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病理（共6篇）
术后病理 篇1
胃癌严重威胁现代人的生命健康, 据统计胃癌的致死率在各类恶性肿瘤中占第二位[1]。胃癌的预后与进展程度相关, 发病早期治疗对于提高疗效、改善预后和延长患者生命具有重要意义。但现代临床发现, 约有80%以上的患者确诊为胃癌时已至进展期[2], 早期发病的诊断率较低, 进展期胃癌即使行全胃切除手术治疗, 其5年生存率也仅为30%~45%[3]。因此应积极探索有效的诊断方法, 尽早发现发病苗头, 初期确诊, 为患者赢得生存机会。现对术前胃镜活检和术后病理检查结果应用于胃癌诊断的效果进行观察比较, 希望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3月—2011年3月间术前胃镜活检为胃癌的病例68例进行研究, 临床均行手术治疗, 并以手术中病理组织样本进行活检诊断。患者中男42例, 女26例, 年龄48岁~72岁, 平均年龄 (55.6±8.2) 岁;临床表现:消瘦28例, 上腹部不适感42例, 纳差33例, 黑便16例;发病部位包括胃体24例, 贲门小弯侧22例, 胃窦10例, 胃角8例, 胃底4例。排除有胃病病史病例, 所有患者均为首次发病, 且术前未行放化疗治疗。
1.2 方法
术前对全部受试病例进行胃镜检查, 如患者伴发胃溃疡, 则胃镜下取溃疡面边缘4个象限切取病理组织进行活检;如存在糜烂创面, 则于创面切取病理组织活检;如胃内有结构不清晰或非正常结构处, 则于该处取病理组织样本进行活检。活检组织共切取6~10块。
手术过程中取患者病理组织样本, 以福尔马林溶液固定, 石蜡包埋切片, 之后行HE染色病理诊断。
1.3 观察指标
对两种活检方法后的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胃癌病理类型包括:乳头状腺癌、黏液腺癌、管状腺癌、低分化腺癌和印戒细胞癌;分化程度包括:分化与分化不良。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胃癌病理类型诊断结果
术前胃镜活检与手术病理检查对不同病理分型的胃癌诊断结果有显著不同, 术前胃镜活检诊断为乳头状腺癌、印戒细胞癌的比例明显高于手术病理检查, 黏液腺癌和低分化腺癌的比例明显低于手术病理检查 (P<0.05) , 检出管状腺癌的比例与手术病理检查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见表1。两种检查方法诊断结果相同的病例数为34例 (50%) 。
2.2 胃癌分化程度诊断结果
术前胃镜活检与手术病理检查对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诊断结果有显著不同, 术前胃镜活检诊断为分化型胃癌比例明显低于手术病理检查, 诊断为分化不良型胃癌比例明显高于手术病理检查 (P<0.05) 。见表2。
3 讨论
胃癌为临床常见的一类恶性肿瘤, 其发病率和致死率均较高, 但早期发病易被忽视, 易被临床漏诊和误诊。因此很多病例确诊时已至进展期, 给治疗带来困难, 也不利于预后。近些年来胃癌早期诊断的研究受到临床关注, 尽早发现病变和早期治疗将大大提高患者生存率, 为患得赢得生存机会。
胃镜检查快捷有效, 是胃癌术前鉴别与诊断的重要方法之一, 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窄带内镜技术的发展, 进一步提高了胃镜检查应用于胃癌诊断的准确性,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4]。目前胃镜活检已经成为胃癌手术前检查诊断的“金标准”[5], 但该技术在获取病理样本时仍有一定局限性, 其病理样本的获取并不能囊括所有病变组织, 影响活检准确性, 因而胃镜检查的诊断结果与术后病理检查结果是否一致仍需进一步研究。
本组研究中显示术前胃镜病理诊断与手术病理检查对胃癌的病理类型及分化程度有明显的不同, 两种方法的病理检测一致性仅为50%, 而术前胃镜检查对分化不良型胃癌的诊断率显著高于手术病理检查, 相关数据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两种诊断方法仍存在较大的准确性差异。
影响术前胃镜活检准确性的因素有很多:①对于低年龄段患者其确诊时病变多为早期, 胃镜下的组织病理变化程度低, 表现不典型, 如果医生未能仔细的探查或检查不充分, 很容易出现遗漏, 使检验结果与手术病理检查结果出现一定差异。②由于胃镜探查具有局限性, 检查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倒镜观察, 对贲门、胃体、胃底等部位容易出现病理样本采集不足的问题, 检查准确性低, 造成与手术病理检查结果不一致。
综上所述, 术前行胃镜检查对于早期诊断胃癌具有重要价值, 但其对癌变的病理分型及分化程度鉴别准确性不足, 仍不可忽视手术病理样本活检以获得准确的检验结果。
摘要：目的 对比术前胃镜活检和术后病理检查结果为胃癌的临床诊断提供证据。方法 2010年3月—2011年3月间术前胃镜活检为胃癌的病例68例均行手术治疗, 并以手术中病理组织样本进行活检诊断。比较两种方法对胃癌病理分型及分化程度的诊断差异情况。结果 术前胃镜活检与手术病理检查对不同病理分型的胃癌诊断结果有显著不同 (P<0.05) , 两种检查方法诊断结果相同的病例数为34例 (50%) 。术前胃镜活检与手术病理检查对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诊断结果有显著不同, 术前胃镜活检诊断为分化型胃癌比例明显低于手术病理检查 (P<0.05) 。结论 术前行胃镜检查对于早期诊断胃癌具有重要价值, 但其对癌变的病理分型及分化程度鉴别准确性不足, 仍不可忽视手术病理样本活检以获得准确的检验结果。
