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尺度

2024-09-16

价值尺度(共6篇)

价值尺度 篇1

关于价值的本质如何界定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界长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甚至是对立,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价值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以休谟开启的分析、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价值问题就是纯主观性的问题,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完全将其排除在“是”,即真理问题之外,在价值与真理之间建筑了一道鸿沟,完全否定了价值问题研究的意义;而美国的实用主义学派则认为“是”的问题本身就是“应该”的问题,并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完全用价值吞没了真理,走向了另一极端。究其实质,不难发现,以上两种极端化的思想其实都是只抓住了价值本质中的一个点,并将其极端化的结果。前者只看到了价值依主体的尺度变化的方面,后者则将价值完全等同于客体本身的属性,将价值的客观现实性发展到了极致。因此,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则力图立足于以上两种极端化的思想之上,在真理与价值之间寻找一个生长点,寻求一个使二者关系统一基础上的哲学视角。要建立价值哲学的新的生长点,首先就必须弄清价值本身的本质与特点。

价值并不是客体本身的属性,也不是主体自身的某种属性,更不是独立于主客体之外的自在实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说某物的某种价值,这种生活语言的惯性,往往会遮蔽事情的本质。比如我们提到木材,我们可能会想到它是用来造房子的;提到花朵,就觉得其本身就具有美的属性;提到蚊子,不自觉地就觉得很讨厌等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语言表述或者思维惯性造成了一种虚假的表面现象,遮蔽了价值的本质。马克思对这种荒谬的表象曾做了深刻的而形象的揭露,他指出:“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1)也就是说物本身并不具有“有用的”属性,这种属性只不过是人在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后,将物满足人的使用价值赋予了物本身,使物或者客体看起来似乎“具有了”价值。因此,“有用”、“价值”等“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的需要服务的”,“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2)因此,价值并不是客体本身具有的某种属性,而是在主客体活动关系中,以主体的需要为尺度而形成的一种关系性存在。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价值也不是纯依主体的主观性变动的属性。价值虽不是客体本身的属性,但不能否认客体的一定属性是价值形成的必要前提。价值之所以能在主客体关系中形成正是以客体所具备的某种客观属性为前提的。同时客体本身所具备的客观属性也为主客体关系中价值的形成预设了一定的限度,客体本身的规定性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或者主体从客体中获得的满足必须在客体所具备的客观属性的限度内得到满足,人想在一定的主客体关系中,获得超出了那一客体本身所具备的客观属性限度的满足是不可能的。因此,“‘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3)

价值作为主客体关系中以主体的需要为尺度而形成的关系质,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向主体性”,即因主体而异的特性。“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统一状态。……价值的特点在于:这种统一必须是符合主体的需要和内在尺度的,是客体为主体服务,是主体性占主导地位的统一。”(4)价值的这种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依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据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即价值的主体性特征。价值的主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价值的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指的就是同一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价值不同。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小马过河的故事”,河水的深浅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问题,河水的深浅在老牛、山羊和小马那分别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感受,那么这种看上去不合常理,互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就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主体的习惯性的隐没或忽视造成的。面对同一条河水,三个主体给出了三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但却忽视了他们给出的价值评判都是以自身的尺度为尺度而进行的评判,那么也就是说同一客体相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主体往往依据自身的尺度对其进行衡量,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尺度,那么同一客体在主客体关系中,面对不同的主体,体现出的价值也是不同的。我们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等等。我们在这里强调价值的多元性、特殊性、个体性,但同时也不否认不同主体之间有共同性,价值的特殊性、多元性正是在共同性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相同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会有许多共同性。

认识到价值的多元性,就要正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多元的价值差异,自觉地、清醒地以科学的眼光对待身边的差异,不执念于事事都寻求与他人的完全同一的价值评判。每一个人都有自身一套价值体系或价值标准,不能被别人代替,同时也不能完全取代别人的。因此,在多元的价值差异下,保持自己的主体性,正视自己的特殊性,“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才是多元化背景下的自觉的主体意识。”(5)

第二,价值的层次性或多面性。价值的多面性,即同一客体对于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个体对外总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但每个个体的内部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个体内部的各个部分有机组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内部每一个部分的需求,感受都服从于整体的规定性,但整体的对外表现正是基于这许多内部的不同需求之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曾指出:“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6)人正是通过自身无限丰富的身体结构的感知性与外界接触,面对同一客体,人总是想方设法地从各个方面寻找其对自身有用的方面,并趋利避害,尽量减少或避免其对自己的危害。同时,每一个客体本身也是具有无限多价值的可能性,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发现着、挖掘着客体的各个方面的对人有用的价值,客体的价值的多方面的体现,不断丰富,实际上也就是人自身的不断丰富。“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7)所以,价值的多面性实际上就是人的全面性发展的展现。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人的发展仍是片面的,对已知客体以及仍未纳入主客体关系的客体的认识,仍有很大的不足,但不可否认,这种认识正在不断丰富着,人的全面性正在不断发展着。

第三,价值的历时性。不同于前面两种主体性的表现,价值的历时性是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价值主体性的结果。价值的历时性指的是同一客体对于同一主体,随主体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甚至会从有价值变得没有价值。客体作为价值的载体,它的变化必然会对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食品可以满足人类饥饿的需要,但是如果过了保质期的食品,不仅对于人是没有价值的,甚至可能会对人造成危害。过期的食物之所以没有了、或者说产生了负价值,正是由于其不能满足主体的对应的需要尺度。因此,客体的变化对价值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对价值主体性的否定,相反却恰恰进一步证实了价值的主体性特征。另一方面,主体在不同时期自身的变化,也会引起价值的变化,或者消失。在某一时期,对于主体来说必不可少的客体,可能随时间的变化,也会变得没有意义,或者说没有较之原来那么大的意义。例如人在婴幼儿时期对奶粉的需求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被其他一些东西逐渐取代,“及时雨”又或“雪中送炭”等都是价值历时性的表现,都体现了主体对客体在不同时期由于其需求程度的不同,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价值的主体性是价值的本质属性,许多关于价值问题的争论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价值的这一本质属性造成的虚假问题,正确认识价值的主体性及其表现是解决许多争论的必要前提。

