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科技

传播科技（共12篇）

传播科技 篇1

摘要：“科教兴国”是国人期盼已经的梦想, 在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中, 科学种子的播撒显得尤为重要。科技传播作为传播科学种子的手段, 其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除了官方的科技传播力量之外, 民间科技传播力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传统体制和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科技传播历来以政府推行为主, 不可避免的存在效率低下、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而这就民间科技传播力量逐步崛起。本文选择中国科技传播的重镇——上海, 对其存在的官方与民间科技传播力量进行系统分析,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对比, 从而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无论在科技传播理论还是实践方面, 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相互作用

0 引言

在中国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大背景下, 上海更是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 大力落实“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的“科教兴市”战略目标。应该说, 进入21世纪以来, 上海重视科学技术的氛围是历史以来的最好阶段。尤其为落实“科教兴市”战略, 早在2003年底, 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纲要》第九部分“提高市民科学文化素质, 形成创新文化氛围”, 第三十八条提出:“建设以上海科技馆为龙头、产业 (行业) 博物馆为辅助、社区 (乡镇) 文化中心为依托的科普教育基地。”由此可见, 该《纲要》较为明确的指出了未来上海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 大量学者对上海市的科技传播体系进行了研究 (曹振全, 林爱兵, 刘颖, 周维丽, 彭玲玲, 冯敏, 莫扬) , 而对上海科技传播体系做了较为深入探讨的是而有较为有影响的是蒋宏, 许剑 (2007) , 他们通过对上海市的科学传播体系的调查, 深入分析了上海科技传播人才队伍与科技传播网络体系, 重点研究了上海专业科技传播人才、上海高校科技传播人才和上海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的现状与改进对策。但较少学者对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做过研究, 王殿华 (2006) 曾指出我国科技传播体系的缺陷, 民间力量正在崛起, 但缺乏对具体民间科技力量的深入考察。官方与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究竟是如何分布, 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又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本文将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1 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概况

上海的科技传播, 目前已建立了一个较完善的框架结构。上海是第一个建立了省级科普联席会议制度的城市, 包括党, 政府, 社团, 由最初的14家单位发展到现在的31家。在这个推进过程有几个变化, 即由原来的单纯的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科普传播发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并重的科普传播, 称之为“大科普概念”。“大科普概念”是上海独创的, 作为全国唯一的大科普观念其实质内容以及所带来的变化, 即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作为科普大概念来进行管理工作, 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从目前的结构来讲, 是分两层的:第一层是市级的, 在十五期间的前半期是以横向管理为主, 由21个委办局以及社会团体和党口宣传部参与组织, 由市领导 (具体到一位分管副市长) 亲自挂帅的横向管理。在该层面, 主要是强调“3+X”模式, 即科委、科协、教委, 是科普工作的主体, 这些主体是联席会议的主要中坚力量, X是指跟随某一个主体方面的工作, 该部门就作为X项目的执行者或者直接参与者一起进入该层面, 比如说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科学与文化传播, 就和农委有联系;第二层是区级, 区级和市级模式基本相同, 上下结构都有一定衔接, 根据它的一些科普发展需要在委办上有些调整, 同时把街道纳入到区级层面。而现在, 市级工作开始有了一些调整, 不只单方面的考虑横向问题, 也考虑了纵向的问题, 就是把各区里的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纳入到了上一级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框架机构当中来议事, 实现上下联动, 市区联动 (2006, 蒋宏) 。除此之外, 上海整个科技传播网络中, 在上海科委的指导下, 截止2012年底已发展了255家科普教育基地, 涵盖天文、地理、生物、环境、交通、航天、医学、农业、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 还有各类的科技场馆、上海市及各区的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各高校的科学商店等。从管理的条件来讲可以将市里的关于科普工作的意见和精神直接到达社区, 到达街道, 这样整个规划, 整个工作体系, 以及具体实施精神的贯彻等都可以直接地、很快地到达基层, 而不是层层的传达、层层的过滤。

但上海的官方传播力量还存在国内官方科技传播的共同问题: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大, 传播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 资源来源单一, 束缚了科技传播组织的手脚。 (2006, 王殿华)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问题除了靠其自身的努力和完善之外, 还需要依靠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补充。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崛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方科技传播的不足, 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发挥一定的作用。

2 上海民间科技传播力量概况

上海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主要包括科协及其领导下的各类协会, 学会, 研究会等、民间科普组织、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私营公司的科普项目、草根公益类型的民间科普团体和从事科普事业的个人 (包括民间个人的科普工作室) 等。据统计, 上海科协现有学会、协会、研究会189个, 会员16万余人。组织网络还包括全市17个区县科协和100余个园区科协、企业科协、行业科协和大专院校科协。在全市所有个乡镇、街道建有科协或科普协会。从框架结构来看, 目前上海科技传播网络已是纵横交错, 较为完善。各类科技组织对我国公民科学紊质建设贡献很大, 特别是中国科协及其所领导的各种学会, 一直以来致力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还有各地社科联组织及学会, 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方面也是非常努力的。我国的科技组织有很多优势, 如荟萃了众多跨学科、跨行业的人才, 学科齐全, 同行认可, 学术权威;地位超脱, 价值中立, 信息畅通, 反应灵敏等。但我国的科协从管理体制到运作方式都是官方在操作,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团体。民间科普组织主要由科技传播类的社会团体, 基金会,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组成, 而个人主要是科学家、教授 (教师) 和志愿者。据统计, 上海共有24家科普类的社会组织, 其中有包括上海闵行区虹桥创智空间社区科普服务中心, 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 上海菇菌科普馆, 上海风电科普馆, 上海市科普应用技术进修学校在内的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科委) 和上海市科普基金会 (科协) 2个基金会, 其它均为社会团体。我们有选择行的对其进行了调查, 所有的民间组织都是挂靠在政府或事业单位, 其中除了上海闵行区虹桥创智空间社区科普服务中心为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主管, 上海市科普应用技术进修学校为黄埔区教育局主管外, 有4家单位为市、区科委主管, 18家单位市、区科协主管。

由此可见, 虽然在上海也存在和NGO定义上非常接近的大量民间科技传播组织, 但他们的地位并非完全独立, 在科技传播体系中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吸引公众参与的能力很低。这些社长期沿用“挂靠体制”而生存, 极大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导致严重的依赖性。“挂靠体制”建立的初衷本是想使它们得到挂靠单位的资金、人员和场所的支持, 由于专职科技传播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受社会团体供养、不受群众监督, 难以从体制上保证他们将对上级负责与对组织成员负责自觉地结合起来:脱离社会的支持、参与, 仅靠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开展工作, 活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

3 上海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与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比较

3.1 从整体布局看, 官方力量体系完善, 而民间力量分布零散

从实地调查和访谈中, 我们了解到, 目前上海科技传播的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官方来体系来看, 以市、区、县的科委、科协、教委、科技馆等实体力量为主要支撑, 基本上形成了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一个较为完善、分布规律且有规模的强势网络, 在整个上海的科技传播力量中占有主流地位;而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数量较少, 总体分布较为零散, 同时, 各自之间彼此独立, 沟通较少, 未形成合作力, 总体上其发展处于弱势。

3.2 从传播手段看, 官方力量传播形式固定化, 重展示, 而民间力量更加灵活, 具有特色

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科技传播力量, 在传播科普知识和科技的手段上看, 官方组织的科技传播力量受到很多的限制, 传播形式较为单一, 以展示为主, 而民间的科技传播的方式灵活多样, 更具特色。

3.3 从传播效果看,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影响较大, 而民间力量的科技传播影响欠佳

除了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方面, 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外, 在传播的效果来看, 二者也存在差异。官方的科技场馆由于规模大, 数量多, 且能较为长久的维持, 在整个科技传播中还是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虽然民间的科技传播形式更为灵活, 方式多样, 但是整体的数量有限, 参加人数的限制以及难以持续性的问题, 在整个科技传播网络中的作用还不是很大, 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

3.4 结论

综上所述, 从整体而言,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强大, 而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不占主流, 这主要是由于体制的限制, 政府管得太多, 管得过严, 束缚官方科技传播手脚的同时也限制了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发展;从传播手段而言, 官方的科技传播力量有待于向更加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发展, 需要不断的开发新的传播途径与方法, 而民间科技传播虽然方式灵活多样, 但是大多数的传播方式以及内容都不是很不专业, 专业的限制也成为了限制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传播效果效果而言, 官方的科技传播效果较好, 而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大都需要自负盈亏, 如果缺乏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则会生存困难, 不能持久的从事科技传播的工作, 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下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密切相关。

4 进一步的思考

长期以来, 我国把科技传播当作纯粹的公益事业来发展, 国家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传播中的实际问题。从发达国家科技传播网络建设的经验来看, 以科技企业、民间社团为代表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在国家科技传播的整体布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衔接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一一非政府组织一一企业三方在科技传播中分工明确, 相互促进, 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系统。民间科技力量作为整个科技传播体系的重要补充, 可以使科技传播更多样化, 更能吸引群众的参与;可以协助政府加强对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解决政府、传统科技社团所覆盖不到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民间科技传播力量能更好的满足民众的多元化科技需求, 如农业科技培训, 农产品市场开发等;在抑制迷信、培养人才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此外, 民间力量还可以参与国际项目的交流与合作, 拓展我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途径。因此, 在官方科技力量发展的同时, 需要促进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发展,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改革目标, 应是促其向能自主活动, 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活力的现代科技传播力量转变。只有官方与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使得科学的种子在中华大地播种、生根、发芽并且发展壮大, 才能真正实现科技传播的大发展大繁荣, 才能真正实现国人长久的夙愿——“科教强国”之梦。

参考文献

[1]袁隆平.发展民间科技, 促进自主创新[J].发明与创新, 2005 (12) .

[2]黄友直.发展民间科技事业势在必行[J].科技对社会的影响, 2006 (3) .

[3]朱进宁.我国民间科技组织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J].学会, 2006 (6) .

[4]蒋宏, 许剑.上海专业科技传播人才的现状与发展战略[J].新闻记者, 2007 (7) .

[5]王殿华.我国科技传播体系的缺陷与民间力量崛起的启示[J].理论探讨, 2006 (6) .

[6]李建民, 徐杨, 林巍.对现代化城市的科普理论思考.[J].科学学研究, 2006 (6) .

[7]Bucchi, M.&Trench, B. (2008)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bingdon:Routledge.

