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

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共10篇）

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 篇1

本文以秦皇岛旅游资料文化翻译为例,运用关联理论,分析了旅游资料文化翻译策略的动态选择。文章指出,异化翻译有利于中国特色文化传播,使国外游客在理解译文的过程中获得额外语境效果;归化翻译有利于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使国外游客在理解原文文化信息的过程中不必花费额外的认知努力。在实际的旅游文化翻译过程中,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归化和异化策略应该相互交融,互为补充,共同实现国外游客需求和中国旅游文化之间的最佳关联。

一、加强文化翻译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已经迫在眉睫。旅游作为一种重要的对外宣传方式之一,是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旅游翻译的原则应是介绍中国文化,吸引国际游客。然而,属于应用翻译的旅游翻译大多以功能目的翻译理论为主导理论,为了迎合目标读者,实现旅游翻译等效的文本功能,旅游资料所蕴涵的中国特色文化信息被大量删减甚至曲解,违反了旅游对外文化宣传的宗旨,不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本文试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视角,以秦皇岛旅游资料的景点翻译为例,探析旅游对外宣传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

二、文化因素对旅游宣传资料翻译的制约

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中国旅游资料中的很多文化信息在外国游客的认知语境中是空缺的,有时甚至与其认知语境中的文化概念是相冲突的。例如,老龙头景区名称中“龙”的文化联想意义在中西游客的认知语境中截然不同,中国的龙是善的,高贵的象征,西方的dragon却是邪恶的象征。译者该如何处理这种文化冲突现象?在处理旅游宣传资料中的文化因素时,译者往往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为满足国外游客来华体验异域文化的需求,翻译时译者需要尽量保留中国旅游文化特色,采用异化的文化翻译策略。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翻译时如果一律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由于译本所含源语文化信息过多,容易造成译文的晦涩难懂、拖沓啰嗦,从而损害旅游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因此,面对旅游宣传资料的文化差异,译者该如何做出抉择,作出抉择的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关联理论作为言语交际的重要理论,可以给旅游资料的跨文化交际翻译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为译者处理因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困难提供一个决策的依据。

三、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旅游文化翻译策略

(一)关联理论及关联翻译理论简介

Dan.Sperber(法国认知科学家)和Deirdre.Wilson(英国语言学家)在其合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首次提出关联理论。Sperber和Wilson在其著作中这样阐述: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者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标准理解话语,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理解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认知活动。明示就是说话人明白直接地传达自己的信息,推理就是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所说的内容,结合语境和背景知识等相关信息以及自己的认知能力,对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进行推断。演绎推理的重要依据就是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最佳的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听话人在推理的过程中,如果语境效果越好,所付出的努力越小,那么关联性就越强。交际的目的是以最小的努力取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D.Wilson的学生E.A.Gutt最早将关联理论应用于对翻译现象的解释。Gutt在《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认为:翻译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交际过程,辖制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性。翻译过程中应该做到两点:一是译文要“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或“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二是译文表达的方式“不要让译文读者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译文必须表达清楚自然,不应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以便译文读者对译文产生“充分的关联”。

(二)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异化翻译策略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者具有对其所处认知环境的认识能力,其认知语境是动态的,表现在:交际双方以一定的认知语境为背景,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新的经历添加到潜在的语境中,构成新的语境,用来处理新假设的语境实质上是旧假设的子集,其和新假设一起产生多样的语境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在翻译“旅游文化专有项”时,我们应首要采用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翻译策略,即使用非标准的语言形式在目标语中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某些异质性。这些异质性虽然使目标读者作出了更大的认知努力去理解译文,但同时从中获得了更大的语境效果即体会学习了中国旅游特色文化。异化翻译主要方法包括音译和直译。异化翻译即Gutt提出的直接翻译,意在努力达到原文和译文完全相似的阐释[5]。为了增加译文的关联性,译者应在音译和直译的同时加以注释或释义。例如,山海关著名景点老龙头通行的译名为“The Old Dragon’s Head”,由于在中西读者的认知语境的不同,如果用dragon来翻译中国的“龙”不但无法使外国人了解老龙头长城所具有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不可替代的军事地位,相反会使外国游客产生不好的联想意义并失去前去旅游的兴趣。因此,笔者建议将其直接翻译为:“The old Loong’s head”(龙Loong--symbol of royalty)。

(三)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归化翻译策略

黄友义教授在谈到我们怎样向外国介绍中国的文化问题时说道,“第一,要知道自己文化当中的精华是什么。第二,要了解对象国的需求,介绍本国文化的时候要了解外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精华用最通俗最直接的语言、人家最容易接收的方式传达出去。”笔者认为,在中国旅游文化对外宣传翻译时,既要力求通过异化翻译策略保留原汁原味的汉语文化个性,又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反映,当采用完全的异化无法使译文读者取得和原文读者一样最佳关联的理解时,译者应只保留与译文语境具有足够关联性的原文信息,采取读者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归化翻译即Gutt提出的间接翻译:译文只求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对原文的表现形式作较大的改动,只求达到译文和原文在相关的方面达到充分的相似性[5]。归化翻译策略具体包括意译、增译、减译、仿译、释义、改写等翻译方法。例如:

所谓怪楼,即奇石而异趣:暗道重门、倒行逆设、镜中结缘、歪门邪道、走投无路、扑所迷离、目不暇接;所谓奇园,移时而景殊、柳暗花明、曲径通幽、高峡悬流、湖水拍岸、芳草萋萋、七彩梦境、枫叶流丹、彩灯夜照、晶红亮绿、五色交辉。怪楼奇园以其标新立异之风采,笑迎四海嘉宾。

Peculiar Chateau smiles to welcome the tourists all over theworld,with its unconventional characteristic.It is called Peculiar Chateau because it has very strange and interesting rooms,such asthe rooms with many back doors,topsy-turvy,mirror world,deadend walk,unreal vision which are too much to see.It is called Odd Garden because people can see different views when they walk.It also has many attractive places such as omnifarious area,colorful lights in night.

原文作者大量的四字词语,工整对仗,音韵和美,使读者充分感受到景点的独特怪异。然而考虑到中英不同的思维模式及交际方略、风格及语篇风格,译者采用了释义、省略及改写的方法将原文信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读者,使译文读者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了最大的语境效果。

四、结语

旅游宣传资料具有鲜明、独特、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旅游翻译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跨文化交际,为达到既忠实原文,又能增加外国游客的旅游兴趣的双重目的,译者必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依据源语文化语境与译语文化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不断在两种文化、两种认知语境、两种写作风格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

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 篇2

[关键词]自然法；民法文化：法律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4-0203-02

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律实质上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与传统、习惯等文化因素一道共同构成文化的固有内容。并且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与历史习惯和传统密切相连，是一个民族长期的生活方式、宗教伦理、思维方式等的沉淀和凝结的结果，并深深地融会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中，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稳定性。亨廷顿认为，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1民法文化的概念及确立

民法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种，与其他类型的法律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民法文化主要表现为一种伦理文化，所体现的价值以对人自身的关怀作为首要价值取向。“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民法文化作法律文化的分支及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指以市民社会和政治民主为前提，以自然法思想为哲学基础，以民法特有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私法自治之理念为内涵，运作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社会普遍的心理态势和行为模式。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的罗马法适应当时简单商品经济的需要，已开始在一定范围内确认了主体间的平等与法律行为的自愿性，初露民法文化的端倪。罗马法适应当时发达奴隶制经济的要求，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推动下，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体现出对人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权的尊重，这里面也包含着自然法思想和基督教教义对它所施加的影响。尽管罗马法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烙印，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孕育它生长的社会，从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并成为我们研究民法制度和精神的起始点。现代民法之所以确认罗马法为其起源，绝不仅仅是因为其规范的适用性，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于其中的公平正义的自然法观念。

2民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的塑造，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民法亦不例外。自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及19世纪一系列民法典的诞生，自然法思想始终是其精神支柱。如前所述，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在欧洲兴起。格老秀斯为其奠基人。在其所经历的缓慢发展过程中。自然法将侧重点从理性法的客观基础是人的社会性转向强调人的“自然权利”，认为制定法应以确立人的自然权利为己任。它摒弃经院式方法，把法的系统性提到颇高的程度；它以科学为榜样，以一种公理的、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它的法律观。它发现了法律与自由、平等价值之间的联系，并“通过无视历史，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努力发现一种理想的法律和正义制度，完成了一项社会任务。其意义超过了单纯研究法制史的学者所做的工作。经过几代思想家的集体努力，古典自然法学家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法律大厦的基石。”