在正确理解价值主体性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正确看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未来也会一直存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实质上仍是作为第二性的东西对价值冲突的反映。价值是以主体的需要为尺度的关系性内容,因此,不同主体之间由于差异的不同,必然在主体客体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冲突。正确看待价值冲突存在的合理性,利用价值冲突的积极的方面,不仅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在价值观念方面做好正确的引导,更要根据物质利益原则,充分调动人们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营造出和谐、共赢的社会氛围。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关于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已将价值论的研究推向了风口浪尖,价值论研究的使命与意义不言而喻。

摘要:受西方哲学哲学界的影响,价值论的研究长期处于极端化的认识中。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30多年的努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研究路径。将价值定义为一种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的、表现主客体关系的关系质或关系态,并通过分析价值的主体性特征的多重表现,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正确认识,并为解决价值领域长期存在的争论提供了科学的思维路径。

关键词:价值,主体性,关系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价值尺度 篇2

“打招呼的条子可以塞满一抽屉。”

最近部分县市进入干部调整期,这是一名县委书记对他们此时境遇的形象概括,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因而成为几乎每篇评论的重点。

他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位置少人选多,大家争是正常现象,不争反而不正常。比如县委组织部3个副部长,按规定只能提拔一个到人大或者政协。不管选哪一个,其他两个肯定都会有意见。所以,每次干部调整大家争得非常激烈。”

争得如此激烈,县委书记、县长选谁、用谁就会有自己的尺度。

四川大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耗时三年,深度访谈了70多名县委书记、县长和各级组织部部长,问卷调查了446名县委书记、县长,从中可管窥县官用人的尺度与原则。

未必五湖四海,但一定注重实际

从课题组提供的报告来看,县委书记、县长在用人方面,有自己的认识,与中央未必完全一致。

五湖四海选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扩大民主、群众公认等原则一直为中央所强调。但课题组调查发现,县委书记、县长尽管认同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可29%的认为“五湖四海选人”很难操作。

课题组成员、四川大学教授王卓告诉记者:“这涉及到对五湖四海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是选一个乡长‘五湖四海范围可以定在全乡,但选一个水利局局长就未必需要这么大的范围。”

部分受访者也解释称五湖四海难,部分是因为“有时选干部,事先就有考虑”。

相对而言,县委书记、县长认为最不难操作的是注重实际、党管干部。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的重要度只有3.8%与17.8%。

更能体现县委书记、县长用人尺度的是,用这些人来做什么。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人岗是否匹配,但一定看重是否能“推动工作”。

“部分领导干部在问卷上手写了一些当下存在的选人用人价值倾向,如‘照顾各种关系、‘当权者喜好、任人唯亲和利益交换。不过,‘推动工作还是主流价值观。”王卓介绍。

在受访的县级主要领导中,选择“推动工作”的占86.4%,选择“广纳贤才”的占63%,选择“尊重民意”的占56.3%。

这既与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有关,也与官员的任期有关。

王卓称:“处于不同任期的县级主要领导关注的干部工作问题是有差异的。换言之,对干部工作问题轻重缓急的识别可能与职务、任职时间、性别、地域等变量有关,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接受课题组调查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任现职的平均时间为3.25年。

即便不胜任,有时也要忍

县委书记、县长用人,是看岗位选人还是看人调岗位并无多少共同点。54.6%的受访者认同“干部选拔任用应倾向于人岗相适,以岗为本”,39.3%的认同“人岗相适,以人为本”。注意,剩下的6.1%的认为干部选拔任用实际工作是“各方利益关系平衡与博弈”。

其实,县委书记、县长们认为人岗不相适的现象并不严重。

县委书记、县长用人,更愿意用平时表现好的干部。

82.4%的受访者认为应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对干部进行常态管理,并从“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情况”“工作实绩”“社会评价”四个维度展开考察。

县委书记、县长还希望在用人上能有更大的空间。

44.5%的受访者认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主要是委任制干部”,45.8%的认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主要是一般公务人员”,9.7%的认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主要是选任制干部”。

按照受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描述,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主要原因是责任心、能力、政治素养等几方面。

一些受访的县委书记、县长直接在问卷上写下本县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状况,如:“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极工作,被动廉洁,争功避过”;“会说不会做,不懂基层,缺乏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懂向上级汇报,不懂干事情”;“人小鬼大,在工作中‘吃、拿、卡、要”。

但对于这些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公务员,县委书记、县长能做的比较少。71.8%的县委书记、县长认为“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是最大的问题。

“这不仅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在传统观念中,公务员是身份而不是职业。公务员被开除,影响肯定不小。所以,开除人,县官也觉得很难,压力也很大。”王卓称。

教师传递价值的尺度 篇3

但笔者认为,这是对文本精髓的曲解,更是扭曲了教师的价值传递尺度。

其实,我们的民族绝不是一个自私自利、孤芳自赏的民族。 所以,如此论断大有一叶障目之嫌。我们也是爱花的民族,爱花、 惜花的情感,国外之人是无法体会的。只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积淀,导致爱花的方式不一样。

这篇文章是被选入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五年级的学生, 认知情感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和丰富。在情感认知上,学生主要以具体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为依据, 同时也开始出现内化的抽象道德观念的道德判断。所以教师在进行自我批判时,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世情绪,使其宣泄对社会的不满,丧失前进的动力。因此, 是很不可取的。

所以,我认为教师在给学生传递价值观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要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 折中致和,既不崇洋媚外,又不固步自封。教师传递给学生事实, 留给他们自我评判、自我思考的空间。

最后,再回归文本。其实, 季老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对德国生活的眷恋以及向读者传递德国的生活风景,至于其他的深意只是读者的“附会“罢了。 在这个单元的导读提示中提 出 “五彩斑斓的世界里,既有让我们引以为豪的祖国的锦绣河山、优秀的中华文化,也有我们还不太了解的外国风光、异域文化。本组课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异国风情画卷,就让我们同作者一起到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价值尺度 篇4

