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流通效率（共9篇）
农产品流通效率 篇1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把解决好农产品市场流通问题作为一项重大任务, 明确提出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的新要求, 突出强调抓好设施建设、方式创新、市场调控、主体培育四个方面工作。
“一号文件”对农产品流通问题重视程度之高、目标任务之明确、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产品产销体制、供求格局和供给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高度市场化的流通体制逐步建立、农产品供给状况极大改观。但现有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消费需求增长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农产品价格频繁波动、买贵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因此, 继续抓好农产品流通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必须落在实处。
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必须统筹规划全国农产品流通设施布局, 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同时, 还要把乡镇集贸市场建设作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抓好流通设施现代化。推进全国性、区域性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 继续推进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必须抓好非营利性市场建设。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投资入股、产权置换、公建配套、回购回租等方式, 建设一批非营利性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必须抓好产地初加工设施建设, 要扶持产地农产品收集、加工、包装、贮存等配套设施建设。
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要采用现代交易方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充分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引导生产、规避风险的积极作用。要提高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要探索建立生产与消费有效衔接、灵活多样的农产品产销模式。要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要免除蔬菜批发和零售环节增值税, 开展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和扣除试点, 清理和降低农产品批发市场、城市社区菜市场、乡镇集贸市场和超市的收费等政策。
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不断加强和完善农产品调控制度建设是实现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的重要保障。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 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 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 保持价格合理水平。要继续实行农产品收储政策, 完善鲜活农产品市场调控办法, 综合运用进出口、吞吐调剂等手段, 提高农产品市场信息引导有效性, 防止各类虚假信息影响产业发展、损害农民利益。
培育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农产品流通主体日趋多元化, 应加快培育我国的“大粮商”、“大棉商”等大型商贸集团, 加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以及各类多元化市场流通主体, 提高农产品流通层次和档次。要支持拥有全国性经营网络的供销合作社和邮政物流、粮食流通、大型商贸企业等参与农产品批发市场、仓储物流体系的建设经营。扶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发展联通城乡市场的双向流通网络。重点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初加工和贮藏设施予以补助,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农产品流通效率 篇2
有幸接受中国商务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市政府及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和世批联亚太地区工作组的邀请参加此次亚太批发市场大会，看到有来自土耳其、韩国、印度、澳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许多世批联成员参加高层论坛，非常高兴。我将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欧洲农产品的批发市场流通体系。
一、欧洲批发市场流通模式异同点
欧洲各国批发市场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也能找到一些共同点，通过整体分析欧洲批发市场的模式来看，主要的共同点是批发市场都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鼎力支持，20世纪，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批发市场。其中的异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各个单一国家来看，批发市场在法规监管和运营方面，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第二，各国对批发市场经济支持和财务状况也不尽相同。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批发市场的现代化建设资金短缺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三，在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关系方面，各国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第四，各国政府设定了管理的标准，也设定了零售的标准。欧盟为了在大环境下提供整体的公共服务和福利的基础体系，大部分情况下，各国政府都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批发市场，在方式上有两种，一种是以公共企业的形式，一种是以私营企业的形式。西班牙大部分是混合制的批发市场，公共政府和私营企业、商界都要为批发市场的运营提供方便。
二、欧洲三大类农产品市场体系介绍
在全欧来看，各国批发市场也有一些差别，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欧盟批发市场的区别。在欧洲，按照批发市场在某一个地区的重要性判断，个人认为可以分三大块不同的国家集群，一是南欧和地中海，二是中欧和北欧，三是东欧。
第一类是地中海和南欧国家，也是西班牙所在的区域。整个欧洲像意大利等国家的市场非常强，这些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和市一级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建设了很多大型市场，这些市场的经由量、交易额都很大。这些大型市场集中在南部欧洲，欧洲三大批发市场都在这里。其中，巴塞罗那市场是第二大市场。特别一提的是，葡萄牙的批发市场模式就是学习西班牙模式建立了他们的批发市场体系。整个葡萄牙比西班牙晚三、四十年，最大的市场在里斯本。他们建市场的时候，西班牙的超级市场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葡萄牙建市场有点困难，因为零售商已经习惯于从西班牙进货了。
第二类国家是中欧、北欧国家。这些地方的配送、流通系统非常好，因为从南部欧洲运送食品向北部和整个欧洲流通有非常长的历史，中北欧在食品加工方面历史悠久，条件非常好，所以一般超市、大市场在中北欧地区。世界上五大超市集团中有四个在中北欧国家，法国家乐福、英国德士克（特易购）、荷兰SHV公司、德国艾德卡公司，占据了世界五强中的四强。像巴黎还有非常大的食品批发市场，在这些国家，有的是零售业非常强，有的是批发
业非常强。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非常支持市场的相关建设，尤其是支持相关渠道的建设。比如，根据最近世界批发市场联合会赫尔辛基会议统计数据显示，85%的零售贸易额是由欧洲两家零售商完成的。
第三类国家是东欧国家，就是前苏联国家。众所周知，苏联解体之后，给欧洲带来了很多的经济问题，东欧的转型也是向自由市场转型。当苏联解体之后，中央集团的计划经济瓦解，整个国家出现了很大的经济体制空洞，所以东欧地区出现了大型的私人市场，比如俄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乌克兰等都在兴起私人市场。
三、西班牙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概况
在西班牙，我们有23个大型批发市场属于MERCASA体系，这23个市场分布在西班牙，都是大型批发市场，在地理上覆盖了整个国家。
事实上西班牙有28个市场，因为有的批发市场的服务区域是重叠的，覆盖的区域相同，提供的产品也重叠、类似，所以我们认为统计为23个批发市场已足够。西班牙三大批发市场是马德里市场、巴塞罗那市场和巴伦西亚市场。在大的城市中，一些其他市场，我们叫集散市场，它们是从批发市场运行中蜕变而来的，在批发市场开业之后出现，与批发市场形成了互补的关系。这些市场在城乡之间形成很好的补充，把农村的产品流通到城市中。
西班牙批发市场提供的基本物流服务有：分选分级、存储、包装、标签、质检系统、清洁、卫生。
在MERCASA“食品单位”中，食品单位=批发市场+物流服务+整个复杂的全球管理，纯粹批发性的市场仅是第一步。
批发市场的“核心”活动是批发贸易，包括水果，蔬菜，马铃薯，鱼，肉等易腐新鲜的食物和奶制品、谷物、果酱、饮料等非易腐和半易腐的食物。
批发市场的配套活动主要有物流和提供附加价值的产品。包括存储，冷藏，包装，饮食服务（餐厅，酒店等），分类、分级、包装，大型连锁超市的分销平台。
批发市场管理的一般标准有：
——“公共服务”：社会效益优先与经济效益。经济目标是至少覆盖开支和投资范围。——保证一定的服务质量标准：安全，卫生，市场透明度等。
——管理整个基础设施和活动
—— 高经济投资迫使国家支持和推广的批发市场（在西班牙，是不合法的垄断，但事实上的垄断）。
——协调与其他政策的关系：（市场作为物理基础设施;食品贸易的调控作为最终目标）
公共服务有以下几方面：
——卫生：食品卫生监督和管理
——实施食品产品和包装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政策：质量标准，重量，尺寸，颜色 ——收集和传播交易价格和数量信息 ——培训贸易商项目 ——健康饮食推广活动。
法律框架为：一起在食品市场运营的物理基础设施，如批发市场或“食品单位”，必须存在一个适当的法律、行政的框架，这种框架使批发市场或食品单位作为政府在食品市场方面的政策工具能够高效服务。可以这样表达：物理基础设施+行政法律框架=政府政策。
在西班牙，批发市场的顾客主要有零售商和饭店（酒店、餐厅、咖啡馆）。MERCASA体系下，零售贸易高达40％供应来自批发市场，餐饮业12％左右。
西班牙的食品单位主要是批发市场对物流园区，贸易演化表现出传统的批发市场销售量出现了一定的减少放缓，这部分流失的销售量由食品单位中物流园区“互补性活动”的销售同比增长补偿。这正是西班牙农产品流通业的发展趋势。
四、欧洲批发市场发展趋势