3民法文化的意义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在这样几个维度上把握民法文化：(1)民法文化为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行为方式当中；(2)从历史上得到并经由选择形成的特定观念构成了民法文化的基本核心；(3)以特定观念为核心的民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创构、建设和生成的作用；(4)这种作用的现实关怀在于提供了个人和群体生活所凭藉的意义结构；因是之故，(5)作为一种特定法律文化模式的民法文化，就与人们的特定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6)民法文化为后天习得之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放的特性，这就使得对民法文化的沟通和理解成为可能。

如果追随格尔茨的理念，所谓文化无非是人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意义的探求。作为这一理念的体现，民法文化则可以理解为由民法所建构的意义世界。对民法文化的反思，其目的也就是要析解民法文化所蕴涵的世界的意义。在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过程中，他们的注意力所关注的中心既不是规则，也不是事件，而是观念。正是凭借着对具有建构力的普遍观念的把握，意义世界的析解才得以可能。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颇具启发，我们因此可以通过对观念的把握深入到民法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当中。我们首先看看从历史上得到并经由选择形成的特定观念。民法文化的意义世界以私权本位、私法自治和身份平等诸观念为基石。

3.1私权本位

所谓私权本位是以民事权利为民法的核心观念。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成为民法的最高使命，任何个人、组织特别是权力均不得侵犯民事权利；并且，非以公正的法律程序，民事权利不得被限制或剥夺。

私权本位的观念滥脑于罗马法中的公法和私法的区分。这一区分不仅确认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立，而且也为私权创设了相对独立的支配空间。虽然我们无法断言私权本位观念是否在罗马法中就已成为一种贯通性力量，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罗马法中私法的发达以及它对后世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意义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私法与公法划分的前提，罗马法对市民的权利提供了明确的保障。这种法律保护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也融会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架构中。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宣称：“我们所适用的全部法律，或是关于人的法律，或是关于物的法律，或是关于诉讼的法律。”其中“人”是能够行使及承担权利和义务的实体；“物”是权利和义务本身；“诉讼”则是据以维护权利和义务的救济手段。显然，有关权利的分配、范围和保护在罗马法中至少已得到充分的体现。

3.2私法自治

近代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应从公、私法的划分开始。罗马法则真正进行了公私法的划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也许并非是第一位提出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学者，但他的论述却被《民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纂》赋予了法律效力。他认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事实上，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法学阶梯》第1卷第1篇第4段则写到：“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在罗马法文本中，《法学阶梯》只论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媒介性主题；《学说汇纂》也是如此，但在第1卷不成系统地论了一些官员的职责；《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因此，仅从数量而言，罗马法大量篇幅皆为有关私法之规定。“事实上，仅仅私法才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认真注意的对象，公法仿佛是个徒有其名的、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对象。罗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宪法或行政法。刑法也只是在私法周围发展，因而它基本上似乎是有关私人(犯法者和受

害者或其家属)的事务，刑法实际上从未成为公法部分，从未达到私法那样的发展程度。”这标志着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已趋于成熟。所以，公私法的划分并不是以所有制和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根据各自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所作的区别。古罗马法学家提出此种划分的本义，旨在防止在私法领域公权的涉入，从而维护市民社会依自身的力量发展并保证私权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尽管法律分类作为一种人为的构造，永远也无法完全包含变化多样的人类行为，罗马人的设想难免时时被现实击破，但这种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权力的休惕之心却让人顿生崇敬之意。

3.3私法自治对中国民法的意义

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 篇3

关键词：“为人”的事业,“人为”的事业,文化生态平衡,策略选择

面对纯文学的困境, 文坛学界不少人为文立说, 多着眼于现状描述及文化背景探因。今天看来, 仅在上述范围内兜圈子, 其现实意义是有限的。其实, 作为一种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形式, 文学不是恐龙, 它所遭遇的困境并非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文学是“为人”的事业, 首先是“人为”的事业。其生存境况如何, 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自身。人类可以保护大熊猫、大象,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难道没有能力养护好文学, 使它造福于人类社会么?上帝给与人类如此功能神奇的文化瑰宝, 在极其窘迫的生存条件下, 我们的前人一代代承前启后, 用它耕耘着人类文明的田园, 滋养着人类的精神文化, 慰藉着自己的灵魂, 推进着文明与进步。而今莫非它要衰微于现代人的手中?衰微于现代文明的隆隆列车声中?

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引进一步, 以导出更具现实价值和积极意义的命题:人类应该消极无奈地听任文学走向衰微么?人类有没有能力和方略去保护文学, 维护这种文化生态平衡?这或许是更具建设意义的命题。

一.文学的功能是永恒的

文学困境是必须正视的, 而且是世界性的。不过, 其缘由并非如黑格尔所说, 由于它属于幼稚的文化类型, 会由哲学替代。其直接原因是电视、网络等大众文化媒体抢占精神生活空间;市场经济下畸形发展的物欲追逐、技术理性的排挤等。但必须看到, 这决不意味着文学所有的功能已经过时, 可为其他文化载体取代, 更不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文学———如同市场经济、工业化时代, 森林、湿地及整个自然生态被侵噬, 并非由于它失去了存在意义。

文学的功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系统要素包括政治教化功能、启蒙认识功能、审美娱乐功能以及作为人类文化母体的功能等等。这一系统随着外部世界 (政治、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等) 的变化以及人类的需求而调整着结构, 诸种功能要素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彼此消长———但总体而言, 文学的诸种社会功能不会失重或丧失。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看, 人类需要思想, 需要精神向度, 需要审美与人生智慧, 需要文学这一文化母体, 作为培育和滋养人类文明的葱葱植被和生命活动圈。

电视、网络, 以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文学阅读是迥然不同的。它们固然有着强大的传播信息、消遣娱乐的功能, 但却无法替代传统的纸质文学的阅读。浅层次的碎片似的文化娱乐, 一闪而逝的图像, 难以深层次地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 熏陶和培养人的精神, 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

人类有了汽车、飞机的确比步行更快捷一些;但能由此废弃步行么?假若废弃步行, 人类的身体、生命将会呈现怎样的状态?同理, 进入电视和网络传播的图像时代;人类阅读这种铸造人的灵魂的活动将被置于何处?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人类在高歌猛进的时代会不会同时在退化?这是今天和未来的人类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二.文学艺术与“文化生态平衡”

自然生态平衡早已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然而, “文化生态平衡”尚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笔者所说的“文化生态平衡”内涵极其丰富, 系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 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一系列要素应该怎样协调发展, 形成一种良性结构。它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 政治文化与学术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等等。无论社会如何发展, 有一点是确定的, 物质财富不是人类需求的全部, 这个世界需要的不尽是一堆堆金币, 更重要的是要谋求和谐发展, 健康发展。毛志成先生曾谈到:历史发展到今天, 人类的正积累和负积累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旨哉, 斯言!是人类应该清醒的时候了。

当然, 文化生态平衡的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这已不是本文所要展开讨论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对于构建人类精神文明高地,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对人类精神的熏陶和对人类心理的调适矫治功能看, 以思想、激情、审美与想象力为特征的文学, 是任何文化娱乐形式都无法替代的。文学艺术荒芜, 人类精神沙漠化、浅表化、欲望化, 决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福音。尽管我并不赞同法兰克福学派式的对审美乌托邦的崇拜, 但是, 说到底诗文审美是比“日常生活审美化”更高层次的审美。从历史上看, 中华民族精神、法兰西民族精神、俄罗斯民族精神与其文学传统有着多么深刻的联系。倘若我们的社会多几分诗性精神, 多几分人文追求, 将会有效地冲淡、稀释一些技术理性及无限膨胀着的欲望, 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态会更和谐一些。或许也就多了几分真诚、温馨、恬适的气息, 少了几分浮躁、猥琐、功名利禄的追逐和非理性掠夺, 这样的世界才变得更文明和谐些, 更适于人类居住。这大约就是海德格尔所向往的“诗意地栖居”吧?

