资市场秩序的根本性好转,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农业综合执法部门严格规范了种子登记制度,凡进入商水县市场的农资产品,必须将其相关手续交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备案,备案内容:一是农作物种子所必备的证件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检疫证、种子审定证书、种子质量检验报告、种子授权委托书、种子进货发票、种子营业执照。二是农药产品必备的证件有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农药质量检验报告、农药生产批准文件。三是肥料必备的证件有肥料登记证、河南省肥料备案证、肥料质量检验报告。农资市场供货商的供货档案售货信誉卡、商品质量承诺书和农资销售档案,必须保留到作物入仓,确保诉求有据[6,7,8,9]。

1.5 加强市场巡察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已对全县农资市场开展了拉网式排查,重点严查农资领域制假售假、未审先推、套牌侵权、制售高毒农药等违法行为,目前已检查经营门店195个。对各门店经营资格及所经营的农资标签进行审查,并与他们签订农资经营目标责任书。玉米品种备案准入42个品种。通过巡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部分门店进销台账不够完善;货物摆放不够规范;部分种子手续不够齐全[10]。

2 取得的成效和不足

通过春季的农资打假专项行动,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质量法制意识和识假辨假的能力,严厉打击了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当然,春季打假活动仍有不少需要提高和改进的地方,如检查涉及到的区域还不够宽,涉及到的农资种类还不够多等。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继续深入开展农资专项打假工作,变专项行动为常态监管,不断增添措施,抓好生产源头,确保农资安全。

3 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是严格执行农资市场准入制度,农资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销台账登记、备案制度。二是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净化农资市场,利用各乡镇经销店宣传、推广合格的新品种、新技术,积极协助各执法监管部门打击不法经销商,相互监督,使假劣农资在县域无法流通、销售。三是加强源头治理维护县、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严厉查处为推销产品而不顾信誉,致使市场产品混乱,造成无序竞争的种子生产、销售企业。四是相关部门要加强农资经营者的业务培训,增强其服务、法制意识,做到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五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车、条幅、明白纸等形式宣传假劣种子、农药、肥料的鉴别常识;并将在执法部门登记备案的品种予以公告,健全举报、投诉网络,及时受理群众举报投诉,达到让新品种、新技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效果。六是加强执法巡查,定期不定期到农资经营部门检查,坚决杜绝坑农害农的现象发生。

参考文献

[1]贾忠建.湖南农资打假力度大行动过后引发思考[J].农药市场信息,2013(16):35.

[2]梁晓晴.农资打假的“怕”与“不怕”[J].中国农资,2011(5):20.

[3]杨欣.农资打假要重视赔偿制度建设[J].农药市场信息,2009(8):15.

[4]鲁国顺,蒲长城,王晋杰,等.农资打假四方说[J].中国农资,2007(3):5.

[5]李福明.坚持农资打假查处假劣案例[J].中国防伪报道,2015(4):11-16.

[6]郭建男.微信投诉农资打假新渠道[J].新农业,2016(8):57.

[7]肖向燕,蔡妤荻.农资打假严打还需重罚[J].质量探索,2013(4):1-6.

[8]吴洪斌.淮安市农资打假的对策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2008(17):327-328.

[9]亢秉刚.农资打假任重道远[J].企业标准化,2006(4):8-15.

洪涝治理建议 篇4

我们在谴责企业的违法行为和地方政府违规作为的同时，还要深思，出现这种现象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环境保护中参与方的环境行为

环境行为是指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和各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我国的环境行为包括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参与主体在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互动、环境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等。

1. 政府的环境行为

政府的环境行为，包括环境管制、环境激励、环境意识培育、环境投资、环境资源利用等。我国政府在推进环境立法、强化环境管制进程中，采取了清洁生产、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环境保护市场化等激励措施，引导企业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加快治理污染的步伐，促进多方面的环境保护投资。