从长远趋势看，批发商和批发市场是这样的关系：批发市场是批发商的孵化器，在欧洲国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30年来，批发市场的经营主体过去是一两个人，现在很多的批发商都变成了大型的公司，他们不仅从事批发业务还从事进出口的工作。欧洲批发市场经过长时间的建设，促进这些批发商企业的建成。这是市场综合投资，扩大业务链的方式，也是批发商成长的基本路径。
美国的农产品批发行业有非常大的公司，但即便他们有最大的公司，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中很大的一部分还是由中小公司来完成的，农产品批发商需要经过一个由小到大的成长路径。目前很多国家的批发市场主要还是以成千上万的小商户为主体，但在未来，可以预见他们中有人将脱颖而出，有机会发展壮大，成长为大批发商。
附：曼纽尔·埃斯塔达·诺拉简介
提升企业农产品流通效率之探究 篇3
一、流通效率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基本内涵
流通效率主要是指流通体系所具有的效率, 也就是在商品流通中流通产出和流通成本之间的比值。提升效率就是要以最小流通成本来得到即定流通产出, 或者是以即定流通成本来实现流通产出的最大化。一般情况下, 流通产出的不断增加肯定会要求流通成本也得到相应的增加, 而不仅仅只是流通成本有所增加, 因此, 需要用两者最终比值之大小以决定流通是否具有高效。
农产品流通效率主要是指农产品流通中的流通产出和流通支出之间的比值。其中, 农产品流通产出为农产品各个流通环节中附加值之总和, 而流通支出则包括了农产品流通中所发生的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等。因为农产品流通所经过的环节比较多, 物质形态的改变也比较大, 加之政府部门尚且建立起全国范围内农产品流通方面的确切资料, 从而导致农产品流通中的产出和支出难以得到。因此, 农产品流通效率无法使用单一标准加以判断, 而是要进行综合评判。
二、影响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相关问题
1. 流通不够顺畅, 造成农产品滞销
一是农产品信息渠道不够顺畅, 农民群体的生产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中的信息网络建设滞后, 缺少系统化和规范化的信息收集、整理与发布, 而政府网站上的信息则十分宏观, 缺少了和具体生产环节的对接。二是农产品流通的费用太高, 从而加大了农民群众在销售上的困难, 主要表现在运输的成本比较高、储存和加工的保鲜成本也比较高、运输的损耗相当严重, 而且流通中介的费用也比较高。与此同时, 因为农产品在流通中往往缺少稳妥有效的保鲜方法, 加之主要运用公路运输, 导致流通速度相当缓慢, 造成农产品在流通中出现了非常高的损耗率, 导致农产品采购量与实际销量间产生相当大的缺口, 进而提升了农产品流通之费用。
2. 流通组织培育较晚, 造成流通效率过低
我国广大农村十分缺乏具备独立产权, 代表农民群体切身利益的经济服务组织, 而现有的少量农民组织其组织化的程度十分低, 而分散与细小的运营形式也影响到了农民群体的实际交易, 导致农民以无组织和分散化状态进入到市场之中。面对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进行的权益侵害以及不正当竞争, 造成农产品市场缺乏强大的竞争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因为连接生产、市场的农产品流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相当低, 农民群体销售农产品的成本往往非常高, 同时, 因为流通力的严重滞后, 一部分农产品, 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等生鲜产品由于无法及时销售或者冷藏而导致腐烂, 从而产生了巨额经济损失。
3. 传统农产品流通方式不当, 造成市场功能不够健全
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这一方式是我国当前农产品流通的一种主渠道, 然而,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中的大量功能尚未得到十分充分的发掘, 由此而造成了传统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首先是对于生产者来说, 农产品销售的环节偏多, 且农户无定价的自主权, 造成农民群体的收益非常低;其次是农民群体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导致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力大幅下降, 可以供给销售的产品相当少, 而且不集中, 并不会受到农产品批发商们的青睐;最后是对消费者来说, 这一方式缺少了产品安全质量的认证。
三、强化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主要对策
1. 充分发展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方式
鉴于现代生活方式以及营销手段之发展, 以超市为主要销售终端的现代流通体系正在彻底地改变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流通方式, 从而在我国农产品的终端销售过程中具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把农产品与超市进行联合, 促进超市与农民群体建立起更为紧密、和谐的关系, 这样就能很好地避免生产过程中的盲目性, 同时还能稳定我国农产品的销售途径以及价格, 进而解决我国农产品所具有产销无法对接之问题。而且还能减少流通中的环节, 降低流通的各项成本, 根据一部分超市的介绍, 运用直采方式能够节约流通成本20%到30%, 从而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中国农产品的现行流通方式主要还是依靠从批发市场发展到用两条腿来走路, 这样不但能够降低农产品的损耗, 控制流通的成本, 而且还能提升流通的效率, 确保城市的供应与消费安全。依据一项统计, 201年在我国大中城市超市中所流通的农产品将由目前的10%左右发展至40%左右。要致力于发展农产品产地直销市场, 以求架设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直接联系沟通的中介桥梁, 进而缩短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 不仅能够减少销售的环节, 而且还能增加农民之收益, 又能确保农产品安全质量能够加以追溯, 让消费者们进行放心消费。
2. 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具有的服务性功能
2007年, 我国颁布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从而让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 而且在发展环境上有了极大之提升。如今, 全国范围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超过了11万多个, 而登记的成员则达到140余万户。据统计, 加入到合作社之中的农户成员收入要比非合作社成员农户高出至少20%以上。各类农产品流通专业化组织对于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与增加农民群体的收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相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以及影响力还相当有限, 无法和国外同类组织进行比拟。有鉴于此, 要致力于发展各类从事农产品流通活动的专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从而致力于培养出一大批农产品流通专业化企业, 并对农民群体开展有效的市场流通知识职业培训, 从而培养出更螦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人, 持续改进我国农产品的流通秩序, 进而为农产品进入到城市市场之中开拓出新的通道。与此同时, 应当更好地发挥出农民合作社所具有的服务性功能, 一定要持续健全完善利益互补型机制。也就是说,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的数种重要服务功能间应当要实现利益的互补, 从而具备了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之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此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成功经验。比如, 日本农协业务范围就涵盖了生产资料的合作供应、农产品的合作销售以及农村合作金融业务等等。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定要尽快地培育和健全功能, 实现利益的互补, 并且更为关注资金合作, 实现金融服务等功能。
3. 构建更为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信息体系
农产品要提升流通的效率, 十分需要有一个健全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网络体系, 以求更为有效地促进与调整我国现有农产品的种植结构, 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盲目进行种植或者丰产却不丰收等问题。首先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新农村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 让各类农业信息的受益群体从现在的农产品企业管理层转换为向农产品企业的管理层与生产者并重。各个牵涉到农业部门的纵向信息网络也应当强化横向之间的交流。其次是要建立起汇总信息和综合分析信息的权威性部门。要通过农产品专家的分析与预测, 从而形成更为高级的信息, 从而在生产者人群中进行发布。最后是要全面发挥新闻媒体在农业信息传播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运用广播、电视以及报纸等各类宣传媒介, 通过免费或者由政府出资等形式, 向广大农民传播农产品产销方面的信息。
4. 全力提升农民群体的市场营销意识
现代化的营销手段不能完全被工业品所覆盖, 农产品营销也应当积极实施市场化的营销手段, 从而提升农产品所具有的流通效率, 进而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首先是要强化对于目前已有的优质农产品保护, 致力于鼓励农民运用更多的形式来开展农产品商标注册活动, 从而树立与保护农产品的名牌形象。其次是要不断强化农产品广告宣传所具有的力度。当前, 中国农民群体的广告意识还不够强, 而高额的广告宣传费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农产品广告的宣传, 再加上农民群众还不具有开展广告宣传之规模。因此, 需要由政府来出面进行组织协调, 这样能够打造出优质农产品广告。最后是要注重于各类农产品的分级、初加工以及包装处理, 以求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广大消费者之所需, 保护农产品之原香与原味, 并且延长农产品的保存时间, 方便进行运输, 从而充分提升农业名牌产品的信誉。
参考文献
[1]徐从才.流通经济学:过程组织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徐从才.流通经济学:过程组织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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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春海.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制度瓶颈及其消减[J].财贸经济, 2005 (3) .[3]李春海.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制度瓶颈及其消减[J].财贸经济, 2005 (3) .