我们高扬文学的重要性, 在于文学阅读在全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毫无疑问, 普通读者不可能都去爱好哲学、历史学、社会学, 不可能都去爱好学术性、理论性的阅读。相对其他文本形式, 文学具有更为广泛的融合功能, 可以融合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社会学的内容, 可以融合人类的道德、理性、情感、审美、智慧, 以及语言, 写作、思维、想象等, 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 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 无不重视文学艺术及其理论, 这绝不尽是出于个人偏好, 乃是因为文学在人类文化及精神领域里的地位。古今中外文化大家无不受益于文学的熏陶。一个缺乏诗性文化和文学想象力的民族, 不可能培养出梁启超、胡适、鲁迅、钱学森这类思想、文化与科学的巨人。

三.繁荣文学事业的策略选择

我们说文学是“人为”的事业, 涉及从文学创作到文学评价体系, 从文学制度到扶持奖励机制, 从学校文学教育到全社会的读书活动等一系列方面。只要我们以负责的态度, 采取正确的方略, 文学依然可以赢得广阔的空间。

首先, 应大力扶持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阅读活动。对文学的生存和发展而言,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市场机制问题。文学艺术与市场机制的关联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市场机制可能促进文学的发展, 使得优秀的文学创作、艺术演出在市场竞争中赢得读者或观众。但另一方面, 对科学文化、文学艺术而言, 市场择优汰劣的规律又不完全适用, 许多优秀的、高品位的作品不一定是市场中的优胜者。文化事业有着自身的规律, 不能完全交付于市场, 这是文化作为“事业”属性的一面。文化建设不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配置的, 任由市场机制有可能把文化、文学弄得乌七八糟。这是世界范围内及中国近些年的实践所证明的。如同自然生态环境不能完全交付于市场, 文化生态环境建设也不能完全交付于市场。

近年来存在于文学界一个症结是, 政府和社会财力投入不足, 政策扶持不够, 没有吸引优秀的作家甘心坐冷板凳;而是消极无奈地任由市场炒作, 使得大家急功近利。文坛上存在的许多问题, 包括作家社会责任、良知、原创性的失却, 价值观、审美观的迷失, 有违艺术创造规律的恶性炒作等都与此有关联。既然“以俸养廉”有一定道理, 那么“以俸养文”自然更非歪理邪说。对科技发明可以给予高额奖励, 对作用于人类精神的优秀的文学艺术, 为什么不可以给予高额奖励呢?在文化、文学及出版领域, 应少算经济效益帐, 多算社会效益帐。政府与社会应该担负起责任, 加大财力投入, 积极引导和扶持。而不应将书刊价格高高吊起, 从中攫取利润。在经济高速发展, 财力大为增强的今天, 扶持文学和文化事业对于今天的中国并不是无法做到的事。只要认识到位, 采取什么方式扶持、奖掖和引导, 是可以讨论并在实践中探索的。

今天的国家财力完全有力量首先做好下面的工作:1.大力扶持纯文学刊物以及优秀作品出版, 扶持文学社团及文学创作活动。2.加强基层文化建设, 在社区、乡村建立图书阅览室的, 扶持和引导全社会的读书活动。3.建立科学、权威的评价体系和评判机制, 扶持和奖励优秀作品, 并抵御和消除文坛及出版业的恶劣风气及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其次, 强化文学在学校教育的比重。人文素养欠缺是今天的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生读书尤其文学阅读欠缺。青少年时代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并阅读一定数量的文学及各方面的书籍、报刊文章, 对于人格的完善、素质的发展和健康成长意义重大。这是任何课程、任何考试成绩都不能替代的。教育部曾经确定推荐给中学生阅读30本书, 是一很好的举措, 然而, 由于应试教育对学校、学生的压力, 很少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设想, 如果同时采取一些有效措施, 比如, 强化文学阅读在教学和考试中的分量, 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学生加强课外阅读, 情况将会大为改观。而这也会受到学生欢迎的。试想, 加强母语阅读的培养, 多读一些古今中外的书籍, 与多背一些 (大部分人一生用不到的) 英语单词和语法相比较, 哪一种情况更有助于学生素质的发展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大势下的政策选择 篇4

2011年12月2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和中国经济新闻网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2012年中国发展机遇与政策选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均参加了论坛，党组书记刘鹤主持论坛开幕式，李伟主任致辞。

李伟在致辞中说，2012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严峻。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将面对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政治周期、商业周期、地区动荡三者叠加，多种矛盾及利益冲突不断升级；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发达国家政府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为短期应急所困，难以有效实施重大结构性调整。总体看，世界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展望2012年，受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将明显降低，不排除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艰巨；房价合理回归的调控目标进一步实现，一定时期内可能出现供求关系结构的较大变化，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会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短期难以根本转变，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明显降低。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继续有所回调，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

对此，李伟强调，2012年要统筹把握好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加强防控风险的准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应对和化解各种冲击，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其次，“控物价”与“稳增长”有密切联系。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物价总水平就不可能大幅提升。2011年，我们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大。因此，“控物价”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已有成果，防止物价涨幅过高；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国内、国际经济的现实环境及条件，把握好“控物价”的目标与经济发展规律对物价必然作用的统一，适当提高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为价格机制改革预留空间。第三，调结构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和关键所在，是培养竞争新优势，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要通过稳增长、控物价为调结构创造必要的、宽松的条件，通过有效的调结构、促转变、提效率、增效益，真正从根本上营造能够较长时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景。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演讲中指出，“稳中求进”是根据2011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决定的，2012年经济实现“稳中求进”需要把握三个要点：一要稳定政策，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不对宏观政策做大的方向性调整；二要完善政策，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等方面，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三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各项目标之间的关系，包括增长与物价，目标时间和任务时间的平衡，稳与进的平衡。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演讲中表示，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经济周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在2012年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她说，美国经济复苏中增速较低，欧洲陷入了轻微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受欧美的拖累增速在减缓。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小平“南方谈话”之后、2001年中国入世后三个波峰，从2007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进入经济的周期性调整阶段。她认为，制度改革的红利在过去30年中已经享受完了，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原有的结构推动，而应该靠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更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估计三五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转入6％~7％的中速增长阶段。在此阶段之下，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决策出错的可能性大于以往三十年的任何一段时间。他认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是追赶型的经济，在走别人走过的路；走过三十年以后，高速增长期即将结束，追赶路径是相当困难的。今后，产业和企业都将进入大规模调整期。在此过程中，中国在未来全球产业体系中最具有竞争力的仍然是制造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在“新型建材与循环经济”分论坛上表示，目前各种因素给我们的发展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的同时，也为深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重大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文化融合与产业升级”分论坛上提出，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把握得好就可能为中国经济避免大起大落带来正面效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全球化视野下的现代农业发展”分论坛上特别强调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三化”同步，是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国内外的经验反复证明，忽视农业农村，甚至以牺牲农业、农村、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必然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实现“三化”同步，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还包括农业制度的变革。推进农业现代化，要着力解决好五大问题：一是要保障全国人民从吃饱到吃好；二是要解决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问题；三是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四是要解决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五是要解决好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此外，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津渡，山东省副省长贾万志，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等也参加了论坛并发表演讲。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多个省市的领导、专家、企业家，以及全国近百家媒体的记者共700余人参加了论坛。当天下午，还同时举办了农业、汽车、医药、建材、文化5个分论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继续有所回调，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

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 篇5

一、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晋商乡土观念

山西是中原同少数民族的接壤之地,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融合。隋唐时期的征战, 五代时期的战乱, 辽、金的南侵, 以及蒙古族对全国的统治, 都通过民族战争的形式加速了山西地区的民族融合。新生的人口继承的是各族人民的基因, 他们的家族联姻关系错综复杂, 从而形成了他们固土守迁的地域性格。当然在晋商中并非没有出现过举族迁徙的现象, 但只是在明中叶开征折色银之后, 晋南地区有少数几家迁居扬州业盐, 并没有规律可循。

晋商致富后, 其利润的去向, 虽然也有一部分用于了投资生产, 但为数并不多, 且规模也不很大。晋商利润的去向, 大多数用于了购置土地、构筑居舍和捐输助饷方面。这也形成了晋商利润去向的特点, 反映了晋商的一些特性。晋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以末起家, 以本守之”的信条恪守不逾, 他们总认为商业是末, 农业才是本, 要想守住这个本, 就得多置土地, 因…此, 当他们经商发家后, 往往把很大一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田产。如张四维的祖母很疼爱次子张遐龄, 临终嘱托长子张允龄说, 遐龄不善生计, 希望兄长能给予帮助。后来, 张允龄就给了张遐龄一座庄院, 让他靠土地过着悠闲的生活。可见张氏土地不少。张氏是大族, 分居京师、蒲州, 两地都有不少房宅。张允龄晚年因思念故乡, 离京回原籍居住, 特在城东十里新建别墅一栋, 院中花卉四时皆开, 颇具规模。 (1) 再如盐商亢氏, 为为“晋商魁首, 家临汾, 宅第连云, 宛如世家”。 (2) 据《扬州画舫录》载:“亢园在小秦淮, 初亢氏业盐, 与安氏齐名, 为西安北亢, ……临河造屋一百间, 土人呼为百间房”。

