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价值（精选10篇）
效率价值 篇1
在今天的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智慧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只有教师具有教学智慧,才能变尴尬为精彩、变腐朽为神奇,催生课堂的生命活力。教学机智是一种大智慧的自然流露,是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面对数学课堂上出现的错误,若能恰到好处地发挥教学机智,错误将成为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资源,我们的课堂教学也会因“错误”而生成精彩。
一、以错误为“诱饵”,提高学生参与热情
在课堂上,教师要尽可能避免教学失误。但如果出现了失误,我们就应该冷静对待,走出尴尬。学生在课堂中出现错误时,教师应该用宽容的心态对待学生的错误,让学生在宽容、信任、鼓励中重拾探究、参与的热情。
在教学“轴对称图形的认识”时,我把长方形的对称轴错写成4条,立即遭到部分同学的反对:“老师,不对,应该是2条。”也有少数同学坚持:“不,就是4条。”顿时,教室里响起了一片争论声,一双双眼睛都看着我,期盼着我一锤定音。究竟是2条还是4条呢?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是应该直接告诉答案,承认自己写错了,还是让学生自己发现呢?我想,既然有学生提出不同意见,那就说明有些学生对长方形的对称轴认识还比较模糊,于是我决定将错就错,引导他们主动去探究。我说:“长方形的对称轴究竟是2条还是4条,口说无凭,你们能想办法证明一下吗?”学生齐答:“能!”然后我请大家以四人小组为单位研究研究,于是学生纷纷拿出长方形的纸动手操作起来……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操作,一致认为长方形的对称轴是2条。
在教学“画角”时,我先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初步形成画角的方法,接着让学生尝试独立画角。在巡视学生练习时,我发现有两三个学生把一个100°的角画成了80°,是直接指出其错误还是……我想,既然学生有这样的错误,何不把它当成“诱饵”抛给学生呢?于是,我请其中的一位同学在食物投影仪上演示画角的过程。学生演示后,我问:“在刚才这位同学画角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有的学生说他画错了,因为他在量角器上数刻度时数反了。我接着问:“他的错误对你有什么启发帮助呢?”有人说它提醒自己画角时要看清刻度,可不能看反了;有人说它提醒自己画好角后,可以先估计一下是锐角还是钝角,这样可以少出错;还有人说他发现画错的角加上正确的角正好是平角……听完学生的发言,我特意走到刚才画错角的同学身边,与他热情地握手,并连声说:“谢谢你,因为你的出错引起了大家那么多有价值的思考,使大家对角的认识加深了一步。”那位出错的同学开心极了,脸上写满了微笑。我这样做,既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又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让他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也能够“很体面地坐下去。”
二、以错误为契机,拓展知识的外延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学生的错误有时会出乎教师意料,教师不要立即更正或否定,而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机智灵活地处理,顺应学情,顺着新的教学思路探究知识的本质。
在教学“相遇问题”应用题的练习时,我设计了这样一道题:补充问题并计算。甲乙两车同时从相距900千米的两地相向而行,甲每小时行驶70千米,乙每小时行驶80千米,%%%%?(一人补充问题其余同学列式解答)有的同学提出:几小时后两车相遇?有的同学提出:行了2小时两车相距多少千米?还有的同学提出:行了10小时两车相遇相距多少千米?这时有人说此题不能做,随即大部分同学开始附和,认为总路程减去两车行驶的路程不够减了,应把行驶的时间10小时改小一些。学生略加思索,便在纸上画线段图,发现可以分三种情况:相遇前、相遇时和相遇后。这样学生在比较相遇前、相遇时这两种情况下两车位置的关系后,对相遇后求距离有了感性的认识,激起了探究欲望。学生在知识螺旋上升的认识过程中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知识外延得到了拓展。
三、以错误为素材,寻求解题策略的多样化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会碰到看似毫无道理的错误,但如果我们用心挖掘,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一次数学练习课上,我出了这样一道题:用简便方法计算“645-98”。几乎所有同学都这样算:645-98=645-100+2=547,但也有个别同学这样算:645-98=645-100-2=543。这道题到底应该怎么算?是加2还是减2呢?通过交流辩论,大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多减几的要加几,所以多减2就要加上2。正在这时,平时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的姚磊同学私下嘀咕:“搞也搞不清楚,还是我的方法好。”我用鼓励的目光看着他,笑着说:“你是怎样算的,能把你的算法做在黑板上吗?”也许是受到了我的鼓励,他真的快步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645-98=100+545-98=547。他刚写好,就有学生说:“错了,错了,这哪儿算简便方法!”只见姚磊同学脸色通红,低下头来。真的错了吗?我仔细观察了他的算法,发现他的算法中非常可贵的“闪光点”。于是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把645分成100和545呢?”他回答:“100减98等于2,2再加545等于547,就不用考虑是加2还是减2了。”多好的回答啊,我带头为他的精彩解答而鼓掌,其他同学也跟着鼓起掌来。接着同学们指出了他计算过程中写法的不妥之处,可以写为:645-98=100-98+545=547或645-98=545+(100-98)=547。此时,姚磊的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课堂是学生可能出错的地方,错误将会伴随学生的成长。教师应发挥教学机智,因势利导,将错误变成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及时捕捉到学生所犯错误的教育价值,挖掘其内在的“闪光点”,鼓励并引导学生从错误中学习,在纠错中开启智慧,迈入知识的殿堂。
效率价值 篇2
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不同环节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目的是不同的，客户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客户关系管理的第一步，应该从产业链的角度，市场的角度，站在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和衡量客户，来评价关系。客户关系管理的重中之重，就是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的指标模型，通过管理这些指标，来量化客户关系，再通过客户关系的提升，来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从而保证企业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客户关系管理的直接目标是增加、留住、升级你的客户。为此，企业须要对客户进行差异性的分析，个性化地管理不同类型的客户。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增加经营效益，因此，聚焦客户的价值、定制客户关系管理的策略，是CRM的管理之道。企业可以根据前面提及的客户关系指标，设定不同的评分标准和权重，建立客户价值管理模型，形成量化的客户价值排序表。例如，可按照ABC分析的方法，A类为价值排在前10%的客户，B类为价值排在下一个20%的客户，C类为排在70%的客户，以此形成客户的价值管理金字塔。一旦构建了金字塔，企业管理客户关系的目标就变成了把客户留在金字塔的层面，并将客户升级。对一个企业而言，价值模型各有不同的，建立合适的价值模型是对企业管理能力的一项挑战。
合适的价值模型能帮助企业个性化地管理不同类型的客户，做到量体裁衣。分析价值构成情况，分析角度可以是利润的角度———将利润和成本分摊到客户金字塔的每个客户层，就可以得到每个客户层的利润和成本，通过这种方法，企业的营销目标就落实到不同分层的客户头上;竞争的角度———客户关系管理，最重要的不是你自身做得怎样，而是你比竞争对手强多少，分析每个层面的客户从你这里购买了多少产品，又从竞争对手那里购买了多少，结合你和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进行比较，有助于留住忠诚的客户，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满意度的角度———满意是忠诚的基础，客户满意度分析可以是个体分析，也可以对客户群的整体分析，设立中立的“客户满意度经理”是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有效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要为优质客户提供更为满意的服务;变动分析———分析价值变动的情况，帮助企业防微杜断，精细管理，
企业实施CRM的信息系统，能帮助企业实现量化的管理，采集全方位的客户关系信息，通过信息技术，形成价值模型，并进行分析决策。
效率篇 从客户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待客户关系管理
一个企业往往分为市场部、销售部、服务部等，这正好对应了客户的整个生命周期，因此企业的业务运作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不断培养和扩大客户的价值。客户关系管理应该站在客户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待企业的营销过程，通过客户生命周期的模型来管理营销过程，通俗而言，企业要实现多少的利润———>需要多少订单———>需要多少机会———>需要多少线索———>需要多大的市场投入……依此类推。合理地规划你的营销资源，对每个营销资源都给出数字化的价值评估，分析每个业务环节的投入产出，将大大加强资源利用的效率。
效率价值 篇3
【关键词】财务 价值观念 融资 效率
一、财务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念
（一）货币的时间价值有关概念
时间价值属于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任何企业的财务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进行的，离开了这个时间价值因素，就不能正确的计算不同时间、不同时期下的财务状况。这一原理正确地解释了不同时间点上的资金关系，是财务管理的决策基础。分为时间价值率和时间价值额两种表现形式。
（二）货币的时间价值计算方法
1.一次性款项复利终值。在某一时间点上一次性来往款项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未来某一时点上的价值，俗称本利和，也成为将来值。
计算公式：终值=现值×（1+期利率）计息周期数
2.一次性款项复利终值。是复利终值的对称概念，将来某一时间点发生的特定资金按复利计算的现在价值。
计算公式：现值=终值×（1+期利率）-计息周期数
3.后付年金的终值。又称普通年金，既各期期末发生的年金，是一定时期内每期期末等额的系列收付款项的复利终值之和。
后付年金终值=每年支付金额×[（1+期利率）计息周期数-1]/期利率
4.后付年金的现值。是一定时期内每期期末等额的系列收付款项的复利现值之和。
后付年金现值=每年支付金额×[1-（1+期利率）-计息周期数]/期利率
二、企业融资决策依据
（一）资本成本的有关概念
是指企业融资或使用资本而承付的代价，包括企业的股权资本和长期债务资本。从绝对量的构成来看，包括用资费用和筹资费用两部分。分为个别资本成本和综合资本成本，用相对数表示，成为个别资本成本率和综合资本成本率。公示如下：
1.个别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率（百分比）=用资费用额/（筹资额-筹资费用额）
1）长期借款资本成本率。
长期借款资本成本率=（年利息额×（1-企业所得税））/（借款本金（1-筹资费用率））
2）长期债券资本成本率。
债券资本成本率=（年利息×（1-企业所得税））/（债券筹资额×（1-筹资费用率））
2.综合资本成本。指一个企业全部长期的资本成本率，通常是以各种长期资本的比例为权重，对个别资本的成本率进行加权平均测算。
資本成本是选择融资方式、进行资本结构选择和选择追加融资、投资方案的依据，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融资方案和进行财务决策的标准。
（二）杠杆理论
杠杆的作用程度，可以用杠杆系数来描述。系数越大，说明因素变动后目标值的变动幅度越大。
1.营业杠杆。
营业杠杆系数=（息税前利润的变动额/息税前利润）/（营业额变动额/营业额）
2.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系数=（税后利润变动额/税后利润额）/（息税前利润变动额/息税前利润额）
3.总杠杆。
总杠杆系数=营业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
（三）资本机构理论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金来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负债率。
1.MM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符合该理论的假设之下，公司的价值和资本机构无关，而是取决于其实际资产。
两个命题：一是无论公司有无债权资本，其价值等于公司所有资产的预期收益额按适合该公司风险等级的必要报酬率予以折现。二是利用财务杠杆的公司，其股权资本成本率随筹资额的增加而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不会随债权资本比例的上升而增加。按照后期有关的修正理论，公司债权比例与公司价值成正比关系，公司最佳资本结构应当是节税利益和债权资本比例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或破产成本之间的平衡点。
2.新的资本结构理论。包括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喙序理论。
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公司债务的违约风险是财务杠杆系数的增函数；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可以通过调整资本结构来传递有关获利能力和风险方面的消息；喙序理论认为，公司倾向于首先采用内部筹资，而不会传递任何可能对股价不利的消息，如果需要外部筹资，应首先选择债权筹资，再选择其他外部股权筹资。
三、合理资本结构的融资决策
（一）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企业财务目标、经营状况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企业资产结构、企业投资者及管理当局的态度、行业特征及发展周期、经济环境及货币政策等因素。
（二）资本成本比较法
是指在一定的财务风险下，使其预期的综合成本成本率最低，同时使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
（三）每股利润分析法
是利用每股利润无差别点进行资本机构决策的方法。根据每股利润无差别点，分析选择筹资方式，进行资本机构决策。
四、新疆中瑞恒远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部分项目融资方案实例
（一）恒汇机电城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6.6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6.4亿元。项目占地约1900亩，分两期建设，建设期限2012～2015年，一期占地380亩，建设市场、物流等商业用途工程，二期建设商住、生活、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配套工程。项目建后，预计可实现年收入20亿元以上，年上缴各类税收达到2亿元以上。
融资方案：拟采用项目贷款方式，企业资本金到位最低标准为项目总投资的20%，即1.32亿元，项目贷款金额最高为5.28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5年，以项目在建工程做抵押。因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为节约企业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兵团乌鲁木齐国际物流园项目
项目总投资26.98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18.98亿元，占总投的70%，银行贷款8亿元，占总投的30%。建设期限2012～2017年。
融资方案：以采用5年期以上的银团贷款方式，贷款金额8亿元，以在建工程抵押，贷款资金根据项目建设工程进度分期提款。以银团贷款的形式筹组融资。
（三）简要说明
效率价值 篇4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GDP总值全球排名第二,然而整个经济发展缺乏效率和质量。为了推动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转型,应当加大改革力度,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按照市场准则办事,确保市场竞争有序进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会计领域而言,会计质量的改善能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资本市场如果要提高效率,必须改善会计信息质量。证券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为资本配置提供了平台,容纳了众多上市公司的资本。优质的会计信息能够推动资本流向朝阳产业,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所以,实现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的融合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资本市场的运作原理。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实力雄厚,经营稳定,业绩增长迅速的企业其股票价格通常较高。但我国由于信息缺乏透明度,再加上中小企业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股票价格较低,严重偏离了价值。对此,必须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如实反映上市企业的实际,这样才能让投资者对企业的价值做出准确地判断,帮助投资者进行科学合理地投资,这也有助于加快股票的流动,增加企业的价值。所以,分析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市场价值是十分有必要的。随着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投资者在资本配置方面越来越具有效率,投资者的权益也能得到维护,投资更加科学,进而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善资本市场的运行环境;也有助于上市公司管理层科学合理地管理公司,增加公司绩效,推动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当前,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市场价值的分析比较少见,因此,本文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来进行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配置效率指的是基于某种条件,企业投入资本和收益之间的比例。企业的资本配置是否有效对企业的财务运作具有巨大的影响。如某个项目能否增加企业的价值,项目资金的使用能否增加收益都需要上市公司管理层认真考虑。而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对投资者的信息具有显著的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市场中的资本由效率低的公司流入效率高的公司,推动了资本的优化配置。不管是何种形式的资本配置,都可以增加资源的利用率,推动有潜力的企业实现更大的发展。然而因为资本市场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投资过度或者不足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投资效率。正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不足,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都可能影响企业投资的效率,使得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但是收益却难以达到预期,进而减少了企业的价值。