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通用12篇）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1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科技飞速发展及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主动和深层次的战略转型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现有研究大多将战略转型作为“黑匣子”,对于转型过程机理缺乏系统探讨。 本文从战略转型过程角度,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战略转型过程机理模型,揭示战略转型过程机理, 并通过分析案例企业一一中国电信的转型动因及复杂过程,完善和修正模型,拓展战略转型相关研究,以期为企业战略转型提供借鉴。

一、研究回顾

(一)基于动因角度的研究

战略转型起于转型动因,要进行转型,必须首先考虑转型的动因。Greiner［1］研究了25家停滞或衰退的英国公司, 发现当企业绩效和预期目标有很大差距时,会进行转型。 Kotter和Heskett［2］认为,科技的不断革新、经济一体化、市场饱和等因素,成为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在国内,王吉发等［3］认为,由于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力降低, 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战略转型以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二)基于过程、能力和内容的研究

动因角度的研究无法解释转型过程及过程要素的影响,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转型过程、能力和转型内容上。

将变革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始于Lewin。 他把变革定义为解冻、移动、冻结的连续过程［4］。 企业并购通常是战略转型的一种行为,萨德沙纳姆［5］将并购活动分为并购准备、 交易和整合三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过程。周长辉［6］将战略变革过程总结为准备、启动、分析、决策、实施和改进六大阶段。

唐健雄［7］认为, 转型能力是转型成败的关键,基于转型过程,将转型能力分为环境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管理控制能力和持续创新力。 邓少均等［8］认为,复杂动态环境下企业环境洞察能力、学习吸收能力、 变革更新能力和整合重构能力对于转型成功至关重要。

关于转型的内容,Bound与Dobbiens［9］认为应当包括: 战略定位及与定位相匹配的资源与能力的改变;企业技术流程、制度、作业方法的改变;组织结构及职务内容的重新设计, 以及设计带来的权利结构变化;企业价值观、行为规范的改变,以及人员的理念、技能、知识水平等的改变。

二、模型构建

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和逻辑推导, 可以构建出初步的战略转型过程机理模型, 主要内容包括转型动因驱动力、转型过程、转型能力和转型成效。

通过对战略变革和并购过程的研究, 本文将转型过程分为转型准备、 转型实施和转型整合三个阶段。 转型准备主要是转型规划设计;转型实施主要是理念与文化、业务与服务、组织与人力、支撑与保障变革;转型整合主要是整合理念、整合内容和整合步骤。 转型动因通过作用于转型过程,驱动企业转型。

通过对转型能力的归纳和提炼,本文认为,转型能力由环境洞察能力和变革领导能力构成, 环境洞察能力通过识别企业经营环境, 确定转型方向和时机,变革领导能力为转型团队的决策制定、实施推动和整合重构能力。

三、研究的主要问题

根据初步模型和研究主题, 需要通过案例解答如下4个问题:(1)转型动因的驱动力来自于哪里,是如何影响战略转型的? (2) 环境洞察能力来自于哪里,是如何影响战略转型的? (3)变革领导能力来自哪里,是如何影响战略转型的? (4)转型有效性来自哪里,是如何影响战略转型的?

(一)案例选择

案例对象的选择,出于以下考虑:首先,中国电信启动战略转型较早,在2004年就提出,从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 向现代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战略转型,至今仍在探索,研究上具有典型性。 其次,从数据可获得角度来说, 本文作者参与了中国电信相关公司的滚动规划研究,有档案记录、深度访谈、会议研讨、直接观察等方面的优势。

(二)分析与发现

1.转型动因驱动力的来源及如何作用

(1)转型动因驱动力的来源。 研究发现,案例企业的转型动因, 来自于互联网企业对电信行业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客户需求不断升级。 例如:腾讯微信业务对电信企业短信业务、语音业务的冲击,互联网企业产生了大量试图越过网络管道的创新, 电信企业日益沦为“纯通道”,同时,电信客户需求不断升级,以往客户单纯的语音、短信需求,渐渐演变为学习、娱乐、情感、生活等围绕客户生活圈的综合类信息需求,如何进行现有客户深度经营,依靠商业模式再造、营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电信面临的主要问题。

(2)转型动因驱动力如何作用。 分析发现,转型动因通过转型准备、 转型措施制定和转型实施的传导影响,对战略转型产生驱动性作用。 首先,转型动因驱动力传导到领导层,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进行转型,具体体现在转型规划设计。 其次,转型动因驱动力进一步影响到举措制定和实施。 例如:为应对互联网企业对商业模式的冲击,中国电信提出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通过价值链合作与协同,提供语音通话、高速网络、高附加值应用等融合服务的商业模式。

2.环境洞察能力的来源及如何影响作用

(1)环境洞察能力的来源。 研究发现,案例企业环境洞察能力来自于转型机遇识别和面临挑战、政策形势等方面。 机遇方面,互联网发展日趋成熟,3G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用户和移动互联网业务将迅猛增长,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加快应用,为行业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挑战方面,民间资本的进入,产业边界进一步模糊,移动互联网对传统通信业务的侵蚀替代日益突出。 政策方面,一方面国家大力扶持通信业的发展,例如:“宽带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光纤到户,有利于宽带资源普及。 另一方面,为打破市场垄断,避免一家独大的局面,企业先后进行了三次重组。 中国电信的转型,与面临的政策环境高度契合。

(2)环境洞察能力如何影响作用。 分析发现,环境洞察能力通过转型准备、 转型规划设计的传导影响,对战略转型产生关键性作用。 首先,环境洞察能力通过对企业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政策的深刻洞察,形成转型的方向和时机,使公司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政策能够和公司的资源、能力紧密衔接。同时,能够使转型的针对性更强,从而更为有效。其次,环境洞察能力也对转型实施、整合产生影响。在战略转型实施过程中,需要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有效整合,环境洞察能力能够使战略转型在一种符合发展趋势中完成。 因此,环境洞察能力对战略转型产生关键性的作用。

3.变革领导能力的来源及如何影响战略转型

(1)变革领导能力的来源。 分析发现,变革领导能力来自于转型团队的洞察力、 推动力和整合力三个方面。

洞察力能够判断电信行业发展趋势, 分析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识别战略转型过程问题,加以纠正。 例如:转型之初,提出成为全业务提供者、网络应用的聚合者、中小企业服务的领先者,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 由于互联网产品对电信产品的替代日益严重,再次提出成为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

推动力主要是实施计划、执行及过程管控,体现在驱动事情进展、 解决转型实施、 转型过程中的问题。 如:中国电信设定转型实施路径,明确目标、重点任务、时间节点、执行标准等。

整合力是转型成败的关键, 主要体现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组织、人力资源方面的整合。 如:聚焦客户需求进行组织资源整合,按政企、家庭、和个人三大客户群开展营销、产品开发和客户服务,内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绩效考核及各项资源配置均按客户群设置。

(2)变革领导能力如何影响作用。 分析发现,变革领导能力通过转型准备、 过程实施和整合的传导影响,对战略转型产生作用。

首先, 变革领导能力通过企业面临经营环境洞察,对战略转型产生传导性影响,使转型规划得以充分部署,各项内容得以充分计划,包括业务与服务、组织与人力、支撑与保障等方面。

其次,变革领导能力也通过实施过程,对转型产生影响,通过实施过程决策,计划推动,转型过程中的诸要素的整合,包括业务服务、组织、人力资源、文化。对战略转型规划设计、转型实施产生关键驱动作用。

4.转型有效性的来源及如何影响作用

(1)转型有效性的来源。 研究发现,转型活动的有效性来源于充分的转型准备、扎实的转型推进、有效的转型整合三个方面。

充分的转型准备主要体现在文化理念、 转型规划设计与转型能力准备。 中国电信在2005年就积极推进转型文化理念的落地建设,通过内刊、研讨、会议等形式进行转型理念宣贯工作,使转型的愿景、内涵、目标、路径等在公司上下取得一致;在2006年就对转型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对转型目标、转型举措、实施路径做了阐述;在转型能力打造方面,中国电信通过建立职位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储备领导人才, 制定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等一系列举措,提升转型能力,支撑转型战略的实现。

扎实的转型推进, 主要体现在设定转型目标和实施路径。 转型目标是整个转型的引领,中国电信详细设定业务与服务、网络与技术、组织与人力的转型目标,例如:到2007年,非语音业务收入占比达40%左右;聚焦转型目标,通过商业模式再造、网络技术转型、组织与人力调整等实施路径,实现转型目标。

有效的转型整合主要体现在整合理念、 整合内容及整合程序方面。 在整合理念方面,要坚持转型与公司整体战略相统一,明确转型的定位。 在整合内容方面,主要是文化、组织和人力资源整合。 文化整合主要是转型愿景、内涵、目标三个方面的整合;组织整合,主要是从组织管控、前后端联动、流程、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整合;人力资源整合,主要从机制建设、队伍建设、 培训提升三个方面整合。 在整合程序方面,要整体推进突出重点。

(2) 转型活动的有效性如何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转型活动的有效性是在转型动因驱动力、环境洞察能力、变革领导能力驱动下,通过转型准备、转型实施和转型整合间的非线性关系和整合的直接效应,影响决定战略转型。

5.过程机理模型的修正

本文通过对中国电信战略转型案例的研究,对上文提到的4个问题进行了解答,同时进一步细化补充战略转型的机理模型, 转型动因驱动力主要是商业模式冲击、客户需求升级,转型环境洞察能力主要是面临机遇、挑战和政策环境识别,转型变革领导能力主要是转型团队的洞察力、推进力和整合力,转型准备增加转型理念宣导、转型能力塑造两项内容,在转型整合阶段,整合理念的关键是战略统一,整合内容的关键是重点突出,整合程序的关键是有效协调。

四、结论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战略转型过程机理模型,揭示了战略转型主要内容及过程机理,同时,通过中国电信转型过程的深入分析,论证和完善过程机理模型,发展了战略转型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能够为企业, 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转型提供借鉴。

摘要：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构建战略转型过程机理模型,揭示战略转型过程及作用机理,并通过案例企业转型过程的深入分析,论证和完善模型。研究显示:转型动因驱动力、环境洞察能力、变革领导能力、转型准备、转型实施、转型整合及其相互之间关系是影响转型的主要因素,对战略转型产生关键性作用。转型动因驱动力通过转型规划设计、转型举措制定和转型实施的传导影响,对战略转型产生驱动性作用,环境洞察能力通过转型准备、转型实施、转型整合的传导影响,对战略转型产生关键性作用,变革领导能力来自转型团队的洞察力、推动力和整合力,通过转型过程活动对战略转型产生影响。

关键词：战略转型,企业战略,中国电信,案例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2

十年之际，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文化转型。之所以出现文化转型，主要源于三种浪潮的推动。推动国企文化转型的三大浪潮

第一，国际化浪潮

纵观现如今中国企业的战略规划，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国际化是其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重 要战略之一。所谓国际化，从本质上讲，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即充分利用并合理配置全球资 源，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市场。而资源的类别很多，包括市场需求、原材料与设备、人才 等方面，进而出现了贸易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投资国际化等多种方式。

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浪潮中，大致出现了四种比较常见的模式：第一种是为国外品牌代工的贴 牌模式，第二种是充分利用国内成本优势把产品销售到国外的华为模式，第三种是采用资本运 作的联想模式，第四种是到国外建厂的海尔模式。在这四种模式中，目前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 国有企业日益倾向于第三种模式和第四种模式。比如金融业中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把到 国外建立分行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并积极参与海外银行的是收购或投资行为，其中以中国 工商银行例，截至2007年末，工行海外分支机构总数达到112家，与122个国家和地区的1,349家 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再比如以中石化和中石油为代表的石油行业，也纷纷把国际化作为战 略重点，尤以投资海外油气资源项目为主，例如2007年中石化在执行的海外油气资源项目达到 30个，初步形成非洲、俄罗斯、中亚、南美、中东等海外战略重点地区。另外在制造行业，大 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都纷纷提出了海外建厂的计划，宝钢在巴西合资建立钢厂，首钢也在积极 运作在泰国建厂计划。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深入的参与国际化之中，必将对国有企业原有的主体文化带来一定 的冲击，也就是跨文化融合问题。这就需要国有企业一方面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并包容国 外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对现有的主体文化进行适当的提升甚至调整，以适应国际 化发展的需要。

第二，自主创新浪潮

随着国家提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自主创新响彻神州大地，而国有企业很自然的成为其中反应最为积极的企业群体。至于国家为什么提出自主创新，很 多学者和研究者都进行相当多的论述，本文不作赘述。本文想重点讲的是，在这次的自主创新 浪潮中，中国企业包括很多国有企业已然把创新上升到了战略层面，创新战略的提出，对国有 企业原有的主体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美国组织行为专家奎因（Quinn）1988年开发的竞争性文化价值模型，组织文化分为目标、规则、支持、创新四种导向，而从国际上成熟且优秀企业的文化导向结构图形来看，它们的文 化导向大多支持导向和创新导向较强，规则导向和目标导向较弱（这可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法 制文化和企业管理基础扎实有关）。但是对于大部分国有企业来讲，文化导向结构恰恰相反，规则导向较强，而创新导向较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以及 管理模式中，一直强调内部控制，强调遵规守纪，整体表现比较稳健甚至保守，所以在文化导 向上控制导向尤为突出，相应的创新导向就比较弱。

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实行创新战略就必须对原有的主体文化导向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进 一步优化控制导向的前提下，强化创新导向。

第三，多元投资浪潮

关于先做大还是先做强的问题，曾在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无论最后争论的 结果如何，但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实践来看，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都选择迅速 扩张的道路，只是有的企业选择了沿产业链上下延伸，有的企业选择区域扩张，有的企业选择 非相关多元化。

无论企业选择哪种扩张的道路，都将对原有的主体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来自不 同行业文化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随着多元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原有主 体文化与新业务领域的文化必将产生冲突。

国企的企业文化转型

面对上述三种浪潮的影响，国有企业亟需对自身的企业文化进行相应的转型或改变，在顺应外 部环境变化的同时，适应企业战略发展的需要。

第一，新主人翁精神的塑造

以前，我们讲主人翁精神，主要涵盖敬业拼搏、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等文化要素，强调顾全大 局，以集体利益为重；也正源于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国有企业曾一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演绎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创业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性地逐渐

开放，传统的主人翁精神日益脱离了现代职工群体，成为了“大空话”、“大忽悠”。

因此，我们需要赋予主人翁精神以新的含义，把这一光荣的优秀的文化传统继承下去，其中最 为关键的就是要融入“人本”思想。

以“人本”为核心的新主人翁精神，在本质上，要强调员工与企业的共发展，一方面实现企业 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在核心上，要关注员工的需求，尤其是职业发展 和价值实现；同时，要通过组织制度安排、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式，把新主人翁精神落实到经营 管理的实践中。

第二，从“跟随者”向“领跑者”文化的转型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逐渐在全球市场上奠定了行业领导者的地位，这种行业地位 的变化，对国企的企业文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学习至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企业走过国门，学习的作用要胜于市场的作用。大 部分的国有企业虽然在市场份额、销售收入等绝对数上位居世界前三，但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我们的收益率、科技含量等相对指标仍旧与世界领先水平相去甚远，尤其是在管理水平和运 营能力方面。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学习是永无止尽的，是深入骨髓的。

其次，更加自信、开放和包容。随着部分国企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这就需要我们的国企领 导者和员工以更加自信的心态迎接来自世界的挑战，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动行业的发展，以更 加包容的胸怀接受民族文化的差异，这是迈向世界领跑者的中国企业的必修课和必备素质。第三，创新文化的深入

创新一词，中国企业已经喊了很多年，但真正把创新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并不多，在国有 企业中就更少。在现阶段，无论是宏观的国家产业结构，还是微观的企业产品结构，都面临着 升级换代的压力；同时，在管理上，在思维上，国有企业都需要创新管理模式和手段，以适应 未来环境变化的需要。总而言之，创新文化，不仅仅是建立问题，更关键是落地问题。

要把创新文化落到实处，必须从整体入手，系统推进。在组织架构上，创立独立的技术研究机 构；在绩效考核上，设计可量化的有效的指标，并严格执行；在培训上，根据职业发展通道，有步骤有计划的开展；在文化上，培养企业创新的工作氛围，提高员工的创新意识等等。第四，文化融合问题及亚文化的兴起