从环境功能(包括调节、载体、生产、信息等功能，这些功能为人类提供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的价值)的整体性和环境问题影响的长期性看，如果只依靠市场机制，因外部性和缺乏后代人利益代表，会导致环境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降低社会福祉，政府的环境行为是必须的;从环境问题的跨流域、跨国界等跨区域性特点看，政府环境行为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是必不可缺的。

我国特殊的环保机构设置，造成环境管理部门分割、政府环境保护行为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环境的开发利用者，又是环境保护的责任者;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因此，政府环境行为总是左右摇摆，首先考虑发展经济，当环境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才担当起环境的保护者。此外，还存在譬如政府领导个人意志对环保决策和执行的影响，政府官员“唯上不唯下”的思维模式影响执行环境政策、政府环境行为扭曲等现象。

2.企业的环境行为

企业的环境行为包括企业信息公开化、对环境政策的反馈和理解、在环保上的投入等。环境保护投资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企业，在环保工作中企业也是真正的实践者，其重要地位无以替代。

企业和政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主体，在环境问题上两者的目标函数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不同的利益倾向导致了环境利益冲突，在环境问题上发生博弈行为。由于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企业的环境行为通常受政府法令的限制，这是促进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外在力量。此外，在全球化竞争中，环境形象和环境管理已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因素，企业会采取一些自愿性环境友好行为，以争取消费者，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化利润。

3.公众的环境行为

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必须依靠环境保护的第三个重要参与主体———公众。

公众与企业、政府的区别是，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行为是由外界压力引起的，而公众的环境行为则是完全自愿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从作用机理上分析，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与自身利益相关，受有限理性制约，当环境问题严重到公众不得不关心时(如出现环境公害)，公众才会自愿参与环境行为;另一种是公众作为环境信息的提供者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如环境污染举报等。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也存在一定风险，如环保组织能否代表公众、能否不受利益驱使。国外就发生过许多因过分保护动植物而忽视消费者利益而遭受批评的现象。大众传媒既能对公众的环境意识产生强大的引导作用，又能影响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或行为，还能通过传播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环保素质。

环境治理模型分析

社会的各个主体都有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权利义务，包括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团体组织。然而，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下，环境治理参与主体不充分、环境治理体制不健全、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笔者以美国环境治理体系为参照，比较中美两国环境治理机制的异同，分析我国环境治理机制的制度性缺陷。

在美国环境治理体系中，联邦政府(环保方面为联邦环保局区域办公室)对州政府(各州环保机构)只拥有监督和指导权，各州环保机构不隶属于联邦环保局，除非联邦法律有规定，州环保局才与联邦环保局合作。联邦环保局与50个州共同承担环境法规责任，地方政府也承担少量责任。美国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由州环保机构在全州范围内对企业进行环境管理;另一种由联邦机构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此外，美国公众可参与制定、执行和强化环境法规全过程，如联邦环境法规要经过公众审核，环保局在最后公布法规前要考虑公众的意见。对于联邦和州政府不执行，或曲解、违反环境法律，允许个人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即公民诉讼。在美国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参与各方有机联系，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对公众负责。

在我国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地方环保局受同级政府管辖并由上级环保部门进行指导，即“双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对环保局起真正硬约束作用的是同级地方政府，因为地方环保局的人事权和财权均由同级政府控制。据调研发现，目前我国的环境治理体系，没有公众参与和监督，导致环境监管成了政府和企业“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是现在刚刚起步的环保团体, 很难在环境监管中行使“话语权”;二是现有的环保政策在执行阶段难以落实, 如排污收费政策, 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打折、少收甚至不收现象;三是因体制不健全, 造成中央政府对地方环境保护状况监管不力, 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做假以数据欺骗中央, 甚至以环保为名, 政府帮助企业向中央要财政支持。

