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迹

文化遗迹（共12篇）

文化遗迹 篇1

历史文化遗迹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珍宝,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精神财富。保护历史文化遗迹是确保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一个地方文化品位的重要标杆。下面以我自身的经历谈谈保护历史文化遗迹的重要意义。

我是文昌人,文昌是文化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文化昌盛的美誉。这里民风淳朴,崇文重教,人才荟萃。直到今天,还是一片文化的沃土。这里有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孔庙,文昌孔庙也是海南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这里有保留我国名人墨迹最多、最完整纪念亭之一的文昌公园。还有蔚文书院、溪北书院、祝嘉故居、会文十八行、铺前骑楼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古迹。

溪北书院作为文昌历史文化古迹之一,我曾零距离地亲近,审视他。200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北中学当老师,而文北中学的前身就是溪北书院,至今溪北书院仍然在文北中学当中。学校和书院新老交辉,相得益彰。由于宿舍紧张,学校安排我住在书院经正楼右边的屋子里。渐渐地我对这座有着100多年悠久历史的书院以及书院的创造人潘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撰写了数篇文章。

从2001到2003年,我在文北中学整整教了3年书,之后因工作关系调出。但每次到铺前我都要到溪北书院走走看看。2014年夏天,超强台风“威马逊”从文昌的翁田镇、铺北镇一带登陆,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溪北书院也无法幸免,受损严重,尤其是东、西厢房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今天仍没有修复。溪北书院的命运是大多数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缩影,让人感到痛惜。

随着对古代历史文化遗物寻访探究的兴趣愈来愈浓厚,我的视野开始从文昌向海南各市县拓展,先后寻访了东坡书院、五公祠等著名历史文化古迹。

2013年暑假,我跟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了一次“壮举”,驾车从海南出发,游览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6省,行程近万公里。对南普陀寺、南少林寺、书圣故里、兰亭、西湖、中国印学博物馆、西泠印社、虎跑寺、宏村、八大山人纪念馆等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这次考察令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惊叹于先人丰富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对古迹的保护力度和科学开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体会到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保护历史文化遗迹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一个地方只有不断加强文化建设,才能突显品位,彰显内涵,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当前,海南正在大力建设国际旅游岛,在保护好蓝天绿水,椰风海韵的同时,也要加大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力度,遵循科学开发,适度开发的原则,让古迹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为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增光添彩。

历史文化古迹对我精神的涵养是巨大的,我对书法艺术的兴趣便源于此。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临摹古代碑帖,挥毫创作,研读书论,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当下班回家,躲进蜗居,或濡墨挥毫,或捧卷阅读,或闲敲键盘,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内心无比安静,精神非常满足。我想,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坐拥书城,南面王不易也”的精神境界吧。

对历史文化遗迹的探访,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激荡胸襟,也启发了我的思考和引起我创作的欲望。这些年陆续写了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如,《祝嘉故居的尴尬》、《重访溪北书院》、《书法家的抉择》等先后发表于《新教育》、《海南统战》等刊物。2004年,我撰写的散文《我与溪北书院》获得文昌第三届青年文学奖二等奖。这些文章尽管还很稚嫩,也算是留下了印记。

多读书,读好书,让自己多一分雅气,多一分清气,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安静,思想更加深刻。

文化遗迹 篇2

一、顺德历史上有哪些文化遗迹？

1.大良清晖园

2.碧江金楼

3.西海烈士陵园

4.大良宝林寺

5.大良西山庙

6顺德十七桥：洛阳桥、巨济桥、明远桥、爱日桥、跨鳌桥、引龙桥、起凤桥、跃龙桥、文明桥、凌云桥、永安桥、利济桥、紫阳桥、御波桥、贞女桥 等等

二、导致文化遗迹的价值被损的原因

（1）排水污染。

由于古遗迹的街巷宽度较窄，供水支管埋地较为困难，在部分街巷露天铺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街区的景观。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居民的生活污水、雨水大都通过一些古遗迹的街道。

（2）道路系统

它们的保存状况基本良好。在对外交通问题上，须解决车行、步行的衔接问题，以及停车场地的设置等问题。

（3）电力电讯

电力、电讯线路基本采用明杆架设，有些遗迹内电力、电讯线路较为混乱，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架空线乱接乱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视觉

保护意识薄弱

（4）缺乏严谨的管理控制和科学的管理办法。

三、文化遗迹在今天发挥的功能

现代人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高效、便捷、舒适生活方式的同时，越来越推崇古朴美、自然美、原始美，希望找回对生活的亲切感，希望从钢筋、水泥、混凝土这些硬冷的建筑材料的包围中走进古朴、回归自然，增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历史文脉之间的沟通和了解。

越古老的艺术，越能引起现代人心理上的饥渴，越古朴的造型、越能感受自然和神灵的默化，过去那种生活方式所依托的院落建筑，对今天浮躁难耐的人们，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和剂和镇静剂。

（1）历史文化遗址的存在，使该城市有了自己独有的特色风貌。

（2）历史文化遗址也是为了满足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并从中获取各自想要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样对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历史文化遗址可以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

（4）历史文化遗址促进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

（5）让现代人们在城市建设发展中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传统的基础上培育出新的现代文化。

四、对文化遗迹保护的建议

（一）宏观策略

需通过对点、线、面的全面保护，发掘遗存的历史信息和个性特征，研究遗迹的建筑特点和文化内涵，研究传统地域文化，并保护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研究古建筑在现代社会中保护和利用的途径；实现古村落的可持续性发展。

其策略框架包括：

（1）充分整理与挖掘这些文化遗迹的文化价值，充实文化内涵，保护古村的传统格局和环境风貌。

（2）坚持把保护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做好对历史文化风貌地区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同时，积极地恢复、适当地更新街区功能和开发地方旅游，开发局部，逐步更新，推动经济辅助发展。

（3）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规划方式，重点保护、沿线修缮，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制定保护与整治的措施。

（4）进行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更新。在保护遗迹风貌的同时，完善街区内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改造落后的工程基础设施，提高居住质量，形成舒适优美的街区环境。

对整体风貌的保护，应结合遗迹的现状特点和保护要求，通过划定环境协调区、历史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和文化的保护范围等，规定各个保护层次内的保护内容和保护要素，以实现整体风貌的保护。

（5）延续村落空间机理和尺度，重点保护与一般保护相结合。

（二）微观的措施

深入挖掘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继承地方文化特色。

（1）居民应该增强保护意识，及时了解如何深层次保护管理，如何在具体的日常行为和生活工作中去切实保护利用好文化资源。

（2）保护当地民风民俗，积极宣传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

（2）积极保护优秀的建筑艺术，开发建设应体现岭南建筑特色，继承当地的建筑风格和布局方式。

南锣鼓巷社区的历史文化遗迹 篇3

南锣鼓巷59号有一座大门，当地居民称其为“洪家大门”，为洪承畴的家祠。65号院是其旧宅。民国时期，59号成为古人类研究专家、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的住所。

南锣鼓巷西侧的八条胡同

前鼓楼苑胡同在明代是大兴“养济院”所在地，是收养孤老的地方，因此，此条胡同在明代称为“孤老胡同”。清代，“孤老”被讹音为“鼓楼”，再加此胡同位于鼓楼的前面，胡同名称也改为“前鼓楼院”，取“鼓楼前方院子”的含义。清末，“前鼓楼院”又改名为“前鼓楼苑”。7号是东北军张作相的副官宋寿山的旧居，现为“七号院”西餐厅。该院坐北朝南，三进院落。

