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解读（共12篇）
科技政策解读 篇1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的系统工作,因此,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系统中各要素的影响,政策效果难以达到预期。基于此,为更好体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价值,提升政策效果,有必要理清影响政策效果的各个因素,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有层次、有步骤地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 研究综述
科技成果转化是技术创新的核心体现,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仅约25%,与发达国家80%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1],因此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在学术界受到了较多关注,相关学者展开了诸多研究。
目前,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及政策分析等方面。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较多的研究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通过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相关科技成果转化面板数据,或通过专家打分等方式建立评价模型,采用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模糊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2,3,4]。在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方面,主要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如:郭强等[5]从高校角度认为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其中中介服务、政策促进、文化塑造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了转化能力、成果特性、吸收能力等6个方面。张慧颖等[6]从创新扩散视角,采用模糊认知方法,得出成果相对优势、传播渠道、时间和政策支持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4个因素。赵喜仓等[7]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得出政策支持、人才支持、经费支持和环境支持影响着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此外,还有相关研究也得出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还包括体制机制、经济环境等方面。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中政策因素的多次提及表明政策工具作为政府作用的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能够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制度保障,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有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政策实施主体和客体分析甄别、政策体系的构建,以及对现有政策内容、效果的分析,找出不足,提出对策等。朱桂龙等[8]分析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主体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岳玉珠等[9]以辽宁省为对象,分析了其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黄菁[10]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指出我国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特点以及不足。
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虽然相关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方面,有关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也就是在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哪些因素制约、影响着政策的良好实施,更好地给予政策制定部门信息反馈,修订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因此,本文以湖北省“科技十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例,通过对“科技十条”政策效果的分析评价,找出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据问题与相关文献,提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ISM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内在相互作用关系,理清作用过程,更好地为“科技十条”政策的修订完善提供帮助。
2 湖北省“科技十条”政策的效果分析
湖北省科教资源丰富,区域内拥有多所高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会形成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往往较低,优秀的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转化,难以形成商业价值,科技与经济不匹配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湖北省政府在2013年12月出台了《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简称“科技十条”政策),旨在充分调动省内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充分利用科技成果资源促进成果的转化应用。
“科技十条”政策作为湖北省最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指导性政策,在改革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处置方式、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改革、支持高校和院所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引导科技成果在鄂转化、引导社会资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等10个方面规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办法,尤其是在资产处置方式、收益分配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变革。此外,湖北省相关部门根据“科技十条”政策的指导性意见,相继出台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形成了“科技十条”政策系列,其系列内容如表1所示。
自“科技十条”政策实施以来,相关激励措施带动了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和积极性,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也得到大幅改善。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科技十条”政策实施之前,湖北省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新创办企业数量仅有429家,而在2014年当年度,新创办企业数量就达到243家,并且转化科研成果853项,专利申请量达到59 050件,专利授权28 29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4 855件,同比增长19.8%。此外,2014年湖北省登记的重大科技成果数量达到1 778项,同比增长9.6%;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合同的成交额达到601.7亿元,同比增长43.7%。可以看出,“科技十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北京市在2014年的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合同的成交额达到3 136.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总量占全国的36.6%,实现技术交易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9.46%。应该看到,与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优秀省市相比,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科技十条”政策的效果还可进一步提升。
此外,由于部分科技成果集中于部属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者,但“科技十条”政策作为地方性政策法规,在适用范围上仅限于湖北省域单位,政策内容与中央、部委有关政策不一致的情况下,科技成果转化往往受制,很难找出一种适合的可操作性的办法,需要通过多方厘定付诸实施,耽误了科技成果转化时间;并且,在高校、科研院所层面上,所形成的配套政策并不完善,在身份转化、收益分配等方面的规定较为模糊、可操作性差,抑制了部分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热情,同时在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过程中缺乏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引导,尤其是专业性科技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较为缺乏,影响了“科技十条”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科技十条”政策的效果分析可以看出,“科技十条”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向前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升,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旧存在部分问题制约着政策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些影响因素,分析因素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更加有针对性地修订和完善“科技十条”政策。
3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素的提取
在政策实施效果影响因素选取依据上,政策的宣传力度是政策能够有效执行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政策被广泛熟知的前提下,才能有更多的政策适用对象更好地执行政策,政策宣传力度不足必然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11]。“科技十条”政策作为地方性政策,在与教育部等部委、中央政策存在不协调问题,作为部属高校,不知道该怎样适用何种政策,从而导致地方性政策在法律地位上表现不强,有关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并不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十条”政策的有效执行。科技成果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成果转化是否成功取决于能否保持成果的先进和技术的领先,因此,在科技成果转化审批上要尽可能高效,但由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使得相关审批程序过于复杂,时间所耗过长,从而丧失了转化成果的技术先进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由于身份的归属问题,在通过“科技十条”政策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自身所在高校、院所给予相关的配套政策,从而解决科研人员、高校与政策之间一系列问题的关系,从而让政策更好地落到实处,激发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和积极性。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执行,科技成果转化因其自身的专业性特点,在此方面要求尤为突出,专业机构的设立能够使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惠及到更多数人,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而专业人员的参与可以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给与保障。培育科技创新创业环境,塑造科技成果转化文化氛围,能够增强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12]。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是衡量政策效果,进一步修正、完善政策有关规定的重要手段,建立相关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机制,也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保证[13]。
基于上述分析,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提取,选取了F1政策宣传力度不足;F2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F3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F4高校、科研院所层面的配套落地政策不完善;F5支持政策实施的配套机构、专业人员缺乏;F6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F7缺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等7个因素。具体如表2所示。
3.2 基于ISM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 Model,ISM)可以将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层次化的模型表示,即通过借助专家经验知识以及有关数学模型,把复杂的系统问题分解为多层级结构,从而有利于认识和分析复杂问题系统中各要素间的内在关系[14]。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而言,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涉及多方主体、长期性的复杂过程,其间的各要素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模糊性,而解释结构模型能够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这一复杂体系,厘清政策效果影响因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其中的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所提取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7个因素,依据ISM的实施步骤,选取10位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专家组成ISM小组,成员的构成包括了3位政策制定、实施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5位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2位从事科技中介工作的技术经纪人。通过问卷、访谈的形式,就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7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多次分析讨论,根据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构造邻接矩阵A。其构造规则为:如果Fi对Fj有直接影响,则aij的值取1,否则取0。
根据邻接矩阵A进一步计算矩阵A与单位矩阵I的和(A+I),采用布尔运算规则对矩阵(A+I)进行幂运算,并满足M=(A+I)n+1=(A+I)n≠…(A+I)2≠(A+I)1的成立要求。所得出的矩阵M即为可达矩阵,通过可达矩阵可以进一步表示各元素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关系,其中,如可达矩阵M中元素mij的取值为1,则表示因素Fi和因素Fj之间存在可达路径;元素mij的取值为0,则两因素间不可达。所求得的可达矩阵M如下所示:
在可达矩阵M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整理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和被影响关系,进一步对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化处理。用R(Fi)表示因素的影响关系,称之为可达集,用A(Fi)表示因素的被影响关系,称之为前因集(如表3),并按照R(Fi)∩A(Fi)=R(Fi)的处理规则确定最高层级因素,在此之后将已确定的最高层级因素删去,继续按照处理规则确定下一层级因素,直至最后。经过层次化处理后重新排列的可达矩阵M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角线上所形成的单位矩阵构成了一个递阶结构层次,因此,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划分为5个层级,其中:第1层级L1包括因素F3,第2层级L2包括因素F5、F6、F7,第3层级L3包括因素F1、F4,第4层级L4包括因素F2。在此基础上,根据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3.3 结果分析
在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解释说明。
(1)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直接因素。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程序的繁琐必然会带来转化时间的延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成果在市场表现上的先进性和领先性,进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必然会影响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复杂,会大大占用科研人员的精力、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动力和积极性,而科研人员是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这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效果。
(2)第2、3层级所包含的因素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间接因素,包括缺乏支持政策实施的配套机构、专业人员,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欠完善,缺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缺少高校、科研院所层面的配套落地政策和政策宣传力度不足等5个方面。其中,第2层级的影响因素会直接影响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执行审批复杂度和效率,也就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审批复杂、效率低的直接原因所在。科技成果转化因其自身专业性高的特点,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势必会大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改善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则能够极大地带动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热情,并营造出鼓励科技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而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则是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反馈和修正依据,评估机制的缺失使得政策制定者、执行者难以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会导致政策实施时效率低下问题的发生。第3层级的缺少高校、院所层级的配套政策,以及政策宣传力度不足两个因素会直接影响第2层级,间接影响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程度和效率。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多主体参与的系统工作,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的主导性政策,还需要高校、院所和其他相关部门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配套政策的缺失会极大地影响主体政策的执行效果。而在政策宣传方面,现有的宣传方式、方法较集中于宏观角度的报道,往往忽视了从微观角度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解读,使得多数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难以深入理解政策细节,难以把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所引领的方向。
(3)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根本因素。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往往为提升地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制定政策时对相关指标数据设置更为灵活,但这与有关的中央政策存在相互不协调问题,尤其是对于部分部属高校、科研院所来说,在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适用性上存在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地方政策的法律地位,使得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以对部分问题给予权威性的解读和执行,影响了政策的效果。
4 结论与建议
依据湖北省“科技十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取了7个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政策宣传力度不足;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缺少高校、科研院所层面的配套落地政策;缺乏支持政策实施的配套机构、专业人员;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欠完善;缺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等,并通过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梳理了各因素间的内在作用关系,得出了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是现阶段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直接因素,而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则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根本因素。
基于研究结论,对改善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提出以下建议:
(1)创新升级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运营的市场化程度,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纳入到湖北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规划,并通过市场化运营,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按照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工作成效给予相应奖励,从而吸引高素质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型人才。此外,要进一步加强省内高校、院所与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沟通、对接,激发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教资源和智力资源。
