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补贴（共9篇）
农产品价格补贴 篇1
本刊讯(记者紫千)记者从农业部新闻办公室获悉,近年来,农业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有效措施,严禁农机生产企业借国家扩大农机补贴之际乱涨价,使补贴机具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切实把补贴实惠落实到农民。
为防止补贴机具价格不合理上涨,农业部和地方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通过补贴产品竞争性选型,综合评价产品性能、质量保证、售后服务、承诺最高限价,控制乱涨价;二是规定补贴机具销售价不得高于承诺的最高销售价,不得高于同一地区、同期的市场价,使补贴机具价格与市场销售价格变化保持一致;三是加强对补贴产品的价格监督,对违规涨价的,中止该产品的补贴目录资格。四是坚决禁止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和农机推广机构违规不合理收费,减轻企业负担。
从总体情况看,近年来全国各类补贴机具价格总体保持平稳。2008年由于原材料上涨,农机补贴选型各参选产品报价涨幅在5%左右,但价格涨幅低于原材料上涨幅度。2009年按照国务院要求,同配置产品原则上执行了2008年价格,部分产品因技术升级换代或配置提高,价格略有变化。从近期结束的2010年全国通用类农机购置补贴产品选型看,近92%的产品报价与去年持平或低于去年价格,其中50%机型的价格略有下降,有效控制了补贴产品价格上涨,取得了农民得实惠、企业得效益、政府得民心的好效果。
农产品价格补贴 篇2
资金发放工作总结
省财政厅：
根据省厅苏财建[2011]72号文和苏财建[2011]107号文精神，我市切实加强领导，严格程序，坚持质量标准，积极开展政策宣传，目前已圆满完成了对出租车经营者、城市公交企业和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的2010年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和补贴清算资金的发放工作。现将我市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总结如下：
一、周密组织，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公开、透明
车辆燃油补贴资金的发放，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性高。我局对此高度重视，并积极会同交通部门制定燃油补贴资金发放具体措施，及时下发《关于下达2010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于6月中旬组织召开会议，明确工作要求，并在相关单位网站对补贴政策，补贴对象，补贴标准进行公示，进一步严格补贴申领程序，实事求是地对补贴对象进行审核，确保补贴资金发放的公开、透明。
二、强化制度，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
为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对象准确、无误，我局按照上级部门 1 的具体要求，坚持“谁支付油费，谁享受补贴”的原则，与交通部门一起做好各公司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申领对象身份的审核把关工作。对农村道路客运、城市公交、出租车的石油价格补贴，由各公司填报 “石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审批表”，经市交通局运管处、交通局和财政局共同对各单位车辆数量、核定载客数进行审核并确定补贴总额后，财政于6月底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各公司。各公司负责做好到户补贴清册的造册，经享受人签字后发放补贴资金，并将补贴对象签字后的清册报送交通局、财政局。
三、认真核对，完善补贴基础统计数据
2010不少线路由于公司化经营，车辆数、客位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部分线路上、下半年的实际经营者也发生了改变，经我局和交通部门进行认真审核、对接，并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了发放。截止7月初，我市共发放城市公交1户436.28万元，出租车447辆379.9万元，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车586辆，补贴资金1257.81万元。
特此总结汇报。
兴化市财政局 经济建设科
价格支持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篇3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将农业补贴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 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 包括: (1) 价格支持, 即通过价格政策、市场干预等向农民和农产品提供补贴支持, 补贴成本由政府财政和农产品消费者共同承担; (2) 直接补贴, 即按照一定标准和条件直接给予农民的补贴, 补贴支出由政府财政负担。第二, 政府一般服务支持, 即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对整个农业部门的补贴支持, 不针对农民和特定农产品, 包括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保护等支持计划。
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根据是否对贸易形成扭曲的标准, 将农业补贴分为两大类, “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 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种子等投入补贴等;“绿箱”政策则是不会对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产生显著性扭曲的补贴政策, 包括对农业科技、病虫害控制、以粮食安全为目的的公共储备等。当前我国农业补贴项目众多,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农业补贴的分类, 研究农业补贴中的价格支持农业补贴 (表1) 。
2 我国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现状分析
2.1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我国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在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背景下制订的, 200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国发[2004]17号) 明确提出“当粮食供求发生重大变化时, 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 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 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主要对象是小麦和稻谷两大重要粮食品种, 主要在国家规定的主产区执行, 政策执行主体为国有粮食企业, 主要指中储粮。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会在相关粮食主产区按照最低收购价格挂牌收购粮食交售的新粮, 当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时, 则不启用或及时退出。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发挥了价格托底作用, 稳定了粮食市场价格, 增加了粮农收入, 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国家掌握优质粮源, 巩固了宏观调控基础。
2.2 粮油临时收储措施
2004年, 国家在确定最低收购价品种时, 没有将玉米、大豆等品种列入国家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制度。自2008年以来, 玉米、大豆及油菜籽价格波动巨大, 与其它粮油品种的比价关系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提高农民收入, 稳定粮食生产, 国家先后多次启动粮食临时收储计划, 品种包括玉米、大豆、稻谷和油菜籽等, 后来又扩充到棉花、生猪等多个领域, 临时收储措施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大。
以棉花临时收储为例, 棉花临时收储政策是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实施的, 把以往在主产区临时收储皮棉的措施常态化。根据《2012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 棉花临时收储政策主要适用于棉花主产区, 包括天津、河北、山西、甘肃、新疆等省 (区、市) 。棉花临时收储的政策执行主体为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2005年以后, 国家先后多次棉花收储, 具体如表2所示:
3 对当前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的定位
3.1 明确价格支持财政补贴的基础地位
从我国国情来看,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仍然是我国长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大多数公民对食品价格仍然十分敏感, 民众的承受能力, 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承受能力还比较脆弱,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仍然是一个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关键性民生问题。特别是近些年一些主要农产品价格剧烈的波动, 更加凸显出粮食安全和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性。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对提高农民收入以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作用不容忽视。另外, 从发达国家政策来看, 欧盟韩日等都将价格支持作为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 欧美目前价格支持补贴仍然占农业生产者补贴的20%左右, 而在农业资源匮乏的日本和韩国, 更是占到80%以上。事实证明, 日韩等国正是通过价格支持政策解决了长期困扰的食品短缺问题。
3.2 保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适度规模
从发达国家实践来看, 大量的价格支持财政补贴不仅助长了农产品过剩, 而且也给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 同时由于价格支持农业补贴政策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 发达国家普遍都逐渐减少价格支持, 增加直接补贴的比重。我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也应该是增加直接收入补贴。价格支持补贴政策指向明确、操作相对简单、作用直接, 见效较快。因此, 对于这样补贴能力不强, 保障农产品供给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价格支持补贴政策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政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保持其规模适度。
4 改善价格支持农业补贴措施
4.1 建立全国基础农产品信息数据系统
当前全国农产品价格波动,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农产品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恐慌性下跌或上涨。今后要加强农业统计调查和预测分析, 以县为单位, 掌握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的基础数据, 逐步建立规范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共享和协作的全国基础农产品信息数据系统。并逐步建立规范的重大信息披露制度, 防止各类虚假信息影响产业发展、损害农民利益。这样有利于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 使政府更加有针对性的实施财政支持补贴政策, 提高农产品供给的保障能力。
4.2 探索建立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反周期补贴制度
从发达国家实施情况看, 实行直接收入补贴是主流, 但同时仍然维持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价政策。当前可行的一种政策方式就是反周期补贴制度。反周期补贴是美国200年农业法案提出的补贴工具, 它实际上是贷款差额补贴与直接收入补贴相互混合的产物。价格补贴取决于市场价、固定直接支付额、贷款价格和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当市场价格低于贷款价格时, 政府会给予贷款价差补贴, 而当市场价格、贷款价差补贴和固定直接支付金额的总和低于目标价格时, 政府还会给予反周期补贴来弥补差额;当市场价格高于贷款价格, 但市场价格与固定直接支付金额的总和低于目标价格时, 政府给予反周期补贴;当市场价格与固定直接支付金额的总和高于目标价格水平时, 所产生的余额给农民。因此, 国家要整合现行价格及补贴政策, 建立目标价格、最低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相结合的, 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反周期补贴政策, 加强对目标价格和反周期补贴规模的合理测算。在制定反周期补贴制度时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分农产品品种、分区域、分阶段实施。
4.3 完善现行价格支持补贴政策
将现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制度化, 统筹考虑国内农产品供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等因素, 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 建立规范的政策启动和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国有农产品垂直管理公司的体制优势, 建立收储、储备和调控一体化操作机制, 强化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摘要：农业补贴政策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现状, 对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在我国农业补贴中的地位进行定位, 并提出改善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补贴,价格支持,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程国强, 中国农业补贴: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
[2]方松海, 王为农, 成本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 2009, (9) .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原因的思考 篇4
丁敏来