晋商不但在本土广置田产, 而且还到外省购买土地。曲沃县商人彭太, 在河南南阳县经商获得数十万银两, 购买田地使其土地在数年内即“猛增到六百多顷”。 (3) 与此相应, 不少商人发家后, 还投入巨资大兴土木, 起楼盖屋修筑宅第, 如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 平遥的雷家大院, 太谷的曹家大院, 灵石的王家大院, 榆次的常家庄园等等, 这些宅院, 有的占地几十顷、上百顷。其建筑风格虽各有千秋, 但都规模恢弘, 气派非凡, 或依地势而错落有致, 或院落连着院落几进几出, 或院内有园, 园内有院, 屋高宅深, 一砖到顶, 雕梁画栋, 十分讲究, 各种木雕、砖雕、石雕, 一应俱全。

晋商在外经商不携带家眷, 不在外地娶妻, 从而使他们始终思念着家乡, 对“本土”有一种特殊的依恋情感。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 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 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 率二三年一归省, 其常例也。” (4) 因而晋商在经商活动中很少有举族而迁的现象。

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晋商宗族观念

宗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居一地的父系组织。宗族血缘圈是家族的扩大, 具有极强的凝聚力, 借助宗族势力经商, 能大大增强商人的竞争力。

山西背靠蒙古草原, 南接中州河南, 右连陕西, 左屏河北, 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 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 主要取之于北方蒙古地区, 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 “路当孔道”, 所以南北区域的物资交换, 历来在山西十分活跃。随着山西商人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视野逐渐被打开, 死守故土的传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人们开始走出故土外出谋生。如潞安府“惟是好商游起家, 婚嫁固占籍, 遂为东西南北之人”。 (5) 晋商通过他们的商业经营和金融活动, 促进了地区间的联系, 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 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如旅蒙晋商深入蒙古大草原贩运商品, 又把蒙古地区的畜牧土特产贩运到全国各地, 密切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旅蒙晋商进入蒙古以后, 自觉不自觉地把汉族的生活方式、科学技术文化传给游牧民族, 对蒙古牧民的生计产生了影响。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 也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蒙古草原成了内地手工业、农产品销售的广阔市场, 同时也刺激了内地加工业的发展与繁荣。如塞外包头城原非城镇, 是山西祁县乔姓商人先在该地开设复盛公等商号后, 才逐渐形成城镇, 所以有“先有复盛公, 后有包头城”之说。晋商对内地城镇的繁荣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明代军事重镇大同, 由于山西商人在这一带经商, 使大同“繁荣富庶, 不下江南”。此外, 运城、平遥、太谷、祁县、以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等商埠, 都是晋商十分活跃的地方, 这些城镇的繁荣和发展, 晋商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晋商按地域而形成的商帮或行会很多。如在本省内就有平遥帮、太谷帮、祁县帮、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这些商帮各有势力范围, 都建有自己的会馆, 参加者有掌柜, 也有伙计, 有手工业主, 也有徒弟。而在省外各埠, 晋省籍商人也结成帮伙建立行会, 设置会馆。据统计, 在北京的55个商业行会中, 山西商人会馆就有15个, 其中, 建于明代者有5个, 年代不明者有2个, 其余8个均为清代所建。 (6) 这些会馆都选有会长, 订有严格的规约制度, 其活动主要是联络同行或同乡, 保证本行本乡利益, 商谈生意行情, 协调内外关系。

由于晋商在经营活动中以地缘关系为基础, 许多商号明确规定不用三爷, 即少爷、姑爷、舅爷。即使本族人入股, 也委托非血缘关系的掌柜进行代理。商号用人也绝不聘用本族同亲。财东与掌柜之间, 以及同一商号的掌柜阶层甚至掌柜同其伙计之间, 很少有相同姓氏者, 故晋商的用人原则是“回避亲戚, 不避同乡”。 (7)

任何时代的人都生活在由制度和文化所组成的社会网络中, 文化传统与管理机制具有内在的切合关系。一方面, 文化传统作为历史的积淀内化为商人的经商意识, 诸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另一方面, 商业的运作及其经营管理规则的选取也必须符合内部各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加强对商业集团内部的控制, 建立严密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传统文化影响下晋商经营管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1. 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分离。

在晋商的经营理念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恪守信义。无论是对合伙经营者, 还是对同行同业者, 都把能否恪守信义视为取舍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商德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作奠定了思想感情方面的基础。晋商奉行的“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即是其在用人上的信条。票号所有者经过严格考察和考核, 重金聘用经理, 并将资本全权委托经理经营。经理不是同宗之人, 甚至晋商有意“避亲用乡”, 明确规定不用“三爷”。财东经过物色, 聘请德才兼备者, 给予权力, 经营号事, “将资本交付于管事 (即大掌柜) 一人, 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 如何办理, 财东均不闻问, 既不予定方针于事前, 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 此项营业实为东方之特异之点”。 (8) 经理拥有人事大权, 东家决不插手票号事务, 也不过问日常盈亏, 逢到账期 (三、五年不等) 经理向财东报告盈亏。这样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 经理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经理的报酬视经营业绩而定。可以看到晋商的票号在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是比较彻底的。对财东而言, 他把资本交于自己信赖的经理后, 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从长远和全局上考虑资本的最佳投向以及整体结构的调整等重大问题, 而经理为报答财东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也会对企业的发展殚精竭虑, 尽心尽职, 从而使企业进入一种规范有序的良性循环状态。票号成立后百余年间内, 能够盛而不衰, 与其两权分离的经营机制, 有着极大的关系。

2. 人身顶股制。

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 凡在票号中的掌柜、经理、甚至伙计, 虽无资本顶银股, 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 而与财东的银股 (即资本股) 一起参与分红。总经理的身股由财东决定, 一般可顶一股 (即1厘) , 票号内的其他人员由总经理根据各人的能力和效率来决定。按照山西票号的惯例, 员工初入票号, 仅享受薪金、衣资、号中伙食等待遇, 但随着年资的增长, 便会具有顶身股的资格。一般而言, 待服务一二十年, 无甚过错, 薪金增至一定程度, 约“可得七八十两时, 则有资格‘顶身股’一二厘了”。 (9) 顶身股资格的获得, 既无特殊要求, 也无名额比例, 只要忠实敬业, 不犯过错, 待服务至一定年限, 人人都有顶身股的机会。这种机制把票号内的所有人员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利于充分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激励他们努力为票号工作, 大大减少了因员工失职而造成的损失, 确实显示出它的进步性。

3. 监督机制。

一个豪商巨贾, 其下属商号、票号很多, 总号下有分号, 分号下有支号, 支号下有小号, 经营的商品种类也是林林总总。对他们如何进行管理监督?晋商发发明了联号制, 即实行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 一层对一层负责。联号制的总号均设在山西, 分号则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例如山西太谷县曹氏所经营的商号, 即通过三个子号加以管理, 一是通过励金德帐房管理设在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二是通过用通玉帐房管理设在东北的各商号;三是通过三晋川帐房管理设在山东的各商号。这里, 形成了三个层次。励金德帐房对于曹氏而言是子号, 然而对于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而言则为母号。实际上联号制的管理层次是层层派生的, 远不止三个层次。例如励金德管辖的彩霞蔚, 是曹氏所属规模最大的绸缎庄, 而彩霞蔚又管辖着张家口的锦泰亨、黎城的瑞霞当、榆次的广生店、太谷的锦生蔚等商号, 这些商号的经营和盈亏, 财东曹氏并不直接过问, 而是由彩霞蔚负责, 彩霞蔚则向励金德负责。如果彩霞蔚所属的锦泰亨等商号经理想面见财东, 须先由彩霞蔚经理引见励金德经理, 再由励金德经理引见财东。曹氏办的各商号虽然都是独立核算的, 但是各商号在上一层次母号的领导下, 无论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上都互相支持。在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 三天一函, 互通情报, 必要时在财政上也可挪款相助。

