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共11篇）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篇1

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合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边界, 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过去几十年, 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这在我国工业化基础较弱、需要加速发展的时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以及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任务的变化, 城镇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 这也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作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安排, 既符合我国发展实际和现代化的内在规律, 又适应当前扩大内需、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研究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速期

有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前半段, 估计到2020年前后将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在我国, 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于2000年超过50%, 此后,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开始逐步上升,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则出现持续性下降, 近年来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开始逐渐下降。到2009年底, 第一产业仅占10.6%, 第三产业占42.6%, 第二产业降到46.8%。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表明, 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正在深化、水平正在提升。这种现象符合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规律: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先是快速上升, 然后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第二产业比重也下降。横向比较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低收入国家工业占GDP的比重大都接近或超过40%, 中等收入国家则更高一点, 而高收入国家工业大都低于40%。目前, 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正沿着这样的方向变化, 且有进一步加快之势。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城镇化也进入加速期。这种加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 成为农民工, 进而携带全家生活在城里, 以至于目前他们的第二代几乎不大清楚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实际上已成为准市民。

在现阶段, 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与竞争格局出现的重大变化, 尽快改变过去那种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格局, 要求我们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大的优势, 着力扩大内需。扩大内需, 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在扩大投资需求中,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扩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以及居民住房等方面的需求;在扩大消费需求中,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把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这些都与城镇化密切相关。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提升的客观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就必须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过于依赖外需转向内需为主, 内、外需结合, 从粗放式发展为主转向集约式发展为主, 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 从以低附加价值生产为主转向以高附加价值生产为主。实现这样的转变, 是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的客观要求。目前,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突破4000美元, 正处于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 我国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机遇, 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等严峻挑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需要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关系等方面作出新的调整。比如, 尽快改变城乡之间、工农之间长期存在的“剪刀差”, 更好地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促进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落后的农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市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又包括功能协调、环境良好等。同时, 从城市布局来说, 还要努力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国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 应当以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发展为重点, 还是应当以中小城市发展为重点?如何实现城市发展的合理布局与绿色、低碳?

一个城市的发展及其效率, 与它的规模是高度相关的。统计分析表明, 从人口规模角度看, 一个城市的人口为1万至10万人时, 其规模收益是负的。因为虽然城市规模较小, 没有多少公共负担, 但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的供给会明显不足, 城市居民相互间的协调及由此产生的效率也会很低。当城市人口达到20万以上的时候, 城市的规模收益会由负转正。而在城市人口达到50万以前, 城市发展会一直面临较高的外部成本, 城市规模收益也会小于100万和200万人口的城市。但当城市人口达到和超过200万的时候, 城市发展的外部成本会进一步上升, 城市发展的规模净收益率也随之达到最高点。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继续扩大, 城市规模净收益率会迅速下降。如果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 城市规模净收益率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负值。所以说, 城市规模小了不行, 但也并非越大越好。这是在推动城市发展和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把握和遵循的一条规律。近年来, 我国一些超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日趋显现, 就是现实例证。

怎样既加快推进城镇化、满足各方面对城市发展的需要, 又防止出现“城市病”呢?一条有效途径是发展大中小城市规模适度、分工科学、功能配套的城市群。这样, 既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 又可以促进中小城市发展, 从而推动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因此,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们应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 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 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努力实现城市发展的高辐射性

城市发展的高辐射性, 就是城市的发展应该具有主要产业依托和主要产业载体, 而且这种产业依托和产业载体具有高辐射力。这就要求各个城市根据区位条件、经济优势等发展辐射力强的特色产业, 实现城市发展的专业化分工, 而不能脱离城市发展的地理区位、生态条件、产业基础以及文化传统和历史沿革, 导致发展定位雷同、产业趋同的局面。推动城市及其产业向专业化分工方向发展, 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各级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

城市发展的高辐射性, 需要以城市的网络互动性来支撑。现代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发展, 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 有利于在更大空间规划城市布局、协调城市分工、整合城市功能, 因而也需要更好地处理城市间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协作问题, 形成相邻城市的网络互动。这也就是“十二五”规划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发展城市群的问题。应在地理位置相近、发展基础较好、生态条件适宜的地区推动形成辐射力强的城市群, 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 实现城市发展的高网络互动性。

城市发展的高生态平衡性, 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城市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集中地表现在城市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严峻挑战。因此, 努力实现生态平衡是我国城市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原则。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以牺牲生态、破坏环境甚至牺牲居民健康为代价来实现城市和城镇化发展。过去, 我国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性, 今后, 必须从多方面着手, 努力实现城市和城镇化的集约发展、绿色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篇2

2012年12月17日08:39

来源：新京报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解读】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妥推进城镇化含义重要。“有些地方把城镇化错误理解为空间规模的扩大，大量圈地。这在学界来看，就是冒进、缺乏合理规划，居民生活质量不高，推进进程过于急躁。”

目前城镇化率被高估

陈耀说，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城镇化率约51%，而事实上，这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统计的，不是真正的城镇化率。“我国城市中存在着不少没有正规职业的流动人口，去除这些因素，城镇化率应该降低10个百分点左右。”

尽管如此，我国的诸多城市过早出现了城市拥堵、生活压力大、污染严重等系列城市病。他认为，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必然要求宜居性，而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中这方面考虑不多。

国外大城市城镇化率在80%以上。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微博]认为，城镇化不意味着都去大城市，要切实纠正大城市病，在中心城市旁边是卫星城，形成一个城市群，协调发展。

此外，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布局要跟区域发展衔接。陈耀表示，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城镇化)不能一个进度、一个模式推进。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发展阶段不同合理推进城镇化。

需推进户籍改革力度

对于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要让进城的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陈耀认为，这需要推进系列体制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比如在城市的近郊或边缘区域，人们不愿意市民化背后隐含了体制问题，成为市民后，他们得到的利益还不如非市民的利益大。这从根本上看，是现行体制需要协调好。

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认为，城镇化之后，需迫切解决就业问题。这需要城市有系列的配套政策。比如发展中小企业，小微企业，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也是城镇化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陈耀表示，城镇化过程还有一些必须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在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农民集中上楼。但不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农民可能就不愿意。这样就不能强行推行城镇化，要尊重农民意愿。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在扩内需过程中，一条主线是城镇化。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多次提到“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积极稳妥地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篇3

到目前，全国已完成承包到户的林地约5.25亿亩，占集体林地的21％。福建、江西、辽宁、浙江四省已基本完成承包到户的主体改革任务，正在进行配套改革试点。云南、安徽、河北、山东四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正在逐步推进承包到户的主体改革。其它省区正在80个县市进行试点。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在保持林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施林地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把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户，明晰山林权属、落实经营主体、放活林业经营，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林地上的拓展和发展，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林业上的丰富和完善，是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拓展到林地，从“包田到户、包产到户”延伸到“包山到户、包林到户”，也是对农村产权制度进行的重大创新、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大突破和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一是有效拓展和延伸农业资源开发空间，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我国69％的国土面积是山区，56％的人口生活在山区。在全国现有的42.42亿亩林业用地中，集体所有的林业用地25.48亿亩，占60.1％。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盘活集体林地和林木资产，通过集约经营增加产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林业是农民最适应、最直接、最可靠的就业方式之一，发展林业可为农民就业和增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是促进了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从事林业、投入林业的积极性，由“要我造林”转为“我要造林”，农民造林育林积极性空前高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还促进了森林资源利用等林业产业及林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三是促进了山区林区的和谐。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农民与山林的长久的和谐关系，公开公平公正地调处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稳定了社会，巩固了基层政权，满足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與自然和谐的需求。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性强，涉及多种利益主体和各方面的利益，必须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地加以推进。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中，要特别注意抓好几个关键环节：

一要民主决策，全民参与。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尊重历史，保持政策连续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