(2)完善政策体系,强化顶层设计,提高政策法律地位。形成湖北省“1+N+1”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即“主导性政策引领+相关部门的配套实施细则+成果所在单位的政策落地配套办法”,尤其是在现阶段院所、高校政策落地配套办法相对缺失的情况下,需进一步加强高校、院所有关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形成。此外,作为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时,政策制定部门要积极向中央、部委“要政策、要指标”,通过中央、部委设立有关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将省内的部属院所、高校纳入到试点中来,进一步扩大政策的使用范围,从而解决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部属院所、高校的适用性问题,以此强化政策的法律地位。
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能够有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达到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以湖北省“科技十条”政策为例,在分析其政策效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提取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7个因素,并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是现阶段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直接因素,而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则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根本因素。对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科技十条”政策
科技政策解读 篇2
学号：1517439046 姓名：陈敏娜 班级：15信管
农业科学是现代农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20世纪末，农业科技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着农业的繁荣。在世界各国纷纷抢占科学技术制高点的21世纪，科技成为经济增长最有力推动力量的观点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识。因此，在新世纪，农业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农业科技化。农业科技的发展必须充分依靠农业科技政策的支持，所以本文对国家制定的关于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进行简单的介绍,并对转型时期我国的农业科技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展望。
在现代各国的发展史中，很多国家在获取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普遍都走上了寻求工业化 的发展道路。在这一个过程中，“工业化就是一切”，农业的发展几乎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甚至有国家出现“重工抑农”倾向，从而使原本落后的农业更加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农业进步提出了要求，农业的发展也开始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强农业生产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家制定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研究政策首先要考虑农业因此，研究制定符合国家实际的农业发展战略以及它的有效实施和展开也成为农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20世纪后，世界进入一个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成为各个领域进步的强有力保障。当然，农业想要突破常规的发展模式，获得长足的进步，必须要把与新兴科技的结合作为依托。
新世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科技,农业科技的进步制约着各国农业的发展。只有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提升,才能确保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强有力支柱，同时才能保障农村与城市的和谐发展，维护国家乃至世纪的稳定。农业科学是现代农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自20世纪末以来,农业科技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也进一步走向综合与联合,形成许多新的学科交叉点和生长点,推动着农业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农业科技的发展必须充分依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的支持。可见,农业科技政策在国家政策当中的份量很重。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农业科技政策,对我国农业科技的长足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一、农业科技政策概述
1.农业科学技术概述
“农业科学技术”是具体应用到农业领域内的现代科技,即在农业领域内,基于科学实验之上包括生物、化学、机械等各方面的现代知识、应用现代知识的技能以及为保证“生产”和应用这些现代知识和技能的制度与体系,即揭示农业生产领域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在生产中应用成果的总称。它产生于农业生产,又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因为农业生产每一阶段的进步都是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本前提的。由于农业生产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紧密结合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特点。
2.农业科学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农业科学技术的周期长。由于农业生产过程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的过程,所以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特点。另外,农业生产过程受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的限制,具有鲜明的季节性,这样使得农业科技成果从研究、试验、推广应用，1 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第二,农业科学技术的区域性强。指的是不同的地域生长着不同类别的农作物,这就要求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要结合实际进行有效的实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第三,农业技术的保密性差。农业科技成果经常在中间试验以后就会泄密,所以难以进行大范围销售,这就意味着农业技术的投入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要加大农业技术的投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增强农业技术的保密性。第四,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的分散性。我国仍然处在农业产业化初级阶段, 我国大部分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的经营和劳动较分散,这给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所以只有加强对分散的农业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才会更好的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3.农业科技政策的内涵
农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及发展目标，对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及环节所采取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措施和行动的总称。农业政策一般以保持农业生产长期稳定增长为主要目标。政府主要通过在农业生产结构、组织形式、资源配置以及生产要素和产品流通等领域制定相关的政策，从而引导市场中的行为主体做出符合总体利益的决策，最终实现目标。事实上，农业政策的正确与否对农业的发展关系重大，只有经过谨慎周密的调查研究来制定政策，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使其完善，才能发挥农业政策的巨大作用。
二、我国农业科技政策简述及评析
1.农业科技政策目标
新世纪我国农业科技政策发展目标为:提高主要领域技术水平;不断完善、加强农业科技体系;优化农业科技队伍结构,加强实力;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使农业科技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依靠农业科技革命,推动农业产业革命。2.近期我国农业科技政策演变足迹
2004年，我国农业科技政策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的推广。主要围绕增强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研投入。政策规定要继续安排引进国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资金。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已有科研成果的中试和大面积示范推广。引导和推动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允许各类农业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组织申请使用国家有关农业科技的研发、引进和推广等资金。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国家推广机构和其他所有制推广组织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与农业产业带相适应的跨区域、专业性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支持农业大中专院校参与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
为使中国农业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确定2010年以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方向、原则、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有关政策措施，国家科委联合十个部委修订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于今日正式发布实施。《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是继1985年国家科委发布的《中国技术政策（农业卷）》12年后重新修订的。十多年来农业科技的外部环境及内部机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技术政策已不适应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为此，国家科委与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国内贸易部、化工部、全国供销总社、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等有关部门于1995年10月开始着手《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的修订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新修订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明确农业科技的主要方向是：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力争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突破，促进农业科技革命。新修订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确立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提高农业研究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农业科技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使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新修订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是我国未来5—15年农业科技发展的行动指南。它的颁布实施将对推动我国农业
科技工作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定义为：农业技术推广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应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应用范围是指应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包括良种繁育、施用肥料、病虫害防治、栽培和养殖技术，农副产品 加工、保鲜、贮运技术，农业机械技术和农用航空技术，农田水利、土壤改良与水土保持技术，农村供水、农村能源利用和 农业环境保护技术，农业气象技术以及农业经营管理技术等。
四、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
1.制定农业科技产业发展政策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科技产业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由此，从实际出发，迫切需要制订具有强大政策导向作用和长远意义的农业产业发展技术政策。政策应以产品创新和产品市场创新为中心，对那些技术含量多、市场潜力大、产品附加值高的农业产业予以重点产业扶持，加速其产业化。政策应充分体现对产业鼓励政策、优惠政策、风险分担政策、经费支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从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2.加强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建设 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就必需在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和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要打破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宏观管理条块分割、组织布局分散、研发层次重叠、管理效率低下，学科设置陈旧，专业单一，跨专业综合型项目较少，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脱节，运行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僵化落后的状况，要按照科技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对科技布局及机构设置优化配置，并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改变农业科技管理模式和内容。要推进灵活、公平竞争、蓬勃向上的运行机制建设，实行公开招标、竞争立项，人员自主结合、竞争上岗的办法，发挥每个农业科技岗位的作用。
解读2015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篇3
我国首个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即武汉p4实验室）于2015年1月31日竣工。这标志着我国正式拥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为我国公共卫生科技支撑体系再添利器。
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P4实验室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如埃博拉病毒等对人体具有高度危险性、但尚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必须在P4实验室中进行研究。此前全球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这类装置。
量子隐形传态在概念上类似于科幻小说中的“星际旅行”，可以利用量子纠缠把量子态传输到遥远地点，而无需传输载体本身。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多自由度量子体系的隐形传态。这是自1997年国际上首次实现单一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以来，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发展可扩展的量子计算和量子网络技术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2015年，国家多项政策并举，力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同月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则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外尔费米子由德国科学家威尔曼·外尔在1929年所预言，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物理学界一直没有放弃对它的探求。2015年7月，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首次发现了具有左旋和右旋两种不同“手性”的电子态——外尔费米子，证实了这一“幽灵粒子”的存在。它的发现，对拓扑电子学和量子计算机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极大地推进未来技术的发展。
对于国内某些学者，2015年似乎是多事之秋，他们发表在一些国际期刊的文章被撤下。3月，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8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10月，爱思唯尔撤销旗下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2015年8月，《科学》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施一公研究组的两篇论文，《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研究组用冷冻电镜获得了分辨率高达3.6埃米的剪接体三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剪接体如何剪接。此论文被学界认为破解了结构生物学最大难题之一。还有评论认为，这是近30年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做出的最大贡献。
锶光钟是目前世界上频率稳定度最高的原子钟，也是研究最多的冷原子光晶格钟，高出现行秒定义所采用的铯原子喷泉钟2个数量级，被认为是新一代秒定义最有潜力的候选者。2015年7月，中国科学家顺利完成了锶光钟的第一次系统频移评定和绝对频率测量工作，准确度达到2.3×10-16，相当于1.38亿年不差一秒，为我国未来在重新定义秒的国际问题上争得话语权。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宣布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中国科学家因在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15年11月2日，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内正式下线。这标志着C919首架机的机体大部段对接和机载系统安装工作正式完成，已经达到可进行地面试验的状态，也为下一步首飞奠定了坚实基础。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是我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飞机，基本型混合级布局158座，全经济舱布局168座、高密度布局174座，标准航程4075公里，增大航程5555公里。
科技政策解读 篇4
创新动力更加强劲
“不低于50%”——2月17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 把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获得的奖励比例由过去的“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奖励比例的大幅度提高, 折射出我国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决心。
5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三会”吹响了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角。无论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还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为此,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精准发力, 出台了多项“激励人”“解放人”的重大举措——
今年上半年, 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和《促进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加快把取消审批和给予高校院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举措落到实处。
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为科研人员“松绑”, 包括下放预算调剂权限, “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等。
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通过稳定提高基本工资、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 稳步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 让他们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实现“名利双收”。
248.66亿元
基础研究精彩纷呈
2016年, 用于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稳定增加。
最新统计显示,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政预算投入248.66亿元, 相比2015年增长11.87%。基础研究“分量”提升, 不仅体现为全社会研发投入 (R&D) 逐年增加的比重, 更有在物理、生命科学、材料等领域的重要突破。
今年9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张强团队, 在合肥量子城域通信试验网上首次验证了城域网络进行量子隐形传态的技术可行性, 为可扩展量子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同样是量子研究, 我国科学家8月份宣布, 在超冷原子光晶格量子计算研究领域获得进展, 向基于超冷原子的可扩展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 我国科学家同样斩获颇多。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罗敏敏实验室揭示了中缝背核神经元跟奖赏的关系, 为开发治疗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药物提供了新方向;中科院科学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破解光合作用超分子结构之谜, 有望为解决能源、粮食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清华大学施一公团队在剪接体的结构与机理研究方面连奏凯歌, 把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推向国际前沿。
此外, 我国科学家还揭示了寨卡病毒传播机制, 首次发现了液态金属“能跑”“会跳”“载物前行”的特性, 在石墨烯量化制备及高性能石墨烯基超级电容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12.5亿亿元
大科学工程捷报频传
“墨子”升空、“天眼”启用……2016年, 多个大科学工程陆续惊艳问世。
每秒12.5亿亿次, 是“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的峰值性能。凭借系统峰值性能、持续性能、性能功耗比等位列世界第一的关键指标, 它在美国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榜单上蝉联冠军。它1分钟的计算能力, 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更为重要的是, 它实现了包括处理器在内的核心部件的国产化, 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处理器制造超级计算机。
宇宙起源何处?地外文明在哪儿?9月落成启用的世界上最大单口径巨型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或许能给人们一个答案。这个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巨大“天眼”, 取代了美国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 成为新的射电望远镜之王。它不仅个头大, 在尺寸规模上创造出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世界纪录, 还在灵敏度和综合性能方面登上世界巅峰, 能够接收到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 并在未来10—20年保持国际一流设备的地位。
