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不均衡

经济发展不均衡（精选12篇）

经济发展不均衡 篇1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飞速发展, 但是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性却越发严重, 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全方位的发展并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性等诸多社会问题。本论文将借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结合区域经济学知识与前辈的论文资料, 通过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化建设和高等教育等测度的研究分析差异化与不均衡性, 再从自然环境, 政策影响与人力资源等方面分析造成不均衡的原因, 并提出解决措施与方案。

一、中国区域划分及简况

从地理的角度分类来说, 中国可以分为华东, 华北,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东北七个地区。

从经济研究的角度, 中国大陆可以分为八大经济区域, 即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东北地区, 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结构相近, 目前共同面临如资源枯竭、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僵化等问题。北部沿海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捷, 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达, 也是政治中心。东部沿海地区,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 自古便是富庶繁华之地, 现代化较早, 对外开放程度高。南部沿海地区, 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三省, 与港澳台地区紧密连接, 贸易与商业发达。黄河中游地区, 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三省一区, 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资源丰富, 地处内陆, 战略地位重要, 对外开放不足, 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长江中游地区, 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 农业生产条件优良, 人口稠密。西南地区, 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三省一市一区, 地区地处偏远, 土地贫瘠, 贫困人口多。大西北地区, 包括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两省三区, 自然条件恶劣, 地广人稀, 市场狭小。总的来说, 各地区在地域范围、人口规模和富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大西北地区地域最为宽阔, 西南地区人口最为众多, 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富庶。

同时, 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包括了长江三角洲, 环渤海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 这些地区往往是城市与经济产业高度堆集与发达地区。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测度

研究各个地区发展差异化与不均衡性, 首先要选取合适的测度, 通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从不同角度剖析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化建设和高等教育均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也是突显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差异化与不均衡性的有利工具。

1. 国民经济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中主要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三个方面着手, 也能最直接反映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

在2014年, 人均生产总值排名最高的前五个省级行政区依次为天津市 (105231元人民币) , 北京市 (99995元) , 上海市 (97370元) , 江苏省 (81874元) 和浙江省 (73002元) ;倒数五个行政区为广西 (33090元) , 西藏 (29252元) , 云南 (27264元) , 贵州 (26437元) , 甘肃 (26433元) 。从前文所述的八大经济区域来看, 前五名都来自于北部沿海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 而后五名都来自于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同时, 按照经济区域划分,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依次为东部沿海, 东部沿海 (81165元) , 南部沿海 (62034元) , 北部沿海 (60743元) , 东北 (52359元) , 黄河中游 (43011元) , 长江中游 (39365元) , 大西北地区 (34411元) , 西南地区 (33502元) 。东部沿海地区遥遥领先, 沿海地区好于东北及华中, 西南西北等地人均生产总值不及最发达的东部沿海一半, 地区生产力极为不均衡。

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前五还是都来自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 上海 (45966元) , 北京 (44489元) , 浙江 (32658元) , 天津 (28832元) , 江苏 (27173元) 。后五名的青海, 云南, 贵州, 甘肃和西藏都来自于西北与西南, 均不满15000元, 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明显。

2014年的人均居民消费, 前五名依然是东部上海 (43007元) , 北京 (36057元) , 天津 (28492元) , 江苏 (28316元) 和浙江 (24582) 元, 后五名则变成北部沿海的河北, 长江中游的江西, 西南的贵州甘肃和西北的西藏。

在东部沿海, 北部沿海, 南部沿海明显好于东北,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又有西南, 西北地区欠发达的大背景之下, 同一个经济区域内的国民经济不均衡现象也值得探究。河北在北部沿海经济和京津冀中, 比之北京和天津有着明显的差距, 长江三角洲则实现上海, 江苏与浙江的共同富裕, 而珠江三角洲中, 深圳和广州的人均生产总值在2014年分别突破15.5万元与12.5万元, 但是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存在巨大不平衡, 最低的城市汕尾, 梅州等仅有不到2.5万元。

2. 城市发展与建设

城市是人口聚集, 商业贸易高度发达的聚集区, 城市化是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 (第二产业) 和服务业 (第三产业) 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从不同区域中城镇人口比例,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两个方面去发掘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从城镇人口比例来看, 2014年城镇人口比例最高的依次为上海 (89.6%) , 北京 (86.3%) , 天津 (82.3%) , 广东 (67.9%) 和辽宁 (67.0%) , 最低的河南, 云南, 甘肃, 贵州和西藏都不及45%。从八大经济区域角度看, 东部沿海以68.8%的比列位居第一, 南部沿海和东北也各为65.6%和60.8%, 北部沿海中的河北和山东要远低于北京和天津, 整体为58.2%, 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均刚刚超过50%, 而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与少数民族聚居习惯等原因, 只有45%左右。大体来说,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 然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比例较高, 与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 国企的高度集中有关, 其近些年的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衰退, 也与产业结构模式单一, 转型陷入泥潭有关。

之所以还选择城市轨道交通来判断城市的建设, 是因为轨道交通是城市人口大量聚集, 交通流量大的产物, 对城市区域联通和空间结构的改善有巨大作用, 作为基础设施项目, 开发和建设轨道交通空间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截至2014年末, 16个省级行政区拥有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最长的分别是上海 (578公里) , 北京 (527公里) 和广东 (437公里) , 沿海地区外轨道交通总里程数占国内总量的70%以上。可见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上, 依然存在了较大的不均衡现象。

3. 高等教育

世界范围内对于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突出与可预期贡献的看法已经达成了共识。大学主要通过三种行为参与发展:教学、科研与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机构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创造或应用新的知识与技术;为社会运转或改进提供新看法, 以及对地方和全国群体直接服务。

2015年, 我国共有985工程高校39所, 其中北京有8所, 上海4所, 河南, 河北, 山西, 江西等中部地区人口大省均没有985工程高校。整个西北地区只有兰州大学1所, 西南地区甚至没有。我国高等教育, 特别是优秀高校在地理分布上极为不均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互为因果。因为地区经济不够发达无法吸引优质生源, 优质生源地匮乏也加剧了生产力的提升。后文内容中将具体阐述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原因与解决方案

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之间差异大, 不均衡的问题可以从自然环境, 政策影响和人力资源三个角度解释其中原因, 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1. 自然环境

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 环境条件相对恶劣, 人口分布极度不均匀, 东部地区, 大部分都是平原, 土地肥沃, 温度适宜, 非常适合种植农作物, 交通设施的便利, 对我国发展同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资源分布上, 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是资源密集区, 能源、矿产资源一直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 而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资源匮乏, 资源供给长期不足。我国矿产资源的80%分布于西北部, 石油和煤炭的75%以上分布在长江以北, 而工业却集中在东部沿海, 能源消费集中于东南部。

从直观上来看, 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的中西部省份经济增长却大大落后于资源贫乏的东部沿海省份。随着资源的开采, 许多资源丰裕地区不是越来越富, 反而是相对越来越穷, 所在地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 出现了“富饶的贫困”。历史上的一些富庶之地 (如山西) , 建国后工业基础完善的东北, 都拥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 最近的20多年来却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全国发展的后面。

落后地区实现跨域式发展要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地区的比较优势, 同时在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着力培养竞争优势,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避免地区产业结构设计单纯地以资源开采为导向, 而是要结合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产业, 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2. 政策影响

中国的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政策对于各个区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给予了东部地区全方位的优惠政策。而对于中西部区则没有, 在这种情势下, 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我国设立了几个经济开发区, 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 我国东部地区获得的投资相对较多, 国家将投资的重点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带,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深圳和上海浦东正是借力于改革开放的国策, 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高速增长地区, 深圳前海, 上海陆家嘴也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金融区。同时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 以上海为例, 努力建设成经济, 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 并在近年提出科技创新中心的未来发展展望。

在未来, 国家与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出台调整经济发展地区之间不均衡的政策, 做到地区之间互相带动与协同效应, 陆上丝绸之路政策的提出, 使得我国中西部地区成为连接中亚, 西亚的陆上交通枢纽成为可能。

3. 人力资源

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由技术进步所驱动, 而后者需要越来越多的具备更高技术水平的人才来吸收、创造、应用和传播技术;人才的科研带来的知识进步和新技术的出现, 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活质量;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一部分是直接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对地区、国家或所属社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做出反应———例如提供教学服务、拓展活动、咨询业务、附属公司、政策支持、学生志愿工作、动员职员或学生承担当地卫生、福利以及教育工作, 不胜枚举。

为了应对这种问题, 首先应该在高等教育资源不发达地区投入更多的资金与教育资源, 在西北, 西南和中部地区建设更多的一流大学, 为当地人才培养与科研知识输出作出贡献。同时, 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建立更多的高科技企业, 并通过资助补贴等方式吸引当地大学生与异地优秀大学生回户籍地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通过人力资源的储备与积累, 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长久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子珍.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演变及评价[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高等教育版) , 2010, 13, (2) :89~92.

[2]陈培阳, 朱喜钢.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J].地理学报, 2012, 67, (8) :50~50.

[3]覃成林, 郑云峰, 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 2013, 33, (1) :9~14.

经济发展不均衡 篇2

学区各校依据河北省督导手册，参照相关办学标准，严格自查摸底。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存在以下不足：

一、师资力量存在不足。

1、教师专业结构不合理，各校缺少音体美专业教师。

2、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教师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教师较少比例为xxxxxx。

二、学校占地面积

铁城中学绿化面积任务较大，具体面积等宿舍楼竣工后待定；张朝寺小学，生均建筑面积4.1平米，低于基本办学标准；铁城中学和仓上小学无劳动基地；运动场地方面，铁城镇中无环形运动场、足球场、排球场；城西梁小学、双刘店小学、三里辛小学、杏园高小学无200米环形跑道；铁城小学需硬化健身园一处；三里辛小学需建设篮球场一个。

三、专用教室

1、实验室及配套用房

仓上小学面积不达标、少准备室1间、水电不到位、无防盗排风设备；张朝寺小学少准备室1间；城西梁小学少准备室1间、仪器室1间；彭家寺小学实验室面积不达标、少器材室1间、少准备室1间；杏园高小学少准备室1间、少器材室1间；张家圈小学少器材室1间；三里辛小学少准备室1间、少器材室1间。

2、音乐教室及配套用房

铁城小学音乐教室面积不达标；仓上小学、老鸦张小学音乐教室与音乐器材室合用；城西梁小学少器材室1间；彭家寺小学面积不达标、少器材室1间；张朝寺小学、杏园高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3、美术教室及配套用房

仓上小学、老鸦张小学美术教室与美术器材适合用；城西梁小学少器材室1间；张朝寺小学、彭家寺小学、杏园高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4、语音教室及辅助用房

铁城镇中、仓上小学、老鸦张小学、杏园高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5、计算机教室及辅助用房

仓上小学两室合并且面积不达标；彭家寺小学面积不达标、少辅助用房1间；三里辛小学少辅助用房1间；杏园高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6、劳动教室及辅助用房

仓上小学无劳动教室、无器材架和档案橱；城西梁小学器材室1间；老鸦张小学、彭家寺小学、杏园高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7、电化教室及辅助用房

老鸦张小学、杏园高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8、图书阅览室 仓上小学、阅览室面积不达标，少借管室1间阅览室面积不达标，少借管室1间；城西梁小学少2间；彭家寺小学少藏书室1间，阅览室面积不足，少借管室1间；杏园高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9、科技活动室