[4]叶勇.加快发展农产品物流的探讨[J].中国储运, 2009 (1) .[4]叶勇.加快发展农产品物流的探讨[J].中国储运, 2009 (1) .
第四章 农产品流通与加工 篇4
第二十七条 国家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制定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规划。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集贸市场，国家给予扶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规范交易秩序，防止地方保护与不正当竞争。
第二十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流通活动。支持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农产品收购、批发、贮藏、运输、零售和中介活动。鼓励供销合作社和其他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市场信息，开拓农产品流通渠道，为农产品销售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部门保障农产品运输畅通，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简化手续，方便鲜活农产品的运输，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扣押鲜活农产品的运输工具。
第二十九条 国家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规划，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规模结构，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开发利用。
国家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制品质量标准，完善检测手段，加强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和监督，保障食品安全。
第三十条 国家鼓励发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国家采取加强国际市场研究、提供信息和营销服务等措施，促进农产品出口。
农产品流通效率 篇5
近几年来, 由于技术的进步, 农产品产量有了显著的增长, 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以“买难卖难”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问题凸显。中央1 号文件亦连续聚焦与农产品流通问题, 2013 年, 提出“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2014 年提出完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和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 2015 年指出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这些文件的出台都反应出我国当下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 对我国各地区的农产品流通进行效率评价分析, 为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相关研究综述
1901 年, GF.Growell首次对农产品配送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首开了农产品流通领域研究的先河。Fred E. Clark指出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 服务水平和成本上是研究营销效率要考察的重点;Baker M.J在研究农产品的物流效率中指出中间商在农产品流通过程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其专业化程度对物流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许文富在研究在对农产品流通市场绩效过程中, 基于市场行为理论和绩效评价理论, 提出了农产品市场绩效的衡量方法。李俊阳、余鹏对流通效率的测度进行了研究, 指出流通的时间和资源的消耗比率是衡量其效率的主要方面。欧阳小迅和黄福华运用面板数据对28 个省市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测算, 认为各地区间的效率差异比较大, 且整体水平并不高。孙剑基于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研究, 并做了趋势分析, 结果表明, 在未来的几年中, 效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但整体呈上升的趋势;王仁祥基于“投入- 产出”的思想, 根据生产前沿面理论对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研究, 构建了相关模型, 并通过相关的数据, 对不同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评价。
总的来说, 国内外学者在对农产品流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且以定性研究居多。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健全和完善这一系统需要对其效率进行定量的评测, 并根据具体情况找出影响流通效率主要因素, 才能得到较为理想的对策建议。
3 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评价指标选取
对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的定义, 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 本文将其定义为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 流通投入与流通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
根据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当前状况和各构成要素的特点, 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 本文综合考虑了数据的可获性, 对指标进行了选取, 结果如表1 所示:
4 模型选取
DEA方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查恩斯 (A.Charnes) 、 库伯 (W.W.Cooper) 和罗兹 (E.Rhodes) 以相对有效性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期中CCR和BCC模型最常见的两种模型, BCC模型为规模收益可变模型, CCR为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当厂商以最优规模的情况进行运营时, CCR模型则比较切合。由于每个地区所出环境有所差异, 所以本文假设各地区的流通效率模型中规模报酬可变, 故选BCC模型。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 每个决策单元DUMj (j=1, 2, …, n) 有m种投入和s中产出, 分别投入变量Xi (i=1, 2, …, m) 和产出变量Yr (r=1, 2, …, s) 表示。Xij >0 表示第j决策单元的第i中类型的投入量;Yrj >0 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类型的产出量;对每一个决策单元, 投入导向下的BCC模型就可以表示如下:
式中 θ 为决策单元DUM0 的有效值, λj为相对于DUM0 重新构造一个有效DUM的组合比例, S- 和S+ 为松弛变量。
在本文的研究中, 收集了31 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所以则有, =31, m=3, s=2, θ 为每个地区的效率有效值。
5 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实证分析
基于DEA的BCC模型, 以投入导向型, 对全国31 个省市地区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进行评价。数据来源:2010 年~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农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并进行处理, 评价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中的crste、vrste和scale分别代表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由表2 可知, 有6 个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1。对比各效率指标可知, 综合效率的最低值为0.388, 均值为0.743, 期中有四个地区的综合效率值低于0.5, 这说明各地区的体系发展不平衡, 地区间的效率差异大;规模效率最低值为0.48, 均值为0.912, 仅青海省的规模效率值低于0.5, 27 个省市的值都处于0.8 以上, 差距较小。
为了进一步了解地区间的差异, 本文对DEA的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聚类是变量间不应该高度相关的原则, 又因综合效率 (crst) = 技术效率 (vrst) * 规模效率 (scal) , 所以技术效率在聚类是不做为变量进行分析。
借助SPSS软件, 以Q型聚类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择离差平方和法, 距离测度采用平方欧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根据聚类表的聚合系数和分类数, 做出二者关系, 如图1 所示
由图可知, 曲线在分类数为5 和6 时变化趋势趋于平缓, 为了对比方便, 因此将评价分为5 类分析比较合适。结合图2 聚合分析树状图, 得出分类表3
北京等9 各省市处于第一类地区, 其体系效率处于样本区域的领先水平, 其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972、1、0.971, 比样本均值分别高0.229、0.185、0.59。第一类地区的9 个省市的显著特点为其技术效率均为1, 北京、天津和江苏三省市的规模效率较低, 其规模报酬呈递增趋势, 要提高这三个地区的综合效率途径应为:保持技术效率领先的基础上, 适当提高其规模效率。第一类的这9 个省市中, 每个省市都有自身的流通优势, 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地区的经济水平、交通能力和信息化程度都处于领跑全国各地区的位置;山东和河南两省为人口大省, 其人力资源丰富, 且为全国农业大省, 有着较为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黑龙江虽然在交通和信息两个方面较其它省市较为落后, 但其有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和辽阔的土地资源以及丰富的水、森林资源。