随着会计信息质量变优,经理层和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得到弱化,企业的代理成本减少。所以,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会计信息可以向企业的管理层和投资者提供可靠准确地信息,帮助管理层和投资者对公司的业绩和项目的投资价值做出准确地判断。因为股东和债权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若股东认为投资新的项目会损害其利益,股东会拒绝进行投资,由此造成投资不足。因为管理层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管理层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会盲目投资风险过高的项目,引发过度投资问题。而会计信息的质量越高,股东、债权人及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为公司投资决策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减少了投资的风险,推动了资本优化配置的实现。会计信息可以向需要投资项目的投资人提供有效的信息,就投资者来说,获得的公司财务信息越准确,决策才可能越准确,但这必须依靠优质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优质的会计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地判断项目的优劣,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确保证券市场能够有效运行。而劣质的会计信息掩盖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状况,使投资人无法对企业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增加了投资的非理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公司运营的基础是市场估价,而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对企业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目的在于把握企业的市场价值,并将信息传递给投资人和管理层,以利于其决策。对于市场估价来说,财务信息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对企业进行市场估价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的决策,若市场价格和企业的市场价值不相符,市场机制就会推动二者相符,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此期间,投资者就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做出决策。此外,市场估价有助于企业制定有效的战略规划。如上市公司对另一家公司进行并购,通常是按照市场估价来对其收购收益进行判断。会计信息和企业价值存在密切的联系。首先,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增加了公司的价值。其次,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最后,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增加企业的价值。随着会计信息质量的增加,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会得到有效控制,资本市场中的企业价值和项目价值越准确,使得资本能够及时合理地流动,增加了企业的价值。反之,若会计信息质量较差,信息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这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投资者进行良好的决策,导致资源优化配置无法实现,提高了公司的资本成本,降低了企业的价值。所以,优质的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决策中的风险,推动资源合理流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加企业价值。会计信息具体包含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都对公司股价具有显著的影响,也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影响。优质的会计信息能够如实反映企业的经营实际,对其潜在的风险作出真实的反映,使得投资者依据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理性的决策,降低了投资的潜在风险,推动了公司股票的流动,减少了公司的融资成本,增加了公司的价值。此外,在资本市场披露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就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价值较高的信号,进而对公司价值做出准确地估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会计信息质量和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所有深市在2007年之前上市的公司,样本区间为2007-2014年。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所用的分析工具是SPSS20。为了确保结果靠,本文按照如下保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为了确保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相符,本文将2007年以后上市的公司剔除;(2)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剔除;考虑到数据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所用的指标数据均为滞后一期的数据;(3)数据发生异常的上市公司剔除。最终共获得1935个样本公司。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资本配置效率(Allocation)。本文使用Richardson模型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其中残差是资本配置效率的数值,残差大,表明资本配置效率低。此外,还将股票收益指标剔除,取消年限限制,引入滞后一期净现值为正数的变量,将主营业务增长率引入模型。最终得到:
式中,Invt为i公司在第t期的新增投资,此处用固定资产和总投资的比值表示;Growthi,t-1为i公司在第t-1期的发展能力,使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Scalei,t-1是i公司在第t-1期的公司规模,此处为了便于计算,取对数;Structurei,t-1是i公司第t-1期的资本结构,等于资产负债率;Sharei,t-1是i公司在第t期的股权集中度,此处使用排名前10%为的股东持股比例表示;Pari,t-1是i公司第t-1期的盈利能力,此处使用用权益净利率表示;Costi,t-1时i公司第t-1期的代理成本,此处使用资产周转率表示;∑Ye是年份;∑Id是行业;ξi,t的绝对值是i公司在第t期的资本配置效率(Allocation)。ξi,t越大,说明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差。ξi,t是非预期投资,ξi,t>0表示过度投资,ξi,t<0表示投资不足。
托宾Q值(TobinQ)。本文选取托宾Q值的倒数来衡量市场估价。资产的市场价值等于股权市场价值+债券市场价值;资产的重置成本相当于账面价值。
(2)解释变量。当分析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二者关系的时候,选取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此处用AQ1表示。企业对本期支出进行增加确认,并降低收益来降低利润,但会计稳健性指的是企业实际收益与会计收益的匹配度。所以,学者琼斯使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对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做真实的反映。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多,表明盈余管理的弹性越大,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差,也就是模型的残差和会计信息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式中,Ti,t为i公司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Ai,t-1为i公司第t-1期的总资产;△Ri,t为i公司第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额;Pi,t为i公司第t期的固定资产原值;ξi,t的绝对值为i公司第t期的操纵性应计利润;ξi,t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会计信息质量越差,值越小,说明会计信息质量越优。
模型(2)中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评价等级赋值来计量会计信息质量(AQ2)。深市按照制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来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做出完整评价并给与相应的评级,具体包括“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会计信息质量包含披露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现状,是否及时有效,是否能够用于比较。为了便于计算,此处分别将优秀等级赋值1,良好等级赋值2,及格等级赋值3,不及格等级赋值4。
(3)控制变量。本文根据以往研究还选取了新增投资(Invest)、代理成本(Cost)、盈利能力(Par)、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S)、资产负债率(DR)、公司规模(lnN A)和营业利润率(PRO)作为控制变量模型(1)的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模型(2)的主要变量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证实假设1的正确性,本文构建模型(1)来进行研究。由于残差的绝对值越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大,盈余管理弹性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所以,AQ的系数α1>0。
为了证实假设2,本文构建模型(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由表3可知,样本资本配置效率的均值是0.041,最大值是0.65,最小值是0。公司的资产净利率是-0.0127,最大值是0.78,最小值是-20.64。代理成本的平均值是0.7373,最大值是9.05,最小值是0。新增投资的平均值是0.460,最大值是0.38,最小值是-0.65。AQ1的均值是0.857,最大值是2.93,最小值是0。
表4是对模型(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4可知,托宾值倒数(TQ)的均值是0.661,最大值是1.54,最小值是0.06。AQ2的均值是2.1305,和及格的3分有较大差距。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S)平均值是0.2791,最大值是57.39,最小值是-0.77。资产负债率(DR)的平均值是0.5085,最大值是1.18,最小值是0.03。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PRO)的均值是0.0502,最大值是2.04,最小值是-9.04。公司规模指标(lnN A)均值是20.7536,最大值是24.68,最小值是12.74。
(二)相关性分析
模型(1)中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资本配置效率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系数是0.057,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值(Allocation)和净资产收益率(Par)的相关系数是-0.102,和代理成本的相关系数是-0.107,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资本配置效率和新增投资的相关系数是0.281,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资本配置效率和新增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AQ1和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是-0.035,但缺乏显著性,和代理成本的相关系数是-0.004,也缺乏显著性,和新增投资的相关系数是-0.095,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5%、1%水平上是显著的(双尾检验),下同。
模型(2)中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托宾Q值的倒数(TQ)和证交所的等级赋值(AQ2)的相关系数是-0.049,但缺乏显著性;托宾Q值的倒数(TQ)和企业规模(lnN A)的相关系数是0.38,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证交所的等级赋值(AQ2)和营业利润率的相关系数是-0.167,在1%水平上显著,和公司规模(lnN A)的相关系数是-0.356,在1%水平上显著,和资本结构的相关系数是0.082,也在1%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分析
表7是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的调整后R2为0.104,模型的拟合度在10.4%左右,尽管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低,然而由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而且本文分析的是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所以模型是有效的。模型的F值是59.337,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的解释度较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会计信息质量值(AQ1)的回归系数是0.023,并且显著,这表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和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优化资本配置效率,结果显著,也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的修正R2是0.279,拟合度为27.9%,表明影响对企业市场估价的因素众多,所以模型是有效的。模型(2)的F值是147.368,且具有显著性,这表明模型(2)的解释度较高。AQ2的回归系数是0.03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估价和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企业的市场价值显著增加。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深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2007-2014年的信息进行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视角分析了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以及市场估价的关系。最终得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的股权净利率、代理成本均和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处于合格水平,然而离良好还有较大距离;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建议
(1)加强公司治理水平,强化内部控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要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从源头上确保会计信息质量。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做起:第一,制定有效地激励约束机制,实行管理层持股计划,将管理层目标和公司目标融为一体,对管理层如实披露公司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进行良好的激励;第二,将激励制度具体化。公司的董事会应当对管理层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其偏好习惯,进而制定最佳的报酬。这个报酬使得公司的信息失真的成本最低,也使得管理层的收入较高。此外,还要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明晰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关系,降低利益冲突,确保会计信息质量。(2)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严惩虚假披露会计信息行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产业消失,但同时也有许多产业兴起,此时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些产业,必须调整会计制度来确保其经济行为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这有助于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立法机构应当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法律,推动我国会计准则和世界接轨。此外,在法律法规执行的过程中,要做好协调工作,加强各机构部门的沟通,减少内耗,增强执法的水平,维护法律的权威,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3)增强机构投资者对改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以及信息披露的影响力。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投资者投资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上市公司需要承担投资带来的风险,政府不会为风险买单。所以,投资者要重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然而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无法承担为获取信息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因此有必要借助机构投资者来获取信息。机构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额较大,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能够代表中小投资者对公司的最大股东进行监督和管理。此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金额庞大,十分重视公司的经营现状,财务质量以及现金流量,以此来进行投资决策。对此,公司要减少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允许其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施加影响,以此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控股股东如果控制董事会,其财务造假付出的代价很低,这促使其很可能掏空公司。政府要放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数额和持股比例,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和影响力。再者,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督也能够帮助投资者科学合理地记性投资,推动股票加快流动,增加公司的价值。(4)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推动资本合理流动。改善政府投资的效率,有助于推动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朝阳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予以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推动资本市场有序发展。公司获得政府低息投资,成本显著降低,利润增加,最终实现了企业价值的增加。此外,政府有效地宏观调控,还能够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推动民间资本市场蓬勃发展,加快资本的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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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价值 篇5
