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农业科技（共12篇）
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1
摘要：“科教兴国”是国人期盼已经的梦想, 在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中, 科学种子的播撒显得尤为重要。科技传播作为传播科学种子的手段, 其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除了官方的科技传播力量之外, 民间科技传播力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传统体制和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科技传播历来以政府推行为主, 不可避免的存在效率低下、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而这就民间科技传播力量逐步崛起。本文选择中国科技传播的重镇——上海, 对其存在的官方与民间科技传播力量进行系统分析,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对比, 从而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无论在科技传播理论还是实践方面, 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相互作用
0 引言
在中国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大背景下, 上海更是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 大力落实“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的“科教兴市”战略目标。应该说, 进入21世纪以来, 上海重视科学技术的氛围是历史以来的最好阶段。尤其为落实“科教兴市”战略, 早在2003年底, 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纲要》第九部分“提高市民科学文化素质, 形成创新文化氛围”, 第三十八条提出:“建设以上海科技馆为龙头、产业 (行业) 博物馆为辅助、社区 (乡镇) 文化中心为依托的科普教育基地。”由此可见, 该《纲要》较为明确的指出了未来上海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 大量学者对上海市的科技传播体系进行了研究 (曹振全, 林爱兵, 刘颖, 周维丽, 彭玲玲, 冯敏, 莫扬) , 而对上海科技传播体系做了较为深入探讨的是而有较为有影响的是蒋宏, 许剑 (2007) , 他们通过对上海市的科学传播体系的调查, 深入分析了上海科技传播人才队伍与科技传播网络体系, 重点研究了上海专业科技传播人才、上海高校科技传播人才和上海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的现状与改进对策。但较少学者对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做过研究, 王殿华 (2006) 曾指出我国科技传播体系的缺陷, 民间力量正在崛起, 但缺乏对具体民间科技力量的深入考察。官方与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究竟是如何分布, 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又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本文将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1 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概况
上海的科技传播, 目前已建立了一个较完善的框架结构。上海是第一个建立了省级科普联席会议制度的城市, 包括党, 政府, 社团, 由最初的14家单位发展到现在的31家。在这个推进过程有几个变化, 即由原来的单纯的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科普传播发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并重的科普传播, 称之为“大科普概念”。“大科普概念”是上海独创的, 作为全国唯一的大科普观念其实质内容以及所带来的变化, 即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作为科普大概念来进行管理工作, 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从目前的结构来讲, 是分两层的:第一层是市级的, 在十五期间的前半期是以横向管理为主, 由21个委办局以及社会团体和党口宣传部参与组织, 由市领导 (具体到一位分管副市长) 亲自挂帅的横向管理。在该层面, 主要是强调“3+X”模式, 即科委、科协、教委, 是科普工作的主体, 这些主体是联席会议的主要中坚力量, X是指跟随某一个主体方面的工作, 该部门就作为X项目的执行者或者直接参与者一起进入该层面, 比如说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科学与文化传播, 就和农委有联系;第二层是区级, 区级和市级模式基本相同, 上下结构都有一定衔接, 根据它的一些科普发展需要在委办上有些调整, 同时把街道纳入到区级层面。而现在, 市级工作开始有了一些调整, 不只单方面的考虑横向问题, 也考虑了纵向的问题, 就是把各区里的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纳入到了上一级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框架机构当中来议事, 实现上下联动, 市区联动 (2006, 蒋宏) 。除此之外, 上海整个科技传播网络中, 在上海科委的指导下, 截止2012年底已发展了255家科普教育基地, 涵盖天文、地理、生物、环境、交通、航天、医学、农业、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 还有各类的科技场馆、上海市及各区的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各高校的科学商店等。从管理的条件来讲可以将市里的关于科普工作的意见和精神直接到达社区, 到达街道, 这样整个规划, 整个工作体系, 以及具体实施精神的贯彻等都可以直接地、很快地到达基层, 而不是层层的传达、层层的过滤。
但上海的官方传播力量还存在国内官方科技传播的共同问题: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大, 传播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 资源来源单一, 束缚了科技传播组织的手脚。 (2006, 王殿华)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问题除了靠其自身的努力和完善之外, 还需要依靠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补充。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崛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方科技传播的不足, 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发挥一定的作用。
2 上海民间科技传播力量概况
上海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主要包括科协及其领导下的各类协会, 学会, 研究会等、民间科普组织、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私营公司的科普项目、草根公益类型的民间科普团体和从事科普事业的个人 (包括民间个人的科普工作室) 等。据统计, 上海科协现有学会、协会、研究会189个, 会员16万余人。组织网络还包括全市17个区县科协和100余个园区科协、企业科协、行业科协和大专院校科协。在全市所有个乡镇、街道建有科协或科普协会。从框架结构来看, 目前上海科技传播网络已是纵横交错, 较为完善。各类科技组织对我国公民科学紊质建设贡献很大, 特别是中国科协及其所领导的各种学会, 一直以来致力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还有各地社科联组织及学会, 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方面也是非常努力的。我国的科技组织有很多优势, 如荟萃了众多跨学科、跨行业的人才, 学科齐全, 同行认可, 学术权威;地位超脱, 价值中立, 信息畅通, 反应灵敏等。但我国的科协从管理体制到运作方式都是官方在操作,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团体。民间科普组织主要由科技传播类的社会团体, 基金会,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组成, 而个人主要是科学家、教授 (教师) 和志愿者。据统计, 上海共有24家科普类的社会组织, 其中有包括上海闵行区虹桥创智空间社区科普服务中心, 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 上海菇菌科普馆, 上海风电科普馆, 上海市科普应用技术进修学校在内的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科委) 和上海市科普基金会 (科协) 2个基金会, 其它均为社会团体。我们有选择行的对其进行了调查, 所有的民间组织都是挂靠在政府或事业单位, 其中除了上海闵行区虹桥创智空间社区科普服务中心为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主管, 上海市科普应用技术进修学校为黄埔区教育局主管外, 有4家单位为市、区科委主管, 18家单位市、区科协主管。
由此可见, 虽然在上海也存在和NGO定义上非常接近的大量民间科技传播组织, 但他们的地位并非完全独立, 在科技传播体系中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吸引公众参与的能力很低。这些社长期沿用“挂靠体制”而生存, 极大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导致严重的依赖性。“挂靠体制”建立的初衷本是想使它们得到挂靠单位的资金、人员和场所的支持, 由于专职科技传播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受社会团体供养、不受群众监督, 难以从体制上保证他们将对上级负责与对组织成员负责自觉地结合起来:脱离社会的支持、参与, 仅靠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开展工作, 活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
3 上海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与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比较
3.1 从整体布局看, 官方力量体系完善, 而民间力量分布零散
从实地调查和访谈中, 我们了解到, 目前上海科技传播的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官方来体系来看, 以市、区、县的科委、科协、教委、科技馆等实体力量为主要支撑, 基本上形成了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一个较为完善、分布规律且有规模的强势网络, 在整个上海的科技传播力量中占有主流地位;而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数量较少, 总体分布较为零散, 同时, 各自之间彼此独立, 沟通较少, 未形成合作力, 总体上其发展处于弱势。
3.2 从传播手段看, 官方力量传播形式固定化, 重展示, 而民间力量更加灵活, 具有特色
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科技传播力量, 在传播科普知识和科技的手段上看, 官方组织的科技传播力量受到很多的限制, 传播形式较为单一, 以展示为主, 而民间的科技传播的方式灵活多样, 更具特色。
3.3 从传播效果看,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影响较大, 而民间力量的科技传播影响欠佳
除了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方面, 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外, 在传播的效果来看, 二者也存在差异。官方的科技场馆由于规模大, 数量多, 且能较为长久的维持, 在整个科技传播中还是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虽然民间的科技传播形式更为灵活, 方式多样, 但是整体的数量有限, 参加人数的限制以及难以持续性的问题, 在整个科技传播网络中的作用还不是很大, 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
3.4 结论
综上所述, 从整体而言,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强大, 而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不占主流, 这主要是由于体制的限制, 政府管得太多, 管得过严, 束缚官方科技传播手脚的同时也限制了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发展;从传播手段而言, 官方的科技传播力量有待于向更加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发展, 需要不断的开发新的传播途径与方法, 而民间科技传播虽然方式灵活多样, 但是大多数的传播方式以及内容都不是很不专业, 专业的限制也成为了限制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传播效果效果而言, 官方的科技传播效果较好, 而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大都需要自负盈亏, 如果缺乏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则会生存困难, 不能持久的从事科技传播的工作, 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下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密切相关。
4 进一步的思考
长期以来, 我国把科技传播当作纯粹的公益事业来发展, 国家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传播中的实际问题。从发达国家科技传播网络建设的经验来看, 以科技企业、民间社团为代表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在国家科技传播的整体布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衔接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一一非政府组织一一企业三方在科技传播中分工明确, 相互促进, 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系统。民间科技力量作为整个科技传播体系的重要补充, 可以使科技传播更多样化, 更能吸引群众的参与;可以协助政府加强对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解决政府、传统科技社团所覆盖不到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民间科技传播力量能更好的满足民众的多元化科技需求, 如农业科技培训, 农产品市场开发等;在抑制迷信、培养人才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此外, 民间力量还可以参与国际项目的交流与合作, 拓展我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途径。因此, 在官方科技力量发展的同时, 需要促进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发展,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改革目标, 应是促其向能自主活动, 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活力的现代科技传播力量转变。只有官方与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使得科学的种子在中华大地播种、生根、发芽并且发展壮大, 才能真正实现科技传播的大发展大繁荣, 才能真正实现国人长久的夙愿——“科教强国”之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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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2
农业科技传播是将公共、准公共、私人知识与信息转化为公益化的过程，转化过程是运用好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彻底解决农业科技传播“最后一公里”问题，让广大受众吸收运用农业科技知识指导其的生产生活。
1我国农业科技传播系统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农业是一个大学科、大系统，农业科技传播更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不仅涵涉农学、传播学、科技方法，而且还包括三者之间的相关相联相生的知识，是一个集成学科。研究农业科技传播不仅要掌握大学科的理论，同时还得关注这些学科之间存在那些相关相联相生东西。以来，国家对“三农”的日趋重视，国内政府职能科研院所、高校相继成立了一些农业科技传播研究机构，如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农业传媒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乡村传播研究所，主要从事农业科技传播研究，研究领域涉及传播主体、受众、媒介等方面。通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科技传播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由于社会环境和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现的生产力还相对较少，农民运用农业科技知识的能力还较弱。
1.1对传播者的研究
1.1.1对传播者涵概内容的研究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和传播内容的发出者，是位于传播起点的个人、组织、社会的混合体，是整个农业科技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决定着传播的内容、范围、速度、质量等方面。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者，黄家章、李思经认为农业科技的传播者可以分为大众传媒机构、科研人员、农技推广人员、涉农企业、各类农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村的科技示范户、种养大户和意见领袖等众多组织和个人。朱倩、黎翠红(2011)认为农业科技传播者主要包括行政管理部门、大中专院校以及农业气象监测部门。只有政府管理部门的积极参与，才有可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保障农业科技传播才有实施下去能力和效益。也有学者提出传播者单一论，李昕(2011)指出只有加强提升政府统筹规划意识与主导作用，才能将农业信息传播建成一个集计算机、通信、光电、遥感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信息传播系统，实现农业生产自动化、现代化、网络化、一体化。不管传播者是从广义上还是单一上看，都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科技传播者政府是核心，只有政府的全力的参与，农业科技传播才有动力和生命力。
1.1.2对传播者存在问题的研究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仅为48%，而美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80%以上，英、法、德等农业大国都超过60%。国内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扈映()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我国农技推广组织决策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代理链过长、代理成本过高以及委托过程的行政化，提出了委托人非政府化的建议。王彰奇()从政府管理上分析，指出影响国内农业传播效果主要是没有建立起以需求为目标、市场为导向、整合所有的涉农资源构建高效、简便、快速、实用的平台。黄家章、李思经(2010)指出从传播能力方面分析了农业科技转化率低是由于传播者能力不强，缺乏捕捉有用的农业科技价值敏感性，对于新技术、新产业及产前产后的专业知识敏感度低。吴德进()指出必须建立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以符合农业科技传播的特点，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赞同吴德进这个观点。农业科技传播既不能让政府管理部门又当演员又当导演还当经济人承担全责，也不能政府全部放手不管全部商业化，而是政府主导与商业化运作主体的模式来运作农业科技传播。
1.2针对传播媒介的研究
1.2.1针对传播媒介定义的研究传播媒介是指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传播媒介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向新型媒介的互联网、3G手机等方向发展，成为农业科技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多数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多元化是农业传播的主流。程琳(2011)当前科技传播媒介主要有报章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网络、学术会议、成果展览、专利公布、技术转让、产品销售、学校教育等;面对多元化的传播媒介，传播者将会选择方便、快捷、高效、准确的方式将科技信息传达给广大受众，那么多元化传播途径社会发展必然产物。朱倩、黎翠红(2011)认为农业科技传播的方式应当是多样化，既有农技推广员、宣传板、广播、电视，又有计算机网络、手机电话等现代新兴传播媒介。迟凤玲(2008)将农业科技传播分为电视、广播、报刊和杂志等在内的大众传播和农技推广站、农民培训班等在内的人际传播两大类。笔者认为还应将信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等列为第三大类新媒介传播。
1.2.2传播媒介内容的研究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传播内容进行了研究。贺倩(2008)通过依赖路径以改变习惯，将农业科技传播分为内部路径依赖与外部路径依赖，提出了突破传统路径的快乐路径、时尚路径、媒介路径和多元供给路径。李明德、杨凌裕、张行勇()认为农业科技传播的媒介主要是在政府的公益性条件下，呈现出农业科普期刊特色不鲜明，农村电视节目资源匮乏，广播节目远离农村实际，农村网络普及率较低等特点。提出了建立公益性与商业化相结合的传播集团或合作组织经营运作农业科技传播，做到农户针对性、可操作性吸收科技知识并用以指导农业的生活生产。陈志强、黄鸫(2008)受众与电视传播数量质量的角度进行数据分析(农广播频率10套占全国总广播频率的0。42%，对农电视频道5套占全国总电视频道的0。4%;央视的“致富经”、“金土地”90%以上的农户能收到其中之一，但没看过的高达48。5%)，认为当前农民不爱看涉农节目主要原因是全国统一的涉农节目太少质量不高造成的。正因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央视农业节目不如地方电视节目好。吕孟涛(2010)指出我国地域广，不同地区的农户对农事的关注点大不同，地方电台本土性、及时性正是满足地区农户最有效的填补。也有学者认为信息化时代已到来，手机、网络将是最好的传播媒介。张绍程(2010)手机短信平台的便捷、经济、实用、及时等优势等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农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彭光芒()提出了整合不同型的大众媒介并调整大众媒介的运作方式后综合性的媒介传播将中克服电子媒介的弱点，弥补传统媒介的不足，成为服务“三农”的有效载体。纵观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对农业科技传播的方法、途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但对受众的接受信息多少、怎样反馈信息等方面研究较少、关注的力度还不够。笔者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将深入研究的内容，重点完善，将农业科技传播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1.3针对传播受众的研究
