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均衡表现（共7篇）
不均衡表现 篇1
1 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指少数民族聚居区, 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非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1]。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突飞猛进,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 民族地区金融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 金融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严重, 所以研究民族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现状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省为单位, 分析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表现。采用少数民族占该地区人口总数比重20%以上的衡量标准来定义民族地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知, 少数民族人口数占云南总人口的比重为33%、宁夏35%、新疆60%、贵州36%、青海47%、西藏92%、广西37%、内蒙古20%, 因此可判定云南、宁夏、新疆、贵州、青海、西藏、广西和内蒙古为少数民族地区。
目前有不少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 完善了区域金融理论体系, 对推动区域金融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 孙清、李东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区域内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制[2];郭叶东、严武军构建了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3,4]。也有部分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郑长德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现状[5];曲波以玉树为例, 研究了灾后重建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难点, 提出应通过制度创新手段, 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担保体系建设和区域金融市场等促进投资增长[6];向明贵以湘西自治州为例, 论述了民族地区金融与经济背离的影响与对策[7]。虽然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差距、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 也有部分学者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 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与我国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的差距方面,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现状的研究较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复杂、生活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差, 大多位于我国边疆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低, 导致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较普遍。
2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主要表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主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存贷款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存贷款总额的比重、人均存贷款余额、金融相关比率、上市公司数量、国内A股筹资额、国内债券投资额、保费收入、各项保费组成、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几项指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了衡量民族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衡量指标体系 (表1) 。文中数据来源于《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西部金融发展报告》、各省统计公报和统计局网站。
2.1 银行业发展不均衡
银行业是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衡量指标主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总数的比重、存款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存款总额的比重、人均存款余额和贷款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存款和贷款总额的比重、人均贷款余额和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资产总额的比重、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相关比率。
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员与银行业资产总额发展不均衡:由表2可见, 少数民族地区的云南、新疆、贵州、广西和内蒙古银行业金融机构数目、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较大, 分别为0.20、013、0.17、021和0.18, 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分别为0.18、0.14、0.13、0.22和0.23;而宁夏、青海和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员的比重都很低,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分别为0.04、0.04和0.02, 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分别为0.05、0.04和0.02, 说明少数民族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存贷款余额发展不均衡:曾康霖认为, 区域资金的吸纳能力可通过区域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变动情况来分析, 区域资金的运用能力可通过区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变动情况来衡量[7]。由图1可知, 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存款差距有所缩小, 云南、广西、内蒙古存款总额较高, 宁夏、青海和西藏存款总额较低。其中, 云南的存款是西藏的9.3倍、青海的5.4倍、宁夏的5.2倍。
通过图2可见, 除内蒙古的存款总额较高外, 云南和广西的人均存款都很低, 而总量占比较低的青海、宁夏和西藏的人均存款反而较高, 其中西藏和贵州相差达到29526.87元。由图3可见, 云南、广西、内蒙古的贷款总额较高, 云南是西藏的30.2倍、青海的5.5倍、宁夏的4.2倍。从图4可见, 宁夏、青海和内蒙古人均贷款额较高, 西藏、贵州、广西较低, 宁夏和西藏相差了31979.07元。
银行业的金融资产总额占民族地区比重差距大:少数民族地区8省 (区) 银行业的金融资产总额占民族地区比重的差距较大。由图5可知, 云南、广西、内蒙古、新疆和贵州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较大, 分别为22%、20%、19%、16%和12%, 宁夏、青海和西藏的比重较小, 分别仅5%、4%和2%。
注:图1、图2、图3、图4大部分数据是本外币存贷款额, 部分地区用人民币存贷款额代替计算。
银行业金融机构种类不均衡:如表3所示, 民族地区金融机构主要以农村合作机构和邮政储蓄为主, 广西、云南、内蒙古和新疆种类较齐全, 宁夏、青海和西藏的结构单一;宁夏、贵州、青海和西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数量较少。
金融相关比率不均衡:金融相关比率是目前世界上用来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 本文采用金融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重表示。金融相关比率模型为: 式中, FIR表示金融相关比率, Fr表示一定时期的金融存贷款总额, Wr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DP。
由图6可知, 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 2001年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为0.96, 到2011年扩大到1.88, 扩大约近两倍。其中, 云南、西藏、青海、内蒙古、贵州和新疆FIR水平到2011年达到2.4以上;而广西和内蒙古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特别是内蒙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提高, 反而一直下降, 原因可能是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工业产出,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08年民族地区和全国整体FIR值都出现了一个拐点, 之后立即反弹, 原因是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 影响居民投资的信心, 所以FIR出现了一个大幅下降的拐点。自2009年后我国提出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政策,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随即FIR出现大幅反弹。
2.2 民族地区证券市场发展不均衡
证券市场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券市场发展水平越高, 金融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越高。衡量证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上市公司数量分布、国内A股筹资分布、国内债券投资分布。
民族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 分布不均:由表4可知, 近几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 上市公司数量由2006年的1434家增加到2011年的2342家, 6年间增长了1.6倍, 但少数民族地区证券业发展比较缓慢, 上市公司数量很少, 且分布不均。
民族地区国内A股筹资波动大, 差距悬殊:由表5可知, 在民族地区之间的筹资额存在较大差距;如2011年新疆的筹资额与西藏相差83.07亿元。少数民族地区每年的筹资额不稳定, 如青海2007年和2011年的筹资额分别达62亿元和45亿元, 而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筹资额却为0。
国内债券投资不均衡:由图7可知, 2011年云南、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的国内债券投资占少数民族地区国内债券投资比重较大, 占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80%以上, 青海、贵州、宁夏和西藏的比重很小。
2.3 民族地区保险业发展不均衡
现代保险业是经营与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 是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银行、证券市场并称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保费收入分布, 各项保费分布, 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保费收入差距大:2011年全国保费收入和2010年相比有所下降, 由2010年的14527.97亿元下降到14339.3亿元,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保费收入却有所增加, 由1039.63亿元增加到1109.82亿元, 增长了7%。近年来民族地区的保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呈平行发展状态, 相互之间差距较大, 如2011年占比最大的云南与占比最小的西藏差距为21.04%。
各项保费区域分布不均衡:由表6可知, 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的财产保险收入、寿险收入、意外险收入和健康险收入占比较大, 而贵州、宁夏、青海和西藏的占比较小, 其中财产保险收入、寿险收入、意外险收入、健康险收入占比最高与占比最低的相差分别为22.99%、22.11%、24.68%和24.41%。
各省保险密度和深度不均衡:保险深度是指保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1]。2011年我国保险密度为1062元/人, 民族地区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从表7可见, 民族地区整体保险密度较低, 差距较大。2011年内蒙古的保险密度为926元/人, 而西藏仅为253元/人, 相差较大。由于投保意识不强, 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保险深度都较低, 其中最高的是内蒙古, 最低的是西藏, 相差达1.8%。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来看, 云南和广西较多, 宁夏、青海和西藏较少。
3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分析
