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评价（共7篇）
病理评价 篇1
教师评价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 对教师的相关表现及发展变化所进行的价值判断。但现实中教师评价体系已经染上许多疾病, 呈现出一种非常态现象。本文将从判断病理的标准着手, 对我国教师评价的问题进行审视。研究教师评价病理表征及其危害, 来提高教育这个母系统的免疫能力, 维护它的正常运转。
1 教师评价病理的界定
“教育病理”一词, 是从医学病理和社会病理借鉴来的。它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讨论学校教育内、外部不利因素对教育机能的损害, 以及研究由此引起的学校内各种各样不正常现象时广泛使用的流行语。最早运用“教育病理”一词的是德国教育家兼心理学家鲁道夫·司托里音伯耳。《教育大辞典》关于教育病理定义为:是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偏移和失调状态。教育病理学是研究相关影响教育正常发展和良性运转的影响因子相互之间的关系, 诊断病理症状, 并究其原因, 从而提出建设性的对策良方, 来达到缓解甚至消除症状, 从而促使教育能够健康发展循环的一门教育学科的分支学科。教育病理学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 它所研究的领域较宽广, 基本上凡是涉及到教育出现不正常现象、教育弊端或者教育凸显不良问题都可纳入教育病理学的研究范畴。
综上所述, 在这里笔者将教师评价的教育病理定义为学校在教师评价过程中出现的偏移和失调状态, 是特定的异常条件致使教育评价功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 使学校教师评价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异常的过程。
2 教师评价体系病理性症状
2.1 教师评价目的单一, 重结果, 轻过程
目前我国学校开展的教师评价大多是行政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式的奖惩性评价过程。而且在“升学率”的指挥捧控制下, 每一所学校都想在竞争中获胜, 都想在家长、学生心目中树立名校品牌, 这就决定了学校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决定了该所学校的教师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分数唯理”的教师评价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中便应运而生了。因此教师评价只重视目标、忽略过程, 只重视教师工作量化结果、轻教师平时工作表现和相关能力。
2.2 教师评价制度不完善, 重行政命令, 轻准备和和交流
教育评价制度是参照设计出的相关评价模式为核心, 进而对评价对象及评价自身进行一种严密的价值判断的规则体系。教育评价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评价过程应该由准备、实施、结果处理和结果反馈等四个环节组成。但现实的教师评价体系准备工作不健全, 学校很少事先对相关实施的评价方案进行事先宣传, 更不会去做相关的调查访谈以及预评价。基本上方案的制定由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直接下达或者主要学校领导参加评定, 教师很少参与。一般直接采取生硬的方式, 强制执行。这样教师不仅没有成为评价的主体, 一般消极应对, 甚至有部分教师会对教师评价工作产生抵触情绪, 从而降低了评价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靠性。
2.3 教师评价技术方法不科学, 评价标准单一化, 重共性, 轻个性
教育评价方法是指在进行教育评价的过程中, 进行相关的指标体系设计和确定指标权数以及搜集整理、分析解释评价结果的办法和手段。但在现实的教师评价中评价体系极不完善、不科学, 具体表现在: (1) 相关评价的指标体系过于简单, 大部分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都是从德、能、勤、绩四大部分来进行。显然, 当今这种指标体系已经是脱离了实际, 完全不能科学地反映当前教师的工作特点和能力价值。 (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随意性强、评价权数不合理。 (3) 获取评价信息的途径单一, 所获得的评价信息较片面。另外每个老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拥有独立的人格, 其年龄、经历、个性以及教学风格等都存在一定得差异。因此, 用统一的评价模式、统一的标准而对所有的教师进行评价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3 教师评价体系病理症状分析及诊治
教师评价的病理现象是一种教育病理, 也是一种社会病理。教育病理具有致病因子多样性、因果关系复杂性的特征, 因此对教育病理进行归因分析往往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针对目前我国教师评价所出现的病理现象, 我们可以看出: (1) 只讲效率、不讲效能的评价体系只能导致评价目的过于单一, 即只注重学校的教育目标, 而不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服务。 (2) 只讲命令至上、不讲协调的评价体系导致评价评价制度不完善, 重行政命令执行, 轻沟通和交流。这种“管理主义倾向”突出的教师评价制度, 以上级行政命令基本手段, 只注重鉴定的功能, 只是走过场, 摆样式。其激励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不能引起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同时也不能起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 (3) 评价效度不高导致教师对专业发展评价的不信任。教师评价技术方法不科学, 评价标准单一化, 使得教师评价流于形式, 不能真正起到科学合理评价教师的作用。因此我们期望可以通过以下对策来改善教师评价病理的现状:
3.1 提升评价内容全面性和多样性
诚然, 学生成绩作为教师评价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但真正只有把整个评价过程纳入到考察范围才是最可靠、最真实的评价。应该具体的将教师评价内容分为教学评价和素质评价两部分。其中教学评价可以由教学的目标、技能、设计和学习评价组成。素质评价可以由政治文化素养、职业道德、工作能力及学科研究能力等部分组成。同时每一部分必须都有相应的评价标准, 只有这样, 教师评价的内容才能更全面, 更科学, 也确保了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度。
3.2 建立和健全中学教师评价的制度
