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精选9篇）
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1
1 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的逻辑关系
1.1 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和目标指向
我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使大多数受教育者受益。在义务教育阶段, 要维持它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 要实现有限的教育公平, 将市场机制有限的引入进来, 自主确定收费标准, 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 提高教育的效率。同时辅以弱势补偿制度来保证教育公平。
1.2 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判断原则
1.2.1 确保社会成员公平地获得基本的教育资源
在当今知识社会里, 不论出身、地位和财富, 必须要接受基本的教育, 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融入社会, 获得自己想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因此, 能否保证每名社会成语享有基本的教育资源是判断教育政策是否公平的标准。
1.2.2 要保持基本教育和非基本教育的合理差距
教育公平必须以差别为前提, 教育公平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消除差别, 但不能全盘抹杀差别。因为现实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 相对于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基本教育, 却不能无差别的接受非基本教育。在非基本教育当中, 应当适当的收取学费。
1.2.3 教育资源的补偿原则
在上述不均等的分配了非基本教育资源后, 我们还要根据教育公平的原则, 给非基本教育资源中, 获利较少的社会成员适当的补偿, 因为无论如何, 非基本教育资源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 适当通过优惠或减免的手段, 给弱势群体适当的补偿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对那些天赋聪慧、出身幸运、辛勤努力的人是不公正的。更好的方法是对他们的上一代, 通过征收遗产税或是个人所得税的手段来转移非基本教育资源。
1.3 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逻辑
第一, 要建立教育资源的调节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教育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 进而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
第二, 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来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教育政策要显现教育公平的目标, 就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
第三, 教育政策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要形成一种机制, 在公平和效率的目标权衡中, 始终把公平放到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上, 教育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反思现阶段教育领域中的效率主义倾向, 需要相关的教育政策来调节和保障。
2 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的问题
2.1 制度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公平
制度排斥是结构性排斥的主要表现, 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或失误造成的, 无论什么原因, 这种排斥受到了政策、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在中国, 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排斥的显现十分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了。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的就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两个具体制度了, 即教育财政投入制度和升学制度。
2.2 经济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经济排斥主要指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正是由于经济排斥, 造成了进城的农民工经济状况不好, 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 造成了流动儿童的“上不起学”的状况。经济排斥究其原因还是来源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因为有城市户口, 可以找到待遇好、医疗好、有各种保险和保障的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而进城农民工由于是农村户口, 只能成为临时工、合同工等, 小部分人成为雇主, 大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 应得的社会保障无从谈起或比较差。严重影响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 他们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 或者虽然能到公办学校, 却要负担高额的学杂费和借读费等。更有甚者, 部分流动儿童过早辍学。
2.3 文化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文化排斥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主流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 (life orientation) 和价值观而受到的排斥。第二个是少部分人由于坚持自身的文化权利而被主流社会所隔离。中国的文化排斥也和户籍制度相关, 是因为偏见造成的, 需要沟通和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进城的农民工和孩子受到的文化排斥。其次, 是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最后, 是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
3 问题和建议
3.1 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儿童期是人的社会化的出发点, 同龄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媒介, 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流入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两者之间不能组成同龄群体, 因此, 流动儿童就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不懂得遵守规则和团结互助, 可能对城市世界产生恐慌, 导致叛逆等行为方式的出现。
根据U曲线假设, 迁移者对迁移地的适应时间呈现U曲线形状。在第一阶段, 迁移者对迁移地表现出新奇和兴奋。在第二阶段, 开始表现出对未知的地区和人的陌生和压力。第三阶段, 如果很好地和迁移地区融合, 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呈现二元结构, 迁移地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延缓了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
3.2 建议
消除制度性障碍。必须铲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儿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 正是户籍制度形成了一道屏障, 限制了流动儿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 城乡之间是平等的, 不存在特权阶层, 消除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因为流动儿童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还要建立专门组织和机构, 来维护流动儿童的权益。
4 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公平问题
新贫困家庭的界定是依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标准, 城市的贫困人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第二类是:失业后, 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第三类是: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后,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后两类就是城市新贫家庭。前一类是传统的城市贫困家庭。我们的研究聚焦在后两类家庭中子女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有经济状况对这些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将帮助他们认识客观环境和自身, 将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受到教育或者足够好的教育, 将有可能导致贫困, 而贫困家庭会逐渐被社会边缘化, 反过来又成为子女受教育的障碍。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
图1分为内外两个循环, 内循环表示, 因为贫困使子女教育受到影响, 以及因为贫困受到社会排斥, 成为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障碍。外循环表示, 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子女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同样受到社会排斥, 处于贫困状态不能自拔。
4.1 入学机会的排斥
入学机会的排斥直接影响到被排斥着接受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谓入学机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二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在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成本不断升高的前提下, 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选择了念职业高中或者直接选择就业。
4.2 学习条件的排斥
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部分。其中,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这些教育过程都需要必要的学习环境、学习用品和其他各种花销, 另外还有些课外活动也需要不少钱。由于经济负担沉重, 贫困家庭的子女没有条件参见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相对来说, 学习的质量和素质就很难保证。甚至有些学生还有照顾家庭的生计,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有的学生因此自卑, 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4.2.1 学校的学习条件
非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 贫困家庭的孩子就读的学校的质量普遍低于其他的家庭。
4.2.2 家庭的学习条件
和其他孩子相比, 贫困家庭的孩子明显缺乏教学辅导书和课外书籍, 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对青春期孩子们来说, 学习条件差, 不仅仅是物质上缺乏的问题, 在主观上会造成孩子们的自卑心理。
摘要：公平是相对于不公平存在的。对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情况, 不能指望强势群体主动来改变, 而这正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在市场有限介入教育领域的情况下, 政府如何调节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的角色和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关键词：教育公平,社会排斥,公平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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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2
今年的暑期培训中，有幸聆听了四位赏识教育专家郭东淦、曾桂安、周弘、区月晶的讲座，之后又细细品读了“赏识老爸”周弘老师的《赏识你的孩子》一书，其中提到的“花苞心态”、“全纳的爱”等理念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如同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收获颇多。
赏识教育源于一位伟大的父亲---周弘。他利用传统教育中赏识的巨大能量，把女儿周婷婷由一个聋哑孩子培养成为我国第一位聋人大学生。他在《赏识你的孩子----一个父亲对素质教育的感悟》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赏识教育的概念：赏识教育是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运用欣赏、鼓励的态度去看待、评价受教育者的一言一行；它承认差异，允许失败，符合生命成长的规律。赏识教育所追求的是教孩子学说话学走路、让孩子“追蝴蝶”的那种教育境界。它能重塑孩子的健康自信，发现和发挥学生的长处和潜能，使其最终走向成功。
