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讨论

会议讨论（通用7篇）

会议讨论 篇1

工作就要开会,开会就要讨论,讨论就要发言,发言就要到位,到位却未必精彩。

某次,参加一次全国性农业机械化方面的会议,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农机人汇集一堂, 就农机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说是讨论,其实少有互动,各说一词。当然,其中也不乏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笔者用拙笔记录了若干发言,静寂的时候回回锅, 相当有滋味、有意思。

以下就是会议讨论的素描,没有用文学语言,所以谓之素描也。

其一则:山西代表建议,农机购置补贴要能够体现分类补贴特点,应进行分类补贴;机具不在大小,而在适用;丘陵山区不一定要追求全程机械化,需解决重点环节。广东代表则申请新产品补贴试点。湖南代表指出, 购机补贴实施主体不明确,要求明确为县级人民政府。补贴额度各省自主确定会造成标准不一, 造成倒卖。湖北代表也建议对山区丘陵农机化予以重视。河南代表提出购机补贴资金缺口很大, 需要增加补贴资金;司领导回音,国家财政状况不太好,不要奢望补贴资金大增加。购机补贴议论忒多,笔者就免评了。

其二则:湖南代表说,关于植保,遥控飞机是最好最现实的实现手段。此时,一位司领导说可以放到新产品中去。一位部总站领导则回应说,国家如果不拿钱,自己用不起,太奢侈了,收不回投资。笔者也暗虑,遥控飞机价格虚高、操控不易,电源问题多多,如何化解还待时日;另有人提出过,这种机器在经济发达国家为何没有时兴起来?

其三则:河南代表介绍了农机农艺结合进行花生机械化生产,从种到收进行分段式机械化。最基层的乡站,改为985个区域站,县乡两级建设取得成绩;智能指挥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8个市级分中心、148个县调度室建成;1亿亩地、1亿多千瓦动力,每亩达到1千瓦,统计有水分,没有除去报废数额。笔者暗想,生产指挥平台建设值得学习,务必抽时间去学习,要是搞一个全国联网的农机化指挥平台,则善之善者也!

其四则:山东代表介绍棉花机械化重点在机采棉上,应加大采棉机的补贴额度;另外,干燥机械的辅助机械价格太高。深松补贴应该每亩40元,25元太低,补贴资金地方配套不了。笔者暗评, 但愿山东开个好头,全国也水涨船高,不过这40元是如何算出来的倒是应该算计清楚,有根有据, 否则有关部门会问责的。

其五则:江西代表言及补贴对象应不局限于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该是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组织。笔者暗评,所言极是,后来文件修改也果然如是。

其六则:轮到南方某省发言时,副局长用极富文学化的言语发言,铿锵有力,洪钟若响。笔者暗评,发言激情澎湃,就是太官样化了,否则也不会发言结束引来一片笑声,算搞笑一例,也说明农机人也是十足幽默的。

其七则:有代表提出,部里每年都有粮食生产机械化方面的专项,是不是也重视一下设施农业机械化方面的专项。搞了设施农业机械化示范基地,但一分投资都没有。笔者深以为然。

全国三十多个省(区、市)的代表都有发言,若要是一一素描,则整期杂志也未必能刊载完,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还有很多口水话,没有刊登的价值。 另外,笔者记录速度也有限,也不可能全部实录下来,只能摘取有点价值有点趣味的内容,也算奇文共享。

有没有味道,有没有意思,对各自的工作有何参考价值,请列位看官自判。

会议讨论 篇2

会议名称:公园及生态湿地公园提升改造项目评审会。会议时间：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早上9点。会议地点：白杨街道6楼会议室。出席人员：街道主任以及执法大队、建设局、市旅游委员会、规划局、工商局、街道、质监局、经发局、城管办、高教社区各部门负责人。