为了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制度, 首先, 在实施教师评价方案之前, 应该做好相关宣传活动, 积极倡导全体教师参与决策, 并将评价实施方案相关细节、要求、观念等深入教师心中, 不仅要让教师了解评价的目标、内容及方法等, 而且要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 倡导献计献策, 提出科学合理的的建议;其次, 应建立常设的评价组织机构, 统一协调与评价有关的各项工作, 防止评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扯皮现象;再次, 必须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 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360°评价制度, 在增加教师评价多渠道同时, 可以让教师及时审视修正自己, 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3.3 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 合理设计教师评价指标体系
在教师评价方法运用方面要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法, 做到分析法与综合法相结合;自评法与他评法相结合;相对法和绝对法相结合。其次, 确定权重及处理评价信息应采取科学的方法。再次, 教师评价指标的设计, 应该以学校与教师发展的价值取向、客观需求和发展状况为基本依据。如果脱离了被评者的客观需要和能力实际, 缺乏有针对性的自主设计, 那么评价结果就会因“合意性”不强而难以被评价对象所接受。
4 结语
本文是关于教师评价之病理表征及其诊治的研究。从教育病理学角度对教师评价进行诊断, 并发现教育评价目的单一、评价制度不完善、评价体系不科学成为教师评价体系的三大毒瘤和疾病。已经从不同方面危害了我国教师评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现代教师评价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教师评价制度应当顺应管理理论和心理学理论, 在提升评价内容全面性和多样性、建立和健全中学教师评价的制度以及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 合理设计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之余, 也需强调教师作为个体在教学工作和发展中的独特价值, 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相信并尊重教师个人独立教学判断能力, 同时真正将教师个人的发展需求与教学的发展需求、学校的发展需要相互融合, 建立起有效的现代教师评价机制。
摘要：教师评价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教师的自我价值以及职称评定、奖励等一系列切身利益。而实践中教师评价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病理现象。基于教育病理的分析框架, 本文综合归纳了教师评价的病理特征, 并分析了主要原因, 由此提出了若干措施加以改进。
关键词：教师评价,教育病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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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评价 篇2
1 病理学的学科性质及特点
病理学是从形态与结构的角度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化规律, 阐述疾病本质的一门医学基础学科。该门课程对病理变化的观察和病理机制的探讨, 会直接影响学生进入临床工作中对临床表现的判断、分析和作出诊断结论, 并为临床各门课程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
2 临床病例引入病理学教学中的意义
病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课程, 从理论上对细胞水平, 甚至分子水平的异常进行描述, 对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复杂的病理过程进行推理, 其概念、复杂机制多且抽象, 而且所涉及知识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很大。况且, 基础学科学习阶段的枯燥乏味和无聊同样反映在病理学的学习过程中。在病理学教学中引入临床病例, 可以弥补上述缺点, 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本校的病理学课程安排在大学的第二学期, 此时, 学生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知识, 对于涉及临床病例的内容有着本能的探索欲。
3 临床病例引入病理学教学的实施过程
首先, 根据专业和学生的具体情况, 紧紧围绕教学大纲的重点、难点等要求, 通过查阅网络资料、搜集临床资料等方法, 准备好适当的临床病例, 并结合病例提出一些问题, 建立起临床病例库。然后, 在每个章节开始学习之后, 给出临床病例, 并针对该病例提出数个问题, 请学生思考。最后,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病理学理论知识分析临床病例, 逐步回答所提出的各个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做到书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 使学生不再感到枯燥、乏味, 真正做到基础与临床的有机衔接, 将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实践化。
4 临床病例引入病理学的效果评价
对已学习过病理学并考试完毕且已知晓成绩的学生, 包括2013级大专护理和助产专业, 共5个班发放200份问卷, 通过无记名调查问卷的形式, 调查将临床病例引入病理学教学的效果。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80份。调查结果统计见表1。
通过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 152名学生 (84.44%) 认为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137名学生 (76.11%) 认为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 160名学生 (88.89%) 认为有利于培养学习兴趣, 130名学生 (72.22%) 认为有利于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认为可以培养创新能力的只有87名学生 (48.33%) 。
5 讨论