赏识教育的本源是爱，如果我们的老师、家长都能用爱的眼睛去发现孩子的优点，用正确的方式指出和改正孩子的缺点，孩子一定会在快乐中改变，在快乐中成长。赏识性语言与动作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快乐的动力、一种向上的自信，其奥妙就在于它卸掉了压在他们心上自卑的巨石，于是孩子的潜能就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这世界上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就看你会不会使用“赏识”这把开启孩子心灵的金钥匙。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请记住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赏识导致成功，抱怨走向失败。赏识是引导孩子走向成功的阶梯。
赏识抓住了孩子渴望被关注、被重视的心理，让孩子在“我能行”、“我是好孩子”、“你真棒!”、“你很出色!”、“这办法真妙!”、“我真为你骄傲!”的感觉中走向成功，它符合孩子那种希望得到他人肯定和欣赏的心理。美国心理学家威谱•詹姆斯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加以赏识。”他还发现：一个没有受过激励的人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当他受过激励后，其能力是激励前的3-4倍。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激励的存在至关重要，任何孩子都需要不断的激励。但也要防止走入误区，不能把赏识的目标定位于狭隘的成功，如第一名、考重点大学等，而要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爱心，充满自
信，全面发展的新人。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我将从以下几方面践行赏识教育：
1．尊重学生----学会倾听
尊重本身便是对孩子最好的肯定和赏识。“生命如水，哪一段不美？”青少年正处于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时期，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阶段，也是成长过程中矛盾最为集中的时期。而现实的教育过程中，很多教师面对学生的倾诉，认为没有意义而不耐烦，甚至打断学生的话敷衍几句甩手而去，或者急于去反驳、批评、指正。这会极大地挫伤学生想接近你的愿望，也可能从此他就会远离你，远离你所教的学科。我们一定要专注地倾听，这本身既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也是学生的心理需求。
2．激励学生----为学生喝彩
赏识教育强调的是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对学生多加鼓励，使他们在情绪上得到满足，使之心境保持“愉悦”，从而使学生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都处于良好的活动状态，产生求知的欲望和情感，强化学习效果，并取得求知的成功。心理学家说，心理激励是一把挖潜启智、培养学生奋发努力、快速成长的金钥匙。因此，赏识教育更加注重激励的作用，而且强调实行“正向激励”。正向激励，就是以表扬为主。教师善于表扬，就意味着会赢得教育上的主动权。每个学生，总是想把自己最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希望得到教师和同学的肯定，这种愿望会比社会上的其他人更强烈。而且教师的每一次表扬不但鼓舞了学生，也巩固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3．宽容学生----允许失误
周弘老师说：“小孩子学说话，随便说得多模糊，父母都给予赞扬，我们都充满了惊喜与幸福，结果绝大多数孩子都学会世界上最难的口语，而当孩子稍稍长大，我们的老师、家长却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吝啬于赞美与微笑。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赏识的目光去凝视自己的孩子，却要抱怨呢？”不怕输，才能赢。若不承认孩子间的差异性，不允许孩子犯错误，只能使孩子害怕失败，心理上产生畏难情绪，差异越来越大。“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我们不要过分去追究学生的责任，要从教师教学的角度着手，查找原因，并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等待学生的转变。不能期望他
们马上成为十全十美的人，“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应引以为鉴。
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3
关键词：过度教育,教育不足,相对性,解决途径
过度教育问题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弗里曼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中描述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教育蓬勃发展和大量高学历人才失业的现象, 并首度提出过度教育理论 (Freeman, 1976) 。随后, 过度教育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过度教育被介绍到我国后, 我国学者也从多种角度对过度教育进行相关研究并试图解释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
一、研究概述及现状
西方学者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定义过度教育。从宏观上来说,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的教育供给超过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也就是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在总量和水平上超过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从微观上来说, 过度教育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实际工作所需的人力资本, 这一定义以达肯 (Duncan) 和霍夫曼 (Hoffman) 提出的相关理论为代表。达肯和霍夫曼把教育划分为所受教育和所需教育, 所受教育指个体实际接受的教育水平, 所需教育指从事某种工作实际需要的教育水平, 他们认为, 当个人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时, 就称为“过度教育”, 反之, 则是“不足教育”。近年来, 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式越发严峻, 甚至出现高校硕士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面试清洁工岗位和女硕士研究生隐证以本科学历求职的极端现象。2013年, 教育部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增至699万, 就业人数创历史新高, 同时, 2月初对近500家用人单位进行统计, 得出2013年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 因而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每年就业市场上都有部分高学历人才失业, 学非所用, 同一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较以往收入降低等现象, 一种观点认为, 过度教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并指出我国存在结构性过度教育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 我国不存在过度教育问题, 上述种种问题更多来源于教育不足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失衡, 教育输出人才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不匹配, 导致人才被“剩下”, 说明我国教育存在严重不足。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同时存在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 这两种现象不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同时存在, 并呈相对性特点。
二、我国教育存在相对性过度和不足
我国既存在过度教育现象, 也存在教育不足现象, 两者是并存的。以高等教育为例, 我国高等教育就存在相对的过度教育。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当适龄青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小于15%时, 为“精英教育阶段”;大于15%时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超过50%时为“普及化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起, 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 迅速步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从精英化阶段到大众化阶段, 意味着更多的人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 这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终身教育、继续教育的宗旨体现, 同时, 对个体发展而言, 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是个体提升整体素质, 实现自我需求、自我满足的最佳方式和途径。然而, 教育发展除了自身逻辑规律推动外, 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现实推动或制约, 造成过度教育或教育不足。我国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相对存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教育结构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我国教育结构存在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现象, 其中包括学科专业结构、教育层次结构以及区域人才结构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1、学科专业结构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在劳动力市场上, 有些学科和专业人才需求旺盛, 供不应求;有些学科和专业人才需求已饱和, 供大于求。一份2006年北京市企业调查的数据表明, 在专业类型上, 科学和工程类专业毕业生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领域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的比例要小, 并明显低于他们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1]也就是说, 非技术类人才容易发生过度教育, 而技术类人才社会需求更多。这种情况下, 学校教育的滞后性导致学科专业结构没有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某些热门学科和专业报考人数过多, 造成了高校人才在这些热门学科和专业的供给超出了经济发展所需求的人才数量, 产生过度教育现象。相对而言, 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专业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则存在紧缺现象, 学校人才培养定位不准, 一方面不能满足某些用人单位的要求, 另一方面导致某些学科专业人才过剩, 使这些专业学科的人才不能充分发挥或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 造成人才资源浪费。这就是结构性失业, 也就在人才市场上出现了职位空缺与大量失业现象并存的怪圈现象。[2]
2、教育层次结构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我国教育体系由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四部分组成, 社会对各级人才需求结构呈“金字塔”型, 即从事高深学问研究和创造发明的高端学术性人才位于金字塔顶端, 而位于金字塔中低端的是从事把现有科技转化为产品和现实生产力的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 社会岗位对这一类人才需求更多。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家梅志罡说:“社会对高端人才需求只是少量的, 更需要的是基础人才。”[3]但随着高校扩招以来, 我国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数量直线上升, 而高职等职业技术教育被认为是“次等教育”而成为备用选择, 使得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不均衡。高等教育输出高学历人才增多, 与社会需要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岗位不匹配, 产生人才过剩和“大材小用”现象。我国过分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相对较高, 各高校也竞相提高办学层次, 往研究型大学靠拢, 导致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和不足。
