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

工业化城镇化（共12篇）

工业化城镇化 篇1

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比较多且比较复杂,除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之外,也与城镇化和工业化相关,鉴于当前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正处于上升阶段,尤其是城镇化仍然具有很大的空间,城镇化所带来各方面的投资提高了能源的需求,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的提高也会提高生活能源需求。 城镇化提升了经济总量,而经济总量越大,能源的需求越大,当前很多学者认为,我国能源需求很大,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从直觉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但城镇化还会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城镇化使得能源消费科技含量更高、更具有规模经济,更加集约的能源使用方式, 使得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这两种效应都存在,也就是量的效应和质的效应相互依存,本文通过详实的数据和理论论证了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城镇化,而是工业化,打破了城镇化导致能源消费大幅上升的担忧,同时从工业结构的角度指出了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城镇化能提升能源消费的效率,因此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而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是能源消费的决定因素。

1文献综述

中国能源问题以及能源安全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也持续增加。由于当前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城镇化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人们担心城镇化会导致能源供求的不协调, 从而影响能源安全。

Ress、Peter[1]( 2005) 等认为能源需求主要取决于城镇化、生活水平等,全伟[2]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能源消耗越来越大。齐绍洲、罗威[3]等认为 ( 2007) 中国东部的以及中国的能源使用强度效率具有提升的趋势,但西部城镇化较低的省份能源强度使用效率并没有提高; 张雷、 黄国淅[4]等认为,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城镇占据了80% ,城镇化的提升将提升能源消费,城镇化的提升将给能源的时空保障带来较大的压力。 曲格平[5]( 1997) 通过对上海市的能源、资源分析说明工业结构的趋同和老式的工业,给能源和资源带来了压力,需要更加科学的GDP理念和产业升级来解决当前的矛盾; 罗乐勤[6]( 2003) 认为,城市人口的增加、能源性家电的需求造成了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林卫兵、施发启、谢利平[7]( 2011) 通过使用迪氏对数分解法分析GDP能源使用强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细分行业能耗强度下降导致,应该提高细分行业能源使用效率; 林卫斌[8,9]等认为,城镇化的过程中生活用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生活用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将得到提升,但有一个约为4年的滞后期,因此估计在2024年中国用能达到高峰拐点,达到平稳增长点。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城镇化固然能提升能源消费的总量, 但还是对能源消费的效率带来提升,也就是单位国民生产所消耗的能源将减少,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就不是一个线性关系。根据国际统计年鉴,中国2009年每GDP消耗7. 68吨标准油,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城镇化与能源消耗这么密切相关的话,即如果量的效应占据主导的话。意味着能源将成为我们的最大瓶颈,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约为53%1。如果按照城镇化与总能源消耗的线性相关的话,我国城镇化达到70% 或75% 的时候,总能源消耗将非常之大,能源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极大的瓶颈。 范进[10]( 2011) 从城市密度与能源消耗的负相关的结论,认为城市低密度化会增大能源消耗,因此,需要合理利用城市的空间布局,建立集中的城市发展模式; 曲格平认为中国城镇工业产业趋同导致一些无谓的重复建设使得一些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产能过剩,并提出加强城市产业规划来解决这一问题; 关晓吉[11]( 2002) 则从城市资源的消耗论述了一些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 从而提出了资源枯竭性城市发展的一些产业转型, 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罗乐勤 ( 2002) 认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能源消耗存在安全隐患,提出了城市居民合理利用能源的政策建议。

事实上,不仅仅是城镇化,工业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也非常大,如果忽视了这一个因素,光谈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全面。城镇化与工业化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在很多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并不同步,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化的速度很快,而城镇化的速度非常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直到1998年之后,城镇化速度有了更快的提高,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率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仍然远落后于工业化。

2工业化、城镇化与能源消耗的关系

2.1城镇化与能源消耗相关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从1978年的17. 98% ,提升到2012年的53% ,平均每年提升了一个点作用,我国的城镇化提升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也大幅提升,从1978年的57144万吨标准煤, 到2013年消耗了375000万吨标准煤,能源消耗总量提高将近7倍,城镇化提升与能源消耗的上升关系有多大呢?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年鉴 2011

从城镇化的提升来看,这两个虽然都在提高, 但步伐并不一致。尤其自2005年以来,能源消耗大幅上升,但城镇化率依然维持相对稳定增长, 这说明有更大的因素影响能源消费,而不是城镇化。

从弹性系数来看,城镇化于能源消费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并没体现很大的相关性。如1996年受国外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下降, 中国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城镇化率从1996年开始大幅提升,但此时由于工业的不景气,导致能源消费增速并未随城镇化的增长开始上升,能源消耗弹性下降幅度很大。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年鉴 2014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年鉴 2014

同时,从1996年开始城镇化的速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而电力消耗弹性却在下降,电力消耗弹性系数1995年开始急剧下降,到2002年有所上升,从2008年又开始大幅下降,而此期间, 从1996年开始城镇化大幅上升,2004年开始下降,2008年、2009年电力弹性下降的时候,城镇化速度又有所上升。因此,总体来说,城镇化的速度与电力消耗并没有显著的同步关系。

而从能源消费增长率和城镇化速度来看,两者也没有直接的相关联系,反而在一些时候还具有反相关性,这是因为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 政府往往通过放开户籍,加快城镇化的方法来提高内需,具有明显的反周期性。也就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能源消费也在低位,此时国家通过加快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城镇化加快的同时伴随着低的能源消费增长。

2.2工业化与能源消耗的相关性分析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能源消费与城镇化虽然有总量的相关关系,但其增量相关关系并不是很显著。那么,能源消费与工业化的关系如何呢? 我们看看图4。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年鉴 2014

从图4中可以看出,工业化速度与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从1990 ~ 1994年伴随工业化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以及电力消费也大幅增长,而在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工业化增长迅速减速,而能源消费增速也逐渐下降,在1998年见底之后,伴随着工业化的提升,能源消费也快速提升,在2008 ~ 2010年,都发现能源消费与工业化的显著关系。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能源消耗更多与工业化关系更密切,而与城镇化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关。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同步导致能源的消耗与城镇化进程不同步。由于2002年我国步入重化工业时代,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已经成为能源消耗的最大原因。正是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同步让我们看到了能源消费最大的主导因素是工业化而不是城镇化,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的重化工业是中国能源消费非常重要的因素。

城镇化提升并不代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这是因为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到了2003年之后城镇化与能源消耗才有了同步性。也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从世界的数据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请看图5。

数据来源: 《国际统计年鉴》2011

从世界各国的数据看,城镇化率高的地方, 人均GDP所耗能源往往较低,这说明城镇化率高的国家能源消费的效率较高,单位能源的产值较大,从而说明了城镇化进程并不直接带动能源消耗的上升,反而能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如中国在2007年每万美元GDP消耗了7. 96吨标准油,世界平均水平只有2. 94吨标准由,而其中高收入国家每单位GDP只消费了1. 86吨标准由。中国香港的每单位GDP的能耗只有0. 58吨标准油,中国香港的城市化率达到了100% 。 美国的城市化率为79% ,而每单位GDP能耗只有2. 04吨标准油,这说明城镇化率高的国家不一定能耗高,而能耗低的国家基本服务业都是比较发达的,城镇化率也比较高的高收入国家的单位GDP能耗只有1. 86吨标准油。这些高城镇化率的国家的单位GDP能源消耗却低于中国,说明城镇化率高并不代表能源消耗高,人均收入越高反 —98—而使单位GDP所消耗的能量越低,城镇化能够带来能源效率的提升,而中国香港的能耗的高效率更表明了能耗与产业结构确实具有相关性。说明城镇化率高的国家往往能源效率更高。

3能源消费的行业特征

由上我们已经分析了工业化与我国能源消费的相关性,为了证实我们的结论并且更加深入地了解能源消费的决定因素,我们再分析一下行业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在我国,工业耗能占总能源消耗的71. 8% ,工业耗电占电力消耗的73. 5% , 工业化毫无疑问是能源消费的最大因素,而体现到行业数据来看,根据2014年统计年鉴,采掘业、黑色金属冶炼业等是能源消耗的最大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钢铁产量为7. 86亿吨,占全世界总产能的49%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年鉴 2014》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能源消费占比最大的是工业,工业占用总能源的71. 8% ,其中制造业就占了59. 1% ,这就说明了中国的能源消费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工业是能源消费的最大使用者,城镇化对生活能源消费占一定影响,但由于总量生活用能也只占10. 9% ,难以成为决定性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城镇化上升较快的同时,能源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另外,农林牧渔水利等只占能源消费的2. 1% 。据了解,我国基础工业中原材料的消耗水平是发达国家5到10倍,而工业产品消耗也比一般的国外均值高出40% 以上2,能源使用受工业结构的影响非常大,重工业行业的扩大使得能源的消耗大幅增加。因此, 要提升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将工业发展走向集约化,走向高端,限制技术含量不高、过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工业,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中国的能源消费主要与工业化进程有关,而与城镇化的相关性较小,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中国过去十多年来能源消费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发展与能源消费具有直接相关关系。从行业来看,主要是由采掘业、制造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影响,由于生活消费的能源消耗占有率仍然处于相对低位 ( 10% ) ,因此还未能对总的能源消费起主导作用,导致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除了一些石油生产国之外,城镇化率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这是因为很多城镇化率高的国家第三产业较为发达,从而使得GDP相对较高,而消耗的能源相对较低,这也说明了城镇化本身并不会导致能源消费的大幅上升, 反而城镇化所带来效率的提升更显著。城镇化的效率因素大于城镇化的量的因素,因此,城镇化对能源集约使用具有积极意义。

