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障碍（精选10篇）
合作障碍 篇1
作为国家新一轮连片扶贫开发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区,地域同一、自然条件极其相似、人文习俗十分相近,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和经济区域板块。建立片区区域合作机制,促进经济协作和功能互补,实现互动共赢,对于探索区域经济协作,促进片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推动我国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也具有先行先试的实践意义。
一、武陵山片区概况和区域合作现状
1、武陵山片区概况
鄂湘黔渝四省市结合部的武陵山地区,称为武陵山片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其区域范围、人口总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也大相径庭。
一是社会层面的武陵山片区。从长期形成的经济交往密切程度和当地广大社会民众习惯认同的角度看,武陵山片区包括渝东南六个区县、恩施州、湘西州和铜仁市,32个县级(自治县,市、区)行政单元,国土面积8.03万平方公里,2013年底户籍总人口1498.4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206.6亿元。
二是政府层面的武陵山片区。除以上32个县级(自治县,市、区)行政单元外,还包括张家界市和怀化市,48个县级行政单元,国土面积约11.73万平方公里,2013年底总户籍人口2192.4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3658.38亿元。
三是国家连片扶贫开发层面的武陵山片区。涉及地处和邻近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范围经济社会发展较低的地区,包括71个县级行政单元,国土总面积17.18万平方公里。2013年底户籍总人口3578.35万人,经济总量5731.48亿元。
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是全国最不发达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作为全国其他连片特困地区的先行示范,该片区区域合作也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重视,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武陵山片区已进行的区域合作
武陵山片区有较好的合作条件,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或者是地缘文化,都具有“同质性”,可谓“山同脉、水同源、族同宗、经济文化同类”。近年来,该片区合作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从制度层面看,2009年10月,首届武陵山片区经济协作会议在重庆市黔江区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章程》,讨论签署了《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合作框架协议》等。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了《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发展规划》。2011年,国家从连片扶贫攻坚的角度把武陵山片区合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以重庆与相邻省合作为例,一是渝黔合作。两地共同推进渝黔铁路新线、乌江彭水电站、浩口电厂、煤电化基地等重大项目,共同推进煤、铝、锰等矿产资源勘查和加工建设,探索解决两省邻界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作区问题。二是渝鄂合作。由全国政协牵头,轮流召开了旅游工作论坛会议,在共同打造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上达成了共识,共同举办了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在交通、能源、水利、旅游资源开发和毗邻地区发展方面,尤其是共同打通“断头路”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三是渝湘合作。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共建无障碍旅游区、加强文化旅游产业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在重庆黔江共同举办了四省边区参加的“武陵山民族文化节”。但是,该片区合作的实效还是停留在“分别合作”上,即合作主要是在相邻两省之间进行,三省一市一体化的合作尚未真正形成。
3、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存在的“四重问题”
正是由于“山同脉、水同源、族同宗、经济文化同类”的“四同”现象,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同质性太强。基于差异化发展与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目前难以形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互惠、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区,而“四重”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该片区的区域合作。
一是关系“重叠”,导致区域性的系统经济活动被行政分割。在武陵山片区,由于四个省市“分而治之”,六个大片区、71个区市县(自治县),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州市,很难形成区域合力。如国道319公路重庆市秀山县雅江镇至贵州省松桃县迓驾乡段,曾经出现“两不管”,公路交通治安问题频发。即使在同一经济区域甚至是同一行政区域内,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问题也难以协调。如属于重庆市黔江区的神龟峡风景区,是因大河口电站大坝而成,电站蓄水成湖、放水发电成沟,旅游和发电分别属于旅游公司和电力公司两个部门,发生矛盾时通常由上一级行政部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
二是区域“重合”,导致有利共争,无利不管。在四省市相邻的武陵山民族地区,“抬腿就出省,一脚踏三县”之处不是个别,因行政区划产生的属地管理和地方保护同时存在,涉及跨区域的管理问题,政府及民间通常受“利益”左右,“管”与“不管”的随意性很大。对过境经过的车辆、林木、外来经商、开矿等,曾经以罚代法,滥用管理权;对边界地区的互相乱砍滥伐、人口流动、河流污染等问题放任不管。
三是建设“重复”,导致过度竞争,公共资源浪费。由于前几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驱动,导致重复建设十分普遍。武陵山片区为四省市交界之处,在各自的“入口”、“门户”、“桥头堡”树立各省的形象工程更是普遍。湘鄂两省交界处的湖南省龙山县和湖北省来凤县,两个县城相距七公里,曾经仅靠一座“团结桥”相连,较短的一个桥,两端各设一个收费站。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影响了通行速度,阻碍了区域合作。幸好随着“湘鄂情大桥”的开通和全国取消国道二级公路收费站后,这一现象才成为了历史。
四是产业“重构”,导致恶性竞争,资源优势难以形成区域竞争能力。资源禀赋和行政政策文化资源基本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过度竞争,“人有我一定要有”的产业发展现象难以避免,畸形重构,甚至恶性膨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高阶收购邻县的蚕茧、苎蔴、烤烟等原材料现象,结果使成品价格过高而失去市场,各厂纷纷倒闭。
行政分割、市场分割、资源分割的叠加形成的“区域分割”,让长期的扶贫开发在区域整体效益上大打折扣,给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和严重的制约。
二、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障碍分析
1、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有形障碍
(1)贫困面积广、程度深,合作基础脆弱。贫困地域比重大,武陵山片区贫困县(市、区)71个,占全国592个的12%。农民收入低,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000-5000元的有15个县,最低的是古丈县4127元,仅为全国8896元的46.39%,7000元以上的只有9个区县,最高的是石柱自治县为7765元,也只有全国的87.26%。
(2)经济发展水平低且交易分散化,缺乏合作动力。2013年,全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为10.02∶43.89∶46.09,武陵山片区中的所有县级行政单元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共同特点是第一产业明显偏高,第三产业严重发展不足。2013年城镇化率,全国为53.73%,重庆市为58.34%,而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率较高的重庆市黔江区也仅有43.79%,分别低于全国全市9.94和14.55个百分点。由于缺乏区域中心城市带动,这里各县级单元的商贸物流、资金流等都分别向所属省会方向流动,呈现武陵山地区向周边分散化状态,跨省级合作缺乏经济原动力。
(3)对上负责强于横向需要,合作失去保障。从已经启动区域合作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看,各个县级行政单元基于各地方政府目标差异、追求政绩的考虑,这种行政意识直接阻碍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按照行政管理要求,他们只对自己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不会考虑横向的互利合作,从而阻碍市场规律对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调节,使武陵山经济合作区流于形式或者停留于“会议合作”和“文件合作”层面。
2、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无形障碍
这一片区合作的无形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分税制。按照国家建立武陵山经济合作区的要求,要取消一切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规章制度。由于该地区地方税基薄弱且不稳定,各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税收来源,稳定税基,有意阻碍本地企业流出或者阻碍行政区外企业进入等方式提高壁垒。
(2)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横向转移支付缺乏,使得武陵山地区财力分配不均衡,严重影响政府参加区域合作与推进经济跨地区联动的积极性。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是从中央-地方-基层层层纵向转移,还没有跨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区域之间财力分配不均衡问题很难解决。
(3)金融管理体制。现行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跨区域合作。武陵山地区现在还没有相互跨区域设立银行,现行银行管理体制仍然是以省级为单元垂直管理,不能跨行政区信贷,不能跨区域调剂资金余缺,严重阻碍资金的跨区域流动,使跨行政区的资金优化配置难以实现。
这些障碍,主要是因为国家制度以及重庆形成的“诸侯经济”造成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市场分割,这不仅会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还会导致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形成“小而全”的规模不经济。另外,阻碍有效竞争,降低经济效率,形成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且难以突出发展特色。
3、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杂糅障碍
有形障碍与无形障碍同时存在并交互作用,称为杂糅障碍。在现实的区域合作中,不是出现有形障碍,就是出现无形障碍,二者杂糅出现。
其一,四个省级行政单元战略目标差异选择形成的合作障碍。湖南、湖北两省属于中部地区,自然文化基础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相对较高,且主要战略目标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区域较小、贫困人口较少、贫困程度较轻,在国家同等支持力度下,容易较快的完成扶贫开发任务。而重庆市和贵州省是西部地区,山区面积比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处于武陵山地区的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其发展战略目标主要是解决贫困人口的全面小康问题。由各省市的战略目标差异,下属的县级行政单元对本省市必须保持其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从而形成跨行政区划的各自为政,缺乏战略目标和实现措施的一致性,容易形成合作障碍。
其二,行政单元组织构架及权力结构差异所形成的合作障碍。渝鄂湘黔四省市中,重庆为直辖市构架,没有中间管理环节,直接管理到区县。黔江区尽管行政级别是正厅,但仍然行使的是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权力。其他三省现行构架设有市或自治州,其市(州)下还有若干个县级行政单元;同一个片区不同省市的行政架构不同,带来行政管理层级、人事管理制度、财政、税收、投融资等经济运行模式,都存在较大差别。无论是省际合作还是县际合作,都存在着不同体制带来的无形障碍。
三、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机制选择
1、规划编制及实施合作机制选择
(1)编制统一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规划与制度一体化。要促进跨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有一个超行政区域利益的政府部门作为牵头单位,统一组织片区内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规划与制度一体化。依据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武陵山片区所涉政府定期召开规划会议,协调各地发展利益,立足片区内各地优势,制定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规划,实现资源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完整有序的市场体系。
同时,各行政区应当加强促进区域协作的各项制度的衔接,积极探索平等吸纳外来人口落户的户籍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和跨区域接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大胆先行先试,加快形成有利于武陵山片区协作的制度架构。