2016年,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和首颗碳卫星相继成功发射升空, 为我国在量子科学试验和全球二氧化碳监测方面搭建了“高高在上”的科研平台。
33天
航天强国步履铿锵
33天, 这是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太空逗留的时间, 也是我国迄今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太空飞行任务。
从中秋之夜天宫二号的粲然升空, 到神舟十一号返回舱按预定轨道平安返回祖国母亲的怀抱, 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以6月下旬长征七号火箭首飞为起点的我国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为我国空间站建造运营和航天员长期驻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会成为唯一拥有正在运营的空间站的国家。
对太空的探索, 永不止步。11月3日20时43分, 我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冲破云霄。这枚直径达5米、起飞推力超过1000吨的大火箭,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胖五”。它的成功发射, 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 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为后续的深空探测打下坚实基础。
“探索浩瀚宇宙, 探究科学与未来, 我们拥有同一个航天梦。”这是景海鹏、陈冬在出征太空之际, 给人民日报广大读者的题词。今年是中国航天60年, 走过一甲子的中国航天事业,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正在努力实现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的跨越。明年, 我国还将发射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嫦娥五号”也有望升空, 完成探月工程的重大跨越——带回月球样品。航天梦, 强国梦, 步履铿锵。
1337个
创新创业热潮涌动
1337个, 这是目前在科技部备案的众创空间数量。从第一批136个到第二批362个, 再到第三批839个, 众创空间的增长速度折射出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度。创新创业让更多人实现了人生价值, 创新创业也正深刻改变着你我的生活。
潍柴集团的李大明如今的身份是一名“内部创客”, 他曾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国内第一套发动机电控系统, 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2016年, 李大明的团队进驻卡车动力总成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他们借助这里内外融合的创新资源和平台优势, 打造国产的发动机“核心大脑”。
2016年, “双创”平台建设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首批17家专业化众创空间让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创业者在这里“大手拉小手”, 在创新要素的集成共享和深度融合中实现共同成长。创新、创业与产业结合得更紧密。
2016年, 更多的创新创业政策落地生根, 制度供给不断优化——企业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范围扩大,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降低, 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奖励提高, 创业投资获得更多扶持……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包”惠及更多的创新创业主体, 也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创新创业中来。
“互联网+”继续发挥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 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等新技术产业化步伐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流通、医疗等领域跨界融合;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线上线下融合 (O2O) 、众包众扶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创新创业孕育着经济发展新动能, 已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
图片说明:
(1) 景海鹏、陈冬33天的太空之旅创造新纪录。
(2) 今年9月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巨型射电望远镜FAST。
(3) 位列世界第一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
(4) 搭载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酒泉一飞冲天。
科技政策解读 篇5
目录：
第一部分 科技立法工作回顾与思考
中国科技立法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科技立法五年规划”设想的几点说明
基于技术学习与知识整合关于科技立法五年规划问题
关于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法律地位的几点思考
知识经济与科技法制建设
抓紧制定科技风险投资法律法规为建立我国风险投资机制提供保障
关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关于专利法修订过程中需要探讨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我国专利制度中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
重视全国人大代表议案进一步加强科技立法和法制监督工作
科技立法在我国立法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外观设计“实用艺术产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
美国开展“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运行机制问题
我国基因保护和生物安全立法基本情况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日本防灾法律执法体系对我国防灾执法工作的启示
九届全国人大科技立法工作回顾与思考
关于制定促进和规范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有关法律的
几点思考
关于制定十届人大科技立法规划的思考
对制定风险投资法律法规的几点思考
意大利、德国的灾害紧急救援管理及运行机制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关于有限合伙制在风险投资中重要作用的探讨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机制要靠法律保障
——对法国和荷兰科技法律制度考察的启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的法制化是推动我国原始创新的重要保障
第二部分 科技政策研究
科学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
——从日本科学史得到的启示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初探
科研管理中的决策目标与多维性思维
日本的科技政策
我国nsfc与各国科学基金组织之比较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及建议
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科学技术大发展
中国科技成果与产权保护
中国r&d投入趋势研究
参加瑞典国际会议情况汇报
我国开展无形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及评估工作状况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关于在第二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新指标的建议
第三部分 科技人才和教育
关于实现科技队伍结构优化的运行机制问题
人才流动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中国科技人才流动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
对科学界伦理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积极稳妥地发挥高等教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
第四部分 科技体制改革
浅谈民主管理与决策科学
科学哲学的指导作用与科技体制改革
所长负责制与民主化建设
技术开发型研究所引入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产权界定和保护的一点思考
新的机制就要有新的创造力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调查启示
解读2005年北京科技工作报告 篇6
“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实施五年来，北京的科技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去年，北京市委、市政府肯定和批准了“深化二四八，实现一个转变，两个加强，实施三大行动”的科技工作思路。
为此，科技管理部门以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为指导，按照“扶优扶强、因势利导、示范带动、项目引领”的原则，针对首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合理布局科技工作；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政事分开，发挥中介机构在科技管理中的作用；科学设计管理流程，用公开征集等方式确定科技项目，用招投标等方式选择项目承担者，加强了项目的过程管理和绩效评估。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积累了经验，摸索出了“以大带小”、“以用带研”、“科技资源招商”等引导创新的模式。
“一个转变，两个加强，三大行动”的总体工作思路在全市得到了贯彻落实。一些区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实施重大科技示范项目，建立了产业孵化中心和产业化示范区。通过科技计划的引导，一些企业增加了科技投入，创新实力得到增强，加强产学研结合的意识有所提高。以软件产业为例，全市软件企业2004年的研发经费约为96亿元，同比增长72%。城区科技资源更多地涌入郊区，年内城八区流向郊区县的技术1576项，成交额9.09亿元，比前几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区县的科技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全市各部门科技工作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得到强化，科技服务的渠道和手段不断丰富与完善，网络化的科技工作体系开始形成。
关键词：科技创新成果
2004年，北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一批有份量的科技成果。高温超导电缆研发及产业化示范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用国产超导线材制造的我国第一组超导电缆系统正式并网，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丹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把超导电缆投入电网运行的国家。“非晶、纳米晶制品研究及产业化”重大项目突破了国外有关专利的制约，在家电和通讯电源用高品质纳米晶铁芯产业领域取得了自主知识产权，申请了18项国家发明专利，建立了3个国家标准，使我国非晶、纳米晶在材料体系、工艺装备及产业化能力等方面整体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跃居世界前三位。曙光计算机突破每秒11万亿次大关，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制造和应用10万亿次以上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北京天元网络公司的两项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正式接纳，使我国在电信领域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科兴SARS灭活疫苗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获国家科技奖励项目占1/4强。在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成果中，北京地区获得62项，占获奖项目总数的26.6%。其中，“‘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低碳铁素体/珠光体钢的超细晶强韧化与控制技术”等6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占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总数的60%；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13项，占国家自然科学奖总数的46%；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6项，占国家技术发明奖总数的30%。
专利申请量、技术交易额持续增长。2004年全市专利申请量为18402项，比上年度增长8.2%，其中发明专利8608项，比上年增长9.9%。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共认定成果转化项目362项，促进了一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全年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400亿元，达到424.99亿元，占全国成交总额近1/3。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技术合同达15434项，比上年增长31.41%，成交额175.24亿元，增长39.9%。全市专利技术合同500项，比上年增长近1倍，成交额6.21亿元，增长1倍。完成各类产权交易项目1788项，其中技术产权交易71项，比上年增长1倍，成交额93.66亿元，增长5倍多。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是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77.7亿元，同比增长17.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0%。中关村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625.5亿元，同比增长24.5%；生产总值760.9亿元，同比增长22.4%，相当于当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7.8%。园区内一批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的形成，为首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软件业全年营业收入达到520亿元，同比增长35%，按可比口径计算，约占全国的33.8%。累计登记自主开发的软件产品突破6000个。
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公共平台日趋完善。国家软件出口（北京）基地正式获得批准。以“三库四平台”为主的软件公共技术支撑体系完成了主要建设内容，综合应用率达到80%，已为1400余家企业提供了软件技术系列服务。面向中小企业信息化的重大科技项目“ASP企业E化平台”已发展了300多个用户，为一批中小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抓存量、促增量、培育重磅产品”的发展战略指导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北京成为全国医药工业盈利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生物医药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90.9亿元，同比增长17.1%，实现利润23.7亿元，同比增长10.8%。新材料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40.3亿元，同比增长40.2%。
关键词：科技支撑
目前，科技对首都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奥运筹备、区县发展等各方面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
奥运科技工作已经进入到以项目为核心的全面实施阶段。“奥运绿色建筑标准及评估体系研究”作为科技奥运十大专项之一，已开始运用在国家游泳中心等奥运建设项目中，成为北京市制定“公共建筑节能评审标准”的重要基础。“奥运改扩建、临建场馆及设施环保指南”、“奥运场馆瞬间热启动金卤灯照明系统的开发”等项目取得初步成果，并已开始在场馆建设中得到应用，“奥运会射击用运动枪、弹研究”、“数字化三维人体运动的计算机仿真研究”、 “兴奋剂检测芯片的研究”、 “奥运会信息系统集成测试管理平台”、“奥运虚拟博物馆”、 “奥运场馆中央控制管理系统”等项目的实施将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保障。
一批项目应用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中。东城区“依托数字技术创建城市管理新模式项目”建立了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器和数据处理平台，首次在国内城市管理领域实现了众多信息技术的全面整合与应用创新，创造性地构建了万米单元格部件管理法，通过GIS、GPS实现了现代化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和实时的可视化、自动化管理，实现了对城市市政公共设施的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的覆盖和管理。完成了中国欧盟环境管理合作计划中的北京怀柔山水园林生态城市规划示范项目。“北京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技术研究”、“危险化学品相关紧急事故处理及决策信息支持系统研究”、“洁净能源示范工程”、“北京防沙治沙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 等一批项目已应用在城市建设中。
区县科技工作进一步加强。大力发展各类农村科技服务组织，重点扶持了“中介机构培育型”、“示范基地带动型”、“企业自主创新型”、“院校领办型”、“生产力促进体系型”等5种类型的农村科技服务新模式。“农村科技服务港”一头连通了全市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一头连通了区县的科技信息网和各类农村服务组织，为城乡居民获取科技和市场信息创造了条件。中介服务机构积极为郊区提供咨询和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在科技项目的安排上，配合市农业“221”行动计划，重点支持了种养业一批优良品种的选育，为实现品种更新换代做准备。开展了板栗、大桃加工等适用技术的研究，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
科普工作取得新进展。拥有世界一流天文科普设备的北京天文馆新馆让人耳目一新，参观者络绎不绝。新北京天文馆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天文馆之一。此外，北京还启动了2004～2008北京区县科技活动中心（科技馆）振兴计划和奥运科普行动计划，科普税收优惠政策得到了落实。顺利完成了第三届APEC青年科学节北京市所承担的任务。成功举办了科技周等一批科普活动。
关键词：创新环境建设
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制订了《北京计算机软件保护办法》，修订了《软件双高人才的奖励办法》、《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开展了《技术创新条例》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进一步规范了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工作。落实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政策，年内市财政专项资金分别对362个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1.3亿元，为35个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匹配资金1057万元。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成立5年来，累计向1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了70亿元贷款担保支持，贷款额放大倍数超过18倍。园区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总计投资2116万元，帮助13家园区企业引进创业投资1.1亿元。
各方面协同合作，扶持软件产业发展。在税务部门的支持下，全年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14.8亿元，累计退税47亿元；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近400家软件企业的5000多名软件高级人才得到市政府专项奖励，奖励金额5000多万元；在市商务局和北京海关的支持下，160多家高新软件出口企业解决了通关归类问题，用友工程等多家通过CMMI三级以上评估的软件企业得到专项资助；在版权局、知识产权局和信息办等单位的支持下，政府部门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圆满完成，验证了电子政务系统嵌套本国办公套件的正版化新路子，并建立起我市的两级著作权行政监管和执法体系；在相关委办局和各区县的支持下，年内政府投入软件领域的专项资金超过5亿元。
科研机构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市农科院畜牧所的改革和禽用疫苗产业化试点工作取得突破。市环保研究院建立起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框架。北京一轻所凭借电脑绣花机技术，成功走向市场。人工晶体研究院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资产重组。
着眼资源整合，创造性地开展了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技术创新规律的要求，积极探索新型孵化器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模式，促进科技条件平台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结合，提升孵化服务水平。平台建设摸索出了大学资源开放、行业资源集聚共享、专业孵化器整合创新等不同的资源整合方式；启动了“清华科技园公共测试平台”、“北京软件园软件产业公共技术与科技服务平台”、“北京中关村生物医药园农业生物技术专业设备共用服务平台”和“ 北京海银科医药技术孵化服务平台”等试点。除专业孵化器与科技条件平台的结合外，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农委、市科委等部门合作，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按照市场机制建立的“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开展了以“通过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为宗旨的基础研究平台建设的探索，在全国产生良好反响。
推动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目前全市孵化器总数为61家，其中经市科委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有 39家。孵化基地总面积86万平方米，在孵企业2714家，累计毕业企业1128家。2004年，孵化基地共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92亿元，缴纳税费7.7亿元，创造4万多个就业岗位。
大力发挥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首次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出由民营企业家领衔的新一届理事会，北京发明协会新一届领导都是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人员。
主动、充分地利用北京人才、成果、信息等优势科技资源，吸引外部资金投入北京的科技研发活动，把科技资源对资本的隐性吸引力显性化，“科技资源招商”取得了实效。仅在生物制药领域，中生制药等一批大型国内大型医药企业和跨国医药集团已在京投资超过20亿元。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对基础性研究形成了连续性支持，2004年共资助了244个项目。一批原创性科技成果获得北京市科技奖励。加强了软科学研究与专家顾问咨询工作。积极实施“科技新星”计划。
