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中的大学》

《废墟中的大学》（通用5篇）

《废墟中的大学》 篇1

一、文化理念与现代大学的确立

何谓现代大学?这是一个似乎再清楚不过, 但又无多少人愿意深究的话题。一般认为, 中世纪大学之后的大学都被称为现代大学, 这显然是一个以时间为大概分界的界定。而雷丁斯则返回到了事物的基本原则, 从大学内在逻辑的角度, 给出了现代大学的定义, 即“现代大学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可作为其所指、目的和各种活动之意义的理念”[1] , 这种理念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统一原则”。而中世纪大学则不同, 雷丁斯认为, 中世纪大学也存在一个基本的统一原则, 即神正论, 但它是一种外在于大学的精神对世俗的监督和控制[1] 。雷丁斯把现代大学的“缔造者”归于康德。康德在《院系的冲突》一书中, 将哲学与神学、法律及医学进行了区分。他认为, 哲学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 是由于哲学不靠任何外在的标准, 而是靠自己的实践而取得自己的合法性, 而这种实践就是自由的理性探索。理性的品质是一种自由探索, 不需要受已有传统的羁绊。理性是自我批判的, 因此理性是自治的, 而大学的自治则以此为基础。大学应以哲学系为中心, 大学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而“理性给了大学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普世性”。自此, 中世纪大学演变为现代大学。

但是, 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现代大学, 是存在悖论的, 即自治的大学如何与国家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如何统一理性与国家、知识与权力?”[1] 也就是如何既要理性实施批判和保护大学, 又要大学服从国家的领导?要处理这个悖论必须有一个中介——或者说是一种方式——来消解理性与体制之间、大学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雷丁斯认为, 解决这一矛盾的是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 谢林和席勒以及施莱尔马赫等从审美意识形态、阐释学等方面, “提出并确立了一种对知识的分析及其社会功能”[1] , 而这就是文化国家观的核心内涵, 即大学是无功利地、自由地探索知识, 是科研的场所;国家要对大学提供保护但又不能控制大学, 大学的发展会自然带来国家的繁荣, 因为大学与国家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文化国家观的出现是有其现实的发展逻辑的。作为一位新人文主义者, 洪堡早期强调每个人有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 他所追求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模式, 国家只是被作为一种有限手段。然而到后期, 洪堡不得不调整了他的国家观, 承认了他先前否定过的国家的作用。洪堡在理想主义的思想中, 加入了国家的意志, 最终妥协为《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 为柏林大学提供了一种模式, 而这又可作为现代大学的普遍模式。民族文化成为协调理性与政治的方式, 国家保护大学的实践, 而大学捍卫关于国家的思想, 两者都为实现民族文化的理念而奋斗。这样, 在解决康德悖论的基础上, 文化取代理性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可见, 从理性到民族文化的转变并不是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结果, 而是社会思想史在大学中的体现, 进一步来说, 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使然。

二、虚化的体制与现代大学的危机

现代大学的产生, 始于大学基本原则的变更。现代大学的危机, 也同样如此。从神正论到理性再到文化, 大学终于找到了自身的内在统一性, 进而演变为了现代大学。而随着民族文化的族性不断膨胀, 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逐步取代了文化的真正内涵, 国家主义高扬, 以致于大学作为自由的高深学术机构的模式逐步被舍弃, 在洪堡之后, 其改革目标实际上已经被放弃。洪堡的继任者舒克曼是一位官僚, 与新人文主义观念格格不入, 仅把大学看作国家的机构, 一再试图减少大学的自主权[5] 。而二战时期, 这种民族性更是达到了极致, 蜕变为民族主义, 纳粹统治了大学, 连海德格尔等学者也被纳粹化了。

