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共12篇）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1
张明龙教授撰写的《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 2009年8月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65万字。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专著, 它填补了中国如何运用区域政策促进创新活动研究的空白,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 为区域经济学和创新理论研究增添了一项重要成果。通览《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全书, 我认为, 至少有以下几个明显特色:
一、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炼出核心内容
专著《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 是张明龙教授主持的, 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07CGLJ004Z) 的研究成果。
张明龙教授承担了课题研究任务后, 马上召开分工会议, 并负责制订课题研究计划, 组织派人外出调查。其他成员也作了相应分工。
课题组先后组织人员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西安、兰州、昆明、太原, 以及浙江省各地的有关科研单位和科技管理部门, 进行不同层次、多种类型的调查。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研究、参加成果交流会或学术研讨会、征询专家意见。还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加拿大乔治布朗学院、丹麦奥本罗国际商学院等国外高校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 与国外学术界保持联系。同时走访了十多个较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还在台州考察了吉利汽车、钱江摩托车、海正制药、华海制药、仙琚制药、星星冷柜、苏泊尔炊具、飞跃缝纫机、中捷缝纫机、宝石缝纫机、杰克缝纫机、伟星管业、银轮机械、双环齿轮、三门变压器等科技创新业绩显著的企业。这样, 课题组着手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搜集、整理有关资料, 博览与之相关的论著, 细加考辨, 取精用宏, 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抽绎出典型材料, 高度概括, 精心提炼, 形成课题报告的核心内容和思维脉络, 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课题组成员完成的阶段性成果, 已分别在《中国发展》、《理论导刊》、《科学管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科技管理》、《党政论坛》、《乡镇经济》、《开发研究》等刊物发表十多篇论文。2009年, 张明龙教授执笔完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研究”总报告。同年8月, 在总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公开出版。
二、拓宽学术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1. 该专著研究内容的基本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 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浙江省在全国较早提出“科教兴省”战略, 此后又进一步提出“科技强省”战略, 促使科技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全社会科技投入逐年递增, 科技综合实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实现争先进位。然而, 必须看到, 中国科技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 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带动能力提升缓慢, 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以浙江省为例, 许多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不得不忍痛将大部分利润拱手让于别人。
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原有科技发展基础薄弱, R&D投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缺乏技术创新意识等。中国现阶段科技发展基础不断改善, 科技投入逐步加大, 人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强。在此条件下, 区域政策支持体系是否健全, 对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日益凸显出来。
以国家为区域单元展开分析, 可以发现, 无论超级大国, 还是其他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 都十分重视运用政策支持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为了推进中国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建议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1) 加强科技信用的政策体系建设, 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良好的科技信用基础; (2) 加强推动科技进步的政策体系建设, 促进基础研究, 攻克前沿技术, 突破重大关键技术, 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3) 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体系建设, 构筑一个强有力的创新成果保护体系; (4)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快发明创造的应用开发。
2. 该专著拓展学术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
(1) 充实自主创新理论的内容。本课题率先把空间概念引入自主创新理论的研究, 以国家为区域单元, 分别把超级大国、其他主要工业国、新兴工业国作为考察对象, 分析它们自主创新活动的内涵、结构、特点、发展现状、地位作用、运行机制、存在障碍及其原因等理论内容, 并以不同国家区域条件下自主创新活动的共同点与差异性进行比较, 揭示自主创新活动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规律性, 为中国推进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国际经验, 也有利于深化中国自主创新理论的研究。 (2) 提高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研究的科学性。文献检索结果显示, 已有论著绝大多数是从单项或几项具体政策角度, 而不是从整个政策体系角度, 分析如何促进自主创新活动。本课题的一个突出特色, 就是跳出具体政策的局限, 着眼于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整体, 分别从科技信用政策体系、推动科技进步政策体系、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四个子系统展开深入探索, 提高了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合理。 (3)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一条有利思路。以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研究成果, 大多着眼于硬条件, 如增加科技投入, 鼓励创造发明, 改造工艺流程和技术装备等。本课题与此不同, 它由软条件入手, 着重从国家区域政策支持体系角度研究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也就是通过完善国家区域政策环境, 促使创新人才、科研经费、先进装备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形成优化组合, 发挥更大的创新能量, 从而在同量投入或相似的硬条件下, 更好更快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4) 为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本课题尽力借鉴世界各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成功经验, 及时总结国内建设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已有成效, 同时通过系统探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产品、产业、技术、信息、土地、外贸、人才等诸多政策, 通过深入研究各种不同政策在功能、效益、时差、交替和主辅等方面的合理配置, 从源头上与结构上理顺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优化方案, 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对策建议。 (5) 鼓励民营经济创新活动, 特别对促进民营经济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研究, 具有一定超前性。本课题以民营经济发达的台州市为案例, 把鼓励民营经济创新活动的有关区域政策, 作为特色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台州促进当地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体系的建设成果, 不少内容是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 具有原创性质。特别是台州注重政策支持体系的前后时差配合, 注重不同政策的调节功能配合, 既是成功的实践活动, 又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由此深入探索, 易于找到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新办法。
三、具有较大实践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
1. 该专著的实践应用价值。
(1) 该专著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角度, 系统审视了中国现有的政策支持体系, 并为及时消除其内涵的不足或缺陷, 由源头上提供一套新思路和新措施, 既有利于构建促进创新活动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 又为丰富创新原理与管理理论提供必要补充和典型案例。 (2) 该专著从促进创新活动的政策类型角度, 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科技信用政策、推动科技进步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进而提出一整套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有利于理顺法律、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信贷、土地、经贸、技术、工商管理、知识产权、新闻出版、中介服务和行政管理等部门支持创新活动的关系, 可为各地在运用政策合力促进创新活动方面提供决策参考。 (3) 该专著从提升创新实力的政策结构角度, 分别考察了统领性政策、系统性政策、时差性政策、多样性政策、交替性政策等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政策, 可为优化支持创新的区域政策结构及其功能配合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2. 该专著阶段性成果的社会影响。
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 该专著部分内容作为课题阶段性成果, 以论文形式发表后, 被CPCI-S检索、转载、辑目, 以及被其他学者加以引用、列为参考文献的情况, 大体如下: (1) 以本书465—506页内容形成的论文《Positive Analyses on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promoting the civil innovative activities———The case study of Taizhou China》, 中译为《促进民间创新活动区域政策支持体系实证分析———以台州为例》, 被原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新版 (CPCI-S) 检索的证明; (2) 以本书321—328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加强科技信用制度建设的思索》, 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技管理》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 (3) 以本书310—318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科技项目的失信行为与治理对策》, 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技管理》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 (4) 本书294—301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中国科技信用管理制度建设纵向考察》, 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20期辑目; (5) 引用《加强科技信用制度建设的思索》的论文:林江鹏《和谐的科技诚信体系运行机制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6) 引用《科技项目的失信行为与治理对策》的论文:徐华《中国科技信用体系建设研究进展》, 《科学与管理》2008年第4期; (7) 引用《科技项目的失信行为与治理对策》的论文:王明明、朱军、赵宝元《科技项目立项中的信用缺失及其应对机制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年第5期; (8) 以本书104—107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特点及启示》, 被刘江翔《论科技创新与政府服务功能的完善》在《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引用; (9) 引用《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特点及启示》的论文, 还有刘江翔《海西科技创新的公共行政平台研究》, 《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当然, 该专著作为一家之言, 不可能把研究涉及的问题都分析得很透彻。与其他许多学术专著一样, 该专著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 有的见解有待进一步完善, 有的说理需要更加清楚、明确。另外, 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内含系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些问题, 只有留待今后的专著再深入研究了。
摘要：《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以国家为区域单元, 依据先国际后国内的顺序, 深入探索超级大国、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运用政策增强创新能力的措施及成效, 进而着重研究中国如何运用科技信用管理, 怎样通过建设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该书密切跟踪世界前沿创新成果, 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科技信息, 为遴选研究开发项目和制定科技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自主创新,科技信用管理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2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八大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调控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政府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七)通过与金融政策的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3
[关键词] 自主创新 区域创新体系 现状和问题 政策
大力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战略任务。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克服资源、环境及人口等方面的制约瓶颈，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建设创新体系，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科技工作的重点[ ]。江苏省政府要推动自主创新建设，就必须建设基于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
一、江苏省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现状
江苏省区域自主创新体系是江苏省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的自主创新体系。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江苏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初步形成了以高等院校和重点研究院所为依托的原始创新体系；以促进知识、技术转移为目标的创新服务体系；以企业为主体，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制度创新和环境建设为重点的政府宏观管理调控体系；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的社会多元化创新投入体系。江苏的自主创新体系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1.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奠定基础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水平及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重，是衡量国家和地区自主技术创新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2004年，广东、江苏和山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为全国超过百亿元的三个省份，分别为163.1亿元、153.1亿元和118.6亿元，浙江为88.1亿元。四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的47.3%，其中江苏占13.9%，在全国排名第二。从国家和各省已发布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可看出，用R&D投入与销售收入比重来评价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江苏占第一位，高于国家平均投入强度0.03个百分点。从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来看，江苏省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分别高出国家0.71%水平0.06个百分点。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
2.知识创新体系逐步形成
以体现江苏优势和特色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为主体，构建知识创新体系。2004年，江苏省共有各类科技机构3531个，从业人员11.55万人，其中国有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316个，从业人员3.43万人；高校科技机构401个，从业人员0.68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机构2814个，从业人员7.44万人。全省县以上国有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2.21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1.48万人；全年技工贸总收入71.82亿元，科技活动总支出36.87亿元，其中研究与发展活动支出11.92亿元；创办经济实体127个，总收入20.33亿元。
