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效率（精选9篇）
流通效率 篇1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把解决好农产品市场流通问题作为一项重大任务, 明确提出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的新要求, 突出强调抓好设施建设、方式创新、市场调控、主体培育四个方面工作。
“一号文件”对农产品流通问题重视程度之高、目标任务之明确、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产品产销体制、供求格局和供给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高度市场化的流通体制逐步建立、农产品供给状况极大改观。但现有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消费需求增长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农产品价格频繁波动、买贵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因此, 继续抓好农产品流通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必须落在实处。
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必须统筹规划全国农产品流通设施布局, 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同时, 还要把乡镇集贸市场建设作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抓好流通设施现代化。推进全国性、区域性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 继续推进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必须抓好非营利性市场建设。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投资入股、产权置换、公建配套、回购回租等方式, 建设一批非营利性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必须抓好产地初加工设施建设, 要扶持产地农产品收集、加工、包装、贮存等配套设施建设。
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要采用现代交易方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充分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引导生产、规避风险的积极作用。要提高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要探索建立生产与消费有效衔接、灵活多样的农产品产销模式。要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要免除蔬菜批发和零售环节增值税, 开展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和扣除试点, 清理和降低农产品批发市场、城市社区菜市场、乡镇集贸市场和超市的收费等政策。
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不断加强和完善农产品调控制度建设是实现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的重要保障。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 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 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 保持价格合理水平。要继续实行农产品收储政策, 完善鲜活农产品市场调控办法, 综合运用进出口、吞吐调剂等手段, 提高农产品市场信息引导有效性, 防止各类虚假信息影响产业发展、损害农民利益。
培育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农产品流通主体日趋多元化, 应加快培育我国的“大粮商”、“大棉商”等大型商贸集团, 加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以及各类多元化市场流通主体, 提高农产品流通层次和档次。要支持拥有全国性经营网络的供销合作社和邮政物流、粮食流通、大型商贸企业等参与农产品批发市场、仓储物流体系的建设经营。扶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发展联通城乡市场的双向流通网络。重点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初加工和贮藏设施予以补助,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流通效率 篇2
内容摘要：探讨影响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有利于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脉络有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识，从而针对性地提出对促进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提高的发展对策。本文从商贸流通效率概念入手，通过对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对策。
关键词：商贸流通 效率 区域差异 影响因素 对策
改革开放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里，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王国，而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商贸流通业。但近年来，我国商贸流通效率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尤其区域间商贸流通效率的不平衡发展，对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已经产生深刻性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对国内物流效率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他们指出与发达国家商贸流通效率相比，我国商贸流通效率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趋势，且这一趋势日渐明显。其中商贸流通效率最高的地区为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而商贸流通效率较为低下的地区则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区域商贸流通效率问题的日益凸显，长期对我国国家竞争优势也具有较大程度上的影响，推高通胀、阻碍产业升级、导致国家竞争优势的削弱等都是我国商贸流通效率问题的突出表现。如何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业平衡发展，是当前我国商贸流通业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探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提升对策前，我们首先应对商贸流通效率的概念及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有一定了解。
商贸流通效率概念及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现状
（一）商贸流通效率概念
作为商品流通运行的组织载体，商贸流通产业不仅包括批发、零售日常用品，还包括住宿与餐饮等服务业，与此同时还包括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商贸流通中的流通顾名思义是商品的流通，即一系列商品的交换，通过商流、信息流、物流等将商品转换为相应的效益等。其中商流是指商品所有权在实体经济中转移所引起的所有商务活动；物流是指商品实体空间在实体经济中转移所引起的所有经济活动；信息流则指商流、物流在实体经济中引起的相关信息的交互运动。
商贸流通效率主要与商品流通时间、流通速度以及流通费用相关，所以商贸流通效率包含多种含义，不仅是组织商品流通过程中投入产出关系，而且指商品流转环节中流转速率，同时指商品运输路线与运输方式的合理性。总体来说，商贸流通效率追求的是既定流通成本下商品流通产出的最大化。资本循环一次所需要的全部时间，即商品流通时间，商品的需求状况，生产企业与市场之间距离的远近，以及商品流通的交通和信息条件等，都会对商品流通时间产生影响。商品流通速度在商贸流通中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为对一定量商品周转目标完成时所需要的时间多少，其二为流通商品在资本周转率上所需的多少。商贸流通领域中所引起的经济活动费用，即为商品流通费用。除了商品从产地运输到销地的费用，流通领域中商品的保存、整理包装及商品买卖等产生的费用都属于商品流通费用。
（二）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现状
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现代商贸流通业属于其中重要支柱与先导产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从当前商贸流通现状来看，已经比较明显地滞后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综观流通问题，流通效率问题是其中内核。在我国，要提高国家竞争力，主要通过提高制造环节价格竞争力来实现，但随着制造业各种成本的不断上升，制造业优势逐渐弱化。大力发展流通产业为先导的现代服务业，在此大背景下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攻方向，而促进经济运行中流通成本的降低，提升商贸流通效率又是重中之重。
现有研究表明，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商贸流通业结构的影响，同时会受到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鲜明体现。商贸流通效率的演变，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中显示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近14年来，我国各的商贸流通效率以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比较接近，均低于东部地区。从有效年份来看，全国发展有效年份为12年，即有效率为85.7%；东部地区效率有效年份为13年，即有效率为92.9%，唯一无效年份的效率值也与1非常接近；从全国有效年份来看，中西部年份几乎全部被划归到无效年份，从中西部总体效率上来看，西部地区最低且波动较小，中部区域相对东西区域来说波动较大。东部地区不仅总体效率较高，而且在波动上趋势较小，可以说全国总体的效率水平均是依靠东部地区得到整体提高的。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我国流通组织运行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广泛诟病，使之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的一项热点议题。在我国商贸流通理论界和实践者看来，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达成一项共识。有关我国商贸流通组织效率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在商贸流通效率低下困境的根源方面却少有涉及，缺乏对影响商贸流通效率尤其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因素的全面与系统性研究。从当前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各区域之间差距仍然比较明显，这一现状的发生并非单纯地由某一种因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的共同结果。每种因素都具有不同的影响机理，在商贸流通业各个发展阶段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我国流通业的发展过程产生影响，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商贸流通效率程度依次弱化格局的最终形成。研究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并提出相对的发展对策，是推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产业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
根据孙金秀的对我国30个省际商贸流通业数据的比较分析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商贸流通业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而排在末五位的省份均位于西部地区。从区域上看，我国商贸流通业最发达的地区为东部，发展次之与发展最差的分别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这种结果除了与人们的认识一致外，在现实数据中也普遍得到了支持。综合来说，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地理区位与多种环境因素
地理区位因素从一般意义上看，是约束区位单位进行空间配置的外部因素。人口分布市场供求及资源分布等状况在不同的地理区位上均会有不同的状况，具有很大区位利益差异。沿江省份与沿海省份依靠水运可促进商贸流通运输成本的降低，而且与其他省份和国家的经济往来也比较方便，同时比内陆地区在资金、技术引进上具有更大的区位优势，因此商贸流通业发达，商贸流通效率较高。而内陆地区因运输成本较高、发展机遇较少等，自然在商贸流通效率方面较为低下。除了地理区位因素，区域各种环境因素对区域商贸流通效率也具有较大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是不同区域人们生活的基本信仰与生活准则，形成了区域生活方式的相对固定性。商贸流通作为一种经营活动必然会涉及区域生活方式与文化背景，且各个区域存在不同的差异性，而这些又是影响消费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而会对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文化多元化的地区精神文化比较独立，商品货币意识更强，商贸流通效率也就越高，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商品交换意识较低，商贸流通效率相应也会降低。与此同时，政治与法律环境变化也会对商贸流通效率产生影响，其影响是通过政治与法律对商贸流通产业产生的决策性决定的，这些宏观决策对商贸流通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区位不同，政策倾向也会不同，对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因素
作为一种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受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大。工业化水平不同，市场供求、规模及产业结构等也会相应不同，而这些都会导致商贸流通设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会相应地影响商贸流通渠道的构成与运行，从而影响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工业化水平越高，流通主体越活跃，流通网络与流通基础设施也就越发达，依托于这些运行的商贸流通业效率也就越高。从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业的不同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状态具有一致的影响。在影响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中，城市化水平也不可忽略。商贸流通是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商品交换的累积与流通和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的形成，而城市的规模化又会促进商贸流通密度经济的形成。简单商品流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趋向发达商品流通发展，城市化水平与商贸流通业的发达程度呈正比，而随着城市化水平与商贸流通业的提高，商贸流通效率也会相应地提高。城市化的进程不仅对商贸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给商贸流通，为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例，因改革开放以来其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商贸流通业的步伐也随之被带动起来，商贸流通效率高于城市化进程缓慢区域。
（三）市场化与开放化程度因素
