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教育（精选12篇）
协商教育 篇1
摘要：互联网使教育民主的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协商民主为解决教育与社会相关主体的诉求之间的断裂提供了思路。结合互联网与协商民主各自的优势,构建教育协商民主的理念,并在实践中探索教育协商民主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民主,协商民主,教育协商民主
“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1]将这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扩展到教育事业,形成了教育民主的思想。教育民主观是指将民主的原则贯彻到师生关系、教师授课、班级管理、教学方法之中,真正体现自由、平等、个性等理念。作为民主的外延,教育民主承袭了民主内涵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当前,教育与家长以及社会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断裂已十分明显。互联网使教育民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亦为教育民主走出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结合互联网与协商民主各自的优势,形成教育共同体内的平等协商是“互联网+”时代下实现教育民主的有益探索。
一、协商民主:参与精神
罗伯特·达尔将民主的单位与公民的参与之间的张力归为民主的根本困境,“民主单位越小,公民参与的可能性越大而必须移交给代表的管理决定就越少。民主单位越大,解决公民重要问题的能力就越强,而同时公民就越有必要将管理决定权移交给代表”。[2]正是民主单位的扩大与专业分工的同时进行,使得精英与专家治国盛行,民众的权利被削弱,这成为代议制最为诟病的地方。对此不同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考夫曼提出了“参与式民主”,丹尼斯提倡“公共选择”,巴伯认为应该从“弱势民主”过度到“强势民主”,罗伯特·达尔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马克·斯劳卡提出了“网络民主”,约瑟夫·比赛特提出了“协商民主”。其中“协商民主”与“网络民主”较为引人关注,无论是在理论论证方面,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得到了较为乐观的评价。
协商民主主张将权利归还民众,表现为“去中心化”。“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做出的,其中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协商民主承认了原子化个人的存在,认同多元的价值,同时弱化了原有单一的“投票”决策方式,实现由“聚合”向“转换”的改变。公民参与到协商的过程中,进行讨论,对他人的意见提出看法,协商出对自己有利的建议,最后进行表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协商民主是对直接民主“参与精神”的回归。
与历史不同的是,互联网打破了民主主体之间的时空局限,克服了民主单位的限制。协商民主以互联网为载体,将协商过程整合到网络中。同时,网络可以公开相关信息,减少“政治贫困”,拥有传送信息高效率、时间成本低等优势。因此互联网与协商民主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民主单位与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走出民主单位与主体之间困境的可行方式,亦为解决当前教育与家长以及社会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断裂提供了思路。
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民主:家长、政府、企业等多个教育主体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统计显示,到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4]互联网已经介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具有独特的特点使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时空无限性的特点。互联网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接每一个角色,以至于出现了“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需要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条件,只需通过网络即可完成。二是资源开放性的特点。互联网具有丰富的信息与数据,包含时政、旅行、金融、科技、娱乐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库。网络资源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从网民角度来说,网络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三是互动性的特点。互联网传输的高速度、大容量、多样化使得网民之间可以通过论坛、微信等软件进行交流与互动;网民和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商城进行商业贸易;网民与政府可以通过政府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政策问疑、在线答疑、办公等。通过互联网,家长、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被联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到教育的全过程中。
第一,家长直接参与到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传统的教育过程的参与者主要是“教师”与“学生”,教育民主被解释为将民主的理念运用在教学方法、班级管理、教学内容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身份是双重的,即作为“教师的学生”与作为“家长的孩子”,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学生这个纽带完成的。进入到高等教育阶段,时空的分隔成为教师和家长交流与协商的最大阻碍,学校自然而然地成为教育的“中心”。然而,互联网打破了这种时空的限制,成为连接家长、教师、学生之间的“新纽带”。家长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网络教学、就业导向等信息,甚至包括学生参与的各种活动,这使得家长全程地把握学校的教学、教师的管理和学生的课外生活。家长也可以对教学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教学课程提出疑问,进而影响教学方法和讲授过程。通过论坛、QQ、微信等软件,家长可以与教师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可以对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矛盾进行化解。反之,教师亦可通过与家长的交流了解学生的性格特质,进而有针对性地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互联网改变了传统教育民主过程的“教师———学生”的单一模式,增进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互动,成为家长了解学校和教师,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的一条便捷而快速的通道。
第二,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学生数量与来源地曾由政府直接决定。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这一年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军人、工人、农民、知识青年等,当年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人。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有权确定本地区中等及中等以下教学的年度招生规模、教育计划,有权决定地方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和专业设置,极大地削弱了学校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实行“一纲一言”。“一纲”是指: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实行国家统一编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鉴于当时基本上没有教科书编辑队伍,因此1950年12月组建了专业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但是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数理化生等学科教科书是译本。“一言”则是:教师采用“一言堂”、“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保守,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死气沉沉”。此外,我国还曾实行统一包分配制度。大学生毕业时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这种不考虑学生的爱好、能力、个性等因素的分配制度直到开始实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才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个人“入学—学习—工作”的整个教育过程都曾在政府的管控中。
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政府在实现教育民主过程中的角色转变。首先,政府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努力推动教育公平。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在师资、资金、教学设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实现教育公平,2012教育部启动了“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为全国6万多个教学点配备数字教育资源接收和播放设备,基本满足农村边远地区适龄儿童就近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截至2015年3月底,76.5%的农村学校实现互联网接入。互联网硬件设备的进入,使得农村学校实现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之间教育不平等现状。另一方面,推行学校自主招生,提倡注重学生特点的个性化教育。2003年,我国教育部开始推行自主招生,具备条件的学校获得了一定的招生自主权。此政策不但有利于学校培养专业型或复合型人才,同时,学生也可以针对自己的优势报考相关的学校,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根据不同的课程性质,分别由国家、地方政府、学校分工合作完成,学校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可以根据的具体情况自行制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在实现教育民主的过程中,政府正在从决定者转变为参与者、服务者。
第三,企业与学生及学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统一包分配的制度使大学生和企业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企业与学生不存在双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专业、个性、爱好、特长等被忽略,打击了大学生提升自我的积极性。企业的效率、创新等也得不到发展,限制了企业发展的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引擎,企业与学生、学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是教学设置的变化。高等学校大都采用“3+1”、“2+1、“3.5+0.5”等模式分配教学与实习。教学是在学校完成的,而实习大部分是在企业完成的。学生通过实习或实践积累了社会工作经验。二是教学内容的变化。由于就业的压力,学校会充分考虑企业的用人需求。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更加注重努力培养大学生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三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更紧密。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研究资金需要企业的支持,研究成果需要到企业验证;对于应用型大学来说,学生的实践能力只有到企业提供的真实环境才能得到提高。企业对教育资源的分配、课堂教学,乃至师生关系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互联网打破了班级的单位,形成更大的单位,可以吸收、容纳更多的“民”,产生了多元主体。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与教师为参与主体的“小民主”已经遭到了现实的“倒逼”。互联网打破了班级和学校的界限,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接每一个角色,产生了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民主。面对如此的变化,我国的教育民主该何去何从?
