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治理公共管理（共9篇）
民主治理公共管理 篇1
一、网络民主的含义与特征
网络民主是网络时代的产物。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它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了技术革命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 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由于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捷、覆盖广泛、信息多样的特点,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网络大军, 网络成为人们讨论问题、沟通思想或宣泄情感的主要渠道, 并日益成为人们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 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网络参与的平等互动性、自由隐名性、反馈及时性、监督实时性, 使得网民能够不受拘束地自由表达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看法和对各种社会事件的关注, 可以对即将出台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措施进行网络听证, 进而有效地监督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 网络日渐成为民主的一种载体, 网络民主成为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尽管在我国, 网络民主这个概念还没有为众多的人所熟悉和理解, 但在西方, 网络民主已经得到蓬勃发展。
何谓网络民主?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就国外研究而言, 有学者直接从网络的技术特性入手, 认为网络民主是网络的技术渗透到政治的结果;有学者借助公共领域、政治参与等相关变量来界定网络民主;有学者则从媒介与民主关系变迁史中理解网络民主, 认为网络民主是新媒介与民主关系的结合, 是广播民主、电视民主的延续。”最早于1995年提出“网络民主”一词的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其《网络民主——因特网和公共领域》一文中这样定义“网络民主”:“公民借助网络技术, 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加强和巩固民主的过程。”就国内研究而言, 我国对“网络民主”的研究起步较晚, 尚无相关的系统著作, 对“网络民主”定义也不尽一致, 其中比较典型的定义是:“电子民主是完全网络时代的民主新形式, 以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网络及其相关技术为运作平台, 以直接民主为发展趋向, 以公民的全体、主动、切实参与民主决策、民主选举等民主运作程序为典型特征的一种民主新形式。”
网络民主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 形式的虚拟性。网络民主主要依赖于网络社区, 没有具体、有形的物理活动空间。互动方式主要是: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或倾向的彼此陌生的网民, 在不能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交流的情况下, 借助网络的各种电子交流工具就涉及他们共同利益的事项进行沟通、交流或作出其它相应的体现网民意愿的电子符号。
第二, 组织的非正式性。网络民主不象传统民主形式一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纲领、领导体系和规章制度、运作程序而是由分散、隐匿、不固定的网民所组成, 他们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没有任何必然的一致性。
第三, 话语的非权威性。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 人与人之间突破了许多现实社会中地域、国籍、权力、辈分、种族、性别等的障碍, 完全成了平等的网民, 这就使得网民之间话语权相对平等, 并表现出话语的多元化和异位化, 从而最终排除了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中心结构。
第四, 舆论效力性。互联网的发展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 使得人们更加容易通过网络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 关注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 舆论既出, 网民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回应, 这样就对政府形成了一种舆论监督作用, 使得政府不能草率对待任何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而是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这样一来, 舆论便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执行力和强制力。
二、网络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
从实质意义上说, 网络民主是一种参与式民主。对于网络民主, 西方社会褒贬不一。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在《大趋势》中有过专门的阐述。当时他没有使用“网络民主”这个词, 而是直接使用体现网络民主实质含义的“共同参与民主”, 认为“共同参与民主”必将成为未来的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 未来民主必然经历“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 同时还提出了信息时代“共同参与民主制的指导原则”, 这就是:“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 就应该参与该决策的制订过程。”他认为, 代议民主制是一种间接民主, 而以网络民主为典型形式的共同参与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本身“则是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心脏和灵魂”。从中可以看出, 约翰.奈斯比特对于网络民主是持肯定的乐观主义态度的。
但是, 网络民主解决不了代议民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因而对网络民主持怀疑、否定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在我国, 对于网络民主争议很大, 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网络民主不可取, 认为网络民主代表未来民主制度发展方向的观点是“电子乌托邦”, 是“水中月、镜中花”。更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对网络的规制, 网络发展可能导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更加隐蔽的信息集体控制, 使有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得到强化”;过分依赖网络民主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公众非理性的“情绪性民主”左右政治的正确决断和法律的正解实施, 从而“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力’和政客对选民的操纵”;网络时代的“数字鸿沟”妨碍公民平等参与政治, 使网络民主成为经济地位高、掌握信息快而多的少部分人的民主, 而对多数人而言则是陷阱;无休止的网络民意调查和网络意见讨论有可能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和让领导决策者饱受精神折磨。
尽管网络民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是, 但这些都是在网络规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弊端, 随着网络规制的进一步完善, 网络民主的好处和优越性就会凸显。也正因为如此, 目前在西方社会, 网络民主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发展。客观地说, 现阶段将纯粹的网络民主制视为未来可以取代传统代议民主制的想法并不科学, 正如美国学者克劳宁所说:“今天美国选民喜欢和尊重代议民主的价值, 但也渴望在立法中更多地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明白代议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缺陷, 但是权衡之后, 他们宁愿将两者混合起来。他们期望一种可感知的和充分的民主。”这就是说, 对于网络民主, 既不能将其神话为一种独立的民主形态, 也不能无视其对民主发展的意义。我国学者刘国建、房亚明也认为:“网络民主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主形态并不表示其意义的缺失。事实上, 对于民主的不同形态的实践, 网络提供了特殊的有效的手段、工具和媒介, 并且这种手段不仅是对传统的民主工具的简单替代, 而是一种具有强势地位、挑战性质的弥补或者说是互补性的工具。这种工具为民主的传播、扩散、影响和实践提供了技术手段, 为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某种可能。”由此可以认为, 利用好“网络民主”这一有效工具, 提升“网络民主”质量, 本身也是当代中国宪政的意蕴。
在我国, 网络民主尽管不能替代我国已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若干形式, 但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第一, 从理论上看, 网络民主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追求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以政治平等为价值追求之首要, 以追求人民参与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为价值追求之特征, 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价值追求之目的, 而网络民主能够进一步深化民主主体的平等性、民主主体参与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民主主体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第二, 从实践上看, 网络民主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主要表现在:网络民主有利于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 并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基于网络的匿名性和交互性, 网络民主可以更好地发挥网络在舆论监督中的先天优势;网络民主能够极大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
第三, 从技术层面看, 网络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和低成本化使越来越多的草根加入到网民大军中, BBS、各种社区论坛、微博、聊天工具等网络应用工具的不断开发, 激发了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和回应性, 从而可以直接向各级政府部门乃至中央决策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各级政府部门在决策前也能通过电子公告、网络听证等方式直接了解民众心声, 这样就很好地弥补了间接民主中有话语权的人不一定能代表民意的缺陷。
三、网络民主对政府治理的积极影响
政府治理是公共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中, 网络民主对政府治理的积极效应具体表现在:
第一, 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 政府治理就是政府对所收集的各类信息加以分析、处理的过程, 掌握的信息准不准, 是不是真正代表和体现民意, 直接影响着公共治理的信度和效度, 而网民民主则为此创造了有利条件。民众通过网络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公共政策和政治活动等加以评论, 政府部门则通过与民众的互动, 完成信息的交换,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在真正了解民情、体察民心、尊重民意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公共治理采取的政策加以完善。由此, 健全和完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机制, 向公众提供及时、准确、详细的信息成为各级政府的职责。网络民主无疑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最佳的沟通桥梁, 形成“策划——诉求——回应——决策”的良性互动机制, 使得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第二, 拓展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开放性。
网络作为最开放、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传播媒介, 在拓展公共事务治理的开放性方面, 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不仅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营造了新的公共场所, 而且重新确立了公共事务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扩展了空间。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 人们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 最大限度地进行信息的链接和交换, 实现利益的相互博弈。人们围绕着利益表达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即网络政治活动, 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其中, 其所依托的场所就是网络政治空间, 其生成的动力来源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网络民主政治空间的不断扩大和网络民主政治活动参与者的热情日益高涨, 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开放性。