关键词：八大主题计划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加强基础工作，启动“科技工作主题计划”，是贯彻总体工作思路的重要措施。主题计划针对首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社会发展的需求来配置政府资源和引导社会资源，统领科技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和落实、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各项工作，完善区县、委办局协调互动的网络型科技管理体系，集成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活动，形成开放条件下具有首都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机制。2005年开始，作为科技管理方式创新的重要措施，北京正式实施8个主题计划：“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科技进步促进区县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现代服务业促进”、“北京市民科学普及行动”、“科技条件平台服务首都建设”、“应用基础研究与战略高技术”和“科技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主题计划
今年，实施“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主题计划，重点支持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强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增强北京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发展多项技术集成的产品和产业，选择具有高度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产品或项目，以实现关键领域的集成创新与突破；依托中关村科技园区，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成果的充分利用，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遵循“以大带小”的原则，在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等重点领域，以大型软件外包、芯片产业链建设为突破口，组织实施一批起点高、关联性强、辐射面广的科技项目，全面带动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遵循“以用定研”的原则，在电子信息、新材料、基因工程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一批科技项目。设立企业使用知识产权的专项资金，在软件、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和新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开展支持企业获取、形成和应用自主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企业。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推进技术标准试点城市工作。
“应用基础研究与战略高技术”主题计划
实施“应用基础研究与战略高技术”主题计划，增强北京地区基础研究相关计划与首都发展的关联性，从首都区域发展的高度，在城市管理（人口、交通、资源、环境等）、旧城保护方面及功能基因、蛋白质组学、纳米技术、超导技术等优势领域，开展面向首都城市功能定位、面向区域竞争力提升、面向公共事业的基础性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未来几年力争解决若干满足北京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科技问题，促进若干具有战略性技术突破的形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提供支撑，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现代服务业促进”主题计划
实施“现代服务业促进”主题计划，使北京更多地参与国际服务业的高端分工，成为全国最具优势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世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重点领域是互联网信息服务、通信服务和科技创新服务等。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和面向奥运的WLAN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面向奥运的多语言智能信息服务网络，推动国际化、开放式的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以石景山数码娱乐产业基地为代表的北京数字内容服务示范基地和以中关村软件园为代表的软件出口服务机构，大力支持软件外包服务、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的发展。高度重视北京丰富的智力资源和北京具有的研发、测试、检测等能力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的条件优势，大力促进科技服务与科技中介、咨询行业的发展。要抓住继全球制造业转移之后研发服务业转移的机遇，调动首都资源，加快发展北京研发产业。工业设计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高端业态，要大力发展以工业设计为核心的设计创意产业，建立北京工业设计资源协作基地，创立工业设计奖，搭建设计条件平台，创办设计企业专业孵化器，整合产业信息、人才等优势资源，探索设计产业化发展的资源共享模式，为企业创新和设计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科技进步促进区县发展”主题计划
实施“科技进步促进区县发展”主题计划，根据资源禀赋以及功能定位，通过“技术扩散”、“辐射效应”和“产业联动”，促进各区县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实现协同发展。重点做好五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新规划对区县功能的定位，利用有能力的科技中介机构，为区县提供咨询服务，明确发展战略和确定发展重点与优先产业。二是加强新型工业园区建设工作，围绕工业小区的建设形成一个全市的工作网络，通过开展科技创新促进郊区发展的政策研究与示范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优化郊区产业结构，扩大郊区经济总量。三是围绕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改善、改造郊区生活、生态环境方面，抓好昌平卫星城东扩工程中的社会综合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制定门头沟生态修复总体规划、设计生态修复的技术方案并进行技术示范，推动密云生态县建设。四是推进新型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科技服务港建设。大力发展资源集约型和技术附加值高的农业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型农业，构筑生态农业基地。五是加强科技在城镇建设与公共管理中的应用，以科技推进城市化进程。在新城建设、旧城保护与改造等方面加强技术开发和应用，鼓励科技成果、传统文化与创意设计的高度结合，推动城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主题计划
实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主题计划，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探索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建设节约型宜居城市的发展道路，建立较为完善的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的技术支撑体系、政策保障体系，促进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缓解资源短缺，保护生态环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企业清洁生产、生态园区建设、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及绿色消费等几个层面入手，开展煤、油、气、电等领域内的能源高效合理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启动企业绿色管理、生态园区建设、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示范，生态治理集成技术以及生态农业发展示范项目。根据奥运场馆建设的要求提供生态解决方案。应对北京地区水资源严重紧缺的状况，建立符合北京实际的供水关键技术体系，推广先进节水技术，提高供水水质，保证供水安全。促进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率的提高。在绿地植物选育、灌溉水源、灌溉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为绿化节水提供技术支持。开展绿色GDP体系建设、循环经济的地方政策、法规和战略研究。提高居民节约意识。
“科技改善市民生活质量”主题计划
实施“科技改善市民生活质量”主题计划，在医疗卫生、智能交通、全民健身、人居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实现一批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建立相关的技术支撑体系，促使一批成熟的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和应用，同时，要组织实施医疗服务网络科技示范和食品安全标准化基地示范工程。以社区医疗为基础，以科技成果为手段，建立疾病综合防治的社区医疗服务网络科技示范点。针对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精神、心理疾病和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医疗卫生突出问题开展疾病防治与研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传染病的流行、食物中毒等）应急救助技术体系。通过路网接泊、交通模拟、信息平台和信号控制等技术研究，重点推进智能交通系统（ITS）建设、加快北京交通信息化建设。围绕市政府提出的“食品放心工程”，实施食品安全标准化基地示范工程，开展食品标准、检测方法和检测评价体系研究，开展无公害食品生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
“北京市民科学普及行动”主题计划
实施“北京市民科学普及行动”主题计划，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的共同作用，大力加强科普场馆建设，积极打造一批科普项目品牌，努力培育一批职业化、专业化的科普工作者队伍，切实加强全方位的科普合作，有效促进科普的国际间合作交流，整合区域场馆、院所、高校及企业的资源，构建能够不断满足社会不同群体需求的北京大科技文化传播体系，引导人们建立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科技条件平台服务首都建设”主题计划
实施“科技条件平台服务首都建设”主题计划，按照“有效调控增量资源，激活存量资源”的思路，逐步加大对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的投入力度；启动条件平台网络体系建设，制定平台运行监测指标体系，在重点专业领域内，注重与孵化器相结合的方式建设几个科技条件专业平台。
进一步改善区域创新创业环境，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促进创业孵化体系发展。通过创新基金、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的引导，促进成果转化。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评价体系。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完善北京地区技术转移体系，逐步推进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技术合作，促进北京技术成果的辐射和扩散，把北京建成全国技术交易中心。适时推出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软件企业认定等政策的贯彻落实。努力探索院所改革的新途径。
加强软科学研究，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抓好市政府专家顾问团工作。继续实施“科技新星”计划。加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现代化的科技管理队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八个重要转变
中印科技政策发展对比 篇7
1958年印度国会通过了《科学政策决议案》。该议案规定了印度科技工作的总原则和总方针, 重点是完善科研体系, 科研基本能力的建设, 构建了印度未来科技发展的整体, 为印度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项政策指引印度进入了全面建设科技体系时期。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印度政府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 即科技能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为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改善生活质量, 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进入21世纪, 面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印度政府多次强调要充分利用科研, 在科技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鼓励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增加政府的投入等, 进一步加强印度的科技能力建设, 实现科技强目标。纵观印度科技政策的发展, 不难看出印度科技政策发展脉络清晰:《科学政策决议案》构建了印度未来科技发展体框架;《技术政策声明》为科技与经济和社会的结合了一个有效的路径;《新技术政策声明》明确了印度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技术政策》突出了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2、自主创新与国际科技合作相结合
在坚持通过国内知识积累基础上自主创新的同时, 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 印度强调要符合国家利益和突出本国的优势。印度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合作, 通过合作为印度技术寻找市场;注重与中国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重视与中国的优势互补;在与大国如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中, 印度偏重于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3、科技政策的服务性日益增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 印度一直偏重把国防科技放在首位, 把国防科技作为整个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 把科技当成了实现“大国梦”的工具, 使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受到了影响。冷战结束后, 世界各国的科研体制开始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转轨。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在《技术政策声明》中首次明确了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此以后, 推动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是印度制定科技政策的一贯原则。2003年制定的科技政策充分体现了科技要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的原则, 如改善民生, 服务社会等。
4、注重对科技的投入
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国家公共管理的一部分。由于科技已经成为各国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发展经济的动力源泉, 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促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同时印度政府也认识到, 当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使科学研究成为了一项昂贵的活动, 为了跟踪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保持领先地位, 需要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印度的科技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没有超过1%, 到2007年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科技投入占GDP的2%, 要比现在的0.86%高出2倍多, 这也预示了印度在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二、中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历程
大体上可以把中国科技政策60年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
1、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从1949至1978年, 科技政策立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以计划体制为基本制度安排, 相应的组织结构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 政府是科技资源的投入主体, 这一时期科技政策的基本特点便表现为运用行政的力量来推进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 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运用计划的方式来部署科技活动, 配置科技资源。
2、体制改革和转型时期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从1978到1992年,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再次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思想。此后, 改革开放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时代主题, 科技政策也随着体制改革和转型不断变化。一方面通过科技与教育领域中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科技工作者的地位, 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改革来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重点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努力攀登科学技术新高峰”的科技工作方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的体制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体制框架下展开的。尽管科技体制的改革在多层次展开, 科技政策也随之进行, 但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旧体制下形成的科技系统结构不合理、机构重复设置、力量分散的状况依然存在。
3、走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是从1992年至今。1992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但不论在观念和认识上, 还是在制度与政策上,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都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因此, 一方面要注意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本身为这一时期科技政策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新的空间,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注意到这一时期与第二阶段之间仍然具有较强的历史连续性。在这期间科技政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出发, 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出发, 把科技工作与提高国家和企业创新能力, 把科技政策与创新政策结合在一起。
三、中印科技政策之比较
1、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
印度建国以来的科学技术政策一直强调科学技术在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1958年《印度科学政策决议》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在实现印度现代化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将继续支持科技的全面发展, 承认科技在创造福利、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障国家安全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可见印度一直以来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作为科技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坚持下来。
中国在对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颁布, 表明了新中国对发展科学技术, 对科学技术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高瞻远瞩。但1958年“大跃进”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科技及科技工作者遭到严重摧残和迫害。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到战略高度。党的十五大报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强调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因此政府对科技作用认识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2、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比较
从R&D投入占GDP的比例上看, 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要低于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平均2.8%的比例相差更大, 经费投入不足也是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经费来源角度来说, 印度研究与开发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在印度的R&D投入经费中, 中央政府始终占60%以上。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主要靠中央政府, 改革开放后, 中国加快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特别是经费管理形式, 鼓励企业开展科研活动和增加资金投入, 促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中国2000年的R&D经费投入来源结构中国家独立核算的科研院所占28.8%;高等院校占8.6%;企业占60.3%;其他占2.3%。对比来看, 印度政府在研究与开发投入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 政府决定了科技发展的方向。中印两国的R&D经费都程度不同的依赖于政府, 但企业没有成为科技研究与开发的主体。
3、科技人才培养
印度独立后, 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到1996年印度的科技人员就达631万人, 科技人员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居世界第三位。印度科技人才的培养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仅直接促进了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且为印度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但印度的基础教育相对比较薄弱。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各层次教育事业, 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并初步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门类齐全的体系, 为我国的科研与开发工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印度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但基础教育薄弱, 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制约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4、科技管理体制