3、区域人才结构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我国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高校分布密集, 西部地区高校相对较少, 国内一流大学多数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教育资源占绝对优势地位, 东西部教育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 东西部地区人才供给水平差异较大;另一方面, 人才流向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具有吸引力, 人才流入量较大, 而西部等落后地区经济对人才吸引力较弱, 人才流出量较大。也就是说, 人们在考虑工作因素时, 往往更先考虑薪资待遇、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 因此, 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成为劳动者首选的工作区域, 大量人才聚集在经济发达区域, 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就业竞争压力增加, 出现人才供给过剩、过度竞争的状态。反之, 人们往往对中西部等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和基层表现冷淡, 不愿意选择工作环境较差、待遇较低的职业, 从而导致这些地区出现人才短缺现象。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之间人才结构的不平衡, 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二) 教育过程要素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教育过程要素的不均衡现象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 教育内容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 重理论轻实践, 课堂教育大部分还以教师对学生单线传递知识的方法为主, 很少或不重视启发式教学, 导致高校毕业生学历与能力不匹配, 造成人才市场上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现象。
1、教育内容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从教育内容角度看, 现实教育中存在着对课本理论知识过度强调, 而忽视对素质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我国的基础教育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 包括中考、高考制度, 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让人们容易产生以分数和文凭定未来的不正确认知, 这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刻板观念, 也就导致学校教育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 包括现如今社会上各种教育培训机构, 如公务员考试培训、雅思培训的兴起, 就是一种迅速有效的突击训练应试模式的体现。现实教育往往忽略实践能力的培养, 因而在大学校园这座“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们往往缺乏适应社会适应生活的能力。
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复旦投毒案的曝光, 校园犯罪屡屡被提及, 清华朱令事件、马加爵事件等再次被回顾和反思, 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针对我国校园投毒案指出:“国家发起的教育不能向学生们灌输道德正义, 缺乏强有力的民间社会和包容性信仰习题会导致学生道德教育出现缺口。”[4]一味地教授课本知识, 而严重缺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以及实践教育等, 这几乎是学校教育的“通病”, 极不利于学生个体思维发散、道德品质以及人格形成的培养, 无形中使得教育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大打折扣, 教育质量和教育输出的人才令人担忧。
2、教育方法的相对过度和不足
从教学方法来看, 学校课堂教育主要是以教师为主导和中心, 教师往往采用注入式教学方式, 即教师从主观意愿出发, 单一地向学生灌输知识, 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吸收知识。而且, 教师在教授知识时, 往往全盘托出, 传授大量的固有的结论性知识, 而不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得出见解和观点, 甚至有些教师压制或直接否定学习者的自主观点, 限制学习者的想象空间和表达空间。这是一种高频低效的教育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只起到了信息的传递作用, 学生则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储存者。这种教育方法, 过度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 严重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作用, 既会造成学习效率的低下, 也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个性发展。
学生的学习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学生把学习当成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抱着被动的心态学习。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往往也是死记硬背或生搬硬套, 缺乏质疑和思考。高校学生广泛存在期末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 平时没有系统的、规律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以致于需要考前突击, 通宵达旦地复习。另外, 部分学生对于学到的理论知识不能灵活运用于实践, 甚至存在“考完即忘”现象, 这些无不是学习方法不当引起的。教师教学方法的不当以及缺乏对学生正确学习方法的引导使得整个教育教学活动效果不佳, 大大降低了学生各种素质和技能水平的培养质量。
三、解决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途径
我国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是相对的,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学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了教育过度与不足;另一方面, 教育系统的内部发展存在相对的过度和不足问题。要解决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 就要从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与经济的发展规律着手。
(一) 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并对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产生影响。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 能有效提高生产率, 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进步。教育与经济要协调一致, 才能互相进步和发展, 如果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 出现教育滞后和不足现象, 教育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经济发展落后于教育发展, 则严重制约教育发展, 并出现畸形的教育过度现象, 同样给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因此, 教育与经济要相互适应, 相互协调, 共同发展, 实现“双赢”局面。
1、树立正确的教育先行观
教育具有长效性, 其投资回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而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同步, 教育投资回报的滞后性决定了教育发展必须适当超前。这就要求我们树立适当的教育先行观, 使教育在适应现存生产力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适当超前于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 国家必须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 确保教育能够稳定发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养一般是4~5年时间, 因此, 在学科专业设置上要兼顾社会近期与长期目标, 高瞻远瞩, 把学科专业自身发展逻辑与社会经济发展岗位需求相结合, 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 避免某些学科专业重复低效率办学。在教育层次结构和区域结构上, 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合理安排各层次人才比例, 调整高等教育区域结构, 尤其是要在中西部地区树立正确的教育先行观, 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根据现实状况, 国家政策适当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和支持, 促进当地教育发展, 缓解人才流失现象。“树立正确的教育先行观, 可以有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产业结构变革的需要, 促进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5]
2、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需求岗位
我国高等教育过度教育现象逐渐明显, 一方面是高校输出高学历人才增多, 供大于求, 造成过度教育;另一方面, 在过度教育情况下, 能力低的劳动者由于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 又被迫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 从而产生挤兑效应, 造成过度教育的恶性循环。解决过度教育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当高等教育输出的人才结构适应经济产业结构时, 教育就能够促进经济快速科学地发展;当人才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时, 就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降低, 从而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现阶段我国就业结构水平高于产业结构水平, 高学历人才过剩, 可供就业的岗位数量不足。在信息时代发展的今天, 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要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 从“制造型”向“创造型”转型, 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这也是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工、技术进步、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的必然结果。如此一来, 产业结构调整开辟了更多的就业环节, 提高就业层次和就业水平, 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应地需要更多创新型、研究型人才, 大量的高学历的研究型人才也就不至于无“用武之地”了。
(二) 改善人才培养, 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自身发展存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过度和不足, 从而导致高校输出人才质量下降, 学历与能力不相匹配, 造成就业市场上人才过剩。
相关研究认为, 高校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固化是导致毕业生供求不对称的主要原因。[6]这说明, 高校在人才的培养方面, 还存在很大缺陷。高校学生的理论学习水平和实践能力每况愈下, 被动性和功利性的学习导致其内在主体性抽空, 如此就不具备社会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技术能力, 只能无奈成为“剩余人才”。因此, 学校教育应当科学预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改善和调整人才培养机制, 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尤其注重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使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避免知识闲置现象的产生。
文凭理论认为, 教育在就业市场上具有信号功能, 能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 将他们安排到不同的职业岗位上。文凭或学历是用人单位招聘参考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 在现实教育中, 就业者的文凭和能力不一定相匹配。事实上, 随着高校扩招, 高学历人才数量不断增加, 质量却有下降的趋势, 文凭“含金量”已经在减少。文凭原则上是大学颁发的证明学生能力的重要证明,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证书是对持有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担保和认证的‘社会委任书’, 是对发证机构的集体信仰为基础的‘荣誉称号’。”[7]因此, 学校教育要确保教学质量和学生质量, 尤其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改进, 加强学生综合素质, 让文凭和学历真正与能力相匹配, 提高教育投资收益回报, 让文凭成为精准的市场筛选信号。
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问题既要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宏观角度把握, 又要注意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 避免过于追求教育的经济功能而导致教育质量下滑。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宏观把握和调控、学校管理和实践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用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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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鸡养殖的孵化与育雏 篇4