第三, 扩大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透明度。
将政府的行政过程透明化和公开化, 是政府自觉接受民众监督的前提条件, 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减少暗箱操作和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的滋生, 而且政府部门网站提供最真实有效的信息并及时更新, 尽最大可能满足民众的需求, 可以大大提升公众的满意度, 强化民主监督的效力。在强调网络民主的社会大背景下, 政府通过建立政府网站主动扩大公共事务治理的透明度是得民心、顺民意的明智之举。随着政府网站的建立, 政府的各项行政信息包括人员的构成、工作计划与进度、经费预算及使用情况、预期目标、民众所反映的各种问题及反馈意见、重大事件的进展及后续处置情况等各方面的信息得以在网络平台中得到公布, 公众可以通过登陆政府网站详细了解政府的行政过程, 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实时的信息交流和互动, 极大地方便了公众接近政府和监督政府的行为, 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 就可以更广泛地为政府的发展建言献策, 从而更好地实现网络民主。
第四, 提高服务型政府的效率。
网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有的实实在在的载体。政府通过互联网这一有效载体来建立电子政府, 建立网络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综合信息系统, 形成“网络服务型政府”的格局, 服务型政府在为公众提供广泛、优质、便捷的一站式服务的同时, 改变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 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网民通过网络政治参与真实地表达民意, 网络民主的实现进一步深化公民自觉参政的意识, 民众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得以弘扬, 从而进一步促进政府改变观念, 不断从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 由高成本向高效率方向转变。可见, 网络民主是推动网络服务型政府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网络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大大提升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网络民主的发展, 两者之间呈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网络民主和网络服务型政府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可以说网络民主是打造服务政府、效率政府、法制政府、阳光政府的必由之路。
第五, 增强政府公共治理决策的科学性。
从近几年发生的“躲猫猫”、“钓鱼执法”等一系列热点事件来看, 每当社会上有敏感事件发生时, 网上跟帖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说明网民对社会事务有着极大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所在, 正面引导、支持民众的理性行为, 保护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赋予民众更多的参与权。在当前网络民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 政府任何一项政策法规的出台和行政决策的制定, 完全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 相反, 一些重大的事项尤其是关系到民生问题的措施出台以前, 政府启动网上征求民意的程序, 倾听各方民众的声音, 建立网上对话机制, 留下时间让民众进行思考和相互交流, 让民意得以充分表达, 然后政府将各种意见汇总, 认真进行修改, 逐步完善方案, 并在网上向民众反馈, 这样做不仅拉近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树立了政府的亲民形象, 使得网络民主环境更为宽松, 而且集中了民间百姓的无穷智慧, 增强了政府公共治理决策的科学性。
摘要：网络民主是网络技术渗透到政治的结果, 是公民利用网络媒介行使民主权利的产物, 尽管它不是一种能够取代传统民主制度的独立的民主形态, 但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网络民主的发展对于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互动、扩大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增强政府治理决策的科学性、提升服务型政府的办事效率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网络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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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治理公共管理 篇2
2009年，根据中央纪委、中组部、民政部等12部委《关于开展全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与全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依照市村务公开协调小组的通知要求，我区参照市民政局转发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认定标准》，对全区9镇178个村进行了全面摸排，确定了四个“难点村”（龙泉镇三店村、城子村，永定镇坝房子村，斋堂镇吕家村）。一年来，我区始终坚持对“难点村”的治理工作，并通过各项积极的措施，使“难点村”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现将有关工作汇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难点村”治理工作的要求，我区始终坚持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高度出发，以解决村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以村级组织建设为重点，以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为着力点，解决影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瓶颈问题，保障村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全面提高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成立了门头沟区“难点村”治理工作小组，并进一步明确了区领导牵头、镇领导负责、村领导主抓的三级工作体系，全力抓好“难点村”的治理工作
二、进一步开展调研，摸排到位
参照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下发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认定参考标准》，我区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调研摸排工作，认真分析每个村的情况，并对每村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和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影响后果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确定了我区四个难点村，分别为：龙泉镇三店村和城子村、永定镇坝房子村和斋堂镇吕家村。“难点村”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两委”矛盾突出，班子软弱。由于村“两委”不合，村干部执政能力弱，家族派性严重，导致了村集体经济不发展，群众怨气大，村民群众怨声载道，上访问题时有发生。二是村务公开存在走形式，轻结果的现象。村干部抱有“得过且过”的思想，有的公开内容侧重于一些统计数据，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致使老百姓一知半解，不清不楚；有的把某个村务事项的办理结果“公布”一下就认为是“公开”了，忽视公开后意见收集和反馈，影响了村务公开的质量和效果。三是民主理财不到位，财务公开不透明。村民民主理财小组作用发挥不明显，村内账目记录不清，财务公开不透明，村民上访情况较为严重。四是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认识存在偏差。部分村干部和村民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偏见，个别村干部认为村务公开是时尚、是形式，过多、过细公开会束缚自己的手脚。认为公开越细，工作越不便，所以存在走过场和敷衍的现象。另外，部分村民在参与村务管理中存有“对人不对事”的倾向。由于村“两委”威信较低或是受村内的宗族、派性的影响，部分村民或村民代表纠集在一起，对人不对事，一哄而上闹班子，人为设置障碍，影响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措施得力
（一）抓住症结，建立台账
通过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因村制宜，根据“难点村”产生的不同问题、成因等，为每一个村建立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台账，了解产生难点的症结，倾听村民的呼声，聚思广益，有的放矢，针对性地制定了专项治理方案。各村实行“一村一帐多举措”，“难点村”重在整改落实，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较好的村重在完善提升，从而形成整体推进，切实保证我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
（二）健全制度，完善机制
1.建立责任机制，强化包村干部力度。一是实行镇党委、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村“两委”是“第一执行人”，村民代表是“第一监督人”，村民群众是“第一评价人”的责任机制，同时进一步明确分管领导，负责其辖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在保证“难点村”情况稳定有所改善的同时，也要防止其他较好或边缘村转化为“难点村”。二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村干部力量，镇主要领导牵头负责“难点村”的治理工作，同时加大工作力度，结合实际制定治理工作方案，切实改善“难点村”状况。
2.全面公开，注重实效。做到了“四规范”，即：规范了公开内容，制定了村务公开目录。从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和事务公开三个主要方面对我区村务公开工作进行了明确。这样一来，使村民群众更为直观、通俗地知晓了村委会工作开展情况和财务收支情况。规范了公开程序，丰富了公开方式。确立了“事前征询意见、事中监督指导、事后及时反馈”的公开流程。明确规定各村要在公开栏公开、广播公开、村报公开、网络公开的基础上，要入户发放一封信、明白纸，还应结合本村实际，不断创新公开形式，扩大村务公开覆盖面。规范了公开时间，拓展了监督渠道。全区统一公开日为1月20日、7月20日；各村也进一步增加公开频率，重大事项做到了随时公开。拓展了监督渠道，建立了区镇村三级立体化的监督网络。规范了公开档案，完善了归档资料。区档案局、区农委、区民政局共同转发了《北京市村级档案管理办法》，梳理了档案项目，对村级档案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要把每次民主日活动收集好；把村务公开事项，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质询情况和村委会为民办实事项目记
录好；把《村民委员会工作手册》、《村党支部工作手册》、《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手册》填写好，把新农村建设档案保存好的要求。
3.加强村级财务管理。龙泉镇明确村级财务管理是解决“难点村”问题的关键和首要环节，镇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全面推行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制度，镇成立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中心，各村配备一名报帐员，加强村财务帐目和村集体资金的监管；建立健全村级财务监督机制，各村成立民主理财小组，实行民主理财，将财务活动情况及有关帐目定期向村民公布。实行财务公开，重大财务事项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实行财务民主决策，镇经管部门对村级财务开展财务审计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行财务监督审计；强化村级支出管理，村级各项开支实行村、支两委班子成员集体的审批制度，凡单项大额开支，必须经“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另外，还建立了定期教育培训制度，对村级财务人员定期进行政策法律、业务知识的集中培训，提高其素质。通过严格有效的村级财务管理措施，规范了村级财务运行，将集体资金的使用规范化、公开化，有效地减少了因村级财务而引发的群访、越级上访事件。
4.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健全了农村“两委”和村民会议制度，全面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我区178个村全部建立了农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有的村还邀请外出打工人员回村参加村民代表扩大会）以及村级重大经济事项事前咨询制度，138个村建立了村民一事一议管理制度。妙峰山、王平、潭柘寺等镇制定了镇级重大事项管理办法。
（三）以民主日活动为载体，搭建上下联动，广泛监督的平台
在每年两次的农村“民主日”活动中，我区采取“区镇村三
级联动，广泛监督的模式”，强化了村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指导，防止了不公开、假公开、不及时公开等问题的发生。区级层面：由成员单位的后备干部和科学发展观巡视指导组成员先后组成民主日活动巡视指导组，深入到各镇村采取“看、听、问、查、核、评”等方式，全面了解9镇178个村活动开展情况，促进了全区村务公开工作的均衡发展。镇级层面：将关口前移，包村干部提前了解情况，化解矛盾与问题，予以现场指导，保证了民主日活动的顺利进行。村级层面：采取两种主要方式，接受村民群众监督。第一，通过固定公开栏，村报、广播、网上公开等形式公开了党务、村务、财务和事务，同时告知召开村民代表会的时间，邀请广大村民列席代表会。既发挥了村民群众建设和谐村镇的主体作用，又直接接受了村民代表和联系户的监督。第二，通过村民代表向联系户发放“致村民群众的一封信”和“明白纸”，征询村民群众对村级事务的意见与建议，填写征询意见表，这一形式既接受了代表监督和群众监督又扩大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覆盖面，有效提高了群众的参与率、知晓率和满意率，同时村民代表也把群众的心声及时传达给了村委会，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整体推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通过外聘专家和组织考察以及分层次的宣传、教育、培训，拓宽村“两委”班子、村民代表、农村财会人员和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的视野，增强村级干部接受监督、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提高基层干部群众对于这项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水平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村民代表民主议事、民主决策的能力。与此同时发挥大学生“村官”服务村级事务管理的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活动。同时，在此次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
