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共12篇）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1

区域经济政策衍生于区域经济理论。另外,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开始腾飞, 城市化进入高潮和空间不平衡发展较快的时期是区域经济政策发挥最大作用的时期。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 它的经济开始加速发展始于二战后, 所以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 (战后直至90年代初) 作为研究对象。

一、战后日本经济概述

1.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二战结束到90年代初期, 日本大致经历了恢复期, 高增长期和中增长期, 具体如下:

经济恢复期 (1945—1955年) 。战争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 经济混乱, 物价飞涨, 大量失业, 通货膨胀。借助占领军的巨大影响力, 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 稳定国民生活”的政策, 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 经济开始恢复, 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

高速增长期 (1955—1973年) 。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加了12.5倍, 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 年均增长9.8%。1966年追超英国, 1967年追超法国, 1968年追超西德,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 成为亚洲新巨人, 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 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中速增长期 (1974—1991年) 。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 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 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这期间GDP年均增长4.3%, 比高速增长期下降一半。

2. 战后日本区域发展的五次全国性综合开发规划

通过战后10年的经济复兴期, 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并提出了“国民所得翻一番”的口号。在此基础上, 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 随之而来的是产业及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和由此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显得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1962年10月5日由内阁议会决定, 以1970年作为目标, 将1960年至1970年作为规划完成期, 开始实施最初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这也标志着全国性的区域规划与开发正式开始。

而作为日本区域开发中最具权威性的规划——“全国综合开发规划”, 在战后50多年间编制了5次。它们分别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从每次规划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区域开发的思路。由于第五次规划时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本文只涉及前四次的综合开发规划。

二、战后日本的主要区域经济政策与理论依据

战后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区域开发规划政策, 依据四次国土综合开发的实施时间, 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阶段:

1. 第一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 (1962-1970年)

这个阶段实施的区域政策及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

(1) 外来型经济开发政策与增长极理论

为了缩小地区差距, 首先实施的经济政策是于1962年10月出台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这是一个以建设新兴产业城市为中心的“据点式”也即“增长极式”的开发政策。其构想是通过对“据点”城市进行公共投资和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招揽和诱导原料生产加工业型企业投资设厂, 以带动农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雇用的扩大及劳动者收入和地方税收的增加, 进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把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寄于外来资本的投资之上。

该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于增长极理论, 它指的是社会经济客体在特定城市的集聚而使经济的高效发展, 同时在这种集聚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外围地区扩散, 带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政策, 并且单纯依靠外力 (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 。

(2) 区域产业布局政策与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

1960年, 政府制定了旨在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提出了建设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设想, 并在1962年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明确指出:“工业的正确配置必须逐步向投资效果高的地区集中。”为了吸收重化工业企业在太平洋沿海工业地带内投资设厂, 日本政府采取了对这些地区的公共设施优先投资的政策, 不惜巨资在这些地区大兴土木、填海造地, 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以及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型港湾和码头,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和交通联络网络, 并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政策。日本政府为实现集中开发, 将行政投资的重点放在“三湾一海”地区。据1968-1972年4个年份的统计, 在这些地区行政投资的比重一般占投资总额的65-70%, 其中集中在东京等8个都府县, 约占全国行政投资总额的40-46%。

该政策主要根据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进行设计, 具体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主导部门随着该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处于演变当中。一般的, 主导部门从基础性的初级产品部门到加工部门再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等第二产业部门, 进而发展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导部门的产业结构。因此, 政府大力投资于公路、新干线等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加快主导部门的演进速度, 从而改善区域产业结构, 使其优化。以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腾飞。

(3) 落后区域发展的财政援助政策与中心外围理论

为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 日本政府在财政、税收、地方债发行、地方开发基金、开发许可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 都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措施。日本政府考虑到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其公共设施建设的特别补助率都比较高, 如北海道河川整治、国道及港口建设由中央特别补助达80%以上, 冲绳河川、河堤、治山、海岸、港口及机场等建设的国库特别补助率高达90%以上。落后地区开发基本上都有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 如为了加快北海道的经济开发, 日本政府对北海道开发实施了长期的资金倾斜政策, 1951年开发费用仅70亿日元 (国家补贴部分) 。到1998年开发费已达9871亿日元, 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 目前北海道每年所使用的开发补贴费占日本全国国土开发费的10%。

该理论认为, 外围 (落后地区) 相对于中心 (发达地区) , 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 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 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 政府的作用和区际人口的迁移将影响要素的流向, 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 中心与外围的界限会逐步消失, 即最终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将推动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从总体上看, 日本对落后地区的开发虽有一定的滞后性, 不可避免地遇到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 特别是北海道和冲绳地区开发中的一些成功做法, 为日本政府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2. 第二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 (1969-1985年)

该阶段的主要区域政策有:

(1) 区域振兴和开发政策与平衡发展理论

根据地区振兴与开发的有关法律规定, 日本的地区振兴与开发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享受高比率的国库补助。地区振兴整备公司每年用于上述事业的预算相当庞大, 且总额不断上升, 1978年为1015.6亿日元, 1985年为1241.4亿日元, 1993年为1760.8亿日元。其中用于地方城市开发的占首位, 其次依次为核心工业集中配置地段的建设、高技术城区、促进产业业务设施再布局、产业高技术化设施等项目。

该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是平衡发展理论, 该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 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 改善供给状况, 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 不断扩大需求。因此, 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 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 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此相应, 日本的地区振兴与开发计划体系包括部分, 即全国性计划、大都市圈计划、地方圈计划、产业振兴计划和特别地区振兴计划。

(2) “技术立国”的区域产业布局政策与不平衡增长理论

1980年以来, 日本更进一步推行“技术立国”政策, 积极开拓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产业领域, 使生产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

该政策以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为出发点, 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 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 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 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日本许多经济学家在吸收上述理论的基础上, 主张为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 应当选择确立战略性主导产业部门, 大力扶植其发展, 通过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 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 以带动经济发展。这也是此政策产生的另一原因。

3. 第三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 (1977-1986年)

该阶段主要区域政策及理论基础有:

落后区域的开发规划政策与平衡发展理论

1972年5月15日, 美国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交与日本, 日本随即设立冲绳开发厅并制定了《冲绳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 以拟定冲绳振兴与开发计划。到目前为止, 冲绳共实施了三期振兴开发计划, 每期10年。其中第二期振兴开发计划 (1982-1991年) , 大体上延续了前期计划开发的方向, 主要目标是缩小冲绳与日本本土的收入差距。

同样地, 该政策也立足于平衡发展理论, 它是指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 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 改善供给状况, 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 不断扩大需求。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间的收入平衡与均衡发展。

4. 第四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 (1987-2000年)

此阶段主要区域政策及相应地理论依据主要有:

(1) 区域重点开发政策与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推出了一种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新的区域开发政策。1987年出台的《综合保养地域整备法》便是这种开发政策的典型。其规定采取以促进民间企业的开发能力为重点的措施, 对娱乐休闲设施及疗养地进行开发。由此, 众多企业的投资战略转向了用以满足国民休闲消费的第三产业, 在许多拥有良好自然条件的偏远地区, 掀起了以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娱乐休闲产业的新一轮外来型开发热潮。

该政策同样以均衡发展理论为指导, 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 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 (同步) 发展, 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 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 (平衡) , 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 空间上均衡投资, 各产业均衡发展, 齐头并进, 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 结合本阶段的日本具体情况, 政府提出了对娱乐休闲设施及疗养地等第三产业的开发计划, 有助于第一、二、三业的齐头并进, 实现平衡发展。

(2) 基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区域发展支持政策与网络开发理论

日本通过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89年高收入的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是低收入的四国地区财政能力指数的6.1倍;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后, 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1.5倍, 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另一方面, 还通过实施财政投融资的措施,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性贷款的作用, 以达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主要是直接借自财政投资性贷款的资金, 也有通过公营金融公库这一金融机构间接融资的资金。

该政策以网络开发理论为基础, 它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 强调加强增长极与整个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密度, 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同时, 通过网络的外延, 加强与区外其他区域经济网络的联系, 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 将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 促进更大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该理论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用。由于该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 因此它的应用, 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由此形成了缩小地区差异的政策雏形。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一个客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 具有普遍性。

三、简要分析与评价

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通过制定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目标, 辅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 并在法律法规、有关规划的规范和指导一下, 使区域经济政策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保持地区均衡发展及加快落后地区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政府高度重视,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区域经济政策

日本区域经济政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日本在制定与组织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过程中, 成立了国土厅等专门机构, 负责对政策做出权威解释, 根据有关措施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 协调与其它政策的关系。保持区域经济政策执行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针对性。

2. 规划协调指导, 发挥对地方和企业的指导作用

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其实施的几十年中, 不仅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 而且制定了详尽的、全国性的发展规划以保证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各级地方编制中长期计划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而且是国民了解政府关于区域发展政策或施政方略的一条重要途径, 有利于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 避免盲目建设。

3. 法律制度保障, 实现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不仅在不同阶段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来保证目标的实现, 而且充分运用立法手段以确保区域经济政策的连续性。自1950年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以来, 有关区域发展的法律法规己经形成体系。

4. 财政金融支持, 强化财政金融工具对落后地区的援助

日本中央政府财政占总财政收入的70%, 其中大部分拨付给地方政府, 在非均衡发展时期, 主要是拨给重点开发地区, 在均衡发展时期则主要拨给落后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明显体现在财政补贴上。

5. 基础设施推动, 大力建设和完善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建设和完善交通系统是日本政府缩小地区差异的重要措施。道路建设是开发落后地区的前提条件, 日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很大部分是用于交通系统的建设。近年来, 日本的调整公路不断向偏远的落后地区延伸, 加强了这些地区和东京等大城市的经济联系, 为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6. 区域经济政策与相应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结合

具体指, 日本在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 用以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腾飞和较先进区域的经济稳定发展。而制定政策必然以关联的基础理论作支持。

摘要：本文将大体上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按照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进行分阶段, 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的区域经济政策, 结合相应的区域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因为战后日本主要着眼点在于大力推进本国经济起飞, 该阶段的区域经济政策也主要集中于区域经济规划方面。

关键词：战后日本,区域经济政策,演变分析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2

【编辑日期：2016-02-14】 【来源：新三农】

自2004年开始，我国连续13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6年，就发布了部署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

纵观历年的一号文件主题，我国由对农业生产力的关注，转向对农业生产关系调整的关注；由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关注，转向对科技创新、制度改革的关注；由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注，转向对环境友好型农业、资源保护生态修复的关注。一号文件的主题的变化，显示出我国十几年来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过程，我国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农业生产力的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下面我们一起盘点一下，历年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改革开放初期

1982-1986

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这是最早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分别是：

①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 “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 “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②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③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④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⑤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二、工业反哺农业时期

在经历了粮食连续五年持续减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别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自2004年起，中共中央连续下达了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农业发展目标由解决温饱为主转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三农”政策始终是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展开的，力求把过去单纯追求产量的工作重心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优化农产品结构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的发展轨道上来，以求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主题：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民增收困难问题

文件认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主要内容有：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等。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主题：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文件认为，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主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文件认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主题：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文件认为，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仍需付出艰苦努力。文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 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主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解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状态、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等问题，加强农业基础、突破瓶颈制约、确保农产品供给，是这一时期保持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所面临的突出任务，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文件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良性互动格局，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农业基础的紧迫任务。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主题：维持农业稳定发展，保证农业持续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文件要求，必须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充分估计困难，紧紧抓住机遇，果断采取措施，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确保农业稳定发展，确保农村社会安定。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主题：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为应对农业发展矛盾，要求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改善农村民生，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等。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主题：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年来中共中央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我国水利改革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投入强度明显不够，建设进度明显滞后，保障水平明显偏低。从总体上看，我国水利建设仍面临“基础脆弱、欠账太多、全面吃紧”的严峻局面。文件强调，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大力发展民生水利，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三、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阶段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软件”建设同样重要，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相协调，与农村制度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配套。确立农业科技创新重要地位、农业体制机制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等，都显示出对农业“软件”建设的决心。2014-2016年连续三年将“农业现代化”作为文件主题，说明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主题：强调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

