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纠纷处理

工伤纠纷处理（共5篇）

工伤纠纷处理 篇1

摘要：在简要回顾工伤纠纷处理适用法律原则的发展历史后, 一方面着重对《安全生产法》在工作纠纷中的指导作用进行分析, 对《安全生产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在工伤纠纷处理具体法律问题中的适用作了阐述;一方面, 通过对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分析, 提出立法和修改建议。通过分析工伤纠纷处理中《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适用, 以期正确理解在这一范围中的法律适用关系更, 优的实现立法目的, 促进法的价值的实现, 减少事故发生,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之最终社会目的的实现。

关键词：工伤纠纷处理,安全生产法,法律适用

一、工伤纠纷处理适用法律原则的历史

自19世纪初期欧洲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 有组织的大规模劳动开始出现。劳动力作为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 迅速融入资本主义大生产之中。随之, 也就有愈来愈多的工伤事故和职业性疾病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升, 19世纪盛行过失责任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没有尽法律所承认的应该注意的义务就是过失, 由于这种过失造成他人损害, 侵权行为人应负赔偿责任。由于过失责任突出了过失在侵权行为中的作用, 因而有利于激发资本家的冒险精神。但在很大比例的工伤案件中, 受雇人因为不能证明雇主的过失而得不到赔偿。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随着工业危害问题的日益严重, 出现了严格责任原则。其含义是:侵权行为人即使没有过失, 也要对侵权行为负无条件的赔偿责任。如20世纪英国议会颁布的一些工人赔偿法和社会保险法都对工伤事故实行严格责任。将工伤事故对工人的赔偿责任通过保险转嫁给了社会。我国工伤立法较晚, 基本到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颁布才初步形成体系。现行涉及工伤事故处理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以下称《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以下称《安全生产法》) 、《民法通则》、《工伤保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解释》) 。至于处理中适用的法律原则将结合下文进行分析。

二、工伤纠纷处理中《安全生产法》的适用

(一) 在工伤保险赔偿还是民事侵权赔偿上的适用

《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 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虽然该条规定未对相关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但还是确立了我国工伤事故处理中工伤保险法和民事侵权法复合适用的原则。在处理工伤纠纷时, 完全可以援引《安全生产法》第48条之规定, 支持工伤受害者在依法获得工伤保险理赔的同时, 另提起民事侵权赔偿的诉求。但现阶段的情况是《安全生产法》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中属于基本法, 处于“母法”的位置, 大部分条文是指导性的。性质决定其在民事方面涉及很少, 但毋庸质疑工伤事故纠纷处理中工伤保险法和民事侵权法的复合适用是经《安全生产法》业已确立的。如何“复合适用”?理论界是有争议的, 一种理解是“补偿说”, 即民事侵权法是工伤保险法之补充, 如卞耀武等提到:实行工伤社会保险, 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的诊疗康复费用及有关社会保障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 在特定情况下还有可能难以完全补偿因生产安全事故所受到的伤害。这样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就有权依照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 要求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赔偿;另一种理解, 二者应双重相加适用, 即得工伤社会保险之同时, 亦得侵权伤害赔偿。如李适时等认为:工伤社会保险和民事赔偿不能相互取代, 从业人员可以享受双重保障。但《安全生产法》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第11条第三款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 不适用本条规定。第12条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解释》的这两条规定作文义解释, 实际上包括三种适用情形: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且参加的, 工伤纠纷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但没有参加的, 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不包含以上三种情形的单位、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工伤纠纷适用法律另行规定。可见《解释》是采用“补偿说”的, 且“补偿”的范围很小。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那么这些用人单位的工伤纠纷处理就只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这些用人单位又都是《安全生产法》的法律主体, 且为大部分工伤事故的发生单位。笔者认为, 这样, 《解释》的规定显然与《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相矛盾, 其实践结果与之相悖。但在《解释》没有修改前, 现阶段适用作以下处理似更为合理:一工伤纠纷应优先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但没有参加的, 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二同时提起民事侵权伤害赔偿之诉的,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按统一标准处理后, 不足赔偿工伤事故伤害损失的适用民事侵权法之规定予以处理。笔者认为作如此处理依据有四:第一这符合《安全生产法》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之立法目的;第二符合《安全生产法》第48条之立法本意;第三从法律效力上看《安全生产法》的法律效力显然高于《解释》;第四如此则可在保证工伤受害者在获得足额赔偿和恢复健康的前提下, 避免工伤事故的责任者通过工伤保险将事故不经济性全部转移给社会, 通过法律调节减少事故发生, 保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方针的贯彻。