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的学者, 雷丁斯从文化本身的转变, 找到了现代大学危机的根源。雷丁斯认为, 19、20世纪对文化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 被民族国家赋予反思文化身份任务的主要学科从哲学转向了文学研究。文化原本是哲学问题, 这时成了文学问题[1] 。而这对于现代大学而言是致命的, 因为, 对于现代大学而言, 文化应该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 是其内在的统一性, 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支柱。如果文化被作为一种可以被单独研究的事物时, 也就是当文化研究观念出现之时, 也正是文化对大学总体不再有任何重大意义之际。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 是一种无所指的“文化”, 或者说本身就不再是文化了。文化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消逝了, 而现代大学作为一个需要有内在普遍统一理念的机构也即将走到了尽头。同时, 现代大学所服务的民族国家, 在力量强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后, 也开始衰弱了。在大学中, 政治化也逐渐被市场神话所置换。文化研究具象化了文化, 但同时也把文化变得无所指了, 而市场的力量更强化了文化的“解指涉化”。雷丁斯认为, 这种“解指涉化”与“解政治化”是同一个过程。市场强调的是竞争, 所秉持的是一种比较的思维, 所追求的是“一流”。而全球化则更加壮大了市场的力量, 跨国公司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 而成为单独的、强大于国家的力量, 开始成为充斥于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 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资本的逻辑和消费主义所取代。进而, 我们可以在图画中央那个曾经写着“文化”的地方写上“一流” [1] , 现代大学所具有的对于国家的责任感被“争创一流”的观念所取代, 现代大学也走到了黄昏时代。大学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机构”。一流成为大学新的基本原则, 而这个原则是一个“伪原则”, 因为, 它无所指涉。“一流”所要表达的只是在一定的序列中处于顶端, 除此之外, “一流”一无所指。而这种空洞性, 被理解为了普遍性, 这种普遍性被夸大为所有大学的生存原则:大学可以抛弃所有, 但要处于序列的前列。一流与民族文化无关, 与理念无关, 与一切无关, 只是一个计算。一流大学是一个大学理念的幻影[1] 。这样, 现代大学成了一个虚化的体制, 是一个内涵空洞的存在。

三、基本原则的丧失与后历史大学的兴起

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的压力下, 走到了黄昏。大学也在盲目追求一流的冲动下, 舍弃了文化的理念和对于国家的责任, “一流”取代“文化”成了现代大学新的原则, 而这个原则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现代大学被虚化为废墟。面对废墟, 身处废墟, 雷丁斯以其人文学者特有的使命感, 思索着大学发展的可能路径。因为, 现代大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 “大学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来声称自己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角色, 这是历史上还从未有人说过的绝对必要的角色。”毕竟, 大学虽然放弃了引导民族文化的角色, 但“还没有无可挽回地踏上变成一流官僚公司的道路”[1] 。那么, 大学新的角色是什么呢?大学新的语言应该如何表达?雷丁斯认为, 试图回归到洪堡时代的大学, 已经不太可能, 而一味地鄙视“一流”也不是办法。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正视废墟, 我们不可能来整理废墟, 也不可能来舍弃废墟。我们必须“试图在好战的激进主义和犬儒般的失望所造成的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1] 。这需要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 即“不求赋予大学工作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功能”, 大学应成为一个“各抒己见的共同体”。中世纪大学有一个外在的统一原则, 而现代大学的原则则是内在的“理性”, 继而是“文化”。当文化消解之后, 现代大学成为无基本原则的废墟, 重新寻找基本原则已不太可能, 因为, 现代性已然到了黄昏, 任何中心都消失了。没有了基本原则, 也没有了英雄, “我们谁也不能严肃地认为自己是关于大学教育的叙事中的核心人物”[1] 。核心学科的地位也取消了, 甚至连现代学科也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研究领域。当然, 也许我们可以称这些问题域为“新学科”。基本原则和中心的消解, 核心人物与核心学科的消失, 使得我们有种后现代即将来临的感觉。可是, 雷丁斯并不愿意使用“后现代大学”这样的称呼, 因为, 他觉得“后现代大学”使人们容易把它想象成为一种“更新的、更有批判性的机构”, 也就是更为“理性”的机构, 是“比现代大学甚至更现代的大学”。因此, 他使用了“后历史大学”, 意指后历史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废墟, 是时代的幸存物。