首先，商贸流通业发展，以市场为载体，市场体系的完善与否，对商贸流通效率具有很大影响。不同区域市场化程度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商贸流通业发展环境的不同。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环境来看，在市场化程度上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市场体系的完善度也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给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比如，“义乌商圈”作为商贸流通产业的典型，就是得益于当地的市场化环境，商品的聚集促使市场交易成本下降，提高了商贸流通效率。且政府对商贸流通业的支持程度也与市场化发展水平有关，改革开放政策的试点省份多选择商贸流通业发展较快的地区。我国区域发展实际情况显示，市场化指数越高，商贸流通效率也会越高，这种提高是基于需求推动而来的，当市场条件开始成熟时，其会随之提高对商贸流通效率的要求，在市场化指数各种指数中商贸流通效率也算是其中之一。其次，区域开放化程度也会对商贸流通效率产生影响。就当前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看，开放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市场需求就越趋向多样化与国际化，对商贸流通区域内市场饱和的局限性也就有更大的突破动力，有利于商贸流通业寻找到更多的市场空间，拥有更多强强合作的机会，刺激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而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则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国际化流通程度，导致其流通效率发展缓慢。
（四）地区分工与信息流通因素
从分工与交换或流通关系的理论来看，因流通资源在区域之间分布是不同的，所以在区域流通产业的分工上也会呈现出地区性的不同，从而对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区域商贸流通分工的不同，对区域商贸流通交易效率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就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产业资源分布来看，全国人口的60%都位于中西部地区，但在全国商贸流通零售网点和就业人员数量上中西部地区却不到50%，这种地区分工的不同，必然会对我国区域商贸流效率产生影响。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流通要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对区域商贸流通业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现代商贸流通组成部分，信息虽然是一种无形商品，但其对商贸流通的过程却发挥着先导性作用。目前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也开始成为由信息化带动的全过程加速度运动。信息本身带有社会公用特征，从信息流通的规模与速度关系来看，两者呈现出明显的正比性。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会促进信息流通规模的扩大，信息所投注给商贸流通业的贡献就越大。现代商贸流通运动方式的核心特征，不仅体现在信息流通规模、速度、方式的扩大、加快及创新，还体现在信息带动与引领作用的发挥。信息的不对称，与其他影响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一起，导致了我国各区域间商贸流通效率在起跑线上的差别。
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对策
（一）强化区域商贸流通发展规划与体制改革，打破区位制约因素
对于现代商贸流通效率问题，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加快其商贸流通业健康发展的规划，强化区域商贸流通体制改革。我国政策决策层与主流理论界，应正确认识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现状，对我国各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加快制定、实施和完善。还应促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逐步减少行政性税费、行政审批权等，促进商贸流通业营改增试点的加快推进。政府应简政放权，缓解和消除区域行政壁垒，使商贸流通领域中的体制性成本在宏观管理体制创新中得以降低，推动我国商贸流通领域市场化和工业化平衡的有效实现，打破区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消除对商贸流通产业的歧视，并通过自身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商贸流通运行过程中的跨区域相关行政审批权，促进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政府还应认识到商贸流通业的产业性质，基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本质，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的步伐，从税收优惠上降低区域商贸流通的运营成本。另外，我国还应对商贸流通跨区域治理协调机制进一步探索和构建，着力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情况，促进商贸流通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问题中，区位因素所形成的区域市场分割与协调发展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所以，各地政府应对商贸流通跨区域协调机制不断探索，鼓励商贸流通业通过兼并重组及联盟等做强做大，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进而促进商贸流通运行效率的提升。
（二）加强区域商贸流通合作，提高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度
加强区域商贸流通合作，是商贸流通的主流趋势，也是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迫切要求。尤其我国各省际地区之间的政府应积极倡导商贸流通行业的交流，通过协调与交流机制，推动区域商贸流通商业与具体企业间多层次、多形式合作的展开。通过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全面把握各地商贸流通业发展中的新机遇和新增长点。区域商贸流通业应对区域内商业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同时应不断地扩大区域间商贸流通交流与合作领域和范围。区域政府应积极投入构建综合平台，以供省际间商贸流通项目更好地展开合作，促进区域商贸流通市场功能的开发，商贸流通投资、融资、管理等都应在综合平台中有所体现，以为区域商贸流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参考。我国区域商贸流通应通过合作举办国际性博览会，将各区域商贸流通业推荐和展示给全国及全世界。与此同时，我国各区域商业主管部门，应对全国统一性的商贸流通合作信息服务网络积极筹备建设，通过信息网络构建综合化商贸流通信息服务体系。我国各区域之间商贸流通产业可通过这一信息平台环境，实现信息的流通，使其信息的积聚效应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成为各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与沟通的枢纽平台，提高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度，推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此外，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应培养商贸流通人才。各区域政府应加强对商贸流通人才培养的投入，启动专项资金，对高端商贸流通领域人才进行引进和培育，促进商贸流通业人才结构的优化，改善区域文化社会环境对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努力实现商贸流通人员效率的提高，由人员效率的提高带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的发展，改善其效率问题。
（三）加强建设区域商贸流通现代交通体系，提升区域商贸流通速度
区域商贸流通竞争力的强弱，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有关，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加快又离不开区域综合交通运输条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交通运输体系都比较发达和完善。对于商贸流通效率较低的中西部区域，我国应加强对其现代商贸流通交通体系的建设。尤其对西部区域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航空等方面，不仅建设水平落后于东部区域，在完善程度上也不及东部区域，长期以来的交通制约因素导致其区域商贸流通引资较为困难，进而导致该区域经济发展较为滞后，阻碍了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也造成了商贸流通效率在该区域的交通瓶颈。中部地区虽然处于交通枢纽位置，但并未真正实现商贸流通业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客观要求，中部区域现代商贸流通交通体系建设也是重中之重。我国应深化中西部流通体制改革，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交通体系的建设，形成网络化的区域内部物流分工协作体系。充分发挥中部地区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提升西部地区资源流通速度，努力推动中西部商贸流通大市场的形成，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贸易条件。我国各区域可围绕一、二、三产业，建设多个具有针对性的现代物流配送中心，通过拓展商贸流通中第三方物流配送业务，可实现商贸流通物流配送服务的共享，从而促进区域商贸流通速度的提升，提高区域商贸流通效率。
（四）加强商贸流通市场体系构建，强化区域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开放性
充分利用现代流通方式和流通技术，重构传统流通体系，加强对我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界限，是改善商贸流通低效率困境必须厘清的问题。关于政府与市场职能的论述，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有明确表述，指出应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多地发挥，通过市场“无形的手”促进流通体系的构建和体制的改革。以阿里巴巴、京东等龙头电商企业为例，它们所代表的电子商务模式与组织创新，正是我国流通体系构建的新趋向，对我国流通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对于推进改革，尤其是改革行政性垄断行业来说，这种新技术的应用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充分发挥“新流通”组织模式的作用，对我国商贸流通运行效率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加强流通体系构建，就要求我们利用现代流通方式与先进流通技术，重新构造传统流通组织体系，对适应现代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开放性现代流通体系进行构建。在空间分布上，我国应重视中部交通网络的重要性，以其作为依托，构建全国性商贸流通大市场。作为“五纵七横” 道路主干线中心，以中部发达的交通网络为基础，构建多层次、开放性及网络化的商贸流通开放性市场体系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在开放性区域商贸流通体系环境下，还可鼓励区域商贸流通连锁经营，发展区域大型商贸流通集团，逐步形成大宗商品的采购分销渠道网络体系，以产业化集群和专业化发展来推动区位优势大市场的衍生，通过省际联动打造快捷商贸流通运行过程，促进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
面对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不平衡及普遍低下的现状，我国商贸流通业业界及区域政府应积极分析影响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强化区域商贸流通发展规划与体制改革，提高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度，加强区域现代商贸流通交通体系建设和开放性市场体系构建，促进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与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守亭，俞彤晖.中国流通效率的测度与演进趋势[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2.吉利.商贸流通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与效率评价[J].商业经济研究，2014（32）
3.孙金秀.现代流通业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基于中国30个省际数据的比较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6）
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课题组，宋则，依绍华.我国流通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2）
湖南省流通业效率的测度研究 篇3
关键词：流通业；效率；测度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南部腹地，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是连接东部沿海各省与西部内陆省份的桥梁地带。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促进物资生产，其本身也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高流通效率是湖南省流通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也是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关注的焦点。提升流通业效率，能够进一步充分发挥流通业的中介作用，利用规模和效益经济节约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不仅能够促进物资生产发展，还可以促进物资销售，从而使产销畅通而形成良性循环。
一、研究现状
Godon（1993）提出了衡量多种要素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并对美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物流业生产率增长趋缓；Tanskanen（2003）分析了如何改进物流供应链效率，他认为物流供应链效率的改进可基于生产和库存的规划来进行。郭守亭等（2013）认为流通效率具有多元内涵，集中反映了经济运行节奏和价值实现速度；刘士芳（2016）强调流通业效率直接关系经济运行质量；洪涛（2012）通过论述流通效率概念和内涵，探讨如何构建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已有的流通业效率研究中，评价指标选取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变量间存在信息交叉或重叠现象。一些与区域流通业效率关联性不高的指标，影响了流通效率测度的效果和准确性。因此研究区域流通业效率评价测度时，还应更加深入考虑流通业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特点，多方面综合分析现代流通业效率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理论
（一）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法由Hotelling于1933年提出。该方法通过运用线性组合，从高维变量中尽量提取出有效信息。主成分分析既保留了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又降低了数据的维度。
（二）Hopfield神经网络。这是一种全连接型的神经网络，运行方式为动力学，表现为神经元状态的演化，直到趋于稳定。建立过程中一般通过外积法和正交化法设计权系数矩阵。
三、流通业效率的测度指标
流通业效率，是指流通业组织运行的效率，既不能用简单数据进行计算，也不能用简单的投入产出来衡量，应进行综合性评价。首先要考虑商品周转率指标，商品周转次数越多，说明流通业效率越高；还要考虑企业效率指标，企业经营效率有助于提高行业效率；此外，还应考虑劳动效率和资本效率。按照上述分析，首先选择流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库存率、存货周转率、利润率、流通成本占GDP比率、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总资产报酬率、固定资产投资报酬率、人均年销售额、人均利润率等十个指标作为测度初步指标。并分别用x1、x2、……、x10表示。数据来源为2010年-2015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公报。