(2)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实施示范项目。第一,打破“县县有园区、园园皆弱小”的单打独斗模式,探索创造“多策叠合+多方联动+共享收益”,实行合作办园、异地办园的园区开发新思路。“异地办园”合作机制已在三峡库区进行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主要考虑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利益平衡。一是要有效探索土地指标占用补偿或跨省(市)平移。即提供土地方应有相应的土地收益,或因用地指标短缺,或对方有对等利用土地的权益。二是收益分层共享。园区所在县每年按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的实物量或资金量支持跨地办园县发展;合办园区内级省(市)收入的全额和区县级收入的一定比例返还跨地办园县,保障跨地办园县利益和增强发展的“造血”功能。三是搭建就业的共同平台,合理安排双方劳动就业,实现劳动就业一体化。
第二,成立毗邻区县合作开发公司,构建跨区域企业合作机制。在武陵山地区政府合作机制下,组织设立区域合作开发公司,如设立武陵投资有限公司、武陵经济联合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武陵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对于企业间的合作,可充分运用市场方式实行利益分配,而对于合办企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分配外,在对地方经济利益的分享上,也可实行GDP划转和税收分成。
2、政府合作机制选择
任何跨行政连片区域的合作,都离不开政府之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合作需要相应的机制来维系和保证。武陵山片区横跨渝鄂湘黔四省市,共处于特殊的山地区域内,域内资源相对贫乏,产业属性雷同性高,如果缺乏区域内政府间的协调,很容易形成“小而全”的产业结构雷同性。因此,建议由非制度性协作向制度性合作发展,设置高效跨省市的政府性区域合作机构。
一是成立协调小组机制。由鄂湘黔渝四省市分管经济发展的副省(市)长任组长,发改委、交委、农委、旅游局等各有关政府组成部门为成员单位,成立“武陵山片区经济协作区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辖区的合作事宜;由四个协作小组轮值协作会议,讨论、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建议协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西部司指导工作。
二是建立党政领导联席会议机制。片区各方政府有关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研究、协商重大问题。共同策划、推进合作项目,及时沟通衔接有关情况。
政府合作机制,要有利于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沟通协调,发展进程中相互关联重大问题的经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增强武陵山区域发展的整体优势和竞争力。因此,政府协调机制的选择和建立应当宁缺毋滥。
3、省管县行政机制选择
(1)加快推进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区域合作的层级障碍。当前,在武陵山所涉地区,除重庆是直辖市外,其它三省均为省、市(州)、县、镇(乡)构成的超多层级的政府管理体制。国家应当在连片扶贫开发地区积极探索“省直管县”制度改革,除自治州涉及民族自治政策与法律问题比较敏感的地方外,尽快取消地、市级中间结构,变省级对县级的“弯管”为“直管”。这种行政体制改革,既可以减少因行政层级过多造成的由上往下的资金、项目的运行的速度甚至质量,又可以减少区域合作的层级障碍和资源配置能力层级递减效应,增强区域协作的效果。
(2)减政放权,增强县级行政单元推动片区协作的能力。加快省辖县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武陵山片区率先进行区域中心城市管理职能授权改革。目前,国务院定位的武陵山地区的黔江、恩施、张家界、湘西、铜仁、怀化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应当赋予或部分赋予社会公共服务、经济片区协作的管理权限;在没有完成“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格局下,尽可能采用“权力清单”方式,赋予县级更大更多的管理权力,以全面提高和增强县级行政单元推动片区协作的能力。
4、财税金融机制选择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利益机制。改革现行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区域合作的利益机制,是推进区域合作的关键。一是要从国家层面改革税收制度,适当在老少边穷地区增加独立的税种(如推广资源税改革),增加税权,维护和巩固税源。二是加快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首先,以推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通过完善财政补贴、产业扶持、税收增量返还等制度,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其次,由中央、省(市)根据地方经济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要求,建立省际之间、县际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确保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财力。三是在老少边穷地区推进改革某些行业的增值税为消费税试验,把利益分配由投资产出环节改为设置再消费环节,抑制重复建设冲动,可削减地方政府间对抗的利益动力。
(2)消除金融体制约束,构建区域合作金融机制。一是对于在这些地区起着支撑作用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灵活的经营政策,放宽经营区域限制,允许在区域合作框架范围内(如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跨区域吸储放贷,实现金融资本跨区域横向流动。二是要大力鼓励支持非国有商业银行在老少边穷连片地区设立经营机构,充分发挥其可以跨区域经营的灵活机制,为老少边穷地区区域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3)设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构建跨区域投融资平台。鉴于金融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难度较大,推进较慢,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跨区域经营的机制;非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导向下,不太可能将太多的经营资源放到老少边穷地区。为此,可通过建立区域合作基金的方式来提供区域合作发展的金融支持,可采用各地政府出一部分资金,市场筹集一部分资金,由各地政府联合出面组成投融资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即各地政府联合拥有,授权经营。如设立武陵山交通投资股份有限集团、武陵山旅游投资集团、武陵山能源投资集团等公司,形成产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对相关基金实行运营管理。
参考文献
[1]重庆市黔江区统计局[Z].黔江统计年鉴2012.
[2]国务院:武陵山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151cc88471fe910ef12df87e.html
[3]张利华、徐晓新: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比较研究[J].区域与城市经济,2010(5).
[4]邓正琦:渝鄂湘黔交界民族地区经济联动的体制阻碍及破解[J].探索,2009(3).
[5]钱轶群、黄顺康:我国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关系模式探析—以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6).
互信不足：两岸合作的最大障碍 篇2
台湾出版业者前往大陆就如同进自家的厨房（比喻来往频繁），当中有人是为了买卖版权而上大陆，有人是为了图书买卖（卖繁体书或买简体书）而上大陆，更有一大部分业者是为了探索大陆图书出版市场，寻求新的出版商机。相信这些前往大陆的台湾业者，绝大多数应该不会反对时下经常听到的“台湾出版产业未来的希望在大陆”的说法。
然而，根据非正式统计资料得知，近十多年来，前前后后曾有无数的台湾出版业者西进大陆，与大陆业者做过各种尝试性合作或合资。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家出版同业在大陆做得不错或是获利回台的好消息。
每当两岸出版业者同聚一堂，不论地点是在大陆或在台湾，不管是开研讨会或座谈会，“两岸出版同业的交流时间已经长达十多年……”几乎成了双方上台致词者必提的一句台面话。如果古人“交不论久，得一日可逾千古”的说法可信，两岸同业长达十多年的交往，就算不能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至交好友，起码彼此间也应该早已相互了解、相互认知。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一次又一次的研讨会、座谈会上，大陆代表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大陆在分销政策方面，对外资已经做了大幅度开放，欢迎台湾同业赶快来大陆投资、合作”，而台湾业者总是以“大陆图书市场盗版太猖獗，大陆市场毫无游戏规划可言，大陆市场欠缺诚信且风险性太高”等推托回应。
每当论及合作、合资议题时，双方不是不切实际地虚应一番，就是各弹各的调，彼此间总找不到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交集点，当中总令人感觉似乎存在着某种说不清楚、似有若无的障碍。
十多年来，两岸出版同业间的交流不可说不多，同业间的交情不可谓不深，何以独独在彼此的合作上迟迟难有令人满意的进展？若深究个中原因，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彼此的互信度不够。两岸业者交流虽然频繁，却不代表彼此的认知取得一致，理念已经相同。不可讳言，长久以来，两岸业者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思考逻辑上的落差。思考逻辑之所以有落差，主要起因于双方的相互了解还不够深。了解不够自然导致互信度不足，严重者甚至还可能产生互相猜忌与怀疑。单以版权买卖为例，就常发生因为思考逻辑的不同、互信的不足而争议不断。在彼此互信度不足的情况下，试问怎么可能一步谈好合作，搞好合资？
二是双方的态度不够坦诚。两岸业者的交往时间够长，交情也许够深，却不见得在做生意上彼此会坦诚以对，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谈合作也好，搞合资也罢，必须彼此能够诚心相待、无所隐瞒，否则最后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如今，两岸业者之间所潜藏的真正问题，绝不能简单的以“谁是谁非”妄加论断，笔者深深以为，两岸业者合作上最大的障碍就出在互信不足的根本问题上。
合作探究心理障碍及其消除 篇3
中学生数学学习的心理障碍, 是指影响、制约、阻碍中学生积极主动和持久有效地学习数学知识、训练创造性思维、发展智力、培养数学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的一种心理状态, 也是中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因“困惑”“曲解”或“误会”而产生的一种消极心理现象。
一、依赖心理
数学教学中, 学生普遍对教师存有依赖心理, 缺乏学习的主动钻研和创造精神。一是期望教师对数学问题进行归纳概括并分门别类地一一讲述, 突出重点难点和关键点;二是期望教师提供详尽的解题示范, 习惯于一步一步地模仿硬套。事实上, 我们大多数数学教师也乐于此道, 课前不布置学生预习教材, 上课不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课后也不布置学生复习教材;习惯于一块黑板、一道例题和演算几道练习题。长此以往, 学生的钻研精神被压抑, 创造潜能遭扼杀,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就不可能产生“学习的高峰体验”——高涨的激励情绪, 也不可能在“学习中意识和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力量, 体验到创造的乐趣”。
二、急躁心理
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 盲目下笔, 导致解题出错。
(1) 未弄清题意, 未认真读题、审题, 没弄清哪些是已知条件, 哪些是未知条件, 哪些是直接条件, 哪些是间接条件, 需要回答什么问题等。
(2) 未进行条件选择, 没有“从贮存的记忆材料中去提缺题设问题所需要的材料进行对比、筛选, 就“急于猜解题方案和盲目尝试解题”。
(3) 被题设假象蒙蔽, 未能采用多层次的抽象、概括、判断和准确的逻辑推理。
(4) 忽视对数学问题解题后的整体思考、回顾和反思, 包括“该数学问题解题方案是否正确?是否最佳?是否可找出另外的方案?该方案有什么独到之处?能否推广和做到智能迁移, 等等”。
三、定势心理
定势心理即人们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思维定势。在较长时期的数学教学过程中, 在教师习惯性教学程序影响下, 学生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习惯性思考和解答数学问题程序化、意向化、规律化的个性思维策略的连续系统——解决数学问题所遵循的某种思维格式和惯性。不可否认, 这种解决数学问题的思维格式和思维惯性是数学知识的积累和解题经验、技能的汇聚, 它一方面, 有利于学生按照一定的程序思考数学问题, 比较顺利地求得一般同类数学问题的最终答案;另一方面, 这种定势思维的单一深化和习惯性增长又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如使学生的思维向固定模式方面发展, 解题适应能力提高缓慢,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等。
四、偏重结论
偏重数学结论而忽视数学过程, 这是数学教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从学生方面来讲, 同学间的相互交流也仅是对答案, 比分数, 很少见同学间有对数学问题过程的深层次讨论和对解题方法的创造性研究, 至于思维变式、问题变式更难见有涉及。从教师方面来讲, 也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 忽视结论的形成过程, 忽视解题方法的探索, 对学生的评价也一般只看“结论”评分, 很少顾及“数学过程”。从家长方面来讲, 更是注重结论和分数, 从不过问“过程”。教师、家长的这些做法无疑助长了中学生数学学习的偏重结论心理。发展下去的结果是, 学生对定义、公式、定理、法则的来龙去脉不清楚, 知识理解不透彻, 不能从本质上认识数学问题, 无法形成正确的概念, 难以深刻领会结论, 致使其智慧得不到启迪, 思维的方法和习惯得不到训练和养成, 观察、分析、综合等能力得不到提高。
此外, 还有自卑心理、自谅心理、迷惘心理、厌学心理、封闭心理, 等等。这些心理障碍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制约、阻碍着中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数学教学效益降低, 教学质量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中学生产生数学学习心理障碍的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教师、家长、社会方面的因素, 也有中学生自身的因素。具体地讲, 存在的影响因素有如下一些:
(1) “应试教育”大气候影响, 片面追求升学率、题海战术使得教师和学生都忙于应付;
(2) 对素质教育缺乏科学的全面的理解;
(3) 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和标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4) 数学学科价值还未真正被广大教师和学生所认识;
(5) 教法单调死板, 缺乏针对性、趣味性和灵活性;
(6) 学法指导不够, 学生学习方法不对头;等等。
如何引导中学生克服数学学习的心理障碍, 增强数学教学的吸引力?