3.1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大量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其中, 戈德史密斯对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需求追随”强调随着经济的增长, 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 导致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 促进金融体系不断发展, 即经济增长的需求促进了金融发展[8]。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 导致各省份之间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为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与金融发展、城市化水平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解释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产生的经济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将提高该地区人们对金融投资、理财服务和保险的需求。因为经济发展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大企业, 大企业的发展需要得到金融的支持, 相应的金融发展水平就较高。如广西和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相应的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也较大。其次, 产业结构水平差异。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普遍较低, 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云南、新疆和贵州, 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一直较高,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远落后于内蒙古、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所以云南、新疆和贵州的金融发展较落后。
城市化水平差异, 推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差距的不均衡:城市化发展会引致和促进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9]。即城市化水平越高,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之, 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因为城市居民的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信息获取能力和金融意识等强于农村居民, 他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具有量大、种类多的特点。第一, 城市和农村居民对银行产品需求总量差距较大。城市居民对银行产品的需要主要包括住房、汽车贷款、教育储蓄、信用卡消费、网上银行、租赁、外汇投资、国际汇兑等。对农村居民而言, 他们对银行产品的需求较单一, 主要以存贷款和汇兑业务为主。第二, 农村居民对证券产品几乎为零需求。证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对剩余资本的保值和增值,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 对股票、基金和债券的需求量较大, 而农村居民一般收入水平较低、闲置资本少, 对证券需求量小。第三, 农村居民投保意识不强。城市一般的公司或机关部门都会为职工购买“五险一金”,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福利待遇好的单位还会为职工购买额外的保险作为福利。此外, 还有大量城市居民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购买其他的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责任保险及信用保险等作为辅助保险。而农村地区对保险的需求结构单一, 主要以儿女在学校购买的意外险和以家庭为单位购买的农村医疗保险为主, 对部分生活水平较富裕的地区会选择购买一些其他的保险, 但比重很小。其次, 城市地区受生活环境影响, 邻里关系疏远, 亲朋好友往来较少, 所以在遇到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时主要靠自助来应对;而农村地区邻里、亲朋好友往来密切, 遇到意外事件多靠邻里和家族互助解决, 导致城乡地区对保险产品的需求量差异较大。所以, 城市化水平越高, 则城市居民较多, 相应的金融需求也较大;反之, 金融需求越小。
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同向变动:城乡收入差距是指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对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具有不同的指标, 本文采用具有代表性的各省贷款额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规模。由图9可知, 2011年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金融发展规模越大;反之, 则越小。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说明这个地区城市的财富总量占整个省份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 城市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好, 对外开放程度高, 相应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大, 资金回报率远高于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 相应的资金需求量较大, 自然闲置资金就会向城市转移, 对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来说金融发展水平就较高。对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 说明这个地区城市的财富占整个省份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 城市地区资金闲置较少, 投资和储蓄总量小, 金融规模自然也较小。如2011年少数民族地区云南、宁夏、贵州、青海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所以他们的金融发展规模相对较大。其中, 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较高, 但金融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 原因可能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工业产出, 特别是能源和化工产业较发达, 所以与当地经济规模相比, 内蒙古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低。西藏受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偏向、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影响[10], 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并与金融发展规模变动不一致。
3.2 人口年龄、民族、文化水平构成差异
各省人口年龄结构差异:金融发展水平与年龄结构息息相关, 一个地区的年龄结构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7岁以下年龄的人群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很小, 一般以教育基金和健康保险为主。当一个人成长到17岁以后开始大学生活, 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相对增加, 其中占比较大的有助学贷款、信用卡消费、网上银行, 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还会进行证券投资。大学毕业后, 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选择就业, 这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开始多样化, 出现了房贷、车贷、证券投资理财、购买车险、财产险、意外险等金融需求。到老年后, 对保险产品的需求量会大增, 对其他金融产品的需求则相应下降, 所以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民族结构与民族文化和制度差异:少数民族占该地区人口比重与银行业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呈负相关关系。即少数民族占该地区的人口比重越大, 这个地区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就越小;反之, 较大。首先, 受历史战争、民族分歧等影响, 少数民族被迫长期聚居在山区、半山区地区, 这些地区多高山、峡谷、丘陵,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经常发生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差、生活环境恶劣、生产方式落后, 缺乏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基础条件, 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产业以第一产业为主, 金融机构数量较少, 一般只有部分四大国有银行、邮政储蓄或信用社的营业网点, 所以少数民族进行金融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其次, 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较粗放, 产业结构水平低, 农业产值占比大, 人均收入低。如少数民族占比最高的西藏和少数民族占比最小的内蒙古相比, 2010年内蒙古人均收入是西藏的2.7倍。而人均收入水平与金融需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所以少数民族比重较高的地区对金融产品购买力不足。此外, 各民族具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意识形态差异较大, 所以对金融的需求量差异大。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牧民多信仰佛教, 该地区佛教寺庙众多, 当地佛教信仰者向寺庙捐赠现金, 所以寺庙内会集中部分闲置资金。当该地牧民遇到临时性资金困难时, 习惯于向寺庙借款, 地区金融发展必然受到限制[1]。
人均受教育水平差异明显: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教育与金融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融的发展, 因为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 金融知识普及程度低, 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金融人才, 向社会大众普及金融知识, 为金融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云南、广西和内蒙古的文盲率较低、银行业规模较高;西藏、青海和贵州的文盲率较高, 相应的银行业规模较小。
3.3 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差异较大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我国边疆地区, 地形以山区、半山区为主, 交通条件相对较差, 与外界往来较少, 受外界经济、社会、生活习惯等影响少, 所以思想较封建;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导致民族地区之间的开放程度差异较大, 对金融理财等知识的了解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庞智强采用国际开放、省际开放和省内开放三个指标体系对其分别赋予0.4145、0.3110和0.2745的权重, 计算得到2004年全国各省的开放程度指标。其中, 内蒙古的综合开放指标为19.09, 2004年内蒙古的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达3191亿元;西藏的综合开放指标为10.2, 其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仅369.15亿元, 约为内蒙古的1/10倍[11]。原因是, 内蒙古在地理位置靠近我国东部沿海城市, 整体自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所以地区开放程度较高, 整体金融发展规模也较高;西藏地区开放程度较低, 金融发展规模较小。“羊群效应”理论认为, 人们的行为经常受到周边多数人的影响, 产生“从众”的思想和行为, 在金融发展环境中也存在类似的“跟从效应”。
4 结论
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大幅提升, 但与全国金融发展速度比较,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较慢。分析发现, 民族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差距较大, 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严重。本文认为造成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人口结构、地区开放程度、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宗教信仰等差异。
摘要：研究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表现及其原因对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衡量指标体系, 对我国民族地区各项金融发展指标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结构、地区开放程度、居住环境和宗教信仰等差距导致我国民族地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发展差距较大。
关键词：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表现,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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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均衡不等于教育均衡 篇2
然而,为促进教育均衡,我国各地将在3至5年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大概也就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县域之内的校长教师经常来回调动,校长教师将不能像以往那样长期甚至终身固定在某一所学校工作。用有关专家的话说,教师由“学校人”变成“系统人”,说白了,教师不再属于某个学校,而是属于县教育局。我认为,这恐怕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制造的教育均衡只是一种表象,一种幻觉。且不说某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一直悄悄利用教师调动收受贿赂,很可能冠冕堂皇地把教师交流机制当作拓展财路的机会,单从教师自身的立场看,有几个会赞同这套机制?有关方面设计这种县域教师异校轮岗交流机制时,可曾征求一下广大教师的意见?县域教育不均衡,尤其师资不均衡,责任不在教师,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主管部门也一直忽视乡村教育,很多地方连师资都不能给乡村学校分配足额,甚至反倒为城镇学校发展而大批抽调年轻的乡村教师——这很可能也是乡村教师不能安心于乡村学校的诱因。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缺乏教育家的眼光,只是一个个官僚而已,不从自身反省,却把教育不均衡的原因归咎于教师,这样的管理思维对教育均衡何益之有?