传播学上对受传者的研究称为受众研究(或称受众分析)。农业科技传播来系统中，受众是指接受农业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不同个体，是农业科技传播者的服务对象。分析研究推广对象的基本属性是农民自觉树立接受新事物的意识、改进农民行为、增强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环节。因此，了解受众、尊重受众、收集处理受众反馈信息既是农业科技传播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农业科技传播的重要原则。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受众信息需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从信息渠道与农户自身文化素质方面着手研究的有马赛平、盛晏(2006)，认为我国农户获取信息的成本高，缺乏便捷、快速、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从而导致搜索信息行为消极;加之我国当前农户自身文化素质偏低，使用科技信息过程中降低信息的使用价值。从农民掌握信息维度研究的蒋建科、谭英、陈宏()认为农户需求农业科技类信息是从知晓度、理解度、赞同度、信奉度加以理解的，指出了建立农业专业频道将是贫困地区窟信息供求的矛盾，缩小信息鸿沟的差距。同时，认为农业信息专业合作组织协会或信息专业户当前农业科技传播的农民主要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径。朱倩、黎翠红(2011)认为农业科技的受众整体素质不高，吸收农业科技知识的能力程度不一，提出了：了解农业科技知识，掌握多方面资源和信息，加强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做好信息反馈通道。从研究受众接收的.新型模式的吴务进(2008)认为从构筑现代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分析了农业科技传播投入不足、科技成果供需脱节、农业科技人员素质不高等方面，提出构建现代工业农业科技传播———农业专家大院等五种模式，对农业科技传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路、方法和建议。还有从受众的性别方面着手研究的董红、朱秋安(2008)认为劳动分工已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正向男女统筹兼顾家庭与农活模式转变，新模式要全面推开需漫长的时间过程，也说农业科技传播的内容、媒介、策略必须随着受众的改变与时俱进，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但针对农业科技传播过程中的受众选择行为、受众心理以及传播者与受众间如何互动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还须深入研究。
1.4农业科技传播模式
农业科技传播系统是将农业科技知识跨越时空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不同的传播者对受众的不同认识，所采取的传播模式也不尽相同;同时受众的个体差异对获取信息的能力、途径、方法等方面也不一样，他们就会选择适合自己获取信息的模式。农业科技传播模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农业科技传播系统的好坏。目前我国学者对农业科技传播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农业科技传播模式按传播方式可分为交流式和辐射式，按时空关系可分为历时性传播和空间跨越式传播，按受众群体可分为定向传播和非定向传播。创新综合大众传播媒介模式研究的王彰奇(2010)认为农业科技传播的成功经验模式就当集优点整合在一起，提出了构建集媒体宣传、热线咨询、网络传播、实地指导、教育培训、示范开发六位一体的互动农业科技传播模式。王子齐、刘波(2006)提出了重建农业科技报务体系需整合科技特派员制度、产业化科技服务体系、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和农业科技传播工程资源，同时建立公益性与经营性“双轨”运行机制是实现农业科技传播有效途径。李昕(2011)在解决农业科技信息传播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推行五位一体将是解决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制约因素极佳的对策。深化经验模式的赵庆惠、张雨(2010)提出了以科技特派员为核心提出了七种农业科技传播的新模式，同时认为科技特派员是群众需要与社会发展必然产物，是适应现代农业最为成功的传播范式。笔者认为不管是对所有成功经验模式有效整合还是深化某一种成功经验模式，其目的都是让农业科技传播整个系统有效运转，在受众满意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运行成本才是真正的目的。还有学者在其他们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蔡培良、翁伯琦()指出因农业科技传播受地域性的限制，大规模过培养新型农民和职业农民必须采取区域需求，满足农户多样性的学习，采取精准传播，为避免大而无用。贺倩(2008)通过搭建绿色通道、建立绿色标准、实施绿色处理、跨越绿色壁垒四个方面，提出了农业科技绿色传播的构建方式。董红、朱秋安(2008)认为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效率低下，主要是没有反馈的信息系统，不知道对象需求，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对象的已转向女性，提出了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参与式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模式。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农业科技传播模式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变调整已有的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受众认同的模式才是最佳的、最好的模式。
2研究评述与展望
传播绿色科技，倡导环保理念 篇3
“福特汽车一直秉承‘使世界更加美好的理念，不仅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中践行着绿色承诺，更将绿色环保的理念与技术渗透入汽车产业链的每一环节，” 福特汽车亚太环境主管陈艺表示，“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是福特改善人类生活之愿景的基石。今年，福特汽车成为唯一获得美国道德村协会（Ethisphere Institute）所颁发2016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奖项的汽车制造商，这项荣誉是对致力于正确经营方式和正确商业决策的福特员工的一种肯定。”
作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导者，福特汽车一直致力于研发新技术以有效利用废弃材料及纤维，尽可能地减少石化产品的使用以及减轻汽车的重量，以实现更加理想的燃油经济性，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4
1报纸传播媒介
报纸是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书刊、杂志等其他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的出版物的典型代表。报业的工作流程大体是: 采写、修改、传送、编辑、审定、排版、印刷和发行。其中各个环节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 数据库管理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均使传统的手工操作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例如,记者的采访工作由于微型盒带式录音机,长记录时间的数码录音机和摄录一体机的使用实现了所谓 “电子新闻采集” ( ENG) ; 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和实用软件的不断丰富使编辑记者在写作和修改过程实现了 “以机代笔”,编辑部采用的网络自动化办公使得文字编辑实现了资源共享。在传播内容方面, 为了体现文字类传媒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进行抽象和概括因而对新闻信息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的特点,新闻记者对于新出现的新闻线索,往往要在采访前对相关背景材料作充分了解并在写作过程中对读者 ( 受众) 尚不知晓或不太清楚的事件背景和来龙去脉进行介绍,以便读者充分了解该新闻信息的全部内容。这一工作若按手工操作办法,不仅费时费力,效率低下,还极易损坏一些珍贵资料。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电脑新闻资料库得到极大丰富,为记者、编辑等传播工作者的资料查询提供了很大方便。在稿件的异地传送方式上,从前的邮政信函已被Fax ( 传真) 和E - mail ( 电子邮件) 所代替, 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已经有许多蓬勃发展的电子刊物每日每时向世界各地传递大量的知识与信息。科技进步给出版界带来的种种变革使越来越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版面活泼、印刷精美的作品不断充实和繁荣出版市场,也给出版物这一历史最悠久的大众传播媒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2电视传播媒介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获得更多的观众 ( 受众) ? 如何利用现有频率资源更有效地传播更多的信息? 这些都成为电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在于技术进步。举例来说,电视双伴音技术是对同一电视节目配有两种不同语言的伴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收看电视的问题。利用字幕技术和电视画面合成技术改善残疾人的收视条件,我们看到的情形是: 播出电视新闻节目时,在荧屏的一角安排一个小画面,由另一位主持人用哑语 “播音”,帮助聋哑人了解新闻内容。采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可以增加有效信息的传输量。高清晰度电视以16 ∶ 9的宽屏幕加上其一千多行的扫描线,使它的一帧画面信息含有量比普通电视画面一帧的含有量高出很多,据日本NHK的专家测算,这一高出比率大约是5倍。另外,图文电视广播技术利用全电视信号中的场逆程时间传送数据信号,在不影响正常节目的同时,充分传输了其他有效信息。图文电视技术具有速度快、费用低、接入简单等优点,在我国的各地电视台中应用较为广泛。它的典型业务是传送股票证券行情。随着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用图文电视数据广播开展远程教育将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3国际互联网传播媒介
目前,国际互联网开始兴起。它以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依托,触角迅速伸向各个领域。由于它能传递数据、文字、图片、声音和活动 影像5种人类信息形式,很快便成为公认的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连同卫星通信的快速发展对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似乎使世界的范围逐渐缩小, “地球村”的概念由此产生。互联网的特点: 一是范围广、时滞短和交互性。二是使信息朝着更加集中,同时也更加分散的两个极端快速发展。前者指的是随着不断加入与更新,网上各门类、各形式的信息总量逐渐扩张。后者指的是具有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日益突出,每个人都可在网上接收和发布信息,即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可以发生更迭。三是对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包容性使它成了其他传播媒介的载体,网上报纸、网上刊物、网上转播层出不穷。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也即优点,加上科技进步带来的上网手段的不断增多,如除计算机外,还可通过机顶盒和符合WAP的手机上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互联网使用者的行列,“网民”的队伍日趋壮大。互联网的出现的确给传统的传播媒介造成很大冲击,由此也产生了 “媒体融合”、“广播电视将要消亡”之说。但从技术上说,互联网目前仍主要以电话线路为接入方式,其宽带和传输速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传送活动图像的效果并不理想; 很多网站受服务器性能的限制,同时接受多方访问的能力也不够强。因此,尽管互联网 “神通广大”,但完全取代其他传播媒介至少在较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把它称作 “第四媒体”,无论是从传播媒体总的数量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时间先后的排行来说,都还是比较准确的。
农业科技传播发展的对策探索论文 篇5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财政、公共投入对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投入比重或者是数量，使公共研究部门的科研人员有足够的资金从事研究。可在财政、公共投入中划拨出一定比例，按科研成果在研究领域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产领域中取得的效益，分类分等级地对科研人员进行奖励，奖励政策可适当向应用技术倾斜。此外，还应针对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出台相应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一定比例，用于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政府相关部门应调整科研人员考核评价体系，逐渐向评价或者鼓励的体制转型，不以论文数量的多少作为科研人员考核和评定职称的唯一标准。此外，科研评价体系应采用多元化的标准，不同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二）加大对大众媒介的扶持力度。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大众媒介的重视力度，利用大众媒介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扩大农业科技传播范围，增加传播效果。二是农业科技传播具有公益化属性，对于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节目和报纸，政府应予以支持。政府应鼓励大众媒介兴办涉农专业报纸，或者在主流报纸上开辟农村农业版面和栏目，并给予适当的政策和资金倾斜。三是将农业科技传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将节目的制作费用和采编人员的采访费用纳入财政预算或进行差额补助。
（三）加大对农民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力度。
政府应在农村大力增设农村书屋，有针对性地采购农业科教、种养殖、文学、法律、医疗保健等书目和报刊，充分发挥农村书屋的信息窗口功能，帮助农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种致富信息、生产信息、市场需求等。此外，政府应加强对农民技术员培训的力度，动员、吸纳更多的涉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农民技术员培训基地，使更多的农民获得培训机会；增设符合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的、农民急需的专业技术课程，解决农民实际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设科技培训夜校、定期请农业专家作报告，或者在农闲或节假日期间组织专家进行短期技术培训。
二、科研机构应充分发挥科研主体作用。
（一）端正科研态度。
第一，科研工作应该是健康的，是纯粹的。科研人员应克服功利思想，正确认识科研工作与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淡泊名利，不搞花架子和形式主义。
第二，科研工作应该是真实的。农业科研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业发展。因此，必须是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理论，并用所形成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
第三，科研工作应该是科学的。科研人员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着眼于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从调查研究做起，切忌纯理论的臆想和拼凑。
（二）加强与媒介的合作。
科研人员应注重与媒介的合作。科研机构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宣传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力度，可设立科普发言人，并通过科普发言人与媒介进行对接，借助媒体为各类社会热点、科普需求作出权威、准确的解答，不断填补科研机构与受众之间的知识沟。
三、大众媒介应加大对农民的重视力度。
（一）回归农民受众本位。
大众媒介应重视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针对媒介形式，应对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介进行整合。可根据不同媒介的不同优势进行优势互补，在同一时间段，就同一主题或内容，以统一口径进行传播，以壮大传播声势，提高传播效果。针对媒介内容，对农民喜爱的信息要加以强化，对农民不关心或不感兴趣的信息要加以改善。选题时，要符合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和实际生产情况，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符合农民根本需求。针对农业科技节目的播放时间，大众媒介应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生活习惯，节目播出时段尽量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从事家务劳动的时段错开，并可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在“农闲”时增加播出时间或者根据农民需要安排重播。
（二）回归科技本位。
大众媒介进行农业科技传播的意义不应局限于对某个科技成果、某种实用技术或某项科技政策的传播，而是要利用持续的、不间断的科技信息流通，形成信息环境，培养农民受众的视听习惯，塑造农民受众的科学理念，提高农民受众的科学素养。现有的农业科技节目普遍科技含量较低。因此，大众媒介应注重传播内容的实用性和时效性，以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符合农业生产规律、能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内容，提高科技节目的“含金量”，真正做到回归科技本位。
（三）提高媒介工作者的科学素养。
媒介工作者在制作节目和撰写报道时，应将语言通俗化，将信息“去专业化”，在兼顾信息科学性、严谨性的同时，变死板机械的传播方式为农民容易理解的举例子、打比方等方式，消除广大农民受众与农业科技信息之间的隔阂。此外，媒介工作者应加强对农业科技知识、农业政策的学习和积累，完善个人的农业知识结构，提升个人的科学素养，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消除知识盲点，避免错误报道，保证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四、农民应加强对自身的要求。
（一）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
一是农民必须正视科学技术发展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变革，主动尝试接触、积累和运用农业科学信息，积极主动地收看、收听农业科技节目，阅读农业科技报刊，参加各种农民技术培训，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科学素质。
二是农民应该主动关注党和政府针对“三农”问题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辽宁省发布的农业发展政策，做到对政策心中有数，并能从政策中发现机遇，为个人的农业生产行为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努力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
农民应主动接触利用多种媒介，视媒介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有效工具，针对不同时段、不同环境选择适合的媒介形式，并根据媒介各自的特点，将有价值的科技信息保存下来。此外，农民还应利用媒介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将想看的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向媒介进行反映，使媒介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民的需求，并及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参考文献：
［1］张通生，赵梁．新农村建设中的科技传媒传播创新［J］．产业与经济论坛，2011，10（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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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成双，邢祥虎，薛寿鹏等．农业科技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6
关键词：教育传播学科技馆学校项目教师项目
教师群体在科技馆的科普教育中，一方面，是受教育者的角色，参与科技馆组织的各种科学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是传播科技馆学习资源的重要成员，承担着教育传播者的角色。因此，教师项目的开展，可促使科学中心的教育逐步成为正规学校教育的有力拓展和补充，这也将是科技馆未来要重点把握的核心阵地之一。
一、科技馆教育传播的要素分析
教育传播学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重要交叉学科，对科技馆教育有重要指导意义。教育传播学一般包括四个基本要素，即教育者、教育信息、教育媒体和受教育者。因教育信息和教育媒体与本文研究的内容关系不大，下文将重点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角度阐述：
1.教育者。科技馆教育者应该由三类人群组成：教育管理者，负责研究科技馆教育理论、策划和组织实施教育项目等；资源建设者，研发学习资源，包括展品及配套的学习单、教材和指导手册等；学习指导者，包括辅导员、实习生、志愿者等。教师群体有丰富教育经验和教学资源，应充分参与科技馆教育传播工作。
2.受教育者。科技馆的受教育者，依年龄、知识结构、心理特征及需求不同，可重点分为以下几类群体：①学生群体，可细分为儿童、少年和青年三阶段，是科技馆最为重要的受众群体。科技馆应依学生群体的知识结构、心理特征及需求特点等进行教育活动的开发和实施。②家庭群体。据统计，科技馆参观受众中有超过50%是亲子家庭，即“家庭群体”。③科普教师群体。是科技馆受教育者的重要部分，他们一方面接受科技馆各种教育资源并参与教育培训；同时也是学习资源的提供者，流动展的种子教师，承担起教育传播者的角色。④社区群体；⑤其他群体。如偏远地区的受众、行为能力障碍人群、有特殊需求的专业人士等。