(二) 在工伤认定中的适用

工伤认定, 应当按《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至第16条的规定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17号令确定的程序执行。其具体条文本文不再赘述。认定工伤应符合三个基本条件: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看, 对认定工伤的关键因素“因工作原因”界定不清, 缺乏可操作性。本文仅选择几个视角对《安全生产法》在工伤认定中的适用进行论述。

第一由于上述《工伤保险条例》立法上的缺陷, 工伤认定的三个基本条件中,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两因素较易认定。工作原因是指履行工作职责的界限, 笔者认为应当作交宽泛的理解, 不能过窄, “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应包括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导致的生产事故和其它事故。依据《安全生产法》第73条关于事故调查的规定, 以及国务院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程序》第30条规定:事故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四) 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事故发生的原因既包括物的不安全状态和认的不安全行为等直接原因, 也包括管理、技术、教育培训等间接原因。笔者认为在认定工伤时应参考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所确定的事故原因进行认定。例如《中国安全生产报》报道的浙江宁波张某的工伤案例, 在工伤纠纷处理中事故调查报告三易其稿, 其中认定事故责任单位某公司未完善安全操作规程, 未对新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在梳棉工段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事故间接原因为张某最后认定工伤提供了有力依据。第二《安全生产法》第44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 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结合《劳动合同法》第26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二) 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明确确定一些经营单位强迫劳动者签订的所谓“生死合同”无效。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伤概不负责”“违章操作造成的工伤一次赔偿若干元”等工伤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不影响职工依法认定工伤。

(三) 在确定工伤赔偿责任主体中的适用

认定工伤首先应确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有无劳动关系, 但实践中, 尤其在建筑施工工程中, 由于层层转包, 最后实际雇佣职工的往往是一些不具相应资质的包工头, 这就为工伤的认定和求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安全生产法》第86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这一规定, 工伤受害者可以选择生产经营单位、承包方、承租方中的任何一方为请求对象予以赔偿。这一规定可操作性强, 能保证工伤受害者快捷、有效、及时的得到赔偿, 开辟了解决这一难点问题的新途径。

(四) 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文所述, 可见现行关于工伤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 适用过程中存在矛盾, 还未形成完备的适用处理工伤纠纷处理的法律体系。涉及工伤纠纷处理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间相近的法律概念规定的不规范, 部分条款不明确、不全面, 可操作性不强。

三、立法及修改建议

首先, 针对上述《安全生产法》在工伤纠纷处理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 建议应尽快建立《安全生产法》指导下的工伤保险法和民事侵权赔偿法的双重复合法律体系, 初步设想是:原则是工伤受害者在得到工伤保险理赔的前提下, 可以依法诉求得到民事侵权伤害赔偿, 二者双重相加, 并列而不排斥。适用上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 工伤保险理赔部分按严格责任原则适用工伤保险法, 有损害就有保险赔偿, 依照伤残等级和基本医疗费用统一理赔标准。民事侵权赔偿部分适用民事侵权法, 属于高危行业特殊侵权的仍适用严格责任, 属于普通行业的适用过错责任。第二种情况, 凡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 先参照工伤保险法按相同标准有事故单位给予赔偿, 然后再参照上述第一种情况的民事侵权法处理办法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情况在民事赔偿责任认定时都要参照事故处理报告认定的事故责任进行理赔。