第二类地区的7 个省市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处于样本地区中上游水平, 其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859、0.894、0.965, 较样本均值高0.116、0.079、0.053。第二类地区最显著的特点是其规模效率较高, 除了规模效率为1 的吉林省外, 其它地区的规模报酬都呈递减趋势;这一区域的技术效率水平处于样本地区中较为先进的位置 (其均值高出样本的7.9个百分点) , 但仍无法和其较高的规模效率相匹配, 使得规模报酬呈递减趋势。提高第二类地区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应重点考虑其资源配置能力, 以提高纯技术效率为重点, 适当调整其规模效率。第二类地区较第一类地区而言, 其基础设施上处于下方, 但各地区仍可以凭借各自优势, 处于样本中较领先的水平:如, 河北有着较发达的交通系统, 湖南、福建其经济水平和信息化水平都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 吉林、内蒙、四川和辽宁四个地区, 有着较好的农业基础和较为丰富的农业资源。
第三类地区的5 省, 其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650、0.708 和0.923。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分别低于样本均值的0.093 和0.107, 但规模效率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 高于样本均值的0.01。江西省的规模效率为1, 新疆的0.883, 其规模报酬递增, 其它三省的规模报酬呈递减趋势。这类地区处于样本地区中的一般水平, 较前面两类地区而言, 其在经济和信息等方面并无明显的优势, 农业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第四类地区有6 个省市, 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其规模效率较高, 但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都处于劣势地位。其三项效率均值为0.517、0.523 和0.968。其中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较样本区域均值分别0.226 和0.293, 其规模效率均值高于样本均值0.055。第四类地区其高规模效率, 且规模报酬呈递减趋势, 由于纯技术效率明显落后于前三类地区, 故在提高其综合效率时, 应重点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提升纯技术效率, 保持其规模优势。第四类地区, 除重庆外的五个省 (自治区) 都属于以农业为主的省份, 在经济和交通设施水平上都处于较低的位置, 基础设施薄弱。
第五类地区4 个省的特点为:规模效率较低, 技术效率稍高, 综合效率处于较为低值区域。其综合效率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低于样本均值的0.26 和0.319, 技术效率高于全国的0.016。其综合效率和样本均值的差值主要是其规模效率过低, 其规模报酬都呈递增趋势。故此类地区的流通效率提升路径应是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 重点提升规模。
6 结论
本文基于前工作研究的基础上, 对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评价指标进行了选取, 借助DEA模型, 以31 个省市地区的相关数据为样本, 对这些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 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不均衡, 纯技术效率值域区间大, 规模效率值波动较小。并基于评价的结果进行了聚类分析, 进一步分析各地区间的差异。分析结果表面, 依据效率值的差别而得的分类地区间在经济、交通、信息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如, 第一类地区其经济、交通和信息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第五类其农产品流通规模较小。
本文对全国31 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指出了各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差异。但要对农产品流通体系进行优化研究还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差异进行影响效率的因素的选取, 并通过科学的方法对所选取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找出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主要因素, 才能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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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效率 篇6
1.1 北京果蔬类农产品的供应现状
目前,北京果蔬类农产品呈现出外埠主导、本地补充的局面。2010年,外地进京的水果、蔬菜量分别占到全市消耗总量的94.2%、83.4%,外地进京的果蔬类农产品经批发市场流通量达80%,批发市场在北京果蔬流通中作用仍然较大;北京本地果蔬类农产品经超市的流通量达50%,而且部分实现了“农超对接”。
1.2 北京市果蔬类农产品流通模式
本文调查了部分果蔬类农产品流通主体并参考北京农产品流通相关论文,总结出四种北京果蔬类农产品主要流通模式,具体流通模式如图1所示。
1.3 北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市场分析
目前,北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市场处于较混乱的状态。现有的农村合作组织受政府直接领导、独立性较差;农产品批发市场很少提供价格形成、传递信息、农产品集散服务;此外,农民与中间批发商、连锁超市存在利益冲突,在博弈中较被动。
2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现状
日本小型农户广泛分布的现状与我国相似,其高效的农产品流通经验值得借鉴。
图2反映了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大部分果蔬类农产品由农协或联合托运人组织,经过中央批发市场流通,中央批发市场类似我国销地一级批发市场;剩下的果蔬由农协的经济事业部或全国果蔬中心负责,完成生产者与生协、大型零售店的对接,其流通过程与北京的流通模式④类似。
中央批发市场内部规定、交易流程、内部人员的职责如下:有资格认证的批发业者以拍卖、当天出售的原则,将接受委托的产品卖给获资格认证的中间批发业者和参加交易者,并从东京都那里获得与交易量成比例的佣金;未获得资格认证的参加交易者只能从中间批发业者手中购买;关联事业者为交易人员提供配送、仓储、冷藏、加工和饮食、住宿等服务;安全检测者在交易的各环节、对各店铺进行产品质量检测;批发市场的开设者对各种产品的交易量、价格等信息进行每天、周、月、年的统计。日本中央批发市场在流通中有效地发挥了价格形成、产品集散、信息传递、安全检测的功能。
通过以上对日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研究,本文认为北京农产品流通市场混乱的根本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流通市场缺少交易规则、流通主体角色不明晰,导致流通环节衔接出现障碍,从而增加了流通的时间;第二,交易双方属于零和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流通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带来了流通成本的增加。
3 北京果蔬类农产品流通模式效率评价
本文考虑到北京当前经济、物流状况,利用AHP评价各种流通模式的优劣。
3.1 建立AHP层次结构模型
层次结构模型分为三层,最上面的目标层为流通模式的效率;中间是准则层包括流通成本B,、流通质量B2、社会安定B3三个因素;最下面为子准则层,是对三个评价指标的展开。
3.2 构造判断矩阵依据
(1)第一层判断矩阵B
过高的流通成本会加剧通货膨胀问题,因此,流通成本是评价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就业压力仍不断增大,维护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同时,受经济水平的影响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偏低。综上B1、B3、B2重要性依次减弱。
(2)流通成本判断矩阵C1
为了分析各种流通成本之间的重要性,本文于2012年3月24、25日对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八里桥批发市场、通州天赐良缘小区农贸市场、通州富河大街天客隆超市的几种水果、蔬菜的价格及运输成本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果蔬类农产品在销地的流通过程如图3所示。
调查的原始数据及经过计算处理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
1.不经由新发地到八里桥批发市场是蔬菜、水果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内。2.表中的运费特指产地到销地一级批发市场,除甘蔗经过海运、汽运,其他产品均是通过汽运到北京。3.终端价格与新发地价格的差额明显大于整个流通过程总运费与产地到销地一级批发市场的运费的差额,故运费/新发地价格>总运费/终端价格。
结合上述数据估算出总运费占终端价格的百分比不超过20%,查阅相关研究得知我国果蔬类农产品在流通中货损成本大于25%。中转次数与货损程度、运费、期望的利润密切相关,重要性高于中间商期望利润。本文认为流通成本四个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货损成本C12>运费C11>中转次数C14>中间商期望利润C13。
(3)流通质量判断矩阵C2
首先越大的辐射范围能保证越多的百姓吃到新鲜果蔬;其次缺货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最后考虑购买的便利性和舒适性;故重要性排序为:模式的辐射范围C24>及时的补货能力C21>购买的便利性C22>整洁舒适的购物环境C23。
(4)社会安定判断矩阵C3
结合当前经济状况,通货膨胀对社会安定的影响最大;多环节的流通模式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会导致重复、迂回运输引起资源浪费;所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C33、就业人数C31、资源浪费程度C32重要性从大到小比较合理。
3.3 构造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构造四个判断矩阵,如表2所示CR全部小于0.1,故判断矩阵均满足一致性检验的要求。
3.4 各元素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3.5 专家打分
(1)打分的标准
请5位相关研究人员对四种果蔬流通模式的11个指标打分,最低1分,最高5分,成本型指标值越大得分越少,效率型指标值越大得分越多。
(2)得分情况
四种模式的最终得分为:2.113、2.398、3.275、4.014。
3.6 AHP结果分析
得分最高的4.014是“农超对接”模式④,表明其流通的效率最高,排名其次的是只经过一次销地批发的流通模式③。
4 结论和建议
结合北京果蔬类农产品供应现状和AHP结果并借鉴日本果蔬类农产流通模式,本文认为对北京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应该采用模式④,通过深化“农超对接”提高流通效率;对外埠果蔬类农产品采用模式③,通过增强销地一级批发市场功能提升流通质量。
(1)通过发展代表生产者或消费者利益的协作组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减少流通的混乱局面来推进流通模式③、④。
(2)从日本中央批发市场运作中得到的启示:
①政府应发挥定规、监管的作用,规则制定、交易主体透明化会大大降低流通成本。
