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十条”政策

“科技十条”政策（共3篇）

“科技十条”政策 篇1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的系统工作,因此,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系统中各要素的影响,政策效果难以达到预期。基于此,为更好体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价值,提升政策效果,有必要理清影响政策效果的各个因素,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有层次、有步骤地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 研究综述

科技成果转化是技术创新的核心体现,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仅约25%,与发达国家80%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1],因此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在学术界受到了较多关注,相关学者展开了诸多研究。

目前,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及政策分析等方面。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较多的研究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通过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相关科技成果转化面板数据,或通过专家打分等方式建立评价模型,采用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模糊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2,3,4]。在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方面,主要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如:郭强等[5]从高校角度认为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其中中介服务、政策促进、文化塑造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了转化能力、成果特性、吸收能力等6个方面。张慧颖等[6]从创新扩散视角,采用模糊认知方法,得出成果相对优势、传播渠道、时间和政策支持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4个因素。赵喜仓等[7]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得出政策支持、人才支持、经费支持和环境支持影响着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此外,还有相关研究也得出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还包括体制机制、经济环境等方面。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中政策因素的多次提及表明政策工具作为政府作用的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能够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制度保障,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有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政策实施主体和客体分析甄别、政策体系的构建,以及对现有政策内容、效果的分析,找出不足,提出对策等。朱桂龙等[8]分析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主体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岳玉珠等[9]以辽宁省为对象,分析了其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黄菁[10]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指出我国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特点以及不足。

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虽然相关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方面,有关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也就是在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哪些因素制约、影响着政策的良好实施,更好地给予政策制定部门信息反馈,修订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因此,本文以湖北省“科技十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例,通过对“科技十条”政策效果的分析评价,找出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据问题与相关文献,提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ISM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内在相互作用关系,理清作用过程,更好地为“科技十条”政策的修订完善提供帮助。

2 湖北省“科技十条”政策的效果分析

湖北省科教资源丰富,区域内拥有多所高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会形成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往往较低,优秀的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转化,难以形成商业价值,科技与经济不匹配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湖北省政府在2013年12月出台了《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简称“科技十条”政策),旨在充分调动省内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充分利用科技成果资源促进成果的转化应用。

“科技十条”政策作为湖北省最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指导性政策,在改革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处置方式、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改革、支持高校和院所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引导科技成果在鄂转化、引导社会资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等10个方面规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办法,尤其是在资产处置方式、收益分配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变革。此外,湖北省相关部门根据“科技十条”政策的指导性意见,相继出台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形成了“科技十条”政策系列,其系列内容如表1所示。

自“科技十条”政策实施以来,相关激励措施带动了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和积极性,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也得到大幅改善。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科技十条”政策实施之前,湖北省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新创办企业数量仅有429家,而在2014年当年度,新创办企业数量就达到243家,并且转化科研成果853项,专利申请量达到59 050件,专利授权28 29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4 855件,同比增长19.8%。此外,2014年湖北省登记的重大科技成果数量达到1 778项,同比增长9.6%;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合同的成交额达到601.7亿元,同比增长43.7%。可以看出,“科技十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北京市在2014年的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合同的成交额达到3 136.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总量占全国的36.6%,实现技术交易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9.46%。应该看到,与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优秀省市相比,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科技十条”政策的效果还可进一步提升。

此外,由于部分科技成果集中于部属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者,但“科技十条”政策作为地方性政策法规,在适用范围上仅限于湖北省域单位,政策内容与中央、部委有关政策不一致的情况下,科技成果转化往往受制,很难找出一种适合的可操作性的办法,需要通过多方厘定付诸实施,耽误了科技成果转化时间;并且,在高校、科研院所层面上,所形成的配套政策并不完善,在身份转化、收益分配等方面的规定较为模糊、可操作性差,抑制了部分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热情,同时在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过程中缺乏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引导,尤其是专业性科技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较为缺乏,影响了“科技十条”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科技十条”政策的效果分析可以看出,“科技十条”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向前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升,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旧存在部分问题制约着政策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些影响因素,分析因素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更加有针对性地修订和完善“科技十条”政策。

