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协商

服务协商（共9篇）

服务协商 篇1

0 引言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的移动模式被争相引入各行业，Web服务在新的平台上获得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与传统网络不同，无线链路的开放性以及客户端设备计算能力弱、低存储、带宽窄等特点制约了Web服务的广泛应用和创新，因此，极大的商务应用潜力对无线网络中Web服务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Web服务的安全问题主要在于确定用户的身份以及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目前，SSL(Secure Socket Layer)和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被用来提供传输层的Web服务安全;网络层的IPSec对于Web服务安全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因为无法信任中间节点对消息的获得和处理，IBM和Microsoft等公司在Web服务安全白皮书里给出了一整套安全规范，其中，基于应用层的WS-Security(Web服务安全)网络传输协议是这些规范的核心，其基本原理是将所有安全信息保存在消息的SOAP部分中，嵌入身份验证、消息加密及消息数字签名等安全机制，为Web服务安全性提供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而要高效地实现Web服务的安全机制，最重要的就是让服务请求方和服务提供方能够共享会话密钥(对称密钥)。在无线网络的安全机制中，密钥的安全性是所有安全的基础。因此，两个或多个实体协商建立会话密钥成为无线网络安全研究的热点。

最初，Bellovin和Merritt首先提出能抵抗字典攻击的基于口令密钥协商协议;Bellare等提出了基于口令密钥协商的一种理论模型;Katz等提出标准模型下可证安全的基于口令认证密钥协商协议。

近几年，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类基于口令的密钥协商改进方案。在文献[8]等的基础上，张学英与杨晋吉在文献[10]中提出了一种无线环境下的Web服务身份认证密钥协商协议(以下简称Z-Y协议)，并证明了协议具有口令私密性、通信双方认证性和私钥的秘密性。本文将证明此协议虽提高了效率但因无法抵御中间人攻击和重放攻击而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并指出导致这种安全缺陷的原因。本文在此协议基础上，仍以Web服务中预存口令为前提提出一种改进的密钥协商协议方案，并证明此方案与原协议具有相同的效率以及更高的安全性。

1 Z-Y协议

Z-Y协议由用户和服务器两个实体经过三轮会话组成，即会话实体用户(A)和服务器(B)之间传递三次信息流：

(1)第1个信息流：A→B。A输入自己的口令p，通过单向函数h()，将用户的标识IA和口令p进行哈希计算从而得到π，即π=h(p,IA)。同时A选择一个随机数，计算m=gx，然后将π和m这两个值发送给B。

(2)第2个信息流：B→A。服务器端首先从数据库中查找用户注册时的口令p～，并计算π～=h(p～，IA)，判断π～是否与所接收到的π相等，若相等，则计算：

B先选择一个随机数y，计算μ=gy，σ=(m)y,K1=H1(IA,IB,m,μ,σ,π)，将K1和μ发送给A。

若不相等，B则放弃此次会话。

(3)第3个信息流：A→B。用户A利用所接收到的μ，计算σ=(μ)x，计算H1(IA,IB,m,μ,σ,π)，并判断其值与所接收到的K1是否相等，若相等，则表明A认证了B，说明B是合法的服务端，从而A开始计算K2=H2(IA,IB,m,μ,σ,π)，并将K2发送给B。

若不相等，A则放弃此次会话。

(4)B利用H2函数进行计算H2(IA,IB,m,μ,σ,π)，判断其值与所接收到的K2是否相等，若不相等，则放弃此次会话;若相等，则表示B对A进行了验证，说明A是合法的用户。

(5)最后，A和B都计算K=H3(IA,IB,m,μ,σ,π)，协商得出此次会话的密钥，从而进行之后的信息通信或商业事务处理。

2 Z-Y协议安全问题分析

Z-Y证明其密钥协商协议具有口令的私密性、通信双方的认证性和会话密钥的私密性等安全属性，并没有提出其协议可以抵抗中间人攻击和重放攻击。

2.1 在Z-Y协议下实施中间人攻击

中间人攻击(Man-in-the-middle,MITM)需要达成以下条件：攻击程式负责在两受害者中间“转送”流量，并可以控制整个流量。本章以攻击者已成功控制一台虚拟放置于网络连接中两台通信计算机之间的计算机为前提，证明Z-Y协议存在安全缺陷，使攻击者通过“会话劫持”可掌握两受害实体进行通信的会话密钥，从而获得双方所有通信内容。

一般性地，将实施中间人攻击者设为M。A、B的协商过程受到M攻击的情况描述如下：

(1)第1个信息流：A→B。A将π和m这两个值发送给B被M截获，M用自己的随机数x'替换x，重新计算m'=gx'，将A的π和修改后的m'发送给B。

(2)第2个信息流：B→A。B判断π～与所接收到的π相等，分别计算μ=gy，σ=(m')y,K1=H1(IA,IB,m',μ,σ,π)，将K1和μ发送给A被M截获，M用自己的随机数y'替换y，重新计算μ'=gy';并用m计算σ'=(m)y';因为IA、IB为实体标识因此M可轻易获得，从而可计算K'1=H1(IA,IB,m,μ',σ',π)，然后将μ'与K'1发送给A。

(3)第3个信息流：A→B。用户A通过判断σ'、K'1认证了B，再计算K2=H2(IA,IB,m,μ',σ',π)，将K2发送给B时被M截获，M用x'重新计算σ=(μ)x'，K'2=H2(IA,IB,m',μ,σ,π)，将K'2发送给B。

(4)B判断K'2通过，接受A是合法用户。

(5)最后，M与A达成共同会话密钥KAM=H3(IA,IB,m,μ',σ',π)，M与B达成共同会话密钥KBM=H3(IA,IB,m',μ,σ,π)，从而作为中间人可获得A与B之间所有用会话密钥加密的内容，而A与B无法得知。

攻击过程可由图1清楚看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采用Z-Y协议产生会话密钥无法抵抗中间人的恶意攻击，协议存在一定的安全缺陷。主要原因是协议过程传输的用户A口令与密钥生成选取参数形式一致，攻击者获得明文后，无需破解直接使用，导致最终生成的会话密钥被攻击者掌握。

2.2 在Z-Y协议下实施重放攻击

Z-Y协议是基于挑战/应答方式的协议。当攻击者以用户身份用监听获得的一次参数π连同用自己随机数x'计算的m'发起新一轮协商欺骗服务方时，服务器端以新的μ应答，而后攻击者获得最后验证所需的所有参数(IA,IB,m',μ,σ,π)，其中σ=(μ)x'。因此，服务器端无法发觉是重放攻击，接受攻击者为合法用户。导致这一安全缺陷的主要原因是Z-Y协议密钥协商全过程没有鉴别重放攻击的机制。