3.科技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覆盖全省的多层次、多形式、多种类科技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目前已基本建立起省、市、县逐级分布、种类齐全的各种科技服务机构，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到2003年底，江苏全省共有生产力促进中心49家，其中国家重点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1家，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中心5家，居全国首位，各省辖市都建立了市级生产力促进中心；各类科技孵化器共28家，其中国家级10家，专业型孵化器2家，国家级孵化器数居全国第一；情报所近70家，建成了覆盖全省各市县的科技信息网络；全省共有技术市场20家。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资源整合、技术推广和转移上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江苏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问题分析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崛起的筋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江苏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包括自主创新，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江苏省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有自主能力相对较低，政府为引导的科技投入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等。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影响江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制约江苏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1.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创新主体
目前，江苏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比较薄弱，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近半数企业对技术创新“有认识，无作为”。2000年全省大中型企业中未开展科技活动的占62.8%，2004年这一比重仍达到49.7%。大中型企业R&D经费支出占全省R&D经费支出的比重虽由2000年的45.38%升至2004年的57.95％，但仍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例为0.59%，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这一指标的2.5%～4.0%距离很大。同时，一些企业在技术改造活动中，重引进、轻消化，重加工、轻品牌，满足于简单的工艺模仿和来料加工。2004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与消化吸收经费之比为1：0.22，而这一比例日本和韩国是1：5。
2004年，全省大中型企业中仍有近半数未开展科技活动。同时，一些企业在技术改造活动中，重引进、轻消化，重加工、轻品牌，满足于简单的工艺模仿和来料加工。[ ]许多企业由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长期不足，缺乏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能力，难以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高新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只有23%，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都在40%以上，大大制约了工业企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水平的提高。
2.区域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缺乏高层次人才
江苏是人才大省，由表1显示，2004年江苏省科技活动人员的绝对数达到33.53万人，位居全国首位。比位于第二、三两位的北京和广东两省分别多3.33和4.24万人。但在相对指标以及人才质量方面仍存在差距。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2004年江苏省的这一指标为59.2%，全国平均水平64.7%，江苏省比全国水平低5.5个百分点。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是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创新活动的核心力量，2004年，江苏拥有的R&D人员为10.33万人年（折合全时人员计算），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但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重仅为7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下表是对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科技人才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进行的比较: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局．加强自主创新,提升江苏核心竞争力[J]．统计分析资料，2006，7
由表1可见，江苏省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缺乏十分明显，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使江苏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捕捉重大的发展方向。此外，科技人才的流失现象也不容忽视。近年来，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在江苏设立研发机构，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使江苏研究机构和企业面临着愈加激烈的人才竞争。
3.科技自主创新投入总量不高，结构不合理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国际通用的衡量科技投入的重要指标。2004年，江苏省全社会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1.38%，较上年提高0.1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15个百分点，但距离江苏1.5％的小康目标仍有差距。2003年，美国、日本、韩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6％、3.15%、2.64％。江苏目前的创新投入水平与这些创新型国家的差距还很大。科技投入能力的不足，将是长期困扰江苏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性因素。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局．加强自主创新,提升江苏核心竞争力[J]．统计分析资料，2006，7
图中显示，江苏与北京、上海市相比，R&D占GDP比重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江苏省各级政府财政对科技拨款虽由2000年的12.72亿元增至2004年的26.79亿元，但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由2.15%下降为2004年的2.04%，其比重明显低于广东、北京、浙江等省市。R&D经费投入水平的高低，与技术创新的能力和质量密切相关。全省 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由2000年0.85%升至2004年的1.38%，但投入的强度明显不够，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
4.专利不足，增长缓慢
评价地区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效一般用专利数（国际通用指标）来度量，专利的数量和水平及被社会认可和市场接受的程度，最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竞争力。江苏专利增长较快，但发明专利不足。1998年至2002年，江苏申请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3％，上海为27％。而且，江苏省年发明专利授权只占全国的4.22％，低于北京、辽宁、山东、上海、江苏、四川。
与国际比较：江苏专利的人均水平仍然较低。每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量10.45项，与发达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60项～70项／万人的水平相比有很大差距。普查资料(表2)显示：2004年江苏在专利申请数和拥有发明专利两项指标名列第三位。广东发明专利拥有量占全国的19.8%，江苏占8.8%。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局，粤苏鲁浙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2006.2
三、加强江苏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科技的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已经成为影响江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制约江苏经济较快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在新的形势下,江苏要做到率先发展，就需要把建设自主创新体系作为江苏省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尽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实现江苏由科技大省向科技强省的历史性跨越。
1.推进企业成为自主技术创新的主体
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只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才能使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得到增强。企业将在自主创新中扮演先锋和主体角色，是整个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江苏省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企业家自主创新意识的培育需要政策的支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大型企业（集团）作为技术创新的骨干作用，尽快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分配机制、融资机制，高起点、高标准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开发机构，重点建设一批省级以上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走出“调整、开发、创造、组织与实现”的自主创新之路。
2.建设高素质自主创新人才队伍
构建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造就一批创新拔尖人才和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加强创新基地建设，提供产业、事业发展机会等措施和办法，吸引国内外人才来苏创新创业。深化产权和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推行知识产权人格化，人力资源资本化，建立科学的人才价值评价体系，冲破“论资排辈”思想观念，形成人才竞争机制，让创新人才成为创新利益主体，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3.建立健全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首先，大力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科技三项费、科技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基金等)，特别要扭转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其次，引导高等学校及科研院所增加科技投入(建设科技基础设施及研发机构，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及技术开发研究等)。再次，激励企业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包括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高其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及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创建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此外，引导金融部门增加科技信贷资金，引导社会闲散资金进人风险投资体系，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其中，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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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4
1 江苏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的总体状况
科技创新政策[1]是指决策者为推动所辖区域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而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权威性倾斜分配的工具,它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个阶段构成。科技创新政策涉及财政、税收、金融、企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这些政策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3个特点。科技创新人才[2]指的是掌握关键技术的具有高层次研发能力,或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有突出的管理业绩、通晓国际先进管理知识、善于运作资本的创新型人才。
江苏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体系由人才发展公告、通知、意见以及实施细则、管理办法构成,政策内容主要围绕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三个方面。政策制定主体有江苏省人民政府、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财政厅等。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出台一些宏观性的指导意见,对科技创新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以及培养方向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侧重出台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具体条件和方式;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则对人才激励和奖励措施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作为江苏省人才队伍建设专项领导小组,除了出台全省人才工作要点外,还和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及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公告,对引进人才的申报条件作了明确规定,更加注重引进人才的具体措施和办理程序;江苏省财政厅则对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批、执行以及资金用途方面做了一系列规定。
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江苏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突出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和首要任务,在政策体系上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并突出了江苏省地方性的特点。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于2006年4月发布了《关于加强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苏发[2006]29号),从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的配套措施以及人才队伍的领导等方面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宏观性的政策性意见。此意见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的基础性指导意见,各个政策制定主体在此基础上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意见,不断对人才创新政策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省政府于2006年4月18日出台了《关于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通知》,从财税、投融资、人才、知识产权、市场等方面对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建立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协调机制,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在该意见的基础上联合多个政府部门于2007年1月出台了《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办法》和《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培育计划实施办法》,首次将人才协调机制引入到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中,并为此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同时明确了组织机构的工作职能[3]。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在该意见的基础上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实施“江苏科技创新创业双千人才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了“双千人才工程”,并提出了三年内引进1 000名高层次人才和培养1 000名高素质人才的奋斗目标。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江苏省人事厅从2008年开始连续3年联合出台《江苏省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公告》,对人才引进的重点领域和申报条件做了更加详细、明确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较强的操作性。该公告根据我省产业结构发展的方向,每年都对人才引进的重点领域做了部分调整,对我省产业结构优化、技术水平提升以及对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产业基地发展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并且在人才引进公告中进一步放宽了年龄限制,对人才的支持措施更加具体,使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江苏省13个地市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发展情况出台了本地区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政策及配套政策,形成了江苏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体系。
2 三大区域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比较
苏南地区以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为代表的5个城市在江苏省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相比较苏中和苏北地区,苏南地区的政策制定响应速度较快,政策体系较为完备,对高层次人才作了严格的界定,引进的条件更加明确和细化,不仅市一级层面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各个区都根据自己的发展态势和特点,在全区的主导产业上联合人事局及高校出台人才引进政策的具体条款,针对性更强。苏南地区善于利用高等学校的科研资源力量,更有利于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同时,苏南地区善于利用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教城、大学科技园等作为创新创业载体,为人才引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注重对高端服务业领军人才、科教领军人才、海外领军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注重创新团队的建设,在制定人才优惠政策中更加注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考虑得更加全面和细致,包括引进人才子女的中、高考加分等。
苏中地区的政策措施规定不如苏南的细致,但条件较为宽松,将创新、创业项目分开,并对创业人才的扶持力度大于创新人才,能够紧密结合城市发展的特点,突出技能型人才和工业人才的发展。在出台的政策中,以工作业绩为主要的奖励依据,而不受学历、职称、身份、资历的束缚,并出台了留学回国人员和高技能人员的奖励办法,针对由市外和国外引进市区的中型以上优势工业企业的关键人才进行资金补助,并且出台了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从资金使用、管理、考核与评价、监督与检查方面完善了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用于人才引进的支出更加严谨。
