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人居民（精选8篇）
中老年人居民 篇1
1 研究目的
对徐州市区中老年居民参加全民健身的目的、运动项目、活动时间以及居民体育锻炼地点的选择等进行综合研究, 目的在于发掘社区中老年居民体育运动的特点, 根据这一特点进行认真分析, 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社区中老年健身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徐州市社区参与体育锻炼的500名中老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男性250名, 女性250名;年龄构成: 45 —50岁25%, 51—60岁38%, 61—70岁27%, 71岁及以上10%。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50余篇。
2.2.2 调查法
利用近3个月的时间, 采用实地走访与问卷发放两种方法进行调查。走访并现场发放问卷500份, 回收500份, 其中有效问卷473份 (男性235名, 女性238名) , 回收率100%, 有效率为94.6%。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社区中老年居民体育锻炼的目的
调查发现市区中老年居民体育锻炼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强身健体、提高竞技水平、减肥健美等方面, 而逐渐向体育休闲、娱乐身心、社会交往、日常生活服务顺便锻炼身体等方向发展。 (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有37.4%的中老年居民把健身强体作为体育锻炼目的;由于被调查人员中专业运动员很少, 因此以提高竞技水平为锻炼的目的所占比例也相对较小;中老年居民认为在他们这个年龄减肥已经不再是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对他们而言体育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将体育运动视作一种休闲娱乐、促进社会交往、相互交流的催化剂, 以便增进与他人的精神交流。
通过调查还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的寿命不断延长, 在家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 他们有着相对较多的空闲时间进行身体活动, 然而他们健身的目的不仅是强身健体、防病祛病, 还有一点是在为家庭服务的基础上顺便锻炼一下身体 (如散步去菜场, 带宠物遛弯, 带孙子锻炼等) , 而且出于这种目的进行“顺带”体育锻炼的比例大有上升趋势。
3.2 社区中老年居民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
调查发现中老年居民在运动项目的选择上也呈现出性别区分化、多样化、捎带化等有趣的现象。 (表2、表3、表4)
调查结果显示:
(1) 调查发现, 在锻炼身体的人中有62.6%的人选择清晨锻炼, 22%的人选择晚上, 54.5%的人选择在中午和下午。中老年居民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8:00之前和12—16:00之间, 以及晚上8:00以后这三个时间段。这与他们的生活作息有着密切的联系:中老年人大都有着早睡早起的习惯, 这一点有别于现在的年轻人。
(2) 采用的身体运动方式多以长时间小强度运动为主;且不论男女, 大多数中老年人员主要身体活动集中在日常劳作 (买菜、带孩子等) 、步行 (散步、倒走、遛狗等) 、休闲娱乐 (下棋、打麻将等) 三项。项目的选择体现了有趣的“三得利”现象 (递进式) :自我得利→家人得利→家庭得利。
(3) 中老年居民比起青年人在选择运动项目上的性别差异性明显减小;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喜欢群体性活动方式, 竞技对抗性项目选择比例较小;为家庭服务的观念较为强烈, 且日常劳作 (买菜、带孩子等) 等活动占用时间较多, 人数比例较大;旅游及户外活动比例较以往有所提高, 但比例仍较小 (与经济水平发展程度相关) 。
(4)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老年人的体质也在不断增强, 在被调查的473名人员中认为自己基本健康的占总人数的84.8%,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虽然自己退休了, 但自己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年轻, 总觉得能在自己进行体育锻炼时“三不误”就更好了——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利用散步等形式进行家庭服务 (买菜等) ;利用带孙子玩的时间和孩子一起活动 (替上班的子女解决家庭问题) 。
3.3 社区中老年居民体育锻炼地点的选择
从表5可以看出, 社区中老年居民经常活动的场所主要集中在: ( 1) 住宅区周围 (占74.4%) ; (2) 家中 (或棋牌室) 占61.7%; (3) 在菜场或超市周边 (占44.0%) 。这说明居民体育锻炼在活动地点的选择上更多的趋向于“以家庭为中心”这一特点。虽然公园、体育场馆及老年大学本应是中老年人员常去的场所, 但由于活动地与生活区存在一定的距离, 居民要考虑出行、交通等问题, 因此这些场所不是他们的首选。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论
1.从市区中老年居民闲暇时间, 可以利用于体育活动的空间, 以及前面所述运动项目看, 他们目前主要采用那些简单的、不需要太多物质条件和太长时间的一些体育活动。而且, 他们从事身体活动的初衷和以往相比, 更加突出了“我-家人-家庭”这一“三得利”的特点。这说明体育意识和家庭观念的极大活力使人们改变着体育活动的价值取向。
2.调查表明, 那些促成他们体育活动的必然条件, 除了自身需要的原因外, 首当其冲的是 “为家庭的减负”作用。
4.2 建议
据有关部门预测, 本世纪末我国多数城市都将成为老龄化城市, 到时老龄人口就会达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种人口变化态势必然推动老年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老年居民的体育价值取向中, 居第一位的是健康, 第二位是家庭, 第三位就是娱乐, 这一顺序在中老年性别和年龄上均无变化。随着城市人口物质生活水平的增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 具有浓郁消遣性的体育项目, 势必受到中老年人的欢迎, 甚至会出现“ 自发性”发展的局面。
政府机构应根据中老年人体育活动的特点, 加大社区周边的健身场所面积, 增加配套的健身器材等设施, 让中老年居民玩得安心、放心、舒心。
摘要：通过对徐州市区500名参与体育锻炼的中老年居民的走访与问卷调查发现, 居民在体育锻炼项目、地点的选择上存在一种“服务生活三得利”的特点——自我得利→家人得利→家庭得利。这种“三得利”的锻炼方式已经取代以往单纯的体育锻炼模式, 同时也反映出老龄化社会中体育锻炼人群的锻炼方式和价值趋向。
关键词：徐州,中年,老年,体育锻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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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居民 篇2
摘要：目的 ：探讨保定社区中老年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与高血压患病之间的关系，以便帮助社区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基层防治对策，以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方法： 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河北省保定市红阳小区的172名中老年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该社区高血压现患率为33.14%，男性、高龄和每月经济收入低的中老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于相关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今后社区卫生部门针对高血压防治的重点应当放到男性、高龄以及经济收入较低的中老年人群，通过合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减少人群高血压发病率。
关键词：居民；中老年；高血压；社会人口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7-183-001
近30年的研究显示，我国人群心血管病（主要是高血压、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发病年龄提前，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1]。深入研究中老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的相关影响因素，阐明各因素对高血压的作用，有助于识别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对开展中老年人群高血压的防治工作有重要意义。为了探讨保定社区中老年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与高血压患病之间的关系，以便帮助社区机构根据其流行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基层防治对策，达到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目的。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于2014年11月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河北省保定市红阳小区的居民进行调查，在该小区随机抽取70个住户，每户中所有年龄为45岁及以上、精神状况正常、愿意配合调查的成年人均作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方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自行编制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高血压患病状况以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指导调查对象匿名填写问卷，现场发放并回收，共收回有效问卷172份。
1.3 统计分析
