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效益（共5篇）
外部效益 篇1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安全舒适、快捷高效、节能环保的大容量公共交通,发展轨道交通是建设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的关键。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规划建设轨道交通,目前,绝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都在亏本运营。依从“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考虑,必须采取一定措施,补偿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在轨道交通发展带来的巨大外部经济效益中,抽取一部分将这种外部效益转化为企业内部效益,实现轨道交通发展的良性循环;本文就轨道交通外部效益的内部化进行初步研究。
1 轨道交通的外溢效应
轨道交通的外溢效应,指在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阶段,给交通的使用者,以及周边居民、地方政府和国家、生态环境带来的间接效益。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将间接提高沿线土地不动产的价值,促进沿线一定范围内住宅、商业的开发及企业的集聚,带来土地及房屋价格的上涨。同时,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可以缓和与其竞争的其他交通方式拥挤程度的形式,给其他交通设施利用者带来间接效益。
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发现不平衡性,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住宅开发者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轨道交通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轨道交通使用者要负担高额的票价,同时,轨道交通企业往往会因负担高额的建设费用与运营成本,导致企业亏本经营。这样,土地所有者、住宅开发者与轨道交通使用者、轨道交通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有必要通过某种形式把轨道交通开发利用的一部分作为轨道交通建设费用与运营成本予以还原,以减轻轨道交通企业的经营负担和轨道交通使用者的票价负担,从而实现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良性循环。
城市轨道交通的外溢效应见图1。
2 轨道交通外部效益的内部化
2.1 内部化概念
城市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内部化就是在深入、全面的研究基础上,包括外部效益量化计算的数据收集、分析、处理,通过征税或行政手段,以确定外部效益内部化的税种、税额、费率等,并且将这些资金作为轨道交通项目资金筹集的一部分,用于建设和管理。同时,制定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操作程序、法律保障等制度保证内部化过程的顺利进行。
2.2 外部效益内部化的计算
2.2.1 利益转移理论
利益转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各经济成份,分成成本投入者和效益直接获得者两大类,并分析这两类经济成份之间的利益转移关系,然后,提出以利益转移原则为出发点,建立模型,推出利益转移定理。
1)系统中的各经济成分。 成本投入者包括:土地所有人、固定设备投资人、移动设备投资人。
轨道交通产生的效益有:社会效益、交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这些效益的直接获得者:乘客、土地开发商、政府、沿线商家以及广告商。
在以上的效益中,除经济效益外,社会效益、交通效益,都需要折算成货币值。
2)利益转移关系。 在考察利益转移关系时,将固定设备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看作一个整体,简称固定设备人;将移动设备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看作一个整体,简称为移动设备人。
第1次利益转移的关系:①乘客以购买车票的方式将所获得效益部分转移给移动设备人; ②土地开发商以较高地价的方式,将获得的部分效益转移给土地使用人;③沿线商家以较高地租的方式,将部分所获得的效益转移给土地使用人;④广告商在购买广告权时将部分所获效益转移给固定设备人和移动设备人;⑤城市政府以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的方式将所获得的效益转移给土地所有人、固定设备人和移动设备人。
第2次利益转移的关系:①土地使用人从城市政府、土地开发商和沿线商家那里转移来的利益如果超过它应得的利益,则将其多出的部分转移给固定设备人;②移动设备人在向固定设备人购买线路使用权时,转移了一部分利益。
在某些时候,图2中虚线表示的转移关系被取消。图2中的城市政府既是直接获益者,又是固定设备或移动设备的投资者,即它可能是固定设备人或移动设备人。此时,将它双重身份分开考虑,这样并不影响以下数学模型的正确性,利益转移关系如图2所示。
3)转移原则。 原则上讲,直接获益者是不应该真正获得任何利益的,应该将所获得的效益全部转移给成本投入者,因为,直接获益者对轨道交通的建设经营没有作任何的投资。但是,为这样就失去了轨道交通的吸引力。因此,确定利益转移的量化关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一条轨道交通线的总效益应该大于它的总成本,否则没必要投资建设; ②成本投入者按各自的成本投入量等获得效益; ③直接获益者也按各自的成本投入比率获益; ④在各次利益转移时,按获益者所投入的成本,投入比率分配受益值。
4)利益转移定理。 按照转移原则,建立模型,可得到利益转移定理:轨道交通系统的成本投入者的成本效益比乘以直接获益者的成本效益,正好等于该系统的总成本效益比。
2.2.2 外部效益内部化的计算模型
设5个直接获益者的获益量分别为B1、B2、B3、B4、B5,总效益为B=∑Bi(i=1,2,3,4,5);三个成本投入者的投入量,折算成货币值,分别为C1、C2、C3,总成本为C=∑Cj(j=1,2,3);总的成本效益比为α=C/B。由原则③,各直接获益者向成本投入者的效益转移系数相同,设为Y,转移值为Di=YBi。那么,本身的成本效益比也就是Y。表1为直接获益者的利益分配情况。
另外,再设土地所有人向固定设备人的第2次转移系数为d1,移动设备人向固定设备人的第2次转移系数为d2,3个成本投入者的第1次转移所得分别为A1、A2、A3,以A2为例,推导其表达式。如图1所示,移动设备人一共获得3份直接获益者转移来的利益:①来自乘客为D1;②来自广告商,由于广告商同时向移动设备人和固定设备人转移利益,获得利益为D4C2/(C2+C3);③来自城市政府,移动设备人从中获得的利益为D5C2/C。所以,移动设备人第1次转移所得为
同样,可得其它2类成本投入者的第1次转移。设3个成本投入者的真正获益分别为E1、E2、E3,则表达式见表2所示。
表2中,Bi(i=1,2,3)和Cj(j=1,2,3)可以由实际数据折算,可以认为是已知的,故α=C/B=∑Cj/∑Bi,也是已知的,Dj、Aj、Ej是过渡参量,需要Y和d1、d2。由原则②,3个成本投入者的成本效益比相同,故设成本投入者的成本效益比为δ,则有
可推得
上式的含义是,轨道交通系统的成本投入者的成本效益比乘以直接获益者的成本效益比正好等于该系统的总成本效益比,即利益转移定理。这说明,轨道交通外部效益的内部化也遵从利益转移定理。
按照利益转移定理的结论,Y和δ有无数组解。一般可以认为,δ不应该大于Y,即成本投入者的获益率(1/δ)不应该小于直接获益者的获益率(1/Y)。对于Y和δ值的确定,可按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等方式给予解决。如果取Y=δ,则等于
另外,将固定设备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看作一个整体,如果固定设备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是两个不同的实体,那么,他们之间的利益可以将固定设备人最终所获得的利益A3+A1d1+A2d2,根据各自投入的成本按比率进行再分配。同样,如果移动设备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是两个不同的实体,那么,他们之间利益可以将移动设备人最终所获得的利益A2(1-d2),根据各自投入的成本比率进行分配。
如果土地所有人从沿线开发商那里所获得的利益转移B4Y与他投入成本C1之比大于1/δ,则城市政府和道路使用者就没有必要转移利益,需只固定设备人和移动设备人转移利益。这时的利益转移关系要简单一些,图2中虚射线表示这种可能被取消的转移关系。
相应地,第2次转移系数也简化为
当B4Y/C1≥1/δ时,即C1B4≤a时,
3 建 议
对于由交通利用者直接受益的效益,个人与企业作为收益的共同体,都需承担一定的效益返还费用。对个人,可通过乘车保险、个人所得税方式实现;对企业,可通过交纳交通税、补贴员工交通费的方式实现。
对于沿线居民或者房地产商直接受益的效益,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外部性”的存在是由于政府对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一旦政府对各种效益的归属方做出具体的规定也就不存在外部性。依据这一理论,政府可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房地产开发“合二为一”开展整体捆绑式的发展,这样,不需要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或相关的部门,具体的核算轨道交通到底为房地产商带来多少正外部性效益,再通过政府财政将绞纳的房地产增值税资金返回于轨道交通企业。这一过程不仅繁琐,而且中间的各个过程很容易使这部分资金减少,并且延滞了资金进入周转循环的时间。这种方式有利于主营业务与商业等辅助业务间的互惠互利,利用客流繁荣商业,反之,又可利用商业发展刺激客流量。
政府作为全体市民的代表获取收益,政府有必要将轨道交通发展带来的这部分外部性效益作为资本的再投入,投入到城市轨道交通的循环式发展中去,真正的实现城市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一方面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受益个体;另一方面,又是城市轨道交通真正的所有者,政府有必要也有义务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经营提供理性支持。政府可以通过对受益个体征税、建立建设基金等方式筹集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基金,以及对其他投入的减少也可以考虑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投入来获得循环式的节约。
综上所述,不管是谁受益,只有把受益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建设的再投入资金,企业才有能力负担下一轮运输产品的巨额成本,才有可能获取这种外部性的效益,从而实现企业与外部受益者双赢的局面,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性发展。
摘要：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有着明显的外部效益,其效益主要流向交通利用者、沿线房地产商或沿线居民,而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的投资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外部效益。通过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存在着外溢效应,接着对外部效益内部化的模型进行研究,最后提出城市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内部化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内部化
参考文献
[1]傅彦.高速公路项目运营评价及经济分析[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4.