贵妃鸡每只年产蛋高达150枚～180枚，平均每枚蛋重约40克，蛋壳为白色，平均纵径、横径分别为5.5厘米和4.0厘米。据有关资料统计，每年3月～8月贵妃鸡种蛋授精率约86%～90%，受精蛋孵化率约90%。贵妃鸡孵化方法有两种：农家养贵妃鸡，可用家鸡代孵种蛋，一次可孵种蛋18枚～20枚;规模型养殖可选用电孵机孵化，孵化方法可参照家鸡种蛋孵化法。贵妃鸡抗逆性强，因此育雏容易，30日龄时育雏成活率高达95%以上，雏苗出壳时平均重约30克，15日龄时约100克，30日龄时可达300克。贵妃鸡耐寒，1日龄～2日龄时适宜温度为32℃，以后每天可降低0.5℃，直至21日龄后维持22℃至脱温。育雏前1周相对湿度以60%～65%为宜，1周后可降到50%～60%，1周龄内每平方米可养100多只，以后逐渐减少。鸡苗出壳后，应全日供清洁饮水及全日供料，饲料要求新鲜和全价营养。
中鸡、成鸡饲养管理2月龄～5月龄期间称中鸡阶段，作为商品鸡可在90日龄～120日龄出售，作为种鸡则将120日龄～180日龄鸡称为后备鸡。商品贵妃鸡2月龄～4月龄期间宜全日供料敞开饲喂。后备种鸡4月龄～5月龄期间应限制饲喂，每只每天100克左右。在平养条件下，每平方米舍内可养8只～10只。养到6月龄时可作为成鸡饲管。种鸡临产前半个月时进行第二次选种，公鸡体重1.5千克、母鸡1.25千克时，公母比按1∶3～1∶4选留。种鸡饲喂产蛋鸡料，产蛋高峰期喂较高蛋白质日粮，粗蛋白质达到18%，产蛋鸡每天耗料约每只100克～125克，舍内每平方米可养4只～5只，光照每天15小时～16小时，光照强度为每15平方米40瓦灯泡一盏，离地2米。种鸡舍和运动场上备好沙池，让鸡自由采食沙粒和沙泥。为了提高种蛋授精率，可在饲料中加入维生素E，每千克饲料加入10毫克。
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5
关键词：大学教育,分离问题,思考
大学是一个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最前沿的神圣殿堂, 对学生的“教”与“育”本是大学教育中的应有之义, 而在我国大学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教”与“育”的分离现象。我们有必要对“教”与“育”的内涵差别、两者分离产生的原因, 以及如何进行改进克服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教”与“育”的内涵差别
“教”与“育”是大学教育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教”是教授知识, 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让学生尽快高效地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教的基本内涵。“育”则关乎学生优秀品质的养成, 让学生树立目标与信心、培养自信、善于沟通与交流、能进行积极的自我管理、能让学生掌握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以及形成一套符合学生特点的思维方式、能吃苦耐劳、能坚持公平正义、能有责任有担当, 总的来说就是使得学生能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个性, 能让学生拥有发现自我、培养自我、成就自我的人生价值与追求等都属于育的范畴。不难总结, 教侧重的是既定知识的传授, 而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塑造;教是可以批量进行的, 而育则是个性化影响的;教可以仅仅是大学象牙塔内的, 而育则是连接学校与社会的必要环节;教侧重的是学生的技艺, 而育侧重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可以使学生有才, 但育才可以使学生有德;教是育的基础和前提, 育是教的拓展与升华;教是手段, 育是目的;教的内容是有形的, 可以量化考核的, 而育则是无形的, 靠的是老师的主动与自觉, 是无法直接量化考核的。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中, 两者是应该有机融合的, 但在我国当下甚至很长时间以来, 两者出现了严重的分离, 主要表现在有教无育、教多育少、重教轻育等。
二、“教”与“育”的分离现象及原因
在我国当下, 导致教与育分离的原因比较复杂, 是众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这里, 我们就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现象及原因进行剖析。
1. 对教师的考评制度影响和制约了教师的努力方向。
我国目前对教师的考评关键是看教师的科研成果, 老师的职称提升和工资收入的增长都与此密切联系, 多发一篇文章比多讲好一堂课显得更加重要和实际, 多做一个课题比多辅导一名学生的学习更能体现老师的存在与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科研比教学更经济, 更值得追求。更有甚者, 不是科研为教学或培养人才服务, 而是通过教学的过程寻找优质的学生为科研献身, 学生和老师成了“打工者”与“boss”的关系。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 即不仅“育”的过程基本忽略了, 甚至连“教”的过程也弱化了, 只要有科研就是“王道”。这种以切实利益为导向的后果主义让多少学子荒废了宝贵的青春, 学会的是逐利的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做真正的科研本身是好事, 但为了科研失去了一个人的真心本性那就是一种伪科研、伪道德。
2. 社会中的不良之风影响了学生的求学心理。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道德顽疾, 从官员的贪污受贿, 到企业的排放有毒物质, 再到路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冷漠, 等等, 都是社会道德沦落的直接体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择手段的逐利, 既缺乏内心的敬畏与约束, 又缺乏外在的有效制约, 逐利将会恶性循环, 使得人人都不知不觉被裹挟到逐利的大潮之中, 手段变成目的, 利益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终极标准。此风刮到学校, 学生注重的是利益而不是真理, 注重的不是人格的养成而是人情的促成, 注重的不是思维方法的训练而是圆滑世故的修炼。
3. 应试教育模式导致重考试结果而轻学习过程。
大学相比高中, 增加的是自由, 相同的依然是考试。每学期对学生考核就是一场考试, 体现出来的就是分数。似乎分数就能代表一个人的一切。事实不然, 分数的高低并不代表学生对一门学科的掌握和理解的深度, 高分可能出于勤奋而不是天分, 低分可能是因为勤于探索而忽视了考试。学习的本质是通过知识的训练获得一种驾驭知识和思考的能力, 而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模式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无法意识到或者不在乎学习的根本目的而舍本逐末的追求分数。因此真正的教育是回归到过程教育与考核中来。
4. 课程设计的固定化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且缺乏对知识的反思整理。
我国绝大部分高校的课程设计基本上事先固定好了的, 除了政治上的需要要求的课程是不会更改, 其他专业课基本上也是固定的。学校的课程设计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在当前多元化和科技进步快速发展的今天绝对满足不了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如果所教非所想学, 所学重复于所知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这是弊端之一。弊端之二是助长学生的懒惰求学心理, 学生天天按部就班学习所要求的课程, 结果懒于对知识的探索和梳理, 这是“灌输式”教育与引导式教育的必然差距。弊端之三是固定课程容易落后于现实, 导致学生毕业随即面临失业的尴尬局面。
5. 信仰的缺失导致学生容易迷茫而难以树立远大志向。
一个人可以不懂宗教, 但可以有信仰。信仰是使人自信强大, 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的强大精神法器, 是让一个人勇于学习和勇于探索生活的强大法宝。但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中, 注重的是技术教育, 缺乏的是通识教育。在日常教学中, 经常听到学生迷茫的感叹, 而学生心灵的屏障又有谁来为其清除呢!我们的教育容易流于形式而缺乏内在的关心, 传递的多的是廉价的知识而不是宝贵的温暖。当前复杂难辨的社会环境中, 让学生树立目标与信心更难能可贵, 但我们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多远呢?
三、改善“教”与“育”分离现状的几点思考
1. 让教育独立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
思想的孕育需要自由的土壤, 而自由的前提首先是独立, 摆脱各种依附, 教育才有望健康发展。摆脱大学对行政的依附, 摆脱思想对金钱的依附是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方向。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使得教育管理者的目的是唯上和唯钱, 一方面教育行政化决定了领导的升迁和任命在行政管理者手中, 不唯上则不会有前途, 另一方面教育市场化决定了教育的推进措施要立竿见影, 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市场化不管有多难, 从长期看是必然发展趋势。我们的行为迎合形式性合理而不是实质性合理, 归根结底是思想对金钱的依附, 我们做科研或课题往往是利益导向的而不是问题导向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科研思维使得老师倾向于不在乎对学生教的有多好, 而在乎自己科研的数量有多少, 进一步对老师而言, 科研的质量不是关键, 科研的数量能带来职称的提升才是关键。不摆脱这种思想对金钱的依附不可能出大师或大家, 人才培养上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
2. 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和执法力度迫在眉睫。
社会道德建设和加强执法力度似乎都跟教育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我们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大学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侧面和局部缩影, 大学是不可能摆脱社会的浸染而独善其身的。大学本是学生通向社会的阶梯, 为更好地适应社会并在社会中发挥自我、成就自我, 学生不可能不首先思考社会的现实状态, 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性格与行为取向。社会道德建设和优秀文化的培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同时要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 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3. 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并加强过程考核, 逐步实施。
给学生的更多成长自由和实施过程教学是西方高校教育中普遍而成熟的教学理念, 而在我们的教育中几乎成为一种奢侈和梦想。这是一个创新创业的时代, 也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 一个学生知识体系的养成应该由学生有选择性地进行, 而不应该是由学校全部颁布并无条件执行, 这不仅是对学生的一种霸王条款, 而且与当今时代的科技竞争及国家智慧实力比拼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 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 对于学生的考核不能一考了之, 因为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 才能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探索新事物的能力, 而只会学什么考什么的学生, 分数再高也不会有太强的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喜的是, 四川大学在过程化教育方面迈出了具有远见的一步。四川大学从2010年便开始探索小班化教学, 最少的课堂上只有11名学生, 另外, 现在又取消“60分及格”而用ABCDE几个等级代替。川大取消60分及格的课堂评价体系, 课堂上组织的每一次讨论, 课后作业, 随堂测验, 都会按照一定比例计入学生的总成绩, 促使学生把功夫放在平时, 主动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川大为什么要这样改革?谢和平院士说, 优秀的课堂应该是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以提升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主, 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转变为高水平、互动式教育, 促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正是我们在教育中缺少的和需要跟进的地方。
4. 加强历史与哲学等知识的学习让学生的思想“活”起来。
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6
一、美国“在家上学”历史沿革及现状
(一) “在家上学”的兴起
17-19世纪, 早期的美国的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殖民定居与西进运动背景下, 适龄儿童接受教育主要是由父母在家中进行, 家庭承担着早期教育的主要职责, 此时的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在家上学”的萌芽。 随着美国经济迅速崛起, 教育也得到较快发展, 到19世纪后期, 在贺拉斯曼等人的倡导下建立了公立学校制度, 各州强制要求适龄儿童接受学校教育。 不过, 20世纪50、60年代, 美国受苏联卫星发射等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但收效甚微, 人们开始质疑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效果。 此外, 在伊万·伊里奇 (Ivan Illich) “非学校化社会”思潮、雷蒙德·莫尔 (Raymond Moore) “宗教右翼思潮”及约翰·霍尔特 (John Holt) “自由学校运动”的影响下, “在家上学”重新得到家长和教育者的关注[1]。