应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入方式录入调查数据，使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共172人，其中高血压患者为57人，该社区高血压现患率为33.14%。其中男性80人（46.51%），女性92人（53.49%）；年龄45～86岁，平均年龄（65.87±11.32）岁。
2.2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高血压
性别为男性、年龄高、每月经济收入低的中老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于相关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社区男性中老年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女性，这与赖丽芳等[2]的研究结果一致。林守清[3]研究认为，女性机体内分泌的雌激素可能会对人体心血管系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中老年男性往往存在诸如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行为方式，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可能会导致社区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出现性别差异。
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呈升高趋势，与苏春娟等[4]的调查结果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的心血管系统功能会慢慢减退，血管逐渐发生重塑、增厚甚至纤维化，继而导致血管的弹性降低，出现不同程度的硬化，致使血管管腔内径逐渐变窄，这一病理改变会引起机体血压升高[5]。
社区中老年人每月经济收入越高，其高血压患病率则随着降低。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经济收入较高的人群往往文化程度也比较高，因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比较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健康素养也就越高，从而能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减少高血压发病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今后社区卫生部门针对高血压防治的重点应当放到男性、高龄以及经济收入较低的中老年人群，通过合理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升他们对高血压防治措施的认知水平，减少人群高血压发病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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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居民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2014年5-6月间, 通过入户访问、街头随机访问等途径, 选择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上的浙江省 (包括籍贯非浙江省但目前居住在浙江省内) 的城镇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居住在本社区满一年以上;思维清晰, 交流顺利;自愿参与本研究项目。
1.2 调查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结合本研究实际设计调查问卷, 采用一人一问卷匿名调查方法。若被调查者书写不便, 可由调查者向被调查者转述问卷内容, 在确保不会泄露其个人隐私的情况下, 由调查者代为填写问卷内容。
1.3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日常饮食、行为习惯以及慢性病的患病情况等四个大项, 共55小项。其中与本文报告专题有关的内容主要有: (1) 基本情况:身高、体重、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籍贯等; (2) 日常食物粗杂粮、牛奶、海鲜、蔬菜、水果、食盐等的食用频率; (3) 肥肉或荤油、动物内脏、烹调油等不良食品的食用频率; (4) 口味偏好等与饮食习惯有关的问题; (5) 慢性疾病患病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问卷200份。本文是对浙江省内各市区200份有效问卷中日常饮食部分的统计分析, 其中男性106人, 占53.0%;女性94人, 占47.0%。
2.2 相关性研究
年龄、籍贯、饮食习惯与高血压、高血脂及高血糖等有密切相关性, 具体见表1。
3 讨论
3.1 居住地域性对健康的影响
调查发现, 籍贯和体重与高血脂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P<0.05) , 浙江省内居民患高血脂的情况远低于省外居民, 这可能与省内居民口味清淡, 不喜油腻有关;而体重与高血脂呈正相关。此外, 年龄与高血压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P<0.01) , 年龄越大, 人体的代谢能力下降, 体内过多杂质积聚在血管壁上, 使血流面变窄, 血压随之升高, 故对于高血压的预防, 中老年人是关键人群。
3.2 食物摄入对健康的影响
奶类和豆类含有丰富的钙和优质蛋白质, 对于防治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营养不良有益[2]。对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 高能量、高蛋白的饮食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和体质的增强。蔬菜的摄入量与高血脂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P<0.05) , 水果和蔬菜中的抗氧化剂能预防和改善炎症, 也可以减少氧化应激与衰老的发病机理[3]。每天指导老年人食用400g左右的蔬菜还能保持肠道通畅, 防止便秘。对于肥肉, 正如Professor Santo S所说, 就餐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高能量、高脂肪和低微量营养素的摄入[4], 故应指导中老年人尽量少食用。
食盐的用量与高血压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P<0.01) , 对于高血压患者, 饮食上不能吃得过咸、过饱, 应该少吃多餐, 注意食物结构搭配, 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5]。同时, 饮食习惯 (食用油量大) 与慢性病发病率呈现正相关, 营养平衡 (蔬菜、水果等摄入量) 与慢性病发病率呈现负相关[6]。故烹调油的摄入应不超过30g/d, 并经常更换种类。
4 小结
通过本次调查, 中老年饮食依然存在很多不健康的。通过医务人员不断普及健康的营养膳食, 运用膳食宝塔结构图与食物交换法图文并茂, 食谱简单、直观、可操作性强, 容易被非医务人员掌握, 提高患者的饮食依从性[7]。同时, Blanca Roman-Vin軌as和Lluís Serra-Majem建议老年人至少应该合并三个传统的健康行为 (饮食、经常锻炼身体和放弃吸烟) 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预防慢性疾病[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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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居民 篇4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年龄≥40岁的台州市椒江区10个自然村的1 698名吸烟农村中老年居民(烟龄大于等于3年且每日均会吸烟)为调查对象。1 698名农村中老年吸烟居民中,男性1 299人, 女性399人,年龄40~78岁,平均年龄59.8±9.1岁, 文盲769人,小学文化799人,初中文化92人,高中及其以上文化38人。所有农村中老年居民均知情同意, 自愿配合本研究,未合并精神疾病。
1.2研究方法
调查员由中心内 科医护人 员组成,调查前对 所有调查员进行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参加调查,问卷采用统一说明语,由调查人员进行询问,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如实填写,当场回收,匿名完成。调查期间首先由中心内科高年资医师对所有居民进行COPD病史询问和相关检查,COPD的诊断标准参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07年修订版)[6]。自制调查问卷包括:年龄、身体质量指数、平均每日抽烟数量、抽烟类型、吸烟年限、抽烟时常 深吸、每年使用 煤或柴草等燃料时间、父母呼吸疾病史、呼吸疾病个人史以及职业暴露史等。
1.3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方法涉及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等,P<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中老年吸烟人群COPD患病率
在被调查的1 698名农村中老年吸烟居民中,发现患有COPD160名,农村中老年吸烟居民COPD患病率为9.42%。
2.2不同中老年吸烟人群COPD患病率
农村中老年居民的年龄、身体质量指数、平均每日抽烟数量、抽烟类型、吸烟年限、抽烟时常深吸、每年使用煤或柴草等燃料时间、父母呼吸疾病史、呼吸疾病个人史以及职业暴露史等方面的COPD的发生率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差异存在着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中老年吸烟人群COPD患病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患COPD为因变量,年龄、身体质量指数、 平均每日抽烟数量、抽烟类型、吸烟年限、抽烟时常深吸、每年使用煤或柴草等燃料时间、父母呼吸疾病史、 呼吸疾病个人史以及职业暴露史等10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条件后退法,变量进入水平=0.05,剔除水平=0.10),分析发现:年龄>65岁、 身体质量指数<18.5(kg/m2)、平均每日抽烟数量≥ 10支、吸烟年数 ≥15年、有COPD家族史、有COPD个人史和有粉尘职业暴露史等与COPD发生相关(P <0.05),见表2。
