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生态学（共4篇）
深层生态学 篇1
深层生态学是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流派之一。它以现代生态科学和当代环境伦理意识觉醒为基础,融合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追求“生态的平等”与“自我实现”,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人类未来的价值方向,以协调人与自然、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的关系作为道德目标,并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的方法作为方法论要求,用惨痛的现实揭示人类为强大的工业文明付出的沉重的生态代价,明证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人与自然矛盾、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旨在唤醒人们的生态觉悟和良知。面对这一方兴未艾的哲学思潮,本文试图从方法论视角,深入探讨其本身所蕴涵的具体方法,揭示其对于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深层生态学的方法论缘起
“深层生态学”又称“生态智慧”。著名深层生态学家阿伦·奈斯认为,深层生态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代表新的“思想范式”的科学,实质上要突破浅层生态学的认识局限,超越一般对环境问题的有限的、零星的、浅层的探讨,对人类面临的环境事务提出深层的追问并寻求合理的答案。从根本上说,“深层生态学运动力图探明那些支撑着我们的经济行为的以价值观、哲学与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基本假设。”[1]其宗旨在于勾勒出一个综合的有益于克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进而促进人类健康生存和科学发展的哲学世界观、伦理价值观和生态方法论。
就世界观而言,深层生态学反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或二元对立的机械世界观。认为,这种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目的的认知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虽然基本改变了古代人类主要以寻求某种自然秩序以及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素朴方式,但也导致了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生。因此,人类有必要建构一种新的范式,这种“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它也可以被称为一种生态世界观,这里的‘生态’一词是深层生态学意义上的。自奈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区分了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以后,这一术语便在环境思想领域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2]19。这里,不难看出,告别旧的机械论范式,实现向生态学范式的转变,乃为深层生态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范式既指一种世界观,又指这种世界观所蕴涵的用以指导我们生活的伦理观”。[3]在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方面,深层生态学认为,旧哲学范式下的伦理准则已无法有效处置眼前出现的许多问题、困境和危机,无力有效控制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各种威胁人类生存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不良行为。而究其实质,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受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束缚,更在于没有形成科学认识一切生命价值的生态方法论。
为此,深层生态学十分注重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态度和手段,尤其是生态价值观的深度思考和深刻变革,主要从社会发展的生态实践层面,提出了较为独特的生态理念和方式:树立全新的生态化的环境伦理价值理念;建立符合现代生态学基本原理的人与自然崭新价值关系;实现传统科学技术观的生态化转向;摒弃传统消费主义的生活观,促进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态化变革;秉持社会文化建设多样性的生态化理念,使社会的发展摆脱工业化的纠缠,走向人类文明的新范式——生态文明等。
显而易见,深层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革命性绝不仅仅表现为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挑战,其所追求的方法论范式的革新才是其最重要的理论主旨。正如任何具有影响的哲学最为珍贵的价值都表现为一定的方法论功能一样,深层生态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为人们科学认识人类自身的存在及其与世界、自然的关系等提供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
二 深层生态学的基本方法
(一)“深层追问”方法
追问是哲学思维的特性,是人类把握现实世界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在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奈斯看来,人们应当形成“对每一项经济与政治决策公开进行质询的自发性以及对这种质询之重要性的一种重视”[4]197,以揭示那些支持着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假设。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者向人们“讲述着他们个人生命中的故事,讲述着现代生活的特征以及有关世界的故事,这与那些无限制经济增长的倡导者们所热衷的事情大相径庭。与那些在一种持续增长的经济中,为了独一无二的人类利益而控制自然,热衷于最大限度的物质享受或物质财富寻求的人相比,他们分享有不同的叙事以及宏大叙事”。[5]就其实质而言,作为一种深广的社会运动,深层生态学的主旨是要对生态危机的形成进行“深层”的追问和反思。
所谓深层追问的方法,是指哲学思维对“思想”的批判性、否定式的思考方式,或者说,是把“思想”作为“问题”进行追究和审讯的思考方式。总体上讲,深层生态学的“深层追问”表现为以反思精神为基础,体现着一种综合认识能力,具体对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批判和论证进行深入的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说明和自我规范。其坚持的基本原则突出表现为怀疑、批判、创新和平等交流等精神。
1.怀疑精神。