三、教育协商民主:教育共同体内的平等协商
教育不是要不要继续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继续教育民主。“互联网+”不仅为教育民主解决单位与主体的困境提供了理念,而且提供了技术支持。教育协商民主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承认教育共同体的存在,教育参与者(包括家长、学生、教师、企业等社会相关主体)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运用协商民主取得共同善的一种教育理念。
1. 教育共同体。
滕尼斯将共同体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作为精神共同体,则是“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5]教育是由多个主体参与互动的、以共同的目的为依归的一项培养人的活动。在此意义上,必然存在着一个教育共同体。教育共同体是由教育主体构成,以实现教育的共同善为目的。包括两个特征,一是教育主体的多元,家长、学生、教师、企业等社会利益相关者都成为教育主体。二是教育主体协商的共同善。教育主体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家长多希望学生能够在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教师则希望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企业的目的是学生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最大的利润。在一个主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诉求:有的学生希望成为画家;有的为着医生这个职位奋斗;而有的以成为政治家为目标。由此“利益的差异必然意味着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差异同时也必然意味着相互需要,以及在相互需要基础上交换的可能性和达成一致性契约的可能性”。[6]协商成为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手段,“当人们走到一起,就那些会对共同体产生影响的事务进行审议时,他们似乎需要将个人的利益和关切转化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关切”。[7]在以往由于时空条件的约束,使得教育协商民主不可能实现,而互联网技术使之具有了可能性。互联网为教育主体之间的连接和交流提供了平台,通过高速度、高效率、大数据等特点,将所有教育主体进行聚合,彼此之间可以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对话。同时,由于互联网具有信息的开放性,可以减少教育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克服“信息贫困”对协商的影响,将有利于吸引主体的参与,推动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2. 主体平等。在教育共同体内部,各构成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从人的一般共同特点中,从他们作为人来是平等的这一点中,得出一切人或者至少该国所有国民,或该社会所有成员,都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要求”。[8]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等教育相关主体之间不会因为职业、收入、种族、性别等不同而有任何差别,主体平等的权利是先于协商而存在的。网络具有虚拟、无差异等特点,因此“网络是当今社会获取平等机会的新生力量,它实质上蕴含着民主精神和民主要求,民主实践得以开创出新的局面,民主的运作形式也大大改变,这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提供了赖以发展的技术手段和广阔的空间”。[9]主体之间就某个问题进行协商时,各主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言论,也可以对他人的意见进行批评与指正,在这里没有权威的存在,每一主体的分量是相同的,不会因为资源掌握的不同,出现质的改变。借助互联网,不同学校的学生可以平等的分享相关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以往资源不平等状况。就学生而言,他可以在Moocs等在线教育上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这种选择对于另外一个学生而言没有排他性与竞争性。相关的教学信息与资源可以进行下载,充分实现其价值。“互联网+”课堂的出现增加了学生的选择范围,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
3. 主体的协商过程。
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形成了新的单位,使得教育共同体成为可能,扩充了主体的“民”,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主体之间的平等。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是“决策者”、“支撑者”,政府可以决定建设学校的数量、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师的总数等方面,也会为学校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学校是“主导者”,在学校的发展建设、专业设计、招生计划等方面具有主导权;在”以人为本”的时代下,学生群体是“中心者”;企业是“引导者”,可以影响学校的专业设计、课程设置;家长是“协商辅助者”,可以影响学生的学校选择、专业选择、师生关系等。由于互联网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可以使得协商过程得以及时、有序地进行。协商过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确定协商内容。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学校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的内容,都可以进行协商,例如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专业设计、教学管理、教学设备与设施、学生实习等关系共同善的方面。二是进行协商。各主体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就同一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其他主体对话、交流、磋商。QQ、微信、微博、电子邮箱等社交软件可以传递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文件等信息,实现了协商方式的多样化。各主体就利益冲突进行协调,实现利益冲突缓和与利益转换,以向着有利于共同善的方向发展。三是投票。QQ等社交软件提供了投票的功能,而且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现。同时,各主体之间的分离减少了“压力投票”,更加有利于平等、公平、正义的实现。协商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其价值,“是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调利益、共同决策的一种机制,它以多元为前提,以平等为基础,以参与为动力,以协调为手段,以共赢为目的”。[10]“互联网+协商民主”为教育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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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教育 篇2
政协界别不是一种固定的组织形态，它是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政协履行职能、开展活动的基本单元。
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纳民言、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而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某个或多个界别的委员作为协商主体参与政治协商的一种民主协商形式。根据协商主体的不同，界别协商可分为界别内部的协商、界别之间的协商以及政协界别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职能，界别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色，开展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的协商民主与界别优势结合，使界别协商在政协履职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协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政协工作的一种创新。探索并创建界别协商机制，积极发挥界别协商的作用，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促进政协政治协商创新、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界别协商
协商，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共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和民主决策机制，具有协商、平等、合法等重要特征，具有对话、磋商、交流、听证、沟通等多种形式。民主协商已经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寻求共识、协调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成为人类社会处理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基本方法。
界别协商就是以界别为单位组织政协委员开展的各类协商建言、协调关系的履职活动。界别协商作为一种正在实践、探索中的民主协商形式，明确其内涵十分重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
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提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机构。政协的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基本组织形式。政协界别不是一种固定的组织形态，它是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政协履行职能、开展活动的基本单元。
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纳民言、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而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某个或多个界别的委员作为协商主体参与政治协商的一种民主协商形式。从一些单位的实践来看，根据协商主体的不同，界别协商可分为界别内部的协商、界别之间的协商以及政协界别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商。
二、界别协商的特点和优势
界别协商是人民政协界别的智力优势和组织优势与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的结合点和交汇点，这些优势的叠加可以使界别协商在政治协商中发挥更独特的作用。
1.制度优势。界别协商是有其制度依据的。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2
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以平等对话、协商交流的方式去化解分歧、解决问题，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又照顾少数人的意愿，成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在我国已经成为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协商是政协委员政治参与的一种途径和手段，界别协商作为民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了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进一步拓展了人民民主的范围，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权利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平台和形式。
2.组织优势。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由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组织最显著的特色，是人民政协区别于我国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征。它几乎涵盖了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和组织，不受地域和人口比例的限制，充分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方针和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政协的每个界别，都广泛联系和代表着各自界别的群众，代言本界别的利益，以界别的形式把群众中分散的、个别的意见和呼声汇成系统的意见，提出共同的意志和主张。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为社会各界充分表达其利益，就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协商提供了组织保障。政协委员不仅来自界别，也常常以界别为单位开展活动，界别是委员履职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这也使得界别协商在积极反映所联系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协调各方关系上具有重要而有效的渠道作用。