提出这一设想的理论依据是:一, 这种法律体系有利于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以人为本,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原则。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劳动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石。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劳动关系和谐的推进, 离不开工伤纠纷处理程序对劳动关系的法律矫正。并且以人为本首先应以人的生命为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构建安全社会, 安全生产法涉及不同主体, 不同层面, 建立《安全生产法》指导下的工伤纠纷处理双重复合法律体系有利于促进劳动关系和安全生产两个社会重要环节朝着和谐方向发展。二, 有利于公平、秩序等法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所谓公平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所有工伤受害者按相同标准给予社会基本保障;不将违法者的责任全部转嫁给社会;体现在受害者因事故责任不同而得到的民事赔偿部分不同, 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生产义务得到统一。所谓秩序, 体现在该法律体系设想的统筹兼顾上。该法律体系设想中《安全生产法》起指导作用, 工伤保险法起“善后”作用, 民事侵权法起“毖后”作用。既保障了工伤受害者的社会保障基本权利, 又通过利益调节促进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都倾向于尽量避免工伤事故, 从而促进安全生产形成良好局面。维护从业人员整体、长远、根本利益。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三, 有利于《安全生产法》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立法目的实现, 又有利于《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受害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之立法目的的实现。最后有利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工伤保险理赔额低的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工伤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中《安全生产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可适用在选择工伤保险赔偿还是民事侵权赔偿上, 认定工伤和确定工伤赔偿责任主体中。

相信, 随着工伤纠纷处理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 《安全生产法》在工伤纠纷处理中的适用一定会越来越广泛, 法律对工伤事故的调节作用会越来越强, 立法目的也必将更好的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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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永康.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J].求是, 2008 (5) .

工伤纠纷处理 篇2

为了充分保护工伤纠纷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护工伤职工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对工伤纠纷现定了多种解决途径。

概述：

(1)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2)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在经过行政复议后，对行政复议还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3)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协商解决

工伤纠纷处理 篇3

吴某某系江苏省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工人。2007年3月15日, 吴某某在下班途中与单某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受伤。就有关赔偿问题, 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 吴某某与单某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 由保险公司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37000元, 单某某赔偿1500元。事故发生后, 经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 吴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构成工伤;经通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吴某某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由于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未为吴某某交纳工伤保险金, 吴某某遂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并终止劳动关系。通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用人单位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不服仲裁, 认为吴某某已经获得交通事故肇事者的赔偿, 仲裁裁决未扣除吴某某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已获赔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 遂向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上述案例中, 由于吴某某的工伤是由于第三人单某某的过错造成的, 这就产生了雇员能否既依照社会保险法获得工伤保险补偿, 又依据民事侵权法获得民事赔偿的问题, 即能否获得双重赔偿。本文拟从法理的角度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对有关工伤保险纠纷的处理有所裨益。

二、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赔偿的差异

(一) 工伤保险关系与交通事故赔偿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工作中因意外事故或职业病致伤、致病、致残、致亡时, 由国家或社会向劳动者及其生前供养的亲属提供必要的医疗、生活保障以及赔偿性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关系是一种劳动关系。道路交通事故是指道路交通参与人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或者因意外情况发生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在性质上属于人身损害赔偿, 是一种侵权关系。

(二) 因第三人的交通事故侵权行为造成的工伤, 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与交通事故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不同

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交通事故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行为的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 受害人向机动车方 (赔偿义务人) 请求赔偿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三) 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赔偿两者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

在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中, 承担工伤保险补偿责任的是劳动保险机构 (或用人单位) , 承担的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 属于公法领域规定的赔偿。在交通事故侵权法律关系中, 承担赔偿义务的是机动车方 (肇事方) , 赔偿义务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 属于私法领域规定的赔偿。

三、国外有关工伤保险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机制的适用关的基本模式

第一, 择一选择模式。即在工伤发生后, 雇员可在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间只能选择其一, 要么选择侵权损害赔偿, 要么选择工伤保险赔偿。若选择了工伤赔付, 则不能再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反之, 亦然。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早期的雇员赔偿法曾一度采用此种模式, 但因其固有缺陷后来均已废止。

第二, 取代模式。即雇员遭受工伤事故后, 只能向工伤保险机构请求工伤保险给付而不能依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法国、瑞士等国。

第三, 兼得模式。即允许受害雇员既接受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救济, 又接受工伤保险给付。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甚少,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英国。