随着一号文件对农业科技创新改革的重要地位确立，我国开始进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文件认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把农业科技摆上更 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文件强调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重点强调抓好种业科技创新。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主题：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

文件首次强调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地位，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是我国农业迈向现代化的又一标志。文件要求，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必须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主题：体制机制改革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亟待破解的课题。文件提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同时文件首次强调“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对粮食主销区种粮的规定为，加大力度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粮食安全责任与分工，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此次中央文件首次提出了“目标价格”试点的具体方案，突出市场作用。与以往收购价格相比，目标价格的形成完全是由市场的供给关系决定的。这既发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所负有的责任。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主题：新常态下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2015年的一号文件，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题，延续了2014年改革元年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思路，并进一步加强，指明了新常态下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方向。文件突出强调“可持续”，传递发展现代农业明确信号，即促进农产品供给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和质量安全并重转变；促进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由主要“靠天吃饭”向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促进农业劳动者由传统农民向高素质职业农民转变。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主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印度核政策的演变 篇3

摘要：印度自独立至今，其核政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和平利用为主要倾向的核政策、着手发展“和平的核爆炸”、克制的核政策与推动核武化和跨越核门槛成为核武国家。任何一阶段的政策都要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文章试图对其内容和成因予以探析。

关键词：印度；核政策；演变

一、以和平利用为主要倾向的核政策:1948-1964

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奉行和平核政策，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公开承诺不谋求制造核武器，积极宣扬核裁军，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在这个阶段内，印度的核政策主要表现为和平利用核能。尼赫鲁在担任总理期间的大部分公开言辞即反映出印度核政策的和平倾向。1948年4月，尼赫鲁明确表示，印度发展核能是为了和平使用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用于战争。1954年，尼赫鲁呼吁举行国际谈判，以禁止和消除核武器，并建议在此之前通过一项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停止核试验。1957年，尼赫鲁在主持阿普萨拉核反应堆建成仪式时表示:“无论发生了什么，也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永远不会把原子能用于罪恶的目的。”在这样的核政策背景下，尼赫鲁政府在核建设方面主要是建立核科研机构，进行人才培养，加强国际合作，进行核科研活动。同时，尼赫鲁也意识到核能所体现出的潜在的军事价值。尼赫鲁既对核武器的毁灭性有清醒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核武器能够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和权力，但是印度领导人此间并未将核能视为军事工具，对他们而言，核爆炸能力的价值主要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

二、着手发展“和平的核爆炸”:1964-1974

此段时间印度的核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使得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败北的印度倍感压力，尼赫鲁的反核武理想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1964年11月，新任总理巴哈杜尔·夏斯特里虽然公开表示继续反对发展核武器，但又赞成和平性质的核爆炸。印度政府既希望建立核爆炸装置，又惧怕偏离已宣布的避免发展核武器的政策会引起道义上、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不利后果，遂形成了模糊的核政策，即一方面强调印度发展核设施只用于和平目的以及核道义问题，另一方面又支持印度“用于发展和平的核爆炸”。随着时间的发展，印度核政策的天平逐渐倾斜于后者。1965年，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中取胜。印度政府避免绝对支持发展核武器或彻底反对发展核武器的极端政策。由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反对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保留核武器选择权成为政治风险最小和战略灵活性最大的政策。印度国内关于核政策的争论在1970年重燃战火。1971年，和平核爆炸的提议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原子能委员会和印度政府倾向于公开宣布进行和平的核爆炸。1972年，英·甘地同意并授权建立用于核试的核爆炸设施。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波卡兰爆炸了第一颗核装置，爆炸当量约为112-115万吨TNT。

三、克制的核政策与推动核武化:1975-1998年4月

1974年5月，印度试爆第一颗核装置后很长时期暂停核试验，采取相对克制的核政策。首次核试后，印政府在道义上、国内外形势和经济政治上都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因而拒绝了进一步核试验的提议，集中精力于国内重大的政治问题。此外，如果印度建设和部署核武库，军方必定要担任重要的决策角色，而这是自独立以来印度领导人一直希望避免的局面。在南亚地区，印度拥有常规军力的绝对优势，也不面临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核威胁，不具有继续进行核试验的紧迫感，认为核武器不会对印度的内部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途径。美国国会通过了《核不扩散条约》，这提高了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成本，对印度的克制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印度相当多的人士认为，冷战的结束并未减少印度的安全关切;印度的周边地区存在着一个公开的核大国和秘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甚至认为印度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了。因而印度的战略家表和领导人现出对建立和部署核武器以作为扩大印度影响的更大的兴趣，虽然印度领导人受困于国内和国际竞争性的力量和利益退回到政治上稳妥的政策--保留核武器选择权不受限制。印度公开反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延期，保持拒绝签署该条约的强硬立场，反对此条约束缚自己进行核試的手脚，这使得印度进一步发展核武器有机可乘。印政府不公开进行核武化，既不答应建立和部署核武库的要求，也未要求停止提高和改善裂变武器的实验，更不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以便达对其本身最为有利的效果。

四、跨越核门槛成为核武国家:1998-至今

冷战结束后，印度军政界一些人要求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呼声不断上涨，试图以核武器来加大印度在争取世界政治大国地位中的砝码。到90年代中后期，印度的核武器技术也已逐渐成熟。1998年5月，上台不久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这标志着印度公开跨越了核门槛。印度在48小时内进行五次核试验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既避免遭到多次谴责又能获取轰动的政治效应。试验之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即宣布，“印度现在是一个核国家，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印度在此时进行核试验主要是出于内外因素的双重考量：希望增加对脆弱的瓦杰帕伊内阁的支持率，争取人民党政府长期执政；试图重新确定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核优势、保持其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利用核试的捷径获得新的国际战略地位。其后，印度又宣布实行“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重申印度不首先使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并且详细说明了印度发展、部署和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原则，表示将自动延期和克制进行进一步的核爆炸实验，将继续严格控制核武器和导弹及相关技术。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4

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政策

演变文化是指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系统性积累。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上千份全国性和地方性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文件与措施,自1949年以来,我国有关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方向与我国的文化经济体制十分的吻合。这些有关文化产业的政策,对于研究文化产业政策对我国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年至1978年前,文化经济政策。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由这一时期我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决定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方针。1952年至1953年,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文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调整:首先,逐步实施个人和私营企业从事文化经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次,采取公私合营的方法来壮大国营文化单位的实力。在1954年8月中宣部下达的文件《关于统一和加强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企业管理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有关新闻出版的企业实行成本核算,克服浪费现象,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文化经济政策的探索促使我国的文化经济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一时期频繁出现的文艺问题政治化倾向,使我国的文化经济受到一定的影响。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有关文化经济发展方面的的“双百”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在文化经济上的发展,由此,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整风运动和“反右”扩大化,迅猛的导致文化经济政策的探索走向夭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严重批判了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经济思想,与文化政策有关的研究和制定更是无从说起。但是,这一时期有关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的探索,为此后文化政策的市场化、产业化,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经济体制在文化市场酝酿期的制定(1978～1988)十年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化经济的意义。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表明了中央在关于文化建设上基本政策的调整。而这一精神也就成文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思想、政治及理论上的重要指导方针,我国的文化事业开始复苏。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拉开,文化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有关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的政策制定逐渐提上议事的日程。1980年2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坚定地有步骤地对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之后,国家又随之出台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广告管理条例》等,这些文件都与文化经济政策有关,以加强有关演出团体的经营与管理活动。

三、文化经济政策在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时期的制定(1988～1998)在这一时期,文化市场在我国经过初步觉醒,逐渐迈出了其合法性建构的步伐,有关文化市场进入了全面的推进时期。1988年,由文化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文化市场的原则、任务、方针以及管理范围等在这一文件中也得到了确立,由此,中国“文化市场”的地位得以正式的承认与确立。1991年,由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即《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1993年6月,中央《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报刊经营正式列入第三产业,由此开始,我国的报刊业正式进入其发展产业化俄阶段。1998年,我国提出要在3年内取消部分事业单位政府财政拨款,包括电视台在内,明确要求电视台等事业单位要在3年内全部实行自收自支。随着这一政策实施,广播电视事业成功地走向完全市场化发展道路。

四、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政策(1998～2002) 1998年8月,成立了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工作规则因此制定,成为首次设立的文化产业专门管理机构,这意味着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得到了政府的确立。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的概念,并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同年12月,《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就有国务院推出。在2002年11月“十六大”的报告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区分。“文化产业”这一提法和政策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至此,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建构取得实质性突破。

五、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2003～)这一时期,具体的改革措施如下:其一,推动部分国有文化单位转向企改制。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重塑国有文化市场主体成为了文化体制改革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就文化体制改革颁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第一次同意转制为企业的文化单位,可以对部分社会资本进行吸收,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其中还明确划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范围和界限。《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就文化及传媒行业改制方案做出具体的部署,对有关国有文化及传媒单位的产业化改革也越来越深入。

其次,引导、扶持文化产品及服务逐步外向型发展。在2003年12月5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走出去”战略首次出现在文化产业领域,此后,由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标志着“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产业领域基本成型。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进行了在强调。其三,加大鼓励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某种意义上讲,新兴的文化产业是未来文化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因此,新兴文化产业对于文化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在2006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即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的文件,推动了我国动漫产业的崛起与发展。2006年,为加强网络着作权保护,激发网络传播文化作品潜能,出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致使全球多数产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却呈现了与之相反的经济增长态势。基于上述认识,2009年7月,国务院在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正式将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正规的产业纳入到国务院的产业规划管理体系中。这一文件的出台以及实施,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还成为促使社会转型以及国家经济调整的有效推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诸如《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极大的为我国文化产业应对经济环境下各种发展机遇提供了有效地政策化管理保障。同年的9月份,在中国文化建设60周年的发展成就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蔡武提出:“为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积极的发展数字化生产以及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内容产业以及文化产业”。在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应成为为国家创收的又一新动力,因此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地位的逐步提升,国家应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以及措施,以实现文化产业整体实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以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文化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统一体。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受到各国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对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与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对于将来制定科学合理的我国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首先应清楚的认识到文化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其次,正确把握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市场开放的节奏、文化产业国际竞争能力与国内适应能力的关系;再次通过政策规范形成文化与经济建设相互依托、协调发展,促进各层次文化各有侧重的独立建设以及多层次文化的内在系统性统一等。

参考文献

[1]蔡尚伟,刘锐.论新中国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J].思想战线,2010,(01).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5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200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通过的，并形成后来的二十字方针，农村义务教育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必要条件。因此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最重要、最基础方面，其发展好坏与新农村建设成败息息相关，从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分析其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看农村义务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的重要意义及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教育公平中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演变;参考价值

1978年一声春雷巨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人民的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自此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体系，“两免一补”真正落实，即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农庭困难学生享受寄宿补助生活费。农村教师队伍素质整体提高，国家“两基”攻坚计划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肓基本完成。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历程，借鉴得与失，总结取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未来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提供积极参考具有重要意义，在现阶段落实党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的总体要求和“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i]的历史性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价值，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进程、改革的深度，从1979到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3年为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推进阶段，第二阶段1994－2005年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深入阶段，最后一阶段为2006年至今为农村全面义务教育新阶段。

一、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推进阶段（1979－1993）

（一）主要内容和特点

1、管理体制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村的义务教育改革亦在其中，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亦由计划变为以民为主：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由地方负责分组管理的财政体制，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同进提出谁办学谁掏钱，但并未对各级政府作出具体规定。到1993年的时候中国教育的发展纲要写到要继续完善分组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只是明确了发展方向，仍没有具体的责任分工。

2、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及投入

这一时期的农村教育改革把教育资源向重点地区集中，加之以民为主的办学体制其政府的投入在农村偏远地区远远不足，教育经费也无法得到充分保证。沿着以往建设重点中小学为考大学的思路，经费偏向于重点小学，偏远地区的学校被大量削减或合并。199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细则进一步把以地方为主负担教育经费的特征加以明确。