[2]朱国宏,李志青,杨小勇.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间接经济效益[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3(3):25-28.
[3]丰伟,李雪芹.土地开发增值效益在城市轨道交通经济评价中的应用[J].交通标准化,2004(8)31-32.
[4]Satty TL.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New York:McGraw-Hill,2003:438-451.
[5]陈静,林逢春.条件价值评估法在城市轨道交通社会效益评估中的应用[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5(2):17-20
外部效益 篇2
一、外部效应的内涵
1.外部效应的经济解释。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 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相等, 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相等, 因而边际社会效益与边际社会成本相等, 这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条件。然而, 在现实社会经济运行中, 由于市场条件的限制, 私人成本及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等于社会成本及收益。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使得项目区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农田生态系统改善、农地景观优化, 项目区农户均可从中获益, 但项目本身却并不完全享有其带来的收益, 这种经济活动对活动以外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就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2.外部效益的表现形式。项目的外部效益是相对于项目的内部效益而言的, 项目的内部效益是指预期产生在项目自身范围内, 与项目投资目标直接相关的成本和效益, 这部分的成本效益分析与项目投资决策直接相关。项目的外部效益则是因项目实施而引起的与项目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成本或效益, 属于项目实施的连带效益。各种不同类型项目的内、外部效益各有区别, 需根据项目预设目标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其内部效益是指因土地整理项目实施为投资者带来的各种收益, 如基础设施使用收益、耕地承包收益、土地增产收益等。项目的外部效益则是指因项目实施对项目区社会、环境、生态、景观等方面的影响, 具体来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层面的效益:在宏观层面上, 项目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观层面上, 项目实施有利于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和经营制度的创新;在微观层面上, 项目实施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充分利用资源, 提高了农地使用的经济效益。
3.外部效益评价的必要性。目前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体系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财政资金运用的合规性、合理性以及项目建设的内部质量, 对项目的外部影响较少涉及, 评审报告仅对项目的外部效益进行简单的描述。虽然项目的外部效益与项目目标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某些人的福利状况, 因此投资者应充分考虑其投资行为所引发的外部性问题。若项目评审仅关注项目内部质量而不考虑项目的外部效益, 则评价结果难以准确、全面地反映项目的真实效益, 因此, 有必要构建政府投资项目外部效应评价体系, 通过开展项目外部效益评价, 充实项目评审结论, 真实反映项目绩效。
二、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体系内涵分析
如上所述,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包括项目实施对社会、环境、生态、景观等多方面的影响, 因此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体系应包括社会影响评价、生态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景观影响评价等几个子系统。
1.社会影响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社会影响的评价对象是项目实施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影响, 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的评价内容:
(1) 社会公平影响评价。主要用于分析项目实施对项目区收入公平状况的影响, 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 项目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 (2) 项目实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贫困现象。
(2) 社会适应性评价。主要分析土地整理项目是否获得项目所在地政府及群众的支持, 群众参与项目实施的积极程度。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 项目所在地政府对项目实施的态度; (2) 项目区公众参与项目活动的态度。
(3) 其他社会影响评价。主要用于分析项目实施对项目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 评价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对项目区农业生产组织机构及管理机制完善等方面的影响。
2.环境影响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的目的在于兼顾人类对农产品的需求与资源环境的改善, 使项目区农业生产建立在良好的环境基础之上, 使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由于存在改良环境的目标导向, 因此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必然会打破环境系统原有的状态和结构, 必然会对项目区各个环境要素进行重组, 这个过程可能会实现预期目标, 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环境, 但同时也存在违背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导致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的可能。因此, 土地整理环境评价子系统就是要通过对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前后项目区环境系统的状态、结构进行比较评价, 确定项目实施对农业环境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其评价对象主要包括土壤、水文、植被等环境要素。
3.生态影响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 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农田生态系统的组成因子, 而作为对这一改变过程的反馈, 农田生态系统必然会对人类的生产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种反馈所导致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 但也可能是负面的。这一反馈过程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 可以理解为土地整理投资既可能带来正的生态效益 (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 , 也可能带来负的生态效益 (生态系统逆向演替) 。因此, 土地整理生态影响评价就是要根据农地生态系统的特性, 反映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比较分析项目实施前后项目区水土流失、抗灾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等因素的变化情况。
4.景观影响评价。土地景观是地球表层最广阔的景观类型, 是人地互动的直接界面, 既具有一般景观的基本特点, 又突出地表现为人类作用的结果。土地整理项目景观建设便是运用生态学理论, 通过精心设计、合理规划, 将方便农业生产与塑造良好的景观结合起来, 实现多目标的统一, 以达到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目标。土地整理景观影响评价就是针对景观建设对景观美感、景观生态的影响, 评价土地景观因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改善程度。
(二)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
根据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体系内涵分析的结论,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应涵盖社会、生态、环境和景观四方面的内容, 构建过程应包括指标初选、搭建框架、体系优化三个步骤。
1.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初选。为全面反映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体系的科学内涵, 本研究针对其四个组成子系统的主要特点及关注重点, 通过收集四个子系统涉及领域的研究成果, 对有关的指标进行频度统计, 选择那些出现频度较高的指标从不同侧面来表征土地整理外部效益的水平。在此基础上, 根据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各子系统的内在要求, 对筛选的指标进行整理归类, 剔除存在明显重复的指标, 从而构建起土地整理外部效益初选评价指标库。
2.搭建指标体系框架结构。在对土地整理外部效益初选评价指标库进行整理的基础上, 研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将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为土地整理外部效益水平;准则层由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生态影响、景观影响四个子系统构成;指标层在上述四个系统下设立若干个评价指标, 并由初选评价指标库中反映其内涵的具体评价指标构成。
3.指标体系的优化。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对搭建的指标体系框架进行优化, 剔除那些受条件限制无法获取相关数据的指标, 确保最终保留的各项指标均可度量, 经过以上三个步骤建立起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三) 评价指标的内涵界定及测算说明
为确保合理准确地量化评价指标, 需要明确评价指标的内涵并对其量化方法进行必要的界定。总体来看, 评价指标量化的基本思路是:用有项目和无项目条件下的指标变化率作为评价指标的数值, 各指标内涵及其测算公式如表2所示:
三、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
1.项目概况。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位于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东北部, 北至南孙乡, 南至双杨店镇, 东与固堤镇、朱马村等相接, 西至高里二、桥西三等村, 涉及小庄子、牟家院、三甲刘等19个行政村。