美国“在家上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不合法到合法化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虽然当时“在家上学”被认为是违法的, 但很多家长还是偷偷地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 这种矛盾对抗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 学校在与家庭的不断对峙和摩擦中逐渐意识到家长参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并逐渐转变对“在家上学”的态度。 终于在90年代, 各州相继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在家上学”的地位和作用, 1993年“在家上学”在美国的50个州实现了合法化。 与此同时, 各种相关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家上学”与公立学校形成了对接制度, 允许儿童随时进入学校接受教育, 使用公立学校的各种设施。为加强家长们彼此之间的交流, 提高家长教育能力, 各州还成立各种协会, 如全国性组织美国家庭学校权益保护协会 (HSLDA) 、犹他州的“在家上学”协会 (UHEA) 等。
(二) “在家上学”的优势
首先, 以家庭作为教育场所可以为儿童提供安全可靠的环境, 降低儿童受学校不良环境影响的几率, 缓解儿童的竞争压力。 其次, 借助互联网海量的优质课程等相关资源, 家长可以自主挑选适合孩子的学习教材, 最大限度地根据孩子自身发展的需要、兴趣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教育。 在课业进度上也富有灵活性, 可根据孩子自身学习的进度随时调整, 为孩子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教育。 同时, 父母作为指导教师, 比公立学校的教师更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 解决他们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还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三) “在家上学”产生原因
1.对学校教育质量不满
美国发布过一份综合15所知名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共40多份研究成果的相关学术报告———《建立全民皆学》, 该报告指出美国在教育方面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 而且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的进步[2]。 家长也普遍认为学校教育无法让人满意, 不仅班级规模过大, 教师无法关注到每个学生, 而且存在课程设置单一, 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方式死板, 教学质量差、要求低、速度慢等诸多问题。 无法结合儿童的自身兴趣, 满足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严重制约了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2.校园安全问题频发
当前美国校园里吸毒、酗酒、性泛滥、校园暴力等问题频繁出现, 家长不禁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而担心。 近几年来, 从小学到大学, 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 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打击了美国家庭对校园安全的信心。
3.互联网的推动
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发展和普及, 人们能更加方便快捷地从网络上获取音频、视频、文本等多样化的学习资源, 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尽知天下事”。 此外, 网络课程强劲的开发势头, 比如远程教育的最新发展“慕课”通过开放教育资源发展而来, 为互联网在家庭学校中的应用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 也有一些是因为宗教的缘故。
(四) “在家上学”的规模及成效
美国教育部门 (NCES) 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仅有5万名儿童“在家上学”;到20世纪末“在家上学”的人数已经达到85万人左右;自2002年以来, 美国在家上学儿童以每年大约7%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10年3月, 美国“在家上学”的就学儿童已接近200万[3]。
在学习成效方面, 衡量学生学业成绩水平的SAT (学术性测验) 、TAP (成绩水平考试) 、TBS (基本技能考试) 等国家级标准测试结果显示, “在家上学” 的孩子的学业成绩要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许多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等都乐意接受“在家上学”的学生, 其中很多获得了奖学金。
二、我国“在家上学”的发展现状
当前作为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教育方式, “在家上学”在我国教育实践领域迅速发展, 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群体, 却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 日日新学堂、苍山学堂、“在家上学联盟”等这样的组织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在家上学”的例子也见诸报端, 如哈尔滨的辛蕴甜、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等。 一些家长为了孩子更好地发展, 开始尝试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方式, “在家上学” 作为一种可行的途径被广泛采用。
(一) 我国“在家上学”的特点
1.规模及分布地区
我国“在家上学”尚处于起始阶段, 缺乏权威和全面的数据。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 当前活跃于中国内地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 而“在家上学联盟网”估计约2000人正在实践“在家上学”, 而实际上中国“在家上学”的家庭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在地域分布方面, 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居多。
2.家长特征
从学历水平看, “在家上学”的家长大多拥有较高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从职业构成看, 其家长多数为企业职工、专业人员 (如教师、医生等) 和自由工作者;从收入水平看, 家庭的月收入差距较大, 高收入家庭出于追求更好的教育而主动选择“在家上学”, 而低收入家庭可能出于客观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在家上学”。
3.教育方式
教育方式上, 有的家长选择辞职在家, 对孩子进行一对一教育;有的家长则借助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 以孩子自学为主, 自己点拨为辅;有的家庭开设单个家长无法独自辅导的课程, 采取互助形式, 通过定期聚会等方式给孩子们创造交流机会, 较为成熟的“互助组织”甚至发展成“互助学堂”。
4.民间交流
“在家上学”的交流途径不断发展, 既有全国的互助交流会, 如全国“在家上学”研讨会、“在家上学联盟网”等, 又有活跃着的各种QQ群、微信群等。
(二) 我国“在家上学”产生原因
相关调查显示, 家长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主要是对当前学校教育不满。 一方面, 学校教学模式僵化, 课程设置呆板, 教学内容单一、乏味。 教育方式不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不能因材施教, 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导致一些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和动力。 另一方面, 学校的教学方式仍以大班教学为主, 教师既要管理课堂纪律, 又要讲授课程内容, 很难关注到每个学生是否在认真听讲, 有的学生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走神、发呆, 学习效率极低。此外, 对于高素质、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育人心得的家长来说, 寻求体制外的教育方式成为可行选择。
(三) 我国“在家上学”面临的主要困难
1.合法化问题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 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这表明 “在家上学”在我国还未取得合法地位。 同时,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完善, 对“在家上学”的教学质量、受教育者权益保障等方面容易出现监管漏洞, 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体制性瓶颈。 如家长教师资格的许可问题及学籍管理等, 导致“在家上学”的孩子在升学、社会认可和评价等方面存在一定风险。
2.社会化问题
对于成长阶段的儿童来说, 除了智力水平的开发外, 还需要锻炼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 参加集体活动, 建立融洽的伙伴关系, 进行相互协作。 而“在家上学”的孩子由于长期和父母在一起, 生活圈狭窄单一, 与同龄人沟通交流机会偏少, 因此可能导致他们不能很好地融入未来的社会生活中。
3.学习成效问题
现在还很难对“在家上学”儿童的学习成效进行定性评估, 相对于学校的同龄人而言, 其错过了什么, 一时无法确定。 这种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要等到其成年之后才显现出来, 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三、美国“在家上学”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美国“在家上学”的生根发芽和发展壮大表明, 学校教育不是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唯一形式, 也不是适合所有儿童的形式, 教育形式的发展和创新永远在路上。 我们要把先进的经验和实际情况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为我国教育服务。
(一) 深化基础教育改革
美国对“在家上学”的允许和支持体现了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从学校教育模式到允许适龄儿童在家上学, 不仅仅是教育场所的变化, 更是对个体需要的认可和尊重。 我们要认清我国教育改革的宗旨和目的, 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尊重每个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的需要, 从内容、方法、管理模式、考试制度等各个层面保证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二) 加强立法规范“在家上学”
随着人们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发展, 法律也应该与时俱进, 从立法的高度满足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我国应以立法的形式允许“在家上学”的存在和发展。具体来说, 应增设“在家上学”管理部门, 统筹 “在家上学” 的申报审批和管理工作, 负责制定申报条件、实施办法和管理细则, 规范家庭施教者的教育行为。
(三) 改善学校教育的不足
杜威的研究表明, 儿童是通过自身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学习的, 所以, 学校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应遵从社会生活的需要, 教学方法要以儿童实际生活中的经验为出发点。学校教育要注重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让学生多动手实践, 在实践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课程设置上要灵活多样, 为学生提供新鲜有挑战性的教学内容,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拓宽学生视野。
(四) 提高家长参与意识
同美国“在家上学”中家长对儿童的教育全权负责相比, 我国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参与不多, 与孩子缺少交流, 学校老师几乎替代了父母的角色, 承担了教育孩子的大部分责任, 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也有限。因此, 提高家长参与教育的意识具有现实意义, 家长应该在孩子教育方面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 主动协助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 实现家校合作, 共同促进孩子的发展。
摘要：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现象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 由于具有显著优势, 因此逐渐在美国取得合法地位, 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近年来, “在家上学”作为一种新兴教育形式在我国掀起了一股浪潮。因此, 系统地研究“在家上学”现象十分必要, 有利于丰富我国的教育理论, 促进基础教育改革。
关键词：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美国
参考文献
[1]崔娇娇.对美国“在家上学”的几点研究[J].海外之窗, 2013 (11) .
[2]徐冬鸣.美国“在家上学”探析[J].基础教育发展, 2013 (4) .