[8]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73/n35518/13176666.html.

传播科技 篇2

一、科技新闻在传播过程的出现的问题

（一）出现虚假科技新闻

一些媒体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为了提升新闻的点击率以及新闻换播媒体的知名度，不惜以传播虚假科技新闻作为代价。在虚假的科技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好的关注度以及良好的点击率，但是一旦受众群体认识到这是虚假新闻的事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会再次信任新闻传播的媒体，从而导致科技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受到阻碍，受众群体不会再次新人科技新闻的真实性。

（二）科技新闻的受众选择出现的问题

科技新闻的受众群体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划分，一方面，需要对我国的未成年人进行科学技术的启蒙，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我国的城镇劳动人口以及农民进行科学素质的提升。但是在实际的科技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受众群体的划分上出现了较大的问题，无法在合适的受众群体中进行科技新闻的传播，也就会造成科技新闻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无法较好传播的情况。

（三）科技新闻在传播方式上出现的问题

在传播方式上，科技新闻是有自己的传播特点在，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往往是需要简单易懂，能够让受众在短时间内就能够了解到科技新闻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科技知识。但是在实际上，科技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闻内容晦涩难懂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也就会导致科技新闻无法让大众接受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科技新闻的正常传播。

二、改进科技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方法

（一）加强科技新闻的真实程度

为了让我国的科技新闻较好的进行传播，一种较好的方法就是加强科技新闻的真实程度。在这一方面，首先我国的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科技新闻的审查力度，尤其是对一些传播虚假科技新闻的媒体，需要做到绝不姑息，查处一起需要严格地进行处理，以保证我国的科技新闻媒体的相关媒体不会再为了关注度铤而走险，传播虚假的科技新闻。

（二）科技新闻需要选择正确的受众

在受众群体的选择上，媒体需要做到正确的选择，尤其是对一些不同的科技新闻，需要在撰写方式上进行改进，例如在对我国的青少年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尽量将新闻写的生动和有趣，保证青少年能够对科技新闻产生兴趣。而对城市劳动人民以及农民的传播上，则需要贴近生活，以保证能够拥有正确的受众群体，保证科技新闻的传播更加符合人们的需要。

（三）科技新闻在传播方式上进行改进

在传播方式上，需要贴近人民群众，真正的从我国人民的方面入手来将科技新闻进行传播。例如在对一些科技成果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事物来进行参照，进行报道。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让科技新闻更加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三、结语

传播绿色科技，倡导环保理念 篇3

“福特汽车一直秉承‘使世界更加美好的理念，不仅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中践行着绿色承诺，更将绿色环保的理念与技术渗透入汽车产业链的每一环节，” 福特汽车亚太环境主管陈艺表示，“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是福特改善人类生活之愿景的基石。今年，福特汽车成为唯一获得美国道德村协会（Ethisphere Institute）所颁发2016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奖项的汽车制造商，这项荣誉是对致力于正确经营方式和正确商业决策的福特员工的一种肯定。”

作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导者，福特汽车一直致力于研发新技术以有效利用废弃材料及纤维，尽可能地减少石化产品的使用以及减轻汽车的重量，以实现更加理想的燃油经济性，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传播科技 篇4

1报纸传播媒介

报纸是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书刊、杂志等其他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的出版物的典型代表。报业的工作流程大体是: 采写、修改、传送、编辑、审定、排版、印刷和发行。其中各个环节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 数据库管理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均使传统的手工操作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例如,记者的采访工作由于微型盒带式录音机,长记录时间的数码录音机和摄录一体机的使用实现了所谓 “电子新闻采集” ( ENG) ; 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和实用软件的不断丰富使编辑记者在写作和修改过程实现了 “以机代笔”,编辑部采用的网络自动化办公使得文字编辑实现了资源共享。在传播内容方面, 为了体现文字类传媒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进行抽象和概括因而对新闻信息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的特点,新闻记者对于新出现的新闻线索,往往要在采访前对相关背景材料作充分了解并在写作过程中对读者 ( 受众) 尚不知晓或不太清楚的事件背景和来龙去脉进行介绍,以便读者充分了解该新闻信息的全部内容。这一工作若按手工操作办法,不仅费时费力,效率低下,还极易损坏一些珍贵资料。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电脑新闻资料库得到极大丰富,为记者、编辑等传播工作者的资料查询提供了很大方便。在稿件的异地传送方式上,从前的邮政信函已被Fax ( 传真) 和E - mail ( 电子邮件) 所代替, 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已经有许多蓬勃发展的电子刊物每日每时向世界各地传递大量的知识与信息。科技进步给出版界带来的种种变革使越来越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版面活泼、印刷精美的作品不断充实和繁荣出版市场,也给出版物这一历史最悠久的大众传播媒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2电视传播媒介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获得更多的观众 ( 受众) ? 如何利用现有频率资源更有效地传播更多的信息? 这些都成为电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在于技术进步。举例来说,电视双伴音技术是对同一电视节目配有两种不同语言的伴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收看电视的问题。利用字幕技术和电视画面合成技术改善残疾人的收视条件,我们看到的情形是: 播出电视新闻节目时,在荧屏的一角安排一个小画面,由另一位主持人用哑语 “播音”,帮助聋哑人了解新闻内容。采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可以增加有效信息的传输量。高清晰度电视以16 ∶ 9的宽屏幕加上其一千多行的扫描线,使它的一帧画面信息含有量比普通电视画面一帧的含有量高出很多,据日本NHK的专家测算,这一高出比率大约是5倍。另外,图文电视广播技术利用全电视信号中的场逆程时间传送数据信号,在不影响正常节目的同时,充分传输了其他有效信息。图文电视技术具有速度快、费用低、接入简单等优点,在我国的各地电视台中应用较为广泛。它的典型业务是传送股票证券行情。随着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用图文电视数据广播开展远程教育将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3国际互联网传播媒介

目前,国际互联网开始兴起。它以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依托,触角迅速伸向各个领域。由于它能传递数据、文字、图片、声音和活动 影像5种人类信息形式,很快便成为公认的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连同卫星通信的快速发展对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似乎使世界的范围逐渐缩小, “地球村”的概念由此产生。互联网的特点: 一是范围广、时滞短和交互性。二是使信息朝着更加集中,同时也更加分散的两个极端快速发展。前者指的是随着不断加入与更新,网上各门类、各形式的信息总量逐渐扩张。后者指的是具有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日益突出,每个人都可在网上接收和发布信息,即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可以发生更迭。三是对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包容性使它成了其他传播媒介的载体,网上报纸、网上刊物、网上转播层出不穷。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也即优点,加上科技进步带来的上网手段的不断增多,如除计算机外,还可通过机顶盒和符合WAP的手机上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互联网使用者的行列,“网民”的队伍日趋壮大。互联网的出现的确给传统的传播媒介造成很大冲击,由此也产生了 “媒体融合”、“广播电视将要消亡”之说。但从技术上说,互联网目前仍主要以电话线路为接入方式,其宽带和传输速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传送活动图像的效果并不理想; 很多网站受服务器性能的限制,同时接受多方访问的能力也不够强。因此,尽管互联网 “神通广大”,但完全取代其他传播媒介至少在较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把它称作 “第四媒体”,无论是从传播媒体总的数量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时间先后的排行来说,都还是比较准确的。

农业科技传播中新媒介的应用论文 篇5

1新媒介在农业科技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

1.1新媒介在农业科技传播中起到的作用

与传统的媒体比较起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具有高效高速、容量大、互动性强以及可以跨越时间、距离界限等等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可以使得农业科技的成果在传播的过程中更加效率，可以达到的效果对比于传统媒体更为强大。

1.2开拓农民接收以及发布信息的范围

在获取国内外农业方面的信息上，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方便。通过网络、电子传媒等等传播媒介的传播，可以将农民在接受以及发布信息的范围和速度扩宽起来，在农业的生产成本上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减少，从而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收入增加。在这其中可以让农民认识到新媒介的强大作用，使得农民能够将新媒体利用起来，让农民在生产上慢慢改变，并且让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这对于农业科技的传播来说，提供了一个契机。

1.3新媒介本生的缺陷

虽然新媒介对比于传统媒体有着巨大无比的优势，但是新媒介本生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在对于信息的采集能力上，网络新媒介比较乏力;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信息资源，但是有的资源是有用的，有的资源是有害的，有的资源会误导农民在农业科技的选择，新媒介在传播农业科技中没有一只具有高水平、非常专业化的采编队伍来对于收集的信息进行采编处理。大部分的农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对于新媒介传播的大量信息资源并不会甄别信息来源的可靠，因此这就容易使得农民在新媒介信息的获取后，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诱惑，导致其受到网络犯罪分子的欺骗，从而遭受到财产的损失。并且，网络新媒介中的大部分信息，其来源是源自于传统媒体，虽然其传播速度快，但是在这一点上就无法与传统媒体竞争。

1.4在介入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上存在困难

在目前阶段中，我国的农村经济相较于大城市，都是处于劣势的状态，农村的交通不便利，传播信息的途径有限，对于信息的获取速度较慢，并且经济并不发达，现在传媒想要介入其中，有着一定困难。众所周知，农民在文化教育层次上比较低，没有受到过过多的文化熏陶，素质相对比较底下，在社会交际中，除了亲缘与地缘的交际，其他的正常社交几乎没有。也是因为这样就决定了，新媒介在传播的背景比较弱，在传播各类信息上存在着局限性。就现在而言，在农村地区中，新媒介想要传播农业科技方面上的信息存在着一些困难。

2积极传播新媒介，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在当前时代下，各种新媒介技术对于我国的农业科技传播上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长远积极的。虽然说在目前的阶段中，我国的农村相对比较落后，各种科技设施不够完善，存在着各方面的困难。但是，我们看问题要从长远的目光来看，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农业在发展的.道路中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将网络新媒体利用起来，进行传播。对于受众的农民来说，某项科学技能的成果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时候，受众农民才会去主动考虑该项科技对其带来的效益。因此，新媒介在传播农业科技之前，应该从各种渠道中，收集多数农民对于科技产品的需求。比如说，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对于环保节能这类型的科技技术比较钟爱，这可以反映出了科技技术在成本以及材料上的这些因素，影响着农民对于科技技术的需求。而这中间，最为主要的因素就是费用方面。

