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经贸合作

闽台经贸合作（共12篇）

闽台经贸合作 篇1

从1950年代的民间贸易开始, 中日经贸关系走过了一个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目前, 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已从单纯的商品贸易逐步发展到经济、技术、金融、服务等广泛领域的合作。随着中国加入WTO, 两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尽管中日关系中尚存在不少矛盾与磨擦, 但两国经贸关系已逐步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领域、优势互补、形式多样、日益紧密和稳定发展的合作框架。21世纪, 两国经贸合作将迎来一个新的全面发展时期。

一、中日贸易合作以来的巨大成果

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都非常重要, 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 实现了双赢, 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 也优化了双边贸易结构。因此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 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1. 双边贸易大幅增加

二战结束后日本与美韩、东盟、港台形成了经济分工与循环体系。中日从1952年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条约到20世纪70年代初只有少量的民间贸易, 1971年双边贸易额9亿美元。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 贸易额是10.4亿美元。1978年两国签订为期8年的长期贸易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平衡、长期稳定的原则, 到1985年, 进出口金额累计1000亿美元。后经双方同意又把协议延至1990年, 将原定目标金额增加1至2倍。

90年代以来, 中日摩擦增加, 但贸易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1990年双边贸易额为164.4亿美元, 1996年则突破600亿美元, 2002年达到1016亿美元, 2003年达到1335.8亿美元, 2004年1678亿美元, 2005年为1844.5亿美元, 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达2073.6亿美元, 2010年两国贸易总额3018.5亿美元, 与2009年相比增长率为30%。在日本的出口方面, 对中国 (包括香港) 的出口在2002年首次达到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出口急剧增长, 贸易额比2002年增加约20%, 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数额, 中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大的日本进口对象国;两国间经贸关系更趋紧密。

2. 直接投资不断增大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 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 一直呈增长趋势,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 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 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 合同金额减少至25.9亿美元, 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2亿美元。进入21世纪,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 按照中方统计, 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20.62%、7.94%和19.79%, 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50.54亿美元、54.51亿美元和65.30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 日本累计直接向中国投资达692亿美元, 截至2009年末, 日本对华投资资产余额为550.45亿美元, 分别相当1996年的6.8倍, 2000年末的6.33倍, 2005年的2.23倍, 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国列第四位, 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余额7404亿美元的7.4%, 占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资产余额1756亿美元的31.3%。

3. 中日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形式多样

中国对日出口的是以劳资为主的初级产品, 如服装、面料等, 这类产品占2004年对日出口的43%以上。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电器、电脑、化工设备、医疗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高技术产品。这种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 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 这种良性循环再次向更高层次上发展。

日本通过对华投资、出口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中国也因日本的投资创造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另外, 中国还从日本进口半成品, 然后在中国进一步加工后向世界出口。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 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产量生产国的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

二、中日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 这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中日贸易由原材料、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移, 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贸易结构转移。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 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 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 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 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 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从动态变化看, 20世纪90年代以后, 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 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 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

2. 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改变

近年来,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 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3.5%扩大到2005年16.7%, 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2.4%下降为13.0%。

3. 贸易不平衡问题得到改善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 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 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 (日方顺差) 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 中方尚有顺差21.6亿美元, 2002年则转为逆差50.3亿美元, 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 分别为147.3亿美元、208.6亿美元及164.6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 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124.9亿美元, 由日进口149.0亿美元, 逆差已达24.1亿美元, 同比增长27.5%。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 主要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 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 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 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 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 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三、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日本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增强, 贸易摩擦增多

近年来, 中日之间农产品、轻纺工业品贸易冲突加剧, 关于海洋资源问题的对立与摩擦日益升温。由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 需求严重不足, 致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贸易保护主义势力, 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实施贸易壁垒, 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的强大攻势。

2. 日本国内“中国经济威胁论”, 严重阻碍了中日经贸关系发展

进入90年代,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使许多日本人失去了信心。日本国内展开了一场格外令人关注的大辩论, 其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威胁”, 特别对日本的制造业构成严重“威胁”, 已经引起日本产业的“空洞化”的论调甚为流行。“中国经济威胁论”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现, 它与日本国内极右势力不谋而合, 是中日贸易磨擦逐渐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比如, 日本政府调整了对华ODA (政府开发援助) 政策:2004年12月11日, 日本政府决定今后几年内将停止对华无偿援助, 2006年以后, 将不再新批对华无偿援助项目。同时, 继续削减对华日元贷款金额, 待无偿援助资金终止一定时间后, 也将全面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援助。日本政府的这一举措严重损害了中日经贸关系。

3. 日本对华技术贸易规模小、技术含量低

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确保日本在经济、技术领域占优势。因此, 日本在技术转让上设置过多的人为障碍, 限制对华技术出口。这个问题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四、推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客观公正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自由、平等与公正是世贸组织的根本原则, 在这一原则基础上, 世贸组织各成员国达成若干协议, 形成诸多规则和国际惯例。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之一, 中国应逐渐习惯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在对待日本的保护贸易政策和与日本的贸易摩擦问题上, 应主动采用并同时要求对方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措施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和摩擦。这不仅有可能得到世贸组织的支持和协助, 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处理国际矛盾的水平和能力。

2. 加强中日信息产业合作

日本是世界软件及信息产业大国, 全国共有290多万家中小企业, 信息产业投资占世界总数额的17.1%, 位于全球第二。中国入世后, 日本软件企业非常看中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及较低的生产成本, 纷纷扩大规模, 加大投资力度,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或开发基地。据调查仅北京市的日本企业对懂日语、了解日语环境开发软件人才的需求量每年就达四、五千人。仅富士通、NEC两家公司在华的软件工程师就已经超过一万人。日本政府在对日本企业吸收人才及其亲属入境签证以及其成为日本公民的办理上提供了简单、快捷的服务。可以预见,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 中日信息产业合作将步入新的轨道。

3. 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

在现阶段, 中国的优势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日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国如依据现有的比较优势, 对各自的优势产业进行正确的定位, 并转化优势产业, 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 如果以动态的方法来把握优势产业, 那么应该认识到其构成是经常变化的。基于产业结构长期预测的两国政策调整, 两国应该从多层次来把握优势产业, 如不简单的把优势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上, 而按照劳动力与技术, 劳动力与资本, 技术与资本的多层次的定位上, 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现实。

4. 中日资本从单一流向多元化转变

中国企业投资日本可以在品牌、营销系统、技术和管理四个方面受益。日本品牌经过多年的高质量产品累积和高强度宣传, 建立起良好的信誉, 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很高。日本的营销系统相当完善, 中国产品一旦进入其中, 将省去大笔的前期投入。日本除现有的技术优势之外, 其技术领域拥有的知识产权对世界的技术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 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和互惠性, 是面向21世纪中日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要中日双方都能本着“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 真诚合作, 共同发展”的原则, 消除人为障碍, 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将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1]原正行.全球化时代的日本经济[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珏.中日贸易差额分歧与中日贸易摩擦[J].现代日本经济, 2005 (3)

[3]廉晓梅.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现代日本经济, 2005 (5)

[4]尚鸣.中日贸易依赖关系之新变化[J].中国外资, 2005 (2)

[5]赵雪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关系浅析[J].日本问题研究, 2004 (2)

闽台经贸合作 篇2

参加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感想 ——作者：海外桥梁，中文编辑：言语

2011年1月21日，我作为芝加哥政务会的一位会员，参加了在美国芝加哥市举行的“中美经贸合作论坛”及项目签约仪式，亲身感受到了中美之间日益拓展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浓烈气氛。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海外赤子，清楚地看到共同的利益让两个国家走到了一起，生意合作关系将会日益融洽推进，当然特别高兴。虽然两国在一起签了不少经贸合同，但我也发现，两国之间在商贸洽谈习惯和文化理念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需要交流沟通的地方还有很多，本文就试图从我亲身感受中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一）人坐在了一起，心性和理念更应该融合在一起

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两国人的意识形态，感觉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中美之间要达到真正的了解和接受，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我们都知道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体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价值和人生观，注定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同思维，文化的差异是自然的。比如：中国文化受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中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和”为目的，比较顾重大局，能够忍辱负重, 但美国受基督的熏陶，更注重个人主义，喜欢独立自由，强调民主和平等。

我常想，如果让两国的普通百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身挨身地坐在一起，效果会如何呢？文化的差异有多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已听过很多遍“了解和接受对方”。那我们究竟对对方了解了多少呢？我们该如何去接受对方呢？

