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金锁记》

小说《金锁记》（精选5篇）

小说《金锁记》 篇1

摘要：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 她的小说笼罩着一种令人迷茫的悲凉气氛。小说《金锁记》把她作品的悲剧意蕴表达的淋漓尽致。她小说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和人物命运的写照, 其悲剧意识的产生与她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 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人性的自私、冷漠、虚伪、扭曲, 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 生命的残酷与脆弱, 在其笔下处处可见。《金锁记》是她一生最完美的杰作, 夏志清教授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主人公曹七巧是人性扭曲的极致代表。张爱玲自言:“极端的变态与极端的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 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 人类到底也这么活下来, 可见疯狂是疯狂, 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 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2]本文试图通过《金锁记》来探讨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一.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具体体现

1.卑微的灵魂, 扭曲的人性

张爱玲执着于描写真实的人性, 她无情的剖析着人的灵魂。正如其在《天才梦》中写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虱子。”[3]而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

曹七巧曾经是自由而泼辣的, 即使站在街上和卖肉的朝禄调情, 也无人指责。但当出身寒微的她为了金钱, 嫁给封建贵族姜家长期瘫痪的二少爷, 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瞧不起她。丈夫就是一片天, 而曹七巧从出嫁的第一天起, 就失去了可依附一生的对象。虽然物质富有了, 但曹七巧仍然无法摆脱生存的危机感, 于是她学会了仇恨:恨不顾自己死活的兄嫂、恨不死不活的丈夫、恨冷酷势利的姜家人, 甚至恨自己的子女。但是恨不能解决问题, 她觉得只有金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 于是她对金钱产生了无法自抑的占有欲, 从此套上了黄金枷锁, 使她丧失了原本善良的人性;而她希望的正常的生活需求也无法满足, 最终逼得她心理变态。

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女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 不会因为金钱的满足而被压抑。她把小叔子姜季泽当作渴慕的对象, 但是森严的封建礼教, 使姜季泽拒绝了她的爱。十年, 当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去, 曹七巧终于满足了梦寐以求的黄金欲时, 爱情也随之而来。当初多少个寂寞难耐的日子里, 曹七巧认为是“为了遇见季泽, 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4]然而无情的现实, 迫使她慢慢蜕变成另一个人, 她不顾一切的捞取物质, 企图弥补感情上的亏损, 但对于姜季泽, 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忘记过, 以致后来姜季泽说出那段确实有点儿感情的话时, 她惊得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但此时的曹七巧已今非昔比, 虽然她也曾产生过旧梦重温的念头, 但那只是一瞬。长期压抑的生活使曹七巧无法接受生命中还有美好的爱情存在, 而且她更加知道姜季泽想要的是什么。她暴怒、发疯, 果断的放弃了可以得到爱情的唯一一次机会。

人生的悲剧并未结束, 曹七巧变态的心理已容不下任何幸福的东西, 甚至连儿女的幸福也不放过。正如傅雷说过:“爱情 (应该是情欲) 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 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5]在旧社会惨毒与新时期动乱结合的年代, 人性的扭曲与变态, 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曹七巧被金钱欲和情欲牢牢捆绑着, 在那样的环境里, 她的人性必然会变得恐怖不堪。

2.无望的人生, 悲剧的命运

痛苦与不安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亦是如此。他们是一群时代的失落者, 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 在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他们也许曾经挣扎过, 但是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显得渺小与无奈, 最后只能落入宿命的圈套里。

女儿长安是曹七巧畸形生活的第一个牺牲品, 曹七巧用她满蘸着鲜血的残忍的手策划了长安的人生悲剧。少女时代的长安千辛万苦的向曹七巧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 暂时脱离了曹七巧的变态世界。长安在学校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开始有朝气起来。本以为一切美好的时候, 曹七巧却不能够忍受女儿拥有如此健康快乐的生活。她四处散布谣言, 中伤破坏长安的名誉, 长安无奈辍学重新回到那阴森森的由母亲控制的世界中继续她早已注定的悲剧生活。因为母亲, 长安二十几岁仍嫁不出去, 好不容易找到留学回来的医生童世航, 曹七巧却变着法称长安喜欢抽鸦片, 身子骨弱, 将女儿推入无底的深渊, 长安“一级一级, 走向没有光的所在。”[6]