3 改进方案

(1)第1个信息流：A→B。

A选择随机数x，计算：

将m和π发送给B。

(2)第2个信息流：B→A。

B根据用户标识从数据库中查找用户注册时的口令p～，计算：

判断π～是否与所接收到的π相等，若不相等，B则放弃此次会话;若相等，则选择一个随机数y，计算：

将μ和K1发送给A。

(3)第3个信息流：A→B。

A计算：

判断K1～与所接收到的K1是否相等，若不相等，A则放弃此次会话;若相等，则表明A认证了B，说明B是合法的服务端，从而A计算：

将K2发送给B。

(4)B计算：

K～2=H2(IA,IB,m,μ,σ,p)，判断其值与所接收到的K2是否相等，若不相等，则放弃此次会话;若相等，则表示B对A进行了验证，说明A是合法的用户。

(5)最后，A和B均计算K=H3(IA,IB,m,μ,σ,p)，作为此次会话的密钥。

4 改进方案的安全性分析

改进方案在具有与Z-Y协议相同安全属性的同时，可以有效抵抗中间人攻击和重放攻击。

4.1 抗中间人攻击的安全特性

(1)第1个信息流：A→B。A将m和π发送给B被M截获，M用自己的随机数x'替换x，重新计算m'=gx'，但因为M无法得知A的口令p，所以不能重构π，为了避免暴露自己，将没有修改的m和π发送给B。

(2)第2个信息流：B→A。M获得B发出的μ和K1，可以伪造μ和σ，但因p未知无法构造K1。

(3)第3个信息流：A→B。M因参数σ和p均未知无法构造K2,A认证B为合法服务端。

(4)B验证A是合法的用户。

(5)最后，A和B都计算K建立共同的会话密钥，M因无法获得生成密钥所需的全部参数而无法获得A和B的会话密钥。

4.2 抗重放攻击的安全特性

攻击者监听获得一次参数(m，π)，因m与π绑定，因此无法修改直接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计算μ、σ和K1，并将(μ，K1)发给攻击者，在指数运算足够安全的前提下，攻击者不能破译m获得x也就无法计算σ，不能生成正确的K2供服务器端验证，重放攻击不成功。

5 改进方案的性能分析

改进方案与Z-Y协议同样采用3次会话，用户A和服务器B分别进行2次指数运算，为进行验证和生成密钥各进行4次哈希计算，没有采用运算代价较大的ECC等加密解密运算。

6 结束语

Web服务作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技术，在无线网络环境中的应用前景可观。本文借鉴前人对密钥协商协议的研究，指出Z-Y所提出的无线环境下Web服务身份认证密钥协商协议的安全缺陷，提出了一种改进方案，并证明改进方案不仅具有原协议较高的效率和基本安全属性，而且能够有效地抵抗中间人攻击和重放攻击，弥补了原协议安全性能的不足。

摘要：极大的商务应用潜力对无线网络中Web服务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密钥协商问题。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基于口令的密钥协商改进方案。近期,张学英与杨晋吉提出的一种无线环境下的Web服务身份认证密钥协商协议(Z-Y协议)经证明存在严重的安全缺陷。改进方案不仅继承原协议较高的效率和基本安全属性,而且能够有效地抵抗中间人攻击和重放攻击,弥补了原协议安全性能的不足。

关键词：无线网络,Web服务,密钥协商协议,中间人攻击,重放攻击

参考文献

[1]CHAN H W,IGOR D V,PERR I A,et a1.On the distributionand revocation of cryptographic keys in sensor networks[J].IEEE Transactions on Dependable and Secure Computing.2005.

[2]Bellovin S and Merritt M.Encrypted key exchange:password-based protocol secure against dictionary attacks[C].Proceedings ofthe 1992 Conference IEEE computer society symp.on Researchin security and privacy,Oakland.USA.1992.

[3]Bellare M,Pointcheval D,and Rogaway P.Authenticated keyexchange secure against dictionary attacks[C].Proceedings ofEUROCRYPT 2000,Bruges,Belgium.LNCS 1807.

[4]Katz J,Ostrovsky R,and Yung M.Efficient password-authentication key exchange using humanmemorable passwords[C].Proceedings of EUROCRYPT 2001,Innsbruck,Austria.LNCS 2005.

[5]李莉,薛锐,张焕国等.基于口令认证的密钥交换协议的安全性分析[J].电子学报.2005.

[6]殷胤,李宝.标准模型下可证安全的加密密钥协商协议[J].软件学报.2007.

[7]Feng Deng guo and Chen Wei dong.Modular approach to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password-based security protocols[J].Science in China Series F.2007.

[8]师鸣若,姜中华.一种无线认证密钥协商协议[J].计算机工程.2009.

[9]王莺洁,罗为,徐晓飞.基于身份认证的无线安全密钥交换[J].通信技术.2009.

[10]张学英,杨晋吉.无线环境下的Web服务身份认证密钥协商协议[J].计算机应用.2011.

服务协商 篇2

“教育部、团中央协商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工作”

作者：

来源：《天津教育》2013年第05期

近来，教育部、团中央有关部门就贯彻落实教育部等5部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深入推进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深化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专题协商。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篇3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意义

对协商民主的概念,很多研究人员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协商民主属于一种民主治理的重要形式,其强调公共利益的互相理解和责任,可以有效回应多元文化社会的核心问题。当前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文化呈现多元性,这种特点导致的最大危机是公民的对立和分裂,而协商民主则是有效消除这种对立的治理途径。

一、协商民主的实践意义

(一)促进决策的合法性。政治决策需要获得民众的认同,才能在确保合法性的同时进行实施。协商民主合法性不仅要考虑多数人的意愿,同时还要考虑集体的反思,这种反思要建立在尊重实践和公民道德的基础上。首先,要确保受到决策影响的相关人员参与到决策中,政治讨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人具有优先权。其次,决策需要在公民代表的讨论以及争论中形成,他们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具有超越局限以及个体利益的优势。最后,决策形成的政治核心是说服,并非强制。

(二)促进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首先,构建协商民主对整体提升公民素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政治成员之间在政治讨论和政治决策时要做到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树立整体意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既考虑自己的观点也要融合对方的优势,化解公民对立和分裂情绪。其次,协商民主可以促进公民形成良好的责任感,每个公民都是社会成员,都是社会组成的一分子,因此,就有承担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最后,当前社会问题是公民素质个性化,文化水平层次化,思想信仰多元化,道德水准差别化的特定时期,通过协商民主可以缩小、减少、平衡这些社会问题,促进公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提升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的积极性,进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信任基础。