摘 要: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有关部门运用多种调控手段，闻得“涨音”，又听“跌声”。但如果长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应对通胀或经济危机，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萎缩，不仅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内粮食安全，从而带来严重的食品危机，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晌。正确的政策是：不应压制粮价，而是让粮价尽快恢复正常比价，这样做既不会伤害农民，为农产品增长和物价长期稳定打下了基础，也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关键词: 农产品 价格上涨 原因分析
201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为平息民众生活成本过高的怨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抑制、降低物价上升趋势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部门运用多种调控手段，闻得“涨音”，又听“跌声”。从１０月中下旬开始，部分农产品价格开始止涨回跌，这一状况延续到１１月中下月旬国家调控物价的措施接连出台达到高潮。最近二周，从大蒜、生姜等小宗农产品，到大豆、谷物等大宗农产品，相比一个月以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跌。这些农产品价格目前走到“分水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轮农产品持续上涨的势头是否已经过去。在种种调控的组合拳之下，农产品价格势必在2010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其涨幅小幅回调乃至下滑，但就其影响的时效性而言，能否产生持续的效果？笔者最担心是本轮农产品价格持续高涨的根本性原因，如仅仅将之归因于货币流动性过剩、自然灾难频发、投机资金的炒作等外在因素，则可能沒有透过现象识本质。站在农产品价格的高位之上，如果我们仍不能洞察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高涨的内因与外因，不能用更为长远的眼光，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民群体的实际收入；理解基于全球化市场和国家安全双重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形成的逻辑。那么，在未来10 年内，农产品极有可能是全面短缺的开始，以至出现有钱买不到食物的被动局面。今天看似疯狂的农产品价格，可能成为明日更为疯狂的开始，本文重点分析主要农产品-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阐述其与农产品价格高涨并可能引发未来10年持续上升趋势的必然性。
一、种粮效益低：以南方人赖以为主食的大米作物栽培为例，在我老家的浙江A县，2010年11月15日的杂交稻收购价为2400元/吨，以600公斤/亩的平均产量计算，今年每亩毛收入才1440元，投入大概成本为875元/亩（以自营地算，不计土地成本和流转租金），其中种子费30元，化肥费120元，农药费120元，其他物化投入75元，机耕费150元，机收费用100元，人工费用280元。所剩不多，这样算来，当地2010年度每亩杂交稻的收益约为565元。再添加上半年的一季油菜，收成以100公斤算，去除各种成本，收益大概在200元左右。在此基础上，再计入农资综合补贴每亩69元，水稻15元/亩、油菜10元/亩的良种补贴的国家惠农政策。如此，当地以“油菜—中晚稻”为耕作方式的一亩地全年收益为859元[1]。而这全年收益的取得，是建立在当地“全年风调雨顺之天时、有江南魚米之乡称谓之地利、有史以来的无税费（有补贴）之人和、数十年难得之高粮价之市场”的基础之上的。但即此殊为难得的“谷贵富农”的好年景，其一年两季耕作的每亩耕地收益亦不足当地一个月的最低工资（2010年浙江最低月工资标准为1100元），仅为当地乡镇企业熟练工人月工资（以2000元/月计）的40%左右，仅相当于当地一名普通瓦工7天（以120元/天计）左右的收入。由于长期以来务农收益远远低于务工收益，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持续向工商业单向流动，这一失衡必然导致农产品供应减少、价格上涨。此轮粮价上涨，只是工农产品比价的合理回归。
二、粮比价格的严重倒挂：虽然自2000年以来的10年，粮食价格平均上涨30%，但同期，作为农业生产资源的钾肥上涨了2倍有余，种子价格则普涨近3倍；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则更令粮食价格望尘莫及，在这10年内，原油价格上涨了8倍，黄金价格上涨逾7倍，铜价涨幅近4倍，而房价更是上涨了5倍左右，居民水价涨1倍，粮食价格仅仅增长涨40%。依据经济规律，粮食价格增速应该高于住房价格增速，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粮食价格被人为扭曲。从目前粮食走私情况来看，一吨粮食走私到境外至少盈利3000元，而这个钱应该属于农民却没有拿到[2]。
粮食价格之于农业生产资料、之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严重倒挂，是造成农民无心种地，粮食增产无明显之效果的根本原因。与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1989—1998年）相比，在第三个10年间（1999—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量虽然有些微增长，但就人均粮食占有量而言，则不增反降——1989—1998年10年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有4年（分别为1990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而在1999—2008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仅有2年（1999年和2008年）。而由1996年创下的412公斤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仍未能突破。而此“不增反降” 局面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我国由粮食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以粮食为主）进出口逆差更呈历年加大之势——200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913亿美元，其中贸易逆差为129亿美元，连续6年呈逆差走势。而即将走完的2010年，我国更有望创下粮食进出口贸易逆差的历史新高。
其实，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抛开种种外因的触发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对粮食价格长期严重低估的补涨。而如果我们此番对之调控过猛，则极可能在解近忧的同时，再度磋伤农民本已受伤的积极性，给未来粮食安全埋下远患，更为未来粮食价格的强烈反弹创下条件。因为不恰当的价格管制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副作用：它违背经济规律，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就以当前的农产品涨价为例。国内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世界上的价格洼地，等于是用低收入的农民补贴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导致农民种粮、种菜的积极性一直不是很高。如果的确是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在提高，而农产品价格却得不到相应提高，那么它势必进一步挫伤农民的积极性[3]，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萎缩，不仅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内粮食安全。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农业资料价格、能源矿产价格、公用事业价格升涨的局面得不到改观，只要制约农产品生产的种种体制性因素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农产品价格在未来仍将持续上涨，直至工农产品比价恢复正常。
三、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2010年对广大农民来说，显然是一个格外值得庆贺的一年，年初，他们迎来了历年之最的8000多亿元支农资金；年末，盘点全年虽未“多收三、五斗”，但高涨的农产品却实实在在为他们的每亩耕地“多赚了三、五百”。但农民大幅增收显然不能持续，一方面系列调控政策瞬间加大了力度，今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农产品价格的小幅回落已成定势；另一方面以钾肥为龙头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涨幅后来居上，与上半年相比，平均上涨近40%。农产品价格居高回落，生产成本追涨上升，期望粮价以持续增收已然不易，指望蔬菜水果等其他农作物增收亦为困难，虽然，“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豆你玩”等网络热词已入人心，但其同样难以经受政策调控和农资价格追涨的压力。
实际上，我国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现实，亦是农民难富裕的原因之一，“一流建通道，二流做加工，三流忙生产”，是我国农业整体产业链的真实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组成中的弱势。虽然，“贸易—加工—生产”利益分配的主次顺序，各国皆然。但“7：2：1”的分配权重，却昭示着生产环节在我国农业产业链中的严重弱化。
农产品的大幅涨价，并未能给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民）带来相应的收益，亦未能缓解农业发展现状的日趋严重。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事物因果的点线思维，在一个相对长远的时间里，来考量“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农产品涨价”与“农民增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不明显。在农产品高幅上涨的2006-2010年这五年，我国农产品价格累计涨幅30%左右，但同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由2006年3.28：1上升到2009年的3.33：1，2010年差距更将扩大至3.35：1[2]。当然，此种“利益倒挂”现象的产生，我们完全可以解释为：改革开放32年来，国家财政对于城市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及城市居民福利的更多倾斜；以及近10年来，大规模城市化运动给城市居民资产（机会）所带来的增值效应。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这两个过程中所获甚微。农产品价格上涨，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是主要原因。2010年国内农用柴油、农用地膜和农药等农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生产、流通环节人工成本更是明显增加。在农业从自给自足为主转向商品化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农业核算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促使“劳动力成本”概念的出现。过去农民不把自己干活时付出的劳动看作成本，但是打工后越来越认为自己的劳动是值钱的，因此播种、施肥、除虫、采摘等都要雇工，劳动力成本成为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的重要推手。
因此，需要我们从务实的微观角度着手，加大对“农超对接”的支持力度，减少流通环节溢价，增加农业生产环节的收益；也应加大农业科技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强农业生物种源开发；更需要加大金融创新，优化金融在农业生产环节的资金融通、资源整合和价值增值的功能。同时我们更应改变既往之经济发展模式，从发展理念上给予农民更多公平之地位，加大其政策性倾斜，这种倾斜，不但与以往支农政策作纵向比，更要与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和现行政策作横向比。
四、耕地持续减少：有田才有粮，无田则无粮。农产品稳定供给的任务越来越艰巨。随着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每年中国粮食消费还要增加50亿公斤左右，非粮食食物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食物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但由于粮食生产必需的耕地和水资源数量难以增加，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耕地资源急剧流失，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我国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更是雪上加霜。尽管我国基本农田（俗称保命田）仍保持在1.07亿公顷的警戒线以上，但已离临界点很近。随着我国进入加快推进城巿化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因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等原因还将不可避免地减少耕地[3]，这几年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在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码头、住宅等基础设施方面，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具体是多少，官方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数据，而占用耕地面积之大是有目共睹，在我老家的浙江A县，全县年报水稻栽培面积10多万亩，其实最多5万亩。除了西部，我们从鱼米之乡的长三角、珠三角，到中部地区、华北平原、东北粮仓，耕地减少的状态令人吃惊。遍布2200多个县城的大拆迁和整个圈地运动，城市无限制地外延扩展，盲目开发建设，占有了大量耕地。如富饶的珠江三角洲，面积仅有1.1万平方千米，而城镇规划面积就已达到9500平方千米，占土地面积的86.4%。部分单位和企业宽打宽用，征而不用，浪费土地，肆意毁坏良田的情况到处可见。特别是近年来，在“做路热”、“开发区热”、“加工区热”、“旅游区热”、“乡镇企业热”和“房地产热”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多占少用、占而不用、闲置撂荒的现象，造成了耕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地方在调整生产结构中，有盲目占用耕地现象，致使基本农田减少。在耕地上乱建窑、建房、建坟、取土或采矿等非农占地现象，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对农业生产破坏的严重程度，旷古未见，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表明，耕地（肥沃良田）不是一般的减少，农产品生产基础严重毁坏，令人忧虑的是，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违法用地数量仍较大。人口持续增加、耕地减少的趋势，对未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快速的城市化导致耕地持续减少，使农产品生产受到影响，有可能导致农产品短缺，农产品价格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大幅上涨，在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恐怕要面临长期吃饭难，要准备过几年苦日子，农产品低价格时代将不会再来。
