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与现状

变迁与现状（精选12篇）

变迁与现状 篇1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核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核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由于防护和安保措施不当而带来的电离辐射方面的危害,严重时会危及人的生命。因此国家从法律上应赋予某一行政部门对此的监管权限,以加强核技术应用在安全上的管理,确保国家的辐射环境安全。

1 我国辐射防护和安全监管体制的变迁

我国辐射防护和安全监管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称为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工作。至今,从法律和管理体系上经历了3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

1960年,国务院公布了《放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辐射安全管理法规,其规定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管理。1974年,国家发布了《放射防护规定》(GBJ8-74),这是我国电离辐射防护方面的第一个技术法规。此阶段还处于探索性管理阶段。

1.2 第二阶段

以1984年国家发布的《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GB4792-84)为技术基础,以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国务院令44号)为标志,我国步入了辐射防护监管工作的正规化和法制化轨道。《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用于辐射安全监管的行政法规,其对放射性污染的防治,保护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和促进核技术应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实行分段管理,仅对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进行监管,没有建立放射源从生到死的监管模式,极易发生丢源等辐射事故。二是实行多头管理模式,卫生部门负责颁发许可证,公安部门审批放射源转让,环保部门负责审查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废源处置。这种分散监管模式监管责任不清,易出现监管盲区和死角。三是辐射事故的分级、预防、应急和报告制度不完善,应急反应能力不足。四是我国的医疗行业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数量占整个核技术应用的50%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医疗行业的主管机构来监管辐射安全,不符合安全监管应由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原则[1]。

1.3 第三阶段

2002年,根据6个国际组织批准并联合发布的《国际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防护基本安全标准》(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115号,1996版)为基础,我国修订发布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替代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这是一部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辐射安全管理技术法规,此后我国发布的电离辐射方面的技术标准均是以此为基础制订出台的。期间,我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交了遵守《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的承诺。《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规定了某一国家监管放射源安全的基本法则,其要求某一国家的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应由与核技术应用部门无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根据《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的要求和我国核安全监管方面的实际情况,我国于2003年6月通过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将放射性污染防治和监管工作纳入到国家法律层面,并确立了环保部门在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中作为实施统一的防护和安全监管部门的地位。同年12月,中央编办下发了《关于放射源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中编办发[2003]17号),为理顺和明确各有关监管部门在辐射安全监管中的职责、任务提供了依据。2003~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各级环保部门对辖区内的核技术应用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普查,为后继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了基础。2005年12月1日,国务院令449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以下简称《安全与防护条例》)颁布施行。这意味着我国的辐射安全监管进入到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新阶段。

2 辐射安全监管体系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辐射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安全与防护条例》与《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以下简称《防护条例》)相比,在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上有了变化,理顺和完善了管理体制,调整了辐射安全监管职责分工,明确环保部门实施统一的监管管理工作,卫生和公安部门根据各自分工实施监督管理。建立了放射源从生产、进出口、转让、使用、运输、贮存、处置等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采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分类》对放射源实行分类管理,做到监管工作重点突出、有的放矢。对放射源实行国家统一编码管理,一枚放射源从“出生”之日就分配一个终身编码,就像公民身份证一样,有利于管理和追溯。强化了许可和进出口、转让审批制度。实行了进出口、转让、处置完成后和异地使用备案制度,使得放射源始终处于环保部门的监控之中。完善了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制度,对辐射事故按照严重程度进行了分类,健全了处理和报告程序,同时明确了各部门在辐射事故应急中的职责。

《安全与防护条例》颁布实施3年来,由于管理体系的理顺,我国的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辐射环境处于安全状态,辐射事故有减少的趋势。但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对该条例部分条款把握不准,认识不到位而导致日常监管越位执法或缺位管理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部分法律法规在辐射安全监管上存在冲突,给执法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同时加重了辐射工作单位的负担。

2.2 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安全与防护条例》明确规定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监管由环保部门统一实施,履行辐射安全、转让和进口放射性同位素等行政许可行为,负责辐射工作单位的日常监管和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调查处理和定性定级工作。卫生部门负责对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工作(即放射诊疗许可证)和辐射事故中的医疗救助。公安部门负责辐射事故中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工作和用源单位的安保监督检查工作。由此可看,条例对于医用辐射工作单位设定了两个行政许可行为,非医用辐射工作单位设立了一个行政许可行为。由于医用辐射不仅涉及到环境、公众和执业人员,还涉及到病人摄入合理辐射剂量问题,而病人在保证治疗和成像效果的前提下,怎样使得照射或摄入辐射剂量达到最小是医学研究课题。因此对于医用辐射工作单位设置两个行政许可行为是合理的。但是在现实监管工作中,医院对于一项工作设立两个行政许可事项非常不理解,使用一台X射线机,不仅要到环保部门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还要到卫生主管部门办理《放射诊疗许可证》,而且办理两个许可证所需资料基本相同,办理程序也相差不多。在现场监管时,环保和卫生管理人员管理的内容和要求亦相差不大,基本上都是辐射防护、放射性警示标识、警示灯设置、辐射工作人员培训、个人剂量监测等问题。造成了医院对于辐射监管认识上的混乱,也容易造成环保部门对于医院这类单位监管不到位。

国家对从事放射的工作人员的管理,按照2011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令18号)第十七条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护部审定的辐射安全培训和考试大纲,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操作人员以及辐射防护负责人进行辐射安全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而按照卫生部《放射性职业受照人员健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辐射工作人员要取得卫生部门颁发的《放射工作人员证》方能上岗,虽然卫生部声明《放射工作人员证》不作为一项行政许可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放射工作人员申领此证仍设置了培训、考核、健康体检等限制条件。所以在辐射工作人员的管理上,仍存在重复管理、多头管理等问题。

2.3 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于医院等辐射工作单位既要到环保部门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还要到卫生主管部门办理《放射诊疗许可证》,形成了多头监管的问题。由于设立医院要到卫生部门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该许可证上明确规定了医院的从医范围,包括放射影像、核医学、放射治疗等。获得该许可,说明医院在技术、资历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开展此项工作的资格,和医院申领《放射诊疗许可证》具有同等意义,因此建议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相关规定,取消《放射诊疗许可证》这项行政许可事项。这样有利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的正常开展。

关于辐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既要参加环保部门组织的培训和考核,又要取得卫生部门的《放射工作人员证》问题,建议环保部和卫生部联合出台文件,将培训交给第三方有资质机构独立进行,健康体检由职业病医院进行,上岗证由环保部门办理,与卫生部门信息共享。以此解决辐射工作人员重复培训、重复体检、多头监管等问题。

3 结语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确立了环保部门在辐射安全监管上的独立第三方监管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利益等原因,造成了在实际管理上存在的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有待于相关法规、规章的修改,更有待于环保部门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责任,提高辐射工作单位的法律意识。以确保社会的辐射环境安全,切实保障公众人身和生命健康。

摘要：随着核技术日益广泛的利用,我国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技术的应用得到迅速发展。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辐射危害,安全隐患突出,安全监管任务重。就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有关的问题进行法律法规解读,以提高辐射安全监管的依法行政能力。

关键词：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变迁,现状

参考文献

[1]张穹,王玉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变迁与现状 篇2

关键词：土家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承;现状变迁;表现形式

文化传承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在不同的场所通过不同的教育形式得以实现。学校教育有诸多优势，诸如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广泛性等，这些优势使其能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一、学校教育传承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方式及内容

湘西学校教育在传承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实际的实践工作，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主要通过组织“双语双文”教学、，开发乡土教材及校本教材、，民间艺人进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等来进行土家族文化的传承。

(一)重视双语教学

整个湘西地区，在土家族语言教学方面，注重双语教学，号召教师学习当地土家族语言，并运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双语教学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级、不同教材来确定，大部分教学对象为民族小学低年级，帮助学生理解汉语文较为抽象的概念、定义和字词。其作法是，先用土家族语言讲解、引导，然后译成汉语，运用实物的直观形象性，并运用土家族语言辅助教学，使学生易于理解与掌握[1]。【1】

(二)合理开发校本教材

为了加强民族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湘西州教科院组织人员编写湘西民族地区的校本教材。如龙山县桶车学校的《红色教育读本》、，保靖县碗米坡小学的《乡情教育》、，保靖县民族中学的《可爱的家乡》、，花垣县边城小学的《边城风韵》、，吉首市第八小学的《剪纸活动》，等等。这些校本教材不仅很好地保存了地方民族民间文化，而且将这些校本教材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让使民族文化在下一代得以很好的传承。