3、教育质量和教材

受历史和政策影响，这一时期农村老师质量和教学质量总体上比较差；教材全国统一性程度高、更新速度较慢、比较程式化，但由于一直沿用，所以有教师们有较深刻的教学实践经验，同学们则在不同级别间有共同的话题。曾于1966－1976年下乡的教育人才和教育基金，因发展重点为考大学准备的中小学而转移到城市。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普及小学教育的若干决定，提出要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4、基础设施

教学楼，教学器材除了重点中小学有较大改善外，其他变化不大。198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教育委员会等部门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农村中小学建

设投资，以乡、村自筹建设为主。当地人民政府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各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转向民间筹资，全国范围内新建校舍较少，但呐喊声越来越强烈。

（二）政策出台原因

从1979年到1993年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其一是为了适应历史环境的需要，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改变过去的历史原因造成基础教育落后包括教学质量差、学习氛围不浓厚，因此1980年是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基础教育。其二是适应改革开放大的背景潮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各项事业都需要支持经济的发展，人才作为其基础作用，基础教育不可忽视，这一时期中央特别重视发展为考大学作准备的重点中小学，虽然造成一定的偏差。其三教育自己的特点决定其要改革，教育具有其社会的属性，每一个公民都需要有受教育的权力也即是发展自己的权力，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

（三）政策产生效果

1、就学率

由于经验和考虑不足，这一时期政策出台与整体发展环境不相协调，就学率反而下降。其一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偏远地区义务教育畸形发展，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和学校为了教学的正常运转，在投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转向学生收取过重的学费。学费偏高，许多人读不起书。其二是经济形势变化太快，改革开放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城乡之间收入也逐步扩大，农民为摆脱贫困，开始进城务工，而城市正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刺激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读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方式，失学率由原来的4.8%上升到7.3%。其三是因非重点中学投入不足，造成教学质量较差，升学率下降，1977年的升学率为90.8%到1982年只有62.6%，因而失义务教育就学率也下降[ii]，其中1987－1993年全国县乡小学的在校生人数由1168万人减少到10903万人，同比减少6.7%；中学生在校人数由3568万人减少到3393万人，同比减少4.9%[iii]。

2、教育质量

重视课堂教学、重视教师的中心作用、重视书本知识传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抓双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造成学生负担过重，但对教育质量在发展方向上比较重视和关注：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1985年5月，我国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三个面向”为指针，阐述了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框架，同时指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主张和宗旨。1993年2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使邓小平同志的关于“三个面向”的教育战略思想得以进一步落实，确立了新时期乃至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内容和步骤，其所贯串的思想仍然是以“三个面向”为指导的素质教育思想，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3、均衡性发展

政策不均衡，对重点中小学校特别是对为考大学作准备的中小学校在资金、人才、教学设备设施方面都有较大的倾斜。地域不均衡开始扩大，东、中、西经济水平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经济对人才的诱惑势不可挡，加之以民为主的教育投资方式使不发达地区限入困境。有学者认为：对不发达地区给予较少或不予资助的做法实际上是实行变相的对发达地区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发达地区吸纳的高素质人才，其义务教育的培养成本来自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因此，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教育成本分担原则，将本应给予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转向非发达地区也是合理的。

二、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深入阶段（1993－2005）

（一）主要内容和特点

1、管理体制上

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为主，并走向成熟。国家为了挽回重心过低而造成的损失，明确农村县级政府经费统筹管理权，并且加大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iv]。

2、教育经费上收费制度和经费保障制度及投入

1994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指出：县级政府在组织义务教育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包括统筹经费，调配和管理中小学校长、教师；乡镇负责义务教育的具体工作，包括征收教育附加费、筹措初中基建费；村负责小学基建费。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在03年农村税费改革前基本上采取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作为义务教育部分的初中教育和小学教育，费用实际上是由农民来承担。农村税费改革后，明确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体制，保证了教师工资的发放，但由于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教师工资部分占据了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普遍在50%以上，财政投入严重满足不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

（二）政策出台原因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和国家税费政策不断变化是造成这一时候农村义务教育不断发展改变的重要原因。继东南沿海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及扶持政策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GDP连年增长保持在10%以上，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逐步加大。由于经济的发展，第二、三产业产值分别超过第一产业，并且比重越来越大。城乡差距扩大，税费改革进一步一进行，先是农村税收支持城市逐步转向减轻税费甚至免除税费支持农村。

（三）政策产生效果

1、就学率

就学率波动起伏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并认为教育是未来的希望所在，积极送孩子上学。但另一方面因投入较高，税费较重，贫困地区读不起书的依然较多，通过社会途径的社会募捐虽然起了很多作用，像希望工程等，但仍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尽管政府通过各种努力，规范管理制度，改革税费制度。如：1995年8月，国家教委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各地应当针对农村教育附加费征收、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教育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附加费的征管办法，加强管理，切实做到足额征收，并保证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不得挪作他用[v]；从2001年开始税费改革，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vi]；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两基”仍然没有办法达到90%。农村中小学就学率也只有90%多一点。

2、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颇受非议，并认为这一时间期教育教育不符合发展要求，素质教育被轰轰烈烈地推上台。1999年2月，国务院批转实施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更是在突出位置再次重申关于“素质教育”的思想，其第一部分，以“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为标题，强调“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主题依然是推进素质教育。又是在此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布，一个实施素质教育的新浪潮，又在我国形成。又过了一年多，《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再次强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1997年10月29日，国家教委颁发《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在中小学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拉开了素质教育从典型示范转向整

体推进和制度创新的序幕。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并召开了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了素质教育的内涵，以及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举措。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vii]。

3、均衡性发展

教育投入在经济总量中分配不均衡，我国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8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最不发达国家水平[viii]。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严重失衡。其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及不同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和占有的非均衡性[ix]。有限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投向城镇，城乡差别较大，且有扩大的趋势。1993年，我国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2倍。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构成为例，在全国5721.57万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校的比重是57.2％，而教育经费支出占初级中学总经费支出的47.8％；全国初中学生均教育费支出（含城镇和农村）为1102.50元，其中城镇为1423.85元，农村为861.64元，农村初中生人均支出仅为城镇初中生人均支出60.5％；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8.72元，其中城镇为515.27，农村为310.58元，农村生均支出为城镇的60.3％[x]。其二，高等学校与义务教育投入的非均衡性。目前，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占各类在校生总数近80%，而经费投入却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国家教育教育投资过于向高等教育倾斜，义务教育投资比例相对偏低。其三，国家与农民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失衡。长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主要以农民投入为主。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事实上主要由农民承担。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所占比重维持在50%-60%之间，其它40%-50%来源于集资、摊派、教育费附加及捐款和学杂费等11。

4、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但仍然是以民为主。在没有税费改革前，教育部门向学生收取教育附加费等税费，税费改革后跃然有一程度的减轻，但政府的投资并没有增加，义务教育开支仍旧依靠收费和筹资，甚至借债。因此，学校为了缓和矛盾，积极向社会筹资。口号十分响亮，比如：集资建校合理合法，为官一任 兴教一方。1991年以来希望工程行动，向社会各界捐资，在为校舍建设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上取得一定成绩。

5、经费保障

以县为主的体质，在政府挑大头的作用下，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向社会集资是这一时期经费的主要来源。从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间，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6944亿元，其中各级政府投入3713亿元（不含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教育费附加965亿元，农村捐集资经费达到596亿元，杂费631亿元，其他1039亿元。一些地方教育经费仍入不敷出，各地普遍出现举债办学、拖欠教师工资，以及向农民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等现象，这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根源12。

三、农村全面义务教育新阶段（2006年至今）

（一）主要内容和特点

1、管理体制上

200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规定核心在于强调教育公平，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基本内容，即由国务院和地主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13。两免一补（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及对其中的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在全国全面推开。

2、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及投入

在教育经费投入上，由国家负担，地政府配套，省、自治区、直轄市负责统筹。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规定分项目、按比例负担。2007年7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财 [2007]10号）规定：针对义务教育经费机制改革存在的问题，要求进一步严格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禁止各种变相收费；要求进一步细化农村中小学预算工作；要求确保“一补”政策落实到位；要求依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职工合理收入，要求积极做好“普九”债务清理化解工作14。2006年，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给农民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农民有更多的经济能力偏向教育。

3、教育质量

各种声音此起彼伏，素质教育在农村开始发展。国家努力为农村义务教育创造条件，配备教师先后采取措施有：专业师范类、高校定向招培、青年志愿者、三支一扶等，教师水平改善较大。到2009年秋季，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施新课程，各省份基本上进入新课程。2010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规定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资格标准。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逐步推行小班教学。配齐音乐、体育、美术等薄弱学科教师，开足规定课程。大力推广普通话教学，使用规范汉字。课程改革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发挥了核心和关键作用，带动了基础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考试评价制度、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整体推进。各地注重德育为首，育人为本，开展阳光体育，增进学生体质，加强美育熏陶，塑造高尚情操，努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局面逐渐形成，以素质教育理念为核心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中小学素质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15。

（二）政策出台原因

经济形态已经发展到工业化时期，新农村建设是历史的必然，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亦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时期已经达到也必然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所以国家对三农采取“少取”“放活”“多予”的方针，新农村建设走到历史的前沿，自然让人民群众特别是一直奉献的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国家有财力对义务教育承担起责任，农村义务教育亦真正地进行全面义务教育，即不收学费、杂费。

（三）政策产生效果

1、就学率

农村中小学就学率基本实现预期目标，九年义务教育达到95%以上。由于义务教育的实现以及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使得因穷困和外出农民工子女有条件读书，打破了因无钱读不起书和城乡差别的义务教育。

2、均衡性发展

均衡发展是这一时期取得义务教育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其一是城乡格局下的因户籍制度造成异地就学难问题得到解决；其二是农村内部教育条件不均衡问题——因无钱读不起书亦有所缓解。

3、基础设施

校舍建设基本满足中小学生的需求，主要是对旧房屋的修缮，以及危房改建上。在税费改革前，学校发动各级力量：政府、社会、特别是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等，校舍基本到达小学各村覆盖，初中各乡镇覆盖。税费改革后，不再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但政府加强投资力量，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对学校的支持，旧房修缮，危房改造基本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

[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1977－1982

[3]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78－1993年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1993年

[4] 孔祥智编著、崛起与超越——中国农村改革过程及内在机理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资料来源：国家教委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教策［1995］5号）

[6] 摘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59.htm?fr=ala0_1

[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8] 王善迈、袁连生主编：《2001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张谋贵：“农村税费改革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的深层分析”，《中国研究》2002年第12期。

[10] 教育部：《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报》，2003年12月16日。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81。

[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参见杨瑞春：“谁在为农村义务教育买单”，《南方周末》2002年3月14日。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

[14] 摘自中国教育和计算机信息网http:///zong_he_778/20070815/t20070815_249069.shtml

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政策的演变 篇6

关键词职后培训政策 中小学教师 学历补偿教育 继续教育

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是指其承担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后，接受一种有组织的教育教学知识传递和技能提高的行为。建国以来，针对职后培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围绕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阐明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对其背后的价值理念进行分析。

一、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政策的演变过程

我国关于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的培训、从学历补偿到继续教育和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过程。

1.学历补偿为主的教育

建国后，我们很快建立了教师教育体系：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主要培养高级中学教师，师范专科学校主要培养初级中学教师，中等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小学高年级师资，初等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小学低年级师资。到了60年代，逐渐取消了初等师范学校，小学教师都由中等师范学校培养。这表明，我国规定高中教师是本科毕业、初中教师是专科毕业、小学教师是中师毕业。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政策法律，如教育部《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1978年10月）和《关于中小学教师队伍调整整顿和加强管理的意见》（1982年8月）、国家教委《关于基础教育师资和师范教育规划的意见》（1986年3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4年），都重申了这一规定。