下面通过构建模型，更直观地分析我国的环境“软治理”机制。

1. 中央政府的环境行为选择

假设企业的社会成本函数为C=C(β，e)，其中β是效率参数(如技术水平)，代表企业的成本特征，是公众信息，所有的局中个体都可知晓的信息;e是企业真实的减排量。C(β，e)满足Cβ>0，>Cβe>0，第一个条件表明，随着企业效率参数的提高(β变小)，环保成本投入就不断降低;第二个条件表明，若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减排量，则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成本，这种假设通常是成立的。为了叙述简明，选择一个满足两个条件的特定生产函数，其中K是常数，与企业总排污量相关。另外，在企业减排了e水平的污染物后(e>0)，仍会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为V (e)。假定V (e)<0, V1>0, V11<0，且满足lei→m KV (0)=0。政府除了让企业接受规制任务外，还要向企业提供一定的激励补偿，用t表示。t既包含政府直接给予企业的货币奖励，也包括荣誉奖励及其他金融贷款、项目审批的方便、减少对企业污染物的检查次数、减少对企业的罚款等奖励。为简单起见，假定t是由政府设计的，那么对企业来说只能接受t, t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另外，, U表示企业的效用水平。对企业而言，接受规制按照政策的要求减排e，它所得到的效用不能多至让其倒闭，否则企业将无法生存，更别提接受规制。将企业外部机会的效用水平或“保留效用”标准化为0，相应的，企业的个体理性约束是：，以λ>0表示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如果政府筹资1单位货币，社会公众要支出(1+λ)单位货币>1单位货币，也就是说，给企业每提供1单位货币的激励补偿，给纳税人或整个社会带来的负效用是(1+λ)单位货币。以CS表示实施该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消费者总剩余，则公众(纳税人)的净剩余是：CS=V (e)-(1+λ)t;对功利主义的规制者来说，事后的社会福利W是：也就是说，实施该政策及污染物减排带来了社会福利V (e)，减去企业生产的社会价值和保留效用的影子成本。这个社会福利函数的关键特征是，规制者不想留给企业多余的租金(即假如U=0，则W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值)。

假定政府的目标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且政府都是斯塔克尔伯格先动者，它向企业作出了一次性要价(或说是一次性制定政策)。在完全信息下，也就是说，知道β并观察到e的情况下，政府会根据面临的制度环境(约束条件)对福利函数作出最优规划，即求解下式：得到e=e*，使得。但是需指出的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或环保标准时，首要前提是保障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缺乏公众参与，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和治理体制，是导致环境治理不理想甚至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选择

地方政府不仅要执行中央的政策，保障在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条件下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还要考虑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约束条件更为苛刻：.理论上，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均衡解不受B值的影响，但是环境治理决策权在中央政府，根据均衡解制定的政策要求污染物排放量达到e#，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为，这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t的需求为。地方政府在没有决策权，又必须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条件下，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掏钱弥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B的差距;二是降低e的水平。例如，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较富裕，在执行政策上可拿出地方财政来执行环境政策，使得中央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而中西部地区因财力有限，难以真正执行，但是又必须执行中央制定的环保政策或标准，那么地方政府对e的扭曲，也就形成了各种形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3. 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

如果政府给予企业各种激励，使得各种激励的总和t=β(K+e#)+B，并且要求企业必须减排e#水平(或等价的是将社会成本目标设为，那么企业就得接受这样的减排水平，减排水平低于e#将面临一笔巨额罚金。然而，这种理想的博弈只有在完全信息且政府能实时调整政策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及时了解企业的效率水平β及其减排量水平e，一旦发现企业这些条件发生变化，马上可以作出反应。但在现实中，政府的政策不仅具有一定的刚性，而且信息是不完备的，根本无法达到这一理想水平，这就给企业获取时滞和租金留下了空间。

企业的选择是，一旦政府出台一个具体的政策、规章或文件，即确定t#=β(K+e#)+B，就是最大化自身的效用U:U=t#-β(K+e)。从这个公式可清楚的看到，企业只要能有效减少e的水平，那么就能提高效益。而且在规制者无法实时监督企业、无法了解企业效率水平的情况下，本身减少减排水平e的动机就非常强烈;再加上有些地方政府又有机制动力扭曲e的水平，公众无法对企业进行监督，在这些情况下，企业选择较小e的行为几乎就是必然选择了。