3讨论
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COPD的防治现状不容乐观,而中老年居民作为COPD的高发人群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吸烟作为COPD的危险因素早已明确,广大农村地区中老年居民普遍存在着抽烟的习惯,加之其文化水平偏低,经济能力低下,自身获取保健知识的主动性意识不足,且仍有一部分居民抽劣质烟、无滤嘴卷烟或旱烟[7,8]。烟雾中含有的焦油、一氧化碳、氰氢酸和丙烯醛等有害物质能够使支气管纤毛运动发生障碍以及削弱肺泡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使气道局部的抵抗力降低,此外,还能够引起支气管发生痉挛,使气道阻力增加[9,10]。 较长的抽 烟年数、较多的日 抽烟量、抽旱烟以及抽烟时深吸进入人体的有害气体量较多,暴露于危险因素中的时间较长,其COPD的患病率更高。随着年龄增加,人体的机能也在不断下降,暴露于危险因素的时间及机会也增多,故年龄较大的农村吸烟者中老年居民COPD的发生率较高。体质量指数较小的人,体型较瘦,身体机能和营养状况较差, 抵抗力不足,容易发生呼吸道反复感染,所以其COPD的发生率较高。煤、柴草等燃料燃烧时产生的有害物质及粉尘职业暴露史接触的有害物质,如颗粒、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碳氢化物等都能够导致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所以其COPD的发生率较高。有研究表明,<14岁时期经常咳嗽的居民COPD患病率较高[7],这和本研 究得出的 有COPD个人史的 居民COPD患病率较 高结果类 似。 现有的研 究表明[6], COPD的发生具有多基因遗传及家族聚集倾向,存在呼吸道疾病家族史的人群的COPD发病率偏高。
本研究表明:年龄>65岁、身体质量指数 <18.5 (kg/m2)、平均每日抽烟数量≥10支、吸烟年数 ≥15年、有COPD家族史、有COPD个人史和有粉尘职业暴露史等是导致COPD发生的危险因素(OR>1,P< 0.05),提示我们应针对农村中老年抽烟居民COPD发病的危险因素,做好有针对性的预防工作,加强相关宣教,鼓励和监督其戒烟,对高危人群及时进行相关健康检查,对现有的COPD的患者,给予其及时、规律、 长期和有效治疗,使其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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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居民 篇5
近年来,社区医疗体系的建设日益趋于完善,但呈现更高增长速度的社区养老健康服务需求和缺乏市场竞争造成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的僵化[4],使老年人急需的就近就便的社区养老健康服务往往供不应求[5]。为解决社区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近年来一方面继续加快公共社区养老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推动社会资本的进入,鼓励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发展[6]。2015 年2 月28 日,包括民政部、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再次联合下发《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民发〔2015〕3号) ,再次明确重申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体,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7]。由此可以预见的是,由商业机构提供的社区养老健康服务,将逐渐成为重要的补充力量,在社区养老体系中发挥作用。而了解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意愿和影响因素,可以为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基于实际需求层面的参考依据。因此本文以辽宁为样本地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社区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以辽宁省的锦州市为样本城市,于2015 年3 月至5 月,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有代表性的社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为使研究结果能同时具有时效性和指导性,本课题组将调查对象放宽到中年和老年居民,共调查40 岁以上的中老年居民495 人,发放调查问卷495 份,有效问卷477 份,问卷有效率为96. 4%。
1. 2 测量指标
问卷以“是否愿意接受并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为因变量,分析社区中老年居民对商业服务的购买意愿; 对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社会特征、医疗行为特征、健康生活特征和养老保障特征进行调查,以分析影响其购买意愿的各种因素。具体变量赋值及比例见表1。问卷同时调查了中老年居民的对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具体需求,需求统计结果见表2。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健康体检的需求最高( 27. 5%) ,其次是预防保健( 13. 4%) 、突发疾病照顾( 13. 2%) 和康复护理及指导( 11. 6%) ,同时对用药指导、预约挂号、家庭病床、社区日间看护、陪同看病等也有不同程序的需求。
1.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应用Excel软件录入问卷信息,运用SPSS19. 0 进行数据处理。由于是否愿意接受并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是一个非连续型的二分变量,因此本文选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2 实证分析
2. 1 变量基本描述
由表1 可以看出,在调查对象中,有购买意愿的中老年居民比例为54. 9%,表明现阶段的中老年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有着一定程度的认可和需求。这一结果一方面可以归因于现代家庭结构变小,外出工作人数增多带来的家庭养老力量“空白化”现象,使中老年居民对商业养老健康服务产生了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服务行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是改变中老年居民养老意识,提高其对商业服务认可度的原因之一。这一结果也符合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即我国养老健康服务产业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8]。
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占51. 8%,女性占48. 2%,总体数量基本相当; 年龄构成上,40-50 岁的中年居民占32. 1%,50-70的中老年居民53. 5%,另有14. 5%的70 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参与调查; 从婚姻状况上看,80. 3%的调查对象是有配偶的,包括单身、离异和丧偶在内的无配偶的比例为19. 7%; 收入水平上,58. 1%的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 元以下,23. 5% 的月收入水平在2000-3000 区间内,3000 元以上的比例为18. 4%,由于样本城市是北方的一个三线城市,这样的收入分布基本符合地区中老年居民的收入实际; 从文化水平来看,47. 8%的调查对象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35. 6%的调查对象收到过高中水平的教育,16. 6%的调查对象有更高的教育经历; 在全部调查对象中,大部分中老年居民参保了公费性质的医疗保险,为更好地研究医疗保障水平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本文根据医疗保险种类的不同,将调查对象划分为,无医疗保险人群、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具体来说,61. 8%的人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7. 5%的人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医疗保险,另有10. 7%的调查对象表明,自己没有公费性质的医疗保险。这一结果与一些老龄群体保障领域的研究结果相符,即现阶段的老龄群体的公费医疗保险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部分空白人群需要覆盖[9]; 有69. 6%的调查对象经常运动,44. 2%的调查对象自评健康状况良好,说明现阶段中老年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较好62. 3%的调查对象是独生子女父母,其中62. 9% 的调查对象选择自主养老,说明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养老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2 模型运行结果
通过使用极大似然法,采用SPSS19. 0 进行Logistic回归和参数检验,为使回归结果更为准确,本文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的进入法,将所有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分类变量参考值为每组的最后一个值。通常来说,运算的NagelkerkeR方取值应在0 到1 之间,越接近1,模型的拟合优度越好,但对于一般的调研问卷数据来说,NagelkerkeR方在0. 3 到0. 8 之间均属可接受范围。本模型的NagelkerkeR方为0. 326,大于0. 3,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尚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在Hosme和Lemeshow检验中,P>0. 05,因此认为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数据,表达出较为准确的结果。通过Logisti回归运算,具体结果见表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由表2 可以看出,在12 个自变量中,有8 个变量的模型统计检验显著,分别是性别X2、婚姻X3、月收入水平X4、医疗保险种类X6、小病就诊习惯X7、慢性病X8、运动频率X9 和是否指望子女养老X12。