(三)将民间艺人请进课堂

在教育教学中，湘西有些部分学校将土家族中民族文化经验丰富、或学识丰富的民间艺人请进学校做教育顾问，或对针对一些传统音乐的进行传授、讲解及传授。这些举措不仅使土家族传统音乐得以进入学校教育的课堂，而且能让学校教育为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正规的教育途径。

二、湘西土家族传统音乐教育传承变迁的表现形式

(一)教育方式多元化

传统社会里，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主要通过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多种非形式的教育的平台，以语言交流、手把手传授以及模仿他人的行为和等方式来实现文化的习得与传承[2]。【2】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土家族言传、身教和模仿等传统文化传承方式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此外，土家族传统音乐也有其他的传承途径。例如如：，土家族光碟在当地音像市场上占有很重要的极大的份额，光碟中所承载的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涉及了土家族人民生活的大部分区域。在湘西流行的土家族光碟，由当地土家族人自发组织、编导、编辑、制作，以土家族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如电视短剧、小品、说唱等艺术形式，再现土家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蕴含了土家族人们的价值观、喜好偏向、信仰、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传统文化内容。

同时，一些新型的灵活的教育教学手段的运用，更加创新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的方式。如通过走访民间艺人、参观民间作坊和参与社会传统活动，使受教育者不仅从抽象逻辑思辩中抽身出来，还可以实地、亲身感觉并参与文化传承活动，使得民族文化教育更具鲜活感，从而强化文化教育传承效果。

(二)教师角色的转变

湘西传统社会里，歌师、巫师和匠人受到广大土家族人民的喜爱和尊敬，这些民族文化精英有的熟悉本民族历史、，有的有一技之长，部分精英更是集中了歌、巫、技艺于一身，属于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广大土家族人民模仿的对象，成为自然的教育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湘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优秀的土家族教师，深掘深挖土家族的传统音乐资源，并将它们搬进学校课堂。在课堂教学的同时中，一方面利用学生熟悉的事物鲜活明了地实现了教学计划;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也在其中得以教育和传承。

(三)传统文化意义转换

如今，社会以民间艺术名义所传承的土家族传统文化都有其原本的意义，而在当前但目前，这种原本的文化隐喻逐渐消失，从而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意义转换。

贫穷与希望:关于《贫穷与变迁》 篇3

主编陈国贲是社会学家，而书中各篇的作者都是其学生，虽然本书充斥着许多理论剖析，但也引用了大量新移民家庭的个案并描绘得入木三分，让读者实在体会到，这些住在木板隔间房，承受家徒四壁或噪音和争吵声的家庭所面对的，不单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精神上的匮乏和孤单。而这一切全都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并非纯然个人际遇或者才干的结果。只有从这层面去了解“贫穷”，我们才可以更立体地明白低下阶层的真实生活。

香港社会的贫穷新移民家庭问题喧嚷了很久，坊间却鲜有书刊探讨这类问题背后的社会涵义。其实这些家庭结构也受到社会机制和经济转型的重大影响，比如通常是香港人丈夫或父亲，大多从事建筑及运输业等受经济转型及金融危机的遗害最深的低学历职业，他们经常将在社会上碰壁的怨气发泄在家人身上，尤其是新移民妻子身上；中年男性对子女的态度也比较消极沉默，而且不参与家务，不像内地妻子般，不单打理家务，还积极与儿女沟通，这是比较有趣的现象。

另一方面，书中讨论贫穷时，也指出了“能动性”的问题——作为移民的大陆妇女不单比较“能动”，而且更必须如此。这固然是因为她们离乡背井的缘故，另一个因素是作为其丈夫的中年男性，还抱守着传统的“男尊女卑”或“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令这些妇女更要积极谋求解决之道。正是这种不平衡关系，既促成家庭冲突和离异的结局，也间接地团结起原本互不认识的新移民“师奶”，希望从社区支持网络中获得情感和实质上的支持。

讨论这些家庭的生活，必定离不开他们的饮食，“再穷也要吃”这一章就贫穷移民家庭饮食作研究。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在贫穷移民家庭身上，更反映出一份对食物的坚持。这一章以郭太卖菜、卖水果和煮饭的过程作为例子，她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来卖菜，还要沿斜坡走路回家，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环节其实很辛劳，但她对下一代喜欢的饭菜从来没有怠慢。书中还以社会学研究看出贫穷家庭饮食不为人知的一面，一方面贫穷对饮食有致命的影响，低下阶层的饮食仅能以便宜、大量和饱肚为目的，只能照顾“必需品的品味”(taste of necessity)而非“奢侈和自由的品味”(taste of luxury and freedom)，而这些家庭在食物方面的预算亦非常紧绌；但他们的饮食质素绝不比一般人差，这方面反映贫穷家庭并非一般想象中的匮乏，而是充满韧力和生机的。

关于这些家庭的报道不限于新移民太太，年前被媒体报道的卖帽少女郑金铃就是新移民家庭子女。她在得不到任天堂关于版权的回复后，就在街头摆卖马里奥叔叔帽子，希望赚得版权费的金钱，以建立自己的生意来帮补家计，却被控侵权。我们从这些例子中，既看出新移民家庭的积极一面，也看出他们在生活和实现理想方面的困境。我们再思考一下香港的主流意识型态——即“狮子山下”的奋发精神，便发觉现今社会的财富流动已大不如前，我们还可期望新移民家庭中能孕育出将来的李嘉诚吗？塑造昨日香港故事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今日香港人对新移民家庭的指责之所以有偏颇，或许是因为大多数香港人不愿接受昨日香港的成就是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和殖民地的特殊政策息息相关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今日的社会越来越复杂，而“贫穷”与精神健康的关系亦越来越明显，“精神·家·健康”这章即指出人的情绪既受个人生理及内在因素影响，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人的情绪大多来自他人的刺激，这在新移民妇女身上尤其明显。而且作者亦引用对加拿大移民华人妇女的情绪研究，指出移居对女性情绪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亦告诉我们最触动她们情绪的，往往也是家人、子女和配偶。文章的结论是，移居与贫穷都是影响新移民妇女情绪及精神健康的相互因素。而社会对她们的标签，亦同样对下一代的精神状况造成伤害，成为一个成长的包袱。其实，穷人对于歧视性的“贫穷”标签的认同，会透过家庭环境及同辈目光遗传下去。香港号称国际都会，却未能免于“标签”作用，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日本虾产品贸易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篇4

一、世界虾产品的生产与贸易

(一) 世界虾产品的生产状况

按金额计算, 虾及其加工产品占世界水产品贸易的20%左右, 是世界重要的水产品贸易品种, 这不仅得益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也得益于世界虾产品产量的持续扩大。1950年世界虾产品产量只有40万吨左右, 2002年已经达到400万吨, 50年间增加了10倍。2006年进一步增加到660万吨。从数量看, 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 世界虾产品产量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促使虾产品生产快速增长的一大原因是养殖业的发展。世界养殖虾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9000多吨, 不到总产量的1%, 其后得益于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 产量不断增加, 80年代初超过30万吨, 80年代中期, 黑虎虾的近代养殖技术确立后, 养殖虾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90年代初的总产量是80万吨, 2006年猛增到316万吨, 占总产量的比重也接近50%。

从生产布局看, 亚洲发展中国家是捕捞虾及养殖虾的主要生产地区, 亚洲地区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间一直维持在50%左右, 70年代后期上升至60%, 90年代进一步上升至70%。世界养殖虾产量中, 亚洲所占比重更高达80%左右, 中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 (以下简称印尼) 、印度五国的养殖量占世界养殖虾总产量的80%以上, 亚洲称得上是“世界的虾工厂”。

(二) 世界虾产品的贸易状况

虾产品的国际移动遵循一个基本规律, 即从亚洲、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流向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发达国家。从2000年到2002年三年平均值来看, 最大出口国是印度, 总出口量是14.5万吨, 占世界虾产品出口的11%左右。其次是泰国, 总出口量是12.9万吨, 占世界总出口的10%, 第三位是印尼, 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8.5%。包括上述三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虾产品出口比重总计高达75%。三大进口国分别是美国, 日本和西班牙。最大进口国美国的总进口量是31万多吨, 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2.6%, 第二位日本的总进口量是25万吨, 占世界总进口量的18%。第三位与第四位是西班牙和丹麦, 占世界总进口量的比重分别为8.7%和5.7%, 包括上述四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84%。仅从美国和日本两个进口大国看, 按金额衡量, 美国占世界总进口量的32%, 日本是26%左右。2006年, 这一进出口格局基本未变, 日美两国依然是进口大国, 两国的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39%, 按金额衡量的比例是47%。主要出口国依次是泰国、越南、中国、印尼和印度五国。