由于教师教育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很多不合格教师进入教师队伍，所以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教师职后教育的政策主题是“学历补偿”培训，即对没有达到规定合格学历标准的教师进行的学历达标培训，这一思想在很多政策中都有体现。

建国初期教育部的一些文件就指出了在职教师培训任务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1955年，教育部分别在《关于加强小学在职教师业余文化补习的指示》（7月19日）和《关于加强中等学校在职教师业余进修的指示》（11月7日）中明确，今后若干年的任务是实施学历达标培训。

改革开放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的相关文件中都坚持以“学历补偿”为主的培训。例如，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1977年12月）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1980年8月），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1986年2月）等，这些政策都强调今后在职教师培训的任务是使现有不具备合格学历的教师取得合格学历。让小学教师多数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教师多数是师范专科学校毕业，高中教师多数是师范学院毕业。

上述政策表明，从建国之初到90年代，我国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的重点是学历达标，目的是尽快改变他们学历不合格现状。

2.从学历补偿到继续教育

1999年9月，教育部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简称《规定》）中指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指对取得教师资格的中小学在职教师为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进行的培训。该定义表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对学历合格教师提供的培训，是对他们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进一步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的一种教育。

90年代中后期，教师职后培训政策一方面强调“学历补偿”，一方面又提出了继续教育的任务，但是最终的取向是继续教育。

国家教委《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1996年12月）和《关于“九五”期间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1996年12月）都强调：“九五”期间教师培训的重要任务依然是学历补偿，但同时也都指出了要实施继续教育。通过继续教育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培养一批骨干。1999年3月，教育部《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中在强调进行学历达标培训的同时，也强调要把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重心从学历补偿教育转向继续教育。

《规定》明确指出：参加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法保障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实施。这表明教师参加继续教育是他们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也是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还表明了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另外，文件还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原则、周期、内容、类别、组织管理、条件保障、考核与奖惩等都进行了规定。这是90年代末，关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我国出台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规章性文件，该文件表明了我国职后教师教育政策的主体转向了继续教育。

90年代，不仅政策中提出了中小学继续教育的思想，而且颁布政策予以落实。1996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设置和试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报告》指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收对象为大学本科毕业，具有三年以上第一线教学经历的基础教育的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在职教育硕士属于对合格教师进行的提高学位层次和综合素质的继续教育。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该计划中“跨世纪园丁工程”内容之一是，3年内对现有中小学专任教师进行全员培训和继续教育。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工作重点从学历补偿逐步转变为以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主的继续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及“跨世纪园丁工程”表明，我国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

由此看到，90年代的教师教育政策关于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把具有不合格学历的教师提高到合格学历水平，二是使合格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进一步提高。

3.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21世纪，我国虽然还存在教师学历不达标状况，但是此时教师教育政策主要指向了继续教育，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这一时期的政策主题。《规定》明确指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

继《规定》颁布后，教育部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1999～2002）》（2000年3月）和《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2002年2月）等，这些政策都明确，要“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这些政策还就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全员性与全国性的特点进行了明确：继续教育要实行全员性培训，要面向全体中小学教师。这种全员性培训不是大家都参加统一模式的培训，而是要分门别类地对其进行培训。例如，有新任教师、在职教师和骨干教师培训；有计算机和其他学科培训；有培训者和非培训者的培训；有学历和非学历培训等。这个时期的学历教育主要是对取得国家规定合格学历的教师进行的培训，是为了提高他们学历层次而实施的培训，它是继续教育中的一个内容。

这种全面性还体现在继续教育要逐步从部分地区扩展到全国。很长时间以来，我国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城市教师的培训，21世纪的教师培训政策除了关注城市及发达地区的教师继续教育外，还关注农村和西部等地区的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的培训，要加大对西部地区教师教育的支持力度，实施西部教师培训计划。2003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强调了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加强农村教师培训工作，实施“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

为了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政策还从培训手段上进行了明确。教育部于2003年9月启动了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该计划主要是运用远程教育手段，整合优质教育资源，高质量、高效益地实施继续教育。2004年9月，教育部还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组织实施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的意见》，以此加快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步伐。

2010年6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从2010年起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即我们通常说的国培计划。该计划包括“中小学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国家希望通过这两个项目继续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二、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政策演变的价值理念

政策演变表明，我国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政策经历了以学历补偿为主的培训、学历补偿与继续教育同时存在、全面推进继续教育的演变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强调了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中小学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达到一定学历后还要持续不断地学习，所以国家要提供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通过两种教育，促使教师持续不断学习，提升教师人力资本质量。

1.通过学历教育提升教师的人力资本质量

学历教育是从入学、培养到毕业都在国家统一管理和指导下进行的教育。学历教育要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根据学生入学考试成绩录取学生；要按照事先制定的、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教学；要根据学生完成培养方案情况、根据各科考试成绩及毕业论文撰写情况发放国家统一印制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与非学历教育比起来，学历教育具有更大的权威性、更强的规范性。

学历是一个人的学习经历，表明了他接受教育的程度。虽然这种学习经历并非能够完全决定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一般来说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比没有接受过的人，其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高，工作效率也更高。与非学历教育比起来，人们普遍认为学历教育含金量更高，更具有符号性意义。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认为：“人才开发如果以学历为标准的话，那么学历层次与脑力劳动能力的比值将有25倍的差距，大学∶中学∶小学=25∶7∶1。”[1]所以，学历反映了一个人本身的资本含量，反映了其对社会的价值。这表明学历教育更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更有利于提升教师素质，从而促进学生和学校发展。

鉴于学历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一些发达国家都很重视中小学教师学历，要求教师要有本科学历。不仅如此，很多国家还倡导提高教师学历水平，吸收具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人作中小学教师。我国也认识到了学历对发展教育的价值，所以改革开放后，在追求学历达标的同时，国家又提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的思想。2012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指出：“修订《教师资格条例》，提高教师任职学历标准。”这表明国家不仅仅倡导提高中小学教师学历水平，还准备通过法规形式提高教师职业入门的学历要求，也表明了国家对中小学教师学历的重视程度。

为了提高学历，很多国家都把学历教育作为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学历教育对促进社会、促进教育发展的意义，所以建国后我国教育政策的价值追求就是学历补偿教育，使学历不合格的教师达标，之后进行学历提高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进入继续教育时期，此时期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供学历教育，目的是提高教师学历层次。国家在1996年为中小学教师专门提供了教育硕士渠道后，于2008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又为中小学教师获得更高学历提供了专门渠道。

2.通过继续教育完善教师的一生发展状态

学历教育虽然很重要，但它只能是教师培训的内容之一，不能成为全部，教师发展还需要持续不断的继续教育。

（1）学历教育不能贯穿教师职业生涯的始终

虽然教师学历表明了他们具有从事教育教学的最起码资格，高学历者表明了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与能力的起点，但是这些都不能表明他们未来一定是合格教师。学历是人们一生中某一阶段的教育经历，一般来说本科教育4年、硕士研究生2～3年、博士研究生3～4年。以此来计算他们从教时间：目前大多数学生22岁或23岁大学本科毕业，24岁或26岁硕士研究生毕业，28岁或30岁博士研究生毕业，按照到60岁退休计算，他们从教时间大约是30～38年。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快文化社会，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会发生很大变化，“人凭借某种固定的知识和技能就能度过一生，这种观念正在迅速地消失。”[2]如果没有后续的教师教育，教师很难跟上未来社会发展步伐。终身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人的一生中需要不间断地进行的一项比任何社会活动都重要的行为。”[3]即便是博士研究生毕业，尽管他们的起点很高，也具备了创新研究的基础，但是教育的传递特征使得他们的知识、技术是建立在以往社会发展状态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未来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所以，他们如果不持续学习，其对教育的贡献很可能也会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只有学历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学历后教育。

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终身教育理论表明，教育应该持续地进行，应该贯穿人的一生，而不仅仅是某个阶段的教育。终身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保罗·郎格朗（Parl Lengrand）认为，教育应该帮助人在其一生中不断学习和得到训练的结构和方法。[3]在终身教育理论影响与指导下，很多国家都开始了继续教育，我国也进入了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阶段。

（2）继续教育有利于完善教师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状态

继续教育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要求。人的发展理论表明，人们在一定时期的发展经历起始阶段、成长阶段、初成就期、高成就期、下滑期、衰败期，最后进入“死亡之谷”。一般来说，当人们达到高成就期后，由于心理满足、知识陈旧、经验过时、思维定势、成就动机减弱等原因，会出现职业发展缓慢、停顿、下滑等现象，我们称之为老化现象，包括思想老化、知识老化、技术老化、心态老化等。美国教育家学会曾经对教师的成绩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教师在最初的教学中，其教学效果呈现上升趋势，隔了五六年以后，其成绩不像以前那样快了，甚至有逐步下降、衰退现象。[5]美国教育家学会的考查，验证了教师老化现象的存在。

教师这个职业每天要面对几十个、甚至上百位学生，其知识、技术、品质的输出量很大。心理学中的“孔雀开屏现象”表明，人们都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他人，就像孔雀打开自己的美丽羽毛一样。如果教师只是一味展示自己“美丽”的一面，而没有补充“美丽”的来源，时间长了教师就会枯萎，呈现出老化现象。处于老化状态的教师没有发展欲望、没有进取心，结果不仅仅自己职业生涯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学生发展。

人的发展理论表明，教师可以走出“死亡之谷”，改变老化状态，其办法就是及时汲取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教师的继续教育可以帮助教师调整心态，给予教师发展动力，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高他们追求智慧的能力，使教师更加充实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从而也促进学生的发展。

在教师的一生中，老化现象不只出现一次，很可能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社会发展越快，老化现象出现的也就越频繁。因此，对于教师来说要持续不断地学习，持续不断地寻找自己发展的新生长点。所以，国家在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政策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05～07）》（2010年）及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2011年1月）都指出，教师的继续教育周期为五年，每五年对全体教师培训一遍，其培训学时从每五年累计不少于240学时增加到360学时。

参考文献

[1] 俞家庆主编.教育管理辞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2] 保罗·郎格让.终身教育导论[M].腾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 吴遵民，等.现代终身学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4] 董士贞，等.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7

一、美对日经济政策的演变

20世纪20年代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是美日矛盾尖锐的产物, 也是谋求缓和矛盾的努力。在华盛顿会议上, 美英联合迫使日本接受对华“门户开放”的原则, 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迷梦。美日之间的矛盾, 以日本的妥协暂时得到解决。但是暂时的妥协又预示新一轮对抗的开始。此后, 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 新建东亚国际关系格局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面对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与冲击, 美国除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遏制日本以外, 更主要的是把当时对日本具有特殊意义的美日经济关系作为对抗日本的手段。纵观20世纪30年代初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极不稳定, 时而软弱时而强硬, 既有妥协, 又有抵制。总的来看, 是一个在克服国内外政治经济上的阻力中逐步由软弱到强硬、由妥协到抵制的过程。

随着日本蚕食美国在华利益的日益严重, 正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所说:“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和权益正在遭受日本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的侵犯。美国国民有充分的证据, 认为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 企图控制亚洲广大地区, 在这个区域建立排他性的经济制度。此外, 日本还以轰炸海岸等多种多样的行动干涉美国的权益。这种干涉, 决定着今天美国国民的对日态度。”美国国务院开始围绕对日制裁的具体措施进行研究, 决定实施“从禁止特定商品的贸易到全面断绝与日本的通商关系, 从停止对日贷款到外汇管理控制并对船舶、商品、关税进行管制”等措施。但1911年双方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仍然存在, 成为实施该政策的障碍。有田声明 (1) 发表之后, 美国国务院认为表明废弃通商条约以示强硬态度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此时在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意见。主张对日经济制裁的积极派认为, 只有美国采取坚决的态度, 才有可能阻止事态向武力方向发展, 并能有效让日本从实质上修改“东亚秩序声明”;而反对对日经济制裁的一派则认为这无疑会使日本国内经济陷于混乱, 加大武装战争的可能性, 从而有利于日本军部势力更迅速的膨胀。1939年6月, 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 在在华利益上做出了单方让步, 这成为美国在远东政策上转变以往消极态度的契机。7月26日, 美国国务院发出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通告。1940年1月26日, 《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失效。这样一来, 美国对日经济制裁开始脱离法律的拘束而转为自由行动。7月2日, 美国发表了对日禁运清单:第一、一切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第二、当时被列入非常时期的战略物资, 包括铝、镁在内的一切原料;第三, 飞机零件、装备、附件、光学仪器和金属加工机械。但该项命令却没有将日本最需要的石油和废钢铁包括在内。美国政府本身对这种禁运的效果是明了的, 禁运清单公布后, 赫尔国务卿就通过约翰逊向中国政府做了说明, “其言虽委婉, 其宗旨则甚明显。此项独立政策正待时展开, 不久将有进一步的表示。”其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罗斯福不得不在对日态度上仍保持克制。赫尔此番表态即是说, 目前行动不宜太强硬, 待大选后, 方可进一步行动。