苏北地区总体来说在人才引进条件方面的政策多于人才扶持方面的政策,在人才扶持的力度上较苏南地区有一定的差距。相比苏中利用工业企业的优势,苏北地区在政策制定中更加重视技能型实用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农业方面重点培训农艺、园艺、畜牧渔业、农机机械等产业中技术要求较高的适用人才,积极开发农村乡土人才。由于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相结合,发挥企业引才主体作用的同时拓宽引才渠道,充分调动发改委、劳保局、科技局等相关单位的积极性,将引进人才的任务强制化,注重人才会议联席制度,注重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通过建立表彰和批评机制推进人才引进工作的力度。由于历史原因,苏北地区难以留住人才,因此以淮安为代表的城市创造性地提出了“柔性引才”机制,实现人才与生产要素、工作岗位的最佳结合,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于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在盘活现有人才的基础上广泛吸引外来人才。
3 江苏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各个地区差异较大
苏南地区基本都以江苏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为基准文件制定了地区性的指导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提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比如苏州的《姑苏人才计划》、常州的《千名海外人才聚集工程》、无锡的530计划、镇江的331工程,而苏北地区大部分只提出了地区性的人才培养工程,而缺少与省委省政府的意见相匹配的方向性文件。总体来讲,苏南地区的政策完备性大于苏北地区,苏南地区基本每年都有新的政策出台,延续性较强,而苏北地区只以省一级政策为模板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政策不够延续。相比较而言,苏州、无锡的创新人才政策的完备性、系统性大于苏南其他地区,尤其是在针对园区的政策上,高新区、工业园区也出台了园区内的创新创业人才政策,而且有专门的园区网站平台,而省内其他地市在针对创新创业载体的人才政策上有所欠缺。
3.2 操作性不强
在上述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体系中,尤其是“意见”一类的政策性文件,以定性为主,定量化不够,比如“加快培育”、“抓紧落实”、“加强培养”、“多种方式”等字眼经常出现,弹性较大,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实施办法类文件尽管明确了实施的具体办法,但缺少相应的办理流程和办理部门,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3.3 重复性内容较多,地方特色不够
省级文件以指导性为主,但每年出台的文件大同小异。以江苏省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公告为例,该文件从2008年开始连续三年出台,但每年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在引进人才的年龄上做了一些变动。而地区性文件基本以省一级文件为模板,相似程度较高,缺乏地方的本地特色,不能很好地与当地经济、科技发展的特点相匹配,也没有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地方文化特色等因素,缺乏一定的针对性。
3.4 人才培育政策缺乏
纵观全省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基本覆盖了人才引进、人才激励方面,但是有关人才引进后在后续培养方面的政策是一大空白,政策的前瞻性不够。
4 对策建议
4.1 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在制定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的过程中,应充分根据当地的主导产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与国家、省制定的宏观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做充分的调研。一方面,加强科技政策公众参与,通过建立科技政策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体系,开发有效的科技政策公众参与形式,使公众的观点和建议真正落实到科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通过行政机构设立独立的部门或者委员会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4];另一方面,参考专家、学者的咨询、建议,专家学者往往在某一个领域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刻的前瞻性,充分接受他们的意见可以避免制定出来的政策脱离实际。
4.2 加强政策制定的系统性
现有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往往集中在人才引进方面,在人才引进后培养方面的政策缺失,建议健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科技人才机制和政策体系,包括: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政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和政策、创新人才分配激励机制和政策、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和政策以及创新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和政策等。加强人才引进后配套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在人才的后续培养和培训方面应给予一定的扶持,为人才的后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引进人才后还要想尽办法留住人才,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地区,更需要加强人才的后续跟进政策。
4.3 加强政策制定的可操作性
在政策制定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定性词汇,以免对执行尺度难以把握,应尽量将政策的操作流程固化,每一个流程与具体的部门甚至是责任人挂钩,加强政策执行和操作的严密性,避免漏洞的出现,统一执行的标准,加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4.4 加强政策制定的反馈机制
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对于制定政策的决策主管部门,不仅需要加强政策制定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更需要了解政策制定后实施的效果,以便能在下一次制定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建立政策反馈机制和互动机制,利用信息化平台发放政策执行效果的在线问卷调查,对制定的政策进行跟踪分析,及时搜集反馈的信息并听取科技创新人才意见,对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总之,根据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特色,结合优势产业制定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有利于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地区科技和谐发展。科技创新是区域竞争力的和谐要素,人力资源又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通过制定完善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有助于提高科技创新人员的素质,加强人员的流动,简化优秀人才的引进手续,完善改进目前现有的引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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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文献综述 篇5
张萌
（陕西教育学院数学系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本文通过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现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发现货币政策统一性要求与其区域层面偏差的矛盾尤为突出，如何协调货币政策统一性和区域性的要求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实证研究方面，模型选择、指标选取、数据处理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改善；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最优货币区；VAR模型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而言，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会在政策效果上产生差异，甚至会对部分地区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进而损害整体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着重从宏观总量角度分析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体系，将各地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纳入研究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全局性难以充分体现区域经济的结构性差异，如何协调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及其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对的难题。
近年来，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理论的发展以及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e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的正式启动和欧元的诞生，推动了国外学者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热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也日益扩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局部推进的非均衡改革战略，实施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发展战略”。长期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逐渐被地区差异性替代，区域间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性，由此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及由此引起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并且研究时间不长，主要成果均出现在最近两三年。
一、理论基础
1、最优货币区理论
对于货币统一性的理论研究基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强调单一标准。Mundell（1961）提出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在符合最优货币区条件的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异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以调整，要素的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内的平衡机制。Mckinnon（1963）提出以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消费中可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重，作为决定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Kenen（1969）提出了产品多样化作标准；Ingram（1973）提出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Haberler（1970）和Fleming（1971）提出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标准。最优货币区理论后续的研究将重点转向评估加入一个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受时代的经济环境特征影响，也就可能带有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其基于工资的“货币幻觉”和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设前提，反映出鲜明的凯恩斯主义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理性预期被应用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中，为最优货币区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政策可信度、时间非一致性和政策规则等方面对货币联盟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重新评价。格劳威（De Grauwe，2004）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巴罗一戈登模型扩展到
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各国是否选择加入货币联盟。该模型采用了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只有不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才会影响失业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若货币当局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政府宣布零通货膨胀率政策是不可信的。推广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假定由通货膨胀率和货币政策偏好都存在差异的若干个国家建立货币联盟，如果只是宣布固定汇率，则这种货币联盟是缺乏可信度的；只有建立完全的货币联盟才能赢得可信度。理性预期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2、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主要传导渠道
国内外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寻找原因，即研究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何种渠道最终对各地区经济产生差异性影响。不同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分析都可以归结为对货币政策传导区域差异的解释。
（1）利率渠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传导过程是经由利率和有效需求的变动完成的。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产生区域效应，体现在各区域产业结构对利率敏感性的不同。许多研究表明，制造业/工业相对服务业、农业对利率更为敏感。因此，如果一个区域的工业等利率敏感性较高产业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例较大，则货币政策冲击对该区域的影响就相对较大。此外，如果一个地区有较高的资本/产出比，那么货币政策在该地区就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力。因为预期利率的变化对于高投资地区来讲是很重要的，微小的利率变动都将较大地影响到资金成本的变动。
（2）汇率渠道。汇率作为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在开放经济中，利率的变化会影响汇率水平，进而改变本国的贸易条件，最终改变产出水平。当国内货币政策紧缩导致实际利率上升时，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本国，从而推动本币升值，本国商品相对外国商品更贵，因而本国的出口减少，最终导致总产出下降。如果各区域出口部门的重要性不同，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的影响就会不同。出口额占地区产值的比例反映该地区出口部门的重要程度。
（3）信贷渠道。在货币经济理论中，信贷渠道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信息不对称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实际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合约成本等问题，银行在减轻信贷市场上不完全信息、分散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特殊重要作用，因此，银行是金融市场不发达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理论基础，通过信贷配给理论基础下的信贷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后凯恩斯主义也侧重于信贷渠道的研究，认为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的地区差异是真正原因。
二、国外的研究现状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在国外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Scott(1955)在“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论文中发现美国的信贷政策在从纽约到其他区域的传导过程中存在明显时滞，建议改进中央银行调控体系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和效率，虽然其本意也许不在专门论述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却被认为是开启这方面研究的先河。
Taylor（1995），Dornbusch，Favero和Giavazzi（1998）等对欧元区内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献主要研究EMU各成员国在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上的差异。Arnold和Vrugt（2002）提出了在EMU各成员国国内也可能存
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Carlino和DeFina（1999）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区域效应，而利率渠道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Georgopoulos（2001）对加拿大出现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三个方面寻找原因，但结果并不支持其中的任何一个原因。Owyang和Wall（2004）对美国八大经济区的研究表明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对美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一定的解释力；此外，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6）以及Kashyap和Stein（2000）的代表性论文，进一步分别对货币政策分配性效应在不同企业和不同银行之间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并建立了适用的计量模型和政策效应评估工具，供政策制定者权衡政策力度及其结构取向。Cecchetti（1995，1999，2002）等数篇美联储工作论文，提供了关于美国区域货币金融政策实践的分析。