四、主成分分析和离散Hopfield神经网络建模
（一）主成分分析。首先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得到KMO统计量值为0.876，说明原始数据相关性较强。而Bartlett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05，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从而判断原始数据来自于正态分布总体，能够进一步分析。提取出公共因子，特征根与方差贡献表显示，前面三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共98.452%，可以充分解释变量98.452%的方差，包含了大部分原始信息。从碎石图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选择提取3个公共因子F1、F2、F3。根据各因子在指标值上的负荷表现，可分别命名为企业效率因子、劳动效率因子和资本效率因子。
（二）离散Hopfield神经网络建模。将流通效率分为5个等级，即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很低。然后设计不同效率等级与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将各个等级所对应的指标值的均值作为各个等级的理想值。然后利用Matlab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建立离散Hopfield神经网络模型。接下来导入理想等级评价指标编码、湖南流通效率对应于各公共因子的测度指标编码。将理想等级指标编码作为神经网络平衡点，从而创建目标向量。从输出的模型结果来看，Hopfield网络可以进行有效可信的分类，从而公正客观地评价若干年以来湖南省流通业效率。2010、2011年，湖南省流通业效率较高，2012、2013年为一般，2014、2015年为较高。因此，使用企业效率、劳动效率和资本效率对流通业效率进行评估是可行的。
总体来看，湖南省流通业效率自2010年以来，呈现出由较高到一般，再由一般到较高的变化趋势，行业效率明显趋好。
五、对策和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行业发展桎梏。《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流通企业效率不彰，首先就是受到体制因素的影响。比如收费高速公路过多，收费站过于密集，人为设置流通环节障碍，从市场到居民家庭的“最后一公里”流转成本太高，区域经济保护主义等。因此要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商品流通领域各环节存在的所有制不清、政企不分、区域保护主义障碍，打通省域、市域商品流通环节，打通从市场到居民家庭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注重改变省域内各地市的市场化程度，消除由于各种原因设置的地方市场障碍，建立全省统一的大流通体系。
（二）强化职业教育，提高流通从业人员素质。当前湖南省流通业从业人员来源复杂，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现代化流通业的要求。通过职业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正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立足之本。湖南省历来重视教育，近些年来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关注和投入也越来越高。应采取政策性措施和手段，激励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开设流通相关专业，在最广泛范围内建立流通人才职业培育基地。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和校企合作的方式，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向湖南流通行业培育输送专门人才，一方面对企业现有从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提升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
（三）鼓励所有制创新，提升资本效率。实践早已证明，资本效率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和改善十分显著。资本效率一旦恶化，必然影响行业资本形成和效率配置。对于流通企业来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人口红利”优势不在，劳动成本日益提升，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资本效率已刻不容缓。首先要在流通领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切实保障企业和私人投资自主权，改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释放流通领域投资主体活力；其次要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补充机制，鼓励企业发行可转债，降低企业到创业板、主板上市门槛；还应该提高政府在流通领域的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行业、企业的推动作用，加大流通领域科研、技改的投资力度。
（四）推动技术创新，提高行业技术进步水平。首先应坚持流通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市场导向，坚持技术导向，提高技术人员的行业地位和薪酬水平，鼓励开展各种流通科技创新活动，推动流通领域的科技发展和持续升级。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流通领域技术创新合作机制，鼓励各种创新主体之间，特别是流通企业、研究单位、教育单位之间展开合作，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从而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推动流通行业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荆林波. “中国流通业效率实证分析和创新方向[J].”中国流通经济. pp. 13-17， 6 2013.
提升企业农产品流通效率之探究 篇4
一、流通效率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基本内涵
流通效率主要是指流通体系所具有的效率, 也就是在商品流通中流通产出和流通成本之间的比值。提升效率就是要以最小流通成本来得到即定流通产出, 或者是以即定流通成本来实现流通产出的最大化。一般情况下, 流通产出的不断增加肯定会要求流通成本也得到相应的增加, 而不仅仅只是流通成本有所增加, 因此, 需要用两者最终比值之大小以决定流通是否具有高效。
农产品流通效率主要是指农产品流通中的流通产出和流通支出之间的比值。其中, 农产品流通产出为农产品各个流通环节中附加值之总和, 而流通支出则包括了农产品流通中所发生的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等。因为农产品流通所经过的环节比较多, 物质形态的改变也比较大, 加之政府部门尚且建立起全国范围内农产品流通方面的确切资料, 从而导致农产品流通中的产出和支出难以得到。因此, 农产品流通效率无法使用单一标准加以判断, 而是要进行综合评判。
二、影响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相关问题
1. 流通不够顺畅, 造成农产品滞销
一是农产品信息渠道不够顺畅, 农民群体的生产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中的信息网络建设滞后, 缺少系统化和规范化的信息收集、整理与发布, 而政府网站上的信息则十分宏观, 缺少了和具体生产环节的对接。二是农产品流通的费用太高, 从而加大了农民群众在销售上的困难, 主要表现在运输的成本比较高、储存和加工的保鲜成本也比较高、运输的损耗相当严重, 而且流通中介的费用也比较高。与此同时, 因为农产品在流通中往往缺少稳妥有效的保鲜方法, 加之主要运用公路运输, 导致流通速度相当缓慢, 造成农产品在流通中出现了非常高的损耗率, 导致农产品采购量与实际销量间产生相当大的缺口, 进而提升了农产品流通之费用。
2. 流通组织培育较晚, 造成流通效率过低
我国广大农村十分缺乏具备独立产权, 代表农民群体切身利益的经济服务组织, 而现有的少量农民组织其组织化的程度十分低, 而分散与细小的运营形式也影响到了农民群体的实际交易, 导致农民以无组织和分散化状态进入到市场之中。面对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进行的权益侵害以及不正当竞争, 造成农产品市场缺乏强大的竞争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因为连接生产、市场的农产品流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相当低, 农民群体销售农产品的成本往往非常高, 同时, 因为流通力的严重滞后, 一部分农产品, 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等生鲜产品由于无法及时销售或者冷藏而导致腐烂, 从而产生了巨额经济损失。
3. 传统农产品流通方式不当, 造成市场功能不够健全
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这一方式是我国当前农产品流通的一种主渠道, 然而,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中的大量功能尚未得到十分充分的发掘, 由此而造成了传统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首先是对于生产者来说, 农产品销售的环节偏多, 且农户无定价的自主权, 造成农民群体的收益非常低;其次是农民群体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导致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力大幅下降, 可以供给销售的产品相当少, 而且不集中, 并不会受到农产品批发商们的青睐;最后是对消费者来说, 这一方式缺少了产品安全质量的认证。
三、强化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主要对策
1. 充分发展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方式
鉴于现代生活方式以及营销手段之发展, 以超市为主要销售终端的现代流通体系正在彻底地改变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流通方式, 从而在我国农产品的终端销售过程中具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把农产品与超市进行联合, 促进超市与农民群体建立起更为紧密、和谐的关系, 这样就能很好地避免生产过程中的盲目性, 同时还能稳定我国农产品的销售途径以及价格, 进而解决我国农产品所具有产销无法对接之问题。而且还能减少流通中的环节, 降低流通的各项成本, 根据一部分超市的介绍, 运用直采方式能够节约流通成本20%到30%, 从而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中国农产品的现行流通方式主要还是依靠从批发市场发展到用两条腿来走路, 这样不但能够降低农产品的损耗, 控制流通的成本, 而且还能提升流通的效率, 确保城市的供应与消费安全。依据一项统计, 201年在我国大中城市超市中所流通的农产品将由目前的10%左右发展至40%左右。要致力于发展农产品产地直销市场, 以求架设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直接联系沟通的中介桥梁, 进而缩短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 不仅能够减少销售的环节, 而且还能增加农民之收益, 又能确保农产品安全质量能够加以追溯, 让消费者们进行放心消费。
2. 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具有的服务性功能
2007年, 我国颁布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从而让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 而且在发展环境上有了极大之提升。如今, 全国范围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超过了11万多个, 而登记的成员则达到140余万户。据统计, 加入到合作社之中的农户成员收入要比非合作社成员农户高出至少20%以上。各类农产品流通专业化组织对于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与增加农民群体的收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相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以及影响力还相当有限, 无法和国外同类组织进行比拟。有鉴于此, 要致力于发展各类从事农产品流通活动的专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从而致力于培养出一大批农产品流通专业化企业, 并对农民群体开展有效的市场流通知识职业培训, 从而培养出更螦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人, 持续改进我国农产品的流通秩序, 进而为农产品进入到城市市场之中开拓出新的通道。与此同时, 应当更好地发挥出农民合作社所具有的服务性功能, 一定要持续健全完善利益互补型机制。也就是说,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的数种重要服务功能间应当要实现利益的互补, 从而具备了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之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此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成功经验。比如, 日本农协业务范围就涵盖了生产资料的合作供应、农产品的合作销售以及农村合作金融业务等等。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定要尽快地培育和健全功能, 实现利益的互补, 并且更为关注资金合作, 实现金融服务等功能。
3. 构建更为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信息体系
农产品要提升流通的效率, 十分需要有一个健全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网络体系, 以求更为有效地促进与调整我国现有农产品的种植结构, 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盲目进行种植或者丰产却不丰收等问题。首先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新农村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 让各类农业信息的受益群体从现在的农产品企业管理层转换为向农产品企业的管理层与生产者并重。各个牵涉到农业部门的纵向信息网络也应当强化横向之间的交流。其次是要建立起汇总信息和综合分析信息的权威性部门。要通过农产品专家的分析与预测, 从而形成更为高级的信息, 从而在生产者人群中进行发布。最后是要全面发挥新闻媒体在农业信息传播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运用广播、电视以及报纸等各类宣传媒介, 通过免费或者由政府出资等形式, 向广大农民传播农产品产销方面的信息。
4. 全力提升农民群体的市场营销意识
现代化的营销手段不能完全被工业品所覆盖, 农产品营销也应当积极实施市场化的营销手段, 从而提升农产品所具有的流通效率, 进而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首先是要强化对于目前已有的优质农产品保护, 致力于鼓励农民运用更多的形式来开展农产品商标注册活动, 从而树立与保护农产品的名牌形象。其次是要不断强化农产品广告宣传所具有的力度。当前, 中国农民群体的广告意识还不够强, 而高额的广告宣传费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农产品广告的宣传, 再加上农民群众还不具有开展广告宣传之规模。因此, 需要由政府来出面进行组织协调, 这样能够打造出优质农产品广告。最后是要注重于各类农产品的分级、初加工以及包装处理, 以求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广大消费者之所需, 保护农产品之原香与原味, 并且延长农产品的保存时间, 方便进行运输, 从而充分提升农业名牌产品的信誉。
参考文献
[1]徐从才.流通经济学:过程组织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徐从才.流通经济学:过程组织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辉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关系的静态和动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3) .[2]李辉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关系的静态和动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3) .