会议由电视台主持人首先介绍了沙园游乐开发的目的：由30多万人口组成的急需大型的娱乐经济，东、西静态公园，休闲娱乐项目缺失，打造游乐的城市名片。然后从项目分析；项目板块构思；项目业态发展：太空漫步、乘风破浪、美人鱼、婚庆摄影基地等；项目公益性延伸4个方面详细讲解了《沙园游乐开发计划书》。讲解结束后各专家及各职能部门就《沙园游乐开发计划》提出问题和意见，大家进行讨论。内容如下：

市旅委副处长：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阐述了观点，公园与休闲娱乐结合性比较好。就市旅委副处长对项目的肯定对国土部门提出项目属性和办理的疑问。国土部门做出解答：属性分为2种，公园绿地改造项目和变成单纯的游乐园（需通过绿化、规划、国土等部门的立项审批）

疑虑与沿江生态公园业态冲突，项目不突出无重点，餐饮、交通、停车、绿化养护、保洁等配套设施必须完善且有品质保证。建议：1提升加强生态公园开发强度，降低东公园开发强度，西公园适当开发。

2、针对排水、噪声等方面增加和完善配套设施。

3、优先考虑刺激、清洁性娱乐项目，水上项目成本大维护难靠后考虑。

4、高压电的安全管理。

5、投资预算的研究。

污水处理质量需要高。项目定位着重以公园定位、游乐设施不移过多。计划应体现改造前后绿化等对比，三个公园主题分类、功能分区需明确和外部交通组织问题。定位上大项目少引进，垂钓等静生态多些。停车、绿化保护、公厕、餐饮、后续垃圾处理等必须完善。

游乐设施的安全性、需质监局办理项目告知、需审批后才能引进设备。

土地性质是否改变、需登记、大型设施需质检同意后，由工商部门登记执照。

提出公园的名义和项目名义，收费模式是按照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管理，绿地养护、污水处理、水电铺设配套等问题。

会议讨论 篇3

当天会议上，首先由张哲宣读新版《企业文化手册》，并在宣读过程中就企业文化手册新旧版本中的重点差异做介绍、讲解。随后以抽签提问的形式，考查了员工对新版企业文化的理解掌握情况。

会上周范书总助例举新版企业文化手册中修改增加的新重点，为员工深刻解读了企业文化的重要内涵及建设意义，并指出在进行企业文化大讨论时,应把“怎样在工作中践行企业文化”与“哪些工作行为是背离企业文化的”这两个问题有效结合起来，以事实为依据，从正反两方面出发进行讨论总结，为下一阶段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做准备。随后行政职能的干部、员工纷纷从自身岗位出发，结合工作实际对“如何更好地把我们的企业文化落实到工作中”这一议题进行发言讨论。王晓宏高级经理认真倾听了每位员工的发言，并给予了细致点评。

会议讨论 篇4

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

(一) 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

2008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不平衡, 尤其是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极大地暴露出来, 并引发大范围的讨论:究竟这种“中国储蓄, 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是否有待调整?对此, 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是不可持续的, 亟待纠正。他提出, 美元在长期内趋于走弱。美国净外债与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这种趋势。近年来,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使得其净外债占GDP比重逐渐增大, 而GDP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的表现。自1982年开始, 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 且外债越来越多, 截至2007年底, 美国积累外债达到2.4万亿;从1985年至2009年10月, 美元战略贬值61%, 美元的不断贬值将最终导致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 将对美国造成深重危机, 因此危机前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余永定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公式“I-S+G-T=M-X”来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私人投资大幅缩水, 储蓄率有所提高, 数据显示“I-S”缩水1万亿左右, 而美国2009年财政支出达1.6万亿, 因此, 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出台财政政策之前,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略有减少;但在财政政策生效之后,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又逐渐增长。2010年, 美国为了实现其“保增长, 维持美元稳定”的双目标, 将大幅运用贸易保护政策, 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 拉动就业并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 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 中国应该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降低投资率, 减少对外依存度, 减少贫富差距并大力发展非贸易业,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世界经济形势与未来展望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世界经济起伏不定, 剧烈动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 目前的世界经济具有以下三特点:

1、经济危机基本稳定。

2、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点之后开始逐渐反弹。

3、当前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复苏阶段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 (1) 失业率, 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维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当前失业率为10.2%, 欧洲为9.9%, 日本为5.2%, 且目前看不到高失业率将得到解决的迹象。 (2) 个人消费水平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使得财富普遍缩水, 家庭储蓄率提高, 消费疲软。 (3) 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1%, 欧洲为70.7%, 低产能利用率意味着大规模投资受到抑制。 (4) 脆弱的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例, 其金融体系的坏账或被政府购买, 或被冻结, 只有借助经济复苏来加以消除。而且, 美国银行体系中有大量资产与金融衍生品紧密相连, 一旦利率波动, 整个很行资产将大幅缩水, 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抑制, 因此, 脆弱的银行体系阻碍货币当局利用利率来对经济进行调节。 (5)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 其未来走势非常不明朗。 (6) 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影响不确定。严格的金融监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资成本, 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信心, 因此, 其对未来经济复苏的影响难以确定。 (7)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定。 (8) 初级产品、能源产品、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 不能确定其未来明确的变动区间。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与经济形势紧密相连。 (9) “低碳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把握。张宇燕指出, 基于以上九个特征, 虽然全球经济目前进入反弹, 但断言全球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还为时过早。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贸易形势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经济体, 不断发生贸易摩擦。对于这一问题, 国家发改委中国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问题在于中美发展模式都需要调节。而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 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与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国用来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产品为农产品而非其先进服务业产品。三是中美真正竞争性的贸易摩擦实质上还未开始, 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更多非经济因素作用。张燕生直言, 只要全球经济减速, 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但是, 无论危机前后, 中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针对国, 发达经济体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等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当前, 为应对这些贸易保护政策, 中国应“亮剑”, 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方在贸易博弈中的不对称性, 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应对贸易保护的统一战线;大力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张燕生指出, 从长远来看, “后危机”时代, 中国要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困局, 一是利用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背景, 加强东亚内部贸易、投资及货币方面的合作。以德国为例, 德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中国, 但其所遭遇的贸易冲突却远远小于中国,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高于50%的贸易为区域内贸易。因此, 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减少贸易保护的阻力。二是东亚应加快建立区域化全球金融中心, 提高整个区域的风险对冲能力, 从而为产品贸易走向新兴市场提供更好的贸易融资手段与体系。三是中国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 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张燕生着重强调了“渠道为王”, 中国全球营销渠道的缺失是这次经济衰退中中国出口贸易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对外出口贸易额, 但大多数都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进行, 中国应大力加大渠道建设。四是在“后危机”时代, 中国应着力培育和发展零部件的贸易体系。德国之所以面临的贸易冲突小, 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产品大多是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 在国际商场的定价能力强。

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认为, 今天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由全球化条件下, 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结构差异、改变世界格局的基础差异决定的。中国目前实现的发展仅仅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非经济结构的优化, 出口顺差主要以来于低端劳动力产品, 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 世界没有找到新的主导型产业来带动经济, 转而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产业。长期的增长复苏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大根本性困难:通胀风险与通缩忧虑同时存在;实体经济还未恢复但很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目前, 各国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 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策转型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如果退出过早, 则经济复苏很可能夭折, 如果退出过晚, 则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胀与经济泡沫。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课题, 张幼文提出, 中国应对贸易的上策为中国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今天的国际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 主要维护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不能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求。因此, 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消除国际范围内不利于本国国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国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战略评价