3结论

传播科技 篇6

“科技传播”是关键

创新、传播，应用是科技工作的三大组成部分。“科技传播”是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公众科学文化素质，让科技成果惠及于民的关键环节。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首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科技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指出，建设“科技北京”，就是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创新型城市，使科技创新成为推动首都科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运用科技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科技在民生和城市管理等其他领域的推广应用。

现有基础

多年以来，北京市科委在加快科技传播、促进科技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方面做了不懈努力。例如，在提出了“需求导向”的总体科技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持续开展了首都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分析；在增强重点产业竞争力，保证人们健康安全、支持节能减排等方面实施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重大项目，推动科研转科普，设立科普专项，建立了一批科普基地；支持一批自主创新科技成果在奥运的成果应用。

存在的不足

与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巨大的创新潜能相比，科技支撑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还不能满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要求。

随时随地“科技传播”

为了满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要求，科技传播需要超越传统意义科普工作的思路，从“8小时外”向“8小时内”渗透，传播内容不仅包括科技成果、科学知识，也包括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科技传播任务实施将按照“8小时内外科普”的要求，通过技术联盟、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科普场馆，科技中介机构等社会力量，将科技推向企业、学校、农村、居民社区等单位和组织，提升企业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学校素质教育水平、农民增收致富能力和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根据科技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特点，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四进”、“三推”。力争通过3－5年努力，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科技传播体系，建立科技研发与应用对接机制、科研成果与媒体宣传对接机制、科技资源与教育需求对接机制的三个对接机制，初步形成我市“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注重实效”的科技传播工作局面，创建一批具有特色的科技传播品牌，重点搭建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农村、现代服务业等7个行业领域的科技传播平台，启迪思想，引领方向。为建设创新型城市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四进”、“三推”工程

根据科技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不同，有重点有计划地推进科技进单位。科技进学校，科技进农村、科技进社区的“四进”工程，同时通过“三推”工程，加强社会力量兴办科普场馆、举办科普活动、研发科普产品的推动工作，从而全面推进科技传播工作的开展，提升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深入开展科技传播的“四进”工程

一是科技进单位促进工程。进入企业，科研院所，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单位开展的科技传播工作。

二是科技进学校促进工程。进入中小学校及高等院校，针对在校学生和一线教师开展的科技传播工作。

三是科技进农村促进工程。进入农村地区，针对农民以及农村地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展的科技传播工作。

四是科技进社区促进工程。进入社区，针对社区居民开展的科技传播工作。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科技传播工作

从公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注重实效的科普运行机制，探索科普工作社会化的途径，积极组织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科普工作，形成多元化投入、多渠道兴办科普的新局面。重点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科普、科普活动、科普创作与宣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推进社会力量，参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科普基地联盟，支持各科普场馆加强自身的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建立科普场馆与社区，科研机构的联动机制，促进社区、科研院所与科普场馆的双向发展，支持奥运场馆、医院等公共场所科普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专业科普场馆，或以冠名等形式，支持北京市科普场馆建设和运营。推动高校，科研院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团体的实验室，陈列室、标本馆等场所建立定期向公众开放的制度。

二是推进社会力量开展特色科普活动。构建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庄)四级科普活动体系，大力提升“2810”科普活动品牌效应，结合社会热点，挖掘行业科普资源，积极组织开展行业科普活动，加强创新型科普社区的“四员”队伍与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科学商店”，创新大学生科普志愿服务方式。扶持和培育民间科普组织，社会中介机构以及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科普自治组织，在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等。

三是推进社会力量参与科普作品创作与宣传。加强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力度，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科普传媒品牌，支持网络以及分众传媒、听网等新兴媒体开展科技传播工作，与北京市的出版单位合作，择优支持一批影响力大的原创科普作品，引进一批国外科普著作，打造北京市科普作品出版的品牌。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普专家将科研内容转化为紧扣时代发展、适应市场需求、公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科普作品等。

四措施确保“科技传播”

北京市科委设置了科技传播任务，目的在于从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出发，以提升全体市民科学素质为核心，抓住不同主体，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特点，创新工作组织方法，积极拓展传播的途径和渠道，将长期以来积累的大量典型创新经验进行传播，使之深入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的素质提升方面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为保障科技传播工作的有效实施，市科委准备通过组织管理，科技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政策法规建设，科技传播渠道的建设这4个方面来确保科技传播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是加强组织管理。加强各类各层科技传播组织的建设，建立系统机制，促进各类科技组织和传播组织在功能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有效联合。

二是加强科技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多领域，多层次，专兼职相结合的科技传播人才队伍，培育一批从事科技传播的优秀科技传播大师，科技传播导师，依托科研主体包括委办局，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建设科技传播基地，开展科技传播培

训，不断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传播能力，重点建设科技新星培育体系与科技教师培育体系，为科技人才与科技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师资力量，逐步建立与北京科技发展相适应的科技传播人才队伍体系。

三是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并通过执行这些政策法规引导和促进科技传播的发展，建立科技传播良性发展的机制。既要包括对科学家个体。各类科技组织和传播媒体、政府部门在科技传播中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规定，还要包括建立专业交流、科技教育和科技普及推广的相关运作规则。

四是加强科技传播渠道的建设。科技传播渠道的建设，是整个科技传播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具体包括人际传媒、组织传媒与大众传媒，鼓励产学研组织与传播机构组建科技情报联合体等。建立良好的科技传播渠道，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将科研共同体与媒体、公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完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会制度，科研共同体要变被动传播为主动提供，主动为媒体提供相关的利研成果和科学家事迹用以宣传。建立科技传播平台，注重日程的信息发布工作，引导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四建议完善“科技传播”

“科技传播”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站在首都发展的层面上进行统筹考虑和组织实施。同时“科技传播”也是一项具有探索性，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在不断实施中逐步完善相应工作体系。针对“科技传播”任务长期实施和近期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将“科技传播”纳入市科教领导小组的议事日程，加大在全市层面的统筹协调力度，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加大跨部门协作调动市各委办局的力量合力推动“科技传播”工作。

二是进一步完善科技工作体系，将“科技传播”作为科技项目、科技活动的内容之一，在方案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今后科技成果、组织经验传播的需求，并在经费上给予保证。

三是推出统一的“科技传播”工作标识，并公布相应的管理办法，认定一批“科技传播”的合作伙伴。充分调动科研院所、企业、产业联盟、中介组织参与科技传播的积极性。

传播科技 篇7

科技下乡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所以科技下乡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活动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兴农”等战略被确立的基础上,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更多的科技下乡活动只是隐蔽于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事业之中,直至1996年专门的官方文件出台才有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从而被意识到和关注到,并且也被推向高潮。到了世纪之交及新世纪,突破性政策法规纷纷出台,科技下乡在新的机遇中为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实际问题和意想不到的特点,有时是挑战与危机,有时又是意外的特殊推进。这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方面,恰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有学者就说过,对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下的传播动机、与境及利益关系等复杂现实情况及所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将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下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演化规律及特色,以史为鉴,为进一步研究及实践奠定基础。将按照三条线索来讨论:其一,在背景方面,关注国家农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发展及政策法规等;其二,重点关注科技下乡的典型活动或特殊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更能够反映出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的科技下乡活动的特色;其三,更加关注科技下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这能够有利于明确科技下乡具体实践与国家政策体制等的关系,尤其是不适应之处,从而更加合理地评价现实情况。

1 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工作也开始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保障,其外衣隐蔽下的科技下乡活动随之不断被推进,在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组织领域内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时间较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偶尔甚至也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会波及到科技下乡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科技下乡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时是畸形的,综合各个方面还只能说是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

1.1 组织与制度建设

在此期间,无论是农村科普还是农技推广方面,都开始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使得科技下乡达到了初步的组织化和制度化。

1.1.1 在农村科普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台的《共同纲领》①对科普提出要求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科普无论从组织建设方面,还是制度及目标任务方面,都获得了初步发展(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不但进行了相应机构的建设,如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和一些相应的事业机构,而且一些法规文件、重要会议及重要领导讲话等都提出了科普工作面向农业生产实践的目标。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农村科普事业初具规模,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经验交流、实验研究、培训及技术上门活动。

1.1.2 在农技推广方面

农技推广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着特殊国情背景的形塑。因而,对其研究者颇多且较系统,笔者仅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概括出与本文相关的部分。

中国本来是农业社会,但新中国成立不久急切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步伐,而脆弱的工业非常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必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执行机构。这一时期,中国选择的是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由集体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显然施行的是国家强制性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那么,此时的农技推广机构不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更是一种政治组织,随着国家战略及经济制度等不断变化,在不够稳定的各方面制度环境下曲折发展,但毕竟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至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由政府推行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大大促进了科技下乡活动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它的大体发展历程可以通过表2反映出来。

1.2 政治运动的特殊推进

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不利于整体社会进步的政治运动。然而,我们对这些政治运动也不能彻底否定,如果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也会窥视到它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特殊意义。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1.2.1“大跃进”中的科技下乡

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之际,适逢政治上的“大跃进”运动。当然“大跃进”运动蕴含了很多错误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促进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群众化路线的形成,推进了科技下乡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似乎呈现的是一种畸形的状态。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倡导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反映出在文化革命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并推进技术革命,也表明国家对技术及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聂荣臻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及技术革命的高潮时期,中国科协要在这一新形势下努力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推进群众性科技工作进行全面的大跃进。

在这些思想与目标的指引下,在上一阶段四级农技推广机构和中国科协这一专门科普机构成立的基础上,中国面向群众、农村和基层的科技传播活动蓬勃开展,与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了起来,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基层和农村。朱效民就曾通过大量的史实考证而指出,这一时期在广大农村,针对农业科技的群众性实验活动和技术上门活动发展了起来。这充分体现出了科技下乡的繁荣景象:各种活动实践性、综合性突出,形式多样;不仅群众性的实验活动蓬勃发展,而且也出现了各种农村科普学校,针对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新技术等进行宣传培训;地方科协广泛行动起来,与其他部门联合共同组织各种形式的技术推广队,广泛开展送技术进村入户活动,等等。“大跃进”运动虽然包括了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及其他事业的全面推进,但还是以农业为先,群众性的农业技术革命运动高涨,改良农具运动遍及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和新技术,那么它对于科技下乡的意义就显而易见。