二、日本虾产品进口贸易的自由化

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虾产品消费大国。在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 随着日本国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虾产品消费量开始快速膨胀。1965年, 人均消费量不过是0.5公斤, 1986年已达到历史最高值的3.0公斤。2007年的年消费量是30万吨, 人均2.5公斤, 现在虽然比80年代略有减少, 但数量上远远大于人均消费量是1.2公斤的消费大国美国。而国内消费的10%来源于国内生产, 其余90%来自进口。

日本真正实现虾产品进口的自由化是1961年。在此之前, 虾在食物中被视为奢侈消费品, 其进口量也受到外汇配额政策的限制, 仅从中国与墨西哥等少数国家进口, 进口数量也非常少。进口实现自由化的1961年, 国内虾产品消费还主要依靠国内生产, 仅从韩国和中国进口了4000吨左右。但之后虾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1965年突破2万吨, 1973年猛增到11万7000吨, 这一年日本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的虾产品进口大国。

虾产品进口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对虾的喜好, 进口实现快速增长的经济因素是20世纪60、70年代, 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 普通家庭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当时还是高价商品的虾。其他外在因素诸如, 经济高速增长期, 随着更多妇女走上工作岗位, 日本消费者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在外就餐及购买加工食品的机会增大, 扩大了国内市场对虾产品的需求。日本商社等贸易相关机构也瞄准商机, 纷纷进入东南亚各国, 进行虾产品的生产与加工, 再出口到日本国内, 扩大了进口量。1971年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 日元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等。

20世纪80年代初, 虾产品进口经历了几年的低迷期, 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 为虾类进口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 同时期我国台湾黑虎虾的近代养殖技术已经成熟, 日本虾产品进口出现又一个高潮期。1987年虾类进口突破了26万吨, 从1973年到1998年被美国再次赶超的25年间, 日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虾产品进口国。

三、亚洲主要各国虾产业的发展

在20世纪70、80年代, 日本虾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中国和台湾地区。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数量相对较多, 进口品种主要是黑虎虾。1982年的进口数量有1000多吨, 之后不断增加, 1987年达到了3万吨, 占日本虾产品总进口量的11.5%。1988年, 台湾地区黑虎虾养殖受到疾病的打击, 日本从我国台湾的进口也减少为上年的一半, 此后台湾地区虾产业走向衰退, 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 随着虾类养殖热潮从台湾、泰国、菲律宾扩大到印尼, 进而蔓延到印度和越南, 日本的进口对象国也逐渐转移。

2009年, 日本虾产品的总进口量是20.3万吨, 主要进口对象国依次是越南、印尼、泰国、印度和中国, 五国所占比重分别是19.7%、17.3%、15.8%、12.1%和7.5%。在历史上, 日本虾产品进口也主要来源于上述几个国家, 但其中经过了数量多少与排位更迭的过程。

(一) 泰国

泰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开始虾类养殖。80年代中期, 泰国的虾类养殖主要采取粗放式养殖方式, 因此养殖面积虽然从1972年的9000公顷迅速扩大到1982年的3万公顷, 但因为生产性低, 生产量的增长缓慢。这一时期养殖的多是以明虾为主的小型虾, 几乎都用来国内消费。1986年, 随着泰国真正开始黑虎虾的养殖, 国内迎来了虾类养殖的高潮, 生产量也迅猛增长。1985年黑虎虾的养殖量只有100吨, 1987年已经超过了1万吨, 1989年突破了8万吨, 199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虾类出口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泰国铢急剧贬值。引起虾产品出口价格大幅上涨, 也催生了虾类养殖的繁荣。但是从2001年开始, 泰国向日本的虾类出口出现了下滑, 排在印尼、越南和印度之后, 位列第四。其中减少的是冷冻虾, 加工品则处于增加的态势。即泰国从单纯出口初级虾产品的方式, 向出口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方向转变。

(二) 印度尼西亚

印尼从1960年正式开始虾类出口, 具体则是随着1961年日本水产品进口实现自由化后才开始的, 对印尼而言, 虾是最初的出口产品, 是获得外汇的重要手段, 因此印尼政府把日本视为重要的出口对象国, 非常重视对日出口。但是当时印尼的出口产品以捕捞虾为主。虾类捕捞几乎都是拖网方式, 这引起了周边海域鱼类的减少, 渔民间的对立等经济、社会问题。1980年, 印尼政府在部分地区禁止拖网捕捞, 进而在1983年对全部海域实行了拖网渔业的禁令。

随着禁捕令的实施, 印尼政府担心虾类出口减少, 遂开始从拖网渔业到虾类养殖的转换。早从1975年, 国际开发机构 (IDA) 就开始向印尼提供融资支持, 用于养殖池的建造。1980年开始, 印尼政府实行针对虾类养殖的农村融资项目, 进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以政府为主导, 加大开发力度, 到80年代末新建成10万公顷的养殖池。这样在政府的支持下, 开始大规模的虾类养殖, 这一时期印尼政府放宽对民间企业的限制, 允许民间企业开展虾类养殖。此外印尼政府还实行了促进虾类养殖发展项目。项目运行采取政府向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由企业进行养虾池的大规模开发和经营, 再以企业为中心, 向零散小型的养殖渔民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他们养殖的虾类再由大企业回收。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 印尼确立了近代化的养殖技术, 提高了虾类养殖的生产性, 增加了企业和养殖户的收入。在印尼政府最近提出的虾类养殖战略规划中, 计划从2006年到2009年的三年间, 黑虎虾和明虾的产量增加到54万吨。印尼政府运用各种奖励措施, 鼓励虾类养殖, 同时努力扩大虾产品的出口, 增加外汇收入。

印尼虾产品的出口国主要是日本与美国。2006年之前, 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出口对象国, 从2007年后, 对美国的出口量超过日本, 美国成为印尼最大的出口对象国。

(三) 越南

越南属于亚洲的农业国, 同时也是水产品的生产大国。越南水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虾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带动起来的。目前虾产品的出口占越南水产品出口的70%左右, 主要出口国与地区是日本、美国、欧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水产品成为越南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虾类在内, 水产品几乎都是在近海沿岸捕获的。但由于捕捞过度, 出现了沿岸渔业资源额枯竭, 水产品出口扩大碰到瓶颈。进入90年代, 越南开始政策推进水产品养殖, 并扩大出口。90年代中期以后, 越南政府明确提出将水产业列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点产业, 并把发展养殖业作为政策扶持的重点。越南政府计划在2010年实现水产品出口额达到40亿美元, 在水产领域实现雇佣劳动力470万人, 总产量达到350万至400万吨, 其中养殖总量争取达到210万吨。

越南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虾类养殖, 90年代中期, 从泰国引进黑虎虾的养殖技术后, 虾类养殖业快速发展。越南虾养殖主要集中在海水与淡水混合地域, 2004年的养殖面积为60万公顷, 其中90%集中在湄公河沿岸地区。90年代中后期, 除2001至2004年期间, 日本一直是越南虾产品的最大出口对象国。可以说越南水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是紧紧围绕日本市场发展起来的。对日本而言, 越南是其最大的冷冻虾产品进口国, 同时越南的虾类加工产品也占总进口量的20%, 按金额计算, 越南是日本第二大虾加工品的进口国。2009年10月1日, 随着日本和越南间的经济合作协定正式生效, 越南出口到日本的虾产品将享受零关税政策, 因此越南虾产品在日本市场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市场份额。

四、日本虾制品的进口

日本虾产品进口量在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值的32万吨, 之后呈现减少趋势, 近年一直在20至25万吨左右徘徊。其中进口数量下降的主要是新鲜虾、虾仁及冷冻生虾等, 而包括冷冻熟虾、熟制烟熏虾、寿司虾等虾制品的进口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显著增加, 1990年只有3800吨左右, 2003年增加到4800吨, 2005年进口量逼近3.6万吨。在虾制品中进口数量最大的是冷冻炸虾。冷冻炸虾在1980年前主要在日本国内生产, 但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 1980年末开始, 以大型冷冻食品生产厂家为主导, 在泰国及印尼等国兴建工厂开展生产, 再进口到日本。除炸虾外, 寿司虾等加工产品也纷纷开始海外生产。虾制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 从进口量看, 最大的进口对象国是泰国, 2001年之前, 来自泰国的进口量一直保持在60%左右, 之后比重有所下降, 但也维持在40%以上。