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 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为刺激经济恢复, 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经济的夸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 曹远征认为, 在此轮经济反弹过程中, 农产品价格波动不明显, CPI指数波动较小, 同时, 由于此轮经济衰退中中国制造业出口下滑, 积累了大量库存,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发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 在币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由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不断增加, 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 最终形成资产泡沫。最为重要的是, 流动性的不断增加还导致人们无法判断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因此无法判断其是遵循传统经济危机“高涨———繁荣———危机———复苏”的外生时间路径, 抑或是此次经济衰退的周期已经变形。因此, 中国政府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退出这一问题上就面临严峻的困境与考验。

而对于2005年中国开始启动的汇率制度改革, 张斌教授从稳定性和增长性两个标准入手, 详细评价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从稳定性方面来看, 传统的观点认为, 资产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径“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涌入———央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泡沫形成”, 但2007年数据显示, 央行2007年度M2总量 (即货币供给量) 并未大幅增加。张斌指出, 即使M2稳定, 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够强, 资产预期收益就会大幅上升, 因此必然形成资产泡沫, 危害人民币的稳定性。同时他指出, 美元的“名义锚”的作用不强, 他将美元价格、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和中国生产者CPI指数联系起来, 认为美元的涨跌直接影响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 进而影响中国生产者CPI指数的高低, 最终导致国内物价的不确定性变化。

张斌提出, 从增长性角度来看, 盯住制下的低廉货币有助于形成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优势, 但同时也造成国内制造业相对于非制造业的优势, 导致国内资源错配, 服务业受到歧视和挤压, 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的状况。因此, 长远来看, 盯住制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为人民币应升值10%, 并在此后维持对美元3%的浮动区间。他以日本为例, 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 认为相似的变动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优化。

此外, 李卓教授将美国政府看作一个私人部门,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具体分析了其救市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进入、退出的最佳时点。

与会专家还就“后危机”时代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与美国经济走向、当前欧盟经济政策与经济走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国际金融合作、中部崛起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摘要：2009年12月5-6日,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文章对会议情况进行了总结介绍, 并结合专家的主题发言, 就“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化、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并对有关观点提出了分析与见解。

民主生活讨论会议 篇5

会议民称：民主生活讨论

开会地点：1—A202

开会时间：-12-22 下午3：20

主 持：杨x

记 录：刘x

二、学生党员的自我批评

张x：觉得自己都不晓得干什么，有点惘然，希望重拾自己的目标，

刘x：学习不是特别努力，四级没有把握，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刘x：觉得自己收获太少，没有什么作为，希望自己更努力。

罗x：觉得自己学习不够努力，学习英语不够刻苦，做事的效率没有很高。

杨x：学习不在状态 学的比较茫然，未来方向不确定。

高x：学习太放松，对工作的追求不够执着，生活没有太明确的目标。

李x：学习过于放松，专业学习不够投入，希望以后坚持努力。

叶x：学习上有所放松，六级也没有太努力，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成绩。希望自己再接再厉。< 件>

欧x：对学习不够努力，有时情绪不太好，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

朱x：专业学得没有那么好，

林x：工作上，下班党员的工作没有很好完成，无钻研精神。

谭x：矛盾的共同体，工作上没有尽心尽力。

余x：工作没计划，没有目标

成x：没有尽心的去找工作，学习放松。

辜x：后悔没有报注会，工作也没有找好。

刘x：学习不到位，专业不认真，工作缺少方法。

郭x：计划未付诸于行动，考试不理想，工作没激情。

陈x：同学之间缺少交流，找时间和同学多交流。

汤x：考试不理想，专业课不好，作业抄写，喜欢玩。

谢x：要求不高，学习放松，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会议讨论 篇6

关键词：建筑历史研究,建筑史学史,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至1956年底完成三大改造[1],又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国家政治制度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对1950-60年代包含建筑史研究在内的建筑学界,从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到机构设置,从生产到教育,都产生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影响。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召开会议的规模与频度,从1952到1959年不到十年的时间,建筑界总共召开了涉及不同领域的十次全国性会议。其中,1958年召开的“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建筑史学界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此次讨论会历时12天。参加讨论会的代表来自三十多家单位共计一百余名[2]。会议主要包括4项内容:一是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分别就他们的建筑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做检查发言;二是听取各地民间住宅调查和人民公社规划的报告19篇,并进行讨论;三是决定采取集体方式编写俗称“建筑三史”的“建国十年来的建筑成就”、“中国近代建筑史”和“简明中国建筑通史”。最后通过了《决议》。并在1958年第11期《建筑学报》以专刊的形式刊登了会议的相关内容。