然而,从总体上我们还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科技下乡是畸形发展的。这种评价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现实中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量和形式上,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其目标并不切合实际,核心思想过分夸大了群众的主观精神而背离了科技的精神实质,使得传播内容和方式等都偏离了科技的本质特征,因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效,其中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思想盛行,农技推广在不合理指挥下曾受挫折,甚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大量精简机构。至1959年,全国农技推广人员被以下放或改行的形式减少了2/3,农技推广站被砍掉了1/3。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的进程与效果。

1.2.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科技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科技活动均被迫中断,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中国科协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科普书刊、科技广播电视、科技电影等不但数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内容也被染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这样特殊的政治背景由于种种原因对科技下乡似乎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文革”为政治目的而在客观上造成的无意识的“科技下乡”活动。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被下放的科技专家或“知青”在基层或农村冒险进行了很多针对实际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科普活动和技术推广活动,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是“四级农科网”的建立。“文革”期间,国家农技推广机构被解体,但由于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些基层科技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插队落户的农技人员在社队领导支持下,建立了各种实验组,进行农技推广活动。较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湖南省华容县率先总结群众经验而创办从县到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其中共有农科队366个、农科站23个,对应工作人员有农业技术干部67人和农民技术员2 722人。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央农林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关注,逐步在全国推广。从而,各种民办科技群众组织与公社农科站和县农科所两级推广机构得到了统和,虽然是行政主导体制,但由于其紧密结合当地农村现状而发起,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从农户需求出发的优点,使得科技下乡更加具有实效性。

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该运动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在“文革”时期被推向了高潮。其规模之大与人数之多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仅在起初的两年中,从大中城市被推向农村或边疆的老三届毕业生就达到了400多万,截止到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共1 623万。虽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本意并非在于科技下乡,但却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科技输入乡村的作用。很多被下放的“知青”都出于实际需要进行了一定的科技下乡活动,他们虽然并不一定是知名的科技专家,但是整体科技素质较偏远落后农村的村民具有一定的优势,必然在农村中对普及科学知识、技能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按照史料记载,这样的事例也并不罕见,如河南农学会吴绍揆被下放而帮助农民办科学试验站、传播农业科技知识与技能等。

三是关于“五七干校”的活动。“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它以毛泽东对相关报告的批示日期命名,以庆安县“柳河”经验为开端,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劳动改造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五七干校”采取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不但工农进校,而且校里的干部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与群众接触,甚至有的干脆转变成了“五七农校”。1969年,中国科协及所属协会的全体专职工作人员均被批判、遣散或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些被下放到农村的科技专家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针对当地农民的急需自然会把先进科技传入农村,在农村的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是关于农村广播站的建立。“文革”期间出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需要而大办农村有线广播,县广播站的事业经费自1969年开始列入了国家预算,到1976年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建成了连接千家万户的有线广播网。虽然广播的内容日渐丧失传播科技知识、服务社会的功能,但对于封闭农村的信息贫乏的实际也是非常需要的,也不可能绝对不给农村带来科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为科技下乡打下了重要的媒体设施方面的基础。

我们应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文革”时期这段历史。其一,它显然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科技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除了被迫停止的科技活动外,更多内容是以政治舆论为主,科技知识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些破坏作用还会在更深层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其二,虽然它对科技事业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许多科技活动也不是彻底中断的,只是传播的目的和内容有了不同,甚至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目的宣传力度反倒加大了很多,在不经意中偶尔也会伴随有科技知识或科技精神方面的内容;其三,由于特殊的政治运动所造就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却也对特殊需求的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综观整个“初步发展阶段”,科技下乡是在常规建设和特殊机遇下曲折发展的。一方面,科普及农技推广的组织与制度建设都已初具规模;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一些本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运动,但对科技下乡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进作用。这些都为科技下乡在组织、制度、方式、内容等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2 全面推进阶段(1977—1990)

10年浩劫结束以后,在邓小平、周恩来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各项科技事业逐步得到重建和恢复,科技下乡也开始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被全面推进。当然,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科技体制改革造成的组织障碍等,有时科技下乡也会受到很多负面影响。 

2.1“经济主战场”定位后的科技下乡环境

1978年成为重要转折年,全国科学大会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并审议通过了科技发展的规划纲要草案。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主战场”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从而让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得农村科技需求更加强烈。在国家战略上,虽然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主要目标,但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政策相应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无论是国家政策法规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为科技下乡增加了保障。各类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各种独具特色的科技下乡实践活动开始出现,与前一时期相比,整体呈现了全面发展和自觉推进的状态。秦红增博士也曾经认为:“科技下乡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现代科技发展乡村即科技下乡才真正进入到自觉时期。”

2.1.1 国家政策环境

一是科普政策提供了保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其战略部署专门强调了中国科协的配合责任。以中国科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契机,中国科技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被推进(见表3②),至80年代末科普组织及相关运作机制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是“科技兴农”战略带来了契机。1989年,国务院发布文件确立了科技在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要性、服务体系建设、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都进行了论证和部署,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同时还强调了基层农技推广网络的作用发挥和农村生产一线的科技人才方面。

三是“三农”举措给予了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农业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面临农业不发达的现状,中共中央于1979年公布施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提出了对“三农”的技术支持,而且鼓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立志务农,而且对他们进行针对性培养,这更加有利于科技下乡的发展;同时,中共中央自1982年开始发布了许多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对农村发展措施及农业科技等问题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对乡村科技的输入与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等都为科技下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处不一一列举。

2.1.2 组织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科技组织与机构开始恢复和重建,尤其是基层的相关工作为科技下乡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在中国科协“三大”的倡导下,“七五”期间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乡镇科协纷纷恢复和创建,一大批科普服务中心以及科普学校建立起来。更加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国家开始重新恢复和创建农技推广网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四级农科网”失去了支撑体系,因而1979年公布实施的相关重要文件开始倡导恢复原有的行政主导模式的农技推广网络,指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科学实验网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网,县以下主要抓好试验、示范、推广和技术培训工作。”自此,全国开始发展县一级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了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各级农技推广机构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其专业技术服务性质。到80年代末基本建成了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在很多地方建立起了以县科协、农技推广机构为枢纽,乡镇科普协会、乡镇农民技术学校、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广泛联络教育、科研、国家农技推广单位、企业、群众团体在内的农技推广网络,而且对应的农村科技服务机构也初见端倪。由此,科技下乡具有了良好的组织保障。

2.2 相关科技计划

在各项宏观政策法规对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农村发展关系的目标指引下,这一时期国家出台并实施了许多科技计划,包括基础研究类、政策引导类、科技攻关类和高技术研究类等。这些科技计划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特色科技计划,另一类是间接与科技下乡存在关联的。这里仅介绍第一类,它们都着重强调科技对农村发展的意义及其实现途径等,是科技下乡重要的手段(见表4),为其奠定了不同层面的基础,同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2.3 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基于政策推进及组织保障,在国家重要科技计划的引领下,科技下乡活动广泛开展,对应出现了许多新的活动形式,这主要见诸表5列举的一些重要实践。

总之,这一时期,科技在农村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受到空前重视,科普及农技推广工作更加深入农村基层,科技下乡获得了快速发展。除了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创举,如农民田间学校、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和各类示范活动等。同时也树立了各种先进代表和典型,在很多农村出现了“种瓜能手”“养羊带头人”等。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新旧体制交替出现了一些不适应,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因素,科技下乡网络有时也会受到冲击。例如,曾经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农技推广网络在改革中不断地嬗变,偶尔也遭遇了挫折,甚至出现过危机,这自然对科技下乡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科技下乡整体上还是面临着良好的各方面环境且呈现出了全面发展的状态。

3 高度繁荣阶段(1991—)

在世纪之交及新世纪,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调整,基层科技活动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关乎科技下乡的政策环境及理念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因而科技下乡体现出了新特色与新趋向,呈现出了高度繁荣的景象。

3.1 突破性政策环境

政策法规的新突破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科技下乡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二是科技下乡官方文件首次出台;三是中共十六大打破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发展战略由“农业反哺工业”转向“工业补贴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四是科技下乡的“最后一公里”瓶颈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农业科技由“下乡”转向“入户”。这些新突破为科技下乡创造了特殊的发展机遇。

3.1.1 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如表6)

3.1.2 科技下乡官方文件出台及中共十六大的影响

专门针对“科技下乡”的官方文件的首次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有了政策保障,十六大报告首次扭转了中国多年来的农村扶持城市工业的弱势地位。这些政策都对科技下乡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推进作用。

1996年,关于“科技下乡”的首个官方文件③正式出台,对相关事宜进行了总体部署,规定“三下乡”活动的主要任务涉及文化、科技和卫生3个部分。其实,文化下乡和卫生下乡与科技下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内容难免都包含了科技信息,其下乡主体也应该都是科技人员。同时该文件也阐明了“科技下乡”包括3项内容,即科技人员下乡、科技信息下乡和开展科普活动。正是这一文件的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了明确的政策保障,对应活动如雨后春笋。

2002年,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事业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中国自50年代就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始终是农业补贴工业的二元体制,只有十六大首次进行了新突破,使得城乡关系格局出现了革命性变化。显然,新世纪的农村发展需要城市的支持,这不仅在于资金上的倾斜政策,自然最重要的应该是科技方面的支持,因而科技下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 机遇。

十六大闭幕之际,中宣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做出决定并由中宣部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入扎实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本《通知》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精神,内容明显比1996年的更加深刻、具体,尤其是出现了新的突破。第一,科技下乡范围更广:在“总体要求”中就提出了不但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倡导先进文化,传播科学方法、思想及精神等,提高农民的素质,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第二,科技下乡更加注重实效:在“实施步骤”中规定了要增强“三下乡”活动的实际效果,倾听农民的呼声,力求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第三,开始注意面与点的结合:关注西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等,把这些地区作为“三下乡”的重点,要求开展“青年星火西进”和院士专家下乡等活动;第四,开始将科技下乡的长期性与持续性提上议事日程:在“实施步骤”中要求要将科技下乡制度化、经常化,达到常下乡、常在乡,真正在农村扎下根来;另外还专门部署了大学生的“三下乡”活动。可见,这一文件引领了科技下乡的方向,开始从战略高度对其进行部署。

3.1.3“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的新突破

科技下乡活动已存在多年,但农业科技往往是能够“下”到乡镇,而难以进村入户,普通农民难于获取所需的科技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科技下乡和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关注对象。对于“最后一公里”难题,“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实现了新突破。