国内科技馆发展的30多年，一直将学生群体以及以青少年为主的家庭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忽略了教师群体的作用。本文重点围绕教师群体进行分析。
二、国外部分科学中心科普教师项目的情况介绍
（一）美国探索馆的教师项目
1.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启动于1998年，其对象是初、高中的科学科教师，包括初教者项目（两年以下初、高中科学或数学科教师）、暑期学院（新教师和在职教师）以及领导者项目（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和导师）三个层级。这三个项目相互重叠构成对科学教师的完整培训体系，通过持续的周末讲习班、先进的暑期学院以及互联网资源在线支持来实现。
2.探究学院。这是职业发展项目中最受欢迎的项目，将探究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授课。探究式学习工作室和研讨会适合职业进修者、管理者、首席教师、国家教育改革领导者、校外教育者、大学社团等各种学习者。此外，该项目还在线发布教学指南供课堂教学实践者使用，指导探究式教育实践。
3.展览教育资源共享。成立于1999年，其目的是帮助每个合作方学会如何将展品作为教学工具进行使用并设计活动或展品。该项目还会依合作方需要开发工作室，包括如何加强讲解员素质、如何设计活动，如何开展教师职业进修项目。
（二）芝加哥科工馆的教师项目
1.教师教育课程，面向学校教师免费开放，包括连续5天的暑期培训课程和学期中6次课程培训，内容涉及生命、地球、环境和宇宙科学等。通过该课程，老师可获得科学课程的课件、材料和视频。参与系统培训的教师还可获得科学教育专业硕士的学分并得到中学科学教育机构的认可。
2.教师实习项目，面向伊利诺斯技术学院和芝加哥州立大学学习教育的学生。他们在芝加哥科工馆工作6周时间，参与教育项目的策划实施、观众辅导等。
（三）安大略科学中心的教师项目
1.教师专业发展项目，通过体验式讲习班，加深教师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再传给学生。这为教师提供提问、讨论并分享的机会。
2.教师学习资源提供项目，提供教师指南、展览查询、课程、电影或展厅相关资源等供教师下载，还提供若干活动，如新型教师资源，提供展厅展品的探索指南；展览/项目探究，为部分项目、讲习班等提供专题展览探究活动；同时还包括如实地考察小提示、学校课程评估表等其他信息。
（四）新加坡科学中心的教师项目
1.专业教师研修班，以实验室为基础并包括大量的动手项目，教师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设计不同活动项目，学科内容包括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厨房科学和数字媒体等。同时，还会分享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科学兴趣的各种方法和途径。
2.科学交流与创新教学研讨会，这为教师提供与专家进行科学交流的机会。它与传统课程不同，除注重教学策略、课程评估外，还关注其教育理念如何应用于实践；并鼓励教师创造新的、展示科学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科学兴趣。
三、我国部分科学中心科普教师项目的情况介绍
（一）台湾地区科技类博物馆的教师项目
1.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老师项目
科博馆设置科老师（自然科学辅导教师），高、中小学内担任自然科学教学或具有服务热忱的老师都可申请成为科老师。其职责包括担任义务联络员，负责学校与科博馆之间的联系；协助师生到馆参观或研习活动，随队辅导教学活动，促使学校运用馆内资源开展活动；推广科学教育活动，参与活动规划与推广。
2.台湾自然科学教育馆的科普师资培训课程
科教馆举办常态化的科普师资培训课程，主要面向全台湾的国小教师或本馆科老师免费开放，性质上是国小教师的在职进修课程。内容上配合自然与生活学科各学期单元进度设计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延伸。培训课程分三类：①主题式师资培训，围绕某一大主题进行为期3天的培训课程，采取滚动轮换方式更新；②科普式师资培训，开展一次性体验活动，完成某一知识点的小制作任务；③种子教师培训：接受科技馆的先期培训后，负责培训学校教师，教会他们如何利用科技馆的展品和教育项目资源，进行科技馆教育项目的推广。
（二）中国大陆地区科技馆的教师群体活动
在中国大陆，仅中国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及厦门科技馆开展教师群体活动。中国科技馆的教师活动分两类：（1）科普教师专项培训：对象为各区县青少年科技馆工作人员和北京市中小学科学课老师；内容包括教育理论及演示实验、科技小制作、科技魔术等。（2）团体预约教师培训：针对学免的团体教师进行培训，介绍科技馆可提供的教育资源，如参观路线、实验演示、学习单、活动室活动等。
广东科学中心的教师群体活动也分为两类：（1）在线资源提供，如学生工作纸、专项探究活动、室外展项定向探寻活动等电子资源；（2）联合教育部门、师范高校、中小学等开展交流培训活动，内容包括科普教育资源介绍、交流校外科学教育活动的教育理念以及探索课余科学教育的方式和内容等。
厦门科技馆会对其培训中心外聘的科学课老师进行教学培训，这些外聘老师多为各中小学的科学课老师。对其进行的教学培训也会提高其教学水平和能力。
四、国内科技馆学校教师项目的发展建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国内科技馆教师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内容和形式较为受限。而国外科学中心的教师项目则呈现出专业化、多样化、层次化的特点。本部分结合我国科技馆发展现状，对教师项目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明确科技馆（科学中心）的功能定位
国内科技馆应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学校科学教育资源的提供中心和科普教师群体的培训中心。欧美科学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学教育资源已成为馆校结合合作模式的重要保障。如展品资源可作为教学用具，课程、培训等是教师技能发展的重要途径，科普教育人员成为学校的重要合作伙伴，网络资源成为教师学生自主探究的知识宝库。我国科技馆要想与学校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应努力将自身打造为学校科学教育的资源提供中心。同时，科技馆应担负起中小学科普教师培训的职责，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提升科普教师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水平。
（二）充分认识到教师项目的重要作用
我们应该认识到教师项目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正规教育中的重要群体，拥有完备的知识体系、教学经验和媒体使用能力。同时，他们也将成为科技馆科普教育的传播者，一方面，参与科技馆组织的科学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承担起“种子教师”角色，完善科普教师的培训链条。他们既是教育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是活动的实施者和评估者，对活动开展的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分阶段、分步骤的组织教师活动
国内科技馆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科学中心在教师项目的先进经验，在结合本馆可利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层次化、多样化的科普教师活动。
1.初级阶段应努力将科技馆打造为科学教育资源的提供中心。基于此，除了开展对团队预约教师的培训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等（如官网、微博、微信）新媒体手段来完善学习资源提供项目，如学习单、展项信息、活动信息、电影或展厅等资源；还包括专题探究活动、活动评估表以及问卷调查等。
2.中级阶段应努力将科技馆打造为科普教师群体的培训中心，包括教师交流会和教师培训两种形式。在这一阶段，应与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及中小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充分利用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引领作用、高等院校的优秀科研成果和教师资源及中小学校的科普教师力量，推动科普培训和交流活动的开展。
3.高级阶段应开展如美国探索馆的师范学院、探索学院等内容。此时，培训对象已不局限于培训科普教师，学校管理者、国家教育改革领导者、校外教育者都可能成为培训的对象；活动内容扩展至完整的课堂活动、系列化的培训体系、结合探究理念的探究工作室和研讨会等。这是对科学中心的高水平要求，目前在我国科技馆中还比较难以实现，是一个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创新我国科技馆科普教育活动对策研究》课题组.《创新我国科技馆科普教育活动对策研究》结题报告[R].中国科学技术馆，2011.
[2]白宗新，陈竞蓉.科技馆的社会教育功能[J].科技论坛，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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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7
科技下乡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所以科技下乡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活动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兴农”等战略被确立的基础上,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更多的科技下乡活动只是隐蔽于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事业之中,直至1996年专门的官方文件出台才有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从而被意识到和关注到,并且也被推向高潮。到了世纪之交及新世纪,突破性政策法规纷纷出台,科技下乡在新的机遇中为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实际问题和意想不到的特点,有时是挑战与危机,有时又是意外的特殊推进。这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方面,恰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有学者就说过,对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下的传播动机、与境及利益关系等复杂现实情况及所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将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下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演化规律及特色,以史为鉴,为进一步研究及实践奠定基础。将按照三条线索来讨论:其一,在背景方面,关注国家农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发展及政策法规等;其二,重点关注科技下乡的典型活动或特殊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更能够反映出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的科技下乡活动的特色;其三,更加关注科技下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这能够有利于明确科技下乡具体实践与国家政策体制等的关系,尤其是不适应之处,从而更加合理地评价现实情况。
1 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工作也开始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保障,其外衣隐蔽下的科技下乡活动随之不断被推进,在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组织领域内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时间较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偶尔甚至也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会波及到科技下乡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科技下乡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时是畸形的,综合各个方面还只能说是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
1.1 组织与制度建设
在此期间,无论是农村科普还是农技推广方面,都开始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使得科技下乡达到了初步的组织化和制度化。
1.1.1 在农村科普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台的《共同纲领》①对科普提出要求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科普无论从组织建设方面,还是制度及目标任务方面,都获得了初步发展(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不但进行了相应机构的建设,如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和一些相应的事业机构,而且一些法规文件、重要会议及重要领导讲话等都提出了科普工作面向农业生产实践的目标。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农村科普事业初具规模,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经验交流、实验研究、培训及技术上门活动。
1.1.2 在农技推广方面
农技推广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着特殊国情背景的形塑。因而,对其研究者颇多且较系统,笔者仅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概括出与本文相关的部分。
中国本来是农业社会,但新中国成立不久急切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步伐,而脆弱的工业非常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必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执行机构。这一时期,中国选择的是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由集体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显然施行的是国家强制性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那么,此时的农技推广机构不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更是一种政治组织,随着国家战略及经济制度等不断变化,在不够稳定的各方面制度环境下曲折发展,但毕竟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至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由政府推行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大大促进了科技下乡活动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它的大体发展历程可以通过表2反映出来。
1.2 政治运动的特殊推进
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不利于整体社会进步的政治运动。然而,我们对这些政治运动也不能彻底否定,如果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也会窥视到它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特殊意义。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1.2.1“大跃进”中的科技下乡
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之际,适逢政治上的“大跃进”运动。当然“大跃进”运动蕴含了很多错误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促进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群众化路线的形成,推进了科技下乡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似乎呈现的是一种畸形的状态。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倡导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反映出在文化革命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并推进技术革命,也表明国家对技术及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聂荣臻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及技术革命的高潮时期,中国科协要在这一新形势下努力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推进群众性科技工作进行全面的大跃进。
在这些思想与目标的指引下,在上一阶段四级农技推广机构和中国科协这一专门科普机构成立的基础上,中国面向群众、农村和基层的科技传播活动蓬勃开展,与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了起来,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基层和农村。朱效民就曾通过大量的史实考证而指出,这一时期在广大农村,针对农业科技的群众性实验活动和技术上门活动发展了起来。这充分体现出了科技下乡的繁荣景象:各种活动实践性、综合性突出,形式多样;不仅群众性的实验活动蓬勃发展,而且也出现了各种农村科普学校,针对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新技术等进行宣传培训;地方科协广泛行动起来,与其他部门联合共同组织各种形式的技术推广队,广泛开展送技术进村入户活动,等等。“大跃进”运动虽然包括了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及其他事业的全面推进,但还是以农业为先,群众性的农业技术革命运动高涨,改良农具运动遍及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和新技术,那么它对于科技下乡的意义就显而易见。
然而,从总体上我们还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科技下乡是畸形发展的。这种评价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现实中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量和形式上,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其目标并不切合实际,核心思想过分夸大了群众的主观精神而背离了科技的精神实质,使得传播内容和方式等都偏离了科技的本质特征,因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效,其中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思想盛行,农技推广在不合理指挥下曾受挫折,甚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大量精简机构。至1959年,全国农技推广人员被以下放或改行的形式减少了2/3,农技推广站被砍掉了1/3。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的进程与效果。
1.2.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科技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科技活动均被迫中断,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中国科协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科普书刊、科技广播电视、科技电影等不但数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内容也被染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这样特殊的政治背景由于种种原因对科技下乡似乎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文革”为政治目的而在客观上造成的无意识的“科技下乡”活动。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被下放的科技专家或“知青”在基层或农村冒险进行了很多针对实际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科普活动和技术推广活动,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是“四级农科网”的建立。“文革”期间,国家农技推广机构被解体,但由于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些基层科技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插队落户的农技人员在社队领导支持下,建立了各种实验组,进行农技推广活动。较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湖南省华容县率先总结群众经验而创办从县到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其中共有农科队366个、农科站23个,对应工作人员有农业技术干部67人和农民技术员2 722人。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央农林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关注,逐步在全国推广。从而,各种民办科技群众组织与公社农科站和县农科所两级推广机构得到了统和,虽然是行政主导体制,但由于其紧密结合当地农村现状而发起,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从农户需求出发的优点,使得科技下乡更加具有实效性。
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该运动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在“文革”时期被推向了高潮。其规模之大与人数之多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仅在起初的两年中,从大中城市被推向农村或边疆的老三届毕业生就达到了400多万,截止到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共1 623万。虽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本意并非在于科技下乡,但却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科技输入乡村的作用。很多被下放的“知青”都出于实际需要进行了一定的科技下乡活动,他们虽然并不一定是知名的科技专家,但是整体科技素质较偏远落后农村的村民具有一定的优势,必然在农村中对普及科学知识、技能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按照史料记载,这样的事例也并不罕见,如河南农学会吴绍揆被下放而帮助农民办科学试验站、传播农业科技知识与技能等。