摘 要 沿着比较优势原理的思路，从生产效率的视角出发同样能较好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两国两产品贸易分工的模型分析，可以从理论层面证明国家间同一部门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成为推动该部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倾向于出口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通过主要出口国家主要制造业部门的双边出口样本，利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较好地印证上述观点。改变原有的比较成本优势理念，以生产效率导向为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加快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相对生产效率差异 贸易引力模型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及根源，在斯密看来，市场的扩大带来分工的深化，而分工的深化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财富积累及经济发展。当市场进一步扩大，一方面，社会分工突破一国的边界进而成为国际分工，范围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到价值链分工；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领域由制造业部门也扩散到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部门。国际分工的演进成为国际贸易发展及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解释国际分工的形成及国际贸易的流向自然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领域。按照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思路，无论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还是产品内贸易，出口国应该具备要素禀赋、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某种比较优势。然而，是否可以从生产效率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分工及贸易行为？该问题非常值得研究。
一、 相关文献综述
国际分工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从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原理，到规模经济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答案。主流观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要素禀赋仍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的基础和动因。如Sanyal和Jones把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中间产品加入到要素禀赋理论中，发现比较优势仍然是分工与贸易方式的基础。Dixit和Grossman、Jones和Kierzkowski、Arndt等均指出生产过程分散化的动因主要是比较优势及规模报酬递增。根据各国要素禀赋优势，产品生产的各个阶段被分配到不同的国家，而规模经济递增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工形式。Grossman和Helpman认为，要素密集度差异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如果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实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则没有必要开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持类似的观点还有Lall和Albaladejo Zhang，他们认为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差异是导致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差异的重要因素，当要素价格成本优势足以抵消运输费用及交易费用时，价值链分工便有利可图。国内学者卢锋认为，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对价值链分工仍具有影响作用，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开展价值链分工的动力，运输费用的降低使得价值链分工成为可能。曾铮和张亚斌分析了要素结构、技术能力和分工迂回度变动后一个国家嵌入价值链的变动情况，表明根据各国比较优势差异布局价值链环节是国际价值链存在的基础。
第二种观点认为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降低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的基础。如Arndt指出，国家之间的优惠贸易协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某些贸易壁垒并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推动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Kei-Mu Yi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解释接近70%的国际贸易增长，而随着经济发展与进步出现的国际运输成本和通讯费用的降低则是国际工序分割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内学者陈菲研究发现，服务外包与人均GDP、服务成本、科技信息发展程度、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等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徐康宁和王剑从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的视角研究决定新型国际分工的因素，表明二者共同影响并决定国际分工的形式。张纪在李嘉图模型中加入交易成本因素，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国际交易成本的降低为前提条件。曾铮和熊晓玲通过以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离岸外包活动的研究，发现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是美国对外离岸外包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第三种观点从企业生产组织选择的微观角度进行研究。Grossman和Helpman研究表明企业选择外包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外包生产时各合作商之间能否达成双赢的合约、对外直接投资国与本国相对工资的高低、各国产业规模大小等影响因素。Antras和Helpman认为企业是否选择外包关键在于进行国际一体化生产的企业组织成本（Costs of Organization）与进行外包的企业代理成本（Agency Costs）的高低。Antras、Garicano和Rossi-Hansberg指出，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内包或离岸外包是由其自身能力及外包承接国的接包能力决定。其中，外包承接国的接包能力包括通讯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交流成本的降低，进而降低接包国生产要素成本等各个方面。
第四种观点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角度进行研究。如Gereffi和Lynn、Gereffi、Bair和Gereffi、Gereffi把全球价值链的运行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模式，即全球价值链条的驱动力基本来自生产者和购买者两方面，即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等是在生产者或者购买者的推动下完成的。
综上所述，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其共同点在于，无论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交易费用、制度成本还是企业组织成本，大多研究都是沿着成本的视角，认为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是开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这无疑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做出了很好的解释：相对于国内生产而言，如果全球价值链分工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扩大生产规模，自然会选择开展全球价值链分工。
以Melitz、Baldwin和Okubo等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进一步打破了企业同质性的假设，提出企业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出口行为。可见，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改变了传统以相对成本优势为分工基础的研究视角，取而代之以相对生产效率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分工。沿着这一思路，Tybout利用法国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由于出口市场的进入成本较高，法国的出口企业多为大企业及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且出口仅占其产出的小部分。Helpman、Melitz和Yeaple通过对美国出口及海外投资企业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根据生产率的由低到高，企业的行为选择依次为退出市场、国内生产、出口及对外投资。国内以相对生产效率为视角的国际贸易分工研究成果分为两种观点，其中唐宜红和林发勤通过我国2005年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易靖韬基于浙江省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进入成本显著存在，因而生产率高、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出口。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存在“生产率悖论”，如李春顶通过中国制造业的企业数据分析，实证表明中国行业内的出口企业生产率均值普遍低于内销型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汤二子等利用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检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其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论表明出口企业生产率均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低于非出口企业。
从生产效率的视角出发，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从微观的层面分析生产效率差异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表明具有相对生产效率优势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思路。那么，在行业的层面，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是否对行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围绕以上两个命题，本文可能的贡献有：首先，沿着比较优势的思路，基于生产效率视角分析国际贸易分工，指出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是影响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出口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其次，构建基于行业层面研究的贸易引力模型，并利用WIOD数据库的多国行业数据，实证分析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对双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大多数出口部门的双边出口规模与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基于生产效率视角解释国际分工现象是可行的。
二、 相对生产效率差异与国际分工：理论分析框架
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一个生产部门t，按照附加值高低程度，可以将该部门的产品分为两类：高附加值产品（记为产品1）及低附加值产品（记为产品2），生产要素投入数量为k和k′。在此基础上讨论以下情况：
（1） 价值链分工前，A国和B国各自生产两类产品。
（2）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两国进行价值链分工，从事专业化生产并进行交换。
（一） 国内生产
价值链分工前，A国和B国各自生产两类产品，其中A国在产品1及产品2的生产效率分别为f1和f2，即单位生产要素投入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f1和f2；B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分别为f′1和f′2，即单位生产要素投入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f′1和f′2。由于产品1的附加值相对较高，对生产工艺及技术装备的要求相对更高，故通常f1>f2且f′1>f′2。
假定相对于B国（发展中国家），A国（发达国家）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在两种产品均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即f1>f′1，f2>f′2。进一步假定两国投入两种产品的要素比例分别为α和β，即A国投入到产品1和产品2的要素分别为αk及（1-α）k；B国投入到产品1和产品2的要素分别为βk′及（1-β）k′。因而在产业价值链分工前，两国部门t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αkf1+（1-α）kf2和βk′f′1+（1-β）k′f′2。
（二） 价值链分工
在A国，生产单位增加值产品1的机会成本为f2/f1的产品2增加值，因而，产品1在A国的相对价格为f2/f1，同理，产品1在B国的相对价格为f′2/f′1。进一步假定f2/f1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产品之间、不同的部门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着差异，本文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产品（或部门）的生产效率之比（如f2/f1、f′2/f′1）称为相对生产效率，用以衡量该国内部的生产效率差异。由于f2/f1 生产成本与生产效率如同硬币的正反面，从生产成本而言，比较优势原理强调出口国的单位增加值产出的成本相对更低，而从生产效率角度出发，则是强调单位要素投入获取的增加值相对更高。从而得到命题1：基于生产效率的视角，比较优势原理可以表述为，国家（地区）间同一部门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成为推动该部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出口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 进一步分析专业化生产对两国国内增加值的影响。进行价值链分工后，A国专业化生产产品1，B国专业化生产产品2，两国部门t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kf1和k′f′2。对于A国而言，由于f1>f2，故有kf1=αkf1+（1-α）kf1>αkf1+（1-α）kf2，即在既定要素投入条件下，专业化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能创造更多的国内增加值；但对于B国而言，由于f′1>f′2，故k′f′2=βk′f′2+（1-β）k′f′2<βk′f′1+（1-β）k′f′2，即在既定要素投入条件下，专业化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创造的国内增加值相对减少。 因而，从生产的角度，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相比各自国内生产，发达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国内增加值，而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反而减少。从而得到命题2：一个国家（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的贸易收益取决于其出口产品结构。 （三） 产品交换 假定A国用于交换的产品1份额为（1-α），即用（1-α）kf1的产品1去与B国交换产品2，故剩余的产品1增加值为αkf1，与分工前相同。此外，由于产品1的国际相对价格位于区间（f2/f1，f′2/f′1），因而A国可以交换到的产品2介于区间（1-α）kf1（f2/f1，f′2/f′1）=[（1-α）kf2，（1-α）kf1f′2/f′1）]，可见，通过价值链分工及交换，A国可获得的产品1及产品2的增加值总和位于区间[αkf1+（1-α）kf2，αkf1+（1-α）kf1f′2/f′1）]，即通过分工及交换，A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对于B国而言，B国用[（1-α）kf2，（1-α）kf1f′2/f′1）]的产品2换取了（1-α）kf1的产品1，故剩余的产品2区间为[k′f′2-（1-α）kf2，k′f′2-（1-α）kf1f′2/f′1）]，因而交换后B国可获得的产品1及产品2的增加值总和位于区间[（1-α）（kf1-kf2）+k′f′2，（1-α）kf1（1-f′2/f′1）+k′f′2）]。
为进一步讨论产品交换对B国收益的影响，需比较价值链分工及交换后的收益下限（1-α）（kf1-kf2）+k′f′2与价值链分工前的收益βk′f′1+（1-β）k′f′2的大小。对于B国而言，收益的改善意味着：
（1-α）（kf1-kf2）+k′f′2-βk′f′1-（1-β）k′f′2>0（1）
为简化运算，假定两国的生产要素投入相等，即k=k′，因而（1）式可化简为：
（1-α）（f1-f2）-β（f′1-f′2）>0（2）
即：
（1-α）β（f1-f2）（f′1-f′2）>1（3）
进一步变形为：
（1-α）βf2（f1/f2-1）（f′1-f′2）>1（4）
由于f2>f′2，则：
（1-α）βf2（f1/f2-1）（f′1-f′2）>（1-α）βf′2（f1/f2-1）（f′1-f′2）（5）
因而只需满足
（1-α）βf′2（f1/f2-1）（f′1-f′2）>1（6）
即可满足B国收益改善的条件，而（6）式又意味着需满足：
（f1/f2-1）（f′1/f′2-1）>β（1-α）（7）
令常数t=β（1-α），则：