印度科技管理实行在总理集中统一领导下, 科学技术部具体管理, 其它有关部门间接管理, 把统一领导与分散管理结合起来的管理体制。科学技术部负责制定并执行科学技术政策。建立综合研究中心, 保证集中资金, 发挥联合攻关作用。中国建国之初, 采用高度计划管理的科研管理体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科研机构, 并统一下达科研计划和分配科研经费。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将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变成科技型企业, 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开发。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 对于集中国家技术力量、资金进行科技攻关, 开展尖端研究, 在某些领域追赶发达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后, 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科研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 加强技术开发与转化。面对这种新变化, 中国及时调整了相应政策,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印度的科技管理体制近年来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政府主导科学研究与开发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的改观, 这势必会影响到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四、对我国制定科技政策的建议
1、加强科普宣传和科教兴国意识教育, 充分认识科技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作用, 提高人民的科学素养, 为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保障。
2、加大对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投入, 增加R&D投入在GDP中的比重, 在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鼓励企业投入。政府重点投入基础性、公益性研究, 而应用型、能快速转化的开发研究鼓励由企业主持开展。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 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企业按其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科研基金, 税前列支。改变增值税模式, 改变目前越是高新技术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增值税负越重的局面,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3、加快科技人才培养, 教育为本。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保持合理的投入比例, 不能顾此失彼。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 遏制目前农村学生辍学不断上升的局面。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渠道, 为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科技人才队伍输送更多的后备人才。同时, 要进一步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科研机构改制, 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 面向市场开展研究, 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摘要：中印两国在历史和地域上有着相同的经历,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都走上了高速发展的经济腾飞之路,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印两国之间的科技政策, 就能发现两国之间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求同存异,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较为适合的发展经验。
关键词：中国,印度,科技政策
参考文献
[1]段建平.中印科技政策比较研究[J].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报, 2006.
[2]黄一坤, 刘钊.印度的科技政策特点与启示[M].科技管理研究, 2007.
科技政策解读 篇8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 明确提出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 完善风险投资机制, 同时,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创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和最具潜力的群体。因此, 通过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市场链条相互融合, 推进广大中小微科技型健康发展, 成为当前推进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培育与壮大科技型企业, 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力度, 全面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目前, 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还面临许多困难, 随着经济增长的回落, 生产成本增加, 总体效益下降, 国际国内市场萎缩, 尤其是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许多企业贷不到款, 贷到款的贷款费用很高, 因此国家各个层面在经济转型时期, 更加关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更加关注现在困难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 加强金融与科技结合的力度, 强化对其政策的科学设计与制度化建设。
二、科技金融支持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制约要素
(一) 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自身特殊性的制约
主要表现为:虽然智力资源丰富, 专业化集中度高, 但固定实物资产少, 缺乏资金以及银行认可的抵押物和信用记录, 贷款的额度相对较小, 很多企业是科研人员, 往往缺乏管理和市场经验, 一旦技术有误或者方向有误, 企业可能就会解体, 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企业存活率较低。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这些特点导致其融资受到多方面的不利影响。首先, 由于缺少抵押物和信用记录, 导致金融机构对还款的不确定性增加, 造成融资渠道不畅, 只有小部分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 资本市场融资可能性降低, 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的利息高。其次, 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往往出现短贷长用的现象, 银行逾期垫资比例高, 对银行, 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储蓄和借出业务具有较强影响。因此, 银行往往审慎对待此类贷款。三是由于科技市场的自然淘汰和技术更新频率很高。选择项目的恰当性、发展计划的合理性、市场的开拓能力有限性等技术、市场和新型行业的发展导致的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信贷风险。
(二) 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制约
首先, 由于目前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国内市场增速等因素影响导致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市场规模不足, 盈利水平下降, 景气指数回落, 因此, 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投资意愿受到影响。其次, 政府政策支持与配套服务不足, 由于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成本高、效益不确定、工作量大等固化认识, 导致对其相应的法律体系、税收、信息交流、财务审计、管理咨询、金融政策等社会服务体系落后于需求, 而是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大企业, 大多政策都是为其量身定制。第三是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不足, 不能适应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备,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尚不成熟。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很多担保机构在资金规模、担保时限、担保能力上存在欠缺, 风险过于集中从而束缚了其代偿能力, 相应的制度改革、监督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内外环境的制约, 导致大量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资金主要靠内部积累以及代价很高的民间借贷, 融资渠道受限, 直接融资比例非常低, 使得大量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为受到资金问题困扰的融资难企业, 因此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共同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策支持体系, 真正激发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活力。
三、科技金融支持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对策
(一) 政府积极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科技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政策支持
第一, 制定扶植政策, 升级服务体系。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政策倾斜, 制定单列计划, 实行单独管理, 引导金融机构设立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贷款专营机构。引导成立专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服务的金融租赁机构, 由金融租赁机构帮助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解决设备和资金问题, 通过建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拓宽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 政府与交易市场之间在企业挂牌与股权融资、地方金融机头托管、债券融资等方面进行磋商。引导成立针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积极推动活跃的“民营银行”, 将社会闲散资金和民营资本引入到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服务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体系中, 探索小银行服务小企业的科技金融模式。为增加信贷资金的安全性, 引导保险体系建设, 利用保险公司的进入降低中小微科技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等, 防范信用风险。利用政府行政资源, 整合生产力促进中心、孵化器等科技要素, 引导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创新、吸收、承接和转化高新科技成果等。第二, 带动金融机构向科技产业聚集区集中。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往往倾向于向特定区域集中, 这种集中性的特点使得配套的科技金融也应该向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密集的区域转移和集中, 深入到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密集的区域, 在聚集区设立分支机构和增加经营网点, 政府应该配套建设专门的服务机构和队伍。搭建金融与科技结合的推广和应用平台, 使金融服务回归科技实体;第三, 建立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兼顾经济与社会政策双维制支持。制定包括专项引导资金、科技奖励、风险补偿、财政补助、设立天使投资基金、合作成长基金等在内的科技优惠政策, 变选择性、临时性政策支持为普惠制和长期化的政策支持, 扩大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加强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产品采购力度。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赋予土地、税收、审批等有限权限, 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推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进入孵化器、创业园等创业基地的建设, 实行对其资金运行动态监测的反馈机制。引导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服务于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研究计划与研究课题, 利用其科技创新的资源和平台, 增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科技支撑和发展后劲, 鼓励创新人才自主创业, 从而增强科技金融进入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信心等。第四, 制定优惠政策搭建相关的协作平台。例如, 对应用性较广的大型科学仪器, 可以采取政府贴补、税收优惠等方式, 引进社会资本和相关的企业共同搭建相应的大型科学仪器协作服务平台, 实现大型仪器的共享, 减少企业的固定投入, 在提高设备使用率的同时, 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政府还可以投入建设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提供国内外科技文献。最后, 采取综合措施进行宣传推广, 将相关的科技、财税、经济、工信、商务等部门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汇集, 开发智能手机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建立科技服务终端, 利用其信息覆盖和发送即时的特点, 第一时间将各类相关信息推送到相关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使其能够及时了解相关政策, 提高科技信息服务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二) 金融机构积极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提供多元化与建设性的服务
第一, 制定量身定做的信贷政策, 搭建相应的服务平台。金融机构应认识到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在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持有与市场发展迅速中的优势, 在审批程序、风险补偿、考核方法与资源配置上制定专属的政策。主要体现在, 审批程序上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良好成长性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绿色通道, 减少反担保的程序, 为其提供主动授信, 设计整体融资解决方案。第二, 打造量身定做的创新型科技金融产品, 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务。为解决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题, 金融机构应着手建立专门针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信贷专营机构, 比如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服务中心等, 放大分布网点。成立专业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信贷业务培训师团队, 培训专业服务人员, 在信用贷款、质押贷款等等方面提供专业化、特色化服务, 将银行信贷流程进行分解, 对分解的包括营销推广、业务办理、审批、放款、后期管理等程序配备专门的营销推广经理、信贷经理、风险控制管理人等, 从而提高运行效率。着力进行中小微科技型企业信贷产品创新, 尤其要注意识别该类企业的核心资产。在质押担保方式上, 尝试以股权、知识产权、版权、商标权、发明专利权质押, 设计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贷产品。细分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供应链, 针对不同环节的资金需求, 设计供应链融资产品, 为企业提供包括托收保付、信保票据买断融资、厂商银储等在内的融资组合, 平衡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供应链。在还款方式上, 考虑其担保物的缺失问题, 设立放款专用账户, 根据其现实需求放款。在融资的组合方式上, 进行投资与保险结合、保险与贷款结合、投资与贷款结合、投保贷结合等不同组合方式, 发挥各自所长, 用投资收益弥补贷款和担保的风险性。在提高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信用等级上, 发挥保险信用增肌的作用, 借助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信用风险的分散和补偿机制, 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可以通过进行风险管理咨询, 投保商业保险, 缓解企业信用不足的弊端, 增强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增加银行向其授信的机会。
(三) 广泛构建政府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彼此之间的合作平台
政府的相关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和银行开展战略合作, 通过协议合作的方式, 共同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搭建融资授信平台。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资助、认定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银行优先进行信贷, 双方可以在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建设上找到连接点。银行和担保公司在业务操作上可以协调同步进行, 在信息收集、审批、决策、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合作。保险公司与银行可以在化解风险方面实现合作共赢等。总之, 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建立, 有助于实现小企业与银行大资金实现对接, 有利于分散的民间资本、闲散资金等小资本服务于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这个大群体。
科技政策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篇9
科研政策研究的主要问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呼吁国家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从1998年以后,国家科研经费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在过去10年,年均增长超过20%,如果我们在2015年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2%,科技经费会继续快速增长。按这样的趋势,有可能到2016年,中国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就能追上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预算,所以,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就要求科技要从模仿向创新转变,从“跟着走”向“领着走”转变。科技发展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费,而是怎么用好经费提高效率,怎么做出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无愧于纳税人的工作。中国科技发展还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科技创新的成果与国家和人民的期待不相适应,科技体制和管理与科技创新及其社会价值实现途径的客观规律不相适应,学科布局与世界科学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科技人才队伍和整体能力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科技创新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本质要求以及我们承担的使命不相适应。
科技发展中有很多内在的矛盾需要解决,科技政策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被寄予厚望。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科学技术是自组织的活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但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开始发生了变化。科学事业成为一项规模宏大的事业,且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1945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写了一份著名的报告,论述了科学技术对国家安全、人类进步的作用。据此,美国在1950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这之后,各国政府开始资助科学事业。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30多年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也是对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不懈探索的过程。2012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10月颁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在这样的要求面前,科技界、科技工作者能不能给国家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真正支撑国家发展,科技政策的研究能不能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这都是我们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许多政策设计缺乏科学论证。例如,2012年“十一”长假高速公路免费出现的大堵车,2013年交规实行闯黄灯罚款的事,都缺乏科学的论证,没有经过认真的咨询和评估,对政策的可操作性、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其成本收益等都分析不足。科技政策还不同于一般的公共政策,因为它要研究科学技术创新及其内部的关联,研究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政策对科技的影响等。科技本身是无涉价值的、客观的,而政策则要考虑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考虑它如何能更好地服务社会。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变化。一百年前是科学家自己进行科技的决策,20世纪40年代之后是政府参与决策。但是在过去30年特别深刻的变化,是由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这些分散分布式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技术一方面有巨大的进步和社会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被误用和滥用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所以公众要参与决策,而信息化的发展又使公众参与决策成为可能。所以现在的决策是要在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三者之间取得平衡,不但要让政府理解科学,也要让公众理解科学,只有公众理解科学才能更好地支持科学。