二要“均”字当先，确保“四权”落实。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权益平等到户，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确立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勘界发证，确定农民经营林地的法律地位；放活经营权，建立农民自主经营林业的机制；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

三要配套措施到位，保证林改稳步深入推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完善适应林业分类经营的采伐管理机制，规范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制度，健全覆盖林业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

四要始终紧紧抓住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目标不放松，保证林改的正确方向。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绝不能牺牲生态，更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这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坚持以兴林富民为宗旨，坚持多予、少取、放活，让利于民，减轻税费负担，保障农民权益，确保农民多得利、得“大头”。

实践证明，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提高林业综合效益的必然选择，是山区林区农民走出困境、加快发展的根本出路，是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德政工程”。希望全国广大集体林区能结合各自实际，认真学习、推广福建永安、江西武宁、辽宁宽甸、浙江临安的经验，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意义 篇4

一、推进城镇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是落实“五个统筹”的结合点, 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建设质量提高了, 能够有效增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能力、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促进新农村建设, 形成城乡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推进城镇化建设, 能够充分发挥城镇作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 带动周边地区较快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城镇化建设, 能够依托城镇较好的经济基础, 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 促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的解决, 进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 能够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关系,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进城镇化建设, 让更多的农民实现身份、职业和观念的全新转换, 缩小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发展机会、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 增强社会认同感, 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城镇化建设, 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变为城市居民, 既可以转变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提高收入水平, 享受现代城市文明, 也可以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提高资源占有水平, 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善生活质量, 促进共同富裕, 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二、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推进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快速增长, 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 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 调整工业化战略, 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 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需要相应调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国际看, 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供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美欧等发达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 政府缩减财政支出, 居民降低消费率提高储蓄率, 由此造成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 如洪都拉斯、越南等, 正在利用比我国更加低廉的土地和劳动成本, 生产与我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美欧市场上对我国产品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给我国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外部阻力。从国内看, 国内市场上已出现产品相对过剩的状况, 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纵观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限, 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社会总需求不足, 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事实上, 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全面过剩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国目前的产品积压过剩属于相对过剩, 除了供求的结构性错位引起的产品销路不畅外,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和消费力的过剩, 尤其是相对于广大农村人口有限的购买力和消费力的过剩。由于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 农民消费观念落后, 使我国农村市场销售增长缓慢。农村人口恩格尔系数高达52%, 农民人均购买力和消费力不及市民的1/3, 农村社区因为公共基础设施较差, 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难以发生质变。据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往往与城镇化发展相伴而行。当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有活力的城市是增长的发动机”。推进城镇化, 可以增加城市人口, 扩大消费;可以拉动投资, 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增加群众收入;能够产生巨大的直接需求, 同时还会创造巨大的投资机会。有专家测算, 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将增加1, 300多万城镇人口, 新增投资6.6万亿元。可见, 推进城镇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大的内生动力和坚实支撑, 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和扩大内需的重要突破口。加快农村城镇化可以成为启动国内需求特别是农村市场的切入点。

第一, 推进农村城镇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把部分农民转变成市民, 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农民转移到城镇成为市民后, 彻底割断了同土地的“脐带”, 耕地可以向种田能手集中, 从而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 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转移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的农民, 不仅本身成为农副产品的消费者, 而且其消费方式还将发生质的变化。这就可以增加农副产品的需求量, 有利于解决当前农副产品需求不旺, 农副产品“卖出难”、“卖价低”等问题。

第二, 城镇化进程中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可以直接带动建筑、建材、轻工装饰、机械、化工、家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农民进城镇居住, 可以有效地带动家具、家用电器等生活消费品的相应消费, 把农民的潜在购买力转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三、推进城镇化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一, 农村城镇化为农民的自由平等权拓展提供了现实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 农民被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限制了农民与市民平等的发展权。近年来, 我国为使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 启动了村村通公路、通电话、通自来水、通广播电视等工程, 实施了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普九教育、低保医保和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这些政策虽然能让农民得到实惠,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开辟了新的就业门路, 使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 能够有效改善农村人口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 彻底改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落后现状, 提高农民素质, 促进农民迅速溶入现代社会。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 让流入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取得城镇户口, 不但实现了农民的职业转换, 也实现了地域转移。而且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还可以带动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 从而打破城乡相互隔绝的格局, 使农村由封闭状态逐步迈上开放发展的道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 可以享受城镇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逐步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

第二, 城镇化是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传统农业和乡村工业一般具有显著的分散性和粗放式生产经营特征, 这种生产经营通常规模小、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低、信息不灵、交通不便、多占土地、污染环境、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较低, 在无强大外力作用的情况下, 长期陷入低水平经营循环陷阱而难以摆脱。相对于封闭、分散的农村, 城镇是资本、人力、技术、信息等各种经济要素的集聚地, 同时还由于直接面向市场的竞争压力, 有利于促进生产经营活动的节约、高效、上规模与创新,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行业不断涌现。一是可以充分发挥城镇的集聚效益。首先, 将分散的乡镇企业向交通方便、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城镇适当集中, 可以充分发挥城镇的集聚效益, 可以减少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可以集中治理环境污染, 越来越多的污染型企业和产品为新兴的生态型无公害企业和环保型绿色产品所取代, 从而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次, 城镇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 是沟通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城镇的快速发展, 使农民能够方便地获得农业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信息, 从而引导农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经营,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克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二是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升级。星罗棋布的城镇作为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 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 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就可以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和劳动力需求, 提高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 又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 拓展农村就业空间, 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转移到非农产业, 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 而且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升级。

第三, 城镇化既可以缓和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所产生的“城市病”, 又可以消除农村非农产业过度分散所产生的“农村病”。依靠现有大城市来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顺应农村工业化发展和农民市民化梦想的需要, 科学规划大力发展中小市镇建设, 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 可以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既可缓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引发的“城市病”, 又可以消除农村非农产业过度分散所产生的“农村病”。■

摘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对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统筹城乡发展,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积极稳妥地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 篇5

同志们：

这次全国税收征管和科技工作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积极稳妥地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主要任务是总结近两年来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工作，明确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受总局党组委托，我讲四点意见。

一、积极探索，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工作初见成效 我国税务机关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征、管、查三分离的征管改革，1997年确立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30字征管模式。2004年，总局为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在征管模式中增加了“强化管理”的内容，制定并实行了税收管理员制度和纳税评估办法，明确了税源管理在税收征管中的核心作用。2008年，总局机关成立了大企业管理司，开始探索对大企业实施专业化管理。2009年,针对税源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总局提出了信息管税的新思路。在基层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召开东部和中西部片会，研究提出了税源专业化管理的设想，并在部分省市开始试点。按照肖捷局长在2009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积极探索税源专业化管理新模式”的要求，2010年，在总结各地探索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总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税源专业化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试点工作的具体要求，决定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广东、青岛国税局和广东、山东地税局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工作，非总局指定试点单位可根据指导意见自行试点。2010年总局年中会将建立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征管新格局写进规划纲要。肖捷局长在2010年底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将“积极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作为“十二五”时期和今年的主要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总局成立了由钱冠林副局长担任组长的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研究审核了安徽省国税局上报的税源专业化管理方案。总局还印发了《税源与征管状况监控分析一体化工作制度》，研究起草了《纳税评估管理办法》（修订稿）。