目前国有企业的集团文化（母文化）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亚文化基本上没有形成。从国有企 业分子公司的文化建设实践来看，分子公司基本上还是参照集团文化来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个性文化很难得以体现。但，从企业管理的实践来看，亚文化对分子公司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非相关多元化的分子公司。所以，下一步，国有企业必须把文化融合提上文化建设 的重要日程。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3

关键词：自主创新能力；组织学习；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自主创新能力战略提出后，国内学者与实践界人士从企业的角度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的热点置于企业自主创新模式、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机制、路径与策略等。笔者认为，要有效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剖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是前提。基于此，本文拟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问题进行研究。

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研究刚刚开始。既有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且未形成一致性观点。迄止目前，有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主要学术观点：

1、综合机制论。一些学者从综合机制视角来研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文献1、文献2认为企业自主创新的形成机制就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和提高所必须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护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企业内外的各种经济关系，企业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企业自主创新的形成机制包括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具体包括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企业机制和社会机制等四个方面。文献3认为创新文化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动力源泉，并探讨了创新文化核心理念下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机制。文献4则从区域产业创新能力的视角探讨了产业创新能力的培育机制，认为区域产业创新能力的形成应立足于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并需要依靠政府引导机制、资金筹集机制以及人才机制等共同发挥作用。

2、知识(能力)集成论。知识(能力)集成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知识或能力集成的结果。文献5的研究强调了知识集成对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作用。文献5认为。知识集成是对分散在不同协作单位和人员的知识进行有机集成，通过对集体知识的捕获、共享和集成，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从而推动自主创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文献6的研究成果表明，集群式创新的创新能力集成能够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集群式创新能够实现创新能力的集成。但要实现创新能力的有效集成是有条件的，专业化分工、知识共享、网络作用、集群学习、资源可得性都是其中的重要条件。

3、知识(技术)学习论。知识(技术)学习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的知识学习或技术学习形成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文献7探讨了知识学习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是知识的集合体。其形成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知识学习可分为两个核心的子过程：知识积累过程和知识应用过程。知识积累形成了企业的知识存量。知识应用决定了企业的知识质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由知识存量和知识质量决定的。

文献8则认为技术学习过程能够有效形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后来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模式。企业的知识积累、R&D活动以及技术学习共同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技术学习是最主要的过程。R&D活动是技术学习的有效载体。企业技术学习可以分为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通过技术学习，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强企业知识积累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企业知识结构和整合企业知识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效用，从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4、资源整合论。资源整合论认为，企业的创新过程是诸多资源要素整合的过程，其资源要素整合方式的差异形成了创新模式的差异。文献9认为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犹如生物细胞选择吸收营养物质，即企业通过选择吸收外部资源，结合自身资源从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核心技术，进而维持企业永续的创新活力。在创新资源整合中存在三种资源流：外部环境资源流、中部环境创新资源流以及内部环境创新资源流。外部环境资源流通过企业“细胞”的消化吸收与剔除淘汰。形成中部创新资源流；在内部环境中，企业运用组织管理与研发能力，将中部创新资源与内部资源进行调配。从而完成对创新资源的整合，由此也完成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全过程。

5、简要评述。

(1)关于“综合机制论”。“综合机制论”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建立有效的内外部机制。该学术观点为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找到了明确抓手，便于企业与政府等相关主体采取相应的管理对策。其不足之处是：该观点没有触及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深度机理，即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是什么，综合机制又是如何形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等问题，“综合机制论”不能做出回答。

(2)关于“知识(能力)集成论”。“知识(能力)集成论”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知识或能力集成的结果。该学术观点抓住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属性。要求企业应该注重并提高知识管理水平，抓住了知识管理就抓住了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要害。该观点的不足之处：一是没有继续探索知识与能力获取的过程——学习过程；二是仅从知识与能力集成本身来研究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忽视了在知识(能力)集成过程中内外部促进机制的作用。

(3)关于“知识(技术)学习论”。该学术观点既强调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属性是知识，又强调了其形成过程必须以知识(技术)学习为基础，其中，加强技术学习与R&D活动是关键。其不足之处：一是该观点未能阐明知识(技术)学习与其他内外部促进机制之间的联系；二是该观点侧重于企业技术层面上的学习。忽视了基于全员、全过程的组织学习。

(4)关于“资源整合论”。该学术观点强调了企业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过程中要注重对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包括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对其他有关学术观点也是有益补充。其不足之处：一是该学术观点将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比喻为生物细胞的生存机理，但是，在资源整合过程中，企业“细胞”如何才能够做到对外部资源的“消化吸收与剔除淘汰”以及对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该观点未能做出解释；二是从企业管理角度看，该学术观点比较抽象。

二、组织学习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1、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是知识。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属于企业能力的范畴。而企业能力的本质是知识。由此，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也是知识。企业能力理论可以追溯到1959年Penrose的《企业成长论》，她认为。以企业内在成长论来分析企业，特别要重视企业固有的能够逐渐拓展其产生机会的知识积累倾向。受Penrose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Richardson，他在1972年《产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中，包括“知识(能力)集成论”以及“知识(技术)学习论”在内的众多学者也都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是知识。

2、组织学习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源泉。既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是知识，而知识的获取、积累、传播、应用和创新必须依赖于学习过程。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研究中的“知识(技术)学习论”也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有赖于知识与技术的学习。笔者认为。由于企业自主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仅重视技术层面上的学习是不够的。必须开展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组织学习活动。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组织学习才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的源泉，也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企业的竞争根本上是企业学习能力的竞争。只有那些持续学习、善于学习、全员学习的企业才能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3、基于组织学习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逻辑框架。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既有研究文献的启发，笔者构建了基于组织学习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逻辑框架。

三、基于组织学习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分析

逻辑框架较为清楚地揭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具体分析如下：

1、组织学习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始终居中心地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本质是知识，这就决定了组织学习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源泉。在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中，组织学习自始至终处于中心地位。它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动机，它连接着企业的知识积累、知识应用以及知识集成这三大知识变量。组织学习水平的高低、组织学习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企业自主创新方式的选择及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

2、知识积累、知识应用以及知识集成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三大知识变量。如果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因变量，那么知识积累、知识应用以及知识集成就是三个关键性的自变量。知识积累形成了企业知识库中知识存量的大小，而知识存量又决定了企业的初始技术能力以及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所采取的方式。知识应用决定了企业的知识质量，而知识质量又决定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速度。知识集成包括企业内外部知识集成，是企业重要的知识流量。知识集成的结果一方面将知识流量汇入企业的知识库。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知识存量，另一方面又显著提升企业的知识应用水平，加快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知识积累、知识应用以及知识集成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以组织学习作为纽带。

3、组织资源与背景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组织资源在组织学习与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起着加速或抑制作用。优质、充裕、具有独特性的资源投入，有利于加速组织学习的效率与效果，加快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组织背景(Organizational Context)是组织发展历史与现实的积淀，组织的经营理念、组织文化、组织中的种种关系、组织发展的逻辑、路径无不烙上组织背景的印迹。如果一个组织具有悠久的创新历史。拥有创新型组织文化，建立起有机式的组织结构，这样组织背景必然会对组织学习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4、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还必须依靠有效的内外部促进机制。如果说组织学习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内因。那么，组织资源与背景、内外部机制就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外因。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有效的外部促进机制与内部促进机制的建立非常必要。外部促进机制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外部环境，包括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机制、政府的奖励机制；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及健全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中介机制等。离开了健全有效的外部机制，企业自主创新将会呈现鱼龙混杂、白生自灭的状态。内部促进机制主要包括企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吸引机制与激励机制；企业的动态管理机制等。组织学习与自主创新的微观主体是个人与团队，组织学习水平高低、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企业的人才队伍及其活力，同时。也取决于企业内部动态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建立起有效的内部促进机制对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无疑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组织学习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可以表达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以组织学习为源泉。借助组织资源与组织背景的力量。在有效的内外部促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充分发挥知识积累、知识应用以及知识集成等三大知识变量的关联效应而形成。

四、结束语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4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由于传统的研究将税收效应的关注点过多地集中在宏观层面,因此,大多数增值税转型效应的研究来自宏观的视角,而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1. 基于财务指标的相关研究。杨震和刘丽敏(2006) 在对405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增值税转型会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产生显著的影响。宋艳敏(2009)从税负和现金流的角度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王素荣(2010)通过对比分析上市公司ROA、EPS等财务指标在增值税转型前后的所发生的变化,发现增值税转型确实能够对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2. 与企业投资相关的影响。聂辉华等(2009)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地提高了资本劳动比,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企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万华林、朱凯和陈信元(2012)以增值税转型为基础,并结合2008年公司所得税改革,验证了企业投资决策的价值相关性的变化趋势受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情况。

3. 与企业雇佣行为相关的影响。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都实施了增值税减税,在这一背景下,大多数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利用一般均衡分析为工具,考察劳动力市场对税率变动的反应(如Hutton and Ruocco,1999),以及企业所面临的税率变动对其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如Bohringer et al., 2005;Jochen and Angela,2006;Dutta et al.,1998)。这些研究均认为增值税改革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并不确定, 它取决于增值税税率与其他所得税税率的相对关系、企业资本的初始存量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诸因素。

由于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固定资产的购进行为,因此已有的、从微观层面的研究大多是从投资的视角、从实证的角度去关注税改的政策效应,而对与投资行为密切相关的融资约束问题却较少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融资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仅会影响企业资本成本、资本结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等因素,还会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最终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此,从理论层面去剖析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二、增值税转型作用于融资约束的路径分析

早期投资理论如新古典投资理论、加速器投资理论均假设资本市场是完美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使现实中的市场不再完美,无论是权益融资还是债务融资,内外部资金将不再能相互替代 (Myers,1984;Myers and Majluf,1984;Greenwald et al., 1984;Jaffee and Russell,1976;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 and Weiss,1983)。Fazzari et al.(1988)将融资约束理解为:融资约束的存在是由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外部资金成本高于内部资金,从而内外部资金不能相互替代,而使投资行为受到制约的现象,这种受制约的程度反映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

由于融资约束的产生是因为内外部资金的价格差异,进而影响到融资数量及最终的资本成本,因此,企业在约束条件下的融资过程中,对不同的资金类别不会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Myers and Majluf(1984)基于此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企业需要融资时,企业会首先选取内部资金,即留存收益部分;在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考虑外部资金,在外部资金中又会先采用债务融资,次之的选择才是股权融资。 Guariglia(2008)在此理论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分为了内部融资约束和外部融资约束。内部融资约束是指内部资金的可得性;而外部融资约束则被界定为进入外部资金市场进行融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其实无论是内部融资约束还是外部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形成两股力量来影响融资约束:一是资金成本,二是资金的数量。当然这两股力量不仅会单独起作用,更多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二者所产生的交互效应。

从资金成本面临的约束来看,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外部资金供给者为保障自己的权益,增加信息搜寻的成本, 进而要求提高资本的回报率,产生相应的溢价,这种溢价最终转嫁到资金使用者身上,导致投资成本增加,可能会造成一些本来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变成不再可行。但是,资金成本的大幅溢价,同时也是企业财务风险增大的标志。过高的资金成本会因为逆向选择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优质的资金供应者退出市场,造成资金的供给总量下降,使资金需求方面临资金数量上的约束,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就是产生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研究表明,融资数量方面面临的约束同样会造成原来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不再可行(Aaffee and Russell, 1976;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 and Weiss,1983; Bond and Meghir,1994;Almeida et al.,2004;Almeida and Campello,2001)。并且,上述研究也认为,企业资金的初始禀赋对缓解这种内外摩擦的情况产生很大的作用,这也间接地证明了企业的内部积累对融资约束缓解的重要作用。增值税转型会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推理论证:

1. 路径一: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现金流产生的影响。增值税基于法定税基的不同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 三种类型的计税方式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经营现金流出额与增值税类型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Cash为经营现金流出,ki为增值税的税基,f(x) 为固定资产投资价值。

增值税中的增值额理论上应为商品价值(C+V+M) 中的(V+M)部分,C是扣除部分。但出于政策目标的需要和征管水平的限制,实践中对增值额的计算由于对扣除项目认定的不同,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增值税,同时也造成了三类增值税税基的差异。其中生产型增值税由于不允许扣除资本品价值,税基大于V+M;收入型增值税由于允许扣除当期转移资本品价值,税基基本等于V+M;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当期购进全部资本品的价值,税基会小于理论上的V+M。因此上述模型中的斜率ki大小依次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投入相同价值的固定资产I时,由于税基差异会导致支付税费的现金流产生差异, 从而造成经营现金流出的不同。具体说来,生产型增值税产生的经营现金流出额最多(A点),收入型居中(B点), 消费型最少(C点)。因此,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少了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出,其效果可以等价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实现增加,从而减少了对外部资金的信赖,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2. 路径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折旧产生的影响。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后,从会计计量的角度,购进固定资产的原值就不再含进项税部分,当期折旧计提的基数相对于生产型增值税会减少。这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从利润核算的角度看,折旧的减少会直接增加净利润,增加留存收益;二是折旧的减少会降低折旧的“税盾” 效应。假设因转型变化带来的当期折旧减少为Δd,所得税税率为t,那么因折旧减少给净利润带来的净效应为增加 Δd(1-t)。净利润的增加不仅可以使企业的内部积累得到提升,也可减少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从而达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

3. 路径三:增值税转型对利益相关者及信号传递产生的影响。Blair(1995)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公司是一种法律框架结构,而非实物资产的简单集合。它的作用在于治理所有在企业财富创造活动做出特殊投资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在面临自身决策时会受到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环境因素和利益主体的影响。公司生存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对宏观环境的适应过程和与利益相关者的市场博弈过程的逻辑乘的结果。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作为这些制度变迁后果的承担者,必须要积极地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这些变革;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还会面对若干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外部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是对企业的方针和政策能够施加影响的所有集团(Frederick,1988)。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是双方市场博弈的结果。因此,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得不在这双重约束的条件下进行。

当从这个角度分析增值税转型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时,我们可以看到,从宏观环境层面上,增值税转型会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为企业融资约束的改善提供一个优质的外部环境。详见图2。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既然其行为能够影响企业的决策,同样,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变量也是它行动策略的考量因素。如前文所述,增值税转型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增加企业的净利润,改善企业的内部积累,这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为获取外部融资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使投资者的收益更有保障, 降低其投资风险,从而使签订成本更为低廉的契约成为可能。第二,企业经营状况改善,获利能力提升,客观上也会减少投资者、债权人的监督成本,使他们要求的风险报酬降低。第三,从信号传递的角度,这些变量无疑也都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了正面的信息。债权人和股权投资者会重新识别风险、评估收益、调整预期、改变原有的行为决策,增加资金供应或降低资本成本或二者兼有之,使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从外部融资的角度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如图2所示,增值税转型能够从至少三个维度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是从宏观环境方面改善投融资环境,优化企业的生态环境;二是通过对经营现金流、折旧和对未来预期的影响,改善了企业的内部积累, 为企业从根本上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提供了可能;三是通过内部积累的增加、未来预期的提升,向外部资金供应者传递了良好的信息,使其改变自身的行为决策,从资本供应的数量和价格方面降低内外资金不可替代的摩擦,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三、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作用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除了按照前文所述在一般意义上至少三个维度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影响外,还会由于每个企业基于产权性质、高管特征、企业所处地域等因素的差异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具体的影响。

1. 产权性质。LLSV(2000)曾指出,制度因素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是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制度因素,它很大程度影响着企业的财务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就融资约束层面的问题而言,国有企业获取资源方面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以及其预算 “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它们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要远低于非国企。林毅夫等(200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国家,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其实是源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的企业因为政府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而与政府博弈的结果。其实不管是产权因素导致的“父爱主义”还是政策性负担,客观上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不仅会让自己拥有更加宽松的融资渠道, 更小的经营压力;而且还会形成经营亏损、投资失败最终由政府“兜底”、负盈不负亏的现象, 从而抑制企业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决策的谨慎性及时效性,导致对外界政策变化反应相对迟缓,影响政策效应的发挥。所以,当面临税制改革时,政策变化对融资约束缓解的效应也就没有非国企显现得强。此外,由于国企存在的所有权主体缺位导致的代理链条过长,信息传递的成本相对更高,所以对政策的反应也会相对缓慢。