2. 2. 1 性别和婚姻状况是影响购买意愿的主要人口学特征
性别X1 的显著性水平为1%,系数为负,说明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意愿更低。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大,女性健康水平更低[10,11],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更强,但女性通常对经济要素更为敏感,因此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意愿低于男性。
婚姻X3 的显著性水平是5%,系数为正,说明与有配偶的中老年居民相比,无配偶的中老年居民更倾向于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这一结果可主要归因于家庭支持力量的不同,有配偶的中老年居民拥有家庭中配偶之间的相互照顾,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家庭力量的支持,从而会弱化他们对子女的养老依赖和对外界健康服务的需求,而无配偶的中老年居民由于缺乏配偶的照顾,只能更多地依靠自身和子女养老,因此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点的方式来弥补自身家庭支持力量的不足。
2. 2. 2 收入水平是影响购买意愿的主要社会特征
收入水平X4 的显著性为1%,说明中老年居民月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其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意愿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低收入、中等收入两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与高收入组相比,收入水平越低,购买意向越低。实际上,大部分的中老年居民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和退休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面对收入水平降低的境况,而收入水平的降低又会直接导致其购买力的降低。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需要中老年居民的自费承担,因此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的显著影响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服务的价格和性价比,将会是影响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2. 2. 3 医疗保险种类和小病就诊习惯都是影响购买意愿的医疗行为特征
医疗保险种类X6 的显著性水平是10%,说明参保的医疗保险种类会影响居民的购买决策。从具体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与拥有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医疗保险的调查对象相比,参保职工医疗保险的中老年居民的购买意向更低,主要因为职工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和覆盖范围是最高的,高水平的医疗保障易导致参保者对额外的健康服务需求有所下降。此外,无医疗保险组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由于公费性质的医疗保障的缺失,这部分群体更倾向于购买额外的健康服务,以保障自身健康,提高自身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
小病就诊习惯X7 的显著性水平为10%,系数均为正,说明到省市级医院或社区医院就诊的居民,相比于选择个体诊所、自我药疗或其他方式治疗小病的居民,有更高的购买意向,最合理的解释是前两项就诊的患者在经济条件、医疗保障和健康意识方面均有着更高水平。其中到社区医院就诊的中老年居民的购买意向高于到省市医院就诊的居民,最主要原因是小病到社区就诊的中老年患者有着更为科学的自我健康评价和就诊意识,对社区提供的就诊和服务项目也最为熟悉,对社区养老的接受度也更高,因此更能客观地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有利于健康的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
2. 2. 4 慢性病和运动频率是影响购买意愿的主要健康生活特征
慢性病X8 的显著性水平是10%,负向的回归系数显示,与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居民相比,没有慢性病的中老年居民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意愿更低。主要因为他们对自己老年时期健康预期的信心,导致他们对额外的健康服务的需求降低。
运动频率X9 的显著性水平是1%,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与运动频率较高的中老年居民相比,运动频率较低的居民并不倾向于更多地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这一结果主要取决于不同运动频率的中老年居民所拥有的健康意识不同,即运动习惯越好的中老年人,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和健康意识的科学程度越高,对自身养老的需求评价越准确,因此更容易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有更高的的购买意愿。
2. 2. 5 是否指望子女养老是影响购买意愿的主要养老保障特征
是否指望子女养老X12 的显著性水平是10%,直接说明了养老意识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意愿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表明,与完全指望子女养老的中老年居民相比,完全不指望子女养老的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意愿较低; 而自主养老,偶尔指望子女帮助的中老年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意愿则较高。主要原因是不同养老意识的中老年居民有着不同的养老方式选择,完全不指望子女养老的居民更倾向于在自身健康条件降低到不能自理之后,到专业的养老机构养老,因此当他们居住在社区,即健康条件尚可的情况下,没有购买健康服务的意愿。而选择自主养老,偶尔指望子女帮助的中老年居民,更倾向于在社区养老,因此更能接纳并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12]。
3 影响中老年居民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决策的服务因素及满意度分析
为更为全面科学地分析影响中老年居民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决策的因素,并了解他们对现阶段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认可和满意程度,本文同时调研了中老年居民购买服务时看重的服务要素( 详见表4) 和对现阶段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评价( 详见表5) 。结果显示,在做出购买决策时,中老年居民对提供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服务机构、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价格和服务本身均有一定的要求,他们既看重服务机构的资质和口碑,也要求服务人员具有专业性的水平,同时要求服务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与之相对应的是,中老年居民对现阶段的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机构资质、服务水平和服务价格的满意度均不高。接受调查的中老年居民普遍认为,服务机构应加强自身服务水平的专业化提升,相关的政府机构应当对服务主体进行资质的把关和监管。
这一调研结果表明,中老年居民在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时,普遍有着较为理性的消费观念,购买决策更多的受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两方面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能够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因此对于影响服务水平的各类要素,包括服务机构的资质和服务人员专业化程度较为敏感。同时基于中老年的收入水平,他们往往期待服务价格能够处于合理的区间之内。因此,社区养老服务的科学性和服务的价格水平是中老年居民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重要考虑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综合调研分析结果,本文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 1) 经济水平和消费意识会显著影响中老年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意愿,尤其对于女性和低收入群体;
( 2) 健康预期和健康意识对中老年居民的购买意向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医疗保障高、没有慢性病的老年健康预期高的居民的购买意向较低,而就诊习惯科学、经常运动的中老年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