五、调控难持续：城乡之间、居民与农民之间总似有一种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这从明清现代商业萌芽有所谓现代城市起即已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亦是如此。此种观感，并非全无实据。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例，其于居民来说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其于农民来说却是收入的提高；再以概念更为宽泛的整体社会发展而论，经济发展似乎必以农民利益受损为支撑，而社会稳定则又以反哺三农（农民占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为基础。事实上，对于从百余年积贫积弱历史中走出的新中国而言，在其发展初期，通过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相对低估、对农村利益向城市的输送，以便在尽短期限内，集中力量实现工业、科技和国防的跨越发展，实并无可非之处。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化扩容的实现，也为农民提供就业转移的通道，分流我国明显过剩的务农人口，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过程，不仅我国，纵观世界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任何一国而言，在发展初期几乎均是如此，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工业革命，19世纪初美国现代工业的快速推进，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在讨论调控农产品价格、国民收入分配等问题上，陷入种种情绪化纷争之中。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调控，亦是遵循此种逻辑展开的。以改革开放至今的七次重大调控为例，无论是1984—1985年、1988—1989、1993—1994、2005年、2007—2008年、2010年六次反通胀，还是1998—2002年一次反通缩；无论其措施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两者并举；在给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缓冲、持续的同时，均加大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差距。而在这种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在经过去1989拉高短暂回调后，基本呈持续扩大趋势。但在我们在肯定调控“反通胀、反通缩”之于经济健康发展作用时，必须正确认识到，“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应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手段”，而非“长期性目的” [2]。
自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农业税费减免、并在其后逐年大幅增加了支农资金，但桎梏于地方本位主义及GDP政绩观的惯性，其结果却收益甚微，各地通过“新圈地运动”，对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低价占有后，再高价改变其用途，对农村金融单向支取的加大等等，不但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性难题，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逐年加大之趋势。这种“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在本轮农产品价格调控潮中，亦可见端倪：11月20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中深切感受。在全部16项调控措施中，有10项与农产品（粮食）价格直接相关。而其中第10项“规范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秩序”和第11项“加强农产品期货和电子交易市场监管”，虽本着“规范”和“监管”之精神，但实质却有强制之嫌疑，第10项暗含减少收购主体、淡化市场竞争之意；第11项则明示为打击游资炒作，将通过调整期货（远期）交易的保证金、涨跌停比例等手段，直接干预农产品（粮食）的价格，其实，在全球主粮品种之间、期货交易所之间联动性极强的今天，“炒作” 粮食市场起码需要千亿美元以上的能量，游资根本无力为之，故此“炒作” 之名实难成立。
“逢物价高涨先拿粮价说事，遇发展之困必让农民让利”，这已成为历次调控的惯性思维。但是，在我们打压粮食价格以解民生之困时，可曾想到，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是由农民所组成。从这个角度看，对粮食价格过分调控，不但难以起到解民生之难的效果，反而更易拉大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
六、前景期盼：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三个仍然、三个最”集中概括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4]。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内，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实现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综上所述，政府直接管制农产品价格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不依法办事，无法无天，是笑话一；违背经济规律，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是笑话二；支持管制的学者和民众太弱智，会挫伤农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是笑话三。因此，为中国和中国民众的长远利益计，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只是在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没有到位时迫不得已的临时举措，切不可将其视为“正道”，不思更新、更公平合理的制度改进。
农产品价格补贴 篇5
在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出台之前, 市场担心, 停止收储后最后一批400万~500万t的临储库存一旦抛出, 将会对市场造成冲击。但出乎意料的是, 5月13日, 第一批国储大豆挂牌拍卖, 成交状况良好, 成交价格亦创新高。新政出台后的两个交易日, 大豆期货价格仍持续上涨, 而现货市场也是“涨”声一片。
记者调查发现, 农民忙于播种无暇售粮, 产区大部分油厂处于停机状态, 购销总体处于停滞状态。即便如此, 目前东北产区大豆现货均价仍爬升至4 877元/t, 这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高。
据悉, 目前, 黑龙江地区农户手里有超过了30万t大豆, 企业和贸易商手里有多于50万t, 加起来不到90万t, 而黑龙江地区的大豆年加工量在1 500万t左右, 供应紧张也是造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定价
国家发改委5月17日宣布, 根据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的要求, 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布了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 为4 800元/t。
至于目标价格的制定依据, 发改委等部门并未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徐雪高对记者说, 定价依据的就是大豆和玉米的比价关系。
据了解, 国家相关部委此前曾就大豆目标价格征求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黑龙江建议将大豆的目标价格定在5 600元/t左右, 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则认为应该定为5 200~5 400元/t, 最终达成的意见是5 200~5 600元/t。
尽管出台的目标价格比2013—2014年度大豆4 600元/t的收储价高出200元, 但大豆的种植收益仍不及玉米和水稻, 低于市场预期。徐雪高说, 从目前公布的结果来看, 目标价格制定部门没有按照让外界认为更合理的1∶2.8制定, 而是更低的1∶2.3。
不过, 在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研究员马文峰看来, 之所以出台的目标价格仍低于1∶2.8, 大豆种植收益远低于玉米和水稻, 是因为国家不想影响主粮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并不同意马文峰的观点, 他说,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明确指出, 大豆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既可用于居民的主食消费, 又是重要的食用油加工原料。
“另外我国玉米工业消费基本占到玉米消费的1/3, 其他大部分用在饲料上, 人食用是极小一部分, 而大豆几乎都在直接、间接食用。从大豆的营养价值和消费结构来看, 其粮食作用远高于玉米”, 王小语说。
◆影响
目标价格政策的出台, 标志着大豆国家临储政策已取消。而在此之前, 国家在东北地区已开展了连续6年的大豆临储收购政策, 国内大豆市场价格跟随临储收购价格水涨船高。
但连续多年的国产大豆临储收购政策并没有刺激农户更多地种植大豆, 反而导致国产大豆产业的不断萎缩。
“面积缩减的原因, 一方面是进口转基因大豆冲击, 挤占了国产大豆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是玉米、大豆比价结构扭曲, 玉米、大豆作为旱田作物, 种植面积处于竞争状态, 此消彼长”, 王小语称。
据介绍, 目前黑龙江多数地区的大豆播种已经临近尾声, 刚刚出台的目标价格政策对2014年大豆种植面积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目前大豆单产仍然较低, 种植收益不及玉米和水稻, 预计种植面积还将进一步下滑。
不过, 王小语认为,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能有效遏制大豆面积下跌的趋势, 效果会在2014或2015年显现, 有利于增加大豆种植面积, 希望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能恢复到533万hm2的历史最高水平。
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出台之前, 让市场担心的是, 大豆库存目前约400万~500万t, 停止收储后, 这些库存可能释放到国内市场, 势必造成冲击。
“5月13日第一批国储大豆挂牌拍卖之前, 由于受到抛出可能造成的供应压力以及起拍价低的影响, 国内大豆期货价格持续下跌”, 上海神凯投资公司投资经理高艳滨说。
但是, 拍卖当天, 国储大豆成交状况良好, 成交价格亦创新高, 超出市场预期。黑龙江存储大豆计划销售200 113 t, 几乎全部成交, 均价4 415元/t。受此影响, 大豆期货出现了报复性上涨, 即使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公布后的2个交易日, 大豆期货也连续上攻。
数据显示, 目前东北产区大豆现货均价为4 877元/t, 黑龙江很多企业都在抢购低于市场价的国储大豆。
高艳滨认为, 国产大豆市场价在4 600元/t以上接受度比较高, 未来一段时间大豆价格会在4 600~4 800元/t之间波动。
◆细则
成败在细节, 后续政策细则的制定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粮食问题专家程国强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国粮食安全与供给保障高层研讨会上表示, 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关键在于操作设计。
发改委表示, 实行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后, 取消临时收储政策, 生产者按市场价格出售大豆。“具体补贴发放办法由试点地区制定, 按地区确定会灵活一些, 毕竟各个地区的市场环境、种植成本、平均产量都有所差异”, 王小语称。
问题还不止这些。程国强认为, 如何真正使补贴与农民的种植面积或产量挂钩, 体现鼓励多种粮、种好粮, 目前存在许多技术困难, 比如, 如何核实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或产量。
到底按照种植面积还是承包面积补贴, 业界也存在分歧, 因为有些地是由农户承包的。按照种植面积补贴的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种植积极性, 但核算工作量非常大, 所以应该以承包面积进行补贴, 这样操作简单些。
此外, 还有市场价格该如何科学测算的问题。记者获悉,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已于5月上旬赴黑龙江等地, 对大豆价格监测点设置和监测方法开展调研, 以准确监测大豆实际交易价格。
“目标价格是全国统一的, 关键是市场价格, 是全国搞一个统一的价格, 还是一地一价?我认为, 市场价一省一价还是比较合理的, 要防止种大豆多的人反而补贴少的不合理现象出现”, 徐雪高说。
农产品价格补贴 篇6
作为大田经济作物, 棉花是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 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棉花种植在牵动1亿多植棉农户经济收入的同时, 也影响着纺织、服装、医药等多个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010年开始, 棉花产业行情出现过山车现象, 极不稳定的棉花市场价格给植棉农户的经济收入稳定带来了严峻考验。国家为保障棉花产业稳定和促进植棉农户增收, 自2011年开始, 实施了3 a棉花临时收储政策, 该项政策在稳定棉花生产和价格的同时, 带来了棉花储蓄超负荷和棉花市场价格过高等问题。针对临时收储政策存在的问题, 并为了促进棉花产业链的持续有效发展, 2014年国家提出在新疆试点实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该项政策意在引导棉花价格趋于市场化、合理化, 以此督促改善棉花价格失真的现状。
2 2015年我国及新疆棉花种植现状介绍
2015年, 我国棉花实播面积为3 799 000 hm2, 比2014年减少了10%;棉花总产量为560.5万t, 比2014年减少9.3%;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为98.4 kg/667 m2, 比2014年提高0.8%。2015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为190.4万hm2, 比2014年减少了3%;棉花总产为350万t, 比2014年减少了5%;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为123 kg/667 m2, 比2014年减少了2%。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新疆专业监管仓库累计实际入库皮棉323万t, 加工量为340万t。2015年新疆棉花总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62.5%, 与2014年相比提高了3%;新疆棉花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全国棉花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水平24.6%, 并且超过内地单位面积产量的66%, 新疆生产优势进一步凸显。但是新疆棉花现状并不容乐观, 2015年自治区通过对全区37个县市、401个调查户的棉花成本及收益进行调查研究得出与2014年相比新疆棉花总体呈现667 m2产量下降、生产成本略增、收购价格下降及收益下降的态势。同时, 中国棉花协会通过调查得出2016年全国植棉意向面积298.77万hm2, 同比下降7%, 其中新疆棉区棉农种植意向下降7.6%, 这是由于2014年新疆受气候影响, 棉花单产下降且收益减少, 棉农植棉信心不足;同时, 也由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影响使得非宜棉地区农户改种适宜作物。