3.智力优势。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汇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各界别中的委员一般都是在某一领域中拥有较大影响力、较高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具有一定参政能力并能代表本界别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代表人士。而一些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形成的界别，如文艺界、经济界、科技界、农林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其委员更是熟悉本专业领域情况的专家，因此观察问题比较准、分析问题比较深、协商建言的针对性也比较强。这使得界别协商在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时，拥有强大的智力优势和专业优势，特别是能对一些事关长远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重要的意见建议。
界别是政协最显著的特色，政协有着界别的天然禀赋和界别协商的独特优势，界别协商是政协智力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的结合点、交汇点，理应成为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立足点。应着力突出界别特色，组织带有界别特点的履职协商活动，全面提升政协的履职水平。
一、认识到位，有力营造界别协商的氛围
在党政领导层面，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应从本地大局出发，将界别协商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相关议事规则，纳入党政职能部门有关工作规则，明确开展界别协商的内容，积极支持、主动参与界别协商，敢于、勤于和善于通过界别协商，倾听界别声音，重视界别协商成果的运用，切实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以促进科学决策。党政职能部门应主动加强与政协及界别的沟通联系，建立制度化联系，开展经常性协商，为界别协商活动提供更宽广的空间、更便利的条件。
在政协组织层面，应注重加强界别建设，适时调整界别设置和委员构成，把新的社会阶层吸纳进来，增强界别的代表性。注重发挥政协专委会和机关协调、组织和服务功能，有的放矢组织引导开展界别活动，强化界别协商的基础性作用。新一届常州市政协每年都组织一次“委员界别月”活动，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界别加强调查研究，以便把委员个体智慧提升为集体智慧，进一步提高提案的质量。在今年初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经济、民进等6个界别联合提出《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三改”工程步伐进一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建议》的“一号提案”，建言推进危旧房、城中村、低洼地改造工作，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此提案引起了各方面高度关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先后作出批示，市政府还将政协“一号提案”作为今年办理工作的重中之重。7月初，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常州市市区三改工作实施意见》，吸纳了界别委员的意见建议。
在政协委员层面，要增强委员由界别推荐、代表界别群众的意识，切实解决好“不能代表”、“不会代表”、“不敢代表”问题，从而把界别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界别协商的现实优势。去年换届后，常州市政协以界别及委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相继建立了8个“委员之家”，鼓励委员利用“委员之家”平台，加强与所代表的界别群众的沟通联系，力争形成常态化、长效性的工作机制。还与辖市区 4
政协联合互动，在乡镇、街道建立“委员工作室”，在社区及相关场所建立“社情民意工作室”，探索建立“界别+社区”的界别活动模式，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二、规范到位，有序探索界别协商的方法
要有顶层设计。今年来，常州市政协围绕推进地方政协协商民主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调研。调研中，不少辖市区政协主席、政协委员、专家学者都谈到，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崭新内容，一方面需要地方基层政协的探索实践，但更需要有顶层设计，需要对界别协商与政治协商及其他民主协商方式的概念、内容、形式和方法作出统一规定。特别是应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的意见或制度，尽快推动政协章程的修订完善工作，用以指导地方的实践活动。
要有制度保障。各地党委和政协可根据上级规定，提出本地的具体实施意见，重点要明确的是:界别协商的主体是哪些、界别协商有哪些形式、经过哪些程序，哪些内容可以纳入界别协商，用制度的刚性来确定界别协商基本模式和方式，实现协商从随机到常规、从政策性到制度性、从“可以协商”到“应当协商”的跨越。我们建议，围绕政协的协商民主工作可在省及地市级层面形成规范性的制度文件，先试点再全面实施推进。
要有健全体系。界别协商与政协其他形式的协商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需要有统一的规范以体现“共性”，又需要有符合自身特点来突出“个性”，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中注重其系统性。从当前实践来看，可采用“1+X”模式，来推进界别协商制度化建设。“1”即由各级党委推出政协界别协商工作制度或办法，“X”即由党委或政协推出政协主席、副主席联系界别，政协常委联系界别委员、专委会联系界别、界别对口联系党政部门、界别小组召集人等若干具体制度，形成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制度体系。
三、把握到位，有效提升界别协商的水平
要突出计划性。界别协商是政协履职工作的重要内容，应与其他协商民主工作统筹谋划、计划实施、各有侧重。在年初确定全年工作要点时，在全面把握党政工作中心和重点决策部署的基础上，精选优选界别协商议题，并纳入政协全年
重点协商计划，明确界别协商的各项具体安排，积极有效地组织实施界别协商活动。
要注重开放性。界别协商应尽可能坚持公开化，做到协商议题公开、协商过程公开、协商结果公开、党委政府采纳情况公开，还可以吸收部分界别群众代表参与协商。根据不同的议题确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运用座谈协商会、工作交流会、政情通报会、专题咨询会等多种形式，使得界别协商主体多方参与，各方意见建议能够充分表达，实现交融交锋，达成共识，扩大政协界别工作的影响。
作业,不妨民主协商 篇3
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上周确实每天都是第四组在扫地。晓彤是他们的组长，怎能做出如此恶劣的表率？我心中充满疑惑，晓彤成绩中上游，平时还很听话，怎么就不认真完成作业？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背后肯定有她的理由。正好在办公室走廊见到我班的语文老师，我就问她最近晓彤的作业是不是很糟糕？她证实说，这周已经好几次没看到晓彤的作业了。于是我把晓彤请到办公室。
“我听说你对作业有一定的见解，能不能跟老师分享一下？”
“老师，我觉得纠错本没什么用啊。我错的题目很多都是粗心大意错的，没有整理的必要。我看看就记住了，所以经常没有题目可以整理。有些同学就把对的题目整理进去，越简单的越好，我就觉得没什么用，就没写了。”
“哦？如果真像你这样说的，敷衍的做法确实失去了纠错本本身的意义了。你给我总结一下纠错本有什么缺点？”
“认真做起来太繁琐了；不认真做敷衍了事就没什么用；总是没有题目可以整理。”
“嗯！你说的很对。确实这也是老师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一些学得比较好的同学，错题比较少，没题可纠了怎么办？那你能不能也跟老师说说看，纠错本有没有什么优点？”
“有啊。如果认真做了，确实是可以提高复习的效率的，看起来很方便。”
“对啊！从初一开始就整理错题，那么到了初三，这就是一本你的个性化习题册。对繁重的中考复习来说是非常高效的。因为只要一打开纠错本，就是你三年来错过的题目，非常有针对性。”晓彤一边听一边点头。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你是觉得一天一题已经纠不出错题来了。那你有想过这背后的原因吗？”
“可能是做题太少了吧。”
“很高兴你能找到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做的练习中，很多题目都很基础，要真正拔高的题目，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少。既然你学有余力，老师建议你多做一些难题，开阔开阔视野，那么你肯定会觉得更充实的。”
“嗯！”
“这样吧，既然像你说的那样，纠错本不是一文不值，那我们还是有做的必要是吧？”
“嗯！”
“既然问题出在无题可纠，那我们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解决。一方面老师希望你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多做题，另外一方面，你的纠错本两天整理一道题，如何？”
晓彤眼睛发亮，大概是觉得我没有批评她，反而在跟她民主协商作业感到讶异吧，很高兴地就回去了。
协商作业，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解决渠道。多花时间研究学生，研究学生的思想水平，研究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对提高教学效率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本栏责任编辑 罗 峰
高等教育评价协商机制构建 篇4
一、我国高等教育现状
在近十年的教育改革中,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精英式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过程, 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本、专科学生扩大规模招生, 在这些现状下,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一些问题。
1. 普通高等院校为扩大升学而扩招。
据统计, 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超过3000万, 毛入学率达30%。国际上通常认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 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这种模式下, 院校只有以降低高考分数和放低门槛为代价, 这就致使普通高等院校入学生源平均素质降低, 增加了不良社会现象, 如“马加爵事件”、“大学生因心理问题的投毒案”等。当然这种现象不一定与扩招存在必然相关性, 但从侧面反应高校扩大招生后, 低素质的学生对学校环境会产生一定影响, 加之学校扩招后的管理与教育跟不上的原因, 这种影响的发生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2. 高等教育管理事项增多与学生的管理难度加大。
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式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 高校加入了很多低素质人员, 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远低于精英式的教育, 这给高校的管理和教学带来了很大问题。以往高校是以自强自律为原则, 学校只要督促就可, 但目前的现状学校在学生工作上的困难加大, 必须加强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从价值观的引导到学习的指导。社会复杂性决定了在校生中夹杂着许多有心理问题的学生, 高校在加强日常管理的同时心理疏导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学生基础层次不齐造成高校也要像高中一样分层次对学生进行施教, 高校不得不修改教学计划, 使得原本紧张的师资又增添了工作压力, 这实际上是使高等教育内容及方式下移到了高中水平。
3. 高校教育本科评估后留存的问题。
很多高校为了应付本科评估, 在短时间内大量引进不符合学校专业发展的高学历者, 耗费过多的财力去建设作用不大的实验教学基地。根据教育部对本科评估要求, 高校在教学评估方案中为了符合要求, 必然会对其进行标准化设计, 其设计的结果肯定是脱离教育实际。由于各校在迎评中准备工作竞相攀比拔高, 存在形式主义之弊。一是弄虚作假, 在高校评佶中, 很多材料都是根据评估要求进行修改, 学生考试试卷、教师教案及毕业论文都是后期补上去的。二是铺张浪费, 很多高校为了在评估中能得好成绩, 没有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对学校进行拆辙及建设, 甚至耗资巨大的增添一些不适用的设备, 同时为到来的评估专家组提供层次很高的接待服务。三是形式主义, 由于评估专家组都是由各高校抽取的代表组成的, 相互之间都会关照, 所以评估出来的结果大多是优秀的。评估在很多教师眼中就是走形式, 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评价存在的问题
随着高校改革的推进, 高等教育中的教育评价活动日益活跃起来, 高等教育评价实践已全面影响着教育的发展与运行, 影响着高等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当前评价都是在固化的价值和单一的价值的基础上实行, 这已不能适应目前多元化价值利益主体的要求, 面临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现行的状况可分为以下几点。
1. 高等教育评价目的及功能存在冲突。
现行高等教育评价“以评促建”为中心, 评价的目的是想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 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需要, 以“教育问责”和以“改进教育”功能为导向的评价。两者表现的特征和范围都是不一样的, 怎样处理好两者之前的关系, 将两者都能兼顾到, 即在满足教育教学改进要求的同时, 又能使“教育问责”要求落到实处, 是高校在教育评价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然而, 我国目前评价活动都是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制订政策, 各高校参与活动, 由政府组织评价与决策, 比如近些年各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估、千百万人才工程评选等, 活动的实施与组织也是由政府管理部门进行得, 评价的特色都是以政府为主, 高校更多是以参与者角色成为被评价者, 这就造成了教育评价目的与评价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冲突。