（f1/f2-1）（f′1/f′2-1）>t（8）
由于产品1的国际相对价格位于区间（f2/f1，f′2/f′1），则产品2的国际相对价格位于区间（f′1/f′2，f1/f2）。由于A国（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附加值相对较高的环节，B国（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环节，进行产品交换后，B国的收益改善需取决于产品2的国际相对价格的上下区间。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产品2的国际相对价格的上下区间恰好又是两国产品1的相对生产效率f1/f2及f′1/f′2，因而产品交换后，B国的收益改善取决于两国相对生产效率差异f1/f2f′1/f′2f′2/f2f′1/f1，分工前两国相对生产效率差异f1/f2f′1/f′2f′2/f2f′1/f1越大，即B国生产高附加值产品1的相对生产效率越低（或生产低附加值产品2的相对生产效率越高），则价值链分工后B国的收益改善越明显。
由此可得命题3：从收益的角度，由于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发达国家通过专业化生产及交换能显著改善收益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情况需取决于两国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
综上所述，以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同样可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动因及收益做出较好的解释。
三、 相对生产效率差异与国际分工：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由于存在国家（地区）间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即f2/f1
（一） 计量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是研究贸易分工模式、贸易流向及贸易能力的主流模型。该模型由Tinbergen、Poyhonen最早使用来解释双边贸易流量问题，原始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两国的经济总量及两国间的地理距离，后经Linnemann、Leamer、Bergstand等经济学家改进不断完善。除了研究国家层面的贸易流量外，Bergstand、Inmaculada、盛斌也先后尝试分析行业层面的贸易流量，但问题在于，GDP或人均GDP仅适合代表国家层面的供给能力，但如果在行业研究层面，用同一数据表示不同行业的供给能力难以反映行业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在横截面数据中，出现一组固定不变的数据将造成矩阵不可逆。同样，用收入或人均收入表示需求能力的方法不适合行业层面研究。
借鉴以上方法和思路，本文对贸易引力模型进一步改进，并引入相对生产效率差异（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CPD）变量，以此从行业层面研究贸易分工和贸易流向，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如下：
lnEXijt=β0+β1lnCPDijt+β2lnSit+β3lnDjt+β4lnDistij+β5RTAit+εijt （9）
其中，EXijt表示i国的t部门对j国的出口额；CPDijt表示i国、j国的t部门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即i国的t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与j国的t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之差；Sit表示i国t部门的供给能力；Djt表示j国对t部门的需求水平；Distij表示i国、j国的地理距离；RTA it为i国、j国是否属于签署区域贸易协定。
（二） 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在构建的模型（9）中，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
1. 双边货物出口额
与货物不同的是，服务商品具有非实物性，不可储存性和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征，其国际分工程度及可交易性与货物有很大差距，故本文仅考虑货物贸易（EXijt）
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打击，以及各国贸易保护政策对国际分工及贸易流向的影响，本文采用2007年的多国行业截面数据。利用WIOD数据库（含40个国家和地区，19个货物出口部门），选取全球12个主要出口国家（地区）（依次为德国、中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英国、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墨西哥）为i国（出口方）
根据《国际统计年鉴》计算，这12个国家和地区当年货物出口总额的55.39%，因而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而其他39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作为j国（进口方），把出口国i国t部门对j国的出口作为EXijt
如i国为中国、j国为英国、t部门为纺织业，则EXijt表示中国的纺织业对英国的出口。，以此分析影响一个部门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2. 相对生产效率差异（CPDijt）
本文把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定义为i国、j国两国t部门相对生产效率之差，即CPDijt=PitPi-PjtPj，用以衡量两国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其中Pit、Pjt为i国、j国两国t部门的生产效率，Pi、Pj分别为两国所有部门平均生产效率。该值越大，代表i国、j国两国t部门相对生产效率差异越大，而且i国（出口国）的相对生产效率越高；反之，该值越小，代表两国t部门相对生产效率差异越小，而且i国（出口国）的相对生产效率越低。考虑到许多数据结果为负数无法取对数，本文在模型估计中以CPDijt+1表示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数据根据WIOD数据库计算而得。
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行业的生产效率水平，参照李春顶、郑丹青和于津平的研究方法，具体公式为：TFP=lnQ/L-slnK/L。其中s表示资本贡献度，按照Hall和Jones的方法，设定s=1/3。Q为行业产出规模，K为行业考虑折旧因素的固定资本存量（按当年汇率统一折算为美元），L为行业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为WIOD数据库。
3. 出口国行业供给能力（Sit）
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多以GDP或人均GDP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供给能力，在行业层面的贸易引力模型中，为突出行业供给能力的异质性，本文利用多国投入产出表，以i国t部门的行业总产出（包括向本国及他国提供的中间使用品和最终使用品）代表行业的供给能力Sit，数据来源为WIOD数据库。
4. 进口国行业需求水平（Djt）
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多以收入或人均收入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水平，在行业层面的贸易引力模型中，为突出行业需求水平的异质性，本文利用多国投入产出表，以行业总消耗（包括对本国及他国的中间使用品和最终使用品的消耗）代表行业的需求水平Djt，数据来源为WIOD数据库。
5. 地理距离（Distij）
现有文献对两国地理距离的度量分为两种方法，一是绝对距离，即两国政治或经济中心的空间距离；二是相对距离，即Distij=（GDPi/GDPw）*Distij，其中GDPi和GDPw分别为i国及世界经济总量，Distij为i国、j国两国绝对距离（ITC，2000； Soloaga and Winters，2001）。在行业层面的贸易引力模型中，为突出不同行业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以行业产出占比刻画的相对距离，即Distij=（Sit/Swt）*Distij，其中Sit和Swt分别为i国及世界t部门的总产出，Distij为i国、j国两国绝对距离，各行业产出数据来自WIOD数据库，绝对距离根据距离计算器计算而得
考虑到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不一致，中国和美国取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和纽约。。
6. 区域贸易协定（RTA it）
通过相互减免关税、给予优惠待遇，区域贸易协定对国际分工及贸易流向产生重要影响，该项为虚拟变量，如果i国、j国两国同属某个贸易集团则取1，否则为0。本文考虑主要三大区域贸易集团：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三）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FGLS估计方法，使用Stata12.0计量软件，利用WIOD数据库中多国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对两国同一部门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与其双边出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首先利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货物出口全行业数据对（9）式进行估计，分析相对生产效率差异与双边出口的关系及其他因素对双边出口的影响。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所有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显著性，且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性。在依次加入地理距离（Distij）、区域贸易协定（RTA it）后，仍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
1.相对生产效率差异与双边出口额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两层含义：首先，就全球范围内的双边贸易来看，表明贸易分工大多在相对生产效率差异较大的国家（地区）间展开的，两国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愈大，则贸易规模越大，同一部门的国家（地区）间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是推动其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
其次，对一个国家（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行为特征来看，相对生产效率差异与双边出口额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相对于进口国而言，出口国相对生产效率越高的部门出口规模越大，即一个国家（地区）更加倾向于出口相对生产效率更高的产品。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双边贸易规模最大的莫非中美贸易，中美双边贸易的实证较好地印证了本文的结论。表5显示了以上主要制造部门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及出口规模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出口主要集中在电子及光学设备、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压延及制品、化学原料及制品、交通运输设备等机电产品及重化工产品，同时中美两国以上行业的相对生产效率表现出明显差异，且相对生产效率差异与出口规模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表明机电产品及重化工产品均为中国国内制造业中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以上部门同时也成为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领域。
2. 出口国供给能力及双边出口额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行业的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产能力，供给能力的增强是推动出口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
3. 进口国需求能力与双边出口额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口国的对某个行业产品的需求愈大，则出口国的出口规模越大，表明海外需求是一个行业扩大出口规模的必要条件。
4. 两国地理距离及双边出口额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地理距离靠近有利于开展双边贸易，表明尽管随着全球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发达，交通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国家（地区）间地理距离仍是影响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
效率价值 篇6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动力。自然,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其获取成功所依赖的核心能力同样应根源于企业创新。企业利用一系列创新活动,提高内部资源配置能力,促使其外部竞争力的表现领先于对手,进而能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为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有效创造财富,最终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因此,创新与企业价值关系密切。为证实二者之间的关系,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学者王同律依据现代企业价值理论,分析了技术创新在企业价值常规增长、超长增长、持续增长三种模式下的作用和运作机理[1]。而王清伟则在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价值创造乘数模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创新投入与其价值创造之间的乘数关系,并进一步通过两企业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上述乘数效应发挥的因素,最终认为对关键员工的激励与约束是企业实行基于技术创新价值管理的核心[2]。此外,陈德修以2005-2007年连续披露R&D支出信息的107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Q值均一假设与Q值非均一假设的前提下,分别设立计量模型讨论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3]。但是,纵观学者的研究思路,大都是直接以专利总量、R&D支出或无形资产作为创新变量,再定性分析或是利用定量模型,尝试探究创新活动与企业价值的深层次关系。
本文认为,企业创新不过就是企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革,隶属于企业活动,服从于企业目标,并决定着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而企业效率强调的是使用价值与价值层面的统一,反映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4],因而企业创新理应服从于,并决定着企业效率的增进程度。所以,研究企业创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其本质应该是研究企业效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正如HE在检验了企业创新活动、企业效率、企业价值三者关系后,发现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增值是通过企业效率起作用的[5]。然而,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已有部分学者对企业效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和企业价值的关系角度予以了适当的关注。何枫[6]以中国2002至2006年间数个行业近2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FA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技术效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发现这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稳健以及正向的联系。并且,其以2000年至2006年间近300家中日两国电气器械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在引入了企业经营业绩、企业规模、财务杠杆、股权结构以及产品市场等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检验了企业技术效率与企业价值的联结性[7]。不过,我们认为企业技术效率变化只是企业效率变动的部分原因,企业效率变动也可能源于技术进步。换言之,企业价值变动可能源于现有生产条件下的技术效率提升,也可能来源于行业技术进步。因此,为全面考察企业效率变动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在本文中,将以陶瓷行业为例,利用非参数分析方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DEA)进行研究。DEA相比较于其他参数化方法,优势在于,一方面数据包络分析法可以规避参数方法的多种限制,另一方面,用非参数DEA方法能分解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便于更深入地了解企业价值与企业效率变动之间的关系。
1 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
1.1 效率变动测算模型
对企业效率测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基于样本企业的平均趋势值的评价方法。该方法所要求的样本数一般较大,但对样本的误差及相关性要求并不高。另一种是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以样本的相对最优作为评价参照系的评价方法。这种方法所要求的样本数相对较小,对数据的要求相对较高。两类方法所带来的评价结果及管理意义也截然不同。在前者的评价方法下,一半的企业都是好的;而在后者的评价方法中,绝大多数样本企业将是不效率的。另外,在后一种方法中,可以计算每家企业的具体效率值,而在前一种评价方法中,则很难得到每家企业的具体的效率值。为此,后一种方法在现代效率评价中被广泛应用,并统称为前沿面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属于线性规划技术,是最常用的一种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连接最佳观测点形成的分段线组合,得到一个凸性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即效率前沿。在产出或投入一定时,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求出使总投入最小的投入向量或总产出最大的产出向量,并比较最小总投入与实际总投入或最大总产出与实际产出的差异,即效率值。本文将采用较合理的C2GS2模型来计算效率。基于产出的C2GS2模型表达如下式所示:
maxα
至于测度生产效率变化的具体的投入产出变量,本文在参阅相关资料,并兼顾变量的理论意义和实证可操作性的考虑后,以主营业务利润指标作为产出变量,从而能有效避免企业由于大进大出而产生的销售收入过高,并进而导致效率估计值虚高的可能。而投入变量包括资本与劳动,前者本文选用固定资产净值,后者选用在职职工人数。
而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最早是由Malmquist(1953)提出用于消费行为分析的数量指数,后来由Caves (1982)用作生产指数对生产效率的变化进行分析,其值就是以某一时期的技术为参照,用两个不同时期距离函数的比值来表示的,以下简称M指数。而其中所谈距离函数,根据Fare (1994),是DEA效率模型的倒数,即 D(yt,Xt)=1/F(yt,xt|C,S)。同时,为了避免在选择生产技术参照系时的随意性,通常用两个生产效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计算生产效率的变化,综上:
式中,EC是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它测度了从t到t+1时刻,每个企业技术效率变动,反映其到生产前沿面的追赶程度。EC>1,则表明企业技术效率有所改善。而TC是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它测度了生产前沿从t到t+1的移动。如果TPCH>1,则说明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即实现了技术进步。由于生产效率变化测量每个企业在效率上的增长效应,涉及到动态的变化,反映的是企业效率随时间的变化,因此,需要以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估计,以便发现企业生产效率增长的变化。
1.2 生产效率变化与企业价值关系模型
在测算出M指数的前提下,为实证生产效率变化与企业价值关系,本文以企业价值(用Tobin' sQ比率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企业效率变动值作为解释变量,并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其理由在于,如果采用固定影响模型估计,则检验并不适用于样本之外的其他单位,显然与检验总体单元目的不符。同时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干扰,模型中引入控制变量,使检验模型表现为:ln(Qit) =β0+β1ln(Mit)+βj[C]+(ωi+εit)。其中,Q表示企业的Tobin' sQ比率,即企业的权益市场价值与负债账面价值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M表示在前文所得到的生产效率变动值,即分为EC、TC值进入模型。ωi+εit为复合误差项。至于控制变量,本文综合考虑企业的运营、内部治理、外部竞争等方面,选取包括企业规模(SZ)、资产负债率(SS)、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SD)、企业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相对上一年度的增长率(IC)。其中,企业规模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具体可以用企业期末总资产来体现。资产负债率是表现企业财务杠杆的主要指标,从自由现金流量的角度而言,财务杠杆效应会有利于企业价值。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主要是反映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合理的公司治理会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企业的外部市场竞争力强弱,进而间接影响企业价值。综上而言,将上文检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展开,可以得到最终的模型结构为:
ln(Qit) =β0+β1ln(Mit)+β2ln(SZit)+β3ln(SSit)+β4ln(SDit)+β5ln(ICit)+(ωi+εit)
2 M指数分解和变量描述统计
为保证变量之间选取口径的一致,本文以2005年至2009年间中国陶瓷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公开披露的信息。由于我们分析的重点之一是企业的生产效率随时间的变化。因此,需要通过对价格平减的方式,把样本企业各年的有关变量指标调整为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其中产出值的平减指数,本文依据行业价格指数,经过定基指数和上年为基数的价格指数的转换,形成了以2000年=100的一套定基价格指数。而固定资产净值的平减,则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当年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表1为生产效率动态变化的M指数统计。
容易从表中看到,样本企业的生产效率增长总体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06年的增长率为61.81%,2008年的增长率明显下降至37.7%,甚至2009年仅为50.8%。对比而言,5年时间,增长速度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M指数可以分解为映射企业与最佳前沿相对差距的技术效率(EC)和反映最佳生产前沿移动变化的技术进步(TC),因此,相对于技术效率的总体均值从2006年至2009年下降2个百分点事实,技术进步总体均值却下降了约13个多百分点。由此可见,样本企业效率下降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的下降造成的。然而,这种效率变动是否会反映到企业价值变化上来则需要做进一步分析。为此,本文引入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结合上文介绍的控制变量,对企业价值和企业效率的变化做回归分析。其中,参与回归方程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3 实证结果和讨论
使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在引入相同的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文中进行了两个方程的估计,以对企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分别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注:方程被解释变量为ln(Tobin’s Q),括号内为标准差,而*、**、***分别为1%、5%、10%显著性水平
从表中显示的结果,很容易发现:
(1)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与企业价值都表现为正向联系。可以认为,在陶瓷行业,企业效率变动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稳定、显著的关系。其中,技术效率提高1%,则企业价值增加0.33%,而技术进步提升1%,则企业价值增加0.11%。显然,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技术效率的影响超过技术进步。原因在于,技术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挖掘现有的内部生产潜力,即关注点主要是缩小原有生产效率与最佳生产前沿之间的差距。而这些只要外部需求上升或是适当加强管理就可以实现,因而具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相较而言,技术进步并不容易实现,需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市场。因此,一般是长期行为,需要产权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从分析结果来看,在陶瓷行业,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推动作用仍有很大的挖潜空间,需要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制度的良性运作,鼓励创新,加强创新管理,以充分发挥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2)对于财务杠杆指标,一方面,在Modigliani-Miller框架中,其在理论上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而另一方面,在很多实证研究中常被用作替代反映企业所拥有的难以被度量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客户忠诚度以及人力资本等)的多寡。因此,一般认为,财务杠杆对企业价值的净效应有待于在实证分析中确定。而本文实证研究表明,至少在陶瓷行业,财务杠杆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稳定的正向关联。
(3)企业规模、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二者与企业价值的连接性关系。结果表明,前者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而后者虽表现为正向作用,但却不显著。本文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陶瓷行业的企业规模、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并没有显现。其原因一则在于陶瓷行业合适企业规模以及合适的股权结构并没有形成,再则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以及投资者的不成熟,也引致企业规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关联作用不明显。
(4)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由于存在负数,因而无法求取自然对数,但其结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模型结果来看,其系数虽是正数,但显著性水平偏低。说明在产品市场上的高增长率对企业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作用。换言之,陶瓷企业的产品产出或许具有较强的价值创造效应。但是,考虑到显著性水平并不理想,此结论仍需扩大样本容量,以排除由于本研究数据的局限性导致这一结论产生的可能。
4 结论
本文将M 指数分解为企业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率TC两部分后,在引入相关控制变量的前提下,以企业价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了基于平衡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并以陶瓷行业上市公司2005-2009年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生产效率变动与企业价值的深层次联系。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样本行业中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企业价值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但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技术进步的影响力有限。说明在陶瓷行业,利用技术创新发掘市场新需求以增加企业价值的增值路线仍不够明显。更多的是依靠在现有需求水平下,提高各种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以达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其次,陶瓷行业整体存在显著的低技术效率和低技术进步现象。前者仅为0.5左右,后者更是不足0.2。因此,对于陶瓷行业而言,技术效率以及创新活动均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最后,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以及投资者的不成熟,可能导致陶瓷行业的企业运营、内部治理结构对企业价值的推动作用表现不显著。长期来看,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度不断提高,这一内在一致性联系会逐步显现。总之,就陶瓷行业的表现而言,提高企业技术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将成为增进企业价值的有力手段。
参考文献
[1]王同律.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增长[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2):126-133
[2]王清伟.论技术创新及激励与企业价值[J].经济问题,2006(11):11-13
[3]陈修德.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1(1):138-145
[4]王国顺.企业微观效率基础的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1
[5]HE F,CHEN R.nnovation,Firm Efficiency and Firm Value:Firm-level Evidence in Japanese Electricity Machinery Industry[C]//The Proceeding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Service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Shanghai,2007
[6]何枫.基于SFA测度的企业效率对企业绩效与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研究——来自于中国数个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2002-2006[J].金融研究,2008(9):152-162
论美国遗产税的公平与效率价值 篇7
遗产税和赠与税在世界上都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征收税种, 遗产税是指被继承人在死亡之后, 对其遗留的应纳税财产依法征收的一种税, 而赠与税则是指自然人在特定的时期内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的情况下, 依法对赠与财产所应课征的一种税。[1]
一、美国遗产税的特点
美国的遗产税是于1797年为了筹集海军经费首次开征, 但在1802年又被废除了。一直到1916年, 遗产税才作为经常性的税种重新进行开征。在1924年, 赠与税作为遗产税的补充税种开始征收。美国遗产税有一些特点, 主要包括:实行总的遗产税制, 并将夫妻的财产分为共有财产和独立财产;伴随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经济的发展, 遗产税的免税额也在不断的提高, 而且相应的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在逐渐的降低;针对不同的人群, 即对美国公民、居民和非公民, 以及非居民来说采取的是不同的征收政策;遗产税的征收税制比较复杂, 但由于征税的成本比较高, 再加上财政的职能弱化, 美国遗产税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漏洞。[2]有关所以对于美国遗产税是体现公平还是追求效率的争议一直就比较大。
二、美国遗产税的公平价值体现
鉴于美国的遗产税法产生于二十世纪战争和动乱不安的时期, 立法者制定遗产税法的依据就是希望推动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所以在制定世袭财产进行再分配的遗产税法体系过程中力图体现出平等性和公平性。因此, 从在遗产税法体系的设置、税率的结构以及纳税人的义务等方面的规定中, 都体现了税法的公平和正义的追求。[3]
(一) 遗产税法体系的设置
美国的遗产税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总遗产税制, 具体是指遗产税和赠与税在遗产税制体系中是使用统一的税率进行征收的, 而隔代转移税则是为了防止遗产利用隔代转移进行逃税而作为补充税种进行征收的。这种三位一体的遗产税收征收方式, 能够避免财产转移过程的中的出现的不公平的问题, 同时也有效的对公民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行为进行了再分配, 体现出公平性。
(二) 税率的结构
遗产税采用的是高额累进税率以期达到纵向公平使收入高的人纳税, 美国遗产税的累进税率实行的是17级的超额累计税率。这种累进税率对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进行了有效弥补, 再加上遗产税是对美国个人所得税不予以计征的所得税项目和所得扣除项目, 以及税收抵免等各种优惠政策的补充征收, 更是对资本收益转移时的进行的征收, 这样累进税率作为所得税的有效补充, 也体现了公平性。
(三) 纳税人的义务
美国实行的总遗产税制, 也就是遗产税和隔代遗产税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价值课税, 这样纳税的义务人就是遗嘱的继承人或者是遗产的管理人;相应的, 赠与税就是将赠与人所赠的财产的价值课税, 这样纳税的义务人就是接受财产赠与的受赠人。这种总遗产税制降低了因为家庭出生引起的市场体系中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偶然性的基础, 因此纳税义务人的原则也体现了公平价值性。遗产税的支持者认为遗产继承本身就不是公平的, 继承的权利并不是天生的, 遗产税的征收能够达到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 从这种价值观考虑的话, 开征遗产税能够消除不公平, 即使效果有限, 也能够给民众对与社会公平的期待和信任。
三、遗产税改革的争论, 体现了税法的效率价值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就任时, 恰逢美国经济从历史最长的巅峰低落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 布什为了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提出了以减税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 并推出了一些减税措施。包括遗产税的改革, 侧重于税制和税负的长期调整, 希望能够通过税收的杠杆调节经济的增长。在2000年, 美国总统布什便着手实施减税的方案;2001年, 布什正式签署了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遗产税收部分逐渐递减;2002年, 美国国会第二次提出了删去保留条款, 并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 但票数并没有通过协议要求;2002年至2009年, 美国遗产税逐渐增加抵免额, 降低税率;到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 而到2011年又恢复到2001年的水平。自此对与美国是否应该取消遗产税制的争论就一直存在, 进一步反映了税收立法中如何实现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之间如何进行权衡的问题。[4]
税收的效率原则可分为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和税收本身的效率, 税收本身的效率主要是指税务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 也就是税务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主张取消遗产税的支持者认为从财政总收入的角度, 遗产税只是一种小税种, 其收入水平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遗产税不利于激发人们对投资、储蓄的积极性, 而且很多人会为了逃避遗产税和赠与税, 往往会选择即期消费;遗产税的征收成本较高, 从而出现征税的成本高于税收收入的问题。此外遗产税的反对者也提出遗产税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威胁到家庭企业的生存, 从而也压制了企业创新;对税制的公正、简明和效率原则也产生了损害。
四、结语
通过对美国的遗产税的梳理, 可以看出美国遗产税的制定和改革过程中, 遗产税在公平和效率方面一直备受争议, 遗产税无法完全的体现公平, 但遗产税开征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在这一角度来看对于公平的追求要比效率大的多;而美国遗产税的改革, 则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价值之间的选择。可以看出要实现税法的健全目标, 需要找到税法之间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平衡点。
摘要：遗产税作为公平社会财富, 提供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 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美国的遗产税开征较早, 也有其独有的特点。公平和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美国的遗产税征收和改革体现了公平和效率价值之间的权衡。
关键词：遗产税,公平,效率价值
参考文献
[1]王乔, 席卫群.比较税制[M].上海:负担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光宇.美国遗产税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 2003 (3) .