2. 高管的金融背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决定规模、资本、技术构成等“硬”条件,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同时人的因素也是最难观察和量化的因素。高管在企业运营及决策中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其个人的职业背景和过去的工作经历,客观上能够为企业与外界提供一定的社会网络资源。Huang(1987)曾以社会交易理论(social exchang theory)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理论模式——“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他认为,中国人常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因此,对于手中握有某种资源分配权力的人来说,他首先会考虑请求分配一方和自己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关系”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社会交易法则与之交往。在关系网之外,合作不一定能够办到。中国的声誉机制与“关系”可以起到正式制度的替代法律保护和金融发展等的作用(Allen et al.,2005)。 因此,在中国制度背景下,高管背景是研究考察企业财务行为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高管可以利用其政治背景,为企业减少交易成本,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提高企业 价值(Faccio,2006;Claessens et al.,2007)。于蔚 (2012)通过实证研究剖析了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所谓信息效应是指,政治关联能起到信号发送,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资源效应是指政治关联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提高企业的未来总收益。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政治关联缓解融资约束的过程中,关键在于资源效应所起的作用。相对政治关联的研究而言,研究高管金融背景的成果不是太多,但是对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而言,高管所拥有的金融背景与其所具有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Soto(1989)、Shleifer and Vishnny(1994)、Berget and Udell(1995)较早地发现了银企关系对于企业能否成功获得贷款有着重要的影响。很显然,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有很好的条件帮助企业建立和优化银企关系。具有银行家背景的董事能让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得到显著地提高(Booth,1999)。这能够间接地证明董事的银行家背景能够帮助企业很容易地获取银行贷款。

因此,当面临相同的政策变量时,高管的金融背景可以从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资源效应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当外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社会资金供给量发生变化时,企业高管越具备金融背景,越有可能和能力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资源,从而使企业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另外,由于拥有金融背景的企业高管具有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其企业本身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当面临增值税转型政策刺激时,政策对这类企业的边际贡献会相对有限。

3. 市场化程度。在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过程中,对制度背景所产生影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指出,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是研究企业行为必须重视的一项重要制度背景。因为,市场化进程决定了与企业投融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因素: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府干预的程度、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及资本市场的发育等。方军雄(2007)指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对信贷资金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配置、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不仅对企业的债务水平有着较强的影响,在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行为上也显示出较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不受企业产权性质差异的影响。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 其发展仍表现出非均衡态势(孙铮,2005;樊钢,2011)。从区域上看,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另外一些内陆省份,社会经济中的非市场化因素还占据着相对重要的地位。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来看,产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却较低。劳动力市场方面,对弱势参与者缺乏必要的保护手段;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城乡之间户籍管制的约束。从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商业、 建筑业、制造业等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如天然气、石油、矿业等资源性产业和与资源相关性较高的产业,电力、电信、铁路等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产业,医疗、教育、 文化和传媒等具有公共品属性的产业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自然资源的定价方面,政府管制仍在诸多方面存在,市场化定价仍然任重而道远。

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不同的地区,企业面临的地区条件、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行业竞争度等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面对相同的政策变量,企业主观上做出的政策反应和客观上产生的经济后果也会有所不同,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受到的政府干预程度就会越小,市场更公平,生产要素的流动更顺畅,企业可以更自由地通过市场规律调节自身行为,政策时滞就更短,政策效果就相对更为显著。

但同时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市场化进程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影响增值税转型的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少, 政府由“干预型”向“服务型”转型的速度可能会越快,政府会更倾向和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也会越高,对政策反应做出的相应决策所受的外界干扰也会相应较少。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较高,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更高、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更小、金融业的市场化与竞争更为充分、劳动力流动性更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更为发达。这些都更有利资本和其他要素自由地进出企业。企业能够通过市场使资源达到相对合理的配置,资本的流动会更为容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较低,因此,增值税转型对其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产生的影响。理论上,增值税转型可以至少通过影响企业现金流、固定资产折旧、利益相关者决策三条作用路径,进而对融资约束的缓解起到正向作用。拓展研究视野后,我们发现,增值税转型政策虽然总体上能够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起到缓解作用,但考虑到企业本身的异质性,可能会基于诸多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反应会不一样,政策效果会呈现出一定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从企业的产权性质、高管金融背景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对政策效应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性质的特殊性, 其政策效果不如非国企;但高管的金融背景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却不是绝对的,分别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可能性,政策的边际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所以具体到企业个体的政策效果会因企业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增值税转型政策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的政策效果既关乎着企业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着我国财税体制持续完善的进程。因此,从理论上厘清政策的作用机理与将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增值税转型虽然对企业来说有诸多积极作用,但在政策作用的发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可突破空间。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持续完善理论层面的研究。实践总是在理论的引领下进行的,我们只有从理论上剖析清楚政策发生作用的机理,才能更为有效地进行跟踪问效、政策评价以及后续政策的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实际是由若干微观经济个体产生协同效应的结果。因此,持续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个体的互动机制对政策作用的发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任何企业都处于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出于生存、竞争、发展的本能,企业会能动地根据生存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其经济后果;了解政策调控的目的和作用原理,更有利于自身科学地、理性地应对政策变迁,做出更有利于企业健康稳健发展的决策。

2. 多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不仅困扰着企业的发展,也影响税收政策的作用效果。从股权融资来看,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欠发达,增发股票的管制和高门槛让很多企业难以通过增资扩股这条途径解燃眉之急。从债权融资来看,企业主要仍通过银行信贷这一比较单一的渠道解决,加之国企与非国企在银行信贷问题上面临的非一致性待遇,让非国有企业在债权融资这条路上也是举步维艰。因此,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完善信托、 融资租赁等多渠道的融资途径,为企业更好地享受税收政策带来的红利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3. 继续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同样的政策变量针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和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政策的边际贡献和企业的反应速度是存在差异的。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问题上政策反应要弱于非国企,这进一步说明,一方面,由于产权性质的差异导致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资源获取问题上的不公平;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所背负的过多的政治诉求以及严重的代理问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对政策反应产生相对较强的时滞。国有企业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体,从行业分布上看,也占据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它们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也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良性成长。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仍需进一步加快步伐。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政策效果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其发展的不均衡仍然制约着企业生存的发展。因此,为了给企业营造一个更公平、更有利的外部环境,让企业的资源配置更多地以市场的方式完成,市场化改革仍任重而道远。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良性运行倚赖于其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增值税转型政策的运行效率同样有赖于其发挥作用的各环节的有效性。融资约束作为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衔接点,对企业财务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从企业现金流、固定资产折旧、利益相关者及信号传递三个维度出发,结合企业产权性质、高管背景及市场化进程的异质性特征,深入剖析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探析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行为的作用机理。这既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互动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也对税制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企业财务,融资约束,现金流

参考文献

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

卢锐,许宁.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J].税务研究,2011(6).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5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仍将处于主导地位。煤炭企业的科学发展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目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金融体系、国际产业结构、世界能源结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都在进行新的调整；同时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低价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同样，煤炭企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大力提升煤炭企业产业技术水平和规模化水平，建立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煤炭循环经济体系，推动企业向低碳、绿色、节约的发展方式转变是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迫切任务。可见，随着国内外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创新发展思路，调结构、促转型是煤炭企业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也是煤炭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机遇，“转型”已经成为所有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特别对于作为我国煤炭基地的山西、陕西、内蒙古而言，煤炭企业转型已成为区域重大的经济问题，甚至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因此，深入研究煤炭企业转型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方式转变与煤炭企业转型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要求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注重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顾及发展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也是新时期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导向作用。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求必须加快企业转型，充分发挥企业在转型中的主体作用，对于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煤炭企业而言，尤其要有积极性和紧迫感。在21世纪前50年内，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仍将是化石燃料，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并且随着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日渐短缺和洁净煤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煤炭的重要性和地位还将逐渐提升，这就决定了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奠定了煤炭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当前，煤炭行业作为国家基础能源行业也相继加快了转型和创新步伐，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和成绩，但与其它行业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煤炭企业规模化水平、多元化发展及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还较低，煤炭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刚刚起步，这与煤炭行业的能源基础地位是不相适应的，更与当前国际国内的发展形势也不相适应。因此，煤炭企业更应抓住这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审视自我、转变观念、加压奋进，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突破，不断加快自身转型创新的步伐。

二、基于SWOT的煤炭转型模式分析

1956年安索夫首次提出SWOT分析方法，后经过发展而成为一个用于环境战略分析的实用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寻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外在机遇和潜在威胁及内部优势和劣势，并以此进行战略组合，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制定和采取相应的企业经营战略。运用上述SWOT方法对我国煤炭企业转型进行研究，从而可以确定煤炭企业科学发展和战略转型的主要模式和内容。虽然我国煤炭企业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转型发展中一些共性的、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如虽有部分煤炭企业已经走上转型的道路，但大多数煤炭企业规模偏小，技术装备水平较差，市场竞争力较弱；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凸显；能够支撑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骨干接替产业和项目尚未形成；受税费负担和社会负担以及企业融资渠道的影响，资金严重短缺，转型资金的筹措困难极大；企业制度与管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转型所急需的大批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等。从分析结果来看，煤炭企业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应坚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资源开发阶段、开发规模、区位因素和政府产业政策等因素，选择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转型模式，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接续替代产业的协调发展。在转型战略选择上，对于成长期的煤炭企业应主要选择积极发展型战略和降低弱势战略；对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煤炭企业转型，面临着接续产业与替代产业的选择与培育，应主要选择克服威胁型战略和防卫型战略。在转型内容上主要涉及到产业转型、循环经济、体制转型、管理创新、资产重组、跨区域开采、转型资金来源、职工安置以及国际化发展等诸多方面（见图1）。

在产业转型方面，一是通过支柱产业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产业链条上纵向延伸，从而来加快发展接续产业；二是提前谋划替代产业，从横向上进行拓展，寻求新的发展领域。通过对资源的禀赋情况、枯竭速度、产业依赖度、市场机遇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考虑，选择合理有效的产业转型方式。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以煤炭资源节约、废弃物高效回收与循环利用、伴生矿产资源充分利用和环境的最小程度污染为方向，不断延伸产业、产品链条，深度开发煤炭产品价值，增强煤炭企业竞争力，促使煤炭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在体制转型方面，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将体制改革与企业的产业战略发展规划相结合，以资本重组和盘活存量为突破口，使资本逐步向支柱产业集中。在管理制度创新方面，核心内容主要是创建人力资源、生产成本、产品质量、财务、技术、产品营销和安全生产等全面的科学化、系统化管理制度，发挥内部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益化。

三、煤炭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

依据对煤炭企业战略转型的SWOT分析以及转型内容的深入探讨，可将煤炭企业转型的途径概括为实施集团化战略、发展循环经济、制度与管理创新三大方面。

（一）实施集团化战略

煤炭企业作为资源型产业，需要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的长期投入，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只有规模化、集团化发展，才能有效组织大型生产和标准化生产，最大限度地降低投入成本，保障安全生产正常进行，从而提高产能和资源的利用率。煤炭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不仅使得新型设备、新技术得以充分应用，还使得企业有足够的实力进行技术研发，推动煤炭技术不断进步。同时，随着煤炭企业的发展壮大，市场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将有效减少煤炭市场上的无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煤炭

价格，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此，应把发展大型的煤炭企业集团作为转型的主要途径，一是采用横向联合的方式。通过企业的重组合并，发挥产业特色、地域优势，组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促进产业的聚变效应和规模效应，强化企业的市场控制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采用纵向联合的方式。通过兼并合作进入煤炭产业链的其他加工和经营阶段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大型煤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与上下游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或者直接通过合并把上下游的外部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交易降低企业成本；同时也拉长了煤炭产业链，提高了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发展如煤一电一铝、煤一焦一化等产业链，提高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煤炭企业跨行业转型、发展替代产业过程中，要有所选择地发展非煤行业。要效益优先，同时兼顾产业政策和环境要求，坚持高起点、高科技、大规模、高效益，把眼光放开，以做大做强为目标，不断提高非煤产业盈利在企业总盈利中的比重。

（二）发展循环经济

几十年来，我国煤炭企业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开发、简易加工、低效利用的数量速度型道路，存在着高碳排放、资源浪费、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等诸多问题。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是推动煤炭企业从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现代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是煤炭企业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煤炭资源的一次性外延性开发，转变为循环闭路式开发，突出抓好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综合利用和合理延伸产业链等五大环节，实现污染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开采环节以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为主，合理调整开发布局，改造现有煤炭生产技术，提高采煤机械化装备水平，优化回采工艺设计，从而有效解决回收率低、浪费严重等突出问题。在洗选环节以煤炭集中洗选为主，采用先进的洗选工艺和技术。实现脱灰、降硫和洗煤水闭路循环。加工环节推进洁净煤技术，发展型煤、喷吹煤、水煤浆、煤炭液化等煤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煤制甲醇和二甲醚、活性炭等深加工产品，提升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综合利用方面，大力开发和利用与煤炭伴生的煤层气、铝土矿、高岭土、耐火黏土、铁矾土、陶瓷黏土及稀有元素镓、锗等伴生矿产资源，充分利用矿井水，将煤矸石、洗中煤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发展新型建材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纵向发展煤炭下游产品，横向发展煤的衍生产品。同时，加大矿山塌陷土地复垦力度，强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推动煤炭企业集约、绿色、综合高效发展。

（三）制度与管理创新

制度与管理创新是决策科学、运行优化、持续发展的基础。煤炭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制度方面的创新，善于向国内外优秀的大型煤炭企业学习，逐步建立起观念先进、决策科学、管理高效、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运作模式，对企业管理体制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完善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的规范化业务流程和精细化管理制度。企业管理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管理水平是影响煤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煤炭企业转型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煤炭企业管理创新也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要按照科学转型的要求，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把传统管理方法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操作规范和岗位职责，实现管理系统由慢向快、由低向高逐步提升，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特别要强化人才队伍，煤炭企业转型过程中，高素质的人才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煤炭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人力资源保障。要根据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需求，超前培养和引进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加快建设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层次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三支队伍，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储备保障。要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拔任用机制、完善的激励机制，形成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和人才竞争比较优势，真正做到人才立企、人才强企。同时也要注重现有职工安置工作，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推进岗位技能培训，全面提升职工整体素质，力争大多数职工达到转岗要求。

四、对策建议

煤炭企业转型战略的选择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立足于现实基础，也要着眼于未来发展。从企业

自身产业的发展现状出发，综合考虑其所在区域的地理优势、资源开发利用阶段、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等，科学选择和制定有利于形成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转型战略，其中，尤其要注意差异化转移战略的运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采取不同的转型策略。对于位于资源赋存、地理区位比较好的煤炭企业，应充分发挥好原来的产业优势，以资源采掘业为基础，通过纵向延伸和横向延伸发展第二产业，如煤炭洗选、煤化工、发电、新型建材、煤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新型产业；对于位于边远乡村或郊区的煤炭企业，通过矿区植被覆盖和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以现代农业为切入点，逐步由资源开采业向农业产业化转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畜牧养殖业、以及农业种植、观光旅游等产业，以工带农实现工农贸一体化转型；对于位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区域的煤炭企业，应从资源采掘业向第三产业进军，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现代物流商贸、金融服务、餐饮娱乐、社区服务以及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煤炭企业的转型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关系到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应给予大力的政策支持，将煤炭企业的转型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统筹规划，通过制定相对倾斜的政策、推出招商引资项目等各种措施，为煤炭企业寻求战略投资合作伙伴、减少转型成本创造条件，这不仅有利于煤炭企业顺利转产、有效解决职工就业，还能为当地城市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煤炭企业转型问题是所有煤炭企业发展中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只要企业未雨绸缪、提前谋划，选择有效的途径，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争取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实现企业转型和科学发展。参考文献：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6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5-0022-01

高职教育是以能力为本的职业教育，近年来，各高职院校通过加强专业教学改革，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取得明显成效。但美中不足的是，考评方式的改革远落后于其他方面的改革，使课程的考评功能在高职教育教学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深入探讨基于工学结合教学改革方向的课程考评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提出基于企业绩效考核机理重构项目化课程考评指标，引入企业标准，以业绩与行为并重考评；设计进步因子，突出人性化管理，从而完善学生参与全教学过程和各个环节学习效果的考核与评价，激发学生自觉培养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促进学生学习潜能和创新意识，为专业课程的形成性过程考评改革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一、高职项目化教学考核现状分析