2. 高等教育考核评价机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高等教育在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中仍以考试做为评价学生的主要方式, 这种机制在现代大学中已经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而且多数考试都是以闭卷为主要形式, 考核形式较单一, 内容缺乏多样性。大多科目中除外语类基本没有进行口试考核, 而且考试内容多以记忆为主, 不像一些发达国家他们考试多以学生对知识的运用掌握程度及学生对知识的创新为主, 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 更无法适应当前“90后”青年的思考模式。当前我国高校教育大多以“严进宽出”为主要模式, 这种模式造成大学学生一入校, 就以“六十分万岁”为主流思想, 很多学生都是以在高校混文凭为主, 本应在小学、中学就要求进行的身体锻炼与学会自理, 现在都在大学里慢慢学习及适应, 这与人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了本末倒置, 本应在大学里学会的社会职场要求的专业知识, 学习得都不好, 大学学习过于轻松。这样高校中就容易出现学习的“两极分化”, 考试的目的效果就无法达到。而高校中考试都是采用期末一次性考核标准, 学生考完后只知道分数, 而不知道自己哪些做错了以及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这样的考核标准不利于学生掌握全面知识。
3. 高等教育评价的标准与指标缺少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协商。
我国现行的本科高校从科研规模来分可以分为四个类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教学型”、“研究型”。从本科评估与“师资队伍建设”这一项来看, 其评优的标准是以在校中有副教授以上主讲教师, 并且连续三年都是进行本科教育来衡量, 这对于“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的高校来说是可以适应的, 但对于“研究教学型”和“研究型”高校来说其是无法适应高校给予的自身定位与办学特色的。所以统一的评价标准必然无法适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所有利益, 评价的结果必然会不符合事实。所以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与指标是无法适应多元利益主体。
三、高等教育评价协商机制的构建
高等教育评价的价值协商机制应以实现利益相关者在评价中的利益为中心, 协商机制要适应当今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 应充分考虑到我国转型中的现实需要, 使协商机制适应全球化、国际化、民主化的需求。
1. 高等教育评价协商机制应以相关利益者的价值诉求为中心。
高校评价者承担着教与学的角色, 这要求评价者的角色应由评价程序的控制者转变为评价程序的合作者, 要充分尊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 建立平台让评价参与者充分参与、互动和交流, 营造互相反馈信息的评价协商氛围, 使以前评价者从管理者转为合作参与者。通过成立以师生权益为中心的申诉机构, 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建立各种渠道给予各利益主体表达利益的权利等多种方式来有效促进协商的发展。在这种方式中无论是评价者还是协商者都是评价过程中的一个促进者, 即不是管理者也不是局外的专家。作为评价者应创建公平、民主的协商氛围, 使任何一方都能充分发达自己的立场, 不能形式主义, 那样协商下来的结论都是很官方化的。
2. 建立健全评价价值协商的规范体制。
评价协商机制应明确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参评的方式与方法, 制定参评者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特别强调评价准则及标准应在参评协商基础上制定, 明确评价实施的关键环节, 同时以合同的方式执行并推进协商机制, 在评价信息收集与处理方面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保证评价各项信息的科学性与专业性, 在评价得出结论后, 应合理配置评价结论运用, 建立一套具备道德准则与实践标准的高等教育评价协商机制。多元利益主体可以通过这个评价协商平台参与进来, 进行价值协商, 相互沟通、理解、调和利益冲突, 最终用公平合理的道德准则与实践标准来实现彼此的利益。
3. 建立保障制度促进价值协商的有效运行。
在高校内部方面, 评价协商机制中应建立约束机制和权力制衡, 机制中应明确机制授权给予的利益相关者, 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应互相制衡, 在评价的决策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应参与治理。在政府方面, 政府要从原来的外部评价的控制者走向协作者, 把教育质量责任交给高校, 政府只担当提高高校教育质量的协作者的角色。高校可通过规范行政权力、完善评价协调制度设计、提升学生共同协商参与权力等方面建立不同利益者权力制衡。在确保相关利益者的深入参评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参评者的利益及意愿, 建立以“公平、民主”为原则的评价协商机制。
参考文献
[1][美]彼得.D.赫肖克, 等.变革中的教育[M].任友群, 等,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荀振芳.大学教学评价的价值反思[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工资集体协商汇报 篇5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汇报材料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好，非常感谢市总给我们提供这次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近年来，按照上级工会关于做好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以及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要求，我们认真遵循“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将我县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县是个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县，企业少、规模小是我县企业的基本状况。现有集体企业1家，注册登记非公企业115家，其中20人以上30家，占所有企业的26%，能够单独建会的17家，占企业总数的14.8%.截止2015年10月，全县已签订工资集体协议19家，占建会企业的95%，覆盖职工365人，占建会企业的92.5％。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规划。年初，我们召开专题会议，把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对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和安排，结合实际制定了《黄龙县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提质增效工作规划》和《黄龙县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今年工作思路和重点，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进。当前，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重点是在非公有制企业。我们本着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先易后难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作的开展，选择生产经营比较正常、管理基础比较扎实、工会工作开展比较好的企业先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扩大范围、健全机制、充实内容、完善制度、规范运作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水平，在增强实效性上下功夫，推进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狠抓非公组建，扩大集体协商覆盖面。按照省总工会和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工共建工作的意见》文件要求，我们联合组织部、工商联、团委、妇联等单位对全县非公企业进行了详细摸底和调研，按照“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的原则，在运转正常的3家非公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这将成为我们后期的协商对象。同时对全县非公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业务培训，提升了非公企业开展工会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培训力度。一是提高企业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采取印发有关资料、到各企业召开动员工作会议、举办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向企业干部职工广泛宣传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重要意义，也使广大职工认识到增加工资、提高福利要兼顾企业和职工双方的利益；二是抓好培训，并挑选群众基础好、素质好、热心工会工作的人员担任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配合县总工会具体负责集体协商工作；三是完善职工维权政策咨询工作机制，及时解决职工来电来访，并向企业职工宣传解答工资集体协商有关政策。
（四）加快推进非公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为工资集体协商做好准备。在工作中，我们不断加大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健全职代会制度，以协调劳动关系为切入点，将职代会打造成为劳资对话沟通、共商发展大计的平台，有效落实职工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努力推进非公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从企业实际出发，努力探索适合非公有制企业性质、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的具体办法;努力实现“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共谋发展、共享成果”的劳动关系，推进非公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建制率，推进非公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全面发展。(五）大力推进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在推进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中，我们着力做好以下几点：坚持所有企业都要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坚持平等协商与签订集体合同相协调，重在平等协商；坚持把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作为平等协商、集体合同的重点；坚持把推行集体合同制度与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有机衔接起来。同时，我们注意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推动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合力，创新工作模式，分类指导，对经济效益较好、规模较大、人员较多的国有改制企业坚持独立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签订以增加职工工资收入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合同；对规模小、人员少的中小非公企业，大力探索推进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促进工资集体协商，调动未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企业的积极性。把工资水平、劳动定额和工时工价作为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重点，稳定职工工作岗位和工资收入、与企业共谋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督促广大非公企业自觉做到不裁员、不减薪，保持职工工资收入稳定增长。
三、存在问题
（一）企业迁离或企业关闭停产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制约。在县中小企业局系统中小型非公企业总计115 家，经各级工会组织大力核查，实际存在并不多，如黄龙县小寺庄煤矿,曾经是黄龙这个小县城的大企业,但如今因为各种原因已停业关闭,但因企业未到工商部门进行注销，数据库中仍只能作为正常企业予以保留，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无法落实。
（二）全县非公企业存在的规模和形式对签订工资集体协议的制约。通过开展多次企业建会普查，我们发现，全县涉及工资集体协商的非公企业90%以上是职工不足10人的家庭作坊式私营企业，其职工绝大多数为家庭成员，对组建工会和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有很多抵触情况，工作难度较大。
（三）有的企业只是总公司的一个分部，行政领导没有涨工资的权利。有的企业在黄龙的公司只是他们企业的一个分公司，如移动公司、联通公司、中国人寿等,这里的行政领导只有经营管理的权利，没有给工人涨工资的权利，是否给工人长工资、增长幅度多少，都由总部每年或者多长时间进行统一研究和部署。因此，这些企业的行政领导没有与工会签定工资集体协议的权利。
（四）企业工会没有将工作做实。我们的企业工会干部绝大部分是兼职，其中的重点工作是在公司行政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有的工会干部看行政领导的脸色行事，当看到行政领导不喜欢工资集体协商的时候，根本就不敢谈，这样的结果就是不能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做实。