儿子长白除了打小牌外, 只喜欢跑跑票房, 他没有本事养活自己, 只能依附母亲, 这正是曹七巧所需要的。为了更好的控制儿子, 甚至用鸦片来诱惑。曹七巧的一生没有得到爱情, 戴着黄金的枷锁孤独的活着, 因此她无法容忍他人的幸福, 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允许。他们在深夜的烟塌上讨论另一个女人的秘密, 而另一个女人是她的儿媳, 他的妻子, 被逼的绝望了, 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悲惨的死去。而后扶正的娟姑娘, 不到一年就吞金自杀了。她们宁愿死去, 也不愿活在变态的曹七巧的世界里。而长白对婚姻彻底失望, 每天灰暗的浪费光阴。他们只能是活在曹七巧阴影里的依附物, 更确切的说是腐朽文化下的牺牲品。

二.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

张爱玲, 这位活跃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女作家, 她不平凡的没落贵族的身世, 及其时代动乱的流离感、战争特定时期的严重失落感, 使她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驱之不散的悲观苍凉的意味。另外张爱玲个人情感的飘忽不定和《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影响也是其小说悲剧意识产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1.环境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名门, 但父母不幸的婚姻, 在其幼小的心灵过早的投下了沉重的阴影。父亲没落贵族的腐朽的生活方式, 促使幼小的张爱玲开始早熟, 引发她对婚姻、世事、人生的思考, 形成了她深深的悲剧意识。刘小波说过:“《金锁记》代表了张爱玲小说的最高成就, 也是当时同类题材中, 最为杰出的一篇小说。小说中爱玲描述的没落贵族人家的生活, 令人真切的触摸到了这群人, 这群被时代列车抛下的腐朽黯败的生物……”[7]张爱玲能如此传神的刻画这群人, 因为张爱玲出身于这个阶层, 早年的生活环境和他们是如此的相似。也许是过早接触人生苦难的她, 处处感到生存威胁, 她把人生的悲剧带入作品中。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 使张爱玲感受到了彻骨的悲凉和失望。她在《传奇·再版序》里有段话:“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 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 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 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 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 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8]这种“惘惘的威胁”大概来自她对动乱环境的悲凉感怀。在她的作品中, 时代气息相当淡薄, 她始终站在潮流以外, 冷眼旁观。她用极其成熟的目光审视人性, 摆脱了“五四”时期初醒的人们追求自由解放的狂热呐喊, 没有浮华、虚伪的罗曼蒂克, 而是让人们直接认识到那个时代人的软弱与无能为力。

2.情感的影响

《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家庭的一个缩影。遗少式的姜季泽身上可以处处看到父亲的影子, 工于心计的曹七巧则有继母孙月蕃的痕迹。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故事多是受家庭格局变化而变化着的, 婚姻是苍白的、漠然的, 是没有自主权的。她选择了家道崩溃带来的身世之悲和她对人生的认识与感慨, 把它渲泻在自己的作品里。

张爱玲一生两次悲哀的婚姻和大半生孤单凄清的生活对其作品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曾目睹很多职业女性的不幸婚姻, 面对自己婚姻的失败, 可能潜意识里有了准备, 所以张爱玲对天长地久的爱情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她笔下女性人物的爱情婚姻大都是不幸的, 她们要依靠男人, 要生儿育女, 一辈子走不出封建的牢笼。

张爱玲, 这位被誉为“天才”的女性, 用她细腻的笔触, 写尽了人性的悲凉、自私、虚伪和冷酷的本质, 道尽了人生莫名的深深的恐惧, 对人的恐惧, 对人生的恐惧, 对人性的恐惧。因而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当然张爱玲的文学成就, 是不容置疑的, 她的小说是旧时代的总结, 是那个时代最辉煌的一笔。但她的成功也不是无端的, 因为她犀利敏锐的观察力, 和她对人世的了解与同情。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 1979.

[2]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现代文艺出版社, 1999.250页.

[3]张爱玲.《天才梦》.浙江:西风出版社, 1939.

[4][6]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金锁记》.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杂志5月号, 1944.

[7]刘小波.《张爱玲画传》.现代出版社, 2005.160页.

[8]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小说《金锁记》 篇2

一

《石秀》是施蛰存三十年代发表的以旧材料创作的新小说。小说选取了《水浒传》中的人物石秀作为主人公, 将他揭穿义兄杨雄妻子的不轨行为和杨雄杀妻的事件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加以解释和表现, 是典型的“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1。