建设内容共4项:一是土地平整工程。整理土地1 900.47公顷, 新增耕地132.33公顷。二是农田水利工程。修建排水斗沟90 593米、农沟191条56 186米、过路管涵63座、过路桥涵7座、进地涵520座、生产桥2座, 新打机井173眼, 维修机井118眼, 配置7.5千瓦潜水泵288台套, 安装PVC管45 588米, 建阀门井1 628个, 安装预交费智能排灌装置288个, 新建机井房288座, 配电室20座, 安装变压器20台, 架设高压线3 300米, 埋设地下电缆77 762米。三是田间道路工程。修建现浇混凝土路19 956米、沙石路67 406米。四是农田防护林工程, 种植速生杨14.4万株。
2.评价方法选取。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特点, 同时评价结果要求定性分级。针对上述特点, 本研究认为模糊综合评价法较为适应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的要求。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依据数据及评价专家的意见, 综合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 对项目的成功程度做出定性结论的一种方法。其将模糊集理论引入评价中, 以实现对事物的综合评判, 通常在确定定量指标隶属度的基础上, 由若干专家根据项目自身特点、所处环境以及国家有关政策, 对定性指标进行分析、评分, 并判断各个指标在评价中的重要程度, 确定相应的权重, 然后通过测算求得项目的综合效益。其运用过程可分解为评价资料收集、确定分级标准与指标隶属度、构建评价指标权重体系、确定评价准则评级结论、获得项目绩效评价结论等五个步骤。
3.评价资料的收集。根据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的内容和指标体系, 采用案卷调查、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 对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进行资料收集整理, 并根据评价指标测算方法, 计算出了定量指标的指标值, 对难以直接量化的指标, 则采用特尔菲法, 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进行了量化。
4.评价分级标准与隶属度。本研究将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的成功度分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 综合考虑同类型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外部影响及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为各指标的每个等级制定了标准, 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对照制定的指标分级标准, 以与指标相关的评价对象的比重 (如各类土地面积比重、各收入等级农民数量比重、持不同意见专家数量比重) 为依据, 确定了各指标的隶属度, 隶属度评判结果如表3所示:
5.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 计算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值。设项目目标层为第一层, 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为第二层, 指标层为第三层。邀请相关专家对各准则及各指标间的重要性进行判断, 在此基础上, 列出判断矩阵, 通过不断反馈和调整, 通过一致性检验, 最终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 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6.评价结果计算。由表3的指标层权重组成权重矩阵A, 由指标绩效等级隶属度组成评价矩阵R, 计算各准则的绩效等级B及其特征值。社会影响准则的评价结果如下:
计算社会影响准则B社会=的特征值= (1, 2, 3, 4) × (0.297, 0.453, 0.251, 0) =1.956, 其中, 1、2、3、4分别对应指标评级的优、良、中、差四个等级。采用与社会影响评价相同的测算过程, 计算出了其他评价准则及项目外部效益综合影响评价结果。汇总各准则及项目综合评价结果, 得出了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结论, 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7.评价结论分析。根据计算的综合模糊集合B综合分析,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等级中优为25.2%, 良为43.8%, 中为25.3%, 差为5.7%。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该项目外部效益等级确定为良。其中, 项目的社会影响为良, 隶属度为45.3%;项目的环境影响为良, 隶属度为45.5%;项目的生态影响为良, 隶属度为43%;项目的景观影响为优, 隶属度为51.6%。总体来看,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正的外部效益, 对项目区的社会、环境、生态及景观等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四、结语
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用事业领域, 项目投资额大、周期长、收益较低, 但项目实施对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实施往往具有巨大的外部效益。在目前的项目评审体系下, 很难对这些外部效益进行规范、合理的评价, 难以对项目的外部效益进行系统地分析。本研究从外部性形成机制入手, 在系统分析项目外部效益内涵的基础上, 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构建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体系, 并成功地对项目外部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 为反映政府投资项目外部效益, 全面展现项目实施绩效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摘要：针对目前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价强调项目内部质量评价、忽视项目外部影响评价的不足, 本文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在系统分析项目外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从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指标体系构建流程和评价方法入手, 系统地构建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体系。
关键词：政府投资项目,土地整理,外部效益
参考文献
[1].范大路.生态农业投资项目外部效益评估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2].艾亮辉.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后评价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外部效益 篇3
一、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总体目标
本文将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总体目标表述为:保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实现生态福利的社会最大化。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广泛认同的发展方向。也是各国政府制定生态政策的重要原则。国家林业局关于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全面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 大力推进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 全面提高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加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和实施工作, 努力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是通过现实和潜在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合理经营, 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活力, 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过程, 以此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产品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需求, 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生态的社会可持续性、生态的经济可持续性、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要求追求生态经营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生态的整体协调, 社会理性和市场理性并重。以保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的总体目标, 将使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置自身于整个社会之中, 不仅反映生态经营 (保护) 的经济业绩, 也反映生态经营 (保护) 的社会社区业绩和生态业绩, 经济业绩只是生态经营 (保护) 业绩的一部分。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同质性,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资本与生态资本对等、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可转换。也就是说, 以提高生态效益为目标的生态经营, 可以带来经济收益的好处。这有助于生态效益外部性的逐步削减, 有利于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实现。
二、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具体目标定位分析
AICPA于1971年4月成立了会计目标研究组 (Trueblood委员会) , 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需求进行了经典的研究, 研究成果最终构成了美国会计目标定位的基础, 并对世界会计产生了巨大影响。该研究小组于1973年10月提出了题为《财务报表的目的》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认为会计目标定位至少要考虑4个问题:①谁需要财务报表;②他们需要何种信息;③会计能提供多少信息;④需要何种机制来提供所需的信息。该问题构成了研究会计目标问题的一个框架, 为会计目标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 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信息需求
1.政府。