让我们从商务活动的角度来看看这次签约仪式吧：会议和午餐时，大部分中国人和中国人坐一起，美国人和美国人坐一起，首先是因为语言的障碍。没有语言交流的融洽，交流 1 就很难。有几个美国人带了自己的翻译，企图与中国人交流。但美国人那迷人的微笑，谈吐时声调的高、低、快、慢，情绪的波动到了翻译的口中，则成了一种没有节奏、没有欢快声调的机械传播。我意识到语言从一端传到另一端，中间会遇到燥音及空气干湿度的影响，更何况还有听者的理解能力、心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说话者的口中到听众之间本来就会失去一些原意，再插个翻译进去，失去的就更多了。缺乏情感交流的快乐，却感受到空气的沉重。正因为如此，大部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交谈，首当其冲的是很难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对我来说，语言不是问题。但和美国人交往的时间长了，习惯了美国人这种交流方式，和中国人一起聊天时，为了尽地主之宜，尽量找话题来活跃气氛。但看不到他们的面部表情，总怀疑人家对我的话题是否感兴趣，平时欢快的我，需要为自己重新定位。人就是这样，适应美国文化需要时间，一旦习惯了，再和中国人打交道，又得倒过来适应。会议中间休息时，看到几个中国人聚一起，谈兴正浓，想接近他们，又有点不知如何插话，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寻找新的交流渠道。好在倒过来适应相对要容易很多。我突然想起了美国人的建议，最好找一个人或三个人的团。我先面带微笑自我介绍，然后给对方说话的机会。试了一下，还真管用。以此认识了温州商会的副会长和中国商会联合会的滕总裁。午餐时，还和中国的“节能大王”宫志利畅谈了许久，他说他在我身上看不到中国人的影子，相信美国人会说他们一看就知道我是中国人，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想也是文化差异的原因所在。宫总很会活跃气氛，他夸川妹子皮肤白，人也长得水灵灵的，如果我的作家朋友站在他的角度，我想他们可能会说川妹子像芙蓉花——反正是那些我的四川老乡肯定喜欢听的话。滕总与我们同桌，他是清华大学同学会的会长，他说话时面带微笑，感觉和蔼可亲。还有位大学的院长（武汉市的一位人大代表），但没有时间对他们做更多的了解，我相信凡是来到这里的，一定都是中国的精英，我个人非常想对这些精英多一些了解，把他们的成功奋斗史与我的美国朋友分享，也让美国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能人。只可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否则带他们去唐人街的“老四川”“老北京”品尝地道的中国菜该多么有趣、有益。这些中国朋友住的地方，离芝加哥的莎士比亚戏剧院、艺术博物馆、海洋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等很多世界有名的场馆都不太远，却不能亲眼目堵人类辉煌的历史与尖端科技，我也没有时间来表达四川人的热情好客，甚是遗憾！我想原因就是，我们还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见面交流，没有真正融合在一起。

（二）国际复合型人才是经贸文化沟通中最重要的力量

我记得仪式上有个发言人说，中国还很缺乏国际化的人才（就是在海外能溶入主流社会的那种人才）。他说我们不能等到有足够的人才了才走国际化，否则我们会错过很多机会，目前的中国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以我之见，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不能很有效的抓住机会。国际人才就是置身于广大民众中，只有广揽人才，才能发现人才。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比，中美文化有更多的交汇点。美国是一个大溶炉，能够包容多种文化、多种种族，不同政派的人谈论政治时，可以吵得面红耳赤，之后在他人面前又自称好朋友。在美国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敬仰不同的神。但说话时却要非常的小心，否则带个种族岐视、民族岐视、年龄岐视、性别歧视等头衔，弄不好还得上法庭，即使如此包容的国家，中美两国的文化更多的是反差。比如送礼物时，当一个美国人收到礼物后，会当着送礼人的面打开，并说声谢谢，让人家知道您很喜欢。如果不喜欢（或不适合）等诸多原因，你还是应该收下，收后送人好了。一般来说，送礼的人对礼物没把握，就会把收据给你（去掉价格），让你去商店换喜欢的。人家夸您，你要说谢谢，而不是中国人的谦虚。否则您在否认人家的判断能力，这些礼仪在中国恰恰相反。能够精通两 国文化的语言、价值观、人生观，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交流。不过在目前，这样的人才可说是凤毛麟角。

在这次签约仪式上，我遇到一个在美国威州大学毕业的中国精英。他说话自信，表情丰富，眼睛也闪闪发光，与人交流时不忘直视观众，他的谈吐得体，很有感召力，原来他的公司总部在美国加州，经常往美国跑，对中美文化可说是都精通。这样的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国际人才。

在多数美国人的眼中，即使你的专业能力比人家弱一点，但你的社交能力比人家强，你就比人家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一般的美国顾客不是买你的产品，而是买的你的“感受”。一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太重要了！中国的教育体系更多的是注重知识，而忽视了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相信中国教育也会逐步与国际接轨，培养出更多的国际人才，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做出新的贡献。

（三）从翻译质量看语言包装的重要性

通过这次论坛，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精英的名片上都有很多“长”字，但他们的名片上还是中国式的英语。翻译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一字一句的翻译，感觉就是很拗口，习惯用法是不一样的。语言是一种环境，没有在这种英语环境里生活，犯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我有时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时就深有感触，但给美国人名片时，翻译错误还要降低档次。比如“ Free Investor”,中文原意应该是“ Financial Advisor””“Help Oneself Terminating Machine（自助终端）”should be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就连奥运会这样大规模的盛会，还有不少不准确的翻译。如果你读过我博客里的《用词错误的危险》（《读“原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留美最大冲击是文化”之感》）的论文，里面谈到我和一个高层管理的美国朋友一起去吃午餐，他说很多人把产品质量与语言翻译的质量挂钩，低劣的翻译送给潜在客户的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企业没有能力把握好语言的包装，客户怎么能相信你有能力把握好产品的质量”？后果是大多数消费者不会买此类产品。有效的语言沟通帮助消费者认识到产品的价值。最成功的国际企业已经认识到，语言技巧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充分利用类似人才，他们所服务的市场才能得到真实的产品信息。ＩＰＯＤ之所以能鹤立鸡群，掌握了语言的技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交流也好，宣传包装也好，用词简明易懂，给人印象深刻，顾客很容易就记住“IPOD能够装一千首歌”。自然也就愿意购买这样的产品。可见精确的用语，对于交流的重要，市场的重要。我身边有个美国朋友，他的一个日本朋友在日本生产了一些产品往美国销售，商标上是日本人翻译的英语。日本和中国的文字很接近，语言上的思维方式也接近，所以日本英语和中国英语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美国人一看是劣质英语，传递给人的信号，似乎就是劣质产品。销路自然可想而知。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毛泽东的简历由美国人来写，字字句句没有文字上的优美，反而是一些常见的错误，作者的文字就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你觉得你想继续读下去？你觉得你会敬仰他光辉灿烂的一生？我想大多数人不会这么想的，所以你们要理解和原谅美国人对劣质英语的“条件反射”。后来我的美国朋友告诉了事情的真像，这个日本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拜托我的美国朋友负责商标的事情。这个美国朋友请了个专家把包装设计成纽约最精致的产品，人人看了就想拥有的欲望。在美国消费者的心里，首先是思想上的共鸣，然后由情绪来控制逻辑，美国人会用各种理由来为他为什么买这个产品做辨护。后来这个日 本人赚了很多钱。同是一个产品，因语言和外表上的提升，档次马上就上去了，可见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包装。

如果中国想走上国际化，地道的英语是必需的。

（四）、中美贸易中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此次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分析两国的优劣势，如何取长补短，和加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美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先进的管理、发达的科技、文明的教育、一流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还有就是肥沃的土地、新鲜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劣势在于个人的权力太多，工会的权力太大，一些人认为社会欠他们的太多，所以这样那样的福利成了企业和社会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太多的商务法律条款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导致产品成本太高，新产品上市的速度太慢，价格上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比美国便宜很多，厂房可以搬迁，资金可以流动，而大批劳动力从中国搬往美国就太难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搬出美国，许多美国工人失业的原因。中国的优势在于自然资源的丰富，劳动力的便宜，很多人能够吃苦耐劳，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太高，中国人很聪明，很多人还多才多艺，学什么都快，有些产品越作越好。这次签约的仪式充份感觉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全球经济就是分析各国优势，用最低的成本，最有效的方式产出最多的产品，像飞机类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成本价更低一些，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从美国买了那么多的高科技产品。而电子品、衣服、鞋类的产品，中国更便宜，在美国很难找到美国制造的类似产品。我的小女儿问我，为什么我们用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我告诉她，一是中国人心灵手巧，再就是商人为了利润而冒险，为了利润而求长期的发展，中国制造就是因为制造商和流通商人都能赚钱。女儿的梦想是作一位经济学家，我说得她心服口服。

（五）中小企业合作是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重头戏

这次仪式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加强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因为大的企业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开发新的市场，很多中小企业也想走上国际市场，但条件不具备，比如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雇专业人员帮他们了解市场和提供有用的信息，这就需要有人来为他们牵线搭桥，同时生意上的合作离不开一个友好、和善的工作环境，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而群体的力量（当然前提是在友好合作的环境里才可能）可以改天换地，上太空、下海洋，探索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

比如我现在正同一位中国工业经济师、国际商务师、外经外贸管理的精英合作几个项目，我们之所以想一起干这些项目是因为他手下的一些企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也渴望与美国的相应企业合作，利用美国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高质量的工厂设备帮助他们节能减排，开发新的产品，合理的处理废物，保护自然的生态平衡。但这些企业因环境、语言、文化的限制，要想向美国企业表达他们的宏伟目标，让美国企业分享他们的“野心”，达到合作上的公平合理不是易事，我发觉我的背景能够填补这个空间，我能理解这些企业的需求，用我的激情和视野去感召符合条件的美国企业，用我对数字的理解去说服人家这为什么是赚钱的项目。对美国人来说，这些技术、管理不卖出去是不值钱的。我相信群体智慧，精明的人会顾全大局，从长远的眼光来认真思考和对待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跟中国人合作。如果这些项目的投资比其它项目更有把握，投资回报也比其它的更高，我就会比中国厂家更 4 容易找到他们志同道合的生意伙伴。我期待着为中国的经济添砖加瓦，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而做贡献!结尾语：