耕地生态系统在生产人类需要的粮食和原材料过程中通过其结构以及生态过程同时为人类提供着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土壤、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1]。在当前人类面临生态环境质量日趋恶化的形势下,耕地作为一种稀缺的生态环境要素,不仅要充分发挥其承载粮食安全等任务的能力,而且要更多地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能力,这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学术界已对耕地生态价值进行了大量研究,如霍雅勤等对甘肃省会宁县耕地资源生态价值进行了评估,发现耕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在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为53.7%[2];庞英对耕地生效态效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耕地生态效益主要受到旱涝保收指数、复种指数的影响[3]。但总体来讲,已有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对区域尺度耕地资源生态价值总量的评估,对耕地生态价值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和耕地生态价值提升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这不利于对在自然和人为活动影响下不同耕地地块的生态价值特征以及耕地生态价值影响机理的全面认识,从而也就不利于采取针对性、综合性的对策措施来提升耕地地块生态价值。

为此,本文从地块尺度出发,在对耕地地块生态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利用类型、不同种植模式下的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特征,并定量分析了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耕地地块生态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的综合措施。该研究以期能对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特征有新的认识和为耕地生态价值提升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从而实现对耕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及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幅员面积8.24万km2。境内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多样,以丘陵和中低山地貌为主,且地区间差异较大。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造就了重庆市各区域间土地资源分布、利用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的直辖市。为全面研究丘陵山区地块尺度耕地生态价值,本文依据不同区位、不同耕地资源禀赋等条件选取了位于“一小时经济圈”的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大柱村和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以及位于“渝东北翼”的开县竹溪镇灵泉村为研究区域。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合川区钱塘镇大柱村、开县竹溪镇灵泉村、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1∶2000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以农户家庭经营的耕地地块为调查单位,分别于2011年3月,5月,6月对3个村进行了调研。耕地地块是指在自然条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综合影响下形成的最基本的耕作单元。耕地地块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耕地地块投入情况、产出情况以及耕地地块自然条件、耕作条件、区位条件等。本次调研共收回水田地块调查问卷372份,其中有效问卷351份,大柱、灵泉、中华分别为145,87,119份;旱地地块调查问卷438份,其中有效问卷416份,大柱、灵泉、中华分别为127,142,147份。

2.2 研究方法

2.2.1 生态价值测算方法

根据Costanza[4]和谢高地等人[5]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研究成果,本文耕地资源生态价值测算主要包括生态服务功能中的气体调节功能、水源涵养功能、保持土壤功能、废物处理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

1)气体调节功能。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与大气交换二氧化碳和氧气,从而维持大气中的碳氧平衡[6],发挥大气调节功能。对于耕地生态系统大气调节功能价值的评价,首先是计算耕地地块生态系统各种农作物的年净生物量;在此基础上,根据光合作用原理估算各种农作物固定CO2和释放O2的量;最后,根据固碳制氧成本计算耕地地块大气调节价值。具体步骤如下:

(1)耕地地块生态系统各种农作物的年净生物量。由于在实地调查时,主要获取了各耕地地块各种农作物的经济产量。因此,在此需根据各种作物的经济系数求取相应的生物学产量(年净生物量)。所谓经济系数,是指生物产量转化为经济产量的效率[7],为经济产量与生物学产量之比。另外,不同农作物经济产量的含水量不同,通常小麦、玉米、稻谷和豆类含水量为15%,薯类为80%[7]。

(2)各种农作物固定CO2和释放O2的量。根据光合作用原理,植物每生产1g的干物质能固定CO21.62g,释放O21.20g[8,9]。以此为基础,即可估算各种农作物固定CO2和释放O2的量。

(3)固碳制氧成本。在此选用造林成本法来估算固定CO2价值量。造林成本法是指我国人工营造森林的成本,固定1t纯C成本为260.9元[6,10]。选用工业制氧影子价格法来估算O2释放价值,工业制氧成本为400元/t[11]。

(4)大气调节效益。计算公式[7,12,13]为

Vg=1.62Q×0.2729Pc+1.2Po

式中 Vg—大气调节经济效益(元/a);

Q—各种农作物年净生物量;

0.2729—CO2中纯碳的含量(C/CO2=0.2729)[14];

Pc—固碳成本(元/t);

Po—释氧成本(元/t);

B—作物经济产量;

R—作物经济产量含水量;

f—经济系数。

2)涵养水源功能。

农田生态系统的涵养水源功能主要包括截流降雨和水田储水功能,反映土壤的供水能力。其中,截流降雨功能测算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利用水平衡法计算水源涵养量,然后运用影子工程法评价涵养水源效益。计算公式为

Vw1=Pw(R-ET)Aw=PwRθAw

式中 Vw1—涵养水源的生态效益[元/(hm2·年)];

Pw—研究区域的平均水价(元/m3),以1988-1991年我国水库建设投资测算的影子工程价格0.67元/m3替代[7,15,16];

R—平均降水量(mm/年);

ET—平均蒸散量(mm/年);

θ—径流系数;

Aw—有效供水面积(hm2)。

冬水田天然储水功能价值的衡量也采用影子工程法[17],通过建立相同蓄水量水库的费用来估算其价值。计算公式为

Vw2=W·P

式中 Vw2—冬水田涵养水源效益(元/年);

W—涵养水源量(m3/年);

P—单位蓄水费用(元/ m3),即修筑水库的成本价格,在此取0.67元/m3[7,18]。

3)保持土壤功能。

农田保持土壤的价值可以从保持土壤养分、减少土地废弃和减轻泥沙淤积3个方面来评价。要评价农田生产系统保持土壤价值,首先得计算出农田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公式[19,20]如下

Ac=A(Ap-Ar)

式中 Ac—农田土壤保持量(t/ 年);

A—农田面积(hm2);