为了加强监督, 晋商还创造了钦差制, 即由东家委托、总号派遣, 号称钦差, 代表财东定期不定期到各商号巡视, 清查各商号经营状况, 考察各掌柜是否称职, 甚至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罢免掌柜, 但钦差一般不能直接干预商号的经营活动。这种机制确能促进各商号自我约束。晋商创造的这一系列经营管理机制即便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文章对传统文化晋商乡土观念, 宗族观念对其经营管理机制影响的分析, 阐述了晋商创造的一系列经营管理机制对现代经营管理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晋商,经营管理机制

注释

1 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31页

2 《康熙等南巡秘记》

3 董继武, 景占魁主编.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3页

4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 (五) , 卷23,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第535页

5 《潞安府志》, 卷12, 迁徙, 明万历刻本

6 梁晋春.《山西的近代工业》, 见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249页

7 刘建生, 刘鹏生.晋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45页

8 山西票商盛衰之调查, 载《中外经济周刊》, 1925年7月4日, 第119页

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 篇6

1 翻译活动与翻译策略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 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发展史而产生并发展着。在这里, 我们不必探讨它的历史, 但从翻译的理论研究上纵览人们对翻译活动的几个阶段的认识。第一个阶段是从翻译功能的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各种比喻性的描述;第二个阶段是在语言学发展的基础上, 对翻译涉及到的两种语言形式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等值”转换的认识与研究;第三个阶段是从语言的层面跨越到了文化的层面。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 可以说学者们对于翻译活动有了更深更全面的认识。以纽马克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翻译不过是把一种文本的意义按作者的意图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文本” (转引自孙岳, 2006) 。这些语言学家对于翻译的研究尚处在对文本分析的层面上, 而以勒弗维尔为代表的理论学家提出了“文化转向”概念, 他们认为任何文学都会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因此对它的解读和接受必然受到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角度看, 必须把翻译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因此, 作为从事这项活动的译者, 必须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译者不仅仅要处理好语言层面, 包括语音、词汇和句法等形式上的转换, 还必须深入探究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背景, 处理好语言文化因素分别在原作和译作中的作用和两种语言文化的相关性。

对于如何做好翻译, 国内外学者们在翻译策略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早在佛经翻译最为昌盛的中国汉代就出现了“文丽”和“质直”之争, 这是最早反映直译和意译之争的说法。后来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明确提出直译并主张翻译要保持原作的风姿, 尽可能保有原作的洋气, 另有一批学者提出意译并反对直译的“以词害意”和语言“诘屈聱牙”。当代译界以归化和异化之争为主。支持归化的学者主张发挥译语的优势而支持异化的学者则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有度的再创作”, 它不能离开原作。从“文”、“质”之争到“直译”、“意译”之争, 再到今天的“归化”、“异化”之争, 这反映了中国译界学者研究翻译策略的三个阶段。从本质上来说, 这三个阶段的研究话题是一样的, 即翻译究竟是要向源语文本靠拢还是向译入语文本靠拢。

通过文献回顾, 可以看出学者们多从整体理论的角度探讨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 很少涉及到实际语用的层面。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 对其策略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跨文化交流目的探讨和对两种语言文化具体差异的探讨。不同时代背景可能决定跨文化交流目的的不同。比如说20世纪初, 处于危难中的中国急需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技, 因此, 翻译以归化为主。到了世纪末, 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向了世界, 中国国力增强的同时, 文化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和平时期翻译的任务倾向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 这一时期的翻译倾向于异化。可见, 单纯从文本的角度分析归化还是异化是不够全面的。

2 文化差异探究与翻译策略

王佐良先生曾经说过:“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 谁也无法掌握语言。” (转引王致华, 2009)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 无数事实证明, 文化具有社会、语言、民族和地区属性。译者一方面要处理好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 另一方面还要充当文化大使, 在文化比较中发现文化之间的差异, 并找到文化交流的可行性手段。整体而言, 在文化与文化之间, 对翻译影响比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化;二是宗教文化;三是民俗文化。

2.1 语言文化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从符号学角度对语言进行了阐释, 他认为语言具有社会性、符号性、规约性和任意性。正是符号系统这些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一种语言符号不能随便被另外一种语言符号取代。比如说, 中西方由于说话习惯的不同, 会形成不同的语言文化。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两个主体, 欲使交流能够顺利进行, 就必须在理解对方语言文化的基础上采用适当的交流策略, 否则就有可能闹笑话。如:有一人欲招待其外国朋友吃饭, 随向其发出邀请, 说:“某某时间, 某某地点, 我请你吃个便饭”。对方欣然接受。到了赴约时间, 改外国朋友如约来到, 看到满满一桌子的饭菜, 一脸惊喜地对其中国朋友用中文说:“这哪里是便饭嘛, 这简直就是大便饭嘛”。对方哑然。在此场景中, 很显然该外国朋友并不知道中国人常说“便饭”或“家常便饭”, 但从来不说“大便饭”。而且在这种场合“大便”是一个非常忌讳谈起的代表污秽的概念词。再如:某工程师邀请其外国朋友到家里吃饭, 外国人进门后见到了工程师的妻子, 随口说了一句:“Your wife looks so beautiful today”。工程师回应说:“Where?Where?” (哪里, 哪里) 。外国朋友感到很奇怪, 就说:“Everywhere”。很明显双方在交流中出现了严重的误解。其实当外国朋友在发表赞美之词的时候, 工程师只需要说一声“Thank you”就可以了。“where, where”是一种表达谦虚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可见, 由于语言文化存在差异, 两种语言符号体系在语用方面有时对等, 有时部分对等, 有时又完全不对等。对译者而言适当的翻译策略则显得尤为重要。

2.2 宗教文化方面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宗教文化是对人类和社会影响最深最广的一种文化形态, 它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 而且还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西方, 基督教作为主要的宗教力量, 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 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无法离开基督教对他的影响。在文学领域, 很多西方作品都渗透着浓郁的宗教文化, 例如米尔顿的《失乐园》, 但丁的《神曲》等等。从作品的人物命名到数字表达, 再到典故习语的引用等等, 无不需要读者去挖掘其背后的宗教文化内涵。作为译者, 读懂原语言文字背后的宗教文化内涵以及选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将其在译语文本中呈现则显得尤为重要。以下两个例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例1:He is the seventh son of a seventh son in the family.

译者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 首先要深入理解数字7的宗教文化内涵。在《圣经》中, 很多故事都与“7”有关, 如上帝用7天创造了世界, 神有七大圣礼等。这说明“7”体现了某方面的重要性。理解到这一点, 如果将这句话直译成“他是这个家族里第七个儿子的第七个儿子”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会将数字“7”的文化内涵丧失殆尽。为弥补这一遗憾, 译者可以采用加注的方式将“7”所表达的重要性做一补充。

例2: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when the clay begins to breathe.

这是大学英语第三册第三课中的一句话。如果读者不知道宗教文化中上帝用泥土造人的说法, 就会很容易将这句话直译, 以至于让读者不知所云。其实, 英语中的“creation”常指“上帝”, “clay”指“上帝创造的人”。译者在处理这样的附加于词汇之外的宗教涵义时, 正确地选择翻译策略, 显得尤为重要。为免于译语读者误解, 起到更好的交流作用, 译者最好是将其意译为“当一名教师意味着成为创造的见证人, 他目睹人体开始了呼吸, 开始了生命”。

2.3 民俗文化方面

“民俗文化, 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 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文化, 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赖以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不竭源泉。” (姜智慧, 2010)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 在语言方面则体现出民俗文化词的独有性。翻译作为一项有目的的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技术手段, 恰当地处理好民俗文化词的翻译, 是跨文化交流能够成功进行的关键。如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土地庙”, “粽子”, “中山装”, “窝窝头”以及美国民俗文化中的“Dutch treat”, “halfway house”, “Dutch uncle”, “American dream”等。这些词汇带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果将“土地庙”译为“church”, 肯定会让外国读者感到费解, 因为两个词汇所指具体实物的差别太大。同样, 若将“Dutch treat”直译为“AA制”, 又会让读者失去了解“Dutch”一词在美国民俗文化中的内涵的机会。因此, 译者在翻译中一方面要考虑保有原有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还要照顾译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如果译者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则有可能丧失民族特色从而失去文化传播与平等交流的机会;如果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译语读者则有可能用本民族文化理解异国文化, 从而造成误解。因此, 要促成跨文化交流, 译者需根据交流的意义与目的在不同的翻译策略间进行选择, 对于文化的呈现要做出相应的取舍。