铁城镇中无此专用教室；仓上小学、彭家寺小学面积不达标；城西梁小学少2间。

10、卫生室

老鸦张小学、杏园高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11、心理咨询室

彭家寺小学、杏园高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12、体育活动室 仓上小学、张朝寺小学、老鸦张小学、彭家寺小学、杏园高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13体育器材室

城西梁小学少1间；张家圈小学、杏园高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专用教室。

四、办公用房

仓上小学传达值班室需重修。

五、生活用房

1、教职工宿舍

铁城镇中、仓上小学、老鸦张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项生活用房。

2、食堂

仓上小学、老鸦张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项生活用房。

3、开水房

仓上小学、老鸦张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项生活用房。

4、浴室

仓上小学、老鸦张小学、张家圈小学、三里辛小学无此项生活用房。

5、教工厕所

仓上小学需重修30平米。

6、学生厕所

仓上小学需重修100平米；双刘店小学、三里辛小学需新建60平米。

五、教学设备

1、数学自然文科器材

沟店铺小学600件；仓上小学200件；张朝寺小学46件；双刘店小学3636件；彭家寺小学少13个实验台；杏园高小学3448件；三里辛小学200件。

2、电脑及电脑桌

铁城小学30台；沟店铺小学20台；仓上小学55台；老鸦张小学13台；城西梁小学44台；双刘店小学31台；张家圈小学13台；三里辛小学10台；杏园高小学24台电脑、服务器1台；彭家寺小学少计算机服务器1台。

3、微机室内柜式空调

仓上小学2台；彭家寺小学1台。

4、音乐美术器材

沟店铺小学需音美器材共计110件；仓上小学需音美器材共计150件；铁城小学需要音乐器材275件，美术器材234件；张朝寺小学需要音乐器材10件，美术器材15件；老鸦张小学需要音乐器材30件，美术器材20件；双刘店小学需要音乐器材125件，美术器材150件；杏园高小学需要音乐器材19件，美术器材65件；张家圈小学需要音乐器材1套，美术器材1套；三里辛小学需要音乐器材20件，美术器材12件。

5、卫生器材

铁城镇中1套；仓上小学10件；张朝寺小学30件；杏园高小学175件24件。

6、体育器材

铁城小学308件；仓上小学90件；老鸦张小学40件；双刘店小学230件；杏园高小学175件；张家圈小学1套。

7、劳动器材

沟店铺小学60件；仓上小学500件；张朝寺小学50件；老鸦张小学20件；张家圈小学1套。

8、图书配备

铁城镇中10000册；铁城小学8600册；杏园高小学1500册。

采取措施：

1、师资方面一是通过激发教师队伍内部潜能，使教师一专多能，二是积极进行优秀教师、音体美教师的学区内流动，以弥补是力量的薄弱问题，同时向上级申请不断补充新教师。

2、学校占地面积方面，不断申请并配合上级政府和教育局，使不达标学校完成征地、基建等任务。

3、专用教室方面，通过新建、调换、拆分等方式来达到标准。

4、生活用房，依靠政府投入，逐步改善。

5、教学设备方面，需要通过政府拨款采购，或与兄弟单位交流使用，部分图书通过社会捐曾，师生募集来完成。

铁城学区中心校

透视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篇3

[关键词]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师资,农村教师。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9)04-0079-03

案例:大河报记者先后来到郑州市中原区一些小学,对班额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城市小学出现不堪重负“大班额”,这些学校大多为大班额所困扰。一位校长介绍说,“从开始的两个班、每班四五十人到现在的4个班、每班60人。”记者通过走访一些村办小学,发现整个学校的学生不足百人,有些甚至只有四五十人,一个班只有几个人,整个学校显得空荡荡的,农村小学出现了“空巢”现象,一所小学的老师向记者介绍说,“按照国家的政策,只要手续齐全,城市学校要无条件地接纳这些农村娃上学,城市里面因为经济发达,学校都比农村学校好,而且都是全免学费,谁不愿意把孩子送出去呢?现在不少我们这类学校都快成空壳了。”[1]

上面的报道,虽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引发了笔者对城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现实状况的思考,本文以农村师资作为切入点,开展了对河南某县农村师资状况的深入调查。

1A县农村师资现状

1.1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总量有显著提升

通过调查和查阅该县教育统计年鉴显示,2005年底,A县教师总数6195人,共有小学教师3202名,其中农村1860名,县镇1342名;共有初中教师2310名,其中农村1250名,县镇1060名;共有高中教师683名,其中农村56名,县镇627名。农村教师共3166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51.11%,其中98.23%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通过实施“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2006年的“两免一补”和2007年的免书作费政策,该县农村师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至2007年底,A县教师总数为5967人,其中县镇为2453名,农村为3514名,农村教师占教师总数的58.90%。

1.2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提高明显

如表1数据显示,2005年底,A县农村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32.32%、86.77%、87.56%,到2007年底,分别达到了49.86%、93.14%、94.53%,显然,近年来,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A县农村初、高中阶段的教师学历达标率较高,基本上满足了A县农村教育发展的需要[1]。

2A县农村师资问题及归因分析

A县基础教育总体趋势向上,但遮蔽不了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农村教师问题,透视A县的师资现状,发现A县农村师资建设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A县农村教师收入较城镇教师收入偏低

自A县2001年实施“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以来,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相比以前得到了很好的保证,城、乡教师之间工资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均衡,但通过调查发现,A县城、乡教师之间收入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A县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待遇依然偏低,特别是该县农村中小学实施“一费制”后,教师奖金福利缺乏资金来源,津贴也存在被克扣和拖欠的现象,调查数据显示,城市86%教师的收入在900～1100之间,而农村只有53%的教师待遇在800～1000之间,一些教师除了基本工资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福利。另外,从教师进修的费用上来讲,在农村地区,进修费用90%由学校和个人分担,因此,在目前对教师的在职进修和终身教育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对教师来说,进修费用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2.2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较低

如表1所示,2005～2007年A县农村小学阶段的教师学历达标率虽然在逐年提升,但总体来说依然较低,远远落后于A县城镇小学教师66%的学历达标率。调查比较发现,A县农村小学学历达标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县经济发展落后,是国家级贫困县,尤其在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小学的条件较差,一些学校甚至停留在几十年不变的“三个一”(即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的“识字教育”状态,很多小学教师连电脑都没有摸过,更没有条件吸引高学历人才到这些学校工作;另外,由于学校经费紧张,教师很少进修,即使进修大多数也是自费。

2.3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老龄化现象

从表2不难发现,A县教师普遍存在着教师年龄结构老化现象,如50岁以上的教师在农村中小学校中的比例各高达19%、23%,全县50岁以上教师占义务教育阶段总教师数的21%。这部分教师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旧,知识更新和学历提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教师短缺,他们又不得不在岗,甚至有些地方出现老教师下岗不被允许的现象。例如,河康乡三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教师有15人,占教师总数40人的38%,这个比例表明教师年龄结构老化现象在个别学校已经十分突出,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村教育教学的质量。

2.4A县农村教师编制缺乏

2007年底,A县城镇有代课教师56人,农村有代课教师480人,占A县代课教师总数的89%。具体来看,缺编主要学科为英语、语文、数学、体育、美术,即主要学科和体育、音乐等小科教师都严重缺乏。在农村中小学,存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现象,即部分教师的编制被一些不称职甚至不能教课但却有关系的人占着,而一些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却成了“打工族”,他们只能代课却没有编制。教师缺编所引发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师素质的参差不齐,代课教师没有责任感,他们一旦家中有事就草草放学去做自己的事,一到农忙季节更是放下教学任务而去自家地里忙农活,这样的教师根本无法确保教育教学的基本质量,导致学生厌学和辍学现象的产生。

2.5农村优秀教师大量流失

从A县农村教师调入与调出情况来看,农村中小学教师调出的一般都是该校的骨干,他们或是从乡镇调到县城工作,或是县城、乡镇里的一些骨干教师到地级市或省会工作,这使得农村中小学校出现不断培养人才和不断流失人才的恶性循环。同时,农村中小学在引进教师时又面临着无法吸引优秀教师的情况,只能引进一些没有教学经验的青年毕业生,甚至在当地请代课教师,这就大大影响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育教学质量。可以说农村教师的流失已成为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直接原因。

3对策与建议

3.1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

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是由地理、历史、制度等因素长期造成的,所以单靠本校、本县的力量短期内实难解决,要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况,上级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长期政策,使财政拨款向农村及偏远山区倾斜,特别是对落后的地区、学校给予足够的补偿和政策倾斜。如,调查中的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普遍偏低,政府应加大对A县农村中小学的投入力度。

访谈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呼吁教师应定位于公务员,最起码应享受公务员的待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障教师的经济地位,增强农村教师队伍的吸引力。要出台相关的政策,保证教师的住房优惠和医疗待遇,给出这些优惠和待遇的具体内容和量化标准,另外,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和监督机制,来督促和监督负责部分的法律责任。

3.2完善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聘任制度

应完善A县农村中小学校内部人事管理体制,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和有效的内部调节机制,进一步深化教师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实行聘任,完善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资格制度,尤其是A县农村小学教师的达标率较低,应加强对A县小学教师资格制度运行机制的监督力度,对小学教师的任用条件、任用程序和教师来源作出严格规定。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教师聘任制度在A县农村的推行较城市更为艰难,因为教师聘任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法律制度,在陌生人社会中较易推行,而在A县农村这样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较少人员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无数次的小摩擦里,它们陶炼出一种熟悉,建立了这样一种相互的预期”[2]。因而A县农村学校的校长为了维持这种必要的和谐,必然会用其固有的“地方性知识”对正式的法律制度进行解构,难以真正按照聘任制的标准进行运作。

3.3改革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制度,鼓励高学 历青年教师来任教

培训内容应贴近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实际,解析教育理念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

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职后教育应以校本研修为重点,广泛开发多种切实有效的教师培训途径,切实抓好多层次、多形式的短期集中培训;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保证教师继续教育顺利实施,促进农村教师终身学习。

在教师进修的经费上,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逐步形成政府、学校、教师个人合理分担的机制。同时应使教师继续教育经费和师资培训经费专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每年按教师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安排。

大力鼓励高学历的青年教师到A县农村中小学任教,政府应对其适当地补贴并解决住房问题,工资不低于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定期安排他们再进修。

3.4着力解决A县农村中小学缺编问题

首先,开展A县城镇教师下乡支教,针对A县农村中小学缺编严重实际情况,在全县推行相对超编的城镇教师下乡支教活动,城镇学校富余的合格教师调配到农村缺编中小学任教,进一步改变农村中小学合格教师不足状况。

其次,推动城镇教师下乡走教,为解决A县农村中小学的专业教师不足问题,举办转岗培训班等办法的同时,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城镇专任教师跨校走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A县农村中小学紧缺专业教师不足问题。

最后,有重点地推进师范教育专业学生顶岗实习,即根据各学校对师范教育类学生的需求,通过各地教育部门把顶岗实习的学生分配到各中小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带薪顶岗实习,参照当地代课教师的工资标准发给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补贴,对实习期间工作优秀的学生,毕业后根据其个人意愿优先招聘为当地中小学公办教师。这一举措也会大大缓解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不足问题。

3.5确保城、乡教师间的合理流动

建立A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和完善城、乡教师之间的流动制度。运用政策导向,引导学科超员学校教师调整充实到其他学校任教,城区教师调整到农村和边远地区任教,使教师在本地区或不同地区之间合理流动得以顺利进行,教育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要为教师合理流动提供服务和帮助。

参考文献

1辛渐,王瑞敏,白周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凸现[EB/OL].(2008-10-13)[2009-04-17].http://epaper.dahe.cn/dhb/htm2008/t20081013_1401533.htm.