各地对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工作高度重视，总局指定的8个试点单位以及江苏地税、河北国税等非指定试点单位都按照总局的要求，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创新管理理念，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促进税法遵从、税收风险管理、信息管税等先进管理理念，统一系统上下的思想。全国税务系统省级国地税单位中，普遍成立了征管状况监控分析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以先进管理理念为指导，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工作计划，加强组织领导，富有成效地进行了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探索。安徽国税从转变领导机关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抓起，在全系统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在深刻理解和认识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基本理念和要求的 基础上，要求在税源管理工作上做实省局、做精市局、做专县局。安徽地税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重点开展纳税评估，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流程和机制。江苏国税针对税源专业化管理需要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特点，首先从转变省局机关的税源管理理念做起，建立了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和管理团队，全面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江苏地税召开全系统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推进会议，总结试点经验，分析矛盾、问题，研究总体思路，在无锡、南通等五市试点的基础上，部署在全省深入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工作。青岛国税将“有利于提高征管质量与效率、有利于优化纳税服务、有利于强化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作为实践和检验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在全系统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广东国税选择重点地区、重点事项探索了税源分类分级管理的多种模式，编制了重点行业的风险管理指引，进行了电子档案、知识管理等信息化系统的试点。辽宁国税积极开展税源管理专业化试点，构建了以风险为导向、以风险分析为核心、以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为目标的风险分析预警、应对反馈机制。

（二）完善征管流程，突出纳税评估

各地按照先进管理理念，完善征管程序，在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中，强化纳税评估。以建立行业评估模型为抓手，有效提高了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安徽国税开展了行业“建模找点”工作，在33个重点行业建立了评估模型，找准了行业的涉税风险及管理薄弱环节，增强了风险应对的针对性。江苏国税将纳税人依申请的调查审批事项简化、前臵到办税服务厅，强化税源管理部门的纳税评估职能。江苏地 税印发了《税收风险管理暂行办法》，围绕风险识别、排序、应对等环节，进一步优化征管业务流程。福建地税通过数据分析工作机构，对征管数据进行集约式专业化处理，强化纳税评估的初步审核。河南国税按照纳税评估的主要环节，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流程，实现了各层级、各部门间有序的信息传导、业务互动。河北国税调整省、市、县局机构职能，成立征管风险分析监控指挥中心，明确数据分析、风险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任务分配下达、征管质量监控职能。

（三）科学分类税源，优化征管资源配置

各地将科学分类税源作为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重要基础，科学确定纳税人的分类，并以此为依据优化征管资源配臵，调整税源管理部门和税收管理员职责。安徽国税按照规模将纳税人分为重点税源和中小税源，对同一管理层级的纳税人再按行业和特殊事项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借鉴公安部门“户籍警”、“治安警”和“刑警”划分方式，将税源管理职责重新划分和归类为事务性、监控性、查处性三类，税收管理员由固定管户转向分类管事。青岛国税根据税源分类管理的需要，在基层局重点推行了“集中办理纳税人发起的涉税事项、集中审批核查、集中户籍管理、集中评估重点税源、集中按行业与特定业务评估一般税源、集中风险分析应对”等办法，以集约化推进专业化。广东地税在区县范围内打破属地管理，分设重点和一般税源管理局，对重点税源实行跨区域集中式的专业化管理；对一般税源实行属地管理，税管员由管户转为管事。山东地税根据城乡、行业等不同情况，合理确定税源分类的标准，有针对性地采取分规模、分行业或两者适当组合的税源分类方式。江苏地税下发了《关于市、县地税局派出机构设臵及职责配臵的意见》，合理设臵征收服务、风险评估、基础管理、税务稽查等专业化管理机构；税源管理实现从单兵管户到团队管事的转变。上海税务局设立专业纳税评估分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市重点税源企业的纳税评估和反避税工作，并为全市纳税评估提供风险分析预警。陕西地税将各级直属分局转变为重点税源分局，成立了大企业管理分局和行业管理分局。

（四）加强信息化支撑，完善运行机制

各地在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中，认真落实信息管税工作思路，强化信息化对专业化的支撑，许多单位结合当地税源管理实际建立风险预警指标和评估模型，试点运行了网络发票系统；并建立和完善税源专业化管理运行机制，加强了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安徽国税把信息技术应用作为改革传统税源管理方式的手段，加强业务与技术的融合，建立统一的税收数据仓库，搭建全省税源监控分析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管理”的转换，为税源专业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撑。江苏国税基于风险管理理念，开发并运用一体化税源管理平台,建立风险特征指标390多个，在省级实现风险信息自动生成、按户归集、自动排序和应对任务统一下达，在地市级集中优秀人才形成团队实施风险应对。山东国税按照信息管税的要求和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需要，依托税收预警评估系统，建立了纵横结合、内外协作的税源专业化管理运行机制。湖北国税积极落实信息管税，开发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系统，对综合征管软件基础信息进行实时监控与发布，探索建立多方式、多途径获取第三方涉税信息的共享机制。陕西国税创新与外部门的合作方式，由电信运营商承担网络发票纳税人 开票系统开发及运维支持，免费供纳税人使用，国税部门获取网络发票信息加强税源管理。山东青岛、东营市地税依托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信息与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的地籍信息进行比对，全面掌控了本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源，实现了土地 “无缝隙”、“全覆盖”管理，形成了“以地控税”的创新做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江苏、浙江、上海、宁波等四地国、地税局围绕强化税源监控、实施信息管税，初步建立了跨区域国地税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联动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方式加强非正常户异地协作等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各单位通过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普遍树立和贯彻了先进管理理念，大胆探索了专业化、信息化税源管理方式，强化了以纳税评估为重点的风险管理，初步形成了纵向联动、横向互动、内外协作的运行机制，培养和锻炼了专业化人才和队伍，提高了征管质量和效率。以上成绩的取得，是各单位党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广大税务干部勇于探索、团结拼搏的结果；工作在税收征管科技一线的税务干部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汗水。在此，我代表总局党组向广大税务干部尤其是税收征管科技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税源专业化管理还处于试点阶段，当前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税源专业化管理的认识不统一。少数单位对促进遵从、风险管理、信息管税等先进管理理念宣传、教育不够，对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的方向、目标、任务、方式、方法尚未形成共识。二是试点工作发展不平衡。各地 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的进展不一，各试点单位在认识、目标、组织、方式、方法、进展等方面差异较大，可供全国推广的相对成熟的运行模式尚在探索中。三是信息管税落实不够到位。税收征管数据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仍存在问题；第三方信息获取明显不足；涉税信息的分析利用深度不够，预警指标和评估模型系统化、标准化程度不高。四是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制度、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机构职责交叉，多头下达税源管理任务的现象依然存在；对跨区域经营、总分机构模式的企业集团尚未找到有效的税源管理方法；征管资源配臵方式不适应税源专业化管理要求，税收管理员职责亟待改革完善；纳税评估程序不够规范，在部分地区存在税收检查过多过滥的现象；征管考核评价机制不够科学；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待深化，基层、纳税人程序性负担仍然较重；税源专业化管理实施的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税源管理专业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亟需建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二、认清形势，把握税源专业化管理的总体思路近年来，各级税务机关扎实做好税源管理各项工作，努力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在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税源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明确思路，积极应对，稳步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

（一）深刻认识社会管理形势发展对税源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要求。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 和服务。在税收征管领域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重点体现为对纳税人的管理与服务。税源专业化管理是在税收征管领域落实创新社会管理要求的具体体现。税务机关必须适应纳税人规模数量、组织结构、经营方式、核算方式、利益诉求的发展变化，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体系，规范税收征管程序，进一步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重视纳税人相关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根据纳税人的类型特点，实施税源管理与服务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优化服务，公正执法，公平税负，促进遵从，进而促进征纳关系的和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大局服务。

（二）深刻认识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对税源管理提出的新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以空前的广度、强度和速度跨地区、跨国界扩张转移，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快速发展变化。作为市场主体的纳税人数量、组织结构、经营与核算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年我国办理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为1500多万；2010年为2600多万，增加了1100万，增长达75%，年均增长率为5.8%；其中企业户数939万，个体经营户数1635万。企业集团大幅增加，经济主体跨国、跨区域、跨行业相互渗透，税源国际化趋势愈加明显；企业核算和税务处理日趋电子化、团队化、专业化；税收筹划、避税手段层出不穷。面对经济发展和纳税人的变化，税务干部的数量10年来基本持平，2010年全国税务干部为75.5万人，仅比2001年增长1.07%；基层一线征管人数共计46万，其中税收管理员27.7万，占总人数的37%；全国人均管户接近100户，有些地区甚至超过1000户；部分税务干部素质难以 适应形势、任务的变化。经济的跨国化与税收管理的属国化、经济活动的跨区域化与税源管理的属地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传统的税收管理员属地划片管户的税源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