这是数学教法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 必须转变教学观念, 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坚持“四重、三到、八引导”, 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 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学生真正领悟和体会到学习数学的无穷乐趣, 进而爱学、乐学、会学、学好。
“四重”, 即重基础、重实际、重过程、重方法。
1.重基础
就是教师要认真钻研大纲和教材, 严格按照大纲提取知识点, 突出重点和难点, 让学生清楚教学内容的知识结构体系及其各自在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2.重实际
(1) 指教师要深入调查研究, 了解学生实际, 包括学生学习、生活、家庭环境, 兴趣爱好, 特长优势, 学习策略和水平, 等等。
(2) 指数学教学内容要尽量联系生产生活实际;
(3) 要加强实践, 使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初步体验到数学的实用价值。
3.重过程
揭示数学过程, 既是数学学科体系的要求, 也是人类认识规律的要求, 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 学生利用‘数学过程’来学习方法和训练技能, 较之掌握知识本身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要揭示数学问题的提出或产生过程;二是要揭示新旧知识的衔接、联系和区别;三是要揭示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四是要对解题思路、解题方法、解题规律进行概括和总结。
合作障碍 篇4
跨省交界地区，大多山水相连，多群山峻岭，多少数民族聚集区，自然条件恶劣。而且此地区多为山区和革命老区，有特殊的自然资源、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但是由于跨省交界地区远离其所处行政区域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边缘化的现象，而且难以形成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资源优势难以转化成经济优势。因此，跨省交界的区域合作问题，尤其是其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值得社会关注。
跨省交界地区开展区域合作，可以促进交界地区的协调发展：(1)可以明确交界地区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功能定位，使该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优势产业；(2)有利于交界地区的协调机制的形成，建立和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及扶持机制；(3)有利于消除无序恶性竞争；(4)可以协调区际利益关系，弱化地方保护，减少区域内的重复建设。
跨省交界区域的合作也有利于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目前，在交界区域并未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条件，交通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区际贸易壁垒、提升产业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在跨省交界地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比较缺乏，如果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实现区域内规模经济；同时，资源要素的引入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加快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跨省交界地区开展区域合作还存在一些体制障碍：(1)行政区划壁垒。行政权力的介入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自由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所有经济组织的行为，地方政府也不例外。受地方经济利益的驱使，许多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实行地方保护，造成了交界地区经济合作的障碍，资源无法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自由流动。(2)税权有限，导致重复建设。地方税权的规模较小，在交界地域存在基础建设透支的死角。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主要是纵向的，没有横向的。各地方政府滥用税收优惠，在交界地区更明显，造成恶性竞争。(3)现行金融体制阻碍了跨行政区的信贷行为，形成了金融壁垒。我国的金融体系只有纵向管理机制，没有横向机制，影响了金融资源的跨地区优化配置。因此，建议：
1.设置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权威区域合作机构(这是研究淮海经济区模式得出的)。中央政府进行宏观抉择，省与省及其交界地区的合作，如果没有中央的介入是很难实现的，只有由中央政府出面才能形成高效运作的组织机制。可分两步走，先建立协调机构，等条件成熟后再对其进行管理。
2.省级政府，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省与省之间要开展区域合作；交界地区的地方政府负责微观操作，共同开发市场，共同培养支柱产业，并建立跨区域的中介组织。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行业协会，建立政府经济联动机制；从交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消除经济和贸易壁垒，健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法规，创造平等、公正的市场环境。要施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尽快建立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实施区域性的财政投资政策；区域财政投资应主要放在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上，培育支柱产业；要解决交界地域的能源问题和投资问题，形成能够有效带动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投资模式。
合作障碍 篇5
当前, 河北省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 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凸显,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十分紧迫, 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2011年召开的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 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中心环节, 贯彻到建设经济强省的各个方面。加快科技进步离不开增加科技投入, 目前河北省科技投入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2010年河北省R&D经费投入强度为0.76%, 排在全国第22位, 与河北省全国第六的GDP排名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河北省科技投入水平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 产学研结合作为优化科技配置、提升产出效率的有效途径, 对增强河北省的自主创新能力, 愈发凸显其重要性。
河北省的产学研合作进展情况不容乐观。2005年, 河北省内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筹集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到36.8%, 高等学校科技经费筹集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到44.7%;到2008年 (2008年以后科技经费筹集额不再列入统计) , 河北省内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筹集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仅占0.18%, 呈现大幅倒退, 高等学校科技经费筹集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到43.4%, 也有小幅下滑。可以说,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研发的局面有加重的趋势。如何破解产学研合作的障碍, 就成为河北省在推进创新型河北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当前河北产学研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近年来, 河北省围绕产业结构提升, 组建了钢铁、医药等行业的产学研联盟。但从总体上看, 合作形态处于初步阶段, 尚不成熟。主要表现为:短期项目的合作多, 战略层面合作少;形式比较松散, 缺乏稳定合作机制;企业微观层面多, 产业宏观层面少;分散式模式多, 集群化模式少;尤其是缺乏规模化、体系化的重大标志性项目。这些问题究其根本, 还是由于河北省的产学研结合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障碍, 这些问题和障碍制约着产学研结合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 也制约着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
(一) 合作动力不足。
产学研有效结合, 首先需要形成能够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的动力机制。在市场竞争压力下, 河北省企业对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技术难题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 但河北省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对服务于企业的兴趣却呈下降趋势, 例如, 当前大学和院所更愿意承担纵向课题, 而不愿意承担横向课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资源更多地代替了市场资源, 据统计, 河北省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筹集额中, 政府资金所占比重逐年提高, 2008年达到93.7%, 比2005年提高了32.4个百分点, 而来源于企业的资金只占0.18%。2008年 (2008年以后科技经费筹集额不再列入统计) , 高等学校科技经费筹集额中, 来源于政府的资金达到46.6%, 来源于企业的资金只占43.4%;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的组织方式中没有有效地整合企业需求, 形成了追求专利、论文等的评价导向, 与产业技术创新需求日渐疏离。要推动河北省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首先必须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内部建立起有利于产学研合作的激励机制, 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将研究转向为企业、产业的需求服务上来。
(二) 功能定位不清。
产学研各个主体机构的性质决定了他们有各自的定位和分工, 但在实践中常常发生错位。比如, 企业对于和学研之间的合作往往缺乏长期的战略上的考虑, 看重短期项目上的得失并不切实际地期望在一个项目结束后其产出结果就能在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上直接得到应用, 殊不知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性质的项目输出是远不能达到实际应用中运行所需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容错性等要求的, 需要企业进一步进行开发、再创新和工程化处理;再比如许多高校把科技成果在校内进行前期转化, 力求自我开发, 发挥“孵化器”和“辐射源”作用, 然而, 高校的技术成果一般对市场缺乏准确定位, 成果多数属于上游实验性研究而工艺技术集成度小, 加上注资能力极为有限, 常常难以打开产业化局面。要推动河北省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必须纠正产、学、研各方对自身功能定位认识上的偏差, 在项目组织中将产学研各方的能力和优势充分结合起来。
(三) 组织形式不适应。
当前产业技术重大创新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系统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面向产业化应用的重大产业技术创新一般跨领域, 涉及多学科和多产业, 研发周期较长, 需要各个环节紧密配合, 要求参与创新的各部门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二是投入高、风险大。重大产业技术创新投资很大, 河北省企业普遍积累不足, 创新能力薄弱, 单个企业势单力孤, 需要多家企业共同投入资金, 分担创新风险, 建立长效的合作组织机制。河北省目前的产学研结合组织形式还不能适应产业技术重大创新的需要。产学研围绕项目进行的短期合作较多, 为企业服务的团队也趋向个体化, 流动性强;大学、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关系仍然比较松散;产学研合作仍然停留在技术转让以及单一的项目合作阶段, 围绕某一领域的点对点合作比较多, 而围绕产业链进行合作创新的重大合作项目比较少。这都导致了合作各方对相关技术领域缺乏长期的跟踪和研究, 不利于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问题。为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科技创新的需求相适应, 河北省的产学研合作必须突破原有的组织形式, 建立起与重大产业技术创新的需要相适应的新形式。
(四) 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