2004年农业部针对科技入户难的问题发布文件要求在农村重点扶持一批科技示范户,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其任务目标是:“组织各级各类科技单位和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实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构建政府组织推动,市场机制牵动,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带动,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组织拉动,专家、技术人员、示范户和农户互动的新型农业科技网络……”农业部还组织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使得传统与现代、课堂与现场结合了起来。虽然目前实际效果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为科技下乡“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1.4“科教兴农”战略的新推进

“科教兴农”是在前一时期“科技兴农”战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概括而言,它的理念要求是,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和教育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将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作为发展的关键要素,加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科教兴农”战略的理念要求及发展可以通过不同政策文件的规定反映出来(见表7)。

当然除了突破性的政策法规之外,随着十六大带来的突破性变革,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更加突出体现了“科技下乡”的重要而长久的地位。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相关重要政策文件,都对科技下乡的新发展从不同角度起到了推进作用。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科技进步定位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这些文件目标的实现显然都与对科技下乡的大力推进不无关系,都要求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村输入先进适用技术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科技下乡又被进一步提上了战略高度。总之,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会议等,为科技下乡设立了路标与航线,使得科技下乡活动更加系统化、实效化和制度化。

3.2 新的科技计划

随着各项突破性政策法规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的新促进及新要求,科技下乡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不但原有科技计划与时俱进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新的科技计划规划也层出不穷(见表8)。它们从理念、目标、手段等方面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并非专门针对农村科技的重大科技计划或规划,也为科技下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处不作赘述。 

3.3 新型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在新时期,不但原有的科技下乡形式继续得到发展和完善,而且一些新的活动形式如雨后春笋。这些新形式既关注分散化的小农户,也针对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总共有20个左右。这里仅就较突出的部分加以介绍。

3.3.1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

1993年,在铁路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启发下,共青团中央逐步在全国实施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1994年,对应协会、服务站和网站建立起来,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管理网络,同时各项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也逐步得到完善。这一行动以扶贫济困为主题,要求各地组织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困难群众,更为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提供帮助。近些年来,该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展,对应出现了各种志愿活动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对科技下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表9。

3.3.2“三支一扶”计划

国家人事部2006年下发文件,要求大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其招募工作依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套详细的流程,都要进行各地信息采集,紧密结合基层需求信息进行考核或考试,在专业上侧重于农村急需的农林、水利、医学、教育、经济类等。而且毕业生在上岗前要经过结合本地区实际需要的严格培训,而且以“三农”政策和本地区基本情况为主要培训内容,工作时间一般为2到3年,期满后自主择业,享受一定的择业优惠政策。可见,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然而却对科技下乡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 

3.3.3 大学生村官计划与科技特派员行动

科技特派员行动与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开始实施的,虽然二者起初实施的目的不同,但在现实中都是重要的科技人才下乡的活动方式,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

3.3.4 科普大篷车和科技列车行动

由于中国大部分农村科技下乡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0年,中国科协承担了研制和配发科普大篷车④的任务。至2003年年末,通过借鉴国外经验设计制造的科普大篷车有3种型号⑤,总共38辆,配发给了各地科协使用。自此,科普大篷车(也称“流动的科技馆”)广泛深入偏远农村和西部地区,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活动方式机动灵活,在投入“三下乡”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于“科普大篷车”下乡的经验,2002年中央文明办等又针对革命老区和西部地区开展了“科普列车”行动。该行动每次时间达10天左右,由200多位专家组成了科技专家志愿者服务团,他们携带互动展品、展板、挂图和图书等,进行科技培训、展览、报告、咨询等服务。

3.3.5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二是农业科技示范场。二者大同小异,虽然名称及运作过程等都不同,但是反映出了基本一致的核心思想,都是农业部门近年来着力运作的“农科教”结合的科技下乡运作模式。该模式在较先进理念的引领下,以市场为导向,以示范带动和农业科技服务为主,旨在加速农业由数量向质量要求的过渡,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农业园区,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各地就开始纷纷建立,差不多覆盖了所有县市。其指导思想是,注重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根据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和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与产业化;而对于农业科技示范场项目,是2001年才开始在全国启动的,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为农业知识与技术传播的“田间学校”和良种、种苗的繁育基地,最终通过引领作用成为分散农户进入市场的纽带。

3.3.6 农民专业合作社活动

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首创的,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与大市场不协调的情况下产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实践起到了支持和引领作用,进一步,于2007年国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且也开始施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实践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概念本身,指的是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由同一类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同一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供需双方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组成;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服务对象的界定,它主要是针对该组织的成员提供多项农业相关服务,包括农资的购买,农业生产及经营方面的各种技术或信息,农产品的贮藏、加工及运 输等。

3.3.7 中国科普万里行

该活动的特点是,由企业首先实践,而且始终有大型著名企业的支持与参与。它发端于十几年前的“皇明太阳能”科普万里行活动,进而带动了多家知名企业的效仿。正是基于多家企业的经验,2009年由中国科协主办,多部委联合启动了全国性行动,深入贫困地区,对各地的科技需求、难题及典型经验展开调查,同时传播科技知识,提高群众的科技意识,使得科普万里行活动成为国家及地方的重要科普平台。这一活动是在“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的新科技传播理念的引领下发展起来的,在科技下乡中发挥了其他活动难以替代的作用。其目标在于“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把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科技意识带入乡村、街道、厂矿、企业等社会千家万户,提高全民科技素质”。

3.3.8 农业专家大院活动

该活动是科技部为了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而依托“星火计划”实施的对农服务的新举措。2003年,科技部下发文件正式启动实施了“星火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示范工程”,该文件规定:“支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一线,创办和领办以专家为服务主体的各类科技服务组织,并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示范、技术推广、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这一项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星火示范基地建设,为科技下乡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有科普之冬、科普大集、科技致富能手科技下乡、院士专家科技宣讲团下乡、庄稼医院、农村经纪人、农业科技110、科普信息网络、科技副县长和科技副乡长以及多种培训形式。这些丰富多彩的科技下乡活动展现了科技下乡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具体地方操作中的实效性如何,还有待于借鉴历史而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

4“科技下乡”史鉴

纵观历史,“科技下乡”自出现之日起,经历着从自发发展到政策推进的过程,逐步产生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和政策理论,今日从总体上看已经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然而,其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科技下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各种体制改革和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且很多政治影响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于历史上的辉煌成绩,应该透过历史总结其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并思考其中不寻常的事件及带来的教训。这种不寻常体现为:一些被普遍认为具有较大破坏性的政治运动对科技下乡似乎不完全是负面的冲击作用,而是还起到了某种特殊的推进作用;反之,原本是国家为促进科技进步而实施的改革措施在地方执行中有时却事与愿违,反倒在某种意义上在一定时期内为科技下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危机。另外,通过全国整体宏观的历史透视,也能够总结出科技下乡的一些基本发展规律、演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等,这些方面同样是进一步地现实研究中应该观照并借鉴的。

归纳起来,这些启示作用主要涉及4个方面:一是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二是“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三是新理念的出现而带来的思考;四是综合借鉴意义。

4.1 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

中国的改革主要发端于80年代之后,而且很多改革均起始于农村,那么势必会影响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改革自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革命性的转变,但整体是渐进式发展的。在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博弈,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改革网络和科技下乡的社会与境,由此演绎了科技下乡的挑战与危机,这主要体现于农技推广体制的变化方面。这里所关注的是改革中科技下乡营利性趋向所对应的挑战与启示。这些改革与挑战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出台而不断推进的(见表10)。

这些文件反映了国家对农技推广机构改革的倡导以及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农技推广的趋势。按照政策要求,80年代的改革应建立起专业性、事业性的农技推广体系,各对应机构不再隶属于农业行政部门。可见,在此阶段国家改革的初衷是,想通过拨款限制来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发展多元化的科技推广、服务及经营实体。

但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改革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基层,对于那些不能尽快适应的农技推广机构本身来说,这一营利性趋向自然成为他们的巨大挑战,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推广的效果。那么,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在具体社会与境下,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以及自身的创造性能力都是存在质疑的,其改革的后果不堪设想。

4.2“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尤其进入90年代,改革步入了综合化阶段,不仅包括经济、科技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全国不同层级的行政体制、政府机构等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推进。尤其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至深,同时缠绕了许多其他因素,使得改革境况更加复杂,从而使科技下乡陷入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机。

基层改革起始于1986年,是伴随着综合改革而以试点的形式逐步推进的,这些试点作为改革重点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现象。这些问题源自于地方实际改革目标的复杂性,地方自身利益问题和国家政策要求彼此博弈:第一,地方对自身财政问题的考虑;第二,面对市场经济,地方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第三,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要求,地方还要减弱对基层、企业等的行政干预作用,努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的地方多重目标就容易导致地方实际改革有时与国家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正是这些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错位引发了科技下乡体系的种种矛盾。

从国家层面来看,改革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性和科技服务能力。也就是,虽然为了提高科技服务能力而倡导其经营性,但同时并不想牺牲,甚至是要进一步增强其稳定性。在前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下发了多个文件来深化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见表11)。同时,从1993年起国家也掀起了自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三次浪潮,针对事业单位开始推行聘用制,使得它们的人事由身份管理和国家用人向岗位管理和单位用人转变,从而政府职能转变与事业单位改革交织在一起。其实,国家是想通过扩大事业单位的自主权而实现重实绩、重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波及面极广,到20世纪末达到高峰。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地方的具体运作状况及其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影响便难以预料。

然而在具体地方与境下,除了部分地区经改革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整体条件得到了改善之外,很多地方依据国家政策,按照(国办发[1999]79号文件和人发[2000]78号)文件,也分别制定了地方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等乡镇机构改革。甚至有些地方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利益因素的考虑,利用这一契机而扭曲了国家政策法规,把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过早过度地推向了并不成熟的市场。不少乡镇推广机构被当地政府“断奶”,突然转变成了纯粹的经营性的农资经济实体,它们惨遭挫折,为农服务的效率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更为关键的是,在此阶段,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也正在大力推进,许多地区农技推广机构的“三权”被下放,由“条管”变为了“块管”,致使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悄然被卷入乡镇行政机构改革的漩涡之中,并且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乡镇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裁决权和自主权,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实际由业务部门演变成了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在资金和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了乡镇政府更多的控制。那么,有些乡镇政府就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在改革中按照权力和对本乡镇政府影响力的大小自主选择下放与否,那么农技推广部门显然是下放目标之一。