虽然美国越来越严格限制对日物资输出, 但此时美国依然亟欲避免同日本作战, 希望通过与日和谈来避免或延缓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从1941年3月8日起, 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开始举行会谈, 但谈判并未取得任何成果。7月2日, 日本御前会议做出决定, 按既定方针实施进驻南印度支那, 为达到目的而“不惜与英美开战”。美国在获悉这一情报后, 立即采取了强硬的经济制裁手段。7月21日, 代理国务卿韦尔斯指示远东事务司司长霍恩贝克起草三份命令:第一份、冻结日本和中国的在美资金;第二份、禁止或限制日本丝绸输入美国, 如果这么决定了的话, 其他货物也将禁止或限制输入;第三份、把对日出口的石油限制到“正常的”数量, 并降低可以输出的汽油和润滑剂的品级。26日上午, 罗斯福正式颁布“冻结”命令, 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 禁止所有石油运往日本。至此, 美日经贸关系的大门已基本上关闭。对于绝大多数战略物资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 这一措施对它的打击是致命的。它迫使日本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停止征服, 要么与美国及欧亚各国发生全面战争, 日本选择了后者。

二、美对日经济政策演变的背景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一步步扩张, 利用对日本有特殊意义的经济关系, 对日本一方面采取绥靖政策的同时又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抵制。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对日经济政策, 有着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国际政治是各国利益的表现。美国采取的每一项政策, 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维护美国的自身利益。30年代初, 胡佛政府之所以采取“不承认主义”,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而影响到经济危机期间显得十分重要的美日贸易关系。对此, 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在“九一八事变”后坦率承认“美国不同意制裁日本, 因为那样会破坏日本的经济, 从而危害美国的对日贸易”。在经济危机年代, 美国把维持和发展美日贸易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重要途径, 因为日本是当时美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国。日本为对外扩张, 急需发展重工业, 这正是美国恢复经济所需要的市场。在“天羽声明”发表后,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助理汉米尔顿认为, 美国应该像以往那样继续做生意, 没有理由成为一个反日运动的带头人。另外, 当时美国国内普遍认为, 日本在远东的侵略, 首先损害的是英国的利益, 威胁了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安全。美国认为自己的远东利益较英国为小, 不愿为了英国利益而站到第一线对付危局。

30年代, 对于日本的扩张和对华盛顿体制的公然挑战和破坏, 美国之所以未能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手段, 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源于18世纪末的孤立主义主张不介入强国之间的勾心斗角, 而专心于国内的建设。自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告别词》中告诫国人应“孤立”于欧洲纷争之外以来, 美国外交政策就深深的打上了孤立主义的烙印。一战前美国的中立及美国拒绝加入国联就是最好的证明。此时, 孤立主义者们对罗斯福的强硬外交政策极为不满, 认为“罗斯福总统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解决欧亚两洲年深日久的争执, 所以每逢美国国会和人民要限制他干预外国事务的权力时, 他都要抗拒。要是欧亚两洲发生大战,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很快就要把美国拖进去”。1937年, 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后, 孤立主义者极为震怒。美国的一些舆论指责罗斯福是战争贩子, 在“指示美国人民走向战争的道路”, 甚至民主党的一些议员也站到了反对者的一边, 提出要“坚持美国的堡垒”。罗斯福在谈到这些经历时曾说, “你一心想领导人民前进, 回头一看, 跟着的却一个也没有, 真可怕啊!”直到1940年7月, 美国《幸福》杂志就日美关系向企业界人士 (一万五千名) 作一次征询意见的调查, 结果主张绥靖的占40.1%, 主张听其自然的占35%, 主张实行强硬政策的只占11.1%。出于政治需要, 罗斯福不得不“顺从民意”。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 他不得不只能在民意与他所认为的国家利益的交集里行使他的职权。整个30年代,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不受制于孤立主义的影响, 在对日制裁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此外, 美国之所以迟迟未对日本实行全面经济制裁, 是因为担心将会迫使日本同德意结成同盟, 共同对付美国。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 美国又希望通过不对日本采取强硬行动而过分刺激日本, 达到离间德意日集团、瓦解三国轴心同盟的目的。当然, 美国的这一厢情愿的做法在日本的扩张野心面前, 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但它毕竟在延缓战争、赢得备战时间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日美交涉的最终失败,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三、结语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8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引入我国后,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依赖出口转向内需拉动, 其重要程度必将进一步加强。根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2012) 》统计, 我国2012 年参与互联网购物的用户已经达到2.5亿人左右, 通过互联联网进行的零售交易额达到13000亿元左右, 其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率已从2008年的1.1%上升到6.3%。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对我国经济总量发展的贡献, 其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和促进就业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和作用。

首先, 电子商务有利于我国农村的产业升级和促进新型农村现代化建设。根据阿里研究中心2013 年8 月13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2012 年底, 淘宝、天猫平台上注册地在农村 (含县) 的网店数为163 万个, 其中在村、镇的淘宝网店达到59.57 万个, 由此可见, 我国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农产品的销售。销售环节一直是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薄弱环节, 由于我国传统销售网络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 大多数利润被中间环节获得, 因此经常发生一方面农产品定价高, 而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并没有增加的情况。黑龙江省是我国农业大省, 农产品不仅种植面积大而且数量和质量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 但由于农产品流通体系欠缺, 致使我省农产品价格长期在低位徘徊, 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农村主要劳动了纷纷出外打工, 这不仅对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还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如留守儿童等。电子商务尤其是鲜活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使农民直接与消费者相连, 不仅省略了中间环节的费用, 还可以扩大销售的范围。一旦农民通过电子商务从农业生产中获得了更多实惠, 他们就更愿意返乡, 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改变本省农村的现状, 就像在一些电子商务发达地区农村流传的“在外东奔西跑, 不如在家淘宝”。

其次, 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小微企业和个人就业的发展。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的研究显示, 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的主要税收征管问题集中在C2C交易平台, 与国外C2C平台主要是个人在二手市场的交易不同, 中国C2C交易平台中包含了大量的小微企业和兼职经营的个人。在我国, 发生在淘宝上的个人间交易占我国个人间交易份额的95%以上, 年交易额约为8 000 亿元左右。交易额看似很大, 但这8 000 亿元的交易额是由淘宝上的700 万户在线用户完成, 因此平均到每一家的年交易额十几万元。电子商务为我国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提供了又一条出路。电子商务具有经营成本低、时间灵活等特点, 对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人来说是进行自我创业的最佳渠道。我国在很多高校也都举办了一些电子商务创业大赛, 是学生尝试自主创业。可见电子商务对于我国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就业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相关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演变

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制定往往与该国长远经济发展目标密切相关, 国家往往也可以通过相关的税收政策对某个行业进行有计划地调整, 使其能沿着健康的发展轨迹前行。电子商务对于我国民众来说还只是在近几年来才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但由于其迅猛的发展势头, 近年来对于电子商务是否征税, 如何征税,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首先, 让我们梳理一下我国对于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发展轨迹。一般认为我国电子商务最早兴起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当时还仅限于一些商贸企业尝试了解这一发端于大洋彼岸的新型商业模式。2000 年之前我国政府对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并没有相关讨论和规定。进入21 世纪后我国电子商务开始进入起步阶段, 社会各界也开始逐渐重视。2005 年1 月,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了电子商务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建议。为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推动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建设, 2005 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正式实施;为了规范网上支付行为, 2006 年3 月我国颁布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为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 2007 年3 月商务部颁布《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 (暂行) 》, 为网上交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指导建议。随着2008 年全球进入金融危机, 我国经济由主要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 我国电子商务得到了快速发展, 与之相关的相应税收政策也越来越多。2008 年11 月10 日, 北京市地税局公开了网络交易税征收具体规定, 《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实施;2011 年6 月, 武汉国税局在国内第一次针对淘宝网店开出了430 万元的税单, 这开创了我国对于淘宝电商征税的先河。伴随着近两年对电子商务征税的呼声愈来愈高, 2013 年4 月1 日,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网络发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2014 年3 月,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了《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尽管对电子商务征税的配套政策正在不断完善, 但直到今天我国仍没有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

三、黑龙江省电子商务发展与税收政策的有机协调

(一) 电子商务发展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从美国和欧洲电子商务逐渐从不征税到征税的税收政策演变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国电子商务走向成熟之后, 电子商务征税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作为农业大省的黑龙江省如何利用现有的电子商务不征税这一税收政策, 发展本区域电子商务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我省应建立以绿色食品为依托的电子商务特色化新农村。根据黑龙江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我省将在“十二五”期间建设一批特色小城镇, 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我国近期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的指导精神, 笔者认为, 黑龙江省作为我国的主要农业和林业大省, 重点是如何盘活本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和林产品, 使其真正能够发挥最大的协同效益。由于黑龙江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 绿色农产品和林产品是该省的特色产业。但由于该省不利的地理位置———远离我国经济核心区域和历来缺乏浓厚的商业氛围, 致使该省农民坐拥很好的资源却发挥不出效益。基于对农业生产的保护, 我国即使将来对电子商务征税, 但对于农产品的电子商务也会有相应的税收优惠。电子商务的无界性正好可以弥补我省的地理位置的劣势, 而电子商务的便捷性也可以为我省农民发挥自身优势, 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推销自产绿色食品, 形成品牌化, 当时机成熟时也可有政府进行引导、扶持下形成有自己特色绿色食品的电子商务村, 真正构建“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集群”发展格局。

(二) 电子商务发展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扩大地方就业

2013 年淘宝交易额约为8 000 亿元左右, 占我国网络个人间交易份额的95%以上。交易额看似很大, 但这8 000 亿元的交易额是由淘宝上的700 万户在线用户完成, 因此, 平均到每一家的年交易额十几万元。我国C2C交易平台中包含了大量的小微企业和兼职经营的个人。黑龙江省位于我国的东北地区远离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中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经济多以重工业、农业和林业为主, 民间历来缺少商业氛围, 毗邻俄罗斯经济欠发达的远东地区, 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制约着其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跨地域性特点, 为该省发展第三产业和小微企业经济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我国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对于小微企业纳税设置了起征点, 经营额没有达到起征点的企业不征税。由于我国电子商务零售企业, 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和兼职经营的个人, 对其征税与否对我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大, 但由于其吸收人员就业的能力显著, 因此, 是解决本地就业的一个好的渠道。

结语

本文以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演变对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入手, 阐述了作为农、林业大省的黑龙江如何利用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发展变化, 促进本省农、林及小微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亚平.国际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对我国的启示[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3, (12) :41-43.

[2]劳开骏.基于资质认证平台的间接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模型与实证[J].财经纵横, 2013, (12) :129-131.