根据我遇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中美的误解还比较多，敌视的目光也还有。一些美国工人认为中国人偷走了他们的奶酪，所以向这次的中国考察团抗议；而有些中国人也认为美国人占了他们的便宜，美国人想控制他们的发展，心理很是不平。如果每个人能够跟着时代走，随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才华，他们是能够找到属于他们的天地，属于他们的奶酪。了解和接受对方需要时间，我愿用今生之力，为增强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努力。虽然两国不可能完全的融合，但对对方的了解更有助于尊重和接受对方。我愿寻找机会，提供中美两国学生直接交流的机会，把美国的礼仪和实践中的经验与中国的校园结合，教中国学生学会与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交朋友，帮助这些学生培养国际意识，享受跨文化友谊的乐趣，孕育一个友好合作的国际环境；也希望创立一个孔子学府，给美国人提供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让中国的礼仪老师来美国作文化交流，中国的企业家来美国作商务交流。这次胡锦涛主席来美国，拜访了一些开设中文的美国学校，为显示他的诚意，还给一些开设中文的学校提供经济赞助，他那种渴望传播中国文化的强烈愿望让我很感动。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对两国文化的了解还是比很多人知道的多，我愿用我的知识和技能为中美的互惠互利，为人类的共同进步而努力，帮助两国的学生和企业走上国际化的轨道，相信中美的合作是广阔的，前途是光明的！正如胡主席所说：“如果中美两国共同面临挑战，两个国家都将会变得更强大！”

谢谢大家！【言语备注】：

作者海外桥梁女士是美国注册会计师、美国管理会计师，她的两门证书都是通过自学，并第一次就通过所有考试。在大学期间，她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教授认为她是他26年教书生涯里最优秀的一位学生之一。

她曾获过声望很高的学术奖，比如：Phi Theta Kappa（意思是向金子一样好），Magna Cum Laude（希腊语里就是“很高的荣耀”），National Dean’s List（全国学院优秀学生的名单）;Distinguished Scholar（优秀学者）

在一个13亿美元年销售量的跨国公司（Textron Fastening Systems）工作过，她一个人能够胜任两个人的工作负荷（她的几个美国老板为中国人的那种干劲而敬佩）！她的生活适应力很强，现在伊利诺伊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财务与资金管理委员会服务，同时和美国人一起带领一个“朋友永远不嫌多”的关系团体，并担任这个团体组织的秘书长。从小就喜欢探索异国文化，现致力于中美文化和商务交流。很多中美文化和商务交流的文章在她的博客里：

海外桥梁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crossculturalexperience

英文版论著参见海外桥梁的原著

这篇论著是海外桥梁女士用纯正的中文自己撰写的，应她的邀请，让我进行文字润色，其实，她的中文功底还是很棒的，只是在国外生活了近20年，从思维到行文习惯都深深刻印上了美国精神和个性罢了。我哪敢对她的文字做修改润色啊，一个人的风格形成后，是不好轻易加入他人的风格的，我只是就标点符号和一些同义词等进行了简单修改编排而已。所以在这里发送出，是经过她本人的同意的。我期望某些中文经济论坛或报刊，看了此文后能给予转载或发表，这毕竟是一个美籍人士看中国看中美关系的著作，很值得我们借鉴、采纳。也祝愿我们成为中美关系更加紧密融合的桥梁、媒介。

芝加哥密西根湖

芝加哥海洋博物馆

菲尔德博物馆

芝加哥摩天大楼

中美经贸合作有着巨大潜力 篇3

习近平高度评价工商界长期以来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双赢的。美国企业在华活动和中美企业合作，为中国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企业也收获了丰厚利润和回报，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近年来对美国投资也方兴未艾，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当前，中美两国经济面临着新形势，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深化中美经贸合作，对两国发展和世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仍将保持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潜能、回旋余地、内在韧性，完全有条件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广阔市场和坚实支撑。结合正在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我们将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我们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我们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中美双方正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协定将在更大程度上放松中美市场准入限制，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这符合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合作有着巨大潜力。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中美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两国经贸合作空间更大，机遇更多。我们支持美国大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鼓励更多美国中小企业来华拓展业务。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投资也将持续增长。

国际商业机器、迪士尼公司、陶氏化学、阿里巴巴集团、中国银行、联想集团等中美企业负责人就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经济合作、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市场准入和两国政府的投资审查、跨国并购、中国梦和美国梦、低碳经济、产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小企业融资、知识产权保护、中美产业技术合作等发表了看法。万向、腾讯、新奥、中国远洋运输、中国建筑工程、双汇、工商银行、伊利、玉皇化工、复星、百度、海尔、波音、微软、亚马逊、星巴克、思科、杜邦、伯克希尔·哈撒韦、通用汽车、苹果、霍尼韦尔、凯悦酒店、百事、沃尔玛、福特汽车、威士、高盛、联邦快递等中美两国30多家大企业负责人出席。

中非经贸合作空间巨大 篇4

近年来, 中非双边贸易发展迅速, 2011年中非贸易额比2009年增长了63%, 达到1663亿美元, 中国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位置。而在投资领域, 截至2012年4月, 我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153亿美元, 而10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亿美元, 超过20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中非经贸合作, 不仅使双方受益匪浅, 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专家普遍认为, 中非经济目前都处于重要的发展期, 虽然发展程度不同, 但互补性很强, 双方都高度重视经贸合作, 随着各自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 相互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说, 随着我国国力增强, 非洲朋友对中非合作的期待也不断提高, 坦率地讲, 我国的能力与非方的期待还是有差距的。中非合作的舆论环境也比较复杂, 国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中非关系的发展, 一些人仍带着有色眼镜, 用冷战思维看待中非关系, 对中国的对非政策进行批判。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 欧美发达国家债务问题升温, 也给中非经贸往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非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程涛说, 非洲的舆论受西方的舆论影响比较大, 非洲民众很难了解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中非关系, 他们认为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了, 并且开始援助欧洲了, 于是他们希望中国给非洲更多的援助。然而全世界的企业投资都是追求利润的, 企业投资跟政府的援助不一样。在非洲, 反对党、非政府组织、工会更加活跃, 我们的企业对这些需进一步适应。

关于如何突破新形势下中非经贸往来面临的障碍, 程涛认为, 过去我们同非洲的关系主要都是政府间打交道, 现在民间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非洲工会打交道是国内公司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工会是非洲一个庞大的组织,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特别是由于中东、北非革命的刺激, 非洲的工会越来越活跃, 而且越来越有影响力, 有些国家甚至存在着强工会弱政府的现象。应该说非洲的工会和我们的工会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们有些人拿对国内工会的办法去对待非洲工会, 肯定是行不通的, 会经常被这些难题所困扰。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总裁迟建新说, 目前非洲很多国家与中国30多年前相似, 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大量的瓶颈制约, 急需投融资的支持。非洲很多国家政府财力有限, 企业信誉较弱, 融资难度大。在这种情况下, 充分发挥与中国经济的互补优势, 扩大投资合作, 通过投资增强非洲各国的自身造血机能, 促进当地工业发展和民生改善, 使中非双方互利共盈, 是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与贸易相比, 虽然中非投资合作处在初级阶段, 我们现在对非投资的存量也只有150亿美元, 但合作的潜力是巨大和广阔的。通过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融资推动, 结合当地实际支持非洲国家完善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 创造投资机会, 吸引外来投资, 是破解非洲发展的融资难题的有效之举。

闽台经贸合作 篇5

冯兴艳

2011-06-03

摘 要： 为加强中非务实合作，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将在非洲国家建设三至五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部分合作区已初具规模，并开始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后危机时代，中非投资合作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我们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统筹规划，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中非投资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实现中国与非洲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关键词：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外经济，中非合作，投资合作

一、中非投资合作：现状及前景

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互补性强，投资合作潜力巨大。六十年来，中非投资合作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危机时代，中非关系处于全面、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发展的前景广阔，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中非投资合作的现状

对非投资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内容，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拉动出口、稳定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企业的绝大多数投资项目都有助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发展多元化经济、提高经济建设自主能力方面贡献突出。非洲发展银行最近发表的《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报告也积极评价中国对非合作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民生。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保持持续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00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仅为2.1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2009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仍逆势增长达到14.4亿美元（剔除上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这一特大项目因素），同比增长55.4%。2003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4.9亿美元，到2009年达到93.3亿美元，增长了18倍。中国已成为非洲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截至2010年8月底，在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2000余家，在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达到81.4%，涉及农业、矿业、加工制造、基础设施、商贸流通等多个领域。

尽管如此，我国对非洲投资的整体规模还比较小，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布局来看，2009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远远低于亚洲（71.4%）、欧洲（5.9%）、拉丁美洲（13%）等地区（详情参考图1）；同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存量仅占全部直接投资存量的3.8%，且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坦桑尼亚、毛里求斯等国家。

同时，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进程中，中国企业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事件日益增多，加上少数缺乏社会责任感、法律意识淡薄企业的违规或违法行为，给当地的生态、经济发展等带来危害，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影响了国家形象，成为制约中非投资合作的重要因素。

（二）后危机时代中非投资合作的前景

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进入调整期，中非投资合作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

1.中非投资合作面临新机遇。首先，中非关系步入全面发展新阶段。中国和非洲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使中非双方长期保持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良好政治关系，这为中非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十年间稳步推进的中非合作论坛，又为中非关系的快速良好发展提供了保障。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决定共同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开创了中非关系的新局面，为中非投资合作指明了方向。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至2012年）》，对未来三年中非各领域合作作出全面规划。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推进对非务实合作的新八项举措，其中包括增加非洲融资能力，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支持中国金融机构设立金额为10亿美元的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促进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中国鼓励更多企业赴非洲投资，引导中国企业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新八项举措的出台对于加强新时期中非投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进一步深化中非互利合作。

其次，非洲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强劲。《2010非洲经济展望》（AE0）报告指出，非洲国家正在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并将再次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06-2008年非洲国家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下降到2.5%。该报告预测，非洲经济增长将出现强劲回升。2010年将实现4.5%的增长，2011年达到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GDP增长率为5%，基本达到2008年的水平。目前，在整个非洲，泛非组织和各国正在规划和打造雄心勃勃的“非洲南北经济发展走廊”。其中，在南非，政府正在全力推行经济发展新政策－－－“新增长路线”，重点推动六大领域的发展：基础设施、农业、矿业、绿色经济、制造业、旅游业及高端服务业。非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需要扩大投资，但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对非援助和投资大幅减少。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表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连续增长后，2009年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为590亿美元，下降了19%，其中流入33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大幅下降。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少对非洲的投资与援助。这将为中非投资合作提供巨大的空间。