②从批发第一环节采用拍卖制形成公正的产品价格,从源头上减少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现象。
③在空间上实现产地、销地批发市场功能合并,减少流通环节,缩短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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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效率 篇7
流通效率问题是从事流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提高流通效率不仅可以促进生产发展,还可以促进产品销售,促进产销畅通而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已成为世界林产品的消费大国、生产大国和进出口大国,但林产品流通效率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影响相关利益主体效益,影响林业产业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发挥[1]。林产品流通效率成为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提高林产品流通效率不仅可以有效促进整个农产品流通效率提高,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农业效益和林业效益,而且还可以维护国家木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实施“低碳新政”[2],推动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林产品流通具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尤其是林产品卖和买不仅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不一致的,林产品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不健全、缺少相应的交易平台等导致林产品流通效率低下,进一步影响了林产品流通效率的提高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利用动态评价的方法,对林产品流通效率展开研究,科学评价历史进程中林产品流通效率的不足,同时总结经验,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推动中国林产品流通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系统研究中国林产品流通效率十分迫切。
2 文献回顾
纵观流通理论的相关研究, 尤其是流通效率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流通理论工作者研究的重点。
日本学者福井清一(1995)认为应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去进行理解流通效率, 从微观角度上看, 流通的投入越少、 产出越多,就越有效率;从宏观角度上看,社会从有限资源中获得的报酬越多,则该经济活动越有效率[3]。弗雷德·克拉克(1990)认为可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理解流通效率, 社会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越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偏好,则该社会活动的效率越高。 还有一些学者从资源环境学的角度看,认为人类的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越少、收益越大、环境损害越少, 则该活动的效率就越高[4]。
国内学者孙顶强和徐晋涛(2005)认为判断林产品流通效率要充分考虑到林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和相关企业之间的因素,这个效率是一个综合的效率[5]。卢凌霄,周应恒(2008)认为,基于生产者、流通业者、消费者的不同视角,流通效率存在不同的评判标准。他指出从生产者角度看,能卖出较高的价格就是效率高;从流通厂商角度看,如何快速高效低成本是其主要指标;从消费者角度看,能够以最低价格获取高质量多品种的产品则代表着较高的流通效率[6]。总之,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效率的理解和衡量标准不一样。
对林产品流通效率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Zach Savage(1956)、W.Grierson(1969)、William Gerierson(1983)、Ajay Mahapatra(1997)、Charlie M.Shackleton(2011)等国外学者从林产品流通成本、流通环节中的损失等方面评价林产品流通效率。国内学者唐忠(1999)、马岩(2004)[7]、李俊龙(2006)、张满林等(2008)[8]、邓德胜(2011)等学者从林产品流通管理体制健全度、林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建设水平、林产品销售手段先进程度、林产品物流技术条件、林产品流通主体成熟度和组织化程度等因素入手构建了林产品流通效率评价体系。而郭淑芬,聂影(2010)专门就木材流通的效率提出了评价的体系,从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出发,分析流通过程中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等各流通主体的利益创造及分享程度。孙顶强(2005)、李俊龙(2006)、王小娜(2008)、林敏(2010,2011)等学者建立指标体系,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调查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等)对林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衡量和评价。
总之,林产品流通效率相关研究虽然迈开了步伐,但其研究体系还很不健全,亟需理论界加以关注。而出于产业发展成熟度和数据可得性考虑,对林产品流通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家具、木材等某个具体林产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贸易问题的研究,而没有站在整个行业产业发展的视角去分析林产品流通的效率;从研究的时间范围来看,静态的分析居多,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年度的效率评价,而没有站在历史进程的视角去做动态的评价与分析,难免使得得出的结论具有时限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定性研究的论文较多,实证分析的论文较少;从研究的体系来看,对于经济效益的单方面评价居多,没有构建全面系统的效率评价体系。基于此,急需加强对林产品流通效率问题的研究,找到合适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对中国林产品流通效率展开系统研究。因此,为规避静态的单一年度评价产生的片面性以及研究体系不够完整的局限性,本研究站在社会、经济和生态战略及林产品流通相关利益者综合视角对整体林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专门研究,试图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动态的视角对中国林产品流通效率进行系统而科学的评价和分析。
3 林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林产品是以林木为基础原材料的产品,因其与土地、森林资源、气候、生态环境联系密切,它具有与其他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同的物理、化学、文化和生态的特征和属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其体积较大、质量较重,对于流通基础设施和便利性的要求较高,如林地的生产率,林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流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第二,林产品相对天然环保低能耗,且有益于身心健康,是森林旅游的必备设施,通过森林旅游收入为林产品原材料培育提供重要财源,而森林公园游客人均每次消费额是衡量森林旅游收入的重要指标;第三,所依靠的是可再生可储碳的森林资源,因此,造林面积、人均林产品消费量、林产品销售费用率等是森林资源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衡量指标。第四,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相对较高,因此,林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林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林产品企业利润、林业产业总产值可以衡量林产品的这一重要特性。总之,林产品流通效率不是一个孤立的度量结果,它与经济、社会、环境、技术等密切相关。需要结合林产品及其流通的特性,兼顾林产品生态、社会和经济等三重效益来提升林产品流通效率,而评价林产品流通效率也是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全面系统的因素,并选择与之相关的科学合理的指标。
另外, 前面也分析了不能静态地分析林产品流通效率, 不能简单地从“降低林产品流通费用和流通成本”“缩短林产品流通时间”“提高林产品流通利润”等经济效益指标来评价, 而且也必须规避从静态、局部或短期内评价带来的效率评价盲点, 如静态评价每个年度的林产品流通效率可能是比较高的,但从长远、全局和系统的角度看,林产品流通效率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还可能造成经济社会、森林资源、生态环境其他方面的损失,出现“得不偿失”的局面,出现类似能源利用领域的“回弹效应”“Jevons悖论”(Cherfas,1991[9];Sorrell,2004;Madlener和Alcortd,2009[10])。所以,本文在充分考虑现有研究者对流通效率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以及林产品、林产品流通的特点的基础上,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尽量考虑和兼顾林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平衡,从多维视角构建集流通共性和林产品流通特性于一体的林产品流通效率衡量指标体系如表1,从而达到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系统、科学性的要求,提高研究的科学合理性。
4 林产品流通效率评价的方法
流通效率评价方法有不少,如因子分析法、DEA评价法、相关系数法、Ravallion模型法等,但考虑到林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多指标的降维和权重确立的客观性,本文借鉴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克服单一的指标不能真实反映林产品流通效率的缺点。本文引进多方面的指标,但又将复杂因素归结为几个主成分,使得复杂问题得以简化,同时也能够通过引入历史数据进行动态评价,得到更为科学、准确的效率信息,以方便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根据上述指标,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发展报告》《全国林业统计年报分析》《林业经济运行状况报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等为主要数据来源,选取和整理后得到1996～2010年的全国数据,对负指标和适度指标数据进行一致化转化后,再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林产品流通效率评价进行实证研究,通过SPSS16.0进行计算,采用正交旋转发现前三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363%. 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表明林产品流通效率评价的KMO值为0.686,在0.5～1.0;渐进的X2值为487.44,较大,相应的显著性概率(Sig.)小于0.001,为高度显著,根据因子分析法的相应条件,结合这些数据的反馈,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方法。