小说描写石秀由最初对潘巧云的情欲萌动到发现潘巧云奸情后, 怂恿杨雄杀妻、肢解, 从中获得快感的心理变化和心理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借住在义兄杨雄家的第一晚, 石秀就产生了复杂的心理活动, 在投奔凉山和结义两件事上摇摆犹疑, 对为他提供住所的结义兄弟杨雄产生了后悔结识的心理, 想到杨雄妻子潘巧云时, 则是相当迷恋的心理, 而“英雄惜英雄的情意”却更多地由“如他这样的一尊黄皮胖大汉, 却搂着恁地一个国色天香的赛西施在家里”的不平感所取代。石秀幻想着潘巧云的美体和美脚。由于“凡是义兄的东西, 做义弟的是不能据为己有的希望”, 此时的石秀没有反思自己对于义兄不义的想法, 却是后悔“当初索性没有和杨雄结义, 则如果偶然见着了这样的美妇人, 倒不妨设法结一重因缘”的想法。在既成事实面前, 石秀选择了约束了自己的行为, 做出了“牺牲得太大”的决定, 然而却依然存着“回忆一弯彩虹时的生着些放诞的妄想, 或者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吧, 或者未必便是什么大不了的可卑的事件”的想法。第一晚的这些心理描写将石秀自私、狭隘的性格展现了出来, 同时也展示出了整个事件的起因:石秀内心耽于对潘巧云热切的情欲的渴望和幻想, 以及“不得不用最强的自制力”“禁抑着这个热情底奔泄”。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 内心强烈的情欲受到压抑, 强烈的情欲渴望和极力的压抑在一个身上产生矛盾和冲突。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越积越严重, 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 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要么自我毁灭, 形成精神症, 要么就会做出伤害他人或者社会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晚的心理描写为后来故事的发展和高潮埋下了伏笔。后来的故事发展则是石秀内心这一矛盾的发展和表现。而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的奸情最终使石秀内心的矛盾激化, 打破了石秀内心的平衡状态, 此后厮混勾栏以达到内心报复潘巧云的快感。在这种行为中, 石秀已经达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长时间情欲强烈的压抑此时找到了不正常的释放途径, 石秀的内心开始出现了虐待倾向和他杀欲。当杀掉和尚、头陀时, 虐待和他杀所带来的快乐在石秀身上以正义的面貌得到了实现, 内心情欲的矛盾和痛苦以这种方式开始得到释放。而原本的情欲也畸形地发展成为“因为爱她, 所以要杀她”的虐杀心理, 并且最终通过杨雄的手实现。在观看肢解潘巧云的过程中石秀内心压抑的情欲获得了释放。此时, 想象着乌鸦啄食的潘巧云的内脏如何鲜美时, 石秀的人格已经彻底地发展到了变态可怖的状况。

《石秀》在弗洛伊德理论的运用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人物心理的表现方式、人物性格、心理的变化和发展以及旧材料与新小说的结合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如《石秀》的心理表现使用了直接叙述的手法, 直接的叙述遮盖了心理自然的呈现和发展变化过程。这种方式使得心理描写过于 (直接) 露骨, 显得生硬和夸张, 达到的夸张程度和人物在生活中并未病变有些不符。有主题先行之嫌, 人的原始欲望表现和作用过于夸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刻板再现。对弗洛伊德理论运用过于机械, 反映人物心理失真, 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 反映出情欲的压抑导致扭曲和性格变化的自然过程。因此不能给人认同感和巨大的感染力, 这篇小说展现的情欲也就让人觉得夸张和缺乏真实性。

首先, 这部小说对于人物心理的表现采取了直接叙述的方式, 人物内心具体是怎么想的, 心理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的, 性格是如何扭曲的, 作者都站在了主人公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整篇小说主要部分就是石秀心理活动的直接叙述, 然后就是将不同时期心理活动贯穿起来的故事情节。因此, 施蛰存的这类小说被很多人定义为了心理小说。尽管直接叙述的方式可以用来表现人物的心理, 但这种方式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直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难以产生艺术的美感和带给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 从而降低了小说的艺术水平。而弗洛伊德是反对直露地去叙述和呈现人物的心理的:“这是一种多层动机的情况, 深层动机在表层动机之后出现。艺术的简约规则决定了这种表现手法, 深层动机不能明明白白地都说出来。它必须是隐含的, 不那么容易被观众或读者看出来”“……明显的动机和隐含的动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显性动机应该是隐性动机的弱化与派生。”2

其次, 人物心理的发展变化有些突兀, 如石秀从见到潘巧云的第一眼起就想入非非到难以入眠和对结义兄弟的感情发生变化的程度等都不太自然。而接下来石秀勾栏厮混、杀死和尚裴如海和头陀, 以及借义兄之手杀害潘巧云主仆, 并在观看肢解其身体中获得快感, 甚至在乌鸦啄食潘巧云内脏时想象着内脏的鲜美。从正常的人到虐待狂, 所有的过程加起来不过短短的几个月, 性格和心理变化如此神速和变态, 生活中基本上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除非是人物本身就是原始兽性大于人性, 或人格本身就潜伏着变态和神经症基因的人, 才会在外界的诱导因素下爆发变态人格。这种人物读者看后是无法产生认同感的, 更不用说对人物由正常人性经历了压抑到扭曲变态的理解和同情。因此, 小说虽然也有着一定的震撼力, 但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的震撼, 而真正的艺术感染力还是比较缺乏的。