图1：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分布

2.中非投资合作面临新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对非投资的外部环境也面临着更多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更加重视非洲，进一步加大了对非洲的投入，主要大国都看重非洲的战略地位和资源市场潜力，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近年来，欧美等非洲传统经贸合作伙伴对日益密切的中非关系感到不安甚至恐惧。欧美等国普遍关注中国企业的投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企业大规模涉足竞争日益激烈的资源领域，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背景非常敏感。因此，中国对非关系的一些传统原则和说法遭遇的质疑和批评也日渐增多，如“援助方式危害论”、“漠视人权论”、“新殖民主义论”等等，质疑中国曾经在非洲的投资是否完全出于商业因素，甚至认为中国对非投资的不断扩张已经威胁了非洲社会的环境、经济和政治稳定。这对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构成了新的投资风险。

二、中非投资合作的创新模式：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在非洲建立经贸合作区的举措，对于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集群式地走进非洲具有创新意义。

（一）中国在非洲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做出承诺：今后三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三至五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自2007年2月第一个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在赞比亚揭牌以来，中国已在赞比亚、埃及、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五个国建立了六个经贸合作区，部分合作区已经初具规模（详情参考表1）。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经济贸易合作区，于2009年7月通过确认考核。合作区产业定位以有色金属工业为主导，加强了配套产业的建设，先后建设了铸造厂、机修厂、化验分析实验室、中赞友谊医院等。成功引进13家企业，涉及采矿业、勘探业、有色金属加工业、化工制造业、金属加工业、建筑业等行业，投资额达99050万美元。在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创造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

（二）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特点

从中非经贸合作区进展情况来，这一新模式具有非凡的活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其建设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政府扶持下的中非投资合作新模式。在非洲国家建设经贸合作区作为我国实施对非“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采取的是“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经营为原则”的运作模式。我国商务部与上述五个非洲国家政府达成一致后，通过审批的国内建设经营企业就可以与相关政府签约建设经济贸易合作区。在合作区建设中，通过审核授权后，我国将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中长期贷款。中非发展基金作为北京峰会对非务实合作八项举措之一，通过直接参与投资的方式支持中非企业投资合作。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园区项目是中非发展基金在非洲投资的首个境外合作区。目前，中非发展基金正在推动对毛里求斯、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经贸区项目的投资。中非发展基金在投资经贸区的同时，也投资园区内的优质项目，有力地支持了园区的招商和建设工作。它弥补了传统模式下无偿援助和贷款之间的空白，在资金性质、业务范围以及运作模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有利于发挥集群效应，增强企业竞争力。大多数中国企业是在国内市场充分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形势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最大风险是各自为战，缺乏产业集群和产业体系的支持。因此，中国在非洲的合作区建设将借鉴中国开发区的经验，集群式地引入中国企业投资。中小企业借助工业园区的平台，开展境外生产和经营活动，以群体效应来延伸产业链，降低成本，来提升境外投资的竞争力，同时也更能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此外，境外经贸合作区方式还有利于企业之间产生互补协同效应，有助于减少无序投资的资金资源浪费。

表1：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及最新进展

第三，境外经贸合作区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市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其中受保护最严重的产品类别包括铁矿石、钢铁、汽车、化工产品、塑料和纺织品等，而对非直接投资可以带动出口，最大程度地绕开贸易保护主义。在尼日利亚，石油、天然气、木材、橡胶等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同时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根据《洛美协定》，在尼日利亚生产的产品销售欧盟没有配额限制，关税较低。同样地，毛里求斯是WTO成员国，也是美国、欧盟、东南非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共同体、印度洋委员会等多个贸易协定和经济组织的受惠国，其市场准入和贸易条件非常优越。因此，中国企业在合作区投资设厂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会更容易进入非洲市场。特别是，由于非洲与欧盟之间有纺织品贸易协定，我国在非洲投资设厂就可以将产品出售到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第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项目集中在改善非洲民生、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行业。主要包括传统的能源、资源、农业、轻工、冶炼、电子等。资源开发也只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的资源并不特别丰富，但中国企业对埃塞的投资也快速发展，正在兴建总投资预计为四亿多美元的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对非洲国家而言，经贸合作区能使其集中力量于某个限定地区，建设薄弱的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机构，进而推动非洲国家工业化，促进就业。因此，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和发展将会使得中国与非洲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投资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

三、实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们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统筹规划、扬长避短，实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和深化中非投资合作的层次和领域。

（一）优化对非投资合作的产业布局

境外经贸合作发展要突出特色，发展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构造境外经贸合作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分倚重农矿资源，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即使是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的南非，其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也不足20%。中国企业应将对非投资与东道国战略发展规划相结合，优化对非投资的产业布局。在继续发展能源矿产领域投资的同时，我国应注重发挥其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设立境外生产加工基地，促使非洲制造业由单一型经济向多元型经济转变，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中国制造业中的轻纺、家电、通信、电子机械等部门不仅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也具有相当规模的加工制造能力，很多产品的技术和质量非常适合非洲的市场需求。同时，我国还拥有大量标准化的制造业实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等。这一类的产业还有汽车、工程机械、化学工业（包括塑料业）等。中国企业应借助国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集群式对外投资的契机，以优势产业和企业为主力，建设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基地，将非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发展制造业基础的同时，实现海外投资的资源优化整合和优势产业外延的效果，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广阔的空间。此外，加大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逐步形成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导的对非投资产业体系，使产业布局更为优化。

（二）加强国家宏观指导，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发展对非投资合作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在充分利用中非发展基金、境外经贸合作区等举措前提下，还应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中国对非政策体系，巩固政治互信，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加强对经贸合作区的科学规划。结合我国当前和未来对外投资及产业转移规划，做好境外合作区的功能定位和项目配套，从而使更多进入合作区的投资企业共享资源、形成合力，减少境外投资风险。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既要考虑企业的积极性，也要考虑它的比较优势。只有具备独特优势的企业在海外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才能取得成功。比如，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主要是针对有色金属开发的投资合作。因此，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的同时，政府要更好地发挥规划、协调作用，保持在合作区立项上必要的指导，包括对合作区的布局的规划和统筹安排、合作区具体产业选择等，以保障项目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也可以鼓励国内各省区合作联手，共享境外合作区平台。

2.增强企业对非投资的融资能力。中非发展基金对引导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缓解非洲融资缺口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但这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融资需求。从对非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来看，对外投资额的70%以上来自国有企业；但是从企业数量来看，70%以上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往往自有资金不足，在信贷、抵押等方面无法满足银行要求，制约了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决策和规模。因此，政府应该针对民营企业自身的特点积极加以引导，在政策支持上为它们营造一个公开、公平、有利的环境，从而不断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对外投资合作的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非投资的财政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对国内企业关联带动性强的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政策支持。在中非发展基金基础上，鼓励中国金融机构进入非洲，为当地中国企业提供资金融通、贸易结算、财务管理咨询等便利。

3.重视发挥合作区的经济外交功能。在后危机时代，通过加大政府高层之间的往来，消除顾虑，增进相互理解，加强政治外交合作关系，积极争取东道国建立有利于合作区发展的法制、社会和运营环境。同时，加强国内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以更多方式向国内企业介绍中国的对非政策，以及非洲各国的情况，通过驻非洲使领馆积极为国内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多层次、全方位的投资合作。

（三）开展属地化经营，树立良好形象

中国企业应进一步开展属地化经营，融入非洲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为其产业升级和自主发展能力做出积极贡献，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独来独往”的投资行为方式势必造成与东道国的隔阂。例如，中钢集团公司在南非开展的铬矿项目带动当地矿山开采及产品深加工，年出口额约7600万美元；项目使用的电炉由当地公司承建，造价近2.4亿兰特，带动了当地工程设备制造等产业的发展；中钢集团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及相关服务，有效拉动了当地相关行业的发展。

加强战略对接 促进经贸合作 篇6

李克强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你出任缅国务资政后，把中国作为东盟以外的首个出访国家，表明缅政府和你本人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李克强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缅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缅、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方支持缅甸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为推动民族和解、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作努力。我们愿同缅方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政府、议会、政党、军队、地方、社会团体等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缅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李克强强调，中缅开展务实合作互补性强，着眼点就是为了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实现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缅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更好规划重点领域合作。妥善推进中缅油气管道、密松水电站等大项目合作，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水平；促进经贸、农林业等领域合作；扩大文化、教育、卫生交流，筑牢两国民心相通的桥梁。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中方重视发展同东盟的关系，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重视缅甸作为东盟重要成员的作用，愿同包括缅甸在内的东盟各国把握机遇，全面提升合作水平，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昂山素季表示，缅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胞波情谊有深厚民意基础。缅新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感谢中方对缅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帮助。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缅方将继续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缅中关系，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增进政治互信，通过加强沟通，推进能源等务实合作，扩大边贸、农业、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实现共同发展。缅方愿以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为契机，推动东盟与中国关系持续发展。

双方还就缅北问题交换意见。李克强表示，中方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在缅和平进程中继续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预祝21世纪“彬龙会议”取得成功。昂山素季积极评价缅中在缅和平进程中开展的良好沟通与协作，表示愿继续就此加强协调配合。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昂山素季举行欢迎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等参加。

中蒙经贸合作现状及对策 篇7

近年来，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自1998年至2006年，中国已连续8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连续9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投资国。

1. 中蒙贸易额持续增长

中蒙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双边贸易额和投资额迅速上升。2 0 0 5年中国对蒙古国的贸易额为8.1亿美元，增长2 4%，其中，中国向蒙古国出口3.19亿美元，增长36.7%;中国从蒙古国进口5.4l亿美元，增长17.3%。2006年，蒙古国对中国贸易额达14.5亿美元，占蒙古国外贸总额近4 8%。其中，出口1 0.5亿美元，进口4.0亿美元，分别占蒙古国出口总额的6 7.8%和进口总额的2 7.2%。

