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的原因

形成的原因（共12篇）

形成的原因 篇1

社会原因

经济原因。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为我国网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 政府有更多的资金铺设电缆、光纤, 打造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另一方面, 人们有购买网络终端设备的能力。中国网民规模保持着快速增长之势。

政治原因。随着我国公民素质的提高, 党中央也加大了对政治民主进程的重视程度。在我国, 媒体是党的喉舌, 是连接党和人民的纽带, 主要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 其功能是协调舆论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 达到“舆论一致”的效果。在网络这个巨大的信息平台上, 网民可以直接与主席、总理交流, 能起到更好的“上传”作用, 不仅打破了以往话语权掌握在精英阶层的局面, 也打破了以往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

生活方式的改变。2003年的非典无意中培养了中国人的上网习惯。在那个大家足不出户的时期, 网络无疑是安全的。人们利用网络浏览新闻、购物等, 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为人们日后更倾向于利用网络发表建议与看法打下了基础。

技术原因

互联网这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的技术区别在于“去中心化”。“互联网从设计之初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每一个节点都可以通过任何一个另外的节点, 通向一个节点可以有无数路径”。 (李凌凌:《网络传播理论与实务》, 郑州大学出版社, 第26页) 互联网的这种独特技术在理论上使得每一个只要拥有技术终端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传播的活动之中。

这些技术特点决定了其信息传播的特点。传统媒体以少部分人或组织为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以一对多”, 从上到下;信息准确度高但是反馈不够及时, 这个时期的舆论客体是传统媒体为公众设置的议程。网络则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群体传播于一身, 传播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传播方式“以一对不定多数”;信息传播过程中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反馈迅速;网络舆论客体不仅来自传统媒体, 还来自网民关注的社会事件, 甚至为传统媒体提供议程。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

网民组成结构的整合效应。在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栏目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群体, 当上述的某一媒体报道一件事情时, 其影响范围几乎就在目标群体以内。但是网民是由各阶层、各专业、各群体、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员组成, 当一件事情由于上万的点击率被顶到网站的首页时, 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社会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会成几何倍数增长。

网络中的人际传播作用。新闻以及时、准确、真实、客观著称, 传统媒体在大众传播范畴传播信息时几乎不带任何的立场与感情色彩;但在网络中更多的是伴随情绪和对事件评价的人际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让受众更容易接受。几乎每个网民都能成为“意见领袖”。“邓玉娇案”被网络关注, 与网友“屠夫”密不可分。“屠夫”不仅亲身参与到事件的发生过程中, 而且在网上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热心网民会把此事转贴到熟悉的社群中, 更加速了事情的扩散速度, 最终形成舆论风暴, 给现实社会以舆论压力, 迫使现实社会作出反应。

个案演变为网络舆论客体的原因

与人们的“刻板成见”相左。“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 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李普曼:《公共舆论》) 。当一个全新的舆论客体出现时, 围绕它产生的各种舆论并不是凭空而起的, 它与舆论主体对于社会的“刻板成见”密切相关, 包括舆论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以及价值观。“舆论的表层, 即态度、意见或情绪是千变万化的, 但是舆论的深层结构———信念系统则相对稳定”。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7月第一版, 第44页) 李乔明在看守所非正常死亡, 由于警方给出的理由是“躲猫猫”致死, 当一个舆论客体挑战了人们的价值观时, 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邓玉娇案”中的三个关键词“女服务员”、“官员”、“异性服务”体现出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给公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杭州宝马车撞人事件”中富豪二代与清贫上进的大学生身份形成鲜明对比, 使得后来网络舆论方向从谴责交通肇事上升到对社会贫富不均的强烈抗议。这些事件在最初引起网民注意就是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 这种观念、情绪具有超强的感染力, 在群体中快速蔓延。如果不及时引导, 这种网络中的显性舆论, 很有可能演变为像“贵州瓮安事件”一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行为舆论。

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网络为传统媒体提供新闻线索, 传统媒体以其客观、严谨、理性的立场深度调查报道这一新闻事件, 并为网络舆论提供素材, 网络又放大了传统媒体的声音, 最终我们对这一新闻的认识、评价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舆论最近被学者关注的一个负面作用是“网络暴力”、“人身攻击”、“非我即敌”现象, 这时传统媒体把舆论向理性方向引导的责任就更加最要。

学者闽大洪认为, 在社会现实中缺乏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 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 进入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由于网络传播公开和广泛参与的特征, 互联网自然而然成为公众发表言论、表达意见、释放情绪的渠道 (转自《前沿》, 青年记者编辑部编辑出版, 2005年版, 第89~90页) 。而这个通道一旦打开, 不管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政治各方面的话题都会成为舆论客体, 而且当人们看到了网络舆论能给现实生活带来变化后, 就更热衷于利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形成一种良性的舆论循环模式。

网络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公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要求, 是公众对于自己知情权、表达权等民主权利的要求, 是公众迫切希望改变现在信息拥有不平等状况的要求。清楚地了解网络舆论形成的原因, 才能更好地引导舆论方向, 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期货日报社)

编校:张红玲

形成的原因 篇2

化石不同于普通石头，它是远古动植物的尸体经过千万年演变而成的。

化石

化石形成的原因

海子诗中乡土灵魂的形成原因初探 篇3

关键词：海子；乡土灵魂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海子是一个神话。从1985年至1989年的5年中，海子创作了数万行的诗作。细细解析海子诗歌中乡土灵魂的意象成因，我们可以看到海子对乡土中国的关注。他对乡村的描写，充满着美好的回忆，但又夹杂着伤感的复杂情绪，海子笔下的乡村，体现了诗人对生命本真的关注，是诗人诗性精神的彰显。他将“麦子”“村庄”“土地”等乡村特有的意象引入诗歌，他用初始的风格，描绘出人类精神家园中古老的幸福，诚挚而不事雕琢，善良而平和，他企图用诗歌唤醒被金钱、地位所异化的人们，拯救当代人类走出人文精神失落、物质化、欲望化的生存状态。

一、最初萌生

1964年，海子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海子在农村生活了15年，乡村文化在海子心底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在潜意识中眷恋着传统农业文明。对于乡村，海子有着深厚的情感。但是海子的童年生活并非如他所抒写的那样温馨、美丽，而是充满着辛酸，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极其艰辛。他要从家里背着粮到学校食堂入伙，周末的时候还要到到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海子过早地尝遍了尚无法完全理解的生存困扰，以至于在后来创作大量抒写粮食和土地的诗歌。麦子、土地、村庄也成了他诗歌的主要意像。如：“《麦地》、《我，以及其它的证人》” 等诗歌，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对家园的精神追怀以及对故土的深切怀念。

对于每个人而言，故乡就是他的土地，因此“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本源之处”。15年的农村生活所贫困所带来的创伤在海子的内心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种对乡村眷恋、悲悯而痛苦的复杂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乡土灵魂的最初萌生。

二、抒写赤子对乡土的感恩

作为一个出生于农村的都市浪子，海子的内心充彻着对乡土的感恩。在他笔下，乡村及土地，如同生养他的慈母严父，如同柔情似水的爱人，如同情同手足的弟兄，面对土地的赐予，他意识到个人的卑微渺小，作为农民的儿子，海子在农村生活了15年，因心中的大地和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理论的启示，使他自然将乡土当作生命与艺术激情的源泉。如其《询问》、<<诗人叶赛宁>>、<<麦地>>、《五月的麦地》诗歌，平静的语气掩饰不住心中隐隐的疼痛和酸楚泪水，正是这麦地和光芒的情义，给予他以生命的激情，西川在评论海子与麦子及土地的联系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彷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3]怀着一颗感恩之心，诗人用诗歌报答这份厚重的情义，有谁能像海子这样虔诚地面对自己的土地和父老乡亲呢？把乡土当做圣殿来顶礼膜拜，海子为人们呈现了一曲曲动人的感恩之歌。也正是他的这种感恩的赤子之心使其诗歌具有乡土灵魂。