将政府放在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需求者的首位, 是由生态产品的准公共物品特征决定的。在我国, 政府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以及会计准则的主要制定者三重身份出现在会计信息需求群体之间, 占主导地位。我国会计准则也把“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放在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的首位。政府主要从宏观上、以监督管理的视角强制企业如实揭示会计信息,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政府需求动机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外部信息使用者具有一致性, 有利于维护其他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具体到生态效益外部性, 政府作为生态建设的宏观监管者、资金提供者, 有必要了解生态建设业绩信息。同时, 政府还需要通过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 进一步了解生态效益的施体单位与受体单位之间的关系, 以便做出正确的内在化政策, 如实行政府购买还是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交易。
2.投资者 (含债权人) 。
投资者出于对投资安全性的考虑, 非常关心生态经营单位的生态业绩对单位财务安全性和盈利水平的影响。生态业绩从其经济效益的可实现程度上看, 可分为易于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生态业绩和暂时不易于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生态业绩。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和关注单位长期经济利益的投资者, 对长期生态效益的追求应大于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因此, 投资者需要了解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生态效益的具体情况和与经济效益的可转化关系, 如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的潜力、影响等。另外, 现实中还存在生态效益的道德投资者和环保组织投资者 (温作民等, 2008) , 他们出于环境保护的良心效应, 主动承担生态保护的责任, 因而非常关心生态业绩。
3.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管理者。
这里主要指非政府性质的生态经营单位的管理者, 如生态型企业、林场及生态建设的承包企业管理者。企业管理当局既是会计信息供给主体又是会计信息需求主体。他不仅使用财务会计信息, 更主要的是使用管理会计信息。企业管理当局一方面为吸引资金, 有自愿地披露公司会计信息的愿望;另一方面会充分权衡会计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收益, 在不违反有关法规的前提下, 以自身利益确定外部会计信息与内部会计信息的比例, 因而是会计信息不对称的制造者。生态经营单位管理者想通过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的披露, 展示管理者的业绩和对国家政策的履行情况。
4.职工。
职工是生态效益的创造者, 为生态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改善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也需要了解生态价值与自身的经济好处, 如企业经营业绩、发展前途以及个人工作报酬方面的会计信息。投资者是企业的出资者, 企业管理当局是企业的出智者, 企业员工则是企业的出力者, 是企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同时有的企业员工还是企业股份持有者。但我国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 并没有很好考虑企业员工的权益, 满足他们的需求, 提供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会计信息。
5.生态效益的受益者。
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在化有赖于生态效益的受益者 (包括主要受益单位和社会公众) 的认可和包含生态价格的绿色消费。受益者对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认可包括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受益单位与生态效益施体单位的产权交易, 二是通过由政府向受益单位 (包括社会公众) 征取生态税以补偿生态效益施体单位。无论何种形式, 我们都可以将受益者看作生态产品的购买者 (或潜在购买者) , 就如同消费者有权了解所购商品质量信息一样, 生态效益购买者也有权了解生态价值信息及生态系统对环境改善的真实情况。
6.国际社会。
生态问题国际化已不是新鲜话题, 生态系统在缓解全球环境问题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排放物污染, 很大部分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京都协议书》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森林碳汇项目来抵消发达国家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这种机制使得生态效益不仅受到本国关心, 还受到国外政府和企业关注。综观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使用的会计信息需求特征, 我们总结两点。其一, 会计信息需求量大大增加。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仅需要以财务报告为主体的财务信息, 更需要与其决策相关的非财务信息。随着近几年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会计信息使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 会计信息用户对非财务信息越来越关注, 普遍要求增加会计报表附注内容, 改进会计报表附注形式。另外会计信息需求的类型也发生变化, 不仅需要以货币量度的信息, 还需要以其他计量单位量度的信息 (如企业资信度、产品市场占有率) ;不仅需要定量信息, 还需要定性分析信息 (如企业经营面临的风险) ;不仅需要历史性信息, 还需要面向未来的预测信息 (如经营前景预测) 。其二,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主要指可靠性和相关性, 其中可靠性是用户对会计信息的基本要求, 而现时用户对会计信息, 要求在具备可靠性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提高其相关性, 即对用户决策的有用性。具体表现在:①要求对不同用户有针对性地编制分部报告, 突出会计信息的个性。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不同, 因而决策的依据不同, 关注会计信息的侧重点不同, 而现行的通用财务报告显然不能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②增加揭示指标。对企业综合素质的考核应从多个角度, 运用多项指标综合权衡, 因而会计信息不仅要提供绝对指标 (静态指标) , 更要提供相对指标 (动态指标) , 便于用户在不同企业、企业发展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③提高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大多数比较缺乏正确阅读和理解会计信息所必备的财务、会计知识, 导致会计信息被误解。用户需要简化或经过分析的会计数据, 因此可利用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专业知识, 对会计数据进行分析, 产生对特定用户决策有用的具体指标, 使会计信息真正“着眼于用户”。④希望提供实时会计信息。现时的定期会计信息不能满足用户多期决策需要, 用户希望能增加会计信息披露频率。
(二) 会计系统能提供什么样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信息
传统会计体系缺乏对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会计核算和生态效益外部性的会计信息披露。我国传统林业会计在核算收益时, 通常只对市场上可以交换的货币收益进行确认, 而对森林生态效益的外部经济性则不予确认, 因为森林生态效益的外部经济性并不直接对企业的业绩指标产生任何影响 (刘梅娟, 2006) 。这样就使得大量的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游离于会计核算之外, 产生了林业企业的个别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现象, 严重阻碍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 只有将生态效益纳入会计核算体系, 转化为生态经营组织的环境效益, 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林业经营组织的环境财务绩效和环境质量绩效。另外, 对生态效益价值, 传统会计也没有给予会计处理, 没有纳入单位的会计核算体系。
随着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 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技术条件日益改善。理论和事实证明, 会计是可以在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核算中更大发挥作用的。一方面, 价值计量技术的发展, 让生态效益的价值计量成为可能并具有可靠性。生态效益价值计量也在多个方面取得较成熟的技术进展, 可以满足生态会计需要。会计理论已为包括事项会计法、进入式会计、多元计量会计在内的会计方法提供支持, 生态会计可以充分运用这些会计理论, 实现对传统会计的突破和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所需信息。
(三) 如何满足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需求
首先要承认会计系统的“有所能、有所不能”。会计本质上是一个价值系统, 会计所提供的主要是通用的价值会计报告, 要求一份报告满足众多信息使用者的多样化需求, 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因此, 会计只能提供基于可靠性等要求的基本会计信息, 其他的个性化分析、预测信息只能主要依靠会计外部的机构和个人来解决。其次, 会计应该“更能”。通过会计职能的扩展和会计功能的外部化, 可以实现尽量满足使用者的多样化需求。随着会计中介机构的角色创新和会计信息使用者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生态会计系统可以间接提供个性化信息 (张长江, 2005) 。
三、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具体目标表述
1.反映单位生态资本——经济资本运动。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 企业从“经济人”到“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 企业资本呈现出一种泛化的趋势, 即从传统财务会计中的财务资本转变为了包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等在内的广义资本。生态效益价值不仅要得到认同, 而且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适当的实现, 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经营 (保护) 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循环和平衡, 以维护生态的可持续性 (见图1) 。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基于广义资本将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同时反映在单位的经营业务中, 既反映生态建设投入的经济资本, 也反映经济资本转化的生态资本及其增值, 同时反映生态资本经济实现后还原的经济资本及其增值 (市场交易方式和政府补偿方式) 。
2.向生态效益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会计信息。