2. 蒙古对中国以出口矿产品为主

蒙古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多为煤炭、石油、矿产品及畜产品等初级产品。如，2004年上半年，蒙古国对中国的铜出口增长了23.8%，出口额增长116.3%，占蒙古出口总额的44.95%。2004全年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4 7.9 5%，仅铜精粉一项商品就向中国出口2.8亿美元，几乎全部出口给中国。随着蒙古铜、黄金和煤炭等资源的进一步开采，加上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量的增加，矿产品的贸易额还会扩大。而蒙古国则主要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农产品、建筑材料、纺织品等。

3. 中国对蒙古国投资持续上升

在贸易额上升的同时，中国对蒙古的投资额也不断增加。1998年～2004年，在蒙古国注册的中资企业达1640多家，注册资金总额为4.6亿美元，占蒙古国吸引外资总量的4 0%多。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蒙古国投资项目共2 1 6 6个，占在蒙外国投资项目的4 5%，累计投资额6.8 1亿美元，占在蒙外资的4 7%。中国在蒙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纺织服装、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和服务业等领域。如，2 005年，中国对蒙矿产勘探开发领域的投资额为1.7 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 3 4%，占当年中国在蒙投资总额2.3 6亿美元的7 4%。

4. 两国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不仅贸易量、贸易额持续增加，而且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深化。首先贸易形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中国与蒙古的贸易不仅国家部分发展较快，而且地方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旅游购物等多种形式的贸易也在不断发展。其次贸易结算方式由易货贸易为主向现汇结算为主转变。截止至1995年，易货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由1989年以前的9 0%以后下降到4 6.4%。逐步形成以现汇贸易为主、多种结算方式并存的格局。最后贸易由商品贸易向经济技术合作转变。在中蒙贸易发展过程中，经济技术合作也在蓬勃发展，合资企业从商业性企业向生产性企业转变，合作项目也从小型为主逐渐向资源开发和大型加工工业项目转变，表明中蒙经济技术合作在不断深化。

二、中蒙经贸发展中的有利因素

中蒙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广阔的合作前景等多种因素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1. 中蒙经济互补性强

中蒙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双方经济结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经济互补性强是两国经贸关系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1) 自然资源互补。蒙古国内能源、矿产、水利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且多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开发潜力巨大。现已探明的矿产有铜、钼、金、银、铀、铅、锌、稀土、铁、萤石、磷、煤、石油等80多种，其中，仅煤炭一项就达到500亿吨～1520亿吨，铁20亿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石油15亿桶。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开采开发技术落后，资金严重短缺，本国尚无法对此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而我国当前正急需煤、石油等能源以及铜、铁等矿产资源，另外，我国有相对成熟的技术、设备和丰裕的资金，能为蒙古矿藏开采业、加工工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这样中蒙两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2) 经济结构互补。蒙古国的经济结构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落后，尚未形成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虽然蒙古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了矿石采掘业、燃料动力业、毛纺工业、食品工业、建材工业等一批工业群，但是没有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此外，蒙古产业门类不全，地区分布失衡，绝大部分工业部门、劳动力集中在以乌兰巴托、达尔汗、额尔登特为中心的中央经济区。单一的产业结构，使蒙古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矿产、农业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而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在制造业和种植、食品加工、纺织业等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与蒙古的经济结构形成极强的互补性。

从农牧业发展看，农牧业占蒙古国经济活动近一半，但蒙古国农牧业发展水平低，生产技术落后、仍以粗放型农牧业为主，粮食等基本产品不能自足，因而对粮食、蔬菜、水果、禽肉、禽蛋需求旺盛。我国与蒙古国在农牧业方面合作同样蕴藏一定商机。比如，在农业水利化、牧业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合作、高科技、高产量种养殖业的合作等。

(3) 劳动力和技术互补。蒙古国地方人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劳动力尤其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短缺。蒙古在第三产业劳动力构成上升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值提高并不快，甚至还下滑。例如，1990年蒙古服务业产值就占其GDP的52%。到了2004年这一比重反而下降到4 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蒙古技术水平不高，高素质人员匮乏，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相比之下，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科技水平获得迅速发展，种植业、食品加工、毛纺、加工制造业技术研发能力相当强，我国劳动力资源极为富足，这与蒙古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素质偏低形成互补。

2. 地缘文化优势

蒙古国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加上交通运输条件差，使得蒙古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受到很大限制。而中国与蒙古接壤，历史上就建设了中蒙之间的运输通道，不仅运输相对便利，在运输成本等方面也存在优势。此外，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之间有3100多公里边境线，占中蒙边境线的68%，中蒙之间的贸易口岸大部分位于内蒙境内。众所周知，内蒙古的主体民族与蒙古国居民同为蒙古族，同根同源，语言、文化等交流障碍少，中国以内蒙古为桥梁开展对蒙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文化优势。

3. 双方投资贸易环境不断改善

为进一步扩大中蒙之间的经贸合作，两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双方的贸易环境。近年来，中蒙之间加强以道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正在或计划建设临河——策克、赤峰——白音华、阜新——巴彦乌拉、甘其毛道——包头东等多条以对蒙口岸为中心的铁路大通道，这将极大地提高对蒙口岸经贸货运的运输能力。蒙古国也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修建3条铁路，我国已积极参与到蒙古国铁路建设中，这为有能力到蒙古国投资创业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又一个契机。

此外，蒙古也将发展蒙中边境公路交通当作政府的工作重点。2001年蒙古开始实施“千年之路”项目，计划架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总长1万多公里的公路网。其中我国承建的乌兰巴托至扎门乌德700公里路段至2005年已经完成200多公里，剩余的400多公里土路，计划在2008年之前建成。这条公路开通后，可大大促进两国的经贸、旅游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发展。

双方也对口岸进行了大量投资建设，提高了贸易便利性，使货运量大幅增加。现已开通了1 0个一类口岸，6个临时过货点，几个主要口岸安装了程控电话，欧亚光缆通讯系统的中国阶段也在加紧建设。为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中蒙两国还多次修改边境口岸及管理制度协定，最大限度地保障贸易渠道畅通。1 9 9 2年，中蒙两国边境上8个边境口岸全部开通，并增设了两个季节性边境口岸。2004年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蒙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根据该协定，从2004年10月1日起，在目前中蒙之间12个边境口岸中，除了二连浩特—扎门乌德口岸为常年口岸外，另外将新疆的塔克什肯—蒙古的布尔干等四个季节性口岸改为常年开放口岸。

近年来，蒙古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中蒙经贸合作，这为中国企业扩大对蒙古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目前，蒙古国已开始在与我国二连浩特接壤的地带设立中蒙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占地900公顷，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招标。我国在开发区内将享受铺路、合作开采矿产资源、农牧业和畜牧业加工及半加工等具体项目上的优惠政策。

三、中蒙经贸合作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尽管中蒙经贸合作存在良好机遇，但也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及风险。

1. 蒙古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蒙古国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基础设施差，许多地方尚未形成水、电、路系统。基础设施落后，运输不足严重制约着资源开发与合作。目前蒙古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单线铁路和三、四条与干线连接的支线铁路，年设计货运能力约2000万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目前蒙古投资开发的大部分项目分布在与我国接壤的南戈壁、苏赫巴托、东方等既无铁路也无公路的省份，其产品均通过草原或简易公路运输，运量小、成本高。

中国投资者所开发的矿点大部分都集中在距中国边境3 0 0千米～7 0 0千米的范围之内，距离虽不很远，但运输问题依然严重。因为目前蒙古与中国之间只有一条从俄罗斯穿过乌兰巴托到中国二连浩特的单向铁路，因此大量矿产品开采加工出来后很难运出去。

2. 蒙古国法律政策和人文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蒙古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政治、经济环境欠佳，政府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蒙贸易和投资的不可忽视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法制松懈、官僚主义及腐败问题严重;规章和立法过程缺乏透明度、地方保护等也是影响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因素;经济体制、制度不完善，国际贸易手段不健全;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执行政策的“灵活性”大;蒙古国市场和法律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不健全，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也不完备，有些企业和商人的经营能力差、信誉度低，对外承诺和协议常常朝令夕改，并且执行力差。

3. 蒙古国的市场特点是制约中蒙经贸合作的现实因素

蒙古国的当前市场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蒙经贸合作的扩大。一是市场容量小。蒙古人口少，生活消费总量有限，难成规模;二是贸易主体是中小企业。蒙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消费以生活消费为主，贸易主体以中小企业和个体商贩为主;三是除机电产品以外，高档商品进口市场规模小，且蒙古国在高档商品消费方面习惯上比较认可西方进口商品。

4. 我国某些企业和产品的信誉度不佳

我国某些企业实力不足、缺乏国际合作能力，在蒙古国市场无序竞争，甚至相互杀价等不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两国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少部分商品也存在质量问题，引起一些蒙古国消费者的不安，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2006年中国对蒙古国的水果、蔬菜等出口量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蒙方认为我国果蔬化肥农药残留浓度超标，对健康有害。此外，近年来随着在蒙古国经商、务工人员的中国人员的增多，在蒙一些中国人引发的案件和社会治安问题时有发生，导致部分蒙古人对中国人产生了不满和排斥。

5. 政治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蒙经贸发展

近年来，美、日、韩等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发展与蒙古国的政经关系，争夺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和市场。蒙古国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积极在几个大国之间寻找平衡。蒙古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把与中、俄关系放在其对外战略的首位，但蒙古为提高自己的价值，也想借助美国的作用，同时也重视同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这使得蒙古对中国的经贸合作在某些情况下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此外，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部分蒙古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壮大心存疑虑，尤其对中国企业到蒙古国开发资源，视为掠夺其资源，在蒙劳务人员被视为抢其饭碗。