分析结论

我国的环境治理机制事实上是一种“软治理机制”(自上而下，且缺乏公民参与)，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出现“盛隆门”事件难以避免。。一是在经济发展约束、中央政府有限鼓励和优惠政策两方面作用下，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处于无能力状态。二是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政压力越大，承担的公共事务也越多，降低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动力和能力。三是由于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约束更强，因此导致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地方难以落实。由于政策(行政手段)的刚性，即使是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也无法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最终结果是逐层扭曲最优的环境治理水平。四是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途径，企业根本感受不到来自公众的保护环境的压力。

改善我国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议

1.建立健全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机制

在环境治理中需要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社会力量(如公众或第三方环保非政府组织)，对环境保护进行监督和制约，以实现全社会环境利益的相互制约和均衡。而目前的环境治理，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社会力量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公众的环境利益表达也不充分，因此建立健全多方参与治理环境机制，是我国进行环境治理的当务之急。

2.提高政策灵活性，提高环境治理效果

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地的差异，增强政策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提高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和企业的信息监测，降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度。

3. 全面协调发展，改变环境“软治理机制”

贵州石漠化治理现状及建议 篇5

1 概论

严格意义上说, 石漠化灾害最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 只是由于当时文献记载较少, 所以直至90年代末, 一些学者才将其真正意义上的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应该说,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 我国大部分省份包括贵州并没有出现针对治理石漠化为其基本核心的研究以及相应的治理项目。当时大都是基于各大江河的源流区域以及流经区域的水土治理工作, 提出一些简单的建议, 一直到了90年代的末期, 石漠化问题才真正的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2 石漠化的治理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贵州省就开始对石漠化进行相应的治理。但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以及人均土地使用量的不断减少, 在生活压迫之下, 当地群众只能大面积的进行垦荒种植, 并自发性的对石漠化情况进行处理, 像植树造林以及开山成土还有劈石造田等等, 都成为了治理石漠化经常使用的一些措施。此外根据调查研究显示, 我们不难发现生活在石漠化较为严重地区的群众, 基于生活压力以及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 已经有目的性的种植一些经济树种, 像种植一些柏木还有果树林等, 不仅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同时等增加了他们经济收入。

3 石漠化的治理措施

20世纪80年代中期, 贵州林勘院同贵州几所高校合作, 对黑土小流区域以及板桥河流域还有盘江流域内的水土流失问题以及水土保持工作进行详细的研究与讨论。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开展了一系列的试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对石漠化问题提出了一些整治的思想和建议, 但却因为种种原因, 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理论和治理模式, 直到2001年, 在贵州省政府的扶持之下, 对开始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并根据研究结果以及治理建议, 逐渐采取生物措施以及工程措施还有农业措施来解决和处理石漠化问题。

3.1 常用的几种治理模式

模式一:粮食作物同金银花相结合混种模式;模式二:以种植花椒为中心—养殖—使用沼气模式;模式三:以种植砂仁为其核心—养殖—使用沼气模式;模式四:以林业种植为核心—花草—养殖—沼气模式;模式五:粮食经济作物同当前经济性林木相结合的混农模式;模式六:传统性质的粮食经济作物同果树林之间相结合的混合种植模式。应该说, 上述所讲的一些模式已经在贵州省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用, 并取得一定成果, 但由于条件有限, 所以致使试验范围以及试验面积较少。

3.2 通过林业生态工程来开展相应的石漠化治理

严格意义上来说, 通过使用林业工程来进行石漠化治理已经成为了解决石漠化问题的主要方法。而且因受到资金渠道以及自身驱动力的影响, 贵州省境内各地区的相关行政机构以及治理部门, 结合林业工程的特点, 科学、合理的划分了治理范围, 并因地适宜的选择种植的林木,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在这个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树种选择不当以及生态经济效益不平衡等问题。