即使教师“轮岗”后,看起来县域内城乡学校师资均衡了,但是,县域内教育均衡了吗?师资均衡岂能代替教育均衡!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既然说是县域内交流,主管部门很可能会把教师调动到远离自己住家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地方,没准还会把同为教师的夫妻一个东一个西打发了,教师分居也将常态化,这对本来正在失去魅力的教师职业更是一种伤害。现在应聘中小学教师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少,教师轮岗制度的推行怕是让他们更没兴趣。再说了,以目前的情况看,5年后,很多地方的县域交通也不大可能发展到像城市公交系统那样,方便教师上班早出晚归,这样很多教师就不得不住在学校,那么这些教师的家庭怎么办?他们的父母和孩子谁来照顾?总不能把全家都搬到学校住吧?何况政府既不打算也没资金给教师们提供这样的条件。真有钱的话,还不如大幅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留住人才。至于会不会有个别教师请人代课替自己“轮岗”,也不是不可能,现在就有个别教师出一部分工资随便找人代课,自己却另谋职业,或者呆在家里逍遥。如此“交流轮岗”折腾,对基层教师实在不够尊重,又如何能让被“交流轮岗”的教师们心甘情愿促进教育均衡为教育事业奉献?
再者,让教育人才从“学校人”变成“系统人”,本质上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教师的聘任,彻底剥夺了学校聘请教师的权利。这样可能延续目前的状况,学校明明需要教师,但主管部门就是不给——也可能不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家说了算,政府不给编制,教育主管部门也无奈。或者主管部门领导出于某种利益考虑,随便就把一所学校的教师调走了,然后还冠冕堂皇宣称这是执行制度。不能保证学校根据需要聘请教师的权利,一所学校的师资无法得到保证也无法稳定下来,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不利于学校的稳定和发展,还扯什么义务教育均衡?而且,校长也很可能失去培养教师的兴趣,对教师自身业务素质的发展也不是福音。哪个校长辛辛苦苦培养一个优秀教师,教育局却一纸调令拉走了,你的心血算不算白费?你还有兴致吗?要么一个校长好不容易把一所学校搞得像个样子,自己却被调走了。谁愿意这么高尚无私“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所以,我要说,既不考虑基层教师权益保障问题,更无视很多学校得不到充足的教育资源的事实,却自以为是地要搞县域教师轮岗交流,以图均衡义务教育资源,这样所谓的“顶层制度设计”,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开错了药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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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发展不均衡的研究 篇3
由于历史的原因,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 中国各地区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1978年,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 把工作的中心放在了经济建设上。30多年来,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 在交通条件、人才储备、投资环境等方面占有绝对的先天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 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 政府实行了“东部先行”的发展战略, 给予东部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 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越来越突出。据统计, 东部地区 (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 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3.5%上升到2006年的55.7%, 虽然近几年比例有所下降, 但比例也在总额的50%以上, 2010年比例为53.1%。 (国家统计年鉴)
随着改革的深入, 国家逐渐改变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 私有制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勤劳致富”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快速兴起使得劳动力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岗位, 地区间的人员流动量陡然上升。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告) 。地区间人员的流动一方面提高了流动人员的收入, 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 使得依靠低成本商品的出口贸易额逐年上升。但是, 由于国家的分配保障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 在职业间人均收入、受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经济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
本文余下的部分先从城镇居民家庭、城乡之间、出口与内需、各职业之间、各地区之间等5方面分别考察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二、我国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一) 城镇居民家庭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 城镇家庭按收入等级分组方法是将所有调查户按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列, 按10%, 10%, 20%, 20%, 20%, 10%, 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等七组。为方便对比, 现只取最下位的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最上位的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五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1、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两极化呈逐渐扩大趋势
从图2-1中还可以看出, 虽然四个分组的平均收入整体上在逐年增加, 但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增加速度非常平缓, 而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却在快速增加。根据计算, 最高收入户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户相比, 其倍数由1995年的3.78倍上升到2002年的7.99倍再到2010年的8.42倍。这就表明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两级分化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快速扩大之势。另外, 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虽不断拉大, 但整体上收入差距仍非常小。相反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则快速的拉大。也就是说, 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在比较低的水平时, 两极分化相对平和。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较高的水平时, 两极分化就很严重, 这说明, 随着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两极分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2、人均收入低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低。
图2-2是1997年到2010年城镇家庭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收入增长率。
在2002年的时候, 低收入户组和高收入户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变化方向。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收入都在2002年不但不增长, 反而迅速下降。而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则在2002年都经历的空前的高增长。这表明, 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 给社会上的高收入者带来了好处, 而对于收入低者, 加入WTO不但没有带来好处, 反而为此付出了代价。
另外, 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在2003年开始赶超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 并在2006年超过了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但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期间又低于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 在2009年和2010年又重新实现了反超。这表明经济的平稳发展有利于我国贫富差距的改善。如果出现经济波动, 由于低收入者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强, 抵抗风险能力差, 首先成为经济变动的受害者。
(二) 城乡之间
图2-3反应的是我国从1993年到2010年城乡之间人均收入。从中看出, 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是相比于城镇居民, 这点提高微不足道。其中农村居民2010年的人均收入还达不到城镇居民2002年的水平。根据计算,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农村人均收入, 其倍数从1993年的1.94倍上升到2000年的2.01倍再到2010年的2.59倍。虽然其中有几年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有缩小趋势, 但整体上来看, 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再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受到的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子女教育等各种福利措施, 这一差距将更大。
图2-4显示的是1994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从整体上来看, 从1994年到2010年17年间, 除6个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之外, 大多数年度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并且,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1998年和1999年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况, 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则稳定的增长。另外, 中国加入WTO以后,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立即实现高速增长, 相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却比前年下降了。这种情况再次表明, 加入WTO给中国高收入者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再次证明了低收入者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高和抗风险能力差。
(三) 出口与内需
1、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高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多年来出口额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依赖度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改革开放初期, 从1980年到1990年, 我国出口依赖度从5.97%增长到15.95%, 十年间增长了进10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0年, 我国出口依赖度从15.95%增长到21.06%, 十年间增长了约5.11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 我国出口依赖度从21.06%增长到2006年的35.94%, 由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风暴, 出口依赖度有所下降, 但是2010年我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 又回升到26.54%。