(三)促进权益政治转变为公益政治。随着政治规模、国家角色的变化,以往技术官僚以及代议民主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新世纪社会出现的问题,其已经不能真实体现政治的理想。而通过对话达成政治共识、促进公民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实现社会以及经济的共同发展,保证每个公民都会因此受益是协商民主的目的,其强调公民通过平等对话参与到决策中,强化每个公民的责任,改变以往重视自由而不注重平等的形式,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权益政治向公益政治的快速转变。协商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中对自利道德以及个人主义的修正。

二、政治协商的实践意义

政治协商可以发挥少数民族、社会各界、人民团体以及民主党派的优势,其共同参与到政治决策的制定中。政治协商行为主体主要由社会各界、各个团体、各个民族以及各个党派的人士组成,以政协会议的形式,由执政党倾听各个群体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会议形式反映民意,表达群众的利益需求。通过这种体制渠道,能够及时畅通地向决策部门反映群众的诉求和利益需要,进而使决策部门能够客观地根据有关诉求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三、协商民主角度下的政治协商

(一)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理论范式。政治协商是我国社会建设中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其次,协商民主主要强调政治参与人员的平等,而参与政治协商的主体中,是各界代表、社会团体、民主党派以及中国共产党,前者是制度决策的参与者,而后者则是执政党。再次,协商民主强调参与主体的理性以及平等对话,通过妥协、反思以及对话的形式达成利益共识,而在政治协商中,由于地位存在差别,起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党,其他代表和党派作为参政党,起辅助作用,其主要是发挥建议和咨询等功能。最后,协商民主重点强调民主的广泛参与性,其制度形式呈现多样化,而政治协商则主要强调社会团体、党派以及阶级的代表性。

(二)两者之间的亲和性。首先,两者都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协商民主强调要以公共利益为重心,妥协和转变个人以及团体利益,而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是社会代表、团体以及党派,其政治目标是建立和谐、文明、民主以及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其次,两者都强调受到决策影响的群体都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都承认利益群体因为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偏好和利益倾向,两者都可以促使不同的利益人员以及利益主体,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决策。再次,两者都认为参与决策的过程是妥协和讨论的过程,认可共识对决策的作用。最后,两者都倾向对政治权利进行制约。协商民主通过平等对话为行政自由设置障碍,构建和完善规范的行政体系,而政治协商主要通过民主监督的形式,各个党派和团体与执政党形成互相监督,通过这种形式,保证权力服务于人民群众。

四、结语

理清协商民主和政治协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政治领域需要面临的话题。两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协商民主是对政治协商的一种压力和完善,通过协商民主反思当前的政治协商制度,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继而促进合法决策,是发展和完善政治协商的全新视角。

参考文献

[1]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J].学习与探索,2007(2):85-91.

[2]王庆五,王金水.协商民主:从政治协商到国家层面的基本民主制度建设[J].江海学刊,2014(1):208-214.

服务协商 篇4

政协工作是党委政府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热潮中，政协理应走在前列，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民主和团结是政协工作的两大主题，随着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协商民主必将成为政协工作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如何认识政协协商民主的地位、如何看待政协民主协商工作、如何增强政协协商民主的主动性？是我们政协人当前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提高认识，是推进协商民主的基础

政协的政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而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也都带有明显的协商性，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对政协协商民主地位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运用好协商民主这一重要民主形式。

（一）协商民主有利于引导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可以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政协协商民主可以充分体现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通过其主体所涵盖的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使社会各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协商渠道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二）协商民主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体现并蓄包容。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蕴涵着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只有在民主、和谐、宽松、活跃的氛围中，协商民主才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社会各界人士可自由发表意见，并在充分、民主、平等、真诚的协商讨论中达成一致。社会各方面的愿望和建议得到充分反映，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民主、务实、宽松的环境下，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能讲实话、说真情，特别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协商民主有利于发挥政协的优势和作用。政协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最重要的职能，既有大政方针、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又有影响群众具体利益的各项决策，无论问题的大小，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人士进行协商，只要把握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倾听意见、达成共识的协商民主核心，就能推进工作。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廉洁从政等方面的情况而开展。在实施过程中，只要把握住客观实际、理性分析、平等公正的协商民主关键，就能更好地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案；更好地开展调研视察活动以及提出提案；更好地开展有组织的民主评议；更好地受聘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邀监察员。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要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只要依据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表达意见、有利于党和政府的决策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各方面的合理要求的协商民主实质，就能更好地开展参政议政活动，建立起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

（四）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政治协商水平。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协商民主，提高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水平和质量是关键环节，而通过会议开展协商，又是提高协商水平的重要方法和渠道。在政协工作诸多内容中，会议协商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精心组织政协的各种协商会议，努力提高会议协商的质量，对于扩大政协的社会影响，带动和影响其他工作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总结这几年的实践我们认为，以全委会、常委会、专题会议为载体，开展对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有三个好处:一是能够充分聚集社会精英的参与，这是政协协商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二是能够集中反映社情民意。政协的各种会议既是协商的主要场所，又是广泛了解、快速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三是能够形成良好的协商氛围。政协各种协商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党政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能够面对面地听取委员的意见建议，委员们也可以就一些问题提出咨询，这种直接交流，不仅有利于对一些重要问题达成共识，而且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使政协协商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增强了政协协商的效果。

二、理性分析，是推进协商民主的关键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贯彻落实，政协协商民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协商民主已引起党委、政

府领导的重视。随着科学、民主意识的增强，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对政治协商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不少领导在政协的邀请下，积极参加政协召开的协商会，认真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回答委员提出的问题。对政协常委会在协商后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党委、政府都很重视，及时研究、答复，并在工作中予以采纳。二是协商民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已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协

在协商中围绕大局抓重点，紧扣中心抓难点，关注民生抓热点，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强和可操作的意见建议，均能引起关注，在党委、政府相关会议上予以研究讨论、吸收落实，甚至是全文转发要求各部门、各乡镇组织实施，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三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已初步形成。每年政协全会的政治协商的正常开展、党政领导的积极参与以及政协在全会召开前精心组织委员开展会前调研，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听取民意、充分集中民智，在全会中积极创新形式，认真建言献策，使全会整体协商取得明显成效。根据党委、政府工作要点，政协有选择地向党委提出本协商计划的建议，得到党委、政府的认可后，按照协商计划组织开展协商工作，在促进协商民主规范化发展方面迈出了新步子。四是协商民主的载体和平台逐步完善。政协全体会议的整体协商、常委会议的专题协商、主席会议的重点协商、专委会会议的对口协商格局的形成，协商形式的创新、政协委员的积极参与、各界人士代表的邀请参与以及就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入讨论，使政协协商民主的载体和平台也有新的发展。