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7
一、不良消费现象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学生关于零花钱方面的访问调查发现60%以上的学生身上有零花钱。零花钱的来源, 大多是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而对于零花钱的消费, 形式各异, 有积极的、有消极的, 有良好的消费习惯, 也有不良消费现象。其中不良消费现象主要有下面几种类型。
1. 满足型消费。最常见的就是吃零食, 通过对我校学生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尽管学校三令五申禁止学生吃零食, 但仍有近35%的同学经常有吃零食现象, 特别是在节假日 ( 如六一儿童节、学校艺术节、体育节等) 、学校举行各项活动日 ( 如兴趣小组活动、春秋游活动、外出实践活动等) 、周末以及单元考、半期考、期考或各项竞赛后取得好成绩时。这种消费大都是因为父母或长辈没有树立孩子正确的消费观念, 或对孩子过分溺爱, 一味迁就孩子不断满足其小小的欲望, 以买食品、玩具代替奖品等而造成的消费。比如, 平时买根冰棒、冰淇淋, 买瓶可口可乐、健力宝, 买包面包、蛋糕诸如此类, 他们认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孩子买点零食对一般家庭来说都能承受, 不碍大事是应该的, 甚至是必要的, 应该满足孩子的要求。他们压根就没想到“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这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
2. 攀比型消费。学生小D是某建筑公司老板的女儿, 每年生日时都要邀请好多要好的同学到她家过生日, 父母亲每次都为其买高档的生日礼物, 昂贵的生日蛋糕, 气派地到酒家订庆祝酒席。参加过小D生日聚会的小A是一位普通工薪人家的孩子, 他家根本没这个条件来操办这么奢华的生日聚会, 但孩子攀比心强, 又爱面子, 于是当小A生日时, 就吵着父母也非为其操办如此隆重的生日聚会不可, 否则就会失去“面子”。为了满足孩子的攀比心理, 小A父母不得不勒紧裤带为孩子过生日。
3. 模仿型消费。当今社会, 请客吃喝之风盛行, 得奖了要请客、评上先进要请客、请人办事要请客等, 有的家长还常在孩子面前谈论吃喝原因及场面, 甚至有的父母常带着孩子一起出没于酒家饭馆。孩子模仿性强, 久而久之, 他们也学会了评上“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要请客, 考试得了名次要请客, 甚至受到老师表扬了也要请客, 小到一个面包、一瓶牛奶、一包瓜子, 大则一顿饭一桌宴席, 否则就不够意思。真是名目繁多, 花样百出。一次, 某班班主任因病住院动了手术, 该班班干部发动全班同学捐出自己的零用钱统一交给班长, 再由班长负责召集班委成员买点东西代表全班同学去慰问老师。然而, 当钱收集之后, 他们并没有去慰问老师, 而是几位班干用这钱到饭店去吃喝了一餐, 把全班同学捐的80多元钱花了精光。我想这种“集体腐败”行为, 很可能就是模仿社会上一些歪风邪气来的。
4. 受诱型消费。儿童的好奇心强, 一些不法商人利用儿童的这种心理特征, 引诱儿童消费。例如, 到学校门口摆摊设点, 设立有奖消费, 以奖促销等。某校门口有一位店主, 想方设法引诱学生到其店铺买东西, 他还引诱学生把自己的零用钱和压岁钱存放在他店铺。买零食、买玩具时可以不交钱, 直接从存款中扣除, 直到钱用完为止, 同时还为学生提供吃零食、玩玩具的房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不被老师发现, 让学生吃了、玩了“放心”。后经家长反映公安部门查问, 发现每月存款几十或几百元到该店的学生不少, 最多的存有2000多元 ( 大多是压岁钱或向父母亲偷的) , 这些大都是高年级的学生。再如, 受电视广告的诱导, 认为凡是电视上广告的儿童食品或用品都是好的, 都得叫父母亲买, 甚至有的父母亲也这样想, 认为能为孩子买这些食品或用品就是高层次的、高雅的。
5. 超前型消费。某校六年级学生小C的父母是某局领导。每年过春节不免有些下属上门拜年。小C给自己作了一条规定: 凡父母知道的压岁钱如数上交, 凡父母不知道的压岁钱则收进自己的“小金库”不报父母。这样, 他的“小金库”常有不小的数目, 于是他出手大方, 请人吃喝、请人做作业、请人打架是常有的事, 零食不离口, 高档玩具不离手。由于消费惯了, 花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数量也越来越大, 心也越来越大, 消费远远超过了“小金库”的数量。于是就经常瞒着父母向别人或同学借钱消费, 或直接向店主赊账, 出现了赊账消费、超前消费现象。
以上五种消费, 由小到大, 如不防微杜渐, 从小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良好消费习惯的培养对策
1. 端正消费教育观念是前提。可以说, 孩子不良消费意识行为首先大多数是因为父母及长辈的溺爱所至。所以端正消费教育观念是培养良好消费习惯的前提。为人父母、长辈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孩子的哪些消费行为是正当的, 哪些消费是属不正当的, 哪些该支持, 哪些该阻止, 决不迁就, 要耐心地说服,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花钱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像学游泳一定要亲自下水一样, 要让让孩子自己掌握、使用零花钱, 培养自立能力。如让孩子自己乘车、买文具、买图书等, 也可以帮助孩子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财知识, 如消费、储蓄等。
2. 社会、家庭、学校教育同步是根本。良好消费习惯的培养有赖于社会、家庭、学校对孩子消费教育的同步进行。学校必须根据《小学生守则》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判定小学生消费的基本原则及正当消费所包含的内容和范围, 同时让家长明白学校对孩子的消费有哪些具体的规定, 努力配合学校严格贯彻执行;社会、社区必须在相关的领域开展有益的宣传教育, 正面引导, 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社会经商人员, 要讲究职业道德, 为孩子作想, 知法守法, 合法经营并自觉适时地帮助学校和家长教育好孩子。
3. 管好孩子的零用钱是关键。首先, 家庭或学校要建立孩子零用钱管理制度, 如设立家庭银行或红领巾储蓄所等, 孩子对自己存款的日期、数量、支付情况与用途要有详细的账单记录, 做到账册相符。其次, 要控制孩子零花钱的数目, 即使家里有很多钱也不能多要, 明确零花钱也应该用在刀口上, 如买学习用品、乘车, 或在肚子饿、口渴时买些充饥解渴的食物等。第三, 零花钱使用之前要先制定开销计划, 如今天你需要多少零花钱? 分别用来干什么? 等等。这样可让孩子及早养成计划用钱的习惯。当然父母有时还得“旁敲侧击”地“调查”孩子的钱是否如他自己计划的那样去用了, 避免孩子为多领零花钱而撒谎。第四, 让孩子体会赚钱的艰辛。可利用寒、暑假等时间鼓励孩子进行劳动实践, 如帮妈妈当一天家、帮亲戚做一天生意、替奶奶带一天孩子、跟着爸爸上一天班、上社会自己找活干试着去挣钱等等, 孩子自然会领悟到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道理, 用零花钱时就会更加珍惜。家长或学校老师、班主任要定期对孩子的账目进行检查、评比, 表扬肯定其正当消费, 批评或指出不足之处, 以求改正。
4. 开展丰富多彩的消费教育是有效途径。学校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状况的儿童展开形式多样的消费教育, 正面引导学生正确消费。如举办“消费教育夏令营”讲座、“良好消费行为种种”班队主题会、“消费知识读书读报活动”等。又如针对当前小学生普遍存在过生日过分奢侈的现象, 班主任可组织学生利用班队会时间进行讨论, 怎样才算使自己的生日过得有意义? 学校或班级可设立“生日榜”, 并为他们祝贺寄语, 同时允许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同学为他们买些书籍、学习用具之类的小纪念品。不准用蛋糕或其它食品、玩具等代替。这样既使学生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日, 又培养了学生的良好消费行为习惯。
5. 强化管理措施, 加强检查监督是保证。强化管理措施包括学校对学生、家长对孩子消费教育的措施管理, 以及行政执法部门对经商人员的管理, 设立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监督岗或考核评价机制, 积极营造氛围, 促进学生良好消费习惯的养成。
总之, 教育孩子合理消费是每个家庭、每所学校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父母、长辈, 绝不能在经济上放纵孩子, 要从小培养他们勤俭节约的思想;作为学校, 要教会他们如何进行科学合理消费, 掌握一些基本的消费知识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培养孩子良好的消费习惯。
摘要：根据对当前小学生消费现象和种类的调查, 发现一些小学生存在满足型消费、攀比型消费、模仿型消费、受诱型消费和超前型消费等不良消费现象, 客观分析这些不良消费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背景, 进而提出良好消费习惯培养的五种对策即端正消费教育观念, 社会、家庭、学校教育同步, 管好孩子的零用钱, 开展丰富多彩的消费教育和强化管理措施, 加强检查监督。
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8
关键词：破窗理论,正面引导,现象,修补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试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 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 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社区, 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一辆的车牌摘掉, 顶棚打开, 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 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后来, 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 结果,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它就不见了。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依托这项试验, 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 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修理, 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 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 久而久之, 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那么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 犯罪就会滋生、蔓延。“破窗理论”在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的窗户玻璃”。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防微杜渐”,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破窗理论反映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 对此更进一步的任何探究都具有一定价值, 尤其是教育教学管理中, 类似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自习上大家正在安静学习, 两个同学的悄悄话渐次升级, 还不时放出些笑声来, 受这种情绪的感染, 周围又有几位开始交流自己的开心事, 没过多久教室里便逐渐炸开了��宿舍里有人想抽烟, 因怕有人告密, 便给有点威望又跟自己要好的同学也点了一根, 为了避开舆论的诘责, 还放言说“连烟都不敢抽, 还算什么男人”, 看着几个男生所谓的“潇洒”, 又有几个加入这个烟雾缭绕的团伙。教室、宿舍里满地垃圾无人问津, 就连平时讲卫生的也学会了乱扔乱放。打架得不到有效控制, 同学之间便结下了不解仇怨, 斗殴就成为解决矛盾的流行方式, 直至升格为群殴群斗。
细想以上情况, 无不与破窗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这种现象的发生, 又跟人类潜在的几种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一, 弃旧心理, 本已破烂的东西, 无所谓, 再踏上一脚;满地垃圾, 再扔上些, 也无人问津。其二, 从众心理, 大家都以留长发为美, 我剪短不成另类了吗。其三, 攀比心理, 大家都有手机, 我不闹腾一个, 别人还小瞧我寒碜呢。其四, 心理暗示, 大家都在吵闹, 且班干部也不作处理, 吵闹有理, 咱也释放一下。
当出现所谓的“破窗”以后, 最重要的是及时修补, 这也是教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下面, 笔者就对自己想法进行梳理, 供同仁指正。
一、正面引导是比被动修补更为常用且重要的方法