点村”专项治理阶段中，全区各镇村采取了镇党委推动、村“两委”落实的方法，本着“好”村抓巩固提高、“边缘村”抓完善提升、“难点村”村抓改进转化的原则，实施分类指导，结合市区相关文件精神，有针对性地做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带动我区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深化。
四、“难点村”治理成效
目前，通过一年来的积极有效措施，四个“难点村”的治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难点村”“两委”班子凝聚力显著增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村干部工作作风明显转变，与群众的关系日益密切，工作主动性和预见性逐步增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明显增多。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着力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彻底地改变难点村的落后面貌。
民主治理公共管理 篇3
一、多元民主视野下的公共服务社会化
传统的西方民主理论是主张国家为唯一权力中心的一元民主论。然而,多元民主论却主张民主实际上是由社会中的诸多利益主体分享,这些利益主体共同影响着政治决策。多元民主论的主要代表是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他被认为是对多元民主“最充分、最系统的阐释者”。达尔认为,利益的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社会主体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在多元社会中,最终的政策输出不可能让所有社会主体的利益都得到充分实现。为了应对政治冲突,政治决策应该以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为前提,而且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没有哪一股独立力量能够对政府施加过分的影响,由此就可以保证最终的政策产生于利益的边缘,形成于民主的框架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的利益诉求能在政府决策中被考虑,公民往往不是以个人而是通过加入利益集团的方式参与政治。达尔指出,利益集团不仅能实现接受和发送其成员利益信号的功能,还能通过整合资源的方式放大利益信号,因此利益集团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必定要不断增加。于是,充斥民主政治过程之中的并不是一盘散沙的个体而是大量独立的利益集团。同时,也正是大量独立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成为了大规模民主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利益集团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上,利益集团会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软弱的公民个体之间构建缓冲区,个体对抗政府专制、维护自由权利的能力因结社而强大;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民主的价值还体现在多元社会组织的互相制衡上,大量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行使权力所必须的社会资源被分散,导致没有哪个独立的权力主体能够强大到足以对政治过程施加绝对影响的程度,为了解决政治冲突就只能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最终这将使所谓的“竞争性均衡”得以实现。所以,多元民主事实上主张的是一种“多重对立的少数人”的统治。
依照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公民对于行政官僚的监督制约只能通过政治代表来完成。然而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复杂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少数政治代表越来越难以保持对庞大行政官僚体系的监督力度,责任链条已难以为继。不仅如此,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展,国家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行政系统的权力不断扩张。在政治、行政和司法的三元分立制衡体系中,行政权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产生所谓的行政国家。因此,在政府垄断型的公共服务体制中,行政官僚机构无疑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掌控着所有相关资源的调配。多元民主论者强调,当权力被集中到任何一个机关或某一官员之手时,就意味着对这个机关或官员的外部制约的解除,也就意味着存在暴政的可能性。行政国家出现的事实回应了达尔对于单纯以法律作为权力制约手段的质疑,他认为由宪法所规定并加以保障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制度对于民主政治的运作当然是重要的,但一个多元社会组织体系的存在则更为重要。他甚至指出:如果多元理论大致可靠,那么在缺少一定的社会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任何宪法的制度性安排不可能产生一个非暴政的共和国。[1](P91)因此,逐渐向行政官僚手中集中的权力必须被分散,所有受到公共服务决策影响的利益主体应该分享权力。在诸多的相关利益主体中,社区居民作为公共服务后果的直接承担者无疑是最应该获得发言权的。当然,作为个体的社区居民的影响力的确微不足道,更不用说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妇女。因此为了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制衡政府的行政权力,社区居民应该组织起来以利益集团为基本单位参与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去。另外,当特定公共服务的对象为多个社区时,不同社区的居民都应该组建自己的利益集团积极表达利益诉求,在彼此之间的不断竞争和讨价还价中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
二、参与民主视野下的公共服务社会化
回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公民对城邦事务的直接参与一度是民主制度的代名词。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领土面积和公民资格的扩展,无论是共和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民主理论家对于在现代民族国家中重现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盛景普遍感到悲观。于是,强调直接参与的共和主义民主逐渐被主张代议制的自由主义民主所取代。但是,当代坚持共和主义民主传统的理论家们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夹缝间找到了新的出路———即参与民主。参与民主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坚持公民的直接参与程度仍旧是衡量民主的核心指标。不过与古代的直接民主相区别,参与民主强调公民应该在全国层次的代议制度之外的社会领域中寻求更为广阔的参与空间。比如卡罗尔·佩特曼就认为,公民参与政治最为恰当的领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小区或工作场所,因为这是人们最为熟悉也最感兴趣的领域。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过程。[2](P9)参与民主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二就是强调公民积极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主要功能在于接受公民教育。佩特曼指出:在参与民主理论中,参与的主要功能就是教育功能,最广义上的教育功能,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程序的获得。通过参与实践本身,人们可以获得维持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品质。[3](P39)强势民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也认为,只有直接的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公共性的活动———才是一个民主公民教育完全成功的形式。[4](P276)学习民主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就如学习游泳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下水一样。通过作为政治训练的基层参与,不仅公民管理公共事务的知识技能水平将不断提升,公共精神的水平也将不断提升。反过来,兼具知识技能和公共精神的优秀公民会成为参与民主制度得以维系的必要的社会基础。总体来看,参与民主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学习型民主,在社区层次上通过积极参与来培育好公民并最终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是这种民主模式的根本目标。
在参与民主理论的视野下,政府垄断型的公共服务体制同样难以接受。自由主义民主的早期代表约翰密尔认为,公民或者议会对于具体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人进行事无巨细的政治干预是不可取的。因为每一个公共行政部门所从事的都是一种技术性业务,那些不熟悉相关专业的外行根本不可能对专业人士的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所以,要想在人民主权与管理效率之间达成平衡就必须实行“政治———行政”的二元分立,前者负责讨论,后者负责执行。实践证明,“政治———行政”二元分立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公共行政变成少数职业精英的专属领地,公民分享权力的要求只会被视为妨碍公务或浪费时间。然而,共和主义的政治传统却主张,公共服务就等同于公民服务,公民只有亲自参与公共服务才能推动公民美德的发展。亚里士多德说过,公民资格就是一个人所具备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卢梭则认为,公民面对公共服务就应该亲力亲为,如果将公民责任委托给少数代表那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和道德的堕落。当代的参与民主理论继承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资格观,比如巴伯就指出:“民主既不是多数人的统治,也不是代表的统治,它是公民的自治。”[5](P244)公民资格不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而是参与公共事务所导致的结果。巴伯还强调,民主执行与民主决策之间相辅相成而非二元分立。如果公民共同体不能共同执行其决策,那么它很快也会失去对决策过程的控制。民主在共同执行这一层次中的失败最终也会破坏其决策和讨论的层次。因此,公民既要参与决策又要参与执行,如果在国家层次上的直接参与无法实现,那么就应寻求社区层次上的直接参与。当然,参与民主理论也承认多数公民对于公共服务既缺乏参与的热情又缺乏参与的能力,但正因为这样,参与本身才更应该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一如社区公民治理理论家博克斯所说:“在参与式的公共服务体系中,行政官员要从‘控制者’转变为‘帮助者’,不仅要向公民让渡权力,还要向公民让渡专业知识,成为公民提高治理能力的启蒙者”。
三、两种民主视野下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差异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的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可以从分属于对立阵营的两种民主理论那里获得支撑。但事实上,与两种民主政治理据分别对应的公共服务社会化并非完全一致,而是拥有着不同的内涵。理解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关键在于究竟应该如何把握“社会”这个概念。在政治学领域中,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概念分为两种:一种被称为市民社会,另一种被称为公民社会。那么,公共服务社会化相应地就应该存在两种模式,即公共服务的市民社会化与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化。在此基础上,多元民主理论支撑的其实是公共服务的市民社会化,而参与民主理论支撑的则是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化。