雷丁斯寻求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就是不能怀旧, 也不能秉持犬儒主义, 要站在废墟之上, 思考如何利用废墟, “我们的行动所力求实现的不是理性, 亦非文化;不是一流, 亦非对超然的诉求”[1] 。作为废墟, 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基本原则和中心, 但大学何去何从呢?难道就放任大学成为无所指的技术官僚机构吗?这显然不是学者所能容忍的。作为人文学者, 雷丁斯强调, 在当下, 我们处于历史断裂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复杂的, 我们不能凭吊现代大学的统一性, 而应该承认多元主体价值的自由表达, 各种意见都应得到表达的机会, 各个主体都应对别人承担一种责任, 允许别的主体把自己的想法完全表达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 雷丁斯也许受到了哈贝马斯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他认为, 要实现社会公正, 消除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 首先就要实现话语的民主, 每个主体都具有自由平等的话语权。各个主体还要秉持“交往理性”, 采取平等的处事方式。但是, 雷丁斯与哈贝马斯又是不同的。哈贝马斯认为, 通过平等共处的交往和交流, 最终会取得共识, 而雷丁斯则认为自由表达的意义也仅仅在于表达, 大学应该是纷争与不和的, “而不是取得最终共识的愿望”[1] 。大学再也没有了中心, 也没有了一个普遍的真理, 而只是一个各抒己见的共同体。这在福柯看来, 也许是不可想象的。福柯曾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起, 严厉批评哈贝马斯。在他们看来, 哈氏倡导的绝对的“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无论在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一方案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善良愿望”, 表达了一种“善良意志”而已。这一善良愿望和善良意志一旦触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坚硬礁石便会撞得粉碎[14] 。那么, “各抒己见的共同体”也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四、人文学者对于现代大学的忧思

雷丁斯以批判“一流大学”的时尚为起点, 通过学术史, 尤其是文学史的分析, 追溯大学的基本原则, 描述了现代西方大学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他以一种人文学者的责任感, 表达了对大学的一种忧思, 认为现代大学得以存在的文化理念已经被全球化所淹没, “一流”作为一种毫无所指的东西登堂入室。对于现代大学的这种忧思, 是一些学者所共有的。刘易斯就惊呼, 大学在追求“卓越” (也可以翻译为一流) 的过程中, 已经失去了培养人的责任, 大学所要的只是“失去灵魂的卓越”。而后现代主义者同样对现代大学的发展状况给予了批判, 其中之一就是对福特主义、技术官僚的批判。德里达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德里达深深感受到了现代大学的危机, 并提出了无条件大学的主张。德里达认为现代西方的大学, 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大学是西方启蒙理性的产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启蒙理性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需要, 这就使得大学的劳动沦为了为资本的逻辑作论证的被动活动, 从而失去了对大学之于未来的开放的历史和对人的真正权利的关怀。

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 雷丁斯与德里达还是存在分歧的。雷丁斯和德里达都承认现代大学自理性而起, 但是, 雷丁斯认为, 理性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已经被文化取代, 而文化又被“一流”替代了;而德里达则认为,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 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 即应该无条件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无条件”就是大学的精神。而且, 这种精神是超越历史的, 无条件大学既是对大学过去的历史想象, 也是对未来的期许[15] 。而这种无条件大学, 实际上是一种“比批判性更批判性地抵抗一切规定了教育习惯占有权的最终场所, ……”这也就是为什么雷丁斯不愿意使用后现代大学, 而使用后历史大学的原因。