（三）深刻认识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对税源管理带来的新影响。智慧地球、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发展掀起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企业经营和管理电子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金融电子交易和电子商务不断增长。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状况日益加剧，税源管理面临高度的复杂性和诸多不确定性，传统的人海战术、以票控税等税源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现实。一方面，税收征管数据已逐步实现省局、总局集中，信息技术也提供了高效处理信息的手段；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基层税收管理员仍依靠个体、手工等传统方式实施税源管理，信息应用水平较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对税源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创新税源管理方法提供了机遇。

（四）深刻认识国际税收管理大趋势对税源管理带来的新启示。随着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理念在政府管理活动中的实践运用，许多发达国家将上述理念引入税收管理，普遍将促进税法遵从作为税务机关的使命和目标；引入风险管理理念，建立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并探索由事后风险管理向事前风险管理发展；将纳税评估纳入税收征管基本程序，并作为税源管理、促进遵从的重要手段；建立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法律制度，并建设现代化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税源分类管理，建立按纳税人类型设臵、适应风险管理的组织 机构、人力资源保障机制和专业化人才培养机制。国际税收征管理念、经验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要求我们及时把握国际税收征管发展趋势，紧密结合我国实际，认真学习借鉴有益经验，不断提高税源控管能力。

今年年初，肖捷局长在第4次局长办公会听取征管科技司关于税源专业化管理与征管状况监控分析工作汇报时指出：税收征管是税收工作永恒的主题，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税收征管的理念、方式等都应与时俱进，以适应纳税人需求、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要继续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实践，认真总结有关省份税源专业化管理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要围绕税收征管程序和工作流程的关键环节，梳理出若干专题，结合“十二五”税收规划，研究提出新征管制度安排的具体意见，为建立新的征管模式做好前期准备。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结合税收工作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促进税法遵从为目标，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纳税评估为重点，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基础，以信息管税为依托，以完善制度、机制为保障，努力构建税源专业化管理新体系。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这个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行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创新税收征管模式奠定基础。

正确理解这一总体思路，要把握好以下要点： 税收征管的根本目标是促进税法遵从。税源管理作为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必须服务、服从于这一根本目标。税源专业化管理就是要通过创新理念、制度、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臵，依托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促进税法遵从。要促进税法遵从，税务机关不可能把征管资源平均用于每个纳税人，只能把有限的征管资源优先用于风险高的纳税人和领域，对不同风险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措施。为此，必须按照制定规划、风险识别、风险排序、风险应对和绩效评价等流程实施风险管理。

要将风险管理的理念、流程贯彻到税源专业化管理中，就要重点做好纳税评估工作。纳税评估是对纳税人纳税申报情况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核评价，是税源管理的主要行政行为，也是税务稽查的重要基础，当前又是税源管理的“短板”，必须作为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重点工作认真抓好。

要使以纳税评估为重点的风险管理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就必须按规模、行业、国际税收等特定业务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并根据纳税人的类型特点，将税源管理职责在税务机关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岗位间进行科学分配，以提高管理质效。

实施税源的分类分级管理必须以信息管税为依托。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跨区域化的发展，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要推进税源的分类分级管理，就必须依托信息化手段，实施信息管税。

要保障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的健康有效运行，还必须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优化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配臵，健全纵横联动、内外协作的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的税源专业化管理体系。

三、突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 要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积极稳妥地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一）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实施税源分类分级管理 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必须建立并实施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管理流程，主要包括制定风险规划、风险信息采集、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过程监控和绩效考核等环节。过去，税源管理质效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源管理的任务主要由基层税务机关和税收管理员承担。这次税源专业化管理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在税务登记、受理申报、税款入库级次等属地管理不变的前提下，从总局到县局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承担税源管理的职责。尤其是总局和省局要在做好税收风险管理战略规划的同时，下功夫搞好风险的分析识别、等级排序、应对任务的统一下达、本级应对任务的实施和绩效考核；还要结合风险管理实际，对各层级、各部门现有税源管理职能进行整合、调整，以指导和推动基层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开展。一是调整、明确风险信息采集部门职责。总局和省局应由征管科技部门牵头制定纳税人纳税申报信息和第三方信息管理的规划、制度以及采集的口径、标准及规程，并推动第三方信息的获取；市以下应由办税服务部门主要负责采集纳税人基础信息，风险应对部门在实施应对工作中采集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等动态信息和相应的第三方信息。二是调整、明确风险分析监控部门职责。总局、省局的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对涉税信息进行风险分析识别，由征管科技部门按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统一归集风险信息，进行风险等级排序，统一下达风险应对任务，并进行过程监控和绩效考核。市以下要明确由征管科技部门牵头或设臵风险监控管理部门，负责风险信息分析识别的汇总、等级排序、应对任务的整合下达和绩效考核。三是调整、明确风 险应对部门职责。总局、省局的大企业、反避税管理部门和稽查局直接负责本级所辖大企业的风险应对任务；市以下由税源管理、大企业管理、稽查等部门分别承担风险应对任务；针对当前纳税评估这一“短板”，应将税源管理部门现在主要承担的调查审批、催报催缴和税收预测等日常事务管理职能，调整为按纳税人规模、行业和特定业务等类型进行专业化纳税评估。

要根据各类纳税人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专业化管理。大企业管理是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针对大企业具有跨国界、跨地区经营，行业跨度大，内部结构和财务核算体系复杂等特点，按照属地入库、统一管理的原则，抓紧开展试点工作，加快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大企业税源专业化管理模式。总局定点联系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应按照总局下发的《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规程》实施。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具有生产经营不稳定，现金交易多，财务会计核算不健全，第三方信息不易获得等特点，实施行业、特定类型等差别化管理。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小，税源分散，经营不稳定，账簿不健全等特点，按照有利税源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强化基础信息采集和税收定额管理，推进协税护税。针对非居民管理税源分散、流动性强、较难控管等特点，重点关注跨国交易量大、对外支付多、跨国集团重组活跃的企业，将居民管理和非居民管理相结合，提高非居民税收遵从管理水平。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管理。

（二）规范征管程序，突出纳税评估的重要作用

税收征管法第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税率计算税额，依法征收税款”。纳税评估既是法律赋予税务机关的职责，也是国际税收管理的通行做法。纳税评估是税务机关利用获取的涉税信息，对纳税人纳税申报情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评价，并作出相应处理的税收管理行为；其涵盖了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排序以及部分风险应对任务，是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重点。《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虽然试行多年，但纳税评估仍是当前税源管理的“短板”，作为一个重要征管程序，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总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修订了纳税评估办法，这次也发给大家征求意见。

纳税评估的主要程序包括初步审核、案头审核、实地核查等环节。初步审核，主要是税务机关采取人机结合的方法，分析识别纳税人纳税申报的风险点，按户归集风险、确定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包括对未发现风险的纳税人，终止评估；对低风险的纳税人，采取纳税辅导、风险提示等方式督促其修正申报；对较高风险的纳税人确定为案头审核对象向下一环节移送。因征管信息主要集中在省局和总局，对重点税源的风险分析识别、等级排序等初步审核工作主要应由省局、总局实施，但不能代替市局以下对所辖纳税人纳税申报的初步审核工作。案头审核，主要是对初步审核转来的纳税人，运用相关的涉税信息分析纳税申报中的疑点，采取通讯调查或者约谈等方式予以核实处理。包括对未发现纳税人有不缴、少缴税款问题的，终止评估；纳税人认可存在不缴、少缴税款问题的，作出补缴税款或补充申报处理；发现纳税人有疑点且无法排除的，转入实地核查。实地核查，主要是对案头审核转来的纳税人，采取税务检查的手段作出核实处理。包括未发现纳税人有不缴、少缴税款问题的，终止评估；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税务处理；发现纳税人有偷、逃、骗、抗税或其他需要立案查处的税收违法行为，移交税务稽查部门依法处理。