将临床病例引入病理学教学得到学生的认可和好评, 提高学生对学习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通过课堂临床病例讨论, 一方面加深学生对已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并将其运用于临床, 解释临床表现, 另一方面学生在分析病例的过程中可以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良好的医学思维, 为后续临床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2]。且该教学方法不需要小班进行, 不需增加课时、教师和场地, 因此优于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BL) 模式[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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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评价 篇3
1 对象和方法
对象:以广东医学院湛江校区开设病理课的2007级全体本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共4个专业 (临床医学、皮肤、眼耳鼻喉、眼视光学) , 34个班, 有1, 104人。
方法:按照教学计划, 在学期结束时对全体学生进行考核测评, 评价项目及方法见表1, 满分标准为100分;同时采集了学生的性别、专业、学号等相关信息。用SPSS11.0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Kolmogorov-Smimov法 (K-S法) 进行正态性检验, 根据正态性检验结果选择参数检验 (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 或非参数检验 (符号秩和检验、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 ,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K-S法检验显示各评价项目评分均不服从正态分布 (P<0.05) , 所以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大体标本测试平均分为88.335分, 切片标本测试平均分为70.824分。
学生大体标本观察能力与切片标本观察能力的差异, 通过符号秩和检验 (Wilcoxon法) 结果表明, Z=-21.065, P=0.000 (P<0.05) , 可认为学生对大体标本的观察能力要高于切片标本观察能力,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学生标本观察能力与学习行为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学生大体标本观察能力、切片标本观察能力与学习行为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见表2) 。
*P<0.05
标本观察能力与理论水平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显示学生大体标本观察能力、切片标本观察能力与理论水平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见表3) 。
*P<0.05
学生标本观察能力的性别差异, 统计结果显示, 女生大体标本观察能力、切片标本观察能力均高于男生,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4, 表5) 。
* P<0.05
* P<0.05
3 分析和建议
形态学是病理学的基础, 因此学习好病理学, 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病理标本形态的观察。所谓观察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活动, 而观察的效果与观察能力密切相关。标本测试是评价学生的标本观察能力的一种方法。本研究发现, 学生的标本观察能力与理论水平呈正相关, 这说明观察能力与理论水平可以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因此,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标本观察能力是病理学实习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建议如下。
培养学生观察病理标本的兴趣。兴趣是观察的强大动力, 每个人都会对他感兴趣的事物给予优先注意和积极探索。兴趣的培养应贯穿于病理学课程教学的始终, 包括第一次实习课以及后续的实习课。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存在着“首因效应”, 它指的是人们在初次交往中, 最先提供的信息对形成第一印象有强烈的作用, 这种第一印象是极为深刻牢固的, 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比以后得到的信息对于事物整个印象产生的作用更强[1]。我们在学生第一次实习课中主要安排学生观看尸体解剖录像, 而教学内容所占比例较小, 目的是让学生认识病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病理学的应用、实习标本的来源等,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后续的实习课中, 还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培养学生观察病理标本的兴趣, 比如多媒体教学、以问题为基础的启发式教学、联系实际、病例讨论等[2]。
完善观察方法。本研究发现学生大体标本的观察能力要高于切片标本观察能力, 我们在以前的调查中也发现学生对切片标本的观察感觉较为困难[2]。因此, 在教学中应注重观察方法的教学, 尤其是切片标本的观察。①大体标本的形态特点是宏观的, 基本观察方法比较简单, 主要依照标本的结构由整体到局部、由表及里循序进行, 学生较容易掌握。②切片标本的基本观察方法是肉眼→低倍镜→中倍镜→高倍镜, 由宏观到微观循序进行, 由于镜下信息繁多, 且为二维平面断层图像, 病变特征较难掌握。教学中, 应运用语言、动作、图片、动画等启发学生塑造立体概念, 把视觉的二维平面感受通过通感、联想转换为三度空间感觉[3], 从而形成对事物的完整认识。例如在观察纤维瘤的切片时, 通过构建立体形象, 学生对肿瘤细胞编织状排列的方式更容易理解。③观察时需要注意对比, 比如脓肿和蜂窝织炎、癌和肉瘤、葡萄胎和绒癌等病变的对比。④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常需要对标本进行连续观察, 比如大叶性肺炎不同分期具有不同的形态, 通过连续观察便可以认识这种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理变化。此外, 对于同一种疾病, 需要把大体标本和切片标本结合起来观察, 并且应注意标本来源和病史, 联系理论知识, 才能全面的认识该种疾病。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本研究发现学生标本观察能力与学习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上课积极提问和回答、讨论、作业等均说明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生只有进行积极主动的探究式学习, 观察能力才会提高。