Ap—潜在土壤侵蚀量[t/(hm2·年)];

Ar—现实土壤侵蚀量[t/(hm2·年)]。

(1)保持土壤养分。土壤侵蚀带走了大量的土壤营养物质,主要是氮、磷和钾[21]。对于该功能价值的测算,首先根据研究区主要土壤类型全氮、全磷、全钾的平均含量,以及农田土壤保持量来计算出营养物质的保持量,再根据氮、磷、钾肥的价格计算该生态功能价值。公式为[22]

Va=ΣACPi (i=N,P,K)

式中 Va—保护土壤养分经济效益(元/年);

Ci—土壤中N,P,K的纯含量(%),由于研究区属于紫色土,均值性较好,故在此以研究区土壤养分平均含量来代替各耕地地块的养分含量;

Pi—N,P,K价格(元/t),按2010年研究区农户长期使用的N肥、P肥、K肥价格折算而得到。

(2)减少耕地废弃。减少耕地废弃价值采用机会成本法估算,具体方法为:根据土壤保持量和土壤表土平均厚度来推算因土壤侵蚀而造成的废弃土地面积,再用机会成本法计算因土地废弃而失去的年经济价值,公式为[19]

Vs=Aρ÷h×B÷10000

式中 Vs—减少耕地废弃的经济效益(元/年);

B—耕地地块的年收益(元/hm2),取2010年研究区耕地平均收益值;

ρ—土壤容重(t/m3);

h—土壤厚度,取平均厚度0.6m[22,23]。

(3)减轻泥沙淤积。采用影子工程法来计算生态系统减轻泥沙淤积灾害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24,25]如下

Vc=0.24Ac·C/ρ

式中 Vc—减轻泥沙淤积经济效益(元/年);

Ac—农田土壤保持量(t/年);

ρ—土壤容重(t/m3);

C—水库工程费用(元/m3),在此取为0.67元/m3[26]。

4)其他功能。

耕地生态系统的其他功能包括废物处理功能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持的功能。对于这两个功能价值,本文拟基于谢高地等[5]研究得出的我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进行耕地地块废物处理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的效益测算。

谢高地等学者研究得出的我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提供的是一个全国平均状态的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的单价。但是,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大小与该生态系统的生物量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生物量越大,生态服务功能越强。为此,假定生态服务功能强度与经济产量成线性关系[5],则可按照下述公式进行生态服务单价修正[5,27,28,29],即为

pij=k·Pi

k=bj/B

其中,pij为修正后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效益;i=1,2分别代表废物处理功能、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j=1,2,…,n分别代表各调查耕地地块;Pi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准单价。废物处理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分别取1451.2元/hm2,628.2元/hm2[5];bj为第j个耕地地块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潜在经济产量(t/hm2);B为我国一级耕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平均潜在经济产量,根据王万茂等的研究测算,其值为10.69t/hm2[30];k为耕地地块生态服务价值修正系数。

在测算上述生态服务功能年度效益的基础上,根据收益还原法原理,求取耕地地块年生态服务效益与还原利率r的商,即为耕地地块生态价值。其中,还原利率r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计算,安全利率采用我国人民银行2010年12月26日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2.75%,风险调整值取2.54%[31],r确定为5.29%。

2.2.2 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1)影响因子的选取。

土地上的生物是土地具有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的基础,土地生物生产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土地生态功能的强弱和土地生态价值的大小[32]。土地生物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土地生物生产能力必将受到其所处区域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如光、温、水、土)和社会经济条件(如技术、耕作制度)的综合影响。根据庞英对山东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益的研究结论,旱涝保收指数、复种指数是决定耕地利用生态效益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主要考察耕地地块质量指数和复种指数两个因子对耕地生态价值的影响作用。其中,耕地地块质量指数因子综合反映了耕地地块的自然质量条件、水利设施条件和耕作便利性等条件。

2)相关分析法。

为厘清各因子对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的影响与作用情况,在此采用相关分析法来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价值特征

3.1.1 耕地地块生态价值总体特征

耕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通过运用耕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测算方法,得出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调查耕地地块的生态价值。

总体来看,灵泉村调查耕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的平均水平在3个村中最高,为308707元/hm2;大柱村次之,为270340元/hm2;中华村最低,为265174元/hm2。从水田、旱地利用类型来看,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调查旱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的平均水平比较接近,分别为296390,296816,299436元/hm2;而3个村调查水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的平均水平差异较大,灵泉村调查水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的平均水平分别比大柱、中华高出80591,105265元/hm2。由此可知,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调查耕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的平均水平差异情况主要是由调查水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的平均水平所决定的。根据相关研究[5],耕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大小与该生态系统的生物量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生物量越大,生态服务功能越强。也就是说,导致3个村调查水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原因即是3个村水田生态系统的生物量产出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耕地生态系统进行生物生产的过程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即耕地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能力受到其所处区域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如光、温、水、土)和社会经济条件(如技术、耕作制度)的综合影响。根据3个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影响3个村水田生态系统生物产量水平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耕作制度的差异。其中,中华村水田地块采取的是单季水稻传统种植模式,大柱村采取了水稻、水稻—油菜两种种植模式,灵泉村的种植模式则最为丰富,包括水稻、水稻—油菜、水稻—油菜—冬洋芋3种模式。明显地,在种植水稻的基础上增加油菜、冬洋芋的种植肯定会带来生物产量的增加。可见,耕地地块的复种指数越高,越利于耕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

3.1.2 不同种植模式下生态价值比较

表2描述的是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不同种植模式下各调查耕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在不同价值区间的分布统计情况。

明显地,水田利用类型涉及的水稻、水稻—油菜、水稻—油菜—冬洋芋3种种植模式中,水稻—油菜—冬洋芋种植模式地块的生态价值总体水平高于另外两种种植模式,仅水稻—油菜—冬洋芋种植模式有7.81%的地块位于400000~600000元/hm2这个较大价值区间。旱地利用类型涉及的麦子—玉米—红苕、玉米—红苕、经济作物3种主要种植模式中,麦子-玉米-红苕种植模式地块的生态价值总体水平高于另外两种种植模式,在400000~600000元/hm2这个较大价值区间;灵泉村和中华村的麦子—玉米—红苕、玉米—红苕、经济作物3种种植模式地块所占比重分别为33.33%,6.52%,6.35%和13.33%,0,2.94%。