1.国内高职院校课程考评存在的问题

（1）考试导向错误，无法体现实用性。

（2）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标准单一、评定主体单一。

（3）重视总结性评价，忽视形成性评价。

（4）未引入企业标准，工学结合深入不够。

（5）学校评价与社会评价未能很好衔接。

（6）考试缺乏试后管理，对教学的指导作用不明显。

（7）考评中未考虑进步因素，忽视学生心理对学业的作用。

2.国外职业教育考评模式分析

（1）英国：BTEC教学理念打破了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其评估目的主要是考核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通过课业如案例研究、作业及以实际工作为基础项目的完成过程全面评估学生学习到的专业能力，并测量通用能力的发展水平。

（2）美国：强调过程评价的考核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安排不同的考核方式，以多样化形式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创新能力。采用的评价方式包括口试、答辩会、情景模拟、实习日记、幻灯片展示、网上论坛和实际操作等，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克服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3）澳大利亚：考核的重点是强调学生应该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知道什么。建议教师采用12种标准测试方法中的某几种作为对课程的考核手段：观察、口试、现场操作、第三者评价、证明书、面谈、自评、提交案例分析报告、工件制作、书面答卷、录像、其他等。

（4）德国：实行“教考分离”的考试考核方式，其《职业教育法》中对各种职业培训都规定了严格的评估评价标准、考试考核标准以及实施这些标准的严格程序。

（5）新加坡：实施“教学工厂”的职业教育模式，以项目为载体，开展教学和技能训练活动，注重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每个教学模块结束后，教师和培训师从工作质量、工作速度、专业知识、培训态度、文明生产、社会行为、培训内容记录八个方面参照考核标准对每位学生进行考核。

二、企业绩效考核机理

企业绩效考核，是一种正式的员工评估制度。它通过系统的方法、原理来评定和测量员工在职务上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效果，它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进行管理沟通的一项重要活动。绩效考核的结果可以直接影响到薪酬调整、奖金发放及职务升降等诸多员工的切身利益，其最终目的是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在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同时，提高员工的满意程度和未来的成就感，最终达到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双赢”。

通过对大中型企业进行调研，发现企业的绩效考核重点在于管理，以考促管，因此在考评指标中强调职位责任、個人业绩、团队业绩等因素对企业的贡献。

三、重构项目考核评价表

结合高职项目化教学特点和企业绩效机理，本文重构了项目考核评价指标，重点考核项目业绩（占80%），兼顾项目完成者的行为考核（20%），并考虑学生进步因素，将其纳入评价指标。具体内涵界定如下：

业绩考核包括：①项目整体业绩（20%），旨在突出个人业绩与团队业绩的关系；②个人职责业绩（60%），分别从项目完成的质量、效率和安全规范三方面进行考核，不同的课程项目可根据教学要求细化其内涵指标；③沟通（20%），是指组长与组员进行项目实施情况与发展的沟通，帮助组员不断进步。

行为考核包括：①正直诚信（25%），指遵守相关制度规范，坚持原则，不为个人利益牺牲组织或他人利益，通过正确渠道和流程，客观、准确、真实表达自己观点，不散播流言，歪曲事实；②尽责进取（25%），指对工作负责，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追求高质量的工作产出，精益求精，本职工作完成后，愿意主动承担更多工作任务；③团队协作（25%），指承担建设性的团队合作任务，主动出谋划策，能够正面影响团队，形成积极向上的团队士气和氛围，帮助提高团队整体绩效；④敏捷创新（25%），指对事态变化的判断具有前瞻性，勇于尝试，建立新方法、新思路并推动实施，提升工作效益。

进步因子：在考评指标中人性化设计进步因子，通过对比前后两次的项目成绩，给予权重系数，累加到下一次项目成绩，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与积极性，充分体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进步，帮助学生迈入个人能力发展的正常轨道。

进步因子（设为A）设计如下：

进步因子A=本次项目成绩/上次项目成绩，B为进步系数

若A≥1.5，则B=0.1

若1.2≤A<1.5，则B=0.05

若1

若A≤1，则B=0

项目总成绩C=本次项目成绩？鄢（1+进步系数B），其中Cmax=100。

上述设计中，进步因子A主要按照“进步突出（A≥1.5）、进步明显（1.2≤A<1.5）、有进步（1

鉴于人性化管理，进步因子A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实施加法原则，即有进步的（A>1），总成绩有所增加；无进步或退步的（A≤1），总成绩不会减少，等于项目成绩。

四、结语

企业财务风险耦合机理研究 篇7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 多种风险不断涌现, 而财务风险是企业经营运作中众多风险在财务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其无疑是威胁企业持续经营的根本性危机。因此, 财务风险管理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但目前能够解释财务风险原因且具说服力的规范性理论很少。究其根源, 目前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解释还停留在表层上的因素分析、原因归类、过程描述上, 没有从企业财务风险形成与演化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探究。因此, 深入研究企业财务风险的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 企业运营离不开大的宏观环境, 企业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 又在一定的环境中经营、成长、变化。因此, 研究企业及其财务状况必须研究它的环境及其同环境的相互作用, 企业财务风险的形成也必然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传统分析企业财务风险机理只是单一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角度分析其成因, 并没有找出导致财务风险的外部条件所在, 显然具有片面性和滞后性, 这正是过去在企业财务风险研究中所忽视而恰恰又是急需特别关注的前沿性问题。

基于此, 本文以系统理论为依据, 深入揭示企业财务风险机理和规律, 建立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间的联系, 提出企业财务风险形成是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耦合作用的过程, 并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机理, 构建耦合度模型, 为企业财务风险机理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企业财务风险形成机理分析

企业财务风险形成是一个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耦合作用的过程。自适应成长理论认为,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是以一种稳定有序的方式进行的。但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 这种稳定有序的方式被破坏, 系统就处于不适应环境的状态。此时组织必须变革自身以重新适应环境。因此企业成长的过程是自组织不断适应环境的动态协调过程。当这种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打破时, 就会波及企业财务活动, 从而导致财务风险。导致企业财务危机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行业环境支持力, 内部条件关键是企业财务竞争力。这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企业财务状况就好, 反之就会恶化。企业财务风险形成机理如图1所示。

(一) 企业财务竞争力

所谓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外在市场力量, 是与竞争对手抗争, 赢得市场份额, 获取利润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或能力。企业财务竞争力则是竞争力力量体系中一个全新的概念, 它是从企业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 是从企业财务管理和理财的角度考察企业的竞争实力或核心竞争能力。企业的财务竞争力贯穿于企业整个动态财务管理体系中, 以长期积累的资源、知识和创新为核心, 是企业的各种财务能力协同整合而产生的综合能力, 是一种专有的、动态发展的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 它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保持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企业财务竞争力与企业财务风险状态具有线性负相关性, 即企业财务竞争力越强, 企业财务风险越小, 因此企业财务竞争力是企业财务风险的直接因素。在其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前提下, 企业财务竞争力的增强会带来企业的发展, 提高效率与效益, 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二) 行业环境支持力

企业的生存环境按其影响范围的大小分为三个层次: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企业内部环境。行业环境是企业生存的最直接的外部环境。它对企业生存、发展及战略制定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宏观环境的变化总是通过影响某些或某个行业而波及具体的企业。

行业环境支持力是指围绕企业发展而变化, 并足以影响企业发展的一切行业环境条件的总称。这些外部条件包括行业的政策支持、发展状况、市场氛围、科技水平等, 行业环境支持力是这些条件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有机整体。

行业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土壤, 它既为企业运行提供必要条件, 又对企业活动起制约作用, 企业要不断根据所处的行业环境去调整发展战略, 政府也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行业环境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 对企业财务来说, 对环境要有适应力, 同时政府要提供环境支持力以促进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企业对环境的适应力取决于企业财务竞争力。企业财务竞争力既定的前提下, 环境支持力越大, 企业成长的环境越好, 企业的成长空间和发展速度越快, 即成长潜力越大, 越能转化成企业的竞争力, 则企业抗风险能力越强。

三、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关系

由于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之间存在着耦合、互动的关系, 为了深入揭示其耦合机理, 本文以指标选取的主导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分别对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建立指标体系, 并对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之间的耦合进行分析。

(一) 耦合指标体系设计

包括企业财务竞争力指标设计以及行业环境支持力指标设计。

(1) 企业财务竞争力指标设计。企业财务竞争力系统主要取决于其三个关键子系统, 即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其中, 盈利能力是基础, 营运能力是动力, 偿债能力是保障, 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促进。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一定时期内赚取利润的能力, 是评价企业财务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是企业财务竞争力的综合反映。如果企业长期处在亏损的境地中, 竞争力是无从谈起的。在盈利能力指标中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销售利润率与成本费用率。

营运能力反映企业资产管理的效率, 企业要以合理的资金占用, 尽可能短的周转时间, 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 创造尽可能多的营业收入, 分析资产管理能力也是了解企业财务状况稳定与否和获利能力强弱的关键环节。在营运能力指标中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资产现金回收率。

偿债能力是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 是评价企业财务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偿还负债则可能导致破产, 企业也会丧失财务竞争力。企业只有适度举债才有利于发展, 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竞争力。在偿债能力指标中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资产负债率与已获利息倍数。

(2) 行业环境支持力指标设计。行业环境维度的划分归纳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主观派和客观派。主观派即利用复杂性、动态性、丰富性等定性维度, 相应地对于各个维度的衡量多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主观数据搜集;客观派则用关键具体的客观指标来衡量行业环境, 如行业利润率、行业集中度等, 对于这类研究数据多是从统计年鉴上获得行业客观数据。由于行业环境的构成因素众多, 而且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关系, 要对所有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很困难。因此,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本课题研究的具体问题, 以影响企业财务竞争力的三个方面为出发点, 将行业环境支持力系统也分为三个关键子系统, 即行业盈利环境、行业营运环境、行业偿债环境。具体而言, 将行业环境支持力划分为6个指标, 分别为行业资源条件、行业竞争状况、行业生命周期、行业技术水平、行业信用水平、行业利率水平。

(二) 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关系分析

耦合是指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 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从耦合的内涵可以看出:耦合的基本前提是耦合各方必须存在某种关联;耦合的结果是耦合各方的属性会发生变化 (即原有的属性会被缩小和放大) 。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作为企业财务风险因素的两个子系统, 彼此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带动, 能够产生协同放大的效应, 所以可以认为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

内部因素即企业财务竞争力, 是企业财务风险的决定性因素。而企业的社会性和生物性决定企业的生存也离不开环境支持力, 环境支持力作为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将为企业成长提供条件。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关联就是企业财务竞争力的三个关键子系统与行业环境支持力的三个主要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关系如图2所示。

行业资源条件影响企业原材料的购进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成本费用率、行业竞争状况和行业生命周期影响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因此, 这三类行业环境合称为行业盈利环境, 它与企业财务盈利能力有必然的联系。

行业信用水平决定企业应收账款回收的难易程度, 行业技术水平决定企业内部生产效率和周转能力。因此, 这两类行业环境合称为行业营运环境, 它与企业财务营运能力有必然联系。

行业利率水平的大小决定企业偿付利息的压力, 因此, 将其称为行业偿债环境, 它与企业财务偿债能力有必然联系。

四、企业财务风险耦合度模型

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相互耦合协调促进的过程, 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耦合协调过程。但如何判断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却是研究的难点。这里可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概念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对企业财务竞争力与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测度。

(一) 耦合度

耦合度是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作用影响的程度。从协同学的角度看, 耦合作用和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 或者说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由协同学可知, 系统在相变点处的内部变量可分为快、慢驰豫变量两类, 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 即系统的序参量。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 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 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由此, 可以把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之间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度, 其大小反映了对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强度。

(二) 功效函数

功效函数的建立主要包括以下过程:

首先, 建立最底层的的最优指标集。采用改进的灰色多层次理论来求各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将企业财务竞争力子系统和行业环境支持力子系统各分为3个层次, 最高层 (企业财务竞争力指数和行业环境支持力指数) 、中间层 (一级评价指标F (i) , i=1, 2, …, m) 和最底层 (二级评价指标为Fij, j=1, 2, …, n) 。

X (s) 代表第s个被评子系统的综合指数。

设dijs为系统内第s个参评项目对应于F (i) 的二级评价指标中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值, 原始数据以矩阵表示为D (i) = (dijs) n×q;为消除量纲的差异, 对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矩阵C (i) = (cijs) n×q。设cij为第j个指标在q个参评项目中的最优值 (高优指标取最大值, 低优指标取最小值) , 于是Cmax (i) =[C1 (i) , C2 (i) , …, Cn (i) ], 即为该系统内的最优指标集。

其次, 确定评判矩阵。以Cmax (i) =[C1 (i) , C2 (i) , …, Cn (i) ]T为参考数据列, Cs (i) =[C1s (i) , C2s (i) , …, Cns (i) ]T为被比较数列, 用公式分别求出第S个项目的第j个指标与第j个指标的最优指标间的关联系数ξjs (i) (i=1, 2, …, m;j=1, 2, …, n;s=1, 2, …, q) , 得评判矩阵A (i) = (ξjs (i) ) n×q, 式中的分辨系数ρ∈ (0, 1) , 一般取0.5或小于0.5。

第三, 确定最底层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中对最底层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利用层次分析法, 将复杂的多指标问题由高层到低层逐步分解, 由相关专家进行评估, 以求得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该值的大小即为该方案被接受的优先级。本方法主要经由专家对两两评价指标间之相对重要性进行成对比较。若决策状况中有个评价指标, 则决策者共必须进行2=12次的成对比较, 而这些成对比较后的相对重要性容许有某一限度的不一致性存在。

第四, 对中间层作综合评价。对中间层作综合评价, 其中每个二级评价结果为R (i) = (Wi) TA (i) , 将单层次评价结果R (1) , R (2) , …, R (m) 构成矩阵R=[R (1) , R (2) , …, R (m) ]T, 找出其对应的最优指标集, 将其化为评判矩阵A, 再计算出中间层指标的权重系数wi, 然后求出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为Xk=WA=xk。变量xk (本文k=1, 2) 是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数量。

第五, 构造功效函数模型。设变量ui (i=1, 2, …, m) 是企业财务系统的序参量, uij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 其值为Xij。Aij, Bij是企业财务系统稳定状态时序参量的上、下限值。因而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对系统有序的功效系数uij可表示为:

其中uij为变量Xij对企业财务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按照 (1) 式构造的功效系数具有如下特点:uij反映了各指标达到目标值的满意程度, uij趋近于0为最不满意, uij趋近1为最满意, 所以0≤uij≤1。由于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是处于企业财务系统中两个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子系统, 对子系统内各个序参量的有序程度的“总贡献”可通过集成方法论来实现, 一般情况下采取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和法在这里采取线性加权和法。本文采取线性加权和法。

其中ui为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 λij为各个指标的权重, 在本文中具体通过层次分析法予以确定。

(三) 耦合度函数

耦合度的计算要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 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 即:

依据上面的公式, 可以直接得到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度函数:

对 (4) 式而言, 耦合度值介于0和1之间。当C=1时, 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度最大, 说明这两个能力系统之间达到了良性共振耦合, 企业财务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企业财务状况良好;而当C=0时, 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度最小, 说明这两个能力系统之间处于无关状态, 企业财务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企业财务状况恶化。

依据物理学中耦合阶段的划分, 本文将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的耦合状况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当0

五、结论

本文根据系统科学观点与协同思想及理论, 深入分析企业财务风险耦合机理, 得出如下结论: (1) 企业财务风险形成是一个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过程。外部环境是行业环境支持力, 内部条件是企业财务竞争力。企业财务竞争力是企业财务风险的直接因素, 在其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前提下, 企业财务竞争力的增强会带来企业的发展, 提高效率与效益, 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行业环境支持力为企业运行提供必要条件, 企业财务竞争力既定的前提下, 环境支持力越大, 企业成长的环境越好, 企业的成长潜力越大, 越能转化成企业的竞争力, 则企业抗风险能力越强。 (2) 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具有交互耦合的关系, 共同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状况。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企业财务状况就好, 反之就会恶化。 (3) 企业财务竞争力和行业环境支持力耦合协调程度可以通过耦合度模型来测算, 耦合度大小反映了二者对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强度, 也反映了企业财务风险的大小。

参考文献

[1]于晓红、张立:《基于行业环境因素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财会通讯》 (综合·中) 2009年第11期。