在知晓协商民主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政协协商民主作用的大小、功能的强弱,与执政党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政协组织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和协商主体的不平等也阻碍了协商民主的充分发展。当前，主要表现在：一是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有的党政领导把政治协商看作可有可无，做法上随意性很大，没有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有关规定办事的现象；也有政协领导认为政治协商是“虚功”、“软活”，做得多做得少、干得好干得差，没有标准衡量，也没有人来考核，因而既无压力也无动力，调查研究不下苦功，会议组织不够周密，开展协商质量不高的现象。二是协商制度执行得还不到位。《实施意见》对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作了具体的规定，对政治协商的程序也有相应的规范，但政协主动建议的多，党委、政府主动提交的少；以通报代替协商、以邀请政协领导出席有关会议代替协商；专委会提出协商多，政府职能部门主动提出协商少的情况依然存在。三是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政协的法律地位不很明确,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虽有章可循，但无法可依, 怎样做才算法律上的协商、监督、参政议政,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理性的思考，科学的分析政协协商民主，我们应该继续在增加政协协商民主政治性、程序性、群众性、批评性予以探索、创新、呼吁。

三、提高实效，是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

政协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拓展内容，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履行得更加有效来加强和发展协商民主。

（一）平等和谐，充分激发协商智慧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要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协商的目的在于听取各方真实的意见以优化决策，其核心是强调民主协商、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并形成广泛的共识，因而这要求营造平等、自由、公正、宽松的协商氛围。大力倡导平等和谐，促进协商各方讲实话、说真话、道心里话，特别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协商人员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才能使协商各方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坦诚地说出来，才能提高协商实效；才能对协商问题形成科学的协商结果。

（二）多方共赢，努力达成协商共识

进行协商的问题大多是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具有目标模糊性或多元性等特点；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其政治要求、价值观念、文化需求等日益多元化。因此，提高协商实效，就要促使协商各方富有合作、参与、包容的精神，多理解体谅、求同存异、退让妥协，以承认不同为前提，以取得共赢为目的，协商中善于转换自身偏好，善于在各种不同中寻求共同，善于在尊重差异上达成共识。

（三）增强责任，切实提高协商质量

要提高协商质量，必须强调各方是理性和负有责任感的，都要明确自身与他人的责任，而不能随心所欲地高谈阔论。在协商过程中，人人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协商各方要真正对人民负责，在协商中既不能随意附和领导的意见，也不能固守自己的利益不放，而要从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取舍；要对历史负责，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多考虑长远的发展，多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要对大局负责，坚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寻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交集”。

（四）提高效率，尽量降低协商成本

协商民主主张广泛深入的民主参与，希望听到参与各方对协商问题的真实想法以及尽可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要求在协商中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畅通的渠道让协商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同时要求充分尊重各方相互否决的权利。这样，协商民主容易导致效率低下、议而不决、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在协商选题的时候，要选择重大的社会公共问题，值得协商的问题推出来协商；在进行协商时，要提高协商参与人员的效率意识，要在协商前对协商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尽可能获得完整信息，在协商中提高发言质量；最后，要完善协商的程序，形成一个协商的决策机制，充分尊重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得出协商的共识。

（五）加强监督，加快转化协商成果

协商的价值取向在于优化决策和维护公平正义。搞好政治协商，推进协商民主，需要以监督为保障。只有全社会形成浓厚的监督氛围，使大家养成一种在监督之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协商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一方面，监督方要切实增强监督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主动意识，提高监督能力，改进监督方式，完善监督机制，务求监督实效。另一方面，被监督方要不断强化“爱护我就请监督我”的意识，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只有监督得力，协商才能取得最大成效，协商民主才能健康发展。

工资集体协商该如何“扩面” 篇5

从2011年到2014年, 北京市在试点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实施了首个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计划。计划的实施, 推进了该市集体合同签订工作, 开展集体协商的大部分企业, 调资幅度都在5%至10%以上。虽说成绩显著, 但问题仍然存在。统计显示, 目前该市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 仍占已经建会企业总数的33.8%。同时, 一线职工工资相对偏低、增长缓慢。一些协商内容缺乏实际效果, 没能充分发挥集体协商维护和保障职工利益的目的。

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之后, 仍有超过1/3的企业没有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说明推进此项工作仍有难度。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将目标定位建会企业的85%, 增长幅度提高了将近20%, 既显现出工资集体协商“扩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也表明了攻坚克难的态度和决心。

员工涨工资, 意味着要增加企业用工成本, 企业动力不会太大。虽然人们可以论证分析, 涨工资可以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 提高生产效率, 最终受益的还是企业。但是, 这一受益途径毕竟比较间接, 更多企业还是喜见眼前的利益。

因此, 工资集体协商“扩面”, 动力肯定不在企业, 而在企业职工和工会组织。已经建立了工会的企业, 工会组织应该积极行动, 向企业发出邀约。尚未建立工会的企业, 则应该积极推动工会组织的建立, 以便通过工会组织表达自己涨工资的意愿。尚未建立工会的企业, 也可以由职工民主推举代表, 只要得到企业内半数以上职工同意, 也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已经建立了工会也好, 尚未建立工会也罢, 提升企业职工的权利意识, 增长职工依法维权的法律知识, 解决了工资集体协商中职工“不敢谈、不会谈”的问题, 才能帮助职工更有效率、更加理性地主张自己的权益, 进而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深入开展, 实现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扩面”。

工资集体协商“扩面”, 也对协商的实效性提出了要求, 即协商必须管用, 有实效, 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实践中, 一线职工工资增长缓慢, 一直是一个难题。如果能够通过协商使这一难题有所改观, 就能增强工资集体协商说服力, 提高一线职工参与集体协商的积极性。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行程艰难 篇6

何谓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中国传统的企业工资确定方法是, 用人单位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劳动者对此基本没有质疑的权利, 只能全盘接受或选择辞职。那些从事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大的工种的劳动者, 由于没有谈判砝码, 更是处于弱势地位。

洛阳市总工会调研结果显示:2006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6%,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4%, 而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只增长了11.9%;有36.6%的企业平均工资低于全市平均工资;接受调查的工人中, 6年来工资增长两次以下 (含两次) 的占62.6%, 没有增长的占17%。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是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收入水平进行平等协商, 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

事实上,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0年, 我国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而近两三年, 各地都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关工作。

杭州市从2006年4月开始实行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 为各级工会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尚方宝剑。杭州一家合资企业工会7次向经营者提出进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被拒绝, 工会代表职工向企业发出要约书, 很快该企业就建立了工资协商谈判机制。杭州市总工会主席陈永良表示, 该项工作已使杭州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驶入了快车道。2007年底该市已签订工资协议8318份, 涵盖企业13996家, 覆盖职工68万余人。

近两年, 河北省各级工会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已在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已有4.5万多家企业试行这一制度。2007年8月, 河北省人大通过了《河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 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并规定企业不依法开展集体协商将受到处罚。