3 结束语

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纠结复杂的过程。再完美的译文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文。优秀的译者总是在两种矛盾的翻译策略之间进行选择。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文化差异是直接影响这一选择的两个方面。综上研究可以看出, 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多在于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一致。在这种客观性的差异影响下, 译者的主观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将成为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在不造成跨文化交流误解的情况下, 当源语言的表达能力强时, 译者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反之, 译者则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多由主观因素造成。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造成了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欲使译入语读者不因为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而误解源语宗教文化并使读者能够广泛了解源语宗教文化, 译者多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民俗文化多反映本民族的地方特色, 有着很强的地域性, 因此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出一定的客观性。但这一客观性不同于语言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客观性, 因民俗文化差异体现在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异性远远大于共性, 也正是这一原因, 跨文化交流下, 译者会更多考虑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异域民俗文化介绍到译入语文化中。由此可见, 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是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出发点, 而两种文化之间的异性和共性是译者主要考虑的两个因素。当两种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异性时, 译者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 当两种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共性时, 译者的自身语言能力将成为影响翻译策略的主导因素。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J].中国科技翻译, 2010 (2) .

[3]刘琪.翻译与跨文化交际初探[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2 (6) .

[4]孙岳.翻译活动是如何进行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S3) .

就业寒冬下的选择 篇7

时间倒回2008年的12月20日,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的一间阶梯教室里,一位中年男人在讲台上激情洋溢地做着演讲。这位中年男人名叫章新宇,是一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这天来到这里,是受某社团的委托,给将要毕业的大学生们开一堂创业课。

“你是想创业还是想直接就业?”章新宇在一开始就问了这么一句,底下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但是很少有直接作答的。本来预计在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收上来的问卷,到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但是章新宇没有着急,他耐心地等着同学们做完。章新宇后来说:“以前我也有过类似的讲座,但是前些年问卷收得都比较快,今年是慢了很多。”探究其原因,章新宇接着说到,“可能是今年的就业形势吧,同学们考虑的时间会比较长。”

一堂创业课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丰富而生动的创业例子,再加上章新宇自身的实践经历,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

课一结束,同学们议论纷纷地走出教室,大部分人对此次讲座还是挺满意的,“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对我们以后的创业会有很大帮助。”其中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创业课程只能当作“兴趣”来听听,并不切合自身实际。

大学生的创业梦

“大学生里面,几乎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自己做老板。”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创业梦。福建工程学院的李会成说:“大三以前学校里经常组织社会实践,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去那些大公司、大企业参观,那时我就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家大公司。”但是,繁琐的学业以及严峻的现实让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去审视自己的创业梦。

通过调查我们也得知,2009届的大学毕业生们平常根本就很少去想什么创业的事,他们只想顺利毕业,然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来养活自己。

也会有人去听一些学校开设的创业课程,但是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老师讲得很平淡,并不像搞传销的讲员那样激情澎湃,能让人焕发出高涨的创富热情。所以,很多大学生的创业梦也就随着时间渐渐地淡忘了。

创业需要一个好的就业环境

2008年是我国高校扩招的第十年。盲目的扩招导致就业困难的加剧,而人数屡创新高的大学毕业生也很难融入社会。“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在这样一个危机年景下,难以下咽的扩招苦果,时刻困扰着政府和高校。

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干脆将目光瞅向了做“小生意”。像福建师范大学的陈秉振所说的那样,“大企业我们是不行,但是可以摆个小摊啊,经营一些小生意,像在我们的师大学生街那里卖点烧烤,一个月挣得都比上班多得多,而且时间也比较自由。”有些专家也指出,这种其实不算是创业,它也归属于就业的一种,不过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已经开始转变,更加务实。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摆个小摊没有多少成就感,毕竟受了十几年的素质教育,即便创业也要发挥自己的所学,做些体面点的事情。

2008年7月份从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毕业的周炜,目前是博瑞教育的总经理。在大学期间,周炜就尝试着做些和这方面有关的兼职。四年来,他积攒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再加上亲朋好友的帮助,终于在2008年成立了这个教育机构。博瑞教育主要是给一些中学生提供课程培训,以及给那些大学生们提供兼职平台,旗下还有一家泊瑞特珠宝有限公司。半年来,博瑞教育发展得不错。但是,周炜也说到,“每天忙得要死,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周六周末也没有时间去玩。”整天为了工作四处奔忙,虽然累点,但是周炜觉得充实体面,起码是一个总经理,名片拿给人家也有气派。“刚开始创业,是挺困难的,再过一段时间,公司上了轨道,会好点儿。现在,退休的父母从老家来到福州,专门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所以减去了很多麻烦。”

但是,像周炜这样成功的并不多。同样是学心理学的,黄治平则远没有那么幸运。大学毕业之后,家境富裕的他不需要为资金发愁,但是,社会经验不足的他一上来就选择了装潢这一行当。不幸的是,遇到了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开始不景气,黄治平说道:“不仅如此,我现在才摸准路子,原来想搞装潢挺有前途的,但是刚步入社会的我,缺乏社会经验和人际网络,人家就不会把事情交给一个新的公司去做。”所以没有半年的时间,公司就只好关门大吉了。现在的黄治平到了上海的一家公司,“上海是一个大都市,有很多机遇,工作的同时顺便也能学习一些比较实际的经验,我还想再开一家自己的公司。”

因人而异的选择

大学生目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毕业后是继续读研深造,还是直接迈入社会?迈入社会后又面临着一个问题:先就业还是先创业?

就业可以做公务员,到企事业单位。但是,很多人对一年“惨”比一年的公务员考试已经不再抱多大希望。对于目前这种状况,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的困难户,一些舆论甚至指出,大学毕业生已经被迫面临大规模的“下乡运动”。从城市“迁徙”到农村、到基层,就业;e民工化”的现实困境让很多人“束手无策”。

如果是创业,就面临着是直接创业,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创业。这两种创业方式各有优势。没有工作经验的创业叫直接创业或是原发创业;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创业叫后发创业。从创业成功概率来看,大学毕业直接创业的初次创业成功率不是很高,但只要一直坚持下去,其一生的创业成功概率是很高的;而从理论统计来看后发创业者,毕业工作五到八年后的初次创业成功概率比较高,但这五到八年是他最宝贵的创业时机,这时他用于职场却不是创业,这点比较可惜。

究竟是创业还是就业,还要因人而异。就像一些人,如果适合去搞研究,考研深造比较好。而对于媒体上曾热炒过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在大学期间就有一些青年创业基金,可以提供给大学生进行创业。大学毕业之后,社会上也会有一些鼓励创业的政策和平台。虽然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很想自己做老板,但是能够落实到实处的少之又少。为什么呢?“我们出去,什么都没有,自己生存都保证不了,怎么去创业?”

;e我们想先出去找工作,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想创业的事。如果创业不成功,时间和精力都会浪费掉,既害了自己,也牵连到父母亲朋。”

谈到创业,一些人则说“因人而异。创业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资本、人际网络、社会阅历,还得有勇气、魄力和独到的眼光”。当就业能力都出现问题,创业岂不就等于是天方夜谭?就连本来大有作为的职业教育也日渐颓靡,问题不断。因此,被就业困境束缚住的大学毕业生们,已经鲜少再有那样激情澎湃的创业热情了。

在变化的世界里生存与发展

“不管一个人现在的状况如何,将来都可能要走上创业的道路,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了,创业之路才是根本的出路。”如果生存没有问题,大部分人都可以直接走上创业的道路,因而不必去等待,当然,如果生存都成问题的话,还是先就业再创业的好。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你有点钱,有机会,就去创业;没有就去就业,积累经验,再出来创业也是行的。”

通过访问调查我们也得知,大多数人还是想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发展问题。“但是,就业也是要为创业铺路的。”一位同学说道。