( 3) 家庭养老力量和养老意识会显著影响中老年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主要表现为缺少配偶支持、自主养老意识强的中老年居民更愿意购买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
( 4) 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专业水平和服务价格等因素,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老年居民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购买决策的制定。
本文基于综合的调研分析结果,对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 1 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必须注重健康科学性
健康意识是影响中老年居民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健康意识越高,购买意向越高。这一结果表明,当今老年人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多基于对自身健康的预期和重视,即希望能够通过购买健康服务,改善自身的健康水平。因此商业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的发展,必须将服务的健康科学性放在首位。一方面,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健康服务项目,尤其是针对女性和空巢老人群体,要多开展上门服务项目,如用药指导、康复护理等;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服务人员专业性的要求。因此相关服务提供方需要通过加强培训提升服务人员水平,进而提高健康服务的科学性。这既要求服务主体要不断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和健康科学性,以满足中老年居民的需求,还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在监管中重视对服务机构的资质、服务机构的诚信度和服务健康科学性的考察。
4. 2 服务定价要考虑中老年居民的实际承受力
中老年人居民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全部对象来源于广州市A街道有广州户籍的常住居民(指过去一年内连续或累计在该街道实际居住或生活满6个月以上,具有广州户籍的居民),单身居住或生活也作为一住户进行调查。在2009年8—10月间选取≥45岁的中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共662例,其中男性325例,女性337例,年龄45～95岁,平均年龄58.97±11.32岁。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包括一般情况、文化程度、高血压病史、吸烟和饮酒史,以及对高血压基本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等。测量体重、身高、腰围、臀围和血压等,同时计算体重指数(BMI)。
血压测量:按2005年中国高血压联盟制定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年修订版)[1]所建议的测量血压的标准方法进行测量。诊断标准:高血压诊断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年修订版)[1]作为标准,即在未用抗高血压药情况下,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1 mmHg=0.133 kPa)。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列为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在用抗高血压药,血压虽然低于140/90 mmHg,也诊断为高血压。BMI以体重kg/身高(m)2表示。肥胖的定义:BMI<20 kg/m2为低体重,20～23 kg/m2为正常体重,24～27 kg/m2为超重,≥28 kg/m2为肥胖[1]。高血压知晓率定义为可被诊断为高血压的调查对象在调查前就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者的比例;治疗率为可被诊断为高血压的调查对象中近2周内服降压药者的比例;控制率为可被诊断为高血压的调查对象中目前通过治疗血压在140/90 mmHg以下者的比例[1]。
1.2.2 抽样方法。
以A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辖的A街道作为调查街道。在该街道抽取8个居委会,如果街道的居委会总数低于或等于8个者则全部抽取。A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写《居委信息收集与抽样表》,收集抽中的居民名单报区疾控中心审核后进行抽样。每个抽中的居委会随机抽取100户,如果居委会总户数低于100户则要与相邻居委会合并抽取(按照总样本量为800户计算),抽中的8个居委会中,每个居委会应分配100户居民,抽样间距由区疾控中心按某居委会登记户数/该居委会分配的样本量进行计算,并抽取住户的编号,抽中家庭的全部家庭成员均为调查对象。
1.2.3调查方法。
由区疾控中心负责培训指导调查员,A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查人员负责入户调查。经培训的调查员深入样本户按调查表的项目对该户所有成员逐一进行调查,采取面对面询问方式,由调查员按照问卷边询问边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
1.2.4 质量控制。
调查前由区疾控中心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使调查对象明确调查意义,充分取得调查对象的合作。调查结束后,质量控制人员对每份调查表进行审核,对缺项和漏项的进行回访。所有样本调查完后,随机抽取5%的调查户进行电话复核,同户复查主要项目与原调查结果的符合率在98.00%以上,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数据录入选取有一定计算机知识、责任心强的人员作为数据录入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同时要求他们对所录入数据随时进行检错,发现问题后,应对原始记录及时更正,有效地控制数量和质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软件输入数据,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根据我国2000年人口构成作为标准对患病率进行标化。
2 结果
2.1 高血压患病率
662名中老年居民接受调查,其中高血压患者165例,合计粗患病率为24.90%,标化患病率为23.87%。男性325人,高血压粗患病率为27.69%,标化患病率为26.28%;女性337人,粗患病率22.26%,标化患病率21.53%;新检出高血压患者70例,高血压知晓率为57.60%。调查发现A街道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与性别和文化程度无关,但与年龄和是否肥胖有关,60岁以上居民患病率较高,超重及肥胖居民患病率较高。
2.2 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服药率和控制率
165例高血压患者中,调查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的共95例,知晓率为57.60%,服药治疗的有84例,服药率为50.90%,其中有31例血压得到控制,控制率为18.79%。男性、女性之间和各年龄段之间的高血压知晓率、服药率和控制率无差别(P>0.05)。不同文化程度的高血压患者知晓率和控制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高血压患者知晓率和控制率最高,未接受正规教育的高血压患者知晓率和控制率最低,见表1。
*为各因素内各组知晓率比较P<0.05;□为各因素内各组控制率比较P<0.05。
2.3 居民生活习惯调查
居民生活习惯调查包括吸烟、饮酒、饮食习惯和运动习惯等4个方面。调查显示,A街道居民的吸烟率为26.89%,饮酒率为35.65%,经常饮酒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42.31%)高于偶尔饮酒(19.05%)和不饮酒的居民(26.76%)(P<0.05),而吸烟与不吸烟的居民高血压发病率分别为28.09%和23.76%,无统计学差异(P>0.05)。居民饮食习惯方面,有9.06%的居民口味重,爱吃较咸和调味料较多的食物,50.76%居民口味适中,40.18%的居民口味轻,爱吃清淡食物,这三种饮食习惯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30.00%、25.00%和23.68%,无统计学差异(P>0.05)。76.28%的居民不吃腌熏食品,与常吃腌熏食品的居民相比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20.38%和26.34%,无统计学差异(P>0.05)。多数居民(79.31%)每天基本不吃乳制品,11.93%的居民每天吃乳或乳制品小于200 ml,8.76%的居民每天吃乳或乳制品大于200 ml,3组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23.62%、30.38%和29.31%,无统计学差异(P>0.05)。高血压患者和非高血压居民在过去一周吃新鲜蔬菜和新鲜水果数量:蔬菜平均60 g左右,水果平均40 g左右,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高血压居民和非高血压居民平均每周锻炼时间均小于2.5 h,平均每天静坐时间均大于5 h,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综上所述,A区居民的吸烟和饮酒率较高,多数居民口味适中或清淡,不常吃腌熏食品,常吃新鲜蔬菜和新鲜水果,饮食习惯较好,但大多数居民没有固定吃乳制品的习惯,每周锻炼时间过少,每天静坐时间过长。
2.4 居民高血压相关健康知识调查
经调查,居民对高血压相关的健康知识了解较少,多数居民没有听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卫生知识讲座(86.10%),几乎所有调查的居民不知道成年人平均每天标准钠盐摄入量(99.85%),绝大多数居民不知道高血压的诊断标准(97.28%),32.02%的居民不知道吸烟会引起心血管系统疾病,28.55%的居民不知道高血压是脑中风首要危险因素。在高血压的治疗上,认为需要终生坚持服药的居民占28.55%,认为血压高时才服药的居民占11.33%,认为有症状时才服药的居民占2.70%,高达57.40%的居民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3 讨论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均有增加趋势。有研究显示,1991年—1998年8年时间,广东省20～75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上升了30%,其中广州市患病率更显著增加80%[2]。然而,高血压又可防可控,大量研究证实,广泛开展和加强高血压知识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早期积极控制血压水平,可以有效地减少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3]。