[3]李春海.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制度瓶颈及其消减[J].财贸经济, 2005 (3) .[3]李春海.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制度瓶颈及其消减[J].财贸经济, 2005 (3) .
[4]叶勇.加快发展农产品物流的探讨[J].中国储运, 2009 (1) .[4]叶勇.加快发展农产品物流的探讨[J].中国储运, 2009 (1) .
交易效率、市场化与流通产业发展 篇5
由于流通与市场、交易效率之间存在内在的互动关系,流通是市场的杠杆,可以起到撬动生产、启动消费的作用[5]。但是,流通的形成也会受到市场机制的驱动[6],充分发挥流通功能,主动开拓市场,扩大交易规模,节约流通组织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市场化改革催生了我国流通业的崛起[7],大力发展流通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市场化指数、交易效率与流通产业散点图及拟合回归线 ( 图1) ,可知交易效率、市场化程度与流通产业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交易效率水平越高,流通产业增长率越高; 市场化水平越高,流通产业增长率也越高。
一、模型简介和变量说明
( 一) 实证模型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在实证检验中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 1) 式表达了一个地区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与该地区交易效率和市场化水平,以及其他一些控制变量之间的数量。其中,circulationit代表i地区t年份的流通产业发展水平,traeffit代表i地区t年份的交易效率,α1代表交易效率对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 markit代表i地区t年份的市场化水平,α2代表市场化水平对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 α0表示常数项,Xit表示其他一些控制变量,本文包括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工业化率; Γ 表示各个控制变量对流通产业发展的影响系数。本文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个体效应 ( μi) 和时间效应 ( γt) ,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 二) 变量解释
流通产业 ( circulation industry) 是以交通、仓储和邮电通讯及批发和零售衡量流通业[8],本文以交通、仓储和邮电通讯及批发和零售业的增加值之和作为流通业的增加值。在进行加总之前,先对交通、仓储和邮电通讯及批发和零售业的各自历年名义增加值调整为历年实际增加值,再加总历年实际增加值得到历年流通业实际增加值。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流通业历年实际增加值取自然对数,即LNcirculation。
交易效率 ( transaction efficiency) : 关于交易效率的衡量,本文借鉴赵红军[9]、高帆[10]和刘文超等[3]的研究成果,选取12个指标综合衡量一个地区交易效率,这12个指标分别是万人民用汽车拥有量、万人货物周转量、万人旅客周转量、每百平方公里铁路营运里程、每百平方公里里程、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能源消费量、万人高校在校生人数、人均教育费用支出、人均公共行政管理费用支出、非国有经济职工比重、年末贷款余额占GDP比率。首先计算12个指标每个指标的得分情况, 再取12个指标的平均值即为交易效率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i个指标第t年的得分:
Vit表示所有地区第i个指标第t年的原始数据, Vi,min表示所有地区第i个指标中最小的一个原始数据,Vi,max表示所有地区第i个指标中最大的一个原始数据,交易效率各地区第t年的得分:
根据 ( 3) 式计算得到各地区各年份的交易效率。为了消除异方差,取自然对数,即为LNtraeff。
市场化 ( marketization) 是指市场的发育程度, 衡量市场发育程度通常采用市场化指数。关于市场化水平的测度研究,本文采用樊纲等[11]测算的中国各省市市场化指数; 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市场化指数取自然对数,即LNmark。
城市化率 ( urban) : 晏维龙等[12]指出城市化发展可以促使简单商品流通向发达商品流通转变。 本文引入城市化率作为其中的控制变量,城市化率的计算采用 “城市化率 = 地区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为消除异方差,取自然对数,即LNurban。
工业化率 ( industry) : 按照宋则[13]关于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内容定义可知,商贸流通业包括为第二产业提供服务的工业生产资料流通业,因此工业化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流通产业的发展。计算方法: 工业化率 = 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为消除异方差,取自然对数,即LNindustry。
对外开放度 ( openness) : 对外开放度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程度,是一国或地区市场经济在空间上的扩展。本文采用 “对外开放度 = 进出口总额/GDP”。由于对外开放度以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率衡量,无需对二者原始数据调整为实际值; 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取自然对数, 即LNopenness。
( 三)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采用的各项数据为中国大陆30个省级地区 (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1997 - 2009年的数据。 由于在计算各省级地区的历年交易效率时,西藏自治区交易效率的各二级指标原始数据缺失严重, 为避免误差而影响指标数据质量,剔除了西藏自治区。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等 《中国市场化指数 -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其余各项指标1997 -2008年原始数据均来自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而2009年数据来源于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 2010年统计年鉴。各省 ( 直辖市、 自治区) 1997 -2009年进出口总额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二、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交易效率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流通产业增长率也就越高,本文从分时间段和地区两个维度进行讨论。樊纲指数表明市场化指数在1997 - 2002年与2003 - 2009年之间增长率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分阶段考察市场化程度、交易效率对流通产业增长率的作用是有益的,也是可取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范围广大,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分地区考察市场化程度、交易效率对流通产业增长率的影响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将从如下两个部分进行讨论。
注: 括号内的值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1% 水平上 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一) 时期分段
表1列示各时间段样本的OLS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1共列出四组回归结果,为了控制异方差问题,每一项指标回归系数下的括号内的数据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1的第1列为观察的全部样本回归结果,第2列为1999 - 2009年时间段样本回归结果,第3列为1999 - 2002年时间段样本回归结果,第4列为2003 - 2009年时间样本回归结果。从第1列分析结果可知交易效率与市场化指数对流通产业作用系数都为正,且在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证明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对流通产业发展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在去除存在缺失值的情况下 ( 第2列) ,交易效率与市场化指数系数都在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样证明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对流通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第3列和第4列从不同时段的角度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系数无论在1999 - 2002年时段还是2003 2009年时段都在1% 水平下显著 且为正,2003 2009年时段交易效率系数值大于1999 - 2002年时段的系数值,说明交易效率越高,对流通产业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市场化指数系数在1999 - 2002年时段不显著,但在2003 - 2009年时段在1% 水平下显著,并且2003 - 2009年时段的系数值远远大于1999 - 2002年时段的系数值,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对流通产业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因此,从整个观察样本来看,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对流通产业的正向促进作用都是显著的; 从不同时间段来看,交易效率水平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时段对流通产业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 二) 地区差异
从地区角度来考察我国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对流通产业的作用,可以更清晰地考察地区间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对流通产业的不同影响程度。地区的划分按照通常的做法,分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同时,在进行回归时也将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合并作为一组,更进一步分析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具体情况见表2。从表2第一行可知交易效率在四组回归结果中都显著为正,东部地区系数值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从第二行可知市场化指数在四组回归结果中都为正, 东部地区系数值也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但只有在东部地区数据回归中显著性在10% 以下,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据回归结果中都不显著。由于市场体系是流通产业发展的载体, 不同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各区域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有所不同。就流通业发展环境而言, 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其市场体系也较完善,能够提供给流通产业更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空间。因此,表2的回归结果再一次证明交易效应与市场化程度对流通产业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且交易效率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对流通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差异是影响地区流通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 括号内的值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1% 水平上 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表1和表2列示出三项控制变量,三项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城市化率对流通产业影响系数基本为负。表1显示城市化率水平越高对流通产业的负向影响系数也越大,表2回归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负向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对流通产业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14]。本文研究结果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相左, 可能的原因有: 第一,本文的城市化率作为控制变量,且以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第二,在考虑市场化程度与交易效率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便出现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结构很不合理,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城市分层结构总是畸大畸小”[15]。不合理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交易效率的下降,阻碍流通产业的发展,而且也会直接通过运输成本的上升, 信息流动成本的上升,道德风险会加剧,引起流通产业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成本的上升, 从而阻碍流通产业的正常发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使我国城市化进程走上合理化、有序化和有效性。