为了保证税源管理部门有足够的力量加强纳税评估，可将调查审批等纳税人依申请事项简化、前移到办税服务部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依法将调查审批、政策调研、报表填报、催报催缴、税收预测、个体定税等日常管理事项简化、前移到办税服务部门的后台；税源管理部门则应把主要精力用于纳税评估的案头审核和实地核查工作，并处理好纳税评估与纳税服务、税务稽查和法律救济等征管环节的关系。

（三）强化信息管税，为专业化管理提供支撑 信息管税就是以税收风险管理理念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对涉税信息的采集、应用为主线，加强业务与技术融合，努力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各级要切实抓好信息采集、整理与存储、信息加工与分析、信息传递与应用等工作。要健全数据管理标准，必须从采集、录入、审核、监控、运用等环节入手，理清数据逻辑关系，统一数据指标口径，加快完善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要强化数据管理意识，克服消极等待的观念，积极主动地采集第三方信息；通过数据的深入应用，及时发现解决数据质量问题；税收风险预警指标和评估模型是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重要抓手，要举全国税务系统之力，做好国民经济主要涉税行业（产品）评估模型的研究、制定；要逐步建立全国税务系统统一的不良记录纳税人信息查询库，收录欠税欠票走逃户、受到税收 行政处罚、欠税、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等不良记录的纳税人的相关信息；要完善数据分析应用平台，逐步向各级税源管理单位和人员开放数据查询。在各省国、地税局进行网络发票试点的基础上，要完善网络发票业务和技术标准方案，扩大试点范围，深化网络发票数据的采集、应用，做好与金税三期工程网络发票项目的衔接。要认真落实肖局长 “绝不能让新的信息系统去适应传统的观念和工作方式，而要使我们的思维和工作方式适应新的信息系统” 的指示，大力推进金税三期工程建设，推动与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促进信息管税的落实。这次会议还印发了国民经济主要涉税行业（产品）评估模型的研究、制定规划，也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四）优化征管资源配置，建立专业化人才队伍 实行税源专业化管理，传统的税收管理员划片管户的管理方式将逐渐为专业化、信息化管理方式所替代，必然会引起现有税源管理流程、方法、分工的重大变化，必然会涉及征管资源的重新配臵。各单位要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在现有机构框架下，根据税源专业化管理的要求，调整、优化机构职责和人员岗责；确需调整机构设臵和人员编制的，要以审慎原则，按程序报批。总局提出，要在抓好现有8个省市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选择安徽、江苏省国税局、江苏省地税局以及青岛市国税局，实施不同模式的试点，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各地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税源结构和信息化支撑等状况，按照上述要求，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开展试点。

要根据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需要，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要强化分类培训，注重专业岗位技能的培养和提高。要建立纳税评估和行业管理专家团队，加强对纳税评估人才的 选拔和培养，建立专业评估师队伍，提高评估质量。要建立评价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税收管理员能级制度，并根据能力标准和工作业绩，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在提拔任用、奖惩评价等方面为人才成长创造条件。努力打造一支紧跟国际税收管理发展趋势，拥有先进管理理念，精通税收经济分析、纳税评估、反避税、税务稽查等技能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

（五）完善法律制度，健全运行机制

总局将根据税收征管内外部形势、任务的变化，加快征管法的修订，为完善征管程序、规范纳税评估、获取第三方信息等提供法律支撑；同时根据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实践，进一步修订完善纳税评估、税收管理员、税务登记以及征管数据管理等配套制度。

要建立“纵向联动、横向互动、内外协作”的税源管理运行机制。科学合理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强化税源管理各环节的统筹与协调;要在税务系统各层级、各部门、各岗位之间建立起闭环的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形成立体化的税源管理运行机制，要密切国、地税部门之间的协作，彻底改变多头下达调查审批、报表填报、政策调研、纳税评估和检查任务等状况，减轻基层和纳税人的办税负担。各地还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协调，建立第三方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协税护税体系。

各地要在总局的统一部署下，结合税源专业化管理的试点，创新征管质量考核方式和指标，用新的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取代征管“六率”考核。加强与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研发税收风险评估和税收流失率测算模型，从执法规范、遵从度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等方面完善征管质量 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立税收诚信体系；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税法遵从度和征管质量方式，促进税源专业化管理的有效推行。

四、狠抓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各级税务机关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下功夫抓好工作落实。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势在必行，意义深远。各级税务机关务必高度重视，要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加强领导。各级税源与征管状况监控分析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的统筹指导和协调。税源专业化管理涉及税务机关内部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力的重新调整和划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革命，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在全系统形成共识；要认真细致做好思想工作，保持队伍思想稳定。要制定本地区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的具体方案，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职责。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切实提高税源专业化管理实效。

（二）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创新是科学发展不竭的动力。我国地域广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异，东中西部、城市、农村税源状况差异较大，税源专业化管理模式不能搞一刀切。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总局确定的总体思路，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大胆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探索，努力创新管理方法；试点工作中，国税、地税要加强协同，以利对纳 18 税人的服务和管理；要及时总结、交流试点经验，指导基层工作的开展。

（三）稳妥推进，务求实效。税源专业化管理涉及面广，工作复杂，目前正处在推进试点阶段。各地应坚持先试点、经审批、再推广的原则，有计划、有准备地搞好试点工作，切忌一哄而上，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实践必然涉及整个征管模式的变革。总局党组确定，明年年中全国税务局长会议重点研究税收征管工作，并已部署从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实施专业化、信息化管理方式，健全体制、机制等方面，分若干专题开展调研。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核心内容，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实际上就是创新征管模式的前提和突破口。希望大家扎实搞好试点，创造新鲜经验，为完善征管模式做出努力。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 篇6

一、标准缺失是当前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突出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的主要任务是将“标准”引入农村基础设施、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环境整治、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公共安全、行政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中，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置、服务行为、业务流程、日常管理、工作考核、财政定额等建立一套标准，并组织实施。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以公共服务财政定额标准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和核心，通过财政均等实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均等；制定并实施公共服务标准；引入质量管理模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标准缺失，服务条件差、水平低、评价难、随意性大、农民满意度不高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成为当前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突出问题。