2008年6月, 河南省总工会、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 要求全省各类企业都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并提出目标:2008年全省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企业要达到30%;2010年全省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企业要达到70%, 国有 (国有控股) 企业和集体企业要达到100%;2012年达到全面覆盖。

吉林省总工会主席包秦2008年6月表示, 在今后五年内, 吉林省将推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促进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通过集体协商来确定劳动报酬的机制, 推动企业建立起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同时建立起农民工工资、福利、医疗、劳动保护的权益保障体系。

说到容易做到难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曾指出, 建立工资协商制度对劳动者和企业来说, 是双赢的局面。它能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维护一线职工的权益, 使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提高相适应, 确保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它有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调动所有职工的积极性。

但从具体情形来看,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遇到了诸多问题, 很难取得实在的成效。

“我们力推工会和企业集体协商工资, 但一些企业怕被捆住手脚, 不愿意配合。”洛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陈守仁说。据悉, 在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普遍存在“四不”情况:企业不愿谈, 担心协商工资损害了企业的利益;职工不敢谈, 担心提出协商要求被企业解雇;职工对相关工资法规政策不熟悉不会谈;工会组织不健全不能谈。

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最大的担心, 其实就是怕被“捆住”。因为工资集体协商意味着要把集体合同中关于工资的内容, 单拎出来签订专项协议, 如果白纸黑字写在纸面上, 一些企业担心员工依此作为劳动仲裁的法律依据, 使企业处在被动地位。于是, 一些企业更愿意口头约定工资调整办法。即便一些企业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也会出现签订的合同过于格式化, 协商过于简单化等现象。例如, 回避了关键的“职工工资水平及其调整幅度”一项, 以保留“机动性”;还有一些企业在签订工资协商专项协议后, 不愿到劳动部门进行审查登记和备案。

据悉, 目前我国虽然有很多地方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但能够顺利推进的少之又少。与此同时, 近年来由一线职工收入偏低、工资增长缓慢引发的劳动关系矛盾却逐年上升。

综合来看, 各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展工作不顺利, 除了资方的不配合之外, 还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主要由工会展开。问题在于, 相比资方, 工会明显是信息、资源皆不对称的弱势群体。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工会主席也是受雇于企业, 哪有工会干部端老板的碗、领老板的钱, 最后还跟老板对着干的?工会主席的维权言行也必须在老板认可和容忍的限度之内。”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要求工会主席跟企业主谈条件?

二是缺乏相关法律支撑。以洛阳为例, 市政府出台的《意见》中写明:“对不响应基层工会要约行动的用人单位, 上级工会应当依法要求其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但洛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没有对拒不执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如何处罚的内容, 他们无法依法执法。

关键是政府的主动介入

十七大报告指出,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是劳动报酬的重要形式,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对保障和提高劳动者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资谈判由“可以协商”到“应当协商”, “工资话语权”已然成为职工法定权利, 这仅仅是第一步, 要想真正实现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资博弈的双方要形成对等的利益集团;二是要有健全的劳动者维权组织专业谈判。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职工要求工资最大化, 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都是合理的。那么,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无非还原一个已经失衡的平衡点, 而如果不考量此前失衡的原因去盲目纠偏, 效果不会很满意。

要打破目前的僵局, 将这一制度落到实处, 首先要打破寄希望于资方的幼稚幻想。众所周知, 资方有追逐最大利益的天然冲动, 在员工工资上, 让他们自愿作出让步, 是比较难的。在社会矛盾、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的时代, 政府主动介入是最后的解决方法。美国和欧洲在二战后解决劳资问题的途径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 政府主导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在资方不配合的情况下, 建立并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更有赖于官方的强势介入。

有人指出, 政府要明确介入的目的和途径, 并不是简单地使劳资双方坐到一起就算成功了。其公正的立场、高明的手腕、长久的耐心都是理性协商制度建立的前提。针对中国劳资问题的具体情况, 官方的介入应主要完成三方面的任务:

一是健全法律支撑。我国的《劳动法》规定企业可以进行平等协商, 属选择性条款。也就是说, 企业可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但也有拒绝的权利, 这容易成为一些企业抵制集体协商的理由。而现行的《最低工资规定》、《集体合同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都属于部颁行政规章, 刚性约束力不强。相关人士认为, 工资集体协商现在就缺乏刚性, 如果能出台《工资法》, 不谈也得谈, 否则就将受到处罚, 效果将不可同日而语。对此, 国家应当从法律上给予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合法地位, 做到有法可依。

二是加强工会建设, 建立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工会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保证。要想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必须首先建立能够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 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工会在协商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利益。

协商的方法与技巧也值得好好考虑。在目前国有企业工会独立性不足、非公企业工会力量薄弱的情况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上级工会指导下多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 大力开展区域性或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由区域性或行业性工会与企业代表就劳动标准、计件单价、最低工资等进行协商, 并达成行业工资标准, 甚至签订区域性行业工资集体协议。

三是端正心态, 公平公正地介入劳资争端。一些地方政府担心工资集体协商会吓跑投资者, 影响地方投资环境, 故而对此项工作有顾虑。对这种不正确心态要坚决予以纠正, 毕竟保护弱势群体, 维持社会和谐, 让更多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

浙江温岭工资协商制度纪实 篇7

杭州向东，298公里。

到温岭，天已漆黑，高速旋转的车轮擦着路面发出低沉的沙沙声，道旁的高楼早已模糊不清，惟有各种制鞋、制衣、五金配件的广告牌闪烁于黑寂中。

入新河镇，沿公路两旁密布着三至四层的小楼，其间掩藏着各种制鞋厂、玻璃厂，长屿113家年产值共超过10个亿的羊毛衫厂，就在这些不起眼的灰色小楼中。

王新法的烦恼

公路边的一幢三层灰色小楼，是早年王新法走四川闯贵州攒下的第一桶金。

90年代毫无特色的建筑，如今看来更显笨拙。

从1992年，王新法开始做羊毛衫起，他就一直在这个小楼里生产生活。16年过去了，这个50出头的中年男人，早已在市区买了大房子，并且成为温岭市羊毛衫协会的会长。

长屿是新河镇的一个服务区，每年的3、4月份，工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向长屿，到8月，这里已聚集了上万名工人。喧闹的旺季开始了，密集的机杼声从8月响彻12月，而后，工人们又四散回家，而未来再聚的却寥寥无几。

汪云，三年前从四川来到长屿，在王新法的工厂里做包装工，后来就嫁给了当地人，留在了这里。旺季时，汪云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但很多时候会加班——从18点到21点。每月平均收入1500元，有时两千多，比她在广州打工的同乡高出许多。

但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能按时拿到工资，有些工人在一家厂子做了两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他们先跟老板讲理，甚至拍桌子，然后到温岭市羊毛衫行业协会反映情况，最后就是上访、罢工……