3.2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Spss软件分别对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水田、旱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与各地块耕地质量指数和复种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水田、旱地地块生态价值均受到耕地质量指数和复种指数两个因子的显著正影响。

**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1)耕地质量指数因子对耕地生态价值的影响分析。

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调查耕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均受到耕地质量指数因子的正向作用。其中,3个村调查水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与耕地质量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19,0.612,0.473,3个村调查旱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与耕地质量指数相关系数分别为0.537,0.527,0.643,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研究区耕地地块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受到了耕地地块质量水平的限制,现阶段3个村通过改善耕地地块质量条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耕地地块的生态价值。

2)复种指数对耕地生态价值的影响分析。

大柱、灵泉两个村的水田、旱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均受到复种指数因子的显著正影响作用,且显著性水平均达到1%;而中华村由于调查获取的水田地块均采取单季水稻种植模式,不存在复种指数的差异性。因此,在此仅考察了旱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与复种指数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中华村旱地地块地均生态价值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受到复种指数的正影响作用。这表明,现阶段3个村通过提高耕地地块的复种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耕地地块的生态服务功能,促进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的提升。因此,现阶段研究区应广泛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措施来进一步提高耕地地块的复种指数水平,尤其是对只种植单季水稻的水田地块和只种植一季经济作物的旱地地块,具有较大的生态价值提升潜力。

总之,由于受到数据收集困难的制约,本文仅主要考察了耕地地块质量指数和复种指数两个因子对耕地地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影响作用。事实上,影响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因子较多,如农户对耕地地块化肥、塑料薄膜、农药等的不合理投入以及自然灾害等,都会影响耕地地块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未来应进一步综合考察耕地质量、农户生产性投入、复种指数、技术、自然灾害等因子对耕地生态价值的影响与贡献程度,从而有助于提出全面的对策措施来提升耕地生态价值。

3.3 耕地生态价值提升

耕地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生活生产提供必须的食物、原材料,还为人类社会提供着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从前文对大柱、灵泉、中华3个研究区调查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特征、影响因素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耕地生态价值还有待于提高,尤其是在当前人类面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下,进一步发挥耕地生态服务功能作用,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根据前文对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的认识,提出从改善耕地质量、调整耕地经营主体农户行为、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大力推进生态农业4个方面进行耕地地块生态价值提升。

3.3.1 土地整治工程的实施

耕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大小与该生态系统的生物量有密切关系,而耕地生物量又主要取决于耕地质量水平。由此可见,耕地生态服务功能必将受到耕地质量的影响。从前文对耕地地块生态价值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水田、旱地地块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耕地地块质量指数因子的影响制约。因此,对于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的提升,关键在于改善耕地地块的质量条件,即是说当前必须重视和加强研究区土地整治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根据对3个研究区的实地调查分析,3个研究区进行土地整治的重点在于:①通过土地平整工程来降低耕地地块的坡度,提高土层厚度,增强耕地对营养物质的储存能力;②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实施来提高耕地地块的灌溉保障率,特别是旱地区域,应多修建山坪塘进行储水,降低季节性干旱对耕地地块收成的影响;③加强研究区生产路、田间道的规划与修建,通过建立起合理的道路网络来改善研究区农户出行的道路质量和缩短农户家庭到地块的距离,从而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率和耕地地块的产出效率。

3.3.2 农户行为调整

1)提高复种指数水平。

从大柱、灵泉、中华3个村调查水田、旱地地块生态价值与复种指数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耕地地块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明显受到复种指数的正影响作用。因此,面对稀缺的耕地资源,有必要通过提高复种指数来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提升耕地地块的生态服务价值。当前,一方面要加强农业技术的研发,如通过研发新的栽培技术,使当地农户能种植一些原来因气候、温度而在当地不适宜种植的作物,这样对于原来只种植一季作物的地块,就可以采用新栽培技术来种植其他作物,从而提高复种指数;二是复种指数除了受自然条件和农业技术的制约,还受到经济效益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农产品市场价格来增加各种农产品的收益,或增加国家对各种农作物的种植补贴,从而激发农户的种植热情。

2)物质投入行为调整。

根据投入对提高土壤生产力的长短性,物质投入可划分为保护性投入和生产性投入:保护性投入包括有机肥的投入、绿肥的种植等投入方式,有利于增加或保持土壤长期的生产力;生产性投入就是常见的化肥、农药等的投入,可能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等生态环境问题,降低耕地生态服务功能作用。根据对研究区的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在耕地经营过程中主要是生产性投入,而且投入量不断增加,明显不利于研究区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长期有效供给和提高。因此,现阶段3个研究区迫切地需要调整农户的物质投入行为,提高农户的保护性投入水平。而造成研究区农户物质投入行为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在于:①农民对化肥、农药等物质易造成环境污染的危害性缺乏了解,他们普遍以当前生产力的提高为目标,缺乏保护性投入意识;②随着农民兼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业劳动力投入相对不足,因此农民在生产中倾向于使用化肥、农药这些比较节省劳动力的物质,如用除草剂代替人工拔草,用化肥代替施用农家肥;③对于秸秆,农户主要是用作生活燃料,缺乏秸秆还田肥田的意识。因此,进行农户物质投入行为调整,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加强农民对化肥、农药等物质具有的危害性的认识,提高农民的保护性投入意识;②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提高农地收益,以此避免农民因追求当前利益而盲目增加化肥、农药等物质的投入量;③鼓励农民秸秆还田、发展绿肥、增施农家肥,引导农民逐步步入到用地养地相结合的良性发展过程中。