五、结论

因国际供给和需求旺盛, 跨国移动的数量、金额巨大, 因此虾产品被认为是最富国际性的一种贸易商品。其生产和出口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南美洲部分国家, 主要进口地区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欧洲及日本这三大市场。从日本市场虾产品供求的历史变迁看, 日本作为曾经的进口大国, 其国内消费和进口需求极大带动了亚洲主要生产国虾产业的成长和成熟。从20世界80年代的中国、中国台湾, 到90年代的尤其是印尼和泰国, 直至目前以越南为首的亚洲各国, 几乎都是以日本市场为中心发展本国的虾产业。日本作为亚洲传统的虾产品消费和进口大国, 虽然近年的进口量呈现低迷状态, 在价格竞争上也出现了劣势, 但依然是世界虾产品进口市场的主要力量。因此亚洲各虾产品出口国都瞄准日本市场, 在产品品种、质量和价格等各个环节上下功夫, 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虾产品是中国优势出口农产品, 日本一直是中国虾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但自2008以来, 中国虾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业绩出现下滑, 表明中国虾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优势已经受到崛起的亚洲各国的挑战。

因此, 中国虾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市场份额, 必须时刻关注竞争对手的发展战略, 在生产环节上重视产量与出口产品质量, 销售环节上以日本市场需求为导向, 实施目标市场差异化战略, 根据日本市场消费者需求偏好现状及变化趋势, 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 并根据日本市场需求,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保证以出口为导向的虾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日本是世界虾产品的消费和进口大国, 进口主要来源于亚洲各国和地区。自1961年虾产品实现贸易自由化, 日本虾产品的进口量不断增加, 以致目前国内消费的近90%都依赖进口。作为进口大国, 日本虾产品的进口经历了数量、进口来源国和市场份额及类别结构的变动。深度挖掘这种历史变迁的基本规律, 掌握日本虾产品进口的特点, 以及亚洲各进口来源国虾产品生产与出口的基本状况, 对深刻了解虾产品贸易的外部环境, 合理安排中国虾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虾产品,贸易,亚洲

参考文献

[1]大塚茂.瞄准亚洲的粮食进口大国日本[M].东京:家之光协会, 2005.

[2]周井娟, 林坚.世界虾产品贸易格局分析[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9 (1) .

[3]周井娟.日本虾产品进口结构变动规律与政策启示[J].世界农业, 2010 (5) .

[4]室屋有宏.日本虾产品的进口[J].调查与信息, 2006 (5) .

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 篇5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演变的历史密切相关 ,近年来 ,对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和中华文明演变研究的大量科学积累 ,充分显示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与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多样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气候变迁是影响中华的其中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既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气候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进与消极影响之间的巨大反差，简直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了。而经济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气候变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近几千年来的气候虽是冷暖交替出现，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不可逆转的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走势。

古代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即使有所改进和提高，也是很缓慢的，因此气候的好坏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的有无多少、农作物病虫害的有无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有研究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从而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衰退。因此从理论上说，暖湿期也就应该是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

气候变迁特别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

除了对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外，气候变迁也造成了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当然气候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不仅仅只是这些。

如果可以用优劣来评价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就中华文明进程来说，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地推进作用的，而干冷的气候则正好相反。但这也只是就古代历史时期来说的。

人口结构变迁与理财 篇6

最近易中天的《品三国》很热，我们从小也都喜欢看三国故事，对诸葛亮无限崇拜，对蜀国最先被消灭耿耿于怀、不能理解。其实，如果你对当时蜀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有所了解的话，蜀国的失败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我们再来看看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理财投资有关的事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资本市场迎来了10年的繁荣和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87年的几百点一直上升到2000年的13000多点，期间少有大的调整。对这一轮大的牛市的成因也有各种解释，如新经济、以生物科学和IT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经济的发展、降低企业税收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美国社会老龄化的因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期，并出现一个专有名词——婴儿潮，时间大约从1946年到1964年期间。这导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因此，该年龄段的人群的行为方式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就特别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进入中年，正是家庭收入高、支出少，结余比例高的时候，也是面临为今后孩子的教育和自己的养老做准备的时候。与此同时，还是由于他们年龄渐老使得美国社会逐渐进入老龄社会，美国社会养老体系面临破产，为了应对这一变化，美国政府提出各种鼓励公民为自己的养老多做储蓄投资的优惠政策。因此，他们纷纷将工资收入不再是全部盲目地消费掉，而是将其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义无反顾地投入股票市场，从而形成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预测：美国股市到2015年以后将出现一个长期的调整。原因还是因为上面这些人已经陆续退休，需要将20世纪90年代投入股市的资金提出来用于养老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是怎样的?它会对我们的投资理财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次大战以后，中国同样有一个“婴儿潮”，只不过这个“婴儿潮”延后了几年，发生的时间在1950年到1970年。

20世纪60年代后期，“婴儿潮”早期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时政府发现人口多的压力了，因为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给他们。于是告诉大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把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送到了农村。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修改了国家的人口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就是中国社会在10年后将以极高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程度甚至要超过美国(因为美国没有在婴儿潮后接着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留给中国发展经济的黄金时间只剩下10年了。我们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人口红利”，将迅速改变为“人口负担”，10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必将减慢。

其实，目前城市就业的压力也是人口结构不均衡的后果。最近几年退休的人是出生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的人。而这10年正是中国苦难的战争年代，人口的数量不可能很多，也就是说现在退休的人不会很多。而现在新就业的人来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尽管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那时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又一个高峰。因为，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这个时候进入生育高峰期，特别是当初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终于回到了他们童年生活的城市，他们最需要完成被耽搁的人生大事——结婚生育。

而就业的压力将会是中国经济今后一直要面临的问题。而未来的就业压力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的城市化浪潮——大量的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城市里来，这样的转移目前每年大约是2000万，并且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20年甚至更长。

越南土地制度的变迁、现状及展望 篇7

1.统一至革新开放期间 (1975~1985)

1975年, 越南实现南北统一, 国家允许私人拥有土地, 保障农民和国内资本家的土地所有权。1980年, 越南修改宪法, 规定土地归全民所有, 实行土地国有化。同时, 在各地广泛建立合作社, 统一管理生产和分配产品, 农民不能自主经营。1981年, 越南的土地改革政策引入了合同制。越共中央出台的第100号文件是越南革新开始的突破性一环, 起到了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 使越南农业生产有向前发展的趋势。

2.1987年出台首部“土地法”

1987年12月29日, 越南通过首部“土地法”, 该“土地法”仍保障土地的全民所有, 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 但不允许买卖土地。1988年4月, 越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关于农业经济管理改革的第10/NQ-TW号决议》 (或称为10号决议) , 提出了新的承包机制, 确定农业合作社为主管单位, 家庭成员为向合作社承包的自主经济单位, 允许农民自主经营。10号决议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

3.1993年出台第二部“土地法”

1993年7月, 越国会审议通过的第二部“土地法”规定:农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可进行转换、转让、继承、抵押、出租;首次实行土地作价, 便于国家与土地使用者进行交易;土地使用者可申办土地使用证书, 还可将土地作为对外合作的投入;土地使用期限由原来15年延至20~50年;可将土地转租他人, 但期限不超过3年;国外组织和个人、国际组织、在国外定居的越南人都可租用土地。国家交付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包括:交付土地, 不需支付使用费;交付土地, 需要支付使用费;租用土地, 支付租金等。交付土地的对象主要是农民, 租用土地的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此次颁布的新“土地法”与1987年的法律相比, 更为严密、系统、科学, 反映出越南将以法制管理土地的全民意识。土地租期延长和增加的土地使用许可证 (LUC) 遗赠权力, 使得农民土地更不易被国家征用。

4.1998和2001年对第二部“土地法”进行修改补充

1998年12月, 越国会对第二部“土地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明确规定可转换、转让、继承、抵押、出租、作价土地使用权, 为建立土地交易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使用期限最长延至70年。2001年, 越政府继续修改和补充第二部“土地法”, 提出土地定价的原则, 各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政府) 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土地价格, 以此作为征收土地转让税、变更土地用途手续费、土地租金、国家征用土地补偿金等税费的基础。同时, 越政府首次允许回国投资并长期居住的越侨、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长期在越生活并致力于越国家建设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希望在越长期居住的人等购买房屋和相连土地的使用权, 以吸引越侨和有专长的人才在越投资建设。

5.2003年颁布第三部“土地法”

2003年, 越南政府颁布第三部“土地法”, 即越南现行“土地法”。该“土地法”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统一管理, 实行四级管理体系。国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 决定全国土地使用规划, 行使最高监督权。政府作为最高行政机关, 决定各省、直辖市土地使用规划, 以及国防和安全用地规划, 负责配置土地资源, 并由资源环境部具体负责。各省、直辖市、县人委会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土地管理权。乡镇设立土地办公室, 负责处理土地行政事务。企业、农户、个人可通过租赁、向政府申请、接受转让、参与土地拍卖等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将土地使用者的使用权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规定土地使用者的基本权利并详细规定了9项权利, 即出让、转让、出租、再出租、继承、赠送、抵押、担保、投资的权利。