4.2政策建议

中国的能源安全和能源使用是大家颇为关心的问题,我国要做到能源的安全和节约型使用, 并不需要担心城镇化提升所带来能耗的提升,城镇化与能源消耗的相关性并不突出,工业化才是能源消费主导因素,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能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要优化工业结构,提高工业产值的同时要注意提高技术含量,增加技术和科技的使用,减少能耗,走一条能源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样能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耗和能源使用。其次,对一些能源使用集中性的产业进行有效的改造,如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减少高耗能产业的数量,这样会有效的节省能源。不必对城镇化带来能源使用有太大的担心,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城镇化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因此, 推进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总之,我们要走一条低能耗的城镇化道路, 在此过程中需要对工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有必要对工业中高耗能产业的比重,如对能源消耗最大的钢铁行业、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等行业进行一定的限制。由于我国当前处于重工业以及重化工业时代,导致了能源的消耗较大。根据上面论述,城镇化对能源消耗效率具有提升作用。因此, 要解决我国能源消耗过大的问题,必须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对制造业中的一些仅靠能源、资源驱动型的要加以限制,尤其是对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如黑色金属冶炼业以及电力、煤气生产等行业进行限制,对科技含量高的可以鼓励,并且发展新兴能源,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消费道路。

摘要：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当前中国城镇化达到了53.73%,由于城镇化还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很多学者担心城镇化会带来能源消费的大量提升,影响能源安全。本文通过详实的数据和分析,说明了中国的能源消费最大的决定因素不是城镇化,而是工业化,工业和其中的制造业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导因素,决定了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和变动,城镇化并不会带来能源消耗的大幅上升,工业化的结构变动才是能源消费的主导因素。因此,城镇化战略并不会影响我国的能源安全,甚至能够促使能源效率的提升提高我国能源消费的质量,使中国的能源消费集约化。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工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并进行结构升级,从而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缓解能源供求压力。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能源消费,能源效率

工业化城镇化 篇2

通过阅读《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这本书，让我对知道我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促进互动发展,是科学把 握现代化建设规律,从我省全局和长远发展出发作出的推 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抉择。我觉得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工业化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省委九届四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 “ 一主、三化、三加强”基本思路,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开创了我省加快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总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不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性不够。从发展阶段看,我省刚进入工业化中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下简称“两化”),促进互动发展,才能加快缩小我省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才能有效避免工业化城镇化不同步、不协调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新型工业化是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开放合作;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内在动力,推动区域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城乡统筹、产业支撑、城镇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推进“ 两化”互动发展,就是要做到时间 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产城一体,布局上功能分区,产业上三产结合。

当前,我省正处于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攻坚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面临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实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启动建设成渝经济区和国内外产业向西部大 规模转移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两化”互动发展,是推进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遵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规律、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是把握我省发展阶段 性特征、重塑“四川经济版图”的战略举措。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加快推“两化”互动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抢抓机遇、顺势而为,统筹兼顾、大力推进,努力保持“两化”快速推进势头,不断提升我省在西部和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城镇化要避免走“工业化老路” 篇3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有客观规律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政府要有一点敬畏之心，要多向市场学习。

问题：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

在周其仁看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二者相辅相成。然而，目前我国出现了“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的现象。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衡量城镇化的指标就是“城镇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个“率”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目前，我国工业化指数（即工业化率）是47%，城市化率约为52%。咋一看，这两个数字很吻合。但事实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指数大概是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这个趋势是，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周其仁说。

“城镇化滞后，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体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凑到一起去，妨碍了城镇化这个潜在趋势的出现。现在，这一趋势挡不住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30多年的流动，社会被激活了。现在每逢过年，22亿人次在路上，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没听说过的。再过30年，中国人还这样‘兵荒马乱’似的跑来跑去吗？他总得落脚在什么地方。”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首先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理外观的城镇。如果没有相应关系的调整，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城镇化。城镇化要允许人的流动迁徙，允许企业把总部放这里，也可以放在那里。这个自由越大，城镇化就越能健康地发展。

担忧：重走工业化老路

“过去，在工业化阶段，中国走得比较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一看发达国家有，我们就开始布局。在上海，纺织厂从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开，看起来很对，但时间一长，糟了，因为有些地方搞纺织，会比上海好得多。这样，纺织厂就变成了包袱。”周其仁感叹道，过去搞了很多类似的国家定点工厂，后来都不了了之。

周其仁认为，工业化的教训至少有一点要吸取：政府是铿锵有力的，政府也有很大的信心优势，有高质量的官员和专家系统为其服务，可以把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包括正路、弯路都看明白。但是，政府来主导这个过程时，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预见的，一旦出现错误，会造成很大浪费。

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浪费已经开始显现。

周其仁指出，过去20年间，进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大概占到了总流动人口的45%，很多大城市不堪重负，“即便户口不开放，人还来啊”。与此同时，很多县城和新兴开发区拥有很宽的车道，各式各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没有人气。

“政府主导，很强硬，非常硬。比如我是县政府，我要造个城，但我造了城是不是有人来？不一定！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哪里修基础设施有可能是不吻合的，一旦对不上，浪费就大了，两头都有浪费：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投资不足，老是堵、老是乱；同时，一些地方修了很多东西，花了稀缺的资源，但是就沒有人去。”

周其仁向记者表示：“讨论城镇化一定要知道一点：城镇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它不以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人往那儿流动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不能说我反正有权，我今天做个规划，然后‘乒乒乓乓’就去实施，政绩就出来了，过几年我就升了。”

办法：引入市场机制

“现在，如果要走城镇化道路，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提给全社会，提给政府、专家和企业：过去不让人流动时，国家有一个布局；现在，人们可以外出打工，年轻的学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大家双向选择，这时候人们会如何流动？这里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行政系统是比较硬的，处长上面是副局长，副局长上面是局长，城市也是有级别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首先得学习。因为人口往哪儿流动，公司往哪儿搬，项目往哪儿摆，他们到底聚到哪里，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应该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商人是追逐利润的，但是获得利润的前提是要满足消费者。市场灵得很，它通过相对价格，让不完全知道的事情变得相对容易知道。”周其仁认为，人往哪儿去，市场会有信号出来，一定要根据信号来做决定。

关键：政府要多向市场学习

“红利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但是红利是什么？红利是满足了消费者以后，消费者返给的奖励。所以，要获得城镇化的红利，首先一条是要琢磨透人到底要什么，并不是说你有钱有权就可以搞个城市，然后把人圈在里头，国王都没有这个能耐！”周其仁说，政府要尊重这个道理，“只有先得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获得红利。

周其仁强调，政府现在不能完全靠长官意志，要加强和社会的互动性，多向市场学习。“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是政府做的，但是政府也在招标，请很好的规划公司来做，这个苗头已经有了。还有，一些政府注重规划的开放性，面向社会，听取各方的意见。但是，对于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城镇化，需要让这种新的体制机制成长得快一点。”

城镇化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周其仁认为，两方面的作用都要有：对政府而言，要多向市场学习，要注意市场的信号，否则就会出现盖了房子没人买，建了工业区没项目去的尴尬；同时，对于市场和企业，也要知道城市建设跟单一的项目和投资不同，它有很大的外部性，企业的一个行为会牵动包括公众在内的其他因素，整个系统都会受影响，因此，城镇化也不完全是商业利益可以主导的。

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辨析 篇4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涵义

新型工业化的主体涵义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不是重工业,甚至不是工业,是服务业;所谓现代制造业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服务的内容,甚至变成主要内容了。

1.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提出了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直到今天,这种转变却仍然没有最终完成。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人口转移以及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使经济常常在速度与效益间“摇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我国已经出现买方市场以来,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仍然屡禁不止,即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只有从国内外二个方面着手把握。从国内发展看,在新的庞大经济总量基础上,按照过去的增长方式谋求GDP总量再翻两番,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国家财力日盛,可以集中财力办一些以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从国际竞争看。中国加入WTO、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若能抓住机遇,不仅可以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既能调整结构、又能提高效益。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2年10月,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措施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并列入政治报告。

2. 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

目前,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和体系界定还没有统一定论。有理论工作者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大致由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构成。

服务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发展潜力巨大、资源环境亲和的特点,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它不仅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更在经济增长贡献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服务业结构调整和梯度转移的新形势,要求中国不仅要发挥既有优势承接制造业转移,也要下大力气承接服务业转移,使中国既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也成为国际服务业中心,避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紧迫性才算是抓住了根本。

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分工与技术进步的有机结合,影响技术创新方向。在信息业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时代,只专注于制造环节,走为跨国公司“打工”的“二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中国经济完全应该、也完全有能力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为改造传统产业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开拓出巨大战略空间。因此,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捏”在一起,通过创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尽快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

二、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镇主导作用

现在,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只要认识正确、思路清晰、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城镇化就会为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

1. 城镇化有利于创新发展

城镇化有利于原始创新。城镇能便捷了解市场动态、科技动态,是科研信息、市场信息的集散地,并且,城镇越大,越能便捷提供新产品开发所需的配套服务;越能集中各方面人才,通过集约投资、降低风险加速推动创新发展;越能拥有高效的营销系统,保证创新成果尽快为消费者接受、取得市场竞争优势。