多元民主与公共服务的市民社会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而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6](P185)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只有以这种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的人才具有现实性,同时这种本来意义上的人先验性地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为了防止人们彼此侵害对方的自由,人类社会因此创设了政府。但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被赋予的巨大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利己主义的假设下,任何不受外部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暴政的出现。所以,政府权力本身也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给予制衡。上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正是多元民主古老的知识起源。尽管多元民主所倡导的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摆脱个人主义的基本立场。保持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以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或者说以个体之间保持彼此分离为前提。由于个体倾向于使自身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因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方式在政治过程中放大私人的利益诉求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进一步维持政治均衡以保持社会多样性,利益集团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应该扩张以至于不会产生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单一权力中心,政治生活的舞台上应始终上演着“多重对立的少数人”之间的竞争游戏。同时,政府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为保持多元竞争提供必要的环境,并在不同的利益诉求间保持价值中立。从这个意义上看,多元民主其实就是在政治领域中复制由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竞争型经济秩序,正如巴伯所指出的:“多元民主将一种认为追求个人私利就会奇迹般地产生公益的简化的功利主义原则(曼德维尔、斯密和边沁)重新引进政治生活中。”[7](P174)综上,由多元民主理论所推演出的公共服务社会化事实上只能是公共服务的市民社会化。
参与民主与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化。与多元民主针锋相对的是,参与民主是以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哲学作为自身的知识起源。作为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资格范式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个体的力量非常有限,以至于一旦脱离群体甚至无法维持生存,所以“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具有合群的本性,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必然要通过组成共同体的方式来显示这一本性。一切形式的共同体无非是以追求某种善的实现为己任,其中追求最高最广之善的共同体就是城邦,即政治共同体。从目的来说,城邦所追求之善就是“正义”,正义又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从构成来说,城邦是一个由公民所组成的集团,而公民是那些在城邦中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理想的公民应该具备美德,这种美德要求公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要与城邦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保持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那些在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仅为追求私人目标的实现而组成的社会团体根本不配被称为城邦,城邦的存在绝不只是作为“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保证”,而是为了促进美德在全体公民中的传播。当代的参与民主理论正是站在共和主义公民资格范式的立场上批判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所面临的个人主义困境。比如巴伯就提出,自由主义民主的人性观将人视为极端个体化和孤独的,尽管也具有社会性,但是这种社会性仅仅要求在满足个人追求自我保存和自由的程度上而言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形成了社会关系,那也只是为了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罢了。正是由于这种个人主义立场才导致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内部的紧张。巴伯认为,自由主义民主视野下的共同体所能发挥的功能充其量只是使人保持其最初的自利状态,而参与民主视野下的共同体却因为倡导参与使个人能够转化为公民。“这些公民的自主所以得到保留是因为他们关于自己自由和利益的想象力已经扩大到能够容纳他人;他们对共同力量的服从被视为是具有合法性的是因为他们扩大的想象力使他们觉察到共同力量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意志。”[8](P273)综上所述,由基于共和主义立场的参与民主理论所推演出的公共服务社会化理应是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化。
四、结语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私人物品的供给问题在我国得以初步解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是如何解决全社会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短缺之间的矛盾。当前,西方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实践经验已经被引入我国,但是人们却尚未对这种舶来的实践形式所要反映的内容———即特定的民主政治理念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当前已经引进并着手推行的模式究竟属于公共服务的市民社会化还是属于公民社会化,其合理性及局限性何在?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范式相适应的,究竟应该是公共服务的市民社会化还是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化,抑或是还存在第三种模式?显然,本文的观点将引发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思考。
摘要：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当代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目标模式。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民主政治理据既包括多元民主理论,又包括参与民主理论。与两种民主政治理据分别对应的公共服务社会化其实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多元民主相对应的是公共服务的市民社会化,这种模式中的人是利己的原子化个体,对公共服务的参与被视为保持自私自利的工具;与参与民主对应的是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化,这种模式中的人是具有合群天性的“政治人”,对公共服务的参与则被视为提升公民美德的教育训练。
关键词：公共服务社会化,多元民主,参与民主
参考文献
[1]赵成根﹒新公共管理改革:不断塑造新的平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5][7][8]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彭斌,吴润洲,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民主治理公共管理 篇4
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总结
按照《沙市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沙村发[2010]1号)和《关于对全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进行督导的通知》(沙村发[2010]3号)文件精神，为全面完成全区27个“难点村”的治理工作，切实做好村组与“水”相关的各项工作，去年4月以来，我局积极向上争取，筹集资金，加强“难点村”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农田水利技术推广和指导供水、饮水和节约用水等工作，有效促进了我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一、深化认识，齐抓共管，确立集中整治新思路 “难点村”与“水”相关的各项工作，一直是我局狠抓的重点，也是难点。尽管多年来，水利部门一直在努力治理整顿，但仍有不少村存在前整后瘫的问题。造成“难点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许多涉水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二是部分“难点村”由于历史包袱、债务等原因，导致农业经济发展滞后；三是我区大部分农田排灌标准不高，村组渠道淤塞严重，建筑配套不全，制约了农村、农业的发展。为此，我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坚持点面兼顾，制定措施，针对“难点村”的治理工作，局各科室、乡镇水利站、长湖管理局齐抓共管，形成合力。集中解决影响和制约全区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突出水问题。
二、明确责任、深入细致，确保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按照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协调小组的统一安排，我局针对工作目标，明确了有关单位、科室的工作责任。去年以来，局主要领导多次带领有关技术人员深入群众，深入“难点村”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三、“难点村”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1、积极争取“中小”电排站建设项目，强化“中小”电排站的运行管理。“难点村”单机容量30千瓦以上的排灌站，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了项目改造，对全区10条中小河流认真规划，尽早进入项目“笼子”。其中2010年争取小农水资金200余万元，圆满完成了岑河原种场南桥分场小型水利项目的建设任务，该项目恢复和改造灌溉面积1400亩，改善灌溉面积2500亩。向省防办争取到抗旱资金200万元，我区的水利设施抗旱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2011年小农水项目即将实施，并注重向“难点村”倾斜。
2、积极向上级争取尽早实施农村饮水安全项目。2011年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评审已完成，计划下半年开始实施，计划总投资1270.18万元(其中中央投资762.11万元，地方自
筹508.07万元)，解决区域包括岑河镇、岑河原种场、省畜牧良种场、市农科院等4个单位共4068户、14864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让“难点村”的农民群众也吃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3、筹集资金49万元解决了“难点村”水利设施的薄落环节。其中岑河镇刘渊村元老桥改建5万元，岑河镇庙兴泵站维修2万元，观音当倒虹管改建2万元，观音当镇泥港湖泵站维修40万元。
4、努力帮助“难点村”解决有关涉水问题。其中为岑河镇西湖村新农村建设帮扶资金5万元，为岑河镇筹集防汛抗旱救灾款2万元。
5、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工作为契机，摸清全区水利“家底”，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区委、区政府当好参谋助手，为彻底解决“难点村”的困难和问题，贡献水利方面的力量。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研究 篇5
所谓城市社区, 是指在一定的城市区域范围内, 聚集着一群对组织有着一定归属感的人们, 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归属感来自于城市对于个体生存空间的压缩而导致的相互依存性。所以, 城市社区, 兼备了共同体的组织性与个体发展的独立性, 城市社区治理正是共同体中的相关主体, 对于共同事务进行管理和对于社区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过程。
在实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社会与公民的多主体参与, 才是治理概念中多元化特点的体现。随着我国正在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全权负责转向政府与社会并存的治理结构, 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也应该是调动社区共同体中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治理的积极性, 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 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的召集社会各种力量组织广大社区居民学习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 让越来越多的“社区主人”自己协调和管理其在社区中的各种关系, 从而创立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贴近居民具体生活方式的、满足社区居民日常需求的治理体系。
二、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
1. 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考察, 社区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和内涵变迁。夏学銮教授将社区作了“组织论”“区域论”和“综合论”三个阶段的划分。在第一阶段组织论时期, 社区是自然社区, 即农村社区。这时的社区仅指“农村”这一聚落组织, 是自然形成的农村社区与理性城市社会相对立的组织形态。第二阶段区域论时期, 把社区视作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区域。这一时期来看社区被纳入到政府管控的系统, 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局。第三阶段综合论时期, 把社区既看做一个互动的体系, 又看做一个冲突的场所, 还看做一个行动的场域。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不断加快, 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逐渐从过去的“单位式”向着“街道居住式”, 再到“社区式”的变迁过程, 城市社区的治理往往也是经历了从基层政权机关的纵向单一管理, 向着基层政府机关管理的横向管理, 这其中主要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等各种居民事务处理机构的产生, 可以说基层政府机关对于基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当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利益和权力配置的状况, 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 我们可以梳理出纵横两条权益关系线:一是纵向的政权机关与社区生活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横向的社区生活者中的社区一般居民与社区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城市社区各主体间的民主合作治理, 就是将这两条权益关系线结合起来, 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 形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民主合作模型。