三、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真正意义上实施货币政策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差异的日趋显现，理论界开始关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从相关文献来看，葛兆强(1995)比较早地研究了货币政策区域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认为货币政策区域化的基本理由在于区域经济差异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不过由于当时研究的重点不在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因此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的认识显得还不够深入。此后，国内理论界、实践部门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给予了持续的关注，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也日渐多样，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Mundell(1961)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分析框架。丁文丽(2005)探讨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发展中的单一主权国家内的应用问题，指出其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并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对东、中、西三个经济区货币政策效力的差异进行了验证和比较。宋旺、钟正生(2006)也认为作为人民币单一货币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他们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证实了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并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第二类是倾向于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用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基础存在不足之处，而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性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和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更具说服力。如张晶(2006，2007)研究认为应该结合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
第三类则主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按照一定的时期和区域划分标准，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利率、信用、汇率等渠道分别进行检验，以期找到引起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于则(2006)利用VAR模型和聚类分析讨论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发现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与全国水平的平均反应接近，东部地区反应十分强烈，京津冀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轻微，西部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持续时间较短。杨晓、杨开忠(2007)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的不同影响，其结论与于则的基本一致，并建议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某种程度的灵活的区域性货币政策。陈安平(2007)的研究发现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1978年后，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都有所增强，其中货币政策对中、西部，特别是对西部的影响明显增加。
四、结论
通过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回顾和总结，我们至少应有以下几点启示：首先，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作为货币政策传导在区域层面的偏差，其与货币政策的统一性要求的矛盾尤为突出。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保持统一性和关注区域均衡发展的要求，成为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操作中的现实难题。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坚持统一性原则，其具体的政策工具中又有哪些可以体现区域差别化，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其次，区域的划分标准往往依据的是行政上的划分，这就加大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的难度，降低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此外，模型选择、指标选取、数据处理等实证研究方法都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改善。
最后，由于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因此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分析在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适用性。如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信贷传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再如货币的外生性还是内生性在不同国家也存在差别。因此，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现实，结合本国国情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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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制定区域政策要立足各地实际 篇6
为了进一步增强区域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遵循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推动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版图的进一步细化。范恒山强调，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是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彩纷呈。
那么，国家是如何组织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在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坚持了哪些原则；这些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宏观调控、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是如何发挥重大作用的；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哪些深层次矛盾和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接受了本刊专访。
分类指导 区别对待
“国家出台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是有选择、有依据、有目标的。为了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而推出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都是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遵循一定的线索推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范恒山告诉记者。
近年来，研究制定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出发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围绕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区别对待是区域政策的实质和核心。”范恒山强调。每一个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都是贯彻国家的意志和总体发展战略，同时，又是从各个地方的实际出发，体现地方的比较优势，把每个地方的最具优势的东西挖掘出来。要始终把立足各地实际、体现差别化作为研究制定区域政策的基点。
因此，在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在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同时，充分考虑各地的具体差别和实际要求，设定不同目标，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有效解决“一个规划管全国，全国规划一个样”的问题，真正实现“一区一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范恒山说，区域政策有利于实施分类指导，解决重复建设，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由于区域政策立足于从各地实际出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实现区域合理分工，避免恶性竞争，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
以发展金融业为例，过去内地很多城市都提出建设金融中心，通过区域规划的定位，明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广州、深圳配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金融服务业，重庆、成都等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这样就减少了盲目定位和重复建设。
区域政策有利于避免“一刀切”造成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循环反复，真正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区域政策就是因地制宜、有保有压。”范恒山指出，区域政策完善了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和思路，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把“一刀切”变成了分类指导，既照顾了地区差异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又避免了各地重复建设的情况，维护了全局的统一性。
重视地方合理利益诉求
“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实现了国家意志与地方发展思路的有效对接，体现了政策统一性与针对性的良好结合，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恒山说。
历史经验表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调控内容的科学性，也取决于调控方式的适宜性。宏观调控只有符合地方实际，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宏观调控环境与对象的不断变化，要求不断完善调控的思维和方式。
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及所产生的显著成效，给我们从思想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从操作上进一步完善对地方发展的指导方式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从根本上说，中央和地方是一个利益整体，国家的调控意志与地方的发展意愿是一致的。
由此我们体会到，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应该是要在体现国家整体布局、统一安排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各地的实际差异和客观需要，基于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实施分类指导，实行区别对待。这就要求我们在谋划国家战略、思考全局问题和实施宏观调控时，充分考虑地方的想法，兼顾地方的需要。
与此相应，在操作上要更加注重方式的灵活性和适宜性，特别是注重通过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和组合项目等方式，把全局性重大改革发展战略及明确的宏观调控要求寓含到地方的发展思路和项目建设之中。这样更有利于地方认真贯彻国家总体战略意图，保障中央各项政策的落地和有效实施。“因此，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帮助地方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细化发展措施。通过改善对地方发展的指导方式，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范恒山说。
突破体制机制困境
实践表明，宏观调控政策的空间指向越合理、越体现区域特点，就越实在、越具可操作性，作用也就越明显。“区域政策不仅充分发挥了地区比较优势，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且破解了一些现有体制难以解决的关键难题，丰富和完善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路径。”范恒山强调。
第一，解决了地方发展思路与政策措施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有利于做到一张“蓝图”贯到底。区域政策有利于确保地方发展思路与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做到一张“蓝图”贯到底。由于干部任期制度、政绩考核办法、财税制度和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容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国家区域战略的出台可以有效避免换一个领导改变一次思路，换一届班子重绘一次蓝图的格局，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使得好的规划蓝图能够一以贯之。
第二，解决了国家意志与地方发展思路不对接的问题，有利于把国家战略落到实处，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区域政策既体现了国家战略的要求，又紧密结合各地实际，特别是注重通过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和组合项目等方式，把全局性重大改革发展战略及明确的宏观调控要求寓含到地方的发展思路和项目建设之中，以服务代替管理、以支持代替约束、以引导代替规范，有利于地方认真贯彻国家的总体战略意图，保障中央各项政策的顺利落地和有效实施。这一特点，使得区域规划和文件的贯彻与地方发展紧紧连在一起，从而使扎实的和创造性的实施成为了地方政府自觉的行动。
区域增长格局形成重大转变
范恒山告诉记者，区域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了国家经济的整体活力。区域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两个革命性成就。
一是促进了我国区域增长格局的重大转变。通过密集出台的区域规划等政策的有机配合，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状态得到根本改变。同时，东部把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发展质量得到提升。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引下，随着区域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格局得到了扭转。
范恒山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多年以来我们期盼的结果得以实现。速度指标虽然不是根本性指标，但这一象征性指标的改变，为公共服务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地区实质性差距缩小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促进区域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二是推动形成了一大批经济增长极。在区域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继续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中西部地区培育形成了广西北部湾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重庆两江新区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在区域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下，东部地区一些发达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强自主创新，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好于其他地区。
问题与对策
“尽管近年来区域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和突破性进展，但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和困难。”范恒山表示。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扩大；二是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明显；三是区域无序和不良竞争仍然存在；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范恒山告诉记者，为解决这些问题，“十二五”时期统筹区域发展要坚持“一条主线”，即始终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条主线；把握“两个手段”，即充分发挥中央、地方政府的政策指导和规划引导作用，切实强化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性作用；着力“三个基点”，即立足于促进重点地区加快发展，立足于推动形成经济区，立足于建立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依托“四个载体”，即加强区域规划引导、完善区域政策调控、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健全区域法规体系；实现“五个目标”，即初步遏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扩大的趋势，把地区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使不同地区人民都能享受大体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改革成果；促进区域分工趋于合理，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推动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基本建立开放合作、良性互动机制；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增强。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7
关键词：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政策,原则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作为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工作的新模式[1],在国家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大背景下,得到了迅猛发展,制订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但不少地区在制定和实施区域创新政策中还存在诸多偏差和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健康发展。为确保区域创新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提出制定区域创新体系政策应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
1 遵循综合协调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政策体系科技单一化
区域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是由技术创新的相关企业、研发机构、高校、地方政府和中介服务机构等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及其运行机制和制度组成的网络系统[2]。其主要目标是促进各创新主体的全面互动和有机结合,推动科技产业化,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内涵式发展。区域创新体系这种综合系统性,决定了区域创新政策必然是一个政策体系,是由政府制定实施的包括财政、产业、科技、教育、人才、环境等直接和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活动的政策和措施的总和[3]。任何单一的政策都难以解决整个创新问题。因此,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首先遵循综合协调性原则。既要突出重点,又要顾及其它。尤其要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创新资源的统筹配置,创新主体的互动融合,执行主体的协调一致上。但不少地区在创新政策的制定中,往往只强调创新要素或主体某一方面的重要性,政策综合协调性不够。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单纯从技术角度理解区域创新体系,往往把区域技术创新当成技术的创新,误以为只要有了新的技术,就有了成功的创新。由此把区域创新政策体系理解为区域科技政策。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区域创新政策关注的主体中,虽然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实际仍然是非企业需求的技术供给导向政策,重点主要是奖励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人员多拿国家奖项、经费和多出成果(论文),而对促进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实现经济价值缺乏实质性内容,致使区域科技与区域经济相脱节的问题在不少地区仍严重存在。二是在区域创新的优惠政策中,不少地区把引资、引技当作推动区域创新的主要甚至全部工作,不惜采用非常优惠甚至离谱的优惠政策,盲目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而对引进技术、设备选择约束与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激励不够,致使至今还有一些地区企业仍摆脱不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三是在创新人才吸引和激励政策中,各地竞相攀比制定吸引科技精英人才重金聘用政策,而对同样在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家管理人才和营销与技工人才关注不够,这种失衡的人才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了这部分人才尤其是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致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普遍创新动力不足;而且还造成科技优秀人才不合理流动,使西部欠发达地区人才更加匮乏;并引发相当一部分科技人才与科技创新潜心求真的灵魂相背离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