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模式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 其基本特点是打破学科界限, 围绕着病人疾病问题编制综合课程, 以教师为引导, 学生为中心, 小组教学[4]。该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PBL在国内仍处于试验阶段, 虽然众多研究表明PBL有利于学生的自学、思维能力等智力因素的发展, 但少数学生可能会增加焦虑感, 信心下降[5]。教学中, 应注意不同教学模式的选用,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注意性别差异, 因性施教。本研究发现女生大体标本观察能力、切片标本观察能力均高于男性。文献报道, 女生在听觉、言语、机械记忆上具有优势, 而男生在视觉、理解记忆上具有优势[6]。因此, 为避免出现高分低能的结果, 应指导男生对疾病现象多归纳总结、多记忆, 而对于女生应指导她们多思考、多推理、减少对知识点死记硬背, 充分发挥各自的感知优势和行为优势, 挖掘学习潜能, 提高学习效果。
摘要：通过考核测评的方式, 对我校湛江校区2007级全体学生观察病理标本的能力进行评价, 并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学生对大体标本的观察能力要高于切片标本观察能力, 女生观察能力高于男生;观察能力与学习行为、理论水平呈正相关。因此, 在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完善其观察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性施教等, 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
关键词：观察能力,兴趣,PBL,因性施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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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评价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4月-2013年10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52例术前诊刮诊断或疑为子宫内膜癌患者。全组患者均经术后石蜡切片病理结果确诊, 年龄34~71岁, 平均 (51.5±3.7) 岁。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全组患者术前均未采取放化疗治疗, 术中给予患者筋膜外子宫切除术和双侧附件切除术治疗, 部分肿瘤累及宫颈者, 可在行双侧附件切除术的基础上, 给予广泛子宫切除手术治疗。同时术中采用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对全组患者的肿瘤类型、肿瘤分化程度和肿瘤肌层浸润深度等进行评价和记录, 并采集子宫标本, 于术后进行常规石蜡切片病理诊断。检查患者是否有以下情况:浸润低于1/2肌层, 肿瘤分级在G3以下, 病灶范围不超过1/2宫腔, 且无其他恶性肿瘤 (腺鳞癌、透明细胞癌等) , 若符合上述要求, 则需要行淋巴结切除术治疗。另外, 还需要给予全组患者盆腔淋巴结切除治疗以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活检。
1.2.2 观察方法
本研究由两名高级职称病理医师负责对全组患者行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术后石蜡切片病理诊断。参照1988年修订并发布的FIGO肿瘤分级标准[2], 划分成G1、G2和G3三个等级。病变肌层浸润深度划分成3级, Ⅰ级表示浸润仅侵入子宫内膜, Ⅱ级表示浸润侵入浅肌层, 即不超过1/2肌层, Ⅲ级表示浸润侵入深肌层, 即超过1/2肌层。
1.3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5.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术后病理检查结果
经切除子宫的石蜡病理检查发现, 全组52例患者中, 子宫内膜样腺癌47例, 浆液性癌4例, 透明细胞癌1例, 但术前确诊为G1级子宫内膜癌, 按照FIGO分期不同来看, 其中ⅠA、B、C期分别有9例 (17.31%) 、35例 (67.31%) 和4例 (7.69%) , ⅡA、B期分别有2例 (3.85%) 、1例 (1.92%) , 另有1例 (1.92%) 属于ⅢC期。
2.2 病理检查诊断肿瘤分级结果
经研究发现, 快速冰冻检查诊断符合率为55.77%, 且G1、G2和G3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59.38%、87.50%和1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30.22, P<0.05) 。详见表1。
例
2.3 肌层浸润深度
在诊断病变肌层浸润深度方面, 快速冰冻检查Ⅰ、Ⅱ和Ⅲ级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29.17%、96.15%和1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22.18, P<0.05) 。详见表2。
例
3 讨论
目前临床在给予子宫内膜癌患者手术治疗时, 通常需要为其进行明确的手术病理分期, 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而因肿瘤分级、肌层浸润深度以及宫颈受累情况和罕见子宫内膜癌等多种因素往往会给手术病理分期造成一定影响, 临床需要予以足够重视, 以确定是否为患者行淋巴结切除治疗[3]。
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是现阶段为子宫内膜癌进行手术分期的常见手段, 通过该诊断方式, 可加强术者对肿瘤类型、分级以及病变肌层浸润程度等的掌握, 并对患者有无子宫外转移的风险作进一步诊断, 同时确定术中是否需要给予患者淋巴结切除术治疗, 以帮助术者对子宫内膜癌进行可靠、全面的手术分期, 获得更高的临床治疗结果。但在实际操作中, 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方式并不能作为手术范围的最终判断标准, 这主要是由于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的固有因素的影响, 而导致准确性降低, 具体包括[4,5,6,7,8,9]: (1) 病灶标本的大小、分化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的诊断, 导致检查结果缺乏准确性; (2) 冰冻切片质量相对较差, 是当前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技术的缺陷, 使得病理医师难以准确对切片中的肿瘤进行准确分级; (3) 与病理医师的诊断经验有关, 由于术中快速冰冻切片通常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较为正确的判断, 而时间限制又导致病理医师无法顺利完成多张切片的制作, 切片数量少、诊断时间短, 这就显得病理医师的诊断经验尤为重要。