利益机制是保障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关键。利益机制的核心是共同投入、成果共享和风险共担, 同时要以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和履约监管机制作为保障。目前河北省产学研结合的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 一是共同投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不完善。由于合作各方信息又不对称, 对协议的履行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社会信用体系有待完善, 企业承诺投入的资金和相关设备资源, 大学、科研机构承诺投入的人才队伍和相关科研资源往往不能稳定落实, 很多合作因投入不到位难以为继。二是合作协议对责、权、利界定不清, 缺乏法律约束力。许多产学研合作协议对资金的投入和管理、知识产权分配、违约责任等重要问题的约定模糊、存在空白或不具有操作性, 一旦出现纠纷往往缺乏协商解决的依据。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机制, 保证各方的合理利益, 已成为河北省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结合的对策措施
(一) 进一步完善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环境。
一是鼓励各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 鼓励具有持续性、稳定性的组织模式。二是调整和完善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考核政策, 引导其建立鼓励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的内部评价考核体系。三是鼓励和推动企业通过产学研结合建立自己的研发支撑体系。四是适应产学研结合模式的创新需要, 完善现行有关管理制度, 研究制定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金融、财务、税收等管理办法。同时, 落实好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现有政策。
(二) 创新产学研结合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创新国家科技计划实施方式, 选择若干重点领域, 以产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 以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以企业为主体, 开展产业技术创新链建设试点, 积极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 促进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形成, 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围绕区域支柱产业发展, 推动构建区域性产学研战略联盟;推动产学研联合共建实验室、工程中心等, 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及工程化研究等。
(三) 加大政府资源配置引导和支持产学研结合的力度。
创新资源配置方式, 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导向作用。一是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 运用多种投入方式积极引导产学研有机结合。二是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 积极探索建立社会化的产学研结合引导基金。三是加强对产学研有效结合的引导, 完善产学研结合获取国家项目支持的审核机制。四是对符合要求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委托其组织实施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项目。五是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 促进产学研结合。
(四) 加快建设面向产学研结合的公共技术平台和服务体系。
一是加强产学研合作信息平台建设,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加快为成果转化服务的技术支撑平台建设, 缩短科研与企业之间的供需距离。三是加快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为产学研结合提供信息开发服务。四是积极发展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各类专业中介机构, 引导其发挥信息沟通、技术评估、法律咨询、组织协调、知识产权服务等中介作用, 提高服务水平。五是发挥行业协会的优势, 对本行业内的产学研结合加强组织和协调。
(五)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 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 形成政策合力, 联合制定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指导意见。共同加强对地方指导, 形成上下联动。鼓励地方围绕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和创新体系建设, 探索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方式。及时总结地方的经验和做法, 加大宣传力度, 带动产学研结合工作的全面开展。
(六) 营造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良好社会氛围。
大力宣传产学研结合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相互关系和重要意义, 加强国家产学研结合的政策导向宣传。总结产学研结合先进典型, 及时推广成功经验和有效模式。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强化契约意识, 弘扬合作共赢的创新价值观。
摘要：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是增强河北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尽管河北省产学研合作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形成了较有特色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但仍面临着产学研结合中动力不足、定位不清、形式不适应、利益保障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为使河北省产学研合作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应着力推进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 建立完善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组织管理机制、多元化投入机制以及公共技术平台和服务体系等, 从而将河北省产学研用合作推进到新的水平。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自主创新,产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福全, 陈宝明, 王文岩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产学研合作——基本经验及启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8～9
[2].张俊.高校产学研结合的运行机制探讨[J].中国高等教育, 2001, 22:35～36
[3].王雪原, 王宏起, 刘丽萍.产学研联盟运行机制分析[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 2006, 3:71～73
合作障碍 篇6
关键词：地方政府,合作,区域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放大，地方政府间的广泛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发挥巨大作用。地方政府对于合作收益的意义和自身角色的定位成为解决障碍的关键点。
一、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障碍及原因
（一）地方政府间竞争
地方政府间竞争严重影响地区间合作发生，是众多障碍中最难治理的因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其一体化发展战略已提出近30年，但截至目前，各城市在机场和深水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仍是竞争大于合作。地区间竞争本质上是地方领导政绩的攀比，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要显示出其管辖区域内的成效以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政绩的突出是相对的，盲目的追求政绩必然导致合作的忽视甚至有意识的不合作，后者由于有效合作会产生双赢效果，参与各方都得到额外收益，却不能突出单方政绩而背离了突显自身政绩的初衷。
（二）地方政府行政区划间的发展水平差异
区域内各行政区划间发展水平并不是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可能由某项重大技术问题的攻克或资源禀赋的优势而总会优先突出个别地区的牵引作用。区域内发展水平的差异催生出地方保护观念。较落后的地区在合作中可能提出较多的援助和补偿的要求，但地区间具体合作项目可能因地区发展水平限制而无力提供太多贡献，经济发展水平高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合作成本，较为发达的地区可能从这个合作项目并不能得到多少收益，加之自身的优越感和资源流动规律，以致双方都倾向于采取不合作的形式。
（三）地方政府间合作协调机制
由于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间因行政层级关系而趋于合作，本文研究的是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同级政府，在追求各自地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双方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上的共识。即使迫于某种压力或在某一时段内找到了利益共同点而发生合作，但在方案执行过程中，参与双方的利益方向可能偏移甚至发生冲突，随之而来是行动决策上的偏离，不协调现象在所难免，合作冲突加剧，合作计划面临破产。合作收益不能产生，前期投入付诸东流，这将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间丧失合作信心。
二、促进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对策
（一）完善政绩考核标准
地方政府间竞争必然存在，地方间良性竞争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倘若竞争加剧，超过一定限度，那么竞争将带来全社会福利的损失。实现良性竞争最主要的是改革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改变传统的追求产值、产量、速度的考绩标准，建立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考绩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合作绩效和区域内总体发展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除此之外，还需构建一整套严密的组织监督和广泛民主监督相配合的监督体系，实现制度约束与社会监督有效结合，以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理念，引导竞争良性循环。
（二）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对口帮扶机制
地方间发展水平不均衡是由特殊发展历程长时间积累而成，需要发达地区帮扶来逐渐缩小差距，被帮扶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提升。地区间援助却因成本分摊和发达地区优越感等问题而不能自发形成。1996年，在中央领导下实施的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自治区的举措并取得显著的成果。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的对口帮扶不能够始终以政府的指令性力量来驱动，一种新举措的能量骤放而短暂显现之后，实践中不断体现出的政府主导下多计划而少市场弊端带来的能量短缺，便难以支撑初始成效的持续，甚至出现效益递减，直至趋零。为避免边际收益递减出现，必须促成以合作收益为动力的自发机制。
（三）复合行政
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不是行政区划，而是政府职能未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变到位。因此，行政区划的调整并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为区域的界限永远都是存在。王健等学者基于中国国情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和国”理论为基础提出“复合行政”，这种新型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条条分割”模式。多中心的交叠、嵌套和自主治理促使跨地区合作在战略决策和计划执行上保持高度协调。避免出现合作方因战略偏移而对其他方造成负面影响，合作活动实现效率并产生合作收益。
三、总结
地区间合作障碍须综合性治理。“软约束”是必要的;“硬约束”更不可或缺。这需要中央政府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并设计出地区间长效帮扶机制来综合治理以促进合作收益的产生和区域整体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 [1]张颢瀚.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行政区障碍与协调[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0 (02) :64-68.
[2]石玲玲.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分析与展望[J].现代商贸工业, 2011 (10) :54-55.
[3]徐静.对口帮扶新视野——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化基础上政府与NGO共同推动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对口帮扶效应研究[J].红旗文稿, 2005 (14) :17-19.
[4]徐晓新, 张利华.基于复合治理视角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构建——以甘肃酒泉嘉峪一体化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11 (11) :100-107.
[5]王健, 鲍静, 刘小康, 王佃利.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 2004 (03) :44-48.