工人们罢工的原因相当简单——某个花形 (款式) 羊毛衫的计件工价比去年降低了1元，工人拒绝接受。直到厂方承诺整体工价在去年基础上上调，一切才又恢复正常。

此后，就如同上了发条的闹钟，工人们每年都会在旺季集中暴发一次，甚至有几次大规模的劳资冲突。

温岭市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8月27日到9月6日，有8个企业168人就拖欠工资问题上访，其中一个企业有40人包车上访。

王新法回忆，早在1999年，行业内的几个老板就开始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整个行业的老板都为此焦头烂额始于2001年。

在此之前，由于工人大部分是本地人，冲突并不明显。随着有在温州、广州等地打工经验的外来人员的不断涌入，纠纷开始增多，上访、罢工开始出现。随着行业的发展，矛盾在随后几年变得愈发尖锐。

多年来，工人罢工不断，跳槽不断，这让王新法很头疼。

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间的竞争。羊毛衫的季节性极强，企业基本都在8、9月开始大批量生产和销售，而长屿的工厂始终缺少熟练工人，“旺季时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短缺迫使企业以高工资招揽工人。但由于工人跳槽频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企业主又以各种方式阻挠工人离开，而拖欠工资，或扣下保证金就成为企业常用的手段。

如此循环往复，厂方生产、定单受到影响，工人损失收入甚至丢掉工作，而政府既为频繁的上访头疼不已，也担忧本地经济受到影响。

虽同在浙江，长屿却与桐乡大规模的羊毛衫企业不同，它的113家羊毛衫厂中，上规模的仅有12家，其余全是家庭作坊。这样的格局下，尽管确实有个别中小老板苛待工人，但“工人和老板的矛盾其实首先是老板和老板之间的矛盾”。于是，王新法开始召集老板自律自救——统一工价。

1999年底，一份由几个企业主自己商议的行业内部统一工价表悄然出台。

然而，随后两年，在老板与工人的反复角力中，这份由几个老板内部商议形成的工价表，并没有奏效，统一工价也没有真正形成。

但，这为日后真正统一工价，做了一次很好的预演。

被逼改革

问题在三年后才又有了新的眉目。

由于长屿的羊毛衫行业实行了全国首创的“工资协调制度”，行业的工会主席陈福清成了明星。

“前几天我才去台州做了交流，昨天电视台也来做了节目，周日到周一，我要做为代表参加浙江省总工会的大会。”如今的陈福清非常忙碌，汇报工作、基层调查、主持协商，还要接受新闻媒体五年来一波又一波的采访。

2003年，借鉴“民主恳谈会”的传统，由政府部门、工会出面，召集劳资双方坐下来协商工价。有着27年工会工作经历的新河镇总工会副主席陈福清，负责行业工价调查工作。

2003年初，陈福清开始“摸底”。

回忆起那段日子，陈福清一阵心酸，他总结了三个“难”：“脸难看，人难见，话难说。”“听说是工会来调查工资的，不让我进门，说老板不在。好不容易见到老板了，我问，你们的工价怎样?人家老板根本不搭理我。”

这样的尴尬持续了近半个月，陈福清将工作情况向新河镇镇政府汇报。在镇政府的组织下，长屿羊毛衫行业的主要企业负责人被召集到镇政府开会。“没有政府的支持，这个事情还是办不成的。”

有了政府的支持，企业主的态度大为改观，对陈福清的调查也配合了许多。

“羊毛衫行业中5大工种59道工序，每个企业的工价都不一样，比如说加工一个片，有的8.5元，有的9.5元，工价视企业效益而定，很不稳定。我们列了一个表，各个工种、工序一一排开，下车间，找工人，你希望是多少工价，9元?9.5元?”一个月的时间，陈福清收集了一千多个工人的意见，并形成了一个意向价格。

虽然经常一个人加班到凌晨，但50多岁的陈福清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被肯定。

随着工会与企业主达成一致，2003年6月13日，“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在新河镇召开，13位职工代表和8位企业老板，开始坐下来，面对面谈怎样确定各个工序统一的、合理的工价。

“三上三下”后，7月底劳资双方意见基本达成一致。

2003年8月8日下午，陈福清与王新法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 (工价) 集体协商协议书》上签字。

陈福清代表一万多名工人，王新法代表113家企业。

除每道工序的最低工价外，协议还规定员工8小时劳动所得不低于27元，每月最低工资不低于800元，工资必须在“当月产量结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发放”，如有困难可与工会协商适当推迟。按月发放工资的条款在职工强烈要求下加上，签约仪式却几乎因此流产，“几个老板坚决不同意，做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工作才同意签字。”

2003年8月9日，就在“工资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

这是我国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的行业工会。行业工会委员会由9人组成，除镇工会副主席陈福清兼任主席外，其余八位委员，都由十几家较大规模企业的一线工人选出。

温总理的批示

长屿的工资协调已经悄然进行了5年，随着《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关系的广泛关注，陈福清一夜之间，再次成为了明星。

2007年11月26日，这对58岁的陈福清来说，是个倍感荣耀的日子。

虽然只看到温总理批示文件的打印稿，陈福清仍激动不已。他一字不落地背诵着总理的批示，高兴地对记者比划：“如果能找到原文件或者原文的复印件也好，把它用镜框裱起来，挂在墙上，那多有意义啊。”

由于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2007年11月16日，温岭市政府办公室向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上报了《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主要做法》的信息，经过层层上报，引起了温总理的重视。

2007年11月26日，温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此后，2008年3月1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温岭市召开现场会，推广工资集体协商经验。计划用3年时间使全省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到70%以上，国有集体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到100%。

而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工商联提请全国人大从制度上确立在协调劳动关系中引入三方协商机制。同时，正在起草中的《工资条例》也将用法律形式，明确工资增长要实行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

也许，2003年浙江长屿那次民间自发的工资协商机制的形成，与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将土地“包产到户”，有着相似的意义。或许，温岭的做法在不久的将来，将在全国范围内被复制和学习。(摘自：《商界》2008年第6期)

点评：虽然我国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很多行业和企业并非得到实施。其背景是：大部分工人文化素质偏低，企业、行业工会力量薄弱，尚缺乏与资方平等博弈的能力，工人参与讨价还价亦有后顾之忧。

ECFA的协商与挑战 篇8

根据ECFA共同结论, 两岸研究单位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ECFA对两岸总体经济发展有利, 但是对不同产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正负面影响, 将因竞争力强弱不同而从中获益或受到冲击。