德里达作为后现代主义者, 否定了资本的逻辑, 却存有一种乌托邦的精神;德里达解构了一切, 却对理性坚信不疑, 认为无条件的批判理性始终是大学的珍贵精神。虽然大学从来都不是“无条件大学”, 但无条件是一种自我坚守。而雷丁斯则认为, 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理性还是文化, 都已经消失了, 现代大学已日薄西山, 成了废墟。这显然与德里达不同。但雷丁斯的后历史大学, 却也与德里达的无条件大学有些相像。那就是:德里达从理性批判的角度, 认为大学应该是各种问题得以讨论的场所;而雷丁斯则从价值的自由表达的角度, 提倡后历史大学应该是各抒己见的共同体。德里达所期许的大学与雷丁斯基于实用主义所设想的大学, 在对话、自由表达这方面是一致的, 所不一样的则是, 德里达认为理性始终是大学的基本原则, 而雷丁斯则认为, 后历史大学已经无基本原则可寻。虽然有些差别, 但二者都存有乌托邦的精神, 都在建构乌托邦工程, 也许, 乌托邦是人文学者固有的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2][3][4][6][7][8][9][10][11][12][13][加]比尔.雷丁斯 (郭军, 等译) .废墟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51.53.55.59.112.51.119.5.9-10.122.121.

[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4.

[14]章国锋.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J].社会科学, 2006, (2) .

[15]陈晓明.“无条件大学与大学精神”[J].群言, 2009. (3) .

《废墟中的大学》 篇2

轰炸正在白热化阶段。我焦急地跑进火车站，寻找那无助的哭声。可是火车站的狼藉吓了我一跳：刚刚进站的列车被炸成了碎片，车站的屋顶散架了，火车站马上成了废墟。无数的老百姓惨死在日军的炮弹下，方圆百里没有一点生机，连一只鸟也没有飞过。

我顺着哭声看去：孩子马上就要与炮弹“亲密”接触了，这时孩子的爸爸妈妈扑向了孩子保护着他，“轰隆”一声巨响孩子吓呆了。妈妈笑着说：“乖!别哭，妈妈想睡一会儿”

那个孩子穿着破烂的衣服爬了出来，穿的衣服染上了鲜血，他哭着使劲拍爸爸、妈妈的脸：“爸爸!妈妈!你醒醒!你醒醒呀!”这声音现在除了有无助的感觉外，还增加了一种叫惊讶的感觉。

废墟中的生活 篇3

毕竟是邻居，我不甘心只俯视他们，所以，这天早上，我决定去拜访这个“山脚下的村落”。于是，走进我每天俯视的围墙之内，过了几家废墟，就到了一座瘦瘦长长的四层小楼前。这栋小楼是细长条的筒子状，地基的面积可能只有十几平方米，所以，笔直地站在那里，与周围邻居的二层楼相比，如金鸡独立。小楼的前半部分还站立着，后半部分已经被拆到一半。楼前种着许多花草，太阳花、吊兰、鸡冠花，还有爬满墙的喇叭花。花草边上搭了个凉棚，凉棚下有张桌子，一位中年人和一位老年人正坐在那里喝茶聊天呢。见我东张西望，他们就问我要找谁。我说不找谁，对虹镇老街感兴趣，过来看看。他们友好地对我点头。我说，你们这个小花园可真舒服，真不像是处在马上要搬迁的地方。他们说过几天他们就要搬走了，中年人指着老年人说：“这是我爸爸。”

我转身问老人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他用浓重的苏北口音说：“我已经九十多岁了，在这里住了七十多年。”我继续问当年的情况，老人就摇头了，说：“过去的事，没啥好说的。”中年人接口道：“老年人不想说，一说就伤心，毕竟亲手造的房子，毕竟住了七十多年。”

中年人指着后面已经拆掉的半边楼说：父亲原来就住在后面，前面是他和哥哥住，现在，父亲和哥哥都已经搬出去了，他们搬迁谈判签得比他早。哥哥和父亲的新房子在川沙，虽然公交车已经通到那里，但是，交通还是不行，看病买菜都要跑好远，生活远远不如在市区内方便，所以，哥哥和父亲就在杨浦区租了房子住。但是，父亲还是留恋老地方，所以，每天早上吃过饭后，就溜达到他这里来，喝喝茶，看看还没有搬走的一两户老邻居。