除此之外, 子宫内膜癌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也易受特殊因素影响[10,11,12]。 (1) FIGO分期是以子宫内膜与肌层交界处为起点来测量肌层浸润深度, 但是子宫内膜与肌层的交界经常是交错不齐, 甚至宫内膜腺体可以深陷肌层。因此如果癌肿范围广, 并呈推进式浸润时, 确定肿瘤浸润的基线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取材时多切面的肉眼观察, 对比肿块旁正常交界处连线来测量浸润深度。 (2) 如果癌肿呈条索状浸润, 则需要镜下确认癌性间质反应, 但是大量癌细胞累及肌层却缺乏间质反应的情况也不少见。 (3) 同时, 在快速切片中伴发腺肌症受癌累及与肿瘤的肌层侵犯也很难区分。因此即使密切结合病变大体形态和镜下形态, 要准确地评价子宫内膜癌肌层浸润深度也并不容易。
不过相关研究也有指出, 临床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上述几种因素的干扰来提高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的诊断符合率。本研究提示:肿块必须书页式切开检查;肿瘤取材要尽可能保证两块大切片;坚持两人阅片;加强与手术医师的联系。结合本次研究来看, 全组52例患者均经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和术后石蜡切片病理检查, 发现肿瘤分级G1、G2和G3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59.38%、87.50%和1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肌层浸润深度Ⅰ、Ⅱ和Ⅲ级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29.17%、96.15%和1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提示该诊断方式还是能够有效应用于子宫内膜癌的诊断, 并且肿瘤分级越差、肌层浸润程度越深, 更可以凸显该诊断方式的诊断价值。
病理评价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2010年6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妇科手术治疗有完整临床病理资料的临床Ⅰ期子宫内膜腺癌患者108例,年龄36～72岁,所有的患者均行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双附件切除术,术前、术中预测有高危因素者行腹膜后淋巴切除。所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放疗、化疗或其他的抗肿瘤治疗,术后切除标本均送病理检查。
1.2 方法
1.2.1 组织病理分级:
术前分段诊刮或宫腔镜活检的子宫内膜组织和术中切除子宫标本均送病理检查。依据FIGO推荐的组织学病理腺癌分级为:G1、G2、G3。
1.2.2 诊疗过程:
患者术前行分段诊刮或宫腔镜活检取得子宫内膜病理分级(术前病理分级)。基本手术方式是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双附件切除术,术中剖视子宫根据组织颜色和质地判断肌层浸润深度,部分切除子宫送冰冻切片获得病理分级及肌层浸润深度。根据术前病理分级、术中肉眼判断肌层浸润深度和冰冻切片病理判断有无高危因素而决定是否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术后切除子宫标本均送病理检查,以术后病理为确诊标准。
1.2.3 高危因素判定标准:
子宫内膜样腺癌病理分级G1～G2和肌层浸润深度<1/2者为低危;子宫内膜样腺癌病理分级为G3和(或)肌层浸润深度≥1/2者为高危。
1.3 术前、术中预测子宫内膜样腺癌高危因素的准确性评价指标
以术后切除子宫病理分级G3和(或)肌层浸润深度≥1/2者为“金标准”,术前、术中病理判断为高危,术后病理与以上两项中的一项相符为阳性,一项都不相符为假阳性;以术后切除子宫病理分级是G1～G2、肌层浸润深度<1/2者为“金标准”,术前、术中判断为低危,术后病理与以上两项相符为阴性,术后病理与以上两项之一不相符者为假阴性。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一致性评价采用Kappa检验。
2 结果
108例子宫内膜腺癌患者均行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双附件切除术,术中剖视子宫判断肌层浸润深度,76例切除子宫术中送冰冻切片,37例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其中有3例术后病理没有发现肿瘤,而术前病理分级为G1,可能是子宫内膜微小癌灶经诊刮清除;3例术前病理为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息肉,术后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癌,这两种患者在计算时被剔除。
2.1 术前病理分级、术中冰冻切片病理分级预测高危因素的准确性及一致性 102例患者中,术前病理分级为G1～G2者83 例,G3者19例,术后病理分级为G1～G2者81例,G3者21例(见表1),术前病理分级预测高危因素的敏感度为66.7%(14/21),特异度为93.8%(76/81),阳性预测值为73.7%,阴性预测值为91.6%, Kappa值为0.63。诊断符合率为88.24%(90/102)。
术中冷冻切片病理分级为G1～G2者63例, G3者13例,术后病理分级为G1～G2者58例,G3者18例(见表2)。术中冷冻切片病理分级预测高危因素的敏感度为44.4%(8/18),特异度为91.4%(53/58),阳性预测值为61.5%,阴性预测值为84.1%,Kappa值为0.08。诊断符合率为80.3%(61/76)。
2.2 术中肉眼判断、术中冰冻切片判断肌层浸润深度预测高危因素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术中肉眼判断肌层浸润深度<1/2者77例,≥1/2者25例,术后病理诊断肌层浸润深度<1/2者81例,≥1/2者21例,术中肉眼判断肌层浸润深度评价的敏感度为66.7%(14/21),特异度为86.4%(70/81),阳性预测值为56.0%,阴性预测值为90.9%,Kappa值为0.50。诊断符合率为82.4%(84/102)。见表3。
术中冰冻切片判断肌层浸润深度<1/2者57例,≥1/2者19例,术后病理诊断肌层浸润深度<1/2者59例,≥1/2者17 例,术中冷冻切片判断肌层浸润深度的敏感度为76.5%(13/17),特异度为89.8%(53/59),阳性预测值为68.4%,阴性预测值为93.0%,Kappa值为0.64。诊断符合率为86.8%(66/76)。见表4。