[2]陆正华、钟燕华:《行业环境变化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分析》, 《财会通讯》 (综合·下) 2009年第11期。

[3]郝生宾、于渤:《企业技术能力与技术管理能力的耦合度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预测》2008年第6期。

[4]于晓宇、谢富纪、彭鹏:《知识管理与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耦合性机理研究》, 《情报科学》2007年第2期。

企业文化创新的涌现机理研究 篇8

企业文化不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还是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不断改进经营管理,以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和不断成长的过程。与欧美优秀企业相比,我国大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层次普遍偏低,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精神层落实欠佳、制度执行力不强、物质层与精神层未能有机对接和缺乏有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方法等问题。因此,深入剖析企业文化的创新机制和构建路径,提升企业文化建设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性,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越来越表现出复杂系统的特征[1],作为企业系统子系统的企业文化,内部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对外部环境具有自组织反馈作用,企业文化的微观载体员工,具有认知和学习能力,企业文化系统具备了复杂性和涌现性的特征。企业文化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涌现过程。企业文化系统的初始状态可以被看作是低层次的小系统(这里的“小”不是系统规模的简单界定,而是与“大”,即“整合系统”相对的概念,强调“整合”系统就会产生出整体具有而构成个体不具有的新的特性这一内涵),而企业文化发展演化的最终状态是高层次的大系统。企业文化创新的过程是文化系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从小系统到大系统的不断进化和涌现的过程,因此,在企业文化创新问题的研究中引入CAS理论和涌现机理,会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一条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路径。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从系统科学,尤其是从复杂系统涌现角度对企业文化创新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一般停留在对企业文化复杂适应性的分析描述阶段,缺乏从系统和动态角度对企业文化创新机理进行深入探索。基于此,本文在构建企业文化扩展性层次模型———企业文化的三构面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复杂适应系统中的涌现理论,借助受限生成过程(CGP)模型,对企业文化创新的涌现机理进行研究。

2 企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和涌现性分析

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是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以行为主体(Agent)为对象,研究主体的演化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以及作为整体的系统涌现(Emergence)等现象的科学。涌现是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系统复杂性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课题。概括地讲,涌现就是系统内的若干个主体,按照某种方式发挥系统作用的同时,会产生出整体具有而各个主体不具有的新的特性,当这些主体再从整个系统中分离出来的时候,这些新特性就不复存在了。产生涌现的前提是系统应至少具备4个特征:非线性、自组织、远离平衡态和吸引子的存在[2]。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企业文化既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是企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是以企业、企业的相应机构和企业成员为载体而存在的,在考察企业文化系统时,需要将这些载体作为企业文化系统的元素来进行考察[3];而员工是构成企业文化系统的微观载体,而由这些个体构成的文化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的显著特点[4]。作为企业系统的子系统,企业文化也具有非线性、自组织、远离平衡态、存在吸引子等基本特征,同时含有具有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的元素。第一,企业文化系统的载体为拥有认知能力的适应性主体,这些适应性主体共同构成系统网络,任何主体总是处在与其他个体相互影响的非线性交互作用过程中;第二,企业文化系统具有适应性和学习能力,能够通过自我的能动作用,调节或改变自己的思想状态和行为规则,能够在没有外界特定指令的情况下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从无序走向有序;第三,文化系统随时保持开放,随着企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系统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无时无刻不进行着复杂的交互作用,系统始终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第四,作为企业文化核心内容的企业的价值观、愿景、使命以及企业文化的制度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目的性、稳定性和吸引性,作为企业文化载体的员工,他们具有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自我稳定能力、自组织的能力,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具有相似性,在“吸引区”内可以受到“吸引子”的感召和约束。

因此,企业文化系统具有复杂性与涌现性特征,而企业文化创新可以概括为具有主动性和适应性的组织成员在适应和改造内外部环境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改善自身的“内部模型”和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环境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引致企业文化整体结构、功能发生改变的涌现过程。在企业文化创新问题的研究中,引入CAS理论和涌现机理,会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一条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路径。

3 企业文化的扩展性层次模型———企业文化三构面体系的提出

“企业文化层次论”是研究者对企业文化内部层次结构的一种剖析,它涉及到如何解释企业文化的内部结构以及各部分结构之间的相互联系,属于对事物内在基本规律的定性研究。对于企业文化的结构,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企业文化多层次说,具体有二层次说:将企业文化分为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三层次说:将企业文化分为精神层、制度层、物质层;四层次说,即分为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物质层。

现有层次论的本质是立足于组织内部或组织自身,研究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问题,找出使成员与企业保持一致性的关键因素与方法。而随着现代企业界限外延的日益广泛,企业与社会更多地体现出一种长期、持续的互动关系,以上研究思路日益体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孙兵指出,绝大多数企业不考虑客户对企业的实际评价和文化需求,也不考虑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和期望,只考虑企业文化的内部整合性问题,而忽视了文化的外部适应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企业文化的形式化和空泛化[5]。企业文化的发展不仅仅只围绕着提高员工素质、增强企业凝聚力一个层面,还要围绕顾客满意、给社会传播正面印象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展开[6]。基于此,郝继涛、赵卫星在企业文化原有三层次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层面,将社会层看成是企业文化的外溢,它起着企业整体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进行交流的作用[7]。与郝继涛、赵卫星的观点类似,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建设不仅要考虑组织内部资源整合的问题,还必须将一切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到研究和实践领域中来,“在组织内部,不会有成果的出现,一切成果都存在于组织之外”[8]。

杨洪常在整理归纳企业文化层次模型的基础上将上述的“多层次论”归纳为企业文化的“同心圆说”,同时他指出在企业文化层次理论中,“同心圆说”与“荷花说”是存在根本分歧的观点。“荷花说”认为文化层次并不存在一种内层制约外层、外层反映内层的简单模式,这是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理念:一种是组织标榜的可能尚未被组织成员认同的价值观、理念,另一种是真正进入组织成员内心而成为共享的价值观、理念。这两种价值观、理念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真正对行为起作用的是共享价值观[9]。“荷花说”概念形态的价值观(标榜价值观)和心理形态的价值观(共享价值观),分别可以被看作是价值观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观的现实状态。对于企业文化的其它层次,例如物质、行为、制度层面,实际上也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例如在物质文化方面,企业现阶段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实际生产经营的成果,是“真实”表现出的物质文化形态,可以看作是“现实物质文化”;而企业现阶段尚未达到而所期待的或作为努力方向的一种产品与服务更加优质和完美的状态,是“理想物质文化”的体现。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将企业文化看作是由三个构面构成的体系———理想文化构面、现实文化构面与社会文化构面(如图1)。我们将社会构面的要素定义为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是在组织实现目标过程中受影响的人”,具体包括客户(包括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政府以及其他公众利益群体等[10]。社会文化构面也可分为理念、制度、行为、物质四个层次。三构面之间相互影响,协同交互。理想构面提供了现实构面的努力方向,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现实构面是实际的企业文化状态,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对象和着力点;社会构面提供了现实企业文化的实践平台,是企业文化成果的最终体现平台。

4 企业文化创新的涌现机理

企业文化创新在本质上是企业文化系统中各要素以及不同构面间协同交互所产生的涌现现象。受限生成过程(CGP)是用来刻画系统涌现性的过程模型,其基本思想是:系统由一些基本的元素组成,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缩小了系统可能的状态集,而它们状态的演变过程就是系统的发展过程[11],只有经过适当的系统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涌现现象是可以预测的[12]。

在企业文化创新过程中,企业文化的三构面可以看作是异质适应性主体(Agent),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判断、自主行为能力,三个构面通过相互影响,交互作用,进行相同或相近的适应性学习活动,这一非线性作用的结果表现出理想、现实与社会构面间的“趋同”和“聚集”效应,即三构面涌现的产生。企业文化创新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构面间的两层次涌现:第一层次涌现可以用理想、现实与社会两两构面之间形成的三个协同反馈闭合回路来进行描述,在前一层次涌现形成后,相同层次的涌现之间又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形成了理想、现实与社会三构面间的协同反馈,这一趋同聚集的表现即更高层次的涌现的产生(如图2)。第一层次涌现即两两构面之间形成的三个协同反馈回路具体表述如下。

理想与现实构面之间存在着一个协同反馈的闭合回路,即理想构面一方面提供了现实构面的努力方向,一方面现实构面中员工的感知及实践结果又会反作用于理想,使其进一步稳固或修正,二者在互动循环过程中实现着共同的演进发展。例如提供高水平产品和服务能够使员工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在此过程中员工也感受到了内心的踏实与快乐,这与企业理想价值观中的“精益求精、务实求是”是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员工对理想文化的认同。而很多情况下,类似于“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这样的文化理念对于生产企业的一线员工来说,比较抽象高远,使员工在实践中无法体验,这就需要对理想文化做适当的修正。

企业文化又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具体体现于现实构面与社会构面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构面中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产品、服务、行为等表现来了解和认识企业,并进一步感知企业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员工在实践过程中,在于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过程中,通过获得来自社会构面的反馈信息,不断强化、完善或修正着自身的理念文化———现实构面。进一步地,现实构面也同时在利用产品、服务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改变利益相关者的物质、行为体系,进而影响其理念标准,即企业不仅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企业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方式以及核心理念。

理想与社会构面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协同反馈的闭合回路,具体表现为:理想构面虽然隐含着其具有“真理性”和“导向性”的前提假设,但理想性、真理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理想性”和“真理性”的体现不同。理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管理者倡导和设计,这就要求管理者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适理想文化的定位与方向;另一方面,理想构面也可以透过理想理念、产品与服务的宣传和营销,对客户以及其它利益相关者进行影响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改变利益相关者的物质、行为体系,进而影响其理念标准。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概念营销,其本质即是用理想构面的要素去为消费者传递新的消费观念、变化趋势和消费者生活标准,为买卖互利交换打好基础,达到观念促导、先声夺人的效果。

在前一层次涌现,即两两构面间协同反馈的基础上,前一层次涌现之间又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形成了三构面间的协同反馈,即更高层次涌现的产生。现实构面与社会构面的交互所形成的经验对于理想构面的强化与完善形成反馈,员工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过程中,可能从中体会到理想的企业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进一步认同理想文化,也可能从中体会到理想文化的缺失,进一步对其修正完善提供建议。理想与现实构面的反馈循环是员工在现实构面领域内的活动结果(例如产品生产、企业其它内部行为)与理想状态的交互作用结果,而理想与现实、社会三构面之间的反馈循环是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到整个循环体系中,形成了范围更大、层次更深的交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与客户、与利益相关者形成有效互动,员工才能切实体验理想文化的价值意义、现实与理想文化的差距,并由此形成动力进一步改进完善理想与现实文化。

企业文化创新可以归纳为是企业文化复杂系统的涌现过程。企业文化创新过程,可以看作是企业文化三构面———“适应性主体”在协同反馈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主动学习和适应而改善自身“内部模型”,同时通过主体间的非线性作用,引致主体层面、主体之间乃至文化整体的宏观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的涌现过程。创新的层次和路径体现为三构面间协同整合的阶段与过程。企业文化三构面的直观表达是三个同心圆,一般情况下同心圆之间存在部分重叠而圆心之间存在一些距离,这体现出文化构面的外部层次之间较易达到一致,而核心理念层之间的差异一般会比较大,企业文化创新演化路径则表现为三个同心圆在交互协同作用中的相互接近与重合,以及在此过程中文化系统整体的“真理性”趋近过程。

5 启示与展望

企业所处的环境、企业系统和企业成员的复杂性决定了企业文化创新的复杂性和涌现性。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看,企业文化的创新过程是文化的理想构面(以管理者的设计倡导为核心)、现实构面(以员工理念行为为核心)以及社会层面(以利益相关者,主要体现于客户的理念为核心)协同作用的涌现成果的显现。创新在本质上需要一个“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即创新的成功不能依靠个别环节和领域,而需要多要素、多环节、多构面的协同整合。因此,在企业文化的创新过程中,管理者、员工以及客户共同决定着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方向。企业文化创新的实质是加强各主体、构面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整合更多的相关环节与因素,通过主体间的学习性适应和改善,不断产生层次不同的聚集与协同效应。

虽然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它在管理领域的研究也还停留在探索层面,但其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后续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相关理论,深入发掘企业文化各构面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企业文化创新的动力机制、企业文化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等;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或仿真模型等研究工具,分析和模拟企业文化创新的运行演化过程,从实证角度证明完善理论成果,同时为企业文化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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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 H HOLLAND.Emergence:From Chaos to order[M].New York:Addison Wesley,1998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9

一、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内外对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绿色创新的动力机制。Porter (1991, 1995) [2]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绿色创新和企业盈利能够实现“双赢”, 市场驱动是主要力量。Mohr (2002) 应用实证模型对该假设进行了验证。OECD (2008) 认为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效应”, 企业难有动力开发新的环保产品和流程, 光靠市场拉动是不够的, 政府严格的环境规制是重要的驱动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经济手段能比环境规制更加有效地刺激绿色创新, 单纯的环境规制难以激励企业投资于清洁技术研发。田红娜等 (2012) [3]认为制造业的绿色创新工艺系统演化具有自组织特性。二是环境规制政策和各种激励制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力, 学者们意见不一致。Johnstone (2005) [4]在过程创新中观察到了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作用, Horbach (2008) [5]研究发现了规制对产品创新的负向影响。胡鞍钢 (2008) [6]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绩效的关联性。常雪飞 (2009) 研究了产权对环境技术扩散的影响等。三是绿色创新对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Eiadat等 (2008) [7]的研究表明, 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能取得更好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金培 (2009) [8]实证研究了我国资源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

国内外对绿色创新的现有主流研究, 大多集中于绿色创新宏观或中观管理的某一个方面, 如绿色创新的支持政策、产业规划、公共管理、碳排放交易制度等, 相对缺少对企业内部绿色创新系统的本质结构与演化机理的研究, 容易造成“政策失灵”。在研究方法上多以静态标准和线性方法论为主, 容易忽略企业在绿色创新中学习、选择和进化等动态的具有复杂性的特征。本文从进化生物学的视角对企业层面绿色创新能力形成以及演化机理进行研究, 希望能为全面提高我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政府政策引导提供建设性意见。

二、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生物学特征分析

企业仿生学理论认为:企业也是一个生物体, 企业的发展和成长规律和自然界生物的成长规律类似,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生命周期和生态链等原理与机制都可以类比和移植到企业生态系统中, 从而为企业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本部分借鉴纳尔逊、温特 (1982) [9]、杨忠直 (2003) [10]、肖曙光 (2007) [11]等研究文献, 结合绿色创新的特点,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生物概念体系, 我们绘制了表1。

三、基于进化生物学的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

(一)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绿色创新的研究文献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和中观 (产业) 层面, 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文献非常少, 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 认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坚持资源节约和减少环境损害的原则而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的组织和管理的系统综合创新能力。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 企业的这种创新活力可以衰竭、休眠也可能激发。当企业受到外部刺激或外部生存环境发生突变时, 企业的这种潜能将被激发, 并将像生物一样发生进化。

(二) 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过程。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 绿色创新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总的来看, 绿色创新演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末端控制和治理阶段。这个阶段以“末端控制和事后治理为主”, 主要是利用物理的和化学的手段或技术对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进行处理, 或者只对产品的最后使用环节强调资源节约和环保。其创新主要表现为环境技术创新和设备创新。第二个阶段是过程控制阶段。这个阶段以“事前预防为主”, 强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在环境技术创新方面先后经历了无废工艺技术创新、废弃物减量化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污染预防技术创新等, 其创新主要表现为工艺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管理创新。第三个阶段是全面管理阶段。这个阶段强调“系统防治结合”, 产品从原料、设计、工艺、生产、营销、服务、报废回收等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创新管理, 其创新表现为制度、技术、管理和组织等全面的系统创新。第四个阶段是协同创新阶段。这个阶段是一种开放式的协同创新。创新边界将突破企业自身, 其将与利益相关者、产业生态链、社会资源等形成创新网络, 在知识、信息、组织、产业链等方面形成协同关系, 按照循环经济的原理, 不同产业间将形成物质闭环循环。这个阶段的绿色创新绩效将大幅提高。由于企业个体和产业的差异, 这四个阶段并不是严格按此顺序出现, 现实情况经常是四种状态同时交错出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过程见图1。