第四, 补充模式。即发生工伤事故以后, 受害雇员对工伤保险赔付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均可以同时请求, 但是所获总额不得超出其所受损失的总额。采取此模式的有日本、智利及北欧诸国等。建立补偿模式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可避免受害人获得双份利益, 减轻雇主的工伤负担, 节约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赔偿, 维持相关法律制度的惩戒和预防功能。相对前述3种模式而言, 补偿模式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

四、我国工伤赔偿法律救济模式的发展状况

第一, 单一模式。即劳动者发生工伤只能请求劳动保险救济, 没有侵权责任救济的有关规定。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1年政务院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了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实行用人单位负担工伤保险费的基本制度。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 由用人单位负担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方式明显滞后于社会转型的发展。

第二, 取代与补充模式。即劳动者发生工伤, 用人单位先期承担了工伤保险金, 即免除其侵权责任;如果工伤是由第三者的人身伤害造成的, 采用工伤保险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竞合的补充模式解决。1996年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下称《试行办法》) 规定, 我国境内的企业必须按照该办法建立工伤保险制度, 职工发生工伤或者患职业病以后, 依照该办法实行工伤保险赔偿。这一规定使工伤保险纳入强制的社会保险范畴, 使我国的工伤保险与国际惯例接轨, 和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则相同, 符合工伤保险设置的理论。发生工伤事故后, 用人单位一旦参加工伤保险的社会统筹, 即可以免除其工伤赔偿责任。根据《试行办法》第28条的规定, 因交通事故而发生的工伤, 工伤职工应先向侵权者索赔, 不能首先要求工伤保险救济。只有在侵权者逃逸或因其他原因使工伤职工无法获得民事赔偿时, 工伤职工才能主张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机构给予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这一救济模式遵循了受到伤害的职工不重复享受权利, 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原则, 实行的是民事赔偿在先, 工伤保险补充侵权责任的补充模式。

第三, 兼得模式。我国在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突破了工伤保险中不重复享受权利的原则, 规定职业病病人、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 仍依法享有民事求偿权, 可获得双重赔偿。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试行办法》第28条的规定。这就意味着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采取的是兼得模式, 即劳动者有权在提起工伤保险赔偿的同时, 亦可通过民事侵权法获得人身伤害赔偿。

五、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竞合的法理评析

(一) 劳动者发生工伤后依法享有享受工伤待遇的权利

劳动者发生工伤后享有工伤待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 也是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补偿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保险在归责原则上实行用人单位无过错责任, 且不考虑劳动者是否有过失。

如果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并依法被认定为工伤的, 那么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就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五章的规定给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作为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保险待遇。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 职工发生工伤,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60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 (包括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部分) 。用人单位不得以侵权第三人赔偿了相关费用而拒绝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二) 因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致他人伤亡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第119条规定,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也有相同的规定。因此, 因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致他人伤亡的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职工因交通事故而受到伤害的, 在职工与交通事故侵权行为人之间形成一种债的民事法律关系, 即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因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受到伤害的, 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第三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既是侵害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同时也是受害人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

(三) 在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竞合时工伤职工可以获得双重赔偿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或者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 或者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都应当认定为工伤。即使伤害是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 也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所称的引起工伤的“第三人”是指除用人单位和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工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本案中, 因吴某某是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吴某某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的情形之一, 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吴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构成工伤的鉴定结论是正确的。吴某某可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应当受到法律的支持。当工伤保险补偿与第三人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发生竞合时, 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获得相应的救济。本案中, 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 吴某某与单某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就有关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协议, 由单某某和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吴某某的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原来主张因第三人的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原劳动部颁布的《试行办法》第28条的规定。在《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 《试行办法》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了, 不能再作为处理有关工伤保险纠纷的法律依据。我国的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工伤职工只能在工伤保险补偿与民事侵权赔偿两者之中选择一种救济方式, 因此, 工伤职工有权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案中, 江苏省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认为吴某某已经获得交通事故肇事者的赔偿, 仲裁裁决时应当扣除吴某某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已获赔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对其提出的吴某某享受工伤待遇时应当扣除交通事故侵权行为人已赔部分的主张, 依法应当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 由于工伤保险关系与第三人的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工伤保险补偿请求权与交通事故赔偿请求权两者不能相互代替。因第三人的交通事故侵权行为而受到伤害的职工, 在获得交通事故的赔偿金后, 仍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 吴某某既可以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 又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由于江苏省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没有为吴某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故吴某某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通州市某纺织有限公司直接支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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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振赢.民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判裁案例 篇4