三是关于“五七干校”的活动。“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它以毛泽东对相关报告的批示日期命名,以庆安县“柳河”经验为开端,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劳动改造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五七干校”采取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不但工农进校,而且校里的干部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与群众接触,甚至有的干脆转变成了“五七农校”。1969年,中国科协及所属协会的全体专职工作人员均被批判、遣散或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些被下放到农村的科技专家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针对当地农民的急需自然会把先进科技传入农村,在农村的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是关于农村广播站的建立。“文革”期间出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需要而大办农村有线广播,县广播站的事业经费自1969年开始列入了国家预算,到1976年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建成了连接千家万户的有线广播网。虽然广播的内容日渐丧失传播科技知识、服务社会的功能,但对于封闭农村的信息贫乏的实际也是非常需要的,也不可能绝对不给农村带来科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为科技下乡打下了重要的媒体设施方面的基础。
我们应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文革”时期这段历史。其一,它显然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科技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除了被迫停止的科技活动外,更多内容是以政治舆论为主,科技知识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些破坏作用还会在更深层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其二,虽然它对科技事业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许多科技活动也不是彻底中断的,只是传播的目的和内容有了不同,甚至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目的宣传力度反倒加大了很多,在不经意中偶尔也会伴随有科技知识或科技精神方面的内容;其三,由于特殊的政治运动所造就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却也对特殊需求的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综观整个“初步发展阶段”,科技下乡是在常规建设和特殊机遇下曲折发展的。一方面,科普及农技推广的组织与制度建设都已初具规模;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一些本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运动,但对科技下乡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进作用。这些都为科技下乡在组织、制度、方式、内容等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2 全面推进阶段(1977—1990)
10年浩劫结束以后,在邓小平、周恩来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各项科技事业逐步得到重建和恢复,科技下乡也开始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被全面推进。当然,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科技体制改革造成的组织障碍等,有时科技下乡也会受到很多负面影响。
2.1“经济主战场”定位后的科技下乡环境
1978年成为重要转折年,全国科学大会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并审议通过了科技发展的规划纲要草案。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主战场”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从而让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得农村科技需求更加强烈。在国家战略上,虽然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主要目标,但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政策相应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无论是国家政策法规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为科技下乡增加了保障。各类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各种独具特色的科技下乡实践活动开始出现,与前一时期相比,整体呈现了全面发展和自觉推进的状态。秦红增博士也曾经认为:“科技下乡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现代科技发展乡村即科技下乡才真正进入到自觉时期。”
2.1.1 国家政策环境
一是科普政策提供了保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其战略部署专门强调了中国科协的配合责任。以中国科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契机,中国科技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被推进(见表3②),至80年代末科普组织及相关运作机制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是“科技兴农”战略带来了契机。1989年,国务院发布文件确立了科技在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要性、服务体系建设、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都进行了论证和部署,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同时还强调了基层农技推广网络的作用发挥和农村生产一线的科技人才方面。
三是“三农”举措给予了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农业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面临农业不发达的现状,中共中央于1979年公布施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提出了对“三农”的技术支持,而且鼓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立志务农,而且对他们进行针对性培养,这更加有利于科技下乡的发展;同时,中共中央自1982年开始发布了许多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对农村发展措施及农业科技等问题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对乡村科技的输入与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等都为科技下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处不一一列举。
2.1.2 组织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科技组织与机构开始恢复和重建,尤其是基层的相关工作为科技下乡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在中国科协“三大”的倡导下,“七五”期间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乡镇科协纷纷恢复和创建,一大批科普服务中心以及科普学校建立起来。更加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国家开始重新恢复和创建农技推广网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四级农科网”失去了支撑体系,因而1979年公布实施的相关重要文件开始倡导恢复原有的行政主导模式的农技推广网络,指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科学实验网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网,县以下主要抓好试验、示范、推广和技术培训工作。”自此,全国开始发展县一级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了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各级农技推广机构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其专业技术服务性质。到80年代末基本建成了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在很多地方建立起了以县科协、农技推广机构为枢纽,乡镇科普协会、乡镇农民技术学校、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广泛联络教育、科研、国家农技推广单位、企业、群众团体在内的农技推广网络,而且对应的农村科技服务机构也初见端倪。由此,科技下乡具有了良好的组织保障。
2.2 相关科技计划
在各项宏观政策法规对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农村发展关系的目标指引下,这一时期国家出台并实施了许多科技计划,包括基础研究类、政策引导类、科技攻关类和高技术研究类等。这些科技计划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特色科技计划,另一类是间接与科技下乡存在关联的。这里仅介绍第一类,它们都着重强调科技对农村发展的意义及其实现途径等,是科技下乡重要的手段(见表4),为其奠定了不同层面的基础,同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2.3 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基于政策推进及组织保障,在国家重要科技计划的引领下,科技下乡活动广泛开展,对应出现了许多新的活动形式,这主要见诸表5列举的一些重要实践。
总之,这一时期,科技在农村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受到空前重视,科普及农技推广工作更加深入农村基层,科技下乡获得了快速发展。除了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创举,如农民田间学校、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和各类示范活动等。同时也树立了各种先进代表和典型,在很多农村出现了“种瓜能手”“养羊带头人”等。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新旧体制交替出现了一些不适应,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因素,科技下乡网络有时也会受到冲击。例如,曾经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农技推广网络在改革中不断地嬗变,偶尔也遭遇了挫折,甚至出现过危机,这自然对科技下乡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科技下乡整体上还是面临着良好的各方面环境且呈现出了全面发展的状态。
3 高度繁荣阶段(1991—)
在世纪之交及新世纪,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调整,基层科技活动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关乎科技下乡的政策环境及理念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因而科技下乡体现出了新特色与新趋向,呈现出了高度繁荣的景象。
3.1 突破性政策环境
政策法规的新突破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科技下乡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二是科技下乡官方文件首次出台;三是中共十六大打破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发展战略由“农业反哺工业”转向“工业补贴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四是科技下乡的“最后一公里”瓶颈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农业科技由“下乡”转向“入户”。这些新突破为科技下乡创造了特殊的发展机遇。
3.1.1 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如表6)
3.1.2 科技下乡官方文件出台及中共十六大的影响
专门针对“科技下乡”的官方文件的首次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有了政策保障,十六大报告首次扭转了中国多年来的农村扶持城市工业的弱势地位。这些政策都对科技下乡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推进作用。
1996年,关于“科技下乡”的首个官方文件③正式出台,对相关事宜进行了总体部署,规定“三下乡”活动的主要任务涉及文化、科技和卫生3个部分。其实,文化下乡和卫生下乡与科技下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内容难免都包含了科技信息,其下乡主体也应该都是科技人员。同时该文件也阐明了“科技下乡”包括3项内容,即科技人员下乡、科技信息下乡和开展科普活动。正是这一文件的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了明确的政策保障,对应活动如雨后春笋。
2002年,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事业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中国自50年代就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始终是农业补贴工业的二元体制,只有十六大首次进行了新突破,使得城乡关系格局出现了革命性变化。显然,新世纪的农村发展需要城市的支持,这不仅在于资金上的倾斜政策,自然最重要的应该是科技方面的支持,因而科技下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 机遇。
十六大闭幕之际,中宣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做出决定并由中宣部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入扎实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本《通知》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精神,内容明显比1996年的更加深刻、具体,尤其是出现了新的突破。第一,科技下乡范围更广:在“总体要求”中就提出了不但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倡导先进文化,传播科学方法、思想及精神等,提高农民的素质,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第二,科技下乡更加注重实效:在“实施步骤”中规定了要增强“三下乡”活动的实际效果,倾听农民的呼声,力求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第三,开始注意面与点的结合:关注西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等,把这些地区作为“三下乡”的重点,要求开展“青年星火西进”和院士专家下乡等活动;第四,开始将科技下乡的长期性与持续性提上议事日程:在“实施步骤”中要求要将科技下乡制度化、经常化,达到常下乡、常在乡,真正在农村扎下根来;另外还专门部署了大学生的“三下乡”活动。可见,这一文件引领了科技下乡的方向,开始从战略高度对其进行部署。
3.1.3“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的新突破
科技下乡活动已存在多年,但农业科技往往是能够“下”到乡镇,而难以进村入户,普通农民难于获取所需的科技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科技下乡和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关注对象。对于“最后一公里”难题,“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实现了新突破。
2004年农业部针对科技入户难的问题发布文件要求在农村重点扶持一批科技示范户,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其任务目标是:“组织各级各类科技单位和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实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构建政府组织推动,市场机制牵动,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带动,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组织拉动,专家、技术人员、示范户和农户互动的新型农业科技网络……”农业部还组织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使得传统与现代、课堂与现场结合了起来。虽然目前实际效果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为科技下乡“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1.4“科教兴农”战略的新推进
“科教兴农”是在前一时期“科技兴农”战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概括而言,它的理念要求是,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和教育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将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作为发展的关键要素,加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科教兴农”战略的理念要求及发展可以通过不同政策文件的规定反映出来(见表7)。
当然除了突破性的政策法规之外,随着十六大带来的突破性变革,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更加突出体现了“科技下乡”的重要而长久的地位。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相关重要政策文件,都对科技下乡的新发展从不同角度起到了推进作用。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科技进步定位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这些文件目标的实现显然都与对科技下乡的大力推进不无关系,都要求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村输入先进适用技术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科技下乡又被进一步提上了战略高度。总之,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会议等,为科技下乡设立了路标与航线,使得科技下乡活动更加系统化、实效化和制度化。
3.2 新的科技计划
随着各项突破性政策法规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的新促进及新要求,科技下乡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不但原有科技计划与时俱进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新的科技计划规划也层出不穷(见表8)。它们从理念、目标、手段等方面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并非专门针对农村科技的重大科技计划或规划,也为科技下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处不作赘述。
3.3 新型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在新时期,不但原有的科技下乡形式继续得到发展和完善,而且一些新的活动形式如雨后春笋。这些新形式既关注分散化的小农户,也针对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总共有20个左右。这里仅就较突出的部分加以介绍。
3.3.1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
1993年,在铁路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启发下,共青团中央逐步在全国实施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1994年,对应协会、服务站和网站建立起来,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管理网络,同时各项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也逐步得到完善。这一行动以扶贫济困为主题,要求各地组织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困难群众,更为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提供帮助。近些年来,该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展,对应出现了各种志愿活动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对科技下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表9。
3.3.2“三支一扶”计划
国家人事部2006年下发文件,要求大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其招募工作依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套详细的流程,都要进行各地信息采集,紧密结合基层需求信息进行考核或考试,在专业上侧重于农村急需的农林、水利、医学、教育、经济类等。而且毕业生在上岗前要经过结合本地区实际需要的严格培训,而且以“三农”政策和本地区基本情况为主要培训内容,工作时间一般为2到3年,期满后自主择业,享受一定的择业优惠政策。可见,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然而却对科技下乡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
3.3.3 大学生村官计划与科技特派员行动
科技特派员行动与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开始实施的,虽然二者起初实施的目的不同,但在现实中都是重要的科技人才下乡的活动方式,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
3.3.4 科普大篷车和科技列车行动