出口额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由于战争、政治制度、自然灾害、经济自身内部规律和国际争端等不确定因素, 国际间进出口额并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一旦国际经济形势有变, 出口贸易往往将出现大的波动。图2-5中显示, 从1991年到2010年间, 我国出口额增长率变化很大, 尤其是2008年, 由于国际金融风暴我国出口额增长率大幅下降, 2009年甚至出现多年来罕见的负增长。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依赖度的不断增加, 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好坏非常敏感。如果此种情况得不到改善, 我国出口额增长率仍有大幅下降的风险, 甚至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2、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太小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 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大的下降, 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稳定的基本动力。与中国出口额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有限。
表1显示, 在1990年到2000年和2000年到2010年两个时间段,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不但低于同时期的出口总额增长率还低于名义GDP增长率。这样一来,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0.5%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33.1%, 二十年间, 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水平低下, 那么国内的产品只能依靠出口由国际市场消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出口依赖度不断升高的原因。
(四) 各职业平均工资方面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职业收入数据的分类方式在2003年做了很大的调整, 全社会共分成19个行业。为分析简便起见, 现只采用从2003年到2010年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教育8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进行分析。
通过图2-6, 可以知道, 整体上看8个行业的平均工资都逐年增加, 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8个行业越来越明显地分成2大类, 第一类包括金融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个行业。剩下的5种行业可以看为第二类。从2003年到2010年8年间, 传统的第二分类行业的平均工资缓慢增长的同时, 以人才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第一分类行业的平均工资大幅度增长。另外在第二分类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相比于其他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教育行业算得上是比较快速的, 并逐渐超过所有行业平均工资, 这表明在我国, 虽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比率仍比较低, 但是从行业工资方面来说教育行业已经超过了全国各行业平均水平。二是房地产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缓慢, 在2009年首次低于各行业平均水平。这种情况和我们看到的前几年全国房地产业大发展, 房价高, 房地产业高额利润发生了强烈的对比, 唯一的解释就是房地产业内部的利润分配相比其他行业有更严重的两极化, 在房地产业中上层人员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 而下层一般职工只能拿到一般的工资, 这种极不均衡的分配方式导致了虽然房地产业总体利润超过其他行业, 但平均工资却低于全国各行业的平均工资。
再从各行业平均工资的最上位和最下位比较上来看。得出排名前五位平均工资与排名后五位平均工资相比的倍数从2003年的2.12上升到2008年的3.38。虽然2009年比2008年有稍微下降, 但2010年又回到了2008年的水平。这说明整体上, 排名前五位平均工资与排名后五位平均工资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并没有从本上得到改变。
(五) 各地区人均GDP
1、各地区人均GDP差距先变大后缩小
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外, 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通过各地区人均GDP最上位和最下位的比较来看:排名前五位人均GDP是后五位人均GDP相比的倍数经历了由1997年的4.74不断上涨到2003年的5.35再逐渐回落到2010年的3.99的过程。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2003年出现了拐点, 在此之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逐渐拉大, 而之后不断缩小。这其中由两方面的原因:
(1)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外来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 东部沿海地区及其它交通设施比较完备的地区能够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在巨额外来投资的带动下, 从而不断拉大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是近几年来, 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我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直接面临来自国际上激烈的竞争, 原先那种单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创造价值维持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不可能, 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一个可预见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2)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长, 其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开始下降。再加上, 我国各地区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 外来投资有逐渐向内地不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 2004年到2010年, 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年平均增长率为4.44%, 而中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 (东部以外的地区, 不包括西藏)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3%和19%。这样以来, 内地不发达地区依靠高增长率的外来投资逐渐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2、部分地区人均GDP排名急速上升
再通过对我国各地区人均GDP排名情况的分析中得知:从1997年到2010年, 大多数地区人均GDP排名整体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内蒙古和陕西的人均GDP排名14年间分别上升了10和15位, 而内蒙古更是在2010年超过广东排名全国第六位。内蒙古和陕西作为西部地区省份, 又是传统的农牧业大省, 在13年间人均GDP排名都上升10位以上, 实在是惊人之举。
根据中国统计局发布资料可知, 2010年, 内蒙古和陕西对采矿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四位。其中内蒙古原煤产出量和铁矿石原矿产量从2000年到2009年分别以年均26.59%的速度 (全国原煤产出量年均增长率9.64%) 和21.73%的速度 (全国铁矿石产量年均增长率17.09%) 增长。占全国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5.54%和5.16%猛增到2009年的20.22%和2010年的8.34%;陕西省主要生产煤炭和原油, 矿产开发情况与内蒙古类似, 从2000年到2009年, 原煤产出量和原油产出量分别以年均34.91%的速度和14.99%的速度 (全国铁矿石产量年均增长率2.22%) 增长, 占全国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1.54%和4.58%上升到2009年9.96%和2010年14.86%。
再来看看2000年到2010年内蒙古和陕西两省份的GDP构成。
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 内蒙古名义GDP平均增长率为22.46%, 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7.02%和21.39%。到了2010年, 内蒙古第二产业占GDP的比率由2000年的37.85%猛增到54.56%, 但第三产业却由39.36%下降到36.06%。无独有偶, 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 陕西名义GDP平均增长率为18.83%, 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1.41%和17.06%。到了2010年, 内陕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率由2000年的43.38%上升到53.80, 但是第三产业却由42.31%下降到36.44%。
内蒙古和陕西省内的各城市中, 凡是人均GDP高的城市无不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而矿产资源相对贫乏的城市其人均GDP也就相对低。可见内蒙古和陕西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 主要功劳归结于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尤其是采矿业高速发展的带动。而其他产业的发展相比比较落后。
三、结论
中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 但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不健全的分配制度, 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发展不均衡现象。最近几年,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减小, 并且有部分地区的人均GDP排名上升迅速。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 得知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通过比较落后的高人力和高资本的投入获取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开始进行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也说明了未来几十年, 在进行产业升级的阵痛中, 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将有小幅度的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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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及其空间分解 篇4
关键词：人力资本,不均衡,泰尔指数,空间分解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 但区域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以人均GDP指标衡量的我国区域差距显示, 东、中、西部人均GDP之比, 从1978年的1.84:1.23:1, 扩大到了2010年的2.01:1.10:1。而就城乡居民收入而言, 1978年,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2.37:1, 而到2011年, 这一比率达到了3.13:1。区域间发展的巨大差距, 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影响人民生活的和谐统一。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而且在理论与经验上, 人力资本差异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也不断得到了验证 (Mincer, 1974;Becker, 1975;张海峰, 2006;李勋来, 2009;陈斌开, 2010)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分布不均, 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 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不均等的度量指标, 对人力资本的分布进行度量, 并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 拆分出区域之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 对人力资本的分布不均进行了深入剖析。