城镇化有利于接受创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的区域技术时—空传播理论认为:创新传播路径是一定的。决定一项新技术接受时间与速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用人口表示的区域规模,因其代表了企业家与产业的空间集中度以及市场潜力。较大城镇社会结构良好,是较大企业的聚集地,集中了较多能够更快采纳创新的技术人员、管理者与研发专家。

2. 城镇化直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其业务、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也因其天然的有利条件,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着大发展的平台。

城镇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单位交易成本的高低或交易活动的效率取决于交易技术、社会经济状况和交易方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城镇因其聚集而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成熟的交易技术和交易方式,同时,集聚了的城镇又使大量外部交易在内部进行,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

城镇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国外理论研究表明:从全球角度看,城市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创新和市场的集中所在地。显然,这个研究成果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较高的相关性。高附加值、为生产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往往与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源、信息和工业企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载体。

3. 城镇化对新型工业化具决定性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将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成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城镇既是专业服务的生产地,又是服务创新和服务市场的关键区位。城镇化将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着主导性的决定作用。

有理论工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农业落后,拖了工业的后腿,不如说城镇化滞后,影响了农业,连累了工业,阻碍了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导致服务业资源相对分散、集聚不足,制造业链条上的前端研发与后端营销等关键环节,由于得不到相关服务体系支撑,而不得不在工业企业内部消化,既增加工作难度,不利于创新发展;又增加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

城镇化发展可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较大回旋、调整空间,特别是在不确定性风险状况下,这种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对任何产业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城镇因其聚集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润滑作用:无论是对新建企业和产品处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企业,是对那些客户经常变换和服务对象高度专门化的生产性服务业,还是对以顺畅的供应链管理为基础实现高效运转的工业企业都具有特别意义。

三、围绕城镇化推进工业化

鉴于前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实践中处理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围绕城镇化、推进工业化。目前,理论界仍有人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一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人也用主要精力在关注工业化。这些理论观点与实践态度既源于对前述拓展了的工业化内涵认识不够,又源于对城镇化本身的认识误区。

1. 观念上的误区

把城镇化发展简单等同于工业化。不惜代价引进工业项目,强调建工厂、建制造业基地。这一错误观念的源头在于把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理论结论过于绝对化,忽视了城镇化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联系,认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了工业项目、有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水到渠成了。

把推进城镇化片面地等同于城镇建设。超越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类投资如果来自财政性资金,就会直接挤压公共财政支出;如果来自贷款性资金,就有可能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源于此类观念的一系列行为,既会浪费宝贵的财政资源,也会抬高农民进城成本,甚至变相转嫁为农民负担。

2. 实践中的失误

观念上的误区必须带来实践误入歧途。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一些城镇热衷于通过修编城镇规划,设置开发区,县改区、乡改镇等,拉大城镇框架,扩大城镇占地面积,以获取土地开发的短期收益。很多市县城区规划面积的扩张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过去15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88%,而城镇建成区面积却扩大1.4倍。目前,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统计口径变动和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

3. 正确的城镇化态度

城镇化重点在“化”字上做文章。城镇化并不专指小城镇,而是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将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将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转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增强一国综合国力的过程,它意味着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化。

城镇化下一步发展的总体考虑是: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定居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改革体制、完善政策、健全规划为重点。最终目的就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将农村富余人口由农村居住转移到城镇居住。在实践中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做文章。首先,破解观念误区,改变靠行政手段、急功近利推进城镇化的做法。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农村新一代劳动力能掌握一定劳动技能,使他们有能力在城镇安家立业。第三,在编制城区规划和进行城区建设时,不仅要以城里人为本,也要以进城的农村人为本,统筹兼顾,一并考虑。

摘要：自新型工业化概念提出后,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关系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尽管微妙但却影响深远的新变化。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二个方面着手,在分析新型工业化涵义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主导工业化的理论观点,并着眼实践提出了围绕城镇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操作思路。

经济全球化与工业化城镇化 篇5

摘要：经济全球化正在推动全球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发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利用机遇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与产业改革等，都是新的挑战。对于我国，经济全球化无疑促进了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对此带来的问题也必须重视。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劳动力流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为此，可从三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 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 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 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目前经济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经济全球化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即生存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佳配合置。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

一经济全球化与工业化发展

所谓工业化，主要是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征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来的，从“一五”计划算起，我国为实现工业化已经奋斗了半个世纪，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总体上看现在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突出表现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占50%左右；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从根本上说，工业化过程就是伴随科技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十六大报告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针对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部署，即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这就为我们推动工业化、现代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首先，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含量高，发展速度快，渗透力和带动力强，特别是要加快信息产业的开发，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使国民

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其次，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处于工业中心地位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动机。

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其中的科技自由化，是指各国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是经济全球化最新拓展和进展迅速的领域，表现为，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大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国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典型代表，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又可以使中国能更快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及出口商品结构，强化经济竞争力。

二工业化发展的影响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却相对缺乏，在最近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把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发展方向来看，存在着以消耗资源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先发展后治理的现象，存在很多浪费资源与破坏环境的问题。这样来看，中国推进工业化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矛盾，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以下一些问题。

中国过去的发展给环境带来很多问题，例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在污染物排放量大，污染结构发生变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态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另外，土地浪费严重，在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中，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和厂矿建设占用农业耕地现象，使可耕种面积减少。还有资源短缺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能源不足、环境破坏问题突出，资源开发与节约不受重视等都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提出试行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且在我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趋凸现,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所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工业化与以往的工业化路子相比较，中国将要实现的工业化必须符合五个标准：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科技含量高，就是要加快科技进步以及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运用，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所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求。现代的工业化是一个效率至上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国工业增长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本质上是西方工业技术路线与中国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差距。因此,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然是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有效途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制度保障。实施新型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只有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工业税收价格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结果。“。

还有最总要的一点就是资源消耗低，即充分考虑中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实际，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向节约转变，转变生产方式和消

费方式。环境污染少，就是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从宏观管理入手，注重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避免走旧工业化过程中的先污染后整理的老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要从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制定推进工业化的具体政策，处理好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能力。纵观世界发展史，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都与时代紧密相关，成功的工业化都是吸收和应用当时最先进技术的结果。

三城镇化发展以及劳动力流动

城镇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象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新型业态，特别是研究开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保险业、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等，必须依托城市发展才能得到扩张。不仅如此，城市产业的繁荣和高回报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流人，这些要素的整合将会进一步诱发新的技术创新和流动，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OECD，2010)。因此，城市是现代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区域。城镇化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促进人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大大降低了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成本。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优势也是明显的，这种优势不仅是因为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还因为城市集中了优秀的相关人力资源。另外，城镇化有助于促进政府治理的改善。当农民离开农村聚集在城市之后，会从多方面影响政府治理。城镇化使政府与民众的距离空前的拉近了，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容易观察和监督。人口的集聚推动了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化和分工，民意表达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专职化，公众意见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是由于人口聚集程度低、居住分散，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因此，在争取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农民这个数量更大的群体反而缺乏与城市居民对等的影响力。

但是，城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更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达到的小康是不均衡、不完善的，而城镇化也如此。另外，我们现在处于城镇化的加速期，类似于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一样，这也导致沿海与内地城镇的差距变大，这样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的流动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人口分布，使得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严重，甚至还会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耕地荒废等问题，同时又出现留守儿童的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城镇来说，虽然多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能够有效的促进城市建设与发展，但是大量的人口涌入加重了城市就业和管理的负担。使得本来就不够宽敞的城市显得更加拥堵，从而造成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加大，交通负担加重，城市的管理成本大大加大等一系列的问题。

另外，从以上这些问题之中，可以透视到我们现行机制体制中存在的深层障

碍。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城乡教育体制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阻碍；农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另外，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无序盲目流动，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鱼目混珠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规范的招工程序，没有准确的招工信息，没有善后的“输出”服务，农村劳动力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闯入了茫茫城市中，其后果可想而知。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保障、维权工作带来了难度，也难以形成规模化、正规化的经济。

工业化城镇化 篇6

关键词：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45-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9.11

最早有关工业化实质的描述可追溯至威廉·配第的“不同产业的利益差异会驱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基于此库兹涅茨提出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农业产值比重会逐渐降低，与之伴随工业产值比重逐渐增加。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城镇聚集起大量的工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这也就是理论上所说的城镇化。所以，衡量工业化水平通常会用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或者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通常会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一、美国、日本的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变化

理论界一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消耗大致呈现“S”型曲线。同时也承认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面积的影响受到诸如土地资源的丰裕程度、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1]。美国和日本在战后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模式都存在很大不同（见表1），所以战后美国和日本的耕地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

由于美国土地资源丰富，存在大量未开发利用的土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需要大量建设用地，未开发土地逐渐被利用，未侵占耕地。二战前美国在经历工业化高峰期，耕地面积随着农产品需求增加也相应增加。二战后美国工业化进入了以技术和知识投入为主的阶段，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粮食价格稳定，耕地面积也表现为平稳发展的态势。日本国土资源狭小、人口众多、耕地后备资源少。战后日本进入工业化高峰期，为了恢复在国际上地位，在选择经济起飞的主导方向时选择了重工业。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是片面情调重工业，轻视农业。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必然要求建设面积大量增加，加之耕地后备资源稀少，建设面积侵占耕地，所以二战后日本耕地变化表现为耕地减少数量不断增加，而后平稳减少的特点[2]。中国现在也正在经历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同日本相似也是土地资源稀缺、人均耕地面积狭小的国情。中国的耕地面积近年也是呈减少趋势。如果对建设用地的粗放利用不加控制，耕地面积减少可能会突破“18亿亩红线”，中国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二、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变化——以河南为例