合作障碍 篇7
在现实中, 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并非预设中的良好。调研中发现, 在贵州某县, 当地有125家合作社, 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是一种框架,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1) 而有的地方农民合作组织确确实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故此, 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原因进行探索, 但由于视角、立场和知识体系的差异导致观点不同。归纳来看, “多元因素混合共致观”占据主流, 该观点认为合作组织的运行受到同业竞争、市场力量、潜在替代者、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 组织外在环境也是很多学者思考该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区域文化环境、商业传统、政府重视程度、法律、社会发展环境、农村人口结构与社会认同的因素。“组织资源匮乏”也是一种归因所在,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物质资本资源对其成长影响最大, 组织资本资源也有较大影响, 而人力资本资源对当前合作社的成长影响并不明显 (郭红东等, 2009) 。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多从农民合作组织的身份、内外制度建设、组织认同等角度考虑问题, 认为农村合作组织因身份尴尬、制度没有约束力、成员信任度不高等因素而遭遇发展障碍。
其实, 笔者在长期的实地研究过程中, 认为真正导致农民合作组织难以为继的原因在以往研究中并没有较好的探讨, 并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为什么合作组织法律制度没有约束力”、“为什么其成员在充满期待的情况下难以对合作组织予以信任”及“为什么农民合作组织没有得到成员的足够认同”。如果没有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农民合作组织就是一种松散的合作组织而非“共同体”, 难以促使合力的产生与发展, 更难以提高风险规避能力和拓宽获利空间。
一、趋利避害:农民合作组织存在与延续的唯一动力
在乡村社会中, 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生产生活行为背后有着独特的逻辑, 这种逻辑的起点为“生存”。其实, 这是任何人类社会类型中的共同之处, 却在我国乡村生产、生活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至于在很多执政者、城市人眼中是一种“保守”或“懒惰”等。从根本上来讲,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传统行动”, 在此基础上“利益最大化”和“避祸求安”的心态则一种生存理性。
1.农民利益与风险的权衡
在农业市场化、生产生活社会化等因素驱动下, 农民生计依赖很大程度促使农民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和外向化。农民经济合作在不少学者看来是必然的, 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了回应。然而, 由于农民处于“商品小农”与“理性小农”之间, 还部分带有“生存小农”的特点 (徐勇, 邓大才, 2006) 。在此情境下的农民的求利欲望、积累动机是与风险之下的“担心”、“恐惧”相随的, 农业市场化导致农业成为“爱与怕的经济”。“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之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有着很强的“安全高于利益的偏好”, 这种偏好在费孝通、黄宗智等人研究中均有所呈现。 (2)
据调查显示, 在农民农业生产过程中, 灾害、价格、销路、技术及品种都是风险来源, 这些风险一端关联着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另一端关联着效益的实现。除了灾害外, 这些风险的来源都是乡村社会之外, 大多与市场密切相关。从市场中获取新品种、技术, 农民需要降低成本支出及新品种、技术的风险发生率, “利益”的实现与销路、价格密切相关, 影响着农业生产利益的实现与扩大。
2.趋利避害与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发展
在原子化的乡村农户与市场对接过程中, 农民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下, 超越农户血缘、亲属关系网之外的合作就成为必然。农民合作组织是连接市场与农户的中介, 对农民来讲, 降低成本、规避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成立、参与合作组织的根本目的, 这也是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发展的基石。
农民加入合作组织之后, 农民的产业化所面临的风险就转化为组织风险, 但是农民的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相伴随的。因此, 在农民、组织及成员间要形成一套有效地风险应对机制, 并约束彼此在风险来临时的行为发生。与此同时, 合作组织成员及合作组织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 农民利益、合作组织利益都要有清晰的边界和分享机制, 必须“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无边界应用于实践, 造成单方或双方利益的受损。
3.风险转嫁与利益最大化
目前, 各地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在降低成本方面问题不大, 而在风险规避、利益最大化方面并没有很好的制度规范, 没有在农户、合作组织及市场间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因此, 在风险来临之际, 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都要规避风险, 二者都有可能成为彼此风险转嫁对象。这样, 合作就无法继续。而在利益面前, 农民合作组织及其成员间该如何分配是合理的、有效的及能够被彼此所接受的, 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调研中, 我们经常发现, 一旦产品价格、销路转好, 除非合作组织价格高于市场主体, 农民就会将产品销售至其所在合作组织之外。如果农民在技术、品种等方面有更好的选择, 农民合作组织的处境也会很尴尬。这就是说, 农民合作组织必须在品种提供、技术服务、销路及价格等方面有优势才能吸引农民, 然而, 这样的现实需求对深受环境欠佳、资源缺乏、身份尴尬等因素制约下的农民合作组织来讲是不公平的。
农业产业化状况和其自身的身份地位、产品销售网络、品牌等因素, 甚至外在的社会认同度、金融支持及政策支持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趋利避害”目的的实现, 威胁着农民的经济理性追求, 影响着“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之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导致很多农民合作组织对外没有竞争力、对内没有吸引力。
二、制度构建:农民合作组织运行的保障
在农民合作组织运行过程中, 组织及成员的趋利避害行为及利益分享与风险分担机制、制度信任、组织认同都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良好的制度的意义在于清晰地界定行为边界、标准, 预见成员互动与资源交换的结果, “制度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 (3) 无论是政府、农民, 还是学者都认为制度是关键, 并为此构建了诸如产权制度、分配、治理结构及责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但从调研结果来看并非如此。有的合作组织制度非常简单, 有的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停留在文本层面。内部约束力不强、制度成为摆设成是大部分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基本生态。
1.问题预见与制度设计
从目前农民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来看, 农民合作组织内部制度规范的构成有三种:第一, 内生性制度规范;第二是引入性制度规范;第三种就是混合性制度规范。内生性制度规范一般形成于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之中, 为了避免矛盾和产生摩擦, 合作参与者根据具体问题设立的, 体现了合作者主体意愿, 对化解合作中一般矛盾、维持简单的合作秩序, 以及保证合作者基本权益都具有实际意义。第二种制度规范多存在于外界力量如政府、企业促发农民合作组织之中, 以“拿来主义”心态进行简单的移植与复制替换;第三种混合了前两种制度规范, 一般存在于自发产生而后外界介入的农民合作组织之中。无论怎样, 由于起初对农民合作组织身份、结构、功能理解与认识不够深入, 参与者对风险规避、利益实现需求层次低, 相互间合作的频率和范围都很有限,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预见性, 所形成的规则内容简单明了, 导致制度适用性不强, 一旦风险来临或组织生态突变, 农民合作组织很难及时修正规则以应付突发变故。
2.共识、权利与制度构建
一个良好的组织秩序需要多元力量“共构”组织制度, 毕竟制度构建的完成反映了起码的共识及对利益结构的确认, 起着调节矛盾和规范行为的作用 (雷振文, 2008) 。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农民自己兴办的少, 外部力量介入多, 政府、龙头企业等诸多力量都会围绕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导权”进行激烈较量和争夺, 将自己的意志输入到农民合作组织内部, “制度”是权力、资源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争夺领域。另外, 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法人权利没有被有效认可且各主体间产权划分不清晰, 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归属没有明确的归属,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明确, 组织内部成员的产权也不太清晰, 使得制度处于模棱两可的境遇, 导致组织本身及成员追逐利益和规避风险行为“无禁区”。与此同时, 成员更迭特别是经济精英的更迭, “共识”便会常处于“被破坏”与“重构”的变化之中, 而国家法律、政府政策供给的不足和社会认同度不高, 农民合作组织制度模式尚未成熟, 共识无法达成、权利无法得到确认, 这样, 制度的指向便一直处于动态之中, 成员制度信任的无法形成和组织认同的实现, 使得偏差行为的发生频率偏高和“纠偏”能力不强。
3.“形而上”的文本制度与现实中的非正式制度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不能设想没有制度的组织, 制度是一个组织正式化的标志。在调研中发现所有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有一套或繁或简的规章制度, 以证明该组织的有序化。其实, 这些制度只是形而上的文本, 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指向秩序, 当正式制度无法发挥其作用时, 非正式制度就成为组织秩序的源泉。当一个非正式制度所构筑的组织秩序为良性时, 则是积极的, 如果是非良性的, 则可能带来负面效益, 不过这两种非正式制度都未引起学者与国家的足够关注。
三、信任转换:农民合作组织构建的关键环节
有些学者在论及农民合作组织现实遭遇时认为农民没有合作的传统, 甚至这种观点充斥于一些地方部门解释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不力的话语之中。 (4) 这种观点在社会学家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农民不仅有合作的传统, 而且互助合作种类繁多, 不过这种农民合作的范围也基本上限定在自然村庄内部, 主要基于村庄的历史传统。然而, 在贫困村产业扶贫乃至其他乡村社区类型的农业产业化推行过程中, 简单的乡村内部的农民间合作难以满足其市场化、规模化需求, 就需要组建跨越乡村、乡镇甚至县域之上的农民合作组织。农民与专业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受到血缘关系、人情面子及亲属关系等因素的制约是非常微弱的, 存在着信任转换的问题。
1.人际信任与农民合作组织化
在费孝通看来, 乡村社会关系及结构是以差序格局呈现出来的, “在差序格局中, 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 是私人关系的增加,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因之, 我们传统社会的传统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5) 信任也是如此, 生活在乡土社会之中的农民对陌生人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和排斥心理。
一般情况下, 农民合作组织成立之时, 成员间彼此的信任是一种人际信任, 是因政府或者熟人的牵线或者成员间彼此熟悉, 这样政府或者牵线者就成为了信任担保。其实, 合作组织内部机构的负责人的选用也基于一种人际信任。在谈及这一问题时, 黔江某组织负责人说:“监事会一般喜欢退休的老领导、老书记, 它们一般是发挥余热, 不缺钱。” (6) “不缺钱”可谓点出了合作组织成员的一种担心: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损害组织的利益, 对老领导、老书记等一类人的信任源自对身份的信任。这就是说, 合作组织在成立伊始, 由于制度认同、组织认同尚未形成, 彼此间的信任依赖于人际信任。
2.制度信任与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
农民合作组织促使乡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农业生产过程中合作组织的介入的转变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它扩大了农民合作范围, 改变了熟人社会的交往习惯与规则, 将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农民生产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相分割, 实现更大范围上的资源交换与生产互助, 权利与义务、资源分配和信任等一切经济关系在此规章制度约束的框架下发生。与此相应, 信任模式必须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变迁, 实现信任范围的扩大、信任达成的制度性和保障体系非人格化, 从而实现人的信任扩散化。
相对于非正式组织来讲, 超越血缘、亲属关系网和地缘之外的农民合作组织则属于正式组织, 成员间的信任则是一种制度信任, 且越是正式化、制度化程度越高、涉及区域越广的农民合作组织更是如此。在制度框架下, 个体间的互动交往趋于规范化和模式化, 而且可以理解、预期、算计和把握组织内部他人的活动, 消除了行动选择的迷茫和信任障碍。随着农民合作组织正规化、制度化和组织规模的扩大, 内部非正式组织也会出现, 彼此间的信任更多地来自于制度信任。毕竟制度信任能更好地减少现代社会中行为的不确定性, 降低信任的风险性, 从而促进普遍的社会交往, 扩大信任的范围, 使在任何个人、组织间建立广泛的信任成为可能。所以, 农民合作组织必须成功有效实现成员由人际转换为制度信任, 这是现实需要也是一种必然。
3.信任转换的现实障碍