此外, 在旧材料与新小说的结合方面, 《水浒传》中简略或空白之处, 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优秀的文笔做出了补充, 而《水浒传》中的很多叙述和描写, 作者大量吸收进了新小说中, 甚至有相当的篇幅是原样照搬过来了。包括人物的语言和一些事件的叙述, 这些地方旧小说中的行文习惯基本上没有变化, 如石秀首次向杨雄揭露潘巧云奸情时的一些描写。这样, 新小说中杂糅进了旧小说的行文和风格, 小说原本流畅的行文便在中途给人断裂或突兀的感觉。而且, 从全文来看石秀这一人物在两篇小说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水浒传》中的石秀是一个重兄弟情义、聪明冷静、心细如发的心态正常的人, 而新小说中的石秀是个心胸狭隘、原始情欲强烈、冷酷自私、人格因为嫉妒而扭曲的人。两篇小说的人物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和心理背景, 因此是否可以很多地方都字句不变地杂糅在一起很值得商榷。这一点, 让新小说的行文始终显得不太流畅和自然, 削弱了小说的整体水平。

二

30年代施蛰存的创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比较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典型的例子。而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创作没有刻意地去运用这些理论, 但从文本来看仍然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和融入。这一点可以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去寻找到例子。如《心经》是典型的表现恋父情结的小说。《心经》刻画主人公恋父仇母的心理和感情, 渴望取代母亲的位置, 当外来情敌出现, 矛盾转移之后, 母爱的伟大感染了主人公, 最终恢复了正常的对于母亲的情感, 开始进入正常的人生轨道。张爱玲的小说喜欢取材于真实的生活, 这篇小说却是基本上无法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和提炼的。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典型的对恋父情结进行呈现的作品。从小说文本我们可以推断出张爱玲作为生长和成熟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家, 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

如果说《心经》还是比较明显地有着刻意运用这种理论的痕迹, 那么《金锁记》可以说是达到了圆熟状态的情欲小说的杰出之作。通过《心经》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受到过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 从这一角度出发去阅读张爱玲其后创作的《金锁记》, 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篇优秀的心理小说。人物性格发展变化自然, 对心理的展示方式较好, 把握住了心理暴露的度。同时, 手法自然, 通过人物的细节描写表现心理。以多种方式 (如人物的语言、细微的动作、行为、轻描淡写的心理描写以及意象的运用、环境的烘托及暗示) 来表现人物的心理, 暗示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塑造出具有真实感的人物和心理。人物性格变化和描写自然, 理解、深入人物内心, 生活气息更浓, 真实性更强。相对于《石秀》主题先行的试验性质相比, 从人物心理的表现手法、人物心理发展变化的合理性和人物描写给人的艺术感染力来看, 《金锁记》更深入生活和人物内心, 对情欲的展现更加深刻和让人震撼, 是更加成熟地运用弗洛德伊等心理学理论的作品。

弗洛伊德对于文学和艺术有着较高的造诣, 对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心理表现和艺术手法有自己的见解和探讨。他主张注重作品的细节, 通过细节去研究作家或表现作品人物的心理。“从那些不为人们所关心注意的特征中, 从所谓的垃圾堆中, 探寻原本存在的秘密和被隐藏的东西。”3同时, 对于各种隐含的心理, 他反对直露地去叙述和呈现, 而更主张艺术表现具有一定的含蓄性、暗示性, 具有想象的空间, 引起欣赏者的想象, 最终达到引起读者同感或同情的艺术感染力。如他在《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中对作品人物心理表现的探讨。《石秀》在这一点上做的不是很成熟, 相比而言, 《金锁记》对人物心理的表现相当成功, 使作品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首先, 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较为合理, 比较真实自然, 接近现实生活。主人公曹七巧是由于由一个健康的麻油店姑娘嫁给了姜公馆瘫痪的二少爷, 在被他人继而由自己放上了黄金的枷锁后, 失去了异性的情爱, 经历了三十年的情欲压抑, 长久的痛苦才导致了性格一步步的扭曲。正如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理查德三世》中葛罗斯特这种相近的心理做过的分析:“上天没有赋予我美丽的形貌来赢得世人的爱, 这使我倍感痛苦和冤屈。生活要为此给我补偿, 我要亲自看到我得到了补偿。我有权成为一个例外的人, 无视那些常人约束自我的规矩。我即受到了冤屈, 就要去冤屈别人。”4这段话很能贴切地解释曹七巧的心理变化, 只需稍作改动:“命运让我失去了正常的情爱, 这使我倍感痛苦和冤屈。生活要为此给我补偿, 我要亲自看到我得到了补偿。我有权成为一个例外的人, 无视那些常人约束自我的规矩。我即受到了冤屈, 就要去冤屈别人。”由此, 曹七巧内心的痛苦压抑发展到了从儿女身上寻求心理补偿和复仇的快感, 这一奇怪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