怀疑是对事物认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给予再关注和重新审视思考。通过怀疑思考的过程,对正确的认识经过深化获得重新的肯定和否定之否定后的认同,对不合理的认识则因怀疑,并通过批判反思而达到理性的重新认知。深层生态学者喜欢使用“深层的”、“追问”这样的词,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类词才能恰当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态度。“形容词‘深层的’强调了我们问‘为什么……’、‘怎么才能……’这类别人不过问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何把经济增长和高消费看得如此重要?通常的回答是指出没有经济增长会产生的经济结果。但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要提出质疑,在提出质疑的时候,我们也就对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6]25。深层生态学讨论一切问题都是以这种深层追问的方式为出发点,在讨论质疑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意见的对立和冲突,从中不断揭示矛盾、化解矛盾,最后获得问题的本质。可以说,这种“深层追问”正是深层生态学的重要理论标志。
2.批判精神。
在哲学追问的过程中,所有的思想都是批判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层追问方法的最本质的特性即是对“思想”自身的批判。深层生态学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关键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问题表现的症状上而不是造成的原因上,若以技术乐观主义和追求经济效益的方案来解决环境危机所涉及的伦理、社会、政治等问题,则只能治标而难以治本,甚至会造成新的问题和危机。于是,深层生态学坚决反对工业社会流行的人类骄傲自大的观念,也否认技术的无所不能。正如印度前总理甘地曾经说道:“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而今我们也可以说,“技术应该被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不应该被用来满足人类的贪婪;技术应该被用来促进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应该被用来奴役人、压迫人、迫害人,使人变成奴隶人、单面人、畸形人”。[7]深层生态学的追问以批判作为武器,对人类的技术应用和现代性理念进行了深刻的省察,力图实现更为合理的生态图景和目的性要求,为人类实践活动提供科学观念的指导。
3.创新精神。
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追问的最终目的是要力图找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法。深层追问可以说是一种“本质性”追问,把握住了本质亦即把握住了问题的深度。深层生态学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深层追问,就是对支撑起工业文明之现代性及其价值观进行全方位的质疑、否定和解构。深层生态学所进行的工作就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和文化批判,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深刻地指出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危机,在于人类旧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社会思想文化机制[8]。因此,只有对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根本的改造,使人和社会融为一个整体,才是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根本路径。
4.平等交流精神。
深层生态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环境意识形态和环境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并产生巨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把思想的深刻性和通俗性统一起来。深层追问的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科学讨论。追问作为一种科学研讨的方式,实质上是思想的互补和互动,是通过交换达到思想的完整和提升。深层生态学倡导多样性原则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对来自各个方面理论批判和攻击表现出平等对话和交流的精神;以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积极主动地吸收人类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思想精华;通过与其他学派以及本学派内部不同观点的交流对话,不仅使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而且对其理论被人理解和接受也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深层追问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知的过程,它所尊重和维护的只是真理的正确性和论证的有效性,它所唾弃的也只是妄自菲薄的盲从和迷信权威。这种平等对话和交流的精神对冷静地分析各种建设性的批评,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深层生态学自身的理论结构,调整其行动策略,使其更具有合理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直觉”方法
直觉作为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是通过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客观关系。在当代,随着生理学、心理学和思维科学的不断发展,传统西方主流逻辑思维方法所固有的诸如偏重分析、主张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模式、预设公理不可明证等等困惑日渐明显,于是,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本质、从对立统一中寻求联系、从辩证否定中寻求发展的直觉思维方法,便被当代一些西方哲学家重视起来,如柏格森的“生命的冲动”、胡塞尔的“还原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尼采的“艺术意志”等等。
从本质上讲,直觉是一种非理性的认识形式、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是对事物及其联系的直接洞察和领悟。这种认识方法注重事物的整体性,整个认识过程带有模糊性特征,且受到某种因素启发,在瞬间完成整个思维过程得到认识结果。同时,直觉思维更突出地表现为主体综合地运用经验、理论知识而形成的整体认知和把握事物的能力。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应尽可能全面地同情和关怀地球的命运,这并不是因为地球的命运影响着人类,而是因为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自身的命运”[9]261。不仅如此,深层生态学所强调的“深层生态智慧”也是要寻找一种更为客观的意识,寻找通过一种积极的、深层的拷问对生活过程和方式的沉思而获得的认知。这种关怀和认知就突出体现为一种“直觉”方法。这一方法是从“什么东西存在”、“我们怎样感知我们周围的事物”等这些人类思维预设的“绝对的”直接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开始的,没有什么是比这个开始更直接、更自然的了。这个开端具有“绝对的”、“形而上的”特征,意指无需也不可能再问它是怎么直接开始的。