3.3.3 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农业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具有支撑和推动作用。根据对3个研究区的调查,目前3个研究区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也是我国农业生产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为了能在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促进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现阶段急需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农业技术水平。具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增加对农业技术研究所需资金的投入和农业技术研究人员的培养投入,以保障研究水平逐步提高;②应逐步将农业技术指导确立为职业,建立起稳定的农业技术指导人员队伍,提高农业技术指导人员的从业素质和技能,从而保障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③要加强农业技术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④要完善农业技术补贴制度,降低农民的风险意识,提高农民使用农业技术的主动性,促进先进实用农业技术到田到户。

3.3.4 生态农业的发展

当前,传统农业生产中残余物几乎全部进入公共领域,重新返回大气圈和生物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化肥的过量投入和低效利用,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导致了土壤的盐碱化,土壤的生物多样性下降,水体富营养化等不良后果,严重影响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诸多弊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生态农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我国虽然在生态农业的理论、试验示范、推广普及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生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仍面临着理论基础不完备、服务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障碍。因此,为促进生态农业的大力发展,实现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应加强以下问题的解决:①要进一步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建立起生态农业自身的理论体系;②要加强政府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支持,建立起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③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服务体系,向农民提供优质品种、幼苗、肥料、技术支撑、信贷与信息服务;④重视对能力建设机制的建立,向农民提供高水平的培训与学习机会,从而调动和增强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和能力;⑤加强生态农业推广力度,推进生态农业的广泛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有关耕地生态价值研究,我国现阶段更多的是进行区域耕地生态价值测算和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且缺少耕地生态价值提升研究,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严格耕地保护、充分发挥有限耕地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需要。为此,本文基于地块尺度展开耕地生态价值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耕地生态价值研究尺度和测算方法,丰富了对地块尺度耕地生态价值特征和影响机理的认识与识别,为充分发挥耕地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

从3个村水田、旱地不同利用类型以及不同种植模式下耕地地块生态价值特征可以看出,复种指数越高、生物产量越高的地块,其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能力越强。这揭示要充分发挥耕地地块的生态服务功能,今后一定要重视提高耕地地块的复种指数和生物量产出水平。

从耕地生态价值影响机理识别分析可知,3个村水田、旱地地块生态价值均受到耕地质量指数和复种指数两个因子的显著正影响作用。这表明耕地生态价值还具有提升空间,当前通过加强研究区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的建设、通过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措施来进一步提高研究区耕地地块的复种指数水平,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升耕地地块的生态价值。

最后,通过对地块尺度耕地生态价值特征以及其影响机理的认识与识别可知,要充分发挥耕地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必须从加强土地整治工程的规划与实施、合理调整农户的耕作制度行为和物质投入行为、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大力推行生态农业4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进行耕地生态价值提升。

摘要:在构思地块尺度耕地生态价值测算方法及测算调查水田、旱地地块生态价值的基础上,解析地块尺度耕地生态价值特征,识别耕地生态价值影响机理,构建促进耕地生态价值提升的综合措施体系。结果表明:耕地地块的复种指数、生物产量越高,其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能力越强;3个村水田、旱地地块生态价值均受到耕地质量指数和复种指数两个因子的显著正影响作用,具有价值提升空间。耕地生态价值提升应从加强土地整治工程的规划与实施、合理调整农户的耕作制度行为和物质投入行为、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和大力推行生态农业4个方面综合践行。

价值尺度 篇5

为了应对风电不确定性对电网运行带来的挑战从电网调度层面,需要考虑灵活的运行计划安排。通过调整风电预测时间尺度[8],可以获得滚动的且经过校正的风电预测功率,进而可以愈发地接近实时状态进行运行安排,减缓风电不确定性的预测误差因素带来的风险影响。文献[9]利用滚动的机组组合方法,将风电预测的可用价值大幅提升,使电网的运行计划更具鲁棒性。电力市场环境下,文献[10]针对风力发电商提出了一种按照不同时间点的市场类型的最优发电策略,该策略具有减小系统总运行成本和风险的作用特点。这些研究表明,通过灵活地调整不同时期运行计划,能够减小风电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文中建立了基于随机规划的多时间尺度协调下不同电力市场类型的价值评估模型,通过近时间点的市场出清决策,滚动校正更新远时间点的已知市场出清信息,形成灵活的电力市场交易出清计划,适应风电出力的波动性。

1 市场结构

按照时间演变进度,文中研究的多时间尺度下的电力市场结构主要包括了日前市场和小时前市场。

所设计的市场时序组织流程(如图1所示)展示了相邻两日的不同时间尺度的电力市场构成,包括d-1日的日前计划市场和运行日d中若干小时前市场。

基于上述市场的时序组织流程,通过输入和输出变量构成的市场结构如图2所示。输出结果可以分析得到,小时前市场时前出清结果能够修正日前市场中得到的时前期望出清结果,促使整个电网运行计划随时间发展进行滚动更新。

2 数学模型

数学上,文中提出的多时间尺度协调的电力市场价值评估模型可表述为一个含不确定因素的多阶段混合整数规划问题。模型中的目标函数、约束条件以及随机变量的处理如下。

2.1 目标函数

式中:第一行表示日前主能量与正、负备用容量市场的购买成本,第二行表达式为小时前市场的主能量与正、负备用容量购买成本,第三行表示实时运行时的备用容量成本和机组启停成本,第四行表达式为系统弃风成本。其中具体变量含义为:Nk表示第k类型市场;TD表示日前市场时段数;TH为小时前市场时段数;NG表示机组总数量;Ns表示场景数量;Citk为市场k中机组i在时段t的主能量单位购买成本;UCitks为k类市场中机组i在时段t的启停成本;ρs为风电场景s发生的概率;分别为日前和小时前市场机组i在时段t购买的主能量;分别为日前、小时前市场和实时运行中机组i在时段t的正、负备用容量;分别为日前、小时前市场中机组i在时段t的正、负备用容量单位购买成本;为k类型市场在时段t的弃风单位成本;为场景s中k类型市场在时段t的弃风功率总量。