2梁伟.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调查[J].中国教师,2006,(8):4-9.

Analysis of unbalanc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rural middle

and elementary schools in one country of Henan province

ZHANG Shi-hui

(College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 unbalanc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 thorny problem blocking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And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staff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leads to the unbalanc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The results of survey reveal that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on mechanism,"Two-Free and One-Subsidy" in 2006 and the fee-free book policy in 2007 in one country of Henan province,teaching staff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However,compared with the teaching staff of urban,there are also a number of shortcomings.For example,teachers are badly paid,tide are coming,teaching staff are lacked.For these problems,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A country,the author trys to propose some solutions.

关于中国发展不均衡的研究 篇4

由于历史的原因,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 中国各地区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1978年,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 把工作的中心放在了经济建设上。30多年来,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 在交通条件、人才储备、投资环境等方面占有绝对的先天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 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 政府实行了“东部先行”的发展战略, 给予东部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 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越来越突出。据统计, 东部地区 (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 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3.5%上升到2006年的55.7%, 虽然近几年比例有所下降, 但比例也在总额的50%以上, 2010年比例为53.1%。 (国家统计年鉴)

随着改革的深入, 国家逐渐改变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 私有制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勤劳致富”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快速兴起使得劳动力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岗位, 地区间的人员流动量陡然上升。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告) 。地区间人员的流动一方面提高了流动人员的收入, 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 使得依靠低成本商品的出口贸易额逐年上升。但是, 由于国家的分配保障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 在职业间人均收入、受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经济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

本文余下的部分先从城镇居民家庭、城乡之间、出口与内需、各职业之间、各地区之间等5方面分别考察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二、我国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一) 城镇居民家庭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 城镇家庭按收入等级分组方法是将所有调查户按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列, 按10%, 10%, 20%, 20%, 20%, 10%, 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等七组。为方便对比, 现只取最下位的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最上位的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五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1、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两极化呈逐渐扩大趋势

从图2-1中还可以看出, 虽然四个分组的平均收入整体上在逐年增加, 但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增加速度非常平缓, 而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却在快速增加。根据计算, 最高收入户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户相比, 其倍数由1995年的3.78倍上升到2002年的7.99倍再到2010年的8.42倍。这就表明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两级分化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快速扩大之势。另外, 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虽不断拉大, 但整体上收入差距仍非常小。相反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则快速的拉大。也就是说, 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在比较低的水平时, 两极分化相对平和。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较高的水平时, 两极分化就很严重, 这说明, 随着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两极分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2、人均收入低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低。

图2-2是1997年到2010年城镇家庭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收入增长率。

在2002年的时候, 低收入户组和高收入户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变化方向。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收入都在2002年不但不增长, 反而迅速下降。而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则在2002年都经历的空前的高增长。这表明, 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 给社会上的高收入者带来了好处, 而对于收入低者, 加入WTO不但没有带来好处, 反而为此付出了代价。

另外, 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在2003年开始赶超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 并在2006年超过了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但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期间又低于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 在2009年和2010年又重新实现了反超。这表明经济的平稳发展有利于我国贫富差距的改善。如果出现经济波动, 由于低收入者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强, 抵抗风险能力差, 首先成为经济变动的受害者。

(二) 城乡之间

图2-3反应的是我国从1993年到2010年城乡之间人均收入。从中看出, 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是相比于城镇居民, 这点提高微不足道。其中农村居民2010年的人均收入还达不到城镇居民2002年的水平。根据计算,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农村人均收入, 其倍数从1993年的1.94倍上升到2000年的2.01倍再到2010年的2.59倍。虽然其中有几年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有缩小趋势, 但整体上来看, 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再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受到的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子女教育等各种福利措施, 这一差距将更大。

图2-4显示的是1994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从整体上来看, 从1994年到2010年17年间, 除6个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之外, 大多数年度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并且,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1998年和1999年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况, 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则稳定的增长。另外, 中国加入WTO以后,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立即实现高速增长, 相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却比前年下降了。这种情况再次表明, 加入WTO给中国高收入者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再次证明了低收入者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高和抗风险能力差。

(三) 出口与内需

1、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高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多年来出口额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依赖度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改革开放初期, 从1980年到1990年, 我国出口依赖度从5.97%增长到15.95%, 十年间增长了进10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0年, 我国出口依赖度从15.95%增长到21.06%, 十年间增长了约5.11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 我国出口依赖度从21.06%增长到2006年的35.94%, 由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风暴, 出口依赖度有所下降, 但是2010年我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 又回升到26.54%。

出口额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由于战争、政治制度、自然灾害、经济自身内部规律和国际争端等不确定因素, 国际间进出口额并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一旦国际经济形势有变, 出口贸易往往将出现大的波动。图2-5中显示, 从1991年到2010年间, 我国出口额增长率变化很大, 尤其是2008年, 由于国际金融风暴我国出口额增长率大幅下降, 2009年甚至出现多年来罕见的负增长。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依赖度的不断增加, 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好坏非常敏感。如果此种情况得不到改善, 我国出口额增长率仍有大幅下降的风险, 甚至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2、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太小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 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大的下降, 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稳定的基本动力。与中国出口额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有限。

表1显示, 在1990年到2000年和2000年到2010年两个时间段,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不但低于同时期的出口总额增长率还低于名义GDP增长率。这样一来,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0.5%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33.1%, 二十年间, 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水平低下, 那么国内的产品只能依靠出口由国际市场消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出口依赖度不断升高的原因。

(四) 各职业平均工资方面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职业收入数据的分类方式在2003年做了很大的调整, 全社会共分成19个行业。为分析简便起见, 现只采用从2003年到2010年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教育8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进行分析。

通过图2-6, 可以知道, 整体上看8个行业的平均工资都逐年增加, 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8个行业越来越明显地分成2大类, 第一类包括金融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个行业。剩下的5种行业可以看为第二类。从2003年到2010年8年间, 传统的第二分类行业的平均工资缓慢增长的同时, 以人才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第一分类行业的平均工资大幅度增长。另外在第二分类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相比于其他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教育行业算得上是比较快速的, 并逐渐超过所有行业平均工资, 这表明在我国, 虽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比率仍比较低, 但是从行业工资方面来说教育行业已经超过了全国各行业平均水平。二是房地产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缓慢, 在2009年首次低于各行业平均水平。这种情况和我们看到的前几年全国房地产业大发展, 房价高, 房地产业高额利润发生了强烈的对比, 唯一的解释就是房地产业内部的利润分配相比其他行业有更严重的两极化, 在房地产业中上层人员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 而下层一般职工只能拿到一般的工资, 这种极不均衡的分配方式导致了虽然房地产业总体利润超过其他行业, 但平均工资却低于全国各行业的平均工资。

再从各行业平均工资的最上位和最下位比较上来看。得出排名前五位平均工资与排名后五位平均工资相比的倍数从2003年的2.12上升到2008年的3.38。虽然2009年比2008年有稍微下降, 但2010年又回到了2008年的水平。这说明整体上, 排名前五位平均工资与排名后五位平均工资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并没有从本上得到改变。

(五) 各地区人均GDP

1、各地区人均GDP差距先变大后缩小

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外, 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通过各地区人均GDP最上位和最下位的比较来看:排名前五位人均GDP是后五位人均GDP相比的倍数经历了由1997年的4.74不断上涨到2003年的5.35再逐渐回落到2010年的3.99的过程。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2003年出现了拐点, 在此之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逐渐拉大, 而之后不断缩小。这其中由两方面的原因:

(1)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外来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 东部沿海地区及其它交通设施比较完备的地区能够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在巨额外来投资的带动下, 从而不断拉大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是近几年来, 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我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直接面临来自国际上激烈的竞争, 原先那种单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创造价值维持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不可能, 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一个可预见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2)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长, 其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开始下降。再加上, 我国各地区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 外来投资有逐渐向内地不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 2004年到2010年, 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年平均增长率为4.44%, 而中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 (东部以外的地区, 不包括西藏)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3%和19%。这样以来, 内地不发达地区依靠高增长率的外来投资逐渐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2、部分地区人均GDP排名急速上升

再通过对我国各地区人均GDP排名情况的分析中得知:从1997年到2010年, 大多数地区人均GDP排名整体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内蒙古和陕西的人均GDP排名14年间分别上升了10和15位, 而内蒙古更是在2010年超过广东排名全国第六位。内蒙古和陕西作为西部地区省份, 又是传统的农牧业大省, 在13年间人均GDP排名都上升10位以上, 实在是惊人之举。

根据中国统计局发布资料可知, 2010年, 内蒙古和陕西对采矿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四位。其中内蒙古原煤产出量和铁矿石原矿产量从2000年到2009年分别以年均26.59%的速度 (全国原煤产出量年均增长率9.64%) 和21.73%的速度 (全国铁矿石产量年均增长率17.09%) 增长。占全国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5.54%和5.16%猛增到2009年的20.22%和2010年的8.34%;陕西省主要生产煤炭和原油, 矿产开发情况与内蒙古类似, 从2000年到2009年, 原煤产出量和原油产出量分别以年均34.91%的速度和14.99%的速度 (全国铁矿石产量年均增长率2.22%) 增长, 占全国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1.54%和4.58%上升到2009年9.96%和2010年14.86%。

再来看看2000年到2010年内蒙古和陕西两省份的GDP构成。

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 内蒙古名义GDP平均增长率为22.46%, 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7.02%和21.39%。到了2010年, 内蒙古第二产业占GDP的比率由2000年的37.85%猛增到54.56%, 但第三产业却由39.36%下降到36.06%。无独有偶, 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 陕西名义GDP平均增长率为18.83%, 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1.41%和17.06%。到了2010年, 内陕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率由2000年的43.38%上升到53.80, 但是第三产业却由42.31%下降到36.44%。

内蒙古和陕西省内的各城市中, 凡是人均GDP高的城市无不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而矿产资源相对贫乏的城市其人均GDP也就相对低。可见内蒙古和陕西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 主要功劳归结于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尤其是采矿业高速发展的带动。而其他产业的发展相比比较落后。

三、结论

中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 但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不健全的分配制度, 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发展不均衡现象。最近几年,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减小, 并且有部分地区的人均GDP排名上升迅速。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 得知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通过比较落后的高人力和高资本的投入获取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开始进行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也说明了未来几十年, 在进行产业升级的阵痛中, 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将有小幅度的下降。

参考文献

[1]秦迪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及其优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09年

[2]田海燕.《我国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聚类分析》《商业时代》2007年

[3]刘清春等.《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极化及演化研究》《统计与决策》2009年

[4]王小鲁, 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

[5]王飞.《浅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中国集体经济》2009年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篇5

**班成湘哲11号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难以根本遏制“小升初”的择校现象。没有公开的“小升初”的统一考试，地下择校现象便愈演愈烈，学校、家长、培训机构甚至教师，都成了这场博弈的主角，亦成为推动这场择校风潮的中坚力量。而在此“洪流”中，“重点中学”、“高额择校费”已经成为家长的一块心病。