深层生态学通过“直觉”方法,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有机统一的关系,而科学活动是人在自然的内部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对话,而不是在自然之外对自然的描述。所以,不允许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固执地坚持主观与客观对立、事实与价值分离、真理与美德割裂的机械方法。“奈斯及深层生态学的核心直觉(central intuition)是存在领域没有严格的本体论的划分。换句话说,世界并不是分割成各自孤立存在的主体和客体,事实上人类和非人类领域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而是所有的存在物都由它们的各种关系所构成。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我们的界限,我们就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深层生态意识”[9]253。这种格式塔的直觉巩固了奈斯所提出的自我实现和内在价值平等观。在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它的任何原则都不避讳这种直接性,生物圈中的一切都具有内在价值或固有价值,心灵的深层满足应该得到保持和提高,这些都是可以被直觉到的东西,无需靠逻辑来证明。因此,深层生态学要求在生态实践中,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中把握对象,科学、内在地把握自然的价值和人类的价值,采取道德的态度和伦理学方法来运用科学和发展科学,积极探求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当然,应该清楚地看到,深层生态学者所持的许多观点大大地超出了被视为实证科学的生态学的范围,“深层生态学运动的规范和趋势并不是通过逻辑和归纳衍生于生态学。生态学知识和生态学野外工作者的生活方式启发、产生并支持了深层生态学运动的各种观点”[9]256。在奈斯等深层生态学者看来,严密的逻辑推演,最终的依据仍然是直觉。奈斯提到:“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试图证明一切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因为你始终不得不有一个起点。你不能证明科学的方法论,你不能证明逻辑,所有的逻辑预设了基本前提,而这个前提作为逻辑的起点又是不能被逻辑证明的”[2]33。这或许是奈斯及其他深层生态学者重视“直觉”的重要依据所在。同时,深层生态学的直觉并非拒斥对伦理对象的逻辑分析,抽象的逻辑分析在道德认识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它们在科学认识和道德认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侧重有所不同罢了。
(三)系统整体方法
系统整体方法是以整体为出发点,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去认识局部事物,并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反对脱离整体孤立地去考察认识对象,而是要求综合地考察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把事物全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理论思维中再现出来,以达到对整体性质和功能的把握。它考察的是整体而不是部分,是关系而不是实体。
深层生态学作为一种新实在观,虽然关注每一种具体生命体的存在及其价值,但这种“新实在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态观,它远远超出了对生态保护的直接关心”,并进一步强调“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转变。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10]309。深层生态学建立在自组织理论、生态学原理以及系统科学等基础上,它将自然万物看做系统性存在,视系统为存在的基元。坚持以系统整体论阐释客观世界的现实存在,把世界看做一个有机体与无机体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网络”,把自然界视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系统整体性,是动态的非线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在一个动态平衡达到自我限制,主张人类应该过一种能减轻自然压力的简单的生活方式。
从价值论的视角出发,深层生态学不像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者那样将问题的重心确定在单方面——人的方面。深层生态学不仅仅把人类视为具有内在的价值, 而且也把自然视为具有内在价值。奈斯明确指出:“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越多,就越难以接受那种认为宇宙(甚至那些不适宜人居住的空地)是为人类而存在的观点。与其说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不如说它是自然共同体的一个成员”[11]。深层生态学认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要超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必须以整个生态系统及其存在物的利益为目标,应当从生物圈、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人的角度来关注环境问题。人作为有机体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居住”在自然之上,也不“居住”在自然之外,而就“居住”在自然之中。人类的生存与整个生态系统息息相关,其中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质量。
深层生态学在方法论上强调有机系统的整体性联系,它不仅要求把认识的对象当成复杂性的整体、相互作用关系网络的整体来研究,也要求把认识的对象和它存在的环境都看做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不能独立地把对象从环境中作为实体分割后抽离出来。这种整体性的方法并不是简单的综合,而是提倡一种真正包含并超越了严密分析,从而达到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现代整体论的生态方法。
三 深层生态学的方法论意义
(一)深层生态学为形成新的生态世界观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深层生态学作为当代西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蕴涵着一种新生态范式的世界观。“从机械论范式转向生态学范式并不是将来某个时刻发生的事情,这一范式转变目前正发生在我们的科学中,发生在个人和集体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组织模式中”[10]306。生态世界观,就是一种以整体思维为出发点,以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世界观,它是在批判、反思和克服近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世界观。深层生态学拒斥近代哲学主流中的机械论世界观,坚持科学质疑批判和平等对话的直觉方法和深层追问方法,反对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传统形而上学观点,主张一种“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12]。在深层生态学看来,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整个宇宙是由一个基本的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构成的“无缝之网”,人与其他生物或自然都是“生物网圈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13]。即人的“自我实现”。其过程则是从本我到社会自我,再到生态自我,逐渐扩展自我认同对象的范围,从而超越人类自身而达到向自然存在物的认同,最终将所有自然存在物的利益纳入自我意识之中。