2.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设计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强调的是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社区居民以及民间组织参与到其中的一种多元治理, 但以往的那种单向的角度往往是基层政权机关在社区公共管理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从这种单向转为多元, 就要求形成一种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为主导, 社区组织为具体的工作主体, 调动居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模式,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是从服务社区内居民的角度进行治理, 这种治理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一种强制性的治理方式, 而是转化为一种更加具有服务理念的角度来进行治理, 通过这个方面的内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重要作用, 也不难发现,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主要特点就表现在了重视社区主体之间的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 在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治理的主体与治理的客体之间的合作, 在这种合作模式的建构下形成一种具有三层利益群体共同搭建起来的稳定结构关系。
3.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依据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理论依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的, 首先就是来源于直接的民主形式和间接民主形式的现代民主理念。在古希腊城邦社区当中, 形成的一种关于统治归于人民或者是人民主权的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表现在了将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归功于人民大众的权力。这是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一种社区治理形式。
其次就是一种要建立在政府、民间组织和城市精英组织间的一种“社会伙伴关系”的新型的合作主义的思想。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起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这第三条道路主要是主张公民与公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以及重点强调公民与国家的政府机关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最后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产生的一种协商民主的理论, 该理论更加重视民主, 对于社会共同的治理体系搭建起有效的平台。所谓的协商民主就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 所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 这种核心概念就是协商和公共协商民主的建立过程。
三、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存在局限性的原因
1. 政府角色定位存在偏差与社区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
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文本研究, 发现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即政府、社区性组织、社区居民的职责任任然难以定位。
在我国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 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 政府的角色不但是具体治理工作的执行者, 还是具体治理政策的制定者。新中国成之初, 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由于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社会自组织, 所以国家在城市管理中, 体现出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 但随着社会自组织不断地走向成熟, 一味的政府主导不但降低了行政的效率, 增加了行政的成本,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这个时候, 政府就应该从“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为“协助者”或者说是“指导监督者”。
从目前我国社区合作治理的进程来看, 虽然摆脱了单主体的治理模式, 但仍然处在国家总体规划, 指导社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中, 《国家新型城镇发展规划 (2014-2020) 》明确指出了“社会组织应该承担起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 整合人口、劳动就业、社保、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 于此同时, 还要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 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积极作用, 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这一阶段, 达成社区职能的实现, 任然要遵循国家主导地位, 是国家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起到规划与制定社区建设政策的职责, 而社区也需要尽快转变角色, 发挥自己的组织功能, 一方面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与宣传者, 一方面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积极性, 成为国家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一道桥梁。
2. 社区居民主体意识不够强烈
在社区合作治理的多个主体中, 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往往没那么强烈, 最容易产生参与冷漠的也是社区居民,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 政府在实现其主导角色的同时, 占有了大量的资源, 社区居民作为这区合作治理的一个主体, 种种活动却收到了限制,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下, 在官本位思想的控制下, 人们长期所养成的一种被动式的管理理念产生起来, 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理念往往受到人们这种思想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合作治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其参与的积极性对于社区合作治理的影响也最大, 政府的政策输出, 必须要收集大量的居民需要作为前提, 另外在政策的反馈过程中, 最有发言权的也是社区居民主体, 但居民主体的归属感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低的, 社区居民无法将自身的利益很好的与社区共同体有机结合,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 一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缺乏管理意识, 另一方面, 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 没有很显然的利益, 驱使社区居民参与管理, 很有可能是付出了精力与时间去参与管理, 却没有获得明显的利益收获, 形成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四、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现实适用性
1.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应该从“社区认同感”与“社区主体地位意识”两面入手, 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最重要的就是树立共同利益意识, 一方面利用社区共同利益驱动公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 另一面增强社区居民间的交流与互动, 使其认识到社区共同体的存在。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 也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广泛的公民参与, 作为社区合作治理的主体之一,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力度和积极性,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管理的全过程中去, 对于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尤为重要, 这就需要社区发挥其中介作用, 一方面对于政府政策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对于居民的主体意识进行引导, 利益针对性、多样性的宣传模式, 塑造出一种良好的社区共同体氛围, 保障社区合作治理能够有效的运转下去。
2.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能力
目前, 中国大多数的社区之中, 公民树立了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 但存在着“无路”参与的状况, 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应该从扩大参与渠道、多样参与方式、拓宽参与领域三方面入手, 使得居民参与“有路可走”, 居民参与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有三大类型, 一是以组织文娱活动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 二是以维护社区居民权利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 三是负责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的社区组织。但由于组织活动的时间差太大以及社区组织自身建设的不完善, 使得大部分的社区居民找不到参加社区合作治理的途径, 对于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来说, 就应该明确各类社区组织的职责所在, 而不是只能让居民从社区宣传栏中获得单一的社区信息来源。
对于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而言, 其建立的过程应该是在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上, 不断地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社会的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首先就需要的是融洽的社区氛围, 这就需要社区组织提供形式多样的社区交流活动, 这属于社区文化参与的范畴, 但将参与的领域仅仅局限于文化范畴是无法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能力, 还要将居民参与的领域扩大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范围内, 满足居民参与多样化需求的同时, 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重大事务决策的积极性。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 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 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 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 也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显得尤为重要, 居民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 其参与的积极性, 直接影响着社区合作治理的运转效率, 在社区合作治理之中平衡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需求矛盾, 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与能力, 不断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 丰富居民参与的形式, 拓展居民参与的领域, 培养起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共同体中的一员与社区合作治理中的一个主体的意识, 使治理成为一种依赖于社区居民自觉的权威认同。
参考文献
[1]高瑜.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13 (03) .