[3]夏青松.我国农民电子商务创业存在的问题研究[J].滁州学院学报, 2013, (12) :32-34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9

1 知识产权政策的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作为制度基础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鼓励私人, 尤其是对工业和科学领域的R&D进行投资, 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 知识产权保护增强还可以刺激企业增加自主研发投入, 增强组织学习, 从而提高技术创新加速自身的技术进程, 提高生产率。外溢效应的存在使得创新型企业的部分技术创新成果被模仿型企业所模仿,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型企业的积极性, 因此需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成果加以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组织学习的积极性, 进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确保来自它拥有的难以复制的知识资产以及对这些难以复制资产的利用和管理, 从而才有可能使占有的技术知识成为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知识产权给予创新者一个合法的权利阻止他人使用自己的创造或者是允许他人有条件地使用。所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得企业有学习知识, 进而产生新知识的积极性。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激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发明;促进信息的获取和传播;促进技术转移。然而, 学术界也存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往往会在短期内表现为负效应, 即在享受知识产权制度的动态收益之前往往会在短期内承受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积极影响往往迟于消极影响的出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最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活动中模仿率的下降, 侵权和盗版行业必然会被削弱。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 大量劳动力就业于从事仿冒、盗版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业, 有的甚至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一旦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保护, 首先就会形成极大的产业转型和劳动力转移压力[2]。另外, 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中国吸引外资具有负的显著影响[3];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 需要付出大量的制度建设、实施和管理成本。有关研究证明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双向效应的存在。例如, 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加强的国际趋势,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技术扩散实现技术跨越产生了双向的影响——既为技术扩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同时也提高了利用技术扩散的成本;也有研究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认为从技术产出的角度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专利保护的强化使专利申请倾向有了大幅提高;但是, 从投入角度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研发投入带来的影响却是负面的。

以往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研究大多从单一变量出发, 或者利用几个变量简单替代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再或者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定性描述。而实际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完整的制度体系, 它是中国国家创新战略整体的一部分, 与创新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关系入手, 量化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同演变关系, 从政策的本身内容出发揭示国家政策目标的内在关系与变化趋势。

2 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量化。很多学者已经从政策本身出发探索了政策量化研究的新视角。加里·D·利贝卡普[4]将美国内华达州关于矿产权的活动浓缩成法律变革指数, 并且将政策进行了量化处理并对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统计分析;以创新政策的效力与类别为基本维度, 刘凤朝和孙玉涛[5]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2005年的创新政策历史演变路径进行了研究。但是, 上述研究仅仅限于描述性统计分析, 忽视了政策本身的内容。本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量化参照了彭纪生等[6]的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两类政策的协同演变问题, 本文对两类政策的政策目标进行了量化分析。对政策的协同定义主要是从政策目标协同出发的。柳卸林[7]认为创新政策的本身就要求全面的要素协同;彭纪生从技术创新协同论的理论逻辑出发专门研究了政策之间的协同问题;Can Huang[8]等剖析了中国创新政策的组织及框架机构, 也强调政策本身需要协调一致;柳卸林总结了中国激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 并强调不同政策的协调一致, 有机配合。

本文收集了从中国1978年到2008年12月31日, 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各项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政策, 从中选择相关性最强的479项政策。然后对这479项政策进行梳理, 对每一部法律法规, 从发布时间、机构、机构属性、法律效力、法规背景、指导思想、核心理念等进行分类、整理, 将其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单独列出, 与其它创新政策一起形成技术创新政策数据库, 具体的分布统计如表1。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政策目标比较单一, 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而对创新政策目标的赋值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四个方面进行。这四个方面涵盖了创新政策除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发挥的绝大多数功能。自主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 知识产权保护是自主创新的基础, 是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是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的法律保障。而技术引进是体现国家“以市场换技术”初衷的战略目标;消化吸收对于一个国家引进技术能够产生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 更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与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之后,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本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量化标准主要参考了彭纪生等的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目标与创新政策目标的协同度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1978, 2008] (1)

PCi表示i年颁布的技术创新政策中目标协同状况。不同的是, 此处N表示i年颁布的政策总量, Pj表示i年第j项颁布政策的力度, PDj和PDjl分别表示i年颁布的第j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当年创新政策中第l项政策目标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的值。

3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同演变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与创新之间的协同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单就知识产权保护的变化趋势来看, 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81年) , 知识产权保护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1982年开始, 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逐渐开始实施, 提出了在技术发展过程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在1996年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这个结论与韩玉雄和李怀祖[9]的研究结论存在一点差异。韩玉雄和李怀祖的研究结果表明, 1995年开始由于中国入世的不断努力, 使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开始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而本文认为, 虽然1995年中国颁布了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但是政策的实施与真正起到作用仍需要一段时间, 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增长的拐点应该从1996年开始。1996年之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上升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增长阶段。而从2004年之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了一个平稳的时期, 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

从图1还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引进的政策目标协同度最低, 而且出现的时期最晚 (1987年) , 说明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过程中, 采取的是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 日本和韩国) 采取的策略是一致。无论在国际经济理论学界还是在国际政策谈判中, 都存在这样的争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鼓励创新而促进技术进步, 但同时也抑制了后发国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与模仿, 从而不利于后发国的技术赶超。基于南北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 Helpman[10]得出的主导观点是——加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模仿成本, 不利于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后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极少数后发国家, 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日本和韩国通过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帮助了国内企业模仿国外技术,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但是大多数后发国家, 如印度虽然也采用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但却没有实现技术赶超。张亚斌, 易先忠, 刘智勇[11]通过拓展的南北技术扩散模型分析了同时进行自主创新与国外模仿的后发国的技术赶超问题, 认为在技术进步初期, 后发国较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Gould和Gruben[12]的研究也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竞争较弱和高度保护的市场中很小。所以,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借鉴了其它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 同时也是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程度相符合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程度最高, 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跃迁机制, 大致的年份出现在1992年。1992年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份。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自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并且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图1可以看出,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变化存在比较波动的状况之外, 知识产权保护与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之间的协同都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1978年以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之间的相关系数统计见表2 。

** 表示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

从表2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消化吸收的相关性最高 (相关系数伟0.861, 在0.01水平上显著) , 说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的促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这一研究结果与Kanwar 和Evenson[13]以及其它相关研究的结论相契合。在竞争性市场中, 知识的租金价格为零。知识的排他性取决于知识的性质和决定产权的经济制度。如果知识是排他的, 则新知识的生产者可以按正的价格出售知识的许可使用权, 从而有望获取正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 使新思想的开发者拥有一定程度的市场控制力。创新者拥有对使用其思想的独占权并向最终产品生产者出售许可使用权。所以, 知识产权给予创新者一个合法的权利, 阻止他人使用自己的创造或者是允许他人有条件地使用。垄断利润是企业对技术进行消化销售, 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的回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给予暂时的垄断尽管是一个次优选择, 但是它提供创新的动力以鼓励长期的经济增长。

同时, 从表2还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具有较强的正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832, 在0.01水平上显著) 。既然知识的创造和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成为促进新知识产生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制度安排。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于优化自主创新环境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于它为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创建了制度保证和法律环境, 能够激励创新主体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并促进创新成果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起着重要作用。技术创新是实现发明的首次商业化应用, 是科技成果商业化的过程。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的积累,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明确科技成果的权属并加以保护, 促进了技术交流与合作。技术创新主体可以采用有形商品进行销售的方式获取常规产品所无法获得的高额利润。同时创新主体也可以通过无形商品 (知识产权) 进入市场, 采取知识产权转让方式获取比有形商品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知识产权制度使创新主体产生高额投资回报, 使主体利用市场反馈信息及投资回报进行技术再创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使科技创新始终面向经济主战场, 实现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

4 研究结论

从改革开放30年来知识产权政策与国家创新政策的关系入手, 本文刻画了两类政策的协同演变趋势, 并对两类政策的核心目标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的量化分析可以发现, 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力度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过程, 1996年之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上升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增长阶段。而从2004年之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了一个平稳的时期, 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引进的政策目标协同度最低, 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过程中, 借鉴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 采取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这个战略的选择也是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程度相符合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程度最高, 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跃迁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自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 并且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变化存在比较波动的状况之外, 知识产权保护与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之间的协同都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摘要：从知识产权政策与国家创新政策的关系入手, 刻画了两类政策的协同演变趋势, 并对两类政策的核心目标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的量化分析发现, 中央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走过了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过程中, 借鉴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 采取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引进的政策目标协同度最低。而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的协同程度最高, 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跃迁机制。另外,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变化存在比较波动的状况之外, 知识产权保护与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之间的协同都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篇10

1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

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标志性的著作是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美国的GDP不同程度的增长,增加了私人储蓄和投资,“唤醒”了美国经济。美国减税政策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5个时期。

1.1 正统凯恩斯主义:20世纪40～70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机构大量倒闭,通货膨胀加剧。这些严重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心。自此,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张实施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它成为二战后直至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魂。

就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哈维·汉森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他主张政府应逆经济风向行事,交替使用扩张与紧缩两种办法:在经济萧条期间,采用赤字预算的膨胀政策,扩大政府开支,减低税率,提高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期间,采用盈余财政的紧缩政策,缩减政府开支,提高税率,降低社会总需求[1]。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补偿性财政政策出现了各种失误,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的“艾森豪威尔停滞”局面。

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为了使国内经济迅速走出“艾森豪威尔停滞”的泥潭,他接受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的增长性财政政策的主张,并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减税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使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91%的范围降到14%～70%,公司所得税率从52%降到48%[2]。它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并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次减税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成功的应用之一。随后的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减税政策。一方面,他于1964年2月推动国会批准了肯尼迪生前留下的《减税法案》,使公司税削减25.5亿美元,个人所得税削减110亿美元;另一方面,又提出“向贫穷开战”、建立“伟大社会”等执政口号,在实践中把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经济的规模和力度扩大到空前的范围,美国的实际GDP以令人瞩目的5.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到7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宣告失灵。美国终结了长期单一使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

1.2 里根革命: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性减税”政策

1981年里根上台,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他转而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以全面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里根政府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1)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981年经济复兴法案》。此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颁布了加速折旧条例(ACRS),允许企业以“重置成本”来计提折旧;减少政府对个人、企业和州政府工作的不必要干预;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增加国防开支,提高军事预算等内容;(2)1986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案。在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进行税制改革,通过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加强公平,简化管理等方式来解决税制繁杂的弊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税收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表1详细列出了1981～1986年间里根政府的减税额度。

(注:减少额,亿美元)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的税种多、减税数额庞大,在世界减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资料表明,里根1981～1986年的减税使得美国国内的GDP迅速增长,1983年、1984年和198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6%、6.8%和3.4%;失业率从1982年的9.7%下降到1985年的7.2%。里根政府的“供给性减税”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经济“滞胀”局面,为企业积累了资金,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

1.3 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加强,税基复杂多变,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战争因素,美国财政于1991年出现了高达2687亿美元的巨额赤字。高赤字伴随着高利率、高负债、高汇率和高贸易赤字,这“五高”问题使老布什总统在位期间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为了摆脱这种局面,1993年克林顿上台,扭转了“里根经济学”片面强调供给的财政政策,推行“综合经济发展计划”以振兴美国经济。

克林顿的“综合经济发展计划”是一种增税与减支并重的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政策。它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把财政赤字从1993年的3167亿美元减至1997年的1810亿美元。办法是:5年内增税3200亿美元,把个人所得税率由31%提高到36%,最高达39%,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4%提高到36%;削减预算支出5000多亿美元,其中削减国防预算880亿美元,削减医疗保健支出和裁减10万名政府机构人员的支出。[4]”199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财政平衡预算法案》和《减税法案》,对税收进行可增可减的调整。包括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增加儿童扣税额,提高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免征额,提高对个人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克林顿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使美国的GDP增长率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增长率的2.5%,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削减了财政赤字,美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

1.4 最富争议的联邦减税: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2001年3月美国经济重现低迷,结束了长达120个月的经济增长。美国税制不公平、偷税漏税严重的弊端暴露无疑。小布什上台以后,效仿里根的减税增支政策,企图再次利用减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一片反对声中,美国议会终于在2001年通过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与减税一致法案》。主要是削减个人所得税,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39.6%降至33%,并简化税率级次;增加了儿童税收抵免限额,由5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提高遗产税的免征额,并计划于2010年取消遗产税等。这些减税措施使小布什政府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布什政府进一步加快了减税的步伐,于2002年通过《创造就业与工人受助法案》,2003年通过《就业和经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又提出10年减税3500亿的计划。