关键词：胃癌,胃镜活检,手术病理活理,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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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病理 篇2
1 材料与方法
对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999年1月至2008年12月经TURP术治疗的BPH生患者1876例进行回顾性检查, 发现其中有39例术后病理诊断为前列腺癌, TURP手术切除组织全部送检行石蜡包埋、切片, HE染色, 部分病例做免疫组织化学进一步明确病理诊断, 然后对此39例的临床、病理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876例BPH患者, 病程3个半月～8年, 主要临床表现为排尿困难647例, 有急性尿潴留史367例, 有无痛性血尿107例。肛门指诊前列腺均未触及明显硬结, 超声检查均提示BPH。检出的39例前列腺癌患者年龄56～82岁, 中位年龄72岁, 临床表现与BPH无明显区别, 仅有2例指诊时可疑不明确硬结, 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检查, 其中<4ng/mL 26例, 在4～10ng/mL的10例, 10～15ng/mL 3例, 对指诊可疑不明显硬结2例PSA也在临界值以及数值偏高的另7例行前列腺多点穿刺活检, 其中有2例均是仅一个穿刺点查见灶性或数个腺体非典型增生。TURP术后, 其中33例行内分泌治疗, 3例内分泌加放疗, 1例放疗, 2例观察等待。
2.2 术后病理诊断
本组39例TURP术后病理诊断为前列腺癌, 占同时期BPH行TURP术的2.08%, 病理组织类型为腺癌38例, 移行细胞癌1例, 除1例移行细胞癌外, 其余38例腺癌根据Gleason分级系统[1]评分结果见表1。
3 讨论
3.1 TURP术后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偶发癌
前列腺良性增生行TURP治疗在我国大中城市已相当普及, 术后病理发现前列腺癌近年报道逐渐增多, 有报道称此为“前列腺偶发癌”, 而偶发癌的定义却相对较为狭窄, 是指临床上诊断为BPH的患者 (直肠指检和经直肠前列腺B超等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无显示前列腺癌的征象) , 在行TURP或开放性摘除术后的标本中, 病理检查发现T1期前列腺癌病灶。T1期是诊断前列腺偶发癌的界限, 不能单纯认为“偶然”发现就是偶发癌, 而有的“偶然”发现的前列腺癌已超过T1, 或血清PSA偏高, 未行前列腺穿刺证实, 应属临床漏诊范畴。将本组归为TURP术后病理诊断前列腺癌较为妥当, 其中有2例和7例分别有直肠指检可疑硬结或伴有PSA检查稍有偏高, 虽都经前列腺穿刺未发现恶性病变, 但也与偶发癌的定义稍有出入。BPH行TURP术后偶发癌报道发生率不一, 国外在6%～8%, 国内为2.3%～4.5%[2,3], 但与早些年缺少术前血清检测PSA相比 (4.9%～8%) 发生率明显降低, 说明PSA的临床应用对提高前列腺癌的检出率有直接意义[4]。因为手术切除区域的限制, TURP术后发现的偶发癌也并不是前列腺偶发癌的全部, 只能称作TURP术后的前列腺偶发癌, 或称为移行区前列腺偶发癌。膀胱全切时, 由于得到了全部前列腺组织, 偶发癌的检出率达27%～41%[4,5], 明显高于TURP术后偶发癌的比例, 足可说明这一点。本组TURP术后前列腺癌检出率 (2.08%) 偏低, 是否与前列腺多点穿刺活检率较低有关或其他因素, 尚待进一步研究。
3.2 临床漏诊原因分析
3.2.1
肛门指检是简便易行的常用初步检查方法, 多是凭医师的主观判断, 有时可能因主观及客观因素造成判断不准或疏忽, 因此指检首先要有一定经验医师进行, 其次操作时应认真细致, 也可减少此初诊环节的漏诊发生。
3.2.2
血清PSA现已作为常规检查, 有关报道称, 因此项的应用前列腺癌的发现例数提高了5.3倍[6]。如果PSA检测数值增高、偏高或临界, 因可受其他因素如炎症等的影响, 则应复查或进行前列腺多点穿刺等其他检查, 本组有2例即为穿刺活检组织中查见少数腺体呈非典型增生, 术后病理有1例又经免疫组织化学确诊为高分化腺癌的, 但PSA偏高与病理组织分化程度相关性有待于进一步积累病例研究。因此临床各项非创伤性检查, 包括直肠指诊、血清PSA和经直肠超声检查联合应用, 如有可疑可加做前列腺多点穿刺, 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临床对前列腺癌的漏诊。
3.3 病理诊断体会
3.3.1
病理组织处理方法可影响前列腺癌的检出, 应尽可能多取材, 尤其是电切前列腺组织较碎, 肉眼不能辨别病变性质和部位, 应将切除组织全部送检, 才能从此环节避免漏诊。本组有2例因某种原因仅作部分组织包埋切片, 镜下发现少许可疑组织, 又将剩余组织全部检查才确定为腺癌。
3.3.2
镜下认真仔细观察, 抓住点滴疑问深入做工作。因为电切的前列腺组织较碎, 有时也较多, 制片时很难对每小块组织包埋切片满意, 增强责任心, 镜下对切片中每一块小组织细致观察到位, 如发现少量或灶性可疑的区域, 应采取重切、深切或连续切片的手段进一步检查, 可以提高前列腺偶发癌的检出率[7], 本组有2例属此种情况, 深切或连续切片后确定为腺癌, 说明病理技术和诊断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对诊断结果造成影响。