所以,“先就业,选择你最有可能创业的项目,先在那里打工,了解该行业的市场和规则,然后再决定创不创业。”因为,“就算你很有钱,开了一家公司。你了解企业经营管理、人事管理、成本核算、税收政策、企业文化等等的事情吗?”李嘉诚的儿子都要从基层做起,原因很简单,就是积累经验。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创业还是就业,就要看你面临的时机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一些现实状况看到,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在创业方面存在着很多误区。不少人对创业的理解还停留在仅有一个美妙的想法与概念上。据相关调查显示,在大学生们提交的相当一部分创业计划书中,许多人还试图用一个自认为很新奇的创意来吸引投资。就算谈到市场的话题,他们也多半只会计划花钱做做广告而已,而对于诸如目标市场定位、营销手段组合等重要环节则全然“没有概念”。其实,现在投资人看的是创业者计划中真正的技术含量有多高、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以及市场赢利的潜力有多大,而这些,绝不是凭三言两语或者一个主意就能让人家心甘情愿掏钱的。真正能引发投资人兴趣的,并不是什么“先进得不得了”的东西,相反那些技术含量一般,却能切中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常常会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因此,大学生思考仍应继续,创业不能只凭热情。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先就业,再择业,然后再创业”是当今寻求自身发展的一条较好出路。毕竟,创业是有风险的,就业则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创业又是主动的,就业则是被动的。社会正处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没有安排好的未来等待着莘莘学子,唯一可以预知的就是激烈的严酷的竞争。

不是结尾的结尾

目前,我国的就业已经市场化。人们也曾多次地强调“就业是为了更好地创业,创业也为就业提供了机会,当条件成熟时,再去创业,这样,可少走很多弯路”。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竞争,再加上公共机关要减员增效,难以再提供充分有效的就业机会,所以一些专家称“通过科学创业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无疑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办法。”一个人创业可以吸引若干个人的参与。创业成功就可以解决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如果社会上形成创业的气候,将大大缓解社会就业的压力”。

而我们更要充分利用当前政策营造的宽松和广阔的市场就业环境,认清形势,转变就业观念,以市场需求为核心,从现实和自身的条件出发,做好参与就业竞争和科学创业的各种准备。当就业机会来临时,我们要抓住机遇;当创业条件成熟时,我们则要果断出击。

新标准下的门窗选择 篇8

上式中:

Kw—整樘窗的传热系数 (W/m2·K) ;

Ag—窗玻璃的面积 (m2) ;

Kg—窗玻璃的传热系数 (W/m2·K) ;

Af—窗框的面积 (m2) ;

Kf—窗框的传热系数 (W/m2·K) ;

Lψ—玻璃区域的边缘长度 (m) ;

ψ—窗框和玻璃之间的线传热系数 (根据玻璃间隔条的材质取0.04-0.08) 。

从上面公式中可以看出, 门窗传热系数的高低取决于窗框和玻璃的传热系数以及窗框和玻璃之间线传热三个方面, 门窗市场三大主导产品的塑料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实木门窗对于玻璃以及玻璃和窗框之间的线传热的选择是相同的, 因此对于三种门窗而言, 在玻璃选择相同的情况下窗框本身的传热系数决定了门窗的传热系数, 门窗节能性主要是改善材料的保温隔热性能和提高门窗的密封性能来实现。

在新的节能标准下三种门窗配置如何选择, 做以简单的阐述:

1. 塑料门窗

在传热方面, 塑料门窗材料属于热的不良导体, 因此塑料门窗的窗框传热系数较低, 塑料门窗的框玻比一般为30%左右。在老标准 (K≦2.8W/m2·K) 下, 塑料门窗多以60系列3腔室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这种产品窗框的传热系数Kf=2.0 W/m2·K左右, 配上普通中空玻璃5mm+12A+5mm (传热系数见表1) , 根据整窗的传热系数计算公式, 门窗的K值约为2.6 W/m2·K左右 (见图1) , 这种产品已经不能满足新标准要求, 为了降低门窗的传热系数, 需要增加系列和增加腔室数量来实现。根据门窗传热系数计算公式以及窗框的传热系数 (见表2) 和玻璃的传热系数 (见表1) , 新的标准要求门窗的K值=2.0 W/m2·K, 需要的塑料门窗的配置为:型材为65系列四腔体结构, 玻璃配置为5mm+9A+5mm+9A+5mm。见图2。或者配中空Low-E玻璃, 对于新标准中的K值=1.8 W/m2·K和K值=1.5 W/m2·K的塑料门窗配置, 需要增加系列 (如70系列、80系列、90系列等等) , 对于玻璃可以选择Low-E中空玻璃以及三玻两腔Low-E玻璃等, 来满足不同K值的要求。如图3、图4所示。

2. 断桥铝合金门窗

断桥铝合金门窗属于金属门窗, 它的最大的缺点是导热快, 断桥铝合金门窗的框玻比一般为25%左右。在老标准 (K≦2.8W/m2·K) 下, 断桥铝合金门窗多以60系列隔热条长度在14.8mm～20mm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见图5) 。为了降低门窗的传热系数, 需要增加系列和增加隔热条长度以及改变隔热条形状来实现。根据门窗传热系数计算公式以及窗框的传热系数 (见表3) 和玻璃的传热系数 (见表1) , 新的标准要求门窗的K值=2.0 W/m2·K, 需要断桥铝合金的配置为:型材70系列隔热长度为30mm结构形式, 玻璃配置为5mm+9A+5mm+9A+5mmLow-E (见图6) 。对于新标准中的K值=1.8 W/m2·K和K值=1.5 W/m2·K的断桥铝合金门窗配置, 需要增加系列 (如80系列、90系列等) 和增加隔热条长度 (如40mm隔热条) 以及改变隔热条的结构, 如隔热条为腔体式结构等方式。再结合不同的玻璃传热系数来实现。如图7、图8所示。

3. 实木门窗

实木门窗有两种类型的门窗。一种是纯实木门窗, 另一种是铝包木门窗。木材与塑料、断桥铝合金材料相比导热系数最低, 它本身具有天然的保温隔热属性, 是最好的窗框材料。实木门窗的框玻比一般占32%左右, 配上普通中空玻璃5mm+12A+5mm, 整窗的传热系数就可达到2.3W/m2·K。新的标准要求门窗的K值=2.0 W/m2·K, 对于木门窗来说只需要改变中空玻璃配置如配上三玻两空或配上Low-E玻璃就可满足。对于新标准中的K值=1.8 W/m2·K和K值=1.5 W/m2·K来说选择传热系数低的中空玻璃或者增加系列来实现。如图9、图10所示。

塑料门窗和实木门窗由于框的传热系数较低, 达到新的节能标准相对容易些, 而对于断桥铝合金来说, 节能要求越高时, 其难度就越大, 综合性价比就会降低。欧美发达国家塑料门窗市场占有率50%以上, 实木门窗市场占率为30%左右, 断桥铝合金门窗市场占有率为16%左右, 这也是为什么在欧洲断桥铝合金门窗市场占有率低的原因。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市场中的铝木复合门窗 (以断桥铝为主体结构室内镶有木材) 属于断桥铝合金门窗范围内, 它不属于实木门窗, 它的传热系数只比断桥铝合金门窗降低0.1～0.2的K值。

机构主导下的市场选择 篇9

在经济复苏延伸的2010年，“无形之手”政策形成的“政策市”仍将延续。对于经济政策，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今年，在经济稳定增长的确定性和“政策退出”的力度及时机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二级市场呈现重心稳步抬高的震荡市将是大概率事件。

保增长转为稳增长，表明经济已从复苏转向正常增长。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正常水平为25％左右。业绩增长将取代流动性成为今年市场上涨的主要动力。以上证指数去年收盘点位3277点计算，上下25％对应点位是4096点～2621点。而去年8月份政策微调引发的中级调整点位2639点应是今年“政策退出”的预演。而若经济过热，市场表现过度，“5.30”宏观调控点位4300点一带将可作为“政策退出”的“参照点”。信贷控制、加息、IPO发行速度、再融资、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国际版、部分过剩产业的限制、房货政策等都将是“政策退出”调控的手段。

“调结构”无疑是今年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结构调整，其中区域经济反而受益于政策扶持，表现优异。实际上“促消费、保民生”也包含在“调结构”之中。而CPI和PPI的转正促使“防通胀”提上日程，特别是CPI增长达到3％以上，经济增长较快显示经济过热无后顾之忧时，政策退出预期和加息预期都将非常强烈。