“择校”、“择校费”、“捐资助学”……对于孩子已经上学或准备上学的绝大多数家长来说，应该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眼。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小升初”的时节，和往年一样，它又早早地引发了新一轮的家长和学生的关注、迷茫甚至恐慌。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考硕士比考博士难，中考比高考难，小升初最难！为什么小升初最难？从本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七八月开学前，还有不少家长在为孩子“在哪儿读书、怎么去读”而抓狂。

一、3成学生每周额外培训超8小时

“面对小升初，你觉得压力状态怎么样”这个问题，接受调查的7209人中有1102人选择压力很大。其中以六年级学生和部分五年级学生居多。

对“你一般每周要在校外报读几个培训班”，选择“完全没有”的有704人，仅不到10%；而30%的学生“每周参加校外培训班(包括听课和完成培训班作业)所花时间”达到了8小时以上。

调查表中，学生参加最多的培训科目是奥数，其次是英语，然后是艺术类。7209名被调查者中，有3703名学生承认是“父母要求”参加校外培训的。从学生课外培训和花费的时间看出，小升初对学生压力非常明显，特别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因为小升初，现在小学生已经成为学生群体中最累的弱势人群了。

二、教育质量不同使择校热成为必然

“择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而教育质量的不同又加剧了家庭的择校需求。”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永和告诉记者，由于各地财力、发展情况不同，哪怕是在同一城市，不同学校的办学历史、师资初始配置以及声望等也可能差异很大，这也导致了办学质量存在事实上的差异。

三、四成学生认为家长变啰嗦

经济发展不均衡 篇6

一、 城市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的历史背景与演化路径

1.“重点校”政策下初始公共教育资源校际配置不均衡

建国初期,我国城市中小学就存在“干部子弟校”和“人民子弟校”之分。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在城市和城镇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集中精力办好这一批“拔尖”学校。据统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经费几乎全部投入到大中城市的3071所重点小学和487所重点中学中,而这些学校仅占当时全国公办小学总数的7%和公办中学总数的3.1%[1]。改革开放后,“重点校”继续成为教育政策选择的聚点,公共教育资源校际配置不均衡现象引发了社会关于教育公平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在政策层面逐渐淡化并取消了“重点校”制度,但是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使得初始公共教育资源校际配置不均衡的现象仍在延续。如2004年,南京市玄武区和连云港市的连云区前五名的中小学和后五名的中小学在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公用经费上的巨大差距有力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如表1所示)。在生均预算内事业费上,南京市玄武区的珠江路小学是仙鹤门小学的2.7倍,连云港市连云区的洞山小学是院前小学的4.5倍。在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南京市玄武区的13中学是紫东初中的6.3倍,连云港市连云区的海滨中学是东港中学的3.3倍。城市区内各中小学之间在预算内教育经费配置上的差异,使得各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差异显著,诱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和高收费现象。

2.教育市场中的“权钱择校”加剧并固化了校际差距

由于城市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在“商品经济”大潮和“教育产业化”理念的冲击下,在学校办学体制改革需要“自筹资金”的潮流裹胁下,“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即成为城市中小学择校的主要形式。原来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因其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成为“寻租”的对象,在“权钱择校”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政策倾斜和经费补充。而原来的普通学校缺少“被择”的条件,几乎获得不了社会的相关融资,在公共教育资源不能给予扶持的情况下,与重点学校的差距会愈拉愈大,并呈现出固化的态势。2004年,南京市玄武区和连云港市连云区前五名中小学与后五名中小学在教育资源方面的差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见表2)。在初始公共教育资源校际配置不均衡的状况下,教育市场中的“权钱择校”使得区内前五名的学校与后五名学校在生均事业费、生均公用经费、生均仪器设备值、生机比和生均图书等方面的教育资源差距明显。

注:表内比值均为该区前五名学校与后五名学校在该项目上的比值。

二、 城市中小学校际不均衡的内生性质与制度关联

为什么在取消了“重点校”、把校际均衡作为城市教育治理的首要任务后,城市中小学校际不均衡的状况仍没有得到有效改观?究其原因,当前城市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集中,校际发展不均衡是教育域内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均衡,具有内生性质,同时又与政治、经济域的制度存在关联,构成一种内在一致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制度刚性。

1.中小学校际不均衡是教育域内多方博弈的结果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校际发展不均衡、权钱择校盛行是一个互生的过程。作为教育域内的主要利益主体,政府主管部门、重点学校、地方官员和富人之间的博弈与共谋决定了中小学校际不均衡的内生性质。他们的博弈主要是围绕“权钱择校”问题展开的。如果政府主管部门认可重点学校收取“条子生”、“高价生”,那么地方官员的子女将有机会进入该类学校,官员也有动力对其子女所在的学校重点投入。富人可以通过支付高额择校费来获取优质教育,在此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收益是明显的,重点校在获得政府重点投入的同时还拓宽了社会融资渠道,政府主管部门也在其子女入学与择校费分成方面获得了收益,富人也购买到了他们希望的教育。如果政府主管部门禁止重点学校收取“条子生”、“高价生”,那么重点学校的策略选择有两种:一是照章行事,严格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公平招生,那么重点校就将失去政府的重点投入与社会的资金支持,而陷入生源减少、公用经费短缺、优秀教师流失、学校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之中;二是政策钻营,学校明账上不收取择校费,但是却要求家长缴纳一定的赞助费,其实质就是择校费,因冠以捐资助学的名义而被政府主管部门所认可。为了寻求政策庇护,无论政府主管部门禁止与否,重点学校招收“条子生”现象从未间断过。在缺少外部补偿和激励的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对重点校“禁止”的威胁是不可信的,最终,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学校收取 “条子生”、择校费,官员重点投资,富人以钱择校是多方博弈后的稳定均衡,在这种博弈格局下,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是教育域内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它以三种稳定的状态表征出来:第一,政府主管部门认可收取择校费;第二,公共资金倾斜投入。第三,“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并存。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因有自我维系,自我实施和再生产的功能而具有制度的属性[3] 。

2.中小学校际不均衡的存续受到关联制度的支持

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的状态得以长期维系除了其内生的性质外,还与它和其他域的制度存在内在一致的制度关联。在政治域中,我国地方官员实行的是委任制,这使得他们因对上负责而偏好政绩工程、窗口学校,在民众监督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教育财政预算过程非常不透明,政府主管部门对学校的教育拨款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为教育资源校际非均衡配置创造了可能[4]。在经济域中,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在各个阶层公平分配。目前,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居民收入差距较大[5]。部分高收入人群把市场经济中的需求与价格理论移植到教育领域,通过“以钱择校”来获取优质教育,而重点学校也在“以钱择校”的过程中形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累积效应。在社会域中,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并未成为普遍的社会治理机制,关系型契约仍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6]。当前,社会域中也还不存在足够的激励,使得促进校际均衡发展、禁止权钱择校的法律制度能够强有力地实施,即使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免收学杂费、禁止其他违规收费,但是目前各城市中的优质学校、示范学校仍在收取不菲的择校费。因此,可以认为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的状态与其他域的制度存在关联,并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安排,而促进校际均衡发展的政策设计和现存制度环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耦合”,因无法自我实施而只能流于形式。

三、 城市中小学校际均衡发展的契机与制度改进

1.中小学校际均衡发展的契机

一项制度发生危机的关键是其存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尽管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状态与社会结构存在契合而具有制度耐久性,甚至对环境的连续变化和微小震荡表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然而,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演变,制度环境的变化为中小学均衡发展提供了契机。

首先,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阶层矛盾和摩擦上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维护重点校制度的政治成本剧增,在治理压力和社会舆论导向中,均衡校际资源、缩小校际差距将成为必然的策略选择。其次,财政制度的改革,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的增加,使得人们的税收负担显性化,纳税意识逐渐增强,相应的权利诉求日益强烈,政府税收与公共服务提供之间的交换关系表现得愈来愈直接,对教育财政支出校际分配不公的现状将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社会意识的变化也是财政制度转型的标志。再次,信息技术的创新极大地改变了财政金融管理方式,使不透明的倾斜拨款操作面临潜在制度的竞争和替代危机。在学校拨款过程中,给每个学校设置一个银行账户,由适当层级的政府财政部门根据明确、公平的拨款规则直接将经费转给学校已经成为可能。学生学籍管理的电子化和网络化,也将使监管部门对拨款过程能够有效地监督。

2.中小学校际均衡发展的制度改进

制度环境的变化促使制度作出适应性调整。由于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的状态与其他域的制度存在关联,制度的全局演化必然存在较大的风险。同时校际均衡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没有共识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必然充满了冲突和强制,因此,要实现中小学校际均衡发展宜采用渐进的演化策略,妥善安排政策调整的次序和步骤,将基础度较低的制度作为改革的起点,以使改制的成本或遭遇的阻力降到最小[7]。为此,有三项先行政策可以参考。

第一,鼓励和培植民办学校,为择校“软着陆”奠定基础。

“以钱择校”是择校的重要形式,它加剧并固化了校际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并由此形成校际差距的循环累积效应。因此,治理择校是实现校际均衡发展的重要一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行为,我国政府主管部门一向采取以“堵”为主的政策,这与“择校是公众的权利”相背离,因此,政策的实效性较差,而且使得已经在现实中运行多年的“以钱择校”的行为显性化。解决“以钱择校”宜采取以“疏”为主的方式,鼓励和培植民办教育,拓宽择校市场,引导家长“择校找民校”,为择校“软着陆”奠定基础。其中政府支持民办学校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分担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中小学校的部分教育成本,如学生学杂费、补助公用经费和部分的人员经费等。

第二,制定统一办学标准,将辖区校际均衡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

市内中小学缺少统一的办学标准,或有办学标准却缺少实施与考核机制,这使得教育财政预算和拨款过程很不透明,教育寻租现象普遍,校际发展不均衡状况严峻。因此,在市范围内制定统一的中小学办学标准,内容包括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生均经费水平等,把辖区内中小学办学标准落实情况作为官员考核与晋升的重要指标,激励各区级政府建立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促进中小学校际均衡发展。

第三,改革教师人事与工资制度,为教师校际流动提供制度支持。

师资配置的不均衡是中小学校际发展不均衡的关键诱因,由于校际差距的存在,教师后期的自主流动几乎都是由薄弱学校流向优质学校。优秀教师的聚集进一步加剧了校际的不均衡状况。因此,有组织地安排教师流动,均衡配置师资是提高人才效能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要建立起制度化的教师流动机制,关键在于改革教师的人事与工资制度,首先,将中小学教师身份公务员化,这样教师的流动就有了法律的强制性,进而形成有组织的教师流动制度。其次,把教师工资上收到市级政府,由市财政统一发放、均衡校际教师工资和福利水平,为教师校际流动提供经费保障。

参考文献

[1] 张东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社会资本障碍及其政府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4-32.

[2] 江苏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报告.[EB/OL] http://www.jssjjs.cn/zdkt/yang.htm.

[3]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28.

[4] 王蓉.中国县级政府教育财政预算行为:一个案例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50-57.

[5] 李实,赵人伟.收入差距还会持续扩大吗.中国改革,2006(7):44-46.