通过正交旋转可得出因子载荷矩阵,其可反映公共因子与各原始变量之间的关系。公共因子F1在X10、X11、X1、X8、X17、X2、X4、X9、X16、X7、X13、X18 、X15、X5上有较高的载荷,这些因子综合表现了林产品流通效率,体现了指标体系的69.572%的信息,因为这些因子共同作用,互相制约,比较全面反映了林产品流通效率,因此可称F1为林产品流通效率综合因子;公共因子F2在X12、X6上有较高的载荷,这两个因子是林产品流通过程中价格形成的基础,也是反映林产品流通过程中投入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称F2为林产品流通效率价格因子;公共因子F3在X14和X3上有较高的载荷,反映了林产品流通过程中保障效率的先决条件,因此可将此公共因子称为林产品流通效率保障因子。
通过计算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用Thomson回归法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并计算出综合得分来分析1996～2010年林产品流通效率的具体特征。将原始数据标准化,林产品流通效率F的计算公式为
计算结果见图1。
5 林产品流通效率评价结果的分析及建议
(1)评价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第一,中国林产品流通的总体效率呈上升趋势。
1996～2010年,林业产业流通效率总效率得分从-1.0358提高到1.775002,大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林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随着国家林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林业政策的完善,国家对林业的教育、科技、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逐步加大(如国家财政中央林业投入1998年为34亿元,2010年为945亿元,12年增长27.8倍),对提升林业产业的竞争力和林产品流通水平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随着国家放松对木材等林产品的采伐、运输和价格控制,降低林业和林产品流通环节的税收,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林业产业和林产品流通业内在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嫩需求不足、林产品进出口额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较大回落,虽然价格因子和保障因子2009年前后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但综合因子未受大的影响,说明林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增强,林产品流通的整体效率在稳步提高。
第二,不同因素之间的作用效果不一样,有时还出现不一致、不和谐的状态。
综合因子、价格因子和保障因子出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又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林产品流通效率在大体上升的趋势中,又容易出现波动。特别是价格因子和保障因子在1999年、2005年、2009年前后出现剧烈波动,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年份前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林业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改革开发以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对木材等林产品的需求骤增[11],1994年开始,国家不断深化林业改革,对林业的管控逐步放开,促进了林业产业发展,林产品流通效率逐步提升,1999年达到前期顶峰,反映到林产品流通效率综合因子、价格因子上,二者都在1999年到达前期高点,是前期最好的状态。1998年发生特大洪灾后,生态环境压力迫使国家对林业政策做出迅速调整,国家迅速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并大力扶持人工造林。林业产业政策调整改变了林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很快就对林产品流通产生了影响,林产品流通效率急剧降低。受其影响,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为应对市场变化和开拓市场,林产品销售费用增加,价格因子在2000～2001年急剧下降。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降低了进口关税和产品成本,短暂延缓了价格因子下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林产品价格波动、市场开拓压力增加而销售费用增加的局面,所以价格因子2002年稳住一年后,2003～2005年又开始惯性下降,直到2006年才开始出现转机。随着对造林政策的响应,2000～2003年造林面积急剧增加,同时,林业企业加强管理、增收节支,所以林产品流通效率中保障因子从2000年开始上升,2003年达到前期顶峰;随后国家又开始调减造林面积,同时2004年国家为限制资源性产品出口,开始逐步消减木质林产品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部分木质林产品加征出口关税和消费税,导致部分林产品生产企业成本费用增加、利润减少。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国内需求和林产品进出口形势严峻,价格因子和保障因子在2009年前后又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总之,我国林产品流通效率长期趋势向上,但也有急剧波动之时,林业产业和林产品流通效率受国家产业政策和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较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林业产业和林产品的社会和生态特性,同时也符合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可见,从社会和生态环境、消费者、林农、林业职工、林产品生产者和销售商等多维视角构建的林产品流通效率指标体系能较好地衡量我国林产品流通效率,这也反映了笔者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对策建议
为了稳步提升我国林产品流通效率,更好地发挥林产品流通及林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国家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林业体制改革,加大对林业的投入,对林业产业的扶持政策延伸至林产品流通环节,并从如下四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林产品流通效率:
第一,健全林产品流通体制与机制。一是理顺林产品流通管理体制,建立高度协调、灵活有效的综合协调机制,明晰以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为主的各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建立政企分开、责权利协调的管理机制,解决林产品流通环节、地域和部门分割的现状,形成有利于促进林产品流通效率提高的良性机制。二是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加大对林业产业的投入力度,完善林业产业投入机制,调整林业资金投入结构,目前国家财政资金主要是投入到造林营林上,应该加大对林产品流通市场、物流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降低林产品经营环节的税收,减轻林产品经营者的负担,加大对林产品经营者的扶持力度。三是加强林产品市场管理,建立健全林产品流通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和促进林产品流通。
第二,改善林产品流通环境条件。对此,应加强林产品市场建设,根据森林资源分布特点和林产品生产、消费情况,不断完善林产品市场布局,不断完善林产品市场业态,加大林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管理,以减少流通环节,理顺流通渠道。还需要改善林产品交通运输条件、提高物流技术水平。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林产品物流企业集团或动态物流联盟,提高林产品物流技术水平和能力。
第三,加强林产品流通行业管理和组织水平。一是建立流通主体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使林业经营对各个参与主体都有风险压力和利益诱因,形成合力提高林产品流通效率。二是培育壮大林产品流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发挥行业的合作和自律作用。林产品流通组织者和参与者要创新流通渠道和流通模式,不断减少流通环节、节约流通时间、降低成本和损耗。
第四,努力降低林产品流通的成本。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各地也要想办法为林产品流通提供条件[12]。出台政策专项扶持,已经出台的政策要继续稳定,要推出一些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比如出台免征林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的政策,综合治理流通环节收费过重的问题,以降低林产品流通成本。
摘要：林产品流通效率是现代林业发展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基于社会和生态环境、消费者和林农林业职工、林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等多维视角构建了集流通共性和林产品流通特性于一体的林产品流通效率衡量指标体系。收集相关数据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1996～2010年中国林产品流通的动态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近十五年,中国林产品流通效率总体上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但受林业产业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波动性较大。改善中国林产品流通效率应从宏观层面健全林产品流通体制与机制,改善林产品流通环境条件,同时从微观层面加强林产品流通管理的组织水平,努力降低林产品流通的成本。
关键词：林产品,流通效率,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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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效率 篇8