那么,在新的国家制度建立的背景下,这样的全国性会议在建筑史领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已有学者指出1958年的会议在中国建筑史学史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然而为何一次学术讨论会能够具有如此巨大的效力?这些会议是否如其名称所示仅仅是学术讨论?如果只是学术讨论会,那为何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的自我批评成为重要内容,而且是这些批判文章而不是民居调查报告最终被刊登在《建筑学报》上?这些是本文试图考察的问题。

从会议组织的角度看,研究、生产、教育、出版、管理部门的广泛参与是1958年的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的首要特点。此次会议是根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3]的指示,由建设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的。时任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汪之力领导了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参加讨论会的共有来自全国11所高等院校和12家设计院所、3家单位的8个相关研究所、若干相关部门及出版单位等代表共计一百余名(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会议的名称叫做“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但被要求参加此次会议的单位分别隶属于建工部、教育部、科学院、文化部与冶金部;在具体单位中占大多数的是高等院校这样的教育与研究机构,与作为生产单位的各类建筑设计院,但除此之外还有中科院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以及行政管理机构,如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局等,建筑工程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涉及单位的广泛程度反映出这一会议的国家性质,以及由此而来的会议的巨大组织能力:它是根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直接指示召开的,使组织单位能够跨越部门的界限,将不同领域的人集中起来讨论特定的问题。

而一百多位代表都由各单位推荐,并得到各单位的党委同意才能够参加会议,这突显了在会议组织中,执政党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些代表从政治背景和专业特点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部门领导。他们大多非建筑专业人员,早年加入共产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并大多在组织部或政治部从事相关工作。建国后,分管建筑史研究、建筑工程或建筑教育工作,代表政府的主流态度。以时任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汪之力(1913-2010)[4]、时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杨春茂(1914-2009)[5]为代表;

(2)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建筑史学者,代表人物就是建研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及南京分室的梁思成、刘敦桢;

(3)建筑师,这些建筑师基本都是在1949年前受的教育,也在1949年前就已成名,如天津工业建筑设计院的董大酉,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汪定曾,上海工业设计院赵深,北京工业设计院陈登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哈雄文等。

(4)由党培养的历史学家。以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刘大年为代表,早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理论知识,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其史学研究关注现实、服务政治。

在所有代表中,第二第三类在人数中占据多数,然而,从会议过程和发言的重要性来看,梁思成的总结报告针对的是建筑历史学科本身,而汪之力或刘大年等人的发言却起着主导整个会议的政治方向的作用。特别是汪之力,不仅主持会议,也做了总结发言,并刊登在《建筑学报》上。这些都可以看出在这样的会议中,统一思想认识是超越于学术讨论之上的。

1 | 隶属关系结构20150404

参会单位和人员里有大量设计单位和建筑师是此次建筑史学术讨论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而在提交会议讨论的报告中,又以民间住宅调查与人民公社规划为主要内容。生产单位的参与和会议讨论内容的明显导向性,使此次会议所说的“建筑史”与1930-40年代以营造学社成员为主的建筑史研究显然有着根本的区别,既不是为了弄清中国建筑的沿革,也不是为了建立普遍意义上的中国建筑的特点,而是与现实的建设有着紧密联系。事实上,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 “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很快迎来高潮。在这一形势下,建筑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必须体现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上,具体而言,就是必须跃进式的拿出成果,指导人民公社建设,为人民公社建设服务。在1958年会议之前,刘敦桢领导的中国建筑研究室已经以此为目标,与华东设计院合作展开了民居调查。至1958年会议,参会者提交报告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会议对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主导方向,即以民居研究为手段,为人民公社建设提供参考,以配合国家大政方针和经济建设需要。