黑芝麻胡同在明代称“何纸马胡同”，取自胡同内一户制造纸马的何姓人家。纸马旧指版印的神像，俗称神马儿。清代以后，胡同被讹音为“黑芝麻胡同”。13号是清朝京城“四大财主”之一、荣禄的叔父奎俊的故居，西为住宅，东为花园。民国时期，13号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顾孟余的宅第。14号是著名学者启功的旧居。1920年，启功迁居到此，一直居住到1957年。

沙井胡同原名“沙家胡同”，清宣统时期改名为“沙井胡同”。15号为三进四合院，是清光绪朝大臣奎俊的前宅。大门内有影壁，一进院有倒座房五间，二进院有过厅五间，三进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保存完好。

景阳胡同在明代称“宣家井胡同”，清代称“井儿胡同”，1965年改为今名。胡同西段是清末大学士文煜私宅“可园”的爬山廊，景观非常丰富，是难得的幽静之所。

帽儿胡同2号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秘密电台隐蔽地，负责人赵振民。1949年1月，傅作义在东单广场修建了临时飞机场，企图飞离北平。解放军在城外用炮火轰炸飞机场，命中率很低。地下电台及时获取情报，将落弹点汇报给平津前线指挥部，东单机场被彻底摧毁，傅作义南逃的计划落空。5号院据传是清末重臣荣禄的一处府邸。7号、9号、11号院是清末大学士文煜的宅园，7号是马号，9号是“可园”，11号是正宅。文煜是钱庄存款大户，家财大多存在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后来胡雪岩犯事，文煜成为胡庆余堂的最大债权人，并接管了“胡庆余堂”。冯国璋当上北洋政府代总统后，从文家手中买下7号、9号、11号院，并收购了邻近的13号、15号，修建了一所庞大的豪宅。冯国璋死后，冯的家人将13号、15号租给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朱家溍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日军占领北平以后，冯家将房宅全部卖给了当时的伪军司令张兰峰。21号原是建于明成化年间的文昌帝君庙。文昌帝君，即传说中的文曲星，掌管人间功名、禄位的神仙。文昌帝君庙原有山门、前殿、中殿、后配殿、东跨院等建筑，已荡然无存，其旧址现为帽儿胡同小学。35号、37号原为清宣统皇后婉容之父荣源的承恩公府。婉容由此宅出嫁入宫。婉容之名是其父根据《洛神赋》中“宛如游龙”所起，容有谐音，通龙。1930年，朱家溍随父亲由帽儿胡同13号、15号迁至婉容旧宅居住。45号院原为明代北镇抚司所在地，清代，这里先成为刑部的会同馆，后变为步军统领衙门。

雨儿胡同在明代称“雨笼胡同”，清代改为“雨儿胡同”，沿用至今。11号至15号曾是清买办兼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的旧宅。建国后，13号院成为国画大师齐白石居所。齐白石在此居住了不足三个月便离开了人世。31号、33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分别是罗荣桓元帅和粟裕大将的住所。

蓑衣胡同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地理位置在雨儿胡同以南，故称“蓑衣胡同”，取防雨之意；二是因胡同内原有“裟衣寺”，常被讹传为“蓑衣寺”，胡同因寺而得名。2号是现代画家溥任的故居。

福祥胡同因“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一武姓太监为明英宗祝寿，舍弃自家的宅院修建了寺院。清雍正二年（1724），锡乎图克图使节来京朝拜，购买“福祥寺”为驻京行馆，将其改为喇嘛庙，更名为“宏仁寺”。“宏仁寺”包括山门、前殿、中殿、后殿。今25号是“福祥寺”旧址，现仅存中殿。11号院是奉系将领王树常的故居。

南锣鼓巷东侧的八条胡同

菊儿胡同在明代称“局儿胡同”，清乾隆时期改称“桔儿胡同”，后谐音为“菊儿胡同”。3号、5号、7号是清代光绪朝大臣荣禄的出生地和府第。3号是祠堂，5号是住宅，7号是花园。荣禄之女嫁给了醇亲王载沣，生有一子，名溥仪，即后来的末代皇帝。解放后，7号曾做过阿富汗大使馆。33号是圆恩寺旧址。41号是清代的“宏德禅林”旧址，据说庙里的开山和尚是清代某位皇帝的替僧。

后圆恩寺胡同因位于圆恩寺之北而得名。7号院原是清末庆亲王奕劻次子的宅第。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京庆祝抗战胜利，7号院成为蒋介石的行辕。新中国成立后，7号院曾作为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现为对外协会友好宾馆。13号院是茅盾故居。20号是清代“镶黄旗官学”旧址，现为黑芝麻胡同小学。28号是万庆当铺旧址。此外，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民革中央副主席熊克武、民主党派人士施复亮都曾先后在此胡同居住。

前圆恩寺胡同因胡同内的“圆恩寺”而得名。“圆恩寺”始建于元至元年间，后多次重修。5号是“圆恩寺”旧址，现仅存东厢房。著名华侨陈嘉庚曾在圆恩寺居住。陈嘉庚，新加坡华侨，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1921年，陈嘉庚创办了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毛泽东曾赞誉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秦老胡同在明代称秦家胡同，盖因胡同内有一秦姓人家居住，清代改为今名。9号是关帝庙，现仅存大殿。18号是多贝子府，多贝子是清乾隆皇帝的女儿和敬公主的后裔，1940至1944年期间在此居住。19号、21号为北京地区典型的并列四合院。35号院原为晚清内务府大臣察哈拉氏明善府第的花园部分，名为“绮园”。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述，“内务府世家，数代为总管大臣者，有明元甫善，世称明索者。”索家的后代为曾崇，因曾崇的女儿为末代皇后婉容的姨妈，因此民间流传着此宅是“皇后的姥姥家”的说法。此外，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曾在此胡同居住。1916年至1924年，朱益藩受小朝廷之邀，出任上书房师傅，教授溥仪汉文，兼做“御医”。在溥仪的诸位老师中，朱益藩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

北兵马司胡同因元代设有“北城兵马司”而得名。胡同内的“涵珍园”餐厅即是兵马司将军府旧址。17号曾是清代大学士灵桂的府邸。清末民初，灵桂府成为赵尔巽的私宅。赵尔巽，清末汉军正蓝旗人，曾任清朝东三省总督。民国后，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负责主编《清史稿》。17号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校区的一部分。

东棉花胡同15号院原是清末广州将军凤山的宅第。1911年，凤山受命调往广东，弹压革命党人。10月25日，进入广州城，在仓前街“成记洋货号”商店门口，被从天而降的三枚重磅炸弹当场炸死。策划此起暗杀行动的是南洋华侨周之贞，以及革命青年李沛基、李应生等人。据说，爆炸的现场留下了几十具尸体，焦黑难辨，凤山的小妾根据鼻烟壶才认出了凤山的尸体。39号是中央戏剧学院，原为北洋政府时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故居。