1.1 天津市绿色蔬菜流通模式现状
逐级批发制度是天津传统绿色蔬菜的主要模式, 在该种流通模式下, 绿色蔬菜的主要流通模式是农户 (基地) ———农业经纪人———产地批发市场—销地两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菜贩) 等诸多流通环节的蔬菜流通方式。根据对红旗农贸批发市场、金钟蔬菜批发市场调查数据显示, 天津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的绿色蔬菜一部分是来自天津近郊宝坻、蓟县等地区的合作社或当地的绿色蔬菜贩, 大多数则是由批发商采用物流配送的方式从河北、山东、北京等绿色蔬菜种植地采购, 通过批发市场, 配送到大型超市、便利店、社区蔬菜店、农贸市场、食堂等, 再直接销售给消费者[1]。
绿色蔬菜的另一种重要的流通模式是政府大力倡导的农超对接。农超对接是农户或者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商超渠道直接销售农产品。这种合作方式一般是通过农超协商确定的, 政府一般来说对该种对接方式给与一定的优惠, 因为这种模式可以稳定农产品价格, 可以促进订单农业的发展, 达到以销促产的目的。
结合前期天津农超对接市场调研成果, 天津的农超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超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 典型代表是家乐福超市;二是“公司+中介组织+农户”模式, 以沃尔玛为代表;三是“超市+农户”模式, 以麦德龙为代表;四是“超市+基地”模式, 以津工超市为代表。四种模式都在源头上保障了绿色蔬菜的来源可靠, 保障持续供货等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绿色蔬菜的供货效率。目前天津农超对接主要是后2和4两种模式, 共占绿色蔬菜供应量的63%, 中介组织在农超对接中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专业农业合作组织的供应量明显偏少, 农户直接供应的更是少之又少[2]。
资料来源:四大超市现场数据采集获得。
根据调查截至2013年7月, 天津已有超过六成的超市实施了农超对接, 农超对接单品达40余个, 天津华润万家、人人乐、乐购、津工等连锁超市都加大了农超对接的力度。通过超市和田间地头的无缝对接, 农户可以按照超市订单进行生产, 超市对种植产品在品种、质量、包装等有严格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2 天津传统绿色蔬菜流通渠道存在问题分析
在传统流通模式下主要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 由于供应链被分割成为多个阶段, 多个参与者进行利润分配, 市场竞争激烈, 交易成本过高, 信息不对称使得市场供应量及价格波动性较大。2) 较高的风险性。参与者受到信息的充足性和自身评估能力的限制, 对于风险认识不足使得其行为具体较高风险性。3) 物流配送环节要求高, 成本逐年上升。绿色蔬菜由于有严格的国家和地方标准, 在运输的过程中, 要求有专门车、专人定时配送, 对物流设施和物流效率都有严格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成本的上升。“农超对接”作为一种新型的流通模式尚需完善,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单个农户或者农业组织往往处在不利的地位, 超市作为销量较大的流通商, 往往在和农民谈判过程中, 利用自身的渠道优势, 提高准入准入门槛, 使得该种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3]。例如进场费、超市资金回流慢, 周期较长, 超市上架程序复杂等, 这些方面影响了绿色蔬菜的销量, 很多农民从而使其选择其他流通模式。
2 绿色蔬菜逆向营销渠道构建
2.1 逆向营销渠道
逆向营销渠道是相对于传统营销渠道而言的, 传统营销渠道至上而下, 在企业营销的活动中, 企业做的是将产品“强行”推向消费者, 无论读者是否需要此类产品。逆向营销渠道相反, 是从消费者市场的终端管理开始。首先注重终端市场的消费者培育, 通过逆向广告、逆向定价、逆向市场细分, 使得该产品在消费者市场获得认可, 然后按照企业制定的标准, 反向建立营销渠道[4]。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层下沉, 直接对消费者进行管理, 较少中间层次对市场的控制力, 企业直接控制终端消费者需求, 以需定产, 减少流通环节,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目的。
2.2 天津绿色蔬菜逆向渠道因素分析及构建
绿色蔬菜逆向营销渠道在构建分销渠道时, 从分销渠道终端开始向上考虑, 反方向从商超、农贸市场等终端基础层开始工作。首先针对潜在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和产品的特性进行研究, 针对潜在顾客采用网络、电视、邮件或电话营销的方式来进行广告宣传活动, 当产品知名度树立后, 零售商就会被调动起来, 由他们把产品送到终端手中, 实现有效的终端覆盖目标。生产商对经销商进行逐层调动, 拓宽渠道的宽度和广度, 达到构建整个分销渠道体系的目的。
营销渠道的主要特点是构建合作社联合体。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作用, 将同类农业合作社通过组建行业协会、参股、共同出资建立物流体系等方式连接起来, 组建合作社联合体。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在该合作体内部按照共同的标准推行绿色蔬菜种植, 另一方面有利于该中产品进行原产地认证, 有利于品牌推广, 更重要的是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共用一条流通渠道, 大大增强了集体抗风险能力, 降低了渠道成本, 提高渠道效率。
其次是最大限度的拓宽渠道。与农超对接流通模式方式相比较, 逆向营销渠道可以最大限度的拓宽产品和消费者的接触面。企业一般要根据市场调查, 在细分市场进行渠道布置。一般来说, 根据消费者的收入情况、消费习惯等因素进行渠道布置, 绿色蔬菜的目标市场一般是高收入群体, 该群体一般会去专卖店或者超市专柜去购买产品, 因为专卖店和超市的绿色质量保证体系更有说服力, 所以在高档社区建立物流配送中心送货上门、在密集居住区建立专卖店, 组织市民参观绿色蔬菜基地, 认购绿色基地的“小菜园”, 组织市民采摘等方式扩大绿色蔬菜的销售渠道宽度。
再次组建绿色蔬菜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天津地区绿色蔬菜信息平台, 通过平台的搭建, 将消费者、生产商、中间商紧密的联系起来, 销售信息双向沟通, 意见问题双向沟通大大提高处理效率。同时信息平台也是企业宣传的一个主阵地, 通过展示企业的质量控制体系、信息追溯体系, 向消费者传递企业的产品信息、企业文化, 加快促进网上购买绿色蔬菜行为方式的实现。
3 两种渠道模式的经济分析
为了方便讨论, 假设绿色蔬菜流通模式中存在两个行为主体:即一个供应商W (假设为农业合作社) 和一个零售商L (假设为超市) , 零售商决定其最终产品的定价;假定制造商W和零售商L是完全理性的, 通过选择各自的决策变量来获得自身收益最大化[5];价格为Pi (i=1, 2, 其中1代表绿色蔬菜供应商、2代表绿色蔬菜零售商) 其中P1为供应商对零售商的批发价格, P2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 零售商的需求函数为P2=a-b Q (a>0, b>0) , Q代表市场需求数量;单位流通成本为Ci, 技术信息为Mi则Mi=M oi+△M j其中M oi为成员自身拥有的技术信息, △Mj (j=1, 2, i≠j) 是成员中一方从另一方获得的信息, 信息技术Mi是单位流通成本Ci的减函数。
则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单位流通成本可表示为:
1) 在传统营销渠道模式下, 消费者处于分销渠道的最底层, 供应商处于金字塔尖的位置, 供应商在建设渠道时, 会沿着“顺向”金字塔选择合作伙伴, 首先考虑的是合作者的经济实力和规模, 而对于消费者的因素则是次要考虑因素, 在这种渠道模式下, 零售商与供应商不进行信息共享, 首先由零售商决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及销售量, 然后由供应商确定零售商的进货价格及产量。
零售商利润可表示为:
即π零=a-△b Q△Q-△C02+P1-M02△Q-△M1
将2) 、3) 式代入1) 式可得零售商的最大利润:
2) 在逆向营销渠道下, 供应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行为和产品特点进行产品改进与设计通过广告和品牌宣传提高产品知名度, 进而选择零售终端, 此时供应商与零售商进行信息共享, 假△M1=△M2{0≤△M≤M in (M1, M2) }即双方分别从另一方获得相同的信息, 同理可得到:
6) 式-5) 式可得到:
7) 式-4) 式可得到:
通过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2) 在逆向营销渠道模式下零售商与供应商获得的利润与成员之间相互获得的信息△Mj的大小成正比, 获得的成员之间信息共享程度越高, 利润越大
3) 信息共享的内容不仅包括产品特征、库存方面的信息, 还可以包括贮存技术、运输及包装等方面的信息, 同时将消费者纳入信息共享的对象中来, 提高消费者对绿色蔬菜的识别与认知能力, 有助于突出产品比较优势。
4 结论及建议
在逆向营销渠道模式实施过程中, 选择适合的销售终端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通过更好地为农产品营销渠道模式服务, 从而优化渠道结构, 使得渠道成员利益最大化。
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组织保障机制。需要足够的资金投人作支撑, 还需要一整套组织规范作保障。建立一支扎根基层, 实实在在做市场的营销推广队伍, 扩大产品的销售渠道。企业要有专职副经理负责管理终端销售, 建立终端渠道经费保障机制、考核机制、薪酬激励机制、提升激励机制等措施, 保障一线队伍充满生机与活力。
2) 政策支持及技术保障。政府在绿色蔬菜流通渠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至此绿色蔬菜地理认证制度的推行, 建立标准, 成立权威机构进行认证活动。其次是要采用财政补贴手段, 支持绿色蔬菜信息平台的建设。在平台运行初期, 采用手段扩大平台的知名度, 提高平台的使用效率, 同时帮助通过地理认证的绿色蔬菜品牌形象,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通过建立会员注册制度, 对绿色蔬菜成员实行价格优惠, 扩大绿色蔬菜的在当地的影响。最后在农民教育上, 政府采用示范和激励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加强农民培训, 使得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推广。
3) 建立健全绿色蔬菜准入制度。政府牵头, 制定绿色蔬菜生产标准, 建立相应的认证体系, 通过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的产品及基地, 才可加入信息平台或者联合销售组织。建立健全绿色蔬菜质量追溯制度, 采用条形码的设置, 使得产品从菜园到餐桌做的可查可控。建立健全质量抽检制度, 通过不定期的抽查和检查, 强化对农民对绿色蔬菜质量意识, 通过教育培训, 确保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绿色蔬菜都是安全合格的。
参考文献
[1]孙蕊, 温孝卿.农产品双边市场平台构建及定价机制探析[J].商业时代, 2013.
[2]庞伟.北京市生鲜蔬菜"农消对接"供应链模式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 2012.
[3]陈威, 王莉娜."农超对接"模式中的信息服务初探[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3.
[4]曹尔黎.逆向营销视角下的渠道中间商选择与激励[J].科技与管理, 2010.