三、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

在繁华的都市，来自农村的海子显得格格不入，城市生活的孤独、困顿时刻都在冲击着他的内心，海子乡土灵魂的产生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生命的卑微，城市生存的艰难让他的内心无法安宁，他需要一个支撑。为此海子以都市浪子的姿态不断回到有着“麦地”、“芦花”的村庄。“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所有诗人中，没有一个能像海子那样对粮食和胃给予了那么多刻苦铭心的书写，并把它钉子一样锲成诗歌的词根。”似乎只有在乡村自然的庇护下，海子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归属，才能于城市的逼迫中保持生命的灵性与纯朴，得以精神上的安慰。

在这种客观环境的挤压下，海子眷恋乡土自然、排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情绪使海子萌发了“我要回家”的强烈愿望，诗人的情感天平自然而然地向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乡村和自然倾斜，并把之作为灵魂的家园和栖息地，于是，一种想要逃离城市、回归乡土的浓厚情感便出现在了海子的诗歌中，遍布麦子、村庄、谷物、河流等意象。他的这种对乡土的忆念之心一直推动着其乡土灵魂的形成。

四，经济制度的改革对其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冲破旧有计划经济的僵硬型态，拓展着自己的空间。经济体制的转变，调侃性的大众文学蓬勃兴起。而海子是农村的儿子，他迷恋泥土，对于伴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的某些东西，他自然伤感于心。海子的友人西川回忆海子：“1989年初，海子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由此可见，海子是清高、孤傲、正直、不合流俗的。这种精神特质使其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祖国（或以梦为马）》中“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只有粮食是我珍爱我将她紧紧抱住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海子排斥商品经济对文学所带来的冲击，发誓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海子蔑视着社会现实，只有故乡才是他的依靠，只有在故乡才能寻求诗人精神上的依托。也正是这种对于乡土的眷恋，对工业文明的不适应造就了其独特的乡土灵魂。

五，结语

大众文学的兴起和当时社会对诗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这些矛盾使海子深陷痛苦之中，给他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正是这种冲突与对立让海子把灵魂寄托在虚无缥渺的大地，大地成了他心灵的“故乡”，如《重建家园》：“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双手劳动/慰藉心灵”，这是海子理想中的乌托邦化家园，诗人开始祈望初始，用麦子养活生命，双手劳动收获幸福。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人，诗意地栖居》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2] 西川编：《海子诗全集》，《怀念》作家出版社 2009 第11页

[3]燎原著：《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6月北京第一版 第21页

[4]金肽频主编：《海子纪念文集·散文卷》，西川《死亡后记》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38页

唐代藩镇形成的原因探析 篇4

一、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的缺陷是藩镇产生的主要原因

唐代的州数, “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账, 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 县千五百七十三”[1]。而和唐朝同样是疆域广阔的汉朝“至哀、平之际, 凡新置郡国六十三焉, 与秦四十合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 道三十二, 侯国二百四十一”[2]。我们可以看出, 汉朝的郡数只是和它同级的唐代的州数的三分之一, 在同样广阔的疆域范围内, 汉代郡要比唐代州的面积大。作为同级的汉郡和唐州是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交接点, 其数量的多少和行政区划的面积大小, 会直接影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终唐一代, 州的数量一直保持在三百个以上, 而且又是中央直接管理, 这样便产生了所谓:“率计天下三百余州矣……则两千石安得三百余人耶”[3]之叹。唐前期强化中央集权时所隐伏的这种内在矛盾, 暴露了地方两级制的缺陷。因此,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只有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再加一级, 把两级转变为三级制, 以减少中央直接管辖太多的地方行政机构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州之上再设一级地方行政区划, 在唐初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唐初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 本来是为了削弱地方权力, 想保持内重外轻、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格局, 从而达到防止因地方权力过重而导致再度出现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分裂。但是由于州数太多, 中央无法控制, 早在贞观元年就分天下为十道, “隋季丧乱, 群盗初附, 权置州郡, 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 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 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 二曰河南道, 三曰河东道, 四曰河北道, 五曰山南道, 六曰陇右道, 七曰淮南道, 八曰江南道, 九曰剑南道, 十曰岭南道”[1]。这十道便是十个监察区, 推行不定期的监察制度。到开元年间设置了十五个采访使道, 从主观上来说, 唐王朝不愿意推行三级制度, 希望保持州县两级制, 以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但是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里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 势必会导致地方的权力过小, 而削弱了地方发展经济和靖绥御侮的功能。例如, 地方长官并无兵权, 而边防地区又不能没有军事防御, 所以在武德年间就已经设立了总管府, “高祖受命之初, 改郡为州, 太守并称刺史。其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 置总管府, 以统军戎”[1]。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 后因四边多事, 对边区的都督加使持节, 增其权力, 称节度使, 为一方军事大员。以后, 为了让节度使有更大的靖绥地方的权力, 唐王朝被迫将军、政、财、监大权全集中在节度使一人身上, 又因边区联防的需要, 常使一人兼摄数镇。于是边区因军事的需要而实行了三级制, 而内地还是两级制, 内重外轻的格局很难继续维持, 最终于天宝十四年 (755) 十一月九日, 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起兵反唐。为了平定叛乱, 内地也遍设藩镇, 至德以后,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 但藩镇割据的形势已定, 地方行政区划形成了实际上的三级制。这样的地方行政体制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而正是这一缺陷, 导致了中唐后期藩镇的出现。

二、兵制的变化与改革为藩镇的形成提供了军事基础

隋末唐初,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有所削弱, 唐王朝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 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的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田, 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 其余大部分用以实行均田制, 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占有。由于均田制度的重新编制和巩固, 在均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制度也大大充实起来。

府兵大都是从均田户中选拔充任的, “于六户中等以上, 家有三丁者, 选才力一人, 免其身租庸调”[4]。这可能是根据唐初的制度而言。府兵在入伍以后, 他们的军籍属于折冲府, 他们的户籍和垦田仍然属于州县。府兵的户籍和垦田计帐和一般的民户完全相同, 只是名隶折冲府的丁男, 在他们的户籍上注明“卫士”而已。府兵入伍以后, 在平常的日子里, 还是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 “三时耕稼”, “一时治武”, “父兄相言, 不得他业, 籍藏军府, 伍散田亩”[5]。只是在每年的冬季十一月, 由折冲府召集, “教其军阵战斗之法”[6], 这才离开家庭, 去折冲府指定的地点集结, 参加操练。此外, 就是去京师上番宿卫、防戍处防戍, 或出兵打仗时, 才会离开他们的家乡。因此, 府兵都没有脱离农民的身份, 他们除了按时集中训练和宿卫上番以外, 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进行农业生产, 即使离开家乡从征、戍防, 所受的份地也还是由他们的家属来耕作, 从这方面来看, 府兵制基本上是兵农合一的。

唐十道一共有五百六十六个折冲府, 关中道独占二百七十三府, 陇右道占二十九府, 河东道占一百四十一府, 三道相加, 就是四百四十三府, 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三还多, 而全国折冲府又都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东宫六率, 轮番戍卫京师, 称为禁卫军, 所谓“举关中之众, 以临四方”[7]。这种军事上内重外轻的布局对于唐前期的统治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起到了有利作用, 是当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这种局面并保持不了多久, 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很快也走向衰亡。