3.2.1 封山育林。

通过采取封山育林的措施, 不仅能够使得境内的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和完善, 同时也能够缓解和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此外在育林过程中, 重点建设相应的防护林体系, 并逐渐的恢复和扩展相应的林草植被, 进而构建起一个有层次, 多元化, 多树种的健康稳定的防护林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实施过程中, 由于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 其植树造林的难度相对较大, 所以一定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树种, 并做好日常的管理和养护工作。

3.2.2 退耕还林工程。

应该说, 这项措施是林业工程中的核心内容, 在治理过程中, 对于高于26°之上的陡坡实施相应的退耕还林, 不仅能够从某种程度上, 转变原有的土地利用方式, 同时还能进一步的恢复和扩大当前的林草植被, 并实现从一定程度上, 解决和缓解水土流失等诸多问题。但由于退耕还林工程不同于其他一般性的工程, 它是在传统耕地的基础之上完成的, 所以种植难度较小, 可行性较高。

4 总结

应该说, 石漠化问题同贵州省当地的农业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所这就要求我们应结合当地的农业发展现状以及地理特点, 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和手段来切实解决石漠化问题。

参考文献

黄河大荔河段现状思考与治理建议 篇6

1.1基本情况

大荔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位于东经109°43′~110°19′,北纬34°36′~35°02′,是黄、洛、渭三河汇流之地。南界渭河与潼关、华阴、华县为邻,西绕洛河与蒲城、临渭区毗连,北沿台塬与澄城、合阳县接壤,东濒黄河与山西永济相望;行政区辖15个镇、1个街道办事处,400个行政村,26个社区,556个自然村,总面积1 800km2,耕地面积9.3万hm2,总人口75万人,其东西最长50km,南北最宽处40km。黄、渭、洛三河在大荔县汇流,县境内河段总长253km,三河滩区面积4.8万hm2,均属三门峡库区范围,沿河分布着12个镇,1个街道办事处,134个村庄,受洪水威胁的人口达25万余人,是省市防汛工作的重点县。

1.2黄河河流现状

黄河小北干流位于大荔县东部,自北向南穿境而过;上接合阳,下与潼关相连,位于黄淤53-汇淤2断面之间,流长47.6km,河道宽度10~18km,县境内河床宽浅,水流散乱,沙洲密布,汊流丛生,冲淤变化剧烈,主流摆动频繁,为典型的游荡型河道。

1.3沿河社经情况

黄河滩区总面积2.73万hm2,沿岸分布着范家、赵渡、安仁、朝邑4个镇79个村,其中范家、赵渡2个镇29个自然村、18个国营农场、单位4万余人,定居在黄河老崖以下,特别是赵渡镇有雨林5个村在朝邑围堤以内(临水侧)定居。

1.4河道工程状况

1.4.1河道整治工程。黄河段现有河道整治、护岸控导工程5处;新兴工程、华原工程、华原下延工程、雨林工程、牛毛湾工程,长度39.66km,坝垛317座。

1.4.2路堤工程。连坝路堤、雨林路堤、雨林险工路堤、雨林上延上坝路堤4处,长度14.95km。

1.4.3堤防工程。朝邑围堤北起范家镇裕西村,南至朝邑镇紫阳村,全长34.72km,顶宽8m,临背河边坡分别是1∶3和1.0∶2.5,临河侧高5~6m,背河侧高6~7m,临河侧护堤地宽100m,背河侧护堤地宽70m,土质为沙土。其中北段10km堤防可防御黄河龙门站20年一遇的洪水,相应流量为2.1万m3/s,安全超高1.5m;南段24.72km堤防可防御黄河龙门站5年一遇洪水,相应流量为12 700m3/s。上段17km属黄委会黄河大荔河务局管理,下段为县水务局管理。朝邑围堤是保护范家、两宜、双泉、安仁、朝邑和赵渡6个镇、农场土地以及东雷总干渠防洪安全的主要屏障,起着防止黄河西倒进入“咸丰故道”的作用,是返库移民的生命线工程。