3.3.3
应按照较为统一的病理诊断标准出具报告, 对于临床治疗及预后判断也有较好的指导意义。目前病理多采用WHO推荐的Gleason报告系统, 但由于切除组织量的差异, 如穿刺活检、TURP术后及前列腺全切术等不同方式得出的病理诊断也可对分级结果产生影响, 在公开报道讨论时易造成混淆, 应引起大家注意。
3.3.4
及时借助工具, 可进一步提高检出率。必要时应借助免疫组织化学等手段辅助病理诊断, 也能从另一层面减少误诊或漏诊[8,9], 本组中有3例即是通过免疫组织化学CK34βE12、p63和P504S等的联合标记最终确诊的, 另有1例Gleason3级前列腺癌出现的筛状结构, 与高级别PIN出现的筛状结构鉴别较困难, 这时做免疫组织化学观察非典型筛状结构基底细胞消失, 基底膜不完整或不规则而确定为恶性病变的。
摘要：目的分析前列腺增生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 (TURP) 术后检出前列腺癌的特点和病理诊断方法。方法对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十年来行TURP的1876例术后病理诊断为前列腺癌的39例进行术前及术后临床、病理回顾性分析。结果血清PSA<4ng/mL患者26例, 在410ng/mL10例, 1015ng/mL3例;术后病理前列腺癌检出率2.08%。结论TURP是早期发现前列腺癌的重要手段;病理诊断借助免疫组织化学可减少漏诊提高确诊率。
关键词：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前列腺肿瘤,前列腺偶发癌,前列腺增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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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病理 篇3
关键词：子宫颈癌,术前诊断,术后病理诊断,对照分析
子宫颈癌属于妇科较为普遍的一种恶性肿瘤, 患者患病年龄集中于40~55岁。针对宫颈部位病变的早期发现对于疾病的早期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针对子宫颈癌的发病机理尚未有效明确, 分析早婚早育、性生活紊乱以及多产会导致患有子宫颈癌的概率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升高[1]。针对子宫颈癌疾病, 早期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 疾病后期患者会表现出异常排液症状以及阴道异常出血症状。临床针对此类患者主要选择阴道镜检查、宫颈管活体组织检查以及子宫颈刮片细胞学检查等系列方法, 针对子宫癌变能够做到明确发现, 为疾病的早期治疗提供显著的参考依据, 进而将患者手术治疗治愈率有效提高。但是临床上对子宫颈癌进行诊断的过程中, 仍然具有一定的误差, 并且往往会表现出病情分期同病理检查结果不相符的情况[2]。为了进一步分析术前诊断同术后病理诊断的临床价值, 本文主要针对我院收治的子宫颈癌患者, 对术前检查结果与术后病理的诊断结果进行对比,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2年10月~2015年9月收拾的子宫颈癌患者80例作为研究就对象, 所有患者术前检查以及术后检查结果等系列临床资料全部完整。年龄22~69岁, 平均年龄 (43.5±13.9) 岁。
1.2 方法
针对子宫颈癌患者, 临床均选择手术治疗的方法。针对患者的疾病情况进行观察, 选择广泛子宫切除术或者选择次广泛子宫切除术的方法进行治疗, 在此过程中对患者选择盆腔淋巴结清除术的方法进行治疗[3]。
2 结果
对患者实施术前诊断后发现, 无阴道穹窿受侵患者5 4 例, 完成手术后病理诊断为阴道穹窿表现为阴性患者50例, 诊断符合率为92.59%;术前诊断患者存在宫旁浸润最终诊断为子宫颈癌ⅡB患者5例, 完成手术后经过病理诊断结果为2例, 诊断符合率为40.00%;术前诊断无宫旁浸润患者76例, 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为71例, 诊断符合率为93.42%;手术过程中诊断淋巴结表现为阳性83个, 术后病理诊断结果表明转移的淋巴结66个, 诊断符合率为79.52%。
3 讨论
对子宫颈癌患者实施临床分期针对疾病的治疗具有显著意义。当前主要将子宫颈癌分为Ⅰ期、Ⅱ期、Ⅲ期以及Ⅳ期[4]。疾病早期, 子宫颈癌患者主要表现为Ⅰ期以及Ⅱ期, 针对患者实施临床治疗后, 能够获得较高的痊愈率。对患者实施临床诊断以及临床病理检查, 能够将子宫颈癌准确率显著提高, 并且对疾病分期的情况可以进行有效明确, 最终选择针对性方法对患者实施临床治疗[5]。但是, 在实施临床诊断的过程中, 同病理检查结果进行比较, 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对此需要研究有效方法缩小宫颈癌疾病的临床分期与病理检查之间的差异性。