板厂胡同在清乾隆年间称“板肠胡同”，光绪年间改为今名。19號院是北京胡同中罕见的“穿堂门”建筑风格。“穿堂门”由南至北将板厂胡同与东棉花胡同相连，其四合院的独特风貌体现了元、明时期院内胡同套胡同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朝鲜大使馆曾设在19号院内。30号、34号原是清嘉庆皇帝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的公主府。清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庄敬和硕公主去世，葬于今天的公主坟。庄敬和硕公主无子，立僧格林沁为嗣，僧格林沁后来晋封僧王，于是，公主府变成了僧王府。自1934年至2003年，朱熹的第25世孙朱家溍除了抗日战争时期住在四川外，其他时间一直居住在僧王府34号院。朱家溍，浙江萧山人，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就职于故宫博物院。袁世凯称帝后，一度下令把紫禁城太和殿的宝座换成了西式靠背座椅。解放后，朱家溍在紫禁城的库房内发现了宝座的残件，经过一年多的修复，恢复了宝座的原貌，重新陈列在太和殿。

炒豆胡同63号、65号是清庄敬和硕公主“公主府”的一部分，后为僧格林沁“僧王府”的一部分。

文化遗迹 篇4

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法律现状

我国疆域广阔、地形复杂, 气候多样, 历史悠久。因此, 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是世界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1. 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现状。

我国于1985年11月2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至2007年6月, 我国共有35处世界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以下简称《名录》) , 排名世界第三。

除了已列入《名录》中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外, 目前, 我国还拥有如云南石林喀斯特地貌、陕西华山风景名胜区等具有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的各类国家遗产地3795个, 约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对这些未列《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重点风景名胜区制度、重点文物保护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来加以重点保护。从1982年至2005年, 我国已分六次共批准了187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 为了保护文化、自然遗产, 国家开始实施遗产地全民教育普及工程 (通过多种形式在广大学生中普及遗产地保护的基本知识, 增强公众意识, 倡导全民参与遗产地保护) , 国家遗产地能力建设工程 (如西安大明宫大遗址建设保护工程) , 国家遗产地数字化工程 (建立遗产地数据库) , 国家遗产地和谐发展示范工程 (选择一批地处贫困地区的国家遗产地,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发展遗产地旅游业) 等四大工程。

2.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保护的法律现状及其特点。我国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法律保护已形成了“国际公约—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规”三级框架格局, 并形成了五大特点:第一, 以国际条约的原则和范围作为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保护的主线。第二, 宪法、法律、国家法规多法规定, 分散保护。第三, 编制阶段性规划纲要, 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提供综合性和整体性规划和指导。第四, 职能部门政策性文件对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的保护进行政策宣示、行动指南和法律保护辅助。第五, 有关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专门法规或规章, 成为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保护的主要法律形式。

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法律保护发展趋势前瞻

虽然我国已形成了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保护的法律体系, 并依法对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进行了不遗余力地保护。但是, 由于自然力的长期分化和腐蚀及近年来遗迹地旅游业的发展和其他开发活动, 不少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了破坏, 遗产也存在许多隐患, 加之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等的不足使遗产得不到有效而充分地保护。因此, 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在制度方面做前瞻性的研究既是必要的, 也是重要的, 它将推动中国遗产保护法治建设由粗放化转向完善和科学化。

1.设立专门机构, 加强国际合作, 增强履约能力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法治建设的趋势之一。《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的宗旨在于为全人类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并要求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组织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所以, 在我国成立专门的遗产保护机构, 与《公约》所确立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口衔接。

2. 制定综合性和专门性保护法律, 将相关公约义务转化

为国内法上的义务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法治建设的趋势之二。目前, 我国没有一部能对公约进行转化而使其进入我国国内法体系的法律。因此, 为了将公约转化为国内法, 保持国内法与公约的协调统一, 并切实履行《公约》义务, 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法》, 规定明确统一的监管体制、确立主体的基本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将成为中国遗产地保护法体系建设的一大趋势。

3. 改进国家遗产地管理体制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法治建设的趋势之三。

目前, 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实行多部门分工管理的体制。这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权责不明的格局, 容易产生各部门之间追求本部门利益的现象。同时, 各类遗产地区划重叠、边界不清、核心功能不明也造成了管理效能低下, 不利于统筹遗产地资源的整体保护。

我国遗产的管理体制, 不能照搬任何模式, 须结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和遗产管理的现状, 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国家遗产地保护中的职责, 在条件成熟后, 成立统一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委员会, 改变当前按部门按地方设置管理权的现状, 由其统一监管和保护全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并负责中国遗产的世界申报和对外协调。

4. 完善管理制度和配套性激励政策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法治建设的趋势之四。

对文化和自然遗产、遗迹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可持续的法律手段, 为此必须从代际公平的长远角度出发, 建立科学的规划制度和激励政策。

5. 改善执法环境, 促进守法意识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法治建设的发展趋势之五。

“法律不是为了法律自身而被制定的, 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成为社会的约束, 使国家的各部分各得其所、各尽其应尽的职能”, 我国也应该逐步地将重点放在法律的实施和环境执法能力的建设上, 主要应通过以下制度的推行而不断努力:首先, 实行遗产地决策问责制, 对重大决策失误当事人追究责任, 并强化决策过程中多学科专家的参与, 逐步推广遗产地驻场科学家制度和专家决策咨询制度, 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组建遗产地专家咨询委员会, 及时了解遗产地的保护状况, 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增大遗产地决策的透明度。其次,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引进听证制度, 保障公众表达意见的法定权利。第三, 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营造良好的守法意识。

参考文献

[1]参见《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前言.

[2]新华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8/12/content_1022232.htm, 2007-11-14.

历史遗迹考察 篇5

——杭州篇

一、历史遗迹考察概述

27日中午，我们一行4人，在范师兄的带领下，结束苏州之行来到了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进行学习考察。在来杭州之前我们已经对考察的地点进行了先期的了解，鉴于杭州的历史遗迹比较集中于西湖的现实，我们初步确定了环绕西湖的历史遗迹的考察方案，主要安排如下：27日主要考察雷峰塔、东坡纪念馆、章太炎纪念馆、张苍水墓和盖叫天遗址；28日主要考察岳王庙、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和南宋御街；29日主要考察有于谦祠、惠因高丽僧寺、武状元坊和胡雪岩故居等。现将以上各个遗迹按人物、历史、文化等分类报告，由于对各个遗迹的分布与考察无法进行严格的分类，在此只能粗略的进行分类以便报告。

二、历史遗迹考察细说

首先，人物为主的考察主要有东坡纪念馆、章太炎纪念馆、盖叫天遗址、胡雪岩故居等。由于各个历史人物不同的贡献各有侧重，东坡纪念馆主要考察苏轼通判杭州的治绩与其大量的书法作品碑刻；章太炎纪念馆坐落在南山深处，面朝风景宜人的西湖，清幽安静而更加让人敬畏学术，太炎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句对联说的好“维新真学问，革命大文章”,还有幸看见了先生遗容的照片，在纪念馆里感受到了先生在学术以及革命的杰出贡献，最后拜谒了先生之墓；盖叫天遗址起初不太了解，后来和师兄讨论才得知是为了纪念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的；胡雪岩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其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被称为“红顶商人”，也许这就是其一生对于民族国家最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其次，历史遗址主要有“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和张苍水）墓、南宋御街等。爱国是永恒的主题，不因历史而淡忘，岳飞、于谦和张苍水等都致力于民族国家的福祉而被人们称为三杰以示纪念，秦桧等因为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而遭人们的唾骂，至今关于秦桧是不是应该站起来的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对于历史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但对于对民族的普遍的关怀是永恒的主题。南宋御街的历史记忆已经比较模糊，充满了现代性的商业因素，能看见的遗迹已是点点滴滴，不免心中惆怅。