基于资本民主的公司治理解读 篇6
一、现行公司结构——“君权神授”下的封建体制
(一)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在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初期, 企业的所有者, 即货币资本家, 同时也是企业的管理者, 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并没有分离。然而随着生产的扩大, 社会分工的发展, 原来直接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的货币资本家的经营管理能力的要求逐渐提高, 企业所有者发现自己对管理和经营企业越来越力不从心。另外, 市场的发展要求企业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 而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已经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于是, 他们一方面邀请另外一些持有货币资本的人入股,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 不得不寻求具有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来负责管理企业的日常经营, 并请他们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自己只是对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和必要的干预。企业的结构因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二) 契约的建立
在现代企业当中, 主要是股东、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三方。股东是企业法律意义上的主人, 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管理者在企业当中进行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 他们受托于股东, 执行股东所交付的任务, 处处以股东利益为中心, 不得侵犯股东的利益。管理者和股东之间构成了企业当中的第一条委托代理链。普通员工为了个人的利益, 与企业的其他各方签订了契约, 在企业当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以获取一定的回报。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构成了企业的第二条委托代理链。正如卡尔·贝克在《独立宣言》一书指出的, “契约是所有政治权力的根据”。笔者认为, 在企业当中契约也是所有经济权力的根据, 在签订契约时, 股东、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上的。虽然普通员工具有自由选择企业的权利, 但是他们不管选择哪家企业, 所能做的只能是出卖自身的劳动力, 他们出卖的产品是同质的, 因此在谈判当中他们属于弱势群体, 其利益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尊重和保护。
(三) 代理成本的确立
股东具有自由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 股东并不完全清楚管理者的真实能力和其上任后的所作所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管理者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管理者完全有可能出于个人利益的目的, 不惜损害股东的利益, 给股东造成了损失。而股东为了监督管理者, 促使他们最大可能地为自身的利益服务, 股东在企业中设立了董事会, 作为股东的代表, 行使股东的权利,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代理成本。而对管理者而言, 他们在一方面付出自己劳动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在寻求股东对自己的认可, 寻求社会对自己的认可。他们可能出于个人的目的, 而不惜牺牲股东和员工的利益。但不管是股东、管理者和普通员工, 他们都是自利的, 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企业契约的签订过程也是他们谈判、博弈的过程。在现阶段, 企业中的治理结构可以用图1表示:
笔者认为, 这种结构非常类似于中世纪西欧的政权形式。首先,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是世界的造物主, 拥有最终的权力。其次, 教会是上帝的代表, 他负责向世上的人们传递上帝的意志;再次, 国王是世俗权力的代表, 他负责治理国家, 但是神权高于俗权, 因此, 国王要听从上帝的意志, 所以国王不得不屈从于上帝的代言人, 即教会势力;最后普通百姓处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要服从上帝, 服从教会, 服从国王。因此可将以上描述如图2所示。将上述两图加以类比, 股东就是上帝, 董事会类似于教会, 而管理层充当着国王的角色, 普通员工便是企业这个王国里的平民百姓了。
随着企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 股东也越来越多, 大多数股东只拥有企业的一小部分的股票。股东一般通过股东大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但召开股东大会存在客观上的困难, 而且在现在证券市场上, 投资者大多采用分散投资, 以此来分散投资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因此, 大部分股东可能并不太在意某一企业的经营状况, 他们普遍存在着“搭便车”行为, 保持“理智的冷漠”。上帝缺乏关心子民和监督国王的热情, 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董事会虽然是上帝在企业当中的代理人, 但董事会的成员中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大股东的利益代言人, 因此更确切地讲, 他们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上帝。即便如此, 由于管理者对董事会的渗透, 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也遭到了削弱, 甚至管理者控制了董事会, 在同董事会的夺权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于是董事会形同虚设。
二、“资本”革命——“资本”概念的扩张
(一) 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出现
在资本主义早期, 货币资金的稀缺程度远远高于劳动力资源, 货币资金拥有者在企业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他们成为了资本家, 是企业的主人, 而工人则成为了企业的雇佣, 资本家的附庸。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 便出现了两权分离。货币资金持有者逐渐地退居幕后, 而让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从事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前者付给后者一定数量的报酬, 以作为对其经营管理才能的补偿。随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日益复杂, 这种才能的重要性程度逐渐提高, 他们在同货币资金持有者的谈判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获得归究于管理者的人力资源成为了一种资本, 其对企业经营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此, 人们关注着管理者, 而后高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 使人们再次领悟人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创造力。一时间, 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社会资本成为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关注的焦点。
(二) “资本”概念扩张导致的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 (Schultz) 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就职演说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观点, 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 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经济收益的一种资本, 是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 是指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S·贝克尔则在舒尔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与时间因素联系起来, 他认为, “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 而且还意味时间、健康和寿命”。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人们对资本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 是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就现代企业而言, 特别是在智力型企业 (如管理咨询公司、高科技企业等) 中,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企业员工都是人力资本所有者, 他们为了学习技能, 要接受教育, 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金钱等, 进入企业以后他们也是边工作边摸索, 积累经验, 从而更好地进行工作。况且有时他们在某一企业当中对自身进行的投资可能只适用于该企业, 而在企业外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可能具有这种突出的能力, 这就大大加强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当中的地位。正如林南所指出, “资本的获得引出了结构的约束与机会问题, 以及行动者的行动与选择问题”。在企业当中, 资金持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 谈判的结果带来了契约的改变。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拥有的资本得到了资金持有者的承认。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是契约改变的显现。因此约翰孙惊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因为劳动者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具有经济价值”。然而不管是管理层持股的企业, 还是员工持股的企业,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司治理的问题。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三、民主企业——一个理想结构
(一) 理想企业模板的分析
美国企业中实行的旨在激励管理者的股票期权制度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对该问题的探究, 笔者采用“理想企业”来作为一个模板对其进行分析。这种理想企业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 但它却是建立在现实企业基础之上的, 是对现实企业的抽象和升华。对理想企业的分析, 有助于人们对现实企业的理解。随着高科技的兴起, 智力型企业将在未来社会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有形资产在企业当中的地位将逐渐下降, 无形资产的地位将逐渐上升, 货币资本的重要程度和人力资本已近相同。人力资本虽然是无形的, 但已经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恰当地计量。智力型企业也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企业当中, 每一个员工都是人力资本所有者, 签订企业契约时, 不管是货币资本持有者还是人力资本持有者, 他们都参与谈判。社会的高度发展, 分工的日益复杂化, 每个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拥有某种特殊的技能, 这种技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并不是万能。从这个角度上讲, 货币资本则具有相对于人力资本大得多的应用空间, 其适用范围广泛,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资金。资金的稀缺性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是存在的。或许这会导致在企业签订契约的过程中出现, 人力资本所有者和货币资本所有者之间一热一冷的局面。但另外一个事实是:不管在历史的哪个阶段, 投资机会, 特别是好的投资机会, 永远是稀缺的。货币资本所有者进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合适的报酬, 这有赖于投资机会。因此, 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 他们聚在一起进行谈判, 其态度都是认真的, 都有参与的热情, 在谈判过程中能进行有效地沟通。此外, 信息网络化的出现和发展, 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等接触日益紧密, 这也不同于在传统的等级制企业当中, 高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没有太多的接触, 甚至没有接触。随着整个企业内相互间的接触的频繁, 信息沟通加快, 企业成员间有可能实现信息共享, 每个人都对企业的情况有了充分的了解, 而每个人也可以对企业提出自己的建议, 这种建议可以在企业内进行广泛的讨论。