我们针对A街道居民进行高血压健康教育,提出符合该地区特点的全人群、高危人群及高血压病人相结合的防治策略,加强对公众的健康教育和高血压的社区管理,有效控制危险因素,以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3.1 坚持群体与个体相结合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模式
3.1.1 群体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由于A街道45岁以上的中老年居民普遍缺乏高血压相关健康知识,分批开展具有更高覆盖范围的群体健康教育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实用性。首先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卫生部门、街道和居委会等在高血压防治工作中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动员群众参与。其次是利用社区广播、黑板报、宣传栏等媒介,常规刊出高血压防治基本知识、宣传海报、健康传单等。同时,以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站为依托,不定期组织专家深入基层,进行专题讲座、现场评测和专家义诊咨询等,提高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专业水平和技术含量。动员居民主动到医疗服务部门进行体检,接受医生护士的专业健康教育,及早排查高血压,从客观上提高本地区居民高血压病知晓率,提高高血压控制率。另外,本调查显示A街道超过80%居民从未接受正规教育,文化程度不高,考虑到接受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健康教育效果,因此,在具体健康促进过程中需要采取多种方式,使受教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调查显示,A街道居民健康教育的需求空间很大,因此,在该地区积极开展较大规模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将会使更多人受益。
3.1.2 个体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广东省以往在全国属于高血压的低发区,由于居民生活习惯的特殊性,从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同样可以发现,A街道居民生活习惯相对而言比较理想,但关于高血压预防的一些基本原则也适用于该地区。A街道居民仍应注意减少和杜绝烟酒不良嗜好,继续坚持清淡饮食,适当增加蛋白质摄入,增强日常活动量,延长运动时间。
本组数据显示,超重以及肥胖是该地区居民高血压发病重要危险因素。有必要对体重超标人群进行定向健康促进,通过控制饮食、增加运动、调节情绪等手段降低体重,以减少高血压发病风险。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受访人群有超过半数的对象不知道如何对确诊高血压进行相关治疗,这当然与目前中国整体医疗资源仍明显不足有很大关系,但同样体现出在该地区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力度不足。因此,对于在群体教育、知晓、筛查和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以及高危人群,应根据不同血压水平和危险程度,分为一般人群、高危人群和高血压病人三类人群。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与需求,应用“分众传播”理论[4],一方面实施必要的医疗干预,强调正确测量,规律监测,长期观察,定期复诊,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进行重点跟踪、追访,通过健康教育的不断深化,逐步将居民有病治病的被动行为转变为追求身体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自主需求。同时,向患病家属普及“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理念,提醒高血压患者家人加强重视自我观察和自我监测。
3.2 坚持规范化管理与自我意识提高
3.2.1 管理规范化。
对A街道居民生活习惯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仍不了解钠盐标准摄入量;所有居民平均每周锻炼时间小于静坐时间的一半以上,运动时间严重不足;仍然有1/4以上的受访者有吸烟嗜好,其中饮酒率更是占到该地区居民的1/3。对本组数据统计分析可见,经常饮酒仍然是该地区居民高血压高发病率的重要危险因素。可以看出,细化的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对本地区居民依然十分必要。具体内容包括低盐、低脂饮食等可供选择食品种类及目标限度,持续性体育锻炼及其运动量和时间要求,戒烟、限酒及规定饮酒量、具体戒烟方法、酒类选择、精神调养、缓解压力有效手段、药物治疗适应症及应用原则,以及到医院接受检查的时间建议等,让该地区居民对高血压的了解真正有章可循。
3.2.2提高自我意识。
实现药物规范化治疗与非药物治疗相互结合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压发生,减轻高血压病的损害。然而,提高居民的依从性和执行力是保证健康方案能够正确施行并取得实效的关键。国内有研究[5]指出,高血压病的预后与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依从行为有密切关系。有研究指出,健康教育的形式应避免“填鸭式”和“说教式”,应将不同的饮食运动计划和不同的健康处方融入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健康教育不能只局限于知识的灌输,重要的是帮助群众树立健康的理念,提高自我保健的意识。通过宣传覆盖,使居民充分了解高血压病的表现和疾病的危害,化被动为主动,由不知到已知,由少知到多知,由告知到自知。
3.3 短期教育与长期追访
采取群体和个体的短期培训以实现健康教育的目标,而高血压在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本身又是一种慢性疾病,因此,短期的健康教育在本质上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也是我们对A街道调查后考虑制定健康教育计划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利用每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时机,逐步对辖区内高血压患者及高危人群登记造册,纳入慢病管理,以便于今后可以小范围坚持长期追访,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上述矛盾。总之,向A街道居民普及健康知识,实施高血压等常见疾病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必须当作一项长期的、常规的工作来做,这对于高血压社区慢病工作管理、疾病预防控制等部门而言任重道远。
摘要：目的 分析广州市某街道(以下简称A街道)中老年居民高血压发病率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现状,探讨适宜该地区特点的开展健康促进方案。方法 对广州市A街道进行社区诊断调查中的高血压患者与其相关因素、健康教育知识的了解等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发现该地区居民对高血压相关问题认识有限,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需求有较大空间。结论 在该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促进对提高该地区居民对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很有必要。
关键词：高血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老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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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K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 Group.Tight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nd risk of macr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type2diabetes:UKPDS38[J].BMJ,1998(31):703
[4]杨国安.分众传播在制定健康教育策略中的应用[J].中国健康教育,2005,21(11):870-872
中老年人居民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浙江省武义县5个乡镇、街道的1 998名中老年居民进行相关调查,所有居民均为本地农村户籍,年龄40~78岁,平均年龄55.23±22.68岁,男性1 066人,女性932人。所有被调查人员均自愿参加,且知情同意,排除合并精神疾病、拒绝参加本研究及不能配合完成调查者。
1.2 超声检查方法
所有受检者均由该院同一名超声科中级职称医师进行超声检查,使用日本东芝SSA220A型超声仪,探头频率3.5 MHz,受检者空腹10~12h后检查,取仰卧或左侧卧位,可以根据检查需要变动体位,常规扫查肝胆,多切面观察,观察胆囊的大小、形态及胆囊内部情况,着重观察患者结石的大小及数目等。
胆石症超声诊断标准[1]:患者的胆囊或胆管内出现强回声,在回声团后有声影,胆囊内的回声团伴随患者的体位变动而移位。
1.3 调查方法