本次研究中, 无阴道穹窿受侵的患者54例, 完成手术后病理诊断为阴道穹窿表现为阴性患者50例, 诊断符合率为92.59%;术前诊断患者存在宫旁浸润最终诊断为子宫颈癌ⅡB患者5例, 完成手术后经过病理诊断结果为2例, 诊断符合率为40.00%;术前诊断无宫旁浸润患者76例, 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为71例, 诊断符合率为93.42%;手术过程中诊断淋巴结表现为阳性83个, 术后病理诊断结果表明转移的淋巴结66个, 诊断符合率为79.52%。从而证明对宫旁以及主骶韧带侵犯阳性患者, 其临床诊断结果同临床病理检查结果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针对宫旁以及主骶韧带侵犯阴性患者, 其临床诊断结果与临床病理检查结果的符合率较高。从而证明对子宫颈癌患者, 选择窥视、直接触摸以及阴道镜检查的方法进行检查, 对子宫颈癌分期进行判断过程中, 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患者的淋巴结是否出现转移会对临床手术成功与否产生直接的影响, 并且存在较大概率出现肿瘤复发的情况。对此针对患者实施淋巴结清除术治疗, 能够将患者的手术治愈率显著提高。但是患者表现出淋巴结肿大情况或者表现出淋巴结粘连情况, 不代表患者出现了淋巴结转移情况, 也可能因为患者表现出炎症导致。此外对于外观表现正常的淋巴结, 也不代表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情况, 对此不能依据目测判断患者是否表现出淋巴结转移的情况, 准确度较低。
总而言之, 子宫颈癌患者实施临床诊断与术后病理诊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对此需要提高临床经验, 做好诊断细节工作, 最终将疾病的临床诊断正确率显著提高, 将诊断误差有效降低, 为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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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病理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2 年9 月-2014 年9 月在本院手术治疗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者59 例作为观察组, 其中男36 例, 女23 例, 年龄43~70 岁, 平均 (59.68±2.95) 岁。按照TNM (T:原发肿瘤;N:区域淋巴结;M:远处转移) 进行甲状腺功能分期:T期16 例, N期22 例, M期21 例。 选取同期入院体检正常者30 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19 例, 女11 例, 年龄41~69 岁, 平均 (58.62±2.68) 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全部研究者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无相关禁忌证, 无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血糖血压达标者, 年龄>18 岁,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有相关禁忌证, 未能坚持配合研究者, 排除妊娠或准备妊娠亦或是哺乳期妇女;有严重精神病史者, 非自愿参与本次研究者。本次研究已经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3 方法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行MRI经颈静脉造影血液动力学检查。检查嘱咐患者常规禁食, 辅助患者取仰卧位, 对颈静脉进行检查, 采用Philips intera 1.5 Tesla超导型MRI扫描装置, 进行轴位、冠状位、矢状位扫描, 层厚4 mm, 层间距0.5 mm, 均行平扫和Gd DTPA扫描。观察血管内径、平均血流速度以及血流参数。甲状腺切除手术后行病理穿刺诊断与MRI造影, 对比两者诊断吻合率。病理检查:根据WHO (世界卫生组织) 2004 年内分泌器官肿瘤的分类实施, 采取患者术后标本, 全部材料均应用博能高度为4% 的中性甲醛进行固定, 且应用石蜡进行包埋, 取常规HE染色进行切片。
1.4 病理诊断与MRI诊断病理诊断:大体的标本均呈现出肿块形成, 通过肉眼不能对肿块进行辨别, 在显微镜下可见微小乳头状肿瘤, 其肿瘤直径约为0.5~1 cm, 通过高倍镜能够发现乳头状的突起, 在突起的表面有双层或者是单层的癌性上皮细胞, 细胞核的分裂减少、变异排列十分紊乱, 其中恶变结节状硬化灶出现浸润性的生长, 并且伴随着局灶性的纤维化。MRI诊断:T1 加权信号较低或者正常, T2 加权信号较高, 在肿瘤四周出现不完整的包膜样的低信号影;肿瘤的边界不清楚、不均匀信号、不规则形状;颈部淋巴结发生转移, 或甲状腺周围组织器官有浸润。
1.5观察指标 (1) 分析两组患者颈静脉造影血液动力学变化情况; (2) 分析不同TNM分期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者颈静脉造影血液动力学变化情况。