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中,比民居和人民公社更重要的是对建筑史研究领域意识形态问题的校正与统一。会议安排梁思成、刘敦桢在会上做检查发言,直接否定了营造学社时期的历史研究路线,而且既批判复古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又批判资产阶级纯技术的功能主义,以解决建筑史学研究群体资产阶级思想仍主导学术研究的问题。同时,安排历史学家刘大年[6]做专题报告,使建筑史研究者了解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历史学研究成果,为建筑史研究提供借鉴。以此来修正建筑历史研究方向,统一建筑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会议发言中频繁出现的“群众路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等词汇,都是1950-60年代政治核心话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以决议的形式,建工部代表国家宣布了建筑历史的无用。在这篇决议中,厚古薄今、学术脱离政治、为研究而研究、单纯从建筑布局艺术手法出发来研究、传统的繁琐考证等都受到了指责,决议也宣称,“研究任务必须为人民公社建设发挥积极的战斗作用。研究人员必须正确认识建筑发展规律,指导今后实践,正确总结劳动人民在历史过程中所累积的丰富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汪之力的总结发言里直接批评了刘敦桢的古建筑研究、住宅研究与园林研究,并同样宣称现阶段的建筑历史必须为人民公社建设服务,其它都是无用的。[7]正因如此,此次会议决非是单纯的学术讨论会,而是承担着在建筑史领域统一思想,明确研究方向与方法的重要任务。由此也可以理解,生产、研究、出版、教育、管理等各个部门的参加,也保证了会议的主导思想能够被传达到建筑历史相关的每一个领域。

在会议结束后,刊登于《建筑学报》1958年第11期专题中的是五篇文章:《插红旗,拔白旗——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展开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汪之力院长在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议决议》、刘敦桢先生《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梁思成发言记录《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关于建筑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检查发言》。丝毫没有涉及民居研究与人民公社规划本身。其中第一篇准确表达了这个会议的实质,可以说对建筑史领域的批判与检查才是此次会议的真正目标。

而经过12天的会议之后形成的《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议决议》[8]不仅是对此次会议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以“决议”的形式为之后的建筑史领域的工作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计划。《决议》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概述此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明确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形式下为今后工作制定方针与计划。2.将过去的研究定性为资产阶级研究方向、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并以列举的方式指出了哪些做法是错误,几乎涵盖所有营造学社时期,及1950年代以梁思成和刘敦桢为代表的建筑史研究内容和方法。3.明确什么是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什么是正确的思想立场,什么样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才是符合新社会要求的研究。4.以大跃进的姿态, 下达以“分片包干”的各单位大协作方式编写“建筑三史”的任务。这不仅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布置建筑史写作的任务,而且一反既往历史学家个人化工作的模式,将历史写作转变为一场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集体运动,从而将建筑史变成了国家历史叙述的一部分。

因而,此决议代表着当时建筑历史研究取向的“官方定论”:建筑史观的方法论取向,“研究人员必须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全面地从本质上来分析研究建筑发展的规律”。建筑历史研究的组织方向,“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组织各地区高等学校,规划设计部门与有关单位,分片包干,在半年或一年之内,分别完成各地区的建筑史编写工作,然后集中起来,编成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建筑史”。

1958年会议之后,会议决议中涉及的几个方面的方针与工作都得到了迅速的贯彻,为人民公社服务的民居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营造学社时期的历史学意义上的写作与研究即使没有被完全抛弃,也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关注;“建筑三史”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不紊的展开,建筑史学家们努力学习着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撰写历史。