1.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标准缺失。合理的资源配置是保证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物质前提。资源配置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了公共服务提供条件差、能力低。一是产品品质标准缺失。产品品质是公共服务的核心，具体表现为产品质量应该达到什么标准，例如农村道路硬化的宽度和厚度、农村饮用水的水质级别等，这是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农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公共服务品质需求差异很大，统一标准很难制定，且由于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财政投入多少，地方缺乏制定实施标准的积极性，少数现有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往往要求低、弹性大。二是机构设施标准缺失。机构设施是提供服务的物质条件，包括机构、场地、设施设备、人员等。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且已经在一些领域制定了国家或地方标准，但这些标准普遍要求过低、弹性过大且实施不力。三是资金保障标准缺失。由于缺乏产品品质和机构设施标准，造成财政资金安排缺乏科学依据，预算支出定额标准随意性较大。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比，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2.公共服务过程控制标准缺失。与物质产品不同，有些公共服务例如婚姻登记，其特点是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统一，服务过程控制标准缺失直接导致服务品质不高和农民消费满意度低。一是工作标准缺失。缺乏服务流程、岗位职责等相应工作规范，没有从职能导向型转变为流程导向型，办事流程不够简洁化，人性化程度不高，服务行为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服务过程重管理、轻服务现象严重。二是管理标准缺失。一些政府部门虽然构建了服务流程，制定了工作标准，但管理制度缺失，没有建立相应责任制，部门管理的透明度、政府行为的可问责性、政府管理的效率等不被重视，窗口部门和监察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模糊，监管规则及其执行机制不健全，对服务的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缺乏依据。三是参与标准缺失。标准化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认可和执行，还需要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参与。但在多数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和监管中占主导地位，各种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消费者保护组织及社会大众如何参与缺乏标准，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3.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标准缺失。对结果进行评价是公共服务持续有效并不断改善的必要条件，结果评价标准缺失使服务能力和条件得不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得不到改进、服务品质得不到提高。一是评估体系标准缺失。服务品质和服务过程标准缺乏导致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缺乏、无据可依，不少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评估内容和评估重点差别大、随意性大，更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评估主体标准缺失。应该由谁来评估、评估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条件，没有标准。目前政府的绩效评估大多是政府内部考评，缺乏民众的参与。即使在政府内部，大多也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群众参与和第三方评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无法做到客观公正，直接影响了整个结果的准确性。三是评估方法标准缺失。评估方法缺乏统一规范，不少绩效评估分散在目标责任制、社会服务承诺制等多种管理机制中，评估方法不一致，评估程序存在很大随意性，有的甚至完全流于形式，评估结果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二、标准化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抓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标准缺失，直接导致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低下，城乡区域均等化进程缓慢，公众参与度和满意度不高。从国内外经验看，作为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标准化最先在工业生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被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又将其广泛引入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地方基层政府也开始自发将标准化引入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自2007年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启动了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试点项目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区，少数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在农村。标准使复杂的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简单化、固定化，极大地促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1.标准化使公共资源配置有标可依，有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品质标准和服务效率标准是公共资源配置的指向器。一是提供了公共服务品质的技术标准。标准化针对农村公共服务开发设计可操作的、具体的量化指标，对于一些难以量化的服务环节和服务内容，也着眼于通过优化定性标准来尽可能明确公共服务的品质要求，为确定财政支出标准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优化了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改革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不少地方以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为抓手，通过标准化建设，集中场所、集中人力、集中事项、集中办公，改变过去部门多头垂直管理、各自为战、重复建设、分散办公模式，整合办公资源，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改善了公共资源X—效率。三是缩小了公共服务城乡与区域差距。制定和实施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合理确定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指引公共资源在空间上合理配置，有利于改变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农村发展实际需求的状况，有利于改变公共服务城乡、区域间供给不均衡状况，有利于公共服务产品品质的统一。

2.标准化使公共服务过程有章可循，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制定实施标准来细化、量化、优化、固化公共服务过程，实现公共服务菜单式的申请、服务、评价，过程公开透明，结果自动生成，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改善服务质量、推动权力阳光运行和廉洁政府建设。一是促进了政府公权力的自我限制。标准通过对公共服务提供流程各环节的工作和行为进行规范，在具体事务的执行上降低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自由度，有助于消除“潜规则”，限制行政服务中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农村基层政府尽快摆脱“权力行政”和“官本位”传统思维，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二是规范了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操作行为。标准通过将公共服务理念内化到每一个部门及工作人员思想和行为中，让标准成为习惯、让习惯成为标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工作人员疏忽造成误事、误时、误工现象，促进政府部门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公众满意度。三是方便了群众监督。公共服务标准化实质上是政府权力的社会公示，为公共服务事项的公开和透明畅通了信息沟通渠道，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进一步保障，有利于避免行政部门“有选择的管理和有选择的服务”。

3.标准化使公共服务绩效有据可考，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公共服务评价的难点在于存在许多难以量化的指标且易受主观因素影响。标准化既是管理工具，又是检测和考核政府绩效的指标，为公共服务可量化、可比较、可考核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是提供了绩效评价基本指标。标准通过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目标、流程、提供方式等进行规范，明确管理服务要求，使政府工作有标准可依循、可操作、可检查、可评价，既为各级政府提供服务、履行职能提供了标准，也为绩效考核提供了标准。二是完善了政府绩效评价办法。将公共服务标准纳入到政府绩效综合考评中，既为政府内部考核评价提供了工具，也让公民对政府有一个评价标准，便于公众监督及引入公众和第三方评价，起到吸引社会关注、激活民主意识、强化社会热情的作用，增强了考核的科学性。三是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借助于考核评估体系和机制，标准的建立使公共服务工作更加有章可循，促使政府部门增强绩效意识、树立行政成本理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升农民满意度。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技术支撑手段，在引导政府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规范政府公共服务行为、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农村管理模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改革建设路径，面临巨大的挑战，更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稳妥推进。认真贯彻落实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开展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当前可考虑如下三项工作：

1.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合作推进机制。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保就业、公共安全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诸多方面，需要多部门、多级党委政府参与。当前可考虑在中央层面联合相关部门成立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启动试点工作，共同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工作程序和验收要求，指导地方开展试点工作。各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相应项目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包括项目申报、项目建设的管理和指导。地方政府作为试点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政府推进、部门主导、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调解决标准化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具体负责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聘请标准化、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等领域专家，成立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咨询专家组，对标准体系建设和标准制修订以及标准实施进行指导。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建立标准化信息沟通机制，促进经验交流和标准推广应用。

2.开展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前期研究。遵循“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突出公益、专业导向”原则，由有关部门牵头开展需求调查研究，理清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根据需求制定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的现实原则，从基本公共服务品质和流程、机构与设施、工作人员、预算和支出等方面，中央应探索制定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阶段性目标，地方政府参照国家最低标准和均等化目标，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公共服务标准制修订和实施工作。具体到试点地方，重点是按部门对基层政府农村公共服务职能和工作进行统一梳理，形成政府职能和工作任务体系；针对职能和任务列出完整的标准需求体系；全面梳理、归纳已出台的农村公共服务有关法规政策，对使用有效的部分，直接列入标准体系，对缺失或过于抽象的部分，列入标准制修订计划；开展重要标准前期研究，重点标准制修订，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完整的农村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研究报告，为中长期扩大试点做理论和技术储备。

3.启动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原则，根据地域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择不同省份启动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当前可考虑立足现有工作基础，重点围绕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正在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选择若干省份开展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一是为研究工作积累实践经验，二是完善及整合现有的教育、卫生等零散的公共服务标准，三是为推行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探索路子。试点以县市政府为承担实施单位，县市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能定位和工作任务，分工协作，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具体制定与当地发展相适应的标准体系，制定、修订、实施和完善标准，探索形成地方标准，为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和制定国家标准积累经验。中央部门要总结试点工作经验，适时制定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村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

（作者系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小组办公室主任）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篇7

一、提升小城镇发展质量是加快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

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 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社会总体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 城镇化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按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 “十一五”期间, 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增加0.9个百分点。截至2009年年底, 城镇人口已达6.22亿, 城镇化水平达46.6%。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经济部门,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提高, 收入总水平持续增长,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又为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广阔空间。现在, 以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达成共识。

虽然中国的城镇化迅速推进, 但必须正视的是, 中国的城镇化并非完全意义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以流动就业为主要形式。大量具有农业户籍的并未实现真正意义城镇化的的农民工被统计进城镇人口。虽然进城农民工常年在城市打工, 但他们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尽管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 对农村也日渐陌生, 尤其是农民工二代、三代群体中许多人不愿意甚至无法回到农村, 但他们却难以在城市安家。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社会资源被过度优先配置到大城市,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极不平衡, 小城市、小城镇发展严重不足, 更加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大城市发展毫不逊色, 但随着大城市的不断扩张和人口的快速膨胀, 曾在西方国家中出现的“大城市病”开始在国内一些大城市显现、蔓延, 小城镇发展则严重不足, 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富裕农村必须减少农民, 城镇化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单纯依靠大中城市吸纳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不现实的。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来讲, 一个国家的强大,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色中小城镇的发展。从统筹城乡发展看, 小城镇是连接城乡的纽带, 在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肩负家庭多重负担的农民工来说, 综合体制环境、自身条件等方面的因素, 小城镇是他们发展更为理想而现实的选择。