唐初, 国力强盛, 那时构成军队核心的府兵, 固然兵役负担很重, 但是由于他们分配到足够的永业田、口分田, 府兵本身也能够免去自身的租庸调, 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比较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到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代, 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 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授田很难足额, 有些府兵户除了保有二十亩永业田之外, 连一亩的口分田地也没有分配到, 这样他们的经济就逐渐衰退下来, 府兵原来本是一种禁卫军, 要轮番戍卫京师, 故当时“谓之侍官, 言侍卫天子”[4]。既称为“侍官”说明他们本身的地位很高地, 但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衰退, 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当时十二卫府的将军不是由无能的外戚来担任, 就是由归顺唐朝的番将来统帅, 十二卫府的僚佐也都是当时的权要子弟, 这些将佐们渐渐地把直番的卫士当作“童奴”。这样一来, 人们认为当“卫士”是一种耻辱, 于是“京师人耻之, 至相骂辱, 必曰侍官”[8], 而关东一带人民为了避免当府兵, 竟然“至蒸熨手足, 以避其役”[9], 这样一来, 府兵的素质和战斗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府兵戍卫边疆, 旧制以四年为限, 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由于战争的继续进行, 府兵是“自成丁从军, 六十而免”[10], 也常常是长期住在边疆, 他们家中的一小块田地也就荒芜了, 再加之府兵授田不足和兵役负担的繁重, 府兵的家庭生活就自然是很困难的了。府兵戍卫边疆, 很多战死疆场, 然而一些边将又往往恃宠讳败, 没有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唐王朝, 所以战死疆场的卫士, 他们原籍的户籍却并没有注销。有些官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就以此为借口, 要这些卫士的家属补缴, 这些府兵的家属损折了人丁不算, 还要补缴过去免缴的租庸, 其困难不可想象。唐王朝就是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对府兵的家属进行剥削的, 唐代的府兵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瓦解的。

府兵虽然没有战死沙场, 有些也会被残暴的边将虐待致死, 于是府兵大量逃亡, 使府兵的兵源更加枯竭, 从而也使府兵制度陷入瘫痪状态而无法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 招募壮士充实士兵来源的方法便应运而生。招募的对象是均田户、自耕小农转向的逃亡客户, 当然表面上看, 这种招募是自愿性质的, 而实际上也带有强制性。强致招募的戍兵的戍边年限从三年、四年、六年以至变为“无有还期”[10]。到了开元二十五年 (737) , 唐王朝索性下敕:“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 招募丁壮, 长充边军”[10], 称之为“长征健儿”[4]。从此以后, 更番戍边的制度不复存在, 招募的“长征健儿”便成为终身的职业兵。戍边的兵卒演变为“长征健儿”是当时军事制度上一种很大的变化。

自从府兵制度破坏以后, 戍卫京师的人数, 到天宝元年 (742) , 只有六万左右, 而边防的人数却发展为四十九万, 形成所谓“猛将精兵, 皆聚于西、北”[10]的局面, 此前关中的兵力足以制驭四方, 而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唐初, 府兵之置, “四方有事, 则命将以出, 事解辄罢, 兵散于府, 将归于朝……将帅, 无握兵之重”[4]。后来边境置节度使, 开始的时候, 边帅还是四年一任,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 需要富有战斗经验的将领来担当方面之任, 于是在府兵变成“长征健儿”的同时, 边帅也有专任十数年而不调换的, 如平卢节度使安禄山, 自从天宝元年为节度使, 一直到天宝十四年, 前后任平卢节度使十四年之久。由于边帅久任地方, 而府卒在变成“长征健儿”之后, 又完全归边帅节制, 边帅的权力自然就日益膨胀起来了。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 就出现了边帅专军的局面, 这是造成地方割据势力形成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地理一[M].中华书局, 1975.

[2]杜佑.通典·州郡一[M].中华书局, 1988.

[3]王溥.唐会要·刺史上[M].中华书局, 1955.

[4]王应麟.玉海[M].上海书店, 1987.

[5]杜牧、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原十六卫[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刘昫.旧唐书·百官志[M].中华书局, 1975.

[7]王溥.唐会要·府兵[M].中华书局, 1955.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兵制[M].中华书局, 1975.

[9]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M].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雅丹地貌的形成原因 篇5

雅丹的形成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发育这种地貌的地质基础，即湖相沉积地层;二是外力侵蚀，即荒漠中强大的定向风的吹蚀和流水的侵蚀。

干旱区的湖泊，在形成历史中往往包括反反复复的水进水退，因而发育了上下叠加的泥岩层和沙土层。风和流水可以带走疏松的沙土层，对坚硬的泥岩层和石膏胶结层却作用有限。不过致密的泥岩层也并非坚不可摧，荒漠区变化剧烈的温差产生的胀缩效应将导致泥岩层最终发生崩裂，暴露出来的沙土层被风和流水带走，演变为凹槽状;依然有泥岩层覆盖的部分相对稳固，形成或大或小的长条形土墩，雅丹地貌的形态逐渐凸现出来。

形成雅丹的外力因素，一般认为是强大的盛行风在起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是单一的主导因素。比如在阿奇克谷地东段的三陇沙雅丹，其走向是南偏东，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这就说明在这一片雅丹中，洪水起了主导作用;另外有的雅丹，是风和流水共同作用形成的，比如龙城雅丹。

潜能生形成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篇6

样的学生,想让教师从心底里去喜欢他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潜能生的心里也有成才的欲望,有进步的要求,有做人的自尊。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好教师,必须从关注潜能生的成长开始着手。

一、形成潜能生的原因

潜能生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形成潜能生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原因有:

(一)社会的某些不良影响

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影视媒体上的不健康东西等,都属于社会的不良影响。青少年耳濡目染,逐渐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受到侵蚀,从而出现各种问题,变成了潜能生。

(二)家庭教育的失当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教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不当的家庭教育,也会使孩子逐渐染上不良习气,形成不良的道德品质和坏的思想意识,从而成为潜能生。

(三)学校教育的某些不足,也是形成潜能生的重要客观原因

这主要表现在:

1.少数学校重视智育,忽视德育。学校教育普遍存在追求升学率和考试分数的倾向,这种片面强化、提高与分数有关的教学内容,忽视学生素质培养的教育方式,事实上背离了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根本目的。因为没有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到应有的地位,所以一些不良思想乘虚而入。

2.教师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致使教育不能为学生所接受。有些教师急于提高分数,往往只看到潜能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不自觉,但很少去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简单地采取加班加点教学、“管头管脚教育”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强制执行统一的、但对潜能生来说往往是过高的要求。尽管一开始教师还有“多关爱潜能生”的想法,但随着潜能生分数的不断下降,教师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又往往把责任归结为学生笨、学习不积极等。这样整个教育就进入师生相互埋怨、教育失败的恶性循环之中。

主观原因有:

(一)道德认识存在偏差

在课堂上老师讲述英雄人物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事迹时,有些学生发出讥讽的声响;当舞台上出现严肃、壮烈的情景时,有些学生常常会报以哄笑;而当银幕上映出悲怆、肃穆的画面时,引来的却不全是沉痛的、崇敬的共鸣。是什么扭曲了这些学生的情感与心灵?是他们没有正确的道德认识。他们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对他们的腐蚀性很大,毁坏性很强。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对这些学生进行道德情感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早就明确提出“学校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培养道德的、理智的、审美的高尚情操”,他强调“一个真正的人不能设想没有善良的情感。实际上,教育就是从培养真诚的关怀之情——即对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会由衷地作出思想、情感上的反响——开始的。真诚的关怀——这是和谐发展的一般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的各种品质——智慧、勤勉、天才——都会获得真正的意义,得到最光辉的发扬”。

(二)存在不健康的道德情感

潜能生大都缺乏健康的道德情感。他们的情感经常处于反复无常的状态,对人对事不问是非好坏,只凭感情用事。甚至缺乏正确的荣辱感,不以干坏事为耻,反以干坏事为荣。

(三)缺乏抵制外界不良诱因的坚强道德意志

潜能生往往意志薄弱,面对某种考验时,总是小看自己,轻视自己,甚至自我否定,漠视自身价值,畏惧现实,逃避现实。他们内心空虚,甚至心态失衡,所以产生要在正常的学习活动之外的其他方面有所弥补的心理,以充实空虚的心,平衡心态。外界的一些不良诱因乘虚而入,潜能生往往抵制不住,出现诸如抽烟、迷恋网吧、打架、盗窃等行为,甚至产生仇视现实、仇视社会、“唯恐天下不乱”的病态心理等,使自己的各方面表现越来越差。潜能生的转化既要转变这些“差”的各种表现,更要转变产生“差”的心理根源。因此其要义在于改变学生已有的消极、薄弱的意志品质,塑造积极、坚强的道德意志。