人与自然存在物在自我中融为一体,自然存在物从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意味着所有生命潜能的实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可以在生物学意义上发生,也可以在人类学层面上实现。深层生态学主张从哲学世界观高度把握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融合,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融合。深层生态学的这一人性论观念无疑为“科学的生态伦理何以存在”找到了一种新的伦理认知范式。深层生态学探寻用系统整体论的观念和方法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建构的环境伦理观倡导整体主义的生态思维方法。这是深层生态学超越传统世界观的表现,也是深层生态学深层追问所企求的根本目标。
(二)深层生态学所建构的方法论范式彰显了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向度
随着现代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凸现,需要对在西方社会文化土壤中萌芽并生长起来的现代环境伦理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省察和探究。应当深层次地分析和透视西方科学文化传统的模式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发展机制。纵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条件变化,现代西方伦理文化变奏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人们不再关注“形而上”的价值判断,不再服从某种抽象普遍的法则,试图超越道德绝对主义的价值传统,伦理思考转而“着力解决已经转化为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存问题,诸如人的生活基础和生存条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种种冲击等”[14]10,开始超越现代性的根本困境、确立有机整体的生态自然观,消解各种“中心论”以及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解等。而这些基本主张和主要特征,都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色彩。
无疑,深层生态学作为当代环境运动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和主导力量,其出现正体现了现代生态价值观的上述纵深发展特征,反映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同时也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生态世界观的重要前提。
事实上,深层生态学从其产生伊始就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态实在论和生态方法论。正如雷毅先生所说:“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正式深层生态学致力于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要建构的恰恰也是深层生态学致力于倡导的,两者不谋而合”[6]128。而且这种不谋而合并非巧合。后现代主义所建构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基于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对理性主义和主体性的反思,以及试图阐发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化价值观等,都为深层生态学的提出和后现代演进提供了强有力辩护工具和表达方式。不仅如此,深层生态学与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的重叠共识还表现在二者的终极目标上:消解现代性危机,使得人类个体的物质与精神互相促进、科学与人文同等尊重,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文明的“生态”转向。这一当时代的生态文明,是人类“诗意的栖息方式”。“诗意地栖息是精神的产物;它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15]。通过这一栖居方式,人类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将得以彻底解决。
虽然人们对后现代观念和方法的认识还多有分歧,但深层生态学能够以后现代哲学视野解读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后现代批评精神抨击现代性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以后现代话语方式表达对人类与自然万物的普遍伦理关怀,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和伦理方法。
(三)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为实现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全球化问题。随着人类对现代性这一危机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对解决问题的行为的深入开展,人们日益认识到确立科学认知理念、探寻科学发展模式和采取具体有效途径的重要性。
目前,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并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和付诸实施,反映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对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的迫切愿望,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从对立和冲突走向了一致。这是人类在共同面临的危机面前,采取的舒缓危机的比较一致的有效对策。其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其原因不仅仅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而是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一个西方人在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之后获得的概念”[14]210。
深层生态学通过对环境危机的哲学反思,认为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机制的“反生态化”,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与价值问题,而非技术和经济问题。其所建构的环境伦理方法作为人类理性认识的一种新形式、新方法和新程序,一旦形成就会“以其关于世界的认知模式、认识方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阐释,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16]。随着这一理论形态的不断普及和完善,必将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价值、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可行性的、建设性的分析和预测,为社会的科学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 结束语