2河势演变过程

三门峡水库蓄水运行前,黄河主流靠东岸自然顺流,原朝邑县大庆关与旧蒲州城相距3km。三门峡水库运行后,由于潼关高程迅速抬升,黄河小北干流淤积严重,河床抬升,主流摆幅加剧,冲刷两岸土地,1969年后山西省开始在东岸修建长7km小樊湾工程和长8km的舜帝工程,迫使黄河全面西倒,华原段河势严重西倒位移了4km,华原以东河流人为形成了大弯道。仅原华原乡就损失耕地0.27万余hm2,使华原乡各村3 500名村民人均仅有0.027hm2耕地,丧失了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1978年,永济县修建了5km长的城西工程,使大荔县雨林一带主河流向西塌岸位移了3.1km,至20世纪80年代末,黄河普遍向西位移了2.8km。20世纪50年代末期朝邑滩区面积为4.07万hm2,到80年代末,锐减至仅有2.73万hm2。1989年8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山西省永济县《黄河岸边新长出二十万亩农田》即为大荔县损失的1.33万hm2耕地。由于受对岸挑流工程影响,牛毛湾工程下段形成偏西300m的大弯道,使渭河入黄口不断上提,至90年代初已经上提4.2km。

1990-2000年,黄河小北干流主流一直紧靠陕西一侧,河道变化趋势相对较小。2000年以后到2009年,由于上游工程增多,河道来水逐年减少,水流散乱,主流摆动频繁,黄河主流西倒趋势加剧。大荔县损失土地17.8km(约合0.178万hm2)。

3河道治理现况

3.1河道治理

1964-1969年为防止洪水淹没耕地,大荔县与国营农场一道修建了长35km朝邑围堤。1994、2002、2003年分3次对朝邑围堤进行了加高培厚。上段10km按照黄河龙门站20年一遇2.1万m3/s洪水设防。下段25km堤防按照黄河龙门站5年一遇12 700m3/s洪水设防。

在河势西倒严重,塌岸日趋剧烈的情况下,从1979年开始修建护岸、控导工程,经过多次续建加固,至1997年共修建护岸控导工程5处,长度35.5km,坝垛275座。工程设防标准从3 000~1万m3/s不等。

这些工程修建后,对于控制河势,防止黄河主流进入咸丰故道,制止渭河入黄口上提,防止河流西倒塌岸塌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工程大多是被迫抢险修建,工程标准偏低,多年来一直险情不断[1]。

3.2险情频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黄河上游水沙条件变化和泥沙淤积影响等因素,河道主流西倒,塌岸不断发生,河床普遍西倒位移3~4km,黄河陕西一侧损失滩地1.33万余hm2。2006年华原下延工程上首主流持续西倒,主流直接顶冲华原下延工程连坝路堤,造成护岸工程和连坝路堤裹头先后出险十余次,9月26日连坝路堤被冲断,口门宽度达30余m。造成2个乡,2.5万人受灾,其中农作物受灾352hm2,成灾294.67hm2,绝收211.20hm2,塌岸毁地200余hm2,直接经济损失1 939万元。2008年9月开始,黄河主流西倒加剧,在华原下延工程和雨林工程之间4km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弦长约4 000m、矢高约870m大弯道。主流顶冲淘刷河岸,顶冲护岸工程,致使护岸工程及连坝路堤年年发生险情。2012-2015年,华原下延工程、雨林工程上首、下首,牛毛湾工程连年多次出现重大险情,形成了边抢边冲的被动局面,严重影响大荔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010年,面对不断出现的险情,省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先后多次视察黄河,调研防汛工作,要求克服一切困难,不等不靠,尽快建设黄河小北干流雨林上延工程,确保黄河陕西一侧安澜。在省市党委、政府、水利(防汛)部门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下,20年多来在河南省黄河一侧投资最大的黄河小北干流雨林上延控导工程开工建设,一期于2010年7月动工,2011年5月完工,二期于2014年元月动工,2014年6月15日主体工程完工。