原告诉称，被告系原告职工，年6月24日，被告在工作中受伤，当即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2008年7月31日，被告被依法认定为工伤。2008年10月23日被告在伤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单方申请伤残等级评定，邵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8年11月12日评定被告为拾级伤残，该鉴定结论没有及时送达原告。此后，被告于2008年11月份向邵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提供元月的工资收入2146元作为计付各项保险待遇的标准。仲裁委在作出裁决书时，不是依法以职工遭受事故伤害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为计付标准，导致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各项费用数额过高。且被告经住院治疗和康复训练，其伤情已明显好转。故诉请人民法院：1、确认以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结论作为计算被告各项工伤保险待遇的依据;2、如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结论认定被告构成伤残等级，则以被告遭受事故伤害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为标准计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如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结论认定被告不构成伤残等级，则原告只计付相关费用。

工伤纠纷处理 篇5

会议认为,目前,我国医疗纠纷适用法律尺度不一。现在我国司法处理医疗纠纷适用的法律,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近几年,一些省市的中、高级人民法院,如河南、内蒙古、北京、安徽、深圳、上海等地,也出台有关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地方规定。但据了解,各地对医疗纠纷诉的讼审理,适用法律的尺度并不一致。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在发言中指出,各地相关规定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两种认识上。一是认为医疗事故是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一种结论,和医疗过错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二是认为医疗过错的外延大于医疗事故。原因是对最高法院的《通知》及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不一,使诉讼案由、纠纷鉴定以及赔偿责任确定,都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医疗纠纷诉讼案由多种多样。最高人民法院对诉讼案由的规定,主要有人身损害范围内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和合同范围中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并规定医疗事故诉由的医疗纠纷由医学会组织鉴定,起诉人身损害的医疗纠纷进行司法鉴定。于是,各地出现不同做法。深圳市规定,只要是医疗行为引发的纠纷,不管以什么诉由起诉,都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进行审理。内蒙古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医患纠纷应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纠纷、其他医患纠纷”三种案由予以立案审理。而北京市的做法是,患者即能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起诉,也可以一般医疗损害赔偿为案由,甚至诉讼中还可以改变诉由。

其次,对于鉴定各地做法不一。深圳规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就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申请医疗过错或医疗过失等司法鉴定的,不予支持。内蒙古对诉讼案由可选择,但对疗纠纷鉴定,规定须由医学会进行,法院不得自行确认医疗事故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北京的规定是,患方如以医疗过错为诉由,医疗机构应进行抗辩,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医疗行为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再申请司法鉴定的,法院不予支持。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

再次,适用不同标准导致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医疗纠纷赔偿标准究竟怎样,各地适用法律不同。深圳规定,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纠纷中,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及标准依照条例确定。因非法行医行为损害患者生命健康权的适用民法通则。河南省规定,当事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精神抚慰金不宜过高,虽有医疗过失但过失达不到构成医疗事故程度的,一般不予判付精神抚慰金。北京高院则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条款进行赔偿。如果参照医疗事故条例处理使患者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的,可按民法通则和其他司法解释进行赔偿。

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指出,医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者没有根本性矛盾。医疗纠纷不是患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司法公正,也会影响政府、医院和医生的形象,容易导致医院和医生过于谨慎,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分析目前纠纷处理的问题,与医院

La w ada pt ati on an d pro ce du re/DEN G Yuz he n//Chinese Hospitals.-2008,12(2):46-47

Author's address:Journal of Chinese Hospital,Room 402,6th Building,No.27,Nan San Huan Dong Road,Fengtai District,