前已述及, 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投资者 (含债权人) 、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管理者、职工、生态效益的受益者 (含社会公众) 和国际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差异化, 使得会计不可能完全遵循决策有用观, 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应在保证受托责任履行前提下, 将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有机结合。对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会计信息的披露应尽量采用价值形式, 以公允价值模式为主要计量模式, 真实可靠地披露各项生态效益价值信息。对因缺乏公认计量方法而暂时不能准确价值计量的生态效益, 可根据决策有用观原理, 向利益相关者披露相关实物量信息和事项信息。
3.为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服务。
生态效益外部性的适度内在化是解决环境问题有效方法之一, 该具体目标与总体目标间具有一致性。在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中, 将生态效益公允价值分为两部分入账, 已实现内在化的部分表现在经济资产 (如货币资金、应收款项) 和收益 (如生态收益) 中;未实现内在化的部分作为应收生态效益外部性款项, 形成单位的一项特殊债权。这种处置思路有利于单位及时了解其生态效益价值的内在化程度和生态价值实现潜力, 对投资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相关信息也有利。
参考文献
[1].温作民等著.森林生态会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34-101
[2].刘梅娟等.将森林生态效益纳入林业会计核算体系的探讨[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6 (1) :59-61
[3].张长江, 温作民.会计中介机构角色创新与会计信息质量[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5 (1) :62-64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 篇4
1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概念及表现
1.1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概念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的非市场性附带影响,外部性将产生不能进入私人成本的社会成本。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森林经营者在经营森林过程中产生的森林生态产品(森林生态效益)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即经济主体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消费(享受),不影响其他主体对其消费(享受),且付费与否都不能将主体从这一消费中排除出去,因此经济主体不会为森林生态效益的消费(享受)而付费(温作民,2007)[5]。
在图1中,S为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曲线,D0为森林生态产品的私人需求(实际需求)曲线,D1为森林生态产品的社会最优需求曲线,森林生态产品的市场均衡数量为Q0,即实际需求曲线D0与供给曲线S的交点所对应的水平。此时的市场均衡数量低于社会最优数量Q1(供给曲线与社会最优曲线D1的交点所对应的产出水平)。该森林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将产生单位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FE(即森林生态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P0比其社会最优价格低FE)。
目前我国对重点公益林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这可视为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纠正。在此情况下,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1.2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表现
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自然环境条件和效用,不仅提供林木、林副产品等有形经济产品,还提供诸多森林生态服务效益。这些森林生态效益如果得不到经济主体或社会的合理付费(或补偿),便形成外部性(见表1)。
2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特殊性分析
2.1 数量庞大
一方面,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占森林总价值的比重很大。如周冰冰等(2000)对北京市森林资源环境价值评估结果显示,全市森林资源总价值为2313.37亿元,而其中森林生态效益价值为2119.88亿元,是林木价值的13.3倍[6]。余新晓等(2005)对我国森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结果表明,全国森林生态价值占森林总价值的94.16%,是林木价值的约16倍[7]。另一方面,目前政府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额占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比重尚很小。曾华锋(2007)计量出江苏连云港墟沟林场2003年森林生态价值为3960.77万元,而当年收到的森林生态补偿额为453.12万元,仅占森林生态价值的11.44%[8]。
2.2 时空转移性
一般讨论外部性只讨论当代人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可向后代延伸,从而产生代际外部性。保护好森林及其生态效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同时,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还会在国家间、国内的地区间转移。如森林所具有的固碳释氧功能对周边国家或地区也会产生外部性,森林涵养水源功能使整个流域收益。
2.3 持续性和复杂性
森林经营持续、生长周期长,森林生态效益种类繁多,森林生态效益的发挥还受地域、气候、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此外,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计量还难言精确,享受森林生态服务的受体还不能完全细分界定,这些给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经济计量及内在化措施的制定带来复杂性。
3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条件及途径分析
3.1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条件
3.1.1 产权条件
一般认为,森林生态效益属于准公共品,具有竞争性(可枯竭性)和非排他性(产权难以界定)。本文认为,对森林生态效益产权的明晰化可分步进行,从森林资源的经营者层次上看,森林生态效益产权可分为宏观(国家)层面、中观(区域)层面和微观(实体)层面;从具体森林生态效益产权看,有些项目的产权和受体是比较容易界定的,如森林涵养水源和森林游憩效应的产权。因此,我们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产权条件的解决方案是,先从容易解决产权问题的区域和森林生态效益项目着手,先解决好一部分层面、一部分森林生态效益的外部性;然后,可通过森林生态效益产权分割(如森林生态效益经营权和收益权的分割)和创建新产权(如森林资源行政许可证)加以解决。
3.1.2 价值条件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在化,无论是基于市场化的产权交易,还是基于政府管制的补偿,均需要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合理估价。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在化首先需要承认森林生态效益是有价值的。在森林生态产品中,有些凝聚了人类劳动,而有些则没有凝结人类劳动(如天然林生态效益),但其仍有价值。因此,需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扩展和突破,并运用效用价值论、消费价值论和外部性理论,为森林生态效益有价提供理论支持。
3.1.3 计量条件
在充分挖掘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并承认全体森林生态效益有价的同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些生态效益价值进行计量。目前在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方法上已取得较大进展,已有的方法包括政策性计价法(如阿特奎逊法和普罗丹法)、生产性计价法(如直接成本法和平均成本法)、消费性计价法(如费用支出法)、替代性计价法(如市场替代法和机会成本法)、间接性计价法(如旅行费用法)和直接性计价法(如条件价值法、享乐价格法和支付意愿法)等。
3.2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需要随着认识、需求、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而逐步推进。因此,我们当前的目标不应该放在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完全内在化上,至少不应该放在森林全部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完全内在化上。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应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以保持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总要求,对不同权属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给予不同程度的内在化,对不同类型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采取不同的内在化措施。为此,本文将森林生态效益划分为宏观(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中观(省、市级生态公益林森林效益)和微观(林业企业、基层林场)三个层次,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实行分层管理,对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应采取政府主导下的补偿政策,对林业企业、基层林场等微观主体宜实施市场主导下的相关者利益合并模式,对省、市级生态公益林应倡导“科斯市场”与“庇古税”的互补。
3.2.1 政府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模式
我国2004年开始实施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并于2006年对该办法修订,督促地方政府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现行的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存在补偿标准单一、偏低的局限性[9]。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明确森林事权,中央政府应将精力集中在国家级重点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管理上。其次,对事权中央财政的重点公益林的各类生态效益也要分级管理,重点放在保护国家生态公益林的防风固沙、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效益管理上。对于维系全社会生态安全和国家重点公益林林地,中央政府应进入市场生产提供或购买森林生态产品,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第三,灵活补偿方式,多方筹措资金,加大补偿力度,政府对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也不应该简单化,而应分级差别补偿。时机成熟时,可考虑开征森林“庇古税”,提高对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的重点生态效益的补偿标准,将其外部性内在化至合适程度。