研究方法与所用数据
1. 研究方法
目前, 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 即基于收入的方法和基于教育指标的方法。其中, 基于教育指标的方法中, 又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法使用得最多。受统计资料及所能获得数据的限制, 同时, 基于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部分这一事实, 本文主要依据受教育年限法, 来度量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根据我国现阶段每一级教育的受教育年限状况, 本文分别对每一教育级别的教育年限进行了设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未上过学) 为1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 (包括本科和研究生) 16年, 共分为五级。
(1) 根据下面两个方程, 我们可以对各省份及分城乡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进行计算。
其中, TH和EH分别为, 总教育年限和人均教育年限;Pk为各省份 (或省份中的城镇、乡村等区域) 教育程度为第k级教育的人口数 (其中, 未上过学为第一级, 小学为第二级, 依此类推) ;Sk (k=1、2、...5) 为第k级教育的教育年限 (即=1、=6...=16) 。由于不同的不平等指标所测量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 所以, 本文分别采用了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两种指标对不均等进行了度量, 力使结果更加稳健客观。
(2) 类似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教育基尼系数可以用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分布状况。我们借鉴和采用万广华 (1998) 用于衡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该指数计算方法, 即用G代表基尼系数, 则可以通过以下矩阵乘法得到G的值。
其中, P和为列矩阵, 分别包含依人均人力资本从低到高排列的各省份人口份额和人力资本份额;Q为一方阵, 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0, 对角线右上方的所有元素为1, 对角线左下方的所有元素为-1。由此得到的基尼系数值, 为衡量省际间教育年限分布均等与否而非省份内人们教育获得均等与否的指标。
(3) 根据泰尔指数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具有相互独立性, 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完美地分解成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而不含任何无法解释的部分。具体分解公式为:
其中, T0 (y) 和T1 (y) 分别为泰尔第二指数和泰尔第一指数, 在文中用来衡量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假定全国被分成m个区域Nk (k=1, 2, ..., m) , 每个区域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向量为yk, 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μk, 人口数量为nk, 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或份额为vk=nk÷n, 而bk=μk÷μ, μ为全国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而其中每个区域内部的泰尔指数T0 (yk) 、T1 (yk) 又分别可由如下公式计算:
其中, μ为区域k内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Zj为fj的人口所持有的相同教育年限观察值。
2.所用数据及处理
本文按照常规方法, 将北京、天律、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包括,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两、广西等10个省市或自治区;剩下的10个省份则属于西部地区。
本文所用到的2002~2011年我国分省份、分城乡, 6岁及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数据资料, 分别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2~2006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07~2011年) , 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 即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人力资本的分布是以2002~2011年为样本期的。
人力资本不均衡及其分解
1. 我国人力资本分布的现状
(注:表中数据根据2011年11月劳动力调查资料整理, 研究生列由于数值较小, 故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从表1可看出, 贵州、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的就业人员中, 从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较高, 分别占就业人员总数的7.6%、7.0%和5.7%。同样, 地处西部的贵州、云南及中部省份安徽的就业人员中, 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较低, 均低于20%。由此可以看出, 地处西部地区各省的人力资本在全国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而东部地区各省份不论是大学本科、研究生, 还是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重均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尤其是北京、上海高中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均超过了50%, 分别高达55.25%和74.19%。
由表1我们还可以发现, 全国各省市的人力资本分布处于一个不均衡状态。相对来说, 东、中部各省市的就业人员中初中及高中学历的占比较多, 且初中以下及高中以上的分布也较平均, 而西部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下。由此可见, 东部和中部各省市内部的人力资本分布水平较西部更为均衡。
2. 人力资本东、中、西部分布不均衡
(1) 运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的方法, 我们对各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了计算, 结果如表2 所示。
(注:表中均值的单位为年, 括号中的数字是指相应的年份〈下同〉)
从表2可看出, 不论全国, 还是东、中、西三大地带, 由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在时间趋势上均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4年中, 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力资本水平均表现出明显的依次递减趋势, 而全国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与中部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接近, 且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再对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所衡量的区域内人力资本水平分布状况进行分析, 从表2我们发现, 各指数都经历了由2002~2005年的变大, 再到2011年有所变小总的变化趋势。说明2005年之前, 不论是全国, 还是三大区域内省份间人力资本的分布, 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分化的过程。从截面上来看, 以上4年, 西部区域的省份间人力资本分布都是最不均等的;东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区域的省份尽管在人力资本总体水平上比不上东部区域, 而其省际间的分布相对来说却是最为均等的。
(2) 运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 对区域人力资本分布进行分解, 把人力资本的分布差异分解成三大地带内部差异 (组内) 的贡献及三大地带间 (组间) 差异的贡献, 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看出, 以上4年中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三大地带间的差异所贡献的, 而自2005年以后, 区域的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有了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 从2005年的38.44%, 下降到2011年的31.93%。说明政府在消除区域间人力资本差异的努力开始有了一些成效, 这将会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 人力资本城乡分布不均衡
城乡差异一直是我国面临的重大且亟需改善的问题之一。我们计算了城乡的人力资本均值、人力资本城乡分布不均等指数, 并对不均等进行了分解, 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所列的两个代表性年份均, 显示出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
(1) 就人力资本存量来看, 城镇人力资本存量显著高于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 其很大部分是由国家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所造成的。同时, 人力资本的非均衡流动, 农村人力资本的“非农化”, 也是造成我国人力资本不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从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代表的区域人力资本分布水平来看, 以上代表性年份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程度也高于城镇内部。由此可见, 农村人力资本陷入了人力资本存量低且分布更为不均的两难境地。
(2) 由对泰尔指数进行的分解结果也表明, 在全国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中, 城镇与乡村人力资本分布之间的差异 (组间差异) 贡献了总体差异的大部分, 并且由2005年的77.24%, 上升到了2011年的87.3%。可见我国城乡之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而且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 大大超过了各年中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间差距对总体差异程度的贡献度, 是构成我国人力资本分布总体差异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3) 相较于2005年, 2011年全国以及城镇、乡村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均有所上升, 且分布水平也有向均衡化发展的趋势。表明旨在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总体存量水平、降低分布不均等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1年的组间差异的贡献率有了上升。应该说与乡村中具有相对较高受教育年限的人口, 加速向城镇区域单向流动迁移有很大的关联性, 城乡间的人力资本组间差距, 是影响我国整体人力资本分布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现象可能仍将延续。鉴于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城乡间明显的人力资本存量差距, 必将成为缩小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差距水平的障碍。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 我国东部各省市内部人力资本分布较中、西部各省市更为均衡。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 东部各省普遍高于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