总而言之,深层生态学是人类面对严重污染了的地球母亲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思维精华的结晶,它是一种危机哲学、反省哲学、自我批判哲学和醒悟哲学。深层生态学通过对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追问,关注的不是生态危机的表面症候,而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的哲学基础、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预设。它认为,在现有的体制内,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是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的,只有彻底改变现代文明所依赖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错误价值观和传统思维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毫无疑问,哲学的重要功能不仅表现为营造精神家园,也在于反思精神家园;不仅表现为运用方法,更在于反思方法。深层生态学所建构的生态哲学方法是人类思维方式面对“全球化实践”和“现代性危机”作出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深层生态学所彰显的关于如何处理当代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的哲学思维方法,不仅是深层生态学的独特的理论蕴涵,更具有生态哲学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深层生态学 篇2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起因，毫无疑问是源于我们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生存环境恶化，诸如沙尘暴、水污染、核废物倾泻、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酸雨、物种灭绝、水土流失、石油泄漏、食物中毒、铅等重金属中毒致残、森林大火……对于其出现时间，有起于90年代[1]、70年代[2，3] 之说，历史虽然不算久远，但观点却在迅速地更新。 在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彻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那里，生态批评还被模糊地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4] （P xviii）。布兰奇等人（Michael P. Branch et al）认为这还不够，说：
生态批评并不是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现象的一种方法；它包含的是走向生物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伦理学的延伸，是人类对包括非人生命体和物理环境的全球社区（global community）意识的拓宽。
考基诺斯（Christopher Cokinos ）则进一步将格劳特费尔蒂的二元生态批评研究公式分解为“个体自身、社会、自然界与文本间的可能联系”。[6] 但在这样的框架下还是有着太大的阐释空间。也正是由于定义的模糊、概念的笼统，一时间生态批评的绿色标签迅速地在文学批评的学术作品中蔓延开来，倒是应了考基诺斯的话（也见于王诺文中[7]）， 生态批评成了“有助于学者出版著作和获得职位的‘主义―机器’（ism-machine）或‘学术工厂的发电机’（generator in the academic factory）。”[6] 从事生态批评研究固然离不开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但为了发表文章而匆忙地贴上绿色的标签，不仅仅是不严肃的事情，而且会反过来损害这股健康的绿色生态批评潮流。所以生态批评如何从浅层走向深层、而不光是用一副绿色的眼镜到文本中去寻找自然的踪影，是当前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格劳特费尔蒂综述了生态批评从浅层生态走向深层生态的趋势。[8] 面对这迅猛的发展潮流，本文主要从分析奈斯的深层生态哲学入手，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奈斯提出的格式塔生态哲学进行综述，分析深层生态批评发展趋势。
一、奈斯的格式塔生态观
生态批评，从出现之初就表现出强大的跨学科亲和力，似乎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凭着他对生态的理解和感悟加入到生态批评的队伍里来。希特（Hitt）就列举了文学批评、女权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相结合的例子。[9] 但笔者认为，生态批评不应仅仅停留在希特所谓的“伦理立场（ethical stance）”[9] 上，而应该是借以考察人类自身价值体系的平台。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把格式塔理论与深层生态哲学相结合，是对生态批评深化和发展的一个范例。
格式塔是“Gestalt”的中文译音，德文中为“模式、形状、形式”。 格式塔理论是德国科学家沃泰莫（Wertheimer）、科勒（Kohler）和考夫卡（Koffka ）于19前后在心理学领域里提出来的。他们发现，就人的感知而言，存在一些整体（完型），其特性并不存在于它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特性会反过来对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格式塔的主要研究在于发现并了解这些整体。考夫卡解释说：“运用格式塔范畴也意味着去找出自然界的哪些部分属于机能整体的部分，并发现它们在这些整体中的地位，它们相对独立的程度，以及较大的整体结合成次级整体的情况。”[10]（P26） 奈斯在其论文《生态哲学与格式塔本体论》（“Ecosophy and Gestalt Ontology”）中首先推出格式塔公式“事物都互相缠在一起”（Everything hangs together.）[11]（P240），他并不是想在一般意义上借此公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而是要着重强调“由于我们人类的知识极为有限，世界的复杂性会将我们置身于困境，有时甚至会带来死亡”[12]（P240），这种观点也呼应了著名的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亚马逊河流域一只蝴蝶的一次不经意的振翅都将有可能在几个月后的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绝无仅有的飓风。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破坏，是远胜于可能引发飓风的蝴蝶振翅。这就是深层生态学所持有的整体观：
自然不依赖人类的利益，它有自己的权力和价值，并坚持有联系的总体观点，反对“人在环境中的现象”（man-in-environ. image），赞同整体论的（holistic）和非人类中心（non-an-thropocentric）的途径。[12]
生态系统内事物之间的这种普遍联系一方面提醒我们人类在自己的施为中应保持小心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到对其他生命体的尊重。在这种理论的框架下，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思索和发展的平台，把自然与人类行为统一在一个完整区域里，抛弃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对此，奈斯提出了通过“自我实现”、由利己走向利他主义的思路。他说：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概括这一终极模式的话，我认为可以说成“最大化（长时间、广泛的）自我实现！”（“Maximize （long-range， universal）Self-realization！”）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活与让活！”（“Live and let live！”）……如果怕被误解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术语，我就会用“广义共栖”（“universal symbiosis！”）来表述。“最大化自我实现”当然可能被误解为走不断膨胀的自我之旅。但“最大化共栖”（Maximize symbiosis！）会相反的被误解为为了共性而消除个性。系统而不孤立地看，最大化自我实现就是让所有生命得到最佳表现。因此，我要引出第二个术语，“最大化（长时间、广泛的）多样性（Maximize（long-range， universal）diversity！）。”[13]（P80）