3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素的提取

在政策实施效果影响因素选取依据上,政策的宣传力度是政策能够有效执行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政策被广泛熟知的前提下,才能有更多的政策适用对象更好地执行政策,政策宣传力度不足必然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11]。“科技十条”政策作为地方性政策,在与教育部等部委、中央政策存在不协调问题,作为部属高校,不知道该怎样适用何种政策,从而导致地方性政策在法律地位上表现不强,有关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并不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十条”政策的有效执行。科技成果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成果转化是否成功取决于能否保持成果的先进和技术的领先,因此,在科技成果转化审批上要尽可能高效,但由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使得相关审批程序过于复杂,时间所耗过长,从而丧失了转化成果的技术先进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由于身份的归属问题,在通过“科技十条”政策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自身所在高校、院所给予相关的配套政策,从而解决科研人员、高校与政策之间一系列问题的关系,从而让政策更好地落到实处,激发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和积极性。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执行,科技成果转化因其自身的专业性特点,在此方面要求尤为突出,专业机构的设立能够使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惠及到更多数人,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而专业人员的参与可以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给与保障。培育科技创新创业环境,塑造科技成果转化文化氛围,能够增强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12]。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是衡量政策效果,进一步修正、完善政策有关规定的重要手段,建立相关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机制,也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保证[13]。

基于上述分析,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提取,选取了F1政策宣传力度不足;F2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F3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F4高校、科研院所层面的配套落地政策不完善;F5支持政策实施的配套机构、专业人员缺乏;F6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F7缺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等7个因素。具体如表2所示。

3.2 基于ISM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 Model,ISM)可以将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层次化的模型表示,即通过借助专家经验知识以及有关数学模型,把复杂的系统问题分解为多层级结构,从而有利于认识和分析复杂问题系统中各要素间的内在关系[14]。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而言,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涉及多方主体、长期性的复杂过程,其间的各要素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模糊性,而解释结构模型能够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这一复杂体系,厘清政策效果影响因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其中的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所提取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7个因素,依据ISM的实施步骤,选取10位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专家组成ISM小组,成员的构成包括了3位政策制定、实施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5位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2位从事科技中介工作的技术经纪人。通过问卷、访谈的形式,就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7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多次分析讨论,根据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构造邻接矩阵A。其构造规则为:如果Fi对Fj有直接影响,则aij的值取1,否则取0。

根据邻接矩阵A进一步计算矩阵A与单位矩阵I的和(A+I),采用布尔运算规则对矩阵(A+I)进行幂运算,并满足M=(A+I)n+1=(A+I)n≠…(A+I)2≠(A+I)1的成立要求。所得出的矩阵M即为可达矩阵,通过可达矩阵可以进一步表示各元素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关系,其中,如可达矩阵M中元素mij的取值为1,则表示因素Fi和因素Fj之间存在可达路径;元素mij的取值为0,则两因素间不可达。所求得的可达矩阵M如下所示:

在可达矩阵M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整理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和被影响关系,进一步对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化处理。用R(Fi)表示因素的影响关系,称之为可达集,用A(Fi)表示因素的被影响关系,称之为前因集(如表3),并按照R(Fi)∩A(Fi)=R(Fi)的处理规则确定最高层级因素,在此之后将已确定的最高层级因素删去,继续按照处理规则确定下一层级因素,直至最后。经过层次化处理后重新排列的可达矩阵M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角线上所形成的单位矩阵构成了一个递阶结构层次,因此,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划分为5个层级,其中:第1层级L1包括因素F3,第2层级L2包括因素F5、F6、F7,第3层级L3包括因素F1、F4,第4层级L4包括因素F2。在此基础上,根据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3.3 结果分析

在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解释说明。

(1)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直接因素。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程序的繁琐必然会带来转化时间的延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成果在市场表现上的先进性和领先性,进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必然会影响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复杂,会大大占用科研人员的精力、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动力和积极性,而科研人员是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这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效果。