3 石河子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现状
2015年我国继续在新疆实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点, 通过综合考虑棉花生产成本收益、市场供求等因素,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2015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水平为19 100元/t。近期, 新疆已经下发了第一批棉花补贴资金, 首批兑现标准为1.2元/kg。在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2 a的情况下, 该项政策究竟给新疆棉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又存在怎样的问题呢?针对以上问题, 此次选取了新疆第八师石河子镇为调查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石河子镇位于玛河上游, 水资源丰富且土壤肥沃, 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 第一产业是其经济主导产业, 耕地正播面积约0.67万hm2, 是石河子市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棉花是石河子镇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近几年种植面积一直保持平稳, 是保障农户增收的重要产业。石河子镇共有21个行政村, 其中, 委托东城街道办事处管理4个村。种植棉花的主要有10个村, 其中棉花种植面积较多的主要为努尔巴克村、五工村、四工村、三工村、沙依巴克村和霍斯阿尔克村6个村。
石河子镇2014-2015年, 棉花种植状况如表1所示。通过数据反映, 石河子镇2014-2015年, 棉花种植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种植农户人数减少了近70%, 棉花种植总面积和总产量均减少了近99%, 但是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27%。石河子镇棉花种植状况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主要是因为地方农户对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并没有把握和信心, 这与地方农业自身机械化水平不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兵团相比, 地方植棉农户因为缺少技术和机械支持, 在棉花采摘过程中依旧主要依靠人力, 而近年来人力成本的不断增加使棉农的收益不断减少。调查显示, 2015年, 扎花厂机采棉属于盈利状态, 手摘棉属于持平或者亏损状态, 这主要是由于机采棉的籽棉收购价仅为4.5~4.7元/kg, 低于手摘棉1元左右, 而皮棉售价仅低于手摘棉300~400元/t, 因此机采棉获利状况可想而知。石河子镇作为地方, 由于受到种植面积规模较小的限制使得其不具备机械采棉的条件, 因此将其划分为不适宜植棉区, 故其棉花生产在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实施的第2年发生了如此巨变。
4 调查结果分析
4.1 石河子镇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补贴资金发放存在不够及时的情况, 这使得农户不能及时还贷, 进而影响来年的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其次, 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农户对该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并不十分清楚, 这造成农户对政策存有偏见, 且不利于农户对政府人员实施监督。同时, 由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是新政策, 具有不稳定性和未知性, 这些特点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能达到预期期望。最后, 由于销售渠道单一, 存在扎花厂故意压价的现象, 这使得棉花市场价格偏低, 农户利益受损。此外, 新疆乃至全国均存在棉花质量不高、销售受阻的问题。通过调查得知, 最近棉花市场中棉价上升的主要是质量较好的棉花。例如, 新疆产137级长绒棉、新疆产2129、新疆产3129的中高等级棉;棉价下降的主要是质量较差的棉花, 例如新疆产3128、3127及以下品级的棉花。自2014年12月起, 棉花质量问题已经超越资金短缺问题, 成为棉企采购的最大问题。机采棉生产使用的脱叶剂、加工环节增加清花次数, 这些均造成了棉花质量下降的状况。且2015年12月, PMI (中国棉纺织行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较11月相比下降4.7%, 变为39.4%, 其中的新订单、生产量、开机率、棉花库存四项主要指数均出现下降, 只有面纱库存指数有所向好。由此可以看出, 棉纺企业产销形式较差, 这是由于产成品销售价量均跌、企业收缩生产、压减库存和对国家抛售库存棉给予期望等原因造成的。同时, 新疆作为祖国边缘地区, 存在运输苦难以及运输成本高的限制, 公路补贴虽然可以稍稍缓解, 但是因为补贴申请繁琐造成该项补贴未能很好地发挥效用。
4.2 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 首先, 应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使农户深入了解政策内容, 为政策更好的落实和实施提供基础。其次, 应该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简化政策实施步骤, 缩短补贴发放时间, 缓解农户资金短缺现状。最后, 加大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程度, 降低棉花生产成本, 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农产品价格补贴 篇7
自1998年我国提出廉租住房建设以来, 至今已有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各地廉租住房制度实施效果如何?保障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适应?地方政府应如何将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一系列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国外对公共住房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 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制度及国情不同, 消费观念差异,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相关理论, 基于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发展的视角, 关注住房保障政策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以及对制度实施过程中具体规则的研究和评价。其中, 在廉租房保障制度的影响因素方面, 各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视角提出了各有差异的影响因素, 总体上经历了从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到引入经济个体行为偏好及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可观测影响因素的逐步完善过程。目前, 由于相关数据收集的难度, 对廉租房租金定价模型及对租金补贴价格模型的实证研究还很不够。本文选择从廉租房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机制的角度切入, 收集18个城市2001-2009年面板数据, 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筛选出主要影响因素, 其次通过对租金补贴价格机制形成过程的分析, 建立反映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两个模型, 甄别并发现廉租房配租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为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设置适宜的配租标准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指标及计量模型选择
(一)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主要影响因素
廉租房租金补贴标准的实质是住房使用价值的体现, 故其形成机制同样应遵循价格理论。在基本价格理论中,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将供求函数、生产费用和边际效用融为一体, 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就决定了均衡价格。根据均衡价格理论, 不管是从效用最大化出发的代表性个人模型, 还是从市场供需均衡出发的存量-流量模型, 都可归纳为住房价格和相关经济指标之间关系的缩约模型:
其中, PH———商品房购买价格;NC———可支配收入;POP———人口;Pc———建造成本;L (PH) —滞后算子;Z———其它外生变量。
本文也使用这种缩约模型, 对我国廉租房租金补贴标准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当然, 廉租房是一种保障性政策住房, 影响其价格形成的因素与商品房价格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参照我国《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平均租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结合数据可获得性, 将租金补贴标准的影响因素分为需求、供给和环境因素三大类。
初选需求因素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户籍人口数和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供给因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入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环境因素包括地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房屋租赁价格指数。然后以18城市2007年相关数据做主成分分析, 按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 从提取的主成分中选择规格化特征向量大的变量。筛选出六个指标作为租金补贴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变量的选择描述见表1。
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租金补贴标准出自《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各城市门户网站。其中, 地区生产总值除城市常住人口数而换算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和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出自《中国统计年鉴》, 且已换算为以2001年为100的指数。
(二) 计量模型选择
利用各地廉租房租金补贴价格及其影响因素的散点图分析, 可知租金补贴价格和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大致呈线性关系, 故此, 采用线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拟合廉租房租金补贴价格。
具体地, 廉租房租金补贴回归模型形式为:
i=1, 2, …, 18为18个城市, t=2001, …, 2009为样本期间;y为租金补贴价格;x为租金补贴影响因素, k为解释变量个数, l为滞后阶数, δi为城市特定效应, ε为随机误差项。如果 (2) 式能通过协整检验, 则表明租金补贴价格及其影响因素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形成的影响, 在已经得到的租金补贴价格及其影响因素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 采用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其形式为:
其中ECM it就是通过协整检验后的 (2) 式中的非均衡误差项εit。ρ2ECMit-1为误差修正项, ρ2是修正系数, 表示误差修正项对ΔYit的修正速度;μit为随机误差项。
三、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一) 长期均衡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基本类型, 即混合数据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由于面板数据的二维特征, 如果模型设定不正确, 将造成估计结果与真实经济现实的偏差。为此, 采用构建于F统计量基础上的协方差检验来判断是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是固定效应模型, 再利用豪斯曼检验法判定个体影响是固定影响还是随机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应该建立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1. 租金补贴定价模型与价格形成模型。
在制定租金补贴标准时, 地方政府要参考上年人均生产总值、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当期土地出让净收益、当期房屋市场平均租赁价格和当期人均居住面积。首先利用相关数据来拟合地方政府租金补贴标准的制定过程, 由此得到租金补贴的估计值模型称为租金补贴定价模型;然后, 通过调整影响因素的滞后时期数来拟合租金补贴价格的形成过程, 由此得到的模型称为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模型。
考虑到中央政府廉租住房制度颁布对各城市影响具同步性, 且数据为短面板数据, 时期效应变化不大, 可采用截面特定效应的线性回归模型。同时, 各城市在制定补贴标准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如区域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环境差异, 政府重视程度、居民住房消费偏好等等, 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故采用线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模型中加入AR项克服自相关。