四、工作方向
（一）加大对企业工会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专题培训，并组织聘请的指导员队伍上门给予具体指导。
（二）扩大此项工作的宣传覆盖面，广泛联系各类媒体资源，注重微博、微信、手机等新兴网络媒体和现代传播方式，广泛深入宣传开展集体协商的重要意义。
（三）创新工作思路。结合我县实际，积极探索集体协商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行业或区域开展集体协商工作，扩大集体协商覆盖面。
（四）争取党政重视支持，把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摆上工会工作的重要位置。力争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投入到位。
总之，我县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健全和完善。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树立常抓不懈的思想，针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督导检查的工作力度，对不履行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单位由劳动部门实施行政监察和执法监督。同时，强化对企业职工代表的培训工作，普及工资集体协商方面的知识，提高他们协商谈判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各项工作得到落实，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6
【关键词】:协商民主 公民 困境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71-01
民主是一个“永久性”问题。的确，民主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既定的被普遍接受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概念所认同。关于民主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二十一年前，美国学者福山在目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认为“自由的、多元的民主政治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历史终结”。可是果真如此？
事实上，民主并未终止。从雅典直接的原始民主，到中世纪时民主的没落，再到“人”被重新发现，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自身总是在不断地完善政治领域权利与权力的分配制衡机制。资本主义民主与形式主义的结合使得民主不断贬值，兴起于六七十年代的协商民主试图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和对代议制民主实践的扬弃，建构一种基于程序主义、话语理性和公共领域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但是协商民主理论究竟能否弥合传统民主理论的不足，而实现现代民主的超越发展？
在笔者看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协商民主的困境。
（一）对程序主义协商民主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商议性政治的程序构成了民主过程的核心。建构一套被多数民主协商者理解并接受的民主协商程序有利于协商共识的达成。同时，这种区别于预先承诺似的协商方式既不是工具主义的又不是基于个体偏好的策略性的，它的目标是公平而不是特定的某种结果。而且程序性协商能够通过协商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性修正使决策更具合法性，但是程序并不具有自我确证性，其自身的合法性便需要进一步的协商与确定。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建立一套被所有公民理解并接受的平等程序何以可能；二是程序合理性不一定能提供支持任何特定决策的令人信服的理性。
首先，民主本身便是一个多元领域，这必然加剧了人们对协商民主理论试图建立一套统一的民主程序的疑虑。实际上,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多元现实才使得通过协商以求达成共识成为必要，所以在协商协商民主理论中建立统一而普遍化的例行程序本身就是非民主的。协商民主对理想程序的设计在墨菲看来最终是为了达成“理性共识”，但是“理性共识”决策的达成必须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公平、客观的协商过程中。
其次,合理的程序本身并不必然达成协商的一致和催生出共识理性。协商民主规范为了鼓励公共参与将政治看作是合法性程序和理性支配下的公共商谈。但是，在没有概括性的价值共享系统或公共共识的背景下，将多元理性的诉求诉诸理想程序并不能必然实现理性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单纯依靠理想的程序规范恰恰是一种非协商性决策机制。
（二）文化多元主义与公共理性的不可欲性
协商民主理论试图通过对话机制来完成协商主体在公共领域对民主议程的探讨与沟通，无论是赋予公民同等表达机会的理想程序还是实现参与者不断反思的对话机制，都是为了促进所有个体理性之间产生契合点并最终形成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但是多元文化现实使得被罗尔斯称为“共同人类理性”和探寻导向的公共理性已经无法弥合其价值的单一性与多元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分歧。
（三）政治的贫困与协商领域的非平等
政治贫困包括公民团体在参与民主过程中的无能力及决策结果上的脆弱性。虽然公共协商预设的是政治平等但它并不能全然排除大规模的权力和财产的差异所导致的影响。由于政治贫困的协商主体缺少发展公共能力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机会，他们便不能使他们的理由具有公共性，他们的需要和主张很难在决策当中体现出来，只有当所有公民都有效运用自由与能力的时候，公共领域才能更好的运作并提高公共理性的质量。只有当政治平等能促使公民拥有协商资源、机会和公共能力的时候，政治贫困的协商主体才能避免在协商过程中处于强制性不利地位。
同时，政治能力的贫困必然导致交往的扭曲。长期的政治贫困迫使协商主体丧失开启对话、自由表达的能力，而启动协商的能力和表达的自由是协商得以持续的基本阀限。若是以牺牲公民批判能力为合作代价，持续性的协作只不过是无权者对强势话语的非公共性的行为上的服从。长期处于贫困的团体没有能力反驳这样一个体制的合法性：他们不认同这个体制的合法性，但是体制施加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决策。
可是，简单的程序设计和理想的公共领域实际上并不能消除财产和权力的社会不平等因素对协商和交往的全部负面影响。当公共协商本身被固化成不平等交往机制时，任何在权力、财产和制度性方面占有有利地位的团体或是个人都能被赋予既向他人强加自己的计划，又强加自己的目标的能力。但是，协商民主在对传统的民主模式进行批判而实现超越的时候却无法克服自身的困境。平等的理想程序设计使得协商民主陷入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假想，简单的程序设计并不能真正阻止不平的因素对协商领域的侵蚀；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政治贫困的现实，这种在进入协商领域之前就业已固化的严重的不平等使得协商理论诸种平等设计变得不堪一击。最终，协商民主理论者不得不面对多元公共理性的现实而重新思考民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与出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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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13,8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篇7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意义
对协商民主的概念,很多研究人员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协商民主属于一种民主治理的重要形式,其强调公共利益的互相理解和责任,可以有效回应多元文化社会的核心问题。当前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文化呈现多元性,这种特点导致的最大危机是公民的对立和分裂,而协商民主则是有效消除这种对立的治理途径。
一、协商民主的实践意义
(一)促进决策的合法性。政治决策需要获得民众的认同,才能在确保合法性的同时进行实施。协商民主合法性不仅要考虑多数人的意愿,同时还要考虑集体的反思,这种反思要建立在尊重实践和公民道德的基础上。首先,要确保受到决策影响的相关人员参与到决策中,政治讨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人具有优先权。其次,决策需要在公民代表的讨论以及争论中形成,他们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具有超越局限以及个体利益的优势。最后,决策形成的政治核心是说服,并非强制。
(二)促进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首先,构建协商民主对整体提升公民素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政治成员之间在政治讨论和政治决策时要做到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树立整体意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既考虑自己的观点也要融合对方的优势,化解公民对立和分裂情绪。其次,协商民主可以促进公民形成良好的责任感,每个公民都是社会成员,都是社会组成的一分子,因此,就有承担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最后,当前社会问题是公民素质个性化,文化水平层次化,思想信仰多元化,道德水准差别化的特定时期,通过协商民主可以缩小、减少、平衡这些社会问题,促进公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提升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的积极性,进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信任基础。
(三)促进权益政治转变为公益政治。随着政治规模、国家角色的变化,以往技术官僚以及代议民主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新世纪社会出现的问题,其已经不能真实体现政治的理想。而通过对话达成政治共识、促进公民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实现社会以及经济的共同发展,保证每个公民都会因此受益是协商民主的目的,其强调公民通过平等对话参与到决策中,强化每个公民的责任,改变以往重视自由而不注重平等的形式,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权益政治向公益政治的快速转变。协商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中对自利道德以及个人主义的修正。
二、政治协商的实践意义
政治协商可以发挥少数民族、社会各界、人民团体以及民主党派的优势,其共同参与到政治决策的制定中。政治协商行为主体主要由社会各界、各个团体、各个民族以及各个党派的人士组成,以政协会议的形式,由执政党倾听各个群体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会议形式反映民意,表达群众的利益需求。通过这种体制渠道,能够及时畅通地向决策部门反映群众的诉求和利益需要,进而使决策部门能够客观地根据有关诉求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三、协商民主角度下的政治协商
(一)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理论范式。政治协商是我国社会建设中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其次,协商民主主要强调政治参与人员的平等,而参与政治协商的主体中,是各界代表、社会团体、民主党派以及中国共产党,前者是制度决策的参与者,而后者则是执政党。再次,协商民主强调参与主体的理性以及平等对话,通过妥协、反思以及对话的形式达成利益共识,而在政治协商中,由于地位存在差别,起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党,其他代表和党派作为参政党,起辅助作用,其主要是发挥建议和咨询等功能。最后,协商民主重点强调民主的广泛参与性,其制度形式呈现多样化,而政治协商则主要强调社会团体、党派以及阶级的代表性。
(二)两者之间的亲和性。首先,两者都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协商民主强调要以公共利益为重心,妥协和转变个人以及团体利益,而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是社会代表、团体以及党派,其政治目标是建立和谐、文明、民主以及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其次,两者都强调受到决策影响的群体都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都承认利益群体因为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偏好和利益倾向,两者都可以促使不同的利益人员以及利益主体,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决策。再次,两者都认为参与决策的过程是妥协和讨论的过程,认可共识对决策的作用。最后,两者都倾向对政治权利进行制约。协商民主通过平等对话为行政自由设置障碍,构建和完善规范的行政体系,而政治协商主要通过民主监督的形式,各个党派和团体与执政党形成互相监督,通过这种形式,保证权力服务于人民群众。
四、结语
理清协商民主和政治协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政治领域需要面临的话题。两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协商民主是对政治协商的一种压力和完善,通过协商民主反思当前的政治协商制度,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继而促进合法决策,是发展和完善政治协商的全新视角。
参考文献
[1]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J].学习与探索,2007(2):85-91.
[2]王庆五,王金水.协商民主:从政治协商到国家层面的基本民主制度建设[J].江海学刊,2014(1):208-214.