对于农民合作组织来讲, 在制度制定起初, 应该以“参与式”构建组织制度, 从而增强初始成员的制度信任, 然而这在现实中的运用是不充分的。另外, 制度信任还依赖于“遵从法理的制度文化、优质基因的制度供给和良性运行的制度实践”。 (7) 而无论外界还是内部, 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文化、供给与运行都是不如人意, 这导致制度信任的基础比较缺乏。就农民合作组织本身, 由于政府法律及政策制度供给滞后, 制度规范性、合法性及合理性程度不高, 使得制度信任难以维系。就农民而言, 尽管外出务工农民在市场实现就业时, 制度信任就已经发挥作用, 但是目前留守农村人员多为老年人、儿童及妇女, 使得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信任存在的土壤缺乏足够的肥力基础。
同时, 农民对合作组织制度存在着一种“合情”的需求, 也就是说要合乎农民对道义及公正的理解与追求, 农民合作组织存在要“公道”, 维持一定的道义公平, 这种公平有时不太合乎市场效率原则, 但是农民对道义的追求甚至大于利益。这种道义在现实上却是影响着合作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信任, 不过, “道义”对农民合作组织这一经济组织来讲则是一种超越组织职能范畴之外的要求。
农民在生产方面的合作旨在实现各个农户间资源的有机结合、协作、配合的一致性及和谐性。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非强制的自愿互利合作行为, 这种关系有着博弈的特点:“一是行为的不确定性。如果农民信任对方, 就会采取合作行为;如果不信任对方, 就可能采取背叛行为。二是个体选择纯理性。农民在选择是否合作时, 是以利益得失为前提的, 其博弈过程采取风险占优。” (8) 一旦资源及资源收益、风险与风险成本分担不均都会引起合作组织成员的怨恨与背离。
四、组织认同: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组织认同”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两种理论与实证的两种脉络。从理论上来讲, 认知、情感、评价和共同命运/行为是界定“组织认同”基本维度 (孙健敏、姜铠丰, 2009) 。根据万迪克 (Van Dick) 的实证研究结论, 成员对组织的认同应该是成员的自我分类/去人格化、关心组织福利的动机、成员间相互信任与依赖 (Van Dick, 2004) 。也就是说, 农民加入合作组织之后, 首先要认同于自我的组织身份, 并界定组织身份、群体边界完成群体分类, 使自我概念与组织认定发生连接, 进而对组织产生情感依赖, 并认可内外部赋予组织的价值内涵, 最终个体选择的行为与组织一致化。
1.身份界定与认同
公民意识是合作社组织得以成长和发展的“软环境” (赵泉民, 2010) 。农民间的互助与合作是农民意识自觉的结果, 农民的市场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独立人格等这些公民意识的具体体现都是农民合作组织所必须的。当下, 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有两种形式, 一是自发的, 二是政府推动的。前者形式中, 大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合作社之所以能够组织的起来, 主要依赖大户、懂技术的人才户, 这两类是主干。” (9) 而一般农户只是看到了某种资源的合作互助的必要性和好处, 并非一种意识的觉醒, 不过这种状况可能在发达地区稍微好些。其实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第二种类型越多, 这种类型纯粹是政府“唤醒”农民的结果, 是非自觉的。无论是两者或后者, 农民合作组织内部成员的权利意识、主动参与意识、规则契约意识、协商意识及公共精神等都是非常孱弱的。“其实组织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目前来说, 还在成长。这些现在肯定是存在的, 关键是如何维系组织的长期合作户, 如何增加你长期合作户的数量。” (10) “维系与增加”长期合作户依赖于成员间基于平等、民主协商、契约意识等之上的身份界定与认同及彼此间的良好互动, 这在根本上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2.组织价值内涵的认同
如果农民合作组织对于农民来说是陌生的, 它的生存与发展是立足于一种契约意识, 传统农民的生产合作与社会交往是以血缘为纽带、以习俗道德为约束机制的。然而, 这不等于说农村没有契约行为, 农村的地契等各种东西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契约行为, 不过其背后的认同机制是以习俗、道德规范等为载体的, 因此农民的市场契约意识是比较单薄的。不可避免的是, 经济合作行为总是渗入在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之中, 组织的内部结构、成员间的互动形式与结果等都受着熟人社会关系的制约而非纯粹利益化。同时受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农民对“利”及纯粹利益行为有着一种道德上的偏见, 制约着农民对内外部赋予合作组织的价值内涵的认可。在利益最大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等层面, 政府、农民、学者等主体对纯粹经济组织的认知是复杂的、期望是多元的, 甚至被赋予村庄治理的作用与功能 (杨磊、刘建平, 2011) , 被赋予了太多的组织价值内涵, 更加重成员对组织价值理解的难度, 同时这对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缺乏的农民合作组织来说, 很可能处于“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的状态之下。
3.成员组织支持感与情感依赖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个体与组织之间建立关系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个体愿意回报帮助过自己或有恩于自己的组织, 愿意的强弱依赖于组织支持感的强弱。组织支持感是组织成员对组织如何看待自己的贡献和关注他们的利益的一种知觉和看法 (张树连, 2011) 。其制约因素有两种:是否有支持, 二是如何看待。对于一个农民间的经济合作组织, 经济利益支持是情感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组织内部资源、成员关系和领导人魅力、组织文化都影响着经济支持的实现。而当前, 农民合作组织在组织身份、市场地位及政策支持方面都处于弱势, 其组织资源不足与服务能力不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制约着成员情感归属的发生。
农民合作组织与其成员之间是一种松散关系, 只是农民与市场关系的桥梁与中介, 是一种选择性结果, 不是自然形成的 (王彦斌, 2007) 。农民合作组织具有可替代性和存在被抛弃的可能, 而且这种可能经常演变为真实的情况。成员的组织认同也是以理性为主导的, 但最终可以转化为情感依赖和行为选择的组织化。组织认同对于农民合作组织来讲, 具有重要的意义, 组织认同特别是普通成员的组织认同甚至可以弥补组织能力不足及资源匮乏等问题, “正是成员对组织的认同,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赋予了组织强大的力量, 以保证众多成员协调行为, 完成组织目标。” (10) 因此, 培养成员的组织认同可以实现成员从农民到成员的身份转变及主人翁意识、责任感的培养, 有利于农民合作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的发挥, 维持良好的组织秩序, 促使农民合作组织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总而言之, 无论“多元因素混合共致观”、“组织外在环境观”还是“组织身份、资源、制度等内部因素观”都在告诉我们导致农民合作组织的因素之所在, 而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合作组织“趋利避害”目的的实现, 影响着组织制度的构建及组织认同的形成与延续, 引发成员的组织认同程度低, 最终引发农民合作组织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摘要：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进程中, 农民合作组织被寄予厚望, 然而其现实运行因太多障碍而不尽人意。尽管不少学者从经济学、组织学等角度研究发现诸多因素影响了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 但没有揭示出这些因素作用的机理。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证经验相结合的方式, 以利益、风险、制度信任与认同为分析框架, 认为有序的趋利避害机制、有效的制度保障、信任转换的完成及组织认同的形成是农民合作组织良性运行的内在核心要素, 并认为这些要素深受其他内外因素制约, 也是内外因素作用的中介。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趋利避害,信任,认同,制度
注释
1 引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所承担的《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 (武陵山区) 扶贫开发基线调查》访谈笔录, 2010年12月5日。
2 引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所承担的《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 (武陵山区) 扶贫开发基线调查》访谈笔录, 2010年12月5日。
3 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选择》,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4 陈大斌:农民专业合作社要重视规范化建设, 《中国合作经济》, 2008年第4期。
5 费孝通:《乡土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6 引自《连片开发扶贫模式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影响及其政策建议》项目调研访谈笔录, 编号为CQQJ1107001。
7 杨建党:转型期制度信任资源的开发路径, 《深圳特区报》, 2011年8月16日。
8 陈 婧:农民专业合作博弈与动力机制研究, 《求实》, 2011年7月。
9 (10) 引自本人所参与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承担的《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 (武陵山区) 扶贫开发基线调查》访谈笔录, 2010年12月2日。
合作障碍 篇8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于2000年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由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建立的。2009年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签署了为促进双方发展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 双方的经济合作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 这将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 也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将会创造一个拥有19亿消费者、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这个巨大市场, 将给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发展创造无穷的商机。就经济方面来看, 据有关资料显示,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实施以来, 中国已从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是在2009年中国与东盟贸易还是达到了2130亿美元, 虽然较上年下降7.8%, 但是这一降幅远低于中国对外贸易下降13.8%的降幅;尤其是去年12月份, 中国与东盟贸易大幅增长, 同比增长更高达63%。随着中国与东盟在2010年进入“零关税时代”, 双方贸易额在今年必将再上一个台阶。然而, 中国与东盟区域的经济合作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本文就着重分析影响双方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从而有利于促进双方更好的经济合作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障碍性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必然, 我国与东盟打造区域自由贸易区, 为促成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但贸易区内也存在以下这些障碍问题。
1. 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经济健康合作的经济方面障碍
(1) 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和经济同构问题。
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由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十国组成的, 加上中国组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11国之间在经济上的合作空间是很大的。但是东盟成员国中, 前六个相对发达。除新加坡外, 区域内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 显然这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 但由于人口众多, 人均收入并不高, 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 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所以贸易区内贸易额与欧盟内部贸易额相比现在还小很多。所以这11国不仅要注重贸易区内经济合作的拓展, 更多的也要与贸易区外的其他经济体来往。
研究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11国大多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即以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的主要优势, 都面临产业调整的压力。这时就缺乏可以推动这些国家进行结构调整的主导国家。而且其中的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我国相比, 这几个国家的成本更加低廉, 这在无形之中对我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有很大的冲击。经济同构造成的贸易竞争必然成为合作发展的障碍。
(2) 中国与东盟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竞争问题
东盟成员国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更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同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要想加快各自的发展, 都需要更加注重吸引外资, 从而对本国的发展起到加速推动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同构的现象, 对这些结构类似的产业相互已经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 为了发展, 吸引外资方面自然也会成为竞争的一个方面。据统计, 仅2000年, 中国就吸引了450亿美元的外资, 而东盟10国一共只有80亿美元。到了200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更是达到900.3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同时, 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也在一直扩大, 形势相当喜人。截至2009年11月底,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了1870亿美元, 东盟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预计2009年全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从相互投资看, 截止到目前, 中国在东盟累计投资50亿美元;东盟在华累计投资550亿美元。东盟正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成, 相互之间的投资额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出, 无论是贸易区外还是贸易区内, 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都很强势, 但是这样的不平衡自然让东盟心存疑虑, 无形之中就会成为健康合作的障碍, 只有很好的平衡发展才可以维持贸易区的和谐发展。