最后，文化为主的考察主要有雷峰塔、西泠印社、惠因高丽僧寺与武状元坊等。雷峰塔与西湖交相辉映，以白蛇和许仙的爱情传说故事而闻名，与爱情有不解之缘，至今在西湖边上有许多青年男女拍摄婚纱照和举办婚礼。西泠印社是中国最早的全国金石篆刻研究学术团体，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为我国的金石印学以及篆刻的保护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惠因高丽僧寺属中国佛教华严宗一派，也成为考察中国古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遗址。武状元坊是南宋曾设的比武露台，这座高大庄严的宋式牌坊显示了不凡的气派，成为功成名就的宝地，后代进京赶考的考生都来此凭吊先人，以期自己金榜题名。

三、收获与反思

历史边缘的遗迹 篇6

面目全非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最终，在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这片中国最华美的园林，就这样变得面目全非。

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那是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王国安一家就是抗战期间搬进圆明园的。1950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3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尽管圆明园已毁，但直至50年代初，从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依然保存。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50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1956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1961年，园内植树72万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一时人多地少，于是生产队把政府征购走且大量植树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们除了种稻米、养鱼，还办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猪场、鸡场、鸭场。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文革”期间，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在这里，北大师生曾有改造 “绿满轩”和“畅和堂”两座岛屿的“壮举”：在生产队的指挥下，几十位北大教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大绳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的土全部垫入水中，造出了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农田。

1970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单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1975年到1977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

惊蛰年代

圆明园这一百来年里，皇帝退出、强盗进来，强盗退出、农民进来。到了1970年代，大学师生退出、海淀机修厂进入，民房退出、打靶场进入，板车拉出去、汽车开进来。那些年，圆明园的福海中甚至建了个气象站。

1975年，学者王道成为了给颐和园管理处写《颐和园》一书，申请进圆明园考察相关的情况。那个夏天，他和《颐和园》编写组的两位同仁，坐车来到圆明园东区的一个门口，下车步行。他们走进圆明园，入眼的是茂盛的庄稼，一处处农田，一间间民房。王道成站在一处田梗上，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脑子里浮现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次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尚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由于北岛的到来，这片废墟上盘旋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时代觉醒的号角。

这就是圆明园慢慢在中国人记忆里惊蜇的那个年代，诗人思其废，学者恨其荒。

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2000多口人形成20多个聚居点。

1981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重新被记起

1989年秋天，26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5号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圆明园废墟。作品越来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缘门村花200块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南面，一排排的红砖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200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家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上《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一文的发表，才将废墟与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画家村在媒体以及读者的眼里成为了文化标杆，“将圆明园废墟作为某种象征，包涵了文化复兴的宏愿”。圆明园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媒体上的各种争论，逐渐成为一个热词，时不时地被热炒一次，并更深一步地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1995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1998年，当魏开肇在6月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联合举办的“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西园粪场和煤厂的现状时，还有学者认为，纪念圆明园就要保持它的荒废现状。也正是这次大争辩，才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把圆明园真正带入中国人的视野。

文化遗迹 篇7

关键词：空间表征,历史文化遗迹,保护与开发,北京

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厚重,历史文化遗迹丰富。这些遗迹的存在能够见证城市的生命历程,延续城市文化,促进城市健康发展[1]。但随着北京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已不复存在。那么,对于北京现存的历史文化遗迹,如何深入挖掘并真实地弘扬它们的传统优秀文化内涵,以及应该保护与开发其中的哪些要素?目前,深入挖掘这些地方文献,找到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空间的表征,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文化遗迹保护与开发的研究并不多。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引用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空间表征”的概念,以全聚德老店为案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提出建议。

一、文化遗迹与空间表征

文化遗迹属于“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概念最早由文化地理学的创始人索尔于1925年提出。他认为“,文化景观是由文化群体对自然景观作用所塑造出来的,其中,文化是代理者,自然区是媒介, 文化景观是结果”。“文化景观通过各个时期所经历的发展,可能最终达到其循环发展的结尾。随着异文化的到来,新景观会强加在旧景观上。”[2]19-53

“空间表征”,是由列斐伏尔在其重要的城市研究著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空间的一般社会理论并将空间结构进行了区分。他跨越历史学、社会学和地理学这些特定学科所圈定的特权领地及其阐释视野,将空间交织进超学科的“三维辩证法”之中。其中,空间的表征是指概念化的空间,是科学家、规划师、城市规划家、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的空间,是有科学兴趣的艺术家的空间。它是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空间(或生产方式)[3]。空间表征与生产关系相联系,与规则相联系[4]33。

本文主要挖掘所选择案例的空间表征,并对该景观的保护以及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提供借鉴。

二、案例介绍

全聚德前门老店位于肉市胡同原24号[5]25,现址为前门大街32号。它位于鲜鱼口历史文化保护区内。鲜鱼口地区是随着高粱河旧道及漕运而得以发展的。随着正阳门大街的建成,及崇文门至磁器口大街的建成,鲜鱼口地区的自然村落逐渐出现了许多集市,如肉市、猪市、珠宝市等。清朝的“兵民分置,满汉分居”的规定更促使鲜鱼口地区成为北京名副其实的商贸区[6]356。如今所看到的全聚德店铺是经1964年对其老楼进行扩建后建成的,有记载“:当时将肉市上的老楼进行了扩建,并拆迁了全聚德老楼西面临着前门大街的一家干果店,一家新华书店,还有一家小药铺,盖起了新的烤鸭店二层楼。同时,在新老楼之间搭建了骑街楼,将两座楼连为一体。”[7]也有记载:将肉市胡同21号部分房屋和23号全部房屋进行了拆建,修了过街楼,并对其北边的22号进行了翻修,与原全聚德自有房屋全部连在一起[5]26。

三、全聚德老店的空间表征

全聚德老楼由全聚德的创始人杨全仁及其二儿子杨竹平投资建造。此前,杨全仁在肉市的广和查楼北口做生鸡生鸭买卖[86,9]。同治三年(1864),杨全仁买下了前门大街肉市路东的“德聚全”干果铺的“铺底权”和“房产权”,计划开始新的生意。德聚全干果铺临街有三间铺面,后面还有一排三间房,是住房和库房[10]。他请来一位风水先生商议,风水先生说“: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您看这店铺两边的两条小胡同(指井儿胡同),正是两根轿杆子。将来此地, 拆去这两排平房,盖起一座楼房,便如同一顶八抬大轿,前程不可限量啊!”[10]12并建议将以前店铺的旧字号“德聚全”倒过来,立为新字号“全聚德”。杨全仁后来就是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来建造大楼的。“全聚德的楼房竣工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中间大门和一层的两边窗户上面,砖刻的大字赫然醒目,仍然是‘全聚德’居中、‘鸡鸭店’在右‘,老炉铺’在左。‘老炉铺’和‘鸡鸭店’六个大字,是为了表示不忘本的意思……大门旁还挂上两块明晃晃的铜幌子,上写着‘包办酒席,内有雅座’‘;应时小卖,随意便酌’。”[11]