所以，“让所有的生命得到最佳的表现”，才是深层生态学的至高教义。人不再是生态系统的中心，也不是生态系统的旁观者和研究者，人不是生活“在”环境中，而是环境的一部分。在自然界，我们原本不必担心自然进化法则会让各种物种有“最佳表现”的机会，但人类过分的欲望与表现，使其他生命的表现形式受到了遏制。生态批评力求恢复自然的本能，然而，奈斯并不是说让人类为了生态而退出自己的舞台，只是说面对人类无尽的私欲，“最终减少消费且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活的真正质量。”[14]（P67）
奈斯另一个推崇的公式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12]（P241） 他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在黑板上点三个点，只要三点之间排列不特别例外，我们在瞬间体验到了一个三角形的完型认知，尽管一个三角形远不止于三个点的集合。借此他希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平时我们不经意的、看似无辜的行为上来，今天我们看到的环境恶化正在加速度地发展，正是我们一次次所谓细小、无心的行为的必然后果。“工业时代的人们严重地干扰了自然的进程，即便极少量的.行为也将严重改变自然界的风景。例如，大家都知道在南极从事研究的人们应该极度小心不去伤及生态系统。”[15]（P398）
在此基础上，他又从格式塔主义中发展了一条他自己的教义：“部分不仅仅是一个部分（The part is more than a part）。”[12]（P241） 这并不是如戴叶姆（Diehm）所言，是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换述[16]，而是增加了新的含义， 旨在强调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他担心个体作为“生命溪流里的水珠”这一比喻会有误导意义，会让人感觉到“个体的水珠会在溪流里迷失。”[17]（P165） 在另外的场合，奈斯进一步解释格式塔主义（gestaltism）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整体大于部分，但同时部分大于整体，因为如果你只是拥有了整体，那将是一无所剩。这还不够，就像斯宾诺莎的自然神秘主义，你还要去拥有你的最基层的格式塔。你拥有整体、也拥有了部分。你不能说“我现在摆脱了具体细节。”[17]（P159～160）
二、瞬间经历理论
在浅层生态批评中，自然被作为一个地理环境来观察，来描写，是服务于人类的客体对象，因此它摆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浅生态反对环境污染和资源衰竭，但认为离开了人类的需要、利益和善（good）以外，自然是没有价值的。”[12] 深层生态批评中将自然定格为人类施为的环境。纯粹的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就好像在太阳系以外存在的一个比伊甸园还美丽的空间，由于地球人类的思维与速度都还不能与之接触而使得这样美好的场所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我们今天生态批评的保护或者利用的话题中来。
格劳特费尔蒂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总结说，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研究文学作品中表现的自然”的第一阶段，“恢复与界定非小说类的自然作品之文学类别，并进一步确认和研究以生态意识为写作目的与形式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的第二阶段，和“文学话语如何建构人类”的第三阶段。[4] 对于第一、二个阶段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今天生态批评滥觞的学术作品基本上停留于此，把自然作为以人类价值体系为尺度标准的观察和衡量对象，来看谁的作品中较多地表现了自然，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置身于自然之外。对于这种第一、二阶段的生态批评，没有必要作为生态批评的主流来渲染。因为从文本中寻章摘句来怀念过去作者生态意识、生态观点既解决不了今天的生态问题，也不具备真正的时代意义，无法完成人类自身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建构。正因为如此，深层生态批评走出二元论的人与自然的两极对立，将人作为自然的一个构成部分来考察。
奈斯用“瞬间经历”（spontaneous experience）这个术语，来表述他对人们作用于环境时的心态进行描述：
“瞬间”需要一些解释。如果我说“这些水看起来发黄”或“这些水好像是黄的”，我的含义是水或许并不真的发黄。然而这两个句子都是基于瞬间的经历，这些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黄色的水”或“黄色的水！”来表述。用到“看起来”和“好像”，是想表达一时的思索、怀疑，或咨询。后者表述的是非瞬时性的一个标准。[12]（P241）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由于将自然看作一个客体，而该客体在主体的反作用上表现出不一致游离观来。我们今天听到的许多对大自然加以保护的口号，也都是加上了种种附加条件之后的保护，即不同的民族、国家、政体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保护“自己”的大自然、“自己”的地球，其心理原因还在对自然界这一客体的瞬间经历的偏误。美国总统大选中布什总统与克里议员的第二场辩论中，布什总统为自己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的行为辩解时，就说“当初要是加入了京都议定书，我们就会失去很多的工作职位。”[18]
所以奈斯批评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的观点中有“深层生态”是发达国家的事，因为“他们害怕第三世界的人们会被挤出自己的家园，来为某些特定的动物腾出地方。……发达国家……有钱来支付这种将广袤的大自然作为野生物种栖息地这样一种奢侈。”[13] 发展中国家学者们的这种忧虑固然是“瞬间经历”的局限，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地区保护措施来说已微不足道。历史造成的地区不平等已使得发达国家的一个工作职位等同于发展中国家许多职位当量的环境破坏，须知，在热带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为争取“温饱农业”而求得一片生存空间。在完型生态学理论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国人的挥霍可能给他国人带来贫困，一代人的挥霍也会给下一代人带来灾难。
不难看出，格式塔完型生态批评把格式塔心理学、生态学和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改变了生态批评实践初期从文本中寻找自然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法或寻求以自然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的做法。它一方面强调生态系统内的普遍联系、个体服务于整体，同时又强调个体独立存在的重要意义，不希望为了集体而使个体湮灭。而格式塔理论中的瞬间经历理论为我们考察自然构成的文本中的人类价值体系提供了借鉴，从而完成人类自身的建构，在广泛意义上也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建构。