(3) 涉及农产品保护和农产品贸易问题
针对东盟成员国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农产品方面, 同为农业国的中国给予这些国家延长保护期和关税上的特殊优惠, 展现了一种大国的姿态, 而对自己的农业却没有保护期和例外产品。但是, 众所周知,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水平也不高, 在某些地区甚至还不如东盟。由于东盟国家基本都属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 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中国北方地区、东北地区是受益的。但给予东盟成员国单方面的照顾, 给中国的农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对南方水果蔬菜的冲击更大, 如中泰关于荔枝、龙眼、芒果等热带水果的零关税贸易, 就使中国南方的水果种植业面临很大的压力。中国虽然是亚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但东盟10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出口规模却大大超过了中国, 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东盟3个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在东盟l0国农产品出口总量中占有近80%的份额, 在整个亚洲农产品出口中仅次于中国。虽然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比较优势, 而双方的比较优势又类似, 那么未来双方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肯定会出现增多的趋势, 而这对于贸易区的长远发展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4)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内的整合问题
自我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以来, 我国各地掀起了与东盟对接的热潮, 但各方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本地经济与东盟的对接, 很少涉及共同协作。而且东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偏大, 据2005年数据显示, 成员国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高达100多倍, 而这比欧盟内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30倍都高很多。而这么大的差距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所改观。成员国之间经济发达程度的差距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 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 同样存在。如何整合各个省市、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资源考验着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且, 为了快速实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东盟致力于整合更多临近地区的经济体, 比如中日本和韩国。但是关于整合其他国家的问题上, 中国和东盟的态度存在了不利于发展的分歧。中国倾向于“10+3”的模式, 即将日本和韩国纳入体系内, 但是东盟却倾向于“10+6”的模式, 即加入中日韩的同时, 加入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究竟选择哪一种模式, 双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商讨。所以中国-东盟区域的整合是个大的工程, 而且已经不仅仅只涉及经济问题了, 其中也开始牵涉到政治问题。下面就来看一下影响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政治性障碍又有哪些。
2. 影响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健康合作的政治性障碍
(1)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在政治主导下的发展动力问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最初是在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上提出的, 也就是说, 该贸易区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且就双方的贸易伙伴而言, 双方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也就是说中国和东盟双边的贸易在各自的贸易领域都不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双方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本贸易区外的其他经济体, 为了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 在与外部经济体的经济合作方面必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成立的初衷是效仿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展现出来的竞争优势, 但是本贸易区是在政治主导下的一种经济驱动, 而且各个国家间还没有像欧盟那样成为一个整体, 所以如何平衡好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中国和东盟长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主导权问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 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也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就算东盟十国加起来的市场容量还是远远小于中国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 东盟却牢牢的握住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主导权, 从而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 来弥补东盟内部市场狭小的不足, 实现了本区域内经济资源的更好整合。在此过程中, 东盟通过巧妙而稳妥的策略利用其对别国不具威胁性的优势和自身一体化的经验, 赢得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信任, 掌握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权。东盟采取的是“同心圆”战略, 将主要的大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整合在了一起。而且, 从东盟的布局来看, 东盟不仅仅是要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其长远的意图是主导包括整个亚洲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甚至在亚太一体化的进程中也有很大的话语权。所以东盟在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想要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深远的。而且东盟所设计的一体化机制也特别灵活, 10+1, 10+3甚至10+6中的1、3和6都是相当有弹性的, 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经济内外环境, 采取了增加不同经济合作对象的方法, 这样的机制对于整个亚洲的一体化是一个很好的蓝本。
然而, 从东盟意图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 东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而中国只是参与到这个对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经济区域内, 尤其是对云南和广西等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但在其中却不占主导地位。而我国是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 也是全球未来最大的消费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现在我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地位与我国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一致的。对于一个大国来说, 这样的情况是不能长期容忍的, 我国必将会在本贸易区内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3)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中的大国博弈问题
以东盟为主导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逐渐成为大国之间角逐的一个重要平台, 东亚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决定了其对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所以, 在美国、日本等亚太大国纷纷融入该自由贸易区后, 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和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东盟的困境是既担心被卷入大国的实力游戏之中又需要借力打力。东盟各国都希望日本能在美国与日益崛起的中国之间, 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而中日关系一直都是很微妙的, 所以中日关系的友好与否对东盟成员国也是个时好时坏的因素。随着中美日都加入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欧盟处于自身的考虑, 也不想被排除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之外, 也已经与东盟谈判, 希望可以早点加入到这个贸易区内。毕竟, 随着全球经济开始向亚洲转移, 东盟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区。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以“区域对区域”的方式推进双方的谈判进程。但是, 鉴于东盟和欧盟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悬殊, 谈判就呈现了一种不对称的状态。可以预言的是, 随着世界上几大经济发达国家或者区域的不断加入, 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最大的世界出口区将是实至名归。但是, 区域内大国之间的博弈结果是很不确定的, 但是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成员的不断加入, 短期内中国在其中很可能是处于不利状态的, 而大国博弈的状态将成为考验该贸易区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如果处理的不好, 势必会成为发展的障碍。
3. 影响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其他障碍
东盟国家中的缅甸、越南、老挝与我国广西、云南紧邻, 所以我国与东盟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 在陆运上必然经过这些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和我国的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还相当不完善。以云南为例, 云南与东盟贸易主要是公路运输, 但云南地处横断山脉, 多山路, 这样的特殊状况对于公路运输是很不利的。另外的运输方式就是江运, 但是受澜沧-和湄公河航道运输条件比较差、可运输时间短的影响, 江运成本比较高, 所以大多都选择成本相对最低的海运。但是就中国-东盟贸易区的长期发展来看, 中国和东盟交通条件还需要双方在以后可以尽快的改善。
为了双方更好的贸易往来, 更加完善的银行结算体系是必须的。毕竟, 完善、高效的银行结算体系对于国家间的对外交往和贸易往来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在的事实是, 边境地区的小额贸易一般都不通过银行的结算, 而是双方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以广西为例, 2009年, 广西与东盟主要贸易方式的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额为31.2亿美元, 增长54.8%, 占同期广西与东盟贸易总额的63%。边贸结算主要有银行边贸结算、现钞与个人储蓄账户结算、"地摊银行"等方式, 其中, 银行边贸结算占88%, 其他方式占12%, 且主要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但的"地摊银行"结算结算速度快、手续简单, 收费少, 随到随办等优点得到边民的普遍认同。
但是为了双方的长远发展, 完善的银行结算体系必须尽快完善, 从而更好的衡量双方贸易的真实状况。
三、结束语
今年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最重要的一年, 如何使中国和东盟在贸易区建成之后实现双赢的局面还需要双方将上述障碍进行扫除或者妥善解决。从而更好、更快的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 只有这样, 双方的发展才更加长远。
参考文献
[1]郭振, 冯涛, 高金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和对策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4:2.
[2]王乾, 刘士涛.构建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利弊分析[J].黑龙江对外贸易, 2006:5.
[3]熊洁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和策略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4.