(2)第2、3层级所包含的因素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间接因素,包括缺乏支持政策实施的配套机构、专业人员,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欠完善,缺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缺少高校、科研院所层面的配套落地政策和政策宣传力度不足等5个方面。其中,第2层级的影响因素会直接影响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执行审批复杂度和效率,也就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审批复杂、效率低的直接原因所在。科技成果转化因其自身专业性高的特点,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势必会大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改善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则能够极大地带动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热情,并营造出鼓励科技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而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则是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反馈和修正依据,评估机制的缺失使得政策制定者、执行者难以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会导致政策实施时效率低下问题的发生。第3层级的缺少高校、院所层级的配套政策,以及政策宣传力度不足两个因素会直接影响第2层级,间接影响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程度和效率。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多主体参与的系统工作,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的主导性政策,还需要高校、院所和其他相关部门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配套政策的缺失会极大地影响主体政策的执行效果。而在政策宣传方面,现有的宣传方式、方法较集中于宏观角度的报道,往往忽视了从微观角度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解读,使得多数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难以深入理解政策细节,难以把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所引领的方向。

(3)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根本因素。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往往为提升地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制定政策时对相关指标数据设置更为灵活,但这与有关的中央政策存在相互不协调问题,尤其是对于部分部属高校、科研院所来说,在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适用性上存在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地方政策的法律地位,使得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以对部分问题给予权威性的解读和执行,影响了政策的效果。

4 结论与建议

依据湖北省“科技十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取了7个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政策宣传力度不足;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缺少高校、科研院所层面的配套落地政策;缺乏支持政策实施的配套机构、专业人员;科技创新创业文化环境欠完善;缺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等,并通过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梳理了各因素间的内在作用关系,得出了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是现阶段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直接因素,而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则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根本因素。

基于研究结论,对改善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提出以下建议:

(1)创新升级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运营的市场化程度,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纳入到湖北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规划,并通过市场化运营,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按照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工作成效给予相应奖励,从而吸引高素质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型人才。此外,要进一步加强省内高校、院所与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沟通、对接,激发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教资源和智力资源。

(2)完善政策体系,强化顶层设计,提高政策法律地位。形成湖北省“1+N+1”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即“主导性政策引领+相关部门的配套实施细则+成果所在单位的政策落地配套办法”,尤其是在现阶段院所、高校政策落地配套办法相对缺失的情况下,需进一步加强高校、院所有关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形成。此外,作为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时,政策制定部门要积极向中央、部委“要政策、要指标”,通过中央、部委设立有关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将省内的部属院所、高校纳入到试点中来,进一步扩大政策的使用范围,从而解决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部属院所、高校的适用性问题,以此强化政策的法律地位。

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能够有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达到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以湖北省“科技十条”政策为例,在分析其政策效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提取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7个因素,并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政策执行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是现阶段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直接因素,而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协调、政策法律地位不强则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的最根本因素。对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科技十条”政策

国家拉动内需所采取的十条政策 篇2

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 加快棚户区改造, 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 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 完善农村电网, 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 完善高速公路网, 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 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 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 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 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 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 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 减轻企业负担1 200亿元。

十、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科技十条”政策 篇3

所谓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是指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科学技术 (创新) 成果。我国《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 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 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在此, 国家与项目承担者之间就财政性科技项目的委托研究开发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存在两种权属模式。其中“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 项目下达部门通过文件规定或合同等形式明确国家享有, 而其他项目的知识产权则由法律授权项目承担者取得。这便以国家立法形式肯定了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不过,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在过去曾被视为公有领域的知识产品而不适用知识产权模式加以管理。例如, 美国自1950年颁布《国家科学基金法案》对基础科研大量投资, 实行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产权公有模式, 其高科技发展一度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大学基础科研部门缺乏成果转化动力, 产业界也难以有效利用由联邦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 高科技优势并未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以致其国际竞争力遭遇来自日本和德国的挑战。于是, 美国1980年《拜杜法案》及《史帝文生—怀德技术创新法案》、《小企业创新开发方案》、《联邦技术转让法案》等辅助法案, 便转而允许各大学、非盈利机构和小型企业对联邦财政资助项目成果申请专利, 通过技术转让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自此, 财政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渐为各国效仿, 我国《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亦可视为移植美国《拜杜法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体现。