通过对空间表征的分析发现“,八抬大轿”就是全聚德老楼的空间表征(八抬大轿设想)。“轿子”是指当年的全聚德二层小楼,如今在全聚德前门店仍保留了当年楼房的老墙。“两根轿杆子”是指店铺两边的两条小胡同。其中一条小胡同是指如今的肉市二巷。据记载“,肉市二巷:位于崇文区西北部,肉市街中段东侧,呈“丁”字形……此巷民国时称井儿胡同。1965年定现名”[12425,,13]。全聚德展览馆内也说明其中一条小胡同是肉市二条。而另一条井儿胡同的情况却有待考证。据记载,杨全仁最初是在正阳桥头做鸡鸭买卖,后来他买下邻近肉市的井儿胡同14号堆房,并将鸡鸭摊固定在广和查楼北口[10]。关于查楼,《宸垣识略》记载“,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巷口有小木坊,旧书查楼二字。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书广和查楼”[14]164。《清稗类钞》记载“,查家楼者,人简称之曰查楼,在肉市,为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巷口有小木坊,书[查楼]二字。乾隆庚子,毁于火,仅存木坊。后重建,改名广和”[15]5043。据推断,这条井儿胡同是在广和查楼北侧。另有记载“,全聚德与广和楼戏园(其前身是查楼)之间的距离不足百米”[5]13。在一些老地图上未找到肉市附近的详细地名,另一条井儿胡同的现名是什么,尚待考证。但广和楼在2000年已被宣布为危房,后被拆除,据说将异地重建[16,17]。目前,肉市全聚德店的北侧,原广和楼所在地及其附近正在修建中。

四、对北京历史文化遗迹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1.一些历史文化遗迹的空间表征,是其发展变迁的源点,包含着该遗迹形成的地方要素,隐含着该遗迹设计的思想。因此,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首先要深入挖掘其空间表征,查找其所包含的地方要素,其次要尽量保护这些要素的遗迹。本例中,全聚德老店的空间表征包含的要素是全聚德老楼和两条胡同。全聚德在1985年盖新楼时,本计划把老墙拆除,却经历了一段“歪打正着”的传奇[18],把老墙保护了下来,从而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举措,获得了赞许,并于2012年被列入市级文保单位。今后全聚德要继续保护好老楼的老墙,并尽可能保护两条胡同。

2.历史文化遗迹的空间表征,包含该处文化遗迹与其他文化遗迹之间的空间逻辑关系,隐藏着文化遗迹景观的空间格局和空间秩序。所以,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要尽量保护文化遗迹景观之间的这种空间秩序。在本例中,全聚德前门老店的空间表征突出了胡同的特色,所以该遗迹保护与开发中,以及该历史街区保护中,应该尽力保护当时胡同的格局,而不要随时更改胡同走向等。

3.历史文化遗迹的空间表征,为历史文化遗迹的时间和空间变迁提供源头性的资料,为历史文化遗迹的再现和复原提供考证性的资料,为现存的片段遗迹景观提供“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所以,历史文化遗迹的空间表征有很重要的价值,北京历史文化遗迹保护与开发中要多方面宣传其空间表征,让人们对其有所认识,从而可以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

本文基于空间表征的概念,以全聚德老店为案例进行分析,对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借鉴。本文的结论虽然是由一个典型的案例所分析得出,但却具有普遍性,适用于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

千年一梦遗迹酒店 篇8

向旧王城致敬

推开酒店大门, 便一脚踏进了吴哥王朝的辉煌时代。

吴哥莱佛士一定是那传说中鲜为人知的时空隧道。门外, 是东南亚丛林间沉睡千年的古都微笑, 门内是复制完好的黄金时代, 漫步于酒店六万平方米的热带花园中, 时时能体会到设计者对旧时代的敬意。

始建于1932年的酒店见证过暹粒小镇从宁静到热闹的全部风华, 曾是亚洲最豪华的酒店之一。莱佛士集团接手后, 经过精心整修, 将每个房间都添上了高棉气息浓郁的Art Deco风格家具和本土艺术家创造的装饰品, 再加上走廊里不同时期的黑白吴哥窟照片, 将住客带回那个石头上嵌满珍宝、小仙女在云上舞蹈的神秘王国。

到吴哥游览的一个招牌项目就是到皇家水池观看日出。皇家水池是高棉王国的皇室进行沐浴仪式的场所, 莱佛士酒店以此为灵感, 修建了泳池, 面积虽然不能同前者媲美, 但泳池后方的圆顶建筑, 和吴哥的却仿佛如出一辙。

此外值得一看的还有酒店的Aspara Dance, 它被许多游客评为暹粒最有水准的高棉歌舞表演。不妨点上一杯因杰奎琳·肯尼迪1967年访问吴哥窟而诞生的“Femme Fatale”慢慢啜饮, 在轻歌曼舞中一尝时光倒流70年的微妙感觉。

这规模宏大的吴哥古迹记载了高棉王国从9世纪到15世纪的辉煌。之后吴哥文明便突然消逝了, 直到数个世纪后法国人在丛林中再度发现它。如今走近这些倾倒的寺庙、幽暗的长廊以及精美的浮雕, 似乎还能触摸到古代高棉文明的辉煌。

印尼 安缦佳沃度假村

婆罗浮屠注视下

有一个欣赏婆罗浮屠的美好角度, 地点就在安缦佳沃度假村 (Amanjiwo) 的房间里。

说Amanjiwo是印尼日惹设计最为独特的酒店也不为过, 因为它简直就是为了婆罗浮屠而存在的。设计师Ed Tuttle从这座历史遗产中汲取创作灵感, 模仿佛塔的结构和巨石迭起的手法。当然, 对我来说, 最直观的就是每天清晨醒来就能看见窗外的婆罗浮屠, 想到这个角度恐怕唯我独享, 感觉就更妙了。

通过幽暗走道抵圆形穹顶的大厅接待处, 眼前豁然开朗起来。挑高的大厅垂挂着吊扇, 喝上一口不含酒精的姜味啤酒, 暑气顿消。酒店的外形是层层圆形, 与婆罗浮屠的结构, 遥相呼应, 如梯田一阶一阶连到平原上的农田, 外围又有一圈莲花池环绕, 整个度假村犹如一座从水中央升起的华美宫殿。酒店不设围墙, 周围村庄的小孩常跑进酒店玩耍, 在酒店的泳池也能看见农民在田地里劳动。阿曼集团买下了这附近的土地, 除了建造酒店, 也把大部分的农田还给农民, 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生活。正如其他阿曼酒店, Amanjiwo无论在设计或管理上都尊重当地传统, 并和周围融为一体。

Amanjiwo安排了多条线路搭载客人去游览婆罗浮屠, 其中最不容错过的是日出。只有这里的住客, 才能在黎明破晓之前, 进入尚未对外开放的婆罗浮屠, 在佛塔的顶层, 迎接日出。当太阳初升, 阳光穿过黎明前的黑暗, 唤醒了世间万物, 也唤醒了婆罗浮屠这失落的文明。

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被誉为世界第七大奇迹之一, 相传是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子而建的。“婆罗浮屠” (Borobudur) 一词源自梵文, 是“建在山丘上的寺庙”的意思, 当时的国王动用了数十万工匠、搬动了225万块岩石, 花费数10年时间, 才建成了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使它被荒废和遗忘了八百年, 直到近代才被西方探险家重新发现。