由该院超声科同一组医护人员进行相关调查,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面对面询问,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如实填写,匿名填写,当场回收。问卷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吸烟、饮酒、饮食情况、疾病史、血糖及血脂情况等,血糖及血脂情况由现场抽血检查,根据生化检查结果填写。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SPSS 16.0软件,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二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后退剔除法,入选标准0.05,剔除标准0.10)进行多因素分析,计算OR值和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2 结果
2.1 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情况
对1 998名农村中老年居民进行超声检查,共发现胆石症患者261名,胆石症超声检出率为13.06%。
2.2 影响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的单因素分析
采用χ2检验表明,女性、年龄≥60岁、BMI(kg/m2)≥25、吸烟、经常饮酒、常食动物脂肪、不常食禽蛋、不吃早饭、高糖饮食、有肝炎或肝硬化史、有胆石症家族史、患有糖尿病及患有高脂血症的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率较高,且不同特征者检出率差异存在着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影响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的多因素分析
因为胆石症常常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为了综合评价诸因素对胆石症的影响,我们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之上,筛选出单因素分析相关变量带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常食禽蛋为避免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的保护性因素(OR小于1,P<0.05),年龄≥60岁、BMI≥25(kg/m2)、常食动物脂肪、高糖饮食、胆石症家族史、患有糖尿病及高脂血症为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的危险因素(OR均大于1,P<0.05),见表2。
3 讨论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胆管内胆汁的某些成分,比如胆色素、胆固醇、粘液物质及钙等析出、凝聚成石头进而导致胆石症的发生[3,4]。超声由于其准确性、特异性均较高,无创、经济及方便等特点已成为诊断胆石症的首选检查方法。胆石症的形成机制复杂且多样,其受遗传、种族、地理、行为和饮食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包括胆囊结石及肝内外胆管结石[5]-6]。
本研究中,对1 998名农村中老年居民进行超声检查,共发现胆石症患者261名,胆石症超声检出率为13.06%,明显高于其他学者[2]的报道,这可能和本次研究对象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中老年患者有关。由于胆石症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带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常食禽蛋是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保护性因素(OR小于1,P<0.05),这和其他的相关研究[7]类似;年龄≥60岁、BMI≥25(kg/m2)、常食动物脂肪、高糖饮食、胆石症家族史、患有糖尿病及高脂血症为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的危险因素(OR均大于1,P<0.05)。饮食结构、高脂血症等与胆石症的发生关系较为密切,这可能和食物中胆固醇的含量或可转化为胆固醇的物质含量高低有关[5,6,7]。胆汁中胆固醇饱和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活动量较少,胆囊、胆管的收缩力减弱,胆汁容易产生瘀滞,故年龄较大的人群胆石症检出率更高。体质指数较大的肥胖人群,其胆固醇合成及分泌均明显增多,而胆囊的收缩性下降,进而导致胆石症的发生。糖尿病患者的胆囊排空减慢且胆囊功能异常,故血糖较高的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超声检出率更高。有研究指出[6,7],胆石症有较为明显的遗传倾向,其属于多基因遗传病,通过系谱分析可以发现,家族性胆石症具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特点。
超声是筛查胆石症的重要工具,农村中老年居民胆石症的超声检出率较高,其和饮食习惯、年龄、遗传史、高脂血症及糖尿病等关系密切,应针对其相关危险因素做好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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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居民 篇8
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数据,该数据是对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对学术界公开。调查采用PPS分层抽样方法,在全国抽取了28个省的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受访者遍布全国城乡各地,对中国中老年人群有很好的代表性。本研究经过筛选,剔除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最终选取了9057名45周岁以上的农村中老年居民,对其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农村中老年居民门诊服务利用情况描述
2.1 一般情况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
2.2 农村中老年居民门诊服务利用情况
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四周门诊利用率(过去一个月去医疗机构看过门诊的人占被调查人群的比例)、四周患病未治疗率(过去一个月生病但未接受治疗的人占生病人群的比例)作为反映农村中老年居民门诊医疗服务利用的指标,来衡量农村中老年居民对门诊服务的需求水平和利用程度。
2.2.1 四周门诊利用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村中老年居民中男性四周门诊利用率为20.32%,明显低于女性(27.88%)。从年龄方面来看,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四周门诊利用率分别为24.12%、24.23%、25.03%,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门诊利用率逐渐增加。从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最低的文盲/半文盲组四周门诊利用率最高,达26.18%。文化程度越高,门诊利用率越低。从被调查者所处的地区来看,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门诊利用率逐步提高,不发达地区的门诊利用率高于相对发达地区。
2.2.2 患病未治疗情况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男性四周患病未治疗的比例为29.68%,高于女性(25.99%)。从不同年龄层次来看,中间年龄组患病未治疗比例最高,达28.13%,45-59岁中年人四周患病未治疗的比例最低。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私塾组患病未治疗比例(30.90%)明显高于其他两组。从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的四周患病未治疗比例最高,达32.24%,中部地区最低,为23.46%。
通过对患病未治疗原因的分析(见表3),可以发现,除自认为“病情不严重,无需看医生”的情况外,患病未治疗的主要原因为“没有钱看病”,占所有患病未治疗人群的13.46%,可见,经济困难是制约农村中老年居民有病不能治的最主要原因。其中,因“没有钱看病”而未治疗的女性占14.45%,高于男性(12.20%)。从年龄方面来看,随年龄的增加,因经济困难而无法接受医疗服务的比例逐渐增大。从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低,“没有钱看病”的比例越高。从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没有钱看病”比例最高,为20.06%,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3 计量模型与变量
3.1 计量模型
由于并非所有被调查人群都会发生门诊费用支出,因此在样本数据中存在大量门诊费用为0的数据,即使有门诊支出的样本在支出费用上也是高度有偏的,这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方法残差要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回归方法容易出现“样本选择偏差”[4]。本文采用“两部模型法”[5],来解决零医疗支出带来的偏差问题。该方法将农村中老年居民的门诊服务利用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门诊概率模型:即是否发生门诊服务利用,如式(1)所示。
其中,因变量是Yi*,表示是否发生门诊服务利用,是一个二值变量。当Yi*=1时,表示发生了门诊服务,Yi*=0则表示未发生。该方程对应的是概率模型,并且由于因变量是0、1变量,因此对于门诊概率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6]。
第二阶段是门诊支出模型:即在发生门诊服务利用的前提下,估计其医疗支出的大小,如式(2)所示。
其中,因变量是医疗支出Yi的对数,并且,仅在发生了门诊服务利用,即Yi*=1的情况下是可观测的。Xi是自变量,表示影响居民是否利用门诊服务和门诊支出大小的一系列因素,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自评健康、是否患有慢性疾病以及是否参加新农合等。该模型分析门诊支出的影响因素,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型变量,因此对于门诊支出采用OLS回归进行分析[7]。
3.2 变量选取