2 遵循差异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体系政策内容趋同化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技文化和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区域创新条件和构成要素及联结方式不尽相同,由此决定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必然具有不同的起点、内容和路径。因此,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还须遵循差异性原则,根据本地资源特色和科技、产业优势,利用政策工具,逐步在现有存量基础上培育富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但目前不少地区并未能处理好区域(地区)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创新政策差异性关系,区域创新政策缺乏特色和针对性,趋同性严重。具体表现在一是把贯彻落实国家创新政策直接当成本地创新政策,而不顾是否符合本地特殊情况。如国家近两年制定了新能源、新材料等七种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的规划和政策,大部分地区就不加选择的紧跟照搬,致使地区产业规划和政策同质化现象严重。目前至少有17个省市区把光伏产业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很多县级市也提出打造物联网产业,20个省市提出要打造新能源基地,有的省市提出要打造上千亿、上万亿的新能源产业基地,使得该领域已经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又有所抬头。二是简单平移其它地区尤其是先进地区的创新政策,致使各地政策大同小异,缺乏针对性。据对29个省市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建议的统计显示,大部分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都提出要加大财税和金融支持力度,其中16个省市区提出设立财政专项,有21个提出加大财政支出,有21个提出设立重大项目和示范工程;同时又有20个省市区建立新的创新基地平台和园区;20省市区提出加强人才政策[4]。政策同构性严重。
3 遵循可操作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政策问题战略化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作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谋划和长远发展方向,应具有一定的宏观性、超越性和前瞻性,但其实现还须要有相对具体、符合当前实际的规划(计划)和政策的补充、细化与落实,尤其是区域创新政策,必须遵循可操作性原则,具体明确,切实可行。但在现实中,不少地区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热衷于区域创新宏伟战略和规划的制定,而对与之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的区域创新政策却不够重视,致使区域创新宏伟目标往往停留在战略层面和规划中,难以真正实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不切实际,盲目拔高。如据对全国各省市区“十一五”R&D/GDP指标(它不仅是反映一个地区科技投入情况,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指标)完成情况的调查,由于相当一些中西部省市区制定目标时,并未考虑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科技投入现实,只是简单移用国家总体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拔高,而且对规划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考核任务等政策落实措施,结果在“十一五”末有18个省市区远未完成预定的目标[5],致使规划目标尚未达到激励引导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二是区域创新政策内容表述模糊、拢统,并未涉及执行过程中相关具体问题和难点,结果难以具体落实。如作为国家和地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质性内容之一的科技成果股权激励政策,由于没有规定科技成果作价入股人员的上限,加之涉及国有资源是否流失及审批程序繁琐等问题,使这一政策难以落实。
4 遵循区域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政策目标国家化
区域创新体系不同于企业创新,不能单纯追求眼前经济效益;也有别于国家创新体系,虽然其要受国家创新总体系的约束并承担赋予的功能,但相对国家创新体系而言,其目标功能则要具体单纯的多,可不必过多承担国防高科技、纯基础研究等公共职能和国家共性、前瞻性重大战略性技术开发,主要致力于寻求技术源使之与本地经济相结合,使科技与知识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着重进行适应本地产业需求的科技创新链中、下游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工作。因此区域创新政策还须遵循区域性原则,在国家创新政策体系的总体框架内,突出区域性。利用区域政策工具,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但一些地区尤其是西部局部国家科技力量强大的地区,其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盲目靠拢和简单复制国家创新政策的情况,造成作为“地方队”的区域创新却做了许多“国家队”国家创新的事情,区域创新体系在很大程度成为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表现在是盲目攀高,简单对应国家创新政策。如国家创新政策必须要有较大力度的支持基础研究和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不少地方创新政策也就忽视地方技术创新的针对性和特点,不切实际的过分强调这些,而对本应重点支持的适应本地经济需求的技术开发和成果产业化关注不够,投入不足,结果致使这些重大项目不仅根本无法实现,而且浪费了宝贵的地方科技资源,妨碍区域创新。相当一部分省市在对地方属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教人员的职称评聘、岗位聘任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等政策规定中,都过份强调更有利于基础研究知识创新的论文、著作等学术性成果,而对本该更加关注的技术开发应用性成果,对本地经济和企业发展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指标则不够重视或不予考虑,致使技术创新长链的应用开发、中间试验和产业化工作等后续环节无人去做,大量科技成果不够成熟,本地难以吸收转化。
总之,要切实纠正目前区域创新政策存在的种种偏差,确保其科学性和有效性,除了在思想认识上,要准确把握区域创新体系的本质内涵、功能定位和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政策与国家创新政策等辩证关系外,政策制定执行部门和人员一定要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加强实际调研,使任一创新政策的出台,都要经过充分调研,反复修正、试点的基础上再推广执行;二是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沟通,建立包括企业和公众参考的有效反馈与监督机制,及时纠正政策本身和执行的偏差;三是切实替基层多想,简化执行程序,协调好各种关系,确保政策的真正落实。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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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洪昌,武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原则及培育政策取向[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56-59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8
20世纪80年代末, 国内学者开始逐步关注增长极理论的应用与发展。以增长极理论为视角提出全局性国家发展战略。“点轴开发”理论由陆大道教授提出, 他倡议进行“T”字型国土开发战略;张培刚教授结合“点轴发展战略”、“城市圈发展战略”、“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 提出了中部崛起的“牛肚子”战略;总结我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规律, 关注非均衡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李仁贵、王辑慈等人警示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必须谨慎审视区域差距拉大问题, 从而引发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公平效率等经济社会问题;安虎森提出研究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规律与区域 (城乡) 二元结构形成、演化机制的必要性;牛文元认为现阶段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带动、辐射功能, 增强和扩大区域增长极的极化效应, 是目前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 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然道路。
我国区域经济历经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均衡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非均衡发展阶段, 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 其发展道路是依托增长极等非均衡理论发展起来的。现阶段, 我国正处在由低水平均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转换的重要历史时期, 增长极空间发展也呈现出国家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等层级增长极网络空间布局的新格局。然而由于受到区域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支配效应、乘数效应等因素影响,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着区域差距拉大、空间开发无序、区域竞争激烈等问题。边缘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技术追赶”难度持续加大, 我国区际、省际、域际经济差距持续拉大, 这与我国“先富带后富”的美好愿望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宗旨背道而驰, 甚至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
二、发达国家推动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政策及政策工具
1. 发达国家促进区域非均衡发展实践侧重点
自上世纪2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陆续制定区域政策并不断付诸行动, 经验与教训并存。在这个过程中, 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从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实践来看, 各国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四个侧重点:一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二是注重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三是着力为后进地区创造经济机会;四是在解决区域差异时主要依靠市场手段。
2. 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基本类型
(1) “极化效应”主导阶段的主要政策工具
(1) 实行区域功能分区。典型案例如美国对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开发。美国政府把阿巴拉契亚划分为68个开发专区, 在每个专区选择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城镇作为增长中心重点扶持。它向这些城镇投入巨额事业经费, 改善增长中心经济社会环境, 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根据各区的资源优势发展工业, 皮德蒙特地区形成一个纺织工业带, 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州形成一条木材纸浆带。
(2)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对鲁尔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完成, 吸引汽车和电子电器等新兴产业落户的同时大力支持金融业和服务业。经过调整, 这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向集中化、高级化发展, 成为了既包括传统煤、钢产业, 又容纳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部门的综合性经济区。
(3) 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美国法律明文规定, 联邦政府支出的10%需要用于补助州和地方;日本中央财政的支出有30%用于补助地方政府;在德国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州际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存, 从富裕的州向较贫困的州横向转移支付对德国各地区均衡发展, 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扩散效应”主导阶段的主要政策工具
(1) 促成区际产业转移。早在20世纪80年代, 欧盟开始推行将某些发达区域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区域, 政策目标是利用在欠发达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通过从发达区域转移而来的产业打破本区域原有的均衡, 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其向更高经济水平的均衡点移动。
(2) 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针对繁荣拥挤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内城地区生活成本上升的现象, 采取了对这些地区投资的“限制性措施”。比如在英国, 首先是限制在较发达的地区进行工业投资, 后又扩展到限制办公楼的建设。法国颁布了强制性法令, 限制在巴黎、里昂等大城市创办新企业, 同时鼓励大都市的公共办事机构向周围兴建的卫星城以及中小城市转移。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处, 曾先后5次在全国推行综合性的国土规划, 意在通过国土的分散化限制东京等大都市的发展。
三、我国当前的区域不均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产业重叠、重复建设问题严重
“八五”以后结构调整成为各省市地区发展的主要手段, 然而在选择支柱产业时, 地区间存在着严重的产业重叠问题。“中四角”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产业重叠的问题就非常突出。汽车及零部件、能源及环保、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食品烟草是武汉的五大优势产业, 销售产值过千亿;长沙的六大产业集群就包括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南昌的汽车制造、农副产品加工六大行业等主营业务收入也超过百亿;合肥的主导产业同样包括汽车、装备制造。“中四角”基本都布局了汽车产业, 这些企业不得不进行直接竞争, 如奇瑞和东风在家用市场上角力, 江淮和江铃在轻卡上竞争。重复建设的问题给一些地区和企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
2. 空间开发无序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 出现了一系列的空间开发无序问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盲目推进城市化和在区域开发时混乱无序。在推进城市化时盲目追求大规模开发, 忽视城市化的品质, 城市新增人口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带来的福利和城市拓展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区域开发的无序在欠发达区域表现为盲目的开发矿产资源, 盲目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盲目进行生态改造等, 严重损害我国可持续发展;区域开发的无序性在发达地区表现为锁定在传统发展模式, 以占用土地资源、大量消耗淡水资源为代价, 地区整体功能提升缓慢, 全球竞争力无法迅速提升
3.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地区间发展差异显著
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 2013年中国基础设施存量高达25万亿元, 位居世界第三位。然而我国基础设施人均存量远低于所有的OECD国家。在建设能力有限以及国家政策倾斜的大背景下, 大量的交通、通信等基础建设资金投向了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的基础设施人均存量最高, 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中部地区人均存量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仅为它们的60%。环渤海和西部资源带的基础设施人均存量大体相当。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实施建设速度慢, 投资环境吸引力不足, 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4. 地区间经济技术合作障碍较多
“条块分割”的管理运行模式、现行财税体制、考核体制等制度性障碍仍然是实现跨地区经济技术合作需面临的首要难题;区域间产业转移的互惠空间小于各方预期, 联合开发资源的利益分配问题不易于协调以及协作各方的合法权益无制度性保障, 都影响到区域合作的积极性。下一步如何切实推动生产要素在多领域、多层次进行多形式的交融与协作, 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促进大市场的形成这些问题急需解决。
四、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政策工具创新的建议
1. 区域“极化效应”主导阶段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
(1) 产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功能分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根据各地生产要素配置的疏密、比较优势的强弱引导和建立导根据各地区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布局产业时, 要依据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构建产业链, 组建区域性的行业协会, 推动产业协作信息中心等中介机构的发展;建立定期的区域领导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决策和仲裁制度。
(2) 经济转型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支柱产业, 利用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极化阶段的产业政策应着力推进以规模经济为中心的产业组织调整, 扶植新兴战略产业、振兴优势产业、增加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的供给。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3) 财政转移支付与产业内生能力。与产业政策相结合, 针对落后省区给予专项补助, 促进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同时地方对中央的拨款必须有相应的资金配套, 弥补急需发展产业的资金缺口, 优化地区投资结构, 培育产业内生能力。同时, 改变单纯拨款和补贴的方式, 合理规定被转移方的责任和义务。