(四)缺少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潜能生一般都没有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打架手就发痒,不吵闹心里就发慌,个别的不偷就急,习惯成自然,自己就越来越差。我们要纠正那些不良的习惯,并不断使学生形成好的习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有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道理,潜能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主观原因。因此,每位老师应有的放矢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使他们在我们的教育下逐渐由潜能生成为优良生。

二、对策研究

(一)优先关怀

教育技巧的全部奥妙就在于如何爱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潜能生往往有一种疑惧心理和对立情绪,对老师时时戒备,处处设防。众所周知,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只有消除师生之间的情感障碍,达到心理相容,潜能生那紧闭的心扉才能向老师敞开。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就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更多的爱。即偏爱他们、优先关怀他们,用“爱”点燃他们心中自尊和进取的火种,引导他们一步步上进。

优先关怀,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微笑开始。对我们来说,朝潜能生微笑就是关心爱护他的第一步。收起你的怒容,收起你的不满,朝这些孩子微笑,进而在生活上问寒问暖,在学习上悉心辅导,促使他们进步。

我班学生朱小明从外地转入我校,因成绩特差而连留两级,在高一读了三年。他遵守学校行为规范也极差,是学校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性格倔强,自尊心极强,曾与老师发生过几次争执,不服教育。老师对他有看法,他自己也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没有上进心。我经过调查发现,成长于单亲家庭、缺少关爱,导致了他性格的异化。对这样的学生,应该主动地多关心他。我让优等生李欣与他结成对子,让同学们用真诚的眼光看待他,努力调动起集体的力量帮助他进步。在他生日时,我特意买了鲜奶蛋糕去祝贺。他激动地说:“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口气!”现在他在各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不少老师都说他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要教师把爱的情感投向潜能生,使之感到老师的温暖,就会赢得他们心理上的共鸣、行动上的回报。

(二)优先参加活动

由于潜能生学习不够努力,有些老师把限制甚至禁止潜能生参加活动作为惩罚手段。殊不知,人在日常生活中,动力充足,会觉得喜悦和振作;动力不足,会觉得沮丧和空虚。学习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学生在自卑、压抑的心境中只会愈发对学习失去兴趣。学生没有学习兴趣,哪里还谈得上有学习效果?国外一位学者曾说:“不唤起学生学习的欲望,老师就贸然地企图去教学生,无异是在打冷冰冰的铁块。”

正确的做法是优先让他们参加活动,特别是展示他们特长的活动。让他们在活动中得以发挥特长,进而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实现自我肯定,鼓起前进的风帆。

当然活动过程中在注意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要指导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在训练中提高。拿作文结尾的写作为例,可选合适的文章,让学生补出结尾,对续作评议讨论之后,再给出原结尾予以比较,学生就不难得出好的结尾讲究首尾呼应、锦上添花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肯定学生作文的长处,然后采取多种措施让学生去发挥它、强化它,写出好作文就不难了。

(三)优先提问

课堂提问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激发学生探求新知欲望的重要手段。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心中有潜能生,优先提问潜能生。首先,设问要讲究层次性,注意难易度。其次,优先让潜能生回答或板演,鼓励潜能生大胆发言,答对问题及时肯定,答错了切勿指责,以免挫伤其积极性,应利用提问所得到的反馈信息,及时把握教学进度,因势利导,以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梭鱼和小鱼用玻璃分开,当梭鱼看到活蹦乱跳的小鱼时就猛扑上去,结果却被弹了回来;再一次猛扑,又被弹了回来。一次一次的失败让梭鱼失去了尝试的勇气。当人们把玻璃拿开的时候,梭鱼再也不扑小鱼,直到最后饿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学生会失去再次尝试获取成功的信心。因此,要想唤起潜能生的信心,必须精心创设让学生重新“跃”起来的机会,通过优先提问驱走他们内心的自卑,通过精心设问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我能行”,最终重树他们对学习的信心。

(四)优先批改作业

作业练习是学生巩固所学知识的重要环节,作业批改又是教师检查教学效果的必要手段。优等生作业书写认真规范,页面整洁,阅之心情舒畅;潜能生作业马虎潦草,改之头昏脑涨。因此,优等生的作业老师喜欢改也愿意改,潜能生的作业则能拖就拖,压之最后再改,甚至束之高阁。这样极不利于潜能生的转化。老师应善于发现潜能生作业的闪光点。优先批改潜能生的作业应体现在:1.设计弹性作业,让潜能生做专项性、模仿性作业,且作业量宜少,多求正确率和工整。2.安排弹性时间,尽可能做到潜能生作业当堂改,当面批改,随到随改,优先批改。3.实行弹性评价,择其正确处打“√”予以鼓励,错处打“?”激其思考,即使打“×”也勿过多、过大,以免使其丧失自信心。老师批语多用鼓励性话语,书写工整规范,作出示范。

(五)优先表扬

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当正面引导成为学生主要的自我评价依据时,这种引导便是帮助学生成功的动力机制。潜能生虽然缺点多,但他们也同样希望受到同学的尊重和老师的表扬。因而教师多肯定、多鼓励,可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一位作家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听了一节美术课。有位小朋友画得乱七八糟,横一道、竖一道的,可是执教的教师居然能从中找出优点。他举起画面向全班小朋友:“大家数一数,他在这幅画中用了多少种颜色?”每个小朋友都瞪大了眼睛,认真一数,24种。原来,这位小朋友把彩盒里的24支彩笔全用了。教师高兴地说:“这位小朋友是全班颜色用得最多的一位。”这位小朋友激动得不得了。虽然这位小朋友今后的发展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只要长期在这种氛围中,这位小朋友的潜力必将得到挖掘,特长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不要忽视学生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潜能生与其他学生做了同样的好事,取得同样的进步,教师应优先表扬,借此增强其自尊心、自信心,让他们感受到成功并不是那么遥远。对潜能生提出的要求要经过周密的考虑,循序渐进,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能获得成功的情感体验。

延安红色文化的形成原因 篇7

韩琳 (1960-) , 女, 陕西清涧人, 现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与发展。

二十世纪上半叶, 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出了壮丽辉煌的篇章。民族英雄刘志丹、谢子长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成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 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赢得抗日战争胜利, 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由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红军抵达延安吴起, 然后到达甘泉、瓦窑堡、志丹、最后到达延安县。当时中央红军拥有3万余人和一些地方武装, 在这样敌强我弱的情况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和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这与遍布延安地区的革命旧址革命遗产、遗物以及它们承载的革命精神都称为延安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为什么会在延安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 并成长壮大, 给我们留下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呢?笔者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两方面来分析。

一、延安红色文化的自然生态

延安地区位于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腹地, 地处北纬35°21′～37°31′, 东经107°41′～110°31′之间, 属高原大陆性季风气候, 延安古城延州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 也被誉为三秦锁钥, 五路封喉。

延安地区的地理环境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以延安县 (当时称肤施) 为中心, 四面环山、沟壑纵横, 东临九曲黄河, 北有万里长城。游击队隐蔽其中, 得天独厚, 山路崎岖, 盘山陡峭使敌人的先进战机没有用武之地。这样的地形地势给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斯诺当年来到延安写道:这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 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 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 因为这种黄土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 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层土。地质学家认为, 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 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 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斯诺夫人也曾这样描述延安:延安, 就像一颗镶嵌在城墙里面的明珠, 成为群山之冠。城内大理石牌楼雕刻绚丽, 横跨在狭窄的街道上, 在一座座有围墙的院落里, 盖着砖窑瓦房, 里面住着头等重要人物, 延安是文明的哨兵。在其他地方, 这种文明只是深深地潜藏在古代的窑洞里, 躲藏在泥巴筑成的围墙后面, 幸存在人们的心里, 其一贫如洗, 落后愚昧的惨状可见一斑。数百年来, 中亚的大批游牧民族, 在他们去征服中国大西北的道路上, 人喊马嘶, 一片鼓噪, 通过这狭窄的战略要隘。座座山头, 城垛林立, 红缨标枪, 镇守着边防堡垒—而如今, 那些卫士们的后裔, 却手持钢枪, 捍卫边关……