河南省是目前中国国情的缩影。目前河南省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3]。2009年河南省土地总面积16560 khm2，其中耕地①面积8081khm2（12121.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8.8%。耕地总面积所占比例为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0.0867hm2（1.29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的常用耕地面积1990—2008年分别为：6933、6920、6888、6871、6830、6806、6786、6773、6834、6826、6875、6907、7263、7187、7178、7201、7202、7202、7202khm2，呈现先减少、后增加、最后逐渐趋于稳定的趋势，主要是受以下三个关系影响。

（一）工业化水平与常用耕地面积

从图1②可以看出，1990—2000年河南省的工业化水平和常用耕地面积反向变化关系较明显。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建设用地需求增加，新增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河南省在全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工业化水平下降，常用耕地面积增加。2000年后河南省政府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审批，加强耕地复垦，常用耕地面在2001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此后耕地面积基本平稳。常用耕地面积和工业化水平间的反向变化关系结束。

（二）城镇化水平与常用耕地面积关系

首先，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在工业化早中期特别是中期，工业在经济中地位迅速扩张，侵占大量耕地，工业化和常用耕地面积间的反向变化关系明显。在工业化后期，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发展迅速，吸纳大量非农就业，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化和耕地变化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显现。

其次，河南省是人口大省，由于人多地少，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不放弃农业的基础上从事一些非农产业活动，经济环境好、机会多进城打工；反之，在家务农。而这些人是无法进入统计数据中城镇人口和城镇就业人口的。受到这一因素影响，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统计年鉴中查阅出的城镇人口比重未受影响。

受上述双重因素影响所以这一数据和耕地变化的相关关系不明显，自1990年起至今一直平稳上升（见图2）。

（三）建设用地侵占与常用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减少的类型主要包括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增加耕地面积主要靠复垦开发补充。在未利用土地有限前提下，建设占用直接导致常用耕地面积减少（见图3）。

2000年河南省对基本农田进行了调整划定，将国家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全部落实到地块，特别是2004为确保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确保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目标的通知》，建立了占补平衡工作目标责任制，自此耕地面积保持不减。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自1999—2009年，在过去的11年中河南省在耕地保护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主要得益于河南省政府在1999年下发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确保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目标的通知》，并且严格执行。未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进行，要确保耕地占补平衡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现多补少占。

（一）立足省情实现耕地的集约使用

目前，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进入加速期，对土地资源消耗进入“S”型曲线的后半段，也进入加速期。2009年河南省土地总面积16560khm2，其中耕地面积8081khm2，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48.8%。耕地总面积所占比例为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未利用土地1848khm2，未利用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1.16%，土地利用率为 88.84%。河南省未利用土地资源有限，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开发难度较大。耕地增加只能通过集约使用耕地实现。由于人均耕地数量少，且耕地肥沃程度差异大，集体农地在分田到户时多是按土地的等级划分给农户家庭的，土地使用非常细碎，田埂、田垄占用了大量土地。另外贫瘠的土地往往也被农户家庭撂荒。农地流转是改变耕地使用细碎、贫瘠土地撂荒实现耕地使用集约好办法。农地流转使原来撂荒的边角土地、边远土地、贫瘠土地都被利用起来，农业大户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经营权后，可以平整过多的田垄、田埂增加耕地面积。

（二）治理“农村空心化”实现居民点用地集约化

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河南省出现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第一，“一户一宅”在现实中随着核心家庭结构出现很难贯彻执行。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4]。但是农村现有的家庭结构多为核心家庭，未婚青年结婚要有新房时下已经成为结婚的前提条件，一户一宅在推行中遇到阻力。老人眷恋邻里关系留守老宅或者因老人故去或者因年龄原因搬入新宅，村中心老宅空置率高，造成居民点用地浪费严重。

第二，人均耕地低于全国水平，当地缺乏非农就业机会，成为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不仅是人口大省还是人口流出大省。近几年，河南省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在1.2亩左右，仅靠土地就业无法承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加上河南省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少，青壮年外出务工普遍，未婚外出打工者多为青年，父母身体健康可以应付农忙者，年节才会返乡。年龄稍长已婚者，由于家中缺乏主劳力农忙季节返乡，这部分外出务工者的宅基地基本空置率高。

空心村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村为社区将农村分散的土地集中，进而整理出大量闲置用地用于补充耕地。2009年，河南省滑县将18个村庄并成一个新型社区，实现节约用地171hm2，节约的用地可以用于复垦和补充耕地，也可以腾出建设用地，有效减少建设用地对耕地侵占。

（三）优化产业结构

河南省正处于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目前煤炭、有色、水泥、电力、化工等传统型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均为河南省的优势产业。在这一阶段，工业化对耕地过度需求和依赖直接导致其减少。美国、日本经验启示，在重化工业阶段加快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转换是根本之策。从长远来看，优化产业结构是从根本控制建设用地快速增加的办法。

积极推进农地流转、稳妥实施新型农村社区最终只要达到一个实现集约用地的目的，通过节约用地来缓解目前建设用地快速增加的有效办法。从长远来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最终要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和依赖才是从源头上控制建设用地需求快速增加根本办法。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曹玉红，曹卫东，丁健.快速工业化中耕地变化与保护[J].中国农学通报，2007（6）：529-535.

[2]李魁.东亚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总量变化的协动性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10（10）：86-95.

[3]栗洪伟.河南工业化进程及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J].管理工程师，2011（3）：6-9.

工业化城镇化 篇7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小微企业,困境,机遇

1 相关概念与内涵

1.1 城镇化的概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集聚, 在此过程中产业与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 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多, 城镇人口规模和地域结构、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与社会变迁的过程。

1.2 工业化的概念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经济不断提高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 它的演进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镇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 即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 同时工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并推动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由乡村到城镇的转移等。

1.3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

城镇化是工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产物。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既是一种相互联系, 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犹如孪生同胞, 同生同长或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二是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土壤;三是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加速器,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四是工业化以城镇化为基础, 城镇化反过来作用于工业化;五是工业化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城镇化则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1.4 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 2011年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小微企业概念, 即目前主要指产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产品成本服务种类单一、规模和产值较小、从业人员较少的经济组织。

小微企业在税收上的概念和其他部门略有不同, 主要包括三个标准, 一是资产总额, 工业企业不超过3000万元, 其他企业不超过1000万元;二是从业人数, 工业企业不超过100人, 其他企业不超过80人;三是税收指标,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符合这三个标准的才是税收上说的小微企业。

2 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90%的企业是中小型的企业, 中小企业解决了中国75%的劳动力, 自1978年以来, 我国的小微企业发展迅猛,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是创业富民的途径, 在增加就业、提高税收、维护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小微企业以其创业和管理成本低、操作便利、应变灵活机动等优势成为了人们选择就业的首选, 因而也成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其中发展迅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在众多的创新主体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其有种种大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市场经济中小微企业有着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发展小微企业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2013年末, 全国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小微企业法人单位785万个, 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95.6%。其中, 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工业234.2万个, 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28.5%;批发业169.8万个, 占20.7%;零售业103.1万个, 占12.6%。

小微企业从业人员14730.4万人, 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50.4%。其中, 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工业7403.6万人, 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5.4%;建筑业1675.4万人, 占5.7%;批发业1457.8万人, 占5%。

小微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38.4万亿元, 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9.6%。其中, 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工业40.8万亿元, 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6.8万亿元, 占7.9%;房地产开发经营18.7万亿元, 占4% (详见表1) 。

为国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和近三分之二的所得税, 小微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然而, 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影响, 小微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普遍较低, 企业信息化率还不到3%, 仍然面临管理不规范、融资难、效率低下、竞争能力弱的问题, 严重制约了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注:表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服务业和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法人单位4.8万个, 从业人员72.1万人, 资产总计0.3万亿元。

3 城镇化与工业化给小微企业带来的机遇

3.1 小微企业在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困境

(1) 困境之一:相当数量小微企业结构升级难。

各类新兴行业和新型业态的小微企业不断涌现, 但大多集中在传统行业, 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比重仅为4.62%。因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因素相对匮乏, 相当数量的小微企业结构升级转型升级较为困难。

(2) 困境之二:小微企业定位模糊。

在当前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下, 小微企业面临许多困难, 加之本身定位模糊, 遏制了小微企业的发展, 因此, 小微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和发展规律;国家的政策调整, 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 精准把脉, 准确定位, 找到最适合的发展平台。

(3) 困境之三:小微企业存在自身短板。

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的影响, 小微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普遍较低, 而其中实现信息化的比例不足3%。由于缺乏信息化的支持;业务流程相对简单;业务与财务关联度不高;这些短板遏制了小微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2 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小微企业的机遇

在国家进行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 一方面将会给传统小微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另一方面也会给小微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和机遇。

(1) 机遇之一:城镇集聚了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 是小微企业发展的舞台。

小微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城镇的优势———城镇的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信息网络等等条件集中力量发展, 同时城镇产业聚集带来的聚集效益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更大规模的企业集群。

(2) 机遇之二: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是小微企业人才输出地。

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 比上年末提高1.16个百分点, 如表2所示。

就业持续增加。201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77万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8240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 略低于上年末的4.09%。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 比上年增长2.4%。其中, 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 增长1.7%;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 增长3.6%。