2. 区域扩散阶段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
(1) 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制定“产业转移目录”充分体现各地的资源优势、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发展优势和差异, 引导产业向生产要素优势集中的地区转移。产业转出地要重点考察传统产业转出规模、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状况及淘汰落后产能进展, 在技术改造资金、重点科技项目立项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产业承接地要着眼于提高产业转移能力,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重点考察承接产业的行业类型、企业的技术工业水平以及节能减排绩效, 可以在税收、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用地指标方面给予一定政策支持。
(2) 产业链整合与产业技术联盟。首先培植行业龙头企业, 扩大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提高区域品牌的竞争力;其次促进产业集群升级, 整合区域产业链资源;其次, 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推动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等建立合作关系, 最终构建一个以产业链为基础创新网络平台, 实现企业间广泛深入的合作, 完成在核心技术领域的集成式创新与网络式创新。
(3) “四化同步”与统筹城乡发展。重点在于解决土地、劳动力、资金资本生产要素的不公平问题, 打破城乡分割的锁定状况, 建立完善的城乡网络体系。搭建公平的经济发展平台, 为城乡全要素生产力提供平等参与经济的机会。通过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等方式, 建立城乡经济共同体, 最终促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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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9
关键词：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政策,区域创新系统,杭州市
2004年, 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08年7月1日, 《科技进步法》正式颁布, 使我国科技进步开始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也显示了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心。地方科技工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 地方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难点, 同时地方科技进步也是国家科技进步的重要环节。
在《科技进步法》出台前, 尽管某些省市如江苏、云南、沈阳和大连制定了科技进步条例, 但更多省、市主要还是通过制定“科技兴省”、“科技兴市”等行政措施来推进科技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为了使各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能得到进一步的稳定、完善和发展, 迫切需要把在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成熟了的政策、措施上升为地方性科技法规, 使其不因政策变动和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 对区域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形成系统的地方性科技进步法规体系来推动。
为此, 在《科技进步法》出台以后, 各省市或对已出台的条例进行修改, 或加快了立法步伐, 如广西、上海、山东、湖北、河南等。然而, 由于各地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传统等存在差异, 特别是科技资源配置和创新水平的不平衡, 必然会引起科技行为上的巨大差异, 因而导致科技进步中某些特定的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这些矛盾促使地方性科技进步条例必须因地制宜, 在《科技进步法》指导和框架下, 针对本地区科技发展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进行解决和协调。
1 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内涵
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政策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 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定义, 所谓科技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强化其科技潜力, 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地位, 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的总和, 换言之, 科技政策就是政府为促进科技有效发展, 以实现其整体建设目标而实行的各种重要制度及施政方针。科技政策成为一个专业性术语, 并被经济发达和科技发达国家共同采用, 是196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科学技术会议 (UNCAST) 之后开始的。
作为国家或地方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政策通过对科技活动的投入, 引导、干预、控制科技活动的运作、产出、转化等环节, 使科技活动顺利进行, 最终把国家或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意志转化为科技活动主体的行为规范, 实现国家或地方利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公共政策源于“二战”时期, 大致经历了科学技术主要服务于军事与政治需求 ( 强调科学——国防的二元结构) 、通过税收政策激励企业的研究与发展 ( 强调工业与研究的二元结构) , 实施以技术扩散为主的技术创新政策 ( 强调社会与创新结合) 等几个阶段, 并正在进入创建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的新的发展历程。
要注意的是, 科技政策不等于经济政策、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 也不是各自一部分内容的简单相加, 虽然彼此之间存在工具和内容的重合之处。其区别如表1所示。
当前, 我国的地方科技发展战略是以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促进科技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 实现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良性循环;建立完备的、有区域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积极进步态势;大力推进产业化、信息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知识化, 壮大基层科技队伍, 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与时俱进, 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技支撑[5]。这也是地方科技政策的目标。
依照政策学原理, 任何政策都应由政策主体、政策对象、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四部分所构成。以此为设计框架, 结合现阶段的地方科技任务和目标, 以地方科技活动和科技进步政策的特殊性为内容, 我们给地方科技进步政策下一个定义:
所谓地方科技进步政策, 是指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科学技术进步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规范科技进步主体行为而制定并实施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和措施的总和, 它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为了发展地方科技事业, 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由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由地方人大授权地方人民政府为实施地方性科技法规而制定的与其配套适用的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即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其系统结构表现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综合性科技法规, 单行科技法规和政府科技规章的统一体。
2 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体系和架构
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主体是地方人大和政府。地方人大和政府作为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主体, 承担着确定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目标、根据实现目标的需要选择具体的政策工具、发布政策、实施政策并监督政策的执行等一系列任务。
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客体也就是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对象, 指地方科技进步活动的执行主体所从事的各种科技进步活动以及由于开展科技进步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地方科技进步活动过程、地方科技进步活动的秩序和地方科技进步活动的基础。
从科技进步能力、科技进步环境、科技进步资源和过程四个方面分析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需求和作用, 如图1所示。其中, 环境和资源属于外部因素, 而能力和过程两个要素已经深入到科技进步主体的微观活动层次[6]。这是鉴于我国地方的科技进步主体尚未完全形成自主、自律和规范的行为能力, 政府政策的关注领域尚不能完全集中到科技进步活动的外部因素和宏观因素上, 微观活动过程中的部分问题仍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进行调控, 以提高科技进步活动主体的行为能力, 排除制约和阻碍科技进步活动过程的不良因素。
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工具是实现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目标的具体手段。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科技等基础不同, 普适性的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地方科技进步政策必须是适应本地实际, 能影响特定科技活动、特定经济活动、特定产业的政策。按照Rothwell与Zegveld的经典理论研究思路, 可以分为三类:供给面政策、环境面政策和需求面政策。只有将这三个层面的政策工具组合使用, 才能对地方科技进步产生强大的激励与推动作用。
图2概况地描述了这三类政策及相应的政策工具对整个地方科技进步的作用机制, 也即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理论体系和框架。
3 地方科技进步政策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关联性分析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区域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和区域经济参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 因此构建区域创新系统已经成为各区域实现新世纪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
2003 年4 月国家科技部召开关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专题研究会议, 并随后下发《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 指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当前地方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Cooke (1998) 等学者把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 在这个体系内, 企业和其他组织通过根植性的制度环境相互学习。Asheim和Isaksen (1997) 补充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由生产结构 (技术经济结构) 和制度基础设施 (行政制度结构) 组成。国内学者也纷纷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定义。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内涵是经济行为者的创新, 包括企业和研发组织的创新行为, 各类创新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知识技术的积累和利用程度, 以及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综上分析, 区域创新系统是指区域内各创新行为参与者在一定的创新环境下相互合作所形成的促进创新的系统。可以认为, 地方科技创新体系是区域创新系统多样化定义中的一类。
从结构模式上看, 区域创新系统包括创新机构、创新资源、中介服务、管理系统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 创新机构指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政府有关部门;创新资源主要指创新人才和创新资金, 是创新活动的基础要素;中介服务系统主要包括信息中心、培训中心、咨询公司、经纪人组织、技术评估机构、技术争议仲裁机构、创业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以及技术市场、科学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在技术和知识转移过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 是联系科技与经济的中介;管理系统是指政府为了建立和管理区域创新系统的机构和机制。其中, 地方科技进步政策就是制度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 提供政策法规和制度保障, 在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如图3所示。
4 杭州市科技进步政策的发展
我国各地科技进步法规的建设步伐有所不同。杭州市是国内地方科技政策法规建设的先进城市之一, 这与杭州市委市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重视及科技进步的发展现状密切相关。
按层次和调节对象上, 杭州市科技政策法规体系主要包括三类:
(1) 杭州地方政策法规, 如《杭州市科技进步条例》、《杭州市专利管理条例》、《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等3个。 (2) 杭州市委市政府创新政策, 如《关于加快培育企业自在品牌的实施意见》、《关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56个。
(3) 杭州政府部门科技创新规范性文件, 如工商局、科技局、财政局、人事局等制定的《杭州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杭州市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办法 (试行) 》《杭州市产学研合作项目奖励办法》等34个。
从功能上, 杭州市科技政策可分为四类:
(1) 战略导向型政策, 如围绕“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先后组织启动了“钱江科技潮”综合工程和“一号工程”, 打造“天堂硅谷”、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政策。
(2) 激励促进型政策。杭州市围绕科技进步的融资、税收、分配、专利、风险投资、信用担保、企业家的培育等方面, 出台了激励政策, 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助、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奖励、鼓励专利技术实施、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等政策。
(3) 规范保障型政策, 主要是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制度和科技工作有关管理制度。在执行中央、省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外, 根据杭州市特色, 制定了一些规范性的政策。如科技示范区的建设、科技龙头企业认定办法、科技计划与项目管理、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加强知识产权等政策。
(4) 协调服务型政策, 主要包括协调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技术转让的关系、促进产学研合作、转变政府职能、信息公开、政府培训等方面的政策。
2006年7月, 杭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 (杭政[2006]5号) 及10个配套文件 (简称“1+10”创新政策) , 包括统筹财政科技资金落实的财税政策、推进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建立和引进研发机构、加快科技孵化器发展、促进创新型企业融资担保、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运用能力、鼓励研制与采用先进技术标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等科技进步政策。
2007年8月杭州市科技局于对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科技中介组织, 及其他相关单位进行了“1+10”创新政策文件贯彻落实情况调研, 其中, 财税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品牌政策的执行率都在20%以上, 执行效果较好。从统计结果看, 政策未得到执行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本政策”和“与本企业无直接关联”;同时, “了解政策内容, 但不知道该政策的具体操作方式”也是一些政策没有得到执行的重要原因。企业最关注的是财政税收、金融、产学研合作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地方科技进步政策。
5 结语