由于中国大部分农村科技下乡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0年,中国科协承担了研制和配发科普大篷车④的任务。至2003年年末,通过借鉴国外经验设计制造的科普大篷车有3种型号⑤,总共38辆,配发给了各地科协使用。自此,科普大篷车(也称“流动的科技馆”)广泛深入偏远农村和西部地区,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活动方式机动灵活,在投入“三下乡”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于“科普大篷车”下乡的经验,2002年中央文明办等又针对革命老区和西部地区开展了“科普列车”行动。该行动每次时间达10天左右,由200多位专家组成了科技专家志愿者服务团,他们携带互动展品、展板、挂图和图书等,进行科技培训、展览、报告、咨询等服务。
3.3.5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二是农业科技示范场。二者大同小异,虽然名称及运作过程等都不同,但是反映出了基本一致的核心思想,都是农业部门近年来着力运作的“农科教”结合的科技下乡运作模式。该模式在较先进理念的引领下,以市场为导向,以示范带动和农业科技服务为主,旨在加速农业由数量向质量要求的过渡,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农业园区,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各地就开始纷纷建立,差不多覆盖了所有县市。其指导思想是,注重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根据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和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与产业化;而对于农业科技示范场项目,是2001年才开始在全国启动的,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为农业知识与技术传播的“田间学校”和良种、种苗的繁育基地,最终通过引领作用成为分散农户进入市场的纽带。
3.3.6 农民专业合作社活动
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首创的,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与大市场不协调的情况下产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实践起到了支持和引领作用,进一步,于2007年国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且也开始施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实践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概念本身,指的是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由同一类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同一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供需双方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组成;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服务对象的界定,它主要是针对该组织的成员提供多项农业相关服务,包括农资的购买,农业生产及经营方面的各种技术或信息,农产品的贮藏、加工及运 输等。
3.3.7 中国科普万里行
该活动的特点是,由企业首先实践,而且始终有大型著名企业的支持与参与。它发端于十几年前的“皇明太阳能”科普万里行活动,进而带动了多家知名企业的效仿。正是基于多家企业的经验,2009年由中国科协主办,多部委联合启动了全国性行动,深入贫困地区,对各地的科技需求、难题及典型经验展开调查,同时传播科技知识,提高群众的科技意识,使得科普万里行活动成为国家及地方的重要科普平台。这一活动是在“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的新科技传播理念的引领下发展起来的,在科技下乡中发挥了其他活动难以替代的作用。其目标在于“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把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科技意识带入乡村、街道、厂矿、企业等社会千家万户,提高全民科技素质”。
3.3.8 农业专家大院活动
该活动是科技部为了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而依托“星火计划”实施的对农服务的新举措。2003年,科技部下发文件正式启动实施了“星火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示范工程”,该文件规定:“支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一线,创办和领办以专家为服务主体的各类科技服务组织,并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示范、技术推广、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这一项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星火示范基地建设,为科技下乡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有科普之冬、科普大集、科技致富能手科技下乡、院士专家科技宣讲团下乡、庄稼医院、农村经纪人、农业科技110、科普信息网络、科技副县长和科技副乡长以及多种培训形式。这些丰富多彩的科技下乡活动展现了科技下乡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具体地方操作中的实效性如何,还有待于借鉴历史而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
4“科技下乡”史鉴
纵观历史,“科技下乡”自出现之日起,经历着从自发发展到政策推进的过程,逐步产生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和政策理论,今日从总体上看已经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然而,其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科技下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各种体制改革和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且很多政治影响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于历史上的辉煌成绩,应该透过历史总结其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并思考其中不寻常的事件及带来的教训。这种不寻常体现为:一些被普遍认为具有较大破坏性的政治运动对科技下乡似乎不完全是负面的冲击作用,而是还起到了某种特殊的推进作用;反之,原本是国家为促进科技进步而实施的改革措施在地方执行中有时却事与愿违,反倒在某种意义上在一定时期内为科技下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危机。另外,通过全国整体宏观的历史透视,也能够总结出科技下乡的一些基本发展规律、演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等,这些方面同样是进一步地现实研究中应该观照并借鉴的。
归纳起来,这些启示作用主要涉及4个方面:一是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二是“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三是新理念的出现而带来的思考;四是综合借鉴意义。
4.1 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
中国的改革主要发端于80年代之后,而且很多改革均起始于农村,那么势必会影响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改革自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革命性的转变,但整体是渐进式发展的。在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博弈,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改革网络和科技下乡的社会与境,由此演绎了科技下乡的挑战与危机,这主要体现于农技推广体制的变化方面。这里所关注的是改革中科技下乡营利性趋向所对应的挑战与启示。这些改革与挑战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出台而不断推进的(见表10)。
这些文件反映了国家对农技推广机构改革的倡导以及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农技推广的趋势。按照政策要求,80年代的改革应建立起专业性、事业性的农技推广体系,各对应机构不再隶属于农业行政部门。可见,在此阶段国家改革的初衷是,想通过拨款限制来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发展多元化的科技推广、服务及经营实体。
但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改革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基层,对于那些不能尽快适应的农技推广机构本身来说,这一营利性趋向自然成为他们的巨大挑战,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推广的效果。那么,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在具体社会与境下,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以及自身的创造性能力都是存在质疑的,其改革的后果不堪设想。
4.2“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尤其进入90年代,改革步入了综合化阶段,不仅包括经济、科技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全国不同层级的行政体制、政府机构等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推进。尤其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至深,同时缠绕了许多其他因素,使得改革境况更加复杂,从而使科技下乡陷入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机。
基层改革起始于1986年,是伴随着综合改革而以试点的形式逐步推进的,这些试点作为改革重点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现象。这些问题源自于地方实际改革目标的复杂性,地方自身利益问题和国家政策要求彼此博弈:第一,地方对自身财政问题的考虑;第二,面对市场经济,地方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第三,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要求,地方还要减弱对基层、企业等的行政干预作用,努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的地方多重目标就容易导致地方实际改革有时与国家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正是这些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错位引发了科技下乡体系的种种矛盾。
从国家层面来看,改革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性和科技服务能力。也就是,虽然为了提高科技服务能力而倡导其经营性,但同时并不想牺牲,甚至是要进一步增强其稳定性。在前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下发了多个文件来深化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见表11)。同时,从1993年起国家也掀起了自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三次浪潮,针对事业单位开始推行聘用制,使得它们的人事由身份管理和国家用人向岗位管理和单位用人转变,从而政府职能转变与事业单位改革交织在一起。其实,国家是想通过扩大事业单位的自主权而实现重实绩、重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波及面极广,到20世纪末达到高峰。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地方的具体运作状况及其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影响便难以预料。
然而在具体地方与境下,除了部分地区经改革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整体条件得到了改善之外,很多地方依据国家政策,按照(国办发[1999]79号文件和人发[2000]78号)文件,也分别制定了地方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等乡镇机构改革。甚至有些地方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利益因素的考虑,利用这一契机而扭曲了国家政策法规,把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过早过度地推向了并不成熟的市场。不少乡镇推广机构被当地政府“断奶”,突然转变成了纯粹的经营性的农资经济实体,它们惨遭挫折,为农服务的效率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更为关键的是,在此阶段,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也正在大力推进,许多地区农技推广机构的“三权”被下放,由“条管”变为了“块管”,致使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悄然被卷入乡镇行政机构改革的漩涡之中,并且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乡镇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裁决权和自主权,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实际由业务部门演变成了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在资金和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了乡镇政府更多的控制。那么,有些乡镇政府就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在改革中按照权力和对本乡镇政府影响力的大小自主选择下放与否,那么农技推广部门显然是下放目标之一。
显然,中央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改革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出现了扭曲现象。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是国家按照强制性行政手段实施的,地方政府自然在操作中应该顾及中央政策法规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的具体与境下,地方政府的实际策略选择会受到原有体制结构、外部社会环境、改革动机、时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当他们面临财政压力和自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时,也会从财政实力、部门利益及个人政绩等角度做出决策,而冠冕堂皇地借助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等理由进行扭曲性的改革。如此一来,本来是国家为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而进行的改革,最终却演变成了破坏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恶魔”。这一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有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由于前一阶段改革的失败,因而新时期继续进行着改革与调整,总体目标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具体改革政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又开始受到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及由此而来的乡镇机构改革的重大影响。2000年,国家就开始了减、免农业税的政策,伴随而来的便是几乎所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的配套乡镇机构改革。即使不同地区实施的具体形式各异,但改革的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脱离合并、精简机构以及分流、裁减人员等。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有些地方的农技推广随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至最近5年左右才得以重新恢复。那么,长达近20年之久的综合改革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科技下乡的破坏性影响就可想而知。
4.3 新理念带来的思考
90年代以后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多年来科技传播领域激化的一系列矛盾已经引起了学界及政界的反思,伴随出现了反映新理念的政策文件(见表12和表13)。这些政策文件发挥了目标引领的作用,对科技传播的理念和内容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自然波及了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
可见,这些政策法规及会议文件等开始倡导科技传播的经营性(或营利性)以及科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开始强调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自主选择权和在农技推广等科技下乡活动中的参与性。同时,从过去只关注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而转向了也关注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从而引导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科技传播,以促进科技传播的更健康发展。
除了政策法规之外,学术科研成果和现实实践也反映出了科技传播的一些其他新思想。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国际交流合作在加强,中国科技传播工作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本土化和因地制宜的同时,国际化趋势凸显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公众理解科学”和“科技传播”等概念,开始强调科技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甚至也偶尔关注科技产生的过程和负面效应等。同时,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统筹并举,不但强调经济的增长,也越来越倡导公众科技素质的提升。在国际后学院科学观和国内生活科学观的影响下,产业科普和生活科普兴起,科技传播开始关注公众的需求,由政府行政推进向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向转变,已经越来越多地强调普惠原则,强调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的发展。
在这些政策法规及新理念的引领下,全国的科技下乡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在新时期的具体地方与境下的运作中,科技下乡实践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新的理念与社会现实能否相容而达到更理想的效果?还是会引发更多的现实矛盾?这些问题都应该引发学者们的关注。
5 结论
历史上的科技下乡表现出了很强的本土化特色,有其独特的产生根源和演化规律,对当下的现实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在历史上体现出的特色、规律及重要影响因素等也应该是现实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方面。
其一,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孕育了具有浓厚本土化特色的科技下乡。因而在进一步的现实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挖掘其本土化特色,要考虑到本国实际,不要盲目借鉴国外经验。更要考虑到国内地方的巨大差异性及各自特殊性,必须深入具体社会与境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调研活动,并且在调研之后的阐述中也要特别注意不能过度地将结论进行普适化。
其二,科技下乡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综合改革影响的。由于国家有意识的科技下乡总是服务于国家的宏观战略目标,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就决定了科技下乡的目标取向、内容及形式。这就决定了研究者要十分关注国家政策文件的相关核心思想,尤其是改革方面,以了解科技下乡实践的上级指导路线,从而更有利于比较得出地方运作出现的问题。
其三,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为科技下乡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导向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因而其难免会受到大的社会变革或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就决定了它的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这就要求研究者要紧密联系政治因素。
其四,科技下乡活动具有很强的民间实践性。虽然科技下乡自80年代以来很多时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一主导作用影响着它的理念、方式及方法等,甚至为科技下乡的基础理念限定了基调。但是,科技下乡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创新实践活动多数是农民基于农业生产实践而自发产生的,只是被中央政府发现后作了进一步推广。也正是这些民间自发的实践活动赋予了科技下乡以新的活力。所以,研究者更要深入普通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科技应用实践,去了解他们对待和应用科技的真实态度。
其五,科技下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科技下乡是在庞杂的政策文件引领下及众多单位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几乎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以不明身份成长的,难以形成统一的范式。学术界和国家文件中均没有明确将科技下乡纳入农村科普、农技推广或科技传播的范畴,但是科技下乡的实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科技下乡与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因而,伴随着中国农村科普、农技推广及科技传播理念及方法的不断发展,科技下乡的理念及模式也在不断进步并且表现出新特色。那么,在研究中就应注意同时关注这些不同的领域。