总体判断，预计2010年上证指数运行因司为2600点～4300点。技术面分析，去年9月份以来形成的上升通道下轨和去年11月份以来形成的下降通道下轨的交叉点在3000点左右；作为领先指数的深成指早已达到2008年4～6月形成的岛型反转的高点，落后指数上证指数最终至少也要达到对应的点位3786点，可以预计核心因间为3000点～3800点。而300点以下，年线以上将是相对安全区域，但因为超预期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市场预期“改策退出”提前，加息预期增强，市场在此区间的震荡整理时间将会延长。而现阶段市场的走稳，同1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短期通胀和加息预期降低有一定的关系。

目前的市场是以基金为主的“机构主导”。虽然机构投资者具有强资产配置能力，弱时机选择能力的特性；追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的特点，使它们在震荡市道中显得较为被动。但持续性地分析机构投资者的动机、行为，可以最大化地抓住机会或规避风险。因为机构投资者在宏观政策面的把握上更为准确，其行为将强化市场的走势。

1月份，货币政策的收紧预期不可避免地对机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不但制约了后市行情的发展空间，而且市场走出了出乎绝大多数投资者预期的大幅回落。市场表现在，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周期性板块如：银行股、保险、有色金属，煤炭石油、房地产等板块资金流出迹象最明显。还可以利用其“逆向投资”的方式、仓位调整状况来提前挖掘机会或规避风险。另外机构在发动任何一次大行情时，往往会启动几个重点的主流板块，可据此来判断行情的性质，制定自己的操作策略，进而挖掘出领涨板块及龙头品种。

圣经视角下的生态与自然 篇10

1.1 上帝与自然

首先,自然是上帝智慧的成果。《圣经》认为,神造万物。创造是万物的开始,圣经创世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就记载了上帝如何创造天地万物,飞禽走兽,并区分光明与黑暗,定了节令,日子,年岁,划分旱地和海洋。在第二章里,出现了一个愉快的,和谐美好的地方,伊甸园。圣经中伊甸园是这样描绘那个美好的地方的:“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1](创2:8～3:24)。伊甸园是上帝的恩赐,在那里当然是一种最原始最为和谐的世界。其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包含着一定的秩序的。传道书中的思想,就是“秩序”的完美体现。正如传道书第三章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1](传3:1～11)再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不难看出,神造万物,各从其类,万物自然生长,人们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环有序,充满和谐。

1.2 上帝与人

据《圣经》记载,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创世的第六天,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1:26)于是就有了人类的始祖亚当,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又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这之后,神将他带到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又从他身上取下肋骨,造了女人,也就是众生之母,夏娃。

由此看来,人和自然万物都是上帝因爱而创造的,都是上帝眼中“所造甚好”的存在物,所以上帝很重视生命本身的价值。也由此可知,上帝的创造观,是充满了仁慈与爱的。圣经中摩西世界里也有着关于爱的诫命:“不可杀人,就是自杀也不可。”(申5:1-21)所以,尊重生命也是敬重自然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受造者应该持有的态度。对待这个充满着仁慈与博爱的创造者,人类固然也应该活出“爱”的本性与光芒来。

2 圣经中的管理观—人与自然

圣经从一开始就阐明了上帝给人管理权的思想。“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1:26)“管理”这个词在创世纪中出现了七次,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顾名思义,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也就是说,人只是上帝的管家,并不是自然界的拥有者,人类的权力是上帝为人的,所以人类要负责的去管理和服侍自然,同时对上帝负责。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与自然界相生相依,不可分离。所以人只有有限的管理万物的权利,并没有被赋予无限的掠夺,剥削,甚至奴役大自然和其他受造之物的权利。这也是大自然的规律之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前4:10)在《旧约》中,上帝与人立约时就考虑到人周围环境里的一切生物和自然生态,上帝也与一切受造之物立约,让所有的生物留存下来,可见上帝爱一切他所创造的自然万物。

所以,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人类并不是受造界的主宰,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人类不承认和尊重大自然,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很难有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3 圣经中的原罪—人类的叛逆与生态危机

基督教教义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带着“原罪”,即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那里流传下来的罪。在创世之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无忧无虑,但是由于夏娃听从了蛇的诱惑并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被逐出伊甸园,这一罪过成了人类苦难的根源。因为人的叛逆,神与人之间产生了罪的沟壑,这使得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那么和谐。在出埃及记里,因为法老的叛逆和刚硬,神给埃及降了十灾,分别是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和黑暗之灾。由此可见,由于人的悖逆与刚硬,当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了,自然的生态也会跟着遭到破坏。联想今天的生态光景,人们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水土流失、森林和草原破坏、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愈演愈烈,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也在加重。

人口过剩给地球带来了相当沉重的压力,报道说,世界人口于1999年超过60亿。美国人口咨询局负责人比尔·布茨表示,世界人口在12年间从50亿增长至60亿,从60亿增长至70亿也将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完成。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越来越快。专家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现在的地球上,地下水位在下降,土壤在侵蚀,冰川在融化,鱼类在消失,每天有近十亿人口挨饿。今后数十年,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吃饭,而且大都在贫穷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数十亿人希望挣脱贫困。[2]

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江碧鸟逾白,青花欲然”,“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自古以来诗人赞美大自然的诗句层出不穷,可是现在一些地方由于环境污染的危害,早就见不到这样的美景了。环境污染不仅破坏了生物的生存环境,而且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如果人持续不满足于管理,而一定要将自己置于万物之首的位置,就会将自己置于无尽的无序,痛苦和灾难之中。在旧约时期,先知们明确地断言,以色列子民因不断犯罪,破坏了与上帝之间的和谐关系,不仅仅对人是如此,所有受造界都要受苦。如果说人不与上帝和平相处,他也会把这种和平的否定带入他的环境之中。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伴随着中国的粗放式制造业扩张达到极限,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渐渐奠定。然而,在人均GDP逐渐增长的同时,中国同时也进入了环境压力高峰。如果说四万亿之前的环境污染还只是个别局部现象,而今就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雾霾越来越严重,清楚地揭露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和生态的极端脆弱性。水安全问题也在越来越多地威胁着人们,据报道,全国十大水系水质有一半被污染,国控重点湖泊水质污染已经达到四成,31个大型淡水湖泊水质17个都被污染,9个重要海湾中,辽东湾,渤海湾,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珠江口等水质极差。

4 圣经中的救赎观—新天新地与自然环境的修复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不仅是神,他也是人,所以他能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整个新约的福音书都在叙述神对人的拯救过程。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爱的至高示范。这示范的至高特性是由于祭物极重的代赎。所以说,上帝与人,自然关系的“和好”,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来实现的,神造万物均为平等,救赎万物一样均为平等。[3]

4.1 神人和好的标志—安息日条例

安息日,用希伯来语说,就是“Sabbbath”,意为“休息,停止工作”。每周的第七日,就是神所定的休息日。“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位生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2:2,3)[4]神的诫命也有让人守安息日的条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20:10-11)上帝通过休息,使万物彰显自我,处于最闲适安逸的状态,同时也可以让自然进行自我修复。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告诫以色列人,周一到周六可以收取吗哪,而周日必要安息,有些以色列人周日没有守安息日,因此出去收取却一无所获[5]。由此可见,守安息日就意味着不可过度收取,所以在有节制的前提下,人类是可以做到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圣经告诫人类要遵守安息日,这不仅是基督教的一条诫命,更蕴藏着生态保护的大智慧。

4.2 神与人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一新天新地

促使上帝与人,自然“和好”,恢复乐园,是基督救赎的目的,也是基督教对任何自然的终极关怀。在圣经中,新天新地描述的是神,人,自然之间完美和谐的状态。圣经中是这样描述这种状态的:“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11:6)[1][6]这是最高层次的和谐,也是人类对一个公正的,和平的,和谐一致的世界的基本期待。

5 结论

《圣经》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它强调神,人,自然整体的和谐思想,也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平等,并不是自然的主宰。《圣经》中神的观念实际上包含着节制,仁爱的思想,有益于强化当下时代的生态意识。它实际上可以让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是自觉地尊重自然,尊重申请,从而维护生态平衡。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因此,研究《圣经》有关的生态意识,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摘要：生态危机是时下备受关注的话题,今天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圣经》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美丽,有序,和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世界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圣经》对于我们反思今天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从《圣经》中,我们能够概括出其看待自然界的基本原则。所以圣经中包含的一些教义,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观念入手,介绍上帝与自然,上帝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生态破坏的具体表现,回归生态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真正的“新天新地”与自由。

关键词：圣经,生态,上帝,自然,危机,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圣经[M].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9.

[2]黄增喜.生态视角的《圣经》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9.

[3]梁工.圣经与文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