因变量。在农村中老年居民门诊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中,选取四周门诊就诊率(过去一个月是否去医疗机构看过门诊)作为门诊概率模型的因变量,门诊费用支出(最近一次门诊费用)作为门诊支出模型的因变量。
自变量。根据国外安德森行为模型[8,9],决定医疗服务的因素包括:与个体先天因素有关的先决变量,与经济状况有关的使能变量以及与个体健康状况有关的需要变量。
因此,本文选取这三类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性别X1、年龄X2、婚姻状况X3、所在地区X4、自评健康X5、ADL功能(日常生活能力评分)X6、是否患有慢性病X7、是否吸烟X8、是否饮酒X9、文化程度X10、经济水平X11、是否参加新农合X12、门诊时间X13作为自变量,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样本的统计特征见表4。
4 计量结果分析
将上述描述性统计中的变量作为影响门诊服务利用的自变量,代入数据,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中的two—part model命令,对门诊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Prob>chi2=0.0000,说明回归模型总体是显著的。
表5是门诊服务利用两部模型的回归结果。在门诊服务利用回归中,进入第一阶段的观测值有9057个,在经过第一阶段的选择后,进入第二阶段的样本有2188个,即有6869个居民在四周内并没有发生门诊费用支出。
注:*、**和***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5的结果可以得出:
(1)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与门诊概率显著正相关,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居民门诊支出,性别对两者均存在显著影响。门诊概率模型显示,男性四周门诊的概率显著低于女性,是女性门诊概率的82.56%。年龄与门诊概率显著正相关,即年龄越大,门诊概率越高。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对门诊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门诊支出模型显示,男性中老年居民的门诊支出低于女性,且在0.1%置信水平下显著。文化程度越高,门诊支出相对越高。文化程度为文盲/半文盲的中老年人的门诊支出显著低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居民。年龄大小、婚姻状况对门诊支出的影响均不显著。
(2)健康状况是影响居民门诊概率和门诊支出的首要因素,健康状况好的居民门诊概率和支出相对较低。在门诊概率模型中,自评健康“很好或好”的居民发生门诊利用的概率最低,且自评健康状况越差,门诊概率相对越高。同时,ADL功能与门诊概率显著正相关,ADL数量越多,即ADL功能缺失越严重,发生门诊的概率越高。从慢性病来看,患有慢性疾病的居民相对未患慢性疾病的居民来说门诊概率增加了7.95%,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在门诊支出模型中,自评健康一般的居民门诊支出最低,自评健康不好的居民门诊支出显著高于好或一般的居民。同时,ADL功能对门诊支出有显著影响,ADL数量越大,即ADL功能缺失越严重,发生的门诊支出数额越高。从慢性病方面来看,患有慢性疾病居民门诊支出显著高于未患慢性病居民。
可见,健康状况是决定居民门诊概率和支出的重要因素,健康状况好的居民门诊概率和支出要显著低于健康状况差的居民。
(3)地区因素对居民门诊概率和门诊支出有显著影响。门诊概率模型显示,中部地区中老年人发生门诊服务的概率是东部地区的1.2328倍,而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1.4072倍。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居民门诊概率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并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从门诊支出模型来看,东部地区门诊支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4)吸烟和饮酒行为都减少了门诊服务利用率,且吸烟行为显著增加了居民的门诊支出。吸烟和饮酒作为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生活行为指标,被纳入模型中。门诊概率模型显示,吸烟和饮酒行为均对门诊概率有显著影响,且有吸烟和饮酒行为的个体相比没有该行为的个体门诊概率更低。这可能与偏好烟酒行为的个体,健康风险意识相对较差有关,因此对门诊服务的利用率更低。
门诊支出模型显示,有吸烟习惯的居民门诊支出高于没有该习惯的居民,并且这一影响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饮酒对门诊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5)家庭人均收入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与门诊概率和门诊支出显著正相关。家庭人均收入对门诊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门诊的发生率也逐渐增加,低收入水平的中老年人对门诊的利用率较低。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门诊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越高,门诊支出越高,说明经济水平较高的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支出能力相对较为贫困的居民更强,因此能够更充分享有门诊服务。
(6)从卫生可及性来看,是否参加新农合对门诊概率和支出的影响均不显著,门诊支出与到达门诊的时间显著正相关。从卫生服务经济上的可及性来看,是否参加新农合对居民门诊的概率和支出并没有显著影响。从门诊服务距离上的可及性来看,到达门诊的时间越长,相应的门诊支出越高。可能因为与到达门诊时间较长的居民相对时间较短的居民,更有需要接受门诊治疗,因此相应的门诊支出更多。
5 主要结论与建议
5.1 加大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的保障和补助
年龄、慢性疾病对门诊概率和金额有显著影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弱势群体,不仅身体状况较差,相应的医疗支出也较弱。因此,政府应增加对这部分群体的保障力度,筹资中采取政府补助为主,个人适当缴费的方法;对于补偿比例,制定高于普通参保居民的报销比例,从而保障弱势群体能和普通居民一样,充分享有医疗服务利用。
5.2 加强对居民的健康教育,重视预防保健
实证结果表明,健康是决定门诊服务利用的首要因素,健康状况较差、有慢性病居民门诊概率和支出均较高。同时,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行为显著减少了中老年居民门诊服务利用率,同时增加了居民的门诊支出。应加强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10],减少吸烟及慢性病患病[11],引导其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其对疾病的防范意识。
5.3 完善筹资和补偿制度设计
除受自身健康状况影响外,收入水平是影响门诊服务利用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均收入较低的居民门诊服务利用率和门诊支出均较低。因此,可以结合参保家庭的经济状况,采用分级的缴费标准,或者以家庭人均收入的固定比例筹资,同时,根据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等级,制定不同的补偿比例,给予低收入家庭更多的补偿[11],从而保障低收入群体医疗服务利用。
同时,地区因素对门诊服务利用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中老年人门诊概率低于中西部地区,同时门诊支付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除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建立相应的筹资和补偿机制,政府应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保障水平,从而缩小不同地区间医疗服务利用差异。
5.4 逐步推进“大小病兼顾”统筹模式,提高普通门诊补偿
新农合并没有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对门诊概率和支出产生显著影响,这与目前部分地区实施的“住院+门诊大病”的统筹方式有关。而实际上重大疾病和住院医疗发生的概率都比较小,真正影响农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因此,目前的统筹方式,并不能满足农村中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应在“保大病”基础上,增加对普通门诊的保障力度,从“大病统筹”模式逐步过渡到“大小病统筹兼顾”模式,提高农村中老年居民对门诊服务的利用。
摘要：目的:探讨我国农村中老年人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中老年人合理利用医疗服务,有效控制门诊支出提供参考。方法:基于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两部模型法,对9057名农村中老年居民门诊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较大、健康状况较差、居住在中部和西部、家庭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村居民门诊概率较高;OLS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高、健康状况较差、居住在东部地区、吸烟、家庭人均收入较高、到达门诊时间较长的居民门诊支出较高。结论: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和补助,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完善新农合筹资和补偿制度设计,实现“大小病兼顾”的统筹模式,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门诊服务利用水平。
关键词：中老年居民,门诊服务利用,两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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