由于ECFA“共同研究”具有引导未来协商方向的意义, 吾人可以从其内容掌握两岸当前对ECFA的共识, 以及未来发展所面对的挑战。

两岸ECFA共同研究彰显的共识

基本上, “共同研究”是各国和地区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的重要步骤, 主要目的是向其政府部门提供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等有价值的资讯, 同时, 促进加强各国和地区贸易关系及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的决策制定。

2007年4月间, 台湾前“经济部部长”尹启铭与中国大陆经济部陈德铭部长确立2009年8、9月间进行ECFA议题共同研究, 2009年10月后开始进行技术性协商等共识。其后, 中华经济研究院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 , 就洽签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台湾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 并于2009年7月公布《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影响评估摘要说明》;中国大陆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经贸大学及南开大学则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 分析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 并于2009年10月公布《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研究报告摘要说明》。期间, 两岸的研究单位经过多次讨论, 充分意见交流, 并于2009年11月进行共同研究。

如今, 《共同研究报告》具有向两岸政府部门提供建立合作架构的机会和挑战、协商应涵盖的项目、协商应秉持的原则等有价值的资讯, 进而引导未来技术性协商的进行。

综合观察两岸ECFA的共同研究建议, 两岸和高层所宣示的推动方向, 两岸至少已经建立多项共识, 包括:

第一, 两岸都认知到经济交流与合作目前已达到相当规模, 通过商签ECFA, 逐步消除贸易壁垒, 合理配置资源, 可以拓展合作领域, 扩大合作规模, 提高合作层次。对两岸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正面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对亚洲甚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

第二, 双方都认同可以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先达成总体性的框架安排, 再逐步协商各个单项议题。

第三, 就ECFA的“基本结构”而言, 根据“共同建议”所提“内容应涵盖两岸之间的主要经济活动, 包括货品与服务的市场开放以及经济合作等领域”, 以及“为让双方企业与民众尽早享受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部分成果, 建议商谈早期收获计划”, 同时, 为顺利实施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建议除了关税减让与市场开放内容外, 双方应及时制定相关贸易规则, 包括原产地规则、服务提供者定义、贸易救济措施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

相对地, 根据台湾“经济部”所公布《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 (ECFA) 可能内容》, ECFA协议本文将包括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第三章经济合作、第四章早期收获、第五章其他, 显示两岸都希望参考《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架构协定》的“逐步推进”与“先易后难”模式, 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或架构条文, 并同时协商“早期收获计划”与“清单”的共识。

ECFA涉及经济利益重分配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哈尔滨举办的首届亚布力两岸经贸论坛上表示, 由于“两岸经济协议”问题复杂度高,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稳妥操作, 要在第五次江陈会谈就签字, 会有困难。”由于这是在中国大陆各地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等均出席的会议上的谈话, 其指标意义值得注意。

事实上,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希望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第五次江陈会中签署ECFA的保守态度, 早在第四次江陈会中就已经透露出迹象。

在第四次江陈会中, 虽然江丙坤先生表示:“两岸洽签ECFA刻不容缓”, 但陈云林先生则以“将尽力推动回应”, 加上郑立中副会长表示:“列入第五次江陈会议题”, 但“未必要签”, 反映的是中国大陆对两岸能否于今年中签订ECFA, 持相当审慎的态度。该态度无疑反映出中国大陆对未来ECFA内容与承诺的可能影响与内部效应的评估, 以及ECFA在台湾内部蓝绿对立, 意见纷歧的情势之下, 未来在台湾可能面对的政治难题的观望。

特别是因为民进党反对ECFA的议题, 已在2009年县市长选举中产生效应, 加上第四次江陈会期间, 在野党对两岸洽谈ECFA的质疑, 甚至于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 显示未来ECFA的协商或进一步经贸开放, 将持续成为在野党抗议的焦点, 特别是2010年直辖市长选举胜负将直接牵动2012年的台湾领导人大选, 届时两岸议题将持续发烧, 朝野对立升高, 其对ECFA协商, 将投入一大变数, 中国大陆自然存在疑虑。

同时, 由于两岸未来在ECFA的后续协商中, 双方将对涉及实质市场开放的早期收获清单, 以及以“宣示性、原则性文字为主”的ECFA条文草案进行讨论, 均涉及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 也是陈云林表明必须“稳妥操作”的原因。

就实质市场开放的争议而言, 根据中国大陆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显示, 两岸贸易自由化后, 中国大陆的机械、模具、食品、服装、鞋类、皮革制品、化工及其它制成品产业的产出会减少。“经济部”提出早期收获清单项目近500项, 纳入石化中上游、纺织、面板、机械、汽车及其零组件等五大类产品, 可能影响中国大陆相关产业利益, 担心受到台湾产品所取代的影响, 特别是对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弱势产业与劳工就业的冲击, 将是其所关切的。未来若中国大陆担心产业利益受损而有所保留, 则可能拖长两岸协商所需时间, 甚至于产生谈判僵局。

此外, 目前中国大陆企业普遍认为, 两岸已入世多年, 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必须实现两岸贸易正常化, 对限制类中国大陆产品解禁, 要实行双向对等开放, 如钢铁、玻璃等迄今仍无法进入台湾市场反应较为强烈。中国大陆已经表达依据“台湾进口较多、台湾关税高于3%、对中国大陆产业利益较大”原则, 选择纳入早收清单的产品。

由于未来若纳入早期收获清单的中国大陆产品关税降幅过大, 则台湾产业可能因为担忧中国大陆产品与台湾直接竞争产品间的“价差”扩大, 而有被“替代的疑虑”, 也将拖长台湾内部讨论与两岸协商所需时间。

就ECFA愿景目标的“宣示性, 原则性文字”而言, 当局为争取民众支持ECFA, 坚持“绝不开放830项农产品”, “敏感类产品不开放”等政治承诺, 岛内目前货品农工产品税目近万项 (农产品2000多项, 工业产品7 1 4 5项) 。若未来在“序言”中表达两岸透过ECFA推动经贸合作关系制度化的“长期愿景及基本原则”时, 若ECFA参考“东盟加一在2010年建立自贸区的谈判目标模式”与“90%产品实行零关税”做法, 表明“明订多少年内建立两岸自贸区的目标”时, 势必衍生“在签署ECFA数年后, 必须开放敏感类农工产品”的争议, 进而衍生岛内政治压力。

综言之, 当局对ECFA的推动必须更加注意中国大陆对未来ECFA协商变数的评估, 并模拟其可能作法与对未来两岸ECFA互动的可能情境, 并有相应的“应变方案”, 才能有稳健的规划。

如何加强政治协商的作用 篇9

一、什么是政治协商?

所谓政治协商, 是以多元政治参与为基础, 通过公平、有序的协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的民主政治形式。 (1) 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形式, 政治协商是指在多元政治协商主体并存的前提下, 通过各种不同意见、利益的有效沟通、协调与整合, 达成相对的统一, 实现整体的发展和多方的共赢。政治协商作为中国“政治生活领域内主体政治力量与次主体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协商与联合”, (2) 是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它一方面与中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性质相契合, 另一方面又满足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为什么要实行政治协商?