科技政策体现了客观与主观、逻辑与价值的平衡。有一些专家指出科技政策体现了政治与科学间的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也有人认为科技政策是调和知识生产供给和社会具体需求的工具。科技政策要想成为一门科学,要想提高决策科学化的水平,对政策研究方法规范化是一种世界的趋势。从2005年开始,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开始倡导和支持对科技政策学的研究,意图梳理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数据、方法、问题和路线图。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国防部、能源部、科学基金会等十几个部门组成了跨部门科技政策学研究工作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科技政策创新项目,为科技政策研究提供方法基础和平台方面的资助,包括探索如何更加充分有效地分析科技机构的管理数据,如何发展数据挖掘和展示工具等,迄今已经资助了一百多个研究项目。2009年,日本的科技振兴机构在日本发起科技政策学的研究与梳理工作。2010年起欧盟开始与美国联合举行欧美科技政策学讨论会,同时欧洲研究理事会开始推进欧洲范围内科技政策方法、工具和数据方面基础性的研究工怍。
我国的科技政策研究在方法和数据上亟待加强。现在政策制定多采用的是专家研讨或者更为主观的方法,预先的科学论证不足。数据支撑也不足,例如具体学科领域,具体学科领域有多少博士学位获得者,有多少研究人员等都不清楚,对我们国家女性科技人员的统计和分布数据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当前国内科技政策研究中方法与问题的匹配比较混乱,研究方法的使用缺少规范性,更缺少系统化的梳理。科技政策研究中的方法和工具的使用呈现出应用导向、简单重复的特征,缺乏从学科高度、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角度系统的梳理、凝练、集成的工作,有关方法和工具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而且比较零散。
我们就科技政策研究方法作过文献分析。以全文“科技政策”+ 摘要“方法”检索了中国科技论坛、科技管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科学学研究、中国软科学、科学管理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科研管理、管理世界等十个在政策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杂志的68 573篇文章,其中引用次数大于5的文章一共是237篇,我们逐一作了分析,概括得到科技评价问题、科技投入问题和技术创新问题等三个主题研究中“问题和方法”的关联情况。
以科技评价为主题的相关论文,归纳该类主题包括6类二级问题,如创新能力成者是竞争力的评价、绩效评价、科学研究的评价、政策评价等,一共是6类二十几个问题。比如说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科技资源空间分布、科技资助与被资助者之间关系等,在这类主题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或者工具超过15种。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相关论文,归纳出来也是6类二级问题,如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与概念、企业技术创新、专利与创新、风险与创新、知识转移、创新型科技人才等,在此类主题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或者是工具超过15种。确实对每一类问题都用多种方法开展研究。但是这些方法不够规范,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
科技政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工具
如果要想提高研究水平,使之逐步成为一门科学,需要对政策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进行认真的梳理,我们建立了一个“问题、方法、工具”矩阵。根据Lundvall(2005)的定义,将科技政策根据研究对象和内容分为科技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三个部分。根据Sabatier(2006)的定义,将科技政策过程分解为“政策立项”、“政策设定”、“方案设计”、“政策评价”、“政策后评估”五个阶段。这样按照不同政策类型和政策阶段来定位科技政策的主题以及研究涉及的方法和工具。
科学政策,主要研究关于向科学投入足够的资源、各类科研活动的资源配置、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对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科学政策的目标是多元的,包括国家声誉、文化、社会、国家安全、经济等,政策关注的要素包括大学、研究机构、技术研究所和R&D实验室,主要的政策工具是预算决策、知识产权、研究评价等。该类研究问题还包括科学伦理、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科学政策方面主要的研究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包括:科学计量学、网络分析方法、同行评议方法等。我们建立了科学政策的“问题、方法、工具”矩阵,横坐标是政策过程,包括立项、制定、设计、评价、后评估;纵坐标是一些典型的政策问题,如科技投入总量、资源配置、人力资源、国际合作等。对于每一项通过文献检索,把现在用的各种方法作了归类。
技术政策,包括技术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关系,国家因为商业原因干预特定产业或者是技术合理有效性,需要支持哪种技术,需要在何种阶段给予支持等。技术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公共采购、补贴、减税、技术预见等。技术政策的目标是国家声望和经济发展,它关注的对象除与科学政策相同外,它的视角从大学内部包括研究所内部转移到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关注学界和产业界的关系。
技术政策方面主要的研究问题对应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包括:预测、调查研究、案例研究、风险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我们也建立了技术政策的“问题、方法、工具”矩阵,横坐标依然是政策过程,纵坐标依然是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技术与战略,技术与产业的关系,政府干预的合理性,特定技术政策等,同时把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政策工具,都分别列在矩阵图中。
政策研究其实还有很多问题,特别是证据的支撑需要事实数据,无论是对公共投入,对各方面的科技统计,包括产出衡量和评价,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科技政策研究方法创新的路线图
依据上述工作,我们提出了科技政策研究方法创新的路线图。首先是梳理现有方法,诠释使用规范。基于初步预研对科技政策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梳理结果,以及通过对国内文献分析得到的现有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我们选择科技政策研究中七个方面的关键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作为梳理主线。
这七个方面包括科技政策研究的预测与预见方法、科技政策研究的评价方法、科技政策研究的科学计量方法、科技政策研究的计算管理与模拟方法、科技政策的案例与调查方法、科技政策研究的前沿方法与工具、支撑决策的科技政策研究数据体系。我们是想通过文献的分析,归纳出这几大类的方法,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们建立了“问题—工具—方法—数据”的路线图,从几个层面探讨这七个方面的关键方法,及其工具以及数据的集成,特别是要分析问题和方法的关联与规范。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工具和数据,是否恰当?对这些政策研究问题用这么多的方法和工具开展研究,是否足够?如果不够,还需要发展哪些方法和工具,如果够了,怎样合理地选择和用好这些方法和工具?再一个问题是科技政策研究长期以来是被动式的,它以回答和解决问题为导向,但是需要逐步将重心前移,努力从提出问题和议程发起开始,这也需要方法的创新来给予支持。
我们对这七个子课题,就是七个具体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设计。例如子课题一,预测是要根据研究对象发展的实际教据和历史资料,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各种经验、判断和知识、对事物在未来时间内的变化情况进行预测,从而减少对未来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以指导我们的决策行动,减少决策的盲目性。
首先,在科技政策研究中,应该怎样运用预测方法?做长远的规划、能力布局,以及资源配置的调整等,都需要以预测为基础。所以对技术预见的主要方法,有多方面的理解,有的专家把技术预见的方法分为三个极:创造力、专家意见和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作用,由三个极的影响产生众多的技术预见方法。但是单单使用某一种方法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所以一般都是选择多种方法的集成。
1989年日本对247个研究机构所用的预见方法做了调查,结论是有一些方法非常适合技术预见,但是应用程度不高,主要是这些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利统计的方法非常有效和容易预测,但是预测的时间比较短,仅适用于短期预测。所以,要把技术预见的主要方法、可行性和应用程度做比较。预测还包括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和因果关系预测等方法,所以从本研究来讲,我们将针对科技政策研究中适用定量预测的主题,评估各类方法的使用现状,建立“问题—方法”的关联关系和方法的标准使用流程与规范。
同时对定性预测方法也要建立起规范的流程和实用模板,现在在定性预测方法中较为的是情景分析法和路线图方法等。我们希望在科技政策研究预见预测里面,更多采用综合方法。本项研究从创新政策制定流程的角度,提出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融入技术预见的基本思路。例如:首先是问题的识别过程,可以用情景分析法。然后是政策方案产生和选择的过程,可以用德尔斐法,再后是征求意见和修订政策意见的过程等,可以用路线图法。总之,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对这些方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套适合目前科技政策制定的综合研究方法。
其次,科技政策研究中的评价方法是特别受关注的,因为采用的评价方法比较零散,缺乏足够的系统性、科学性和针对性,对不同评价的问题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评价的是机构、人员,还是计划等,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本项研究的目标是形成政策研究的评价方法库,对关键评价方法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
第三,科技政策研究中常用的科学计量方法。科学计量方法在学科结构,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分析和结构分析,即学科战略的情报分析里,运用特别广泛。也可以结合数据挖掘。在大数据中探讨学科发展的前沿、热点和布局。这类方法的应用难点在于,要构造基础数据库和关键科学计量指标体系。
第四,科技政策研究的计算管理与模拟方法,难点在于一是需要找到准备研究的问题,二是要选好运用的模型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有数据的支持。我们准备在管理和模拟方法上再作一些探索。
第五,最常用的是科技政策的案例和调查方法。这方面虽然做了很多,但是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因此需要深入加强案例和调查方法来研究科技政策。深入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正确的意见,所以这种案例和调查的方法也是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的。
第六,要加强支撑科技决策的数据体系建设。没有一个扎实准确的数据库,提供不了有效的证据,就很难支持研究。
最后,在科学政策研究中,还有探索前沿的方法和工具。比如说同行评议方法,这是传统的方法,但是它的适用性依然是国际上探讨的热点。再比如说公民认识论,发展到今天,公众要参与科学决策的时候,要采用哪些方法,特别是在网络条件下,在公众参与情况下,怎么样做科技决策,这也是可以认真探讨的。
台当局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 篇10
加强运用高级科技人才方案
1995年, 台湾“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将1983年李国鼎草拟的《加强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进行修订, 改名为《加强运用高级科技人才方案》加以实施。
该方案最核心的内容是强化研究开发, 改善研究开发环境, 包括设立产业研究开发基金, 增设研究开发机构, 加强整体研究资源投入及高级科技人才的延聘, 利用财税及补助措施, 鼓励企业增设研究开发单位加强研究开发投资, 增强聘用高级科技人才的意愿;同时继续推动产学合作计划, 建立工业合作研究开发体系, 鼓励大学等研究机构加强与产业界合作, 鼓励高级人才到企业服务或创业。该方案以三年为期, 每年增加引进海外资深专业人士350名, 每年增聘具有适当经验的博士级研究员250名, 共计600名, 以加强台湾的产业研究开发工作。
1998年, 台湾“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又参考历次“科技顾问会议”、“生技产业策略会议”、“电子资讯与电信策略会议”等会议结论与建议及《知识产业发展方案》, 并将“行政院”颁布的《加强资讯软件人才培训方案》及《科技人才培训及运用方案》加以整合, 增加了因应数字化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加强科技人力资源统筹规划等内容, 重新修订为《科技人才培训及运用方案》。
该方案包括:加强大学新兴科技人才培育, 以专案方式调整增加大学资讯、电子、电机、光电与电信等科技系所招生名额与相关教师人力, 以增加产业界所需要人才;建立与海外大学或培训机构合作培育高级科技人才的培育机制, 培养学生国际观, 迈向国际化, 并研究设立国际研究生院及海外学生来台研修奖学金;因应新科技的发展与产业转型的需要, 各“部会”积极推动各类人才培训工作, 培训“职前”及“在职”工程师及技术员, 使具新科技应用能力, 每年培训6万人次以上;推动并研拟专案计划, 培训科技背景具有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投资评估、科技管理及法规等跨领域高级人才, “经济部”每年最少培训100名以上。各科技管理机构也可选派人员参与培训;继续推动延揽海外产业技术人才至民间企业专案, 建立海外科技专业人才资料库, 并加强岛内企业、研究机构与海外产业专家的联系、中介相关活动, 以协助岛内企业、研究机构延揽海外专才回台湾服务, 政府并将成立单一窗口的外国人才资讯服务中心, 提供完整的外国人来台工作、居留服务资讯;工研院等财团法人研究机构以合约补助方式, 加强延揽海外资深专家, 以协助岛内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国防训储”研究人力应用名额至3000名以上, 以协助岛内产业界研发人力的不足;推动“政府”研究机构改制为法人研究机构, 公立大学调整为法人组织, 并鼓励大学建立长期聘任的研究员及研究教授制度;加速完成“聘任人员人事条例”的立法及“大学法修正草案”、“公务人员退休法修正草案”、“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草案”、“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修正草案”等法案的修正, 以利产、官、学、研人才交流及知识经济的发展。
这项人才政策影响很大, 其后经过数次修订, 但核心内容未变, 一直贯彻到今天。
经过几年的努力, 台湾研究发展人力资源指标都得到了持续的增长。到2000年, 台湾研究发展总人力达到13.8万人, 其中研究人员为8.7万人, 占63%;技术人员3.4万人, 占24.6%;支援人员1.7万人, 占12.4%, 每万名劳动人口中研究人力达到91.7人。
岛内共有大专院校150所, 包括大学53所, 独立学院74所, 专科学校23所。岛内大学中设立博士班的研究所计有450所、硕士班1397所, 其中理、工、医、农博士班281所 (占博士班总数的62%) 、硕士班688所 (占硕士班总数的49%) , 而大学校院共设有2, 602个学系 (含四年制及二年制) , 理、工、医、农有1314个学系 (占学系总数的50%) , 至于专科学校则设有1323科, 属理、工、医、农的有822科 (占总科数的62%) , 应届毕业的博士及硕士人数共22, 215人。
当年, “国科会”共补助延揽客座研究人员159人, 包括“研究教授”14人、“客座教授”71人、“客座副教授”34人、“客座助理教授”14人及“客座专家”26人;补助延聘海内外博士后研究人员1237人;另为激励岛内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从事研究工作, 补助特约博士后研究5人, 且补助其研究计划经费。
为鼓励公私立大专校院专任教师及研究机构专任研究人员从事科技研究, 设立“研究奖励费”。其中, 甲种研究奖励者, 给予每年新台币14.4万元的奖励费, 乙种研究奖励者则给予每年新台币9万元的奖励费, 当年共有4990人获奖。
具有杰出研究成果及具体贡献者可获得连续两年的“杰出研究奖励费”, 每年新台币30万元。2000年由甲种研究奖名单中遴选出的杰出研究奖获奖人, 共102人。
由于研究力量的不断扩充, 台湾科研成果斐然。2000年, 台湾收录在《科学引文索引》 (SCI) 与《工程索引》 (EI) 期刊上的总篇数分别为9, 203篇与4, 878篇, 排名分别为第19名与第10名。在美国获得核准的专利数为5, 806项, 世界排名为第四名, 仅次于美国、日本及德国。
新挑战和新方案
进入21世纪以来, 台湾产业结构已逐渐转型为高科技产业, 带动了整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但是产业规模的扩充速度远大于大学相关系所的扩充, 衍生出相关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根据2001台湾“经建会”发布的《新世纪人力发展方案》估计, 2001—2011年间, 台湾科技及管理人才每年短缺约4.4万人, 其中科技人才短缺2.6万人, 尤其是光电人才更是欠缺, 科技人才不足已成为制约台湾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解决人才短缺问题, 台湾“行政院”2002年修订的《科技人才培训及运用方案》, 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将重点放在加强人才供需结合与提高海外科技人才回台意愿方面, 前者的相关措施包括建立人才资料库、筹建海外访才团、委托民间机构办理海外征才, 以及邀请海外人才来台访问。提高海外人才回台意愿的措施主要包括:结合创投相关资源吸引海外科技人才来台创业投资、建立阶段性携带式专业员额制度、延揽海外役龄前出国的留学生参与“国防工业储存制度”甄选以及改善外籍人员在台的语言及文化生活环境等。
2005年, 为规划应对全球化、国际化及知识经济发展下重点人才整体培育及运用架构, 台湾“经建会”制定《重点人才整体培育及运用规划方案》, 针对基础科学、生医科技、影像显示、数字内容、资通科技、半导体、能源科技、纳米与尖端材料科技等12项领域所需高科技尖端及产业应用性人才, 提出培养其具备跨领域能力、独立思考及创新能力、国际沟通能力、吸收新知与新技术能力、具备人文关怀素养等优质人才的推动之策略, 包括建立及整合重点人才供需监测机制和投资人力资源两大部分。
2007年, “行政院”规划“2015年经济发展愿景”, 提出“产业人力方案 (2007—2009年) 三年冲刺计划”, 推动9项重点人力发展策略, 包括建立供需调查整合机制、发展重点产业职能培训、扩大产业专班培育计划、启动产业人力扎根计划、活化高等教育学制弹性、重新建构技职教育体系、积极提升教育的国际化、加值产学 (研) 合作连结创新、及竞逐延揽国际专业人才等。
近年来, 知识创新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主旋律, 导致台湾在科技人才培育及高级人才资源运用方面面临诸多新的课题与挑战。特别是2008年以来, 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 台湾经济发展相对迟滞, 产业结构难以转型升级, 凸现科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足, 显示台湾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型的科技人才, 更需要有创新能力、产学研结合, 推动服务于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领军型人才。
2011年8月, 台湾中研院长翁启惠集结各界意见, 共同签署《人才宣言》, 指出岛内面临的人才危机与因应建议, 呼吁台当局速谋对策。
应对“科技人才危机”
在2012年12月台湾“第九次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 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台湾的“科技人才危机”。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管中闵诚恳指出: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 各国和地区为吸引优秀人才, 纷纷提出优惠政策与奖励措施, 人才争夺战已成为本世纪主要的战场。随着台湾生育率快速下降, 少子化与伴随而来的高龄化社会, 企业将面临大批技术人才退休, 已经是台湾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必须及早因应此趋势对于台湾未来人才供给的影响。
管中闵认为, 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结构性失业, 主要是因为产业人力技术需求与目前教育脱节所致。目前台湾培育的人才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中段, 导致不同专业领域的顶尖创新人才及基础技术人才均缺乏, 中段人才则存在过剩, 在工作上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形。大量培育的中段人才, 在创新及研究工作中无法有卓越表现, 反映在台湾获得杰出国际奖项数量过少。即便以往被认为是高学历的硕、博士生, 由于学位膨胀结果, 其能力可能只属中段, 而产生学位高、使用低的现象。台湾过度培育电机、生技等人才, 而部分领域 (如设计、营销) 缺乏顶尖专业人才, 使得台湾无法脱离代工制造模式, 进而难以推动产业发展或转型。此外, 大量培育的中段人力不愿低就基层技术工作, 且由于技职学校纷纷升级为“科技大学”, 造成基础技术人才与产业需求能力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 外语能力缺乏使得台湾人才在国际化的竞争中难与他人抗衡。
在科技教育方面, 岛内大学数量虽然大幅增加, 学生整体素质却仍有待提升;研究生教育膨胀, 领域发展不均, 素质参差不齐。大学尤其是技职院校教育目标与发展方向有待进一步形塑自我特色, 以充分因应产业多元发展。技职院校实际操作课程仍有所不足, 未能完整培育经济建设与产业发展所需实用人才。现有人才培育机制较重视解题能力, 较不强调发掘问题及定义问题的能力, 所培育人才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近10年来, 岛内高等教育朝“自由化”发展, 大学数量快速扩张近一倍, 博士生人数从1.3万人增加到3.3万人, 增加近2倍。但因学校课程未能配合产业需求调整, 轻视传授实用技艺, 不仅无法提供企业需要的人才, 而且毕业生素质下降, 也造成社会困扰。
资料来源:台湾“国发会”《育才、留才及揽才整合方案》 (2014—2016年)
台湾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 偏重灌输式的教学方法, 启发性较少, 因此岛内一般科技人士创意明显不足。近20年来, 虽然海外学成后返回台湾的专家学者人数不少, 他们在岛内大学中担任教授的比例也相当高, 且引进发达国家新的理念及启发式教学方法, 逐渐培育本土人才, 学生的创意开始被培养起来, 但规模仍然有限。另外, 虽然近几年来岛内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充, 但仍无法满足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高等教育的评鉴结果过度追求SCI等研究论文数量指标, 以此作为大学招生总量控制、增设系所的审核、补助经费核发以及学杂费调整等参考依据, 导致各属性不同的大学无法按其特色发展, 最终造成不同类型的学校日益“同质化”。由于培育的人才同质性过高, 面临企业找不到人, 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窘境。
在资源分配方面, 2010年台当局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相对偏低, 占GDP的比重不到1%, 仅约丹麦的1/3。每位大学生使用的教育经费占台湾平均人均GDP仅32%, 低于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国家平均值43%。且在生师比方面, 岛内平均每20位高等教育就学学生才有一位老师, 对于学生受教育品质也产生不利影响。
在高级人才资源运用方面, 政府相关单位近几年来已经陆续修改相关法令规定, 积极推动各项海外科技与产业人才的措施, 并且也获得不少具体成效。但其政策方向与措施内容仍有不足, 如对人才的界定及定位不够明确, 人才网络过度偏向华人社群, 延揽海外科技与产业人才缺乏前瞻性人力资源发展策略的规划, 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薪资诱因不足, 岛内企业普遍缺乏延揽海外科技与产业人才所需知识与能力, 对海外科技与产业人才来台工作的审查机制有防弊重于兴利之虞, 欠缺海外科技与产业人才来台工作现况与影响之相关调查分析。
特别是延揽大陆科技与产业人才方面, 受限于岛内法规, 两岸科技人才交流欠缺实质性科技研发合作;台湾对大陆科技与产业人才的延揽不如日本等国家积极, 大陆科技专业人才来台意愿并不高。
由于近年台湾经济不振, 产业环境日趋严峻, 岛内企业担心会随时受到市场衰退侵袭, 使得企业内部不仅减少教育培训投入, 也努力压缩人事成本。而政府部门提供的教育培训大多针对提供低层或市场上已供过于求的中层劳动力技术, 不仅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也无法提供企业所需更高级专业能力或更具竞争力的新技能。
《育才、留才及揽才整合方案》
近10年台湾每年净移出人口约1至2万人, 外流因素大致可归纳为:岛内薪资普遍较邻近国家和地区低, 缺乏留住或吸引人才诱因;现行薪资制度僵化, 不利企业海外求才;法规上存在诸多限制, 不易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来台工作。