协商教育 篇8
一、协商民主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要建设一个社会协商民主制度的国家。”这既是一大亮点, 更是一大突破。中共中央首次系统论述了“协商民主”概念,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 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了规划和部署。在这一制度下, 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 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一个完整经得起考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能够成为我国强化改革政治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环节, 我们要把这良好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将最大能力发挥出来。中共的十八大报告漂亮且合乎时宜地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推动协商民主, 将协商作为民主的主要渠道, 让社会各界人士和老百姓了解协商民主的意义, 将其多方面广泛发展。
正如报告所说,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问题, 要多层面发展广泛协商, 增加人民的认知度、凝聚民族的认同感。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大政治协商力度。这些内容都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热爱人民、热爱工作以及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民主尤其是协商民主有助于政策决策更加科学, 将其不断完善与改进, 对改进中共的执政领导和政治建设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经历
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而且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 进行丰富和发展。
一直以来, 中共就不以抽象来评判是否民主化, 不主张纯竞争化的民主方式, 在这条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 中共一直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在探寻着。自中共成立起, 就倡导科学与民主, 坚持着多数人的民主, 提倡依靠协商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会议精神, 第一届政协的成功召开是协商的结果, 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从改革开放开始, 协商民主就已经是中共和其他党派一直追寻的理念, 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党的领导人要把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长期流传下去, 把根据这一体系有关的发展都写进宪法里面,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写入政协章程。
认真审视中共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历程, 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是相继而生的。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人民政协为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组织形式和制度保障, 人民政协承载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任务, 其逻辑起点是要各方力量的联合和人民的凝聚, 而其相继发展的取向则是人民民主。
要准确把握中共十八大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新要求。中共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管道, 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断完善各种协商形式,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更好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提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成效和水平;要紧紧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共在确立重大方针政策和解决群众生活重要问题等方面, 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 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将会在十八大后得到健全和完善。
中共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其主要目的是把民主的力量发挥到更大、更充分、更健全。同西方竞争式民主相比, 我国的协商民主既有会议民主的内涵, 又有政党民主的外延;既关注决策的结果, 又关注决策的过程, 从而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 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 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
用协商进行民主这一形式,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办法。中共通过民主协商把各派、各界人士聚集在一个统一战线上面, 把中国民主的政治历程向前推进, 这种统一战线的局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它把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到一起, 发挥巨大效益、产生巨大效果,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目的和协商民主的优势。
四、协商民主是实践多党合作民主制度的成功探索
自十六大召开以来,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深化就是中共推进政治建设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也就是在我们以往政治协商工作的基础之上更加完善, 建立了一种协商民主的新型模式。以往的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重点提倡并且实施“专题协商”, 党派和界别间的专题协商已经形成了政协工作的新品牌、新形象, 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可以说是我国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制度上的一个好的开始, 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 要处理好团结联合与协商民主这两者的关系。往往有些国家在推进民主时, 会使民主的意义大打折扣, 丧失了党派间民主团结的根本, 形成了团结的缺失, 失去了民主的本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主要载体,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我们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 用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进行补充和完善, 就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依据协商民主, 创造和谐社会, 在保证人民行使投票权利的同时, 最大程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协调性等多种关系, 保障社会团结稳定。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问题, 要多层面发展广泛协商, 增加人民的认知度、凝聚民族的认同感。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大政治协商力度。这些内容都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热爱人民、热爱工作以及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用协商进行民主这一形式,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办法。中共通过民主协商把各派、各界人士聚集在一个统一战线上面, 把中国民主的政治历程向前推进这种统一战线的局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
关键词：协商,民主,制度
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2012年11月23日.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行程艰难 篇9
何谓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中国传统的企业工资确定方法是, 用人单位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劳动者对此基本没有质疑的权利, 只能全盘接受或选择辞职。那些从事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大的工种的劳动者, 由于没有谈判砝码, 更是处于弱势地位。
洛阳市总工会调研结果显示:2006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6%,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4%, 而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只增长了11.9%;有36.6%的企业平均工资低于全市平均工资;接受调查的工人中, 6年来工资增长两次以下 (含两次) 的占62.6%, 没有增长的占17%。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是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收入水平进行平等协商, 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
事实上,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0年, 我国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而近两三年, 各地都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关工作。
杭州市从2006年4月开始实行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 为各级工会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尚方宝剑。杭州一家合资企业工会7次向经营者提出进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被拒绝, 工会代表职工向企业发出要约书, 很快该企业就建立了工资协商谈判机制。杭州市总工会主席陈永良表示, 该项工作已使杭州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驶入了快车道。2007年底该市已签订工资协议8318份, 涵盖企业13996家, 覆盖职工68万余人。
近两年, 河北省各级工会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已在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已有4.5万多家企业试行这一制度。2007年8月, 河北省人大通过了《河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 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并规定企业不依法开展集体协商将受到处罚。
2008年6月, 河南省总工会、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 要求全省各类企业都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并提出目标:2008年全省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企业要达到30%;2010年全省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企业要达到70%, 国有 (国有控股) 企业和集体企业要达到100%;2012年达到全面覆盖。
吉林省总工会主席包秦2008年6月表示, 在今后五年内, 吉林省将推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促进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通过集体协商来确定劳动报酬的机制, 推动企业建立起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同时建立起农民工工资、福利、医疗、劳动保护的权益保障体系。
说到容易做到难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曾指出, 建立工资协商制度对劳动者和企业来说, 是双赢的局面。它能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维护一线职工的权益, 使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提高相适应, 确保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它有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调动所有职工的积极性。
但从具体情形来看,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遇到了诸多问题, 很难取得实在的成效。
“我们力推工会和企业集体协商工资, 但一些企业怕被捆住手脚, 不愿意配合。”洛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陈守仁说。据悉, 在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普遍存在“四不”情况:企业不愿谈, 担心协商工资损害了企业的利益;职工不敢谈, 担心提出协商要求被企业解雇;职工对相关工资法规政策不熟悉不会谈;工会组织不健全不能谈。
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最大的担心, 其实就是怕被“捆住”。因为工资集体协商意味着要把集体合同中关于工资的内容, 单拎出来签订专项协议, 如果白纸黑字写在纸面上, 一些企业担心员工依此作为劳动仲裁的法律依据, 使企业处在被动地位。于是, 一些企业更愿意口头约定工资调整办法。即便一些企业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也会出现签订的合同过于格式化, 协商过于简单化等现象。例如, 回避了关键的“职工工资水平及其调整幅度”一项, 以保留“机动性”;还有一些企业在签订工资协商专项协议后, 不愿到劳动部门进行审查登记和备案。
据悉, 目前我国虽然有很多地方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但能够顺利推进的少之又少。与此同时, 近年来由一线职工收入偏低、工资增长缓慢引发的劳动关系矛盾却逐年上升。
综合来看, 各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展工作不顺利, 除了资方的不配合之外, 还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主要由工会展开。问题在于, 相比资方, 工会明显是信息、资源皆不对称的弱势群体。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工会主席也是受雇于企业, 哪有工会干部端老板的碗、领老板的钱, 最后还跟老板对着干的?工会主席的维权言行也必须在老板认可和容忍的限度之内。”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要求工会主席跟企业主谈条件?
二是缺乏相关法律支撑。以洛阳为例, 市政府出台的《意见》中写明:“对不响应基层工会要约行动的用人单位, 上级工会应当依法要求其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但洛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没有对拒不执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如何处罚的内容, 他们无法依法执法。
关键是政府的主动介入
十七大报告指出,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是劳动报酬的重要形式,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对保障和提高劳动者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资谈判由“可以协商”到“应当协商”, “工资话语权”已然成为职工法定权利, 这仅仅是第一步, 要想真正实现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资博弈的双方要形成对等的利益集团;二是要有健全的劳动者维权组织专业谈判。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职工要求工资最大化, 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都是合理的。那么,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无非还原一个已经失衡的平衡点, 而如果不考量此前失衡的原因去盲目纠偏, 效果不会很满意。
要打破目前的僵局, 将这一制度落到实处, 首先要打破寄希望于资方的幼稚幻想。众所周知, 资方有追逐最大利益的天然冲动, 在员工工资上, 让他们自愿作出让步, 是比较难的。在社会矛盾、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的时代, 政府主动介入是最后的解决方法。美国和欧洲在二战后解决劳资问题的途径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 政府主导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在资方不配合的情况下, 建立并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更有赖于官方的强势介入。
有人指出, 政府要明确介入的目的和途径, 并不是简单地使劳资双方坐到一起就算成功了。其公正的立场、高明的手腕、长久的耐心都是理性协商制度建立的前提。针对中国劳资问题的具体情况, 官方的介入应主要完成三方面的任务:
一是健全法律支撑。我国的《劳动法》规定企业可以进行平等协商, 属选择性条款。也就是说, 企业可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但也有拒绝的权利, 这容易成为一些企业抵制集体协商的理由。而现行的《最低工资规定》、《集体合同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都属于部颁行政规章, 刚性约束力不强。相关人士认为, 工资集体协商现在就缺乏刚性, 如果能出台《工资法》, 不谈也得谈, 否则就将受到处罚, 效果将不可同日而语。对此, 国家应当从法律上给予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合法地位, 做到有法可依。
二是加强工会建设, 建立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工会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保证。要想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必须首先建立能够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 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工会在协商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利益。
协商的方法与技巧也值得好好考虑。在目前国有企业工会独立性不足、非公企业工会力量薄弱的情况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上级工会指导下多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 大力开展区域性或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由区域性或行业性工会与企业代表就劳动标准、计件单价、最低工资等进行协商, 并达成行业工资标准, 甚至签订区域性行业工资集体协议。
三是端正心态, 公平公正地介入劳资争端。一些地方政府担心工资集体协商会吓跑投资者, 影响地方投资环境, 故而对此项工作有顾虑。对这种不正确心态要坚决予以纠正, 毕竟保护弱势群体, 维持社会和谐, 让更多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
工资集体协商:泉州有实招 篇10
2010年11月9日，在泉州市德化县发生了一场职工与老板的谈判会。会上，经推选产生的德化陶瓷行业工会代表，和企业代表坐下来面对面协商。经过劳资双方的耐心谈判，谈出了许多“惊喜”的实惠。据了解，双方商定，该县陶瓷行业职工最低工资不低于当地年度最低工资标准150%，且职工工资需随物价指数上涨等各种因素变化而相应增长。
泉州市总工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最有力的途径之一，就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泉州市将力争从2010年到2012年，用三年时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据悉，早在2002年，泉州市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就联合指导泉州开发区、泉州市丰泽区酒店(旅馆)行业试点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截至2010年，全市已有2.67万家企业签订了区域性和行业性工资集体合同。
然而，尽管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已写入劳动合同内，但劳资双方真正平等坐下来协商工资的情况并不普遍。泉州市总工会负责人认为，企业应重视员工不断改善生活的需求，愿与员工协商合理的工资增幅。否则，在周围一片“愿谈”的大环境下，一味家长式作风的企业只能面临着被淘汰的后果。
眼下，泉州市正在大力推进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企业和谐、企业与环境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和谐企业创建工作，初步实现了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的良好局面。泉州市总工会负责人表示，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区域性工会组织、行业组织的作用，紧紧抓住工资协商这一劳动关系和谐的核心问题，进一步维护职工利益，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其实，实践也证明，工资集体协商符合国际惯例，符合历史潮流，将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项工作。当福建人民还在目睹物价的上涨，聊着百元大钞不再像以前那么给力时，泉州已经付诸行动了，多年“按兵不动”的薪水开始溅起水花。
工资上涨对于草根民众:一直是浮云?