其次,对外开放度的系数基本显著为负。对外开放可以看作国内市场在地域上的延伸,理论上应该对流通产业起到促进作用。从回归结果分析可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流、物流、商流等方面机制不健全加之国际市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在开展对外经济的过程中低效率运作也会阻碍我国流通产业的发展。另外,工业化率回归系数基本为正,说明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流通产业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表1第4列和表2第1列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逐渐走向转型,从第二产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工业化对流通产业的发展作用减弱。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 ( 除西藏) 1997 - 2009年数据,分时间段、分地区地考察了交易效率与市场化进程对流通产业的作用,发现交易效率水平与市场化程度对流通产业的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根据分时间段回归结果表明交易效率水平越高的时段,交易效率对流通产业发展促进作用越大;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时段,市场化指数对流通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大。根据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交易效率水平与市场化程度在地区间差异严重影响着地区间流通产业发展水平,交易效率水平越高的地区,交易效率对流通产业发展促进作用越大;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化指数对流通产业发展促进作用也越大。东部地区较高的交易效率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对流通产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使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目前,不合理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交易成本上升、交易效率下降、市场环境恶化,对我国流通产业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流通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流通先导的作用,我国应加速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同时,应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城乡人口转移、定居,合理、有序地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
摘要：交易效率、市场化与流通产业是紧密相连的三个概念,本文利用1997-2009年省级数据,分时段、分地区地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实证分析发现交易效率的改进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流通产业的发展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地区间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对流通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交易效率水平与市场化程度越高对流通产业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因此,提高交易效率与市场化程度是促进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流通效率 篇6
1 引言
流通效率是一个总括性、复合多维的概念。农产品流通效率是整个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各种产出与投入的直接或间接比较, 是农产品流通领域中每个环节主体和整体的效率总称[1]。总的来说, 农产品流通也应该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如果“四流”分散不成体系, 则很难做到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高。推动农产品流通效率, 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
现阶段, 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农产品流通时间过长、周转率高以及农产品市场信息传递不通畅、流通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物流技术落后等方面。不能满足“大流通、大市场”的需要。而且, 由于是“小农户”生产模式居多, 因此大部分农产品都无法做到深度加工及分类包装, 甚至是否按照标准化进行生产都很难控制, 农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由此可见, 与人们消费水平的日益增长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农产品流通效率低下的现状。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空间、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均衡。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农户对收入稳定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对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需求, 都急需解决农产品的流通问题, 这关系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 本文采用AHP和模糊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针对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进行评估, 力求探究各指标在农产品流通效率中的权重以及影响力评价, 从而对制定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2 文献综述
对于商品流通的研究, 是学者们的热门研究话题。但是对如何流通以及流通效率的研究, 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流通效率的研究也是近几年才开始逐渐聚焦的课题。目前,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学者对流通的概念以及流通效率的评价阐述着不同的观点。宋则[2]认为, 流通是指在实体经济范畴内由商品流通直接引起或与商品流通直接有关、直接派生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经济活动的总和或总称。
李辉华[3]认为, 所谓的商品流通效率是一个衡量商品流通整体质量的概念, 指商品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流通领域所实现的价值量与流通费用之差。洪涛、郑强[4]构建的中国城市流通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 关于流通效率的指标有劳动生产率、流通企业连锁化和组织规模化程度。宋则、张弘构建的流通现代化指标体系, 在流通效率方面, 主要包括流通速度、库存率和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等。姚力鸣[5]在进行美日之间流通效率对比时, 采用了流通生产率、流通毛利率、库存率三个指标来表示流通效率。李飞、刘明葳[6]建立的商品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中, 与流通效率有关的指标是流通业总资产报酬率、流通业固定资产周转率。汤宇卿[7]的看法是从外部来看, 作为流通的组成部分的商流、信息流和物流产生了分离, 在商流内部, 批发空间和零售空间又趋于分化, 信息流通和实体商品流通形成了相互关联的两大系统。晏维龙等[8]认为, 流通效率和单位流通费用之间存在反比关系, 并用流通效率和流通费用分析了城市化的过程。徐从才等[9]认为, 流通效率是指流通实现过程中价值补偿的程度以及利益的和谐度, 具体包括流通产业效率和流通组织效率。Raymon Van Anrooy[10]认为流通效率支撑资源的有效配置, 达到最大可能的消费者满意度, 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包括市场控制力、外部性和信息可获得性。
大多数关于流通效率的文献都只是从某一个单一角度来阐述流通效率的评价指标, 尚未形成比较全面的针对流通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更难觅专门针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相关研究了。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 绝大部分关于农产品流通的研究都集中在农产品流通中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农产品流通比较研究以及农产品改善问题。也有不少文章做了关于流通效率的研究, 但是多以定性分析为主;有的文章研究了流通效率的指标体系, 但往往并没有跟随做相关实证分析。总体来说, 能够较全面、多维度地对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还是较少的, 这也给了学者们很大的研究空间。
3 农产品流通效率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如果想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就需要找到能够提升效率的影响因素。而如果要发掘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较大的因素, 首先就得对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指标确认, 构建出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体系。但是, 由于农产品流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且多方性的问题, 因此, 对农产品流通效率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其实非常多。然而, 无论是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谈, 还是从“商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四流的角度来说, 都不能简单地以某一个方面为切入点来考量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指标。每一个指标的选择应是多方面综合的比较, 且剔除各考虑因素中重复相关的指标。如, 市场整合度这项指标在“四流”中均能产生影响, 还包括损耗率不能只放在某一个环境下进行测评。再加上, 对流通效率的评价至今都没有一个权威的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的解释和评判。因而, 最适合的方式应该是通过“Delphi Method”或者“Brain-Storming”邀请专家对指标体系的选择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判断。但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 在本文中, 暂时只能结合现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学说和文献资料, 经过综合整理进行选择后, 归纳总结出以下测评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待日后条件时机成熟, 再做进一步的更加系统的研究。
在表1中, 反应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待评估指标分为五个方面, 分别将市场效率、生产效率、周转效率、成本效率和信息效率作为二级指标纵横向多角度地对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评测。在二级指标项下又细分出25个三级指标, 从流通生产率到毛利率, 再到流通速度的测评以及信息化指标的判断, 尽可能多维度地展现农产品流通效率影响因素。
各指标权重评估思路:首先构建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体系,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权重的确定 (如表2所示) , 然后采用成对相比法建立各指标的对比矩阵, 得出各层指标的成对比较矩阵, 再通过模糊分析法对各层指标建立模糊权重集和评价集。将一些难以获得数据的指标项目由定性分析转为定量分析。
由表2可知, 各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如下:生产效率F1=0.302, 市场效率F2=0.425, 周转效率F3=1.458, 成本效率F4=1.183, 信息效率F5=1.694。
最大特征值大于阶数, 成对比较矩阵不一致, 则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
其中RI表示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不同个数RI值如表3所示:
根据矩阵中n值, 对应RI值为1.12。
结论:F虽不是一致阵, 但其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F的不一致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因此, 矩阵通过满意的一致性检验。
同理, 各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的权重如表4所示:
4 农产品流通效率影响因素模糊综合评价
4.1 建立评语集和模糊权重集
4.1.1 建立评语集
令V=﹛V1, V2, V3, V4, V5﹜, 分别代表﹛重要, 较重要, 重要性一般, 较次要, 次要﹜, 由高到低表示农产品流通效率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
4.1.2 确定模糊权重集
生产效率F1模糊权重集F1= (0.135, 0.115, 0.165, 0.085) , 市场效率F2模糊权重集F2= (0.296, 0.198, 0.181, 0.097, 0.228) , 周转效率模糊权重集F3= (0.067, 0.056, 0.210, 0.072, 0.375, 0.220) , 成本效率模糊权重集F4= (0.231, 0.198, 0.109, 0.243, 0.219) , 信息效率模糊权重集F5= (0.101, 0.377, 0.259, 0.137, 0.126) 。
4.1.3 确定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邀请18位专家学者, 根据已划分的五个评价等级, 分别对三级指标层的各因素进行评价。即F11-F14、F21-F25、F31-F36、F41-F45、F51-F55这25个因素。以F11为例, 在18名专家的评价中, 有6人认为其“重要”, 3人认为其“较重要”, 6人认为其“重要性一般”, 3人认为其“较次要”, 认为其“次要”的隶属度为0。则对F11的评价为Y11= (1/3, 1/6, 1/3, 1/6, 0) 。同理, 可得到其余24个影响因素的评价度。
4.2 模糊综合评价