深层生态学 篇3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查方案（试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四个重要文件，在中央和国家层面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制度安排和政策规范，文件坚持问题导向，规范监管机制，依法追究责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表明了中央政府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四个文件的出台是从顶层设计到末端落实的制度成果。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融入“五位一体”的战略构想；十八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直到这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集中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的四份文件，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按照“保护生态环境必须靠制度”的法治思维，解决生态文明立法不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与执法监督体系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这四个文件解决问题的指向明确，重点突出，用督查机制落实主体责任、用科技手段实施联动监测、用审计制度规范领导行为、用党纪法规追究领导责任。这是自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顶层宏观战略设计到解决实际的系统制度配套，也是问题倒逼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提升和完善制度政策的发展过程。这四个文件的密集出台，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改革正在向更深层推进。
四个文件相互配套是生态环境治理的“组合拳”。四个方面制度的出台，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重要步骤和重要方面。建立环保督查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抓手，对于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以及落实监管责任意义重大。可以说抓住了“关键人”——党政（领导）干部；牵住了“牛鼻子”——终身追责不设限；找到了“落脚点”——监测监管制度化。这些文件中也不乏新亮点，如，从过去的“督企业”到“督政府”、“督领导”；从过去手段单一的区域性监测到立体化、自动化、智能化监测，实现“全国一张网”；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第一次以法规形式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坏追责情形，把自然资源资产列入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之中等。“三个方案、一个办法”，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工作思路，着眼解决问题，系统配套，持续发力，必将为解决当前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提供新机制和手段，也必将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正能量。
四个文件的有效实施是生态文明制度常态化的“助推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围绕落实严守资源消耗上线、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的总体要求，从手段建设、机制完善、责任界定、违法追究等方面形成一个综合治理系统，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增加了新内容。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生态立法和制度建设基础还比较弱，各种法规数量虽然不少，但管用的还不太多，不少方面还有空白。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根据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继续制定有关法规制度，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在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社会监督与公众参与体系的同时，尽量将原来从道德、教育、纪律层面上进行宣传、规劝、说教却仍不能解决的问题，逐步上升到法律层面上去，用法律法规约束主体行为，让生态文明制度机制彰显国家法治精神，逐步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作者系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助理、研究员）
深层生态学 篇4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界定与哲学支撑
对生态文明内涵界定至今仍见仁见智。叶平教授认为, 生态文明应包括生态的文明与文明的生态两方面内容。生态的文明即有选择地把生态中的相关因素纳入到文明视野中加以考虑, 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实践需要创造绿色知识, 这种新概念的创造可从国外已有概念嫁接, 也可根据中国研究的实际境遇面向实践创造;文明的生态则体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 即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风气。郇庆治教授认为, 生态文明是对人类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在理论层面,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蕴涵一种对人类未来文明形态与路径意义上的超越性想象, 其提出更多是基于我们对自身一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反思与升华;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着的生态化经济政治转型的自觉认同;基于对自身所处急剧变化着的一体化世界的重新感知, 而不能简单化理解为现实资本主义及其文明的一种对立甚至超越状态;在实践层面,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于更好应对现代化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难题, 没有“姓资姓社”之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社会主义理念与思维可以催生出的制度想象与选择空间, 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前缀绝非仅是一种修饰。