与此同时, 当台湾科技界与产业界争相延揽人才之际, 人才外流与“西进”的趋势却愈趋明显。受到两岸产业分工样态的改变, 岛内“西进”的人才已由生产部门扩大至研发部门, 由于台湾现行法令对于大陆地区科技人员来台工作仍有诸多限制, 导致两岸科技与产业人才未能平衡交流, 对台湾产业长期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为解决以上这些科技人才流失问题, 台湾各界提出不少建议。台当局也制定了很多新的改进政策, 如2010年1月, 时任台湾“行政院长”刘兆玄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全国人才培育会议”, 包括来自大学、产业界、民间团体、研究机构及相关“部会”等300多人参与。会上针对培育量足质精优质人力、新兴及重点产业人才的培育、精进公共事务人力、强化教育与产业的联结, 及布局全球人才, 提升台湾竞争力等中心议题, 共提出23项结论。
会后, “经建会”将其内容汇整而成《人才培育方案》 (2010—2013年) , 洋洋洒洒地阐述其如何将台湾发展成为培育“量足质精”的优质人力基地, 以及亚太地区优秀人才聚集中心的目标。另外, “经建会”还协调其他“部会”, 在2010年至2012年先后推出“缩短学训考用落差方案”、“人才问题与因应对策”及“人才政策架构及策略”等。
2014年1月, 为配合“政府组织改造”, 由原“经建会”等机构整并而成的“国发会”又将上述各类方案和策略加以检讨, 重新修改后提出《育才、留才及揽才整合方案》 (2014—2016年) , 目的是在新形势下创造延揽学术科技人才的优势条件及友善环境。
科技强国战略与公共政策的关联 篇11
关键词：科技强国；科技资源；科技发展；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G301；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2-0001-07
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而“科技强国”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抉择。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当务之急，从器物层面或“硬”的方面看，就是要依靠科技发展促进产业的提升，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从价值层面或“软”的方面看，就是要在我们的时代高扬科学精神，保证向社会提供更多的科技公共品。为此，研究和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引领社会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并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机制和环境，以确保科技进步并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科技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
在经济活动中，科技作为一种生产投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技投入可以代替物质投入，从而达到节约物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知识的生产、应用、传播因而成为当代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有人称之为知识经济。经合组织的专家提出，体现于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企业资产中，包括专利、商标等在内的无形资产的比例正在大大增加。据测算，很多现代企业的无形资产的比例已高达50％～60％，同时各类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咨询业务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就拿“富能敌国”的比尔·盖茨来说，他的资本就是他的知识。他靠知识致富，登上了世界首富宝座，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人们研究和思考。
如果说工业经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话，那么知识经济就是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也就是说，产品包含的知识相对越来越多，包含的物质相对越来越少。例如，一种虽然只有指甲大小的基因芯片，但一次可以扫描上万个基因。又如，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在后工业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的衰落。美国1997年登上火星的“探路者”号，成本只花了1.8亿美元，但在火星上搜集到的信息量是21年前发射的“海盗”号的5倍，而“海盗”号耗资高达10亿美元。总之，富含知识的人力成本，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美国学者丹尼斯·贝尔认为，社会、经济和文化三大结构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后工业社会首先涉及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但并不是说社会结构的变化决定了政治、文化的相应变化，而是影响了它们的变化。社会结构即技术一经济体系的转变，主要是经济体制、职业体制的变化，也涉及理论与实践尤其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系。
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科学直接开辟新的技术领域，研究与发展(R&D;)使科技与经济发展相互结合，理论知识成为了社会的战略资源，因而大学、研究所等知识部门成为了社会的核心结构。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或社会再也不能忽视技术的发展，而是转向对技术发展进行大规模的预测、规划和控制。技术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物质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消除“不确定性”。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社会快速前进，导致社会前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贝尔看来可以通过技术来预测和控制。因此，后工业社会中对于社会预测至关重要的智能技术就应运而生并迅速勃兴了。贝尔所谓的“智能技术”，包括研究复杂问题的信息论、博弈论、决策论、控制论、规划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等，主要是用来预测、控制技术发展及其后果的技术，不同于纯粹的工程技术，属于贝尔所称的“社会技术”。
贝尔还通过对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者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特征。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首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科学政策、教育政策的问题，最重要的结构问题是私人与公共部门的平衡问题；社会等级主要按照技术、知识标准来划分，阶层变迁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研究“新阶级”或知识阶级的内聚力，最重要的社会反抗是对官僚主义的抵制，主要以对抗文化的方式展开。今天看来，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这些论述，的确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某些最新趋势。
可以说，贝尔首先强调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结构的基础作用和认识价值。其次，它提出了技术化决策，要求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更加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再次，它强调了知识对于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以及科技活动本身的日益科层化，打破了传统的知识观。最后，它强调了技术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出了技术知识分子与文科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总之，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出了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分配方面的重大变化，从某个侧面诠释了当代的社会变迁。
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对未来“超工业社会”的讨论中曾指出，在由科学技术革命所推动的超工业社会，“工业的基本原料就是信息加上想象力。这种原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通过信息和想象力，我们将找到取代今天消耗殆尽的资源的替代物，尽管这种替代往往与猛烈的经济动荡和挫折同时俱来”。事实上，科技在今天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资源，也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高素质人力资源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科技发展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
“科技强国”的发展战略是我国跨世纪的战略抉择，它既来自人们对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是科技进步的共识，也出自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增长的慎重思考。这是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现代化是世界的发展潮流和主导方向。不同的国家，面临种种机遇和挑战，正以不同的姿态和方式参与其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格局中，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基础上，正致力于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更新，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整体运行进程，其中科学技术与教育是这一综合性过程的支撑点。当代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实质就是科学技术不断突破、科技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扩散与普及，通过教育使劳动者素质普遍提高，反过来又促进科技与社会发展的过程。
当今世界正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科技革命浪潮的涌动和冲击。谁在科技上落后，谁就有可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军事上被动挨打，在政治上成为强权的附庸。
科学技术是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驱动器和倍增器。现代化的农业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推动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工业现代化，根本途径在于推动科技进步，通过技术创新及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国防现代化更是与高技术的开发应用密不可分，国防科技由于极大地提高将士素质、改进武器装备、加强作战指挥能力、影响战争方式，已成为重要的军事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
中国要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必须抢占利用新技术的战略制高点。在今后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世界的科学技术将会发生重大突破，相应的，经济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为此，目前各国都竭尽全力规划部署科技发展战略，有的还成立了由最高领导人挂帅的科技发展委员会，由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三方面专家组成专门的班子，选择对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技术，实行重点扶持政策。而科学界普遍认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成为新世纪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技术。世界将通过生物技术解决吃饭和医疗问题，通过信息技术带动整个经济和生活跃进一个全新的阶段。
国家要加大对科技发展的投资，因为这种投资不仅能增加知识的积累，还能增加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并且具有回报递增、连续增长的效应。由于目前我国财力有限，对科技发展的投资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探索“知识生产”投资的新机制，多方面开辟投资渠道。总之，要把科技发展作为重要的社会事业来做好。
除了要加强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硬”件建设外，还要注重科学精神方面的“软”件建设。正如软件可以大大提高对硬件的功能控制和利用率，科学精神在科技强国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技强国不仅仅是器物和制度层面上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还要在更深的观念层面上，在全民族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要倡导科学意识，充分认识科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是倡导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在人们的行为中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最后，还要建立一套科学价值体系，形成科学的气质和规范。
三、科技资源既是财富源泉又是公共品
科技资源是当代财富的源泉，同时又是支持整个社会的公共品，它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
(一)提升产业的主要支撑
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总是以一定的产业结构为基础的。产业的提升，是在科技和教育的推进下完成的。技术是不同产业部门间发生联系的内在要素，是产业间关联的本源原因，因而“技术进步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
我国是农业大国，沉重的人口负担以及较高比例的农业人口，决定了农业的现代化尤为重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加农业生产和产品中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要使农业人口向工业和社会服务业有序转化，完成产业的第一次提升。
纵观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一般呈现出由轻纺工业为开端，继而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再继之以知识、智力密集型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的规律性，其中每一过程的转换均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运用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依据不同的国情及外部条件，可以寻找新的技术和经济的可跃迁模式，并不一定要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对这些国家来说，促进产业的高级化发展是一致的。我国如果希望迎头赶上，就只能在新技术的高起点上进行工业化，重视发展智力、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即通过科技和教育的提高，实现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化。
当前，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仍面临不少困难。能源、交通、原材料紧缺严重制约着我国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工业装备部门及工业加工、生产部门技术手段落后，产出效益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有些关键的元器件核心技术仍要依靠进口，因而我们实现第二次产业的提升，就是要改变传统产业的落后面貌，要倡导经济效益高、附加值高、竞争能力强的新兴产业，推进第二产业向信息服务业的转化，大力发展信息产业，迎接信息社会的来临。
(二)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起关键作用
在当今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竞争的主角开始向“多极化”发展，竞争的内容开始向“综合化”发展，“综合国力论”便应运而生。综合国力是各个国力要素综合组成的国家实力。国力要素包括自然力——国土和资源；人力——人口数量和质量；经济力——以GDP和人均GDP为标志；科技力——科技研究能力和应用能力等；教育力——各级学校教育的普及率、社会教育的水平等；军事力——兵员数量、素质和武器装备状况等；政治外交力和体制——决策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等；精神力——国民“士气”、精神状态和民族凝聚力等。综合国力作为比较各国实力的权威性指标，逐渐成为各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也向决策者提出“综合治国”的要求，包括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综合，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的要求与国家稳定、安全的要求协调，等等。
各国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非常重视科技的作用，普遍认为，谁拥有更多的先进技术，并能最先把这些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之中，谁就可能拥有经济、军事乃至政治上的优势，掌握战略的主动权。目前，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围绕发展科技和争夺人才而展开激烈的角逐。
科技不仅成为当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和前沿，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更成为当代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则是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力量。因此，在逐步完善科技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连接机制的同时，我国实施了科技活动从三个层次按六大计划全面展开的决策。第一层次环绕着国民经济主战场，包括攻关计划、成果推广计划和星火计划；第二层次就是高技术研究开发和高技术产业化发展，包括"863"计划、“963”计划和“火炬”计划；第三个层次是基础研究，包括国家的“攀登计划”。在引人注目的高新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领域，“火炬”计划的实施已在全国建立了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增工业产值和创汇能力逐年递增；"863"计划、“963"计划作为中国高科技领
域的旗帜，突破了一大批重大关键技术，培养、造就了新一代高技术科技队伍，部分成果向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延伸，开始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攀登计划”使我国基础性研究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取得了诸如高强超导研究等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成果。
(三)科技作为公共品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科技强国战略的目的是为国家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要充分估量未来科技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作用，决定了科技发展不仅是重要的发展动力，而且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品。
首先，科技发展必将加快各主要产业领域的科技进步。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今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生产技术水平，尽快提高高技术含量和档次，告别落后的生产方式。
其次，科技发展有赖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是新知识的源泉，是科技进步的先锋。目前，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主要趋势有：基础研究高技术化，如超导、核聚变的研究；与产品技术和生产工艺开发的前沿贴近，如芯片、新材料、生物工程的研究等；与社会经济的迫切需要相关，如能源、环境、人类健康的研究等。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既要有投入上的保证，又要符合科技自身的作为发现事业的规律，不能急功近利，而且要把它看作公共品。在发展方向上坚持“求高、求新”，在发展目标上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扬长避短，自主创新。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技这种公共品成为了区分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科技发展扩大了我们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资源，科技人员的数量大幅度地增长，如何培育出更多的专业人才成为社会最主要的问题。
科学的大规模和集中化发展，使科技人员和科研经费剧增，导致了科学的官僚科层化。而且，社会中的各科学阶层并不是一致的，也存在意识形态的分野和争论。因此，科学界亟须解决自身的政治问题。但是，科技发展一直以来都要求中立性，要求摆脱政治、传统专断势力的束缚。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这种中立性要求实际上保持了科学的活力，成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诉求，这也是科技这种公共品提出的难题。
四、科技发展需要公共政策的调节
贝尔认为，知识与权力、科技与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和政治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技术决策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正在到来的后工业社会正是科技治国、能者统治的社会。首先，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获得权力的手段转向了知识，即声望、地位最终都是以知识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培养、教育问题成为社会的首要问题，成就原则取代归属承袭原则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成为权力的源泉，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中轴，经验退居其次，理论知识成为社会发明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在社会管理方面，知识增长的成果比如社会决策理论，使得有可能用理论知识的指导来实现社会控制，甚至可能根据理论知识对社会的预测来选择我们的未来。因此，知识是后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正在改变传统的经验论式的政治决策，而转向技术决策。
贝尔强调政治决策与技术决策的同一性，显然，这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也是过于乐观和简单化了。然而，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这是细胞毋庸置疑的。当前，下述若干问题迫切需要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
(一)完善科技自身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
科技强国的前提是科技迅猛发展。如何发展科技，首先要完善科技自身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其次，必须充分认识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形成一个普遍支持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并致力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公共政策应促进新型的适应时代需要的科技体制的建立，有助于恰当引进、消化、改造和提高国外的先进技术，实行科技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
(二)完善科技与经济、社会的连接机制