由此可见,1958年的建筑史学术讨论会绝非是单纯的学术会议,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统一思想,贯彻国家方针,并紧密围绕国家需求组织具体工作的管理机制,管理方式。从组织过程看,此次讨论会自上而下的、跨单位跨部门的组织方式,可以使会议精神在第一时间得到无差别的传达;同时,各单位间有明确的行政级别,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使讨论会上各项任务在会后能够有序完成。讨论会通过对于与会单位的统一管理(在召开会议时体现为对与会单位的选择),为各项学术运动的推行和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组织架构上的便利。从会议内容上看,围绕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的提交,以及尤其是梁思成、刘敦桢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为建筑史研究者树立了警示性的榜样,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错误的,并通过在建筑学会官方刊物《建筑学报》上刊登的方式,向全国的建筑界工作者传达了相应的信息。而“决议”的贯彻执行更说明了1958年会议所具有的官方性与权威性质。

1958年的全国建筑历史讨论会并非孤例,以会议作为管理的手段,甚至法律的补充在这个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的条文谁记得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9]这种对会议的定位恰是对此次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很好注释。这使每个会议的“决议”都必须像法律一样被执行。因此,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仅1950年代就召开了重要建筑会议10次。而这个时期无论是涉及建筑风格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还是作为建筑设计指导方针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尽量美观”等贯穿整个1950-60年代的建筑领域的相关政策、原则,其提出、推广与结束都以会议为平台推动进行[10],进而从管理层面,对建筑设计、建筑艺术、建筑历史等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例如,“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尽量美观”这一建筑设计指导方针在第一次全国建筑工程会议上提出(1952.7),经第一次全国省市建筑工程局长会议(1954.12)、建工部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1955.2)、以及中国建筑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7.2)等多次会议反复强调,从而将这一方针推向高潮并落实实践。

会议讨论 篇7

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推荐Ⅰ型原胶原氨基端前肽( P1NP) 和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特殊序列( β-CTX) 为敏感性较好的两个用于骨质疏松疗效监测的指标,这项推荐也被纳入《2011年中国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治指南》。

随访性研究表明,中国人群中,健康年轻女性骨形成标志物P1NP平均值为40 ng /ml,骨吸收标志物 β-CTX平均值为0. 26 ng /ml。骨质疏松患者治疗重点在于将BTM浓度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BTM确切功用在于疗效监测,可作为患者抗重吸收治疗或促骨吸收治疗的监测指标,增加依从性,评估治疗不应答患者,判断骨质疏松治疗失效后的重新治疗时机。此外,BTM可鉴别非连续服药或疗效差的患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骨折,是对骨质疏松患者临床管理的有效工具。

近年研究表明,维生素D与众多骨性并发症及代谢性疾病均密切相关,但目前尚无关于维生素D官方指南及被广泛认可的判读标准。通常临床以血清25羟维生素D( 25( OH) D) 浓度来评判维生素D是否充足。全球一般把维生素D不足浓度判定为 < 30 ng /ml( 75 nmol/L) ,这是基于健康的参考值,是目前要求临床治疗需达到的最佳浓度。

针对从维生素D检测中受益的高风险人群,专家已达成一致性意见,认为维生素D检测应于基线及3月间隔期进行,直至获得理想浓度。检测25( OH) D水平的难点在于维生素D具有天然疏水性,且各平台标准化差异、批间差异都很大。临床医生应特别重视检测标准化和一致性,尤其在解读25( OH) D检测结果时,需慎重考虑检测方法。

在临床常用的维生素D检测方法中,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 与液相色谱法-质谱联用( LC-MS /MS) 检测结果准确可靠,但仪器昂贵,技术要求高,检测速度不适于临床大批量标本。荷兰第三方研究证实,相较LC-MS /MS方法,几种全自动化检测平台中,Elecsys  Vitamin D total检测结果表现出最小的维生素D结合蛋白( VDBP) 浓度依赖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