其实, 我国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与法律保护模式可追溯到《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出台前的有关行政规章。2001年3月科技部《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政策是调整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中各方当事人技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 要逐步调整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政策, 除以保证重大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并由科技计划项目主管部门与承担单位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外, 执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所形成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 可以由承担单位所有。执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所产生的发明权、发现权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精神权利, 属于对项目单独或者共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技人员。”这便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的物质性权利授予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 而将其精神性权利授予了科技计划项目研究者个人。2002年3月5日科技部和财政部《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 以及2003年4月4日科技部《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均再次重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 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 国家授予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 并取得相应的收益。”这便扭转了我国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国家所有的倾向, 纠正了实践中“形式上国家所有、事实上单位所有”所导致的权利与义务、权限与职责不清的状况。

不过,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往往涉及诸多法律规范。除《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有关规定以外, 其第二至三款规定, 项目承担者负有实施与保护其知识产权的义务, 并就其实施与保护情况负有向项目管理机构提交年度报告的义务, 尤其是在项目承担者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实施时, 或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时, 国家对已授予项目承担者的知识产权却享有强制许可他人实施或无偿实施的介入权。同时, 其第四款还通过准用性规范明确了项目承担者实施其有关知识产权的利益分配机制。根据这些准用性规范的有关规定,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应该属于项目承担者 (通常为项目参与人所在单位) 有关项目参与人的职务科技成果, 有关发明创造的专利 (申请) 权归属适用“合同优先”, 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其发明专利 (申请) 权归属于项目参与人所在单位, 有关项目参与人对于其发明创新成果享有“一奖两酬”的请求权。为确保《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的有效施行, 其第二十一条规定, 国家鼓励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首先在境内使用, 如果将其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转让或者许可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独占实施的, 应当经项目管理机构批准。事实上, 我国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及其有关法律调整在立法内容上吸收了美国《拜杜法案》及其辅助法案的要点, 其立法形式则体现了以《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为主线、以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辅助的特色。

2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实施及其法制目标

以国家立法形式加强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 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此前有关行政规章的立法层次提升, 更重要的则旨在通过实质性“放权让利”以平衡科技创新活动各方权益, 进一步推动自主知识产权总量增加, 促进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实施与转化。《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第二至三款规定, 财政性科技项目承担者负有及时实施其有关知识产权的义务, 同时也规定国家在必要时享有强制许可他人实施或无偿实施其有关知识产权的介入权。其法制目标便在于要确保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全面落实十七大报告有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精神, 有效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不过, 财政性科技项目是由政府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研发基金向大学、科研机构提供资助, 旨在以国家税收补贴形式换取创新者向公众公开其创新成果, 促进基础科研成果的生产、普及与传播,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推动社会共同发展。而知识产权乃垄断性私权, 将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赋予项目承担者, 似乎与财政性科技项目取之于民而服务于众的本旨有些不符。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 将其归属于项目承担者不免有违国家财政性资金资助项目的设立宗旨乃至会损害国家利益。事实上, 国家在赋予财政性科技项目承担者取得其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时, 不仅是为通过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以充分运用利益杠杆的激励作用而促进其创新知识的供给, 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通过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实施以不断增进其创新知识的传播, 尽力维护社会公众合理分享其创新知识应用过程中的社会收益。借助于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与实施, 国家可以确保科技创新知识得以可持续增长并及时加以有效利用, 从而使财政性科技项目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生产发展等公益事业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发明创新成果的交易成本的增长趋势。以美国生物技术研究领域为例, 在1980年《拜杜法案》生效以前, 由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机构、大学等非盈利机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往往作为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 财产可由公众自由使用, 而在该法案生效后, 上游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比如为特定基因编码的DNA排序) 的私有化不断加强, 不仅加剧了知识产权的“蔓延” (Proliferation) 现象也抑制了下游最终产品的开发, 由于上游的权利归属主体往往牵涉众多, 其专利实施许可手续十分复杂, 导致下游的成果利用的交易成本不断增加, 这便产生了所谓的“资源的过少利用”问题[1], 反而不利知识产权转化及其产业化。在法经济学看来, 国家授予发明创造者以知识产权不过是“为了发给作者 (发明创造者, 笔者注) 奖金而对读者 (发明成果的使用者, 笔者注) 征的税”, 而所征之“税”除用于补贴发明创造者合理回收其创造性劳动成本付出以外, 主要是为有效激发其不断进行创造性劳动[2]。由于国家通过税收补贴形式设立财政性科技项目就已实现对基础研究领域科技创新活动的激励, 因而国家将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赋予赋予其项目承担者不免有向“读者 (发明成果的使用者) ”双重征“税”之嫌, 可能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弊端。情况虽此, 但出于全球化趋势下国家科技竞争战略的综合考量, 我国仍需强化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便在相关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独占先机”, 为早日实现创新型国家、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与重大社会利益创造条件。