[6] Li,S.,Relation-based versus Rule-based Governance: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Asian Crisi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4),651-673.

[7] 王善迈.基础教育“重点校”政策分析.教育研究,2008(3):64-66.

经济发展不均衡 篇7

一、城乡两元结构的存在及其再生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效率优先,城市优先,非均衡发展,并提倡教育为城乡各自经济服务。1980年5月初,中央书记处两次讨论教育工作方面问题时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要下决心承认不平衡,条件好的地区要把教育搞好,落后地区就不能要求很高。大城市和小城市不同;城市和农村不同;沿海地区和内地不同;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不同。要把重点抓好。教育经费的投资和师资要集中,把先进地区先搞上去。平均要求,什么都搞不上去。今后增加的钱究竟加在哪里,很值得研究。我的意见是,哪个地区基础好,出人才快,就加到哪个地区。”[1]在这一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将基础教育的资源,资金、师资、荣誉等,大部分都倾斜性地投向了城市,使城市的基础教育短时期内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农村的基础教育,由于先天的落后再加之国家政策层面的歧视性对待,其发展举步维艰,长期停滞;横向上是与城市基础教育突飞猛进的差距越来越大,纵向上却是与前一时段相比也鲜有大观改善的尴尬。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之间的非均衡状态就会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明显,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同时,该时期还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教育为本地经济服务:对于广大的农村学生来说,政府特别鼓励他们参与当地的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很少或几乎不鼓励农村学生向城市流动,而城市的优越性又决定了城市学生不愿去农村。这一政策虽然能够较好地与当地经济结合起来,促进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形成了城市、农村两个封闭的循环圈;由于城市总是代表着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城市的教育总是优越于农村,因此这实质上又是两个不等质的循环圈:农村劣势循环圈和城市优势循环圈。就像一个几何的角度一样,城市是那条N°斜向上的射线,农村是那条0°直向右的水平线,二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弥合。如此,原本就存在的城乡教育与经济社会总体状况之间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又再生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的学校像欧洲,农村的学校像非洲”,这句话形象地指出了城乡教育的差距。中国是一个60%的人口为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但农村教育资源不足、师资力量不强、教育质量不高却是一个令人无可回避的现实,入学率低、留级率高、辍学率高、学习年限低等也成为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普遍现象,因而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就相对更小,参与现代城市文明的竞争力也更为薄弱。

二、“应试教育”下的“精英取向”对基础教育的误导

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助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教育全盘化地纳入了“应试”的轨道;而基础教育作为受教育生涯的起始阶段,更是追求“精英化”的培养模式和发展取向。望子成龙、金榜题名是中国家长一贯的期盼,为了让子女在应试中能掌握更大的主动性、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设法让他们接受到更优质的教育、特别是家长可决定性更强的基础教育也就无可厚非了。所以,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基础教育呈现出一种“农村转战城市”的现象,即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往城市接受基础教育,或者是直接到城市读小学、然后升入初中,或者是读完小学之后再到城市读初中,因为好的小学和初中基本上都在城市而非农村。家长个体的理性选择却导致了整个教育体制的非理性发展,城市的基础教育为了适应或者说迎合家长的这种需求,首先会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增加基础设施硬件设备以容纳不断膨胀的生源,导致农村基础教育所能分配到的财政资金的减少;其次会将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吸引、吸收进城市,使农村本来就不富足的师资力量、特别是优秀师资更加匮乏,使其处于一种被架空的状态。这样一来,缺少了基金没有了师资,农村的基础教育就很难取得大的发展大的突破,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会日渐走向萧条与衰败。

虽然这是一种民众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性选择,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性强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政府在教育财政分配上的城市化倾斜、对城市私立学校开办的支持许可、对农村优秀师资流向城市的视若无睹,却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助推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农村转战城市”的趋向;或者说,在城市与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越来越朝向“优”与“劣”两个极端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学生要想接受到稍为优质的基础教育,就必须转战城市,因为农村只提供非常劣势非常薄弱的基础教育。一定程度上,城乡基础教育的质量越来越“哑铃化”的发展动向,也是对教育公平的一种践踏,是对农村应受教育者的一种非公正对待。

三、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称

总体上看,中国对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是严重不足的。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末要达到4%;然而到了2008年,这一比重也才达到3.48%。而在这为数不多的教育投入中,内部分配结构还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1997年中国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为32.41∶37.15∶20.32,初等教育经费比例明显偏低[2]。同时,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还存在着中央与地方权责不对称的矛盾。全国教育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例每年约在15%和16.3%之间,而中央的这一比例在最高的2009年也只达到了4.51%,2010年的预算支出也只有4.63%。“分级办学分级负责支出”的方式,中央采取转移支付项目配比方式补助,结果必然是:掌握近60%支出的中央财政,没有责任也没有具体的项目支撑,其中用于教育的最高年份也只有不到17%,也就是说,40%的地方财政要承担83%的教育经费[3]。

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在教育投入上总量的不足、分配的不合理,才使得地方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财政性支出显得尤为重要。而城市和农村先天经济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教育经费投入补给能力方面的差距,也决定了它们在基础教育的发展方面可利用的各项资源之间的差距。农村由于本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可用作教育投入的经费远远少于城市,因而在硬件、师资等各项教育资源上也就失去了与城市同步发展的可能性。日积月累,农村与城市基础教育上的差距,就会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形成两种完全异化的模式,走向两个相互封闭的极端:“优”与“劣”。这种“恒强恒弱”的“马太效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基础教育在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四、小结

义务教育其本质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资源,亦即义务教育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国民教育,不是淘汰性教育而是普及性教育,不是选择性教育而是发展性教育,不是竞争性教育而是保障性教育。基础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长远的发展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城乡差异化的存在,使得基础教育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别。因此,如何在具体的施政层面、制度设计层面来保障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保障基础教育的充分性和公平性,是摆在国家发展面前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

[2]赫克明,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宏观纲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经济发展不均衡 篇8

少数民族地区指少数民族聚居区, 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非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1]。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突飞猛进,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 民族地区金融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 金融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严重, 所以研究民族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现状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省为单位, 分析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表现。采用少数民族占该地区人口总数比重20%以上的衡量标准来定义民族地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知, 少数民族人口数占云南总人口的比重为33%、宁夏35%、新疆60%、贵州36%、青海47%、西藏92%、广西37%、内蒙古20%, 因此可判定云南、宁夏、新疆、贵州、青海、西藏、广西和内蒙古为少数民族地区。

目前有不少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 完善了区域金融理论体系, 对推动区域金融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 孙清、李东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区域内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制[2];郭叶东、严武军构建了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3,4]。也有部分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郑长德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现状[5];曲波以玉树为例, 研究了灾后重建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难点, 提出应通过制度创新手段, 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担保体系建设和区域金融市场等促进投资增长[6];向明贵以湘西自治州为例, 论述了民族地区金融与经济背离的影响与对策[7]。虽然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差距、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 也有部分学者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 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与我国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的差距方面,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现状的研究较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复杂、生活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差, 大多位于我国边疆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低, 导致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较普遍。

2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主要表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主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存贷款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存贷款总额的比重、人均存贷款余额、金融相关比率、上市公司数量、国内A股筹资额、国内债券投资额、保费收入、各项保费组成、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几项指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了衡量民族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衡量指标体系 (表1) 。文中数据来源于《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西部金融发展报告》、各省统计公报和统计局网站。

2.1 银行业发展不均衡

银行业是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衡量指标主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总数的比重、存款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存款总额的比重、人均存款余额和贷款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存款和贷款总额的比重、人均贷款余额和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占少数民族地区资产总额的比重、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相关比率。

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员与银行业资产总额发展不均衡:由表2可见, 少数民族地区的云南、新疆、贵州、广西和内蒙古银行业金融机构数目、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较大, 分别为0.20、013、0.17、021和0.18, 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分别为0.18、0.14、0.13、0.22和0.23;而宁夏、青海和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员的比重都很低,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分别为0.04、0.04和0.02, 从业人员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分别为0.05、0.04和0.02, 说明少数民族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存贷款余额发展不均衡:曾康霖认为, 区域资金的吸纳能力可通过区域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变动情况来分析, 区域资金的运用能力可通过区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变动情况来衡量[7]。由图1可知, 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存款差距有所缩小, 云南、广西、内蒙古存款总额较高, 宁夏、青海和西藏存款总额较低。其中, 云南的存款是西藏的9.3倍、青海的5.4倍、宁夏的5.2倍。

通过图2可见, 除内蒙古的存款总额较高外, 云南和广西的人均存款都很低, 而总量占比较低的青海、宁夏和西藏的人均存款反而较高, 其中西藏和贵州相差达到29526.87元。由图3可见, 云南、广西、内蒙古的贷款总额较高, 云南是西藏的30.2倍、青海的5.5倍、宁夏的4.2倍。从图4可见, 宁夏、青海和内蒙古人均贷款额较高, 西藏、贵州、广西较低, 宁夏和西藏相差了31979.07元。

银行业的金融资产总额占民族地区比重差距大:少数民族地区8省 (区) 银行业的金融资产总额占民族地区比重的差距较大。由图5可知, 云南、广西、内蒙古、新疆和贵州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较大, 分别为22%、20%、19%、16%和12%, 宁夏、青海和西藏的比重较小, 分别仅5%、4%和2%。

注:图1、图2、图3、图4大部分数据是本外币存贷款额, 部分地区用人民币存贷款额代替计算。

银行业金融机构种类不均衡:如表3所示, 民族地区金融机构主要以农村合作机构和邮政储蓄为主, 广西、云南、内蒙古和新疆种类较齐全, 宁夏、青海和西藏的结构单一;宁夏、贵州、青海和西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数量较少。

金融相关比率不均衡:金融相关比率是目前世界上用来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 本文采用金融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重表示。金融相关比率模型为: 式中, FIR表示金融相关比率, Fr表示一定时期的金融存贷款总额, Wr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DP。

由图6可知, 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 2001年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为0.96, 到2011年扩大到1.88, 扩大约近两倍。其中, 云南、西藏、青海、内蒙古、贵州和新疆FIR水平到2011年达到2.4以上;而广西和内蒙古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特别是内蒙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提高, 反而一直下降, 原因可能是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工业产出,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08年民族地区和全国整体FIR值都出现了一个拐点, 之后立即反弹, 原因是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 影响居民投资的信心, 所以FIR出现了一个大幅下降的拐点。自2009年后我国提出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政策,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随即FIR出现大幅反弹。

2.2 民族地区证券市场发展不均衡

证券市场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券市场发展水平越高, 金融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越高。衡量证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上市公司数量分布、国内A股筹资分布、国内债券投资分布。

民族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 分布不均:由表4可知, 近几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 上市公司数量由2006年的1434家增加到2011年的2342家, 6年间增长了1.6倍, 但少数民族地区证券业发展比较缓慢, 上市公司数量很少, 且分布不均。

民族地区国内A股筹资波动大, 差距悬殊:由表5可知, 在民族地区之间的筹资额存在较大差距;如2011年新疆的筹资额与西藏相差83.07亿元。少数民族地区每年的筹资额不稳定, 如青海2007年和2011年的筹资额分别达62亿元和45亿元, 而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筹资额却为0。

国内债券投资不均衡:由图7可知, 2011年云南、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的国内债券投资占少数民族地区国内债券投资比重较大, 占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80%以上, 青海、贵州、宁夏和西藏的比重很小。