正如儒家思想所推崇的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策略一样, 正面引导重视礼仪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它假定”人之初, 性本善”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善良的, 通过礼仪教化人性, 这也是古代社会政治的一种管理方法。因此, 教师在班级管理中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活动。如《理想实现与自我约束》让学生找准自己的位置, 抒写切实的理想, 然后通过自我剖析, 小组评定, 直至明晰自我, 最后从小处入手一点一点改掉不足, 逐渐达到自我完善。在整个活动中, 我们应努力营造一个肃穆、庄严的氛围, 如在国歌声里, 团旗底下, 端正衣着, 握拳誓词, 还要设立监督, 定期验收, 目的就是在这种健康、向上的环境中逐渐抑制、湮灭他心中的恶念。我们许多好的活动之所以没见成效, 原因主要不在策划, 凡事重在坚持, 在坚持中探索, 在探索中成熟。
二、惩处是一种快速修补“破窗”有效且有力的方法
俗话说:“棍棒出孝子, 严师出高徒。”我们祖先总结的教育方法大都是符合中国人心理特点的。轻易摒弃, 盲目跟从所造成的教育滑坡, 对一个民族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国家已明显意识到这一问题, 在2009年秋学期伊始, 明确指出班主任可以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尤其在制止混乱, 阻断恶习膨胀等方面, 惩处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校处分没有威力, 一班制度形同虚设, 都是教育失误的表现。
三、因材施教是修补“破窗”的最佳办法
形成违纪的过程可能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但造成违纪的动机却因人而异。我们习惯于愤怒状态下劈头盖脸的质问、责罚, 但重要的是探究造成事实的心理过程。人大都是感性重于理性的, 出现问题多是一时冲动、头脑发热或不假思索, 而接受批评、自觉改正也是在深受感动的情况下真正有效。教师要在深入了解学生的基础上, 剖析学生出现问题的动机, 人性化地予以理解, 策略性地进行教育, 真正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很多教师在接手一个班级一段时间以后, 会觉得班级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特殊学生特别头疼。这些学生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通常比较调皮好动, 经常犯错, 而且成绩也不怎么样。但是正是他们总是招三惹四挑起争端, 以至于矛盾不断, 班级里总是显得不太平。由于没有及时地严肃处理特殊学生, 班级中其他学生对于特殊学生的行为产生认同感, 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 或者是被允许的。起初会有一两个学生跟随他们, 班主任还是没有提高警惕的话, 就会有四个五个, 以至于越来越多, 这些跟随的学生就成了随后出现的几扇破窗, 长此以往, 破窗越来越多, 这个班级就会成为令人头痛的“乱班”“差班”。
四、完善班级管理是做好长期预防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教师再耳听八方, 神通广大, 对学生的深入了解与管理都是有限的。完善的制度、得力的班委会是及时修复“破窗”的重要举措, 这一点在班级管理中已是不容置疑的定论。
孵化现象与艺术教育 篇9
一、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漂移”现象
“学术漂移”通常也叫做“垂直漂移”(vertical drift)、“向上漂移”(upward drift),它被视为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的最大威胁。自理斯曼提出该现象以来,学者们对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术漂移”现象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反而很少有人去关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术漂移”现象。[3]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一系列针对该现象的实证研究。
最早采用实证方法来检测美国“学术漂移”现象和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发展趋势的是学者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他设计了一组由归属主体、大学规模、项目性质、学位层次等指标构成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进而对1960年至1980年间美国6个州高等教育机构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却没有相应地丰富起来,相反,几类特色比较鲜明的大学或学院(如女子学院、私立的两年制学院等)的数量却进一步萎缩。换言之,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大量的新增资源被用于对已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复制与仿效,而并非创造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4]
1995年,奥尔德斯利(Stephen F.Aldersley)采用卡内基分类法,对美国1976年至1994年博士学位授予机构的嬗变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据他统计,在此期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机构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公立院校的数量由1976年的118所增加到1994年的150所,私立院校的数量由1976年的64所增加到1994年的85所,共有133所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向上漂移”。奥尔德斯利认为:“这说明‘向上漂移’的现象仍在继续,…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理斯曼所确认的模式仍没有失去它的魅力。”[5]
墨菲(Christopher C.Morphew)也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共有120所公立和私立的四年制学院更改它们的校名,变成了大学。这些机构占所有四年制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5%左右,…这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重大的发展趋势。”[6]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学术漂移”现象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墨菲沿用了伯恩鲍姆的方法,对1972年至2002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和类型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学术漂移”现象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仍然流行,进而也造成了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的进一步降低。[1]
概而言之,众多关涉美国高等教育内部“学术漂移”现象的实证研究都明确地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张,但是在此过程中,“学术漂移”现象始终存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在逐渐丧失。这对于一向以多样化和开放性著称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而言,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倍感困惑的结果。此外,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高等教育及其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市场化等,早已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景观”。诚如比彻(Tony Becher)和特罗勒尔(Paul R.Trowler)所言,高等教育的本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8]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术漂移”现象却一直在流行。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在此过程中又存在着一种怎样的作用机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洞悉其中蕴藏的种种奥秘,相信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且还能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与改进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学术漂移”现象形成的动因分析
显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漂移”并不是自发生成的偶然现象,它必然是在高校内外各种力量的交织作用下所出现的结果。关于“学术漂移”的动因,学者们纷纷从种群生态学、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究。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高校所处的组织环境、高校自身的组织特性、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教师的薪酬体系和大学管理人员的考评标准等均被视为导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学术漂移”现象的原因。下面逐一予以阐释。
(一)高校所处的组织环境与高校的组织特性
迪马奇奥(Paul J.Di 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W.Powell)把高等教育领域内产生“学术漂移”现象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许多高校都处于类似的组织环境中。他们认为,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将导致某组织领域内产生同质性现象的驱动力划分成三类:强制的力量、模仿的力量和规范的力量。其中,强制的力量来源于所依附的组织施加的以及社会对该组织在文化方面的期望所产生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压力。[9]具体到高校而言,它们在政府管制、政策法规、财政来源、技术要求等方面的情况大致相同,因而呈现出类似的组织实践与组织结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斯曼(Jeroen Huisman)和墨菲认为,高校所具有的制度性组织特性则是导致“学术漂移”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他们援引斯科特(W.Richard Scott)的观点指出,根据所采用的技术和生产产品的不同,可以将组织划分为技术性组织和制度性组织。技术性组织使用那些常规的、定义明确的技术去生产易于评估的产品,对于这些技术性组织而言,组织的成功与它们有效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相反,制度性组织却是使用模糊不清的技术去生产那些“价值”和“质量”都很难进行评估的产品,对于这些制度性组织而言,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并不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制度性组织必须很好地整合它们组织领域内具有合法性的、“正确的”程序和结构。毫无疑问,高校明显具有制度性组织的特性:它们的组织目标(例如教育学生、生产知识等)很难被测量,所采用的技术(例如教学)也是不明晰的。因而,根据上述观点,一所大学要成为“真正的”大学,只有在大学内部和外部的人们都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获取那些被规范化定义的实践和结构,要比提升它们生产过程的有效性或者提高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质量更重要。[10]而且,也正是由于高校普遍缺乏明确的客观目标以及可清晰界定的技术,所以那些渴望成功的高校唯有去整合或模仿那些更加成功、更有声望的高校的行为和结构。[1]当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所有高校都试图采用那些被视为“正确的”、具有合法性的实践与结构,“学术漂移”现象自然就会流行起来。