秘鲁 莫纳斯泰里欧酒店

与印加文明共眠

当经历过那场令人精疲力竭的印加古道跋涉之后, 幸好莫纳斯泰里欧 (Monasterio) 酒店就在不远处。

顾名思义, 秘鲁莫纳斯泰里欧酒店在1592年刚刚建造时是派作神学院用处的, 如今它却是库斯科市内最顶级和奢华的酒店。拜这段历史与不远处的马丘比丘遗迹所赐, 巴洛克风格的酒店兼有奢华的殖民地风情与神秘的印加文化。

莫纳斯泰里欧酒店中央带有喷泉的庭院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殖民者缔造的产物, 环绕着庭院的则是超过300年历史的雪松和石头垒起的神学院长廊。酒店的126间客房融合了传统的印加风格和西班牙殖民风格, 许多房间的房顶装饰颜色缤纷, 带有典型的库斯科当地特色, 在不经意间就把人拉回远古时代。在重新改建时, 酒店保留了原先神学院大部分的建筑设计, 因此每个房间都是完全不同的, 游客甚至可以从其原始的木制品中追溯到几百年前修士们生活的痕迹。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库斯科当地空气的含氧量低于正常的30%, 酒店特别备有具有24小时供氧系统的套房, 以舒缓游客因缺氧反应导致的不适。

当然, 除了四季如画的风景和舒适而充满历史感的居住空间, 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是莫纳斯泰里欧酒店大受游客欢迎的一大原因。在充满当地特色的集市选购色彩丰富的当地服色、去马丘比丘寻访印加古国失落的文明、拜访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库斯科旧城区、乘坐热气球从空中俯瞰这片神秘之地……在这里, 可以做的事情还有许多。

大多数遗迹酒店都会有段故事, 或者由名师设计, 或者本身即是老宅。如果能事先做点功课, 或许能更丰富你的入住体验。而许多展览只在酒店举办, 例如Amanjiwo就曾将婆罗浮屠的佛塔展出, 这些信息可从酒店网站上事先得知。

或许你从不涉足酒店里的图书馆。但许多遗迹酒店的图书馆里, 往往有着丰富的收藏, 更有连当地人也难得一见的摄影集及书籍, 不妨抽出片刻宝贵的旅行时间前往一观。比起旅行公司来说, 酒店组织的行程虽然收费较贵, 但更为精品。除了能享受到一些酒店住客的特权外, 有时还有大学教师等专家陪同。

天下第一道秦直道——石门关遗迹 篇9

从照金镇公路S口西拐上山, 便是去旬邑县的G211国道’山陡沟深林密, 道路行, 这是记者第一次进入奇峻的石门山原始森林区域。不知绕行了多少大弯’小车行驶到阔狭长的山谷, 突然’眼前的景像使我们惊呆了!陈容雄壮的一排排秦兵马俑雕塑蠹立在大山密林深处。伟岸的石離大门, “秦兵站”赫然威严, 石门关秦直道博物馆大气古朴、瑰丽。一块巨石上书“天下第—r, 0可!这不就是秦直道吗?早就想_8#1_大道雄风’不料今天却路途相遇’真可谓一饱8艮福了!秦直道自陕西淳化 (古云阳) 北部的秦林光宫 (即汉甘泉宮) 北门始, 向北, 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榆林等地, 再经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东胜、达拉特旗至包头。道路全程直线距离约7cm里, 已发现遗迹的道路全长约750公里。秦直道西侧的掘正宁、宁县、就、mmm, 舰锋級故城’i为*规 (秦始se十五年) , “始皇脑天下, 道旭, 齦甘泉, 7^括趣, 自;甘泉.堑山堙谷, 千八百里。“陕西境已发全份9松里0秦直道: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o这条“高速公路”’北起九原郡 (今内蒙古包头西) 的阴山脚下, 南抵秦都咸阳附近的云阳, 今陕西淳化县北。路面平均宽度大约3妹, 工期两年多。由于道路大体南;j施直, 故称‘‘直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倾全国之力兴建了两;程, 长城, 秦MM�秦Mill•模、工_度不亚?^城。两g年过去了, 当$0^米•;*dtp�剩下依稀可辨M小路, 昔日的辉圍輙在m草丛下。幸运M是, 还有眷S条与长•呼应的700秘淫働"SM"。細门的努力下.雨了几千_古証赫醒。

河南禹州大风口剖面地质遗迹特征 篇10

1地质研究史

大风口剖面所在区域曾有许多中外学者进行研究, 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有李希霍芬 (Richthofen, F) 、新常富 (E, Nystrom) 等。1934年以来, 孙健初、潘钟祥、黄声求、何锡麟、陈钟惠等老一辈地质专家及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河南省地矿局区测队等单位进行了大量的勘探、研究工作。特别是在1989年, 该剖面被列为中国煤田地质总局《华北晚古生代聚煤规律与找煤》国家一类地质研究项目的“铁柱子”, 承担此任务的原煤炭部第一地质勘探公司经系统研究分析前人的成果, 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剖面的各项资料进行了补充完善, 提高了剖面的研究程度, 丰富了剖面的地质内涵和科学价值。

2地层、古生物特征

剖面地层出露完整, C-P除缺失中下石炭统外, 其余地层均有沉积, 且各组段分界标志及旋回特征明显, 地层界线清楚。含有丰富的动植物化石群, 蜓类、介形类动物群有华北地台晚古生代最高层位的化石带;华夏植物群比山西太原西山剖面发育完全而丰富。该剖面石炭二叠系共采植物化石35层, 已知有60属200余种, 植物群演化阶段明显, 各组段地层中均有对应的植物代表组合, 岩石地层与生物地层界线基本一致。二叠系晚期并兼有南北华夏植物亚区的特征, 成为华北华南二叠系对比的重要纽带。尤其是对河南省煤田地质勘察地层对比方面, 具有重要的标杆作用。

3沉积环境特征

作为华北南部C-P的代表, 大风口剖面各岩组沉积环境类型丰富, 沉积构造标志清楚、典型, 自朱屯组 (太原组) 灰岩、碎屑岩的陆表海、神后组 (山西组) —大风口组 (上石盒子组) 以碎屑岩为主的浅水三角洲体系 (三角洲边缘海湾、下三角洲平原、上三角洲平原) 到石千峰的陆缘近海湖体系 (图1) , 环境的垂向变化反映了该区乃至华北盆地的沉积演变过程,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4事件沉积

太原组的碳酸盐岩及不同层段出现的海绿石、硅质海绵岩均是海平面上升的标志。太原组下段的风暴岩可判断古水深。下石盒子组三、四煤段中的火山凝灰质砂岩, 说明该区曾有过火山事件, 依据火山灰尘分布面积广, 进而可帮助地层对比。在上石盒子组硅质海绵岩及石千峰组砾屑灰岩中宇宙尘的发现, 对研究事件沉积、地层对比、地层相对年龄等均有重要意义。

5结语

地下遗迹之谜 篇11

土耳其的世界遗产卡帕多西亚，被称为精灵烟囱，因奇石和神秘的地下城市而闻名全球。该地的奇石群本是大自然的产物，并无秘密可言，但这座地下城市却布满谜团，是谁建造了这座城市，又是在什么时期建造的呢？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卡帕多西亚一带的地下约有250余个巨大的聚居点遗迹，基本都是2-3个家族共同使用。而深达地下3层以上、称得上地下城市的大规模构造物也多达40余个。