(2) 自2002年以来, 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2005年之后, 不论是区域内, 还是区域间人力资本分布水平, 均有均衡化发展的趋势。
(3) 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 东部地区好于中部, 中部则好于西部, 而分布状况则是中部最均衡, 其次是东部和西部。从城乡来看, 不管是存量水平, 还是分布的均衡状况,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均不及城镇, 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处于双差的状况。
(4) 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 是构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最重要部分。而不论是按城乡, 还是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划分, 组间的差异均超过了总体差异的三分之一。可见, 组间的差异相当大, 相对于组内的差异, 组间差异需得到更多的重视。
2.建议
(1) 应在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上, 尽可能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和协调。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与收入水平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前,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 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 而且未来这一现状也很难发生大的改变。这直接影响着落后地区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所以, 政府应继续在教育投入上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增加对中、西部和乡村等落后区域的教育投入支出水平。同时, 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的宣传, 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 使居民树立起知识、能力能够改变命运的信念, 努力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达到区域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由此才能缩小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 达到区域间经济水平均衡化发展的目的。
(2) 应鼓励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才向西部及农村等落后区域流动。目前, 我国存在着落后地区培养的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非均衡, 这使得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的分布水平进一步地恶化, 并且将显著削弱落后地区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这种非均衡的流动, 与我国落后区域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与发达区域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有很大的关系。所以, 各级政府应在落后地区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应地制宜发展高效环保的农业、轻工业, 引进相关产业的高技术人才, 建立起人才和用人单位双向需求机制, 使人力资本有意愿到落后地区并充分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 发挥优势, 创造自身的价值。此外, 落后区域还要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上加大调整力度, 给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创业领域, 带动地方就业队伍的扩大, 从而减少区域人力资本的流失并促进区域生产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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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表现 篇5
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的表现
对区域旅游竞争力的评价只有从区域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支持力、区域经济实力和区域旅游发展活力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虑,才能勾勒出区域旅游业竞争力的全貌。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包括6个方向、21个指标、36个具体因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相关研究确定了指标的权重。运用上述评价体系对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进行区域旅游竞争力分析,结果显示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的旅游竞争力存在明显的不均衡(表1)。
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竞争力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大连一枝独秀,其旅游竞争力评价得分为15.01,而其他5市最高的丹东仅为7.54,与大连相差巨大;从空间结构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内部旅游竞争力格局“黄强渤弱,东强西弱”。黄海沿岸的大连、丹东旅游竞争力排名分别为第1、第2位,而渤海沿岸的葫芦岛、锦州、营口和盘锦旅游竞争力排名分列3-6位。
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的原因
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旅游竞争力是从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发展活力6个方面进行评价,大连旅游基础优势最为突出,评价得分为25.35,是其他5市最高得分的将近4倍。旅游市场实力也是优势突出的方向,大连旅游市场实力得分19.87,是第2位的2倍。大连经济实力和旅游资源实力也是排名第1,其评价得分是排名第2位的将近2倍(表1、图1)。
综合来看,大连的旅游环境实力基本与其他地区持平,而旅游发展活力则落后于其他地区,这是大连市旅游开发的历史和程度所决定的。大连的旅游资源有其优势(滨海),也有其不足——历史短、缺乏名山大川,但是之所以评价后的旅游资源实力较强是因为在庞大的旅游规模效益影响下,其旅游资源的利用程度、宣传程度都较高的结果。
由于在大连市强大的优势下,通过图1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其他5市的旅游竞争力优劣势较为困难,因此,在不包含大连的情况下绘制图2,分析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的旅游竞争力优势、劣势。
通过图2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辽宁沿海经济带除大连以外的5市旅游竞争力优势、劣势各有所长。营口、葫芦岛旅游发展活力十足,尤其是营口的旅游发展活力不仅在其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的6个方向中是最有优势的,而且在包括大连在内的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中,营口的旅游发展活力也是最强的,葫芦岛紧随其后。丹东旅游市场实力和旅游环境实力优势较大,锦州和葫芦岛旅游资源优势比较突出,锦州与葫芦岛地处辽西走廊,彼此相连,濒临渤海,北依医巫闾山,辽西走廊是华北至东北两大旅游地理斑块上的廊道,山水风光秀丽,文物古迹众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50余处,因此地处辽西走廊要冲的锦州和葫芦岛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级别高。盘锦经济实力最强,2011年其人均GDP为79584元/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2258元/人,在辽宁省仅次于大连91295元人,坚实的经济基础能为其旅游发展提供强力支持。丹东、锦州旅游基础也都有显著优势。
表面上来看,大连市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资源实力为带动旅游竞争力的4大牵引,实质上则是经济发展水平起了根本作用。大连市是辽宁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辽宁省的一个重要沿海港口城市,省内第二大城市,是我国东北地区主要的对外门户;也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十一位、金融竞争力全国第八,东北第一。2011年大连地方生产总值达6150.63亿元、人均GDP为91295元/人,都位列全省第一。并且自2002年以来大连市已连续10年为辽宁省人均GDP排名第一的地区。在强大的经济支撑下,大连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旅游市场规模庞大,虽然大连旅游资源存在明显不足(旅游资源类型不全面,缺乏级别较高的、历史悠久的人文旅游资源;没有世界物质遗产项目),但是在强大的经济推动下,大连的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高,旅游景区达83处,其中A级景区37处,都为全省最多,是辽宁沿海经济带排名第二的锦州(37处旅游景区)和葫芦岛(14处A级旅游景区)的2倍以上。
另外,从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空间格局来看,2011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区产业规模与各地区旅游收入规模布局基本一致,由此印证了地区经济实力对旅游竞争力的支撑作用。
综上所述,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竞争力存在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的不利影响
辽宁滨海6市之间旅游竞争力存在的极度不均衡既制约着辽宁滨海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的旅游合作和整体旅游竞争力的提升,更不利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建设。
(一)制约辽宁滨海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大连是依靠优越的发展基础成为辽宁滨海旅游发展的“磁极”,不仅拥有优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旅游市场,而且将全省优秀的旅游人才、大量游客、丰富资金吸引过去,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不仅没有得到发达地区的人才支持,本地的优秀人才也被吸引而流失,由此形成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虽然大连滨海旅游持续发展,而更大范围的辽宁滨海旅游持续低迷。
(二)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的旅游合作
旅游合作是进一步提升辽宁滨海整体旅游竞争力的关键,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旅游竞争力的悬殊差距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旅游合作,无法实现强强联合的优势互补和相互支撑的效应。旅游合作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进行实质性的联合与互动。
(三)阻碍辽宁滨海旅游整体竞争力提升
辽宁滨海6市旅游竞争力的不均衡严重影响滨海旅游合作,制约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很难摆脱“旅游行政区现象”,持续影响了辽宁滨海旅游规模的形成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造成旅游产品的重复建设、旅游市场的恶性竞争等问题,阻碍辽宁滨海旅游整体竞争力提升。
(四)影响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
《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统筹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然而,辽宁滨海6市旅游竞争力的不均衡严重阻碍了区域旅游合作,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分割着旅游资源、阻隔着旅游要素畅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规划目标的实现。
改变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平衡现状的建议