2006年, 越共“十大”要求努力集中土地使其达到可以规模化经营的状态, 以方便出租和投资入股, 保障土地使用权顺利转化为商品。2008年7月, 越共十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 继续确保对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长期而稳定的拥有, 推动土地规模化集中, 进一步确立土地使用权的资产功能, 建立良好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

Truong Thien Thu、Ranjith Perera对越南经济政策与土地制度变迁作了归纳 (见图1) :

纵观越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变迁, 可以看出越南政府一直都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作为其立法的价值取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要是通过对土地产权的清晰界定及延长土地使用权期限、土地使用权物权化逐步实现的。越南土地制度的变迁具有渐进性的特点, 新旧制度革新之间的轨迹相对平滑, 波动较小, 制度的改革均有相应的法律与之相配套。

越南土地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越南土地制度现状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 越南有效发挥土地资源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保证国防安全、社会稳定、国家粮食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作用, 国家的土地管理效果逐渐增强;土地政策、法规日益完善;土地使用者的各种权利得到扩充及国家的保护;不动产市场及土地使用权已形成并迅速发展。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土地权属制度, 逐步推进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和土地经营规模化, 在农村建立了一个较有活力的正规土地市场。

(1) 土地所有权方面, 越南的土地属全民所有, 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代表, 实际上国家不占有、使用土地, 而是交付土地、出租土地, 国家对土地收益享有权利, 以此服务于国家活动及全社会利益。越南的土地所有权主权归属明晰, 土地国家所有这种单一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简单易行, 降低了政策的复杂性, 有利于国家对全国土地进行统一管理。

(2) 土地使用权方面, 越南的土地使用权脱离了土地所有权, 变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利, “土地法”赋予农民长期稳定使用土地, 以及交易、互换、出租、继承、抵押、合资、再出租和赠与的权利, 农地使用权内部转让不受社区成员权限制, 农地使用权非农转让经过用途变更审批后也可以上市交易。在越南, 土地使用权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或者说实际上是赋予公民有限制的土地所有权。越南农民的农地使用权较我国更为稳定, 亦更丰富。因此, 土地在越南更倾向被认为是“私有”。

(3) 土地收回方面, 强市场化, 弱行政化, 增强空开透明性, 重视协商谈判。越南征地目的中含有大量的经济发展因素。土地收回过程中, 政府角色不再是参与者与裁判的复合体, 而是逐渐转变为管理与服务职能。土地收回程序中给予被收回土地者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保障其意见的表达渠道。补偿价格趋向于市场化, 而不是政府定价。政府对不同类别的土地收回采取不同的介入程度。显然, 与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工作状况相比, 越南的实际土地收回补偿中市场化因素相对更多, 行政主导力量较弱。

2.越南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土地制度规定与执行存在差距。理论上讲, 越南土地制度具有很大的市场经济特性, 土地权利作为资产可以换来大量财富, 但实践中农民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许多农民应有的权利或应得的利益无法实现。

(2) 土地的用途及数额限制、土地的集中与规模经营、土地兼并三者之间存在矛盾。越南的土地用途及数额的规定, 阻碍了土地的集中经营。庄园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突破了越南法律对土地限额的规定, 土地集中的方式也多样化。这虽然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但也造成了农村土地大规模兼并的问题。

(3) 征地所引发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通过土地征用这种政府的直接干预, 给予很低的补偿, 以及缺乏农民转换职业的培训, 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威胁到当地的食物供给。征地的使用率低;使失业人口增加, 再安置政策有待完善;征地搬迁补偿过低。

(4) 在土地管理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如现行“土地法”不够完善, 与其他法规不配套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土地流转地区分布不均衡, 流转操作不规范, 土地价格双轨制 (见图2) 问题严重, 隐形市场特征明显。

3.越南土地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上述缺陷、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来源多样化;经历了多个时期土地政策已有改变;现行关于土地的各种主张、政策、法规还有一些内容不够清楚、不符合实际;体制化进程缓慢, 没有能够同步进行;土地政策、法规以及相关的各种政策、法规没有得到严格实施;宣传、教育工作及贯彻实施各种关于土地的主张、政策、法规效果不佳;在土地管理过程中没有公开、透明化;部分干部和公民对土地法律、法规的执行意识不强, 审查、检查、监督和处理违法行为的力度不够;解决土地投诉、控告和纠纷的效力和效果还很低。

越南土地制度改革展望

1.越南土地制度改革的动向

(1) 以延长农业用地承包期限为方向, 继续完善农业地区的土地法律政策, 单独制定水稻种植用地的规定。

(2) 科学制定土地利用规划, 灵活设计土地用途, 加强推进集中农业田地的措施,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 妥善解决社会发展与征地的矛盾。继续强化与完善征地拆迁赔偿委员会这种保障公民参与性的制度设计, 在做好居民安置与就业培训安置等配套规划后才能进行土地征收。进一步明确土地征收目的, 证明征地项目是为国家和公共利益服务, 而普通投资项目应由投资者与被征地居民进行协商。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是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方向, 土地立法要体现宪法中对征地给予“市场价”补偿的要求。

(4) 加快建立市场化土地制度和土地关系, 进一步明晰产权主体, 以保障土地产权的实现, 规范交易市场。克服土地交易市场中土地价值被过分压低的现象, 实行由国家管理的土地市场化定价机制。

(5) 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 由“耕者有其地”, 向“工者有其职”转变, 注重解决土地的规模效益与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

(6) 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建设, 提升土地管理工作效率。减少相关行政手续与交易费用, 并及时处理违反“土地法”的行为。

2.越南土地制度改革展望

变迁与现状 篇8

关键词：新疆,民族文化变迁,研究现状,意义,启示

一、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概况

在我国, 早期关于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云贵川地区, 研究的族体也以汉族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 国内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从译介学习阶段逐步实现“本土化”发展, 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 逐步构拟适合于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特点的概念体系。

新世纪以来, 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研究逐渐成熟, 关于民族文化变迁及影响的成果有:滕星指出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并从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和融合的大视角, 探讨了彝族双语教育问题。刘瑶瑶对青海海西州汉族移民文化变迁及民族关系研究发现, 文化变迁是汉族移民在海西地区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马戎教授将文化因素列入影响民族关系15大因素中, 指出基于不同文化传统, 根据彼此在语言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程度与远近差距, 各个族群对待其他族群的态度无疑会影响族群间的交往与融合;徐黎丽教授认为民族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互动影响是多方面的, 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民族间的交流与吸收;民族关系的友好与冲突会影响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同时, 学界对影响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趋于多元化, 张利洁、高永久把民族文化之间的传播方式归纳为:强制接受、自然接受、全盘主动接受和部分主动接受四种类型;严墨认为现代化进程中, 文化变迁的规律是碎片化到重构。

新疆是我国地域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之一, 随着中国学者对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的深入研究, 学界对新疆维、汉、哈、回等百万人口民族的城乡社区、饮食、婚姻、民俗、宗教、语言等要素的“文化变迁”个案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张咏对伊犁园村的汉族移民文化研究发现, 文化来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接触机会的增加, 使得文化有了参照和比较的可能。在文化调适过程中, 不同群体的文化通过互动, 为新样式的文化产生提供了可能;李晓霞在《论新疆汉族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中指出, 汉族移民迁入新疆之后, 广泛地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 逐渐形成了独具新疆地方特色的文化特征;高芳分析了兵团150团社区文化变迁过程;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的《20世纪维吾尔物质民俗文化变迁研究》, 论述了维吾尔族狩猎业、畜牧业、农业、园艺业、手工艺、经商、交通运输、建筑艺术、饮食和服饰、居住文化及其变化;王茜、吴琼的《新疆少数民族社区居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研究》等, 从不同角度对维吾尔族文化变迁进行了研究。玛依拉·居马在探讨哈萨克族定居后的宗教、经济、生活等方面发展与变迁时认为, 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也是新疆哈萨克族的内在需要和文化选择;杨婷婷在《回族商业民俗文化变迁研究》中, 考察了乌鲁木齐市山西巷回族商业文化变迁过程, 并指出各民族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生着剧烈的变迁。

二、新疆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意义与启示

在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内少数民族所要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新疆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亦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促进新疆各民族现代化发展。