1.6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文中数据,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字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颈静脉MRI造影血液动力学变化情况两组患者的血管内径、平均血流速度、血流量参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TNM分期与颈静脉造影血液动力学变化的关系T期患者血管内径明显高于N期、M期, 平均血流速度低于N期、M期,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对比分析三组患者血流量参数的变化情况,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 与M期比较, P<0.05;△与N期比较, P<0.05
2.3 术后MRI造影与病理诊断对照研究经过手术后MRI造影诊断显示, 其中确诊为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者42 例, 病理诊断38 例, 符合率为87.50%。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MRI影像图见图1。
3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 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具有发病率高、预后治疗效果差的特点, 若未及时进行针对性治疗, 会累积胸部组织, 颈静脉组织等, 进而对疾病的控制情况造成影响[5,6]。因此, 加强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的早期诊治, 能够有效控制疾病的发展, 提高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有研究指出, 甲状腺组织血液组织较为丰富, 受到原发疾病的影响, 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者的颈静脉造影血液动力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7,8]。
甲状腺微小癌 (thyroid micro carcinoma, TMC) 的临床表现与甲状腺癌基本一致, 只是病灶小, 如不注意认真检查, 往往难以发现。甲状腺中可触及微小结节, 质硬, 活动度好, 无压痛。由于TMC的结节一般较小, 几乎位于甲状腺体中甚至被膜处, 触诊时如不仔细检查常难以发现。Noguchi报告的867 例TMC中, 临床可触及腺体结节的仅有23 例 (2.7%) 。如合并多结节性甲状腺肿, 应注意在众多大小不等的结节中有无微小质硬的结节。这种结节与周围甲状腺肿结节质地有差异。体查时, 应认真触诊双侧腺叶, 切勿只注意检查结节明显一侧的甲状腺叶, 而忽视检查结节不明显的对侧腺叶。TMC常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文献报告TMC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发生率在2.0%~43%, 其有部分患者颈部淋巴结肿大为TMC最早出现的临床表现。淋巴结内的肿瘤可能快速发展而发生囊性坏死和淋巴结退化。不少颈部淋巴结转移可被误诊为颈部囊性病变或支气管囊肿。可发生远处转移, 如脊椎、骨和肺转移, 但发生率极低。在部分患者中, 骨转移可能成为首发表现。
MRI能够较好的提示小病灶及判断肿瘤侵犯范围。本组研究中, 观察组患者的颈静脉造影血液动力学检查检查结果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 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血管内径明显缩小、平均血流速度加快, 而血流量参数则明显减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患者甲状腺功能分期不同, 其血管内径及平均血流速度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本研究中T期患者血管内径明显大于N期、M期, 平均血流速度低于N期、M期,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比分析三组患者血流量参数的变化情况,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该研究结果提示, 颈静脉造影血液动力学的变化对临床了解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者疾病发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研究表明, 颈静脉血管流速与甲状腺功能情况呈正相关关系[9]。吴仕科等[14]通过研究发现, 不同甲状腺功能分期的患者其颈静脉血流的参数并无变化, 而且其还通过对甲状腺微小乳状癌患者手术后进行MRI造影与其病理对照研究显示, MRI对甲状腺微小乳状癌患者的诊断准确率较高。本次研究中也发现, 在确诊为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者42 例中, 其中通过病理诊断38 例, 符合率为87.50%。本研究甲状腺功能分期不同的患者颈静脉血流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提示本次研究与吴仕科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卢艳玉等[15]通过研究表明, 受到颈静脉内径代偿性增宽的影响, 当患者与甲状腺功能受损呈严重化发展时, 其血流参数变化程度并不明显, 本研究结果与其相符。