依据评价模型B=F×Y, 即以二级指标为一组, 将其下属各三级指标的权重Fij (其中, i为二级指标项目序号, j为三级指标项目序号。例, 二级指标第一项下属的三级指标第三项, 则表示为F13) 与指标对应的评价Yij用普通矩阵乘法, 分别归一化后, 可得到各三级指标影响力评价值Bij。从三级指标开始模糊评价, 再到二级指标模糊评价。过程略, 最后可得各二级指标模糊评价为:
4.3 求出最具影响力指标因素
最终的评价结果采用评分原则的方式来确定。所谓评分原则值得是用一组数字表示评语集, 并划分等级之后对各评价指标加权求和, 最终比较得出最具影响力指标的结论。
前面已假设评语集为V=﹛V1, V2, V3, V4, V5﹜, 分别代表﹛重要, 较重要, 重要性一般, 较次要, 次要﹜。现在, 取1-9中的数字将评语集量化为V=﹛9, 8, 5, 3, 2﹜。对于最终影响力指标H来说, 当H∈[8, 9]时, 其评价结果为“重要”;当H∈[7, 8]时, 其评价结果为“较重要”;当H∈[5, 7]时, 其评价结果为“重要性一般”;当H∈[3, 5]时, 其评价结果为“较次要”;当H∈[2, 3]时, 其评价结果为“次要”。由此计算各二级指标影响力评价:
5 评价结果分析与建议
5.1 评价结果分析
由上述模糊评价分析, 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的影响力评估表现为:
各项二级指标中, 以周转效率F3的影响力最大, 其值H3∈[8, 9], 属于对农产品流通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信息效率F5与成本效率F4评价, 其值H5和H4均∈[7, 8], 属于对农产品流通效率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然后是市场效率F2评价H2∈[5, 7], 属于对农产品流通效率产生“重要性一般”的影响因素;影响力最小的是生产效率F1评价。
除了周转效率F3和成本效率F4一如既往地对流通效率产生着重要影响之外, 从指标评估中, 还反映出信息效率F5已经成为提高流通效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通过对各三级指标的模糊评价, 发现了市场进入限制F21、流通费用率F41、流通毛利率F42、周转时长F35、流通差价F44、信息传递有效性F52、信息时效性F53等指标对二级指标的权重和产生的影响力都比较高。周转效率指标中, 周转时长指标的权重最大;信息效率指标中, 以信息传递有效性的权重最大, 占去三分之一;成本效率中各项指标权重相差不大, 权重最大的是流通差价指标;市场效率指标中, 影响力最大的指标是市场进入限制;生产效率中的各项指标权重都比较平均。
在整个效率指标评估中, 信息传递有效性F52是所有三级指标中对流通效率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在现实中, 农产品价格弹性低再加上其生产有季节性跨度原因, 使得农产品在供给和价格方面起伏较大, 常出现“丰歉不同年、价格两重天”的现象。中国农业大学做过一次关于“农业信息需求”的大型调查, 最终统计结果显示:在选项超过半数的需求选项中, 调查农户们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需求比例最高, 远远高于其他信息需求。在农业经济中, 无论是对决策者还是对生产者而言, 信息的了解和掌控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首要条件, 市场信息的缺失将会使市场流通产生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综上所述,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得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评估结果与流通市场中的现实情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证明了此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评估结果的正确性。
5.2 相关建议
5.2.1 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农产品流通市场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农产品流通中的零售渠道已不容小觑。当前我国本土流通企业数量较多, 但是规模大多比较小且自主渠道弱, 缺乏品牌知名度。其市场份额的增长远无法赶上大型外资企业。由于长期受到强大外资品牌的挤压使得本土流通企业始终很难形成强势的流通企业, 从而导致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 各级政府始终要明确和坚持“本土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应极力避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而对外商在税收、黄金商业地段的获取、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高于本土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里, 外资确实在缓解我国流通业面临的资金、技术、管理等难题方面有积极作用, 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已远超昔日, 此时若还继续沿走老路, 不仅是对本土流通企业和加工业等带来的消极作用, 甚至会对国家流通产业安全带来隐患。
因此, 流通市场的经济发展形式, 要以国有资本参股的大型流通公司为主导, 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同时, 实施自由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服务的市场体系, 鼓励农户加入按企业化模式运营的合作组织, 降低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 增强集中获取市场信息、参与市场谈判和市场竞争的能力。
5.2.2 信息化在农产品流通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信息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 除了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生产者对市场未来预期的非理性决策之外, 还能够有助于建立规范的流通市场。因为, 流通效率提高的第一个核心点就是信息流整合, 其目的是通过整合来建立一个权威性的、能够提供信息数据库、提供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行情信息、农业气候信息以及物流运输信息和中长期的市场分析预测的农产品信息网络平台。同时, 信息流的整合还要包括及时准确提供企业诚信信息或者公平的信用体系, 杜绝市场信誉差的流通主体扰乱市场秩序, 从根本上规范食品安全, 真正体现出流通将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的作用。
到目前, 很多学者、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关于农业信息化的建设性思路、方法和对策。然而, 农业流通信息化的发展至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如流通信息共享程度低、交易者信息不完全、信息真伪性难辨以及信息普及度不高等等。
农业信息化是农产品市场改造升级的重要内容, 同时, 农产品市场是农业信息的重要来源和传播渠道。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密切联系, 从而共同组成一个完整有效的农业支持体系。
5.2.3 发展电子商务减少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
农产品从生产出来到消费者手中往往要经过多个中间环节, 每个环节通常会被加价10%~20%, 农产品从生产出来到最终用户手中, 价格往往上涨一倍甚至数倍。所有环节产生的一切费用都在价格中体现, 农业收益也过多地流向中间环节。另一方面, 由于农村市场进入限制的原因, 譬如受天气、路途遥远、消费者喜好、“地区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制约, 时常出现“产地的农产品积压、销地的农产品短缺”的被动局面。再加之, 因为缺少快捷的物流冷链体系, 运输难、储存难现象始终存在, 使得我国农产品销售呈现出很强的区域限制, 流通体系中存在着诸多障碍。
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农产品,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传统市场的弊端。据国际通行的算法, 与传统商务相比, 电子商务可节约直接成本15%、间接成本75%。因此, 积极引导和培训农业生产者使用电子商务交易可以成为促进农产品流通的有效方式。
除电子商务模式以外, 还可以发展多种渠道销售, 如引导发展“农餐对接”、“社区直送”、“周末市场”、“订单生产”、“产销联盟”等多种方式。渠道开拓的多元化, 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 打破价格垄断, 也有利于打破市场被少数商家控制牟利的行为, 有效平抑农产品价格, 促进市场公平和健康发展。
5.2.4 建立规范的、有法可依的农产品流通市场
农产品安全是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 但是, 由于市场的不规范、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导致近几年频繁出现农产品安全事件, 这些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不仅仅是给食品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也使得社会公信道德度缺失。因此, 完善我国农产品流通行业的法律法规、建立高效严格的监督机制, 营造合理有序的流通秩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与此同时, 还要建立健全农产品溯源系统, 打造“绿色可信农产品”的形象。
摘要：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和市场流通不畅的问题, 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农业流通领域的不断完善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中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对农产品流通效率各指标的权重以及影响力评估做定量分析, 挖掘出对农产品流通效率有着最显著影响的因素, 从而为决策者有的放矢地制定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评估,模糊评价
参考文献
[1]寇荣, 谭向勇.论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分析框架[J].中国流通经济, 2008, (5) :12.
[2]宋则.流通现代化及流通业竞争力研究 (上) [J].商业时代, 2006, (4) :11-13.
[3]李辉华, 何曙.我国当前买方市场下的商品流通效率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5:58-62.
[4]洪涛, 郑强.面对风险谁给农业“保险”[J].中国商报, 2002-06-25 (11) .
[5]姚力鸣.现代日本流通结构和流通效率及其与欧美的比较[J].日本学刊, 1992, (2) :46-56.
[6]李飞, 刘明葳.中国商品流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框架.[J].市场营销导刊, 2005, (2) :58-62.
[7]汤宇卿.流通空间的分化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J].城市规划汇刊, 2000, (6) :40-43.
[8]晏维龙, 韩耀, 杨益民.城市化与商品流通的关系研究:理论与市政[J].经济研究, 2004, (2) :75-83.
[9]徐从才.流通经济学:过程组织决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45-155.
流通效率 篇7
近几年来, 由于技术的进步, 农产品产量有了显著的增长, 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以“买难卖难”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问题凸显。中央1 号文件亦连续聚焦与农产品流通问题, 2013 年, 提出“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2014 年提出完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和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 2015 年指出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这些文件的出台都反应出我国当下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 对我国各地区的农产品流通进行效率评价分析, 为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相关研究综述
1901 年, GF.Growell首次对农产品配送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首开了农产品流通领域研究的先河。Fred E. Clark指出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 服务水平和成本上是研究营销效率要考察的重点;Baker M.J在研究农产品的物流效率中指出中间商在农产品流通过程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其专业化程度对物流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许文富在研究在对农产品流通市场绩效过程中, 基于市场行为理论和绩效评价理论, 提出了农产品市场绩效的衡量方法。李俊阳、余鹏对流通效率的测度进行了研究, 指出流通的时间和资源的消耗比率是衡量其效率的主要方面。欧阳小迅和黄福华运用面板数据对28 个省市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测算, 认为各地区间的效率差异比较大, 且整体水平并不高。孙剑基于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研究, 并做了趋势分析, 结果表明, 在未来的几年中, 效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但整体呈上升的趋势;王仁祥基于“投入- 产出”的思想, 根据生产前沿面理论对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研究, 构建了相关模型, 并通过相关的数据, 对不同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评价。
总的来说, 国内外学者在对农产品流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且以定性研究居多。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健全和完善这一系统需要对其效率进行定量的评测, 并根据具体情况找出影响流通效率主要因素, 才能得到较为理想的对策建议。
3 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评价指标选取
对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的定义, 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 本文将其定义为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 流通投入与流通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