显然,中央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改革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出现了扭曲现象。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是国家按照强制性行政手段实施的,地方政府自然在操作中应该顾及中央政策法规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的具体与境下,地方政府的实际策略选择会受到原有体制结构、外部社会环境、改革动机、时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当他们面临财政压力和自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时,也会从财政实力、部门利益及个人政绩等角度做出决策,而冠冕堂皇地借助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等理由进行扭曲性的改革。如此一来,本来是国家为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而进行的改革,最终却演变成了破坏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恶魔”。这一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有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由于前一阶段改革的失败,因而新时期继续进行着改革与调整,总体目标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具体改革政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又开始受到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及由此而来的乡镇机构改革的重大影响。2000年,国家就开始了减、免农业税的政策,伴随而来的便是几乎所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的配套乡镇机构改革。即使不同地区实施的具体形式各异,但改革的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脱离合并、精简机构以及分流、裁减人员等。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有些地方的农技推广随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至最近5年左右才得以重新恢复。那么,长达近20年之久的综合改革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科技下乡的破坏性影响就可想而知。

4.3 新理念带来的思考

90年代以后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多年来科技传播领域激化的一系列矛盾已经引起了学界及政界的反思,伴随出现了反映新理念的政策文件(见表12和表13)。这些政策文件发挥了目标引领的作用,对科技传播的理念和内容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自然波及了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

可见,这些政策法规及会议文件等开始倡导科技传播的经营性(或营利性)以及科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开始强调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自主选择权和在农技推广等科技下乡活动中的参与性。同时,从过去只关注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而转向了也关注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从而引导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科技传播,以促进科技传播的更健康发展。

除了政策法规之外,学术科研成果和现实实践也反映出了科技传播的一些其他新思想。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国际交流合作在加强,中国科技传播工作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本土化和因地制宜的同时,国际化趋势凸显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公众理解科学”和“科技传播”等概念,开始强调科技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甚至也偶尔关注科技产生的过程和负面效应等。同时,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统筹并举,不但强调经济的增长,也越来越倡导公众科技素质的提升。在国际后学院科学观和国内生活科学观的影响下,产业科普和生活科普兴起,科技传播开始关注公众的需求,由政府行政推进向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向转变,已经越来越多地强调普惠原则,强调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的发展。

在这些政策法规及新理念的引领下,全国的科技下乡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在新时期的具体地方与境下的运作中,科技下乡实践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新的理念与社会现实能否相容而达到更理想的效果?还是会引发更多的现实矛盾?这些问题都应该引发学者们的关注。

5 结论

历史上的科技下乡表现出了很强的本土化特色,有其独特的产生根源和演化规律,对当下的现实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在历史上体现出的特色、规律及重要影响因素等也应该是现实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方面。

其一,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孕育了具有浓厚本土化特色的科技下乡。因而在进一步的现实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挖掘其本土化特色,要考虑到本国实际,不要盲目借鉴国外经验。更要考虑到国内地方的巨大差异性及各自特殊性,必须深入具体社会与境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调研活动,并且在调研之后的阐述中也要特别注意不能过度地将结论进行普适化。 

其二,科技下乡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综合改革影响的。由于国家有意识的科技下乡总是服务于国家的宏观战略目标,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就决定了科技下乡的目标取向、内容及形式。这就决定了研究者要十分关注国家政策文件的相关核心思想,尤其是改革方面,以了解科技下乡实践的上级指导路线,从而更有利于比较得出地方运作出现的问题。

其三,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为科技下乡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导向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因而其难免会受到大的社会变革或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就决定了它的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这就要求研究者要紧密联系政治因素。

其四,科技下乡活动具有很强的民间实践性。虽然科技下乡自80年代以来很多时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一主导作用影响着它的理念、方式及方法等,甚至为科技下乡的基础理念限定了基调。但是,科技下乡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创新实践活动多数是农民基于农业生产实践而自发产生的,只是被中央政府发现后作了进一步推广。也正是这些民间自发的实践活动赋予了科技下乡以新的活力。所以,研究者更要深入普通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科技应用实践,去了解他们对待和应用科技的真实态度。

其五,科技下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科技下乡是在庞杂的政策文件引领下及众多单位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几乎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以不明身份成长的,难以形成统一的范式。学术界和国家文件中均没有明确将科技下乡纳入农村科普、农技推广或科技传播的范畴,但是科技下乡的实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科技下乡与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因而,伴随着中国农村科普、农技推广及科技传播理念及方法的不断发展,科技下乡的理念及模式也在不断进步并且表现出新特色。那么,在研究中就应注意同时关注这些不同的领域。

总体来说,科技下乡已经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自身也经过了历史的不断淘洗和破旧出新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而缺陷又往往容易暴露于具体地方与境下的实践操作之中,主要在于国家宏观政策法规与地方文化及社会环境等能否达到很好的适应性而使科技下乡具有很好的实效。所以,学者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对科技下乡具体社会与境下的微观案例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政治运动和政策法规,而且关注包括民间实践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方式、运作特点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来挖掘、呈现科技下乡所处的现实社会与境下的复杂权力关系。

摘要：本文以中国特色的科技传播实践——“科技下乡”为题,从更宽泛的视野,在广义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下乡”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实践等进行梳理与评价,旨在总结经验,发掘问题,诉求以史为鉴,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科技传播的理论水平及实践效果提供借鉴。

网民“科技信息”传播研究 篇8

1 从读者、听众、观众到网民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中, 受众又称信宿或受者, 是指传播过程或活动中信息的接收者, 是读者、听众和观众的统称。1正如丹尼斯·麦奎尔所言:“大众媒介的发展历史表明, 受众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也是媒介及其内容的产物。”2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 今天的受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听众或观众, 网民更会主动地选择信息、发布信息, 甚至会参与创造信息。在网络媒体中, 大众传播领域的读者、听众、观众已经转换成了网络的使用者——“网民”。

在先进的网络技术支持下, 网络时代带给网民前所未有的传播体验和传播自由、权利。与此同时, 网民在网络媒体的使用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特性。

网民的“主动参与”。弗兰克·毕奥卡“简约效应”理论中描述了“主动型受众”的五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选择性。主动型受众在媒介的使用上具有较强的选择性。第二个特征是实用性。主动型受众运用媒介满足某种特定的需要或者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第三个特征是意图性, 即有目的地使用媒介内容。第四个特征是参与性。受众主动参与、思考和使用媒介。第五个特征是主动型受众具有不受外界影响的特征, 即不容易被媒介说服。3进入了网络时代, 网民主动性集中体现在运用网络的海量信息和先进搜索技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目的性地注意、查找科技信息、以及有选择性接收和自我消化, 并据此形成自己的意见, 适时地参与科技信息的发布和评论。

网民的“传受一体”。在网络传播中, 网民往往不是被动接受, 而是可以在传者和受者之间自由地进行角色转换或更替。一个人发布信息时是传播者, 而在接收信息时又成为受者。在网络环境下, 尤其是网络的双向互动性, 网民都可以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搜索科技信息, 并将科技信息结合自己的理解再在网络上创造性地传播给其他网民。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网民“接受—理解 (创造) —传播”科技信息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 网民传播的“科技信息”是一种未经过验证的信息, 其科学性、真实性无法保证, 包括网民对科技信息的理解和再创造的成分。网民的“主动参与”和“传受一体”在改变网民在科技传播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 网民“科技信息”传播特点

从传统的科学普及到现代的网络科技传播, 网民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网络环境下人人都可以成为科技传播活动中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这种参与和传播具有鲜明的传播特征和传播效果。网民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传播的便利时, 对于如何把握好这种传播的权利和自由时则欠缺思考和规范, 尤其是面对复杂的科技信息。

2.1 传播内容上:对科技信息的“选择性”和“片面性”

网民对科技信息的传播具有“选择性”。网民对科技知识的需求、关注、和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随着我国重大科技事件的发生, 如神七、嫦娥一号的发射成功, 公众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的极大兴趣,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 对科技事件的关注度提高。但在网络上, 网民对科技信息的态度更多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安全、健康问题的担忧, 对科技问题的恐慌。另一方面是科学猎奇心理, 热衷传播神秘现象、“超科学”、伪科学等。这些直接显示了我国公众对科技知识存在着诸多的误解, 网民科技信息传播“失衡”。

网民对科技信息的传播具有“片面性”。网民使用网络媒体对于科技信息的理解和传播往往过于单一、片面。网络媒体上的科技信息缺乏传统媒体“把关人”对信息的层层筛选, 不少信息甚至是对科学知识的断章取义和捕风捉影。网民通过网络查找到的信息本身存在不真实和不准确等问题。科技知识本身具有复杂性, 每一个网民依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对科技信息的理解, 这种理解本身与科技知识的原貌是有差异的。此外, 网络上不乏网民自己创造的科技信息, 如网民以个人的经验未做任何实验研究当作科学结论发布;为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评论, 以个人所获知的有限的科技信息驳斥科学结论。

2.2 传播过程中:存在情绪的扩张和科技信息的失真

网民由分散的群体、个人组成, 其科学素养参差不齐。网民不够理性的参与和互动, 使得他们对于科技信息的接受、理解, 对科技问题的意见发表的过程中往往伴随有各种情绪的宣泄和扩张, 科技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失真和畸变, 经验与科学的混淆。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本质是背道而驰的。此外, 在传播过程中, 网民对科技问题的“焦虑”、“担忧”、“埋怨”和“恐慌”等情绪更加不利于网民正确的理解科技信息, 进而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

2.3 传播效果:形成“网络舆论”

陈力丹把舆论定义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 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舆论的存在。4

网络时代, 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网民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网民可以根据网络搜索到的科技信息, 将对某一个科技问题的看法发表到BBS、BLOG或个人主页上, 与其他网民进行交流、讨论,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这一科技问题, 形成强大的群体舆论。当网络舆论强大到一定程度, 传统媒体捕捉到这一信息, 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传统媒体的舆论。网络舆论与媒体舆论两股舆论之流相互影响。

网络舆论的形成显示出“漩涡”式特点。网民可以围绕某个焦点科技事件或自己感兴趣的科技问题发表看法、意见, 其它网民接收信息, 发表反馈意见, 网民间的双向互动犹如一个漩涡将越来越多的网民吸引到漩涡中, 从而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群体意见, 产生舆论, 影响社会管理决策。网民这种“不受限制”的意见发表, 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 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 但这种舆论的科学性则是难以保证的。