2.3 术前、术中病理预测子宫内膜样腺癌高危因素评价的准确性 根据术前病理分级和术中冰冻切片预测为低危者65例,高危者37例,术后切除子宫病理诊断为低危者68例,高危者34例,术前、术中病理预测高危因素的敏感度为79.4%(27/34),特异度为85.3%(58/68),阳性预测值为72.9%,阴性预测值为89.2%,Kappa值为0.63。诊断符合率为83.3%(85/102)。见表5。
3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子宫内膜癌的治疗趋于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模式,对于临床Ⅰ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是否要切除腹膜后淋巴结尚存在争议。Boronow等[1]报道低危者即Ⅰa～Ⅰb和G1、G2,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可以忽略。临床随机研究显示,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有助于手术分期,但并不能提高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率或整体生存率[2,3]。目前许多医疗机构对判定有高危因素者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而判定为低危因素者,如无肉眼可见的子宫外扩散病灶则不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因此,术前、术中的病理分级和肌层浸润深度的准确判断成为准确选择手术范围的决定因素。
通过分段诊刮、宫腔镜活检等方法取得术前病理分级。分段诊刮病理分级与术后病理分级存在不一致[4],约有18%～25%的术后病理分级上升[5,6]。术后病理分级上升,有可能导致治疗不足。冰冻切片也存在类似的情况[7]。本研究术前分级预测高危因素的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93.8%,Kappa值为0.63。术中冰冻切片病理分级预测高危因素的敏感度为44.4%,特异度为91.4%,Kappa值为0.08,与Sanjuán等[8]报道相似。术前病理分级预测高危因素的准确性指标较高,与术后病理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值为0.63)。判断肌层浸润深度的方法通常有CT、MRI、B超、术中肉眼判断、冰冻切片等。本研究的术中肉眼判断肌层浸润深度的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86.4%,Kappa值为0.50,与Obrzut等[9]报道相似。术中冰冻切片判断肌层浸润深度的敏感度为76.5%,特异度为89.8%,阳性预测值为68.4%,阴性预测值为93.0%,Kappa值为0.64。冰冻切片预测高危因素的准确性指标较高,术中冰冻切片判断肌层浸润深度与术后病理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值为0.64)。在临床实践中,手术者必须根据子宫内膜腺癌的病理分级和肌层浸润深度判断是否切除腹膜后淋巴结,因此需同时评价子宫内膜腺癌的病理分级和肌层浸润深度。本研究根据术前病理分级、术中肉眼判断肌层浸润深度、冰冻切片综合预测存在高危因素的敏感度为79.4%,特异度为85.3%,阳性预测值为72.9%,阴性预测值为89.2%, Kappa值为0.63,与Sanjuán等[8]报道相似。术前、术中病理结合与术后病理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值为0.63)。判断不需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的可靠性较高(阴性预测值为89.2%),发生过度治疗的可能性较小;但对需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的可靠性稍低(阳性预测值为72.9%),部分病例可能发生治疗不足,手术医生应根据其他临床指标进行考虑。术前预测高危因素的准确性较冰冻切片判断肌层浸润深度预测高危因素的准确性高,两者相结合可能提高预测高危因素的准确性,从而减少治疗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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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tiou S,Trimble EL,Papakonstantinou K,et al.Complete pelvic lymphadenectomy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early,grade I and Ⅱ endometrioid corpus cancer[J].Anticancer Res,2009,29(7):2781-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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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anjuán A,Cobo T,Pahisa J,et al.Preoperative and intraoperative assessment of myometrial invasion and histologic grade in endometrial cancer: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frozen section[J].Int J Gynecol Cancer,2006,16(1):385-390.
病理评价 篇6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2012年12月—2014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经肾穿刺活检确诊的CGN患者123例,其中男76例,女47例;年龄15~79岁,平均(41.1±15.2)岁。纳入标准:1起病缓慢,病情迁延,可有肾功能减退、贫血、电解质紊乱等情况出现。2有不同程度的蛋白尿、血尿、水肿及高血压等表现,轻重不一。3病程中可因呼吸道感染等原因诱发急性发作,出现类似急性肾炎的表现,也有部分患者可有自动缓解期。4具有上述临床表现,持续1年以上并经肾活检组织学检查确诊。排除标准:包括各种继发性肾损害,如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泌尿系梗阻、感染等。同时选取27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男14例,女13例;年龄23~76岁,平均(43.8±14.5)岁。对照组尿常规、尿蛋白及肾功能检查均正常,无肾脏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可引起肾损害的相关病史,双肾超声检查未见异常。本研究方案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仪器与方法采用Siemens Acuson S200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配备ARFI技术,4C1凸阵探头,频率3.0~4.5 MHz。受检者当日空腹,侧卧位检查,首先行常规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肾脏大小、形态、肾实质回声及肾内血供状况。取肾长轴切面,保持探头与皮肤的垂直并固定,嘱受检者屏住呼吸,待图像稳定后启用ARFI测量肾实质中下部剪切波速度(shear wavevelocity,SWV)。取样框(大小1 cm×0.6 cm)应尽量避开肾窦及肾周组织,每侧肾脏分别测量10次取其平均值。如图像不稳定,测量结果显示为x. xx m/s时,予以重新测量。所有测量均由1名具有丰富弹性超声工作经验的主治医师完成。