4河势西倒原因分析

4.1潼关高程居高不下

三门峡水库蓄水前,潼关高程为323.4m,水库运行初期,库区泥沙淤积发展迅速,1969年潼关高程抬升到328.4m,比建库前抬升了5m。水库经二次改建后,1973年潼关高程曾降到326.6m。自1973年起按全年控制运用后,冲淤变化不大。但从1985年起,潼关高程又逐年抬升,到1992年汛前达到328.4m,“05.10”洪水过后,潼关高程基本维持在328.0m上下。2015年汛后,潼关高程为327.63m,经过冲淤变化后,潼关高程累计比建库前抬升4.23m,潼关高程虽降了一点,但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

4.2河床淤积严重

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以来至2015年统计,三门峡库区淤积泥沙61.227 1亿m3,其中潼关以下库区段淤积28.206 3亿m3,黄河小北干流19.357 2亿m3,渭河下游10.851 2亿m3,洛河下游2.812 4亿m3。造成黄河小北干流和渭、洛河下游河床抬高,泄洪能力降低,洪涝灾害加剧,小水大灾频繁发生。

4.3河道矶心滩增多

目前黄河河床淤积加剧,河流趋于平缓,沙洲密布,汊流丛生,河道行洪能力显著下降;目前在大荔县华原段形成一个0.13万hm2大的鸡心滩,雨林工程以下也形成矶心滩。倘若遇到不利的水沙组合,拦门沙段阻塞河道,泄洪不畅的现象将会加重,必将加重库区的灾害程度。

4.4灾害损失惨重

自1990年以来,黄河先后出现了15次超警戒流量和春汛、凌汛洪水,特别是“92.8”洪水、“96.1”七十年一遇洪水、“06.9”连坝路堤冲断抢险以及近5a来华原、雨林、牛毛湾工程抢险,共淹没滩区农田2.862万hm2,直接经济损失达4.865亿元,严重影响了大荔县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洪水已成为县域发展的心腹大患。

5思考与建议

综上以上分析,黄河大荔段近几年来险情不断,大量耕地蹦入河槽,库区返迁移民不能安居乐业,土地纠纷时有发生,造成社会不安定。在黄河潼关高程未彻底降低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群众生产生活基本条件,采取工程措施控制河势西倒,是非常必要的。从长远和近期治理考虑,有以下思考与建议:一是建议上级改变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今后水库运行方案的确定不能以发电为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有利于降低潼关高程,减轻库区灾害;二是根据河势现状,应依据水利部关于黄河规划治导线,在黄河新兴工程与华原工程、华原工程与华原下延工程、华原下延工程与雨林工程之间修建护岸工程,工程布置均沿治导线进行布置,以控制河势,减少小水冲刷塌地;朝邑围堤是库区群众的生命线工程,虽经2次加高培厚,但下段25km仅按5年一遇(龙门站12 700m3/s)设防,防御标准偏低,应再加高培厚,使其由目前5年一遇防洪标准提高到20a防洪标准;赵渡镇雨林5个移民村,居住在朝邑围堤以内(临水则),周围东、西、南三面又被黄、洛、渭三河环包,每遇三河洪水,移民群众的安全都将受到淹没威胁。按照《防洪预案》之要求,必须全部撤离安置,是省、市、县、镇四级政府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各级领导防汛抗洪最愁心的地方。从长远着眼,应对5个村庄修筑高标准的护村围堤工程,以减少三河有汛时,移民群众频繁的搬迁之苦。

6结语

大荔县地处三门峡库区黄、渭、洛三河汇流处,洪涝灾害频繁,历年来都是省、市防汛工作的重点县。黄河安澜将对大荔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要兴荔,先治水”已成为全县各级干部群众的共识。因此,河道治理与防汛减灾将是大荔县一项长期复杂与艰巨的工作任务。实现每年的安全度汛,是建设“美丽大荔”的迫切需要与基础保证,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因此,应依据国家有关河道治理的法律法规及水利部统一规划,在有效控制与降低潼关高程的同时,多方筹备投入资金,加快河道整治步伐,加大防洪工程建设力度,达到人水和谐,才能实现库区移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