合作障碍 篇9
1.白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现状
白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截至2010年末，白城市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127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是2009年末的2.2倍。但通过调查，全市只有一些规模大、实力强、效益好、运作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注重财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账目，60%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财务管理方面只做流水账，没有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相关要求规范操作。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后，就处于休眠状态，连最基本的服务功能都没有发挥。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水平低下的原因，除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管理能力较弱外，与相关部门重视支持不够、没有强有力的改进措施不无关系。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的现状，已形成较为尴尬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质量。
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2.1对财务管理工作没有从思想上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实际运作情况看，财务管理工作没有受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身的足够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财务管理方面思想意识淡薄，观念落后，又对财务知识比较欠缺，意识不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畏难情绪，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政策信心不足，既怕政策有变，又怕相关部门强加干涉，导致在实际管理中只注重抓生产经营服务，而忽视财务管理工作。
2.2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在成立之初吸纳的股金有限，同时又是一种非赢利性的组织，对外交易量少、盈利少、自我积累能力相对不足，而且通过申请银信部门贷款的方式来拓展业务的难度也相当大。狭窄的资金筹措渠道和有限的资金积累，限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规模，切实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财务管理的积极性。
2.3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参与合作社管理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收益分配制度不健全，盈余返还的比例制定不合理，甚至对盈余返还制度不知情。更有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成员不进行利润返还，从而违背了办社宗旨和相关法规，成员的利益受到极大侵害。农民专业合作社收益分配体制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不到位的根本原因之一。
2.4缺乏必要的财务监督机制 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本没有制定财务管理制度，有的虽然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但是执行不到位，未形成完整的约束体系，从而造成财务管理的混乱局面。同时，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或无法建立内部审计部门，即使有内部审计部门，也很难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缺乏必要的财务监督。另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审计监督主体尚不明确，农经管理部门不能发挥主导作用，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外部监督缺位乏力，强化途径比较狭窄。
3.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的对策
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已势在必行，必须采取行政、法律、政策等综合措施来推进，确保“十二五”期间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3.1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政策宣传 宣传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针政策，让广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相信党的政策，让农民吃上定心丸，增强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觉性，主动规范财务管理。充分利用阳光工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和合作社辅导员培训机遇，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认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重视好、监督好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工作，把财务管理工作当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举措来抓。有计划地培训农经干部，增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的指导能力。
3.2奠定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物质基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多数成员是农民，农民是最现实的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由于目前发展资金不足，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动放弃良好的产业项目，没能较明显地带动农民增收。提高合作社发展资金实力，关键要靠合作社自己。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增强合作社内部融资能力，积极开展资金互助业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还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及省扶持合作社的各项优惠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或有效贷款，来提高合作社外部资金筹集能力，学会借力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解决发展资金不足问题，才能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财务管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3建立完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机制 从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客观形势看，只有进一步明确农经管理部门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主体地位，解决好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可持续地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各级政府要借鉴推行“大学生任村官，加强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模式，安排大学生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财务管理人员，解决财务管理人才严重匮乏的现状。社会各界要切实认同并发挥农经管理部门的职能优势，建立农经管理部门定期审计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工作制度，强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监督指导力度。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借助各种社会力量，依法建立健全财务会计账簿，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监督制度，定期向农经管理部门上报财务报表和相关统计资料。
合作障碍 篇10
1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产学研合作的特点
(1) 产学研合作实力雄厚, 优势突出。首先, 表现为入住基地企业优势突出。企业是产学研合作的核心主体, 已在基地注册入住企业主要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第206所、新加坡朝光置业有限公司、西安国家航天产业新能源基金。军民两用技术科技含量高, 在市场处于垄断寡头地位, 产品利润率高。其次, 西安历史地理环境好, 高校众多, 人才培养规模大, 着重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 每年都向基地企业、科研部门输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基地与多所著名高校有产学研合作关系, 如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最后, 科研机构科技力量力雄厚, 科研成果多, 创新优势逐步显现。
(2) 产学研合作范围广, 方式多。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以“航天产业立区, 高科产业兴区”为发展战略, 重点发展民用航天产业, 大力发展以半导体照明和太阳能光伏为代表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打造服务外包和创意产业链, 努力培育陕西新的经济增长点。基地内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项目有:民用航天产业、半导体器件、新材料、新能源等特色支柱产业。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方式有:技术转让、委托开发、共同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共建实验室、共建企业等。
(3) 基地优势逐步显现。基地产学研合作各方通过建立新型经济技术实体, 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新的组织资源和组织形式, 提高了基地创新系统的整体有效性, 保证了创新所需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的稳定供应和有效组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业合作进入市场竞争机制, 自身实力和特有优势都得到长远发展, 通过产学研合作优化了基地生产力要素的配置组合, 增强了系统整体创新功能。
2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产学研合作的主要障碍
(1) 政策环境障碍。产学研合作是各自隶属不同的管理部门的独立单位之间的合作, 牵涉面广、涉及各方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从总体上看, 我国产学研合作方面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有利于推动、引导产学研合作的科技政策法规体系, 扶持产学研合作的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力度还不够。就基地而言, 政府对产学研合作认识不足, 还未出台专门的相关配套措施, 导致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广泛性、主动性不够。对产学研合作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 侵权行为和无形资产流失时有发生。
(2) 产权体制障碍。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缺乏共同参与竞争、技术创新、研发生产的思想与意识, 没有真正发挥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协同作用。在闭塞的产权体制影响下, 基地内产学研合作区域创新体系各子体系之间和每个子体系内部联系较弱, 没有发挥协同效应。同时还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 各单位、各部门之间职责任务交叉重叠、界定不清, 且运行封闭, 自成体系, 科技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少, 科技资源严重分离, 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例如, 基地军工航天资源优势相当突出, 但与地方相对独立, 自成体系, 造成了有些研发活动的重复进行, 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以及与当地经济发展创新体系的脱节。
(3) 社会传导机制障碍。产学研合作的效用机制障碍主要是指基地内科技优势大, 科技存量足, 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效用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产学研合作发展虽然快, 但实际效益差。其主要原因是:首先, 高校、科研院所尤其是军工企业科研院所拥有大量学科及高级人才, 但高校的技术成果一般对市场缺乏准确定位, 成果多数属于上游实验性研究而工艺技术集成度小, 加上投资能力有限, 中间环节脱节, 产品难以与市场接轨, 常常难以形成产业化局面;其次, 科技成果转换机制不成熟, 市场不完善, 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果实的动力和压力。军工成果和科研机构的产品技术含量高, 市场适应力较差, 市场需求的科研运行模式还未得到普及。这些社会机制问题阻碍科研成果的“技术价值”向“市场价值”转化, 产品难以实现产业化, 导致科技与经济相分离。
(4) 动力机制障碍。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动力机制障碍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是指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由于企业技术生产方式、制度环境以及资金等问题, 企业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创新动力机制, 普遍技术支撑力不足, 对科技成果的吸收能力低, 对科技成果的风险承受力弱, 没有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其二是指在“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的战略指导下, 军工企业内部存在的动力机制问题。军工企业的特点是开发研究项目技术含量高, 市场价值低, 企业生产不以商业利益为目的, 没有自主创新动力机制, 许多技术成果有不计成本开发的习惯;没有形成一条将技术商业化的途径, 缺乏从长远战略高度考虑企业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缺乏敢于在军民转化和军地合作中实现创新的企业家群体。其三是指军企向民企转变的中间体内部动力机制障碍, 一些军工企业虽然进行了改制与重组, 转变为公司制企业, 但由于很少触及产权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与调整, 不能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军工企业产权制度和结构单一问题突出, 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则很难使军工企业真正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成为真正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创新竞争。
(5) 合作机制障碍。产学研合作机制障碍主要是指产学研合作创新合作机制不完善。在基地产学研合作过程中, 涉及民营企业、军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 各方都处于不同的系统, 都有各自的主管部门。这些主管部门既希望推进产学研合作, 又希望保护自己所属单位的利益, 因而常常会产生矛盾冲突, 如利益分配问题, 成功归属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例如, 产学研合作中知识产权的冲突是影响知识流动的重要因素。利益是高校谋求产学研合作的出发点, 知识是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要投入, 因此知识产权必然成为高校在与企业合作时谋求控制的战略重点。因此, 企业在谋求关于知识产权的正式契约安排时必然会与高校的知识产权战略形成冲突, 进而影响产学研合作关系, 形成种种矛盾和冲突。
(6) 资金不足障碍。产学研创新合作中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产学研创新合作的项目中, 很多都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如民用航天产业、半导体器件、新材料等, 风险大, 投入高。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来说, 其自身并不具备转化资金的能力和实力;对于企业来说, 其面对承担高风险的巨大压力, 往往对很多高新技术成果望而却步, 或者对大多数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 企业愿意承担部分风险, 但不愿或无力承担全部风险, 希望国家、省市通过有关政策, 吸引补偿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介入共同承担风险。目前基地的科技经费主要来源是政府, 但政府的创新投入与基地强大的科技实力相比差距较大, 企业的科技开发投入远远不足, 金融机构对创新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乏力, 这些都导致产学研合作项目从基础性研究到中间实验产业化之间存在金融支持不足问题。
3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科技产业产学研合作提升途径
(1) 营造产学研合作创新环境。 (1)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加速促进科技成功快速转化。政府应做好各项宏观方面的工作。给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应有的自主权, 根据市场导向, 制定和调整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 通过相关措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技术创新的结合, 逐步增加对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投入。 (2) 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在组织机构方面, 改变条块分割,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相脱离, 研究开发、中间实验和成果的产业化隔离的状况。 (3) 建设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政府应通过示范增加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军工领域对中介咨询机构的了解和需求, 并通过相关措施促进地方企业、高校、军企和科研机构使用中介服务。
(2) 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产权体制。只有通过产权体制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和创新体系中的障碍。 (1) 产学研合作创新, 由产、学、研三方共同参与完成。三方共同参与产学研技术创新开发, 获得创新收益, 并根据产权组成进行利益分配。 (2) 树立高校面对市场不断创新的观念, 以形成有效的技术供给。高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创新, 可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及时把握技术活动的前沿, 改善同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 为争取科研经费创造条件。
(3) 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社会传导机制。 (1) 产品认证制度等。军工企业是一个以研究为主、生产批量少的组织体系, 可以通过建立军工企业孵化器, 鼓励年轻的研究人员创办自己的企业来实现军地合作创新。 (2) 创建军地产学研联合, 人才互补模式。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 知识面广、善经营的技术开发人才奇缺。对军工企业来说, 关键是缺乏熟悉市场经济规则、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人才。“科”“企”双方如能在科技人才交流上打破界限将有利于双方发展。
(4) 改革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机制。 (1) 加强以市场需求为拉动力, 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企业内部竞争机制的改革。 (2) 企业内部动力机制的改革。产学研联合的动力机制在于:企业依靠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优势、人才优势, 不断取得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持 (包括新产品生产技术) , 增强了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教师和科研人员有了企业作为科研成果的中间实验基地和产品孵化器, 也调动了他们参与产品开发、科研立项的积极性, 也缓解了高校、科研机构经费不足的现状。共同利益成为推动产学研联合的巨大动力。
(5)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建立长期稳定、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1) 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价值表现在权力价值、技术价值、合同价值、竞争价值和市场价值5个方面。 (2) 政府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 包括:道德风险、利益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是“风险共担, 风险收益平衡”。产学研合作积极性受利益分配的影响, 政府应制定相关的制度和办法, 确保产学研合作各方的利益, 激励产学研之间的合作。
(6) 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合作创新风险投资机制。 (1) 寻求多元投资主体,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在多元投资主体中, 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 企业投入为主体, 银行贷款为支撑, 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元参与的投资体系。 (2) 风险投资要有完善的政策支持。政府的政策是影响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政府应采取税收优惠、资金担保、财政补贴等措施引导资金流动, 鼓励投资者从事风险投资。 (3) 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评估体系。在投资前或运营中对科技成果特性进行评估, 预测风险并加以有效控制是降低科技成果转化风险的关键。
摘要：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在产学研合作中有其独有的优势和特点。本文借鉴国内外产学研结合相关理论成果,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以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产学研发展现状为切入点, 对其“寓军于民, 军民融合”的产学研合作方式、表现及其发展中的主要障碍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了完善航天产业基地产学研合作的途径。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障碍,路径
参考文献
[1]朱恪孝, 姚聪莉.西部产学研合作模式的选择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3]王文奎, 李华, 杨玫.西安产学研合作创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8) .
[3]张旭娟.西安市政府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0, 13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