同时, 作者对人物心理的表现方式不是直接的呈现和叙述, 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和细节的暗示, 真实地、有震撼力地进行揭示, 从而使作品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感染力, 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和对人物具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如小说描写曹七巧戳穿了姜季泽的骗局, 同时也失去了得到爱的唯一的机会后, 作者通过细节暗示出了她痛苦到达顶点时的心理:踉踉跄跄地冲到楼上的窗户中目送姜季泽远去的背影, “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 一阵热风来了, 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 风去了, 又把帘子吸了回去, 气还没透过来, 风又来了, 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 一阵热, 她只是淌着眼泪。”接下来的细节描写揭示了这一事件过后曹七巧的心理变化:“过了秋天又是冬天, 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虽然一样地使性子, 打丫头, 换厨子, 总有些失魂落魄的。”从“一样地”可以看出在这之前, 七巧已经存在着内心情欲极度痛苦的压抑, 这种压抑以“使性子, 打丫头, 换厨子”等方式寻求着释放或减轻, 然而这一次的事件使她内心几十年强烈的情欲渴望和压抑的矛盾达到了激化, 彻底扭曲了她的人格, “失魂落魄”说明了此时内心矛盾极力维持的平衡已被打破。所有的希望都失去了, 内心从此活在了完全的黑暗当中。稍后对于她生活在黑暗中的行为和环境的细节描写暗示了她从此完全活在了扭曲和黑暗中的心理:“屋里暗昏昏的, 拉上了丝绒窗帘。时而窗户缝里漏了风进来, 帘子动了, 方才在那墨绿小绒球底下毛茸茸地看见一点天色。只有烟灯和烧红的火炉的微光。”从此, 情欲压抑的爆发在平静的外表下发展到了疯狂的状态, 扼杀女儿的幸福、毁掉儿子的婚姻, 抢夺和占有这个唯一能属于她的男人。在表面的疯狂和反常的令人憎恶的行为下掩盖了内心深层的痛苦。在扼杀其他女人的幸福和对男人的抢夺、占有中去寻求内心痛苦的一丝补偿, 即使这些女人和男人是她的亲人。在将儿子、女儿全都拉进“没有光的所在”之后, 她内心的疯狂可以说才渐渐地得到一些平复, 内心的痛苦却依然没有消除。这种痛苦伴随了她一生, 这一点由小说最后的细节描写暗示出来:七巧将年轻时只塞得下一条手帕的镯子一直推到了腋下, “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 回忆着年轻时可能拥有的幸福, “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 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 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 由它挂在腮上, 渐渐自己干了。”这些细节暗示出了曹七巧原本健康的身心所受到的摧残以及她所有疯狂的行为下内心所饱尝的伴随了一生的痛苦。这里的细节描写和暗示在这篇小说中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的成就, 通过这些描写, 读者进入到了人物的内心, 对人物由最初的不能理解和憎恶的感觉逐渐转变为了理解和同情。这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就达到了最成功的地步。不仅对曹七巧的心理表现如此成功, 小说对长安和其他人的心理表现也是相当成功。这一点评论家傅雷在当时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做出了很多具体的分析。

此外, 这篇小说从整体风格来看, 也可以说是新旧风格相融合的作品, 从语言和环境、服饰等描写上看得出旧小说的描写功底, 这种写法拉开了小说与现实的距离, 使小说具有了一种距离形成的美感和贯穿全篇的意境。并且小说也依然保持了整体感, 并未出现新旧杂糅的缺憾, 这一点相比施蛰存的《石秀》达到了更加成熟的状态。

30年代施蛰存的《石秀》是现代文学史上运用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心理小说的成功的试验之作, 施蛰存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小说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它的试验性质大于它的文学性。中国文学发展到了四十年代之后, 张爱玲的创作承继了前人的成就, 《金锁记》等创作从心理小说的角度看, 已经是自然地融入弗洛伊德等西方心理学理论的成熟之作了。正如傅雷的赞誉, 《金锁记》称得上是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张爱玲的地位也正如夏志清的评论:“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5

摘要：本文以施蛰存的《石秀》与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例, 探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后, 心理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和成熟轨迹。从作品主要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发展、人物心理的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 探讨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运用的成熟以及中国的心理小说发展和成熟。

关键词：心理小说,《石秀》,《金锁记》

注释

11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施蛰存卷》.方舟、雪夫主编.华文出版社出版, 1999年1月版.第8页.