(三) 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机理。

1. 路径依赖。

物种进化一方面决定于基因的随机演变和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还决定于基因本身的等级序列控制。当物种进化时, 偶然性随机因素启动序列控制机制, 则产生各种样式的路径, 这些路径互不重合、互不干扰, 这就是路径依赖的本意[12]。North等经济学家将路径依赖引人新制度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当中。North指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8]。在一定的临界条件下, 环境的变动与系统内部的细微涨落将互相耦合并通过正反馈机制放大, 系统将从原来的稳态向新的稳态过渡和跃迁, 即正反馈机制是导致系统进化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主要原因。

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一项绿色创新技术或制度安排一旦出现, 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 使环境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利于其它技术或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一种状态依存型的路径依赖[12]。例如:在太阳能光伏产业方面, 欧美企业走的是“核心技术控制+国内市场”的路径, 我国企业大部分走的是“核心技术引进+组装+大产能+出口”的路径, 这种状态的形成跟企业原有的技术创新能力高低、企业文化以及政府的引导政策等有关。路径经过自我强化后的结果可能是欧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越来越强, 我国企业越来越弱, 越来越依赖欧美。另一个是行为型的路径依赖, 是指不同的竞争主体在某种集合的环境中相互作用, 市场则根据它们体现出来的行为差异, 通过市场竞争绩效对其进行奖惩, 受到奖励的竞争者会以奖励作为投资, 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增长与生存能力, 并且形成关于成功的行为规则, 形成自我强化、报酬递增的机制[12]。例如:我国的格力电器公司长期注重产品的节能环保品质, 每年都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进行技术创新, 其推出的超变频等创新节能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领导地位, 市场竞争的良好绩效又加强了其绿色创新的投入和研发, 这种好的路径依赖使得其绿色创新能力越来越强。与之相反的是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 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其绿色创新能力将越来越弱, 最后可能被市场淘汰。路径突破则意味着打破或重构既有的标准体系。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 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 引入外生变量, 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从企业绿色创新层面来看, 如:从外部聘请新的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基因 (企业制度和文化) 重组, 或被兼并后母公司对其基因重组, 业务流程再造等。

2. 市场选择。

生物进化, 理论界目前有两种主要的观点, 其一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达尔文认为“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 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 叫做自然选择, 或最适者生存”。第二是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提出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其认为某些生物进化过程不是渐变和最优化的结果, 而是由于环境等因素引起的突变导致的[12]。据此, 可以归纳出自然选择是在个体层次上发挥作用, 而生态、气候和地质的突变导致在层级水平上的物种选择 (层级选择) 。

绿色创新是市场选择或社会选择, 其选择机制类似于物种进化的自然选择和层级选择。在绿色创新过程中, 创新主体 (企业) 会根据不同的环境管理工具和政策, 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实际, 采用不同的创新技术、创新战略及发展路径。企业绿色创新中的技术、工艺、产品、组织和管理等经过突变或重组而引起变异, 大量不同的变种被投放市场, 在那里, 它们受到了顾客和其他使用者的严格选择, 幸存的实体通过种群而被复制、扩散, 并逐渐成为特优类型和品种。在这种选择过程中, 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是两个关键的选择参数。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协作和竞争。过分地强调经济绩效, 忽略了环境绩效, 可能最先被淘汰;过分地强调环境绩效, 忽略了经济绩效, 长期来看企业将很难生存。只有两者的良好结合, 才可能被市场和社会所选择。这是绿色创新过程中个体的自然选择。但绿色创新进化过程不只是渐进的, 也可以是突变、革命的, 也就是说还存在着层级选择机制。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问题,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出现, 就是一种层级选择的表现。生物进化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提高生存竞争的能力, 企业的绿色创新进化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和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 在绿色创新的市场选择中, 需求的变化和社会对产品的要求和预期尤为重要。

3. 协同进化。

协同进化 (Co-evolution) 一词最早出现于Ehrlich&Raven的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共同演化的研究》 (1964) 之中。协同进化是指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 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 (Jazen (1980) ) 。协同进化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 包括竞争物种间的协同进化、捕食者与猎物系统的协同进化、寄生物与寄主系统的协同进化等。从广义的概念来理解, 协同进化指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的某种依存关系[12]。例如:传粉昆虫与植物的关系 (昆虫获得食物, 而植物获得交配的机会) , 蚜虫与蚂蚁的关系 (蚜虫获得蚂蚁的保护, 蚂蚁获得食物———蚜虫的蜜露) , 昆虫和内共生菌的关系 (两者相互获得生活必需的特殊的营养物质) 。

在绿色创新的演化过程中, 也存在着和生物进化类似的协同进化机制。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 绿色创新是技术、工艺、产品、组织和管理等企业职能的系统综合创新, 是绿色创新技术基因组、绿色创新制度基因组、绿色创新管理基因组和绿色创新企业文化基因组等企业基因组的协同进化。一个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的绿色创新新产品, 其成功离不开企业正确的战略规划、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组织和培育、工艺的创新、营销开拓等。企业系统内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系统有涨落的触发, 带有自组织特性。在中观的产业层面, 绿色创新存在着产业间的知识、技术、信息、组织等方面的协同进化。一个绿色创新新技术的出现离不开与之伴生的配套技术、共生技术的发展, 如果没有这种配套技术、共生技术的协同发展, 这项技术就不可能得到进化。在生态产业链中, 一个节点上的技术、知识、信息和组织等的进化会刺激和影响下一个节点的相关要素的创新和进化。知识的溢出效应、种群间的学习效应促进了产业之间的协同进化。在宏观的社会层面, 人文、社会、制度、认知等诸多要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进化影响较大。绿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践, 就是人类认知、人文、社会发展进化到一个新层次的体现。由于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 绿色创新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制度和激励措施等。社会的生态文化、舆论、习俗、消费观念等对于绿色创新的市场选择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四、案例研究———以格力空调绿色创新的演化为例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空调企业, 已开发出包括家用空调、商用空调在内的20大类、400个系列、7, 0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 自主研发的GMV数码多联一拖多机组、超低温数码多联中央空调、新型高效离心式大型中央空调、G10变频空调、超高效定速压缩机等一系列国际领先产品填补了行业空白, 成为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典范。目前, “低碳”和“环保”已经成为了全球家电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绿色创新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关键。格力将绿色发展战略植入公司发展战略中, 确定总体目标为“倡导绿色消费, 积极研制和生产绿色产品, 节能降耗, 不断改进环境行为, 对社会负责”。格力在此方面一直处于行业的前列,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2012年格力的营业收入达到1, 000亿, 利润73.78亿。从1995年至今, 格力空调连续17年产销量、市场占有率位居中国空调行业第一, 2005年至今, 家用空调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国内, 格力是空调领域技术创新投入最多的企业, 每年科研投入达30多亿元。截止到2012年3月中旬, 格力共有员工8万人, 其中科研人员占到了5, 000多人, 博士、硕士研究生及专家400多人, 拥有技术专利超过5, 000项。[13]

格力空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 其发展史是企业的奋斗史, 也是中国空调行业绿色创新的演化史。纵观格力空调的发展轨迹, 其有着非常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格力空调走的是一条“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专业化发展”的路径。格力电器自成立以来, 以“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为座右铭, 致力于技术创新, 把掌握空调的核心技术作为企业立足之本。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建成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技术研发体系。技术、质量和规模, 这三大竞争优势再加上其营销上的创新 (区域性销售公司的成立, 自建销售渠道等) , 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良好的绩效, 这种良好的绩效又为其研发的大投入奠定了财务的基础, 这种正反馈机制使格力的综合绿色创新能力不断地得到加强, 在行业内一直处于领导者地位。

格力空调的绿色创新演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萌芽阶段、过程控制阶段、全面创新管理阶段和协同创新阶段。其绿色创新的环节在不断地增加和完善, 萌芽阶段只注重省电功能, 过程控制阶段注重省电节能和降低噪声功能, 全面创新管理阶段的绿色创新注重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创新, 协同创新阶段的绿色创新跨越了产业的界限, 综合了其他行业技术进行创新, 如:太阳能变频空调和互联网空调等。每一次绿色创新的飞跃都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特定的经济环境、政策法律和市场竞争约束下发生的, 具有较强的市场选择和协同进化特征。近10多年来, 格力空调顺应了国家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追求低碳健康环保的变化, 实现了绿色创新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完美结合。例如:2012年12月12日, 格力就作出承诺到2015年12月, 格力承担减排HCFC-22 (氢氯氟烃物质) 2, 607吨 (共约3, 000吨) 的减排任务。格力空调绿色创新演化的具体情况见表2。

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演变机理研究 篇10

1 文献综述

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Marshall最早对企业成长阶段有了较模糊地认识,但未对其作出较为明确地界定。直至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对企业成长阶段进行了初步地探索性研究,至70、80年代该项研究处于繁荣时期,并于90年代末出现了新的高潮。针对企业成长阶段的划分,学者们分别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单一划分标准和多重划分标准,即以人数、时间、组织结构或管理制度、产品线或业务为划分标准。[1,2]因竞争市场需求变化快、技术进步快和技术扩散,导致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生命周期有别于一般企业。结合高科技企业的特点,学者们关于企业成长阶段演变机理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企业成长阶段的演变轨迹、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发展重点、主要战略任务、融资方式等。

1.1 国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起,Chandler、Lippitt、Scott、Smith、Adizes等学者探讨了企业成长的三个阶段,并对其发展重点和主要决定基因进行了总结:①第一阶段,聚集生产资源以发展企业。②第二阶段,注重资源分配过程,使其更加有效率,增加产品线,拓展市场,也可能采取垂直整合。③第三阶段,对多部门企业进行分权。企业生存导向、行政管理导向、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文化整合,四个角色的组合形成了决定企业成长阶段的关键变量。[3,4,5,6,7]

在此基础上,Steinmetz、Adizes、Quinn、Kazalljian、Randle等学者,于60年代对企业成长“四阶段”的演变机理与发展重点进行了探讨,指出企业成长过程呈S形曲线,按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方式,将成长阶段的演变划为直接控制、指挥管理、间接控制及部门化组织等四个过程。企业成长阶段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四种活动的重点变化,即生产结果、企业化表现、正式的管理制度和程序、个体融入组织。企业成长阶段的发展重点为:①创业阶段,识别并界定市场、开发产品和服务。②扩张阶段,获取资源、开发运营体系。③规范化阶段,开发管理系统,巩固阶段———管理公司文化。[8,9,10,11,12]

随着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成熟,Greiner、Galbraith、Churchill&Lewis、Miller and Friesen、Adizes等学者,将高科技企业成长过程划分为产生、成长、发展、成熟和衰退等五个阶段,对企业成长阶段的演变机理与发展重点进行了探讨,包括:①列出了对企业成长不同阶段产生不同变化的八种要素(财务、人力、系统与业务资源、所有者的目标、经营能力、管理能力与远见),前四种因素决定了企业市场地位,后四种因素与所有者密切相关。②提出了反映企业成长所处阶段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企业规模、差异性、复杂性、管理风格、组织结构、正式化程度、主要战略目标和企业参与程度)。③制定了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和主要战略任务(创业期:存在,成长期:获取成长资源,发展期:保持盈利地位并提高成长率,成熟期:重新投资)。[7,13,14,15]

1.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深入探讨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学者们主要围绕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影响制约因素、发展重点与战略任务、融资方式进行了研究。首先,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影响制约因素可概括为:①创业阶段,资源要素不完善、技术力量薄弱、产品品种单一、组织结构简单,主要存在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两类经营风险。②成长阶段,需加强技术与市场开发,获得更大的潜在市场份额。③发展阶段,面临生产规模扩大、市场进一步开拓、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管理完善等诸多问题。④成熟阶段,需加强组织创新,增强或重建创新管理的制度、开拓新品牌、培育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16,17,18,19]

其次,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的发展重点与战略任务可概括为:①创业阶段,企业根据所拥有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实施有效策略启动市场,选择具有吸引力的产业、尽快开发产品或服务,弥补资金并迅速建立基本能力,实现盈亏平衡,选择适合的企业管理体制。②成长阶段,资源分配倾向于核心能力的开发及技术创新,筹集资金、加速投产、培育主导业务、形成生产能力、优化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③发展阶段,发挥资源优势和核心能力、明确定位,重视核心能力的强化,培育顾客、提高产量、扩大市场份额、产业化,重视制度、文化建设、培养企业的自学能力。④成熟阶段,关注产业动态和竞争对手的动态,及时了解和培育可能取代传统技能基础的新核心能力,维持旧市场、挖掘新市场,实施基于价值链的管理。[19,20,21]

再者,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的融资方式可概括为:①创业阶段,投资需求较小,融资方式为自有资金和“灰色渠道”资金,其资金来源一般是发起人、合伙者和私人风险投资者。②成长阶段,完成生产线的开发,市场正在逐步扩大,需要外部资金以增加设备、招收业务骨干,并着手下一代产品的开发,资金来源于私人风险投资、风险资本和商业银行贷款。③发展阶段,风险降低,融资方式为二期风险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可进入风险资本二级市场,在市场上筹集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④成熟阶段,风险最低,资金需求可根据市场潜力和企业发展战略确定,融资方式为组合融资,涉及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和发行股票,其中以上市融资为主,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资本运作扩大其规模,提高债务融资比例。[22,23,24,25,26]

鉴于以上文献,高科技企业处于不同成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受不同的影响因素制约、相应地会制定不同的战略任务和发展重点,采用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亦有不同的模式和选择,但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的基本特征、经济规模、战略类型、组织结构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为进一步完善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演变的理论框架与模型研究提供了支撑作用。为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高科技企业成长划分为初创期、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或蜕变期等五个阶段,构建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演变的概念模型,系统探讨不同成长阶段演变的特征表现,完善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模型,为高科技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提供理论基础和重要支撑作用。

2 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演变的概念模型

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生命周期符合典型企业生命周期的共性规律,主要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种子期(简称“初创期”),第二阶段为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初期(简称“形成期”),第三阶段为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中期(简称“发展期”),第四阶段为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中后期(简称“成熟期”),第五阶段为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后期(简称“衰退或蜕变期”)。

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五个阶段演进过程中,高科技企业成长能力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经济运行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等方面。在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四大能力在企业各种发展目标中的相对重要性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特定时期,技术创新能力非常重要,成为企业健康成长与持续发展的优先目标。随着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的演进,当这个目标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企业会转向其他目标作为优先目标。因而,四大能力在高科技企业成长与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经历周期性演变。四大能力随时间的变动趋势,均可以描述为“S”曲线,即初始增长较快,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放缓。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演变的概念模型,见图1。

图1中,技术创新能力成长曲线、经济运行能力成长曲线、组织管理能力成长曲线与价值创造能力成长曲线分别对应于D1、D2、D3和D4。①初创期,企业以提高技术科技创新能力为主、兼顾保障经济运行能力;②形成期,企业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运行能力为主、兼顾保障组织管理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加强组织资源的集中利用,增加经济效益;③发展期,企业以提高经济运行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为主、兼顾保障技术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优化组织结构和完善管理制度,实现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企业价值;④成熟期,企业以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为主、兼顾保障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运行能力,实现组织结构的高级化,提升企业价值,加强技术创新和变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⑤衰退或蜕变期,企业再次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为主、兼顾保障经济运行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二次创新。

3 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演变的特征表现

根据构建的高科技企业成长阶段的概念模型,高科技企业在不同时间维度的成长阶段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

3.1 初创期主要特征表现

高科技企业的初创期是指企业从取得营业执照,购置设备,再到研制和生产产品的阶段。此阶段,高科技企业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为主、兼顾经济运行能力。其基本特征表现为:①优势:企业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并获得知识产权、技术具有先进性,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②劣势:企业资金短缺、人力资源不足、资源要素不完善、技术力量薄弱、经营风险较大(包括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承受创新失败风险的能力较弱、产品种类比较单一、组织结构简单、规模较小。组织较不正规,分工不太明确,采用非正式化沟通,员工相互协作,多为独裁管理方式,表现集权和个性化领导风格,但效率极高。

从高科技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看,高科技企业主要受到内部的技术研发能力、外部的政策导向和市场规模等关键因素的影响。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是其进行技术创新的核心动力源,政府的政策导向决定了政府对企业高科技研制开发、高科技产业化、教育科技发展等方面的进度,决定了政府对高科技发展的态度,并影响到高科技企业是否容易获得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资源,从而对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动机和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必须从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等方面,对高科技企业提供适宜的法律政策环境,实施保护、鼓励和扶持等鼓励创业政策的支持,激励和保障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促进和培育创新企业的成长。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且风险水平很高。