相信很多人都会问，“我们的工资包括哪些费用?”官方口径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工资、单位从个人工资里代扣代缴的养老、失业、医疗、住房公积金费用等，并且是税前工资。
有时候我们只把基本工资当工资，奖金、津补贴等则不算在内，如果除去单位代扣代缴部分费用，如此一来实际到手的薪水比工资要低一部分。
有一份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工资收入专项调查：我国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被调查职工月均工资2152元，为全国城镇在岗职工月均工资88%。其中低于此标准的占67.2%;低于标准50%、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的占17.3%;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每月只拿几百元的占4.8%。2008年的数据显示，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为4.77倍，有的高达10倍。
而人们钱袋子的现状是：中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009年的23倍。虽然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福建、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但是在大部分人士看来，上调工资的幅度根本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
于是，我们有这样一种判断———感觉不到工资在涨。
但是若说工资没涨不全对，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快步上涨”，其实是指的外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劳动者和公务员。这其中并未纳入私营民营企业、灵活就业者和大多数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就业人数相对来说增加较快。因此，官方的一些数据并不能客观反映实际的经济情况。这也使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最大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开始期待：谁能推动工资理性上涨?
2010年11月19日，多名泉州市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制指导员来到泉州广霖纺织有限公司回访，一见面，董事长杨永堂便说道：“感谢你们，三个月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全面调动了员工工作积极性，现在员工队伍稳定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了，人均日产出上升了三成。”
2010年7月，广霖公司的劳方、资方、工会代表三方经协商，将工人工资提升13%，食宿全免、享受双休日和14天年假，并为职工宿舍安装空调。事实上，对于工资集体协商制，杨永堂当时尚存顾虑，“福利提升后，企业生产成本显著上升，如果员工工作效率跟不上，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但是，三个月的实践彻底打消了他的担心。
杨永堂的话代表了多数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的泉州民营企业的心声。2010年初以来，泉州积极营造劳资双方双赢局面。截至到2010年11月，泉州市全市推行集体协商制的企业覆盖面便已高达71%。
泉州中小企业密集，工资集体协商制一度遭遇阻力，一些中小企业主担心制度的推行会推高用工成本，影响企业盈利。泉州市总工会主席傅福荣说："企业主的顾虑可以理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推行这一制度的企业普遍呈现了劳方与资方双赢局面，有效解决了部分民营企业存在的经营者‘不愿谈’、工会代表‘不敢谈、不会谈’和员工‘谈不了’等问题。"
据了解，泉州市工会、劳动、经委、工商联、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五部门组成领导小组，全面实施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的“彩虹计划”，开展区域性和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示范点，出台建立健全示范点的工作机制等工作的量化评价标准，为扩大工资集体协商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工资集体协商, 让涨工资有了理性选择
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在2010年11月5日正式转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深入开展和谐企业创建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中便称，将在各类企业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工资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并计划2010年～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和工资集体协商。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强调福建省企业不得拒绝职工工资集体协商要求，凡无正当理由不应约开展集体协商的，在各类评先评优中不予列入，并取消劳动模范、五一奖章、优秀企业家等已获荣誉称号。《意见》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10年底，全省建立集体合同制度的企业达到已建工会企业数的85%以上，全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达到已建工会企业数的75%以上;到2011年底，全省建立集体合同制度的企业达到已建工会企业数的95%以上，全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达到已建工会企业数的85%以上;到2012年底，全省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基本建立集体合同制度，全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达到已建工会企业数的95%以上。
工资集体协商坚持“两不低于”原则，即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不低于企业经营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一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不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
每年3月份，确定为全省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对应签而未签订集体合同和未建立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由企业工会提出协商要约。
为“协商民主”贡献智慧 篇11
不过，我不打算对这些文章逐一点评，因为这一期刊物的专题策划很有内涵，通过回顾历史，为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我想比较集中地谈谈“协商民主”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协商民主”是西方国家20世纪后期提出的一种民主理论。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此后，约翰·罗尔斯、于根·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学者纷纷倡导协商民主，使协商民主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种民主理论。与欧美国家倡导协商民主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不同，中国的协商民主早已有充分的实践传统与制度建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就已彰显出协商民主的政治智慧。那么，中国式“协商民主”究竟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呢？《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的专题策划做出了相当充分的回答。
郝在今《从“协商建国”到“协商民主”》一文指出：共和国的诞生，既是打出来的，也是谈出来的。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也有一个从相疑到相知的历程。靠着协商民主，新中国的各种力量被凝聚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中国创造。的确，中共与民主党派共同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不仅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且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和再现了当年召开新政协的各种努力、各种“统”和“战”、代表抵京、代表甄别的历史细节，让人重温当年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关键时刻，让人感受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历史内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诚如专题的题记所说：“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迎来了万众瞩目的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后，一度代行职能的政协是否该退居幕后或取消了？中国领导人从协商建国里体验到了协商民主。1949年的共识与合作精神，新时代仍然需要。而新时代的协商民主，是从历史传统里延展出来的政治创新。”因此，经过人民政协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理论上明确了“协商民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与实践智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下，如何焕发政协的青春活力，如何健全协商民主制度，这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时代课题。
当然，协商民主仅仅是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建设还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在民主建设的意义上，本期“议政论坛”栏目文章《“后陈经验”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一文尤其值得关注。所谓“后陈经验”，是指2004年6月18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创造性地设置了全国首家“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独立于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监督村务管理制度的实施和村务管理的运作，开启了村务民主管理实践探索的序幕。李永忠指出，他在后陈村看到了民主自治的生机，看到了民主自治的方向，也看到了民主自治的升华。这是因为，后陈村的村务监督方式，实现了真正的异体监督，而且具有可拷贝性，可以在村民自治中加以推广。总之，后陈经验让我们看到了让监督重新回到权力行使之中的意义，让权力重新回到党员群众手中的价值，让干部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效果。
老面孔、老题材也可有新角度
江苏溧阳 吴秋苓（退休职工）我从2011年开始订阅《同舟共进》，在转型期快速多变的社会里，贵刊放眼现实与历史，既观照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又包含丰富的文史资料，很符合老中青读者的阅读兴趣。杂志外观秀气高贵，内容精彩、多面，关键是有文采，文笔流畅清新。有叙述、有思辨、有启示，不说教、不干涩、不枯燥，所以能获得各阶层读者的青睐。