1. 新疆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意义

新疆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 更是少数民族分布广、相对集中且文化传统性特点突出的地区之一, 在新疆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中, 文化变迁可谓一个十分重要又影响深远的问题, 对此问题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 以民族文化变迁为研究视角, 了解新疆民族文化适应与现代化发展, 深化对民族文化变迁交融现象及对民族发展规律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 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新疆各民族在不同区域、资源使用、教育、经济水平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 使一些学者把注意力转移到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区的文化变迁与融合等问题上, 但多数学者注重某一特定民族文化或是民族文化某一侧面的历史变迁, 及其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 对新疆民族文化变迁及其对民族现代化发展影响的系统研究仍未展开。其次, 对民族文化变迁的本土化进程有重要现实意义。与西方民族文化不同, 新疆各民族文化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渊源、地域特征, 这是族际互动交流的核心要素, 其变迁发展更需要在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进行验证。

当前, 新疆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 以及多文化共生的现实特点, 决定了民族文化变迁是研究新疆民族发展应该注意的十分重要的迫切问题。在现代化的辐射、影响下,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和抵触成为常态, 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认清冲突的主要内容, 深入思考文化变迁及调适问题, 对新疆多民族聚居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适应问题及现代化缓慢的症结形成明确认识, 对于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及国家制定边疆民族发展政策与规划, 使民族地区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 实现文化自觉和民族关系和谐都有实践意义。

2. 现代化进程中新疆民族文化变迁研究的思考与启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其在维系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增强凝聚力、促进民族发展进步中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 民族传统观念和反映这些观念的民族文化受到现代化的猛烈冲击, 由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 或由于不同民族间的接触, 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的民族文化变迁较以往会更为加剧, 并始终与各民族发展联系在一起。地处我国西北边陲的新疆, 内辖“三山两盆”和与中亚山水相连的特殊地理形态, 塑造了边疆民族坚韧的多元文化性格。一方面, 在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民族交往频度增加的现代社会冲击下, 各民族在经济、语言、宗教、婚姻、家庭、教育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而进一步实现文化上的跨越发展, 必须正视传统文化的适应与创新。另一方面, 民族传统文化维护和对文化现代化变迁抗拒, 更使文化变迁成为新疆民族发展的敏感因素。因此, 对新疆民族文化变迁进行反思, 认真分析变迁与现代化的冲突, 探索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已成为当前新疆现代化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间题。

同时, 族际文化间差异、矛盾、交流、调适、认同、包容、共生的发展脉络和变迁过程, 往往是民族发展趋向的反映, 族际互动与文化调适是文化变迁的直接动力。现代化进程中, 人口迁移流动, 进一步打破新疆各民族在兵团与地方、南北疆、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内以及多民族杂居地区块状分布格局;族际间交往互动进一步促使文化变迁与融合。

此外, 在新疆维、汉、哈、回四个世居百万人口民族中, 回族是独具特点的民族。除了人口数量较多外, 在民族文化构成中, 回族与汉族在语言上相通, 甚至在血缘上也有相近的关联 (清代移居新疆的回族往往被称为汉回) ;同时, 新疆回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七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世居民族, 在宗教信仰、善商的经济生活方式, 以及文化习俗方面又有一致性。回族是我国分布广、城市化率较高的民族, 地域分布的广范性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回族与新疆其他民族交往的便利, 更使得回族在与新疆各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多民族接触频繁, 回族文化变迁及其与汉、维、哈民族的关系、影响的研究亦显现独特性和重要性。通过综合分析新疆四个世居百万人口民族之一回族的文化变迁过程, 阐释民族文化变迁对民族发展的影响, 并明确在国家政策主导下, 注重保护、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合理吸收采借异质文化, 是推进新疆和谐发展的可行性对策。

参考文献

[1]滕星.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2]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变迁与现状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败血症新生儿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入选标准:①年龄≤28 d;②胎龄28~42周;③符合2003年制定的《新生儿败血症诊断标准》[1];④在入院后使用抗生素治疗前采集血培养标本送检;⑤剔除疑似污染的标本。

1.2 方法:

①临床资料收集:在病案室调阅符合入选标准的研究对象资料, 分析血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②标本采集:一旦怀疑血液细菌感染, 立即在无菌操作下抽取患儿静脉血2~5 m L, 注入血培养瓶即刻送检。③血细菌培养及抗生素敏感试验:采用美国Dade Behring公司Microscan Walk Away40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血细菌培养, 药敏试验采用K-B纸片扩散法。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CLSI) 标准, 报告细菌对抗生素敏感、耐药或中介。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耐药率采用WHONET5.6软件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699例血培养阳性的新生儿中, 男432例, 女267例, 平均年龄 (12.63±8.73) d (10 min~28 d) 。首发症状为黄疸201例, 发热或体温不升116例, 吃奶少或反应差81例, 皮肤脓疱62例, 脐炎49例, 腹胀或腹泻43例, 咳嗽或吐沫38例, 呕吐21例, 早产17例, 羊水混15例, 抽搐10例, 出生体质量低9例, 其他37例。经治疗后387例临床治愈, 253例好转, 59例因病情严重放弃治疗或死亡。

2.2 病原菌分布:

699份血培养标本共分离出病原菌712株, 其中革兰阳性 (G+) 菌590株 (82.87%) , 革兰阴性 (G-) 菌113株 (15.87%) , 真菌9株 (1.29%) 。G+菌以溶血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等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CNS) 检出率最高, 共510例占86.44%, 其次为肠球菌 (6.61%) 、金黄色葡萄球菌 (4.07%) 。G+菌及CNS检出率在各年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G-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为主, 分别占30.09%、27.43%。G-菌检出率在各年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9株真菌中7株为白色念珠菌, 各年间比较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3 常用抗生素耐药情况:

常见G+菌对青霉素普遍耐药 (98.70%~100%)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 71株,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3株, 分别占CNS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92.21%和75%。MRCNS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庆大霉素耐药率较高, 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敏感率100%。MRSA仅对利福平较敏感, 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尚未耐药。肠球菌仅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敏感, 见表2。

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均耐药, 但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增加。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曲松、头孢吡肟、氨曲南、复方新诺明耐药率较高, 对左氧氟沙星较敏感, 对亚胺培南敏感率100%。2株大肠埃希菌中有1株为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 (ESBLs) 菌, 其仅对亚胺培南敏感, 见表3。

3 讨论

国内外资料显示, 随着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等创伤性操作增加、广谱抗生素的广泛应用, 新生儿败血症的病原菌种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检出率下降, 条件致病菌尤其CNS成为主要的病原菌[2,3], 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10年内共检出712株病原菌, G+菌占82.87%, 逐年比较, G+菌及CNS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总体呈增高趋势。近年来, MRCNS和MRSA比例明显增高, 其对青霉素、苯唑西林、头孢类抗生素均耐药, 虽对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利福平有一定敏感性, 但因药物严重肝肾、骨骼及耳毒性而使用受限, 目前万古霉素、利奈唑胺仍是MRCNS和MRSA感染的首选药物[1]。肠球菌在G+菌感染中比例增加, 仅次于CNS居第二位, 与国内相关报道[4]一致。肠球菌通过asa I、gle E、cyl A、esp基因编码蛋白增强细菌的黏附和滞留能力提高致病性, 已有万古霉素耐药株出现[5]。本研究暂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 但万古霉素耐药形势相当严峻, 应避免无指征使用。

G-菌检出率各年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总体呈降低趋势。随着广谱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产ESBLs菌株检出率增高。碳青霉烯类对多重耐药菌的治疗效果已得到肯定[1]。本研究显示, 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复合制剂对G-菌敏感性仅次于碳青霉烯类。有研究报道[6],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复合制剂替代三代头孢治疗G-菌感染既可取得更好的疗效, 亦可减少ESBLs产生, 故对G-菌尤其产ESBLs菌株感染可优先选择。

10年内共分离出真菌9株。国外资料显示,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晚发败血症中真菌感染比例明显增加[7]。本组真菌检出率较低, 考虑与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存活率低, 规范使用抗生素、预防性使用氟康唑等因素有关。9株真菌仅1株对氟康唑耐药。

新生儿败血症临床表现常不典型, 且治疗面临多药耐药问题, 了解本地区病原菌的流行分布和耐药情况, 对指导合理选择抗生素、降低新生儿病死率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 中华医学会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新生儿败血症诊疗方案[J].中华儿科杂志, 2003, 41 (12) :897-899.

[2]许小艳, 郑瑞, 米弘瑛.79例新生儿败血症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临床儿科杂志, 2013, 31 (3) :213-216.