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结构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自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小城镇, 大战略”, 到党的十六大决议提出繁荣农村经济, 加快城镇化进程, 到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强调“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 再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加快小城镇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十二五”期间, 中国将进入城镇化转型阶段, 要在调整完善城镇布局和形态的过程中, 科学定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 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做法, 把资源合理配置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重点加强小城镇建设, 不断提升小城镇发展质量, 发挥小城镇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实质性进展缓慢

城乡二元体制依然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壁垒, 大量的进城农民工虽然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生活, 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仍长期被排除在体制之外, 他们的工作环境差、劳动报酬低, 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始终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日渐庞大, 其身份转变、相应权益保障和市民待遇等问题日渐突出, 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 进而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尽管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 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很多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加以改善, 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进展缓慢。如对于户籍问题, 部分城市实行有条件的准入政策, 但有的准入门槛过高, 有的有名无实, 缺乏足够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内容, 加上要以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更是很难得到认同, 实践中叫座不叫好。

(二) 小城镇快速发展仍以土地城镇化为主要特征

一直以来, 中国的城镇化以粗放式经营为主, 城镇化更多的是通过土地扩张来进行的, 从2000年开始, 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 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城市土地面临枯竭, 城郊地区和农村中心集镇土地成为征用热点。在以地生财利益驱动下, 一些地方政府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无序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的尖锐程度, 在产生大量失地农民的同时造成大量被征用土地闲置, 也没有带来相应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就业人口的增多, 城镇化进程中产生大量失地又失业的农民, 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三) 违背农民意愿急功近利推进小城镇建设现象突出

一些地方打着城乡统筹和小城镇化的旗号, 曲解中央政策, 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代价违背农民意愿大搞拆迁, 盲目推进城镇化。有些没有达到城镇化条件的地区无视本地经济发展实际, 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 通过撤乡并镇、拆村并居, 圈占农民的宅基地变成耕地, 在“占补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挂钩, 用所谓的用地指标把城镇周边的农用土地转换成建设用地, 变为城镇, 导致一些农民无可奈何“被上楼”。由于生产方式并未改变, “被上楼”不但导致生活成本上升, 而且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低廉的拆迁补偿远远不足以解决农民进城就业和落户问题, 农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实践中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 征地拆迁过程中积累的矛盾日趋激烈, 大量无地、无业和无社会保障农民的存在成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隐患。

(四) 小城镇健康发展缺乏有力政策支持

目前, 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 中小城市为骨干, 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但中国实行的是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 等级越高意味着可获得的计划性资源越多, 反之则越少, 处于管理体制末端的小城镇决定了其在政策上的弱势, 尽管许多小城镇人口非常多, 但能够获得的可支配使用的资源却非常有限, 小城镇在发展中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农不城”的政策真空地带, 尤其是城镇化建设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 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与小城镇快速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 加上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 协调机制缺乏, 相邻或相近地区在发展中各自为政、盲目竞争、重复建设问题突出。

(五) 非农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小城镇辐射带动功能有限

城镇化是随着市场化、工业化而发生的, 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 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实践中的小城镇建设, 有的热衷于追求速度, 一哄而上, 有的热衷于贪大求洋, 搞形象工程, 基础设施很不完善, 许多小城镇缺乏特色产业、支撑产业, 现有产业规模偏小、层次不高,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城镇化水平不仅滞后于工业化, 还滞后于非农业化水平, 小城镇发展缺乏物质基础和就业机会, 缺乏聚集和集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集聚、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三、提升小城镇发展质量,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一) 科学规划, 加强协调, 循序渐进推进小城镇发展

政府要高度重视对小城镇建设的协调、引导, 把小城镇发展放到地区经济发展大局中综合考量, 通过跨部门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加强宏观统筹, 高效有序推进小城镇规划管理, 尤其是相邻或相近地区要加强统筹, 优势互补, 形成合力, 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发展;优化小城镇布局, 引导各地从实际和现有条件出发,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 编制科学合理的城镇建设规划, 准确定位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 确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实施步骤, 指导当地小城镇建设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二) 尽快消除体制障碍,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加快改革步伐, 加大改革力度, 逐步消除阻碍城镇化进程的土地制度、城乡二元户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 分期分批采取措施逐步解决长期在小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落户问题, 放宽直至完全放开农民工落户小城镇的限制, 尽快构建有利于城乡居民有序自由流动的良好环境, 为农村人口逐步向小城镇有序集中创造有利的体制条件, 吸引、鼓励和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在小城镇创业、安家, 在城乡统筹中推进城镇化;进一步制定落实优惠政策措施, 逐步扭转小城镇发展政策上的劣势地位,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上向小城镇建设倾斜, 加大对小城镇建设的支持;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仅仅依靠政府是不现实的, 实践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通过相关配套政策吸引更多信贷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向中小城镇建设, 促进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投融资机制的形成, 拓宽筹资渠道, 化解小城镇建设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保障小城镇建设顺利推进;基础设施是小城镇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要加大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完善小城镇公共服务功能, 提高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打造宜居住、便出行的人居环境和的创业环境, 吸引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小城镇集聚。

(三) 注重培育非农产业, 促进小城镇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是小城镇发展的核心,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产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原动力, 产业集聚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 是小城镇集聚人口的前提。建设小城镇关键是要培育和发展非农产业, 壮大小城镇经济实力, 夯实支撑小城镇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基础, 小城镇建设要以产业为基石, 强化产业支撑, 实现产城一体。具体地, 要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品优势, 因地制宜, 按照“竞争性强、成长性好、关联度高”的原则, 合理确定适宜本地发展的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业;以就业和生计为先导, 注重发展城乡关联产业, 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使小城镇真正成为农村二、三产业的聚集地, 促进小城镇产业发展与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有机统一, 增强小城镇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更好地发挥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便利和优势以及小城镇连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桥梁纽带作用, 形成城乡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格局。

(四) 以人为本稳步推进小城镇建设

农民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主力军, 更应是城镇化的受益者, 推进小城镇发展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确立小城镇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 把尊重农民意愿与保障农民权益相结合。首先, 要坚持把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小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从农民生产生活中最紧迫的实际问题入手, 综合大多数农民生产生活实际, 突出建设重点, 不搞一刀切, 不搞形式主义, 尊重农民意愿, 有序推进小城镇建设, 避免农民“被上楼”的尴尬。经济条件成熟地区小城镇发展则要注重城镇化运行的质量, 健全小城镇生产生活设施, 打造宜居、宜创业的环境。其次要强化政府管理, 依法规范征地行为, 制定与市场接轨的合理补偿机制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 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 免除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保护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的主体的地位不缺失, 让农民切实成为城镇化的获益者。再次, 要加强教育培训, 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城镇化不仅仅是楼房化, 也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空间转移, 更为实质的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 是人的城镇化。要努力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文明素养、身心品质, 逐步适应城镇化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要求。当务之急要整合劳动力培训, 有针对性地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增强培训实效, 提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农外就业能力和择业层次, 不断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促进城乡统筹。

摘要：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依托。发展小城镇是加强城乡统筹,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期, 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 但发展质量令人担忧, 提升小城镇发展质量,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至关重要。

关键词：小城镇,城镇化,质量,稳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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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钧.“十二五”的担忧:小城镇, 大跃进[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0 (9) .

[3]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N].学习时报, 2010-11-29.

[4]赵端.推进城市化要紧紧抓住农民进城这个根本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0 (12) .