科技发展本身固然重要，但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强盛。英国尽管拥有众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杰出的基础研究成果，但并未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实现商品化并占有国际市场，结果影响了其国际竞争力的相应提高。曾一度处于科技大国之列的前苏联，由于片面强调军工技术和基础研究，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导致经济危机的持续加重。所以在重视科技发展之时，更要完善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外部连接机制。
为此，公共政策应致力于在注重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积极探索我国科技并入经济的良好机制，努力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中，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走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之路
我国原有的技术创新类型属研究机构主导型，科技人员多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此，公共政策应致力于“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美国这样的科技强国，正是实施“依靠高等学校与工业界相结合”的战略，哺育了包括5 000家软件公司的许多高科技企业。我国的高等学校不应仅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应该是创造知识、造就知识型企业领导人的场所。
(四)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
应该看到，只有真正依靠科技，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还有很多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即使是转化了的，也只是局部的，原因还是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企业不能主动对科技开发成果进行中间实验和投入生产，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而要科研机构做出科研成果，实行中间实验和生产实验，转化为生产力后再交给企业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中间实验和生产实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生产人员、场地、原料和器材。科研机构不是赢利机构，自然不能为实验投入大量资金。因此，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主要应由企业来实现。但现在的体制和企业的内在需求还不能使它对科技成果的转化给予充分的重视。在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过程中，公共政策是大有可为的。
(五)把学习和教育作为一种生产性投资
在知识经济中，学习和教育不再被看成是一种消费性投资，而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学习和教育是在造就创造知识的“工具”——有知识有创造力的人。知识经济中学习和教育都将具备新的形式和功能。学习过程不仅依靠传统的正规教育，而且更多地依靠在知识经济中边干边学和面向全民的终身教育。
但是，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如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产生的知识具有极强的公共财富性质，是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这里尤其需要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有机地结合，特别要求公共政策重点发挥作用，以对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技术保障和新的增长点。关于知识的应用和扩张，则主要应由市场机制起作用，公共政策的作用在于引导和服务，如制定产业技术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发布新技术指南、提供信息服务，等等。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I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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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台湾科技政策(上) 篇12
1996年6月, 前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委员”刘兆玄自郭南宏手中接下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重任 (任期1996年6月-1998年2月) 。
刘兆玄其实是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的“老人”, 原因是1979年10月至1982年10月, 他就曾由新竹清华大学借调至台湾科技主管部门, 担任“企划组组长”一职。当时主要任务有三:一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方案, 积极规划整体推动科技发展分工合作体系;二是改进研究发展行政配合工作;三是提升研究刊物水平, 并有效提供研究者尖端科学仪器服务。
此后,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修订组织条例, “企划组”合并原有的“研究发展考核室”, 成为“企划考核处”, 刘兆玄任处长, 负责科技政策研拟与规划、推动大型整合科际合作计划与科技动态调查、规划与推动贵重仪器使用中心, 以及追踪科技发展方案执行情况、对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核定主管的重要科技计划进行管制考核等。
1984年6月至1987年7月, 刘兆玄再次进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担任副职负责人, 与陈履安搭档, 期间负责完善科技计划管制考核体系、研拟科技发展重点科技计划、促进民众对科技发展的了解与共识、调查台湾科技指标及编撰科技年鉴、推动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业务计算机化管理等。
刘兆玄此番三度进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 可说是与其结下不解之缘。通过此前的多年历练, 也因此让他对不同时期台湾科学发展的特定时代情境与历史环境有很深了解, 知道如何解决相对应的问题, 突破相对应的难点。
刘兆玄上任后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筹办第五次“全台科技会议”。1996年9月下旬, 这次会议召开, 近600位台湾各界人士参加, 目的是应对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和岛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制定台湾未来4年“跨世纪”的科技政策与方针。
此次会议中心议题有四项:科技资源规划与应用, 高科技发展体系建设, 依靠科技引导台湾现代化建设, 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
由于“六建计划”已经终止, 与之相呼应的台湾科技发展十二年长程计划 (1992—2002年) 自然也必须做相应修改。会议对2000年和2010年科学技术发展指标进行了重新调整, 规划了新的各项科技发展指标, 具体提出了科技预算、科技法制化、尖端科学研究、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及增强科技与人文调和的各项建议。
在科学发展政策方面, 提出的建议有:政府科技预算投入应有一个稳定的速率增长;建立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法律基础;加强对台湾重大科研项目和边缘基础研究的支持;加强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的协调, 建立社会性科技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会上, 两岸科技交流议题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会议组织者介绍了大陆的科技发展和重大科技计划的状况, 提出了自己的评估意见, 并表示“整体科技发展能力情况资讯仍嫌不足”, “目前两岸科技交流规模小, 无合作交流的策略”。经过讨论, 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应该推动两岸科技交流, 并提出了具体意见。这也是台湾首次将“推动两岸科技交流”纳入科技发展计划中。
为更有效地开拓大陆市场, 台湾经建主管部门建议, 应该有限度地放宽高科技产业到大陆地区投资, 建立良性的两岸分工体系, 同时还要加大产业投入研发的激励力度, 例如提高研发费用投资抵减的比例。
为实现此次会议拟定的新的科技发展目标,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会后整理制定的四年科技计划 (1997—2000年) 中规划了多项策略及其重要措施, 包括:
研发经费稳定成长, 人力素质持续提升:维持台当局科技预算稳定成长, 鼓励民间产业增加研究发展投资, 使台湾研发总经费至2000年时占GDP的比值达到2.5%, 至2010年时占达到3.0%。
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才, 逐年提升研究人员素质:使2000年时岛内学士以上研究人员总数增至52, 500人, 其中硕、博士研究人员合计占50%, 2010年时学士以上研究人员达75, 000人, 硕、博士研究人员则合计占60%。
整合运用研发资源, 发挥大学研发力量:以“全台科技会议”与“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会议”作为台湾科技发展中长程政策的形成及协调基础;充分发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委员会的功能, 整合研发资源, 发挥乘数效果;以“跨部会署学术合作推动小组”整合台当局各部门及民间的科技资源, 以促进大学、台湾中研院及各财团法人机构的研究能量与台当局各部门及产业界的需求结合, 推动所谓“国家型科技计划” (以下称重大科技计划) , 整合上、中、下游之研发资源, 鼓励业者参与“科技专案”等研发计划。
推动尖端科学计划及重大科技计划:持续支持基础研究, 其经费以不低于岛内研发总经费15%为目标, 以尖端科学追求卓越, 慎选适合的尖端科学研究主题, 给研究者较长期、充沛之经费补助, 使台湾最优秀的科学家能在重要的领域中获得突破性研究成果, 逐步迈向亚太研究的重镇。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主题包括数论及非线性系统、强关联电子系统、新型化学材料及化学动力学等。在基础生物学方面的主题包括酶生物学、基因表现和调控、脑与神经科学、发育生物学、老化及退化机制、结构生物学以及跨学科认知科学等。
研究开发产业关键技术:台湾岛内已有良好基础之高科技产业, 其关键技术研发或引进应由民间主导;岛内基础较薄弱, 具有市场潜力而民间投资意愿仍未明朗的关键技术及产品, 由台当局主导, 并制定有效办法鼓励民间参与。除继续推动已有基础的高科技产业外, 另选定多媒体 (含通讯) 、生物技术、航太、精密机械、特殊材料及电动车与电池等6项作为未来产业科技的重点。善用大学、重点实验室及台湾中研院的研究资源, 鼓励产学合作研究, 以加速开发尖端技术, 缩短技术转移时程。
长期以来, 台湾科技界一直是“强人政治”, 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大多以行政命令、方案或计划的方式执行, 往往由某位“大佬”或掌权者一人说了算;科技计划的时程也是有时6年, 有时4年;长期计划则是12年或10年不等, 计划内容更是常常变来变去, 没有系统严格的基础法律规范。
进入20世纪90年代, 以往台湾的科技“大佬”如李国鼎、吴大猷等相继退位, 科技政策制定部门也于1992年撤销;蒋经国去世后, 岛内不再有人能说话一言九鼎, 反而是台当局内各种质疑声、反对声不绝于耳。
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统领、整合岛内的经费预算, 将不同部会的研究人才、经费力量全部整合起来, 把台湾的整体科技环境往上推, 因此在制度上需要做一个较大的突破。这就需要通过制定新的科技管理法规来解决, 譬如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规章”, 将那些与科技有关的重要行政程序予以法制化, 包括科技计划该怎么推?各部门之间的科技预算如何在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各委员会之间进行协调?如何将基础科学、应用科技, 乃至于不同领域的人才、技术、经费来进行整合与运用?这就是刘兆玄这阶段在科技主管部门所要突破的困境。
为应对未来快速变化的科学技术环境与发展, 需要制定明确的法律原则加以规范。1996年9月第五次“全台科技会议”中提出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规章”这一重要议题, 就是希望通过基本法的制定, 就科技政策的基本方针、科技发展规划与协调的机制、科技发展投入的稳定、科技研发人事、财务的适度弹性及知识产权的归属与运用等施行的原则, 作为立法之基本规范, 以便利于科技政策规划、执行的法制化与制度化推动。经过会议的讨论后, 决议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集各科技相关部会署代表及学者专家组成专案研拟小组进行草案的研拟工作。该法案经研议、拟订、立法诸过程, 共历时两年多完成。
该规章条文共计23条, 对于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均衡发展、持续提高科技经费预算、支持基础研究、强化科技能力建设、充实研究资源、研究发展成果的运用归属、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考量、维护环境生态、如何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科技发展基金的设置与运用、科技人员的保障与奖励、鼓励支持民间研究开发、推动对外科技合作、推动科技教育等均有原则性的规定。
该文件是台湾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基本规章”, 此后分别在2003年5月和2005年1月进行两次修订, 为台湾岛内科技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健全的法制基础。当时台湾研究发展经费占岛内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偏低的。该文件的制定, 使台湾研究发展经费的逐年增加比例获得保障, 预期几年内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
其中, 对台湾未来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是, “科技基本法”规定知识产权的获得与运用不受台湾“公有财产法”的限制即利用“公有财产” (如“台湾科技发展基金”) 获得的研发成果必须全部收归台当局所有的规定, 改为全面下放至研究执行机构, 这使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可以依据该法拟定相关子法, 如《科技研发成果转移办法》、《科技人员聘任条例》及《科发基金管理办法》等, 自1999年起, 委托研究计划的成果归属改为各研究机构所有 (但必须将一部分回馈“台湾科技发展基金”) , 大大提高了科技人员的研发积极性。
根据台湾““科学技术基本规章”第九条的规定, 台当局应每两年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策略及现况说明, 以及第十条规定, 台当局应每四年制定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 鉴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四年期的科技发展计划往往需要制定更详细的具体措施, 以便落实执行, 因此在四年计划执行中期, 需要再编辑出版一部《科技白皮书》, 提出科技发展现况说明, 及时勾绘适当新远景及策略, 作为推动台湾科技发展的依据, 并滚动修正科技发展中期计划的年度执行计划。
1997年7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出版了第一部《科技白皮书》, 其中汇聚了台湾各界的共识并确立多项对外交流合作的政策与策略。例如, 其中涉及两岸交流的政策部分提到:“推动两岸科技官员互访交流, 规划建立两岸常态化、制度化之科技交流制度, 以加强两岸科技交流合作;推动两岸科技人才交流互访及研究, 延揽大陆地区科技人士来台研究, 鼓励岛内学者专家赴大陆地区从事短期科技研究, 进行两岸科技出版物及相关资料的交换, 并汇编两岸科技名词;推动两岸与民生福祉有关之科技项目的基础科技交流及合作;研议放宽大陆地区科技人士来台研究的相关法规配套措施。”
为落实《科技白皮书》中各项重要科技活动,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制定了“科技化推动方案”, 于1998年开始实施。主要内容包括:到2000年实际推动科技研究计划的总经费达到新台币893.17亿元, 包括中研院、科技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及核能主管部门等14个机构在内的研究计划项目26, 812件, 经费约新台币573.94亿元, 占总经费的64.3%, 其余则为科技发展规划性、支援性、强化研究环境及其他非研究性计划的经费。
启动重大科技计划
台当局第五次“全台科技会议”有一项重要决议, 就是推动重大科技计划。此类科技计划与普通科研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 前者必须具备三项构成条件, 即:具有长期明确目标, 创新技术, 对产业发展或台湾社会福祉有重大贡献;具有跨部门及跨领域的特性, 需由台当局引导投入并予以长期性支持;具有国际性、前瞻性, 其影响与冲击既深且广, 并需上中下游及产官学研资源的良好分工与整合者。
1998年,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起草制定了重大科技计划推动要点。该文件对台湾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的目的、批准条件, 组织机构的构成及任务、经费编列及管理考核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如推动重大科技计划的目的在于结合科技研发的上、中、下游资源, 增进台湾竞争优势及因应当前台湾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需要, 以有效提升研发成果;重大科技计划的制定需依据“全台科技会议”结论或台湾建设所需的重要课题, 经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委员会议审议通过后, 再由相关部门主管科技的负责人及学者专家, 成立重大科技计划指导小组;计划执行期间, 应定期 (一年或二年) 以研讨会等方式, 公开发表其成果;全程计划执行完成后, 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另组织岛内外专家负责评估全程计划的成效。规划制定流程见图2.
刘兆玄接掌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后, 共推动设立了4个重大科技计划, 包括防灾、农业生物技术、电信、制药与生物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都面临当时台湾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需要。除了防灾领域外, 其余的电信、农业生技、生技制药等都有产业化目标。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及卫生主管部门等运用各自科技预算, 整合学研选题、人才培育、技术转让、产学合作等方面, 由上游到下游厚植岛内的研发实力。
之所以优先选择防灾领域, 主要原因是台湾的自然环境条件欠佳, 天然灾害频繁, 近年台当局非常重视灾害防治, 防灾科技研究活动逐年增多。因此, 1996年台当局第五次“全台科技会议”及行政主管部门第17次科技顾问会议建议研拟“防灾重大科技计划”, 加强将防灾科技研究成果落实于防灾应用体系上, 设立天然灾害防治资讯及技术移转机构, 有系统地整合推动岛内防灾工作。特别是1999年发生921集集大地震, 对社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冲击, 台湾立法机构于2000年7月加速审议通过灾害防救法管理规章, 奠定灾害防治工作的法制基础。
防灾重大科技计划一期期限为3年, 主要目的在结合台当局相关部门, 有系统地推动上、中、下游科技研发工作, 整合研发成果转化成可落实应用于防灾业务的技术。具体包括:结合学术界与防灾业务机构, 整合研究成果应用于防灾技术;加强各部会防灾研究计划之基础性及应用性研究;配合行政主管部门防灾会报制度的运作, 建立决策支援系统;建立并维护完善的防灾资讯系统;防救灾法规及防救灾体系运作的检讨、修正与调整;扩大国际合作范围, 提升交流层面。工作推动系以对台湾地区威胁性最高的台风豪雨、地震等灾害为对象, 分为防台 (含气象、防洪、土石流) 、防震、防灾体系 (含防灾体制、防灾资讯系统) 等三组。
选择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是因为当今农业发展策略, 除需能满足传统的民生需求及具备国际竞争力外, 更要能兼顾环境生态可持续性维护。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是精致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及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 台当局均高度重视并积极投入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这也是岛内农业产业今后发展的方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于1995年8月通过《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 农业与医药生物技术乃成为其全力推动发展的重点科技领域。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依据第五次“全国科技会议”建议, 于1997年3月通过“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该计划系针对台湾产业发展需要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建立发展本土性农业生技产品有关技术、科技资源及研发与应用体系, 结合既有的农业生技产业上、中、下游资源, 发展具有利基性及本土性产品。其中在花卉与观赏植物方面, 培育具有市场需求的热带与本土花卉新品种、发展品种检定技术与制度、建立转基因系统、品种改良、无病原及健康幼苗的量产自动化生产体系与鉴定认证制度。
选择通信技术领域是由于互联网及无线通讯系统的应用快速崛起, 全球通信设备及服务市场大幅增长, 即将成为21世纪的明星产业。世界各国和地区均提出建立资讯通讯基础建设的战略, 特别是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后, 台当局也迅速成立了行政主管部门下属资讯基础设施推动小组, 拟定了“资讯通信网计划”、“台湾岛网络光纤化计划”、“通讯系统数字化计划”和“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应用开发计划”, 并开始推动“电信自由化”, 向民间企业开放其一直垄断的电信业务, 希望能形成有利通信产业发展的环境, 借助民间企业在资讯及半导体领域积累的深厚基础与动力, 大力提升岛内通讯产业技术。
1997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召开第7次“电子、资讯与电信策略会议”, 批准科技主管部门提出的电信重大科技计划, 并于1998年5月成立电信重大科技计划办公室, 推动及落实该计划, 并针对无线通讯及宽带互联网的研发, 负起规划、协调、整合、考核、成果发表及技术转让等任务。
该计划的重点领域为无线通讯及宽带互联网, 前者以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为主, 后者以宽带网络基础建设、服务质量导向网络技术及宽带网络应用为主;另建设具有网络质量保证的“台湾实验网络”, 成为宽带互联网重点技术的共同整合测试平台。一期计划期限为5年, 由经济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及科技主管部门合作推动。其中, 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整合性基础学术研究与建立宽带实验网络, 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推动高校通讯科技教育的改进, 建立无线通讯及网络实验室;经济主管部门开展“科技专案计划”以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技术, 协助厂商进入国际市场;交通主管部门下属电信管理机构开展电信服务技术发展规划及建立宽带互联网系列计划, 协助设立与管理“台湾实验网络”。
资料来源:台湾《科技白皮书》 (2011—2014年)
选择制药与生物技术领域是由于岛内药厂长期生产学名药制剂, 在当时获利极低的情形下, 难以进行研发工作, 只有少数新剂型的开发。未来加入世贸组织后, 将失去关税与行政法规的保护, 研发新药及出口学名药或原料药, 将是岛内制药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生物技术药品与诊断试剂方面, 近10年来岛内业界尚在萌芽阶段, 1998年岛内生技医药产业 (包括人用疫苗、免疫血清及检验试剂等) 的年产值只有新台币60亿元左右;在生化药物方面, 岛内欠缺学术机构将突破性的研发技术或产品带到产业界或成立生技公司。如何在研究管理及法规上做适当的调整, 以发展生化药物与生技产业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1997年台当局通过《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 由行政主管部门各机构进行横向整合, 就健全法规、推动投资、加强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人才培训、相互认证及资讯等7项工作予以分工, 并成立生物技术产业指导小组。科技主管部门视岛内发展需要, 于1997年8月决定设立制药与生物技术重大科技计划, 并于次年积极展开规划工作。
该计划的目的在于推动目标导向的制药与生物技术的研发, 及建立整体基本架构与周边设施, 以期研发成果能迅速商业化。规划范围涵括上游的研究化学药物 (包括合成、天然化合物) 、生化药物 (包括重组蛋白、抗体) 及生医芯片;中游的发展药物毒理、制剂、先导优良制造规范 (GMP) 生产及临床试验;下游的市场开拓 (GMP量产) 。同时配合《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 健全知识产权、技术移转、临床前及临床试验法规和新药核准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