总体来说,科技下乡已经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自身也经过了历史的不断淘洗和破旧出新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而缺陷又往往容易暴露于具体地方与境下的实践操作之中,主要在于国家宏观政策法规与地方文化及社会环境等能否达到很好的适应性而使科技下乡具有很好的实效。所以,学者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对科技下乡具体社会与境下的微观案例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政治运动和政策法规,而且关注包括民间实践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方式、运作特点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来挖掘、呈现科技下乡所处的现实社会与境下的复杂权力关系。
摘要：本文以中国特色的科技传播实践——“科技下乡”为题,从更宽泛的视野,在广义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下乡”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实践等进行梳理与评价,旨在总结经验,发掘问题,诉求以史为鉴,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科技传播的理论水平及实践效果提供借鉴。
从科技传播看我国科技节目的发展 篇8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节目,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
一、科技传播的概念
1985年, 翟杰全在《科学传播学浅谈》中首次提到“科学传播学”的概念。他随后在《论科技传播》这篇文章中将“科技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1]另一位学者吴国盛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指出, “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 “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 用传播的态度对待科学。[2]
二、科技传播的发展历程
翟杰全认为, 科技传播研究的“普及范式”是在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研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3]
(一) 传统科学普及
对于“科学传播”, 公众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科普”, 也就是科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 到19世纪末期, 公众接触到越来越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这一时期科学知识在横向与纵向上都得到了延伸, 而公众对于这些新的科技知识却不甚了解。因此, 从这一时期开始, 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渐渐显露出来。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早期大部分地区迷信风气盛行, 人们不相信科学, 漠视科学技术。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组织科技工作者编写知识手册, 通过向大众发放科学手册的方式来普及科学。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工业的发展, 大众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认识了外面的世界, 了解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个时期的科学普及还是由政府或者科学组织向大众单向地传播科学技术知识。
(二) 公众理解科学
1985年, 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了鲍默爵士的《公众理解科学》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报告, 学界认为, 这标志着“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术语正式进入了科技传播的研究领域。所谓“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就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科学技术知识, 更要主动反馈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看法及意见。
在我国, 公众理解科学虽然与传统的科普相比, 多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两个方面的传播, 但形式上依旧是科学组织或政府向大众的单向传播。然而从内容上来看, 传播的依然是科学技术好的一面, 却很少谈论其消极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 自二战以来, 化工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许多科技快速发展, 这也的确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 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的发展也加剧了环境的污染, 产生了生态危机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 科学传播
20世纪90年代后期, 生物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人们才开始质疑基因技术。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开始动摇, 人们不再像最初那样盲目认为科学就是好的。这一阶段的科学普及开始向关注公众的科学辨别力方向发展, 公众能够参与到科技发展中, 给科技应用提出自己的意见。科学传播就是将传统科普“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变成了政府组织、科学共同体、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多向互动的交流过程。[4]
以前强调科学家作为主角给公众灌输科学理念, 帮助其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但现在强调科学家与公众是处于平等地位, 双方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进行交流互动。2014年广东省茂名市拟建PX (芳烃) 项目, 当地部分市民对此表示担忧, 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当年4月1日, 茂名市政府就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 告诉市民目前这个项目还处于科普阶段, 在启动之前一定会倾听市民的声音, 如实反映给相关的专家, 并表示市政府绝对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而这正是科学传播的一个实例体现。
三、浅析我国科技节目
(一) 传统科技节目
2001年7月9日, 央视科教频道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电视科技节目向专业化迈进。从发展初期至今, 知识性是我国的科技节目所必备的, 但却往往只是采用不同的形式将知识灌输给受众, 很少接收受众的反馈, 这种单向的传播模式自然是有缺陷的。翟杰全认为, 科普除了帮助公众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 也要注重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使其自身能够有科学判断力以及与科学家交流对话的知识储备。[5]
《科技之光》算是我国较早的一个大型科普电视栏目, 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科普品牌栏目。栏目坚持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科技之光》不论从定位还是内容上来看, 都只是站在一个专业化角度, 给观众讲授科学知识。
纵观另外一档关注率也很高的栏目《走近科学》, 这两年节目的选题涉及医学、航空、农业、环境等许多方面, 但是回顾前些年, 那些有关外星飞行器、山村奇事、古墓之谜、喀纳斯湖水怪等的选题, 在节目开始能够吸引观众眼球, 但最后给出的解释都略显牵强, 因此受到观众的质疑。诚然, 这样的选题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再加上节目的剪辑、解说“故弄玄虚”, 其配乐也十分空灵神秘, 让人代入感很强。有网友评论说:不能解释的现象, 《走近科学》创造条件也要解。虽然网友的评论可能不太准确,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这正是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一个体现, 公众不再坚持“唯科学论”, 开始对自己获取的科学知识进行辨别。这给我国科技节目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技节目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简单地进行科普。
(二) 科技真人秀节目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全民娱乐时代, 科技真人秀节目便应运而生了。2013年央视推出了《是真的吗》, 它将新闻调查与综艺娱乐、脱口秀元素相结合, 通过现场实验的形式, 进行专业验证, 用相对幽默的语言, 讲述与生活科学相关的事件。
这档栏目是由光线传媒打造的, 虽然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人秀, 但作为主持人之一的黄西, 具有理工科的背景, 又是有名的脱口秀明星, 他的主持方式使得原本严肃的科学话题更加轻松诙谐, 这种风格很受观众的欢迎。每期节目都有一个“真假实验室”环节, 通过现场实验来验证网络流言的真实性, 观众在现场能够直观地看到整个实验过程, 最后的实验结论就更加具有说服力。当然, 节目为了更加贴近受众, 在话题的选取方面, 主要是选择跟民生息息相关的, 比如怎样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做冰淇淋、冻饺子可不可以用冷水煮、能否用薄荷叶自制空气清新剂等等。
作为一档科学实验类的互动求证栏目, 《是真的吗》除了本身的趣味性, 更多的是帮助观众认清谣言, 起到了一个传播正确科学知识的作用。在“真假实验室”这个环节, 观众除了可以看到整个实验过程, 还可以亲身体验。例如, 最近有一期关于能否借助核桃做风车, 现场观众也拿着核桃, 跟着主持人一起做实验, 感受整个实验过程。这种操作方式对破除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是很有帮助的。与此同时, 许多省级卫视也相继推出了类似的节目, 如湖南卫视的《新闻大求真》。观众可以在节目中了解到生活中的伪科学, 学习到很多生活小窍门。
(三) 科技节目的不足
就传统的科技节目而言, 其形式及内容略显死板枯燥, 难以提起观众对节目的兴趣。
时下科技真人秀节目虽然火热, 但其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以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为例, 节目中很多选手本身是有过人本领的, 他们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也曾获得过相关的大奖。但是在选手介绍中, 栏目组不会提到这些事实, 这就给了观众一种错觉。观众最初在看节目时可能会为这些其貌不扬的选手感到惊叹, 但随着节目的播出, 参赛者的背景逐渐被挖掘出来, 观众就会觉得节目刻意的成分太多, 真人秀真成了一场秀。
四、我国科技节目今后的发展方向
首先, 从受众层面来说, 科技节目要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所能接受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范围, 根据节目本身的受众定位来选取节目内容。例如, 专门针对儿童的科技类节目, 就应该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不要选择艰涩的科学知识。另外, 节目可以利用官方微博等互动平台与受众进行交流, 让受众真正参与进来, 而不是被动接受节目所传播的知识。
其次, 节目本身应该采取多种形式让科学通俗化。例如, 可以将脱口秀或者真人秀的节目形式与科技相结合, 但不可过度娱乐化而忽视了科学本身应有的严肃性。
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9
我们经常提到的传播, 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 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 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1]。传播的内容——信息, 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科技传播只是传播学中一个极其微小的分支, 侧重于从“科技”这一特定领域出发, 来表现传播的功能。
科技传播是人类交流科技信息的一种社会行为, 是人与人、人与其所属的群体和社会之间, 通过某种媒介进行科技信息传播、接受和反馈行为的总称[2]。科技传播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科学技术成果通过传授、扩散、交流、转移等方式, 在不同个体之间有序流动, 实现社会共享的过程, 即把仅属于科学家“私有的知识”变为“社会共享知识”, 实现不同个体间的知识共享, 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科技传播是人类社会科学与技术系统得以产生和存续的基本前提, 是科技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基本支持, 更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科技传播是科技和社会的“血液循环系统”,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3]。
2 科技传播与企业创新发展的关系
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人们来说耳熟能详, 但是对于培根的另一句深刻的名言, 大家或许有些陌生,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 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 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科技传播源于科技发展的一种最基本的需求, 它与科学技术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是与科学技术相伴而生的一种普遍现象。
科技传播是以传播科技信息为使命的, 而科技信息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富于流动性的社会财富, 具有共享性质。从广义上讲, 科技传播包括科技信息的产生、交换和利用等, 引发科技创新的因素有很多, 但主要有两个原因:1) 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 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作用下产生质变, 形成科技创新;2) 通过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流、借鉴, 形成新的思维和新的学科, 从而引发科技创新。因此, 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发展密不可分。
而企业生命的核心力量就在于不断地创新发展, 只有坚持持续创新, 企业才能在市场中始终保持活力。因为, 一旦前进的脚步有所停滞, 企业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只有不断地在发展中运转, 才能使企业前进的力量永不停息。科技创新发展是企业生存的不竭动力, 于是科技传播的力量此刻也就凸现出来。科技传播引发企业科技创新, 在参与科技传播中, 企业从中获得知识共享, 相互交流、借鉴、学习, 从而实现企业的创新发展。科技传播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 科技传播对企业创新发展推动作用的表现
2006年,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就已经明确指出, 技术创新体系是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结合。企业是科技创新的载体, 企业的创新发展便可以借助科技传播, 让技传播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翅膀, 可以推动企业飞跃式的发展, 这点极为重要。科技传播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 之所以说它是助推器, 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培养人的科技意识促进人精神层面的提升
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中, 谁走在了科技的前列, 谁也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科技传播最直接的作用在于, 它可以培养人的科技意识, 影响一个企业整体的精神层面水平。科技力量是一种精神传承, 可以使企业员工通过科技的感染得到不同程度的升华。通过科技传播, 让每个人学习并掌握科技知识, 将这种科技学习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动作, 能促进整个企业学习科技知识氛围的形成, 以及整个企业精神层面的提升。
就拿中国的文化产业来看, 中国的新闻出版行业, 承担着传承中国文化、传递先进文化知识的重任。科技传播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相比其他产业来说更是重大, 凭借科技传播的助推, 文化产业才能实现先进科学知识的吸收引进, 才能实现企业内部人员文化素养及科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也才能进一步反作用于文化产业发展。正如哲学上讲的:当上层建筑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时, 对经济基础有推动作用, 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 科技传播的引入改变了企业内部人员的精神面貌, 提升了企业整体的文化水平, 这必将有助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
3.2 提供先进技术造就企业人才
科技传播带来最直接的产物, 表现在企业中就是:科技传播为企业带来了新技术、新工艺。企业可以在科技传播中汲取到先进的东西为己所需, 将之应用于实践中, 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最直观地作用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 企业的创新发展就不再是一场空梦。
上面提及的培养人的科技意识, 提升人的精神层面的成果获得最终表现在, 企业将会人才辈出。科技传播只是停留在意识、精神层面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而以此为渠道造就科技人才才是我们宏伟蓝图中的一笔。在科技传播的大潮中, 要站稳脚步, 抓住这一最好时机, 培养企业内部核心骨干, 通过科技知识的传递与交流, 促进人才成长, 相应的, 企业造就的科技人才也必定反过来会为企业做出贡献, 助力企业的发展腾飞。
3.3 促使企业生产、经营理念的转变
科技传播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 它引领了一种理念的改变,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引爆。科技传播带来的先进成果引发企业更多的思考, 促使其转变思维, 在生产中不断探索新规律, 开发新路子, 摒弃旧有模式, 生产、经营理念随之更新转换, 紧跟时代潮流。就现在的生产经营来说, 我们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还是拿文化产业来举例,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微博、微信平台来进行推广, 而且各种形式全面覆盖……这些都是科技传播带来的社会变革的产物。
4 如何让科技传播更好地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服务
4.1 企业内部人员的自主性
企业内部人员应提高学习、创新的积极主动性, 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 有效利用科技传播, 不断研究学习, 借助其有利的一面不断汲取优秀精华, 为己所用, 强化自身能力。在科技传播的浪潮中自主学习、自主创新, 争取成为先进创新的第一批。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能力有所不同, 所以企业需要首批创新人员带动后部力量, 最终使企业内部全体人员都走在科技时代的前列。只有具有这种先进的意识, 才会有先进的行动, 所以, 企业内部人员的自主性是极其重要的。当然, 这种自主性的实现也需要企业的引导和配合。
4.2 企业自身要创造机会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大门, 各种先进思潮不断涌入, 作为企业一方, 要抓好国家重视科技发展这一大好时机, 多引入先进知识, 多举办科技知识讲座,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聘请相关领域专家, 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助他们学习成长。在这种科技信息的不断熏陶下, 企业内部上下将会营造一种科技理念先行、促进创新发展的浓厚氛围, 这样可以使企业和员工实现双赢。企业要创造机会, 力争成为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创新项目实施的主体、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
在文化帝国不断崛起的今天, 企业要从自身出发, 以企业持续发展为己任, 以员工培养为根本,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利用科技传播先进成果, 不断实践,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最终实现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
5 结论
科技传播大到对科技发展、社会进步, 小到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及创新发展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企业要以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 以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 着力解决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 而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就是:积极利用科技传播带来的先进成果, 将其不断转化成企业发展前进的源动力。
科技传播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环境和新机遇, 在新政策的领导下, 相信中国的企业在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方面会做的越来越好。科技传播作为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助推器, 也必将产生无穷大的力量, 助推企业腾飞, 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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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子齐.科技传播在企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研究——以超大绿色生态产业链开发为例[J].福建农业学报, 2006, 21 (3) :283-286.