农产品流通模式孕变 篇9
近期内,城市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农村蔬菜价格暴跌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年初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访谈时,直言说道:“农产品流通环节是整个流通环节最薄弱的。我原来只以为流通环节搞得不好会使物价上涨,现在我又知道了,流通环节过多还会造成农产品的浪费。比如蔬菜,因为农产品流通环节过多,损失量高达1/3。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就离北京不远,150公里,那地方农民卖出的黄瓜是一块多钱,而到北京的超市要六块多钱,中间经过许多流通环节。”此言一出,农产品流通渠道顿成众矢之的,各种解决之道的声音尽出。
是否应该将现在出现农产品问题都归罪于流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该如何真正有效的解决?本刊也试图尽力一究。
农产品流通路径演变图
在分析研究农产品流通问题前,有必要先了解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国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发展过程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
从建国到距今大约30年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那段时期,无论何种商品都按计划生产销售,农产品也不例外。农产品流通的状况可用四个字概括,即“统购统销”,即国家责成一个或两个部门负责统一购买统一销售。当时负责全国商品统购统销的至少有三个部门,一是商业部,现在演变为商务部,二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现在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三是轻工业部,主要负责轻工业品的购销。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主要由商业部完成。具体执行者为商业部下属的各省、市里对应的商业局、商业厅、商务委员会之类的部门,由他们完成管辖区域内的收购销售。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农产品生产下达计划性的指令,比如计划山东省一年生产多少苹果,河北省一年生产多少蔬菜。收获季节,国家按照固定的价格统一收购农产品,不允许讨价还价,比如在山东收购苹果,国家规定价格为,那么就只能是一斤一毛五分钱。收购价既定,销售价同样如此。比如把这些苹果调运到北京,卖价规定为一毛八分钱,此价格是国家在年度计划时就确定下的,也没得讨论。至于中间的差价是否能填补流通中的成本,则不在考虑范围内。多数情况下,这个差价不能弥补流通的成本,为此国家会拿出大量的资金补贴商业部的亏损。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农产品流通也由国家主导流通相应变为自由流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年度,同时也是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分水岭。1978年开始,关于市场流通的相关政策出台,但是农产品流通的格局变化滞后了一段时间。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流通才发生了显著的转变。1984年,国内建设了第一家批发市场即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这是我国农产品流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继第一个批发市场出现后,之后30年,农产品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而出。这其中只有极少量的是国家建设的,大多数都是各种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而成。
无需置疑,在农产品的流通中,批发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为什么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主要依靠批发市场而非农产品流通公司呢?北京农通实业开发总公司总经济师、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秘书长王兢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需要形成价格。当时政府力量退出得很彻底,不参与价格,谁来决定农产品的价格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田间地头形成不了价格,只能在集中的地方才能形成同类产品的大体价格,因此批发市场是最合适形成价格的场所。其次,货物需要集散。我国的农产品生产零碎,经营分散,没有集散平台无法聚集。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近5000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批发市场有2000多个。2003年的交易额达到4219.6亿元人民币,是农产品流通中最主要的渠道。在批发市场主导下,国内的农产品流通路径主要为农户——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家庭。
但批发市场不是农产品流通的全部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从西方学来了超级市场这种模式以后,一部分农产品进入到超市这个零售平台中。但超市并不是专门销售农产品的平台,农产品占其销售额的比例其实比较小。
现在农贸市场的功能在弱化,而超市的农产品流通功能在加强。由于超市的快速发展,数量庞大,一个大型城市里能有几百上千家,虽然每家销量小,但总量却很大。基于此,出现了超市直接和农产品产地协议流通的现象,即农超对接。农超对接的流通量不经过批发市场。农超对接这种形式现在刚出头,但发展会很迅速。
总体来看,目前通过批发市场的农产品流通量大约在70%左右,剩下的20%～30%由超市直接采购和一些集团采购以及其他方式流通。
流通成本解析
在农产品的价格矛盾中,流通成本已经成为了箭靶子。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去年末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蔬菜流通成本约占最终菜价的2/3或1/2,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成本过高是蔬菜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有媒体甚至实地调查农产品流通中的各个环节的价格变化,已证实此观点。
不可否认,农产品流通成本的确上涨很快。但此上涨并非没有合理性。流通本就需要成本。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主要有运输仓储费用、进市场缴纳的费用(市场管理费、固定摊位费用)、损耗费用、各级经销商的经营费用和利润。经销商的经营费用则包括:摊位费、损耗费、包装费、运输费、车辆养路费、维修费、保险费、工商管理费、工人工资等。
据了解,在各种上涨的费用中,油费、人工费与入场费等上涨较为明显。据商务部统计,去年上半年,柴油价格上升导致流通成本急剧增加。国内柴油、汽油价格多次上涨。有玉米经销商表示,去年从广东运输玉米到京,单就运输成本每斤平均要4毛钱,比上年增加了25%左右。劳动力成本也在明显上涨。据批发市场经销商称,从去年开始工人人均每月工资都上涨了300～500元。进入市场的费用也在增加,尤其在进入大城市时,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的进场费、场地费、管理费和清洁杂费等等综合费用都在上升。此外,流通过程中的其他费用,比如包装费等各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多次提出要减少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以降低流通成本。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则认为,要减少农产品进入超市或者农贸市场的流通成本,核心还在于减免各种摊位费和各种高速公路收费,因为“这些费用都实实在在的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中,特别是各种垄断收费。”然而在现行情况下,只有市场向中间商收取的费用可以尽快压缩,其他环节如人工费、油费等压缩空间不大,或者一时之间很难撼动,如各种养路费。
流通模式孕变
农产品流通渠道需要改革基本形成共识,但如何改革还在多方探索中。
政府一直在尝试缩短农产品流通渠道。商务部和农业部从2008年开始启动“农超对接”试点工作,计划到2012年,试点企业鲜活农产品产地直接采购比例达到50%以上,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并建立从产地到零售终端的鲜活农产品冷链系统。
农超对接的操作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公司+农户+技术+市场+保险”模式,即零售企业免费提供种子,确定种植面积、品种、标准,按协议价格收购。第二种是农产品采购基地模式,通过和一些农业合作社与地方的示范基地合作,建立直接采购基地。合作过程中,超市把自己的标准告知对方,比如种植技术、外观、农药残留、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并对对方进行生产、加工、包装、物流及市场运作等全方位的专业培训与咨询,以做到从生产源头开始保障食品安全。这是目前农超对接项目主要的操作模式,相对而言,政府在此模式上的支持力度也大一些,农户也比较容易接受。第三种是有机农产品推动模式,这个模式的对接比较松散,主要零售企业把标准提供给地方政府和协会,由他们牵头引导农民种植。
目前,一些试点地区通过农超对接让菜农和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但是农超对接要全面推广还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阻碍,因此其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份额相比批发市场并不大。沃尔玛(中国)采购部鲜食高级总监黄志平曾对本刊表示,农超对接渠道的建立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市场非常庞大,每个地区的消费习惯和饮食习惯都不一样,沃尔玛在几十个省市都有门店,每个地区的情况都要顾及到。在此情况下,农超对接的采购渠道只能是一步步建立,那种今日开店,明日农超对接采购的做法不现实。并且,由于配套的冷链不够完善与采购基地的位置和产量不一样,农超对接直接采购的比例在各地门店都不一样。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通常少有基地产量大到能够完全覆盖大型连锁超市的所有门店。因此,即使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农超对接基地,沃尔玛也没有取消经销商渠道,更多时候反而是联合经销商开展农超对接项目,让经销商用自己的经验和操作能力和超市一起去指导农户,提升农户的种植技术和相关的初级农产品加工能力。
提高产能
设计优雅
品质保障
一方面是政府缩短流通渠道,另一方面,农产品企业自身也在尝试建立直接面向终端的扁平化的流通渠道。据本刊采访了解,目前一些较具规模农产品企业都有尝试自己投资建立终端销售店,以缩短供应链。
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种植、收购、销售赣南脐橙的大型农产品企业,在有能力控制上游种植和经销渠道后,其逐步将触角延伸至终端,目前已开业了数家终端水果店。作为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批发市场从2008年就开始尝试建立直供社区菜店的蔬菜供应系统,在全市推广连锁便民菜店模式。
但这些构想良好的农产品直销模式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阻力。据了解,将军红建立水果店的计划没有进一步扩大,现有门店也在收缩中。新发地的社区菜店开设速度也放缓。主要原因都在于终端店的经营成本不可控。新发地项目负责人韩晓司算了一笔账,市场为直供社区菜店每天提供50到70种蔬果,社区店的经营面积需在20平方米左右,而如此面积和条件的社区底商月租金一般在1000元到3000元不等;店主零售价最高加价率不超过20%,经营者在扣除房租、人工等销售成本后盈利比较困难。
在直营渠道的全面推广遭遇到一定阻力后,大家又将改革的焦点集中到了传统渠道——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发展至今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在于价格形成不理想和产品质量安全缺少保障。然而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却非批发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王兢认为其根源在于批发市场作为盈利企业的法律定性没有被改变。比如涉及质量安全的检测,管理部门要求批发市场检测鉴定农产品的质量,这并不现实。批发市场绝大多数都是自负盈亏,以经营牟利为目的的，本身就不会主动承担监督食品安全的责任。因此，要规范批发市场,有效措施是改变其法律性质,明确它必须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如同大城市里的公共交通运营一样。
目前,国内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改革了。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少数城市,批发市场逐渐开始由私营向公营市场转变。由于涉及多方利益,要进行全国范围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
为实现构建南菜北运的稳定通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产品现代流通模式,11月8日,商务部、财政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海口市共同召开海南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推进工作会议。
在向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末端和中间环节的改革均受到一定阻力后,政府由将目光放到了前端农户身上。必须承认的现实是,在农产品供应链中,作为提供绝多大数产品的小农户一直都处于弱势的地位,没有议价权,极度缺乏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如何将小散农户有效组织起来进行保护和质量监控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