内部管理不到位,医患沟通不力有密切关系。如涉及电子病历的纠纷败诉,是管理规范滞后所致,需要健全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现在的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立法应考虑行业特点和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要对医生有激励作用,保护患者生命健康。医院管理是系统工程,完善立法能解决多数问题,如医疗纠纷处理法包括事故、差错、药物不良损害等处理原则,利于法院作出公正裁决。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赵宁认为,医疗纠纷处理成为热点不可避免,医患应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法律是处理矛盾的底线,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因为医疗行为是一种缺陷行为,全球的医疗误诊率是30%,所以,在法律层面认定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到什么程度是合理范畴,难度很大。国外的医疗纠纷有九大类,主要是一些明显的医疗错误,如手术把左侧肢体做成了右侧等。但这些并不否认我们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卫生部下一步要对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和分级标准进行修改,也在想办法解决病历的问题,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尽快出台医疗纠纷争议处理的司法解释,统一案由、鉴定、赔偿标准问题,更好地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卫生部信访办处长张鸣介绍说,卫生部每年的信访接待50%是医疗纠纷。在处理的过程中如何考虑医学的特殊性,法律能否规范医患关系,我的观点是原则上同意立法,但无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用立法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一是医患关系是特殊的,应该建立在彼此非常信任的基础上。二是立医疗事故专门法的环境尚不成熟。职业病防治法的出台就是例子。由于该法有些规定制定的比较超前,带来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结果使矛盾集中到了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的立法本意是帮助维权,现在反倒成了被诉对象。这与医疗纠纷处理的大环境很相似,应该吸取教训。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综合处处长王艳彬介绍了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几个阶段:1950年~1959年由法院裁决,不需经过鉴定;1959年~1977年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1978年~199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出台,《刑法》中增加医疗事故罪;1997年至今,民事证据若干规定、《医疗事故条例》、举证倒置等措施出台实施,有效地改变了患者的被动地位。

目前,医疗纠纷司法处理的问题已很突出,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但究竟设立什么样的制度,既能有效调整医患关系,又使实施救死扶伤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对医院体制研究不多,但曾经发生的“救人”和“采血”事件,都留有价值取向考虑的空间。制度的完善需要实证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有些司法解释一出台就受到谴责,原因之一是研究政策与实际脱节,加上我国地域性的特点,缺乏实证的操作性。国外的研究多用数字说话,可操作性就强,而我们实证研究缺乏数据支撑,自然难以操作。

制度性障碍恰恰需要制度设定来解决。为了客观全面地解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卫生部已经立项,对医疗纠纷处理进行专门研究,经过公开招标,选定一个卫生厅和一所医学院校,以及最高院医学法学研究所、北京海淀法院共四家单位参与研究,目前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结果。

医疗领域需要加强沟通和理解。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陈晓红认为,医生是特殊职业,尽力尽心救治患者是职责,但经验不足或特殊情况发生,难免出现处理缺陷,造成患者损失。司法处理医疗纠纷是有效的途径。但法院如果偏重关注诉由和患者的利益,忽略医疗行业的特点,如尿毒症患者生存期已经很短,稍有医疗过错,就判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这不利于医学正常发展。医学越来越具有高科技含量,如支架技术的运用,使以往心梗患者须卧床一月才能下地,变为卧床一天就可以下地活动。技术含量提高,风险自然也加大。

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应单独立法,限制巨额赔偿。举证责任由于医疗纠纷专业性强,应由医方提供,但如果因为一个签字是否准确,就否定整个病历的真伪是不妥的。医疗行为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即使无病历,通过医患双方对病史的陈述,专家也可以判断问题,因很低级的病历错误就认定医院举证不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正的。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刘宇提出,立法层面要有这样的理由和理念,即医疗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最重要的地方是,医疗产品本身是有瑕疵的,任何医疗行为即有好处也有坏处。在其他行业,产品有瑕疵就不能用,如航空业的产品一定是在充分研究完善之后才使用,而医疗行业不行,明知道手术有风险,但不能等完善了再使用。治病救人用有瑕疵的医疗“产品”,可能能救一些人,也可能会损害一些人。这是医疗行业典型的一个特殊性。

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讨论从未间断过,讨论问题不会干预法律,其最大的意义,在于病历瑕疵对医疗纠纷鉴定究竟有多大影响。目前,患方质疑病历不真实或病历丢失,法院会不委托鉴定,直接推定医院举证不能,必须承担责任。其中不乏存在把病历问题扩大化的现象,需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有效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