2009年7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滨海旅游是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又在沿海经济产业构成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促进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均衡发展,完善辽宁沿海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政策扶持
从全省旅游战略的视角出发,应该向营口、辽西的锦州、葫芦岛以及辽东的丹东实行政策倾斜,要重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他们的旅游业,通过财政扶持、税收减免、金融支持、土地优先等措施实现对这些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创造好的旅游发展环境。借助招商引资,增强这些地区的旅游企业实力,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壮大旅游经济规模,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资源挖潜
丰富的旅游资源通常都保留在经济落后地区。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丹东分布有价值很高的旅游资源,要实现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相对均衡,必须根据这些地区的旅游资源特色,挖掘资源潜力,打造精品旅游,树立旅游品牌,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增强。根据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丹东的资源特色,可以推出八大精品:以盘锦红海滩、医巫闾山、青山沟、鸭绿江口湿地和白石砬子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以碣石宫、兴城海滨、觉华岛、笔架山、鲅鱼圈、大鹿岛为代表的滨海旅游;以奉国寺、北普陀山、青岩寺、楞严寺、凤凰山为主体的宗教旅游;以望儿山母情节、兴城海会、闾山赏花会、契丹婚俗表演、北镇庙祭山大典、盘锦国际湿地旅游节等为主体的节庆旅游;以九门口长城、兴城古城、北镇庙、盖州上帝庙、虎山长城为代表的历史古迹旅游;以金牛山遗址、石棚山石棚、丹东前阳遗址和后洼遗址为代表的古人类遗址旅游;以大梨树、葫芦山庄、吴楚山庄、盘锦鑫安源绿色生态园、北镇闾山农业旅游区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以辽沈战役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为核心的红色旅游。
(三)人才战略
辽宁要创造优越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为旅游人才在辽宁滨海地区尤其是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丹东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的平台。辽宁滨海旅游均衡发展的人才战略可以概括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智力引进”。一是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加强滨海地区引进高中级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专门人才,使“孔雀滨海飞”。二是加大对旅游教育的投入,扶持旅游培训中心。完善岗位培训制度建设,在旅游从业人员中全面实施“外语达标”、“持证上岗”制度,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三是加强与国内旅游院校、旅游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构建辽宁滨海旅游发展“智库”;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辽宁沿海地区考察、研究、演讲等,采取多种形式为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四)项目带动
项目带动是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等充分说明通过一些重大会展、赛事、游乐项目可以极大推动地区旅游竞争力的提升。以“城市与海,和谐未来”为主题的2013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在锦州龙栖湾新区召开,该项目促进了锦州市在基础设施、旅游接待条件、旅游品牌、城市风貌、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方面的改进和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锦州市旅游业的竞争力。由此说明重大旅游项目不一定非要落户在基础条件优越的地区和城市,布局在发展相对滞后、条件较差的地区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会带动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未来辽宁滨海旅游项目的布局要考虑基础条件较好的大连,但有些项目更要考虑急需突破的营口、葫芦岛、盘锦、锦州和丹东。
摘要：本文首先对辽宁滨海6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不均衡的原因,然后剖析了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造成的4方面不利影响:制约辽宁滨海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旅游合作;阻碍辽宁滨海旅游整体竞争力提升;影响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了4项促进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均衡的建议,即政策扶持、资源挖潜、人才战略、项目带动。
关键词：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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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贸易不均衡问题的对策研究 篇6
关键词：贸易不均衡,地区结构,商品结构
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不均衡问题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在国内, 我国学者关于贸易不均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结构的不均衡、贸易不均衡问题的原因、贸易不均衡的影响因素、贸易不均衡的对策等方面。杨文兰 (2011) 从贸易收支的视角来探讨贸易结构存在货物贸易结构和服务贸易结构的失衡、货物贸易内部结构和服务贸易内部结构的失衡问题[1]。朱玉荣和杨东升 (2012) 认为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等结构性问题制约了辽宁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给产业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他们从辽宁省贸易出口商品、主体和市场结构方面对辽宁省贸易结构的失衡进行了探讨, 并对优化辽宁省出口贸易结构提出了相应对策。张敏、张时淼 (2010) 主要以广东省三次产业结构失衡为例对产业失衡对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宋祥莉、郭志群 (2011) 从主体结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 阐述了失衡对对外贸易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提出了应对结构失衡的对策和建议。王桂芬、乔庆宇和付永生 (2011) 主要探讨了要素禀赋、宏观经济结构和水平、相关政策 (产业、贸易、货币) 、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结构、水平、相互交往历史及地缘等因素对于辽宁省贸易均衡的影响。杨圣明 (2011) 着重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消费与投资 (资本形成) 结构失衡问题、国际贸易进出口结构失衡问题及其影响进行深入讨论, 寻找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途径[2]。国外学者对贸易不均衡的原因与因素分析主要集中在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比较实证、贸易规则对贸易结构不均衡的影响以及贸易不均衡问题的改进策略的研究上[3]。总体来看, 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不均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经济学的理论与贸易理论来构建贸易不均衡的理论[4], 利用实证的数据来检验与分析贸易不均衡的影响因素及相关的经济影响。利用心理经济的视角来探讨与分析贸易不均衡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将侧重从心理经济的视角来分析辽宁省的贸易不均衡问题。
1 辽宁贸易不均衡的现状
入世以来, 辽宁省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 年平均增速达17%;贸易成为拉动全省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重要一环。但通过近期调研发现, 辽宁省贸易虽然快速发展, 但贸易不均衡问题仍表现的比较突出, 贸易不均衡将直接影响辽宁的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贸易不平衡将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同时将导致人才、资源向贸易发达的地区汇聚, 资源、人才的流动将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加大将带来贫富差距加大, 危害社会稳定与民生改善。贸易不平衡将制约产业结构的升级, 各地区贸易的路径依赖性将限制贸易创新的发展, 同时会将产业固着在一定阶段, 制约产业升级。
辽宁贸易不均衡主要表现在: (1) 贸易地区结构的不均衡表现的十分明显。首先表现为省内各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不均衡, 辽宁省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大连与沈阳两个地区, 两地区出口贸易额远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2011年大连进出口总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0%左右。其次, 表现为进出口对象国的贸易额不均衡, 辽宁省的主要贸易伙伴为美国、欧洲、日本等国, 非洲、拉美、南美等地区的出口额在增长, 但总额仍不高[5,6]。 (2) 全省贸易的商品结构不均衡。首先,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占比很高;2011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占总额的43.7%与47%, 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出口商品比重偏高;其次, 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较大, 服务业产品的出口额占比偏小, 2011年辽宁省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4.1%, 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才占总额的11.3%。 (3) 出口企业的结构不均衡。2011年,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45.5%;国有企业为28%;集体私营企业为26.3%。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仍是出口的主力军。对辽宁而言, 贸易不平衡最显著的问题是地区的不平衡性与商品结构的不均衡;这两个不均衡促进与影响了出口企业结构与贸易竞争力结构的不均衡, 解决地区不均衡与商品结构不均衡问题是当前辽宁贸易发展最紧急的任务[7,8,9]。
2 心理经济视角下辽宁贸易不均衡的原因分析
对外贸易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有: (1) 资源分布的路径依赖性。辽宁省各地区在资源分布、地理结构、产业分布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了各地区在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等的差异, 进而导致对外贸易的差异与不平衡。 (2) 心理的认知图式与集体智商的差异导致的贸易不平衡。辽宁不同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 由于地方政府的认知图式不一样, 因而在选择产业发展的重点、投资政策的倾斜、支持企业发展的措施等方面也不一样, 因而在对外贸易的政策方面也有差异。 (3) 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网络的影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 全球的政治经济关系网络的变化与格局的改变都直接影响贸易的发展。不同的地区与省份由于地理经济格局的不一样, 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与支配权也不一样, 位置与支配权的差异直接会影响贸易的发展。辽宁省临近韩国、日本等国, 因而在对外贸易方面与日韩、欧美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量也较大。 (4) 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从历史来看, 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受传统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心理图式的影响, 政府在管理经济时, 更多倾向于集权式的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使得政府在资源分配与投资导向方面更多倾向于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辽宁对外贸易不均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