[3]杨建学, 杨斌.论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J].税务与经济, 2008 (4) .
效率价值 篇8
(一) 小额诉讼的效率价值
“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 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1]社会资源是有限的, 司法资源亦是如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纠纷不断增加,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案件数量膨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原有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这两种案件审理程序在实际的适用过程中极易出现求“质”难顾“效”的情况, 这不仅越来越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简便的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 而且对于审理与日俱增的“一元钱”官司是一种司法资源的浪费。在这样一个案多人少的背景下, 以效率价值为主要特征的小额诉讼程序应运而生并不断探索着一条更加简化与高效的运行方式。诚如有学者指出, “任何一种权利哪怕是现实生活中很小的权利, 也必须有一个可实现性的法律制度来加以保障。”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在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满足人们更多司法需求的同时优化配置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是一项通过诉讼程序类型和案件类型相适应来进一步实现诉讼效率价值的程序创新。
(二) 小额诉讼的公平价值
“一个社会, 无论效率多高、多大, 如果它缺乏公正, 则我们不会认为它比效率较差但较公正的社会更理想。”[2]同样, 对于一项法律制度来说, 相较于效率, 公正才是它的灵魂。小额诉讼程序的公平价值体现在其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概括性地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三大条件:一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二是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三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此外,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采取“列举”加“排除”的方式对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和不得适用的案件类型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此严守小额诉讼程序的门槛, 目的是为了守住诉讼程序的公平价值, 把高效的审理程序用在合适的案件上, 以防止由于片面追求效率而导致小额诉讼程序的滥用, 最终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三) 小额诉讼中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关系
“一方面记住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 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不因盲目追求效率而牺牲了社会中容易受伤害的人的利益。”[3]没有效率的正义是迟来的正义, 它非正义, 因为以消耗太多时间成本为代价换来的正义终将消磨掉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而没有将保障公平作为前提的效率追求是盲目的, 就有如向一个以“公平”作为短板的木桶里加水, “效率”的木板再长也挽救不了功亏一篑的结果。如果说在普通程序里, 木桶由于“效率”这根短板而漏水, 那么在小额诉讼程序中, 最理想的效果是将“效率”这根短板加长, 让“程序效益”这个木桶能够装下更多的水。但无论是哪种情形, 都要保证“公平”的长度。小额诉讼程序中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关系就是要在最大限度的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去兼顾司法效率, 找到二者间的平衡点, 使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关系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 而这个关系状态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 在效率价值的实现上更胜一筹。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 小额诉讼程序的现实困境
2012年8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新增加进小额诉讼制度, 然而这一承载着立法者解决我国“案多人少”司法难题之愿望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从最开始的小额速裁试点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颁布之前, 小额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境便是适用率很低。湖北省某法院的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简报中显示当事人未经法官介绍或劝导主动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率几乎为“0”, 且被告方拒绝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情况很普遍, 只有在法院速裁调解庭劝解下小额诉讼的适用率才得以提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预估, 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以后, 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小额诉讼案件数量将占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30%左右。然而, 部分省市实际调研的结论与这个30%左右的预期相差甚远。小额诉讼程序的低适用率说明这项制度设计的立法初衷并未实现, 该程序的功能定位也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
(二)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低的原因分析
导致司法实践中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当事人和法官两方。首先, 当事人不愿意选择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 当事人出于对司法权力的不信任亦或是误认为该程序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限制和剥夺, 在不能确定自己获得胜诉的情况下, 都不愿放弃上诉的权利。被告作为被动加入诉讼的当事人一方, 在案件未经审理程序时, 也不会草率作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决定。此外, 据调查显示, 对于那些符合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民事纠纷, 大部分人表示相较于找法院解决, 更倾向于通过亲戚朋友或自己上门索要的方式解决, 小部分表示可能通过新闻媒体、社区或民间机构来调解, 只有极少数人表示会考虑诉讼途径。其次, 司法人员的顾虑影响了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率。如果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意, 但又不能通过上诉的方式进行权利救济, 那么就只能通过申诉、申请再审或者信访渠道去进行, 一审法院将承担较大的判后答疑和信访的压力。而且再审申请、信访投诉率等指标数值的增加还可能会影响到承办法官的内部绩效考核。此外, 在设立相对独立的小额速裁庭的司法实践普及之前, 由电脑实行随机分案, 每个民事法官都有可能办理小额诉讼案件, 在审判业务繁重的情形下, 多种多样的审理模式与诉讼文书模式无疑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浅析《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于小额诉讼的规定
(一) 司法解释关于小额诉讼程序规定的进步
1. 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方式与适用范围明晰化
为提高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率以切实贯彻落实该项制度设计的初衷,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一条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适用进一步明确界定, 对于符合该项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 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不具有其他审理程序的选择权。此外, 司法解释将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类型通过积极的列举式和消极的排除式进一步明晰化, 并且明确指出海事法院可以审理海事、海商小额诉讼案件。适用方式和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明确界定将更有助于小额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应用过程中有的放矢, 同时也防止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官判断而导致实践中案件适用类型的局限化。
2.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可操作性增强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小额诉讼制度的程序设计过于原则化, 没有通过对具体审理模式的规定来体现其相较于简易程序更加高效的优势。而且,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也欠缺对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转化衔接问题的解答。针对这些立法过程中的疏漏,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不仅明确了法院在审理前对诸如审判组织、审理方式、审理期限等与诉讼相关事项的告知义务, 而且对小额诉讼程序的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间进一步压缩, 对程序的转化原因也进行了列举说明。这些改进与说明进一步增强了小额诉讼程序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有利于促进该程序适用率的提高, 缓解司法资源稀缺与案件数量加大给法院案件审理所带来的压力。
3. 小额诉讼程序设置异议制度
《民事诉讼法》在“一审普通程序”一章中规定了管辖异议裁定上诉制, 然而这样的规定并不适合于小额诉讼程序“快立、快审、快结”的价值定位。为实现小额诉讼制度高效率处理民事纠纷的初衷, 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管辖异议裁定无上诉权。此外, 为了尽早确定审理程序, 避免因审判组织的变更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司法解释在肯定了当事人审理程序异议权的基础上, 将提出异议的时间界定为开庭审理前。以上两种异议制度的设立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见, 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效率价值的作用。
(二) 司法解释关于小额诉讼程序规定的不足
1. 适用案件类型规范存在问题
《民事诉讼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采取的是抽象概括式的规范模式。这种规范模式由于涵盖性广而在适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 但是如何判断一个案件是否“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裁量权掌握在法官手里, 在小额诉讼程序尚处在起步与摸索阶段的背景下, 较容易造成该程序适用上的混乱。因此, 司法解释在阐明“事实上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之含义的基础上, 对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案件类型的规范采取了积极列举式和消极排除式相结合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简单明了、易于操作, 但其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即难以穷尽所有的案件类型。此外, 通过积极列举式规定的案件类型并非皆可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 还需要有进一步的限制条件将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类型区分与提炼出来。例如:并非所有的买卖合同纠纷均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第七十四条中规定的七种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都是性质上较为特殊的买卖合同, 这些合同比一般类型的买卖合同更加复杂, 并不适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4]
2. 缺乏法律明确赋予的程序选择权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将简单且小额的民事案件规定为强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司法解释也用专门的条文对此进行了说明。然而, 它们都忽略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即便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 “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是简易程序的再简化, 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原则, 当事人双方对本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也可以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因此, 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适用是相对意义上的, 而非绝对的强制适用。现行的立法缺乏法律明确赋予的程序选择权, 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以避免造成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上的误解。
3. 救济渠道十分有限
小额诉讼制度为实现更高的效率价值而采取了一审终审的案件审理模式。尽管其坚持费用相当原则, 但“廉价正义”不等于“打折正义”, 在现阶段总体案件质量与法官素质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的背景下, 只能通过启动条件严格的再审程序进行救济的渠道实际上十分有限。此外, 在小额诉讼程序尚未获得大多数人认可与信任而仅维持着很低的适用率的背景下, 制度内救济渠道受限还很容易促使当事人寻求例如上访、信访等法外的救济途径。因此, 运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时, 在注重效率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公平价值, 其程序保障的最低限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四、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思考
实质正义的诉讼法哲学认为法院的功能在于根据是非曲直作出公正判断, 讲求的是公平价值。而分配正义的诉讼哲学认为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分配时应考虑个案特征以确保个案能够获得适当的法院时间和注意力, 实现程序相称, 则讲求的是效率价值。司法解释的规定蕴含着一场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博弈与取舍。效率价值固然是小额诉讼程序的一大优势, 但让这个优势发挥出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公平价值作为保障以获得当事人的信任与认可。制度的建立一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 增强了该制度的实际可操作性。为进一步摆正小额诉讼程序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天平, 我们依旧需要从立法规范与司法实践层面作出努力与改进。
(一) 立法规范层面上的完善
1. 进一步界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案件类型
鉴于小额诉讼程序特定的价值追求, 我国在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案件类型进行规范时, 采取了抽象概括下积极列举与消极排除相结合的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将灵活性与原则性融合, 增强了小额诉讼程序在实践中的可适用性, 但是在积极列举中还存在着一个问题, 即列举项下的案件类型还需进一步划分。例如:买卖合同案件中应当规定只有一般类型的简单买卖合同案件才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而前文所述的八种复杂类型的买卖合同案件在事实、权利义务关系等认定上并不容易, 如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一审终审, 由于出现错误时的救济受限, 将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明确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尽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了本该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 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而对于诉讼标的额超过法定数额30%的简易程序案件, 当事人能否合意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却未作说明。设置小额诉讼程序是基于对诉讼成本的考虑, 关系到国家司法资源的分配和有效使用问题, 所以当案件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条件时应坚持强制适用。另一方面, 程序选择权的精髓在于让当事人自己在发现案件真实的公平价值与促进诉讼迅捷的效率价值之间进行权衡。[5]当案件并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条件时, 也应当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该程序。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既尊重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 也有利于缓解“案多人少”这种司法资源有限的现状。
3. 规范程序救济途径
现行法律对小额诉讼程序案件规定了“一审终审”, 但对于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并没有明确规定。从法理上分析, 以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 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的方式进行权利救济。由于小额诉讼程序处于起步阶段, 适用率还较低, 故现阶段可暂时放宽启动小额诉讼程序再审的门槛, 减轻当事人由于缺乏上诉权而对救济受限产生的担忧。待小额诉讼程序的审判质量提高并得到人们的广泛了解与认可后, 再恢复其“严进速出”的再审模式, 以防止“一审终审”流于形式, 更充分地实现小额诉讼程序的效率价值。此外, 为避免当事人滥用程序异议权, 可建立一种消极评价机制, 如果当事人恶意行使程序异议权, 从而使本应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适用了简易或普通程序, 那么行使异议权的一方就应当承担对方因为没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而多消耗诉讼成本。
(二) 司法实践层面上的完善
1. 审理机构专门化
小额诉讼案件多涉及民生范围, 案情较为简单, 审理难度低于其它案件。若将普通案件与小额诉讼案件均交由同一个法庭审理, 显然不利于审判工作的专业化分工。所以, 在机构设置上, 可以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及人口设立相当数量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将小额诉讼的立案和审判放在同一个法庭[6], 可以在解决对案件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筛选甄别问题的同时使法官能够集中精力处理案件, 提高办案效率。
2. 管理机制独立化
为方便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审判工作的数据统计和管理, 可以编立独立的小额诉讼案件案号。这有利于为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案件审判庭奠定基础, 也可为该诉讼程序实行相关配套机制提供保证。此外, 应建立小额诉讼案件审判工作的科学考评机制, 理性看待因小额诉讼程序案件所产生的申诉、信访等案件数据, 减轻法官适用该程序的压力与对信访维稳责任的顾虑。
3. 诉讼文书格式化
考虑到我国基层法院案件繁多, 司法资源匮乏, 可以将诉状表格化, 既方便当事人提起诉讼, 又便于法院在案件审结后进行归档整理工作。此外, 小额诉讼案件还应简化判决书的格式, 根据不同类型案件制作专门的格式化判决书, 只记载主要的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 以便于在案件审结后可尽快书写成文, 缩短案件审理期间。
4. 法官素质专业化
小额诉讼程序简化了案件的审理程序, 但是对判案法官的职业素质实际上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准确判断案件的程序适用以实现程序相称带来的实效, 如何在“一审终审”的制度框架内确保案件的审理质量, 让公平价值不致因对效率价值的追求而消减了光芒,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建立起素质专业化的高水平法官队伍。
摘要：从2011年在全国26家法院进行小额速裁试点, 到2012年我国正式将小额诉讼制度引入《民事诉讼法》, 再到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此予以专章规范, 小额诉讼程序在不断的司法实践与探索和立法改进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样一种在立法初衷上既期望能够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又能够促进司法大众化的诉讼程序创新能否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更高的适用率与认可度, 关键还要看立法者与司法实践者对于小额诉讼中效率与公平价值关系的态度与看法。尽管小额诉讼以高效率作为其区别于普通程序的主要特征, 但其仍应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为前提。实现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平衡, 不仅是总结小额诉讼程序试点的工作经验, 也应作为评判小额诉讼程序设计的标准和未来该诉讼程序立法与司法实践改进与完善的方向。
关键词：小额诉讼,效率,公平,平衡
参考文献
[1]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 1999 (03) .