四、进一步扩大中蒙经贸合作的对策

中蒙经贸合作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形势还是好的，近年来两国贸易额增长势头比较强劲。为更好地加强中蒙经贸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区域合作，我国应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推进中蒙经贸发展。

1. 制定长远的对蒙贸易和投资战略

我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资源禀赋以及蒙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长远的对蒙经贸合作战略。抓住蒙古目前通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契机，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技术先进适用等优势，扩大劳务输出和技术合作领域，发展多种合作方式的资源开发产业。

针对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短缺，能源、矿产需求量大的特点，把能源和矿产资源作为两国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同时鼓励企业投资于农牧产品加工、制造、建筑等及旅游、电子、通讯为主的行业。同时加强对蒙涉外经济政策和投资及贸易市场的研究和分析。比如：企业可通过在蒙设立贸易公司、代表处等，以保证市场信息和产品销售畅通;政府部门可在蒙建立办事机构，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及时为企业和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投资和贸易信息以及窗口指导，促进与蒙多层次、多领域合作。

2. 认真研究蒙古经济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扩大投资范围

首先，我国企业认真研究蒙古的产业政策，在其优先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享受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支持。蒙古政府已确定了引进外资的重点行业。主要包括：农牧业，能源和矿产开采行业、食品、纺织、皮革、木材等加工行业，电、气、水生产供应及工程建筑项目等基础设施行业。其次，调整对蒙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式。近年来蒙古的矿产资源开发市场国际竞争激烈。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纷纷介入蒙古资源和矿产品开发市场。我国一方面应利用与蒙古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优势，派遣实力强的大型企业进入开发矿产能源等资源。同时为了避免过度的国际竞争，减少国内企业竞相抬价争夺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发生，缓解蒙古国一些人士担心其矿产资源被外国企业垄断的疑虑，我国应该适当考虑拓展对蒙投资渠道。蒙古国在纺织服装、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电子通讯、旅游等产业投资潜力都较大，要进一步研究蒙古国的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扩大投资范围，开展互利合作。最后，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上要尽量考虑多边合作，比如，与蒙方企业或一些西方国家企业合资合作，以尽可能的降低投资风险。

3. 规范企业贸易行为，重视对蒙出口产品的质量

企业在蒙进行经济活动时，应选择信誉良好，具有是定实力的合作伙伴;遵守蒙古的法律制度，依法报关纳税，尊重当地的传统与文化，规范自身的言行，文明经商。另外要贯彻“以质取胜”战略，大力提高商品的质量，提高售后服务水平，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以利于长期、稳固地扩大产品市场份额。

4. 促进中蒙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层面的交流

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为促进中蒙经济合作，双方应加强多层次的交流。首先政府高层间互访，增进相互间的交流理解和互信，创造友好的睦邻关系，是推进经贸合作的基础，也是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的重要手段。其次，相关部门针对两国现汇贸易逐渐增加的现状，积极磋商，建立和完善适合两国贸易需要的结算制度，为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贸易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定期举办各种贸易洽谈会和学术交流会，促进两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往往为对国际间经济活动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中蒙经贸合作不断升温，但对彼此的国情和政治经济制度等情况尚缺乏足够的了解，妨碍了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除开展两国间专业人员的互访外，适时组织必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就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进行可行性研究。

参考文献

[1]娜琳:中蒙经贸关系现状及双方在矿产领域的合作.当代亚太, 2004年第10期

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研究 篇8

闽台农业合作有着显著的优势, 如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等独特的“五缘”关系, 且两地气候和物种资源相近, 资源要素有很强的互补性, 以及众多涉及闽台合作的各项优惠政策先后出台, 这为两地加强农业合作提供了可能。

1.1 闽台的“五缘”关系

福建和台湾有着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等独特的“五缘”关系。地缘:闽台地缘近, 仅隔台湾海峡, 往来十分便捷, 空中直航只需半个小时, 海上的最近距离仅68海里, 交通成本相对较低。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统计, 截至2013年4月30日, 闽台“小三通”累计客运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血缘、文缘:闽台两地血缘亲、文缘深, 两地语言相通, 生活习俗相同, 现在每年有60多万台胞来闽, 常住的有10多万人。2001年“小三通”以来, 台胞入闽人数更是大幅上升。商缘:闽台两地商缘历史悠久, 商贸联系日益密切, 产业合作基础坚实、前景广阔。法缘:闽台法缘久, 从宋朝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到1885年台湾单独建省之前, 台湾一直归福建省管辖, 1885年台湾建省, 仍叫“福建台湾省”。闽台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厚渊源关系, 这就大大增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1.2 闽台气候和物种资源相近

闽台同属亚热带气候区, 气候、地貌和物种资源等方面也极为相似。且在农业的各个领域如在水产业、果产业、菌产业、茶产业、畜牧业、蔬菜产业、花卉产业两岸都有合作的气候、土壤等农业自然条件。而且台湾农作物品种及种质资源数量多、品种齐全, 因此, 闽台合作开发作物新品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1.3 闽台农业资源要素有很强的互补性

由于台湾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越来越短缺, 加上农业市场狭小, 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而福建省土地特别是林地资源丰富, 加上劳动力成本与其他省份比相对较低, 农业资本和技术相对短缺。当前台湾农业发展必须靠资本和技术的外移, 必须降低生产成本, 而福建农业发展要靠资本的深化和技术进步, 因此闽台必须加强农业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双赢。

1.4 涉及闽台合作的各项优惠政策先后出台

改革开放以来, 闽台农业合作的进程不断推进, 这与国家和政府对闽台合作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这就为闽台合作注了一针强心剂。紧接着, 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国家和政府各项政策的不断演进为闽台的各项合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 闽台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闽台合作的区位优势减弱

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福建凭借其与台湾独特的“五缘”优势, 在闽台农业合作方面取得了硕果。在1995年以前, 福建吸引台资的数量一直高居全国榜首。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各省纷纷对台商投资开放, 因此近年来福建在台商投资中渐渐处于不利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台商投资的重点逐渐从福建向“珠三角”、“长三角”一带转移, 并向北京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推进, 呈“北上西进”的态势, 导致台商对福建的投资占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锐减。

2.2 闽台农业合作规模较小, 合作层次偏低

台资企业对福建省投资的农业项目普遍存在着投资规模小, 总量不大和合作机制建设滞后现象, 其合作的层次较低, 还处于起步阶段。台商在福建的投资层次仍以资源开发型和劳力密集型的农业产业为主, 而且大多数台资项目技术力量不高, 科技含量不足, 农业总体收益和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现象;截至目前福建省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2177个, 合同利用台资27.9亿美元。由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等因索制约, 在营销服务、人才培训等高层次领域的合作未有突破, 且台湾农业经验的精髓与核心技术并未带到祖国大陆来。

2.3 闽台农业的投资环境有待优化

软环境不佳是台商投资力度不够的又一重要原因, 与苏浙沪相比, 福建农业配套设施不够完善, 产业对接能力不强, 腹地市场相对狭小, 而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工业发达, 基础设施完善, 腹地市场广阔, 且普遍实行低地价, 对台资交通项目实行低税收, 而福建省招商用地价格偏高, 基础设施不完善税收优惠待遇偏低, 台商投资审批手续繁杂, 相关部门办事拖沓, 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很多没有实行, 重招商引资, 轻服务保障的现象时而发生, 使很多台资企业望而生畏。其次就是关于台商投资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没有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

2.4 合作中农民权益受损

闽台农业合作大大促建了福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但合作中也出现了利益不协调现象, 尤其表现在土地权益方面。通过调研发现, 不少农民对台商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甚至带有抵触情趣。调查数据显示, 合作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是导致农民对闽台农业合作反感的主要因素, 闽台农业合作中农民土地权益的受损可以通过土地财产性收益和经营性收益的流失表现出来。

2.5 农民素质偏低, 阻碍闽台农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农民素质提高是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促进闽台农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因素。目前, 福建的大多数农民还是实行着传统的耕作方式, 农民素质低下使其难以掌握农业的高新技术, 对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难以接受, 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其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难以利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对策探析

闽台农业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其竞争成本远远大于合作的成本, 所以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 闽台农业将是共同合作而不是互相竞争。因此, 闽台可以利用对方的比较优势, 规避自己的不利因素进行农业合作与交流, 将产品劣势转化为资源优势, 化互竞为互补, 化竞争性为依存性使双方的有利因素均能发挥作用, 促进两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3.1 加强农会组织建设

台湾农会以建设现代化农村, 改善农民生活为目标, 全面推动农业进步, 加强农村社区建设, 促进休闲农业增效和不断增加农民福利等事业的发展, 包括生长环境与生活环境的改善, 农业生产制度与技术改进、示范、良种繁育、良种和肥料的推广, 农业经营人才培训, 农业技术推广教育, 农业机械化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有关事项, 指导与推行农业合作经营, 委托经营, 发展家庭农场等。农会也是台湾培育“三农”人才的重要基地和保护农民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组织形式。农会组织在台湾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对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农会在台湾的发展已相当成熟, 而福建的农会组织正处在起步阶段, 因此, 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台湾农会组织发展经验, 为日后闽台农业实行更好的产业和人才对接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3.2 优化台商在闽投资环境

台商投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所谓优化硬环境就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民间组织建设, 为闽台农业合作交流搭起平台, 通过各种形式交流会、交易会、经贸会等促进农产品与技术的进一步交流。所谓软环境就是要为闽台农业交流合作寻求政策支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台商的合法权益, 营造闽台农业合作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台商投诉协调工作, 建立闽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完善闽台农业科技合作保障体系, 切实保护在闽台商的正当权益, 为台商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把闽台农业合作的发展与管理引上法制轨道。