1.3肾功能的测定患者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5 ml检测血肌酐水平。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filtration rate, e GFR)依据我国改良简化的MDRD方程估测[4]:e-GFR=186×血肌酐- 1.154×年龄- 0.203×(女性×0.742)。
1.4病理学检查参考Katafuchi肾病积分标准,对肾小球、肾间质、肾小管及血管病变进行半定量评分(表1)[5]。根据肾脏病理评分分为3组:肾功能轻度损害组:病理积分≤9分;中度损害组:病理积分10~18分;重度损害组:病理积分≥19分。
1.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3.0软件,CGN患者各亚组与对照组SWV测值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检验;肾实质SWV测值与肾脏病理评分、血肌酐及e-GFR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ARFI技术对CGN病理损害的诊断效能,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病理结果123例CGN患者经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结果显示,膜性肾病54例,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8例,Ig A肾病21例,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17例,微小病变15例,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3例,肾小管间质病变3例,系膜毛细血管性肾小球肾炎2例。病理评分结果为:肾功能轻度损害组81例,中度损害组26例,重度损害组16例,各组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03,P>0.05),见表2。
2.2 SWV测值及相关性分析各组CGN患者与对照组比较,SWV测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6.592,P<0.01),见表2;重度损害组患者SWV测值明显低于轻度损害组、中度损害组及对照组(P<0.01)(图1~3)。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SWV测值与Katafuchi病理评分、血肌酐呈负相关(r= - 0.481、- 0.441,P<0.01),与e-GFR呈正相关(r=0.546,P<0.01),SWV测值随着患者肾功能损害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减低。
2.3 SWV评价CGN病理损害的ROC曲线分析SWV评价轻度、中度及重度肾功能损害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0、0.738和0.870。以2.65 m/s、2.50 m/s和2.34 m/s为诊断轻度、中度、重度肾损害的最佳诊断界值,其对应的敏感度分别为63.4%、71.4% 和93.8%,特异度分别为77.8%、71.3% 和79.9%。见表3。
图1 男,64岁,轻度肾损害。SWV 2.69 m/s(A);病理诊断肾小球膜性病变,无明显肾小球性硬化,肾小球节段袢向尿极延伸并与球囊壁粘连,囊壁增厚(<10%),系膜细胞增殖(<25%),小灶性肾小管萎缩(<25%),肾小管间质少量单个核细胞分布(<25%),小叶间动脉内膜增厚(10%~25%),评分6分(HE,×400,B)
图2 男,20岁,中度肾损害。SWV 2.40 m/s(A);病理诊断Ig A肾病,部分肾小球球性废弃(5/32,10%~25%),肾小球系膜区中度增宽,系膜细胞增多(25%~50%),节段袢与球囊壁粘连(10%~25%),间质小灶性肾小管萎缩(<25%),少量中性粒细胞浸润(<25%),小动脉管壁增厚(0%~25%),评分10分(HE,×400,B)
图3 男,56岁,重度肾损害。SWV 2.01 m/s(A);病理诊断肾小球膜增生样病变,多个肾小球球性废弃(22/34,>50%),节段性病变(26%~50%)伴系膜细胞增殖(25%~50%)。肾小管间质慢性病变重度(>50%),多灶性肾小管萎缩(>50%),间质单个核及少量中性粒细胞浸润(25%~50%),小动脉内皮肿胀增厚(10%~25%),伴节段透明变性(10%~25%),评分21分。重度肾损害者SWV明显低于轻度、中度损害者(HE,×400,B)
3讨论
CGN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由多种病理类型组成的、原发于肾小球的一组疾病。CGN不仅给家庭、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患者出现高血压、贫血、钙磷代谢紊乱、心血管等并发症的风险是同年龄肾功能正常者的2~4倍[6]。因此,准确评估肾纤维化程度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ARFI是一种全新的超声成像技术,其原理是向感兴趣区发射短周期(约0.3 s)推进脉冲,在组织内部产生局部形变及横向传递运动的剪切波,通过检测SWV估计组织的弹性模量[7]。组织越坚硬,弹性越差,剪切波传播速度越快[8]。ARFI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采用超声仪自动发射声脉冲波对组织施压,可定量诊断组织弹性,克服了传统弹性成像需手动施压,只能对病灶进行定性诊断等不足[9],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肝纤维化的评价及乳腺、甲状腺、前列腺等多个脏器疾病的诊断。近年可见AFRI应用于评估正常肾实质弹性及肾脏疾病的相关报道[10,11,12],但尚未见该技术用于无创性定量评价CGN患者肾脏病理损害的相关报道。本研究应用ARFI技术对比分析健康志愿者和CGN患者SWV测值的变化,发现各组CGN患者与对照组之间SWV测值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肾功能轻度损害阶段即可观察到肾实质的弹性变化。重度肾损害患者SWV测值明显低于轻度、中度肾损害者及对照组。ARFI可无创性地评估肾纤维化程度,其评价轻度、中度及重度肾功能损害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0、0.738和0.870。以2.65 m/s、2.50 m/s和2.34 m/s为诊断轻度、中度、重度肾损害的最佳诊断界值,其对应的敏感度分别为63.4%、71.4% 和93.8%,特异度分别为77.8%、71.3% 和79.9%,与Guo等[13]报道的结果一致。然而,Syversveen等[14]应用ARFI评价30例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所致的肾纤维化,发现在不同程度移植肾纤维化之间,SWV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ang等[15]报道慢性肾病患者SWV测值与肾纤维化无明显相关性。不同研究者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推测与肾脏组织结构的各向异性及不同操作者之间的测量差异有关。