2.3 民族地区保险业发展不均衡

现代保险业是经营与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 是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银行、证券市场并称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保费收入分布, 各项保费分布, 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保费收入差距大:2011年全国保费收入和2010年相比有所下降, 由2010年的14527.97亿元下降到14339.3亿元,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保费收入却有所增加, 由1039.63亿元增加到1109.82亿元, 增长了7%。近年来民族地区的保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呈平行发展状态, 相互之间差距较大, 如2011年占比最大的云南与占比最小的西藏差距为21.04%。

各项保费区域分布不均衡:由表6可知, 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的财产保险收入、寿险收入、意外险收入和健康险收入占比较大, 而贵州、宁夏、青海和西藏的占比较小, 其中财产保险收入、寿险收入、意外险收入、健康险收入占比最高与占比最低的相差分别为22.99%、22.11%、24.68%和24.41%。

各省保险密度和深度不均衡:保险深度是指保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1]。2011年我国保险密度为1062元/人, 民族地区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从表7可见, 民族地区整体保险密度较低, 差距较大。2011年内蒙古的保险密度为926元/人, 而西藏仅为253元/人, 相差较大。由于投保意识不强, 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保险深度都较低, 其中最高的是内蒙古, 最低的是西藏, 相差达1.8%。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来看, 云南和广西较多, 宁夏、青海和西藏较少。

3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分析

3.1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大量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其中, 戈德史密斯对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需求追随”强调随着经济的增长, 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 导致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 促进金融体系不断发展, 即经济增长的需求促进了金融发展[8]。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 导致各省份之间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为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与金融发展、城市化水平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解释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产生的经济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将提高该地区人们对金融投资、理财服务和保险的需求。因为经济发展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大企业, 大企业的发展需要得到金融的支持, 相应的金融发展水平就较高。如广西和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相应的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也较大。其次, 产业结构水平差异。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普遍较低, 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云南、新疆和贵州, 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一直较高,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远落后于内蒙古、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所以云南、新疆和贵州的金融发展较落后。

城市化水平差异, 推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差距的不均衡:城市化发展会引致和促进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9]。即城市化水平越高,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之, 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因为城市居民的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信息获取能力和金融意识等强于农村居民, 他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具有量大、种类多的特点。第一, 城市和农村居民对银行产品需求总量差距较大。城市居民对银行产品的需要主要包括住房、汽车贷款、教育储蓄、信用卡消费、网上银行、租赁、外汇投资、国际汇兑等。对农村居民而言, 他们对银行产品的需求较单一, 主要以存贷款和汇兑业务为主。第二, 农村居民对证券产品几乎为零需求。证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对剩余资本的保值和增值,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 对股票、基金和债券的需求量较大, 而农村居民一般收入水平较低、闲置资本少, 对证券需求量小。第三, 农村居民投保意识不强。城市一般的公司或机关部门都会为职工购买“五险一金”,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福利待遇好的单位还会为职工购买额外的保险作为福利。此外, 还有大量城市居民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购买其他的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责任保险及信用保险等作为辅助保险。而农村地区对保险的需求结构单一, 主要以儿女在学校购买的意外险和以家庭为单位购买的农村医疗保险为主, 对部分生活水平较富裕的地区会选择购买一些其他的保险, 但比重很小。其次, 城市地区受生活环境影响, 邻里关系疏远, 亲朋好友往来较少, 所以在遇到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时主要靠自助来应对;而农村地区邻里、亲朋好友往来密切, 遇到意外事件多靠邻里和家族互助解决, 导致城乡地区对保险产品的需求量差异较大。所以, 城市化水平越高, 则城市居民较多, 相应的金融需求也较大;反之, 金融需求越小。

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同向变动:城乡收入差距是指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对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具有不同的指标, 本文采用具有代表性的各省贷款额占少数民族地区的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规模。由图9可知, 2011年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金融发展规模越大;反之, 则越小。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说明这个地区城市的财富总量占整个省份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 城市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好, 对外开放程度高, 相应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大, 资金回报率远高于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 相应的资金需求量较大, 自然闲置资金就会向城市转移, 对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来说金融发展水平就较高。对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 说明这个地区城市的财富占整个省份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 城市地区资金闲置较少, 投资和储蓄总量小, 金融规模自然也较小。如2011年少数民族地区云南、宁夏、贵州、青海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所以他们的金融发展规模相对较大。其中, 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较高, 但金融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 原因可能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工业产出, 特别是能源和化工产业较发达, 所以与当地经济规模相比, 内蒙古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低。西藏受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偏向、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影响[10], 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并与金融发展规模变动不一致。

3.2 人口年龄、民族、文化水平构成差异

各省人口年龄结构差异:金融发展水平与年龄结构息息相关, 一个地区的年龄结构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7岁以下年龄的人群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很小, 一般以教育基金和健康保险为主。当一个人成长到17岁以后开始大学生活, 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相对增加, 其中占比较大的有助学贷款、信用卡消费、网上银行, 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还会进行证券投资。大学毕业后, 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选择就业, 这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开始多样化, 出现了房贷、车贷、证券投资理财、购买车险、财产险、意外险等金融需求。到老年后, 对保险产品的需求量会大增, 对其他金融产品的需求则相应下降, 所以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民族结构与民族文化和制度差异:少数民族占该地区人口比重与银行业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呈负相关关系。即少数民族占该地区的人口比重越大, 这个地区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就越小;反之, 较大。首先, 受历史战争、民族分歧等影响, 少数民族被迫长期聚居在山区、半山区地区, 这些地区多高山、峡谷、丘陵,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经常发生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差、生活环境恶劣、生产方式落后, 缺乏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基础条件, 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产业以第一产业为主, 金融机构数量较少, 一般只有部分四大国有银行、邮政储蓄或信用社的营业网点, 所以少数民族进行金融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其次, 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较粗放, 产业结构水平低, 农业产值占比大, 人均收入低。如少数民族占比最高的西藏和少数民族占比最小的内蒙古相比, 2010年内蒙古人均收入是西藏的2.7倍。而人均收入水平与金融需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所以少数民族比重较高的地区对金融产品购买力不足。此外, 各民族具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意识形态差异较大, 所以对金融的需求量差异大。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牧民多信仰佛教, 该地区佛教寺庙众多, 当地佛教信仰者向寺庙捐赠现金, 所以寺庙内会集中部分闲置资金。当该地牧民遇到临时性资金困难时, 习惯于向寺庙借款, 地区金融发展必然受到限制[1]。

人均受教育水平差异明显: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教育与金融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融的发展, 因为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 金融知识普及程度低, 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金融人才, 向社会大众普及金融知识, 为金融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云南、广西和内蒙古的文盲率较低、银行业规模较高;西藏、青海和贵州的文盲率较高, 相应的银行业规模较小。

3.3 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差异较大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我国边疆地区, 地形以山区、半山区为主, 交通条件相对较差, 与外界往来较少, 受外界经济、社会、生活习惯等影响少, 所以思想较封建;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导致民族地区之间的开放程度差异较大, 对金融理财等知识的了解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庞智强采用国际开放、省际开放和省内开放三个指标体系对其分别赋予0.4145、0.3110和0.2745的权重, 计算得到2004年全国各省的开放程度指标。其中, 内蒙古的综合开放指标为19.09, 2004年内蒙古的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达3191亿元;西藏的综合开放指标为10.2, 其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仅369.15亿元, 约为内蒙古的1/10倍[11]。原因是, 内蒙古在地理位置靠近我国东部沿海城市, 整体自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所以地区开放程度较高, 整体金融发展规模也较高;西藏地区开放程度较低, 金融发展规模较小。“羊群效应”理论认为, 人们的行为经常受到周边多数人的影响, 产生“从众”的思想和行为, 在金融发展环境中也存在类似的“跟从效应”。

4 结论

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大幅提升, 但与全国金融发展速度比较,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较慢。分析发现, 民族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差距较大, 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严重。本文认为造成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人口结构、地区开放程度、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宗教信仰等差异。

摘要：研究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的表现及其原因对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衡量指标体系, 对我国民族地区各项金融发展指标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结构、地区开放程度、居住环境和宗教信仰等差距导致我国民族地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发展差距较大。

关键词：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表现,原因

参考文献

师资均衡不等于教育均衡 篇9

然而,为促进教育均衡,我国各地将在3至5年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大概也就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县域之内的校长教师经常来回调动,校长教师将不能像以往那样长期甚至终身固定在某一所学校工作。用有关专家的话说,教师由“学校人”变成“系统人”,说白了,教师不再属于某个学校,而是属于县教育局。我认为,这恐怕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制造的教育均衡只是一种表象,一种幻觉。且不说某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一直悄悄利用教师调动收受贿赂,很可能冠冕堂皇地把教师交流机制当作拓展财路的机会,单从教师自身的立场看,有几个会赞同这套机制?有关方面设计这种县域教师异校轮岗交流机制时,可曾征求一下广大教师的意见?县域教育不均衡,尤其师资不均衡,责任不在教师,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主管部门也一直忽视乡村教育,很多地方连师资都不能给乡村学校分配足额,甚至反倒为城镇学校发展而大批抽调年轻的乡村教师——这很可能也是乡村教师不能安心于乡村学校的诱因。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缺乏教育家的眼光,只是一个个官僚而已,不从自身反省,却把教育不均衡的原因归咎于教师,这样的管理思维对教育均衡何益之有?

即使教师“轮岗”后,看起来县域内城乡学校师资均衡了,但是,县域内教育均衡了吗?师资均衡岂能代替教育均衡!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既然说是县域内交流,主管部门很可能会把教师调动到远离自己住家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地方,没准还会把同为教师的夫妻一个东一个西打发了,教师分居也将常态化,这对本来正在失去魅力的教师职业更是一种伤害。现在应聘中小学教师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少,教师轮岗制度的推行怕是让他们更没兴趣。再说了,以目前的情况看,5年后,很多地方的县域交通也不大可能发展到像城市公交系统那样,方便教师上班早出晚归,这样很多教师就不得不住在学校,那么这些教师的家庭怎么办?他们的父母和孩子谁来照顾?总不能把全家都搬到学校住吧?何况政府既不打算也没资金给教师们提供这样的条件。真有钱的话,还不如大幅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留住人才。至于会不会有个别教师请人代课替自己“轮岗”,也不是不可能,现在就有个别教师出一部分工资随便找人代课,自己却另谋职业,或者呆在家里逍遥。如此“交流轮岗”折腾,对基层教师实在不够尊重,又如何能让被“交流轮岗”的教师们心甘情愿促进教育均衡为教育事业奉献?

再者,让教育人才从“学校人”变成“系统人”,本质上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教师的聘任,彻底剥夺了学校聘请教师的权利。这样可能延续目前的状况,学校明明需要教师,但主管部门就是不给——也可能不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家说了算,政府不给编制,教育主管部门也无奈。或者主管部门领导出于某种利益考虑,随便就把一所学校的教师调走了,然后还冠冕堂皇宣称这是执行制度。不能保证学校根据需要聘请教师的权利,一所学校的师资无法得到保证也无法稳定下来,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不利于学校的稳定和发展,还扯什么义务教育均衡?而且,校长也很可能失去培养教师的兴趣,对教师自身业务素质的发展也不是福音。哪个校长辛辛苦苦培养一个优秀教师,教育局却一纸调令拉走了,你的心血算不算白费?你还有兴致吗?要么一个校长好不容易把一所学校搞得像个样子,自己却被调走了。谁愿意这么高尚无私“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所以,我要说,既不考虑基层教师权益保障问题,更无视很多学校得不到充足的教育资源的事实,却自以为是地要搞县域教师轮岗交流,以图均衡义务教育资源,这样所谓的“顶层制度设计”,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开错了药方。

参考文献

[1]虎宁.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均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32(4).