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 (1) 为租金补贴定价模型, 模型 (5) 为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模型。其中, 模型 (2) 、 (3) 和 (4) 依次列示对租金补贴定价模型中统计不显著因素的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从以上调整过程可见, 需要对TUD指标所代表的解释变量作出修正。TUD是作为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代理指标引入模型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廉租房建设资金, 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属于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 故将其视为与地方财政收入并行的租金补贴投入资金看待的。但是, 它对补贴标准的当期影响并不显著, 滞后一期同样是不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进一步调整发现TUD指标的取和舍以及是哪一期的影响, 都明显左右着其他指标的系数变化和统计显著性。至此, 笔者认为TUD指标更多地反映的是增量房市场价格的成本构成, 而不是《办法》规定的作为廉租房建设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的那部分投入。因为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都采用土地划拨的方式, 不存在土地成本。但分税制改革后, 各地政府的土地财政确是助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2. 租金补贴定价模型分析及其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 相比于价格形成模型, 定价模型中各影响因素的边际作用系数都相对较小。定价模型普遍低估了各影响因素对补贴标准的作用, 因而得到的补贴估计值过低。具体来看, 正如定价模型所显示的, ZUB拟合值与CZH、TUD和ZUL的相关性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但和GDP1 (-1) 、ZHP (-1) 和MJ显著相关, 同时截面特定效应C在10%水平上是显著的。
首先, 边际影响系数在统计上显著的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 租金补贴标准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其边际作用系数相比于其他影响因素是最大的;同时, 人均居住面积对补贴标准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前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补贴标准是显著的正向冲击, 虽然边际影响系数并不是很大。一般来说, 在低端住房供应充裕的情况下, 当前期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时, 低收入家庭的租金支付能力相应提高, 政府应调低实际补贴标准。但是, 如果结合当期人均居住面积也是显著正向影响的话, 说明样本期间内, 一方面可能低端住房市场存在较大的供应缺口致使租金较高;另一方面, 可能因住房结构存在一定问题, 如面积过大等, 致使低收入家庭租金支付能力不足。因此, 尽管城镇居民整体上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了, 依然需要加大补贴标准以补偿低收入家庭实际租金支付能力。
其次, 边际影响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各影响因素。CZH、TUD以及ZUL与地方政府制定的补贴标准明显不相关。作为廉租房资金投入主要来源的CZH对ZUB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意味着财政投入明显不足;同时, 补贴标准没有反映出样本期间内增量房价格不断高企情况下的土地成本影响;另外, ZUB估计值和市场租金水平存在着实质上的价格脱节。在样本期间内, 我国廉租房基本是以货币补贴为主, 采取“只租不售”的管理方式, 租金补贴标准应该和市场租金同步变化。但由模型筛选过程可见, 实际上租金补贴标准却和前期市场租金强相关。由于租赁市场价格的自发调节作用, 导致本该与当期市场租金同向变化的租金补贴标准反与之成为负相关关系, 由此造成补贴标准和市场租金实质上的价格脱节。
为叙述方便, 将模型中个体固定效应称为租金补贴基数。由豪斯曼检验知道, 补贴基数是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相关但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对补贴标准综合作用的结果。C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其值远低于价格形成模型中的补贴基数。
3. 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模型。
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模型是在定价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对定价模型中统计上不显著的解释变量进行调整而得到的。相比于定价模型, 价格形成模型的拟合程度 (R2) 更优, 单个估计系数的统计检验 (t-) 更显著, 估计系数整体显著性 (F) 更强, 回归方差 (SE) 的降低更明显, 各解释变量的经济意义更符合实际。
价格形成模型揭示了补贴标准及其影响因素间的相关关系。为检验价格形成模型确实反映了补贴标准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依据E-G误差修正模型建立过程, 将价格形成模型作为假定的协整回归方程形式, 对其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 (见表3) , 结果显示LLC、ADF和PP检验都否定了残差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用Kao检验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故此确定, 租金补贴标准及其影响因素间存在协整关系。
4. 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模型分析。
(1) 价格形成模型中各参数估计值无论统计显著性还是经济意义都非常明显, 且符合政策制定过程所考虑因素的滞后作用。如地方政府制定补贴标准时, 参考上年人均生产总值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模型显示, 不仅以上两个因素对补贴标准存在着滞后影响, 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及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也对补贴标准存在着不同的滞后作用。
(2) 与定价模型不同, 在价格形成模型中人均居住面积与补贴标准间正相关性很不明显, 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中删除。这一点反映了从长期来看, 租金补贴标准并不受人均居住面积的影响, 体现出廉租房主要是解决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的特质。此外, 补贴标准与其前期价格之间正相关, 是价格刚性 (黏性) 的表现, 反映了政策的连续性。
(3) 从各影响因素边际作用系数符号来看, 一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向好、地方财政收入丰盈、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上涨, 补贴标准应提高;另一方面, 补贴标准与上期人均可支配收入负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高, 低收入群体住房承租能力也相应提高, 补贴标准应降低;租金补贴标准和上期房屋租赁价格指数负相关。上期房屋租赁价格指数高, 意味着存量房市场平均租赁价格高涨, 就会促使开发商及有闲置房屋的人及时加大租赁房屋的供应力度, 如此反而使房屋租赁价格逐渐回落。因此,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补贴标准相应降低。这正是房屋租赁市场价格自发的调节机制作用的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代理变量, 低估了租金补贴标准。由于收入上的马太效应, 即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所以低收入家庭收入远低于平均收入水平。
(4) 从各影响因素边际作用系数的绝对值大小来看, 按各影响因素的边际作用系数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列, 依次为:GDP (-1) >ZUB (-1) >ZUL (-1) >TUD (-2) >CZH>ZHP (-1) 。其中,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补贴标准影响最大, 其次是存量房价格和增量房成本的影响。可见, 租金补贴价格的形成主要由住房市场自发调控, 政府干预乏力。
(5) 18城市租金补贴基数 (18.4732+δi) 相差较大, 反映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管理能力及经济个体行为偏好等未观测因素的综合影响差异比较明显, 见表4。
(单位:元/月/平方米)
(二) 短期波动分析
既然补贴标准与其相关变量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那么长期均衡是如何达到的?短期波动是如何影响长期均衡的呢?以价格形成模型中的残差序列为误差修正项序列,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回归结果 (见表5) 表明, DCZH、DTUD (-2) 对DZUB有强显著的正向影响;MJ属于短期变动因素, 对DZUB也存在着正向作用;同时, 误差修正项RESID01 (-1) 的短期调整系数强显著, 表明每年实际租金补贴标准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有98.34%被修正。
另外, 从短期影响系数来看, 人均居住面积的变动对补贴标准变动的影响最大, 反映出增量住房结构的短期变动对租金补贴标准具有较大的冲击;其次, 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变化的影响, 反映增量房成本价格变动的影响。可见, 增量房市场上住房结构和住房成本变动对租金补贴标准变动的影响居首位, 最后是地方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
误差修正模型集中揭示了我国廉租住房政策短板。模型显示, 短期内补贴标准的波动主要是由住房结构和住房成本波动引起的。这正是近些年来住房市场面积追求超大, 土地价格飙升等不正常现象的体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本文分析, 我国廉租房租金补贴标准的价格形成机制为: (1) 长期内, 人均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土地交易价格指数、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租金补贴的主要影响因素。按各影响因素边际作用系数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列, 依次为:GDP (-1) >ZUB (-1) >ZUL (-1) >TUD (-2) >CZH>ZHP (-1) 。 (2) 短期内, 地方财政收入、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和人均居住面积的变化会引起租金补贴标准的短期波动;三个影响因素的波动对租金补贴标准变动的作用都是正向的, 波动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DMJ>DTUD (-2) >DCZH;该经济系统以这种波动的0.9834的速度向着下一期的均衡点调整。
从补贴价格形成机制来看, 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提高土地出让价格、平抑市场租金、限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扩大人均住房面积都是提高租金补贴标准的有效手段。但是, 低收入家庭占城镇居民人口比例毕竟较小, 小群体福利有所提高的同时不能以社会整体福利较大的下降为代价。另外, 住房结构和住房成本的剧烈变动也未必使得低收入家庭福利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未必能找到可支付住房。虽然低收入家庭因得到补贴而名义货币支付能力提高了, 但实际支付能力却可能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 经济系统内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 正如价格形成模型揭示的, 补贴标准不仅受到可观测变量影响, 还受到不可观测变量影响, 同时存在模型未捕捉到的不确定因素冲击。故此, 必须系统考虑模型所反映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兼顾公平与效率, 从政府成本角度提高低收入群体实际住房支付能力的措施有: (1) 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通过增加人均生产总值间接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收入家庭名义住房支付能力也会相应提高。相比于其它影响因素对租金补贴标准的作用, 人均生产总值对补贴标准有最大的正向边际作用系数。 (2)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或提高政府对租金补贴的边际支出倾向。租金补贴价格形成模型显示, 地方财政收入的边际影响系数仅为0.0079, 位居倒数第二。另外, 地方政府应认识到, 对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的改善也存在着与其它公共品 (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等) 同样的投资价值。 (3) 降低住房用地的土地交易价格。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下降意味着住房成本下降, 虽然低收入家庭名义货币支付能力未变, 但住房市场价格降低, 也相当于提高了其实际住房支付能力。我国实行土地国有制政策, 地方政府应放弃土地财政观念, 配合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 (4) 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直接增加低收入家庭租金支付能力。 (5) 培育二手房市场以激活存量住房, 降低二手房合理交易率成本, 使住房资源得以不断地优化配置。值得一提的是, 价格形成模型显示, 租金补贴标准与前期房屋租赁价格指数是负相关关系。故政府可利用这种市场价格自发调节机制而逆风行事, 在不失公平的情况下节约政府开支。
当然, 租金补贴基数部分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反映了不同城市租金补贴标准的特征差异。例如, 地方政府政策偏好 (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关) 、区域资源稀缺程度 (与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相关) 、存量房市场培育的完善程度 (与房屋租赁价格指数相关) 、低收入家庭经济条件改善程度 (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关) 、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相关) 等等。如一方政府重视资源优化配置, 关注民生问题, 致力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同样是造福百姓。
毕竟, 廉租住房是一种政策性住房, 解决住房市场失灵, 满足城镇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是政府的责任。在当前扩内需, 调结构, 重民生的大背景下, 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速。随着更多流动人口涌入城镇, 如何切实解决好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参考文献
[1]余凌志.廉租住房保障水平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2007.
[2]刘晓君.廉租住房纵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3]沈悦.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4]黄静, 屠梅曾.基于非平稳面板计量的中国城市房价与地价关系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 2009, 7 (7) :13-19.