2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 选自《论文学与艺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年5月版.

3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选自《论文学与艺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年5月版.第209 页.

4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 选自《论文学与艺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年5月版.

小说《金锁记》 篇3

张爱玲，她的本名叫张瑛，她是一代充满传奇色彩的才女，她的性格特立独行、不受束缚，她对周围的事物有着敏感、深刻、独到的认识，她的作品却给人一种苍凉之感，但却充满了人性的主题。她这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例如《半生缘》《赤地之恋》《小团圆》等等。但在众多的作品中我却对《金锁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爱玲的家世显赫，她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她的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而《金锁记》这部作品就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庭为背景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在封建大家族中只有名份但却出身低微、没有地位、不受尊重的女人的大半生，她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对于这个女人我真的是又爱又恨，她的变态思想让我觉得可怕，但在读到最后的时候，我却对这个封建社会的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惜。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叫曹七巧，是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那个时候的她十分纯真，有很多的追求者，但她却选择嫁到了姜公馆，是因为姜家出了很多钱，她的丈夫却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但嫁到姜家之后，她因出身低微，倍受婆婆、妯娌以及丫环的蔑视和冷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她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度日如年的生活下她却对姜公馆的另外一位少爷，也就是她的小叔子姜季泽产生了情愫，但姜季泽只是和她开开玩笑而已。所以到了后来分到家产成为寡妇的她就把全部心力用在了护住钱财上，为自己带上了一套沉重的枷锁。后来她却为了钱，甚至撵走了有意找她的姜季泽。由于自己爱情的失败，她病态地拆散了女儿的婚姻，故意在儿子、儿媳间制造矛盾。最初读到这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七巧让我生厌。

小说《金锁记》 篇4

关键词：张爱玲,曹七巧,命运悲剧

张爱玲自己曾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全是些不彻底的人。评论家历来对《金锁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傅雷在40年代的评论文章里尽管严厉批评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许多作品, 但却毫无保留的给《金锁记》以很高的赞誉。夏志清更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将《金锁记》评价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1) 曹七巧是社会中的典型, 给人以悲壮和凄哀的启示。

一、曹七巧的命运悲剧

1、七巧是麻油店的姑娘, 平民的女儿, 青春健康

喜欢她的人不少, 如果不是贪图富贵的兄嫂把她卖给了姜家的话, 她有健康而并不奢华的凡俗人生。但命运从此转了弯, 生命力勃发的曹家大姑娘配给了患骨痨症的姜二爷。中国传统的婚姻通常在爱情缺席的情况下, 按照诸如社会地位, 经济状况进行门当户对的分配。

2、成为名义上的正奶奶。

七巧虽是姜家的二奶奶, 表面上和大奶奶玳珍、三奶奶兰仙平起平坐, 实际上却被这个家族所拒绝, 被贵族阶层排斥在外

有一次, 她与三奶奶兰仙、小姑子云泽在姜家新式洋楼上闲聊, 兰仙、云泽都很讨厌她, 使她受到了冷落和难堪。她想和新来的兰仙亲近些, 携着兰仙的手左看右看夸赞, 但聪明的兰仙“早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姜家的地位, 微笑尽管微笑着, 也不大搭理她”。七巧自觉无趣便来到阳台上, 又与云泽套近乎, 拎起云泽的辫子夸赞, 但引来的只是云泽的讨厌, 七巧却只顾看着喊道“大嫂你来看看, 云姐姐的确瘦多了, 小姐莫不是有了心事了?”只听啪的一声, 云泽打掉了她的手, 生气地说:“你今儿个真是发了疯了!平日里还不够讨人嫌的?” (2) 种种可以看出七巧在姜家的地位与众人对她的厌恶程度, 七巧自讨没趣, 心中不快, 内心要报复云泽。她趁给老太太请安之机, 搬弄是非, 说女大不中留, 云泽想嫁婆家, 最后气得云泽“大放悲声”。她报复云泽, 以显示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和身份, 这样却更让人鄙视她, 更显得她的地位的卑贱了。