2.2 约束条件

(1)日前/小时前计划市场与实时运行中功率平衡约束:

式中:表示风电在市场k时段t所处场景s中的功率预测值;为风电在给定场景s时段t中的实际输出功率;为系统t时刻的负荷值。

(2)机组在计划和实时运行阶段的功率约束:

式中:分别为机组i的出力最小、最大限值;分别为机组i在市场计划交易阶段和实时运行阶段的启停状态。

(3)备用容量约束:

式中:分别为日前与小时前市场正负备用容量的最大限值。

(4)机组启停约束:

其中:分别为小时前和日前市场中机组计划启停状态。

(5)风电弃风约束:

2.3 场景树模拟技术

为了描述风电功率的不确定性[11],采用多阶段场景树技术[12]模拟模型中的随机变量。场景树通过对随机变量在不同阶段的概率特性分析,将随机规划模型转换为确定性模型。多阶段风电输出功率的场景树如图3所示。每各节点表示对应场景下的风电输出功率任意两节点连接的树枝表示上一阶段到下一阶段场景的演变。假定预测风电输出功率变量的概率分布pts,则:

式中:表示τ时段发生的概率;表示τ时段发生的条件概率。

3 求解方法及流程

文中提出的数学模型如式(1—13)所示,构成了一个多阶段的混合整数规划问题。采用Benders分解技术将原问题分解为整数变量和含连续变量的线性规划子问题,进行交替迭代获取优化问题的最优解。具体操作流程为:

(1)初始化。通过场景树技术模拟随机变量,获得初始阶段s的场景信息。初始化迭代步v=1。

(2)求解初始场景下的混合整数规划主问题。

(3)求解仅含连续变量的线性规划子问题。

(4)收敛性判断。比较主问题与子问题目标函数值的边界的差值,若该差值满足收敛精度则计算下一阶段场景s+1的优化问题;否则,继续步骤(5)。

(5)更新迭代步,v=v+1。计算v+1迭代步内的混合整数规划主问题,返回至步骤(3)继续迭代。

(6)获得随机变量所有场景下的模型最优解,计算结束。

4 算例分析

4.1 基础数据

假设系统中有4台常规机组,具体机组信息见表1。同时,风电装机容量为150 MW,常规机组无论在日前市场还是小时前市场均具有同时提供主能量和备用容量的能力。系统负荷为480 MW且为恒定值。设风电在下一场景发生的概率为0.5,预测场景中风电输出功率波动区间为[80 MW,120 MW],并仅考虑小时前市场风电随机特性场景。

仿真环境为Intel Xeon处理器和4GB的RAM的计算机上采用MATLAB CPLEX软件工具包进行求解。

4.2 仿真结果及分析

选取相邻两日作为仿真时间,主能量与备用容量在日前市场和小时前市场的出清结果如表2、3、4、5所示。小时前市场中出清的主能量与备用容量与风电场景输出功率相关,其中40(3,6)表示在场景3、4、5、6中取值为40。数据表明,机组1为承担基荷机组,并且在计划市场中仅提供主能量服务。机组2在日前市场和小时前市场均具有提供主能量和正、负备用容量的能力。但机组2在日前市场提供的主能量多于小时前市场,表明在远时间点计划量大于近时间点的调整量符合降低系统运行风险的原则和减小运行成本的目标。另外,机组2不仅可以提供正备用服务,还可以提供负备用容量。对于某些低风电输出功率场景,如56、7、8,机组1和2无法满足系统的全部负荷需求,因此需要结合机组3、机组4共同实现系统功率平衡。从前8小时市场出清结果可以看出,机组4由于是价格昂贵机组仅提供50 MW的正备用容量服务。

图4为不同市场模式下的弃风效果对比分析。其中场景1表示文中所采用的多时间尺度协调的市场模式,包括日前市场和小时前市场。场景2表示仅考虑日前市场的交易模式。结果表明,随着弃风单位成本从1增加到35$/MW·h,2种场景的市场模式均有降低系统弃风量的效果,但文中所采用的市场模式可以更大限度减少弃风,优于场景2的市场模式。因此,文中设计的市场模式的价值之一体现为可有效减少风电弃风损失,促进新能源更大程度的消纳。

5 结束语

可对多时间尺度协调下主能量和备用容量联合市场的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通过建立多阶段随机规划模型实现对不同时间点电网调度运行在计划和实时状态时做出的决策,可使全网运行更加优化,更大限度地促进风电大规模消纳。算例结果表明,市场价值体现为该模式能够有效利用历史信息,降低风电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系统备用容量的计划留用量和风电弃风。

摘要:通过对多时间尺度下的各市场类型对风电消纳的影响分析,提出了多级竞争电力市场的价值评估模型,反映市场在优化电网资源配置,促进风电消纳方面的积极效果。该市场价值评估模型中涵盖了日前市场、小时前市场和实时运行校正,通过建立考虑风电不确定性的随机规划模型,评估3种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有效资源价值,形成不同时间下各级市场的相协调的出清决策。算例分析结果表明,多时间尺度协调的电力市场能够有效减小大规模风电不确定性带来影响和系统备用运行留用容量,有利于电网优化运行。

关键词:电力市场,随机规划,多阶段场景树,风电,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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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林.可再生能源国际标准的现状及发展[J].江苏电机工程,2013,32(6):81-84.