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德林库尤地下城。整座城市占地约4平方公里，8层的建筑深至地下85米。负责地下城市主要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诗人乌迈鲁·德米路在其著作《地下的卡帕多西亚》一书中写道：德林库尤地下城能够容纳2千个家族共计1万人居住。

不过在2014年底，一座更大的地下城市被发现了。这座至今没有被命名的地下城市位于德林库尤城以北29公里处，即卡帕多西亚县政府所在地内夫谢希尔市。

据内夫谢希尔大学研究人员通过物理探查推断，这座无名城市的深度达到了113米，比德林库尤城还要深出30%，的确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城市。

传承自太古时期的地下避难所

德林库尤地下城深入地下8层之多，游客在参观时需要随时歇歇脚才行。

从入口进入地下，等待大家的是一个昏暗的世界。地下1层和地下2层涵盖了礼拜堂、厨房、举行洗礼的地方、食品库、卧室、食堂、酒窖，甚至还有畜养动物的地方等等。地下3层和地下4层应该是避难场所，还设有武器库。

众所周知，地下城市一般是各个民族的避难场所。前往地下3层的路上有一个圆形的转门，这道仅能从内部开启的大门直径150～180厘米，厚40～50厘米，重达500公斤左右。

考虑到石料材质坚硬，与周围环境存在差异性，推测这道圆形转门是从外面搬运进来的。

虽然建造这样规模巨大的地下城市是一件大工程，但是开凿岩石的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这附近的基岩是由火山灰堆积形成的凝灰岩，挖掘时质地偏软，在与空气接触后会逐渐变得坚硬。

但是在地下建造这样一座能够居住1万人的城市并不是某些人偶然间的想法，肯定有什么强烈的动机。这些如蚁穴般复杂的建筑物，也并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那么，这座地下城池究竟修建于什么时期呢？

有关卡帕多西亚地下城市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之前的公元前400年，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长征记》中曾有如下记述：

村民的住家都建在地下。进入住家的入口都像井口一般十分狭小，但是地下的房间十分宽敞。地下还饲养着家畜，有绵羊、山羊、鸡鸭、牛等等，家畜们通过密道进出地下。密道的入口十分隐蔽，不易被发现，村民们用梯子进入饲养家畜的房间。

也就是说，在公元前400年时，地下城市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它的功能不是避难所，而是日常生活的地方。遗憾的是我们依然无法确切知晓它诞生的时间。

不过目前考古学家们对此已有一些普遍性观点。

据考古学分析，地下城市应该建于公元前7～8世纪。当时居住在卡帕多西亚的弗里吉亚人将这里作为储藏所或躲避袭击的藏身之地。

罗马时期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则是讲希腊语的基督教徒。可以确定他们将地下的洞窟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建，将其中几个房间作为礼拜堂，并以希腊文字进行了雕刻。在8世纪到12世纪的拜占庭时代，东罗马帝国同已经崛起的伊斯兰化阿拉伯人展开交战，故而地下城市再次成为了避难所。14世纪蒙古人入侵时这里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后来希腊的基督教徒们利用这种地下城市躲避了伊斯兰教领导者的迫害，直到20世纪的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停火，并进行人口交换后，这里才没有继续被使用。

基于以下原因，土耳其考古学家乌迈鲁·德米路认为，德林库尤建筑或许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首先，地下城市的上层部分（旧）和下层部分（新）风格迥异。

其次，上层部分岩石工具切割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下层部分的痕迹还清晰可见。凿子的痕迹需要历经多年才会消失，这就说明建筑最顶层和最底层的建造年代相隔久远。

不管怎么说，这40多个巨大的地下城市，有着能够容纳2千个家族居住的空间，其建造目的远不止作为暂时的避难所之用，这背后必然有什么长期性的、更为强烈的建造动机。

1.28万年前的“毁灭之冬”

由英国作家葛瑞姆·汉卡克所著的《神之魔术》，在2015年9月一经出版面世，就一跃成为了畅销书。

有关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市，汉卡克在书中提及：

毫无疑问，考古学家们认为是弗里吉亚人最早建造的这些地下城市。但是他们只是众多利用这座地下城市的文明之一。这奇异的地下建筑物出现时间很有可能远远早于弗里吉亚人，也许可以追溯到“毁灭之冬”时期，即始于1.28万年前的新仙女木期。

何为新仙女木期呢？末次冰期最寒冷的阶段是距今2万年前的极顶期，从那时起地球开始逐渐变暖，1.28万年前的气候甚至比现在的地球还要温暖，因此地球上的冰帽开始融化。然而就在此时，突然进入了比2万年前的极顶期还要寒冷的极冷时期，其成因不详，不过近年有理论认为是彗星坠落导致的。极冷时期突然开始，又在1200年后突然结束，突然结束的原因依然不详，而厚度达3000米的冰帽融化后导致地球的海平面上升了200米。

葛瑞姆·汉卡克认为，当时的人们可能是为了躲避“毁灭之冬”才建造了地下城市，并搬入其中生活的。而世界上的确有一些神话传说曾出现过“毁灭之冬”。

《神之魔术》一书中，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故事中也出现过地下城市。网上也有民间传说讲到，一个名叫伊玛的人得到神明指示，建造了一座名为“巴鲁”的地下建筑物。地下城市巴鲁“有多层地下室、长3公里、宽3公里，有道路、有房屋，能够容纳2千居住，有人工照明，最后伊玛通过金指环将其关闭”。这些描述与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市极其相似。

如果伊玛建造巴鲁城的目的是为了躲避“毁灭之冬”，那么也不能排除建造卡帕多西亚地下城的目的也有可能是为了躲避天地异变这一可能性。

贵州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开发研究 篇12

一、地质遗迹

(一) 地质遗迹。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中, 由于内外动力的地质作用而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 2006) 。其主要类型包括:有重要观赏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有重要价值的地质剖面和构造形迹;有重要价值的古人类遗址、古生物化石遗迹;有特殊价值的矿物、岩石及其典型产地;有特殊意义的水体资源等。目前对地质遗迹资源的界定尽管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其资源被认同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典型科学意义、景观美学价值、旅游价值, 可供人类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价值, 可提高人类福利的物质、能量和空间的宝贵资源。

(二) 地质遗迹资源的旅游利用特征

1、各种地质遗迹资源凝结着大自然的美丽, 能使人们从中得到科学的启示和原理,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

由于资源本身的典型性、独特性、观赏性成为促进和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2、资源的不可再生性。

地质遗迹资源是一种不能再生的资源, 它为一种现实的或一种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地质见证。这种资源是不可仿造、复制的, 一旦被破坏便不再拥有。

3、地质遗迹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结合地质遗迹的保护进行。

针对地质遗迹单纯的保护是收效甚微的, 只有经过开发利用之后人们才会发现其价值, 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

4、地质遗迹资源具有永续利用性。

合理利用、开发和保护地质遗迹并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 用现代化的环境道德观点约束、规范和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地质遗迹资源是可以得到永续利用性的。