延安的窑洞、山沟等自然生态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特殊模式, 一孔孔土窑洞、石窑洞和低矮的瓦房是的革命前辈的司令部。一块块深山老林是千军万马的宿营地。

二、延安红色文化的社会生态

从鸦片战争开始,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 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凌辱, 1937年“七七事变”更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是谁在这危难关头挽救了中华民族?是谁改变的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 在紧要关头, 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的抗日救国纲领, 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两爱国将领正确处理了双十二事变, 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全民抗战奠定了基础, 所有这些信息, 都是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出的, 正因为这样, 延安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更成为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灯塔。延安红色文化就是以这些社会文化为背景展开的。也是形成红色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延安红色文化形成的社会生态。

(一) 穷苦百姓和有志青年对革命的渴望

延安地区靠天吃饭, 稍有自然灾害就会让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失去维持生计口粮, 人民生活境况极度贫穷, 再加豪绅、地主、军阀、帝国主义和旧制度对劳苦人民的几重压迫剥削, 使得延安地区人民对新制度有着强烈的渴望与追求, 从而滋生出强烈的革命愿望, 一旦革命的火种撒播在延安这片热土上, 就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

全国有志青年像潮水一样奔赴延安, 1938年形成高潮, 形成不可阻挡之势, 但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阻挡进步青年去延安, 它们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了许多关卡扣留青年, 可事实证明这是枉费心机, 中国青年的革命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延安不仅是灯塔而且是熔炉, 它使延安青年经过紧张团结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 个个锻炼成为艰苦奋斗, 不怕牺牲的抗日先锋, 不怕苦不怕累的劳动先锋。

(二) 可靠的革命基础——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根据地

1927年发生了南昌起义, 接着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 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开创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国共决裂后, 共产党人全国各地纷纷起义, 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 建立起大批工农革命武装, 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在这种革命形势下, 在陕北这块贫瘠而广袤的土地上, 也有刘志丹谢子长及其他共产党人创建了西北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 (1903-1936) 名景桂, 字志丹, 延安属保安县人, 在榆林中学上学受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影响, 加入新民主义青年团后又转为共产党。1925年受组织的派遣, 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四期炮科学习。他的革命觉悟进一步升华、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谢子长 (1896-1935) , 名德元, 号浩如, 字子长。延安属安定人。榆林中学上学未毕业回安定小学任教, 他不甘于教书, 为寻求报国之路, 于1922年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后与北大任教的李子洲相识带着子长参观了在北大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 使他初步了解到马列主义, 引起了浓厚兴趣。后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共产党。随后子长返回陕北。1927年陕北地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谢子长、李象九等人在清涧发动的。

刘谢二人几经战斗, 历经艰险, 九死一生, 开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红军长征历经艰苦卓绝的拼搏和万里长途跋涉, 部队疲软, 在这里, 毛泽东从国民党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陕北有刘志丹的苏区根据地, 甚为高兴, 才决定北上入陕甘苏区, 这样红色政权在延安落地生根并壮大了。

(三) 伟大的延安精神铸就延安红色文化

伟大的时代, 产生伟大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代的产物, 是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延安红色文化是由伟大的延安精神和延安革命时的遗物、遗址铸就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吴起, 为了把国民党东北军消灭在陕北红区以外, 进行了“切尾巴战斗”。这次战斗中毛主席曾赠与彭德怀将军的六言绝句:“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枪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切尾巴战斗是长征中的最后一仗, 也是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第一个胜仗, 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消灭在长征途中的阴谋。同年11月20日的直罗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36年东征、西征, 期间红军歼敌17000余人, 筹款40万元, 扩充新兵7000余人。同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1938年在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统一了全党的思想。1938-1945年住过杨家岭、枣园、王家坪, 党中央组织领导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 抗击了日寇的侵华战争, 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在王震领导的带领下屯垦南泥湾, 将昔日的野狼出没、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次大生产运动树立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中共领导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共中央还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教育,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一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这次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育运动, 使全党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 1947、3—1948.3一年时间打倒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延安时期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遗产, 一部分制度方面的遗产, 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遗产, 还有延安时代的精神遗产。延安红色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延安时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是延安红色文化形成的基础。延安地区的生态背景决定了延安红色文化的独特性质。

参考文献

[1]、郭必选, 杨延虎, 任学岭.《延安精神探源》[M].红旗出版社.2005年.

[2]、袁占钊.《陕北文化概览》第一版[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汤红兵.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原因[J].党史文苑.2006 (12) :14-17.

[4]、陈怀信, 郭慧君.《延安5000年》[M].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

浅议农机事故形成的原因 篇8

1 无证驾驶

有些个别车主认为农用运输车辆结构简单, 速度慢, 又大多行驶在人车稀少的乡村道路上, 再加上怕花钱, 因此有些车主无证驾驶。殊不知正是由于农用运输车结构简单, 才决定了它的行驶性能不像汽车那样灵敏, 可靠。再加上农机手没有专门学习和培训, 不懂得拖拉机的构造, 原理, 和使用常识, 不懂得交通规则和安全常识, 没有掌握应有的驾驶技术和操作规程, 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就会变得手忙脚乱, 不知所措, 造成事故的发生。

2 疲劳驾驶

有一些农机户驾驶员, 为了多跑路多挣钱, 置安全于不顾, 不分黑天白天, 日夜驾驶, 由于没有充足的睡眠, 生活没有规律, 再加上长时间行驶作业, 造成驾驶员身体疲劳, 极度不适, 注意力不集中, 反应慢, 甚至打盹进入睡眠状态, 这样就极易造成违章操作, 判断失误, 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3 酒后驾驶

有些驾驶员, 不遵守有关规定, 饮酒后, 仍然驾车精神不能高度集中, 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突发事件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 极易发生行车事故。

4 超载超速

在《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规定, 不准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重量, 超载运输属于严重违章。而有些驾驶员为了多挣钱, 无视交通法规, 任意超长超宽, 超高, 超重, 不顾他人性命和自身的安全, 甚至超速违章行驶。由于速度快, 货物重, 一旦遇到急转弯, 容易造成翻车现象。另外车速过快, 会影响驾驶员对异常情况的思维判断时间, 极容易发生事故。

5 违章载人

在《农机监理规章》中明文规定, 拖拉机除驾驶员座位, 助手座位外, 不准坐人, 驾驶室的准座人不超过农机监理机关核定人数, 有个别驾驶员却有法不依, 有章不循, 超额坐人, 载人拉客, 造成拖拉机失去平衡, 稳定性差, 也影响驾驶员的注意力和操作水平, 造成事故发生。

6 坡路行驶, 抢过道口

拖拉机在坡路行驶时, 必须忌空档滑行, 忌高速下坡, 忌途中换档, 忌坡路停车。如果操作不当, 也容易发生事故。另外拖拉机在经过铁路道口时, 必须听从有关人员的指挥, 严禁抢行, 特别在无人看守道口, 必须停车观望, 确认两侧均无列车通过方可行动。如果掉以轻心, 违背一停, 二看, 三通过的原则, 就会造成严重的车毁人亡事故。

7 驾驶“病”车

农用拖拉机的运输车的工作条件极差, 又时常超载工作, 对车不极时进行维护和保养, 导致车况变坏, 功率下降, 耗油增加, 故障不断发生, 有的个别人嫌麻烦, 又怕浪费时间认为有点毛病不算什么, 只要能跑就行, 这就会给事故的发生造成隐患, 不得不防。

8 明火烤车

在冬天, 有些驾驶员为了图方便, 图省事, 图快, 用明火烤车, 烤油, 结果造成火灾。甚至机毁人亡。

日语的委婉表达及其形成原因 篇9

日本是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国家, 若是不能很好的理解他人的感情表达恐怕会引起误会。

例如, 当有人邀请你去喝酒时, 自己却不想去, 那时如果是断然拒绝, 就会伤害对方。就会被认为是不懂情理的人, 使得原本亲密的关系变得生疏。那时若使用“ごめんちょっと悪いが……”这样的语言, 就会给双方都留有余地。而在欧美以及中国, 都会直接说“イエス”或“ノー”, 拒绝的方式是直接的, 但这种直接的方式在日本人看来是很冷酷的。那么, 我们稍稍下点功夫的话也就可以避免了。