(二) 民主企业的理想结构
一个民主制企业的典型, 它符合达尔所提出的民主的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达尔是从政治的角度提出民主的标准的, 但在这样的企业当中, 既然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稀缺, 并且人力资本具有天然的投资的局限性, 货币资本虽然在投资范围上局限性较小, 但是由于投资机会, 特别是好的投资机会的稀缺, 使得货币资本同样存在投资局限。因此不管是货币资本所有者还是人力资本所有者, 他们都会有效参与企业的建立和日常经营过程。在企业的谈判和经营过程中, 企业的每个成员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它的直接体现就是投票的平等。随着企业内部成员之间交流联系的加强, 企业成员做到充分知情是完全有可能的。“对议程的最终控制”, 在企业当中的体现就是每个成员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成员都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 体现了“成年人的公民资格”。民主制的企业不仅给予企业成员客观上的所有权, 即每个成员都持有企业的股票, 它还给予了企业成员心理上的所有权 (即心理所有权, psychologica ownership) 。心理所有权是个体认为目标物属于个体自己的感觉状态 (即它是“我的”) 。民主有利于企业成员树立正确的心理所有权。每个成员都可以从企业的利益出发, 树立一种主人翁意识, 从而实现整个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卡尔·贝克:《独立宣言》, 今日世界社1974年版。
[3]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罗伯特·达尔:《论民主》, 商务出版社1999年版。
[5]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民主模式探析 篇7
(一) 精英民主
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皇朝统治时期, 是靠科举制选举各地精英来统治人民, 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县治下的乡村更是靠精英来统治, 县治下的乡村享有相当的自治权, 当时的农村主要由当地有影响有势力的乡绅们进行治理, 即“皇权不过县”。这些乡绅多是考取功名的秀才或是告老还乡的朝中大官, 都是当地的精英。由此可见, 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 基层需要正直而有能力和具有公共意识的本土精英们来治理。
(二) 多元民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成立和完善了很多社会团体, 比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其政治地位特殊, 社会影响广泛。他们和政府共同组成我国的多元力量, 共同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职责。基层政府的治理需要这些社会组织力量, 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的管理。
(三) 协商民主
我国的协商民主, 一是政府内部的民主协商, 二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民主协商。在政府内部, 绝不是领导一人拍板决定, 而是领导在多听下级的意见和想法的基础上, 共同协商后拟定决策方案。政府与不同的政治行为者进行协商讨论, 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以及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 在进行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各项决策时, 通过平等对话、协商, 形成共识, 做出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合法决策。
二、我国基层治理民主模式的缺陷
(一) 重“精英人士”轻其他主体和协商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 从国家角度和传统统治方式来看, 不希望农村的治理组织失去控制, 因而常任命适当的“本土精英”去治理基层, 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保障和一定的物质、精神奖励。但相对的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体, 从经济和政策都可以看出, 政府不太重视。精英内部有协商, 但轻社会其他组织的协商作用, 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有影响、有势力的乡绅会为自身、小集团谋私利, 因为我们很难遇到正直的精英, 而且权力不管如何形成, 都只能成为利益攫取的新手段, 甚至会出现权力的滥用以及专断现象。
(二) 社会团体组织承担职能越来越多, 相对弱化主心骨
做好社会服务、回应社会需要的工作涉及各个领域, 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工作, 犹如万线入一孔, 复杂多变, 政府不能不管, 想有效介入但又力不从心。出路和办法就是由社会组织回应社会的需要、服务社会。在聚焦政府核心职能的基础上, 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都有序地让渡给了社会组织。这意味着社会组织承担部分政府职能的工作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要。可是我们知道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很微妙, 这很容易让人感到政府职能的弱化, 给人社会组织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倾向。事实上社会组织确实分化了政府的一些职能, 相对以前的政府职能弱化了好多。这样在推行一些宏观的和利民的政策时就会出现执行不力、执行不一致的现象, 尤其是在基层农村, 这样的模式会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 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三) 协商讨论时间过长, 程序缓慢, 效率低下
协商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但协商民主更加强调的是民主的决策过程, 而在基层的民主协商问题更加实际, 在基层进行真正的协商民主, 必须要有农民的参与, 但农民自身素质相对较低, 共同价值匮乏、共同利益基础薄弱, 在协商讨论时, 争论时间会过长, 程序缓慢。决策有时需要当机立断, 争取时间, 提高效率。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危机的高发期, 尤其是基层, 各种矛盾利益交织, 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空前。为了应对和化解社会结构性矛盾, 我们有必要对长期以来实行的基层民主模式进行思考。所谓“蛇无头不走”, 一个社会中需要一些精英来领导, 基层民主更需要正直、有魄力、了解基层的本土“精英人士”来推动发展。在一个组织中不能只有一个力量的存在, 这样容易发展成寡头, 甚至是专制;一个力量也不可能完全胜任所有任务, 需要其他社会团体来分担主体力量一些任务和职能, 并监督主导力量, 基层的民主建设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领导应该搞“群言堂”, 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基层关乎群众利益的大小事务, 这是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有利于后期政策的执行。一旦决议通过, 村干部开展工作没了后顾之忧, 反而事半功倍。因此, 精英民主、多元民主和协商民主三种模式的结合, 是一个推进基层民主进步的可行之道, 但如何结合仍需继续探讨。
三、三种民主模式结合的意义
基层工作直接面对群众, 工作具体、复杂, 怎样做好这些纷繁复杂的工作, 需要灵活且不失序的民主模式。上述民主模式的结合对于推进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基层领导具有现实意义。
(一) 推进了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基层民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去实施, 那么可以采用精英民主所具有的优势, 寻找具有前瞻性的、自身素养优秀的本土精英, 由其领头并引导村民参政议政。同时, 利用多元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优势, 推动基层其他社会组织共同讨论基层重要问题。在这样的制度模式下, 有效培育基层群众的国家意识, 增强了其政治意识、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得到了提高, 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
(二) 促进了基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解放生产力,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基层民主的状况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基层民主建设受到重视、得到加强, 就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上述三种民主模式结合, 各个经济主体不断增强主人翁责任制感, 充分调动、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有效推动了基层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 促进了基层社会和谐发展
“精英”进入农村基层领导队伍保证了基层与上级形成了畅通的渠道, 确保了基层的建设走向良性发展轨道。坚持多方参与基层建设, 使基层政府、妇联、共青团、社区居民成为基层共同治理的主体, 利于平衡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协商民主是沟通感情, 反映民意, 凝聚民智的桥梁, 它保障了基层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三种民主模式结合拓展了基层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途径,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民主模式的不足, 对构建基层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
(四)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的正确领导
在基层, 可以说乡土精英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们是领导基层建设和进步的中坚力量, 通过多元民主和协商民主, 又能将党内的智慧与党外组织和人士的聪明才智兼容并蓄, 这样可以提高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有利于使党的决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从而为党实现正确领导提供基本保证。另外, 中国共产党需要社会各界的监督, 克服自身的腐败现象。多元民主和协商民主属于外部的监督, 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党内的腐败问题, 所以, 三者民主模式的结合有利于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的正确领导。
摘要：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重要转型期, 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尤其是基层, 治理的难度空前, 创新基层治理民主模式对于化解基层矛盾, 推动基层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有必要对现行的精英民主、多元民主和协商民主三种民主模式进行思考, 三者结合的民主方式对基层政府的治理更有意义。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民主模式,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肖晖.精英民主: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较佳范式[J].南方农村, 2014 (3) .