[2]汪宇翔.切勿因“小”失“大”——以平衡小额诉讼中公正与效率之间关系为视角[J].法制博览, 2014 (02) .
[3]王建国.司法能动与纠纷解决[J].法律适用, 2010 (Z1) .
[4]刘冬京.我国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类型之规范化研究[J].法学论坛, 2014 (03) .
[5]唐力, 谷佳杰.小额诉讼的实证分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4 (02) .
效率价值 篇9
习题1 苏教版必修4, P70/练习3;原题如下:
已知:△ABC中, D是BC的中点, 用向量undefined表示向量undefined。
教学时发现, 学生比较容易从“形”的角度, 以undefined为邻边构成平行四边形, 由平行四边形法则推知:undefined;另外, 联想加法的定义, 由undefined;undefined两等式左右相加, 可得undefined。
反思1:回味解答过程, 积累解题经验
上述解答过程中, 虽然从图形入手比较直观而且简洁, 但第二种处理过程中, 我们根据ABD和ACD两个三角形回路, 依据向量加法构造两个回路等式, 解决了问题。回路思想的运用, 同样给我们的解题过程带来了清新的感觉, 让我们感叹了数学之美!
反思2:图形发散变换, 整合习题资源
将上述习题图形略经变换, 可思考下列一系列的类似习题:
(1) 将三角形变为四边形, 一边中点变为取两对边中点, 即得课本P66/7 :
在任意四边形ABCD中, E, F分别为AD, BC的中点, 求证:undefined
(2) 可思考取任意四边形ABCD四边的中点, 构成什么图形?
(3) 取任意四边形ABCD两对角线的中点即得:课本P70/练习4:
设P, Q分别为四边形对角线AC和BD的中点, undefined并且undefined不是共线向量, 试用基底undefined表示向量undefined。
上述一连串习题, 串联成链, 作为一个习题组进行练习, 由于均可采用类似方法处理,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解题能力的提高。
反思3:特殊转为一般, 拓展思维空间
习题1中, 将中点D的特殊位置变为一般情形, 即得课本P64/练习4:
已知:undefined和undefined是不共线向量, undefined试用undefined表示undefined。
运用加法回路的方法解答如下:
undefined
课本P65/例4、P72/例4也都分别从式和坐标两方面叙述了这个问题, 由这些习题稍加抽象, 结合课本P75/探究拓展11, 我们即可得到如下重要命题:
命题1:已知undefined不共线, P点在AB上, 则有undefined, 且λ+μν;
(*) 式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这样理解:起点为O, 终点为直线AB上一点C的向量undefined可以用不共线向量undefined来表示, 结合向量共线定理, 我们不难得到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从该定理可知:
命题2:如果四个向量之间有等式undefined, 并且undefined共线, undefined共线, 但undefined不共线, 立刻推得undefined
上述两个命题在我们解题时, 若能灵活运用, 有时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使繁琐的解题过程得到优化。列举两例比较如下:
例1:设G是△OAB的重心, 过G的直线与OA, OB分别相交于点P, Q, 已知undefined试问:undefined的值是否为定值
, 若是, 求出定值;若不是, 说明理由.
解法1:常规设置未知数列方程求解
解:undefined;
又undefined;
且P, G, Q三点共线, 由共线定理得:
undefined;
即:undefined;
undefined不共线,
undefined
;
undefined
解法2:利用命题1, 优化解题过程
解:由undefined;
又∵P, G, Q三点共线, undefined, 即undefined, 两种解法, 繁简判然。
例2:课本习题P67/思考运用11:
平行四边形ABCD中, E是DC的中点, AE交BD于M, 用向量方法证明:M是BD的一个三等分点。
解法1:运用共线定理, 设未知数列方程求解
undefined
又undefined;
undefined;undefined不共线,
undefined
;
解之得:undefined
∴M是BD的一个三等分点。
解法2:构建回路等式, 巧妙解决问题
解:由undefined;undefined
又undefined;
undefined与undefined共线, undefined与undefined共线, undefined与undefined不共线
undefined;undefined, 即M是BD的一个三等分点。
通过上面一系列的思考, 我们从一道习题可依次得出向量中一系列的知识、解题方法, 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减负, 我认为关键在于课堂, 必须要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有效综合各个知识点, 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 做到由一点牵一面, 由一题思一片, 这样学生就能避免盲目做题, 摆脱题海, 从而达到减轻学生负担, 提升学生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必修4.南京:江苏教育出版设, 2007年6月第3版
[2]张景中, 彭翕成.论向量法解几何问题的基本思路.数学通报, 2008.2
效率价值 篇10
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特殊形式, 最高额抵押权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孕育而生。近年来, 更得到了各国 (地区) 的普遍重视。此概念的提出源自《德国民法典》:“抵押权可以以只确定土地应负责任的最高金额, 而除此之外则保留债权的确定的方式设定。”在《瑞典民法典》中也有相关规定:不动产抵押可为任意的、现在的、将来的或仅为可能的债权提供担保。日本将最高额抵押权改称为“根抵押”, 规定只有法定的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债权才可以设定最高额抵押权作为担保。我国台湾地区首先在司法实践中承认了最高额抵押权制度, 规定“最高额抵押系就将来实际发生之债权为担保, 其性质乃与一般抵押权之设定无异”。
我国《担保法》亦对最高额抵押权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法所称最高额抵押, 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 在最高债权额限度以内, 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也对此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最主要的特点, 不在于所担保债权为将来债权, 而在于其为不特定债权, 此所谓最高额抵押权之本质特征。因此笔者认为, 后者定义更为精准。
作为特殊的抵押权, 最高额抵押权除了具有一般抵押权的特征外, 还存在不同于一般抵押权的法律特征,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 最高额抵押权具有特殊的从属性
从属性是普通抵押权的基本特征。抵押权随主债权的成立而成立, 亦随主债权的消灭而消灭。而最高额抵押权的从属特征具有其特殊性.首先, 由于最高额抵押权是为将来尚未确定的债权担保, 因此在成立最高额抵押权时, 主债权可能不存在, 换言之, 最高额抵押权可能成立于主债权成立之前。其次, 在设定最高额抵押权前, 需确定被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及决算期限。在决算期内, 最高额抵押权并不受主债权变动的影响。因此在决算期届满前, 最高额抵押权不随着某一具体债权的转让而转让, 同样不随着某一具体债权的消灭而消灭。但是, 主债权作为整体而全部消灭, 最高额抵押权也随之消灭。
(二) 最高额抵押权具有特殊的特定性
一般抵押权的特定性表现为抵押标的物之特定以及被担保范围之特定, 其中以被担保范围之特定为主要体现。最高额抵押权在设立时, 虽然并未确定具体的被担保债权额, 且该债权额有在抵押范围内不断变动之可能, 具有不确定性, 但此情形并不否定最高额抵押权的特定性。因为债权额的变动仍受抵押权的最高限额的制约, 即债权额的变动幅度需在设立最高额抵押权时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范围内增减。换言之, 最高额抵押权之特定性不在于设立之时债权额的特定, 而是强调债权额变动范围的特定, 即强调特定的最高抵押限额。此乃最高额抵押权不同于一般抵押权的特定性。
与普通抵押权相比, 最高额抵押权除了具备保障债权实现的一般功能外, 更强调其在经济活动中体现的效率价值, 因此兼有保证交易安全和效率的社会功能。具体而言,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简化交易程序, 促进资金融通。针对主体相对确定的长期交易, 若采取一般抵押权进行担保, 即需要在每次交易之时重新设定抵押权。这种重复性的流程必然违背经济市场中的效率原则, 造成资金难以及时稳定供应。最高额抵押权制度避免了一般抵押权的这一弊端。设立最高额抵押权, 既为一定期间内发生的债权提供了担保, 又简化了交易程序, 节约了交易成本, 同时促进了市场活动的迅捷进行。
第二, 有利于充分发挥最高额抵押标的物的担保价值。在设定抵押权的过程中, 若某些价值较大的不可分的抵押物只为一个担保范围明显低于抵押物价值的债权进行担保, 必然会造成抵押物价值浪费, 阻碍抵押物交换价值的充分发挥, 影响资本的流通。若以该价值较大的抵押物为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债权设立最高额抵押, 则能最大化的发挥抵押物之交换价值, 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
第三, 有利于巩固合作交易, 建立长期信用关系。一般抵押权仅为一次特定的交易进行担保, 具有一次性信用担保的特点.而最高额抵押是为一系列债权提供担保, 其本质上具有长期性, 连续性, 方便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 从而有利于促进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我国最高额抵押权的制度缺陷
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确立, 扩充了抵押权的种类, 完善了我国物权法体系。同时, 最高额抵押权还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 对于简化交易程序, 促进资金融通, 强化市场交易安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突破了一般抵押权的限制, 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因此在实务中, 特别是在商业银行授信业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是, 一项制度若想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 也应当避免该制度所引发的安全性问题。目前, 由于我国立法对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规定相对笼统粗略, 使得该制度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制度性的弊端和缺陷,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潜在阻碍抵押财产价值的发挥
最高额抵押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 其主要作用在于以抵押物的交换价值为担保, 确保主债务履行的可能。最高额抵押财产的所有权虽未移转, 仍属最高额抵押人所有, 但是该所有权已转变为一种附条件、有限制的所有权, 抵押人不能依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分该抵押财产。我国《物权法》第191条规定, 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由于主债权在决算期内一直处于不断增减变化之中, 具有不确定性, 这必然会导致超出实际被担保财产数额的最高额抵押财产的交换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另外, 鉴于最高额抵押权具有简化程序、方便交易的目的, 在实践中抵押权人往往利用这一特点, 为了自身的便利和安全, 设定巨额的最高额抵押权。这无异于抵押权人独占抵押物, 使抵押物的剩余担保价值无法利用, 从而限制了抵押人财产的自由流通, 妨碍抵押财产经济价值的充分发挥。
(二) 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可能阻碍债权的及时实现, 甚至易滋生抵押权人不正当的经济行为
最高额抵押权系为将来一定期间内发生的债权担保, 故最高额抵押权需在决算期届满之时才能够实现。然而在实践中, 常常会出现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已无再变化之可能的情形, 即被担保债权提前确定, 或者在约定的决算期满前实际发生的债权已经全部清偿。即便如此, 根据我国《物权法》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 仍需要到决算之日才能确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数额。此种情形下, 在决算期届满前抵押标的物的价值仍由抵押权人控制, 这不仅会浪费多余抵押财产的交换价值, 而且使得主债权的实现发生滞后, 影响交易效率, 同时也是对最高额抵押人的不公平。另外, 在取得最高额抵押权, 尤其是巨额的最高额抵押权后, 一些债权人可能会故意地避免与债务人发生正当合理的借贷合同关系或进行其他正常交易, 严重损害了债务人、最高额抵押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正常经济活动, 束缚了最高额抵押财产价值的发挥, 从而影响了资金融通等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 最高额抵押权的登记方式规定不明确, 导致相关经济活动混乱