日本的传统文化是“察し (体谅, 理解) ”文化, 也就是不太使用话语来表达感情。以他人的内心感受为自己活动的基准, 这是与生俱来的。将他人的内心放在第一位, 即使自己有主张也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使用委婉柔和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种意识下, 日本人不会露骨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及行动, 而是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

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 日本人即使是肯定的也会常常采用不确定的表达。日本人即使在确定自己的意见时, 也尽量避免类似“私はこう考える”、“私の意見はこうだ”这样的直接表达, 而是多采用“こうな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こう考えたいのですがいかがでしょう”这样的婉转的表达方式,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尊重。给对方留有考虑、判断余地。这绝不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二、形成原因

(一) 日本人的生存环境。

1. 岛国的影响。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侧, 南北跨越3000km, 呈弧状的岛国。岛国日本语外界接触少, 视野狭隘, 闭塞。这种岛国性质曾受到批判。在狭小的国土中, 生活着大量的人群, 人们混杂在一起, 稍有动作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一旦破坏了人群关系就会被视为外人, 就没有了生存的可能。在这一人群中生活, 客观的表述事实、信息, 会涉及到对方的利益, 所以大家都避免直接表达。

从日本的民族构成来看, 少数民族的人数是极其少数的,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作为单一民族, 其心理有着高度的统一性。

日本人相互了解, 即使不多说也能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方要表达的事项以及心理变化自己也早有所体会。所以, 日本人在交流时就养成了“以心伝心 (以心传心) ”的习惯。 (“以心传心”是佛教用语, 师傅将真理传达给弟子的意思) 此习惯对日本人的语言表达有着重要影响。使用委婉的表达实现了日本人的“以心传心”的效果。

2. 集团主义的影响。

集团主义的成立与日本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早在弥生时代稻作文化就对其产生了影响。稻作文化对于日本人集团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共同管理设施以及共同作业的多个地域社会中, 倘若是以个人为中心进行活动, 就会给整体带来麻烦。如此一来, 就有必要在与别人的相处上下功夫。也就是说, 委婉表达是很重要的。

(二) 日本人的社会文化。

1. 佛教、儒教的影响。

在日本主要的宗教是神道、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对日本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佛教与儒教。佛教是在6世纪经由中国、朝鲜传到日本来的。7世纪初, 当时执政的圣德太子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努力。12世纪左右佛教是贵族的宗教。但是到了13世纪就在民间盛行开来。同时, 在武士中“禅”的思想得以普及。这成为了至今一直延续的日本人宗教的中心。

2. 日本人的美意识。

追求美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对于要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美姿而注重自己姿态的日本人来说, 其意义更加深刻。日本人对美的追求使得他们尽可能的发挥着各种美的理念。在与他人交流时, 这种理念又渗透到语言中来。这便是委婉, 婉转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给别人留有理解的余地。

三、总结

如上所述, 注重人际关系的日本人在使用语言表达感情时, 必须遵从一定的语言规则, 即委婉表达。也就是尽量不要露骨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情绪。这有其一定的原因, 总结来说就是日本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此外在思想方面, 佛教、儒教以及日本人的美意识对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这便是日语委婉表达形成的原因。

摘要：日本人善于描绘细微的感情, 重视观察他人的感情。这是日本人独特的思考方式。这种特点这种特点融入了日语的感情表现之中, 那就是尽量避免露骨地如实表达感情, 而是委婉表现。这种表现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与日本人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不可能与日本社会文化相脱离。从生存环境来看, 日本的岛国地理环境与外界接触少, 同时, 日本民族是一个稻种文化民族, 长期以来养成了共同经营的习惯, 这一特点在日本社会当中也有相当的体现。另外, 由于日本稻种文化大的影响而产生的集团主义的影响也很重要。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 佛教和儒教思想的影响颇多, 具体反映在感情表达上, 就是不伤害他人的感情为前提, 尽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同时, 日本人长期以来积累的美意识, 本质上没有改变, 那就是日本人认为美的东西是朦胧的, 是有余味的。

浅谈德奥同盟形成的原因 篇10

关键词：德奥同盟,俾斯麦,德国

普法战争结束后, 德国宰相俾斯麦为孤立和打击法国, 力图联合奥匈帝国, 拉拢沙皇俄国, 阻止法俄接近。1878年柏林会议上, 俾斯麦偏袒奥匈帝国和英国, 使沙俄失去了战胜土耳其所获得的权益。这使得俄德关系变坏。俾斯麦认为法俄有相互接近的迹象, 于是选择与奥匈帝国结盟。这也是为了拉拢盟友, 与其他大国相抗衡, 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于是俾斯麦开始积极筹划德奥同盟条约。德奥同盟成为了欧洲列强分裂为两大对立军事同盟体系的开端, 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基本因素之一。

一、德奥同盟形成的背景

在19世纪初, 拿破仑企图称霸欧洲的计划被反法联盟打败。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 各大国也重新协商, 建立了新的欧洲大陆均势, 使整个欧洲的国际关系持续平稳。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打破了这种欧洲均势格局, 使得欧洲各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自身利益, 德国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欧洲均势的新格局, 德国首相俾斯麦是践行均势理论最为杰出的领导者, 1879年的德奥同盟就是俾斯麦一手促成的。

德国借助了俄国的支持而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由于统一后法国一直想找德国报仇, 就使德国更需要俄国的力量, 与俄国结盟, 但要是只与俄国结盟, 德国又担心会卷入日后俄国与英国的矛盾之中, 俾斯麦为了维护德国的自身利益, 保持欧洲大陆均势局面, 决定既联合俄国又联合奥匈帝国, 孤立法国。1872年俄、德、奥三皇同盟的成立正式体现了俾斯麦这一战略构想, 既孤立了法国, 又克服了俄国与奥匈帝国的对立, 使德国免于在两国之间做出选择。但三皇同盟的基础并不牢固, 在1875年德法战争中, 俄国与英国联手向德国施压, 因为他们怕德国进一步削弱法国实力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这使德国恐惧, 如果俄国与法国联盟, 德国即将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1875年到1878年的近东危机中, 由于俄国的需求过多导致俄奥两国的矛盾尖锐, 当两国即将要发动战争之时, 俄奥两国分别向德国求助, 但当时俾斯麦的回答却是:“假如由于出现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联盟, 俄国军队出师不利, 俄国实力地位大大受到削弱并继续不断地削弱, 这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然而如果奥地利君主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存在或其独立受到很大威胁, 以至于我们在维护欧洲均势时所必须指望的因素之一眼看今后即将消失, 这样也同样会深深地触动德国的利益。”[1]德国为了控制奥匈帝国和俄国关系的发展而在两国之间持中立的立场, 以避免俄奥矛盾的恶化危及三国的联盟关系。俄土战争后, 《圣斯特法诺和约》破坏了俄奥之前签订的《布达佩斯协定》, 也损害了英国的近东利益。在英国与奥匈国的联合压力之下, 俄国被迫将此条约交由柏林会议讨论。三皇同盟中俄奥关系破裂, 三皇同盟就瓦解了。

二、德奥同盟形成的原因

在柏林会议后, 欧洲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 德俄关系迅速恶化了。恶化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俄德两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分歧很难调和。在德国统一之前, 俄国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充当仲裁角色。普鲁士为了统一, 在外交上不得不依赖俄国。但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 俄国还是想要在德奥、德法之间充当这种角色, 德国自然不会同意, 俾斯麦希望俄国能够明白德国今非昔比, 并试图在俄奥、俄英之间充当仲裁者, 这是俄国不能容忍的, 这也是德俄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因为俄德两国都明白, 对方力量的增长就是我方优势的减少。在柏林会议上, 俾斯麦在改变俄方观点无望的情况之下, 试图贬低当时俄国的宰相哥尔查科夫, 意图影响俄国沙皇, 让比较亲德的舒瓦洛夫成为其后继者。但沙皇并没有同意, 反而对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的表现言行有所怀疑, 甚至声称柏林会议是“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盟”。[2]由此两国公开在报纸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相互攻击。