[2]梅莉.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师资配置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J].商,2015(43).

[3]刘冬梅.基于师资配置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策略探讨[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8).

均衡师生信息不对称策略 篇10

一、师生信息不对称外化表现

师生占有的信息量存在悬殊差异,这当然是正常的。教师对学习内容的把握相比学生对知识的认知程度,自然要高出一大截。当然,信息不对称并非是让师生比高低,而是要在信息的付出、交流、反馈等交互过程中,让师生信息量能够趋于对称。因为信息量均衡,意味着交互效果的升级。

1.师生付出信息量不对称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为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教师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学生讲解、演示、分析、引导,所付出的信息量自然是巨大的。学生方面呢?要利用自身学习基础,主动学习教材内容,尽量消化教师传递过来的信息。可由于一些客观和主观原因的存在,学生不能将教师传递过来的信息全盘吸收,会出现“打折扣”现象。这个“折扣”越大,教学过程中师生信息付出不对称现象就越剧烈。

2.师生交流信息量不对称

教学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构成的。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应该是教学行为转化成教学效果最基本的形式。但现实是,教师在师生互动中投入大量热情和努力,而学生这边常常是处于应付状态。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管原因有哪些,师生交流信息不对称一旦形成,势必会阻碍交流效果。

3.师生反馈信息量不对称

师生需要交流,这个交流过程中自然有反馈的内容,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列举,是因为教学反馈是衡量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尺。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很难清晰掌握学生的学习实况,因为学生不会主动将学习中的阻碍、困难、迷惑等内容反馈给教师,教师只能从测试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样,学生也很难掌握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失误,以及如何进行高效的师生合作。师生反馈信息相对封闭,这对顺利实施教学行为是不利的。

二、均衡师生信息不对称策略

师生信息交流不对称是正常现象,但如果不对称超过一定范围,就需要进行调控了。均衡师生信息不对称,可以促进师生互动高效化,对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有重要意义。

1.增加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频率

均衡师生信息不对称,可以增加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频率和强度。教学互动是新课改提倡的重要教学精神,要凸显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教师不仅要放弃“一言堂”的传统教学模式,还要和学生高效互动,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策划、操作、检验,因此教师要给学生参与教学提供足够时空。

在学习《黄山奇松》时,教师先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自行解决生字词,然后提出阅读要求——能够有感情、流利、正确地朗读。为了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教师还给学生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任务:你认为这篇课文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学生在解决完字词之后,在朗读的同时,不停地翻阅查找教辅资料,总结提炼教学目标。有的学生提出:要提升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有学生认为:多朗读,培养审美意识;还有学生提出:语言优美生动,值得借鉴学习。教师将学生提出的教学目标进行归结,提出一些阅读思考题,然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学生深度参与教学,增加了师生互动频率,教学效果大幅度提升,信息传递及时充分,对均衡师生信息不对称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2.开展多种层次师生交流互动

师生互动在新课程背景下属于教学常态,但由于交流活动逐渐固化,交流的深度广度都受到一定限制。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大多以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形式进行,不管是泛问泛答还是单个问答,都属于浅层次的交流活动。交流形式单一,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总是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的交流何谈平等。因此,要提升师生交流质量,实现信息交互均衡,改变交流方式势在必行。

在学习《滴水穿石的启示》时,课文中列举了李时珍、爱迪生、齐白石的事例,教师为提升师生交流互动水平,故意提出反面见解:这些人真够傻的,为什么不找一找捷径呢?学生明知教师想从反面进行论证,就极力和老师进行辩论,希望用自己的理解说服老师。课堂教学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像这种以师生展开辩论的方式进行交流互动,其信息均衡度当然能达到最佳水平,教学效果当然是显著的。

3.建立师生评价反馈互动体系

教学过程离不开评价反馈。教师从学生学习效果评价中获得最真实的信息,以此进行教学行为矫正,提升教学效率;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教学效果评价信息,可以指导自身学习活动,同时获知其他同学的学习情况,能够形成对照,找到自己存在的不足和缺点,进行自我调整,不断提高学力水平。

在学习《变色龙》时,教师布置一道仿写练习题:根据《变色龙》的写作方式,学写一种小动物。学生都喜欢小动物,写这样的文章并不困难。但学生常常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以往写作习惯来写,难免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过多写“我”的介入,对小动物描写不够。教师在评价时,指出学生存在的问题,推荐优秀习作让学生相互学习,并要求汇报学习结果。学生对这样的评价反馈要求感觉很新鲜,也会把自己的想法和收获加以总结。实践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均衡论大师不均衡人生 篇11

2002年8月20日，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前来参会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及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一下子成为众多媒体的聚焦点，在与会的4000余位中外顶尖科学家中，他们两位无疑是最为耀眼的科学明星。

孤僻的无名小子成为“高斯第二”

“我作为一个被法律承认的人，是1928年6月13日在西弗吉尼亚布卢菲尔德开始的。”纳什在为了领取诺贝尔奖而写的自传是如此开头的。其父亲祖籍德克萨斯，毕业于德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是一位电气工程师；母亲祖籍加利福尼亚，西弗吉尼亚大学毕业，是一位中学教师。“我本是弗吉尼亚的一个无名小子。”在接受正规初级教育以前，纳什上过幼儿园，父母给他一本《康普顿图画百科全书》，现在回想起来，纳什认为他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他还阅读了一些自己家里和外祖母家里的藏书，这些都给了他不少教益。中学时代的纳什对数学比较感兴趣，以至于很多年后，他还记得中学时的数学教材和编者姓名以及当时著名的费尔玛定理。

像所有的天才儿童一样，儿时的纳什是一个性格孤僻，成天着迷于做各种实验的孩子。他的妹妹玛莎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时说：“当我和我的朋友外出的时候，总是要担起带上哥哥的任务。不过我觉得这并不能让我那古怪的哥哥变得容易相处些。”

他的老师并没有留意到他的学生的出众之处，相反，老师们不喜欢纳什的不合群和反复无常的性格以及对权威的不尊重。在青年时代，他总是成为人们嘲弄和取笑的对象，因此他对集体活动不感兴趣，拙于社交。他奇怪的举动让自己饱尝了众人的白眼。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无所不知的人”(别人这样称呼纳什)越来越高大和强壮。他的谈吐尖锐有见地，受到周围人的崇敬。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是个比别人都高明的天才，并对他认为不如他的人不屑一顾。

在中学时代的纳什打算将来像父亲一样做个电气工程师，因此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卡内基理工学院(卡内基大学前身)，并获得了西屋奖学金，专业是化学工程。但纳什对化学中繁琐的数量分析和枯燥的实验操作感到乏味，认为这些不能引发大脑的思考和理解能力的发展。1946年，数学系的老师鼓励他转到数学系去，纳什转到了数学系。在卡内基理工学院上学的时候，一位教授将纳什称为“高斯第二”，以此来形容这个学生的数学才能。

天才险遭博弈论权威的封杀

在卡内基理工学院，纳什不是个按部就班的学生，他经常旷课。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然而，纳什毕竟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深深地为之着迷。

1947年3月，纳什遭遇了一生中首次重大失败。他参加了威廉·洛厄尔·帕特南数学竞赛。这是一个为大学在校学生举办的数学比赛，也被认为是让自己的名字在数学界出现的好机会。但是纳什输掉了这场竞赛，他没能进入前5名。对于一个将来的数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在数学系，其实纳什的学业非常出色，以至于毕业时学校不但给了他学士学位，还给了他硕士学位。1948年，纳什从数学系毕业，并得到了可以选择去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和密歇根深造的机会。纳什本人向往哈佛，但是由于在帕特南数学竞赛中的失败(至少纳什一直这么认为)，哈佛提供给纳什的奖学金是各所大学中最少的。最后，凭着塔克教授(后来成为纳什的博士导师)推荐信中一句“这个学生是个天才”，纳什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于是，他20岁就成为了这所著名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

读博期间，纳什对博弈论的兴趣更为浓厚，这成为纳什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他先后写作了论文《两人合作博弈》、《一个简单的三人扑克博弈》、《两人博弈的均衡点》以及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并以“非合作博弈”为题做博士论文。也正是在这篇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成的同名论文《非合作博弈》，确立了纳什在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中的奠基者地位，也是他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理论根据，而这时的纳什才22岁。

纳什对在校执教的博弈论创始人冯·诺依曼的理论很感兴趣，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想法去见冯·诺依曼。那时候，诺依曼已是名震天下的公众人物，一般不与研究生个别接触，即使见面也要先预约。可是纳什一向不把这些规矩放在眼里，他没有预约便执意要见诺依曼。秘书把他引进诺依曼的办公室，诺依曼坐在宽大气派的办公桌后面，一身笔挺的高档西服，打着高级丝质的领带，完全不像个学者，一副银行老板的派头。纳什开始讲他如何证明了两个人以上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问题。还没等他讲完，诺依曼就打断了他的话，并断然否定说，那不是什么新发现，不过是一个“不动点定理”而已。纳什心中一片茫然。“冯·诺依曼那样做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可能将要挑战自己的理论，是自己的对手，他不得不进行抵抗。”今天的纳什还自我解嘲地说，他和冯·诺依曼玩了一个非合作游戏，对方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

传奇而美丽的科学人生

就在遭到冯·诺依曼贬低几天后，纳什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导师戴维·盖尔。盖尔果然是慧眼识英雄，立刻意识到，纳什的非合作博弈理论及其均衡解比冯·诺依曼的“零和博弈”理论更能反映真实情况。他敦促纳什将证明过程整理成论文，并亲自为其起草致全国科学院的短信。数学系主任列夫谢茨把文稿递交给科学院。很快在科学院公报上刊登出来，引起了轰动。纳什成功了!