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10
关键词：科技手机报,科技新闻传播,新载体,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活方式, 培育新的文化业态, 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又指出, 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 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 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 形成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1]。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明确提出, 要广泛利用包括“手机报”在内的多种数字出版形式, 探索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型报纸出版形态、运营环境和监管方式[2]。显而易见, 手机报这种已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新兴媒体, 必将成为未来新闻资讯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
“科技新闻传播具有专业化、知识性的内容与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目标[3]”, 发展和应用新载体加强科技新闻传播, 对实现科技新闻最佳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手机报产生的背景及其特性
1.1 手机报的概念
“所谓手机报, 就是依托手机移动终端为载体, 通过无限技术平台, 定期连续地向受众输送新闻、提供资讯的一种新型的无纸之报[4]。”手机报最初兴起于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我国, 中国妇女报社于2004年7月18日推出全国第一份手机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 次年5月《浙江手机报》作为第一份省级手机报亮相, 之后手机报发展便风起云涌。“应该说, 创办手机报可以认为是传统媒体进军第五媒体的一次正式尝试。手机报名为报, 其性质却与传统报纸不同。因其借助新技术, 拥有比传统报纸更多的优势。从编辑方针上说, 手机报既强调新闻真实, 强调信息的服务性、有用性, 同时更强调贴近性、互动性[5]。”截至2008年底, 我国发行的手机报约有1 500种[6], 类型涵盖新闻、娱乐、科技、体育、健康、财经、时尚等领域。
1.2 手机报产生的条件
1.2.1 电信科技突飞猛进
经十多年发展, 突飞猛进的电信科技使手机从最初单一的通讯功能, 发展到如今具有了更丰富的实用功能, 彩信、IVR、WAP等技术带来的图文并茂和声像共现的新的信息传输形式, 为手机打开了通讯以外的另一片多媒体天空。
1.2.2 手机使用得以普及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现在手机绝对不再是奢侈品, 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手机的逐渐普及和每年用户量的激增为手机报提供了不断增多的潜在消费者。
1.2.3 受众信息需求多元化
现在的受众根据各自利益与兴趣、喜爱和情感需要选择不同媒介, 各媒体也对自己的报道内容进行不断细分, 供受众各取所需。
1.2.4 传统媒体拓展经营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 媒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媒体在寻求多种经营拓展生存空间中, 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选择了创办手机报这种被誉为传媒界“朝阳产业”的新的发展机遇。
1.3手机报的特性
1.3.1 即时传播和接收
手机都是受众随时随身携带, 手机报编辑可以将新闻第一时间发送到用户手机上;受众几乎能不受时间和空间影响获取信息, 实现了新闻的即时甚至动态传播和接收。
1.3.2 传播内容个性化
手机属于个人所有的媒体终端, 基于手机的媒体更具备提供针对性、个性化信息的优势, 手机报用户则可以通过发短信和登陆相关网站的方式自主地选择接受新闻。
1.3.3 传播功能较全面
手机报是在特有的电信科技支持下的媒体, 能够实现多媒体数据在内的信息传播, “用户不仅可以去看、去听, 而且还可以借助图片和动画等形式更深刻地去理解新闻。充分调动受众的视听器官, 实现新闻的多维阅读[7]。”
1.3.4 实现广泛的互动
受众只需动动手指, 就能将自己的感想、意见及时发送到无线平台;而编辑部既可发送新闻, 还可进行信息跟踪、读者调查、线索收集、读者评报等活动, 真正实现了新闻传播流程的反溃。
2 科技手机报作为科技新闻传播新载体发展的意义
2.1 什么是科技新闻传播载体
我们都知道, 新闻和信息本身是抽象的, 只有通过一定的载体形态表现出来, 才能为人们的视、听、味、嗅、触觉所感知, 进而达到了解、认识和利用它们的目的。同样, 科技新闻要达到它的传播目标, 也必须有相应的信息传播运载工具, 才能把科技新闻从传播者运达传播对象, 科技新闻传播中使用的这种运载工具就是科技新闻传播载体。科技新闻传播载体主要有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 这些载体已经发挥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科技新闻传播作用。
2.2 发展科技手机报的意义
2.2.1 科技新闻传播范围广
如今, 手机几乎人人都用。发展科技手机报, 可以更广泛地达到科技新闻传播。随着手机用户的不断增多, 这种科技新闻传播范围会越来越广。
2.2.2 接受科技信息便捷
从受众来说, 一人一机, 随时随地, 接受科技新闻传播极其方便、快捷, 而且还能以互动的形式选择接受科技新闻和信息, 使新闻传播变被动为主动。
2.2.3 新闻传播效果大
发展科技手机报进行科技新闻传播, 因为是一对一传播, 能够产生更为直接而强大的传播效果。同时, 人们对手机媒体的信赖程度较高, 能够影响人们的思考和行动。
2.2.4 新闻传播成本底
只要每个人拥有手机, 订制了科技手机报, 就能够对其进行科技新闻传播。除了手机报信息采编的基本运营费用外, 这种新闻传播几乎是没有成本的。
3 山西科技手机报群发展现状
3.1 发展概况
近年来, 山西科技传媒发展有声有色, 数字科技传媒更是后来居上。当手机媒体作为一种“朝阳产业”开始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后, 山西科技报刊总社审时度势把握时机, 及时地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协商合作, 于2008年1月28日联合推出了《山西科技手机报》, 同年10月组建起了山西省数字科技传媒中心, 专业从事数字科技传媒, 目前已开通17份手机报刊, 收费用户已达5万余人, 成为山西乃至全国首家创办科技手机报刊, 且拥有科技数字媒体最多的单位之一。
3.2 产品种类
山西科技手机报群目前的产品种类如下:
1) 科技综合类。这类手机报有1种, 是适用于领导干部、公务员、科技工作者的《山西科技手机报》。
2) 特色类。这类手机报有5种: (1) 面向单位、企业管理者, 提供最新实战管理信息的《实战管理手机报》; (2) 面向走在时尚前沿, 追求创意、个性和品位人群的《时尚私生活手机杂志》; (3) 面向热衷于国内、国际大事人群的《环球博览手机报》; (4) 面向都市时尚女性, 提供时尚话题的《品味女人手机杂志》; (5) 面向大众, 提供综合科技文摘资讯的《今日文摘手机报》。
3) “三农”类。这类手机报有7种: (1) 面向广大农民的《农民手机报》; (2) 面向农村干部和农业工作者的《今日农业手机报》; (3) 面向果农的《果农手机报》、 (4) 面向菜农的《菜农手机报》、 (5) 面向养殖户的《养殖手机报》; (6) 适合各类农资厂家、农资经销商的《农资手机报》; (7) 针对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开设的《村官手机报》。
4) 专属群体类。这类手机报有4种: (1) 面向大学生群体, 提供科技创业等信息的《大学生手机报》; (2) 面向大众人群, 提供科学保健新知的《今日健康手机报》; (3) 面向广大体育爱好者的《体育手机报》; (4) 面向教育工作者, 提供科教新知的《山西教育手机报》。
3.3 报道内容及信息来源
山西科技手机报群的各种手机报围绕各自报道方向, 分别设置了十余个栏目, 采集发布了内容广泛、实用可读的新闻信息, 既有最及时的科技新闻、生活话题, 也有实用的科普知识、市场信息、文摘资讯, 还有娱乐消遣的奇闻轶事、科学小品等。各类信息主要来源于山西科技报刊总社所属的科学导报、山西科技报、科学之友杂志以及科普资源中心、农业信息中心、山西科普网等单位所拥有的庞大的信息资源库。
4 山西科技手机报群传播特点
4.1 传播及时、迅速
该手机报群的新闻信息内容广泛, 针对不同受众需求设有科学新闻、身边科学、科学视点、互动平台等150余个栏目。围绕这些栏目, 各手机报专业采编人员积极采集第一手新闻信息, 及时、迅速地传递给广大用户。
4.2 新闻真实、可靠
他们依托自身丰富的科技新闻资源, 并加强与各科研机构紧密联系, 使发布的科技新闻信息相对权威、科学, 保证了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4.3 信息可读、实用
他们紧紧围绕科技、民生问题来定位, 充分运用自己特有的科技新闻资源进行采编, 使各手机报发布的科技新闻信息具有了较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4.4 互动提高了效果
该群各手机报基本上都有“互动平台”这样的栏目, 经常就老百姓关注的话题进行互动, 从而提高了科技新闻传播效果。
5 科技手机报是发展科技新闻传播新载体的现实选择
5.1 手机报是一种朝阳传媒
手机作为“第五媒体”产生并成为未来传播媒介重点开发的对象, 已是大势所趋。据调查显示, “截至2008年年底, 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已经超过6.4亿。随着中国手机用户越来越多, 手机带来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而相应的信息传播形式也会越来越广泛。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从最初的简单通话和短信向更丰富的媒体形式发展, 包括多媒体信息、手机报、手机电视等应用形式[8]。”手机报以其特有的传播特性显现出了无穷的魅力。
5.2 国家倡导发展数字出版产业
如前所述, 国家领导人多次作出指示要求加强数字新兴媒体建设, 新闻出版总署也指出以手机为载体的新型出版形态将成为未来信息流通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为手机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机遇。
5.3 数字出版是未来新闻传播主渠道
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中国报业年度发展报告 (2005) 》指出, 未来10年中国报业发展有八大趋势, 其中趋势之六是“数字报业”战略将改变传统报业形态[9], 手机报无疑是报纸数字化出版的一条重要途径, 创办科技手机报也无疑是发展科技新闻传播新载体的现实选择。
6 大力发展科技手机报相关问题对策
6.1 关于定位问题
传媒一定要首先做好定位问题, 才有可能获得竞争力, 这已是业内共识。“定位实际上就是舍弃。就是大胆宣称‘我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我不能满足所有的需要’, 它表明只是服务于特定的一群人, 或特定的需要[10]。”所以, 创办科技手机报刊, 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受众群, 给这群读者办特别有针对性的精品报, 才能有市场。
6.2 关于报道内容问题
目前, 手机报报道内容主要依附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 大多数只是直接翻版报刊或进行简单加工, 而自己策划、原创的内容很少, 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读者体验手机报, 最初有可能是新鲜感、好奇心引进门, 但使用长久与否还得看内容[11]。”科技手机报从发展初期就健全完善自己的采编体系和专业人员队伍, 注重“内容为王”, 是克服内容同质化现象的重要一环。
6.3 关于培育受众阅读习惯问题
科技手机报应该不断增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进而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再进行多方面宣传, 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从而达到积极培育潜在受众对于手机媒体的消费习惯, 这会直接影响到科技手机报刊未来的发展。
6.4 关于组织机构间协作问题
“就运营模式而言, 手机报的运营是采用合作制, 由内容提供商 (大多是传统报社) 、技术提供商 (网络公司) 与电信运营商构成一个采编、加工和发行的出版流程。”[12]所以, 除了取得管理部门的支持外, 一定要加强组织机构间分工协作, 它关系到科技手机报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发展。
6.5 关于信息平台拓展问题
从技术层面上看, 手机报服务平台除了利用移动手机、联通手机和电信小灵通开展业务外, 是还能够与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实现对接的, 从而实现受众与其他媒体的交互。所以, 科技手机报在初期发展稳定的同时, 可以从这方面考虑实现信息平台的拓展, 以利于受众与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主持人或专家的互动, 及时交流, 解疑释惑, 获取更多的科技新闻和信息。
7 结论
手机报在我国发展至今仅有短短5年时间, 但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态势已是有目共睹。现阶段, 科技手机报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和不利因素, 但它作为一种新兴的科技新闻传播方式, 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随着国家政策和电信技术的完善以及用户认知的不断提高, 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习惯使用手机报接受科技新闻传播。可以预见, 科技手机报将成为科技新闻传播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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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滕礼著.报纸策划引论[M].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177.
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11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农业科技传播体系；转型
1.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概念与特征
1.1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1951年，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迈克尔·博兰尼在其《自由的逻辑》一书中率先提出“多中心”一词。其引进“多中心”一词是为了证明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以及系统地阐明管理可能性的限度所在。他通过负重情形下六边形各顶点的相互移动试验来解释“多中心”的概念，即“顶点的移动将是这样的情形，每一个移动都要依据每个其它顶点，以预定的方式移动，其它每一个顶点亦同样依据旁的每一个顶点，进行同样的移动—如此不断地进行下去。我要讲的是，这些移动的总体，即体现了一种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的情形”。①他认为，与国家自上而下强制秩序下的自由相比，基于一定法律框架下的“多中心之间通过相互协商、配合而自发达成一致”②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迈克尔？博兰尼开创了“多中心”理论分析社会事务的先河，此后多中心作为一种分析概念被不断发展、完善、赋予内涵并运用于实践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将“多中心”引入公共管理研究中来并最终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他们认为不论是政府权力的完全控制还是市场的彻底私有化，事實上都没有摆脱“政府—市场”非此即彼的单一治理模式，易造成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等问题。奥氏夫妇在对城市的警察服务、池塘资源、社区管理、教育、交通等公共事务的运作实证考察后，认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有赖于由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及公民等多元主体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建立的多中心治理体系。
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强化层级节制、权责界限清晰、同一件事情必须交由一个部门完成的传统的集权的政府单中心统治未必能够保证或提高效率。多中心治理理论支持权力分散、管辖交叠、存在政府之外的新中心的治理模式，认为这种治理体系充满竞争、富有效率和活力。多中心治理是一种直接对立于一元或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思维，它意味着为了有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实现持续发展的绩效目标，由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动主体（个人、商业组织、公共组织、政党组织、政府组织）基于一定的集体行动规则，通过相互博弈、相互调适、共同参与合作等互动关系，形成多样化的公共事务管理制度或组织模式概而言之，多中心治理就是为满足公共需求，由多元主体通过协作实现自主性治理。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单一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力中心，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只要得到公众认可，都可以成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力中心，这就进一步拓展了公共需求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可概述为：“（1）一个社会的权力中心具有多元性和分散交叠的特质，政府或国家是多极权力中最大的一极！（2）政府具有有限理性，它无法胜任“无所不能”的角色要求！一群相互依赖的人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3）权力越分散，政府就越容易针对不同的公民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越容易进行及时的科学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越容易防止权力的非公共性滥用！反之，集中的权力在信息收集、决策做出、灵活性等方面具有无法回避的劣势！（4）政府官员和决策机构分享着有限、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其中没有一个机关或者决策机构对强制力的合法使用拥有终极的垄断权！（5）政府并非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唯一供给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上，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有所作为！（6）从长远看，民主政体的效率必然优于专制或集权政体，因为民主政体可以回避大的甚至致命的失误！”③
1.2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特征
尽管多中心治理理论从形成到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不断的实践与其他理论的综合中，其基本框架已经构成并被不断地完善。从实践中来看，多中心治理理论具有以下的特征：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公民等都是治公共事务治理的一份子。依据不同主体的特性，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职能，承担差异化的责任；第二，治理方式为协商与合作：即对于社会事务的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一个决策主体，还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决策中心，它们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以相互依赖、相互协商、共同合作的方式进行社会事务管理；第三，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在公民社会中，公民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种关系各种角色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进步，为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交流，沟通提供了可能性，利益诉求的直接表达打破了科层制的约束，在网络结构中，每一个个人和组织都是一个中心，每一个中心与其他中心之间存在水平交流并循环往复，跳过了间接性与层级性；第四，治理目的的纯粹性：即满足公民需求多样化，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
1.3多中心治理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启示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生产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以多中心治理理论来看农业科技传播，可以体现以下几方面的优势：第一，知识的协同：“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状况”④。在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当今社会，生产领域对技术的需求愈发地复杂，农业生产亦如此，因此有组织地进行分工、协作是实现多方面技术协同的有效途径之一。第二，降低成本：尽管科学技术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体系公益性的特征，但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程来看，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经不同的主体传播的过程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精细的社会分工、专业壁垒的加深使得传统形式上的单一中心技术传播暴露出成本大、效果小等弊端。多中心的传播体系可以做到技术的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更好的衔接，克服因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的技术传播的成本高等问题。第三，实现不同的利益需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对农业科技有不同的需求，大到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小到种植、收获、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同样，不同的传播主体也面临不同的目标取向。政府实施农业科技传播计划是其职能的要求，企业涉足农技传播是基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产品、技术、服务的传播获得市场收益和利润，非政府组织代表某地区或行业的集体利益，参与农业科技传播能够直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维护自己的利益。