根据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当前状况和各构成要素的特点, 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 本文综合考虑了数据的可获性, 对指标进行了选取, 结果如表1 所示:
4 模型选取
DEA方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查恩斯 (A.Charnes) 、 库伯 (W.W.Cooper) 和罗兹 (E.Rhodes) 以相对有效性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期中CCR和BCC模型最常见的两种模型, BCC模型为规模收益可变模型, CCR为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当厂商以最优规模的情况进行运营时, CCR模型则比较切合。由于每个地区所出环境有所差异, 所以本文假设各地区的流通效率模型中规模报酬可变, 故选BCC模型。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 每个决策单元DUMj (j=1, 2, …, n) 有m种投入和s中产出, 分别投入变量Xi (i=1, 2, …, m) 和产出变量Yr (r=1, 2, …, s) 表示。Xij >0 表示第j决策单元的第i中类型的投入量;Yrj >0 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类型的产出量;对每一个决策单元, 投入导向下的BCC模型就可以表示如下:
式中 θ 为决策单元DUM0 的有效值, λj为相对于DUM0 重新构造一个有效DUM的组合比例, S- 和S+ 为松弛变量。
在本文的研究中, 收集了31 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所以则有, =31, m=3, s=2, θ 为每个地区的效率有效值。
5 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实证分析
基于DEA的BCC模型, 以投入导向型, 对全国31 个省市地区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进行评价。数据来源:2010 年~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农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并进行处理, 评价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中的crste、vrste和scale分别代表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由表2 可知, 有6 个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1。对比各效率指标可知, 综合效率的最低值为0.388, 均值为0.743, 期中有四个地区的综合效率值低于0.5, 这说明各地区的体系发展不平衡, 地区间的效率差异大;规模效率最低值为0.48, 均值为0.912, 仅青海省的规模效率值低于0.5, 27 个省市的值都处于0.8 以上, 差距较小。
为了进一步了解地区间的差异, 本文对DEA的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聚类是变量间不应该高度相关的原则, 又因综合效率 (crst) = 技术效率 (vrst) * 规模效率 (scal) , 所以技术效率在聚类是不做为变量进行分析。
借助SPSS软件, 以Q型聚类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择离差平方和法, 距离测度采用平方欧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根据聚类表的聚合系数和分类数, 做出二者关系, 如图1 所示
由图可知, 曲线在分类数为5 和6 时变化趋势趋于平缓, 为了对比方便, 因此将评价分为5 类分析比较合适。结合图2 聚合分析树状图, 得出分类表3
北京等9 各省市处于第一类地区, 其体系效率处于样本区域的领先水平, 其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972、1、0.971, 比样本均值分别高0.229、0.185、0.59。第一类地区的9 个省市的显著特点为其技术效率均为1, 北京、天津和江苏三省市的规模效率较低, 其规模报酬呈递增趋势, 要提高这三个地区的综合效率途径应为:保持技术效率领先的基础上, 适当提高其规模效率。第一类的这9 个省市中, 每个省市都有自身的流通优势, 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地区的经济水平、交通能力和信息化程度都处于领跑全国各地区的位置;山东和河南两省为人口大省, 其人力资源丰富, 且为全国农业大省, 有着较为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黑龙江虽然在交通和信息两个方面较其它省市较为落后, 但其有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和辽阔的土地资源以及丰富的水、森林资源。
第二类地区的7 个省市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处于样本地区中上游水平, 其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859、0.894、0.965, 较样本均值高0.116、0.079、0.053。第二类地区最显著的特点是其规模效率较高, 除了规模效率为1 的吉林省外, 其它地区的规模报酬都呈递减趋势;这一区域的技术效率水平处于样本地区中较为先进的位置 (其均值高出样本的7.9个百分点) , 但仍无法和其较高的规模效率相匹配, 使得规模报酬呈递减趋势。提高第二类地区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应重点考虑其资源配置能力, 以提高纯技术效率为重点, 适当调整其规模效率。第二类地区较第一类地区而言, 其基础设施上处于下方, 但各地区仍可以凭借各自优势, 处于样本中较领先的水平:如, 河北有着较发达的交通系统, 湖南、福建其经济水平和信息化水平都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 吉林、内蒙、四川和辽宁四个地区, 有着较好的农业基础和较为丰富的农业资源。
第三类地区的5 省, 其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650、0.708 和0.923。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分别低于样本均值的0.093 和0.107, 但规模效率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 高于样本均值的0.01。江西省的规模效率为1, 新疆的0.883, 其规模报酬递增, 其它三省的规模报酬呈递减趋势。这类地区处于样本地区中的一般水平, 较前面两类地区而言, 其在经济和信息等方面并无明显的优势, 农业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第四类地区有6 个省市, 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其规模效率较高, 但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都处于劣势地位。其三项效率均值为0.517、0.523 和0.968。其中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较样本区域均值分别0.226 和0.293, 其规模效率均值高于样本均值0.055。第四类地区其高规模效率, 且规模报酬呈递减趋势, 由于纯技术效率明显落后于前三类地区, 故在提高其综合效率时, 应重点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提升纯技术效率, 保持其规模优势。第四类地区, 除重庆外的五个省 (自治区) 都属于以农业为主的省份, 在经济和交通设施水平上都处于较低的位置, 基础设施薄弱。
第五类地区4 个省的特点为:规模效率较低, 技术效率稍高, 综合效率处于较为低值区域。其综合效率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低于样本均值的0.26 和0.319, 技术效率高于全国的0.016。其综合效率和样本均值的差值主要是其规模效率过低, 其规模报酬都呈递增趋势。故此类地区的流通效率提升路径应是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 重点提升规模。
6 结论
本文基于前工作研究的基础上, 对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评价指标进行了选取, 借助DEA模型, 以31 个省市地区的相关数据为样本, 对这些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 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不均衡, 纯技术效率值域区间大, 规模效率值波动较小。并基于评价的结果进行了聚类分析, 进一步分析各地区间的差异。分析结果表面, 依据效率值的差别而得的分类地区间在经济、交通、信息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如, 第一类地区其经济、交通和信息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第五类其农产品流通规模较小。
本文对全国31 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指出了各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差异。但要对农产品流通体系进行优化研究还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差异进行影响效率的因素的选取, 并通过科学的方法对所选取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找出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主要因素, 才能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李骏阳, 余鹏.对我国流通效率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9 (11) .
[2]欧阳小迅, 黄福华.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度量及其决定因素:2000-2009[J].农业技术经济, 2011 (2) .
[3]孙剑.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测评与演进趋势——基于1998~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 2011 (5) .
流通效率 篇8
目前在流通领域中, 我国存在效率低、成本高等特别突出的现实问题。丁俊发等指出在传统行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流通业, 被人为割裂为许多阶段, 而各个阶段之间不能较好地协调衔接, 加上信息不能共享, 造成流通效率较低。任保平则认为目前我国物流运作不畅, 储运库存采购销售过程中产生的隐形成本较大, 影响了流通业的发展, 并造成流通资源的浪费, 而物流是流通中的重要内容, 流通产业的发展需要物流行业发展的支撑, 物流效率的提高和物流成本的下降直接影响到流通环节的效率和成本。
流通效率是全面反映流通产业的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 对流通效率进行客观有效的科学评价, 能为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优化产业结构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但流通效率的评价应建立在对流通效率内涵界定基础之上, 而目前学术界对流通效率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众说纷纭, 见仁见智, 流通效率的内涵还缺乏明确界定。再加上评价指标体系完备性以及实证数据可得性等条件的约束, 流通效率的评价至今还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本文试图在对流通效率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 构建评价流通效率的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 并采用层次熵值组合赋权法, 运用我国1999~2012年的实际数据, 对我国近年来的流通效率进行评价, 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流通效率的理解, 本文认为流通效率是具有多元内涵的复合型概念, 既不是企业层面的效率, 也不是行业层面的效率, 而是整个流通体系的综合效率。
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对流通效率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流通效率是整个流通体系的综合效率, 主要包含以下四种效率:市场效率、企业效率、人员效率和资本效率。
市场效率, 从市场层面来把握流通运行的节奏, 反映流通活动中市场整体运行的节奏及顺畅程度。市场集中度是反映流通产业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 Charles等的研究发现, 扩大经营规模, 增加规模经济效益, 能使流通效率得到提高。流通成本是指商品在整个流通过程中所消耗和占用的资源, 在产出不变前提下, 流通成本越低, 流通效率越高。单市场效率主要反映了商品市场销售能力的强弱, 单市场效率越高, 销售能力就越强, 其对整个市场流通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因此本文选择了市场集中度、反映流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P的比重以及用于衡量单市场效率的单市场成交额和市场单位面积成交额四个指标来衡量市场效率。
企业效率, 从企业层面来把握流通运行的节奏, 反映流通活动中流通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效率表现。F red认为流通效率应从企业和社会两个层面来考察, 其中企业流通效率主要取决于其获利以及经营成本。B uzzell等认为降低库存率能够减少资金的占用, 降低流通成本, 最终提高流通效率。税收负担过高, 会增加流通企业的经营成本, 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导致流通企业效率增长乏力。资产负债率过高, 会使流通企业的经营难度加大, 倒闭风险, 不仅可能会给带来经济利益上的损失, 更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造成流通效率的损失。存货周转率和流通资产周转率是反映企业周转能力的重要指标, 流通企业周转的越快, 流通效率越高。单店效率是反映单个流通企业流通能力的指标, 能用来作为衡量流通效率的指标。因此本文选择了成本利润率、库存率、税收占利润的比重、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以及反映单店效率的连锁零售业单店销售额、连锁零售业单位营业面积成交额、限额以上零售业单店销售额、限额以上批发业单店销售额在内的十个指标来衡量企业效率。
资本效率, 从资本层面来把握流通运行的节奏, 反映流通活动中流通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及效率表现。通过对流通产业资本投入所实现产出的大小来衡量, 可以反映出流通产业资本效率, 进而反映出流通效率的高低。因此本文选择了总资产报酬率和固定资产投资报酬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人员效率。