“镍铬烤瓷牙事件”中, 网民以“人民需要真相”在天涯社区发帖“应当禁止镍铬烤瓷牙的使用”, 引来跟帖无数, 迅速在各大网站中流传。网友在网络上组建讨论群, 并且质疑相关部门和国内医学研究。在巨大的恐惧下, 不少公众将口中的烤瓷牙拔掉。在我国安装过镍铬烤瓷牙的庞大人群中最终引来了一场争论和恐慌。

在这起事件中, 网民得出“镍铬烤瓷牙导致肾病, 应当禁止使用”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网民自己安装镍铬烤瓷牙后出现的不良状况和在网络上查找到的一份来自美国的病例报告。而这种结论的科学性则不得而知。

3 网民“科技信息”传播局限性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的各种问题, 如生命安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资源危机等, 网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传播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导致对科学信息的误解甚至讹传, 引起恐慌。网民“科技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3.1 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不容乐观

科学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受众对科技信息的认知和态度。而受众对科技信息的理解力直接受其科学素养的高低的限制。“科学素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赫德 (P.D.Hurd) 在1958年提出, 用来表示个人对科学的基本理解。目前对于科学素养的定义有多种说法。美国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主任Miller教授提出了科学素养概念的三维模型, 科学素养包括: (1) 对科学原理和方法 (即科学本质) 的理解; (2) 对重要科学术语和概念 (即科学知识) 的理解; (3) 对科技社会影响的意识和理解。中国科协组织的多次公众基本科学素养调查的量表主要是根据Miller的三维模型编制的。

目前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较低。通过中国科协多次对我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的调查分析显示, 虽然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在逐年提高, 但公众的整体科学素养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任重而道远。

3.2 科技信息本身的复杂性

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 过去很长一段是时间, 科学技术都被认为是仅为少数人掌握的专业领域, 广大公众很难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概念、方法以及最新的发展状况。随着社会的进步, 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但科学知识仍然是掌握在科学家手中, 大部分受众所掌握的科技知识有限。而目前网民通过网络获知的科技信息尚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真假难辨。科技问题本身存在一定的争议性。科学技术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的发生变化, 对于科技问题的认识也将随着时间而不断深入。在科技问题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前, 难以定论。科技进步除了能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 科学的应用同样也可能危及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失控。科学本身存在着矛盾和争议, 并非十全十美, 有些科技信息在目前情况甚至不适宜公开传播。而大部分网民在网络发布科技信息和评论的时候并不会考虑到这些。

3.3 网络传播把关人的缺失

网络传播中传统的信息把关人不复存在。网络环境下网民发布的科技信息是未经筛选、完全按照自我的理解编排信息, 发表意见。网络传播把关人的缺失, 使得网民各种思想、观念随着网络流入传播过程中, 参与网络舆论的形成。网民对科技问题的意见也是优劣并存。受众网络舆论的质量难以把握。

此外, 网民发出的舆论相较于传统媒体抢先一步形成并壮大, 在公众中形成最直接的影响力。而传统媒体往往依靠新闻报道的“后发制人”以正视听, 媒体意见形成的滞后性使得媒体舆论的影响力由此受到削弱和制约。不当的网络舆论将会带来社会的混乱, 因此, 加强对网络科技信息传播的舆论引导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必须加强舆论引导, 以抵消其负面影响。

4 网民“科技信息”传播的舆论引导

科技传播的本质是对科技信息的宣传、接受与交流。科技传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科普功能、经济功能、舆论功能、教育功能。其中, 科技传播的舆论功能是通过科技新闻传播来实现的。5网民“科技信息”传播的局限和不足, 使得由此产生的网络舆论需要大众媒体给予正确的舆论引导。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因其不同的特性和作用, 在引导网民“科技信息”传播中应发挥其不同的作用。本文进行了以下思考。

4.1 网络媒体要加强“议程设置”功能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媒体具有构建公众思想和引发人们认知变化的能力, 在公众头脑中建立起突出的事务或形象。网络环境下, 虽然网民具有主动参与和双向互动性, 可以自由的选择、查找信息, 但并不意味着网民不受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下,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受到严峻的挑战, 但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 信息“守门员”的作用只是减少, 而不是消失。实际上, 网民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 依然受到网络媒体编辑等的影响。

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以头版头条、本报评论等显性的形式出现, 但却以其它方式存在。网络媒体的编辑每天都要选择和发布信息, 网络媒体编辑在选择转载传统媒体等新闻报道中具有“议程设置”的作用。目前, 对于如何加强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尚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 但网络媒体不能因为“议程设置”理论受到挑战, 就放弃其“议程设置”的功能。

4.2 传统媒体要加强“舆论导向”功能

传统媒体在现有的基础上, 应加强对网民的“科技信息”传播的舆论引导, 发挥其舆论导向功能。本文仅就网民“科技信息”传播提供以下舆论引导策略:

坚持舆论形成的科学性。科学的本质是严谨、求实, 追求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6如要对受众的网络舆论进行正确引导, 就必须保证舆论本身形成的科学性。这种意见形成过程的科学性比公开发布的意见本身甚至更为重要。

科学的态度、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在网络舆论引导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要对网络受众进行舆论引导, 仅凭“不予报道、推迟报道、省略报道、模糊报道”等传统运作方式, 在网络环境下是很难达到舆论引导的目的。科技传播舆论的形成必须坚持科技信息的正确、准确、和全面, 维护科技传播内容的真实性。最重要的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问题, 在科学的态度基础上形成舆论, 方能在进行合理、正确的舆论引导的同时提高受众的科学素养。

发挥传统媒体科技信息优势。科学家及科技媒体从业者手中掌握着较多的科技知识。而科技新闻记者往往掌握着丰富的科技信息资源及科技一线的科学家信息。科技记者要凭借其较高的科学素养、较丰富的科学知识, 掌握全面而准确的科技信息, 形成对科技问题的科学认识。针对网络环境下的科技传播, 需要根据网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网民科技信息缺乏而导致错误舆论的形成, 媒体就应该尽量填补缺失信息, 让网民对科技问题的真实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从而打消网民的偏见和非理性的认识。如果是网民科技信息来源、渠道有问题, 则应指出其局限性, 并告之正确的信息渠道。如果是网民对科技问题认知的不够准确, 媒体需把正确的科学结论传达给网民。如果是网民提出的科技问题目前并没有最终结论, 则应让网民秉承科学的态度对待未知的科技知识。

满足网民的科技信息需求, 重视网民的反馈。科学传播的目的之一是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科技传播内容直接涉及到安全、健康, 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在网络上被网民提出的科技问题的疑问, 往往是由于网民本身的信息缺乏而引起。而解决这些问题最直接且有效的办法就是满足网民的科技信息需求。此外, 网民对提出的科技问题往往具有自己的认知。这就要求媒体密切关注网民对科技信息的反馈。在网络上, 获得网民的反馈要比传统媒体简单便捷的多。及时了解网民的反馈, 对于进行舆论引导, 提高科技传播效果至关重要。

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在现有的传播机制下, 媒体往往被迫应对网民提出的科技问题, 媒体的舆论形成滞后于网络舆论。这对于科技传播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媒体需要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提早介入, 不仅需要传播科学知识, 也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要想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对舆论进行引导, 就必须发挥媒体的主动性。积极主动地发现网民的科技信息需求、收集网民对科技问题的意见、关注网民的动态, 避免科技信息的误解及带来的潜在危害。尤其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大媒体时代, 更应该关注网民, 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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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传播看我国科技节目的发展 篇9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节目,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

一、科技传播的概念

1985年, 翟杰全在《科学传播学浅谈》中首次提到“科学传播学”的概念。他随后在《论科技传播》这篇文章中将“科技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1]另一位学者吴国盛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指出, “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 “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 用传播的态度对待科学。[2]

二、科技传播的发展历程

翟杰全认为, 科技传播研究的“普及范式”是在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研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3]

(一) 传统科学普及

对于“科学传播”, 公众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科普”, 也就是科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 到19世纪末期, 公众接触到越来越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这一时期科学知识在横向与纵向上都得到了延伸, 而公众对于这些新的科技知识却不甚了解。因此, 从这一时期开始, 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渐渐显露出来。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早期大部分地区迷信风气盛行, 人们不相信科学, 漠视科学技术。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组织科技工作者编写知识手册, 通过向大众发放科学手册的方式来普及科学。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工业的发展, 大众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认识了外面的世界, 了解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个时期的科学普及还是由政府或者科学组织向大众单向地传播科学技术知识。

(二) 公众理解科学

1985年, 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了鲍默爵士的《公众理解科学》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报告, 学界认为, 这标志着“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术语正式进入了科技传播的研究领域。所谓“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就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科学技术知识, 更要主动反馈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看法及意见。

在我国, 公众理解科学虽然与传统的科普相比, 多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两个方面的传播, 但形式上依旧是科学组织或政府向大众的单向传播。然而从内容上来看, 传播的依然是科学技术好的一面, 却很少谈论其消极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 自二战以来, 化工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许多科技快速发展, 这也的确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 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的发展也加剧了环境的污染, 产生了生态危机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 科学传播

20世纪90年代后期, 生物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人们才开始质疑基因技术。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开始动摇, 人们不再像最初那样盲目认为科学就是好的。这一阶段的科学普及开始向关注公众的科学辨别力方向发展, 公众能够参与到科技发展中, 给科技应用提出自己的意见。科学传播就是将传统科普“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变成了政府组织、科学共同体、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多向互动的交流过程。[4]

以前强调科学家作为主角给公众灌输科学理念, 帮助其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但现在强调科学家与公众是处于平等地位, 双方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进行交流互动。2014年广东省茂名市拟建PX (芳烃) 项目, 当地部分市民对此表示担忧, 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当年4月1日, 茂名市政府就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 告诉市民目前这个项目还处于科普阶段, 在启动之前一定会倾听市民的声音, 如实反映给相关的专家, 并表示市政府绝对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而这正是科学传播的一个实例体现。

三、浅析我国科技节目

(一) 传统科技节目

2001年7月9日, 央视科教频道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电视科技节目向专业化迈进。从发展初期至今, 知识性是我国的科技节目所必备的, 但却往往只是采用不同的形式将知识灌输给受众, 很少接收受众的反馈, 这种单向的传播模式自然是有缺陷的。翟杰全认为, 科普除了帮助公众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 也要注重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使其自身能够有科学判断力以及与科学家交流对话的知识储备。[5]