同时作为一个女人, 七巧同样渴望拥有甜蜜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 但是最后她却被嫁给了残废的二少爷———一个一天到晚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连坐都坐不直的没有生命的肉体。他不能给七巧关心、安慰和爱, 甚至连正常的性要求都无法给予满足, 跟本称不上丈夫。而七巧是一个年轻的健康的少妇, 有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的要求, 对情欲充满了幻想和渴望, 可是道德规定她只能规规矩矩地去照顾她的所谓的丈夫, “多少回了, 为了要按捺她自己, 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对这个婚姻, 七巧没有一点希望, 一进门她就死了心了, 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二少爷死后的那一份家产, 这是她用几十年的青春换来的。面对年轻健壮又有点风流的三少爷季泽, 年轻的七巧就忍不住要动心了, 忍不住就爱上了三少爷, 这是她当时唯一能够接触的年轻男子。知道她不是一个好人, 却还幻想着季泽能把她放在心上。

3、心灵扭曲的母亲

七巧是个彻底的人, 对黄金有着不敢稍有懈怠的刻骨的爱。七巧对黄金守财奴似的狂热遮蔽正是女性凄惶不安的生存心态。她的“彻底”并未摧毁压制一切, 却意外的给了她把复仇转嫁到儿女身上的机会。七巧的“彻底”只是有限地贯彻到对黄金的固守上, 她按捺自己的情欲, “迸的全身的筋骨压根都酸楚了。”分家后, 她拒绝了“季泽”的示爱, 也没有像“梁太太”那样张扬自己, 弥补荒芜的情欲。她的正常人性已经变为复仇的独眼烧向自己的儿女。

二、曹七巧命运悲剧原因的分析

1、封建的传统意识是曹七巧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依照傅雷先生的说法是小家碧玉高攀簪缨望族, 门户错对种下了人生的悲剧。 (3) 曹七巧本身是个麻油店的姑娘, 平民的女儿, 青春健康。她如果不是被当作货物, 被贪财的哥哥嫂嫂无情地卖到了深宅大院姜家。他仍然过着自由充实、健康而并不奢华的凡俗人生。中国传统婚姻通常在爱情缺席的情况下以婚姻的外部因素如社会地位, 经济状况进行较为门当户对的分配。可以将父母的封建包办婚姻是她的爱情悲剧的开始.而她进了姜公馆自己后抽大烟则是自我毁灭的开端。当一个人进入一个不好的环境, 没能力去改变社会的环境。只有改变自己, 而不应该选择自我的毁灭制造自己爱情的悲剧。这时她开始把爱情转向小叔子在资产阶级婚配注重金钱大背景中, 她与姜家二少爷的结合, 冥冥中就种下了命运的苦果, 注定是一出悲苦、苍凉的结局, 又是一个没有好结果的爱情。而在这种浓郁的封闭环境下得不到爱情的心理扭曲, 性压抑则完全造成了她的性格缺陷。而她的“道德恐怖”主要体现在对儿女的摧残上, 她自己不幸福, 也见不得别人幸福。而她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 仅仅限于自己的一对儿女。

2、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来讲

弗洛依德指出, 性乃是精神疾病的成因, 又是人的活动的动机因素, 如果说潜意识时时刻刻在影响曹七巧的言行, 那么性 (尤其是受到压抑了的性) 就成了曹七巧潜意识的主要内容。本能是指躯体的内部力量决定人精神活动方面的一种先天状态。这一能量投注于外便是爱情的对象, 投注于内便是自我的爱恋。按照弗洛依德的说法曹七巧身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性体验。缺失性体验是指主体对各种缺失 (精神的和物质的) 的体验。此时主体为克服体验的缺失, 以求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 会调动和激活主体和各种心智力量。在《金锁记》中这一节:“她上街买菜, 蓝夏布衫裤, 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 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 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 无数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 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上一抛, 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 腻滞的死去的肉体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丈夫, 那没有生命的肉体……” (4) 在曹七巧的身上, 从未体验过爱情, 情欲也严重的缺失, 这种缺失的体验成了她性格悲剧的原因, 成了促使她蜕变的动力, 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牢笼, 一点一点去蚕食身上的人性, 用情欲的丝把自己缠了起来, 且越缠越紧, 最终扼杀了人性, 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3、与作者自身经历也有很大关系

张爱玲1921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公共租界的公馆中。她从小见到听到的都是病态的人和事。她的那一代生活的上空一直笼罩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 有时几乎窒息。因此她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金锁记》的人和事脱落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沉重的阴影。在她的童年世界中没单纯的明丽, 有的只是铭心的苍凉。父亲对她的爱, 使张爱玲对父亲有一种深沉的依恋感。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母亲持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另一方面, 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 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张爱玲对人性、对爱的否定, 是她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心理感情基础。