农产品价格补贴 篇8
关键词：保兑仓,供应链协调,价格补贴契约
0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蔓延,供应链竞争日益激烈。在整个供应链中,实力较强的企业常在资金方面给予其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巨大的压力。为实现供应链整体的协调发展是供应链各成员应该关注的问题。供应链协调是为了实现供应链中各方共赢。针对零售商资金短缺的情况,通常采用三种融资模式———应收账款融资、预付账款融资和存货融资。
本文用的是预付账款融资中的保兑仓。保兑仓,又称为买方信贷拟购货物质押,是供应链金融中预付账款的一种运作模式,因此保兑仓具有预付账款的一般特征,即以质押货物的仓储和监管、估值、配送为中心一体化的物流服务平台,不仅将银行和企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令金融业务在供应链中有效的发挥作用。保兑仓模式实际运用时,还应该考虑企业的运营决策即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契约和生产参数决策问题等。因此,零售商和制造商签订的契约也是影响保兑仓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价格补贴契约是供应链契约中的一种。它是一种价格保护策略,制造商根据原有承诺对零售商未售出的商品实施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它是一种常见的激励方式,是制造商通过保护合作伙伴的利益维系下游合作伙伴忠诚度的一种措施。
考虑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供应链,制造商将完工的产品批发给零售商,零售商面临随机性市场需求。进一步假定制造商为领导企业,零售商为从属企业。由Stacklberg博弈可知,为主导地位的制造商拥有制定批发价格、回购价格和补贴价格的权利,而零售商只能根据制造商的参数决策自己的采购量。
目前,对保兑仓融资的研究和应用国内主要侧重于:(1)通过融资实现协调;(2)保兑仓融资与协调契约的组合。
对于通过融资实现协调,陈祥峰、朱道立[1]提出了金融物流概念和发展背景。陈祥峰[2]研究了由单一供应商和单一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融资和运营的决策问题及其影响。陈祥峰、朱道立[3]研究了当零售商资金约束时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服务以实现自身的最优采购决策,并且探讨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服务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王超[4]从保兑仓的角度研究了供应链金融模式的运作模式、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和银行的运作决策。
对于保兑仓融资和协调契约的组合,夏兰[5]研究了保兑仓模式下的供应链期权契约协调问题。林强[6]研究了保兑仓融资模式下,如何设计收益共享契约的参数使供应商和零售商达到双赢。另外,林强[7]研究了保兑仓融资模式下,如何设计数量折扣契约的参数。
国外的研究较早,研究的也比国内深入。Rene和Martin[8]研究了有基金套保的供应契约,对比了分散决策下和集中决策下的两种契约的决策方案,发现制造商更青睐有套保的弹性契约。Buzacott和Zhang[9]研究了库存决策与资产融资的相互作用。Chao等[10]研究了一个有资金约束的动态库存控制模型。
供应链金融,SCF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一个专业领域(银行层面),也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一种融资渠道(企业层面)。供应链金融能很好地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多流合一。
综上所述,供应链金融是涉及企业运作和金融的协调。本文借鉴了上述文献的研究方法,以零售商作为融资主体,以保兑仓作为运作模式,研究在价格补贴契约下供应链协调。
1 保兑仓模式分析
1.1 模型的基本符号和假设
p是单位产品的零售价格;w是制造商的批发价格;c为制造商的单位生产成本;v是单位产品的残值;m为销售期末,制造商给予零售商未售出产品的单位补贴价格;q为零售商向制造商订购的产品数量;D为产品的市场需求,是连续的随机变量;fx为需求D的概率密度函数,Fx为需求D的概率分布函数,单调增加且连续可微;g1为制造商由于缺货造成的单位产品损失;g2为零售商由于缺货造成的单位产品损失。在保兑仓模式下,B为零售商自有资金,不足以支付货款,即B<wq;L0为银行给予的贷款量,L0=wq-B;rf为银行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贷款利率为r;α表示保兑仓模式下制造商违约概率,代表制造商信用;b为制造商给予的回购价格;c1为制造商回购的成本,比如物流。
本文考虑单一产品的二级供应链,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且制造商为核心企业,零售商为从属企业。零售商受困资金约束,其资金B不足以支付价值为wq的产品的货款,需要进行融资来支付货款,贷款量为wq-B。本文仅考虑短期融资情况,不考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破产风险;m+v<w,这反映零售商不能直接从价格补贴中获益。
1.2 保兑仓模式下的分散决策
通过供应链融资实现协调主要指:借助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的信用或供应链外部环节,提供融资服务来协调供应链的业务协作,提高供应链整体效率,实现共赢。
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约束问题,这类问题促进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供应链金融就是金融机构将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模式。这种模式能否提高供应链总收益和各成员收益,成为研究的热点。
保兑仓模式的具体过程如下:
合约初期,制造商和零售商签订q,w的购销协议,制造商和银行签订回购协议;零售商向银行提交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银行开具票面金额为wq的银行承兑汇票,按照r的利率向零售商收取利息wqr,并取得货物的货权;零售商将金额为wq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制造商,制造商根据银行的指令发货。此时的决策顺序为:银行首先进行决策,确定贷款利率r,然后制造商零售商制定批发价和回购价,最后零售商决定订货量。保兑仓模式运作流程如图1所示:
在保兑仓模式下,各参与方都能获益。对于银行来说,能有效地降低授信的风险,扩大银行的对外融资规模,获得好的收益。对于制造商来说,能加快资金流动,有效地控制坏账风险,并合理安排生产。对于零售商而言,能缓解资金压力,巩固与制造商、银行间的关系。
假定银行是风险中性的,银行提供的融资服务应满足:期末期望收益等于资本市场的平均投资回报,即∏br=L0rf,等式左边表示银行给予融资的期望利润,右边表示同样贷款量L0在市场上得到的无风险回报。考虑制造商违约的情况,若合约期末,销售量低于合约所规定的销售额度时,制造商将选择违约,由银行承担相应损失。
当D≤αq时,制造商拒绝回购剩余产品,银行等金融机构将面临制造商违约带来的损失。
银行的期望利润,可表示为:
由于∏br=L0rf
化简得到银行的融资利率为:
可以看出,资本市场竞争条件下,银行的融资利率r与市场平均收益率rf,融资规模L0=wq-B,以及企业信用和产品市场价值波动有关,且r将随着rf的增加而增加,随着L0的增加而减小,关于α单调递增。
因此,银行在制定利率决策时,一方面要参考市场平均收益率rf,还应当结合订货量q、产品的批发价w以及残值V。如果贷款量较大,可以考虑适当降低贷款利率;对那些残值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产品,应当考虑适当提高贷款利率;α反映了制造商违约的可能性,其可以通过对制造商的历史交易信用记录进行评估后得出,若α较大,r也应该相应较大。
在保兑仓模式下,银行利率r给定,零售商和制造商是分散决策的,制造商决定批发价和回购价,零售商通过决定最优订货量来使其利润达到最大化。
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函数=销售收入-销售成本-缺货损失-贷款利息+回购收入
运用逆向归纳法,以q为自变量对式(3)求偏导,并令得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
因为
可得q1*为零售商的利润函数的极大值点,此时,零售商利润取得最大值。
由式(4)可以看出,q1*随着r和w的增加而减少,随着b的增加而增加。
制造商的期望利润函数=销售收入-生产成本-回购支出-缺货损失+残值收入-回购成本
将式(4)代入式(5),并令即可得到制造商的最优批发价和最优回购价。
由此可知,保兑仓供应链决策中,零售商获得银行的融资,改善了资金不足的情况;制造商增加了销售量;银行参与到供应链中,与企业合作,降低了信用风险。当回购成本逐渐增加时,制造商的利润逐渐降低,当回购成本增加到一定数值时,制造商不如直接补贴零售商,从而省去了回购成本。
分散决策下供应链的总利润为:
1.3 保兑仓模式下的集中决策
将制造商、零售商以及金融机构看成一个整体,可得整个供应链的利润为:
由此式可以看出,供应链整体利润大小只与订购量q和回购成本c1有关。
当回购成本c1增加时,集中决策下的订购量逐渐降低,整个供应链的利润也在逐渐下降。因此,下文考虑采用价格补贴替代回购,实现供应链协调。
2 基于保兑仓模式与价格补贴组合契约的决策
此时的决策顺序为:银行首先进行决策,确定贷款利率r,接着制造商决策批发价格w和补贴价格m,最后零售商决策订购量q。
在保兑仓和价格补贴组合契约下,对于没有卖出的商品,制造商以每单位价格m补偿给零售商,且零售商不需要将剩余商品返回给制造商,由零售商自行处理。
零售商期望收益=销售收入-销售成本-缺货损失-贷款利息+残值+补贴收入
制造商的期望收益=销售收入-生产成本-缺货损失-补贴
此时银行的期望收益为:
式(6)对q求偏导得:
由于
所以q3*为零售商的利润函数的极大值点,此时,零售商利润取得最大值。
将式(9)代入式(7),并令即可得到制造商的最优批发价和最优补贴价。
由比较可以得出,q3*>q1*,在保兑仓和价格补贴契约下的供应链下,零售商的订购量大于只在保兑仓的供应链下的订购量。要实现供应链的协调,此时的零售商的订购量要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时的订购量相等,所以必须首先满足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保兑仓供应链中加入价格补贴契约,可以增加供应链的弹性,制造商通过对销售期末零售商未售出产品进行价格补贴,减轻了零售商的风险,鼓励零售商大批量进货;银行在供应链中与企业合作,核心企业作担保降低了信用风险,而且零售商订购量增加,银行的利润也会增加。这说明,将价格补贴契约引入到保兑仓供应链中,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弹性,降低供应链风险,增加供应链成员的收益。
3 算例分析
以家用电器制造商、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例,家电实体零售店缺乏担保资产,借助制造商来获得银行融资以加速自身的发展,制造商为扩大销售量会支持零售店的发展,向银行提出金融需求。在制造商、零售商和银行之间实施保兑仓融资模式。在资产雄厚、信用良好的制造商担保下,零售店通过制造商来获得银行的融资是可行的。假设某家用电器的市场需求分布D服从N鄣200,100鄣的正态分布。制造商和零售商决策所涉及的参数值如表1所示。
注:资金参数的单位均为千元。
rf为市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通常在10%~15%之间。
将每季度产品的订购量q、零售商自有资金状况B可划分为具体的数值区间,根据公式L0=wq-B即可求得零售商的贷款金额范围,市场需求D-N鄣200,100鄣,带入利率式(2)即可求得银行贷款率r=0.11。
表2为供应链各方在不同回购成本c1下的利润。
注:利润单位均为千元。
当c1逐渐增大时,零售商的订购量逐渐减少,这是因为制造商回购的成本增加时,其给予零售商的回购补贴必然下降,导致零售商的订购量降低。零售商、制造商、银行的利润均在下降,导致供应链的总利润也在下降。
取c1=0.3,利用mathematica进行求解。在集中决策下,零售商最优订购量为204.972;在分散决策下,最优订购量为200.193。
注:利润单位均为千元。
因此,当回购成本较高时,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会采用价格补贴方式。表3给出了补贴价格补贴机制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及供应链各方的利润。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分散决策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小于保兑仓融资下引入价格补贴契约的订购量。并且分散决策下各方的利润均小于保兑仓融资下引入价格补贴契约时各方的利润。说明引入价格补贴契约,供应链各方实现了共赢。从表3可以发现,在保兑仓和价格补贴契约下,随着m的增加,零售商的订购量也在增加,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都是先增后减的。当m=1时,q3*>q2*;当m=0.4时,q3*<q2*。所以,存在m使得q3*=q2*,使供应链协调,并且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同时达到最大。
4 结论与展望
农产品价格补贴 篇9
所谓农产品出口补贴(ExportSubsidy)是指一国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本国的农产品生产者或出口经营者提供的资金或财政上的优惠措施(包括现金补贴或其它政策优惠待遇),使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未享受补贴的同类产品处于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农产品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种基本政策手段,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的是维护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本国农产品安全和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从经济学角度,如果小国实行出口补贴,本国出口补贴将会增加本国厂商出口,减少外国外商出口。若大国实行出口补贴,补贴后出口收入的增加就不是相当于补贴额。所以,大国实行出口补贴时,生产与出口的增长小于小国,价格上涨从而消费下降的程度也比小国低。不过,大国的福利损失大于小国。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国用补贴的方式刺激出口未必是明智之举。[1]由此可见,一国实行出口补贴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下降,经济效应效果不同,导致其他国家的农业市场萎缩。这一行为给其他国家的农业造成了巨大打击,严重损害了不使用出口补贴国家的利益,扭曲了农产品国际贸易。
我国是农业大国,是签署《农业协议》时承诺取消出口补贴的国家。如果发达国家继续使用过高的补贴用于本国的农产品出口,那么势必会进一步降低我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制定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一、WTO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规定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所有贸易议题中,农产品备受关注,因为它是发达国家间贸易关系的最困难的领域,它的成功与否将影响整个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与否。最终对农产品补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GATT1994》、《农业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其中《农业协议》考虑到农产品的特殊性,没有完全禁止对农产品贸易直接产生扭曲影响的措施,如出口补贴等。虽然WTO对农产品补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WTO的基本原则,但这些规定却向着WTO《农业协议》的长期目标——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GATT1994》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消除农业保护主义,推进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奠定了基础。一直以来,农产品贸易是GATT规则的“灰色区域”,和纺织品贸易一同游离于GATT体制之外。GATT条文中多处都把农产品贸易视为例外领域,其中包括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规定。主要规定在第16条“补贴”第3款:“缔约方应力求避免对初级产品的出口实施补贴”,“只要该补贴的实施不得使自己在该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不合理的份额”。[2]这里的“初级产品”可理解为:“天然形态的农、林、渔业或矿产品,或者习惯上为准备在大宗国际贸易中销售,要经过加工的上述产品”。