我说，据说虹镇老街的居民大多都是40年代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来的，老人是否也是这样。中年人说对对，而且，他父亲当年是第一个在这里搭建了茅草棚的。老人刚到这里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地，还有沟壕和小河，只能用井水，搭起土灶烧饭。和到这里来定居的许多人一样，父亲也到汇山码头去做工，后来，在海运公司一辈子跑船，但都是在国内。他继承父业，也跑船，不过是远洋轮，他指着花园里的两盆兰花说，那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

他说，父亲在这里和母亲结婚，在这里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已经去世了，现在还有兄弟姐妹五个。父亲靠着自己的双手，将茅草屋变成了小平房，又将小平房变成了小楼房。所以，现在搬迁，对父亲来说，就像背井离乡。

我问他搬走后老邻居还能在一块么？他说当然不能在一块，这是最让老人伤心的。可供挑选的安置房分别在青浦、松江、川沙和宝山，因为安置房的价格要比市场价低一些，所以，老邻居们都做鸟兽散，如他们在一起住了五六十年的亲父子亲兄弟，以后也要离得很远了。

《废墟中的大学》 篇4

乌托邦思想在诞生之初沐浴着神圣的光环, 可后来逐渐变得声名狼藉, 遭到无情的冷遇和激烈的批判。如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品,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后, 乌托邦理想便成为颇多忌讳的领域。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恒久危机的时代, 我们变成了比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这样一个拥抱功利与实惠的时代, 讨论乌托邦有意义吗?

雅格比教授试图通过将乌托邦主义区别于极权主义, 将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区别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 来恢复乌托邦原本具有的美好含义。正如他所说,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精神将复活冬眠中的社会政治想像力, 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希望, 切实地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因此, 本文将用雅格比教授的相关理论, 解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乌拉尼亚》中的乌托邦思想。

《乌拉尼亚》是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讲述了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在墨西哥勘探地貌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居民都是来自全世界的流浪者, 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阶级, 孩子们的天性没有被压抑, 他们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一切都回到了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与文明玷污的混沌之初。这个理想国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中被迫迁移, 去寻找它的出路。作者通过对这个理想国的描述来讽刺当今社会的弊病, 读来令人深思。

为拯救乌托邦精神, 雅格比教授区分了两种乌托邦思想传统, 一种是蓝图派乌托邦主义, 即以莫尔、贝拉米等人为代表的经典乌托邦思想传统。在这种乌托邦中事事都有精确的安排和严格的指令。这种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规划蓝图的乌托邦在乌托邦思想史上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 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尺度来衡量, 这种过度规划的乌托邦往往限制了人“自由的灵魂”, 也容易导致极权, 正如很多反乌托邦的作品所抨击的那样, 很容易被时代淘汰。过剩的图像造成的疲倦最终会在人们内心培植抵制乌托邦未来图景的温床。雅格比教授认为:在乌托邦思想中, 存在着一条极为独特的非极权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线索, 即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 认为未来是不可刻画的, 只能通过暗示或者寓言来予以讨论, 打破了视觉再现的限制, 只能间接地通过音乐、哲学与故事, 而不是通过绘制图表, 栩栩如生地去探究、接近乌托邦。在这些作品中, 人们找不到关于未来的详尽蓝图。相反他们赋予耳朵还有心灵在眼睛之上的特权作品中往往充满神秘的氛围。

《乌拉尼亚》中的乌托邦显然属于后者。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 拒绝描述未来, 正如《乌拉尼亚》中所反复强调的“既不知何日, 也不知何时”, 未来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 未知的虚空是其本质, 它是不能被强加或被解释的。虽拒斥对未来的表述, 却并没有蔑视希望。不用光彩夺目的颜色描述未来, 让耳朵敞开着聆听和平与欢乐的声音。勒克莱齐奥等思想家们深晓其中奥秘。他们用完全敞开的心灵去靠近乌托邦, 就像靠近上帝一样。