大量的农民工和城市下岗人员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当地小微企业, 为小微企业集群提供了人才保障。

(3) 机遇之三:不断完善多样的城镇金融服务为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相对农村地区来说, 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各方面的设施, 会吸引大量的小微企业, 尤其是城镇丰富多样的金融服务, 可以满足小微企业资本的需求, 有利于小微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实现小微企业的产业集群。

4 以城镇化与工业化为契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

4.1 完善政策、加强引导, 全面营造良好的小微企业发展环境

(1)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小微企业将面临:世界经济将增长缓慢, 出口锐减和内需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 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环境污染、资源损耗加剧, 节能减排将成为企业发展的趋势。仅仅依靠小微企业自身转型升级是不现实的, 还需要中央和地方要推出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 引导、扶持小微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转型升级。

(2) 落实政府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负担。

国家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认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 免征税务部门收取的税务发票工本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 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相应地, 各个省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针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 积极鼓励、促进和扶持小微的企业的发展, 如何落实到实处, 切实让小微企业受益, 是各级地方政府着力解决的首要任务。

4.2 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金融体制

(1) 规范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 提升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 加快小微企业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解决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困难, 一方面小微企业要积极加强与各级银行的联系与沟通, 解决企业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另一方面, 各级政府要制订有利于小微企业贷款、税收、人才和融资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促进人才流动;完善各种类型的融资渠道;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体系。

(2) 提高对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服务, 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加快建立“小微企业-企业协会-银行”三位一体的信用担保体系, 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尽快建立小微企业资源、信用网络, 定期发布银行信贷、信用等级、纳税缴费、人才技术、政府政策等信息, 及时地为小微企业提供信息资源, 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完善的担保服务。

(3) 加快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

积极鼓励各类机构从事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信用担保业务, 并给予这些机构一定的政策优惠, 从事信用担保业务的机构要报送担保业务情况和财务会计报表, 要对受保项目具有完善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追偿与处置机制;通过政府指导和推动, 社会各界参与并监督, 逐步建立起小微企业自律为基础、政府和信用服务机构共同参与、诚信效果可评价、诚信奖惩有制度。要加快公共征信平台与金融机构的合作, 建立小微企业的省级信用评价体系网络平台, 逐步扩大到国内联网。

4.3 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提升小微企业的竞争力

(1) 创新营销和商业模式。

小微企业可运用搜索推广、网盟推广、品牌专区、搜索引擎优化等搜索引擎营销模式、微博和微信平台, 抓住互联网与企业营销相结合的机遇, 将电子商务业务主要集中于B2B信息流, 为所有人创造便捷的网上交易渠道, 大力拓展经营领域。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分销渠道和市场机会, 使小微企业降低对传统市场中主要客户的依赖及营销费用, 并从互联网中获益。

(2) 加强人才队伍培训。

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会带来大量的劳动力, 小微企业要拓宽用工渠道, 突出培训作用, 一方面, 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 使其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和城市生活;另一方面, 要培训管理人员, 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 并逐步提高职工福利待遇, 健全职工社会保障。

(3) 促进小微企业产业集群升级。

运用先进适用技术以及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快技术升级, 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要拓展小微企业产业链, 在技术改造中通过加大研发投入, 突破核心技术, 开拓市场, 力求将产业链向两端延伸, 控制“微笑曲线”两头的核心技术、营销与服务。要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鼓励企业大力研发新产品, 积极引导企业树品牌、创名牌, 提升企业的无形资产, 推动上下游企业分工协作和专业化市场的发展, 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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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免征小型微型企业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财综字[2011]104号) [Z].

[8]财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的通知.财税[2011]105号[Z].

工业化城镇化 篇8

一、防城港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态势

(一) 工业化现状

防城港建市20多年来, 经济总量迅速增加, 地区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7.347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57.5亿元, 工业总值也由1993年的4.1299亿元增加到了199亿元。产业结构渐趋合理, 产业结构由1993的0.36∶0.24∶0.4调整为2011年的0.14∶0.53∶0.33, 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45.3%。立足港口和区位优势, 以工业化为导向, 以工业园区为主要建设平台, 促进产业集聚, 工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目前,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较多, 如人均GDP水平、工业化率、产业结构、比较劳动生产率, 等等。本文选取工业化率以及产业结构衡量防城港工业化程度。按照工业化率划分, 当工业化率达到40%~60%时, 即处于工业化中期, 如图1, 2008年防城港工业化率首次超过40%, 2011年已经达到45.27%, 可以认为防城港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2011年底, 防城港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53%, 远远超过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33%。按照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当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 且第二产业比重超过第三产业时, 就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据此判断, 防城港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二) 城镇化发展现状

近年来, 防城港市以大城建为核心, 突出“滨海、门户、生态”三大特色, 按照“三湾三岛一核心六组团”的总体布局和“四沿线、四片区、两景区、两改造”的建设重点, 积极推进城市建设百项工程,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至2011年末, 全市城市建成区面积达48.97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比重突破50%, 基本形成由“一个中心城区———三大城区———十六个镇”构成的城镇体系。

单位:百分比 (%)

单位:百分比 (%)

衡量城镇化水平, 一般采用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从上图2明显看出近年防城港市与广西及全国城市化率相比的情况。2011年末防城港市常住人口87.84万人, 城镇人口44.08万人, 比2005年增加12.30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为50.18%, 比2005年提升9.56个百分点, 城镇人口比重比全区高出8.38个百分点, 比全国只低1.09个百分点, 在广西14个地级市中排名第4位。可以说, 防城港的城镇化相比于区内以及全国来说, 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三) 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现状

按照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时的速度不同,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发展、城镇化滞后工业化发展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判断一个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关系可以用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2011年防城港城镇化率为50.18%, 工业化为45.27%, 它们的比值为1.11。同年全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 工业化率为46.8%, 它们的比值为1.10。与全国平均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以及它们的比值相比, 防城港均相差不大。直观来看, 防城港的城镇化率略微高过工业化率, 与全国相比也相差不远。但从全球的情况看, 防城港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 还是偏高不少, 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 并非理想的“两化” (工业化、城镇化) 协调发展。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2010年全球平均城镇化率为50.9%, 与防城港相当, 但是工业化率仅为26.1%, 远低于防城港。防城港“两率” (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 比值为1.11, 全球的平均比值为1.95。 (50.9%/26.1%=1.95) 。防城港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 在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中, 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就更为显著。2010年, 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 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 法国为4.11, 英国为4.09, 德国为2.64, 日本为2.48, 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 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 都高于防城港, 可以说, 防城港的城镇化任重而道远。

从上表1可以看到, 近些年来, 防城港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甚至有学者认为已经偏快了。但是跟全球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防城港还是处于“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地步, 从理论上来说, 防城港的城镇化相比于工业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防城港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工业化城镇化互动融合发展效应滞后

尽管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轮驱动对防城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 但从横向对比看, 仍存在产业结构水平与产业集中度偏低、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和工业装备水平较低、城镇经济集聚能力和辐射功能偏弱、很多城镇性质和功能不明确且缺乏特色、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较弱、城市建设资金投入较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等问题。

2011年, 防城港市GDP为413.77亿元, 在全区排名第13位。由于工业化率相对不高以及工业结构不尽合理, 工业对全市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力度仍显薄弱, 对城镇化的推动效应不明显。虽然从数据看, 防城港在2011年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 但这其中包括很多居住在城市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 这部分人口由于没有城市户籍, 不仅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带来的福利, 甚至抑制了他们的消费水平, 延缓了工业化进程。不仅如此, 由于防城港城市化远滞后于工业化, 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没有进入城市, 工业品需求的本地市场没有启动, 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不够明显。

(二) 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阻碍城镇化进程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 农耕时期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 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工业上, 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力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上来看, 三次产业吸引劳动力的大小不同, 对经济发展及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也不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吸引劳动力能力及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最大, 其次是第二产业, 最后是第一产业。工业内部产业吸引劳动力的能力又有所不同, 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引能力最大。虽然近几年防城港工业发展迅速, 但对于能够充分容纳企业周边城镇富余劳动力的传统产业重视不够, 导致工业化进程加速, 但劳动力吸引能力没有提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发展。

(三) 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理想的城市化进程应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 融合发展的。而防城港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则滞后于工业化, 道路交通、给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功能还不能满足工业化进程需要, 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生活环境等城市生活功能也不能满足工业化积聚人才需要,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市政基础设施不齐全, 城市服务功能不完善。特别是目前中心城区里仍存在城中村, 县级及以下的小城镇存在许多低层次的落后面貌。城市生产服务功能水平低, 影响产业项目引进建设。相对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脚步, 防城港的城镇化进程有些滞后。

五、加快防城港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面对防城港工业化、城市化相对落后的状况, 要实现其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必须坚决按照中央、自治区党委及政府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 把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作为防城港当前和今后的主导方向和核心战略, 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 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融合道路。

(一) 坚持科学布局, 着力优化城镇规划

科学规划防城港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明确其城市空间结构、职能特点、主导产业及其发展方向。把“三岛三湾一核心六组团”的城市框架作为防城港市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来规划、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中心城镇、重点镇、适度发展一般建制镇。对一些经济无特色、区位无优势、资源较贫乏的乡镇, 可以通过区划调整与相邻的乡镇合并,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其次, 注重塑造具有特色的城镇建设。结合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人文自然景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按照“农村城镇化、城镇特色化”的要求, 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地推进建设。