而俄德关系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德国与英法奥三国联系的加强, 在巴尔干划界的问题上, 英法奥一致反对俄国, 而德国代表一开始还支持俄国, 但当俾斯麦与哥尔查科夫关系恶化的时候就将态度转为支持英法奥了。由于在柏林会议上和柏林会议之后, 俄国又遭到了联合反对而被迫限于孤立, 德国若继续中立的话难免也被孤立, 若支持俄国的话就明显占到了少数派的一队, 俾斯麦认为“欧洲事务就像一盘棋, 所有的大国都遵循这样一条公式, 即在五大国的不稳定的平衡中努力成为三个大国中的一员。”根据这一点, 俾斯麦加强了与英国和奥匈帝国的联系。

俾斯麦在柏林会议后遭遇了一个难题:一是俄奥关系的破裂, 一是德俄关系的恶化。俄奥关系的破裂使两国都有向外寻找盟友的需要, 俾斯麦必须在俄奥之间作出选择。俾斯麦如果选择俄国, 则势必引起奥匈帝国的敌视, 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把德俄排除在外的克里米亚联盟的形成。这样德国的命运就会被俄国操纵, 但如果在俄奥间继续中立不作选择, 则奥匈帝国可能在俄国的压力面前与俄国达成妥协, 这样一来德国也许会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无论是克里米亚联盟还是奥匈帝国向俄国妥协或者是俄奥同盟都是俾斯麦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强与奥匈帝国的联系。在俾斯麦的认识里, 德法关系较为稳定, 而德俄关系确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俾斯麦曾说“对于我们而言, 同斯拉夫革命的那种无法估计的原始力是无法协调一致的, 不可想像皇帝能完全摆脱这些影响, 同样皇位继承人恐怕也摆脱不了这些影响。”[3]因此俄国在他眼中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而德国与较弱的奥匈帝国之间则有较持久的基础。德俄交恶是德奥同盟的第一个条件。

德奥同盟的第二个原因是俄奥关系的破裂。奥地利自从意大利和德国统一后, 其传统扩张道路被阻塞了, 唯一的方法是在巴尔干扩展势力, 这种扩张必定与在巴尔干有重大利益的沙皇俄国发生冲突。因此从普法战争后, 奥匈国便开始调整外交政策, 改善与德国的关系。近东危机中, 奥地利与俄国再次发生冲突, 1876年, 奥地利再次寻求与德国结盟, 俾斯麦为在奥俄间保持平衡以达操纵三国同盟的目的, 于是拒绝。俄土战争后, 圣斯特法诺和约违背了奥与俄有关巴尔干的协定, 致使奥俄关系再次紧张, 这种紧张关系到柏林会议上趋于破裂,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德俄关系由于前述原因趋于恶化。因此俄奥关系的破裂与德俄关系的恶化为德奥同盟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契合点。俾斯麦一改往常在俄奥间持中立的立场, 主动提出与奥地利结盟的建议。在俾斯麦的大力推动下, 德奥同盟于1879年10月7日签订。

三、德奥同盟的目的及作用

德奥同盟的缔结并不意味着俾斯麦选择反俄的外交政策。俾斯麦的目的仍在于维持欧洲的国际局势均衡。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便是联俄联奥孤立法国。而在俄奥两国中, 因为俄比奥强大, 因此俾斯麦的主要目标是要限制俄国。俄奥在巴尔干的矛盾成为俾斯麦控制俄奥关系的关键。当俄奥在近东危机之初竞相向德国求助时, 俾斯麦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便在两国之间持中立政策以控制俄奥关系的发展。当俄德关系在柏林会议后趋于恶化, 俄奥关系趋向破裂, 三皇同盟难以持续时, 德奥同盟便是一个有力的手段。德奥同盟的签订一来可以加强德国在俄国面前的地位, 可以迫使俄国回到三皇同盟的体系。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俾斯麦是正确的, 俄国听闻德奥结盟的消息, 马上就与德商讨恢复三皇同盟的外交关系。盟约的签订二来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如果俄国万一不肯回头, 则德奥同盟也将大大加强德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三来盟约还使德国可以更好地控制奥匈帝国的行动。因为在德奥同盟中, 德远比奥强大, 奥需要德提供安全保证, 在外交事务中便必然受到德国的制约。因此德奥同盟的签订使俾斯麦在一段时间内恢复了对俄奥关系的控制, 维持了大国间的均势, 实现了俾斯麦的战略构想。此后, 欧洲的其他各国纷纷走向结盟, 最后发展为两大对抗性的军事集团并导致了第一次大战的爆发。

参考文献

[1]王绳祖, 何春超, 吴世民.国际关系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6.

浅论大众审美文化的形成原因 篇11

关键词：大众审美文化；外在条件；内在依据

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290-01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是指一个地区、一个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审美文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以通俗文学、流行艺术等为主要艺术形式，另辅有大众文化消费方式，是在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审美经验的文化。它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

一、外在条件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转向确定以后，中国社会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众文化也随之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众审美文化借助市场经济，全面地加入到感性消费浪潮中，具有鲜明的商业化性质。大众审美文化以市场原则为主导，以能消费出去为目标。社会生产的商品化，为大众审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消费需求。美国着名学者詹姆逊曾明确指出：“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本身——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同步——像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而且完全与当今普遍的商品体系连成一体。”大众审美文化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它以市场原则为主导，是一种商品，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市场对大众审美文化的检验，表现为消费者愈多，大众化愈强。

（二）现代科技的运用

大众审美文化是当代科技作用于文化的产物。大众传媒手段的发展，实现着技术对文化载体的改造，在大众文化的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今这个科技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它借助于现代科技的神奇力量，技术含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电视，影院，广播，报纸等构成了大众审美文化的存在。这些都使得大众审美文化具有生活性、消费性和普遍性。由于现代科技的运用，艺术生产的科技含量也随之急剧增长。特别是现代社会电脑技术的运用，加速推动了大众审美文化的生产消费过程的社会化。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高科技的发展，人类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文明成果的日新月异，使得专属于人类的文化不断泛化。

（三）中西文化的交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化扩展，特别是在入世以后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西文化不断交融。中西文化在不同层面上是相反的，并且优势互补。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思潮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书籍等媒介蜂拥而至，为绵延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二、内部依据

大众审美文化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和大众参与性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迅速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通俗性

大众审美文化讲究通俗性、普及性。大众审美文化最显着的特点之一就是通俗化，即追求易被社会大众接受的内容与形式，将艺术审美与大众生活互相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新人新世界，反映社会大众自身的生活。大众审美文化内容贴近大众日常生活，形式浅白易懂、生动有趣，具有可读性、可看性、可听性，因而能够迅速成为普通人的精神快餐。它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所以，大众审美文化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比如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以其通俗性把“学术”带到寻常百姓家，对观众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二）娱乐性

大众媒介上提供的通俗文化、影视艺术和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使得娱乐化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大众文化是生活型的，娱乐是它的主要特征。大众审美文化因为自身具有的娱乐性、休闲性和刺激性等特征，因而可以缓解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消遣娱乐需求，在精神上弥补人的感性消费的不足，具有强烈的感官娱乐性。大众审美文化面向世俗生活，市民文化是它的本质。因此，让大众活的愉悦感，满足大众的需要，是大众文化的一大重要追求。大众审美文化多以日常生活行为和感觉、感触为主要内容，通过变幻各种形式来引导人们注重消遣娱乐，所以它尤其追求诉诸感官的娱乐效果，并且通过这种感性刺激使人活得更轻松和随意。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形式的选秀、综艺、问答等娱乐栏目充斥电视荧屏，将人们抛入铺天盖地的狂欢之中。

（三）大众参与性大

众审美文化借助商业行为和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大量复制，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面向社会，是一种大众文化，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它通过使用各种媒介使得这种文化能过更快、更好的在大众中传递。娱乐电影、家庭肥皂剧、现代广告、畅销读物、KTV、流行歌曲等，这些大众文化形式对于人们来说早已非常熟悉。大众审美文化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报刊、电影、广播、电视、唱片、磁带、录音机、录像机……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渗透并改变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总之，大众审美文化的形成是必然的。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文化必定会更加蓬勃兴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何蕾.电视与大众审美文化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0.