哲学是时代精神精华, 生态哲学为生态时代精神精华, 是生态文明世界观与方法论支撑。刘福森教授指出, 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尴尬境地, 原因有三:一是其学科合法性未能准确定位;二是其研究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缺失;三是受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精神与其在中国哲学语境下特定含义在生态哲学研究中的缺位。李世雁教授提出, 传统哲学因科学的发展走向寂灭, 但此并非终结哲学而是赋予其未来新使命。马恩开启哲学从解释走向行动的生态哲学之门,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思想是其生态哲学思想核心内容, 故其实践哲学的实质是生态哲学。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与理念建设
生态文明目标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蠃局面。对生态文明本质认识是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题中之意。郇庆治教授认为, 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两面旗帜, 两者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两个侧面, 在此意义上,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蕴涵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文明创新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想象与动量, 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绿色乌托邦未来想象, 而它对于一个依然处在高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未来来说至关重要。唐代兴教授认为, 生态文明内在精神是以原始关联精神、有机生成论精神、自创生精神和存在和谐论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理性精神;它是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实质是生境, 生态文明就是生境主义文明。
生态文明的理论理念构建与实践理念设计是生态文明现实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卢风教授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硬任务与现代化追求物质主义至上两者存在不可协调的冲突为切入点, 提出修改经济增长之定义, 使之内含非物质经济。若实现物质财富不增长的经济增长, 只能大力发展包括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在内的非物质经济。生态文明的经济=生态化、稳态的物质经济+生态化、扩大化 (不断增长) 的非物质经济。其实现条件是人们的生态意识的增强,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幸福观、生活观时, 才会有真正激励物质经济生态化和非物质经济扩大化制度, 才会真正实现现代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彼此相容。曹孟勒教授从人性高度探讨改造自然界道德合理性问题。认为只有将实现人之为人的存在设定为实践目的, 合乎人性地改造自然界, 亦是合乎生态人性地改造自然界;合乎生态人性地改造自然界, 亦是以合乎真善美的方式改造自然界。唯其如此才具有道德正当性。佘正荣教授认为, 一种不能保障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 不能保障地球生物圈长期得以健康持续的社会制度根本就不可能与生态文明的根本价值和伦理要求相符合。人们只有选择与生态文明的根本价值和伦理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制度, 人类才可能在地球上得以长期健康地生存下去。王继创博士代表薛勇民团队发言并指出, 生态文明时代诉求的环境伦理实践就是生态式自由的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 它是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实践的当代具体辩证, 其基本特征为伦理关怀拓展的合理性、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性和生态道德律令的普世性。蒋劲松副教授以契约论为进路对比既有的与扩展的契约论语境下动物伦理学的不同诉求, 曹顺仙教授认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推进追求在原生自然之水、社会生活之水和理想信念之水等层面上人水和谐境界与道德伦理诉求。夏承伯副教授就生态伦理学研究核心问题、自然内在价值、自然主义谬误等争论难题进行阐释, 并代表包庆德教授及其团队近年来关于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学科建设, 特别是生态哲学与生态思想史前沿专题研究进展状况进行交流, 强调人类生态文明思想资源的不断累积、自觉挖掘和积极借鉴的重大价值。
三生态文明的中国观照与现实路径
在全球生态危机与中国实现现代化克服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现实语境下, 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思想资源与现实路径是中国学界的重要论题。解保军教授认为, 十八大报告中“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命题有丰富而深刻意蕴, 它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形象直观表达,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维度的新体现, 是在国家形象表达上的一个新亮点、一个新追求。秦书生教授解析胡锦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其思想基础;其内容包括:观念层面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经济层面强调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制度层面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叶平教授认为, 要完善生态文明社会建制当务之急是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建制, 使生态道德家喻户晓, 形成生态道德优越的社会舆论氛围, 尤其是开展大学绿色教育或创建“绿色大学”活动。林震教授指出, 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主人翁作用, 构建全民参与环保社会行动体系对于环保事业意义重大, 建议落实全民参与环保社会行动体系应从加强环境教育、完善公众参与监督体系和拓宽参与渠道三方面下功夫。严耕教授与其团队笃信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相应评价体系, 以了解现状、明确目标、引导政策。继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年度报告ECI 2010、ECI2011之后, 采用国家发布的权威数据完成《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 (ECI2012) 》。该书从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转移贡献五个领域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综合评价, 首次尝试对我国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态势进行考察, 旨在探究各省域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变化之间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