术后病理 篇5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2009年5月-2011年2月在我院妇科诊治的120例患者, 宫颈细胞学巴氏Ⅱ级以上, 行阴道镜下检查异常, 同时取活检, 病理诊断存在宫颈CIN病变者, 行LEEP治疗, 术后行病理检查。年龄22～65岁, 平均年龄为36.5岁, 109例已经生育, 11例未生育。
1.2 方法
(1) 阴道镜下多点活检术: 所有患者在活检术前24h内未做任何妇科检查。检查方法如下:嘱患者排空膀胱, 取膀胱截石位, 在阴道窥器的帮助下, 先对宫颈一般性状进行肉眼的观察, 判断有无病理情况的存在;然后将宫颈表面用3%醋酸溶液涂布, 仔细观察宫颈有无异常情况存在, 冻结最佳图像。再将宫颈用碘溶液均匀涂抹, 观察宫颈的变化, 并冻结有意义图像。于可疑病变部位取组织, 固定并送病理检查。 (2) 宫颈环形电切术:按照上述准备及体位进行准备, 选择合适的环形电圈, 调整功率为40～60W, 切除范围距病变5mm。创面用球状电极止血, 切除组织再次送病理检查。所有病理结果均由有经验的病理科医师诊断并核实。
2 结果
从统计结果可以得知, 在CIN Ⅰ中两种方法的符合率为71.1%, 在CIN Ⅱ中两种方法的符合率为53.8%, 在CIN Ⅲ中两种方法的符合率为43.3%。
3 讨论
宫颈环形电切术 (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procedure, LEEP) 不仅不会对周围组织造成损伤, 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无任何疼痛, 术后不会形成瘢痕, 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4,5]。LEEP在临床中已凸显出明显的优势, 逐渐取代传统的手术刀, 对于宫颈糜烂、宫颈息肉、宫颈肥大、宫颈湿疣、宫颈癌前病变 (CINⅠ级、CINⅡ级) 的患者特别适合[6]。
那些阴道镜下多点活检或妇科检查明显异常的患者多需要行LEEP治疗, 并于术后行组织的病理检查, 来进一步明确诊断及对病情作出准确地判断。并且LEEP术被认为是一种治疗CINⅡ～Ⅲ级安全有效的方法, 具有治愈率高、术后并发症少的优点。特别是对于CINⅡ～Ⅲ级和早期宫颈癌的诊断方面, 认为LEEP术的地位和作用尚不能被替代。 其中CIN Ⅲ及早期宫颈癌多认为是多中心性, 因为阴道镜本身的限制性, 使不能取得宫颈管内的病变组织, 增加了漏诊率[7]。一般认为阴道镜活检与LEEP术后病理结果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异[8], 因为:阴道镜活检取材少, 组织表浅, 增加了病理诊断的难度;活检部位的选择和操作医师的主观性有很大的关系;宫颈管解剖位置的特殊, 使得其内的病灶在阴道镜下不容易被发现;病变本身为多中心性, 阴道镜取材自身受到限制。一般认为, LEEP可以明显降低阴道镜下活检可能遗漏的癌前病变和早期浸润癌的发生率, 并且LEEP可以将该病变完全切除, 因此认为LEEP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9,10]。
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 笔者有理由认为, 阴道镜下行宫颈多点活检与宫颈环形电切术术后病理检查对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诊断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 在经阴道镜下行宫颈多点活检诊断为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患者, 可以在选择行宫颈环形电切术的同时, 于术后行病理检查, 提高该疾病诊断的准确率, 减少误诊、误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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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病理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477医院1999年1月至2011年10月的乳腺癌标本72例, 女性70例, 男性2例, 年龄32～83岁, 中位年龄53岁。所有患者术前均未进行化疗或放疗。所有标本均经组织病理学诊断确诊, 浸润性导管癌46例 (63.9%) , 浸润性小叶癌9例 (12.5%) , 髓样癌8例 (11.1%) , 导管内原位癌7例 (9.7%) , 腺样囊性癌和腺鳞癌各1例 (1.4%) ;有淋巴结转移者37例, 无转移者35例。按UICC分期标准进行分期, I期15例, IIA期共19例, IIB期14例, IIIA期11例, IIIB期3例, IIIC期6例, IV期4例。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乳腺肿块、乳腺疼痛、乳头改变、溢液, 部分表现为腋窝淋巴结肿大。
1.2 临床治疗