[2]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清华大学学报.2001.

[3]张法.大众审美文化的界定[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3.

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及化解 篇12

一、乡村债务内涵界定

(一) 乡村债务的内涵。

乡村债务, 一般是指乡村中一方当事人负有在将来某个时间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现金 (包括存款) 或商品、劳务的义务。就本质而言, 乡村债务是一种经济行为, 其关系具有相对性、强制性和有偿性特征。关于乡村债务的外延, 有专家认为, 乡村债务的涵盖面不能过于狭窄, 而应包括乡村范围内 (即介于城市之间由多层次的集镇、村庄及其所管辖的区域组合而成的空间系统内) 所发生的一切债务, 使乡村范围内的乡镇政府、乡村经济组织 (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联合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各种经济类型的乡、村两级经济组织, 家庭经济也包括在内) 之间以及与国家、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单位在发生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债务的总和。

(二) 乡村债务的特征。

一是债权人结构复杂。乡村基层组织债权人几乎涉及社会各个方面, 其中既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农民和个体工商户, 还包括各级政府、企业、事业单位, 同时又包括国外金融机构和各类外商;二是地理分布不平衡。中西部农产区乡镇财政收入有限, 负债面较大;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在新上项目、引进技术、公益事业建设等方面起点高, 相应负债金额较高。在负债额度上, 乡村债务在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 主要表现为东高西低、发达地区高于落后地区;三是债务用途范围广。乡村债务资金一般用于如下几个方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税费改革前弥补税费欠款、兴办乡镇企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维持乡村基层组织运转和其他用途等。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一) 财政体制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总的趋势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 使乡村基层组织承担着过多的事权, 但又缺乏与之相应的财力, 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造成巨额乡村债务最主要的原因。1994年分税制体制改革更多的是关注中央利益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虽然地方政府广开税源,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征收税费, 但一些地方财政收入还是下降, 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捉襟见肘的税费根本无法应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另外, 实行分税制, 中央本应把财权与事权结合起来, 主动承担农村社会发展的公共事业与公益事业建设, 但事实上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费外, 还需要缴纳各种兴办公益事业的集资。如, 很多乡镇为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与检查就承担许多负债。

(二) 政府职能“越位”形成历史欠账。

在经济转型时期, 我国的乡村政府大多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 一些县乡政府不顾实际兴办企业或者为企业担保贷款, 由于企业普遍陷入困境甚至亏损倒闭, 债务最终落到政府身上, 乡村政府为私人投资提供担保, 这些企业如果破产了, 乡镇政府的“或有负债”也就演变成了真实的负债。前些年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前, 很多乡镇不切实际地大搞政绩工程、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 (包括乡村学校、道路、植树造林、医疗卫生建设等) , 在向上级争取资金比较困难、向农民只能筹资到少部分钱的情况下, 大部分资金缺口只有通过借款来解决, 从而背负了很大的债务包袱。

(三) 社会事业项目资金配套形成债务。

在上级政府投资排不上位置, 而事关农村居民生活稳定、安全、丰富的非生产性设施建设投资所需资金起点相对又高, 乡村政府自有财政性资金和经济组织收入远不可能满足支出需求, 乡村政府就只能举债。近几年来实施的“村村通公路”、“村村通自来水”以及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等, 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都需要县乡给予一定规模的资金配套, 虽然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增加了乡村政府的债务负担。另外, 长期以来有限的财政投入远不能满足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 实际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基本靠乡村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来支撑, 乡村政府只能想方设法举债。

(四) 乡村财务运作的随意性与财务管理监督失控。

旧的乡村财务监督体系已出现漏洞, 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约束机制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 导致乡村财务监督与管理的缺失。财务不公开、账务混乱等现象在乡村普遍存在, 吃喝招待费、超标准租车、公款旅游屡禁不止, 开支随意性很大。由于管理与监督的缺位, 导致乡村不合理的支出不断增加, 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乡村债务化解对策

(一) 对既有债务区别情况, 分类决策。

一方面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化解办法:对郊区的乡村债务不作为工作重点, 但要加强监测:对较远地区的乡村债务要作为工作重点, 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防范和化解;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来源 (私人借款、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财政周转金借款等) 和不同用途 (兴办乡镇企业、应付教育达标升级等) 的债务, 采取不同的化解办法。在继续挖掘以上传统偿债方式潜力的同时, 要通过整合、重组农村短缺资源,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积极拓展新的偿债途径。

(二)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减轻基层负

担, 改革和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切实保障乡镇机构运转和人员工资发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安排的涉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开发项目, 要足额安排资金, 不得留有缺口, 原则上不得要求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安排项目配套资金。不得开展要求乡村和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和检查评比验收活动, 不得对乡镇下达不切实际的财政收入指令性计划, 不得对乡镇下达招商引资的指标, 不得以调整农业结构等为名强令村级组织完成种养计划和技术推广任务, 不得向村级组织摊派报刊、书籍征订任务。

(三) 转变乡村政府职能。

乡村政府机构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公共事务管理者;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实体。值得关注的是, 乡村政府举债没有外在强劲约束时, 规模自然难免失控。我国是一个政府层级多、人口多、税收规模相对偏小的国家。因此, 作为最低级次政府的乡村政府, 独立运用本地收入来履行事权根本不可能, 为此, 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乡村政府事权划分, 应将乡村集体资产管理职能从乡村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改革后, 乡镇的主要职能应定位在维护当地社会治安, 搞好乡村道路、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民主政治等方面。村级应减少村组干部数量, 从严控制村组干部补贴标准。对乡村政府债务应实行严格的税改政策和工作纪律, 除体制原因外, 应坚决制止以任何名义出现新债务, 对产生新债务的应追究政府领导的相应责任。中央财政应设立乡村债务准备金, 用于清偿国家应当承担的部分乡村债务;省、市两级政府也应按照中央政府的模式建立乡村偿债准备金, 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四) 尝试发行乡村公债, 以部分解决乡村债务问题。

从我国乡村债务的用途来看, 主要是用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投资, 如教育、基础设施及农田水利建设等, 这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 地方政府不允许出现赤字, 亦不允许发行债券。对于地方政府能否发行债券,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进行了见仁见智的探讨。有专家认为, 可以尝试发行乡村公债。因为发行乡村公债可以起到以下作用:一是通过发新债偿还到期债务, 有助于缓解目前比较严重的乡村债务问题;二是能令乡村债务从隐性走向公开, 便于对其进行管理和监控, 比如严格规定公债的用途等。当然, 目前这种方式的可操作性还不是太强, 还需要在乡村公债的发行主体资格、债券期限、发行利率、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可流通性、债务资金的投入方向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五) 加快户籍制度等配套体制改革。

加强农村的制度建设是化解农村债务的前提。首先, 农村土地制度的现有缺陷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债务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最根本原因;其次, 现行财税体制是当前乡村债务居高不下的直接制度因素;最后, 现行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着乡村经济的“杀手”和化解乡村债务的“拦路虎”。

为了防止新的不良债务增加, 应在乡村治理模式上实行革新:一是改革干部任免制度, 上级政府不再给乡镇政府安排强制性任务, 否则必须安排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二是建立综合性干部考核制度, 健全和遵守干部监督机制;三是真正实行村民自治, 由村民民主决定村级事务, 包括是否举债、财务管理、村企关系等;四是科学决策, 防止盲目举债;五是严厉打击民间非法高利贷活动, 促进民间金融市场的规范化民展;六是加强制度建设, 从源头根除乡镇要求村级组织借债完成任务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牛竹梅.中国乡村债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李苏, 呼玉超.乡村债务问题研究综述[J].科技广场,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