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遭到了经济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布什减税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呢?美国商务部在2003年7月的报告显示,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4%,已经超过了1.8%的预期,经济开始复苏,消费、投资、就业、库存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均有所好转。但也有批评显示,布什的减税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积累财富,因为它将60%的好处给了那些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现象加剧。

1.5 金融之战:迎接世界性金融危机挑战的奥巴马新政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国际投资银行纷纷破产。金融危机把美国带入二战后经济最漫长衰退的寒冬。为拯救美国经济,奥巴马提出了刺激就业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奥巴马计划的关键词就是“减税”。他提议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来鼓励小型企业投资并且雇用更多工人,新投资的资本收益税在1年时间内将降为零,而对投资支出的减税有效期将延长至2010年底。

奥巴马的减税法案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月,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减税规模为1680亿美元的《2008经济刺激法案》。同年8月,金融危机形势日趋恶化,奥巴马政府又迅速通过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和《2008年延长税收(优惠)和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提出减税约110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源、交通和能源安全等4个方面的税收优惠,延长灾害减免期限,提高子女抵免限额等。进入2009年以后,美国议会又通过了“刺激经济法案”,规定的减税规模约为2810亿美元,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奥巴马陆续向国会递交了2010年度预算案和2011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均涉及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

从美国减税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减税和相关的税制改革备受青睐。总体来讲,美国的减税实践没有阻碍自由市场的发育,而且它已逐渐成长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适度、公平的减税政策能够“唤醒”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又具有广阔的扩展空间。

2 美国减税政策演变的启示

着眼于美国的减税政策,无论是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需求性减税、里根的供给性减税,抑或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等,减税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经济政策理论的发展趋势。它带来了诸如GDP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增加、暂时缓解通货膨胀等功效。从整个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启示。

2.1 减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作用不可替代

减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而间接实现的。对企业而言,税收是企业进行投资活动的重要成本。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减税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引导资源由非生产性投资转向生产性使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对个人而言,减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积极参与到各种投资活动中,抑制闲暇消费,有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因此,减税政策是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劳动以及就业的有效政策工具,比增加政府支出更有效应。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减税在财政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减税政策的重要性,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2.2 减税政策应该供求并重,并适时作出调整

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减税实践表明,减税具有“需求”与“供给”双重效应,单一地使用需求或者供给手段都行不通。供求“天枰”的失衡,必然限制减税政策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需求决定供给,而供给又反过来对需求起到引导作用。如果只重视总需求,实施片面的需求管理政策,会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调,出现经济“滞涨”;如果只重视总供给,则容易引发经济衰退或下降。因此,减税政策的设计者应该以美为鉴,努力寻求各种财政理论的最佳结合点,避免出现供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并在供求失衡之时进行适当的微调,做到供需并重。

2.3 对减税风险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谨慎选择减税策略

从美国减税的历史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但减税风险是减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不可规避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1)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就短期来看,减税直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进而会造成政府可利用支出的减少,并可能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现象;(2)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税的出发点是税收政策延伸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实际上是向公众让渡部分利益,引发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减税措施使用不当,将造成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3)影响税制的严肃性和固定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是对税收政策的局部调整或否定,因此必然对既定税制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如果不同时期和不同目标的减税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就更会加剧税制的复杂化;(4)减税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减税的政策效果不如增加财政支出那样明显和直接,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它对经济的激励效果往往在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凸显出来,尤其是在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

减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它给减税政策的运用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借鉴美国减税的经验的基础上,必须对减税风险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充足,则可考虑实施全面的大规模减税,否则应采取相对谨慎的减税策略,力争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2.4 减税应与发展民生相结合,努力寻求社会公平

从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去考察减税政策的动机及效果并不难,难的是减税如何真正的实现社会公平。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减税法案受到抨击和质疑最多的也正是关于减税的公平性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减税拉大了贫富差距,不符合低收入者福利的增加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它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财富的积累,使得纵向公平难以实现。因此,在设计减税政策时要有意识的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着重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并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民众基本公共物品的供应,并且通过各种“民生”支出,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出和补助的力度,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使减税政策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2.5 减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共同发挥作用

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如今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谓时过境迁。但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国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还配合着财政、货币、汇率、价格杠杆等措施,使他们共同发挥作用。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用发行货币的手段来配合减税政策;当减税造成收不抵支时,可以利用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财政的空白;为了平衡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可以采用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在某些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适当的增税等。总之,为了应对刚性的财政支出,使减税政策取得预期效果,避免单兵冒进,有关减税的安排必须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

参考文献

[1].何盛明:财经大辞典(下卷)[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0:1836

[2].Anthony S.Campagna:U.S.National Economic Policy1917~1985,New York:Praeger,1987

[3].章嘉琳.变化中的美国经济[M].学林出版社,375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篇11

关键词：出版产业；政策；演变；逻辑

中国出版业转企改制和市场化过程一直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引导，难免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从出版业目前的整体层面看，其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选择，这些选择都需要出版管理部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来加以引导和支持。此外，通过出版产业政策来审视出版业的改革，还可以探索全新的出版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调动社会各级力量和各部门的资源，加速出版产业的全面升级、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出版业发展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四因素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四大因素的变化发展，中国出版产业政策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一、由计划型政策向市场型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党和政府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以及当时客观存在的出版格局，国营和私有出版业共存了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政府出台出版政策，既要考虑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要兼顾出版业的经济属性。等到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和政府迅速实现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型出版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从图书内容审读、纸张供给到图书发行的诸多环节，都完全由国家机器控制，那个时候的出版机构被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管理，其人事、财务、出版业务等各方面皆由政府部门（宣传部、出版局等）进行指挥和管理，完全不用、不必考虑盈利问题。这样，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基本被否定，其主体性基本被抹杀。这个时期，我国出版业泛政治化色彩十分浓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较快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出版业的经济属性很快凸现出来。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出版社、杂志社要实行自负盈亏的文件——《1979年中宣部21号文件》，提出“所有出版社、杂志社都要提高书刊质量，加强经营管理，除个别情况外，都要实行经济核算，切实做到自负盈亏，不得由国家补贴。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就应该停办。”①这是我国开始重视出版业经济属性的明确信号。自此，出版业开始启动商业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业改革便以出版物的商品化和培育出版发行市场为主要特征。

在1992年12月举行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作了题为《贯彻十四大精神，把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报告，提出要按步骤建立和发展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1994年3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在一份关于直属企业改革的文件中提出，“最主要的是根据出版产业的特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运用和发挥市场对生产经营的激励或约束作用，增强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②此文件正式提出了“出版产业”的口号。但是，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缘故，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仍然比较缓慢。直到2002年的十六大，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概念才得以明确界定，这就为经营性文化单位和出版机构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出版业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自此开始加快。2007年的十七大开始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宏观文化政策，更加明确和坚定了出版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改革方向。其后，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出版业产业链内部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重组频繁，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亦成燎原之势。③在多管齐下的出版政策的推动下，出版业成为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较快、成效较大的领域，其发展速度、总体规模和市场化程度都上了一个台阶。

二、由管理政策向治理政策转变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出版单位的主体意识日益高涨，其对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目的、方向及自身利益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中国出版业逐渐形成了行政管理机构和出版单位两个主体，二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中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路径。但总体而言，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党和政府一直坚持对出版业的可管可控。因此，在二者的博弈中，前者毫无疑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甚至可以说出版单位的许多权力都是行政管理机构主动让渡的。

具体而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出版业的经济属性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其意识形态属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我国出版体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转移、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转移，出版业需要高效发挥出版的产业功能和经济功能。这个阶段的升级型产业政策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的计划色彩，如用行政手段控制出版社和书号、强力推行集团化改革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通过对出版社数量和书号数量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出版总量的控制。1995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要求对出版书号实行配额制，此举的实质是将此前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又集中收回，具有明显的复归计划管理体制的倾向。④

真正有意义的转变发生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长期以来，出版业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改革步伐远远滞后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2003年开始，我国出版业以“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在出版业转企改制、企事分开的过程中，政府自身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国有企业在实践中形成的一套有效的具有制度性特征的路径规则可以供经营性出版单位直接借鉴。未来出版产业和一般国企将可能进一步沿着制度趋同的进程发展。当然，由于出版物的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规制将会更加复杂一些。在彻底实现政府职能由硬性管制向软性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出版业政府规制变革应采取放松与加强相结合的策略。除了从政府主导型控制走向法律主导型治理，由直接决策为主走向间接决策为主，由全面直接管理走向间接宏观引导，建立一个独立、高效、自治的出版行业协会体系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一环。政府部门要通过引导、培育、扶持出版行业协会职能转变，让出版行业协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原有政府的部分职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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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制化方面，政府出台的比较重要的出版法律法规有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许多重要的出版法律法规在这期间也进行了再次或多次修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为主的出版法律框架初步形成，围绕“一法七条例”颁布实施的相关配套法规、规章达到32件，使中国出版业做到了有法可依。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事件。2011年7月13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正式启动。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31日发出通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各界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包括出版业在内的版权产业从行业管理走向公共治理的标志性事件，国家版权局与出版界、专家、媒体、公众就其中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互动，公开让全民参与到《著作权法》修订事务中来，依靠多元主体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三、由封闭半封闭型政策向开放型政策转变

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出版业与国外仅有一些零星的、断断续续的交流。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出版业经营模式逐步从主要面向国内的封闭半封闭型市场经营模式转型为既面向国内、又面向国际的开放型经营模式。

首先是逐步清除各种体制性壁垒，积极促进全国出版市场的统一。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一，政府努力打破地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出版市场。在1979年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原国家出版局制定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新出版方针。地方出版社经营方针的调整，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出版市场的地区封锁壁垒。近年来，在出版体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业跨地区的重组已开始破冰。第二，政府逐渐打破所有制壁垒，允许不同所有制的出版力量参与到出版业中来。这首先体现在与出版意识形态属性相去甚远的发行领域。原国家出版局于1980年12月2日发布了《<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图书零售业务领域。1985年，文化部先后颁发了《关于开展协作出版业务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出版社兼办自费出版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批准了协作出版和自费出版作为国有出版的补充，这极大地释放了公有制以外的出版生产力，为我国出版业增添了一支生力军。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有了质的飞跃的条件下，政府对出版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也有了重大突破。2005年4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支持并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出版物的印刷、发行和广告经营等领域，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资质认定、项目审批和融资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样待遇。这一系列政策在充分肯定国有出版企业主导作用的同时，也支持、引导和规范民营出版机构参与到出版产业中来，这有利于增强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推动国有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第三，积极打破出版行业内部和其他行业间的壁垒，允许出版业和其他行业的相互准入。1991年8月12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发了《关于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的暂行规定》，出版业内部出版、印刷、发行专业化分工的局面开始被打破。2012年2月27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推动跨地域联合重组，打破行业壁垒和地区封锁，实现出版传媒集团的“五跨”式发展——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同时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现跨行业发展，可以兼并重组新闻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而在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两个管理机构的合并为出版业和其他媒介行业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其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扩大出版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改革开放前，中外出版交流活动以出版物贸易为主，国家对出版物的进出口都是从严掌握的。在出版物进口政策方面，1951年国务院曾经制定《国外印刷品进口暂行办法》，规定了国外印刷品进口的主要渠道和审批方式，其目的是限制国外的反动宣传物的进口。在出版物出口政策方面，1952年原出版总署制定了《对书籍国外发行的指示》，其中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限制较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限制则比较多。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宽了各种限制条件，大大拓展了中外出版交流活动的渠道和方式。如果说之前的出版交流侧重于“引进来”，那么在2002年十六大之后，“引进来”与“走出去”开始并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为改变当时的版权贸易逆差局面，出版业确立了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这一原则。此后，政府在推动“走出去”方面每年都会出台重大的利好政策。2003年，新闻出版“走出去”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上被确定为行业改革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一起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开始对入选图书进行翻译费用的资助。之后，《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等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10年年底又开始实施另一新闻出版“走出去”的重点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该工程计划构建包括国际网络书店和国际主流营销渠道在内的立体化、国际化的营销渠道和网络，以推动更多优秀的中外文出版物走向世界。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新闻出版“走出去”进行规划。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归纳梳理和新制定了50条扶持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把国际化确立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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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单一媒体政策向全媒体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出版一直在追求机械化发展，出版总量一直在稳步上升，但却并无“质”的突破。出版技术的落后严重影响了文化和信息的传播，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时的出版政策也主要以印刷出版为指导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逐渐兴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相结合诞生了数字出版这一出版新业态。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来支持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其中不乏一些比较重大的关于数字出版发展的产业政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指出要积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加大对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兴出版产业的任务。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还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前者指出了发展数字出版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后者则希望用发展电子书产业来带动数字出版业的发展，促使传统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转型。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发布了《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发展数字出版业的战略重点、主要目标和保障措施。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出版集团实施数字化的战略性指导意见。之后，仍旧不断有新的鼓励发展数字出版业的政策出台。当然，全媒体出版环境下的政府政策供给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全媒体出版的发展离不开出版体制变革。只有进行出版体制的变革，政府的一系列引导性、扶持性政策的绩效才能通过出版主体的不断创新显现出来。

中国出版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已经蔚然大观，但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出版业市场化、产业化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出版管理体制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版行政部门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以直接的行政管理为主向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的逐步过渡，最终完成从硬性管制向软性治理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我国出版业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刘大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编审）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中国出版产业政策研究：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建构”（项目批准号：CUC13A26）、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课题重点研究项目“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A-2014-1-1）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26.