条款中的“力求避免”、“不合理的份额”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和硬性限制。因此,在实践中导致此条款难以操作,使得农产品贸易的出口补贴泛滥,严重扭曲了国际贸易,引起严重的国际纷争。
(二)《农业协议》
《农业协议》于1995年1月1日生效。协议引言中承认源于乌拉圭回合改革方案并已达成改革的长期目标:建立一种公平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贸易体制。其内容十分广泛,除序言外,共有十个部分和五个附录,其主要目标在于消除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扭曲现象和实现世界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于协议所确定的各项目标,发达国家缔约方须在自1995年起的6年内实现,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在10年内实现。
“出口补贴”这一术语仅在《农业协议》第1条(e)下才做了直接的界定。
根据该条文规定,出口补贴是指视出口实绩而给予的补贴并且《农业协议》第9条中所包括的补贴是一些政府行为,列举了农产品贸易中最常见的六种出口补贴,这些出口补贴措施必须予以逐步削减:(1)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根据出口实绩向特定的企业、行业、农产品生产者或其合作者或合伙人或其市场营销机构所提供的各种直接补贴支持;(2)政府或其农产品储备代理机构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低价出售储备品以供出口;(3)与出口补贴效果有关的政府或其代理机构的行为,如减免出口农产品的税收;(4)为了降低出口农产品的经营成本而提供的补贴;(5)为出口农产品的国内运输提供补贴;(6)根据出口农产品的加工程度而提供的补贴。概言之,以上这六种补贴属于列入清单中的补贴,即受削减承诺约束的出口补贴,这六种补贴以外的其他补贴属于非列入清单的补贴,即不隶属于削减承诺。[3]
此外,《农业协议》要求各成员在出口补贴方面,以1986年至1996年的平均水平为基础,发达成员实施期内必须将出口补贴预算开支削减36%,将有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削减21%;发展中成员在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中,必须将出口补贴预算开支削减24%。[4]因此,不难看出,《农业协议》放弃了效果标准,采用数量标准,从而使出口补贴规则变得简单而更具有约束力。
(三)《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有关出口补贴方面的规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WTO关于补贴与反补贴问题最集中、最系统的法律文件,也是补贴与反补贴规则体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协议》21条规定:(1)GATT1994和《WTO协定》附件1A所列其他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应在遵循本协议规定的前提下适用。(2)本协议之附件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5]这意味着关于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农业协议》优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因此,在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一般法,而《农业协议》则为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协议将补贴分为三类:
1. 禁止性补贴。
即“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这类补贴不适用于或有条件适用于下列两类国家:一是协议附件7中所列的各发展中成员,即被联合国定为最不发达国家;二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1 000美元的发展中成员,在WTO正式运作后的8年内不适用。但是就第二类而言,它们应在8年内采取对策逐步取消补贴,如确需延期须经严格的程序。一般发展中成员在WTO正式运作后5年内不适用。
2. 可诉的补贴。
即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由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的补贴。对于发展中成员实施的或维持的可诉的补贴(造成严重损害之补贴除外),各成员可不采取补救措施,除非业已实施的这种补贴以取代或妨碍成员的相同产品进入该补贴之发展中成员市场的方式造成另一成员在WTO中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或造成对进口成员国内产业的损害;如果发展中成员的此类补贴属于或关系到其正在私有化计划,则此类补贴的规定不予适用,但此类私有化计划及补贴应有明确的期限,并有通告委员会之义务。[6]
3. 不可诉补贴。
即主要包括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补贴。综上,在WTO法律框架中,《GATT1994》、《农业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均对农产品贸易中的出口补贴做出了具体规定。《农业协议》是《WTO协定》附件IA(货物贸易多边协定)的一部分,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关农业的协议,标志着农业贸易朝着有序、公平竞争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其重要的补充。因此,对于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应在以上三个法律文件基础上研究。
二、西方国家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法律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农业发展中,农业法律制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维持了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质量,推动农产品出口,而且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为维护农业生产者的收人,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制订目标价格,对农产品进行差额补贴。[7]农产品补贴也是美国未来几年的政策支持重点。
美国通过输血式的农业产业政策,以保护农产品价格稳定为核心,给农业生产以各种补贴和优惠贷款。早期,美国有“宅地法案”保护农民。[8]美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法产生于1933年,称为“农业调整法”,是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重振经济、加强政府对农业有效干预的具体措施之一。[9]1996年3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从而成为美国的正式法律。新农业法取消了原来的“农产品计划”及其为农场主提供的补贴。为各种主要农产品制订最低保护价格—目标价格,即对于按照政府计划削减生产的农场主收获的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保证他们出售农产品所得的购买力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新法律制订了一个“农业市场过渡计划”,向农场主提供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最终在2002年以后实现无补贴。[10]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正式生效,有效期至2006年。新农业法的核心内容是在1996年农业法的基础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且补贴范围更广,总计6年达到1 185亿美元。
可见,美国政府推行了一整套以价格体系为手段、以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为补贴政策工具、以不挂钩的直接补贴替代了典型形式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这意味着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已经出现倒退的迹象,其实质是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一种保护,进而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之争。
(二)日本
日本始终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对主要农产品尤其是大米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保护。不仅通过配额、关税等严格控制农产品的进口,对农产品的国内流通也进行严格管理。[11]日本的农业补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1999年出台了新的农业基本法,即《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确立了日本农产品自给率目标。日本在粮食市场化方面的规定比1961年的旧基本法更趋于保守,将国内稻米的流通严格区分为“政府米”和“自主流通米”,表明了日本粮食市场化的边界。总之,从日本农产品的立法看,其实质仍是一个高度保护的过程。
(三)欧盟
欧盟各国农业补贴特别是价格补贴一直是欧盟成员国共同农业政策的重要内容。欧盟农产品也实行出口补贴,其直接目的是处理日益过剩的谷物产品和乳制品。1992年,欧盟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业生产规模,实行休耕制度,冻结15%谷物耕种面积,实行收入支持政策,对实行休耕的农业生产者,根据不同地区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基础,给予相应补贴等。[12]乌拉圭回合谈判后,1998年欧盟又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农业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减少市场价格支持,取消谷物出口补贴等。2003年进行了彻底改革,如削减直接生产补贴,促使农民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决策。
综上,欧盟针对《农业协议》,充分利用绿箱补贴,将直接生产补贴转移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方面,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三、中国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产生的负影响
我国农产品出口补贴在不同产品领域是不同的:大宗农产品进出口基本上是国有企业贸易专营,发放出口补贴操作性强,根据农业保护的需要,一般会选择出口补贴;而对于畜产品,其进出口贸易主体一般是市场化的企业,甚至是民营企业,这样,发放出口补贴操作难度大,一般都会选择出口退税政策。[13]中国在1986-1990年曾提供过出口补贴,但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从1990年开始取消了农产品出口补贴。[14]《农业协议》规则虽然对其进行约束和削减,但由于部分成员有巨大的基数,即使削减后,仍可积极使用出口补贴。我国在WTO第五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为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的进程,同时也出于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代表团在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消除关税壁垒的同时,也宣布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出口补贴约束在零水平。[15]农产品零承诺对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产生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严重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农产品出口补贴对世界农产品市场总的影响是:出口农产品供应增多,使国际农产品价格趋于下降。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补贴越多,这种农产品的出口数量就越趋于增加。由此可见,出口国农产品竞争力会相应提高,而进口国的农产品竞争力则会相应降低。
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市场,减少补贴,取消农产品补贴,特别是取消玉米、大米、棉花等产品出口补贴,而发达国家却从2002年起实施新的更加复杂的农业补贴政策。美国在2002年出台《新农业法》单方面大幅增加农业补贴、调整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据统计,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为每吨45美元,玉米每吨27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则相当于小麦每吨370元,玉米每吨220元。换句话说,2000年美国小麦从政府补贴中降低了成本370元/吨,获得了降价空间370元/吨。这使美国农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以较低廉的价格获得竞争优势。[1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每年用于对农业的补贴高达2 500亿美元,结果只能导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走出国门,使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17]我国在“入世”谈判阶段,中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大幅度上升,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己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失去了国际价格优势。[18]据海关总署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6 302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2.88%。其中,农产品出口额310.3亿美元,增长14.16%;农产品进口额319.9亿美元,增长ll.66%;农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均是连续第7年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长速度较快,但农产品出口在外贸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却呈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13.3%,下降到2003年的4.8%,2004年的3.9%。而且,我国“入世”后,农产品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农产品国际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19]这样在根本上使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农产品的优势,严重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不足