在乌拉尼亚中, 勒克莱齐奥的乌托邦“坎波斯”是原始部落的形式, 在这里, 一切现代文明的特征, 乃至现代文明社会存在的根本和载体———语言, 也都完全被解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都回归到最本真的形式。松散、自由的生活方式代替了现代社会强制性的组织形式, 数千年积累的现代文明被彻底解构, 一切都回到了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和文明玷污的原始之初。但这个社会群体是脆弱的, 它的存在与现实物质文明的喧嚣相对立, 正如书中所述“地球上最穷困的地区在时刻替代的战争与贫困中日渐萧索。只有大批逃难者如同海底涌浪一般, 前赴后继地撞碎在边境的礁石上。”它形成于来自全世界的流浪者, 虽然在“坎波斯”人人平等, 没有贫富阶级和压抑, 天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张扬, 甚至小孩也可以成为大人的精神导师。但是, 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围攻下仍然逃不过被吞噬的厄运, 被迫走上流亡之路。在这样的社群中, 生命是沉重的, 死亡是轻盈的。即使是知识在“坎波斯”也变得无足轻重, 它已经卸下了表达主张和意志的重担而被人们忘却。在勒克莱齐奥的笔下, “坎波斯”式的乌托邦已经抛弃了知识形成的文化专制可能造成的精神枯萎, 进而追求一种民族差异、文化差异、生活方式差异、宗教差异的和谐共存, 其本质绝不仅仅是物质的充盈, 而是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态度, 但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 隐含了对未知世界的忧虑。这样的“乌托邦”通常只存在于记忆而非现实中, 这或许就是勒克莱齐奥对“乌托邦”的重新理解。

尽管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乌托邦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 但他还是像西西弗斯那样, 一次次的在现实的废墟中构建他的童话城堡, 他的乌托邦。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 乌托邦的历史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就像雅格比教授所说, “尽管这些乌托邦想象及实践最终大部分都失败了, 但是它们却彻底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及其世界的洞察与理解, 使得人类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去超越自己的局限不断地前行去勇敢的追求

参考文献

[1]《乌拉尼亚》勒克莱齐奥著, 紫嫣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2]《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美]拉塞尔.雅格比新星出版社2007.6.

废墟中的孩子 篇5

1937年8月28日，上海火车南站人头攒动，人们手里拿着票，正焦急地等待着火车开来，把他们接走。可是谁知，灾难马上就要来临。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站台前排队。突然，车站上空传来敌机的隆隆声，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一枚枚罪恶的炸弹就落了下来。人们顿时惊惶失措，慌不择路，快跑啊!爸爸……妈妈……、哎呀叫喊声、哭声、呻吟声充满了火车站。那对夫妇抱着小男孩，随着人流向火车站出口跑去。又是一枚炮弹落了下来，小男孩的爸爸被炸到了，他无力地倒下，孩子他爸!母亲惊叫到。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保护好孩子!母亲只好抱起小男孩，继续飞奔。跑到天桥下时，天桥倒了，孩子的母亲被压在下面，抱着小男孩的手松开了，小男孩无助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哭喊着：爸爸……你快来呀!妈妈……你快点醒醒呀!他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要侵略中国，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永远离开了，更不知道他将来该如何生存下去。他有可能被继续发生的战争而夺去生命，也有可能没有食物被活活饿死……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死神，他生存的希望渺小得几乎为零。

这个小男孩多可怜啊!是谁使这个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是可恨的日本侵略者!我不禁要问：日本侵略者们啊，你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就忍心看到孩子失去父母，妻子失去丈夫，母亲失去孩子呢?快就此收手吧!总有一天，你们会遭到报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