(二) 大力发展临海港口, 以大港口促大工业发展

推进防城港市的工业化进程, 必须立足港口发展临海工业。港口、物流和工业, 是相互促进, 相互依存的, 不能割裂开来, 要利用港口大力发展物流, 以物流促加工, 以加工促港口, 实现以港口带动临海工业发展的新突破。在政策制定上, 要从过去的“以港立市”转变为“以港引工、以工促港、港工互动”。初步形成了“前港后厂、前港后区”的格局, 实现了港口带动临港工业发展的新突破。在新的形势下, 在保持大西南出海主通道的同时, 通过加快建设更大泊位和实施多元化经营, 实现由第一代港口向第三代第四代港口的迈进, 把企业发展成为一个以港口为主业, 运输、物流、加工工业多业并进的现代化产业集团, 才能适应港口自身发展和整个防城港市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三) 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培育防城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 立足现有基础, 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促进产业集聚, 增强产业竞争力, 优化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快防城港六大园区的发展, 建立工业经济增长新平台。进一步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努力做大园区经济规模。同时围绕现代产业发展, 大力推进关键领域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 鼓励原始创新,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使得现有成果尽快应用到现实, 推动经济的发展。

(四) 增强工业园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带动城镇化建设

工业化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切入点要落实在工业园区。工业区要科学规划, 明确定位, 突出特色, 明确六大园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和园区功能定位, 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基础上,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加快项目进驻工业园区, 并培育形成特色产业群。重点做好工业园区与城市新区要素、结构、功能以及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全方位融合, 避免单纯追求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要素而忽视城市发展要素, 形成园区与城市之间的二元结构。进一步推动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 引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进入园区, 推进产业发展重心向工业园区转移, 努力做强做优工业园区, 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推动周边城镇的发展, 带动城镇化建设。

摘要：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和必由之路。文章对防城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现状及二者融合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近年来, 防城港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无论工业化还是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同时表现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 工业化水平超前而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认清防城港现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水平, 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防城港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

工业化城镇化 篇9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而且作为一个14多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会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需要立足国情,借鉴经验,探索前进,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求“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来思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 从世界上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很高,同时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

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占用大量的耕地。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也是最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 耕地资源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我国来说,由于特殊的国情所致,耕地显得尤为重要。

现阶段,中国总人口达到14.56亿,其中农业户口9亿,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7亿4千万;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2008年);这18亿多亩耕地,不但是粮、油生产的基础,而且也是农区人民肉、蛋、奶供给的源泉,是14多亿人民的衣食所依,如此少的耕地却要养活如此多的人口,土地压力可见一斑。在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我国耕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粮食必然要保障自给,因而保护耕地已经是刻不容缓。加强对耕地占用税的研究、改进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我国耕地及其占用现状

想要更好地探讨耕地问题,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的耕地及其占用现状。

自2001年到2008年,我国的耕地面积由19.14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净减少量达到0.88亿亩,年均减少0.11亿亩;现人均耕地数量为1.425亩,即0.095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5.5亩)的1/3,全国有20%以上的县区人均耕地低于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确定的0.053公顷的警戒线。1997年到2006年,我国耕地数量的减少量均大于补充量,而且净减少量在2004年以前呈现比较明显的增加趋势,减少的幅度也在不断扩大。“十五”初期, 特别是2002和2003年,不少地区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圈占土地、乱占耕地的势头,加之各地生态退耕力度的加大,耕地净减少量在这两年达到了峰值。 2004年以来,全国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精神,基本刹住了盲目设立开发区,大量“圈占” 土地之风,耕地滥用的势头得到了缓解。

在这一时期,也有小部分省市耕地面积有所增加,这除了可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外,部分地区进行的新耕地的开发,也是耕地增加的重要原因。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上述新开发的耕地虽然使得耕地的总体面积得到增加,但是受到水源和投资条件等的限制,其耕地的质量并不乐观, 不能很好地保证粮食种植的条件。

近几年来,随着各地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各地方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开发区 (或者工业园区)的建设,招商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占用耕地情况越发频繁。 但国土部门逐级审批时间过长,而用地申请人不可能长时间等待,因此在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默许下,招商来的企业多数实行“先上车后买票”、“批荒占耕”、“未批先征”、 “未批先用”和“边占边批”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发生往往是因为相关权利部门在对耕地占用上的监管不力所导致。

以笔者所在的贵州省黔南州首府—都匀市经济开发区为例。该开发区位于都匀市东面,故又叫匀东新区;始建于2010年,2013年区域得到了扩大,现占地面积512平方公里,人口10.5万,耕地面积16252.27公顷,即243784.05亩。2011年占用耕地1569亩;2012年占用耕地2454亩; 2013年占用耕地1419亩。

根据笔者的调查,这些耕地的占用主要是建设占用。 可以分为城市占用、村镇占用和居民占用三个层次。第一, 城市占用,是指随着新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聚集了更多的人口和企事业单位。第二,村镇占用,与城市占用不同, 是指在原有村镇范围内利用已有的耕地来建设一些村镇的设施。比如建设村镇的政府大楼及一些公共的设施。第三,居民占用,是指居民会自行把自己承包的土地挪作它用。比如自己在耕地范围内盖房等等。

有些耕地占用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对耕地占用全盘否定,因为这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些非法的、盲目的耕地占用现象。调查表明,建设占用耕地的“大头”并非全部来源于城市扩张的征用,而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工业开发区以及农村居民点扩展和小城镇的无序发展建设而被占用的。这说明我国耕地占用的本质问题在于要严格控制个人和小地区盲目的建设,这样我国耕地占用问题才会得到缓解。

三、对当前我国耕地占用税的解读

对我国当前耕地占用税的解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关于耕地的法律解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将土地用途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贵州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占用前三年内曾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视为耕地。占用鱼塘、园地、菜地及其他农业用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亦视同占用耕地。

2、关于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次性征收。

第五条规定: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规定如下。

(1)人均耕地不超1亩的地区(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下同),每平方米为10元至50元;

(2)人均耕地超过1亩但不超过2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8元至40元;

(3)人均耕地超过2亩但不超过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6元至30元;

(4)人均耕地超过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5元至25元。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根据人均耕地面积和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额。

各地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本地区情况核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的适用税额的平均水平,不得低于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平均税额。

笔者所在的贵州省黔南州,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县(市)适用税额的具体规定是:都匀市26,三都县22,福泉市、瓮安县、惠水县、荔波县、独山县20,贵定县、平塘县、罗甸县、龙里县、长顺县18。

“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下列情形免征耕地占用税。

(1)军事设施占用耕地;

(2)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占用耕地。

第九条规定: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根据实际需要,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对前款规定的情形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四、结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改革耕地占用税

虽然耕地占用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但如何构建以税节地、以管促征,既能够保证“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中用地的需要,又能够有效控制耕地占用的耕地占用税架构,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积极稳妥增长, 这是本文所需研究的核心问题。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对耕地占用税进行以下的改革。

1、按耕地占用的类别来确定不同的适用税额

我国现行的耕地占用税是依据县级行政区域人均耕地确定幅度税率(单位适用税额)的,只考虑了耕地占用所处的地区,而没有考虑耕地占用的类别 (即占用来干什么)。如:《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规定如下:(一)人均耕地不超1亩的地区(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下同),每平方米为10元至50元;……”。

为了有效控制耕地的占用,实现“以税节地”的目的, 笔者建议,在规定的适用税额幅度(如:每平方米为10元至50元)内,区别不同类别确定不同的适用税额。如:城市占用中用于商业或者经营性质的(如工业园区建设)为每平方米45元,用于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建设的为每平方米为30元;村镇占用的为每平方米25元;居民占用的为每平方米20元(也可以分梯次确定适用税额。如:占用140平方米以下的,为每平方米20元;占用140平方米以上的,为每平方米30元)等。当然,在占用类别上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2、修订耕地占用税减免条款

现行的部分耕地占用税减免税政策过宽且已不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暂行条例》中规定的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等减征耕地占用税,在以前国家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情况下,是适应的;但目前呈现出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现象,很多投资已基本变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很显然,这样的减征已不适应,必须进行修订;修订中应明确投资主体不同的减征差异。再如:《暂行条例》第八条中规定的“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只适用于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用地;但现在相当一部分已是纯商业性的营利项目,若继续对这些行业占地一概而论地不征或少征,则对其它行业显失公平;因此,必须进行修订,明确规定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项目免征,商业性的营利项目不在免征之列。

3、加入耕地“占而不用”的限制性条款

工业化城镇化 篇10

一、研究方法

我们将用非参数方法来构造全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环境生产前沿和相关指数, 基本思路是通过包络所有的样本点得出环境生产前沿面, 进而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和ML生产指数。

在DDF的基础上可以定义t到t+1期间的ML指数 (Chung等, 1997) :

ML指数还可以分解为效率改进指数 (EFFCH) 和技术进步指数 (TECH) 两个部分:

考虑环境因素影响下全要素增长及其分解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环境因素下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促进效应测度的影响, 我们同时计算了环境因素影响下的Malquist-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表1说明, 在考虑环境因素后, Malquist-luenberger指数出现明显的下降, 出现显著下降的省份有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吉林。其中吉林属于急需向现代化装备工业转型升级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在工业化的初期, 粗放式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水平, 但是同时给环境资源造成巨大压力。中西部地区在考虑环境因素后的生产效率的下滑同样说明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浙江、江苏、海南、上海在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后生产率出现一定的上升, 引领全国城镇化工业化环境友好发展的前沿, 实现“又好又快”方向发展。