3.3 加强农业高新技术及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增长点。福建省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己有较高水平, 如抗虫转基因水稻选育项目的研发, 利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品种改良、植物保护、动物疾病预防控制、土壤改良和生物肥料研制等方面的应用都有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但在生物技术产业开发上较为薄弱。而台湾地区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农业高新技术己进入实用化阶段, 生物工程技术、电子及信息技术、遥感技术、激光技术等的应用对台湾农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 闽台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可实行“强强联合”, 从农业产业化工程、种子工程、绿色技术工程和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入手, 加速高新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向传统农业技术渗透, 促进现代高新技术农业的发展。

促进闽台科技的双向交流, 不仅要在技术领域进行合作, 更要加强闽台科技人员的交流与培养。根据市场需求, 在闽台选择若干具有较强科技力量的农业科研单位或科技企业, 加大投入, 完善培训条件和实验基地建设, 双方合作开展农业科技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充分利用现有两岸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渠道, 开展两岸精准农业研究人员互访讲学, 交换在读学生, 互聘客座研究人员等, 增进两岸农业学科教授、学生之交流。

3.4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保护农民权益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还发挥福建与台湾地缘、人缘、文缘优势, 突出对台农业科技合作, 在大陆率先开展对台农业研究与技术引进, 加强与台湾科研、高校、产业等合作, 在学习、借鉴台湾农业先进经验、引进台湾优良品种、园艺技术等方面起领头作用。

3.5 在合作中树立利益共享理念

应该看到合作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各自的利益, 共同的利益才是一切合作的根本基础, 因此只要在合作中充分保护农民权益, 多在共同利益上做文章才能实现深入持久的合作。要从利益共享的角度审视闽台农业发展中的利益竞合, 从根本上改变合作理念。即台商改变一味追求让利优惠, 过分注重眼前短期利益的投资观, 而福建则应该摆脱长期依赖土地等资源要素廉价出让的招商观, 努力寻找双方利益的交集, 及时根据双方农业发展要求和产业的升级变化进行合作转型。

2010年9月12日ECFA正式生效, 为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机制, 这将更好地促进闽台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先行先试, 进一步提升闽台产业对接合作水平, 推动闽台经贸交流跨越发展。总之, 闽台合作是推动福建海峡西岸农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和福建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中俄经贸合作论坛成功召开 篇9

张伟副会长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经贸务实合作也取得巨大进展。在过去20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扩大了12倍,双方在投资合作领域也取得巨大进展。随着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两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深入发掘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潜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积极推动地方经贸合作,扩大边境贸易;第二,深化科技创新与投资务实合作,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用好中国贸促会与俄罗斯工商会共同参与的各个双边和多边机制,共同建立高效的合作平台。他鼓励在座的企业家畅所欲言,共同为中俄经贸的关系发展献言献策。

彼得罗夫副会长表示,俄罗斯工商会与贸促会的良好合作关系及友谊不断巩固发展,为推动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两国元首定期会晤频繁、致力于建立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习近平主席开始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在此时召开此次经贸合作论坛,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相信在两国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很快实现两国元首共同设定的2015诚通集团副总裁、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本恒,科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何俊明、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付刚,俄罗斯技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沃洛布耶夫,俄罗斯菲尼克斯公司总经理舒克列佐夫等中俄双方代表就开展中俄经贸合作的经验和遇到的实际困难,对进一步发展中俄经贸关系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意见。与会中俄企业一致认为,当前中俄两国关系处于最好时期,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经贸合作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论坛开始前,张伟副会长与俄罗斯工商会彼得罗夫副会长开展工作会谈,就进一步在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下加强两机构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论坛期间,张伟副会长接受了两家俄罗斯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就商协会机构在发展两国关系中的作用、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俄经贸关系的影响、高科技领域合作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地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论坛结束后,张伟副会长及全体代表团成员出席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

闽台经贸合作 篇10

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周年,经中非双方共同商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定于12月4日至5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本届峰会是中非合作论坛时隔10年再次举办的第二届峰会,也是论坛峰会首次亮相非洲,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将成为中非关系和中非经贸合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5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举措的推动下,中非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一大亮点和南南合作的典范。201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220亿美元,是2000年的21倍,中国连续六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15年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年均增长37%,投资存量超过300亿美元,是2000年的60倍以上。在中非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合作领域和结构也不断拓宽和优化,工业、金融、旅游、电信、航空、广电等行业成为中非经贸合作新的亮点。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聚焦非洲市场,将为非洲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务实举措历来是中非合作论坛的重中之重,对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商务部是本次论坛峰会新举措设计的牵头部门,在这里,我可以透露的是,新举措内容之丰富、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都堪称历届论坛举措之最,将充分体现中非合作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紧密对接双方发展战略和合作诉求,共同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鲜明突出中非合作“实”的特点。我们相信,此次峰会将为中非双方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开启中非经贸关系发展新蓝图,为双方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

国际上确实有少数人在非洲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质疑中国对非洲合作的真实意图。好在这些论调和质疑成不了主流,相信的人很少,因为这些论调和质疑完全不以事实作依据,完全不符合中非关系现状,很不负责任。众所周知,历史上对非洲国家实施残酷殖民统治、疯狂掠夺资源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列强,直到今天,决定非洲多数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工业、矿产业等领域仍然被西方跨国公司所操纵。历史上中非都曾饱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当前又都面临着逆水行舟的发展重任,正因为如此,中非双方分外珍惜各自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始终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务求合作成果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惠及双方人民。新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一大亮点和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对非投资支持非洲创造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持续增长,无私帮助非洲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中国企业发挥效率和质量优势,与非洲建设者携手改善基础设施,优化投资环境,破解发展难题。中国一直是,也将永远是非洲可以信赖和倚靠的朋友。那些别有用心兜售所谓“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毫无根据质疑中国对非洲合作真实意图的偏见言论,只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具体而言, 在货物贸易方面,双方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了优化和完善,进一步简化海关通关程序。双方同意对46个章节的绝大部分工业品适用“4位税目改变”和“区域价值百分比40%”或选标准,涉及到3000多种产品,包括矿物、化工、木材纸制品、贱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杂项制品等产品,其中有许多都是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品。这两种原产地标准,企业可自行选择适用,这将大大便利有关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完成了第三批服务贸易具体减让谈判,在建筑、旅游、金融、通讯等近70个分部门作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在投资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合作,创造稳定透明便捷的投资环境。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双方商定在农业、信息、交通等10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并把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新议题纳入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宽了自贸协定升级领域。

开辟日中经贸合作新局面 篇11

在此背景下，日中企业家交流会成功召开。我衷心期待通过此次交流会，与会两国企业家代表能够开启新的交流，推动日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出席此次交流会的都是两国著名的企业家。衷心希望各位利用这次短暂而又难得的机会，坦诚对话，深入讨论，为开辟日中经贸合作的新局面贡献你们的智慧，并以此为契机，更加关注博鳌亚洲论坛的活动，共同携手为推动亚洲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日本近年在致力于夯实传统制造业优势的同时，着眼中长期发展，努力开拓高新科技、绿色经济等新的增长空间。明天，各位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时，将亲身能体验到日本的先进技术。

正如各位所知，去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至今仍对日本国民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地震发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对日本给予诚挚慰问和大力援助，对此日本国民不会忘记。

我相信，尽管遭受如此大灾，但日本的根本实力绝未丧失，今后将在节能环保、资源节约等领域迈向更高的技术水平，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经贸合作始终都是日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两国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年前的300多倍。

双方应继续保持这一良好势头，根据各自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深化两国经贸合作。

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两国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也需要今天在座的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在此，我愿提出以下五个方向，希望各位企业家予以重点关注。

一是加强在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合作。日中同为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双方应共享各自经验和技术，共同构建万全的防灾体系。此外，灾害发生时以及灾后重建阶段，两国企业开展合作也十分重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二是加强绿色经济合作。发展绿色经济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也是日中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摒弃那种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陈旧思维，努力提高发展的质量。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正在努力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据报道，一些日本企业正在与中方开展新能源汽车的合作。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而日本则是世界屈指可数的汽车产业强国，双方开展新能源汽车合作可谓适逢其时。我衷心期待两国企业携手合作，共同引领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

三是加强金融合作。尽管财政紧缩派在希腊大选中获胜，但备受债务问题困扰的欧洲经济状况依然前景不明。在此背景下，日中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强化IMF资金基础方面，继日本宣布增资600亿美元后，中国也表示将增资430亿美元。在亚洲，两国就实现清迈倡议规模倍增等政策措施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确保亚洲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两国还确立了双边金融合作框架，从6月正式开始了日元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希望日中通过深化各领域各层次的合作，为亚洲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四是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日中作为GDP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对亚洲一体化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去年两国就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EAFTA（10+3）、CEPEA（10+6）共同发出了重要信息。希望双方与有关各国进行协商，为实现亚洲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发挥主导作用。希望在座各位也能为此贡献力量。

五是深化战略互惠关系。日中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拥有悠久的交往历史，但现实中也存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冷静认识彼此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为下一代构筑一个和平友好的日中合作关系。

希望今天在座的两国企业家代表今后作为联系日本与中国、亚洲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希望两国企业以此次交流会为一个新的起点，不断深化互惠合作关系。

本文为福田康夫理事长在2012年7月日本横滨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中日企业家交流会上的演讲