三、张爱玲创作曹七巧形象的意图

“我用参差的手法描写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 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我存在这个心可我不知做的好不好。” (5) 她的作品给人的启示似乎不耐烦但她只能这样写, 她认为这样写是更真实。我认为这样写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的力量, 虽然对于张爱玲描绘的《金锁记》已离我们远去, 可是主人公曹七巧给我们无尽的思索。曹七巧是凡俗人物中的异数, 她不是英雄, 也不是“不明不白”屈服, “不彻底”的人物但她一样陷于命运的沼泽中, 无法选择, 更不能左右环境, 也无从把握自己。只能随顺命运悬沉, 她所有的彻底已然无法抵挡悲壮的完成。当文章记述曹七巧最后和小叔子的爱情被泯灭后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 变成了地道的疯子, 我想这应该正是小说“金锁记”的含义。她所有的境遇依旧把他推向“苍凉”的境地, 但又比她的儿女凄哀的。

参考文献

(1) 《苍凉写就的华美——走进张爱玲的传奇》刘勇陈婕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71页

(2) 张爱玲著《自己的文章》京华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第136页

(3) (5) 《张爱玲》夏亦凡选编文汇出版社2001年一月第一版4、114页

(4)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94年第4期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2]夏志清.《论张爱玲[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3]仝彦芳.洋场《才女张爱玲》[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小说《金锁记》 篇5

关键词：文化缺省,自译者,《金锁记》

翻译活动作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对于两种文化的转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众多的文化因素,具有极其重要的美学价值。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其目标读者是原语读者,为提升交际效率或修辞效果,常使用文化缺省策略。文化缺省是作者在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对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王东风)。在翻译过程中,目标读者由原文读者变为异语读者,此时双方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消失,这就要求译者对于文化缺省进行必要的翻译补偿,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原文。将读者的同等反应作为翻译的最高境界不符合文化的规律,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客观地表明来自不同文化的读者不可能对同一文本做出相同的反应,翻译的功能之一是文化交流,而不是文化蒙蔽(王东风)。对于自译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同时担负原文的创作者和翻译者的双重身份,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其对包含在原语和原语作品中的文化因素极其了解,同时对于译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在很多情况下意识不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文化缺省,以至于在自译过程中难以对文化因素进行有效的翻译补偿。

《金锁记》作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刻画了一个贪图名利的女子为获得金钱和地位而嫁给一个大家族的残疾少爷,最终由于自己的自私自利,逼疯了自己,也伤害了周围的人。此作在原作出版二十七年后由张爱玲自译为《The Golden Cangue》,但是,这部作品在海外并没有获得与在国内相同的欢迎度。《金锁记》包含了大量的文化元素,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张爱玲在对《金锁记》的自译过程中,缺乏对文中文化缺省的足够意识,从而造成了文化缺失,使得海外读者很难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小说中的精髓。

比如:

1.七巧道:“什么新派旧派?旧派无非排场大些,新派实惠些,一样还是娘家的晦气。”译为:

“New ways,old ways,what’s the difference?The old ways are more for show,the new ways more practical,the girl’s family is the loser anyway.”

在中国古代,女子嫁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回了家,找到了归宿,称为“于归”。同样,对于娘家来说,嫁女儿即把辛苦养大的女儿嫁与他人,因此此处称之为“娘家的晦气”。此处,用“loser”一笔带过,很难体现七巧作为母亲的尖酸刻薄。

2.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儿还有天地君亲?译为:

“Each generation of your family is worse than the one before,no regard for heaven and earth and king and parent any more.”

天地君亲是古代中国人民祭祀的对象,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天地的感恩,君主的尊重和长辈的怀念,是中国社会传统道德的重要体现。此处“哪儿还有天地君亲”,体现出七巧对于姜家这个封建大家族浓浓的鄙视及指责。张爱玲仅仅翻译为简单的heaven,earth,king和parent,其中的内涵意义很难被异语读者了解。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对于文学作品,自译者大多接受的是原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很容易造成对文化缺省的意识不够。在译者茫然无觉的情况下系统地影响他们的翻译。因此,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有必要对于其所做的文化缺省保持充分意识,并作出必要的翻译补充来提高作品的接受度。

参考文献

[1]王东风.文化差异与读者反映——评Nida的读者同等反映论[J].文化与翻译,1998.

[2]刘敬国,项东.译者的文化意识与翻译策略的选择——析张爱玲《金锁记》英译本[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04).

[3]史云来,彭利元.文学作品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