二、实证分析

本文现结合现有研究和有关环境经济学研究, 选取FDI/GDP表示外资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用FDI来表示;工业总产值/GDP来表示产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水平, 本文用IND来表示;以地区工业环境污染投资总额/GDP来刻画环境污染治理强度, 以ENVIR来表示;选取各省区市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用IN-COME来表示。考虑对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工业化对城镇化促进效率的影响。

从影响因素对环境约束下各层面的城镇化效率的影响:表2表明, 政府污染治理强度和人均收入水平与全要素增长成正相关关系, 外资依存度和产业结构与全要素增长成负相关关系。政府污染治理投入每增加1%, 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增加0.459%, 居民收入水平每增长1%, 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增加0.041%, 外资依存度水平每增长1%, 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0.105%, 产业结构每上身1%, 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0.051%。这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确实存在, 这与玉峰和齐建国 (2007) 的结论一致, 他们的实证分析都发现FDI对我国的总体环境影响是消极的。在环境约束条件下, 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水平能否进一步受到FDI带来的推动, 依赖于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 只有当人力资本的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后, 东道国才有能力掌握、改进并应用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而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还尚未达到该阶段水平。另外产业结构的上升, 即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 也使全要素出现了负增长。这表明我国过去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形成产业集聚, 从而推进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已不再适用。郭克莎 (2002) 指出,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动关系, 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别。在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 城镇化的演进不再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 而更多的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这表明我国目前已进入新一个阶段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在未来非农产业的变化会对城镇化的演进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政府的污染治理强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都对全要素的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表明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是必要切有效的, 提升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结论

本文运用2002-2012年中国30省市区工业化及城镇化相关面板数据和Mal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从Malquist-luenberge指数来研究2002-2007年间, 全国的ML指数均大于1, 表明城镇化的水平在工业水平的带动下有着显著的提升。从2007-2012期间, 全国的ML指数开始下降, 从0.993降低至0.725, 表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城镇化不再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其次, 从对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来看, 通过样本回归的结果可知。在考虑环境污染情况下, 政府污染治理强度和人均收入水平与全要素增长成正相关关系, 外资依存度和产业结构与全要素增长成负相关关系。

摘要：本文引入考虑了“坏”产出的2002-2012年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测算了在考虑环境因素条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及其分解。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促进效用已开始减弱, 产业结构的调整已向第三产业发展。同时, 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破坏。外资依存度、产业结构、人均收入水平、污染治理强度对生产率的增长水平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坏”产出,工业化,城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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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维祥.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及运作模式研究[D].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12)

工业化城镇化 篇11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是37年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召开。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创新的中心，城市发展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常见的城市病，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扰。

久未谋面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城镇化建设的方向，又如何解决当前中国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国务院参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就此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解读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方向。

城市发展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有哪些亮点？

仇保兴：这次会议提出的“一尊重、五统筹”的总方针把城市的本质及规划建设管理的变革要义讲得非常透彻。

过去我们把城市建设从属于经济建设，前者为后者配套服务。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观念很常见。

实际上，中国许多城市都是围绕着一个大企业发展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像是这些企业的生活区。中央企业在计划经济之下，规模发展得非常大，但是所在城市却普遍滞后，人居环境不尽如人意。这背后的逻辑是先生产后生活。

此次会议，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城市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至少从三个维度对城市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第一个维度是城市使人的生活更美好，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强调城市的文脉传承，历史文化的传承，这些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个维度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从地理空间上划分，可分三部分，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乡村，三是城市。

传统的乡村是绿色的，人与自然非常和谐。只要农业不变成能源农业、完全的土地规模农业，也可实现绿色发展。前段时间中央发布的一份相关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第一次提出农田要休耕，这都是过去从未提到的。

城市的绿色发展是个难题。我们的城市长期遵循的是“灰色发展”，是工业化驱动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能不能实现绿色发展，基本取决于城市能否绿色发展。

这次会议第一次把城市污染与竞争力、宜居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主要领导要抓城市工作，其实就是要抓城市病的治理。城市病，说白了60%是污染，还有40%是治理不善。

联合国有个数据，全部能源消耗中城市占了75%，而75%的污染，包括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也是城市造成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沃利.恩道曾经说过，城市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

第三个维度是城市与经济的关系。这次会议提到了活力、竞争力，及“城市是区域经济的龙头”，这很有意思。

1991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森提出“全球城市网络”的概念。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竞争就取决于城市，特别是龙头城市的竞争力。一个城市成为重要节点城市，就能汇聚全球高等战略资源，就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国家就能富强。

超越单纯追求人口扩张的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我国也出现了争当国际城市的现象，曾有媒体统计有300多个城市要争当国际性城市。

仇保兴：为什么大中小城市必须同时存在？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

根据这一理论，超大规模城市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成本最低的城市，是争夺全球高端战略资源的城市。一般的大型城市或中等城市都是区域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交易成本最低的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小城市呢？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它们要并到大城市中去，因为小城市没有规模效益。杨小凯认为，小城市是为周边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生产要素和商品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其存在也是合理的。

例如，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农副产品的直接交易成本很高，运输费、进城费、摊位费都会叠加，但在小城镇交易，各种费用都大幅度下降。

城市规模等级是呈正态分布的，小城市数量众多，中等城市数量也比较大，而大城市就那么几个。呈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城市是分级服务的。所以城市天然会构成一个群，一个群里面有一两个巨大的全球城市，有一批区域城市，还有一大批小城市。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城市功能，这就是要不同的城市找准自己城市的定位，实现不同等级城市的功能互补。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城市也不是越大越好？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资源聚集才能产生交换，而这是价值的源泉。

仇保兴：主流经济学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是，城市建设绝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必须在上述三个维度齐发力。

归根结底，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必须同时着眼于三个效益，第一是生态效益，第二是社会效益，第三是经济效益。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三个效益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分别代表着绿色发展、宜居和城市竞争力。

我们正在进行的城镇化新试点，也不是为了追求扩容。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已经超越了单纯追求人口扩张的阶段，应该把新型城镇化的主攻方向放在提高宜居性、竞争力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上。

这样一概括，就清楚这次的城市工作会议将对未来城市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三次城镇化浪潮带来的城市病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会议特别提到了城市病问题。历史上的城市病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办法规避？

仇保兴：此次会议提出城市病，正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从三个维度平衡地规划建设城市，所以我国的城市存在“未老先衰症”。

历史上城镇化有三波浪潮，第一波是英法等欧洲国家，经过200多年才完成。这期间也爆发了很多城市病，主要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疾病的流行，比如黑死病和霍乱，这两种病消灭了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比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总人口还多。

第二波以美国为主体的城镇化，经历了100年，时间比第一波缩短了一半。这一波城镇化赶上了机动化的浪潮，小车普遍进入家庭。

这两次城镇化对空间结构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在欧洲，离开城市就是美丽的田园风光，但是在美国，离开城市还是城市。原因在于，欧洲虽然经历了200年城镇化，但却是城镇化在先，机动化在后，所以街道是为马车而非汽车量身定制，多数都是狭窄的单行道。而美国的城镇化和机动化是同步发生的，城市道路很宽，且人口密度很低。这100年的城镇化，使得美国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了三倍之多，所以说美国是车轮上的城市化。

《瞭望东方周刊》：后人是如何反思这两种模式的？第三次城市化浪潮有没有规避这些问题？

仇保兴：上世纪初叶，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和一帮德国建筑学家发起了新建筑运动。柯布西耶认为原来的建筑太繁琐，要么是贫民窟，要么是富人偏爱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纯粹是点缀。他提出建筑是居住的机器，城市空间结构必须简洁。

在他的倡导下，1933年在希腊雅典举办了世界建筑师大会，提出《雅典宪章》。他们认为，城市的空间必须是严格分区的，例如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然后不同区域之间有宽敞的街道串联。在他的眼中，城市就是居住机器的放大，一切都要享受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像造机器一样造城市。《雅典宪章》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的严重污染、疾病流行，以及贫富的巨大不均，针对工业化带来的无节制的环境污染对城市的摧残。从这个角度看，《雅典宪章》是正确的。

美国城镇化之后，建筑师们又在1977年于秘鲁的利马召开了一次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反思福特式的流水线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对城市肌理的破坏，提出了《马丘比宪章》。他们认为，汽车、城市的机动性给城市造成了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清晰的功能分区肢解了城市，城市应该是流动的、统一的空间，不能被简单肢解。

第三波城镇化浪潮出现在南美、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波浪潮时间很短，50年时间就把人口转移得差不多了。比如南美的巴西，两亿人口中有80%住在大城市，智利人口不到1800万，超过700万人生活在首都圣地亚哥。主流经济学家很欢迎这种模式，因为资源很聚集。但是，联合国人居署2005年报告认为第三次城市化浪潮造成了严重的居住不公平，这些国家中，多达70%，至少5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中国城市怎么办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城镇化在这三次浪潮之后，但还是遇到了不少同样的问题。

仇保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和第三次浪潮一致，非常快，是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机动化四种力量共同推动下的快速产物。短短37年时间，我们的城市就出现了相当于欧美上百年才出现的城市病，比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居住的严重不公平，城市还是“青壮年”，但是“老年病”齐发，所以说我国的城市是未老先衰。