既往研究证实,SWV测值随肝纤维化程度的加重而增高,与肝纤维化分期呈明显的正相关。Bota等[16]报道ARFI诊断≥F2期、≥F3期及F4期肝纤维化对应的SWV阈值分别为1.34 m/s、1.55 m/s和1.80 m/s。与ARFI对肝纤维化的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SWV测值随着患者肾功能损害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减低,与Katafuchi病理评分、血肌酐呈负相关,与e-GFR呈正相关。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尚未完全明了,可能与肾脏相对复杂的组织结构成分及特性有关[7]。既往研究表明,肝脏弹性测值主要受肝纤维化程度的影响,而肾脏SWV测值除受纤维化影响外,肾脏的血流灌注状态、血管压力、尿流压力等亦可影响剪切波传播速度[17,18]。
ARFI作为一种新的弹性成像技术,在现阶段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 ARFI技术存在易受呼吸运动的干扰、取样框大小无法调节、取样深度 <8 cm等缺点。2操作过程中易因操作者不同而导致所测结果存在差异,重复性欠佳。操作者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尽量保持探头与被测组织垂直、在相同部位多次重复测量取平均值等方法,尽量减少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病理评价 篇7
资料与方法
2013年1月-2015年12月收治患者166例, 年龄20~70岁, 平均 (40.9±9.0) 岁;排除既往宫颈癌、宫颈锥切及子宫切除病史。经宫颈液基细胞学或HPV筛查为宫颈细胞学阳性或细胞学阴性但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16/18型阳性。患者知情同意后行阴道镜检查及活检, 组织学诊断为CINⅡ/Ⅲ级;经患者知情同意后再选择行LEEP术。以LEEP术组织病理为诊断标准。
方法:①阴道镜检查和宫颈活检:患者于月经干净后3~10 d进行阴道镜检查, 检查前24 h内禁止行妇科检查。阴道镜检查由经验丰富的宫颈门诊医生应用YIZ-YD光学电子阴道镜进行, 对异常及可疑区行多点活检, 而对不典型或不满意阴道镜者行常规3、6、9、12点活检或行宫颈管搔刮术, 样本分装后送检做病理检测。②LEEP术手术方法:患者在月经干净后3~7 d进行治疗。根据宫颈大小及病变范围, 选用不同型号环形电刀, 电极从病灶外缘3~5 mm处开始, 垂直切入宫颈组织, 缓慢均匀连续地移动电切环, 直至患侧病变外侧3~5mm处出电切环。宫颈管切除深度1.0~2.5 cm, 将宫颈鳞柱交界及转化区完全切除。切除组织后, 进行定位标记, 并送病理检查。③病理学判定标准:阴道镜下多点活检联合宫颈管搔刮检查及LEEP术后病理组织均进行连续切片病理组织学检查。CIN的分级参照有关标准, 将CIN分为Ⅰ、Ⅱ、Ⅲ级。
结果
166例阴道镜下活检病理诊断为CINⅡ和CINⅢ, 经LEEP术后病理诊断, 炎症7例 (4.22%) , CINⅠ43例 (25.90%) , CINⅡ65例 (30.72%) 和CINⅢ51例 (39.16%) 。以LEEP术后病理学检查为金标准, 将CINⅡ及以上的宫颈病变定义为高级别宫颈病变, 阴道镜下活检诊断高级别病变的符合率69.87%, 过度诊断率30.13%。经LEEP术后组织病理检查, 出现病理级别降低的现象, 下降为炎症7例 (4.22%) , CINⅠ43例 (25.90%) 。见表1。
讨论
近年来CIN的发病率明显升高, 且呈年轻化的趋势, CIN有15%的概率发展为宫颈癌, CINⅠ、Ⅱ、Ⅲ级患者进展为浸润癌的危险分别为15%、30%、45%[1]。从宫颈癌前病变发展成宫颈癌, 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 及时发现并治疗CIN, 尤其是高级别的CIN, 是预防宫颈癌发生的关键。阴道镜检查是“三阶梯法”中诊断宫颈病变不可或缺的技术, 其具有操作简单、无创伤等优势, 广泛应用于临床。阴道镜应用放大技术提高分辨率, 对宫颈鳞、柱状上皮交界处的转化区进行重点观察, 可观察到肉眼看不到的宫颈表面较微小的病变, 为进一步的诊断治疗提供了依据[2,3]。
但是, 近年来有研究指出, 阴道镜下组织活检对CIN的诊断敏感性过高、特异性较低。杨凤云等的研究发现[4], 阴道镜下宫颈活检诊断的总准确率81.77%, 对CINⅡ/Ⅲ级的符合率79%。而在曹树军等的研究中[5], 阴道镜多点活检诊断高级别CIN与宫颈锥切、全子宫切除标本的诊断符合率仅61.6%, 浸润癌漏诊率达到5.7%。本研究通过对166例阴道镜下活检病理诊断为CINⅡ/Ⅲ的病例行LEEP术后病理诊断, 结果显示, 阴道镜下组织活检对CINⅡ/Ⅲ级病变诊断的准确率约69.87%, 与之前文献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而经LEEP术后组织病理检查, 30.13%的病例出现CINⅡ/Ⅲ级病理级别降低的现象, 这可能与病灶局限、较高级病变组织在阴道镜活检时去除、因LEEP手术时机的延后病变发生消退转化等有关。
CINⅠ的进展具有可自然缓解及发展为浸润癌概率低的特点。本研究依照2013年WHO宫颈癌筛查及处理方案指南[6], 对于阴道镜下活检CINⅡ以上的患者建议采取手术治疗, 而对CINⅠ级的患者, 则采取密切随访观察。因此, 未取得CINⅠ级患者LEEP术后病理诊断的数据, 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病理级别升高的现象。然而有文献报道, 阴道镜下活检诊断CINⅠ中CINⅡ以上病变的漏诊率可以达到19%~55%[7,8]。有学者建议初次诊断为CINⅠ患者组织标本可进行LEEP术取组织进行病理诊断, 提高其诊断准确性[9]。因此, 对CINⅠ处理仍有争议, 如何确定更满意的处理方式, 仍有待扩大样本量及进行多中心研究进一步明确。而导致CINⅠ病理级别升高的原因一方面与阴道镜检查看不到宫颈管内的病变, 可能会遗漏宫颈管内病变及宫颈深部癌, 建议对阴道镜检查不满意或怀疑宫颈高级别病变的患者进行LEEP术来确诊CIN病变[10];另一方面可能与检查者经验和技术水平有关[11,12], 钱德英等提出[13], 阴道镜检查的规范化程序操作, 专科医生的培训教育, 是保证阴道镜检查质量及有效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