因此,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实施具有鲜明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美国《拜杜法案》及其辅助法案不仅要求其国家财政资助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转让要向中小企业倾斜, 而且要求其知识产权转化须体现“本国工业优先使用”原则, 规定没有在本国进行实质性生产的许可无效, 通过促进有关知识产权在本国的优先转化以带来国家 税收的增加, 进而为国家增加科技投入创造良性循环机制。就此而言, 我国《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有关规定依然存在某些立法不足, 主要表现在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财政性科技项目的范围及其判断标准、认定机构、认定时间、认定程序以及项目承担者对前述认定结果持有异议时的救济方式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同时, 对有关介入权行使的具体情形及其行使程序也规定得不甚明确或未作规定, 未能充分考虑权利人的利益诉求及其必要时的陈述、申辩乃至诉讼权利, 更未体现出介入权行使的“本国产业优先”原则[3]。此外, 第二十一条虽在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转让或独占许可等实施方面体现了“本国产业优先”原则的要求, 但缺少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而在有关知识产权的使用等实施方面只是倡导性地要求“本国产业优先”。有关立法不足势必会制约我国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实施及其有关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法制目标实现。

3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转化及其制度配套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需经实施与转化才能实现其社会经济价值, 《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第四款通过准用性规范进一步明确其有关知识产权实施与转化中的利益分配关系, 为促进财政性科技项目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不过, 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除专利权制度以外, 还包括科技奖励制度和“优先权报酬”制度,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转化往往有赖于有关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建设及其配套制度改革。

首先, 为促进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转化, 必须改革我国职务科技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中的“重单位利益、轻职工利益”倾向。依我国有关法律规定, 除项目合同明确约定以外, 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发明专利 (申请) 权便归属项目承担者所在单位而非项目主持人或参与人, 项目主持人或参与人作为职务发明人对其发明创造成果享有“一奖两酬”请求权。目前, 职务发明权归属有两种典型立法模式:一是美国采先发明制将职务发明 (申请权) 归属雇员, 作为利益平衡, 雇主享有优先受让权和不排他使用权;二是大陆法系 (如法国) 采先申请制将职务发明 (申请权) 归属雇主, 作为利益平衡, 雇主 (对某些任务之外发明) 享有权利则负有支付对价之义务。在我国, 职务发明的法定范围界定过宽而奖酬标准却认定过少, 职务科技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存在“重单位主义、厚雇主主义”立法倾向, 严重桎梏了发明创造活动中“智力投资人” (发明创新者, 笔者注) 的积极性[4]。正如美国《拜杜法案》的有效施行离不开其职务发明制度的配套作用, 我国《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的施行也必将有赖职务发明制度的配套改革。2006年12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报请国务院审批的《专利法第三次修订草案 (送审稿) 》虽缩小了职务发明的范围, 2008年12月27日审议通过的《专利法》 (第三次修正) 却维持原《专利法》 (第二次修正) 有关职务发明制度内容, 并未全面落实2008年6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关于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建立既有利激发职务发明人创新积极性又有利促进专利技术实施的利益分配机制等专项任务所提出的要求。