(二)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早在19世纪60年代,詹克斯和理斯曼的研究就发现,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高校因此偏离了它们最初的使命,开始依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标准和模式,特别是国家精英大学的学术价值理念去发展。[12]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的发展还产生了所谓的“国际性教师”(cosmopolitan faculty),这些“国际性教师”更紧密地与他们所从事的学科而不是与所在的高校和院系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主要是通过其行为和成就被国内甚至国际上其他大学的同行们所认可,在教学活动中获得正面积极的评价或是在高校及院系里获得职位的晋升往往不被他们视为成功的标准,也不能令其满意。[13]比彻和特罗勒尔也指出,在大多数领域,学者需要通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赢得学术声望,领导学术圈子;而在同一领域,优秀的教学工作则往往不能使其获得学术声望以及被其他学者所认可。[8]可见,正是由于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美国高校和教师群体逐渐确立了以研究为中心的价值观,进而促生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漂移”现象。
同时,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出现了博士学位获得者明显供大于求的现象,许多原本期望在研究型大学谋取学术职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不得不进入到州立的综合性大学从事教师职业。由于这些教师在研究型大学接受过相应的学术训练,当他们根据自己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得的经验和技能,来尝试改进自己所在高校的组织结构以及拓展一些新的学位项目时,自然就会导致所在的高校或院系偏离甚至忽略自身的使命与价值观,而沿袭研究型大学的规范和价值观去发展。[15]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州立高校教师队伍的“代际更替”更是加剧了这些高校内部的“学术漂移”现象。当州立大学里那些早期聘用的、以教学工作和社会服务为取向的教师们逐渐被在研究型大学里接受过学术训练、以研究为取向的青年教师群体所取代时,这些州立大学的“学术漂移”现象自然会进一步加剧。[16]
(三)教师的薪酬体系
关于教师的薪酬体系与“学术漂移”间的关系,菲尔维瑟(James S.Fairweather)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实的实证研究。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教师的报酬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础之上,不同类型的高校具有不同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它们内部所设计和运行的教师薪酬体系也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以教学为取向的高校会根据教学工作量的多少给予教师相应的薪酬,以研究为取向的高校则会把教师的学术产出情况作为衡量其薪酬的主要标准。然而,菲尔维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学术工作的场域内,劳动力市场和制度性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在以研究为取向的高校中,教师的薪酬与研究产出之间确实如之前所预料的那样,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在综合性院校中,教师的薪酬同样与研究产出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与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关系却并不密切。另外,在综合性院校和以重视本科教学著称的文理学院里,也很难找到证据来证明教学工作的价值通过教师薪酬的支付得到了有意识的强化。菲尔维瑟据此认为,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存在着一个以研究和学术为基础的、具有单一性的国内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更多地与教师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发表联系在一起,而与教师的教学工作情况无甚关联。[17]因此,在不同类型高校工作的教师,都会在个人收入和绩效考核的压力下投身到研究工作中来。显然,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和高校内部的教师薪酬体系都强调教师的学术声誉甚于其教学工作,从而促使教师、院系乃至高校产生了强烈的动机对研究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这进一步推动了不同类型的高校都去遵循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模式。
(四)高校管理人员的考评标准
有学者指出,之所以会产生“学术漂移”现象,高校管理人员的考评标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对于“怎样才算是一位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这样的问题,包括系主任、学院院长、教务长等在内的高校管理人员早已达成共识,最核心的评价指标就是帮助自身所在高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WR)等机构开展的高校排名榜的名次得到提升。高校往往用以下标准来衡量一位管理者是否优秀:(1)提高高校对学生的选择性;(2)增加教师们的薪酬和其他各类资源;(3)提升高校在USNWR等排行榜上的名次;(4)带来外部的资金。这四项标准中以第三项标准最为关键,因为只要高校在USNWR等排行榜名次得到了提升,其他三项标准自然不难实现,而高校名次和声望的提升又与高校教师的学术声誉、研究产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高校管理者希望教师们多产出研究成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可以此向受托人、捐赠者、校友、教师和学生显示,在其管理下,学校正在向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考核导向和管理文化对每个高校的管理者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进而在高校内部形成了一股“同形的”(isomorphic)力量,造成研究工作及其产出在高校的地位与重要性日益凸显。[16]
总之,我们发现,“学术漂移”现象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流行,具有一定现实和逻辑的必然性。正如墨菲所分析的,从本质上讲,“学术漂移”现象的出现具有这么多的动力因素并非谬论,事实上,可能的确有众多的因素都对“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且“学术漂移”现象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0]
三、“学术漂移”现象的防治对策
关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学术漂移”现象造成的后果,不少学者也进行过详细的阐述。拉赫斯(John Lachs)认为,参与到“学术漂移”的高校会把注意力和资源投向研究生教育项目,从而导致本科教育项目的质量受到损害。[20]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的研究显示,“学术漂移”会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低效化:在其研究期间(1948年至1958年),很少有新增的博士学位授予了高校足够的博士学位。据他分析,这些高校是把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看得比授予学位本身更重要。[21]这一观点也被后来墨菲的研究所证实,通过访谈那些在研究型和综合性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墨菲发现新学位项目的增加往往被大学视为提高自身地位以及从更有声望的大学招募教师的工具,很少有人去关注项目的实际需求。[13]他还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学术漂移”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的降低,这一方面会导致高等教育的成本变得昂贵,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高等教育在满足学生和社会多样化需求方面的能力更加弱化。[1]
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了“学术漂移”现象所造成的危害,多年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管理者与学术界都对如何防范和治理“学术漂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具体而言,防治“学术漂移”现象的主要对策如下:
第一,改变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质量评价标准。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在研究型大学还是在综合性大学,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及其评价标准均被保留了下来,诸如图书馆的藏书量、教师的学术声誉、高级学位项目的数量等指标都被用来衡量大学的教育质量。教师们热衷于增加这类高级学位项目,只是因为与教师谋求更高的学术声望密切相关,但这些高级学位项目往往建立在教师的个人兴趣和诉求的基础上,与学生和社会的实际需求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种传统的质量观及其评价标准可以被视为更深层次的专业化和“学术漂移”的催化剂。此外,它还助推了专业性学位项目的增长和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13]加斯金(Alan E.Guskin)也认为,以往根据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教师的学术产出、学位项目、顶级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等设施)来界定教育质量的做法已经导致了基于教师兴趣的学科项目的扩张和学生支持服务成本的激增,而且这样的质量评价标准很难与教育工作的实际成效关联起来。[25]因此,要树立更为广泛、多元的教育质量观,不应再将评价教育质量的指标聚焦于教师的学术成就、高级学位项目的数量以及学校的各类“硬件”设施上,而应采用就读学生的满意度或就业情况等指标来进行质量评价。
第二,成立州级层面的学位项目审批机构。为了有效防治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漂移”现象以及保持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1960年以来,美国许多州政府成立了州一级层面的学位项目审批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对公立高校所提出的新学位项目进行审批。截至1998年,至少已有42个州成立了该类学位项目审批机构。胡斯曼和墨菲对美国州一级层面学位项目审批机构的工作成效进行过实证研究,他们把拥有该类审批机构的4个州(乔治亚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未成立该类机构的3个州(特拉华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的学位项目“复制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这种集中性的管理机制不太可能增加“重复的”学位项目,反而更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学位项目,从而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位项目的多样性。[26]赫恩(James C.Hearn)和格里斯沃尔德(Carolyn P.Griswold)通过研究也指出,由于强有力的州级管理委员会能够抵制高校复制那些规模更大、功能更全面的高校的使命,进而能够阻止高校参与到“学术漂移”中去,所以它们有时反而会孕育出新的学位项目。[27]由此可见,州级层面的学位项目审批机构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公立高校的学位项目进行统筹规划和整合,进而可以有效防止学位项目的无谓复制和“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因此它在保持甚至提高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