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篇8

但是,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制约其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规模不够;供应对象不够广泛;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认定不清;融资渠道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相关土地供应、税费优惠政策不明确;租金核定、审核、监管、推出等监管机制不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解决。

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关键在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落实《指导意见》。

首先,要制订好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纳入2010—2012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和“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要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提供更多的房源,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各地在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之前,应首先摸清市场上的存量房规模、自有住房和租赁市场的需求情况。

其次,要在准入、分配、退出以及后续物业管理方面,制订符合实际的办法。

要合理制定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标准。公共租赁住房是一种过渡性的保障方式。如果能够适当降低门槛,扩大公共租赁住房提供范围,虽然可能加大短期供给压力,但同时可以彻底改变住房市场的预期,进而抑制住房投机行为。

要科学界定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关于“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外来农民工”等概念,究竟如何精确界分,没有清晰定义。加之,由于目前住房档案和收入信息等个人征信系统不健全,导致无法掌握居民的收入水平、资产保有水平及其变化情况。因此,我们要花大气力抓基础工作,做好居住情况普查、资料整理,为科学确定保障对象提供第一手资料。

要完善公共租赁住房准入和退出机制。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夹心层”与享受廉租房的低收入家庭不同,他们只是短时间内没有购房能力。所以应对申请对象的进入和退出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对承租人收入和保障线逐年检查核实。如果租房人收入状况发生变化,已经购置自有住房,就要及时收回公共租赁住房。避免因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退出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到位,重蹈经适房被违规出租、闲置、出借的覆辙。

第三,要解决好建设资金问题。由于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对象更广泛,建设任务大,资金问题就更为严峻。因此,必须明确资金来源和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供应方面,公共租赁住房的用地应通过划拨和有偿使用的方式来供应;税收方面,对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和租赁经营要给予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涉及的收费优惠政策应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相关政策执行;财政支持方面,政府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应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中央以适当方式对公共租赁住房予以补助。省级政府应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给予资金支持,城市人民政府应对公共租赁住房贷款给予适当贴息。在引入社会资金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公共租赁住房中长期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

第四,要加快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和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应成立专门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构,并配备与之规模相适应的专职管理人员。同时,加快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个人信用档案,将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对接,逐步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保障性住房体系。

第五,要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加强保障房建设已经提过很多年,就以去年确定的保障房建设投资为例,许多地方政府都没有完成任务。因此,要保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顺利执行,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应由地方人大审议和监督公共租赁住房规划和建设执行情况,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篇9

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局长马爱国介绍, 近年来, 在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下, 在市场需求的有力拉动下, 我国有机产品产业迅猛发展, 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为满足国内外市场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办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为推动国内外有机食品产业交流、贸易合作搭建了一个专业平台, 对展示我国有机食品的品牌形象, 促进有机食品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了解, 有机农业是遵照一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 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 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 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 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 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有机食品则是指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根据国家有机农业标准生产、加工, 并经具有资质的独立的认证机构认证的可食用产品。我国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 经历了探索阶段、起步阶段和规范快速发展阶段。实践证明, 积极发展有机农业, 不仅有利于实现我国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提高人们的食品安全和健康意识, 而且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竞争力, 加速我国农业产业的战略结构性调整,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篇10

官员财产信息公开, 是一件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 极其繁重复杂, 不能急于求成, 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 才能有序实现。据闻, 有关部门已在调查研究, 考虑具体规定, 个别地区有所试验, 社会人士不乏探索。这里, 作为一种构思, 略述梗概, 参与全党全民的互动。

首先, 不妨从公布中高级公务员的正常收入作为突破口。这是现成的事。本来, 公务员的工资和相应的津贴、补助和奖励该经立法程序, 由秘密到公开是顺理成章的。只要公开, 至少有三个效应:一是划清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 (包括灰色收入) 的界线;二是加强公务员自律, 树立廉洁形象;三是促进公民监督, 守住底线。可能引起议论, 如地区之间的差距, 有待合理调整;少数地区和部门或许偏高, 要向群众解释, 有所保留, 也待最终的公平。总的是有利于改善官民之间即公仆与公民的经济利益比例。

其次, 接着理清正常收入和其它收入的关系。应当承认, 公务员在正常的工资性收入外, 允许有二次性收入, 如合法的兼职收入和业余写作的稿费、讲课费以及离退休人员养老费外的类似收入。但是必须划清界线, 杜绝一切非法和不合理的额外收入, 如接受家人和亲戚以外的送赠包括节目、生日和疾病期间所给的现金、信用卡、代价券和高价礼品等。可以分两步:先在内部登记, 对非法和不合理收入适当处理;再向外部公开, 接受公众监督。登记之余, 如有隐瞒不报, 该以讳法违纪论办。

再次, 从上述收入延伸到其它财产和财产性收入的申报和公开。财产分动产和不动产, 前者主要是房地产和汽车等高级用品, 后者主要是储蓄存款、股票基金和金银珠宝以及高价生活用品。当前的问题, 突出的在多数中高级官员和部分一般公务员拥有不止一处的住宅, 应当说明其来源, 如政策分配、集资合建和自费购买 (含银行贷款) 等, 多数可以保留, 另有上级和别人送赠, 则该依法分别处理。连同动产, 数量巨大的, 要不要追究其来源, 也不妨适当处理, 并逐步公开, 制定法不罚众的宽大政策, 或在自愿坦白和适当交公后免于刑责。

最后, 从中高级领导人扩大到一般公务员, 从本人扩大到其配偶和子女, 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也参照上述分步走, 有序展开。这有很多具体情况, 必须分类定性, 区别对待。不排斥有多样化转移, 如房地产和股票以及存款、现金等或早或迟等已经隶属别人名下。为了保持相对稳定, 避免震动过大, 有人建议赦除“原罪”, 采取过去从宽、坦白从宽和今后隐瞒从严的政策, 是一种不得已和无奈的办法, 有其可操作性。同时, 也该另有对策, 提倡将非法收入和财产自愿交公或捐献社会, 不求其全, 旨在防后, 不一定公开, 内部登记就行。处理这个问题, 要有一定弹性, 只争结果, 不顾过程, 为达目标, 尽量宽容。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篇11

一、加强高等学校绩效评价研究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促进国家教育政策,特别是投入政策和决策的科学化。随着《教育规划纲要》的全面落实,“教育投入占GDP4%”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如何在一手抓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一手抓提高教育投入效益,管好、管住新增的财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开展高等学校绩效评价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高校的办学水平,为国家制定和完善相关教育政策,特别是教育投入政策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是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高等教育的新需求。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即高质量、低成本、高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社会,特别是人民群众提供高校办学质量、办学成本和学生就业方面的准确信息,让考生做出更加理性和个性化的选择。

三是有利于高校自我改进工作,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是当前各高等学校改革的最紧迫任务。开展高等学校绩效评价可以让相关高校找到自己运行状况的客观信息,找准提高质量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从而向绩效好的高校学习和借鉴,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提高。

二、完善高等学校绩效评价的建议

完善和推进高等学校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我认为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把着力点放在发展性绩效评价上。高等学校绩效评价工作带有奖惩性评价的作用,但着力点应该放在发展性绩效评价上,帮助相关高校摸清影响效益的原因所在,提高绩效,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第二,把高校的四大功能发挥情况及其权重科学地反映在产出指标上。绩效是一个多维结构,观察和测量的角度不同,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一定要符合实际。既要有全面覆盖高校四大功能发挥情况的产出指标,更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情况,科学确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相应产出指标的权重。

第三,把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评价统筹结合起来。高校的办学绩效具有长期性,在短期内高校的办学绩效是不易被合理评估的。因此,高等学校绩效的评价工作既要注重高校在短期内所表现出的活动效益的测量,更要注重高校在一定时期内才能显现出的长期效益的测量,比如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