浅谈闽台海洋经济合作 篇12

1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福建位于台湾海峡西岸,海坛岛与台湾岛新竹仅隔68 n mile,北接长三角,南联珠三角,扼东海与南海之交通要冲,是我国的一个重要海洋省份。可作业的海域面积13.6万km2,比陆域面积大12.4%,拥有优越的海洋区位条件,拥有“港、渔、景、油、涂”五大海洋资源优势,拥有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具有较强的海洋环境承载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着力实施“大念山海经”、“山海合作,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建设海洋大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海洋经济获得长足发展[1]。2012年全省人口3 748万[1],海洋生产总值5 22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26.5%。海洋经济总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五位;产值比上年增长18.1%,增幅位居全国前茅,海洋经济已成为福建经济的主要增长极[2]。

“十一五”末到“十二五”初,福建已着手优化海洋经济布局,突出海峡、海湾、海岛和海洋优势,逐步推进海岸、海岛、近海和远海开发,开创一带(打造海峡蓝色产业带)、双核(福州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简称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区)、六湾(开发环三都澳、罗源湾、闽江口、湄洲湾、泉州湾、东山湾六大海湾区域)、十岛(探索平潭、东山、湄洲、琅岐、三都、大嵛山、西洋、南日、大嶝、浒茂10个海岛的开发模式,建设各县特色的智能岛和低碳岛)的海洋经济开发新格局。

1.1 取得的成效

1.1.1 海洋经济贡献率日益提升

从海洋经济总量来看,海洋生产总值从2005年1 496.4亿元提高到2012年5 220亿元,位居全国第5位,年均增长19.5%。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由2005年22.8%提升到2012年26.5%。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1.1.2 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海洋产业结构也得到不断优化。全省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由2006年的9.7∶40.2∶50.1调整到2012年的8.0∶44.7∶47.3,呈现出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上升的良好趋势,但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福建海洋经济一产所占比重仍显较高,二产比重偏低。

1.1.3 海洋主导产业和区域布局基本形成

2012年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与仓储、滨海旅游、船舶修造、海洋建筑五大主导海洋产业增加值达1 652亿元,占全省海洋经济总量的70%以上。以环闽江口、湄洲湾和厦门湾等海洋产业集聚区为代表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10年三大海洋产业集聚区海洋生产总值之和约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的88%。由环三都澳、闽江口、湄洲湾、泉州湾、厦门湾以及东山湾构成的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已经基本形成。

1.1.4 闽台海洋产业进一步融合

福建在东山、霞浦、连江等地规划建设了两岸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闽台渔业合作已涵盖苗种繁育、水产养殖、远洋渔业、渔工劳务合作及渔业科技合作等领域。覆盖沿海6个设区市的8个港口率先开通对台海上直航,率先开通对台海上直航客滚航线,率先实现两岸间双向旅游,两门、两马等“小三通”航线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黄金通道。

1.2 存在的问题

1.2.1 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轻型化特征明显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全国水平,缺乏有规模的海洋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海洋生物制药和保健品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基础弱,起点低,规模小,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较低。

1.2.2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70%的贡献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海洋科学和技术装备处于劣势,在关键领域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对进口依赖大。同时,福建海洋人才优势尚未完全发挥。海洋研究力量雄厚,但由于体制原因未能形成合力,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人才制约问题日益显现,海洋人才队伍的现状难以满足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1.2.3 海洋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海洋生态保护任务艰巨

近年来,随着沿海区域发展规划的陆续实施,新一轮的沿海投资和建设热潮异常迅猛,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沿海临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工业滨海化,滨海重化工”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海域使用管理法》实施以来,全省围填海面积达17 317.53 hm2。2002年全省围填海31.23 hm2,2011年为1 267.57 hm2,年均增长率50.9%;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特别是海湾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1.2.4 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滞后

海洋资源利用管理职责划分过细,不利于对海洋实行统一管理。目前,福建实行综合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既作为一个区域由海洋与渔业部门统一管理,又根据行业分工由交通运输、水利、国土、环保、林业、科技、旅游和海事等部门分别对海洋港口和航运、沿海堤防、海洋矿产资源、陆源污染物排海、滨海湿地、海洋科技、滨海旅游和船舶安全等实行行业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职责交叉,如在海洋资源开发上,对海洋矿产开发企业,海洋与渔业部门承担开采海砂、海洋油气的海域使用许可职责,国土资源部门承担海矿和海洋油气开采许可职责。海洋公共服务总体上比较薄弱,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灾害预警预报及防御能力面临着很大压力。

2 台湾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台湾省包括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面积约3.6万km2,其中台湾本岛约35 798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是我国第一大岛。人口2 334万[3],主体民族为汉族。

台湾的经济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60多年来,通过经济恢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战略、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自由化、不断更新的重大经济计划发展轨迹,台湾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3 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工作及其政策

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试点省建设,福建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积极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在政策、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1)《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及《福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获批,使福建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创新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福建成立了加快海洋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由省长任组长,副省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主任由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兼任,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兼任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沿海市县也相应建立了组织协调机制,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同时,明确职责分工,制定评价考核办法,把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和试点工作情况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范围。

(3)出台多项政策,构筑海洋经济发展良好环境。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及《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九条措施》。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了《福建省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福建省现代海洋服务业发展规划》。同时省直有关部门出台了《福建省海洋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福建省海洋产业示范园区认定办法(试行)》《福建省海洋产业龙头企业认定评选办法(试行)》《福建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4)成立了福建省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该中心将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海洋经济运行监测网络、海洋经济数据中心及相关应用平台、系统等,开展海洋经济月度监测、季度监测、半年度监测、年度监测、不定期监测,并对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评估,为政府制定海洋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5)积极开展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工作。编制完成了福建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的相关实施方案,主要包括:《总体实施方案》《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实施方案》《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任务需求实施方案》《海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实施方案》《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实施方案》。相关实施方案已通过国家评审,并获得国家批复的2012年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启动资金2.8亿元(其中,厦门0.9亿元),下拨资金总额位居全国4个试点省份(山东、浙江、广东、福建)首位。

(6)组织2012年度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政策落实。根据省政府《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九条措施》,经过审核,共有15个项目符合2012年度第一批海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的补助标准,共获得补助资金810万元。目前,正在组织申报2012年度第二批海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

4 探索闽台合作新机制,推进海洋经济合作发展

4.1 全面推进闽台海洋开发合作

闽台海洋开发合作可以涵盖海洋经济全部三次产业。

(1)闽台海洋新兴产业领域合作蓄势待发。在努力推动现有闽台传统产业电子信息、石化、机械装备、汽车、能源、船舶、钢铁等重大项目向临海高端产业基地集聚的同时,今后闽台工业合作的重点应更多地转向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新材料和深层海水利用等新兴产业方面。

(2)闽台渔业合作前景广阔。台湾在海洋生物育种、海洋生态养殖、海产品深加工方面有技术优势,而福建拥有丰富的海洋渔场资源,两地合作可以优势叠加、优势互补,更上一层楼。福建应按《若干意见》的要求,加快在全省海洋渔业发展条件优越的地方,比如漳州、莆田、宁德、平潭等地建设一批两岸现代渔业合作示范区。

(3)闽台现代海洋服务业合作潜力巨大。两地可以在两岸港区对接、电子口岸互通、信息共享领域,以及两岸运输业、仓储业、船舶和货运代理领域深度合作,提升双方海洋现代物流业的水平。在两岸旅游合作方面,在继续保持目前闽台双向旅游发展良好势头的基础上,共同打造“海峡旅游”品牌,抓住厦门、福州列入台湾旅游“自由行”城市的契机,进一步提升诸如武夷山-阿里山、大金湖-日月潭、鼓浪屿菽庄花园-台湾林本源园邸、漳州火山岛-澎湖列岛等重点旅游景区对接合作水平,更多地发展海洋休闲旅游、海洋文化旅游。同时应按《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建设一批两岸合作的文化产业园和文化产业合作中心,提升福建海洋文化创意产业的质量与水平。

4.2 构建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域

依托平潭综合实验区特殊区位与政策优势,积极打造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域,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创造新经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围绕建设两岸共同家园的总目标,对平潭与台湾共同发展海洋经济做了规划,其中包括按“五个共同”原则共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海洋产业、旅游业等内容,还包括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

平潭综合实验区可以在以下3个方面发挥它的特殊优势:(1)加快实施分线管理的特殊通关模式,按“保税区”或“自由贸易港”的模式,探索两岸海洋产业合作,实行贸易、投资、货物、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将平潭建设成为两岸“自由贸易岛”。(2)落实平潭方便台湾同胞就业政策,大力引进台湾海洋经济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充分利用台湾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方面的资源,在平潭高起点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创办两岸合作的高等学校,培养更多海洋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3)充分利用中央赋予平潭综合实验区的7项28条优惠政策,在海洋经济建设领域先行先试,扩大政策效应,在取得成功的经验后,向全省推广。

4.3 加强闽台海洋环境协同保护

闽台两地分处台湾海峡西岸和东岸,保护海峡资源环境的生态安全,双方都肩负着重任。

(1)加强闽台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交流与合作,加强在厦金海域、两马海域海漂垃圾治理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合作,比如互花米草的治理、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增殖放流等,推进海峡两岸共同关注区域的环境监测合作和资料共享。加强对现有监测网络、监测基础和仪器设备的建设和改造,实施台湾海峡环境、生态及重大自然灾害等进行动态监视监测,全面掌握台湾海峡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努力减轻海洋灾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2)加强溢油应急协作,提高台湾海峡的船舶溢油应急处置能力,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两方都建立了溢油应急体系,制订了应急计划,且都按照TMO指南的格式编制,基本可以对接,多次搜救协作成功的案例都证明海峡两岸已具备了实施油污应急协作的基础。海峡两岸关于油污应急协作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研讨,在许多问题上已取得共识。当前应当尽快制定《台湾海峡海上溢油应急协作计划》,通过双方签署备忘录的形式认可,分步实施,逐步推进。海峡两岸有识之士应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共同推进两岸应急协作。

4.4 深化闽台海洋综合管理领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