价值尺度 篇6

一、言论自由的价值

(一) 目的性价值

言论自由的目的性价值也即是言论自由的独立性价值, 它在于言论自由本身。尽管言论自由的价值更明显的表现在保护人权、推动社会进步上, 但它并不是专门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功能服务于某些权利或利益的实现而存在, 言论自由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也即公民享有言论自由, 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受任意的剥削和限制, 言论自由是每个人固有的自然权利。

(二) 功能性价值

言论自由除了具备独立的价值之外, 更具有明显的功能性价值, 它是保护公民权利、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具体说来, 言论自由的功能性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发现真理、检验真理

言论自由有助于发现真理, 是一种最为久远的为言论自由辩护的方式。英国哲人约翰·弥尔顿有云:“世上本无绝对的真理, 只有让不同的意见争执冲突, 彼此互补, 部分真理才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如果对言论自由任意限制、多加限制, 真理或者任何有价值的观点都可能难以公开表达, 事实的真相则难以被揭示。

当然, 言论自由有助于发现真相, 并不等于言论自由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相。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于“内容中性”, “真理”二字需要被坚决的摒弃在言论自由之外。因为, 把言论自由的目的作为追求真理将无法避免在理论和现实中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 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 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 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2.有助于公民个人自我实现、自我发展

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 即是对公民个人个性发展的限制, 不利于公民思维能力的完备与提升, 言论自由表达的过程是公民实现思维成熟、从而实现自我发展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受益的过程。

3.有助于公民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社会决策

言论自由应当是民主理论的一部分, 它是公民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社会决策的必要手段。它能够限制公权力, 对权力行使构成监督和制衡, 从而避免统治者利用公权力恣意而为, 最终达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目的。言论自由正是保证了公民能够抒发自己的心声, 能够参与公共讨论, 参与政治真相的发现和传播。此外, 言论自由往往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决策的一项政治义务, 甚至是政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例如, 在美国, 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 公民履行批判官员的职责, 如同官员恪守管理社会之责。

4.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古往今来, 人民作为政府之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人民的心声必然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突破口。国务院总理就多次强调:“国之民在人心, 解决人民的怨气, 实现人民的愿望, 就必须创造条件, 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1]由此可见, 言论自由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必要的手段与措施。

二、言论自由在我国民主进程下实现的法律路径

(一) 言论自由在我国民主进程下的实现困境

言论自由的正当性上文已述, 然而, 言论自由的实现路径却异常艰辛。其实现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1.立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制不完备

我国保护言论自由的立法主要是《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种立法模式十分简单、笼统。几乎形同虚设, 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 宪法以抽象性和概括性特征维护其稳定性, 因而对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往往过于宽泛。其存在的问题在于未能对言论自由立法具体化, 无论对于言论自由的概念、范围, 言论自由被侵权的特征和受损害程度, 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允许通过法律的途径限制言论自由, 以及对于言论的审查主体、标准、程序、救济手段等均没有详细可执行的依据, 导致言论自由的司法保护无章可循, 有言论自由之名无言论自由之实的窘境。

2.滥用限制性条款侵害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权利也有一定的限制, 不能肆无忌惮的行使。例如, 公民的言论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 不能损害公共利益, 不能危害国家安全。因此, 往往各国都会对言论自由制作限制性条款以合理规范言论自由, 对言论自由进行合理适当的限制也是符合言论自由价值要求的。但这些限制性条款在我国言论自由的保护现状中被滥用的现象是十分明显、不容忽视的问题。

3.宪法权利司法化的救济不充分

我国宪法权利的救济重任依照宪法规定,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承担。然而,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却没有实现宪法权利监督的司法程序, 并且, 我国现行法律也没有规定相应的宪法权利救济的具体程序, 因此, 在我国言论自由保护现状中, 对言论自由的司法救济是很不充分的。

(二) 言论自由在我国民主进程下的实现困境之解决对策

1.立法上的对策

《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第二款从公民义务和责任的角度列举限制言论自由的具体情形, 有: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公共安全、防止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保护他人名誉、防止情报泄露、维护司法权威等。欧洲人权公约以具体列举的方式为人权法院适用公约审理言论自由案件提供具体参考标准, 很好的解决了对疑难案件进行的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该条款的详细规定十分助益于欧洲人权法院审理案件。还有多数国家选择通过立法保护的方式明确不同种类言论自由的范围和方式。规则是法律适用的前提, 相关言论自由立法的缺失是言论失权的根本症结所在, 因此, 完善言论自由立法, 为在言论自由与其他法益出现冲突时提供规则指引, 才是解决言论自由问题的根本途径。[2]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要真正从法律上保护人们的自由, 除明确规定自由原则外, 还必须在具体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中体现和规定自由的内容, 并且设定相应的控诉制度和公正审判制度。”[3]

此外, 在当前我国言论自由立法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言论自由的相关原则也理应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有效依据, 并且可以很好的解决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平等问题。

(三) 司法上的对策

美国可谓在言论自由保护方面司法实践的地位举足轻重的典范, 在司法实践众多案件中, 当对言论自由判决理由的论证并不能直接在宪法修正案中找到依据时, 往往由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根据已有的判决先例和自由平等的宪政精神对案件作出裁决。这种司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存在的缺陷, 能够避免对于诸如言论自由之类的在立法技术上难以克服的事项出现拒绝裁判的情形, 值得我国借鉴。但对比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 意欲运用必须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美国言论自由取得空前发展, 部分归因于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 原因在于, 对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多来自于政府立法和政府依法实施的管制, 保障言论自由必须首先确保法律规定的合宪性, 因此有必要赋予法院独立的司法地位和对于低位阶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 而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并未赋予法官这项权力,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法官在审查案件时仅可以就相关“规定”的合法性作出裁决, 至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效力, 均不属于法官审查的职权范围。[4]法官违宪审查权的缺失显然不利于言论自由的司法保护, 因此有必要构筑良好的违宪审查制度。

二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问题。这个问题在司法独立为翘楚且联邦法院法官掌握违宪审查权的美国也不能避免, 美国联邦法院受到来自政府当局的压力远没有因司法独立而减小许多, 美国总统仍然掌握着部分大法官的任命权。我国当然更值得注意。言论自由随政治走向波动的现象不无可见, 保护言论自由的判决往往成就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法官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借助于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政治与法律之间寻求平衡, 因此, 法官司法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行使助益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实现, 欲实现言论自由有必要对法官自由裁量进行保障与规范。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1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Z].

[2]胡怀松.言论自由价值的法理学分析—以美国言论自由发展的历史考察为例[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3.

[3]舒国滢.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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