人员效率, 从人员层面来把握流通运行的节奏, 反映流通活动中流通产业从业人员的盈利能力及效率表现。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是影响流通效率的重要因素, 人均产出效益的高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流通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 从而反映出流通实现效率的高低。因此本文选择了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人均销售额和人均利润三个指标来衡量人员效率。
本文从市场效率、企业效率、资本效率和人员效率4个层面, 选取了19个基础性指标构建了如表1所示的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流通效率评价方法
对于任何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 确定指标权重是模型中重要的一步, 有时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指标权重不同有可能导致评价结果不同。因此, 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得到最符合实际的权重, 确定权重的方法分为主观型和客观型两大类:主观型是根据决策者对各项指标的主观判断来赋权, 如Delphi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型是依据客观信息进行赋权, 如熵值法、CR IT IC法等。无论主观型还是客观型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实际中往往主客观结合使用。为克服评价过程中主观片面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本文结合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的优点,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进行组合的层次熵值组合赋权法来确定各流通效率评价指标权重, 从而对流通效率进行更为科学性的评价。层次分析法可以根据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确定权重, 具有可靠、灵活、简便等优点, 但无法克服主观随意性较大的缺陷, 当专家的判断与实际相差较大时, 将导致错误的评价结果。而熵值法充分挖掘了原始数据蕴涵的信息, 结果较为客观, 但由于不能反映专家的知识和经验, 有时得到的权重可能与实际重要程度不符。因此, 在实际应用中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是不错的选择。
1999~2012年我国流通效率评价的实证分析
通过向多位流通专家等进行咨询, 采用九级评分法, 得到四个准则层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从而构造出判断矩阵:
即市场效率、企业效率、资本效率、人员效率的权重分别为0.174, 0.1952, 0.0467和0.5607。
利用1999~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物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整理得19个指标层的原始数据矩阵。对其标准化后, 根据熵值的定义, 计算得19个指标的熵值。
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和熵值法确定的客观权重的基础上, 利用层次熵值组合赋权法可确定十九个指标的综合权重:λ= (0.0435, 0.0484, 0.0399, 0.0378, 0.0439, 0.0450, 0.0431, 0.0467, 0.0442, 0.0473, 0.0346, 0.0361, 0.0460, 0.0460, 0.0104, 0.0100, 0.1311, 0.1254, 0.1205) 。
利用层次熵值组合赋权法所确定的各指标权重, 结合标准化后的评价指标实际数据, 计算得出, 1999~2012年我国各年的流通效率得分依次分别为0.0109, 0.0973, 0.1587, 0.2310, 0.3072, 0.3515, 0.5051, 0.5715, 0.6331, 0.7055, 0.6750, 0.7680, 0.8842, 0.8956, 可以看出样本区间内, 我国流通效率总体上处于快速上升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电子商务的兴起, 物流配送能力的不断提高, 1999~2012年我国流通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1999~2008年我国流通效率以较高的增速保持平稳上升;随着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2009年我国流通产业产值虽然实现了10.7%的增加, 但库存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人均销售额、人均利润等反映流通效率的多项指标出现了明显恶化, 我国流通效率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明显下滑;2010年, 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 我国流通产业产值实现了23.3%的增加, 流通效率也得以继续快速上升;2012年, 随着我国由“快增长经济”向“慢增长经济”转型, 由“快消费”向“慢消费”转型, 我国流通产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流通产业产值增长速度虽高于同期的7.8%的G DP增长速度, 但已从上一年度的21.5%下降到了13.6%, 流通效率的增速也随着经济转型有所减缓。
结论
流通效率是具有多元内涵的复合型概念, 既不是企业层面的效率, 也不是行业层面的效率, 而是整个流通体系的综合效率。主要包含以下四种效率:市场效率、企业效率、资本效率和人员效率。
从市场效率、企业效率、资本效率和人员效率4个层面, 构建了包含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P的比重、库存率、总资产报酬率、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等与流通效率高低密切相关的19个基础性指标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层次熵值组合赋权法, 既克服了主观赋权法所产生主观片面性的缺陷和客观赋权法所产生的由于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不足所造成的权重与实际重要程度不符的缺陷, 又发挥了主观赋权法可以区分不同情形的优点和客观赋权法能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的优点。最终确定市场集中度、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P的比重、单市场成交额、市场单位面积成交额、成本利润率、库存率、税收占利润的比重、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连锁零售业单店销售额、连锁零售业单位营业面积成交额、限额以上零售业单店销售额、限额以上批发业单店销售额、总资产报酬率、固定资产投资报酬率、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人均销售额和人均利润这十九个基础性指标的综合权重, 依次分别为0.0435, 0.0484, 0.0399, 0.0378, 0.0439, 0.0450, 0.0431, 0.0467, 0.0442, 0.0473, 0.0346, 0.0361, 0.0460, 0.0460, 0.0104, 0.0100, 0.1311, 0.1254, 0.1205。
流通效率 篇9
1.1 北京果蔬类农产品的供应现状
目前,北京果蔬类农产品呈现出外埠主导、本地补充的局面。2010年,外地进京的水果、蔬菜量分别占到全市消耗总量的94.2%、83.4%,外地进京的果蔬类农产品经批发市场流通量达80%,批发市场在北京果蔬流通中作用仍然较大;北京本地果蔬类农产品经超市的流通量达50%,而且部分实现了“农超对接”。
1.2 北京市果蔬类农产品流通模式
本文调查了部分果蔬类农产品流通主体并参考北京农产品流通相关论文,总结出四种北京果蔬类农产品主要流通模式,具体流通模式如图1所示。
1.3 北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市场分析
目前,北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市场处于较混乱的状态。现有的农村合作组织受政府直接领导、独立性较差;农产品批发市场很少提供价格形成、传递信息、农产品集散服务;此外,农民与中间批发商、连锁超市存在利益冲突,在博弈中较被动。
2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现状
日本小型农户广泛分布的现状与我国相似,其高效的农产品流通经验值得借鉴。
图2反映了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大部分果蔬类农产品由农协或联合托运人组织,经过中央批发市场流通,中央批发市场类似我国销地一级批发市场;剩下的果蔬由农协的经济事业部或全国果蔬中心负责,完成生产者与生协、大型零售店的对接,其流通过程与北京的流通模式④类似。
中央批发市场内部规定、交易流程、内部人员的职责如下:有资格认证的批发业者以拍卖、当天出售的原则,将接受委托的产品卖给获资格认证的中间批发业者和参加交易者,并从东京都那里获得与交易量成比例的佣金;未获得资格认证的参加交易者只能从中间批发业者手中购买;关联事业者为交易人员提供配送、仓储、冷藏、加工和饮食、住宿等服务;安全检测者在交易的各环节、对各店铺进行产品质量检测;批发市场的开设者对各种产品的交易量、价格等信息进行每天、周、月、年的统计。日本中央批发市场在流通中有效地发挥了价格形成、产品集散、信息传递、安全检测的功能。
通过以上对日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研究,本文认为北京农产品流通市场混乱的根本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流通市场缺少交易规则、流通主体角色不明晰,导致流通环节衔接出现障碍,从而增加了流通的时间;第二,交易双方属于零和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流通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带来了流通成本的增加。
3 北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模式效率评价
本文考虑到北京当前经济、物流状况,利用AHP评价各种流通模式的优劣。
3.1 建立AHP层次结构模型
层次结构模型分为三层,最上面的目标层为流通模式的效率;中间是准则层包括流通成本B,、流通质量B2、社会安定B3三个因素;最下面为子准则层,是对三个评价指标的展开。
3.2 构造判断矩阵依据
(1)第一层判断矩阵B
过高的流通成本会加剧通货膨胀问题,因此,流通成本是评价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就业压力仍不断增大,维护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同时,受经济水平的影响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偏低。综上B1、B3、B2重要性依次减弱。
(2)流通成本判断矩阵C1
为了分析各种流通成本之间的重要性,本文于2012年3月24、25日对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八里桥批发市场、通州天赐良缘小区农贸市场、通州富河大街天客隆超市的几种水果、蔬菜的价格及运输成本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果蔬类农产品在销地的流通过程如图3所示。
调查的原始数据及经过计算处理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
1.不经由新发地到八里桥批发市场是蔬菜、水果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内。2.表中的运费特指产地到销地一级批发市场,除甘蔗经过海运、汽运,其他产品均是通过汽运到北京。3.终端价格与新发地价格的差额明显大于整个流通过程总运费与产地到销地一级批发市场的运费的差额,故运费/新发地价格>总运费/终端价格。
结合上述数据估算出总运费占终端价格的百分比不超过20%,查阅相关研究得知我国果蔬类农产品在流通中货损成本大于25%。中转次数与货损程度、运费、期望的利润密切相关,重要性高于中间商期望利润。本文认为流通成本四个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货损成本C12>运费C11>中转次数C14>中间商期望利润C13。
(3)流通质量判断矩阵C2
首先越大的辐射范围能保证越多的百姓吃到新鲜果蔬;其次缺货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最后考虑购买的便利性和舒适性;故重要性排序为:模式的辐射范围C24>及时的补货能力C21>购买的便利性C22>整洁舒适的购物环境C23。
(4)社会安定判断矩阵C3
结合当前经济状况,通货膨胀对社会安定的影响最大;多环节的流通模式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会导致重复、迂回运输引起资源浪费;所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C33、就业人数C31、资源浪费程度C32重要性从大到小比较合理。
3.3 构造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构造四个判断矩阵,如表2所示CR全部小于0.1,故判断矩阵均满足一致性检验的要求。
3.4 各元素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3.5 专家打分
(1)打分的标准
请5位相关研究人员对四种果蔬流通模式的11个指标打分,最低1分,最高5分,成本型指标值越大得分越少,效率型指标值越大得分越多。
(2)得分情况
四种模式的最终得分为:2.113、2.398、3.275、4.014。
3.6 AHP结果分析
得分最高的4.014是“农超对接”模式④,表明其流通的效率最高,排名其次的是只经过一次销地批发的流通模式③。
4 结论和建议
结合北京果蔬类农产品供应现状和AHP结果并借鉴日本果蔬类农产流通模式,本文认为对北京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应该采用模式④,通过深化“农超对接”提高流通效率;对外埠果蔬类农产品采用模式③,通过增强销地一级批发市场功能提升流通质量。
(1)通过发展代表生产者或消费者利益的协作组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减少流通的混乱局面来推进流通模式③、④。
(2)从日本中央批发市场运作中得到的启示:
①政府应发挥定规、监管的作用,规则制定、交易主体透明化会大大降低流通成本。
②从批发第一环节采用拍卖制形成公正的产品价格,从源头上减少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现象。
③在空间上实现产地、销地批发市场功能合并,减少流通环节,缩短流通时间。
参考文献
[1]程蕾,王道平,李峰.我国大城市农产品物流现状分析及规划框架——以北京市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11(8).
[2]祝映莲,郭红莲,谢宏良.现代农产品流通模式优化研究[J].商业时代,2010(1).
[3]袁亚军.层次分析法在设置供应商评价指标权重系数中的应用[J].汽车科技,2011(7).
[4]孙前进.北京农产品流通体系规划与建设[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10).
[5]李东新,宋岭.中国农超对接现状及发展新疆特色的农超对接的策略[J].新疆大学学报,2011(3).
[6]荆林波.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