[3]Yalaz M, Cetin H, Akisy M, et al.Neonatal nosocomial sepsis in a level-ⅢNICU:evaluation of the causative agent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ies[J].Turk J Pediatr, 2006, 48 (1) :13-18.

[4]唐晓娟, 冯星.1606例新生儿败血症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分析[J].临床儿科杂志, 2014, 32 (21) :210-213.

[5]Lebreton F, Depardieu F, Bourdon N, et al.D-Ala-d-Ser Van N-type transferable vancomycin resistance in Enterococcus faecium[J].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11, 55 (10) :4606-4612.

[6]赵宗珉, 褚云卓, 万建华, 等.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替换第三代头孢菌素对肠道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定植的影响[J].中华内科杂志, 2007, 9 (46) :714-717.

变迁与现状 篇10

1 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鼻祖, 伊尼斯以传播媒介为轴心, 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伊尼斯把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兴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技术形态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与人们惯常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相比, 显得十分独特 (2) 。

作为伊尼斯思想的传承者, 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 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如果人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3) 。

2 语言:人类传播史的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人类的诞生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人类的声音打破了自然界的沉寂,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社会中, 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成为开启人类传播史的钥匙。因为语言的诞生, 人类得以在互相的交流中明确对方的意图, 语言的逻辑性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逐渐催生出诗歌和乐曲, 语言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让人类产生思想,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开端。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 一直到文字的出现 (4) 。人类语言虽然完成了人类信息体内化到体外化的突破性进展, 但口语传播存在转瞬即逝、只能依靠人脑储存信息、只能近距离传播等巨大的局限性。伴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 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若说语言使人类彻底与动物区隔开来, 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促使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传播克服了口语传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不再依赖容易误传的传说或神话, 而有了确切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3 文字传播: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

文字传播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 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回顾我国封建社会, 唐中叶以后的“进奏院状”, 宋代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都是以文字推动了信息的上传下达, 完善了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传播体制, 成为一种媒介形式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文字记录历史、记录科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书画卷, 使圣贤的思想广为传播, 开卷益智,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

文字传播时代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但略微高昂的生产和传播成本也容易造成“洛阳纸贵”的传播障碍。我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印刷传播的可能性, 节约了书籍的复制成本, 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更加低廉便宜, 真正开启了印刷传播的时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书籍的造价, 使书本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催生了报业的发展, 使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

近代报刊因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诞生于德国, 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开来, 成为以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为主的传播媒介, 历经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时代、独立报刊时代, 随着社会发展催生了廉价报纸。因廉价报纸的价格低廉性和受众的广泛性, 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到来。如今人们不会在乎1835年第二期《太阳报》记载了哪些新闻, 但是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空前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使信息在社会中流通, 以文化教化受众, 以思想点醒受众, 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带动了民间知识的传递, 报纸这种传播工具本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

在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蓬勃的方展中方兴未艾之时, 电子媒介在技术的革新中随之诞生。1838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 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 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 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讯手段, 而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 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5) 。电报技术的发明与大量应用提高了人类信息通讯的时效性,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 技术的发展再次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4 电子媒介时代诞生与发展

若说19世纪是电子媒介时代的萌芽时期, 到了20世纪, 电子媒介则真正走向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影、广播和电视逐渐诞生, 并迅速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 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也是传媒发展的划时代时期, 尤其是电视的发展与普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漫长发展中形成的既定秩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6)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经这样描述了电视所带来的宏大的社会景观:“电视的经济力量是惊人的, 它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从50年代起, 电视由于报道新闻事件而拥有大量观众。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 约有6 000万人看到了他。……1962年, 约翰·格伦的第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吸引了1.35亿人凑近电视观看。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 纽约市电视观众从该市人口的30%激增到了70%, 而在全国为之默哀的葬礼举行的几分钟里, 观众达到了93%。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 实况转播被发回到地球上时, 有1.25亿人收看了这一广播, 据估计, 由卫星网带给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有5亿人 (7) 。

在电视出现以前, 从来没有哪种媒介形式可以如同电视一般, 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空前的影响。电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的媒介特性, 电视是人类众多感官的延伸, 通过影像、字幕、音声、画面与特效等多方面传递讯息, 给受众以强烈目击感、现场感, 使受众仿佛身临其境。电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 同时可以提供给受众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使人们每天的媒体接触时间由过去的几分钟提高到了每天几小时,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 的判断,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 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8)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蒂奇诺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芝麻街》对贫富儿童的影响中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电视并没有缩小社会贫富阶级间的知识差距, 反而使“知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更有学者指出, 伴随着电视成长的一代人更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体依存症, 即“电视人”为被电视的感官刺激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注重感觉而缺少理性与逻辑, “容器人”在电视的影响中内心世界类似于“罐状”的容器, 孤立而封闭。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提出, 电视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边界, 带走童真的同时也使成人的言行趋于幼稚, 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环境结构, 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我们思考、感知、讨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 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 而是处在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 (9)

电视主导世界的几十年中, 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深刻加快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步伐,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本身首先是一种传播工具, 本身不必然导致“社会之善”, 或者“社会之恶”, 只是由人类发明创造, 并由人类主宰其用途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态特性, 但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前进动力。

5 互联网媒体的腾飞

人类的智慧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媒工具的更迭也不会因电视媒体的空前辉煌而停下脚步。电视媒体的发展尚未停止, 互联网就从“润物细无声”的科技进步中诞生, 如今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汹涌的信息量与互联程度的加深, “内爆”使差异消失, 国界消失, 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结成为“地球村”。互联网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全盛时期, 互联网的用户第一次品尝到自主选择媒体信息的喜悦, 而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从门户到搜索引擎, 信息的流通空前透明, 用户从互联网上实现了“想要什么有什么”的媒体夙愿, 但庞杂的海量信息同时对用户充斥着迷惑, 互联网的公信度永远掺杂着真假难辨的质疑。直到2002年非典在中国肆虐,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意外赋予了互联网媒体渴求已久的社会公信力。互联网媒体本来就拥有信息快速传递、用户自主选择信息、海量信息等天然优势, 加之社会公信力不断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偏移, 互联网媒体如虎添翼, 真正实现了在传媒史上地位的腾飞。

在互联网2.0时代, 技术的发展真正达成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传播。博客、社区、贴吧、空间陆续为大众所追捧, 用户从单纯的受众转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从而一跃成为传媒工具的主人。百年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追求的“传播权”“知晓权”“媒体接近权”突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了普通用户的手上,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地位黯然失色。

在互联网3.0时代, 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的成熟, 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商品的价格空前程度的透明, 线下购物向线上购物的用户迁徙已经无可逆转;随着宽带的发展, 在线视频网站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 用户不再死守在电视机前, 忍受漫长的广告, 苦苦寻觅心仪的电视节目, 不再为错过节目时间而懊恼。此时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媒工具, 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大脑的体外延伸,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牢靠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2010年起, 微博的喷井式发展更是打开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微博的传播方式真正代表了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 用户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与亲友深入互联, 可以与以往无法触及的偶像互动, 可以体验信息的快速流通,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新颖的活动……微博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此, 一个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平台真正赋予了其用户摇旗呐喊的权利。在这个平台上, 公知可以表达思想, 行动者可以集结同伴, 受害者可以呼吁救援, 政府可以与民众对话, 民众可以集结倒逼政策的改变。在微博的蓬勃发展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 但技术赋权下为个体组织赋权到社会赋权提供了可能, 关键问题已然是个人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与赋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完整的迁移到移动互联网, 非传统互联网用户也在社会的洪流中卷入移动互联网之中。APP (Application) , 代表着移动互联网与桌面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互联网的入口之争由来已久, 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 从社会化媒体到APP, 不同的入口模式代表着不同时代用户的核心诉求。用户可以筛选符合自身的需求与爱好的APP, 将手机真正打造成一个定制化的媒介平台与生活工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互联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的广泛应用, 使信息的随时沟通与分享成为可能, 同时也模糊了私人空间的边界;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工具,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手机地图导航的高度智能化, 使出行路线更加精准;线上支付的便捷, 使用户脱离了现金的束缚;移动端电子商务使购物变得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视频与音乐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O2O的发展将用户与这个世界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人们与世界相连接的钥匙。人们身处在世界中, 却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与世界深度互联。

6 结语

纵观人类传媒技术发展的史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带来的都是社会发展速度的呈几何倍数的提升。而社会发展的背后, 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诚然传播工具的更迭深刻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归根究底无论哪种传播工具站在历史舞台上时,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操控传播。科学技术、传播工具、人类社会、国家机器, 正如环环相扣的锁链,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互相拉动前行。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时代变迁与产业革命 篇11