本组患者72例, 其中48例行改良根治术, 20例行单乳切除术, 4例行保乳切除术。术后患者接受1～8个疗程的化疗, 其中39例接受CAF化疗方案, 即CTX 600mg/m2静脉注射, 第1天和第8天;阿霉素 (ADM) 40mg/m2静脉注射, 第1天和第8天;5-Fu 500mg/m2静脉注射, 第l天和第8天;28天为1个疗程。11例接受TAC方案, 即多西紫杉醇75mg/m2, 第l天;表柔比星70 mg/m2, 第1天;环磷酰胺500mg/m2, 第1天。8例接受CMF方案治疗, 即第1～8天静脉推注CTX 600mg/m2、MTX 40mg/m2, 第2～5天静脉滴注5-FU 600mg/m2, 21天为1个疗程。7例接受TA方案治疗, 即第1天静脉推注表阿霉素60mg/m2或毗喃阿霉素40mg/m2, 第2天静脉滴注紫杉醇175mg/m2。以21d为1个疗程。7例接受TP方案, 即紫杉醇135mg/m2, 静滴3h, 第1天;顺铂30mg/m2, 静滴, qd, 第1～3天, 每21天为1个疗程。
1.3 细胞计数
对该组患者在初诊时抽取外周血, 计数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数 (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 ALC) 。
1.4 免疫组化标记癌组织浸润淋巴细胞
乳腺癌组织标本用10%福尔马林液固定, 石蜡包埋, 4μm厚连续切片, 采用CD25抗体 (Santa Cruz公司产品) 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定位调节性T细胞 (T-reg) 的分布。免疫组化采用S-P法, S-P试剂盒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染色程序按S-P试剂盒说明进行, 以PBS液代替一抗设阴性对照。结果判断, 对每张切片在高倍镜 (×400) 下计数5个视野。以染色强度计分, 与阴性对照相同者计0分, 淡黄色、棕黄色、黄褐色分别计1、2、3分;再以阳性细胞比例计分, 全部阴性0分, 1/3以下、1/3～2/3、2/3以上细胞数阳性分别计1、2、3分, 两项得分相加, ≤2分为阴性, ≥3分为阳性。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组间阳性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细胞计数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乳腺癌疾病初诊时ALC水平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
本组病例疾病初诊时ALC数值范围为 (0.60～2.70) ×109/L, 中位数为1.7×109/L。以中位数1.7×109/L为限分组, 分析ALC是否是影响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因素 (表1) 。结果发现, 患者ALC水平与年龄、组织学类型无关 (P>0.05) , 但与淋巴结转移 (P=0.0095) 和临床分期相关 (P=0.0124) 。
2.2 乳腺癌间质T-reg细胞计数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
免疫组化标记乳腺癌间质浸润性T-reg细胞, 可见CD25阳性的T-reg细胞呈圆形或椭圆形, 大部分聚集在癌巢周边的间质, 少数细胞浸入癌巢内癌细胞周围 (图1) 。高倍镜 (×400) 下计数5个视野, 间质浸润性T-reg细胞数在 (33.7±9.8) 至 (244.4±43.2) 个之间, 中位数 (136.3±22.8) 。
A:浸润性小叶癌癌巢周围多量T-reg细胞分布;B:少数T-reg细胞浸润到癌巢内肿瘤细胞周围;C:浸润性导管癌间质中多量T-reg细胞分布;D:浸润性导管癌间质中少量T-reg细胞分布。免疫组化CD25标记, ×200。
以间质浸润性T-reg细胞中位数 (136.3±22.8) 分组, 将该组病例分为T-reg细胞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 统计分析T-reg细胞数量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 乳腺癌间质浸润性T-reg细胞数量与癌细胞淋巴结转移有密切关系, T-reg高水平组淋巴结转移率为69.4% (25/36) , 明显高于T-reg低水平组33.3% (12/36) , 显示T-reg细胞可能在调控乳腺癌细胞的转移中其重要作用。T-reg细胞数量与患者年龄、癌组织病理组织学类型、临床分期无关 (表1) 。
注:a以中位年龄分组;b理论频数小于5的最后三组合并, 卡方检验。
2.3 乳腺癌ALC与组织浸润性T-reg的相关性
以ALC中位数1.7×109/L为限分组, ALC<1.7×109/L组乳腺癌T-reg细胞数为168.6±26.9, ALC≥1.7×109/L组乳腺癌T-reg细胞数为96.8±15.6, 两组间差异明显 (P=0.0032) ;同样, T-reg高水平组乳腺癌ALC水平为 (1.1±0.3) ×109/L, 而T-reg低水平组乳腺癌ALC水平为 (1.8±0.5) ×109/L, 两组间差异显著 (P=0.0242) 。由此可见, 乳腺癌ALC与组织浸润性T-reg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 两者对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具有反向协同作用 (图2) 。
注:a以中位年龄分组;b理论频数小于5的最后三组合并, 卡方检验。
3 讨论