然而，就在纳什30岁，即将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高级教授的时候，他的脑子出现了可怕的问题，经医生诊断，纳什得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一天早晨，纳什拿着一份《纽约时报》走进办公室，对着空气说，报纸头版左边的文章里包含着一条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数字信息，只有他能破解。而在家里，纳什不断地威胁他的妻子艾莉西亚。最终纳什的家人和朋友决定将他送进医院治疗，但是他们尽量避免伤害纳什脑子的疗法。

得病后纳什的举止越来越古怪，越来越离经叛道，并一步步地走向心智狂乱。1962年，他甚至决定放弃美国国籍。他处处不受欢迎，相继被瑞士和法国驱逐出境。纳什以怨报德，让艾莉西亚无奈中与他离婚，但艾莉西亚从未抛弃过他。她仍然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意志和爱心呵护着纳什，使他没有流落街头成为无家可归者，使他从厄运中坚强地挺了过来。

纳什的病情在好转与复发之间反反复复。艾莉西亚试尽了各种方法，而纳什也在深爱他的艾莉西亚的鼓励下，顽强地与疾病做斗争。这位天才生命的后来几十年就在医院、药物、孤独和数学研究中度过。即使是处于病魔的重压之下，纳什仍然被他那令人兴奋的数学理论所驱使。在这段艰难的时期，纳什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于各个地方：关于经济和生物演变的论文、科学政治理论和数学发现，硕果累累。绝对是通过意志的力量，他才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的工作，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2001年6月，纳什与艾莉西亚再度结合，步入礼堂。

在妻子艾莉西亚的精心照料下，几成废人的他奇迹般地康复了。是什么造就了这个奇迹呢?纳什说：“这仍然是个谜，我患病几十年，如果现在我真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康复的话，我就可以去帮助其他患者，因为那样的话，我本身就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如果有人能找到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将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们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找到。”

数学怪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年夏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授予博弈论领域的传言已经在圈子内广为流传。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提交了两三份建议书，里面提到未来最有可能考虑的获奖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博弈论，而6名候选人名单中就有纳什的名字。然而，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过程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分歧。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惟一达成共识的是，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应授予博弈论领域的学者。因为这恰好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出版50周年。评选委员会6名成员的意见非常不一致，评委会主席林德贝克执意要将这个奖授予非合作博弈论领域中最有贡献者。因为皇家科学院有权否决评选委员会的建议，于是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结果在历史上最令人牵肠挂肚。纳什和另外两名候选人以微弱多数险胜，提心吊胆的一幕终于结束。

纳什是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最不幸的，又是不幸中最万幸的。他得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异常平静，第一个反应竟是“我实在很需要一张信用卡”。随着纳什的获奖，一切都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一度失业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找到一份年薪2．5万美元的工作。他与艾莉西亚一度紧张的关系也迎来了春天，爱心呵护天才的真人真事，已经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史上最感人的传奇故事。

“您的专业是数学，但您最后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说您年轻的时候，大约20岁左右，非常想得菲尔兹奖。您没有获得数学学科中最有名的奖项菲尔兹奖，您对此感到遗憾吗?”对于记者的提问，纳什这样回答：“菲尔兹奖和诺贝尔奖不同，按规定，菲尔兹奖获得者年龄不能超过40岁。一旦过了40岁你就没有机会了，但这也是菲尔兹奖不断发展的原因。我想，如果我在得病前所做的被认可的话，可能就会改变我的人生。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很开心就不会得神经分裂症；不开心和困难可能会导致这种病，如果发生了这种事，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纳什说，他其实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研究过讨价还价的问题；二是关注了经济问题并从数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在现代生活中，博弈论越来越广泛地用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从数学的神殿中走入现实生活。博弈论成为聪明理智的决策者认识、研究和解决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与合作的利器，被人们称作“纪念人类文明发展的18座里程碑”。

经济发展不均衡 篇12

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的表现

对区域旅游竞争力的评价只有从区域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支持力、区域经济实力和区域旅游发展活力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虑,才能勾勒出区域旅游业竞争力的全貌。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包括6个方向、21个指标、36个具体因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相关研究确定了指标的权重。运用上述评价体系对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进行区域旅游竞争力分析,结果显示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的旅游竞争力存在明显的不均衡(表1)。

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竞争力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大连一枝独秀,其旅游竞争力评价得分为15.01,而其他5市最高的丹东仅为7.54,与大连相差巨大;从空间结构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内部旅游竞争力格局“黄强渤弱,东强西弱”。黄海沿岸的大连、丹东旅游竞争力排名分别为第1、第2位,而渤海沿岸的葫芦岛、锦州、营口和盘锦旅游竞争力排名分列3-6位。

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的原因

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旅游竞争力是从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发展活力6个方面进行评价,大连旅游基础优势最为突出,评价得分为25.35,是其他5市最高得分的将近4倍。旅游市场实力也是优势突出的方向,大连旅游市场实力得分19.87,是第2位的2倍。大连经济实力和旅游资源实力也是排名第1,其评价得分是排名第2位的将近2倍(表1、图1)。

综合来看,大连的旅游环境实力基本与其他地区持平,而旅游发展活力则落后于其他地区,这是大连市旅游开发的历史和程度所决定的。大连的旅游资源有其优势(滨海),也有其不足——历史短、缺乏名山大川,但是之所以评价后的旅游资源实力较强是因为在庞大的旅游规模效益影响下,其旅游资源的利用程度、宣传程度都较高的结果。

由于在大连市强大的优势下,通过图1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其他5市的旅游竞争力优劣势较为困难,因此,在不包含大连的情况下绘制图2,分析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的旅游竞争力优势、劣势。

通过图2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辽宁沿海经济带除大连以外的5市旅游竞争力优势、劣势各有所长。营口、葫芦岛旅游发展活力十足,尤其是营口的旅游发展活力不仅在其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的6个方向中是最有优势的,而且在包括大连在内的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中,营口的旅游发展活力也是最强的,葫芦岛紧随其后。丹东旅游市场实力和旅游环境实力优势较大,锦州和葫芦岛旅游资源优势比较突出,锦州与葫芦岛地处辽西走廊,彼此相连,濒临渤海,北依医巫闾山,辽西走廊是华北至东北两大旅游地理斑块上的廊道,山水风光秀丽,文物古迹众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50余处,因此地处辽西走廊要冲的锦州和葫芦岛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级别高。盘锦经济实力最强,2011年其人均GDP为79584元/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2258元/人,在辽宁省仅次于大连91295元人,坚实的经济基础能为其旅游发展提供强力支持。丹东、锦州旅游基础也都有显著优势。

表面上来看,大连市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资源实力为带动旅游竞争力的4大牵引,实质上则是经济发展水平起了根本作用。大连市是辽宁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辽宁省的一个重要沿海港口城市,省内第二大城市,是我国东北地区主要的对外门户;也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十一位、金融竞争力全国第八,东北第一。2011年大连地方生产总值达6150.63亿元、人均GDP为91295元/人,都位列全省第一。并且自2002年以来大连市已连续10年为辽宁省人均GDP排名第一的地区。在强大的经济支撑下,大连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旅游市场规模庞大,虽然大连旅游资源存在明显不足(旅游资源类型不全面,缺乏级别较高的、历史悠久的人文旅游资源;没有世界物质遗产项目),但是在强大的经济推动下,大连的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高,旅游景区达83处,其中A级景区37处,都为全省最多,是辽宁沿海经济带排名第二的锦州(37处旅游景区)和葫芦岛(14处A级旅游景区)的2倍以上。

另外,从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空间格局来看,2011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区产业规模与各地区旅游收入规模布局基本一致,由此印证了地区经济实力对旅游竞争力的支撑作用。

综上所述,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竞争力存在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的不利影响

辽宁滨海6市之间旅游竞争力存在的极度不均衡既制约着辽宁滨海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的旅游合作和整体旅游竞争力的提升,更不利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建设。

(一)制约辽宁滨海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大连是依靠优越的发展基础成为辽宁滨海旅游发展的“磁极”,不仅拥有优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旅游市场,而且将全省优秀的旅游人才、大量游客、丰富资金吸引过去,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不仅没有得到发达地区的人才支持,本地的优秀人才也被吸引而流失,由此形成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虽然大连滨海旅游持续发展,而更大范围的辽宁滨海旅游持续低迷。

(二)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的旅游合作

旅游合作是进一步提升辽宁滨海整体旅游竞争力的关键,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旅游竞争力的悬殊差距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旅游合作,无法实现强强联合的优势互补和相互支撑的效应。旅游合作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进行实质性的联合与互动。

(三)阻碍辽宁滨海旅游整体竞争力提升

辽宁滨海6市旅游竞争力的不均衡严重影响滨海旅游合作,制约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很难摆脱“旅游行政区现象”,持续影响了辽宁滨海旅游规模的形成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造成旅游产品的重复建设、旅游市场的恶性竞争等问题,阻碍辽宁滨海旅游整体竞争力提升。

(四)影响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

《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统筹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然而,辽宁滨海6市旅游竞争力的不均衡严重阻碍了区域旅游合作,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分割着旅游资源、阻隔着旅游要素畅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规划目标的实现。

改变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平衡现状的建议

2009年7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滨海旅游是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又在沿海经济产业构成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促进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均衡发展,完善辽宁沿海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政策扶持

从全省旅游战略的视角出发,应该向营口、辽西的锦州、葫芦岛以及辽东的丹东实行政策倾斜,要重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他们的旅游业,通过财政扶持、税收减免、金融支持、土地优先等措施实现对这些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创造好的旅游发展环境。借助招商引资,增强这些地区的旅游企业实力,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壮大旅游经济规模,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资源挖潜

丰富的旅游资源通常都保留在经济落后地区。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丹东分布有价值很高的旅游资源,要实现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相对均衡,必须根据这些地区的旅游资源特色,挖掘资源潜力,打造精品旅游,树立旅游品牌,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增强。根据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丹东的资源特色,可以推出八大精品:以盘锦红海滩、医巫闾山、青山沟、鸭绿江口湿地和白石砬子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以碣石宫、兴城海滨、觉华岛、笔架山、鲅鱼圈、大鹿岛为代表的滨海旅游;以奉国寺、北普陀山、青岩寺、楞严寺、凤凰山为主体的宗教旅游;以望儿山母情节、兴城海会、闾山赏花会、契丹婚俗表演、北镇庙祭山大典、盘锦国际湿地旅游节等为主体的节庆旅游;以九门口长城、兴城古城、北镇庙、盖州上帝庙、虎山长城为代表的历史古迹旅游;以金牛山遗址、石棚山石棚、丹东前阳遗址和后洼遗址为代表的古人类遗址旅游;以大梨树、葫芦山庄、吴楚山庄、盘锦鑫安源绿色生态园、北镇闾山农业旅游区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以辽沈战役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为核心的红色旅游。

(三)人才战略

辽宁要创造优越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为旅游人才在辽宁滨海地区尤其是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丹东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的平台。辽宁滨海旅游均衡发展的人才战略可以概括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智力引进”。一是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加强滨海地区引进高中级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专门人才,使“孔雀滨海飞”。二是加大对旅游教育的投入,扶持旅游培训中心。完善岗位培训制度建设,在旅游从业人员中全面实施“外语达标”、“持证上岗”制度,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三是加强与国内旅游院校、旅游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构建辽宁滨海旅游发展“智库”;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辽宁沿海地区考察、研究、演讲等,采取多种形式为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四)项目带动

项目带动是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等充分说明通过一些重大会展、赛事、游乐项目可以极大推动地区旅游竞争力的提升。以“城市与海,和谐未来”为主题的2013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在锦州龙栖湾新区召开,该项目促进了锦州市在基础设施、旅游接待条件、旅游品牌、城市风貌、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方面的改进和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锦州市旅游业的竞争力。由此说明重大旅游项目不一定非要落户在基础条件优越的地区和城市,布局在发展相对滞后、条件较差的地区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会带动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未来辽宁滨海旅游项目的布局要考虑基础条件较好的大连,但有些项目更要考虑急需突破的营口、葫芦岛、盘锦、锦州和丹东。

摘要：本文首先对辽宁滨海6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不均衡的原因,然后剖析了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造成的4方面不利影响:制约辽宁滨海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不利于辽宁滨海6市旅游合作;阻碍辽宁滨海旅游整体竞争力提升;影响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了4项促进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均衡的建议,即政策扶持、资源挖潜、人才战略、项目带动。

关键词：辽宁,滨海,旅游竞争力,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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