二、贵州地质遗迹资源特点

(一) 地质遗迹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

贵州位于大陆板块———华南板块上, 次级大地构造单元分为上扬子陆块、江南造山带和右江造山带, 由于地处特殊构造部位并经历了地质历史时期发生的多种地质事件, 形成了特殊的地貌环境, 造就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 包括各种岩溶、丹霞、变质岩等奇特的地质地貌景观、古生物化石、矿产地等 (杨胜元等, 2008) ,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典型地质遗迹几乎遍布全省各县市。到2014年, 全省初步登录的地质遗迹有293处, 在这些地质遗迹中有世界级的13处, 国家级的99处, 省级的181处, 这些地质遗迹为贵州省地质公园建设和地质遗迹旅游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基础。

(二) 区域特色鲜明, 独特性强。

贵州西部为大型溶洞和地下河岩溶地貌景观;北部以丘陵、溶丘、漏斗和峰丛山地等亚热带岩溶地貌景观为主体;南部是峰丛谷地 (峡谷) 、峰林谷地 (盆地) 和峰林平原等湿地热带锥形岩溶地貌景观。全省各地地质遗迹形态的差异彰显出各自的区域特色, 揭示出不同的埋藏环境。

(三) 地质遗迹价值高。

贵州有“古生物王国”之称。据初步统计, 在贵州各时代地层中发现的生物化石共计有20多个门类, 200多个科, 2, 000多个属 (亚属) , 近4, 000个种 (亚种) (武国辉等, 2006) , 古生物化石数量之多、门类之全在国内外都是非常罕见的。贵州许多重要地质遗迹成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风景区 (旅游地) 的资源基础, 地质遗迹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

(四) 地质遗迹景观中蕴含的丰富人文景观。

贵州是一个喀斯特地貌强烈发育的省份, 且海拔较高, 生活在这种特殊地貌上的人大多为少数民族, 在喀斯特这种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下构建自己的文化, 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贵州喀斯特文化”, 如苗族文化、布依族文化、侗族文化、水族文化、土家族文化等, 贵州喀斯特地貌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两者在区域分布上具有叠加性, 地质遗迹景观资源与民族风情是高度融合的, 山清水秀的地方大多是民族风情浓郁的少数民族地区, 如举世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安顺龙宫是布依族集中的地区, 世界自然遗产地黔南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是瑶族、水族居住的家园, 地质遗迹景观中蕴含的丰富人文景观是贵州地质遗迹资源的一大特点、一大亮点。

三、贵州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开发现状

近年来, 贵州省在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工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地质遗迹旅游开发与利用方面由于起步较晚、研究时间短、开发资金匮乏等原因, 目前存在许多不足, 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地质遗迹旅游开发与保护缺乏系统的规划和研究。

由于贵州省至今没有开展过正式的地质遗迹资源调查, 缺乏基础性工作, 对资源状况不清, 因此无法制定切合实际的旅游开发和保护规划, 造成地质遗迹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水平低。

(二) 管理权属不清, 开发与保护协调性差。

目前, 贵州地质遗迹旅游资源除了已经建立的地质公园外, 绝大部分以其他保护形式存在, 分布于风景名胜、文物保护、旅游度假和其他保护区内, 涉及旅游、林业、文物、水利等多个部门, 形成多头或多重管理, 造成权责不明确, 利益冲突的现象, 开发利用与保护协调性差。

(三) 地质遗迹旅游开发资金匮乏。

贵州财政资金薄弱, 加上地质遗迹大多地处偏远, 分布又过于分散, 其开发涉及到大量基础工作, 投资大、收益慢, 鉴于认识和财力的局限, 导致许多旅游景区开发力度不够, 贵州地质公园的申报与建设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与制约。

(四) 现有地质公园功能单一, 产品开发深度不足。

地质公园首先是一个独特的自然与文化结合的综合性区域, 既是地质遗迹景观和生态环境的重点保护区, 又是地质科学研究的基地, 还是旅游观光的场所。目前, 贵州省现有的地质公园要么以观光游览为主, 忽略科研、科普功能的发挥, 要么以地质博物馆形式存在, 布展简陋、展示手法单一, 地质遗迹资源内涵未能进行深度挖掘、与其他旅游资源整合程度低, 地质公园大多出现功能单一、产品开发深度不足的现象。

四、贵州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开发管理建议

(一) 统筹规划, 合理调控, 依法管理。

贵州应该加紧进行地质遗迹资源普查, 对地质遗迹进行统一登录, 建立贵州省地质遗迹数据, 同时组织专家对地质遗迹旅游资源进行专项调查、分析, 基于这些调查和分析建立资料库作为地质遗迹旅游开发的基础。地质遗迹旅游开发要纳入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 统筹规划, 以丰富地质遗迹资源为基础,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管理与开发并重。保护地质遗迹旅游资源要有法可依, 根据各地地质遗迹资源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强的地方性保护条例, 通过立法、执法, 有效地防止破坏地质遗迹资源的行为, 从法律层面保证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开发健康发展。

(二) 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

地质遗迹旅游开发涉及的部门多, 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 因此必须健全组织管理机构。笔者认为, 建立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管理组织对地质遗迹旅游开发是比较适宜的, 由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负责制定全省地质遗迹保护发展规划, 协调地质公园与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机构的关系, 明确产权关系, 强化对国有资源的管理;其次由市区 (州) 国土资源部与旅游局牵头, 统筹规划辖区内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 协调部门之间的有关事宜;地质公园根据其级别分别成立国家级、省级管理处, 负责景区的各项具体管理职能。

(三) 引入市场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

鉴于贵州财政资金的薄弱, 地质遗迹资源保护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投入,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地质遗迹资源开发中培育、形成市场机制, 进入资本市场;通过优惠政策开展招商引资,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旅游投资;积极争取国际有关基金援助等多方面拓宽开发资金的融资渠道。

(四) 整合地质遗迹资源, 深度开发旅游产品。

整合地质遗迹资源从两方面开展:一是加强区域合作, 整合全省内的地质遗迹资源, 例如兴义国家地质公园、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织金洞国家地质公园三大地质公园地处贵州西线, 可以利用西线上黄果树景区的龙头作用, 搭车造势, 形成整体合力, 扩大影响。还可以与邻省四川、云南交流合作, 共同协商旅游线路和联合促销, 让地质公园融入到“云贵川”三省旅游体系中;二是加强地质旅游资源与人文景观的结合, 地质遗迹是自然遗产的一部分, 除自然环境外还包括生态环境, 甚至人文科学、历史科学、宗教、民族、社会等, 开发中要深度挖掘地质资源内涵, 以地质资源为基础, 融入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生物、民风民俗等资源, 使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相得益彰, 提高产品的品位和层次。

五、结语

贵州还有许多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丰富地质遗迹等待我们去开发、保护, 这项工作任重道远。旅游开发中一定要在遵循地质遗迹资源特点的基础上, 树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 认识与把握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地质遗迹资源等关键环节, 使贵州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优势在行之有效的管理下转化为资本优势、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促进贵州旅游大省建设。

摘要：贵州地质遗迹资源非常丰富, 但在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开发与利用方面由于起步晚, 研究时间短, 目前尚存在许多不足。本文分析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利用特征、当前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贵州实际情况, 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贵州,地质遗迹,资源,旅游开发,研究

参考文献

[1]武国辉, 杨涛, 刘幼平等.贵州地质遗迹资源[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6.

[2]李兴中.贵州高原喀斯特景观及其旅游形象[J].贵州地质, 2002.2.

[3]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工作指南[M].北京:大地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