科技进步, 政策先行。在以竞争性和法制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科技进步的法制环境对于科技活动的影响极大。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也在不断增加, 相应的对地方科技进步政策的发展需求, 也要求因地制宜, 与时俱进。地方科技进步政策应注重本地科技进步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面向企业, 强调操作性, 在突出重点的基础上, 建立起系统、综合、灵活的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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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篇10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包含创新能力、创新行为、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在内的一个复杂的系统运动过程, 国家、产业、区域等不同层面的技术创新政策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控制变量, 无疑对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强化起到重要的“催化”和“润滑”作用。如何构建系统完善的区域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通过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激励机制、协调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反馈机制, 达到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加强、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优化, 从而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自从戴维斯和诺斯 (1971) 提出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来, 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开始研究和探讨创新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 (1) 技术创新政策对创新活动的驱动作用。Lynn&Smith (2002) 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进行研究, 发现创新理论与创新政策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二者存在着问题驱动或危机驱动的互动学习过程; (2) 技术创新政策的内涵界定和政策融合。技术创新政策是为促进技术创新活动、规范技术创新行为而采取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 (连燕华, 1999) ;技术创新政策不是科学政策、技术政策、产业政策的简单相加, 而是以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为导向的各方面政策的有机融合 (Rothwell&Zegvld, 1998;王胜光, 1993;Lundvall&Borras, 2005;陈劲, 2005) [1,2]。一些学者在对创新政策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 还具体探讨了区域创新政策不同维度的规划和分类问题。Cantner&Pyka (2001) 从市场贴近程度和政策措施的特定性两个维度, 将技术创新政策划分为基础研究Ⅰ型、基础研究Ⅱ型、扩散型和使命型4个类型;Freitas&Tunzelmann (2008) 从知识目标类型、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3个维度, 建立了创新政策分类框架。 (3) 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随着经济发展及技术创新活动开展层次和水平的差异性, 创新政策体系会发生协同性演变。Kuhlnann (2001) 研究和回顾了欧洲创新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 提出了欧洲未来创新政策治理的3种前景;陈劲和王飞绒 (2005) 回顾了我国1978~2000年的创新政策, 将我国创新政策的演变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1991~1994年和1995~2000年3个发展演化阶段[3];刘凤朝和孙玉涛 (2007) 以我国1980~2005年的289项创新政策为样本, 以创新政策的效力和类别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我国创新政策的演变历程, 表明我国创新政策的发展表现出3个趋势:从“科技政策”单项推进向“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协同转变;从“政府导向型”向“政府导向”和“市场调节”协同型转变;从单项政策向政策组合体系转变[4,5]。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瞬息万变,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所面临的形势和条件也在不断变化, 相应的创新政策也应适时地调整和优化, 创新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和评价无疑是重要的前提和依据。通过对区域技术创新政策机制的完善, 不仅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而且还可以通过政策机制中的有效沟通、技术反馈等来科学地规划和制定出更加符合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需求、更能发挥出预期效果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1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1.1 分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技术创新政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必须能够充分体现企业技术创新基础条件和创新绩效两个方面的政策效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 借鉴相关研究文献, 确定了包括1个一级指标 (技术创新政策效果评估指标) 、3个二级指标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指标、技术创新环境改善指标、技术创新绩效实现指标) 、18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6] (表1) 。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
本文分别以2006年和2010年两个时点, 开展不同省区技术创新效果的比较研究,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各省区科学技术厅网站、各类研究成果和学术文献。考虑到资料限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此处只选择了全国30个省区作为分析评价样本, 没有涉及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西藏的数据[8,9]。
1.3 研究方法和模型
评价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 需要考虑这些政策体系所引发的创新投入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环境改善及创新效益产出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即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具有较强的目标多样性, 政策实施主体对多个客体产生影响, 而各个主体对政策实施客体也可能共同影响, 政策效果的边界具有较强的模糊性[10]。本文采用模糊集方法来确定各项政策效果指标的隶属度ti。首先找出比较期内各省区的各项实际指标数据在各自描述尺度上的最高和最低值, 并将最高值设为1, 最低值设为0, 然后将各项指标的实际数据映射到[0, 1]区间, 运用线性插值法得到各项实际指标的隶属度。设定比较期内某项指标的最低值坐标为 (xmin, tmin) , 最高值坐标为 (xmax, tmax) , 其中x代表实际值, t代表映射值。建立直线方程 (1) , 将已知的tmin=0和tmax=1带入上式得出各项指标的隶属度 (2) 。
考虑到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差异, 本处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运用模型 (3) 和模型 (4) , 通过SPSS20.0分析软件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值, 最后利用政策效果综合测评模型 (5) , 得到各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评价指数, 同时为了方便比较, 将各省区最后结果同比例扩大100倍。
Ijk为相关阵R特征值λk对应的特征向量。
2 研究结果及对比分析
2.1 综合评价结果
在取得各省区2006年和2010年18项基础指标原始数据的基础上, 通过模型的分析评价和测评, 得到了我国30个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综合评价值及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创新环境改善和技术创新绩效实现3个二级指标评价结果 (表2) 。在此基础上, 分别以2006年和2010年各项指标评价结果为横坐标和纵坐标, 绘制出各省区总体政策效果和各分项政策效果分布图 (图1、图2、图3和图4) 。
2.2 各省区政策效果对比分析
由以上分析评价结果及技术创新效果分布图可以发现: (1) 我国30个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总体效果明显地可以划分为3个区域, 广东和江苏处于较高效果区域, 占全部省区的6.7%;浙江、上海和山东处于中等效果区域, 占全部省区的10%, 处于前两个区域的省区数量占全部省区数量比重不足17%, 其余大多数省区均处于较低效果区域, 表明我国大部分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实现我国各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全面快速提升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2) 从这些省区的区域分布来看,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具有明显差异性, 东部沿海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较好, 中部省区效果中等, 西部省区政策效果明显偏低。这种现象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开展的起步较早, 前期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创新环境和基础条件等方面积累效应的持续释放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2) 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 导致中西部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激励的广度和深度存在差距; (3)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客观上影响到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的改善和提高, 从而使得这些地区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实力受到制约; (3) 从技术创新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上来看, 多数省区 (20个省区) 2010年技术创新政策效果较2006年评价值有所下降, 只有少数省区 (10个省区)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 各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的持续提升面临挑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从18个基础指标的原始数据来看, 2010年绝大部分省区各项指标的绝对效果较2006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由于评价过程是一个相对比较过程, 这些基础指标的增长速度相对降低了, 从而导致最终评价结果出现了相对下降的态势。 (4) 从各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总体效果和各分项指标分布情况来看, 多数省区总体政策效果的相对下降, 主要是由于这些省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创新环境改善较2006年出现了下降态势, 表现出当前各省区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条件出现不足;而技术创新绩效实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 主要是由于前期各项技术创新政策影响作用逐步发挥的时滞效应造成。但这种现象同时也表明, 当前各省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创新环境改善的现实状况, 势必会影响到未来各省区技术创新绩效实现乃至总体技术创新政策效果的持续稳定提高。
注:因图中左下角地区过于集中, 在此只显示整体分布情况, 不便再列出个省区名称, 以下各图同
3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3.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模糊集和因子分析构建的综合评价模型, 对全国30个省区2006年和2010年各省区技术创新政策效果进行了综合测评和对比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1) 各省区总体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分异性, 多数省区处于中等偏弱的区域, 表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的宏观政策体系的功能发挥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2) 各省区总体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及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环境改善、创新绩效实现3个分项效果指标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说明宏观政策体系功能的发挥与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系统发展和完善程度的嵌入和吻合程度相关;
(3) 技术创新政策效果的显现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2010年较2006年多数省区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效果相对降低, 当前技术创新基础和条件的不利态势, 将会影响到未来各省区技术创新绩效的持续提升。
3.2 相关政策启示
(1) 伴随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 技术创新政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随着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不断深入, 需要不断强化政策体系的组合效应和融合、协调机制, 围绕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构建功能齐全、作用完善、协调配套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2) 通过研究发现, 宏观政策体系与地区技术创新系统的有效嵌入性越强, 政策机制的作用效果越好。因此, 国家、行业、区域等不同层面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构建, 应充分体现不同地区的实际状况, 以实现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活动对政策体系需求的差异性;
(3) 技术创新活动包含从项目论证与选择、研发、中试、应用到市场化推进等多个环节, 而能否成功推向市场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关键, 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和完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商业化运作模式创新方面的配套政策体系, 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商业化进程;
(4)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环境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的基础和保证, 相关政策体系在强调技术创新绩效和利益激励机制的同时, 必须进一步强化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和基础条件的改善, 通过加强技术创新过程中产学研用深度合作和广泛融合政策体系的构建, 强化地区技术创新系统功能, 不断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环境, 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不断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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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利率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别研究 篇11
关键词：利率政策；区域性差别；对策
引言
作为能较好反映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将利率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从近些年的發展来看，央行对利率政策工具的使用也日益频繁，对此调整利率，在利率的控制机制层面也日趋完善，调节方式也日益灵活。
一、利率政策概述
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及金融体系的日趋完善，利率政策这一调控工具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利率政策产出效用发挥与产业企业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善都有着重要的联系，完善利率政策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利率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别分析
1.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分析
从实际来看，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性体现在多个层面：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讲，主要有总量上的差异，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的差异，开放程度的差异，财力上的差异，以及城镇化的差异这些方面。在金融发展的差异上主要是金融组织结构的差异，以及存款金融机构数量的差异，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等方面。
2.由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利率政策效应的差异分析
由于经济金融的发展没有得到平衡，从而造成的利率政策效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重要的层面。从微观主体对利率敏感度差异方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企业投资对利率敏感度差异层面，从我国的东中西部方面的发展来看，由于诸多的因素导致了区域间企业投资行为对利率敏感性也发生了不同[1]。
在利率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上主要是投资行为对利率变动反应的程度，处在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利率就是对投资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而在宏观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时候，对投资影响就会受到投资边际收益率制约。在人们对未来预期投资效率普遍的看好过程中，利率就会掉进凯恩斯流动性陷阱，从而失去对投资的刺激效应，在这一环节的利率政策就会失灵。另外，在各区域企业主体对利率敏感度方面，由于企业构成差异，所以在企业主体对利率敏感程度上也会有所不同。在居民消费储蓄对利率敏感度差异方面，区域间的差异对利率敏感度也会有不同的体现，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差异以及居民预期差异和居民资产负债结构差异等。
三、完善利率政策对策探讨
1.增强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
对利率政策进行完善要能够从多方面进行策略的实施，比较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微观主体对利率敏感度进行有效的增强。在这一方面主要就是要能够在政府介入作用下，对我国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对地区的发展差距进行缩小，从财政上以转移支付和税收差别化的措施进行改善区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只有将欠发达的地区经济得到了加强才能将利率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再者是要能够对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改革力度和进程进行推进，要对垄断格局积极打破，并对必要的竞争机制加以确立。在商业银行的改革过程中，也要能够加快现有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增资扩股等方面内容得到落实，通过非国有银行以及非国有经济得到有机匹配进行健康持续的发展[2]。与此同时，也要能够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制度建立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加快，微观反应的灵敏能有效的确保宏观货币政策向着预定方向加以发展。
2.实行有差异的金融调控政策
对利率政策的完善还要能够对有差异金融调控得到有效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将前提条件得以具备，也就是要将央行分支行职能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并要能够有效强化其职能手段。从具体化的措施实施上，要能够在利率政策上体现出区域差别，利率还没有市场化的条件下，央行要能够对西北部利率政策加以应用，将其和本地区企业经济效益以及承受能力得到有机适应。另外在其它的金融调控政策差异化方面，要能够有效的选择有差别的进行实施贷款以及再贴现对象，并要能够采取火信贷的政策工具，充分的发挥其作用。要能够在存款准备金的政策上要能够体现出区域差异的特征，并要能对公开市场的业务操作份额进一步的加大，对人民银行窗口指导工具约束力要进行有效的强化。