根据我国《担保法》规定, 设定一般抵押权, 根据抵押标的物的性质不同, 分为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有学者认为, 最高额抵押权的登记方式无需区别一般抵押权, 即抵押标的物为动产时采取登记对抗主义, 抵押标的物为不动产时采取登记生效主义, 两种登记方式互不排斥。但是笔者认为, 这种登记对抗主义与登记生效主义并存的现象存在很大弊端:首先, 最高额抵押标的物的价值通常较大, 对抵押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影响较大, 若价值较大的动产标的物可以依法不进行登记, 将使抵押人和利害关系人承担较大的利益风险, 同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其次, 在最高额抵押标的物由多种不同财产组成时, 若根据标的物的性质选择登记方式, 即动产标的物选择登记对抗主义, 不动产标的物选择登记生效主义, 这必然会导致设定最高额抵押权时的混乱, 阻碍最高额抵押权的成立、生效, 违背了简化程序、方便交易的立法宗旨。在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实践中, 此类问题尤显凸出。信贷员在于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 常常因为抵押财产种类纷杂, 出现遗漏登记的情况, 导致抵押权不生效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风险的发生。
三、以案说法———最高额抵押权在实务中的风险解读
中国农业银行先锋支行 (简称农行先锋支行) 与湖南金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金帆公司) 、长沙金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简称金霞公司) 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 凸显我国最高额抵押制度在实践中的弊端。金帆公司于2001年12月29日与农行先锋支行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4000万元人民币用以“借新还旧”, 还款期限为2002年12月31日。同日, 农行先锋支行、金帆公司、金霞公司三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约定抵押人金霞公司以金霞新区5号地和7号地作为抵押物, 在最高限额5238万元范围内为金帆公司自2001年12月30日至2003年12月31日与农行先锋支行的债务提供担保。2002年12月31日, 金帆公司与农行先锋支行签订另一借款合同, 约定借款4000万元, 用途为“借新还旧”, 还款期限为2013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31日, 金帆公司为“借新还旧”, 另与农行先锋支行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借款3995万元, 还款期限为2004年12月31日。同日, 金霞公司又与农行先锋支行签订抵押合同, 以金霞新区5号地和7号作为抵押物为金帆公司3995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债务人金帆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农行先锋支行提起诉讼, 要求金帆公司偿还债务的同时, 还要求对金霞公司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本案中, 根据三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最高额抵押权人农行先锋支行在5238万元的最高抵押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金帆公司向农行先锋支行的借款均是对前一次借款的“借新还旧”, 因此实际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只应以2003年12月31日的借款合同为依据, 即实际的债务额为3995万元。鉴于我国立法不允许减额请求制度, 在2001年12月31日至2003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里, 债权人农行先锋支行一直独占巨额抵押财产, 超出实际债务的1243万元实为虚设, 巨额抵押财产的剩余价值无法充分发挥, 严重损害了金帆公司、金霞公司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正常经济活动, 影响了资金融通等经济活动的开展。同时, 若金帆公司无力清偿第三人无抵押的一般债权或因其他原因该一般债权无法实现, 则可能发生第三人与农行先锋支行恶意转让债权的风险。农行先锋支行以低于实际债权额的价值获取第三人对债务人金帆公司的债权, 再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 使原一般债权转变为在最高额抵押的担保下的债权。这种恶意的转让无疑增加了最高额抵押人的担保风险, 违背了公平原则。另外, 由于我国立法禁止抵押人就同一抵押财产重复抵押, 致使在2001年12月30日至2003年12月30日期间, 5238万元的巨额抵押财产的价值功能全部为最高额抵押权人农行先锋支行占有, 其中超出被担保债权的1243万元的财产被严重浪费, 阻碍了市场经济活动的顺畅进行, 违背了最高额抵押权追求效率的制度初衷。
四、我国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应然性探析
依前文分析, 最高额抵押权在我国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制度性缺陷。在民商法律关系中, 注重强调主体之间具有平等性, 然而实践中最高额抵押法律关系的主体并非处于平等地位。在强调简化程序、方便交易的同时, 最高额抵押制度的相关规定更倾向于保护最高额抵押权人, 往往使抵押人处于劣势地位, 违背了平等原则。同时, 受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的影响,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过于笼统, 给实践带来巨大困难。因此, 衡平最高额抵押权的主体关系, 完善最高额抵押制度规定, 成为修改完善民事法律规范的任务之一。为此, 有些国家已设立了一系列相关制度, 以衡平最高额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关系。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的立法经验, 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的最高额抵押权制度。
(一) 减额请求制度
减额请求制度, 是指最高额抵押人在抵押权确定后, 得依据一定条件请求降低起初设定的最高限额的制度。《日本民法典》规定, 于原本确定后, 最高额抵押人可以请求将其最高额抵押权的最高限额减至现存债务额加上以后二年应产生的利息、其他定期金及因债务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额的合计额。减额请求权的行使需以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为前提。最高额抵押权确定之前, 即便实际所担保债权低于最高担保限额, 也无权行使减额请求。因为在决算期届满之前, 无法预测是否有新的债权发生, 且无法确定最终实际担保的数额, 继而无法承认减额请求。只有在最高额抵押权确定之时, 方可预测至决算期届满实际债务额产生的利息、其他定期金以及债务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额, 因而可以行使减额请求。减额请求权实为一种形成权, 最高额抵押人对抵押权人做出有效的减额请求的意思表示, 无需抵押权人的同意, 减额请求权即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限额即自动减至法定限额。此内容突破了我国《物权法》关于变更最高抵押限额需经当事人协商的规定, 使减额请求更具有实现的可能。
在实践中, 债权人往往从自身立场出发, 与抵押人约定的最高限额明显高于所担保债权的价值, 使抵押物的价值无法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这对抵押人是不公平的。因此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 当出现约定的最高限额明显高于实际发生的债权额的情形, 通过赋予抵押人减额请求的权利, 可以避免恶意抵押权人长期独占巨额抵押物的交换价值, 起到了间接遏制恶意债权人的作用。减额请求制度的设立, 不仅能够保证抵押物价值的实现, 同时体现了法律平等保护当事人的价值目标。然而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 并无相关规定, 关于变更最高限额的规定形如虚设。因此, 笔者认为,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 设立减额请求权, 赋予最高额抵押人请求减额的实质权利, 平等地保障最高额抵押人的权益。
(二) 重复设定抵押制度
重复设定抵押制度, 是指抵押人可就一个已经设定抵押标的物重复设定抵押的行为。根据我国《担保法》规定:财产抵押后, 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 可以再次抵押。由此可知, 为维护交易的稳定与安全, 我国法律禁止抵押人重复抵押。但是立法者的此种顾虑显然欠妥。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同一财产上的抵押权受偿顺序。依此规定, 即便在同一财产上进行重复抵押, 若最高额抵押权在先且已完成抵押登记, 即可优先受偿, 最高额抵押权人并不会因为重复抵押而受到不利影响。反之, 若在同一抵押物上存在多个抵押权人, 必然对抵押财产产生多方监督与牵制, 更能保障抵押财产不被抵押人恶意损坏减少, 更能保证被担保债权的实现。同时, 在最高额抵押制度中, 抵押物的价值往往明显高于被担保债权的价值, 浪费了抵押物超出部分的交换价值。若在此基础上重复抵押, 当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低于最高限额时, 后一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限额超出实际债权额度部分、标的物实际价值超出最高限额部分及标的物在抵押权设立后的增值部分优先受偿;当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等于或高于最高限额时, 后一抵押权人有权在标的物实际价值超出最高限额部分及标的物在抵押权设立后的增值部分优先受偿。后一抵押权实为一种期待权, 与前一最高额抵押权的实现并无冲突, 抵押权人选择是否接受这种不确定的抵押权是其意思自治的体现, 法律不便直接干涉甚至于一概禁止。
基于这一实际, 笔者认为, 重复设定抵押权有存在于最高额抵押制度中的空间。若法律赋予最高额抵押人有重复设定抵押的权利, 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抵押物的交换价值, 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市场活动的顺畅进行, 更多地保障债权的实现, 同时在实践中可以有效遏制抵押权人独占巨额抵押物, 企图恶意控制抵押人的局面的出现, 起到了保护抵押人权利的作用。出于弥补最高额抵押制度缺陷、衡平主体间地位的目的, 笔者认为, 有必要赋予最高额抵押人重复设定抵押权的权利。
(三) 完善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登记制度
据前文分析, 最高额抵押权的登记方式并无特殊规定, 若生硬套用一般抵押权的登记规定, 即兼采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 实为不妥。由于最高额抵押权的标的物具有价值较大的特殊性, 不仅对最高额抵押权当事人的经济活动意义重大, 而且通常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及市场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 应当统一采取登记生效主义, 完善最高额抵押权的公示效力, 毋须区分抵押物的性质, 一概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最高额抵押权自登记时成立, 未经登记, 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要与之相应地统一最高额抵押登记部门。在实践中, 不同性质的抵押物需根据规定在不同的主管部门进行设定登记, 若最高额抵押标的物由多种不同性质财产组成, 在进行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时必然会引起混乱, 浪费人力和时间, 违背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原则。此外, 若同一抵押权登记于不同部门, 必然导致最高额抵押权公示的混乱, 无益于交易安全。因此建立统一的抵押登记部门, 完善最高额抵押权的公示效力, 对于健全最高额抵押权的登记制度, 保障最高额抵押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最高额抵押作为一种特殊的担保形式, 具有区别于一般抵押制度的法律特征和社会价值。我国《物权法》对最高额抵押权做出了相关规定, 以其制度上的独特设计, 适应现代社会市场发展需求, 并得以普遍应用。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对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规定相对笼统粗略, 使得该制度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和缺陷, 影响经济活动的运行效率。因此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的最高额抵押权制度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关键词：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缺陷,实务风险,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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