治理未老先衰的城市病，就要以问题导向，有的放矢。

《瞭望东方周刊》：那我们应该如何治理自己的城市病？

仇保兴：我们犯了很多前人犯过的错误，缺乏系统经验总结学习。所以这次工作会议特别提到，要学习认识城市发展规律，不能藐视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战后，欧洲的城市重建时，人口大量向大城市集中。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在打败德国后，500万前线的年轻男女要回家结婚生子，这些人在国土上怎么分布，会影响英国的命运，如果都到伦敦，伦敦就会瘫痪。因此，战争还没结束，他就召集规划学家，在英国规划建设了30座新城，把人口分流。

丘吉尔的做法今天来看是十分正确的，他的理论来自美国规划学家沙里宁。沙里宁认为大城市必须走有机疏散的道路，人口超过300万的大型城市，必须适时建立卫星城疏散人口。有机疏散理论强调卫星城必须有与主城市同等或者更强的反磁力。反磁力是由城市的就业岗位、生活品质、医疗教育等城市服务功能水平构成的。而中国的一些卫星城，居住区周边既没有工作岗位，也没有好的学校医院，完全违背了新城建设原理。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会议还提出城市安全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仇保兴：和美国的城市比，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高，每平方公里达1万人，美国连2000人都不到。一个城市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哥伦比亚大学对城市灾害有个估算，认为全球600多座大城市，80%以上都处在一种灾害威胁之下。但中国很多城市是处于好几种灾害威胁之下，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地下基础设施欠账多。

安全是城市生活的第一要素，但是中国的城市规划旧模式并不利于城市安全。我们的城市都是按照工业化模式建设的，很多设施都是集中的、大型的。部分城市只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一个自来水厂、一个变电站，其中一个出问题，生命线就中断了，城市就瘫痪了。

最近20年，国际上提出“弹性城市”。弹性城市的定义是，一个城市如果是弹性的，在外界的灾害，或是国际市场波动的干扰下，城市的主要功能还能正常运转，这就是弹性。

怎么建立弹性？大自然是很有弹性的，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很经得起破坏。那么城市应该怎样获得弹性？

比如说，城市的通讯基站有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公司并存，破坏了一家还有其他的，城市的通讯就不会瘫痪，这就是多中心形成弹性的例子。

工业化城镇化 篇1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安徽作为中国的中部省份, 在经济的发展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09年的GDP过万亿, 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GDP的几十倍。安徽在经济持续增长, GDP持续创新高的同时, 也应该想到作为中国内陆经济不发达的省份, 如何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可持续经济。面对国际、国内的经济困境, 安徽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基于1985-2008年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 本文分别假定实施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 通过政策导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中, 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 分析了现阶段三种不同战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2 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对安徽省经济拉动作用的理论分析

2.1 城镇化为龙头拉动安徽省经济发展战略分析

农村城镇化, 指的是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不断向农村城镇地区集中的社会经济过程。小城镇具有聚集人口、产业、人才、资金和信息的功能;具有接纳城市的能量并向农村辐射的功能; 具有引导消费的功能。安徽作为一个农业大省,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不仅是现阶段安徽省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而且必然会对安徽省未来社会, 特别是科学解决“三农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农村城镇化有利于开拓农村市场, 扩大国内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要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就必须扩大内需, 开拓城乡市场, 安徽省约有5000万的农村人口, 占安徽省总人口的70%以上, 但到2008年安徽省的农村人口的恩格尔系数还高达43.3%, 而城镇居民为39.7%, 农村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同比在上升, 而城市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同比却在下降。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农村城镇建设, 对于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迫切需要。

农业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目前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还有一大批剩余劳动力虽然进驻城市, 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转移,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自身素质, 资本积累, 以及城市吸纳能力等因素的有限, 不可能都到大中城市就业, 只有加快小城镇建设, 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3) 城镇化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城镇化有利于增加对农产品的有效消费需求, 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城镇化有利于改变农村耕地块小分散的格局、增加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与提高耕地集中度, 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丰裕的土地资源。三是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城市支持农村与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城镇化带动工业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 为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打下坚实基础。四是城镇化有利于提高信息化水平。五是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形成、发展与壮大。

2.2 工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分析

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其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 特别是制造业所占比例的提高。工业化对于促进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等带动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安徽工业体系最初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 当时国家将安徽定位为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地, 这一决定导致安徽工业发展的受重视程度较低,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安徽工业发展较为缓慢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 安徽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1985年工业总产值的211.09亿元, 到2008年的11162亿元, 是1985年的52.9倍 (不考虑通货膨胀) 。1978年, 安徽省社会工业增加值仅为36.26亿元, 至2008年已上升至3487.53亿元, 增长了96倍。而在2003年至2008年的近5年间, 我省工业年均增长高达18%, 比上一个5年高出7.9个百分点。但是在成绩的面前不足也很明显:

(1) 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 产业结构不合理。

(2) 技术开发投入不足, 装备落后, 企业创新能力弱。

(3) 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滞后。

(4) 企业家资源缺乏, 人才流失严重。

因此, 在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 如果实施以工业化为龙头拉动经济发展的战略, 有如下两种方案:

(1) 继续发挥现有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 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前这种情况下, 倘若继续发展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势必会加重能源与环境问题, 并且会进一步导致这些工业制品的积压与浪费。

(2) 提升产业结构, 发展中高端产品, 以提高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为中心, 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针对安徽省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实际情况。要实行安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速本省新型工业化进程, 一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增加研发投入;四是建立和完善用人机制, 大力吸引人才。

2.3 农业产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分析

农业产业化就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 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 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 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 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 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

安徽省作为中国的一个农业大省, 是重要的农产品基地, 安徽农产品的的发展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安徽省在农业产业化上的发展上也有很多困难和问题, 主要体现在:

(1) 对农产品的需求不足。我国农村人口多, 城镇人口少, 城镇化水平低的问题导致对农产品的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2) 龙头企业数量少, 规模小, 未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3) 农民知识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传统固化和农业科技人员缺乏等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4) 产业化实体运行不规范, 联结机制不够完善。

(5) 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导致农业产业化发展后劲不足。

(6) 科技含量低造成农产品严重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

因此, 现阶段安徽实施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 优先发展农业产业化, 要么会因为面临以上诸多问题而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 要么会因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足而使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经营难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3 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对安徽省经济拉动作用的实证分析

上文理论分析表明, 虽然“三化”对经济增长都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现在, 本文运用1985 - 2008年安徽省“三化”的相关数据指标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三化”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3.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经济增长通常采用GDP总量的增长来表示。但有时会因为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造成GDP总量的增长, 并不能体现实际的经济增长效果。因此, 本文选用人均GDP的变化来衡量经济增长率。对于城镇化水平, 多采用人口城镇化率, 即某个区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表示, 城市镇人口越多代表城镇化水平越高。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很多, 一般工业化率用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来进行衡量, 即工业增加值占当年GDP 的比率。由于笔者缺乏历年安徽工业增加值的数据, 因而无法计算出安徽工业化率的具体数值。所以本文以工业产值占GDP 比重的变化情况来大致推断工业化的进度。本文选用的人均GDP、城镇化与工业化数据来源于1985 - 200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安徽统计年鉴》。

评价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指标一般不是单一的, 而是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本文将农业产业化水平评价体系修正为以下六个指标: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X1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 、谷物单位面积产量X2、劳动生产率X3 (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 、固定资产投向农业比重X4、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5, 然后用每年的具体值除以该指标所有年份的总和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对五个数据赋予简单的等权重向量W ( 0.2、0.2、0.2、0.2、0.2、0.2) 。通过以上方法对我国1985 -2008年的农业产业化进行评定。数据来源于1985-2008年《安徽统计年鉴》。

3.2 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按照以上方法与评价指标计算出安徽省1985 -2008年各年份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水平, 见表1:

根据以上数据建立以城镇化U、工业化I、农业产业化A为自变量, 人均GDP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GDP = C +b1U +b2I +b3A。经过EVIEWS软件运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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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R2=0.98918, F统计量为609.8334。由此可见整个方程的模拟效果是比较好的。从三个变量的T统计量可以看出, 只有工业化的系数不太显著, 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都能比较明显的增加人均GDP。安徽城镇化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人均GDP会增加249.5904元。而农业产业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人均GDP556.3818元。而增加一个单位的工业化水平则只能增加97.69323元人均GDP。由此可见, 与城镇化和工业化相比, 农业产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要更大一些, 这是因为安徽作为一个农业大省, 粮食大省, 农业在整个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本身有着农业优势的基础上,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连续7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 不断强化“三农”政策支持力度, 加大“三农”资金投入力度, 而且这些政策措施, 更多的是向粮食主产省倾斜, 向中西部省份倾斜。这也使得安徽农业产业化得以快速发展, 从而比较明显的拉动经济发展。至于工业化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低于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作用, 这是因为安徽的工业发展滞后, 传统工业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结构的要求, 工业结构不完善, 生产方式落后都是导致工业化对安徽经济拉动作用不够明显的原因。安徽作为农业大省, 城镇化滞后也相当明显, 建国以来, 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与非农业化水平。城市化滞后导致了产业结构调整困难、“三农”问题日显突出、需求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差、基尼系数高。在不断加大对城市化的投入下, 安徽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模型显示一样, 安徽发展城镇化可以对经济增长有着相当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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