3.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还要能够在利率市场的改革层面进行加强改革的力度，在这一过程中官定利率对借贷双方准确计算成本及收益非常之方便，但是对资本及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得不到灵活反映。所以要想能够实现利率的全面市场化，就要能够构建间接调控相协调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能将同业拆借市场及国债回购市场进行加强完善和规范，并要能够将短期国库债权及市场和票据市场等进行完善，不仅如此，还要能够协调好财政政策及央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而对于监管机制方面的问题也要能够得到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发展壮大完善货币市场，并要能够构建合理化的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将相关的法规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的得到完善，尤其是对监管制度的完善显得格外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也要能将其他相关的问题得到有效完善和解决，金融系统竞争机制的问题以及周边机制建设问题等，这些层面的问题解决能够使得整个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也变得更加的通畅，进而能够将利率市场化得到顺利的过渡。
四、结语
总而言之，要能够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率政策进行完善，这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不能进一步深化探究，希望此次的理论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待后来者居上。
（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东明，黄飞鸣.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主体异质性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J].经济评论，2013，（06）.
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研究 篇12
一、1949~1977年: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新中国刚成立, 在国际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 我国社会体制以当时的前苏联为目标, 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受当时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采取了以平衡工业布局和国防安全为核心的均衡区域发展战略。
(一) 1949~1964年:平衡工业布局, 加强内地建设阶段。
为实现我国工业由集中在沿海地区向内地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 优化我国的工业布局, 以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 (简称“156工程”) 和我国自主实施的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项目为核心, 开始加大对内地工业设施的建设。但是, 由于工业投资项目短时间过度的向内地倾斜, 沿海工业投资大幅减少, 使得沿海老工业基地的潜力和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为了进一步合理布局生产力, 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强调, 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 并在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情况下, 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布局。随后在制定我国“二五”计划时强调要兼顾内地与沿海的发展, 充分认识发展沿海原有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在后来的“大跃进”中扰乱了国家的战略部署, 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家投资重点仍然倾向内地, 但国家及时出台的调整方针, 扭转了不利的发展局面, 整体上维持了国家既定的均衡发展战略, 初步完成了平衡工业布局的任务。
(二) 1965~1977:以备战为主的国家“三线”建设。
当时, 国际上中苏关系破裂, 国内台海形势紧张, 大幅提高了政府对发生战争可能性的预期。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 国家把备战和加强国防建设提到了首位, 中央政府决定把全国的区域划分为一二三线, 并重新调整生产力布局, 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处于战略后方的三线地区, 区域发展中心由沿海转向内地。这一举措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内地广大地区的快速发展, 基本形成了以国防工业为核心、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促进了我国的均衡发展。
后来,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美关系的改善, 国际环境明显好转,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明显降低, 国家适度调整了以国防为首要的区域发展战略, 开始逐步调整向内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措施, 增加了对沿海的投资。
总之, 1949~1978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以平衡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加强国防建设为核心, 实施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扭转了我国工业过度集中、生产力分布不合理的局面, 促进了内地的区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 改变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为改革开放后实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1978~1998年: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政府也认识到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通过发展经济特区、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开放沿江沿边等战略举措, 开启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篇章, 我国进入了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一) 1978~1989年: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沿海优先发展战略。
1978年12月13日,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企业, 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1980年8月, 全国人大五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为经济特区。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并在这些城市先后建立了1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1985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 (包括厦门、漳州、泉州) 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 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经济开放区的范围, 并把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的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所辖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13日,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并提出我国在加速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 也要注重中西部的发展, 东、中、西部的发展要顺次梯度推进。这一时期,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破冰阶段, 突破了原有的区域均衡发展格局, 在尊重客观发展规律、考虑资源禀赋的条件下, 以经济特区为抓手, 逐步推动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和发展, 初步形成了一个有重点、多层次、点线面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 1990~1998:沿海沿江沿边优先发展格局形成。
1990年4月18日, 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 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沿海地区开放力度, 先后开放黑河市、绥芬河市、珲春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凭祥镇、东兴镇、畹町市、瑞丽县、河口县、伊宁、博乐、塔城等13个沿边城镇, 给予新疆相应的类似沿海乃至特区8条优惠政策和措施, 西藏自治区边境13岸普兰正式恢复对印度开放, 丹东市建立边疆经济合作区;批准开放长江流域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等沿江城市和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发区, 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和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南宁、昆明等13个内陆省会 (首府) 城市, 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开放广东番禺南沙港口岸、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设立天津港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大连保税区、广州保税区、珠海保税区、汕头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宁波保税区、海口保税区、青岛保税区、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深圳福田保税区、深圳盐田港保税区, 韶关、河源、梅州等三个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 同时增设了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 扩大外资投资领域, 由此形成了我国沿海、沿江、沿边的区域发展格局。这一时期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基础上, 采取进一步强化区域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鼓励特定地区利用自身的优势, 在国家特殊政策的激励下开放发展, 把发展效率放在首要位置。
1978~1998年, 我国区域发展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地区, 从沿江到沿边, 不断进行新的突破。在资源约束和地理位置差异明显的情况下, 国家利用特殊的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 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 从沿海经济开放区到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再到内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顺次开放、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1999年至今: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标志, 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次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由此, 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
(一) 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
1999年9月,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以此为标志, 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开始了第三次转移。2006年12月8日, 国务院审议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2012年2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2003年10月, 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7年8月, 国家发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实施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 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2012年3月2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获国务院批复。
2004年3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9年9月23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2年7月2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强调要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努力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
2006年3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07年10月,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做出重大部署, 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深入推进西部大发,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至此, 我国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为先导的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从国家战略角度对我国的四大地带出台了针对性的区域政策, 这对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二) 突出重点、强化特色的中微观区域政策密集出台
在西部
国家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甘肃省循环经济区、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宁夏沿黄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陕甘宁革命老区等重点区域, 出台了针对性的区域规划和政策。并通过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喀什经济特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重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成都天府新区等新的开发、开放区域促进特色区域的发展。
在东北等老工业地区
国家在长吉图、大小兴安岭林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中国图们江区域 (珲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连金普新区等出台了具体的规划和指导意见, 以进一步促进东北地区的发展。
在中部
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原经济区等国家重点支持区域, 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
在东部地区
天津滨海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长江三角洲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等重点和特色区域的建设也先后纳入国家规划, 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为进一步发挥东部的优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 2011年6月, 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规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 确定了主体功能定位, 明确了各类功能区的开发方向, 并强调通过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 逐步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 (2011-2030年) 》、《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区域规划, 从环境保护和治理、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角度针对特定的地区或城市进行具体指导。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和广大贫困地区的发展, 2011年12月1日, 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2011~2013年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罗霄山片区、大别山片区、吕梁山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西边境片区、六盘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秦巴山片区、乌蒙山片区、武陵山片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总的来说, 1999年以来随着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等战略的全面实施, 缩小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差距, 初步实现东、中、西良性互动, 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四、小结
新中国成立65年来, 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 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三次大幅调整, 各阶段的区域发展政策体现了当时我国发展的特点。三个阶段政策的调整, 促进我国区域实现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促进西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政策的出台, 体现了我国新阶段从全局统筹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思路;在加强政策激励的同时, 强化了规划的指导, 呈现了重点区域与特色区域相结合, 从跨省区到省区内部实现区域联动, 发挥优势区域的特色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等新特点。同时,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连接国外、发展国内的宏观区域发展政策的实施, 将有利于充分依靠我国与相关国家现有的合作机制, 借助广阔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 以发展为核心, 在促进国内区域发展的同时, 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实现国内外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这也表明, 政府已经开始用国际视野来审视我国的区域发展布局。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区域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未来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和各地发展情况的变化, 及时调整和完善国家区域政策, 逐步形成完善的国家区域发展政策体系, 尽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进行了三次调整, 我国区域发展也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率先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 我国针对重点和特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也密集出台, 我国进入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开创了我国区域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区域发展,均衡,非均衡,协调发展,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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