以技术和商业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当前世界体系的支撑性力量，但产业革命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活跃的过程。如果说产业革命所内涵的科学与经济意识形态建构了现代性，那么不断运动的产业革命又开创了新的全球性；如果说产业革命造就了工业体系，现在产业革命似乎又在肢解工业体系；如果说产业革命曾经以知识产权作为自己的守护神，当信息产业成为产业革命的新引擎时，其霸权性又成为产业革命的新敌人。

本组笔谈，正是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而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驱动时代变迁的产业革命所蕴含的哲学内涵与政治经济学意义。

赵汀阳深刻地指出，在互联网与新技术崛起的背景之下，现代性（modernity）正在变成全球性（globality），过去一直使用的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都必须重新反思。作者认为，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于关系存在，因此，以网状关系而存在的各种权力（powers）最为受益，如金融和媒体已成为全球时代新游戏的最大赢家。作者还提醒我们，产业革命具有技术专制的可能性，主奴辩证法随时可能出现——我们在享受技术革命的丰盛果实时，悄然蜕变为产业革命的俘获者。

面对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汹汹来势，中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巨潮中保持浪潮之巅的地位？贾晋京文章梳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历史脉络和现时困境，精细地描绘现时代的工业图景鸟瞰图，指出互联网与产业外包的产业创新已经重新置换了“世界工厂”的涵义；并以此展望新产业革命可能的进路与障碍，诊断出中国在当代工业生态中的准确位置和未来走向。贾晋京的分析，清晰地展现了产业革命是一个活跃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这一过程深嵌并触动时代变迁。

3D打印是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翘楚行业，被视为是传统制造业与新兴创意产业之间的桥梁，因而广受瞩目。但是胡凌认为，3D打印真正的理论意义是其所具有的另一重桥梁身份，即现实世界（原子）和虚拟世界（比特）之间的实现沟通的桥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性联系。为此，胡凌深入分析3D打印技术的政法背景与经济走势，批判性地揭示3D打印背后的技术与资本的共生逻辑，再次刺破技术主义的乐观想象，从微观产业的角度呼应了宏观结构上可能出现技术专制主导社会的忧虑状况。

电商快递的发展与变迁 篇12

我主要讲讲电商物流的探索, 大概围绕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电商现在的模式以及未来的发展, 因为物流快递企业是根据电商发展的;第二是电商物流与快递的模式变迁。

电商模式的发展

回顾电商发展的历程, 中国电商是1999年以阿里巴巴成立为标志的, 15年创造一个世界性的奇迹。第一个阶段是B2B国际业务模式, 在国际上表现并不很好, 在国内表现反而很好;第二个阶段是C2C阶段, 始于2003年淘宝上线, 标志着中国国内电子商务的开始;第三种业态是B2C模式, 以京东2004年上线为标志, 提出控制产品质量和物流服务质量。中国的电子商务业态经过了这样的路径。

现在哪一个方向发展更快?从发展方向来看, 这三种模式中的B2C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模式, 京东和天猫的业务在上升, B2C业务的高速发展也符合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当然淘宝的业务也是在上升的, 但说实话很多产品的质量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互联网是有垄断性的, 也没有地域性的, 互联网的未来是以京东和天猫为代表去垄断的, 专业性的一些电商公司依然存在, 但不可能形成综合优势, 所以我认为B2C符合未来发展态势。

现在O 2 O也正兴起, 即线上缴费、线下消费。从看得见的、成功的商业模式来理解, O2O模式现在比较成功的是服务行业, 包括一些电影票和餐饮团购, O2O模式让我们的消费更便捷、更便宜, 实现了大量的服务模式和产品模式的延伸, 并让价格更便宜。宅急送已经在三个城市做了O2O的模式。我通过河南的一个矿泉水公司跟我们的合作来归纳O2O的特点:首先, 矿泉水人们经常要喝, O2O并不在于价值很高, 而是在于频繁消费才能产生的服务, 同时又要送货快捷, 把矿泉水送到每一个销售点上, 销售点有五公里半径, 要求4小时送货上门, 这就是O2O模式, 既有效满足了快速送达的要求, 同时又降低成本了。总体而言, 距离更短、时间更快、成本更低就是我们的O2O模式。

另外北京一家酒业公司也采用了同样的O2O模式, 它的酒可以放到宅急送的每一个营业厅, 顾客想喝酒的时候就下单。还有一个上海洗衣店和宅急送的合作案例, 同样也是O2O模式。O2O是要有多频次的特点, 如果把眼光盯在高价值上去做就会不成功, 成本降不下来, 所以O2O是更便捷、更快速、更低价的模式。

电子商务除了B 2 B、C 2 C和B2C, 以及现在兴起的O2O, 还有一个新的模式是叫C2B, 是从个人销售到单位。C2B诞生于淘宝, 简单说就是以销定产。过去以销定产主要是汽车, 而电商日用生活品价值很低, 过去是没办法以销定产的, 现在互联网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顾客可以在网上定, 而且价格低、产品鲜, 特别是农副产品。比如在内蒙通过网上下单买到新鲜的羊肉, 内蒙现在都是个体户了, 很好的实现了C2B的销售, 它不光是扩大了规模, 更重要的是让销售更科学了, 更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也是未来要兴起的电商模式。

还有一种电商模式是B 2 R, 指从商家到零售商。B2R的模式更好的适应O2O, 更好的把B2C模式晋升了一步, 现在电商B2C从企业直接到消费者手上有两大难题, 一是成本很高, 二是个人信息不安全。对此, 西方有一种典型的B 2 R模式, 在日本、美国基本上以社区超市为主, 快递公司把货送到社区超市后, 由社区超市打电话让你自取, 这既是“最后一公里”, 也是一种快递的B2R模式, 而不再是B2C模式。

快递模式的变迁

根据电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模式, 电商物流与快递肯定也有所改变, 主要有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通过快递B2R模式来实现电商B2C的发展;第二种模式是仓、干、配模式, 以顺丰为例, 顺丰过去做食品店, 现在做“嘿客”, 实际是想探索“最后一公里”。“仓储加干线”一体化是菜鸟探索的模式, 阿里巴巴打造一个千亿级的菜鸟, 以后要实现24小时“门到门”服务。比如浙江是淘宝的发源地, 很多产品从浙江出来, 24小时怎么将商品送至江苏?不可能实现, 一是价格高, 二是运输还达不到。但是, 如果通过在各地设仓就可以实现24小时“门到门”, 最少要一个省会城市设一个仓。

宅急送是做企业客户的, 这几年在探索电商业务过程中的转型很艰苦, 也交了很多学费, 同时取得了很多的宝贵经验, 现在做B2C我们就很有优势。基本上省内城市和80%的县城都可以做到24小时“门到门”服务, 因为宅急送在每个城市都布仓, 我们不是做网络, 主要是为企业客户即B2C业务提供快递服务。完成了布仓以后, 每个线路都有班车, 每天晚上货一分, 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收到货, 上午到达地级市, 下午就会实现“门到门”。为什么加干线因素?因为可以根据销量补货到仓, 这就是“仓、干、配”一体化, 因为都是班车送货, 就把全国快递都变成了省内快递, 成本减少了一半, 最终结果是速度更快了, 价格更低了。

总结来说, B2B快递模式是未来的快递发展趋势, 同城模式则是未来一种更好的快递模式, 每一个快递企业、物流企业在电商发展中都能分得一杯羹。但要与时俱进, 宅急送十年前做的是B2B模式, 那时候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做的比较辉煌。在做B2B模式时, 宅急送做手机业务占了全国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宅急送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三年翻了一番, 抓住了电商B 2 C模式。这两年电商高速发展, 但我们拥抱淘宝基本上没有成功, 因为宅急送作为一个直营快递企业跟快递加盟商打价格战是打不赢的。所以, 快递企业还是要做自己专业的领域, 宅急送决定要重启以客户为核心的BBC模式, 用B2B2C业务模式来重新定位。

未来电商发展的方向应该在哪?我想讲两点, 一是未来电商快递的发展肯定是三个方向, 一是向下, 二是向西, 三是向外。从向下发展来看, 尽管目前总体而言乡镇业务占比不到5%, 但是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的乡镇业务已经占到了30%的比例, 全国乡镇业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向西就是向西部地区发展;向外就是指跨境电商, 现在是比较热, 增速也比较快。二是行业整合的必然趋势, 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 进一步整合肯定是未来的趋势。随着资本的进入和竞争的激烈, 最终在每一个细分市场领域肯定都会产生挤压, 未来如果发展不好肯定要被兼并。宅急送为什么要融资呢?也是基于这样的发展方向和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