此阶段,企业的战略任务是获得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安全的财务资源以确保生存,其实现方式是加班加点工作,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开发和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因此创业者必须承担管理企业所有事务的责任,需要尽量掌握市场信息,把握未来需求与现实市场的平衡。企业的发展重点表现为:创业家必须进行市场研究,识别并界定市场,选择具有吸引力的产业,确定产品在技术和商业上的可行性。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研究与开发,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科技人员创造性地探索研究,将高技术设想形成发明、理论和技术等现实成果,尽快开发高科技产品或服务。企业不断追加物力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处于经营性亏损时期,企业所需的创业资金以国家扶持和企业承担为主,其资金来源一般是发起人、合伙者和私人风险投资者,融资方式涉及个人资金、家庭积蓄、政府投资、个人借贷和风险投资。

3.2 形成期主要特征表现

当高科技企业的新技术开发或新产品研制成功,核心技术进入商品化阶段且开始销售的时候,企业就进入形成期。此阶段,高科技企业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运行能力为主、兼顾保障组织管理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加强组织资源的集中利用,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增加经济效益,逐渐凸显产品价值。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确立了技术等资源优势,初步形成了主导型高科技产品。企业产品销售开始缓慢增长,企业产品具有潜在的市场容量,并对一般产业产生辐射作用。企业强调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管理有机结合,仍需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和市场开拓,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一切工作以销售为中心,创立品牌与创新市场相结合,给企业营销活动提供极强的市场渗透力和冲击力,获得更大的潜在市场份额。

从高科技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看,高科技企业主要受到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运行能力、外部的市场容量和竞争环境等关键因素的影响。除面临技术风险外,高科技企业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高科技产品市场需求容量的大小、竞争激烈状况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成长速度以及企业经营所能达到的规模。拥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是高科技企业存在和维持一定的经营规模的前提。而影响市场规模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结构,这两方面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消费群体的规模,进而决定了产品的市场规模和广度,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状况则决定了该产品的获利程度不同。

此阶段也是检验创业者的产品能否由思维导向型顺利向市场导向型过渡的时期,企业成长的战略任务就是提高产品销售增长率。企业的发展重点表现为:筹集资金,加速投产、形成生产能力。虽然企业完成生产线的开发,市场正在逐步扩大,但销售的部分产品不足以弥补成本消耗,企业仍处于经营性亏损状态,需要外部资金以增加设备、招收业务骨干。企业资金需求显著增加,其资金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创业者的积蓄或亲戚朋友提供的借款,二是成功的企业家为企业提供的资金或商业银行的借款,融资方式涉及不同类别风险资本或者组合,投资的风险较高。

3.3 发展期主要特征表现

当主导型高科技产品的市场需求进入快速增长的时候,高科技企业就进入发展期。此阶段,高科技企业转为以提高经济运行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为主、兼顾保障技术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优化组织结构和完善管理制度,实现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企业价值。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高科技企业已初具规模,具有较强的资产或资本运营能力,通过不同方式的资产运营,经营风险降低。技术已经完备且基本形成核心能力,产品已被消费者所接受,产品知名度迅速提升,市场需求快速增加。企业构成了初具规模的组织结构,开始加速成长,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注重营销,建立广泛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机制,产品开始快速扩散或渗透。建立满足顾客需求的生产体系,产品销售直线上升产生利润并促使其急剧增加,企业规模和边界效益迅速扩大。注重文化,培育和挖掘有利于创新的企业文化。

从高科技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看,高科技企业主要受内部成长动力和经营资源、外部市场规模等关键因素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管理风险和来自产品销售方面的市场风险,此时的风险和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于内部资源条件和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开始规范化、专业化和职能化,越来越强调建立规章制度和维持组织结构的稳定性,逐步将组织管理运作流程与环节以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以提高企业系统的运作效率。

此阶段,高科技企业产品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考验后已基本成熟,市场采纳的技术标准也日渐规范。企业面临生产规模扩大、市场开拓、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管理完善等诸多问题,企业家必须在战略规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的战略任务主要是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盈利,以保持盈利地位。其发展重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培育顾客、提高产量、扩大市场份额、形成产业化;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产权制度、创新机制、管理制度、资金供应和企业文化。企业整体呈快速和持续增长的态势,企业从经营性亏损逐渐转为经营性盈亏平衡,并逐步实现经营性盈利。企业资金需求较前两个时期有大幅度提高,资金来源于私人风险投资、风险资本和商业银行贷款,涉及回笼资金、风险投资和借贷资本。

3.4 成熟期主要特征表现

高科技企业进入成长的中后期,企业已发展成熟,以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为主、兼顾保障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运行能力。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企业规模已经较大,组织管理结构构成了多层次的复合结构,实现组织结构的高级化,依据其核心能力,企业已熟练运用产品经营与资本运营策略,高科技产品已经占有相当数量的市场份额,并有了较高的知名度,通过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企业价值和增加盈利,企业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继续保持持续性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企业达到规模经济效应,利润同步增长并最终达到顶峰。企业具备危机意识,在强调规模效益的同时注重范围效益的形成。同时具备竞争意识,在预防竞争对手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变革,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从高科技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看,高科技企业主要受内部产权体系、组织管理、企业文化等关键因素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管理风险,而不再是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企业现有产权制度、创新机制、管理制度、资金供应和企业文化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制度化提高了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但又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灵活性,以及对未来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此阶段,制度僵化将妨碍企业的应变与创新。企业的战略任务是全面创新,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变革,促进企业蜕变,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健全信息系统、开发多种产品线、分权与多元化等。其发展重点主要是用更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或重建创新管理的制度、开拓新品牌、培育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保持企业稳固并继续发展。在依靠低成本制造的优势时,企业可投资开发国际市场,从而在维持旧市场的同时,创造新顾客,挖掘新市场,并继续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奠定资金基础。企业资金需求可根据市场潜力和企业发展战略确定,风险资本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涉及银行借款、发信债券、发行股票。

3.5 衰退或蜕变期主要特征表现

高科技企业成长后期比较接近传统企业,企业或者进入衰退和消亡阶段,或者进入蜕变和再发展阶段。高科技企业再次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为主、兼顾保障经济运行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二次创新。其显著特征表现为:产品价格和销量急剧下降,利润快速下滑并降为零利润。企业已经在一些新的核心技术、实用技术、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新的开发,或引进新的技术规范标准,取得技术优势。

从高科技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看,高科技企业主要受内部创新精神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技术创新风险和管理风险。企业现有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制度、资金供应和企业文化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制度化提高了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但又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灵活性,以及对未来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此阶段,高科技企业可能会由于成功研发或引进产品或技术,从而改变成长周期曲线的走势。高科技企业的战略任务是重新投资,主要指技术创新投资。其发展重点主要表现为:首先,企业必须加强组织创新,包括改革组织模式,增强创新管理制度;其次,企业必须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既积极引进尖端技术,又大力进行二次技术创新,大量开发节能、高效、实用的新技术,开拓新品牌和市场;然后,建立完善企业新文化,调整发展战略,实现二次创业目标,最终保障企业再次成长的空间。同时,企业的风险资本也将逐渐退出二级市场。

在高科技企业成长五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中,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递进发展过程,当高科技企业成长演变过程从初创期发展到衰退期,企业需要通过二次创业抵达更高的新的创业起点,实现新一轮的循环递进发展。

4 结语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11

摘要：零售企业要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绩效，可以在供应链重构基础上，通过自有品牌的创建及品牌延伸得以实现。文章通过文献回顾对相关概念进行简要的梳理，对供应链重构及基于供应链重构的零售企业品牌延伸机理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基于供应链重构的零售企业品牌延伸成功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供应链重构；自有品牌；品牌延伸

一、引言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零售商自有品牌和零售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尚处于发展初期，学者们的研究多是从单一层面进行分析，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关联研究。从根本上说，零售企业自有品牌的创建发展实质上就是基于供应链重构基础上的品牌延伸策略应用。而零售企业只有在供应链重构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自有品牌的创建及品牌延伸，才能最终提高零售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绩效。

二、基于供应链重构的零售企业品牌延伸机理分析

1零售企业的供应链重构。零售企业是连接消费者与上游供应企业的中介环节，其业绩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供应链条的合作。传统的供应链是受零售企业上游企业(即生产供应企业)控制而推动的，零售企业的经营受上游企业的影响制约很大，常常会出现由于生产计划波动大、存货的不规律变动及信息沟通障碍和非效率性引起的零售企业缺货和经营、交易成本的增加等问题。传统供应链的这些弊端部分来自于供应链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以生产供应企业为导向和出发点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应该以市场(即消费)为导向，即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商品。生产企业就要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商品类型，企业进行产品生产的前提必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零售企业在信息流传递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在供应链中只有零售企业是与消费者进行面对面接触的。零售企业可以最快、最有效地获得关于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通过该信息知道供应链上所有环节企业的经营就可以使供应链运转效率最大化，也使供应链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联盟实现共赢。

以消费为导向的供应链重构后的表现状态是：产品流仍然是从“供应企业——零售企业——消费者”，而信息流则从“消费者——零售企业——供应企业”，依靠信息流的有效传递使供应链各环节形成有效的合作联盟，从而保证产品能及时、有效地从生产供应企业最终流通到消费者手中，同时提高零售企业绩效。

消费导向下的供应链重构只改变了信息流的流动状态，对产品流性态变化没有涉及，零售企业在产品生产、配送、存货、供应量等方面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供应链重构应在此基础上，考虑纳入产品流的变动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零售企业通过将产品流和信息流整合到企业内部，将原来处于市场状态下的供应链条转变为企业内部以职能环节为主的管理链。将外部市场交易转为内部管理，改变和加快产品流、信息流的速度及流动质量，迅速将需求转化为商品。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获得利润，从而回避了原有供应链运转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重构后的供应链实施是有条件的，只有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零售企业，才可以考虑在该重构的供应链基础上通过自有品牌战略的实施和自有品牌延伸。真正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既保证了特色经营满足消费者的全面需要。也增强了对制造企业的谈判话语权，达到了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形象。实现效益增长的企业目标。如图1所示。

2基于供应链重构的零售企业品牌延伸机理分析。供应链重构可以提高零售企业绩效。同时为自有品牌的创建与品牌延伸提供基础保障。零售企业品牌延伸必须建立在供应链重构基础上。依托自有品牌的延伸提高经营绩效，其内在机理如图2所示。

首先，横向过程表现的是品牌延伸的一般机理，即品牌创建——品牌延伸——企业绩效提高，这个过程已经得

图1信息流与产品流重构后的供应链到了品牌延伸研究领域的认可。品牌延伸促进了营销效率，降低了与新产品引入有关的促销费用和风险。消费者与零售商倾向于接受使用已经存在的品牌名称的新产品，而不是全新产品。因为知名品牌名称提供了保险。这样，消费者就将新产品与自己熟悉的产品联系起来。品牌延伸在新产品导入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业品牌延伸的内在机理。供应链重构为零售企业自有品牌的创建提供了发展方向，而自有品牌的发展为品牌延伸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自有品牌延伸，加强了零售企业品牌资产的利用效率。节约了相应的交易费用，反过来又强化了零售企业供应链重构的效果，从而更好的指导自有品牌的创建及品牌延伸策略的实施，来共同提高企业绩效。

首先，供应链重构是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创建的基础前提，而自有品牌创建是供应链重构成功的基础成功保障。若零售企业不进行供应链重构，仍然沿袭原有的外部企业生产和配送等，则没有必要创建自有品牌，只要维护好现有的企业品牌运营就可。零售企业的供应链重构行为的发生，将从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纳入自有体系，若没有零售企业自有品牌为依托，消费者是无法接受零售企业生产的产品。正因为零售企业自有品牌是源自零售企业品牌，当零售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拥有稳定的顾客群和市场知名度时。零售企业就可以创建自有品牌，所以只有企业品牌影响力大的零售企业才能依靠自有品牌创建实现供应链重构行为。因此，自有品牌创建和供应链重构之间存在互动影响。

其次，供应链重构行为是品牌延伸的驱动力，而品牌延伸行为是供应链重构目标实现的成功保障。仅靠对单一产品进行供应链重构是不能满足零售企业需求的，要充分发挥供应链重构带来的效益影响，必须借助品牌延伸行为实现。零售企业往往将以企业名称命名的自有品牌进行延伸。延伸到零售企业所销售的产品体系中，在本企业内部进行延伸产品的销售。西方国家许多大型零售企业都不同程度地使用零售企业自有品牌。

同时，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延伸也改变了零售企业原有的供应链状态，既缩短了原有供应链的数量和环节，又因为零售企业的品牌延伸带来的生产职能改变了部分供应链的特性，使原属于外部市场的供应链转变为企业内部的以职能为主的管理链，将原来单纯的交易关系或松散的协作关系转变为紧密的战略联盟关系。从而将原有的内耗竞争态势转变为合作共赢的良性驱动。

最后，零售企业的供应链重构及品牌延伸都指向同一目标——企业绩效的提高，其实这也是基于供应链重构的零售企业品牌延伸机理是否良性运行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三、基于供应链重构的零售企业品牌延伸成功的影响因素

(1)自有品牌力量。品牌感知质量或品牌力量是影响企业品牌延伸的重要因素。学者们认为：原品牌的认知质量越高，消费者对延伸产品评价也越高。反之则越低。对于零售企业来讲，品牌感知质量(力量)自然也成为零售企业品牌延伸成功的首要因素。零售企业多数具有与企业名称相同的企业品牌，但并非所有的零售企业都可以通过企业品牌来创建自有品牌，因为自有品牌的创建与延伸必须建立在丰厚的品牌

资产基础上。只有品牌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对延伸的新产品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所以，只有资金实力、管理能力较强和企业信誉良好的零售企业才可以借助已经在消费者和市场中树立的完善的企业形象来创建自有品牌，借助强势的自有品牌延伸进行低成本、多品种的特色经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企业绩效。

(2)延伸产品种类与质量。在品牌延伸研究领域内，关于母品牌与延伸产品相似度的研究是重中之重。很多研究表明相似度决定了品牌延伸成功的可能性，即相似度高时，消费者对原品牌的信念比较容易转移到延伸的产品上去。对于零售企业来讲，自有品牌延伸对于相似性的要求与一般品牌延伸不同，因为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多数是企业品牌，是企业实力和信誉的象征。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产品类别，何况零售企业本身作为销售中介，经销的产品类别就很多，所以企业品牌对延伸产品类别的相似度限制并不高。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可以根据企业的实力、消费者的需求和延伸产品生产、经营管理成本等方面来考虑延伸产品的种类。但是，零售企业开发自有品牌商品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适合采用品牌延伸的方式，虽然相似度影响延伸种类不是很明显，但是零售企业的制造生产能力是消费者最重视并容易产生怀疑的。实践证明，零售企业只能选择那些品牌意识不强、购买风险小、购买频率高、单位价格偏低、专业技术性不高和保鲜保质要求程度高的商品品种，譬如服装、日用品、饮料和食品等，才能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节约成本并获得利润。

至于自有品牌延伸产品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延伸后消费者对零售企业品牌价值的评价和感知。若零售企业盲目进行低质量的自有品牌延伸，非但无法提高企业利润。更容易引起消费者反感，直接损害零售企业形象和信誉。并使零售企业销售的其他产品收到株连。所以，零售企业对商品质量必须有足够的控制能力，保证零售企业商品在同等质量水平上的低价格或同等价格水平上的高质量是实施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延伸的基本条件。要求零售企业必须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帮助生产企业达到开发设计所要求的标准，同时。在企业内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