3.2.2 市场主导下的“相关者利益合并”模式
森林的经营管理具有经济型和生态型之分,因为森林既产生经济效益,又产生生态效益。森林经营微观主体(如林场、林业企业)在追求森林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生态效益。对微观主体间的外部性问题,应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建立森林生态效益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利益合并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例如,林场涵养水源功能给水库带来的外部性,可通过林场与水库之间的谈判来解决。但在实施该模式时,应注意把握利益合并程度问题,过度的利益合并可能造成单一垄断,产生新的外部性。在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案例中,东阳森林生态效益与义乌的利益合并造成东阳水源过多流向义乌,以至影响东阳当地及金华江流域其他地区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
3.2.3 市场与政府的合作互补模式
在调节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问题上,市场和政府都有失灵的危险,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最优方式不是纯粹的“庇古税”或市场化。处于中观层面的省、市级生态公益林的特点在于其生态效益主要作用于本地区。对涉及本地区内的外部性问题,可通过森林生态效益的施体与受体间的市场化方式解决,对跨地区的森林效益外部性问题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协调,或通过中央财政补偿,或通过中央政府主持下的地方政府间谈判予以解决。□
摘要：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具有数量庞大、时空转移性、持续复杂性等特征。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对森林生态效益按其权属划分为宏观(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中观(省、市级生态公益林森林效益)和微观(林业企业、基层林场)3个层次基础上,对各层次外部性和各类外部性应采取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内在化途径。
关键词：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外部性内在化,模式
参考文献
[1]杨建州,周慧蓉,张春霞,等.外部性理论在森林环境资源定价中的应用[J].生态经济,2006(2):32-34.
[2]喻景深,许彦红,刘思慧.论森林外部性评价方法[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7(6):16-20.
[3]林舒舒,张春霞,苏时鹏.森林采伐的外部性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06(1):5-8.
[4]陈贵松.森林旅游负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04(5):257-260.
[5]温作民.森林生态税[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40.
[6]周冰冰,李忠魁,等.北京森林资源价值[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70.
[7]余新晓,等.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J].生态学报,2005(8):2069-2102.
[8]曾华锋.林业事业单位生态会计核算框架构建[J].事业财会,2007(4):19-21.
外部效益 篇5
一、生态收益的确认范围
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在化途径包括政府财政补偿和市场产权交易, 因而生态收益也包括政府财政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和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
(一) 生态效益补偿收入
按照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的来源, 可将生态效益补偿收入进一步划分为中央财政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和地方财政生态效益补偿收入, 地方财政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又分为省级、市级、县级生态效益补偿收入。我国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在明确中央财政补偿作为生态效益补偿的重要来源基础上, 同时要求各级政府也要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2004年以来,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对未纳入国家重点公益林的本地区生态公益林进行了区划界定, 对省级生态公益林建立了省级财政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各市、县也按照事权建立和正在筹划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如《江苏省生态公益林条例》第28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建立、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江苏省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建立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省级补偿基金主要用于省级以上 (含国家级) 重点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补助。市、县级财政应当参照本办法,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用于对地方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补助以及省级以上重点公益林补助的配套。对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 该办法还做了明确规定, 省级补偿基金补助标准根据省级财政的财力, 由当年预算确定, 原则上不低于上年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安排的国家级重点公益林补偿标准低于省级补偿标准的, 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补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 补偿基金范围是经国家和省公布的我区重点公益林林地中的有林地, 以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疏林地、灌木林地。省级补偿基金平均标准为每年每亩补助8元,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由中央财政补助5元, 省级财政补助3元。补偿基金中7.2元用于补偿性支出, 0.8元用于公共管护支出。
(二) 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
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指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向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生态服务而取得的收益, 它是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市场化内在化的结果。目前, 以流域管理、森林碳汇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生态服务市场发展迅猛, 为生态效益的价值化和生态效益外部性问题解决的市场化提供了良好条件。我国也正在研究建立政府主导, 企业、公众积极参与的生态服务市场, 谋求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生态效益外部性的部分内在化。以下为几项主要的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
1.涵养水源收入。
我国的流域服务交易案例遍及全国, 主要有4种类型:国家作为购买者、地方政府作为购买者、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私有部门的投资 (侯元兆, 2008) 。中央及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出资兴办一些生态工程, 或对生态经营者进行补偿, 是当前涵养水源服务市场的主要形式及主体涵养水源收入的主要来源。不同级别的政府所参与的项目市场化程度不同, 已经出现了“水权交易”、“异地开发”和“共建共享”等多种交易模式。2000年11月24日, 浙江省东阳市和义乌市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 主要内容是义乌市拿出2亿元向毗邻的东阳市购买横锦水库5千万立方米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 东阳的森林涵养水源效益可每年从义乌获得500万元的水源涵养收入。
2.固碳收入。
生态系统仅靠其本身的存在就能防止碳素扩散到大气中, 另外通过合理的管理, 生态系统还能主动吸收更多的碳并把其固定在生物量中。碳汇市场实际上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 即对排污企业的负外部性进行纠正, 使其排污行为成为企业的内部成本;对生态效益正外部性进行补偿, 提高林农植树造林应获得的收益 (梁建忠, 2007) 。随着国内外碳汇项目的加速开展和固碳自由交易加速发展, 固碳效益正引起众多企业兴趣, 固碳收入将成为生态效益收益的重要内容。
3.生态游憩收入。
生态游憩服务市场化在各种生态服务中是最成熟的, 生态游憩收入的主要形式是销售门票, 还包括与此相关的其他生态游憩活动带来的市场收入。主体生态游憩收入的取得主要通过建立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形式。目前, 游憩业正向生态旅游方向发展, 生态游憩以其对生态资源的复合型利用, 正由传统的掠夺性开发向可持续利用发展方向转变, 将游客从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向轻松愉快的“游憩”方向发展, 而成为生态旅游的理想模式 (廖嵘, 2003) 。生态游憩将成为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新增长点, 可以预见生态游憩业将成为最能综合、持续利用生态资源潜在价值的林业开发项目, 并逐渐成为未来林业开发的重点。
资料来源;S. J. Scherr, A. White, and A. Khar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otential of marke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tropical forests: an overview (Washington, DC: Forest Trends, 2003) .