②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28.

③ 陈金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2（6）：60-61.

④ 周正兵.我国出版产业政策演变及其趋势——兼及对出版产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J].中国出版，2010（21）：31-34.

⑤ 朱丽琴.出版产业发展需以政府规制变革为保障[J].出版参考，2012（28）：12-13.

⑥ 柳斌杰.高举旗帜 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大发展[M]//中国出版业变革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⑦ 王玉梅.中国出版走出去十年：世界在这里读懂中国[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0-17.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篇12

1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1 中美全面合作抗日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对日宣战。随后, 中国亦向日、德、意发出宣战公告, 至此,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形成, 中美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抗日的阶段。1941年12月底, 英、美召开“阿卡迪亚会议”, 产生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在美国的帮助下, 中国作为“四大国” (美国、英国、苏联、中国) 之一, 第一次正式出现在联合国家之中。

1942年元旦, 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一起在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又在美国的支持下, 蒋介石被推举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时, 美国开始全面援助中国, 并派遣各种顾问和代表团来华协助工作。这一时期美国的援助已超过苏联而占第一位, 出现了中美全面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

1943年9月16日, 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 将封锁共产党的军队撤除, 与其一起进攻日军, 并让蒋介石供给共产党军队一些武器。[1]11月, 开罗会议期间, 罗斯福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 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2]

1944年初, 罗斯福采纳了戴维斯的建议, 先后两次亲自向蒋介石提出, 派美国军事观察员到延安去。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 6月, 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 促进国共合作, 并再次提出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 蒋介石被迫答应。7月下旬, 以鲍瑞德为组长的美国陆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美国舆论认为, 这是“美国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3]。虽然, 美国的举动, 由于蒋介石的反对, 未能产生应有的效力, 但它毕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实际, 有利于两国的抗战事业和中国的民主与进步。这一时期, 美国出于及结束战争之考虑, 开始改变以往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态度, 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援华措施, 从而使中美两国逐渐建立起互相支援、并肩抗日的盟友关系。在此期间, 美国还单纯地把扶蒋政策, 逐渐演变为企图把国共两党都抓到手的两面政策, 采取了促蒋联共抗日运动。

1.2 中美关系的逆转阶段

但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 美国对华政策又走上了背离中国现实的道路, 出现了逆转。以赫尔利为代表的人物, 开始逐渐推行了一条扶蒋反共的政策。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 国民党政府积极依靠美国, 以发展自己的实力, 坐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并削弱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美国则已经开始安排战后世界的布局。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战场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 以减轻太平洋战争的负担, 并称霸亚太, 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所以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 以拖住日本在华兵力。但是, 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使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各种危机, 美国政府感到担心。正如罗斯福对萨姆纳.韦尔斯所说, “他担心打败日本之后, 国共之间可能重新发生全面冲突……”[4]为此, 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前赴苏联和中国。

1944年6月下旬, 华莱士抵达重庆。他们在促进中苏对话和订立协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却在促进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成效。

1944年夏秋之际,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败全面暴露了其统治危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 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7月, 以鲍瑞德为首的美国观察组, 到延安地区进行考察。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矛盾, 是援助中国联合抗日, 还是扶蒋反共?罗斯福的想法一度受史迪威等人的影响。

蒋介石于8月30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时, 说道华盛顿方面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大使有责任使华盛顿明了此事。他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 要求美国政府对共产党采取强硬态度, 要让共产党主动来与国民政府解决争执并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高思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 并提出了由中国各党派和团体代表组织国防会议, 以应付中国面临的严重的战争危机的建议。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同意高思的意见, 要高思向蒋介石表示:总统与国务卿感到, 高思对于联合委员会的建议, 应予以慎重考虑。对此意见蒋介石很不满意, 置之不理。这时, 高思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对蒋介石是否会采取必要步骤来实现联合委员会表示怀疑。9月, 史迪威在向美国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对于进行战争没有要做更进一步的努力的企图, 他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就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建议“要对蒋施行压力, 使他合作以完成中国统一, 要是证明出来, 蒋不能做到, 那么我们就支持中国那些可能有如此发展希望的分子, 这样我们就可能已有了许多收获”。此时, 史迪威等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4年9月初, 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的身份访华, 抵达重庆。他不仅向蒋介石表达了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且告诉了蒋介石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这就更加坚定了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想法, 他于9月中旬就公开表示不与史迪威合作, 要罗斯福另派一位指挥官。赫尔利上报罗斯福, 指责史迪威是错误的, 竟吹捧蒋介石是个“革命家”, 是率领陋劣的军队, 对日抗战7年之久的“领导人”;他以威吓的口吻, 说“总统如果支持史迪威将军, 则将失去蒋主席, 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从而他建议, 请另派能够与蒋主席齐心协力之年轻将领。

虽然罗斯福对蒋介石有所不满, 但是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保持中国统一的人, 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部的压力, 1944年10月, 作出了调回史迪威, 另派魏德迈到中国, 并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的决定。魏德迈上任后, 立即表示听命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从此, 赫尔利与蒋介石搭档, 在中共谈判中施展阴谋诡计, 妄图夺去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中国人民民主运动又遇到了美国新的干涉, 美国对华政策就完全转到扶蒋反共的错误轨道上了。

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回国述职, 此间, 他在华盛顿四处活动, 鼓噪舆论, 最终, 使罗斯福完全接受了赫尔利的主张。4月2日, 在记者招待会上赫尔利发表谈话时, 污蔑共产党“是中国统一的障碍”, 同时指出“美国不同中共合作, 只同蒋介石合作”, 并且“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即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至此, 美国对华政策就完全转到扶蒋反共的错误轨道上去了。

2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2.1 取代日本控制中国

美国政策的变化是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出发点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是在劣势下同日本进行战争的。美国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考虑, 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维持中国的作战能力, 使其有效地对日作战, 以便减少美国生命财产的损失, 尽早结束战争。为此, 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 援助中国抗日, 以至于作出了联共促蒋抗日之举。

但是,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 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在美国看来, 已远远不如过去那样重要。1943年11月,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经从珍珠港事件遭到的损失中恢复过来, 到次年6月, 美国的海空力量已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经过越岛作战, 美军占领了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许多岛屿, 战争逐渐向日本本土的方向发展。在欧洲, 对德战争胜利在即。1944年10月17日, 斯大林与美国明确议定:苏联将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派遣六十个师参加对日作战。[5]苏联还答应, 一但苏联对日宣战, 美国就可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这样, 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巨大改观, 美国领导人便认为: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只要仍然呆在对日作战就行。于是, 美国从其今后的全球战略角度考虑, 把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 由军事方面逐渐转向政治方面。

美国从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考虑中国问题。就中国内部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 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日趋崩溃, 国共两党的矛盾势将酿成内战, 在这种战争中, 共产党将必然会取得胜利。[6]就国际上说, 美国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存在着苏联支持中共在东北或华北建立独立国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局面, 美国认为这对于它在战后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和在远东与苏联相抗衡来说, 都是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后果, 从战后远东乃至全球战略格局考虑, 美国决定支持蒋政权, 并在国共两党还没有爆发内战和苏联对日参战前, 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纷争。这样, 既可以避免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中民党垮台, 又可以避免苏联借参加对日作战之机介入国共纷争的可能性, 还可以避免因中国内部战争, 引起苏美对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同时, 这个变化也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有关。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前夕, 在美国统治阶级中滋长起一股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仇视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 战后他们的主要敌人将是共产主义, 因而他们反对战后再继续和共产党采取友好合作的政策。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恰好就代表了统治阶级中的这股反动思潮。

2.2 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

赫尔利出使中国之际, 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 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日益衰败, 形式上统治着中国, 实际上能产生影响的只有西南地区, 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的趋势, 正急剧地发生着变化,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在中国已经开始, 但建立全国性的民主政权是人心所向。赫尔利及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 并没有认清这一点。来华仅一个多月, 赫尔利就断言:蒋介石是一个“革命家”, 失去蒋则“失去中国”。几个月以后他才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一党专政的个人政府, 蒋介石反对联合政府, 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但他同时又认为, 蒋介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正在为民主主义而努力”。他说, 据我所知, 再没有像蒋介石这样的富有领袖才能的中国人了。战后, 美国只有依靠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人物才能统一中国, 实现战后控制中国, 抑制苏联的计划。至于中共, 他认为“中共是不民主的, 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他不承认中共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 是中国最有生气, 最有前途的力量, 反而认为这是对中共“估计过高”, “夸大了事实”。[7]他说,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蒋介石“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 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8]。基于上述错误认识, 他认定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正确的, 而他的错误分析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走上了错误的轨道。

2.3 苏联的支持

美国非常重视苏联对华的态度及政策。在出使中国之前, 赫尔利就先到莫斯科停留, 窥探其对中共的态度。苏外长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共产党。苏联并不支持它;苏联不愿中国有纷争或者内战;苏联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等等。[9]赫尔利一直把它当做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根据,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其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产生影响。

雅尔塔协定被看成是“阴谋交易的进一步证据”。[10]1945年2月, 苏、美、英三国秘密订立了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这就实现了美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双重目的。军事上, 使苏联早已答应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出兵的承诺, 通过协定规定下来, 这就使原来已经估计的在美军最后打败日本的战争中, 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得以大大的减轻。政治上, 通过协定苏联承担了保证把中国东北的主权只交给国民党政府, 只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 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义务, 这就阻止了苏联在对日参战时援助中共的可能性, 从而消除了可能危及国民党统治的外部因素, 和因中国问题引起美苏直接对抗的可能性。雅尔塔协定符合赫尔利的主张, 因此, 其扶蒋反共的主张很自然地得到罗斯福的支持。

美国从霸权主义出发, 最终走上了遏止苏联, 扶蒋反共控制中国的道路。中美关系出现了由援华抗日向扶蒋反共, 独霸中国的逆转。由于美帝国主义一心想当战后远东霸主, 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又错误的分析了形势, 和一个反动的政权结合在一起, 而与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为敌, 变成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张文苑.史迪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2]伊里粤.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M].新群出版社, 1947.

[3]李邦松.抗战时期我党对美外交实践及其启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 2006, (3) .

[4]雍婷婷.从美军观察组看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共政策[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1) .

[5]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 1941年-1949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 [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7]赫尔利与新闻记者的谈话[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45.

[8]张瑞敏.失之交臂的机会——对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共关系之反思[J].学术论坛, 2005, (12) .

[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 [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