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是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及提高农产品环保标准、加强农产品科技研究和推广、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补贴。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0多个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的科研机构共同享用的联合研究中心(CRCS),这些联合研究中心的项目由联邦政府、州府、企业联合资助,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科研人员依托中心的大型研究设施和现代化仪器设备,密切联合、协作攻关,体现了人、财、物的优势集成、功能互补和高效利用,很具有活力。澳大利亚政府对农产品的科研开发也给予了大量的补贴,确保基础研究在重要农产品领域的优势。
我国加入WTO对农产品出口补贴的零承诺并不意味着将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也削减为零。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对农产品将不保留或采取任何出口补贴,WTO体制下我国必须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因此,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并未包括其中。此类补贴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属于不可诉的绿色补贴,不会导致反补贴措施的制裁。农业的发展要依靠技术上的变革和创新来推动,而我国农产品的科研存在以下问题:现有的农产品科研机构条块分割,整体力量分散;科研成果与科技需求存在偏差;产前、产中、产后科技力量配置不合理;农产品科研、教育、生产应用严重脱节;农产品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不畅,许多科研院所机构缺乏活力,创新效率低下、农产品科技推广工作滞后等。加入WTO后,我国对农产品的科研补贴严重不足,间接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法律制度构建
鉴于我国加入WTO承诺将农产品出口补贴削减为零,造成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萎缩,目前我国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对策探讨,但多数学者提出的对策多为政策上的而非法律制度构建层面上的。尽管政策和法律在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社会目标等根本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政策可以主要由或完全由原则性的规定组成,可以只规定行动的方向而不规定行为的具体规则;法律则是以规则为主,不能仅限于原则性规定,否则,权利和义务界限不明,难以对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有效调整。法具有国家强制力,因此比较规范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一经制定,大多会稳定地存在一段时期;而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内容经常随现实需要而改变。在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问题上,笔者建议应借鉴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WTO国家的立法,本着适应WTO规则以及《农业协议》的要求为原则,由过去主要依靠政策过渡到“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制”,最终过渡到“构建合理的法律制度上”。即应建立完善的、系统的、科学的取消“红灯”补贴,科学运用可诉补贴,大力加强“绿灯”补贴的法律制度。
(一)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强化农产品反补贴规定,使之与WTO契合
反补贴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保护我国农产品出口更多地应借助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法律手段。反补贴法是各国参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通行的法律规范。一国的反补贴立法是否健全,是一国能否遏制国外受补贴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市场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法律层次的反补贴立法只有《对外贸易法》,而该法规范反补贴的规定只有第43条。作为反补贴法主体的《反补贴条例》是行政法规,几个实施规则则为部门规章,因此反补贴法的权威不足。[20]现行的《反补贴条例》的部分措辞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不一致。例如:我国《反补贴条例》第55条规定的径直性反补贴措施与WTO争端解决规则规定的严格限定的条件与授权下,才允许根据WTO规则采取报复措施不一致。而对于农产品补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第14条的规定(1)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在受到其他成员方的农产品出口补贴损害时提起反补贴申请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只在第7条中做出了专门规定。(2)以上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弱。为了应对中国加入WTO对农产品零承诺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造成的损害,我国应尽快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强化农产品反补贴规定,做到与WTO相契合,这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1. 采用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多层次立法模式,进一步强化《反补贴条例》,提高其位阶,成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同时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及规章,强化农产品反补贴规定,建立更加完善的反补贴法律体系。
2. 在立法与实践中应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在受到其他成员方的农产品出口补贴损害时提起反补贴申请纠纷,保护我国因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致使农产品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不足的实际问题。
3. 借鉴美国经验,增加上游补贴(upstream subsidies)的相关规定,拉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补贴是指对于受补贴调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物的补贴。即不仅直接受到补贴的产品可能会遭遇反补贴调查,如果一个产品的原料或主要部件(inputs)受到补贴,该项产品也可能受到反补贴调查。[21]由于我国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增加上游补贴的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 应注意反补贴法与保障措施合理使用。保障措施是一种贸易救济措施,保障措施规则是WTO规则体系中的一项例外规则。保障措施不是普遍实行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手段,而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采取的特殊贸易措施。在因进口激增而造成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情况下,WTO成员方可以援引GATT第19条和WTO《保障措施协议》来实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的合理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拉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绿箱政策法律化、黄箱政策重点化
《农产品协议》规定对贸易没有或仅有微小的扭曲作用,通过公共基金资助的农业计划,对生产影响很小的支持措施,以及不具有给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作用的补贴措施为绿箱政策。包括:(1)一般政府服务;(2)以粮食安全为目的的公共储备;(3)国内粮食援助;(4)对生产者的直接支持,比如:对自然灾害的救济、对生产者退休计划提供的援助、对保护自然资源提供的支持以及对环境保护提供的援助等。规定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措施为“黄箱”措施,要求作出减让承诺。“黄箱”措施的范围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等。如果计算结果不超过该产品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则计算结果不必计入综合支持总量中,该特定农产品可免除减让。我国加入WTO承诺为8.5%。
我国应结合《农产品协议》绿箱政策、黄箱政策的具体规定,加大国内农产品发展政策对农产品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产品生产条件。加大对农产品科研的投入,就绿箱政策而言,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规范化、固定化,做到在与WTO规则相衔接的前提下,明确对农产品进口的保护措施和促进出口的扶持措施,对因农产品过量进口而受到损害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给予补助。[22]就黄箱政策而言,WTO仅对各国超过承诺的农产品予以禁止。因此,我国应重点利用《农产品协议》允许的空间,加大对农产品的保护力度。
(三)建立农产品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增强农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国际竞争能力
农产品保险制度是保险人对农产品生产者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产品财产损失提供保险,农产品生产者以支付小额保险费为代价,若承保的灾害事故发生,致使农产品生产者遭受损失,则由保险人补偿其损失的制度。因此,农产品保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因农产品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使得该制度在各国的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在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成为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均有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而且从1938-1994年共修改了13次。特别是在1994年,美国出台了《农业保险改革法》,将投保农业险与享受福利政策结合起来,以此推动农业保险的开展,使农作物的保险覆盖达到85%。[23]我国从1982年开始有保险公司经营农产品保险,进展速度慢,甚至一度出现萎缩情况。在保险业整个行业增长的背景下,农产品保险的发展严重不足。因此,为应对我国加入WTO农产品零承诺,增强农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国际竞争能力,建立农产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农产品保险的立法意义不仅在于使保险活动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农户、保险人等主体在农产品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避免农产品保险行为的随意性,同时也为他们的保险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且更在于有助于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提升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所以,应借鉴国外农产品保险法的成功范例,如加拿大1959年通过和颁布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美国1980年10月11日修订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等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结合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现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农产品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
1. 现有的《保险法》中的一些规范不适合农业险的运作,我国尽快制定农产品保险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产品保险中所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避免政府支持农产品保险的随意性,并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
2. 明确农产品保险法承保范围。对可保风险的类别、农产品作出具体规定,对一级政策性农险和二级政策性农险的范围进行界定,一级政策性保险可以获得政府的保费补贴。例如,可将有关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等的保险列入一级政策性农险,其他农产品保险列为二级政策性保险。
3. 关于农产品保险监管部分,成立隶属于中国保监会的专门农业保险监管机构,由其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规划和监管。
五、结语
农产品补贴能够保障本国农产品安全和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我国在签署《农业协议》时承诺取消出口补贴,但是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我国处于优势地位,必须既不违背WTO《农业协定》的原则,又要运用好我国有利的立法空间,可从出口补贴的各种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障计划方面立法,建立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的法律制度。
摘要：农产品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种基本政策手段,如果发达国家继续使用过高的补贴用于本国的农产品出口,那么势必会进一步降低我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这里主要明确WTO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规定、借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法律规定、分析中国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产生的负影响,提出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法律制度构建合理建议,以期对我国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