4.生物多样性服务收入。
生物多样性在具有内在价值的同时, 还提供具体的生态服务收入 (见表1) , 如药材、植物副产品以及其它非木质产品都构成了林区居民的生计之本。生物多样性是新药生物勘察的基础。农业系统是靠自然形成的生物多样性来完成授粉和再生, 生物多样性在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无所不及。此外生物多样性的社会价值, 包括娱乐、精神、文化等, 也越来越被认识到是人类健康的基础。
生态效益服务市场收入取得的市场机制可分为3类 (Ian Powell, 2002) : (1) 自发组织的私人交易, 如自发认证和生态标签体系、直接购买土地及其开发权、以及生态服务的异地受益者与负责这些服务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直接偿付体系; (2) 开放式的贸易体系, 如国际碳汇市场; (3) 公共支付体系。生态效益服务市场收入获得的机理可用图1表示。
二、生态收益的确认条件
(一) 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的确认条件
我国现行生态效益补偿采用逐年申报审批制。《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省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于每年3月31日之前, 联合向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报送中央财政补偿基金申请报告、森林防火计划、当年林区道路维护计划、上年度中央财政补偿基金使用情况、重点公益林管护情况总结, 以及上年度批准的征占用重点公益林林地情况。中央财政补偿基金年度预算确定后, 财政部根据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重点公益林面积和平均标准, 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拨付。”各省 (市、县) 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也采取相应的资金拨付办法, 如《江苏省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 县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于每年2月15日之前提出当年省级补偿基金申请报告, 并经市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审核后, 联合行文上报省财政厅和省林业局。省级财政、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核定的省级以上重点公益林面积及当年补助标准, 将省级补偿基金的管护支出下达市、县。省控支出实行项目管理, 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重点公益林建设管理需要提出项目安排方案, 报经省财政厅审定后安排。同时, 林业主管部门应与承担管护任务的国有林业单位和集体签订重点公益林管护合同, 国有林业单位应与管护人员、集体应与个人签订管护合同。林业主管部门要与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村集体和集体林场以及其他行业和个人等签定重点公益林管护合同。管护单位要与林农或承包人签订重点公益林管护合同。
从上述相关规定不难看出, 我国目前的生态效益补偿办法既有生态效益的政府买单性质, 又有政府与生态系统管护单位 (或个人) 就生态系统管护签订劳务合同的性质。因此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确认可按照劳务收入的确认标准进行, 即按照劳务的完工百分比法予以确认。具体的确认标准为: (1)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提供劳务收入的总额能合理地估计, 主体按照与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生态补偿收入总额。目前在我国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是采取按面积补偿的方法, 实行生态效益补偿的生态经营组织有经过林业部门核定的生态公益林面积, 所以完全可以合理预计政府的生态效益补偿收入金额。 (2)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主体。这里有政府的信誉担保, 因此此款条件一般可以满足。 (3) 交易的完工程度能够可靠地估计。劳务的完工程度一般有3种测度方法, 即已完工作量的测量、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4) 交易中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可靠地计量。《江苏省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 管护单位和个人都应按照合同规定履行管护义务, 承担管护责任。合同执行一年期满后,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组织对重点公益林管护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并将获得劳务费或管护费的人员名单、金额及管护任务的完成情况张榜公布, 由所在单位或集体考核, 群众评议, 对符合合同要求, 完成管护任务的人员, 全额兑现劳务费或管护费, 并续签合同。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未按照合同规定履行管护义务的, 不予支付其劳务费或管护费, 并终止合同。这种规定体现了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可按照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标准来操作。
(二) 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的确认条件
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主要以两种形式为表现, 一是施体与施体间的直接交易, 另一种是全球化或区域化的生态服务贸易。前者如法国瓶装水公司对水源区农民保护水质的活动进行资金补偿就是典型的这类交易, 另外还有保护组织与商业机构达成共识或采用市场方式对生态系统所有者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支付报酬的例子等。我国浙江东阳与义乌之间就涵养水源所达成的供水协议也属于这种情形。私人交易通常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和透明度内, 主要得益于明晰的产权和可操作的合同, 当然明晰的权属和实施机制并非必不可少的条件。后者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正在试验的控制盆地盐度的盐分信贷交易。另外的例子包括美国城市地区开发权交易、恢复湿地信贷交易以及最近在美国的一些州出现的养分交易体系。还包括最著名的国家或国际碳贸易。我国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属于区域性的开放贸易形式。这种途径只有当政府明确环境服务为可交易的商品或制定了引起需求的规则时才会被使用。
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一般以施体与受体 (或受体的代表者) 签订协议的形式, 且合同周期一般较长。在确认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时, 应把握好权责发生制假设和配比原则, 合理地确认各期的生态服务市场收入。 (1) 按产品 (服务) 销售收入确认条件处理。适用的生态服务类型为生态游憩服务收入和生物多样性服务收入中的销售收入部分。生态游憩收入主要包括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可以区分两种情况进行确认:对于散户, 在销售门票取得款项后确认收入;对于团体票款, 在取得款项或签单时确认收入。生物多样性服务中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收入和生物多样性利用收入也可按照销售收入的确认条件予以确认。 (2) 按提供劳务收入确认条件处理。主要适用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收入、涵养水源效益的维护收入等。一般表现形式为生态效益的受体或受体代表为维持生态系统的某项 (些) 生态效益, 对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或个人在维护过程中的劳务成本的支付或经济补偿。如国家、国际机构、 政府组织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 对维护特定珍惜动植物栖息地的费用的筹资和投入。区域内 (间) 为维持供水需要, 对流域上游水源涵养林的保护成本的投入。 (3) 按合同收入确认条件处理。主要针对固碳释氧效益市场收入和涵养水源收益的水利工程建设投入方面。目前, 固碳效益市场收入的取得主要是通过实施《京都协议书》框架下的造林再造林计划, 其实质是通过该框架将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信用交易和排放许可证交易2种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企业通过造林再造林项目来购买森林碳汇, 造林技术与自然条件关系密切, 周期较长。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则可视为进行一项接受他方投资的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另外, 涵养水源效益的有效实现, 往往需要相关的水利工程相配合, 如水库的建设, 受体为取得森林涵养水源的效应, 可通过支持施体单位修建水库来实现。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取得的上述涵养水源收益就可按照建设施工合同收入的确认标准予以确认。