事实上，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传播，其表现出了鲜明的多中心特征，即传播的主体多元化、传播的方式合作与协商、传播的组织结构网络化、传播的目的明确化等。以新西兰为例，新西兰高效、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不仅得益于其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更与新西兰强大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密切相关。新西兰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有两大特点：主体多和善于协作。除了政府专门的农业科技传播机构—新西兰农业外，“包括新西兰农协、新西兰奶协、联邦农场主、农业管理科学院、家畜改良公司、农渔业部技术公司、农场发展俱乐部、土地种植委员会、大学、私人和集团公司、毛利事务委员会等”⑤也积极参与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在分工上，新西兰政府的机构负责农业基础性、公益性及重大关键性技术的传播普及，日常实用性技术的传播则由农业行业组织和农业合作公司负责，在传播形式上大多以市场为依托，重视农场的发展及其资金技术的管理。政府推动成立的大量农场俱乐部及农业专业协会是技术传播的基础平台，多数农场俱乐部每月会举行一次农业技术推介活动，活动由农技专家组织并选择一家俱乐部成员农场作为被访问对象，活动中边参观农场边就技术问题向农场主提问，参观结束成员发表感受；最后由农业技术专家集中对农场在管理、技术应用等方面的优缺点进行系统的点评并给出完善的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组织力量被整合到同一工作上来，提高了农业科技的传播效果，实现了农业技术的高效转化。总之，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看待农业科技传播，其应当是一个主体多元、分工明确、目标清晰、结构合理、力量协同的传播系统。
2.我国农业科技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2.1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特征
整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仍是典型的行政型农业推广体制，“政府主导”的特征明显，它以政府农业管理部门及其所属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作为农业科技知识传播的主要管理者、农业科技知识供给的主要组织者，并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实现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
从科技传播主体视角来看，政府農业管理体系及其所属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处于核心位置，包括关键技术的大规模推广、新科技推广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科技推广资金等大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来推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既是农业新技术开发的组织者，又是新技术选择者，同时还是农业新技术推广的管理者与服务者。在我国现阶段各类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的技术服务中，国家农技推广机构占70%以上。
就传播模式而言，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仍然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科技传播模式，信息通道缺乏开放性，主要通过政策的下达与实施来实现自己的职能，“行政命令”成为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主导性工作动力，并形成了农业部——农业厅——农业局——植保站、农机站等——村农技服务部门这样一套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及服务体系。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具有“刚性管理”特征，其调整动力主要来自行政体系自身，更多属于“内调整”，缺乏源于外部的动力调整机制；此外，在要素整合方式上，主要采用“刚性”模式。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及其对资源的控制来实现对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各构成要素如科协、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等系统的整合。
2.2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主要问题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现象，农业科技传播效率及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政府行政指导失灵。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推进，广大农户开始重视适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市场类的经济作物具有变化性、多样性、 风险性，因此，它要求知识供给者能够适时掌握新的技术需求信息并及时地传输给农户，但是，当前我国政府所属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信息供给渠道具有一定单向性特征，缺少相应的信息回馈路径；往往更多地关注主要农作物，且主要解决一些共性问题及关键技术，但是，对于广大农户在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及技术需求，往往是难以顾及。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仍然是依照传统的行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农业科技资源、信息的分配是通过上级的业务指令和同级的行政命令，而形成以“向上负责”为基本特征的动力机制。政府推广机构自上而下地行使行政性推广职能，很少考虑农民真实的科技与信息需求。二是，市场参与缺失。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种以单个家庭为最小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当面对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时，单个农户在新技术搜集、选择及应用，以及技术维权时会面临诸多问题。三是，资源整合困难。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所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各构成要素间尚没有形成信息、资源、创造力的有效整合，如“农业科研—农户需求”间的整合失效。当前农业科研机构表现出重学术轻实践、重科研轻转化、重研发轻经营、重实验轻推广倾向，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由于 “政府指导—市场需求”间的整合失效，我国当前的政府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在向广大农户传播新技术时并没有向后者提供充分的市场咨询、技术的市场效应评估等服务；农业科技传播对象——农户在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中的作用缺失，农户决策参与缺位、信息反馈缺位、权益维护体系缺位等现象较为突出。
3.构建多中心治理型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
通过以上对我国农业科技科技传播体系的特征及问题论述可以看出，现阶段，在“多中心”参与农业科技传播工作上，我国缺乏合理的运行机制，政府在整个农业科技传播过程中充当着“全能型”的角色，对农技传播事务大包大揽。政府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如果大包大揽，一方面会造成“面面俱到，面面都不到”的情形，不仅效果不好，还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会造成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无处发挥，久而久之导致农技传播对政府形成习惯性依赖，政府又因自身力量有限而“应接不暇”，最终导致政府管了不该管的，市场与社会力量想做却没机会做的局面。此外，运行机制不合理是造成我国“一主多元”型农业科技传播模式尚未真正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协调多中心主体共同参与农业科技传播，构建高效的运行机制上，我国可以朝着“多中心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转型，即政府从“划桨”到“掌舵”，由“全能型”向“有限性”政府转变，以政府为主的一元化管理向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多元化治理转型。在农业科技传播工作上，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多中心参与的氛围，市场能做的交由市场来做，社会能分担的鼓励社会力量来分担，政府负责监督、引导。“有限型”的政府能够从复杂繁琐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战略性、关键性的宏观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在构建“多中心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在单向度的主从话语体系向多向度的多元话语体系转变中，建立制度信任和非制度信任相融合的信任体系是确保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三类主体更好实现传播目的的制度保证。此外，还有必要充分发挥自组织作用，以便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中实现分工明确需要把握政府、市场及社会组织之间竞争与合作的。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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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农业科技 篇12
科技第一生产力,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明显而重要的作用。科技进步在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 还促进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变化, 提高公众素质。新闻传播活动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软力量, 其根本目的只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 促进社会的稳定、进步与发展。科技传媒及其从业人员传播科学技术不但要准确迅速, 还要有效, 这些都涉及科技传播的取向和方法以及科技传播信息的检索和甄别等。
目前, 我国仍有一些科技传播者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培养和训练, 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科技传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没有恰当的科技传播理论和高效的科技传播方法, 就不可能凸显科技传播的独有价值。认真研究科技传播方法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和操作问题, 服务读者与社会, 为读者提供最具权威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强的信息, 提高为读者服务的质量, 与时俱进, 是当代科技传播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在此方面, 《河南科技报》做了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 总结出一套适宜的科技传播理论和有效的科技传播方法, 并在办报实践中加以推广应用,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 制约着国家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 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 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农”问题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转型期, 无论是从农业产业本身发展的阶段看, 还是从现在所处的整个经济发展大环境看, 农业科技传播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实客观, 迅速及时, 导向准确, 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2 有效发挥科技传播力量载体实践的概况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解决好“三农”问题, 特别是解决好农民的增收问题, 不仅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河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很好解决, 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河南科技报社充分发挥《河南科技报》传播科技的主渠道作用, 结合河南省实际, 牢固树立“立足科技, 服务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宗旨, 坚持用实用、实惠、实效的科学技术引导农民致富, 时时关注农业、农村、农民, 大力开展科普宣传。
特别是河南科技报社首创的“科技110”热线电话的开通, 对《河南科技报》发挥有效的科技传播力量, 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 总结出一套适宜的科技传播理论和有效的科技传播方法, 并在办报实践中加以推广应用, 大大提高了《河南科技报》的办报质量、覆盖面和影响力, 为报社奠定了更高的发展基础, 增生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宏观发展架构, 拉长了报社经济增长链, 扩展了报纸的社会服务领域,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河南科技报社先后被授予“全国报社管理先进单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集体”, 2013年, 河南科技报被评为全国“百强报纸”, 全国“优秀科普报纸”, 连续7次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报纸, 4次被评为全省十佳报纸。
创办于1957年的《河南科技报》, 作为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河南省唯一的一份面向农村, 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技术的科普类报纸, 在1999年, 其发行量跌至谷底, 广告收入较少, 报纸差错率居高不下。2001年10月23日, 河南科技报设立并开通了《河南科技报》“科技110”热线电话, 运用该报社拥有强大的专家队伍优势, 全天候、全方位为农民服务。“科技110”热线电话, 为该报服务“三农”找到了一个快捷、高效、权威的载体。该报社为此成立了一套领导班子, 组建了科技110信息中心, 配备了6名专职工作人员, 配置了从上海购进的当时国内较先进的专用设备, 开通了“科技110”5部热线电话, 配备了5辆“科技110”现场专用车, 制定了一套确保“科技110”高效运转的工作制度。
在此基础上, 2006年底, 河南科技报社开通了中国科技110网和中国农业110网。2007年初, 组建了中国农业科技110协作网。2007年9月, 对“科技110”热线电话升级, 开通了“9611110”服务热线电话, 配置了专用的科技大篷车。2014年7月, 开通了农业手机报。
“科技110”热线电话开通近13年, 共接听读者电话近30万个, 收到来信近万封, 接待读者来访近3000人次, 多次邀请专家驱车赶赴农村为农民现场解决燃眉之急, 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十亿元。同时, 派记者现场调查, 反映民意。这些来电、来信和来访者, 有咨询种植、饲养、养殖项目如何选, 农产品的市场发展前景、价格行情、交易市场、加工、包装、贮藏技术, 动物疾病与作物病虫草害该咋防治的, 也有反映农村耕地被毁、被占、被污染的, 有反映村委会换届选举、村委干部作风粗暴、村委财务问题的, 等等。对这些信息进行日收集, 周汇总, 月总结, 加大信息的分类、汇总、分析与运用力度, 充分发挥“科技110”在促进河南科技报实现有效传播方面有效发挥作用。
3 有效发挥科技传播力量载体实践的路径
3.1 强化“科技110”促进《河南科技报》服务读者的功能
加大科技110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采访量和问题的当场解答量, 对时效性强的信息, 科技110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做到当天全部解答;及时为各相关版面提供组稿和出版建议, 并催、查各相关版面对信息的反馈与落实情况;超前预测, 从后置信息中发掘读者的预期需求并给以适时满足;每期在《河南科技报》的固定位置用固定版面, 固定设置《科技110回音壁》栏目;根据信息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适时在《科技110热点话题》《说长道短》《法律援助热线》《政策法规明白栏》《法在咱身边》等栏目中给予解答;对读者反映的重大事项经报社领导批准, 记者现场调查后发报纸显著位置的《记者调查》栏目;建立“科技110连线”制度, 和有关市、县 (区) 的相关业务部门建立正常的联系渠道, 为读者提供快捷的现场服务;建立“科技110在线”制度, 邀请省直有关厅、局的相关人士接听“科技110”热线电话, 现场解答读者咨询的相关问题;本着为政府解忧、为读者解疑的出发点, 对热点、难点、焦点、亮点信息, 在报纸上开设《百姓视点》专版;编辑出版《科技110知识问答》《科技110信息汇编》等书。
3.2 塑造《河南科技报》舆论强势的社会形象, 充分发挥《河南科技报》的新闻功能
由科技110信息中心、记者处、摄影处、发行处与有关专家组成“科技110”现场出击小组, 报社有关领导任组长, 与当地政府部门及报纸发行部门联动, 《科技110现场出击就有关重大事项向当地政府告知书》在前, 现场解决问题、专家讲座与发行报纸, 报纸版面宣传文章在后, 科技110现场出击形式模式化、规范化、社会化操作。
3.3 强化“科技110”为全面提高《河南科技报》办报质量和办报水平、扩大报纸发行量、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功能
对读者群进行调查;在接听整理信息的同时, 做好对报纸的宣传工作, 促进报纸发行;开展专项调查, 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意见;收集读者对报纸的内容、编校质量、发行情况及报社记者行为等方面的意见, 为报社决策提供依据。
3.4 强化“科技110”自身建设, 提高《河南科技报》服务效能的功能
为保障“科技110”充分发挥作用, 报社为此制定了《科技110信息中心职责范围》《科技110信息中心主任岗位工作职责》《科技110信息中心副主任岗位工作职责》《科技110信息中心值班人员岗位工作职责》《科技110信息中心主任信息处理流程图》《科技110信息中心保密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每周一例会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每周工作总结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重大事项汇报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每周四编务会信息通报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履行岗位工作职责监督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简报》月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科技110”热线电话开通13年的实践证明:“科技110”是《河南科技报》联系读者、服务读者、进一步提高办报质量、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收集一手资料的有效渠道, 是充分发挥科技传播力量的一种有效形式。《河南科技报》不仅赢得了河南省读者的厚爱, 而且还受到了山东、安徽、江苏、辽宁、山西、内蒙古、云南、湖北、河北、湖南、新疆、浙江、北京等外省市读者的欢迎。
3.5 强化“科技110”为河南科技报社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功能
《河南科技报》的有效科技传播,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充分信赖。如2004年3月19日, 一位读者向本报科技110反映, 河南省项城市新桥镇师大楼村有2个从云南被拐卖过来的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科技110信息中心接到电话立即向报社领导汇报, 报社领导随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妥善的解救方案, 并与项城市公安局联系, 实施解救。公安人员第一次没查出来, 科技110信息中心多次与举报人联系, 给公安部门指定被拐少女的具体位置, 描述被拐少女的具体相貌特征, 最后公安部门在最短时间内成功解救了2名被拐少女。
目前, 中国农业科技110协作网在河南省建立县级服务中心近百个, 几乎覆盖了河南省辖的所有县 (区) , 建立乡级服务站1000多个, 发展村级服务网点和协作员近万个, 中国农业科技110协作网服务网络覆盖河南省大部分农村区域。这些服务网点被统一授信使用中国农业科技110协作网的标志, 统一按照中国农业科技110协作网的规程与要求, 开展技术和信息服务。同时, 《河南科技报》战略合作委员会还吸纳了50多家省内外优秀农资企业加盟, 从而构成了《河南科技报》集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和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服务“三农”体系。
传播信息是新闻传媒的重要责任, 是中共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 它是我党的群众路线的忠实体现, 也是新闻规律的具体要求。忠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为新闻传媒如何履行自身职责、实施有效传播指明了方向。《河南科技报》要服从服务于河南省工作大局, 坚持探索和完善正确的科技传播理论和有效的科技传播方法, 充分发挥科技传播的作用,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努力营造文明、健康、进步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 推进河南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为实现河南振兴、中原崛起再立新功。
摘要：科技第一生产力,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明显而重要的作用。科技进步在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 还促进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变化, 提高公众素质。科技传媒及其从业人员传播科学技术不但要准确迅速, 还要有效, 这些都涉及科技传播的取向和方法以及科技传播信息的检索和甄别等。没有恰当的科技传播理论和高效的科技传播方法 , 就不可能凸显科技传播的独有价值。认真研究科技传播方法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和操作问题, 服务读者与社会。“三农”问题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业科技传播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实客观, 迅速及时, 导向准确, 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河南科技报》“科技110”热线电话开通近13年, 对《河南科技报》发挥有效的科技传播力量, 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 总结出一套适宜的科技传播理论和有效的科技传播方法 , 并在办报实践中加以推广应用, 大大提高《河南科技报》的办报质量、覆盖面和影响力, 为报社奠定了更高的发展基础, 增生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宏观发展架构, 拉长了报社经济增长链, 扩展了报纸的社会服务领域,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