乳腺癌是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疾病。随着多种分子生物标记物用于乳腺癌的筛查和检测, 以及各种治疗模式的临床应用, 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已有较大幅度提高。然而, 对于乳腺癌治疗来说, 筛选合理的综合治疗模式, 正确判断患者的疗效和预后, 仍有许多工作有待深入研究。近年来, 陆续有报道认为肿瘤患者疾病初发时的外周血ALC能够反映患者免疫状态, 是一种判断患者主动免疫能力抵抗肿瘤进展的一种较好的指标。Porrata等[5,6]通过对淋巴瘤患者ALC的临床统计研究, 认为淋巴瘤患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或者化疗后早期ALC的恢复能提高疗效, 有助于延长生存期, ALC是反映淋巴瘤患者免疫状态的一种较好的指标。同样, ALC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MDS) [7]、骨髓瘤[8]、骨肉瘤[9]的关系, 也得到了部分实验验证, 显示ALC水平与患者生存时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对疾病预后的判断有很大帮助。
此外,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 是存在于肿瘤间质内的一类异质性细胞群体, 以T细胞为主, 其细胞类型、密度和比例等也能够反映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状态[10,11,12]。研究发现, TILs的数量和T细胞亚群与肿瘤的预后有明显的关系, 与患者术后的复发和长期生存等密切相关[10,13]。调节性T细胞 (T-reg) 是T细胞的一个亚群, 表达CD25 (IL-2Rα链) 分子, 通过细胞间接触或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来抑制CD4阳性T细胞、CD25阴性T细胞和CD8阳性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T-reg高表达转录因子Foxp3, 与肿瘤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并可以作为预测总生存和无疾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子[13,14]。已有研究证实, 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乳腺癌和胰腺癌患者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以及瘤内T-reg数量明显增多[15,16]。
本文以一组资料相对完整的术后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分析初诊时外周血ALC与癌组织内浸润性T-reg细胞的数量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我们发现, 乳腺癌患者初诊时ALC水平与年龄、组织学类型无关, 但与淋巴结转移和临床分期相关, 显示高水平ALC患者淋巴结转移率低、疾病分期更趋向于早期。同样, 免疫组化标记乳腺癌间质内CD25阳性的浸润性T-reg细胞, 发现T-reg细胞高低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 T-reg高水平组淋巴结转移率为69.4%, 明显高于T-reg低水平组33.3%。因此, 外周血ALC与癌组织内浸润性T-reg细胞均有可能作为预测乳腺癌转移的分子指标, 进而有助于判断患者的预后。进一步统计发现, 乳腺癌ALC与组织浸润性T-reg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 ALC与T-reg之间存在反平行关系, 两者对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由于本组资料随访记录不全, 失访率较高, 且多数患者缺少复发的具体时间, 因此不能进行生存期的分析, 尚有待于进一步补充研究。
摘要：目的 研究乳腺癌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数 (ALC) 以及癌组织内浸润性调节T细胞 (T-reg) 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方法 收集72例术后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及ALC计数资料, CD25免疫组化标记检测癌组织中T-reg细胞的分布和数量, 统计分析两者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结果 本组乳腺癌患者初诊时ALC数值范围为 (0.60-2.70) ×109/L, ALC水平与淋巴结转移 (P=0.0095) 和临床分期 (P=0.0124) 相关;乳腺癌间质浸润性T-reg细胞数在33.7±9.8至244.4±43.2个之间, T-reg高水平组淋巴结转移率为69.4% (25/36) , 明显高于T-reg低水平组33.3% (12/36) ;乳腺癌ALC与组织浸润性T-reg之间存在反平行关系, 两者对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结论 外周血ALC与癌组织内浸润性T-reg细胞均有可能作为预测乳腺癌转移的分子指标, 进而有助于判断患者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