(一) 政治协商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需要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 其核心概念是协商或公共协商, 强调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提倡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 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约翰·罗尔斯、安东尼·吉登斯、于根·哈贝马斯等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 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说是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基本制度和组织载体, 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错综复杂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发展政治协商是促进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需要, 与现代公民的要求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二) 政治协商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政治协商有利于最大程度地整合和全面反映各方利益诉求

政治协商坚持求同存异, 蕴涵着参与、对话、讨论、妥协、合作、包容的精神。政治协商坚持多数与少数相统一, 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 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 既听取一致的、支持的意见, 也不忽略不同的、批评的声音, 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整合和全面、客观地反映各方民众的利益诉求。

2. 政治协商有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团体和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协商制度的行为主体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 它们能够通过发挥自身联系各方各界群众的优势, 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 使各种利益诉求有渠道, 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到相关政府部门, 从而培养了公民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 促进及保障了社会各阶层、团体和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

3. 政治协商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在政治协商的制度框架下, 由于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遵循公开的民主程序, 使决策建立在广泛考量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利益基础之上, 并且经过反复的论证、讨论和协商, 从而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

4. 政治协商有利于加强对国家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

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 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民主监督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从而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5. 政治协商是调整政治关系的独特纽带

政协组织具有“亦官亦民”的特性, 政协委员来源于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 社会代表性强, 影响力较大, 因此, 政治协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对党政关系、党际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社会政治关系的调节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促进了政治稳定。

三、我国政治协商中存在的问题

(一) 政治协商的法制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 对政协进行了完整定性的是经过修订、但法律权威不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宪法只是在序言中肯定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地位, 国家机构中并不包括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 具有很大程度的非强制性, 所谓“说官亦官, 说民亦民, 亦官亦民, 非官非民”, 在法律意义上的性质和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或许政协所具有的“亦官亦民, 非官非民”的特性, 有利于更好地营造自由协商的氛围, 但是,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如果法制化程度不够, 政治协商的某些功能或许会流于空谈清议。

(二) 政治协商的参与面有待进一步扩大

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工、农、知识分子等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阶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完善, 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还在不断涌现, 而且形成相当规模。因此, 有必要不断扩大政治协商参与主体的层面, 表达更全面的利益诉求。

(三) 政治协商的程序有待进一步明确

一项制度和规范确立后, 实际的贯彻执行需要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来保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有关政协履行职能的规定和要求都是很好的, 但关键是没有明确、具体、规范的操作程序来保证这些职能的实现, 比如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协商, 只有比较抽象的要求, 而对于协商的内容、对象、结果等等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样容易使协商流于形式。

(四) 政治协商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如前所述, 由于政治协商的程序缺乏明确规定和具体规范, 使得政治协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变为情况通报会或征求意见座谈会, 直接影响了政治协商的实际效果。而在协商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或者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 也往往只是作为决策部门的“参考”, 而并不具有决策效力。

四、如何进一步发挥和加强政治协商的作用

(一) 进一步发挥执政党的作用

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 政治协商的展开, 不论是组织体系, 还是程序过程, 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相关党务部门及所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通过其基层组织、工青妇等群众组织, 对政治协商工作予以最大限度的重视、支持, 从而保障政治协商覆盖面广、协调面大的运行机制及政治协商的实际效果。

(二) 不断提高政治协商的法律地位

如前所述, 政治协商“说官亦官, 说民亦民, 亦官亦民, 非官非民”, 在法律意义上的性质和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 在保持我国政治协商制度自身特色的同时, 应将政治协商的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中, 使中国特色的协商性政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在立法上可以考虑:一是在宪法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二是可以提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的法律层次, 或可依据宪法精神, 订立《政治协商法》。 (3)

(三) 继续推进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

要加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协商的准备程序, 包括协商的时间、内容以及相关材料的送达程序等等, 应当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二是协商过程中的意见表达程序, 协商不能仅仅只是通报情况, 应当让参加协商的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 包括接受委员的询问甚至质询;三是协商结果的公开程序, 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 向参加协商的委员告知协商的结果。同时, 建立和完善协商成果的采纳和反馈机制, 委员对结果有疑问或者不满意的, 也可以通过既定的程序提出意见和看法, 对这些意见和看法同样应当有明确的反馈机制, 从制度上、程序上保证政治协商是“说了不白说”。 (4) 此外, 还可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建立专业化的协商机制, 例如党际协商机制、党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协商机制、政党与社会团体和集团、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机制。

(四) 不断扩大政治协商主体的参与面和提高其积极主动性

一是扩大政治协商主体的参与面, 容纳更多的人参加协商。在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国际化等多种社会发展趋势下, 要特别注意吸纳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以及港澳台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和回大陆定居的台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协商, 必要时还应考虑是否可能增加这些人员的比例。二是引导并调动各协商主体表达和对话的积极主动性。应充分发挥参与主体的个人能力, 增强其责任意识, 不断提高协商的质量, 强化政治协商的影响力。

(五) 积极培育协商型政治文化, 增强公民的协商、妥协、宽容精神

广泛的协商主体蕴涵多样的利益主张和价值观念, 多元参与, 必然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这就要求政治协商既能包容不同的意见, 又能在国事的政策建议中体现和维护多元利益, 因此, 要进一步发展政治协商, 必须培育一种这样的政治文化:不迷恋“怨恨”, 而推崇“宽容”;不激化“冲突”, 而设法“和解”;不偏爱“斗争”, 而强调“合作”;不放任“情绪冲动”, 而讲究“理智对话”;不主张“势不两立”, 而认可“妥协退让”;不喜好“你死我活”, 而倡导“互惠共赢”, 等等。 (5)

(六) 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功能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公众通过大众媒体获得信息, 媒体的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强势, 政治协商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大众传媒, 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和政治参与作用是推动政治协商发展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除了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 亦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 同时也为公民发表意见提供一个便捷渠道, 为公民进行民主协商、政治参与提供及时便利的信息支持, 为政治协商发展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 政治协商, 既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也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政治协商的作用更加凸显, 全社会对政治协商的认识, 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林尚立.协商政治与中国的政治形态.人民政协报, 2006.12.25.

[2]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 2003.4.

[3]姜裕富.协商民主:民主党派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路.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1.

[4]周锦尉.党总揽全局下发挥人大、政协作用探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5.3.

[5]庄聪生.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6

[6]殷啸虎.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几点思考.联合时报, 2006.11.10.

[7]王智, 丁俊萍.政治文明视野中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协商性政治的历史与逻辑.武汉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