三、生态收益的会计归属
目前的文献只对生态收益中的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的会计归属做过探讨。对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的会计确认问题, 主要有3种主流观点和做法。第一种做法认为, 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的核算适用《国有林场与苗圃会计制度 (暂行) 》, 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在该框架下, 生态效益补偿收入被视为上级财政部门对本单位的事业经费款项拨付。其基本做法有两种 (谢标, 2008;王汉忠, 2007) 。 (1) 收到补偿基金时, 在“专项应付款”中核算;支出时在“营林成本”中核算;年终, 将收入转入“林木资本”, 将支出转入“林木资产”。 (2) 收到补偿基金时, 在“专项应付款”中设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明细科目进行核算;重点公益林发生的营林费用按照“制造成本法”在“营林成本”中设置与收入相对应的明细科目进行归集;年终, 实行林木资产核算的林场, 将收入转入“林木资本”, 将支出转入“林木资产”;未实行林木资产核算的林场, 将上述两个明细科目进行对冲, 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 贷记“营林成本”科目。第二种做法建议在调整有关科目核算内容和方法的同时, 增加一个资产类科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专门核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该科目的年末借方余额为累计收到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王汉忠, 2007) 。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如下:收到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同时, 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贷:实收资本。支出时, 借:营林成本——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贷:银行存款。年终, 将上述两个明细科目进行对冲, 借:专项应付款——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贷:营林成本——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第三种做法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实质是政府补助, 应按照政府补助准则核算 (刘梅娟, 2007) 。
上述第一种做法将生态收益视同政府的投入, 其财务结果是导致主体的一项资产增加 (林木资产) 和一项权益增加 (林木资本) 。该做法的主要问题在于, 没有将用于森林林木经营的资金和用于森林生态经营的资金相区别, 与政府财政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本意不相吻合。第二种做法增加一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产类账户, 其财务结果是导致主体的实收资本增加, 因而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视为政府对主体的资本性投资。其局限性是对政府财政补偿采取资本法的处理方式, 这样的做法与政府的其他形式资本性投入未予区别对待。第三种做法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视为政府补助, 并按照收益法核算, 该做法主要借鉴IAS20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政府补助准则。但政府补助不属于主体的主要收入来源, 其会计归属应为营业外收入。该做法未能考虑到生态经营是生态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 未能将生态产品 (服务) 的产出看作与林木等产品产出同等重要, 甚至在某些主体中比林木等产品产出更重要。
我们借鉴上述做法中的有益成分, 一是赞同采用收益法核算生态收益, 二是将生态效益补偿视同政府对生态产品 (服务) 的购买。从外在形式看,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是国家投入生态经营 (保护) 单位用于生态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专项资金, 但其实质是对主体所管护的生态公益林向社会提供生态效益的补偿, 是政府为社会无偿使用生态效益买单, 是主体通过培育、管护生态公益林生产的特殊商品——生态效益提供给社会获得的经济利益流入。第一, 从国际上有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准则趋同趋势看, IASB与FASB开展短期与长期趋同项目, 短期趋同的主要目标是政府补助会计准则逐渐向《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 (IAS41) 靠拢, 长期趋同的主要目标是将政府补助会计纳入收入准则中去, 最终目标是取消政府补助会计准则 (贺志东, 2007) 。第二, 应该看到生态服务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解决最终是要主要依靠市场手段的, 应该将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和生态服务市场收入看作一个整体, 而不应将其割裂开来。对于生态公益林经营 (保护) 单位来说, 生态收益 (当前主要为生态效益补偿) 构成了目前其生态效益实现的主要收入来源。
本文认为, 对于生态收益的会计核算, 应增设“生态收入”账户, 在该账户下设“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和“生态服务市场收入”两个明细账户, 用以核算生态收益的两个方面来源。“生态收入”应作为主体营业收入的构成部分, 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同时, 来自生态收益的经济资源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相应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之中。来自生态收益的现金流反映在现金流量表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
摘要：生态收益的实质是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在化, 依照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 可将生态收益分为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和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确认可按照劳务收入的确认标准进行, 即按照劳务的完工百分比法予以确认;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可根据交易类型分别按产品 (服务) 销售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及合同收入确认条件予以确认。同时, 应增设“生态收入”账户 (按生态收益类别分设明细账) , 以核算主体的生态经营 (保护) 业绩和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在化状况。
关键词：生态收益,会计确认,生态效益外部性
参考文献
[1].侯元兆, 李玉敏, 朱小龙等.中国的森林服务市场:现状、潜力与问题[J].世界林业研究, 2008 (1) :56-60
[2].梁建忠, 文冰.森林碳汇市场与碳税影响分析[J].林业经济, 2007 (11) :47-51
[3].廖嵘.森林游憩的发展回顾与前景展望[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03 (2) :168-171
[4].S.J.Scherr, A.White, and A.Khar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otential of markets for ecosystemservices in tropical forests:an overview[J].Washington, DC:Forest Trends, 2003
[5].Ian Powell, Andy White, Natasha Landell-Mills.Developing mar-kets for the ecosystemservices of forests, http://www.forest-trends.org.Washington, D.C.2002
[6].谢标.国有林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会计核算[J].绿色财会, 2008 (2) :28
[7].王汉忠.谈国有林场与苗圃对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会计核算[J].绿色财会, 2007 (8) :27-28
[8].刘梅娟, 孙鹏峰.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收入会计核算探析[J].财会通讯 (综合版) , 2007 (3) :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