《科技之光》算是我国较早的一个大型科普电视栏目, 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科普品牌栏目。栏目坚持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科技之光》不论从定位还是内容上来看, 都只是站在一个专业化角度, 给观众讲授科学知识。

纵观另外一档关注率也很高的栏目《走近科学》, 这两年节目的选题涉及医学、航空、农业、环境等许多方面, 但是回顾前些年, 那些有关外星飞行器、山村奇事、古墓之谜、喀纳斯湖水怪等的选题, 在节目开始能够吸引观众眼球, 但最后给出的解释都略显牵强, 因此受到观众的质疑。诚然, 这样的选题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再加上节目的剪辑、解说“故弄玄虚”, 其配乐也十分空灵神秘, 让人代入感很强。有网友评论说:不能解释的现象, 《走近科学》创造条件也要解。虽然网友的评论可能不太准确,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这正是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一个体现, 公众不再坚持“唯科学论”, 开始对自己获取的科学知识进行辨别。这给我国科技节目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技节目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简单地进行科普。

(二) 科技真人秀节目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全民娱乐时代, 科技真人秀节目便应运而生了。2013年央视推出了《是真的吗》, 它将新闻调查与综艺娱乐、脱口秀元素相结合, 通过现场实验的形式, 进行专业验证, 用相对幽默的语言, 讲述与生活科学相关的事件。

这档栏目是由光线传媒打造的, 虽然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人秀, 但作为主持人之一的黄西, 具有理工科的背景, 又是有名的脱口秀明星, 他的主持方式使得原本严肃的科学话题更加轻松诙谐, 这种风格很受观众的欢迎。每期节目都有一个“真假实验室”环节, 通过现场实验来验证网络流言的真实性, 观众在现场能够直观地看到整个实验过程, 最后的实验结论就更加具有说服力。当然, 节目为了更加贴近受众, 在话题的选取方面, 主要是选择跟民生息息相关的, 比如怎样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做冰淇淋、冻饺子可不可以用冷水煮、能否用薄荷叶自制空气清新剂等等。

作为一档科学实验类的互动求证栏目, 《是真的吗》除了本身的趣味性, 更多的是帮助观众认清谣言, 起到了一个传播正确科学知识的作用。在“真假实验室”这个环节, 观众除了可以看到整个实验过程, 还可以亲身体验。例如, 最近有一期关于能否借助核桃做风车, 现场观众也拿着核桃, 跟着主持人一起做实验, 感受整个实验过程。这种操作方式对破除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是很有帮助的。与此同时, 许多省级卫视也相继推出了类似的节目, 如湖南卫视的《新闻大求真》。观众可以在节目中了解到生活中的伪科学, 学习到很多生活小窍门。

(三) 科技节目的不足

就传统的科技节目而言, 其形式及内容略显死板枯燥, 难以提起观众对节目的兴趣。

时下科技真人秀节目虽然火热, 但其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以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为例, 节目中很多选手本身是有过人本领的, 他们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也曾获得过相关的大奖。但是在选手介绍中, 栏目组不会提到这些事实, 这就给了观众一种错觉。观众最初在看节目时可能会为这些其貌不扬的选手感到惊叹, 但随着节目的播出, 参赛者的背景逐渐被挖掘出来, 观众就会觉得节目刻意的成分太多, 真人秀真成了一场秀。

四、我国科技节目今后的发展方向

首先, 从受众层面来说, 科技节目要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所能接受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范围, 根据节目本身的受众定位来选取节目内容。例如, 专门针对儿童的科技类节目, 就应该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不要选择艰涩的科学知识。另外, 节目可以利用官方微博等互动平台与受众进行交流, 让受众真正参与进来, 而不是被动接受节目所传播的知识。

其次, 节目本身应该采取多种形式让科学通俗化。例如, 可以将脱口秀或者真人秀的节目形式与科技相结合, 但不可过度娱乐化而忽视了科学本身应有的严肃性。

《科技传播》杂志论文投稿须知 篇10

《科技传播》杂志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6708;国内统一刊号:CN11-5820/N) 。《科技传播》坚持研究性、权威性、指导性和实用性, 注重文章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从科技传播政策、科技传播实践、科技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等多个层面关注科技转播领域。本刊栏目主要有:本期关注、科技要闻、特别报道、学会动态、论文推介、科技传播、理论研究、基础科学、应用技术, 信息科技、院士风采、图书推荐、科普新知等。

《科技传播》是关注科技传播与社会协调发展、关注科技传播与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的广大知识群体的高级论坛, 是科学家、工程师、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以及教育和管理工作者相互沟通的桥梁, 同时也是从事科技史、传播科学、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科技传播理论与实践、科技传播教育等研究的专业人员的学术阵地, 本刊的发行对象主要为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 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师生等。

本刊为半月刊, 每月10日和25日出版, 大16开, 每期定价18元, 全年征订432元, 订阅请与杂志社联系。常年征集科技传播、理论研究、基础科学、应用技术, 信息科技等相关科技文章, 欢迎您向我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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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文以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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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作者工作单位、所属省市名称、邮政编码须完整准确。

摘要:须包括研究背景、材料方法、主要结论或研究成果, 字数约150字-200字。

关键词:须简练、准确, 数目3-5个, 分号间隔。

2、正文

内容须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角度客观、表述准确 (切勿涉及单位机密或其他相关信息) ;正文须包括引言、正文与结论;另文中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文中所附表格为三线表、图片格式均为jpg, 公式必须准确无误。

号、作者、文题或专著名称、刊名 (出版社) 、出版日期、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上海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调查研究 篇11

关键词：民间科技传播校外教育科技培训机构

引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传播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公认，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大众的重要手段。在201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的《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科技传播的发展势在必行。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官方的科技传播体系做了研究。但较少学者对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做过研究。本研究将重点聚焦在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上，并选择上海市民间科技教育培训机构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它们目前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民间科技教育机构建议，促进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发展。

一、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培训机构的特点

本文通过各种资源对上海科技教育机构进行了搜索，在上海找到近20家科技教育类的机构。本次调研的科学教育培训机构本身基本属于小众的培训机构，致力于幼儿及青少年科技启蒙教育，各个方面的发展各有千秋，但作为同类型的教育机构，也有共同特点。

1性质与规模：多为私立加盟，整体规模相对较小

本次调研的机构中，从机构的性质来看，基本都是个体私营、独立管理的，并致力于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的机构。从办学形式来看，多数机构是国外知名品牌在上海成立的分支机构，直接引进国外的科学教育培训经验，如来自丹麦的乐高活动中心；只有阳光科学、童年汇等少数几家机构是上海本土成立的。从规模来看，这些机构拥有教室数量在3间到10间不等，实行小班制教学，根据年龄分班，班级容量每班4人到12人不等。在小班个性化的教学中既充分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又兼顾统一性，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做到因材施教。

2课程多样，形式灵活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科学教育机构具有丰富多样的课程，上课形式新颖，时间安排灵活，根据学生的时间选择上课时间，一般为工作日的晚上或是周末，较多的考虑学生和家长的切实需要。例如阳光科学机构，结合国内外上百位科学专家及教育学者经过三年多的精心策划共同努力下，研发并设计了276个主题实验，2660个大大小小的实验。内容七大板块：生命世界、生活科学、物质形态、地球奥秘、海洋生态、航天动力、宇宙天体。专门针对中国儿童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填补了目前中国儿童素质启蒙教育的空白。

3教学理念：做中学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各自的课程不同，教学方式会有差异，几乎所有的科学教育机构都强调“做中学”，即让儿童在实践经验中获得知识与能力，通过这种途径学习的东西更容易被理解、内化进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应用。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经验，并不断触发代表新的发展水平的行为，并再次应用到游戏、学习等活动中去，这符合了儿童的普遍发展规律。

二、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

1科学教育机构数量不多，规模较小

科学教育机构在整个校外培训机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属于小众的培训机构。而属于民办的科学教育机构则更少，我们对上海市中福会少年宫的近40家教育中心，工作室进行了统计，在所有的教育机构中，属于民间的科学教育相关的培训不到只有乐高一家。科学教育的规模也不大，一般的机构的教师数量约为10到20人，学生总体数量约为200至300人。

2品牌较为单一，缺乏自主研发意识

科学教育机构以少数几个品牌为主，其中以西觅亚乐高中心、上海棒棒贝贝、上海韦哲国际创意中心等为主。

在我们调查的机构中，有5家为乐高的加盟店，很多科技教育机构都有乐高的课程，但是大多数机构采用的为加盟形式，自主研发课程的较少。只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某些课程名称进行了调整，属于上海本土科教机构只有阳光科学和童年汇两家，但是真正自己研发课程的就只有阳光科学一家机构。由于大多数加盟品牌都是国外品牌，有很多教育内容与本土实际不相符合，尤其是不符合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这也导致了一些教育机构的生存十分困难。

3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素素质整体偏低

在我们调查的科学机构中，教师的学历层次偏低，以专科生为主，有一少部分的本科生，也有部分中小学退休老教师，有的老师甚至只有高中学历。校外科学教育培训机构的门槛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整体学历层次偏低。同时，教师的待遇整体不高，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作为科学教育的主力军，教师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科学素养，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 小结

近年来，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科技传播体系还有待完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需要崛起。在美国，英国，日本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在促进科技传播的发展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和它们的政府做出的贡献相比，这些民间力量一点也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做的更好。在国内，校外科技教育培训机构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一大特色。目前，此类科技教育培训机构还算不成气候，是否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在办学模式方面，是否可以从营利性培训逐渐转变为公益性的培训？在培训对象方面，是否可以超越儿童及青少年群体，面向包括成人在内的更为广大的群體，成就特有的“中国模式”？这还有待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长期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庞力伟上海市青少年校外科技教育组织实施的调查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0

[2]杨天天，沈蕾娜初探美国校外教育对中国的启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1

[3]林爱兵，徐颖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发展战略研究——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现状调研[J]，2007，04

[4]蒋宏，许剑上海专业科技传播人才的现状与发展战略[J]新闻记者，2007，07

[5]王殿华我国科技传播体系的缺陷与民间力量崛起的启示[J]理论探讨，2006，6

[6]Bucchi， M & Trench， B （2008）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ingdon： Routledge

《科技传播》杂志论文投稿须知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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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字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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