(3)价格感知。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延伸在增强延伸产品竞争力方面突出表现在低价位的价格感知。从费用支出上看，商业零售企业可以自产自销或直接从厂家订货，省去了一系列中间环节的费用，尤其是交易费用和流通费用；由于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延伸产品仅在该企业内部销售，其广告宣传主要借助在商场内采用广告传单、闭路电视等方式进行，品牌的推广也只集中在一个品牌的宣传上，所以单位自有品牌产品耗费的广告费用就大为减少：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延伸产品的包装简洁、大方，节省了包装费用；众多的分支网点以及川流不息的顾客流又使零售商可以进行批量生产和销售，降低了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因此，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在与制造企业产品品牌的较量中可在价格上处于优势。一般而言零售商自有品牌下的产品较全国性制造商品牌下出售的产品价格低17％～29％(符国群，2001)，这种低价格优势对于消费群体中处于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来说、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4)促销因素。长期以来，在自有品牌研究领域内，很少见促销因素对自有品牌延伸产品感知质量的影响分析。随着信息爆炸社会的到来，消费者对信息的筛选和评价难度加大，自然对购买前产品的宣传、性能和质量难以通过个人知识进行评判和度量。所以，促销行为就大大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祁红波(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促销因素对自有品牌商品感知质量影响很大，居各影响因素首位。因此零售企业在内部进行自有品牌延伸产品销售时，也应加大其促销力度，通过多样的促销方式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和购买，从而保证自有品牌产品流和信息流的畅通无阻。

参考文献：

1王燕平，零售战略，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161-168。

2符国群，西方零售商自有品牌给制造商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南开管理评论，2001，(2)：48－50。

企业战略转型机理研究 篇12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起源于社会学领域。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首次给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占有人们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联系在一起。Burt(1997)把社会资本研究提升到企业层次上,并以高科技企业为例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资本中有关“结构洞”内容。之后,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本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重点就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管理学家将社会资本引入到管理学研究领域,对组织间合作、资源交换以及工作绩效等企业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Peng,Luo,2000;Adler,Kwoon,2002;Batjargal,2003)。近年来,在研究企业行为及绩效等问题时,社会资本被作为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视角,为各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工具(边燕杰、邱海雄,2000)。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镶嵌于一组特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企业发展离不开与这些网络节点的交流和合作而封闭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网络经济发展的今天,企业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企业需要通过与外界联系获取资源,并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企业目标。然而不同企业从外界获取资源的效果是不同的,并且对这些资源的驾驭和使用效率也是差异很大,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源结构、关系是不同的(王前锋,2009)。对这种存在于企业间社会资源的类型和性质研究,用企业社会资本来进行阐述,成为理解经济社会中现象的一个重要基础(Granovetter,1985)。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期,市场机制和信用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蕴涵其中的社会资本,对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绩效有着重要意义,而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以及实现路径研究就更显得重要。本文的重点就是研究探讨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以及实现路径。

二、企业社会资本形成机理研究现状及其理论分析

(一)理论研究进展与不足

目前,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内涵和效果评价两个视角。对于内涵的研究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分别从资源和能力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基于资源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根植于关系网络中,可被企业利用的、实际和潜在的资源(Nahapiet,Ghosha,1997);从能力方面研究则主要分析企业获取网络关系的能力(张方华,2004)。对企业社会资本效果评价研究主要解决“有什么作用”的问题,基本可以分为四个子方向,一个是针对对企业家或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研究(张其仔,2000等);第二个是从企业与外界联系类型来研究社会资本,分为横向型、纵向型以及社会联系型社会资本(陈劲,李飞宇,2001;张方华,2004等),其中:横向型指与竞争者、潜在进入者之间的社会资本、纵向型指企业与上下游之间产生的社会资本、社会联系型指企业与政府及其他机构之间的社会资本;第三种是基于社会资本属性的研究,主要从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角度进行分析(Tsai,Ghoshal,1998;Nahapiet,Ghoshal,2002等),其中:结构维是从密度、连通性和层次等方面分析企业间的联接形式,关系维是从信任、规范和认可等角度研究企业通过关系创造和利用资产,认知维度是从双方之间的语言、编码和叙述等进行沟通的并被理解、解释和含义系统的资源;第四种是基于环境类型进行分析,分为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赵雪燕,2010),其中: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主要从区域或国家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资本存量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主要关注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整体的结构性特征及网络间的互动、制约对行动者社会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主要着眼于个体行动者的关系指向特征及其自身社会地位状况对其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本的影响。上述两个视角的研究,侧重点不同,研究的目的不同,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社会资本是什么,另一方面阐述了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但这些研究未能指出企业社会资本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企业社会资本实现的路径是什么。

(二)企业社会资本形成机理理论分析

根据企业的边界范围,我们将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分为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主要是针对企业与外界组织之间所形成的社会联系,包括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及与潜在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是指与价值链活动直接相关的活动,包括生产、销售、融资、投资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资本;与潜在相关者关系是指与价值链活动间接相关联的活动,包括与政府、社会公众的关系。对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定义一般有两种研究视角,一种是指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所形成的非正式化关系的结构和内容,能够促进企业内部成员间密切的社会性互动;另外一种是指由企业内员工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聚合成企业的社会资本。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重点是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因此对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重点是指后者。更具体的说就是研究如何把企业内员工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由此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各种规章制度,约束员工被动将个人社会资本转化形成企业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企业通过各种激励方式促使员工主动将个人社会资本进行转化。如(图1)所示。

(1)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形成机理分析及影响。企业与外部其他组织建立起来的网络联系,可以为企业带来信息与资源,而这些信息与资源可以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资产,使企业降低风险、节约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取得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与能力(王凤彬,江鸿,吴隆增,2008)。迈克尔.波特(1985)提出的价值链概念可以反映出企业与外界的活动类型。他指出每个企业都是由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各种活动组成的集合体,企业这些一系列活动实质就是一个价值创造的动态过程。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是无处不在,上下游关联的企业间存在着行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价值链联结。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基于波特价值链理论,可以清晰的反映出企业活动的类型以及层次,从而可以在一定层面揭示出企业在这些活动中需与外界建立的联系,从而形成相应的社会资本。不过,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企业不仅需要与供应商、客户、研发者产生联系,同时还需要与政府、投资者、银行以及社会公众等保持联系。政府是一个社会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家在政府拥有的特殊关系或者国有股权因素进行“寻租”,从而获得超额收入的机会(James MBuchanan,Anne.Krueger,1974.)。一般常见的“寻租行为”包括:政府的特许权、政府规定、关税与进出口配额、政府采购等。企业与投资者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企业资金筹措能力,这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现金流。往往与投资者和银行有着良好的联系,会使企业再融资的能力增强。对于社会公众,虽然部分公众未必是企业的直接客户,但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认可、信任会直接或间接对企业产生影响。企业之外的组织和个体在需要选择同类型企业时,往往会选择哪些品牌度高的企业。近年来,社会责任也逐步的被学者关注,并且开始系统研究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见,这些与政府、投资者、银行、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会为企业带来获取特殊资源或优先获取资源的机会,从而使企业获得超过其他竞争者的优势,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企业与外界发生的活动或者关系,我们一方面可以结合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活动以及与政府等组织的不同单位进行划分,分为采购、生产、研发、销售、融资、投资、公关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按照与业务活动发生联系的类型,分为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直接活动主要是指直接与企业业务活动相联系并对经营绩效有直接影响的活动,主要包括经营活动、融资活动和投资活动,其中经营活动主要是指采购、研发、生产、销售等活动,而融资活动主要是指与银行或资金借贷者发生的活动,投资活动主要是企业对外投资获得投资收益。这些活动中,企业可以通过正常业务开展与这些外界组织建立关系,并随着业务交往频繁和信任建立,企业获得超越于普通联系之外的特殊关系,使得这些组织能够为企业在同等条件下提供优先服务或者给予特殊照顾。对于间接活动主要是指不直接与业务活动相联系但通过监管、舆论等方式可以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的活动,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等。这些活动不直接构成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环节,但是对企业非常重要,需通过特殊方式或渠道建立。如果获得政府对企业支持或者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则对企业经营会产生间接影响。因此,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按照与企业活动联系的紧密程度分为由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产生的社会资本,这两种来源的社会资本从外界层面对企业价值的创造产生影响。

假设1:企业由外部直接和间接活动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均有正的影响效果

(2)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形成机理分析及影响。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主要研究如何将企业内部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企业通过与外界通过联系和交往,建立了不同来源的社会资本,但是这些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员工来开拓。此外,员工加入企业本身会带入员工自身原先累积的社会资本。因此,企业需要考虑在内部如何将个人建立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些例子,企业中每个员工都拥有自己的一定社会网络,在经营中借助这些社会网络为企业带来效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企业中如果员工跳槽,结果先前与外界建立的联系会发生断裂,这说明企业内部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未能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与之相反,一些企业虽然员工发生跳槽,但是与外界已建立起的联系仍能很好的延续和拓展,这说明该企业内部社会资本聚合成企业社会资本的效果比较明显。因此,企业在内部如何将员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员工是被动强制还是主动自愿将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分为直接聚集效应和间接聚集效应。对于直接聚集效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内部制度和管理措施强制将员工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一般在企业的各项业务活动开展中,企业内部员工借助企业与外界发生并建立关系,或者通过个人以前的社会联系拓展了企业所需的新的联系。这时候,企业通过管理,特别是制度等强制性措施,促使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比如:建立销售管理制度,一个业务员每天将拜访客户的情况进行记录,对于重点客户,企业能对员工联系过程进行监控和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该员工离职,原已建立的客户关系不至于消逝。对于间接聚集效应主要是指企业通过激励措施或企业文化精神使内部员工主动自愿的将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这种情况往往多见于建立主动奉献的企业文化组织中,或者组织中实施了有效激烈,如给予了员工股票或期权,从而使得员工主动奉献和自我约束,并为企业做出贡献,自愿将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因此,企业内部员工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直接聚集效应和间接聚集效应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

假设2:企业通过建立规制和激励机制来促使个人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这对企业有积极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设计与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了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矿产资源类企业作为样本研究数据。在剔除各样本中数据缺失项及SI公司的影响后,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为396家。本文选取的矿产资源类企业主要是指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冶炼、加工、销售的工矿企业及其辅助性企业的总称,分为煤炭企业、石油企业、有色金属企业、非金属材料企业、黄金企业、钢铁企业等。选择矿产资源类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矿产资源是矿产资源类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各级政府控制着对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和利用等权力,并主导相应矿产资源转让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特别是与政府拥有较紧密的关系,可以获得获取资源的相对优势,增强企业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鉴于矿产资源类企业的社会资本在中国情境下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具有代表性,故本文该类企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二)变量定义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企业影响集中于企业的财务绩效,为此特选取了企业的每股收益(EPS)作为研究的因变量。根据上文对企业社会资本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结合已有的大量文献研究成果,将解释变量定义如下:一是对来自企业外部直接活动产生的社会资本测量。对于企业与外部的经营活动、融资活动、投资活动,可以分别为以这三类活动的现金流能力来衡量。因为上述活动中与外界联系程度以及可获得的支持,可以由现金流能力来反映,同时为了便于数据分析比较,我们选择每股现金流来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二是对来自企业外部间接活动产生的社会资本测量。企业在经营中,还需要与政府和社会公众建立关系,而这些关系可以由企业品牌或影响力等内容来反映。我们选择无形资产的对数作为来自企业外部间接活动产生的社会资本解释变量。三是对于来自企业内部由直接聚集效应形成的社会资本测量。直接聚集效应主要是强调企业的管理效率,为此我们可以参考别的研究学者所选取的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作为测量要素。四是对于来自企业内部由间接聚集效应形成的社会资本测量。间接聚集效应考虑企业的文化氛围或者激励措施是否到位。为此,我们选择一个公司是否实施了股权激励作为一个测量要素。由于企业存在年限不同,其进行社会资本建立的时限就会不同,因此,我们将企业成立的年数作为控制变量,见(表1)。

说明:a因变量:EPS

(三)模型建立

为了分析上述四种来源形成的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我们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b0为常数项,b1-b7为各变量的系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检验分析

通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层级回归的方法,将样本数据代入模型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

(二)回归分析

从回归模型结果来看,我们所建立的回归模型的调整R方大于0.1,说明模型整体的回归效果显著。这表明,模型可以反映所选取的自变量对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并表明我们所揭示的企业社会资本的四个来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情况是正确的。根据(表3)的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我们选取的5个自变量和1个控制变量所对应的sig.的值均小于0.05,因此说明这些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比较显著的作用。此外,每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VIF值在1左右,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以致使模型估计失真。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很好地说明了由外部直接和间接活动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企业有正的影响效果,企业通过建立规制和激励机制来促使个人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这对企业是有积极作用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强化交往规范,使人格化联系转化为程序化联系

企业在与外界的联系可以分为双边联系和多边联系。双边联系是指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之间的互动交往,多边联系是指一个企业嵌入到一个由多个企业组成的网络中。企业随着交往其次的增加,会依据以往的交往情况做出对即将交往的判断。如以往两个企业交往都很好,双方诚信,则在下一次交往中,彼此会降低交易评判条件,同时会增加其他业务交往。在多边网络中,企业不仅和其中一个进行交往,同时也与多个存在潜在可能的交往,与一个交往的程度,会带来另外潜在节点的交往。因此,企业应该重视在正式活动中社会资本的集聚,增加与外界企业的联系,在业务交往中重视诚信和可靠,从而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为了增加彼此交往的诚信和质量,应该在双边或多边交往建立规则和规范,通过这些约束来敦促企业之间诚信交往,为进一步建立和拓展企业社会资本奠定基础。同时,企业应该通过规范性交往,来使人格化联系转化为程序化联系。

(二)增强社会责任感,获得更多潜在的社会联系

企业拥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不仅可以增加企业与其他企业交往的机会,同时可以建立更多的社会资本。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是企业运营环境重要影响因素。一个拥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可以更多的获得政府关注和支持,从而建立起与政府的对话和接触渠道,获得超越于别的企业的特殊支持,进而转化为竞争优势。对于被社会公众认可的企业,可以更多的获得潜在合作机会,特别是可以带来更多的合作者,拓展社会资本。因此,一个企业应该加强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品牌的塑造,吸引更多的潜在联系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

(三)强化规范管理,促使员工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

企业是通过内部的个体代表企业来开展与外界其他组织进行联系,这些个

体与个体的联系其实就是企业与企业的联系。但随着个体离开企业,这些联系会消失或者弱化,因此,企业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制度来强制转化,并且将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格化联系,转化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程序化联系,这是企业社会资本建立过程需重点考虑的问题。很多企业为了开拓客户或者建立更具优势的采购渠道,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但这些先开始由个体代表企业去建立的社会资本,如果不能固化为企业程序化的联系,那么,这种投入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企业必须建立良好的制度体系,能够将个人利用企业的资源代表企业建立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并将其固化和深化。

(四)重视文化和激励,激励员工进行社会资本转化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培育形成的并被全体员工共同

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体系、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行为。一个企业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使员工积极工作,并将个人的目标与企业目标统一,更多的将个人的价值观融入到企业的发展目标。同样,激励机制可以激发员工内在的动力,为企业进行奉献。励机制一旦形成,它就会内在的作用于组织系统本身,使组织机能处于一定的状态,并进一步影响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对于企业要建议一个新的社会资本时,主动发挥员工已有的社会资本,并为企业拓展更多的社会资本。

(五)加强社会资本培塑,提升各种社会资本作用

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外部和内部社会资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扮演不同的主导角色。在企业建立早期,企业知名度还比较低,与外界各方的联系相对较弱,因此,正式活动中产生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有着直接影响。随着企业发展,影响力增强,受政府和社会关注程度增加,由此带来的间接社会资本逐步增多,并开始显现作用。在内部,企业早期的各项制度相对还不是很完善,企业需要有很强能力的员工去开展有关业务活动。比较常见的创业企业,往往是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少数几个核心团队成员,其个人能力对企业发展成败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自发性聚集效应会起着主要作用。随着企业发展壮大,企业的各项制度开始逐步完善,同时企业团队不断扩充,吸收了一些其他成员,这时个人英雄主义相对弱化,团队作用开始显现。在这个时期,直接聚集效应开始逐步发挥效果,促使个人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随着企业进一步壮大,间接聚集效应会进一步增强,此时企业的文化、愿景等相继建立,激励措施也不断完善,此时两种效应会交互共同促使个人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因此,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对不同来源的社会资本给予不同的关注,此外,还要结合企业发展,对已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本加强管理,使企业社会资本实现动态发展和提升。

摘要：社会资本在现代商业社会和企业经营管理中逐渐被发现和重视,成为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之后被重点关注的领域,其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社会资本的有效形成和利用社会资本有着极其重要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本文回顾了企业社会本研究的理论进展和不足;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是如何形成的;选取了396家中国矿产资源类上市企业作为样本,重点检验了这些维度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影响;为企业开发和形成社会资本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社会资本,形成机理,企业绩效,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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