[3]张铭, 陆锋明.农村基层社区当下治理模式之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 .
民主治理公共管理 篇8
作为校长,要推动学校的发展。那么,学校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钱,也不是物,而是老师的爱心、老师的热情、老师的智慧、老师的勇气,这是我们办好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资源。只有民主才能激发出这些精神资源。
好学校肯定是非常民主和自由的学校。教育最大的目的是培育人的主体性。让人敢于开拓进取、自强不息,有主见、有创造性,不盲目。国际组织也特别强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孩子变成他自己,应当把实现自我放在核心地位,教育要解放人的才能,挖掘人的创造力。
在2014年众多的教育改革中,教育治理是一项没有得到校长们应有关注的改革。教育治理指的是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不是靠政府一家来管,而是大家共同来管,包括社会组织、学校、公民个体。共治是它的基本特点。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治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政府什么都管,那么管不好也管不了,存在“政府失灵”问题;二是教育市场化有弊端,会破坏教育的公益性,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教育治理在两个失灵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其优势是:治理不是作为单一主体的政府的统治的管理,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化的管理。治理讲的是民主,强调直接参与,强调微观层次的参与,让人民自己为自己服务。
学校管理层面的教育治理包括学校自治和学校共治。自治相对于政府过去的单一管理而言,当下即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落实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有的时候,政府把权力下放给学校后,校长的权力变大,反而更加专制专断。因此,自治不是校长的个人专制,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因此,学校内部需要“二次分权”,把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老师、学生、家长等。
要做好分权共治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集体决策制度。管理团队要民主,不能校长一个人说了算。二是健全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三是加强学生的参与,要加强小学的少代会,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代表大会等。四是家长参与,特别涉及校服采购、午餐、教辅材料,这些都要让家长来参与其中。
教育治理 要关注的 几个关键 问题 :(1)提高参与度。特别是要让弱势群体有更高的参与度。(2)增加透明度。加强校务公开。(3)增加自由度。要让老师畅所欲言,不要让老师后怕。(4)追求新秩序。治理追求的秩序,应当是基于民主的有活力的秩序,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专制的秩序。(5)追求真效率。从长远来看,民主在开始实施时可能带来低效和无序,但会带来长期的真效率。教育追求的是长期效率,而不是当前的、短期的效率。
关于民主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探讨 篇9
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寻求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我国政府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1]时至今日，这些变革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受到两千多年传统官僚机制的影响，实现“善治”的目标似乎还很漫长，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此，笔者就此问题和大家进行探讨。
1. 政府治理的目标
目标是每个组织、团体和个人行为的方向，没有目标的行为是盲目的行为，是注定走向失败的。因此，任何组织的成功都离不开正确的目标。善治是政府治理始终追求的目标。何为善治?有学者称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在此，我们不妨与企业利益最大化做一比较。企业要想取得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高的报酬。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产品的销售，只有生产出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产品如何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其核心在于产品的服务必须以顾客为中心，顾客的需要就是产品发展的目标。同样，政府要想达到真正的善治，也必须以其服务的客户为出发点，一切以公众利益至上，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政府目标的最优化。因此，政府部门也应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一切以服务的大众为中心，真正做到民主化的政府管理。
2. 民主化的政府治理模式
民主意味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民主化治理模式，要求政府治理行为应当保障人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公平的利益分配。[2]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治理的主体应当是选民依照法律程序选出的合法的国家政府管理者，应当代表人民，体现广大民众的意志。然而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时间短，在政府人员的选拔制度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个别公务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加强公务员入口管理机制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务员队伍中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让公务员系统焕发活力，以良好的精神面貌服务大众。当下，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制度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还有部分省市开展政府官员公开竞聘上岗机制，让人们看到了政府人员选拔的透明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2)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制定的任何公共政策都应以符合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但一些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以全体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他们要么是出于个人私利欲望的膨胀，要么是做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作为日后的晋升筹码。现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响彻全国，到处掀起了“政绩工程”的高潮。建设固然是好事，但是这些建设到底花了多少钱，花得值不值，是从什么渠道以什么名目来的，老百姓能否承受得起，却极少有人问津。考察政绩不计成本的后果很严重，“这本来是政治领域内的一个方法性失误，却实实在在地导致了经济上的损失。它使我们的判断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群众。它使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债务’，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靠预支了政权的威信，来博取个人‘政绩’的。这样的赫赫功劳越多，由他们造成的‘国债就越多’，最后终将酿成不可挽回的信用危机”。[3]
(3)政府治理行为应当遵循法定的、科学的、民主的程序和方法。在当代社会，政府治理的形态总体上呈现亲市场、强调公民社会的作用，强调公私伙伴关系，强化诱导、激励机制与弱化权力作用的趋势。因此，政府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应该与此相适应。例如在社会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应强化信息沟通机制和行政指导。行政指导乃是政府为了达到行政的目的，采用建议、指导、指示、希望、劝戒等非权力手段，使公民接受其意见，得到公民的同意或者协助。行政指导的核心是向公民传递某种信息，通过信息的沟通，劝导公民作为或者不作为。[4]
(4)政府行为选择应当是科学的而非盲目的行为。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各国均强调和重视市场机制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主张把公共服务尽量交由市场机制来处理，而非人为的主观臆断。
(5)政府在治理方法的选取上也可进一步改进。随着电子技术尤其是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各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积极利用互联网络平台，促进电子政府的建设。电子政府建设是一项利用技术手段来改革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和程序。[5]
(6)充分发挥政府监督机制的作用。香港，上世纪70年代曾是世界上贪污腐败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如今却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有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对任何官员的腐败行为都不放过，即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小题大做”一番，用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郭文伟的话来说即：“零度容忍，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如此“小题大做”才能长保廉洁，把“大案要案”消灭在萌芽状态。
3. 结语
政府治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国的政府治理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于更多学者、政府人员、广大民众积极探讨和参与，使我国的政府治理越来越民主化，充分体现民意。
摘要：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始终追求的目标。做到善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治理主体的选拔应当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治理中政策的出台应以符合全体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政府治理行为应当遵循法定、科学、民主的程序和方法;充分发挥政府监督机制的作用。本文对民主化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主化,政府治理,善治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 (3) .
[2]刘丽霞.公共政策与公共政测分析.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1.8.
[3]廖逊.政绩评价中的成本意识.《天涯》, 2001, (3) .
[4]张成福.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分册, 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