3 认知与对策
发展对外贸易、维持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是实现辽宁省“十二五”战略规划的重要环节, 是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的依托与保障环节, 也是提升辽宁在全国经济中的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针对贸易不均衡问题, 特提出如下建议。
3.1 辩证认知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 构建地区贸易不平衡的监控体系
不同的认知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与调控政策, 调控政策与认知模式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认知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贸易不平衡与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是相关而不同的两个问题, 对外贸易不平衡是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态, 贸易平衡是调控追求的一种相对理想状态。对外贸易不平衡不一定就表明经济发展不科学、不好, 经济与贸易一定的程度的不平衡会促进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超过一定限度的不平衡就会给经济与贸易带来制约作用。辽宁的对外的地区不平衡已超过了经济合理发展的限度, 急需建立构建贸易地区不平衡的监控预警体系, 通过合理的调控政策与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具体建议: (1) 省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地区贸易不平衡的评估与监控, 建立地区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预警系统, 整合海关、统计、工商、税务等信息系统, 构建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管控系统。 (2) 加强营口、锦州、盘锦、葫芦岛等地区的对外开放, 吸引以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投资, 合理布局外资布局。 (3) 调整统计口径, 将省内各地区通过大连与沈阳过境出口的商品分开统计, 恰当评价各地区的贸易竞争状况。 (4) 正确引导大连、沈阳地区的缺乏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铁岭、朝阳等地区转移, 使出口贸易均衡化。
3.2 构建积极的调控心态, 出台积极、有效解决商品不均衡的政策
对同样的问题, 不同心态与情绪下, 决策者决策选择也不一样, 不同的选择的行动产生的效果不一样。在消极心态下, 决策者倾向于选择保守的、防御性的政策;积极心态下, 选择的政策更倾向于进取的、结果导向的政策。
具体建议: (1) 要出台有利于产业升级与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的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端服务业行业的融资、税收、投资等方面要给予奖励性的政策。适当提高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对于装备制造业高端技术的进口方面可以实行补贴。 (2) 政府要制定帮助企业开展技能提升的培训制度与行业规范。省政府可以出台出口型企业的培训指导意见与政策;完善与新建部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或是对企业对员工的培训进行补贴等方式或手段, 强化出口型企业的技能培训, 提高其竞争能力。 (3) 适当降低或取消加工贸易型产品的出口退税补贴。低端加工贸易型产品不利于提高这部分企业的竞争优势, 容易造成被跨国公司固着或锁定的现状, 不利于贸易向高端产业转型。 (4) 鼓励优势产业技术升级与市场拓展的补贴政策。对我省具有竞争优势的机电产品、装备制造产业、造船等产业的技术升级以及国际市场的出口拓展予以高补贴政策, 进一步提高我省在优势产业的竞争优势。 (5) 实行差异化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政策。我省各地区的产业分布与资源分布、发展阶段都不一样, 同质化的地方经济政策不利于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 各地区依据自身的产业基础、资源差异来制定差异化的对外贸易调控政策, 形成互补协同的产业链, 提高我辽宁的贸易竞争力, 建立贸易竞争优势。
3.3 提高民营企业的集体智商, 扶持外向型民企发展, 改善贸易的企业结构不均衡问题
集体智商的高低决定着一国经济的繁荣与否, 同时集体之上也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效率与企业执行能力, 进而影响一个国家或省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我省民营企业大多是通过集权式或是委员会式的方式进行决策的, 在决策过程中企业老板与总裁的意见与建议往往会变成最终决策, 决策缺乏合理性与可持续发展性, 集体智商缺乏导致企业缺乏外向型、开拓性、可持续性的思维, 制约了我省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具体建议: (1) 省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同省内外高校与高端培训机构合作, 为省内民营企业的中高层进行培训, 开拓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视野。 (2) 出台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出口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或是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扶持政策, 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国际业务。 (3) 要引导民营企业形成高集体智商的决策机制, 切实提高决策的效率与效果;提升我省企业的竞争力, 进而提高民营企业的出口份额。
3.4 拓展国际市场, 出台鼓励省内企业走出去的政策, 改善出口地区机构不均衡问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 我省对外贸易受到了欧、美出口市场的影响, 对外贸易的增长幅度降低;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进口商品的增长。欧洲、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危机影响, 部分企业破产, 部分企业低价转让其品牌与技术, 这为我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开展全球化经营提供了机会;新型市场的开拓能有效促进与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因而我省应出台鼓励省内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与措施, 构建我省的贸易竞争优势。
具体建议: (1) 要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国际合作平台。省政府相关部门定期举办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友好城市发展交流以及各种贸易洽谈交流会, 加强我省的沈阳、大连、本溪、辽阳等城市同韩国的光阳、釜山、日本的九州、大阪、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莫斯科、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得市、悉尼、法国、巴西、美国等国家的相关城市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友好城市的企业交流与双向投资。 (2) 要大力发展国际市场拓展的中介市场;吸引国际知名的普华、麦肯锡、波士顿等中介服务公司为我省国际化运营的企业服务;鼓励省内高校与科研院所在国际化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国际市场调查、风险评估等中介市场的创业, 降低其税收与注册费用;由政府相关部门定期发布东北亚地区的投资风险评估报告。 (3) 要发展国际金融服务市场, 为我省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融资、结算、投资等方面的金融服务;省政府与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公司合作, 为我省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担保与保险业务;或是省政府在政策许可范围内成立国际投资保险公司, 促进我省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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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表现 篇7
2014年初全省风电装机已达到219万千瓦[1]。由于风电出力的波动性, 风电场的母线电压经常大幅波动, 加之地区调压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电压支撑点, 系统电压调整面临挑战[2]。
云南省风电场多位于山区[3,4,5], 风机分布不规则, 沿山势走向呈长条状分布, 集电线路长, 而且各台风机出力不均匀, 有可能导致风电场内部出现电压越限的情况, 需要重点关注。此外, 对于山地风电场, 能否在大规模电力系统仿真计算中采用传统的一般等值模型, 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根据云南山地风电场的特征建立典型模型, 研究山地风电场内部电压不均衡情况, 并且验证了在大规模电力系统分析中采用的风电场一般等值模型的适用性。
1 典型山地风电场模型
以双馈风电场为例, 拓扑结构图如图1所示。
该风电场有两条馈线, 风机台数分别为16台、17台, 变压器参数见表1, 架空线路参数见表2, 电网等值阻抗。
2 对风电场电压不均衡的影响
风电机组间的集电线路长度分别取1~5 km, 风电出力0.8时, N3母线提供无功补偿使风电场出线端N4点电压基本维持在1.0 p.u, 集中补偿的大小如表3所示。
通过仿真计算, 可以得到不同集电线路长度情况下, 风电场内各节点的电压分布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 随着集电线路长度的增加, 风电场首末端风机的电压差逐渐增大, 在本文算例拓扑结构和参数下, 风电机组之间的集电线路长度超过3 km、最长馈线超过50 km后, 末端风机就面临机端电压过高的风险。
3 风电场采用一般等值模型适用性
目前大规模电力系统仿真计算中, 广泛采用的风电场一般等值方法如下。
将风电场的每个机群等值为一台风机, 得到如图3所示等值模型:
其中等值参数的确定如下:
1) 等值风机的容量根据各台风力机的实际功率累加或近似为单台风力发电机容量的n倍。
2) 风力机变压器等效阻抗ZT-eq表示为单台变压器的阻抗ZT-WTG被风力机变压器台数nT除, 即:
3) 集电线路等值阻抗为:
4) 等值并联电纳为网络中所有并联电纳的和:
可以对上述等值模型继续等值, 得到更为简化的等值模型, 用一台风机等效整个风场, 如图4所示, 其中等值阻抗为两条支路的并联。
按照上述两种等值方法对算例风电场进行等值, 取风机间集电线路为5 km, 此时风电场首末端风机间有较大电压差, 仿真分析详细模型和两种等值模型, 可以得到表4。
通过仿真可以发现, 单机等值模型和按机群多机等值模型的精度相差不大, 与详细模型相比, 风电场内部潮流结果有一定误差, 但从系统角度看, 等值模型的稳态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说明传统的风电场等值模型仍旧适用于云南山地风电场的特殊情况。
4 结束语
1) 山地风电场的首末端风机的电压差随着集电线路增长而增大。在典型参数下, 风机间集电线路长度超过3 km、最长馈线超过50 km后, 末端风机就面临机端电压过高风险。根据调查, 目前云南省已投产风电场最长的集电线路均低于30 km, 场内电压分布偏差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2) 山地风电场的等值模型与详细模型相比, 风电场内部潮流结果有一定误差, 其中末端风机误差最大, 但从风电场并网点、35 k V汇集母线来看, 等值模型的稳态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因此, 在进行风电场集中无功补偿装置计算时, 传统的风电场等值模型仍旧适用, 但需要关注末端风机的电压波动。
摘要：介绍云南省风电场多位于山区, 风机分布不规则, 沿山势走向呈长条状分布, 集电线路长且各台风机出力不均匀, 容易导致风电场内部出现电压越限的情况。根据云南山地风电场的特征建立了典型模型, 研究山地风电场内部电压不均衡情况, 并且验证了在大规模电力系统仿真计算中采用的风电场一般等值模型的适用性。
关键词：山地风电场,集电线路,电压不均衡,等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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