其次, 为促进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转化, 必须改革我国科技奖励中因附属激励机制过强所导致的“重奖励申报、轻成果实施”倾向。所谓科技奖励的附属激励机制是指科技奖励获得者因享有某些额外待遇 (诸如提升职称、晋升工资、发放津贴、扩大福利标准和提高退休金等) 而产生的激励作用。确实, 科技奖励制度与狭义的知识产权制度 (主要是专利制度) 对于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各具利弊而又有互补性[5]。不过, 在国家兼采科技奖励制度与专利权制度的“双轨制”模式下, 知识产权制度 (特别是专利制度) 与科技奖励制度对创新者而言就好比经济学上两种相互竞争的“产品”, 它们在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方面又有替代性[6]。据法经济学原理, 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 (例如“法律法规”) 在经济上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彼此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具有替代关系的一种法律规范的适用成本上升而收益下降时, 人们就会转而寻求适用与其有替代关系的另一种法律规范。在我国, 一方面科技奖励的附属激励机制过强, 另一方面职务发明人所依法享有“一奖两酬”权益因受传统科技体制所限却又难以实现, 这不免会削弱发明创新者对专利制度的法律需求。当职务发明权归属机制不能充分调动科技成果完成者实施其科技成果的积极性时, 尤其是当科技奖励的附属激励机制过强时, 科技奖励制度对于其替代品 (专利制度) 所具有的替代效应便抑制了专利制度在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实施中的激励作用, 妨碍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转化。

再次, 为促进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转化, 必须改革我国科研管理与评价机制中的“重论文发表、轻专利申请”倾向。我国科技项目成果一般采用验收、报奖、登记及学术论文为主要评价方式。由于论文发表对其后的专利申请有抵触作用, 一旦与申请专利主题相关的实质技术内容被过早披露, 难免导致其专利申请因丧失新颖性而被驳回以致无法获得专利授权。我国有关行政规章虽先后强调在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鉴定、评价与验收中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但科技论文的数量及期刊或出版社等级往往是高校科研院所对科技人员岗位考核与职称评定的重要标准, 即使某些单位在科研评价中已将取得发明专利与发表科研论文进行数量上的等效计算 (如两项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可视同SCI论文一篇) , 不过因发明专利周期长、程序复杂而且须支 (垫) 付较高的申请与维持费却又短期内难见显著效益, 科研人员为取得成果“优先权”往往宁愿赶在专利申请前“及时、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最新研究成果, 以便早日发表“高质量、高规格”论文, 其结果无疑为此后相关专利申请及其实施与转化埋下了隐患。科技部和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 (2002年6月28日) 虽已提出深化高校科研教育管理制度改革, “改进和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合理利用SCI在科研评价方面的作用, 从重视科研论文的数量向重视论文质量转变, 从重视论文向论文与专利并重转变。”不过, 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 任何强制性制度变迁难免存在对既有制度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因而《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的有效施行也离不开科研管理与评价机制 (如岗位考核与职称评定政策) 等配套制度建设与改革。

摘要：《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及有关规定构建了我国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及其法律保护模式。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虽利弊共存, 但出于全球化趋势下国家科技竞争战略的需要, 我国仍应大力强化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为此, 应立足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继续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推动财政性科技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实施, 围绕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不断改革有关配套制度以促进其知识产权转化。

关键词：财政性科技项目,知识产权,科技进步法

参考文献

[1]考特, 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153, 191.

[2]乔永忠, 朱雪忠.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J].科技与法律, 2008 (6) :21-24.

[3]何敏.职员发明财产权利归属正义[J].法学研究, 2007 (5) :75-89.

[4]成良斌.论科技奖励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互补性[J].中国软科学, 1998 (12) :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