文史类、文化类文章是贵刊的重头戏，也是吸引读者的地方，今后还应继续加强——信笔至此，我心生敬意，深感贵刊编辑们要把这些栏目组织好、打理好，让其精彩亮相，实属不易！但有些历史类题材还是稍嫌重复了，每当有新面孔出现，就有新的看点。像2013年的文史文章，就出现了二十多个新面孔，题材广泛，文笔生动，增加了阅读和收藏价值。当然，老面孔、老题材也可以有新的视角，如贵刊曾刊出的曹汝霖、洪承畴、俞大猷、林则徐等，读后有一种还原真相、重返历史现场的感觉。在此我提几点意见和建议：1.写隐蔽战线上的功臣与变节者，最有看点，希望能形成一个系列。如潘汉年的遭遇，可叹可惜，他以及相关谍报人员的经历，是上佳的题材；2.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历来是热点，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老年人跌倒、被撞“扶与不扶”的话题在媒体上很热，引发了许多道德与法律的讨论，可从中折射出国民性与国情特色；3.那些写出经典佳作，有大手笔的作者，是杂志的功臣，应给予物质奖励，若能看到他们的照片就更好了。
关于版式，贵刊的广告图文并茂，有不少配图生动传神，让人喜欢。记得有一广告登出一电力公司赞助村民养鸡苗的照片，村民黝黑朴实，让人印象深刻，这样有生活情趣又有公益意识的广告，希望能多登。“专题策划”中“题记”配上图画的版式很好看，希望能继续保留，封面亦宜继续保持原有风格。
“专题策划”是贵刊的特色，功不可没，但它有时也会成为框框，束缚选材的范围。建议编辑部可灵活操作，有一批好文章就按专题出，量少就设置专栏刊出，这样可活泼生动些，如果要全年保留专题策划，就要扩大选题范围，扩大作者群。
国人的教育情结
陕西汉中 慕祎（汉中市委党校教授）无论是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还是当下现实，国人都对教育有一种持久坚定的情结。从孔子被定义为教育家，从贫寒家庭“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到今日父母对孩子进行“虎”“狼”式教育，到一些人发家致富后投身家乡教育事业，建学校，建图书馆……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个人以及社会的命运。可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当我们大多数家庭终于可以不再为读书“砸锅卖铁”，社会终于可以不那么为学校投资头痛之时，我们的教育却办得几乎让大多数人满意不起来。
尽管我们的老祖宗也有“有教无类”“为人师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可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但终于被“学而优则仕”彻底毒化。读书之“用”，而非精神的养育，在今天几乎成了“考量成败”的全部。当然，社会现状导引如此，也怪不得教育一方。
2014年第7期贵刊“回望民国教育”专题，以及其他几篇譬如《高校青年教师的迷思》等文字，无不透露出思想者的隐忧。我们看到，即便在动荡的社会状态下，那些读书人最终为国、为民的奉献，依然推动了整个国家的进步。教育的任务，首先是让人有知识——懂基本常识，然后是学习一种处事的方法，为人的情怀……其他应随其天性，有可能者，去攀登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奖，或可探寻自然界之种种未知，或可在精神领域自由翱翔，或可替他人打通健康的生命通道……再起码是做一对家庭有益，对社会无害之人。教育必须有这样要求多元、宽容多元、培养多元的机制，最忌惮一元化——若只会低头盯着一处，只懂挣大钱，做大官，则核心一失，全盘皆错，全盘皆乱。
时代发展到今天，最基础的东西已经得到改观了，国人的情结，是否可以不再成为“死结”？我们应更多地建立基本理念——以人的全面健康、健全发展为要义；回归到使教育可以让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需求，并发展自己的相关能力。这样，也许我们眼下的经济发展和对教育的投资（社会及个人）才有长久意义和价值。这一点，或者不是太过急功近利的眼睛所能清晰认识的，却是我们最应该明确指出的。（2014年7月6日）
ECFA的协商与挑战 篇12
根据ECFA共同结论, 两岸研究单位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ECFA对两岸总体经济发展有利, 但是对不同产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正负面影响, 将因竞争力强弱不同而从中获益或受到冲击。
由于ECFA“共同研究”具有引导未来协商方向的意义, 吾人可以从其内容掌握两岸当前对ECFA的共识, 以及未来发展所面对的挑战。
两岸ECFA共同研究彰显的共识
基本上, “共同研究”是各国和地区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的重要步骤, 主要目的是向其政府部门提供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等有价值的资讯, 同时, 促进加强各国和地区贸易关系及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的决策制定。
2007年4月间, 台湾前“经济部部长”尹启铭与中国大陆经济部陈德铭部长确立2009年8、9月间进行ECFA议题共同研究, 2009年10月后开始进行技术性协商等共识。其后, 中华经济研究院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 , 就洽签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台湾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 并于2009年7月公布《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影响评估摘要说明》;中国大陆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经贸大学及南开大学则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 分析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 并于2009年10月公布《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研究报告摘要说明》。期间, 两岸的研究单位经过多次讨论, 充分意见交流, 并于2009年11月进行共同研究。
如今, 《共同研究报告》具有向两岸政府部门提供建立合作架构的机会和挑战、协商应涵盖的项目、协商应秉持的原则等有价值的资讯, 进而引导未来技术性协商的进行。
综合观察两岸ECFA的共同研究建议, 两岸和高层所宣示的推动方向, 两岸至少已经建立多项共识, 包括:
第一, 两岸都认知到经济交流与合作目前已达到相当规模, 通过商签ECFA, 逐步消除贸易壁垒, 合理配置资源, 可以拓展合作领域, 扩大合作规模, 提高合作层次。对两岸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正面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对亚洲甚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
第二, 双方都认同可以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先达成总体性的框架安排, 再逐步协商各个单项议题。
第三, 就ECFA的“基本结构”而言, 根据“共同建议”所提“内容应涵盖两岸之间的主要经济活动, 包括货品与服务的市场开放以及经济合作等领域”, 以及“为让双方企业与民众尽早享受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部分成果, 建议商谈早期收获计划”, 同时, 为顺利实施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建议除了关税减让与市场开放内容外, 双方应及时制定相关贸易规则, 包括原产地规则、服务提供者定义、贸易救济措施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
相对地, 根据台湾“经济部”所公布《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 (ECFA) 可能内容》, ECFA协议本文将包括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第三章经济合作、第四章早期收获、第五章其他, 显示两岸都希望参考《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架构协定》的“逐步推进”与“先易后难”模式, 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或架构条文, 并同时协商“早期收获计划”与“清单”的共识。
ECFA涉及经济利益重分配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哈尔滨举办的首届亚布力两岸经贸论坛上表示, 由于“两岸经济协议”问题复杂度高,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稳妥操作, 要在第五次江陈会谈就签字, 会有困难。”由于这是在中国大陆各地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等均出席的会议上的谈话, 其指标意义值得注意。
事实上,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希望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第五次江陈会中签署ECFA的保守态度, 早在第四次江陈会中就已经透露出迹象。
在第四次江陈会中, 虽然江丙坤先生表示:“两岸洽签ECFA刻不容缓”, 但陈云林先生则以“将尽力推动回应”, 加上郑立中副会长表示:“列入第五次江陈会议题”, 但“未必要签”, 反映的是中国大陆对两岸能否于今年中签订ECFA, 持相当审慎的态度。该态度无疑反映出中国大陆对未来ECFA内容与承诺的可能影响与内部效应的评估, 以及ECFA在台湾内部蓝绿对立, 意见纷歧的情势之下, 未来在台湾可能面对的政治难题的观望。
特别是因为民进党反对ECFA的议题, 已在2009年县市长选举中产生效应, 加上第四次江陈会期间, 在野党对两岸洽谈ECFA的质疑, 甚至于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 显示未来ECFA的协商或进一步经贸开放, 将持续成为在野党抗议的焦点, 特别是2010年直辖市长选举胜负将直接牵动2012年的台湾领导人大选, 届时两岸议题将持续发烧, 朝野对立升高, 其对ECFA协商, 将投入一大变数, 中国大陆自然存在疑虑。
同时, 由于两岸未来在ECFA的后续协商中, 双方将对涉及实质市场开放的早期收获清单, 以及以“宣示性、原则性文字为主”的ECFA条文草案进行讨论, 均涉及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 也是陈云林表明必须“稳妥操作”的原因。
就实质市场开放的争议而言, 根据中国大陆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显示, 两岸贸易自由化后, 中国大陆的机械、模具、食品、服装、鞋类、皮革制品、化工及其它制成品产业的产出会减少。“经济部”提出早期收获清单项目近500项, 纳入石化中上游、纺织、面板、机械、汽车及其零组件等五大类产品, 可能影响中国大陆相关产业利益, 担心受到台湾产品所取代的影响, 特别是对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弱势产业与劳工就业的冲击, 将是其所关切的。未来若中国大陆担心产业利益受损而有所保留, 则可能拖长两岸协商所需时间, 甚至于产生谈判僵局。
此外, 目前中国大陆企业普遍认为, 两岸已入世多年, 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必须实现两岸贸易正常化, 对限制类中国大陆产品解禁, 要实行双向对等开放, 如钢铁、玻璃等迄今仍无法进入台湾市场反应较为强烈。中国大陆已经表达依据“台湾进口较多、台湾关税高于3%、对中国大陆产业利益较大”原则, 选择纳入早收清单的产品。
由于未来若纳入早期收获清单的中国大陆产品关税降幅过大, 则台湾产业可能因为担忧中国大陆产品与台湾直接竞争产品间的“价差”扩大, 而有被“替代的疑虑”, 也将拖长台湾内部讨论与两岸协商所需时间。
就ECFA愿景目标的“宣示性, 原则性文字”而言, 当局为争取民众支持ECFA, 坚持“绝不开放830项农产品”, “敏感类产品不开放”等政治承诺, 岛内目前货品农工产品税目近万项 (农产品2000多项, 工业产品7 1 4 5项) 。若未来在“序言”中表达两岸透过ECFA推动经贸合作关系制度化的“长期愿景及基本原则”时, 若ECFA参考“东盟加一在2010年建立自贸区的谈判目标模式”与“90%产品实行零关税”做法, 表明“明订多少年内建立两岸自贸区的目标”时, 势必衍生“在签署ECFA数年后, 必须开放敏感类农工产品”的争议, 进而衍生岛内政治压力。
综言之, 当局对ECFA的推动必须更加注意中国大陆对未来ECFA协商变数的评估, 并模拟其可能作法与对未来两岸ECFA互动的可能情境, 并有相应的“应变方案”, 才能有稳健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