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贡献（精选12篇）
社会贡献 篇1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法律、环保、伦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近年来社会对企业的关注点由单一的产品质量逐渐转向了关心产品质量之外的环境、企业文化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 社会舆论也不断呼吁企业加强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对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历史演变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的, 它的定义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企业存在的原始目的仅仅是赚钱,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有人认为企业只要通过合法手段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将利用资源生产的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销售给消费者, 就算尽到了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后来, 推广企业承当社会责任的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 它包括经济、教育、公益等多方面的内容, 由此社会对企业的关注点由单一的产品质量逐渐转向了关心产品质量之外的多个方面, 社会舆论也不断呼吁企业加强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迫于日益增加的压力和自身发展需要, 很多跨国集团也纷纷应对社会做出承诺并制订了具体的社会责任守则。
二、税法改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分为若干方面, 我国学者大都从财务管理、经济法和税法角度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改进方法。政府可以以税制改革为契机, 制定相应税收整改措施, 鼓励企业从市场责任、文化教育责任、公益责任等来承担社会责任。
1. 企业的市场经济责任
企业的市场责任包括增加企业的投资以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速度, 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等等。企业市场责任的承担离不开良好的税收环境。
(1) 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
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速度是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克服各种矛盾的重要途径, 投资是保持经济持久的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扩大需求的重任就落在了投资上。
(2) 促进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形式
虽然税收促进技术进步的间接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给分析和论证造成困难, 但是还是可以从政府的职能、税收调控的作用与特点、技术进步的特点出发, 对税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得出几点结论:税收对企业进步具有政策导向作用, 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成本与收益, 降低企业技术进步活动的风险, 为企业技术进步筹集专项资金, 并且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我国科技税收政策主要税种的设计
增值税方面一是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政策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 允许购进的生产设备进行抵扣, 以减少对高薪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 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竞争力,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设备更新改造。二是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技术转让费按产品实际摊消数额, 从产品销售收入中据实扣除, 不记征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对企业或个人以收入用于创办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给予较大幅度的税收抵免。准许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产生的当期费用全额扣除, 允许企业在税前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并对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所取得的收入免税。另外, 除了对正常的成本费用进行税前扣除外, 对纳税人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创新和研发费用、先进技术设备投资和风险投资等允许特别额外的扣除甚至加倍扣除, 采用费用扣除的方法可以股利企业向有利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项目投资。特定准备金
个人所得税方面, 第一, 可设立个人所得税的费用特许扣除项目。第二, 对个人的技术转让、技术专利使用费等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第三, 对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取得特殊成绩或贡献所获得的各类奖金及特殊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2. 企业的文化教育责任
当前拓宽教育投入的主要渠道是开征教育税和明确教育型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目前开征的城市教育税附加和农村教育税附加难以足额征收, 并且在实际使用中挪用严重。教育费附加的法律严肃性不强是重要原因。开征教育税要先确定纳税人, 可是在实际征收过程中, 出现了纳税人与赋税人相分离的现象。因此合理确定教育税的纳税人成为开征教育税的难点。
此外, 对企业用于教育的投资进行直接的税收优惠, 能极大调动企业承担教育方面的社会责任。这种做法一般是将教育性支出列入允许扣除的费用额中, 直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 减少投资者的教育投资成本, 增加投资者的当期利益, 以此鼓励企业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资。
现阶段在政府财政由于教育方面的投资有限的情况下, 对企业针对教育的投资给予税收上的优惠, 具体措施有: (1) 对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投资兴办的各种学校, 其营业收入免征营业税, 其利润减半征收所得税。 (2) 对企业和社会团体等机构向各种学校、培训重心和教育基金的捐赠不受最高捐赠限额的限制, 均据实税前列支, 准予扣除。 (3) 提高现行的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比例。
3. 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责任
现行税制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给了一定的税收优惠, 但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我国税法在促进企业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针对中国现状, 可以考虑征收环保税、公益事业税等相应税种。
(1) 环境保护税
针对企业生产和消费者消费的排污量可征收环境保护税。政府通过课征环境保护税来实现环保的目的, 是通过其市场效应和企业效应来实现的。由于政府课征环保税, 使一部分效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 是企业行为的一种选择。政府对企业废弃物和污染物课征环保税, 不是促使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减少污染物排放, 而是鼓励企业采取措施, 承担社会责任。设计环境税制, 可以开设各种类别, 比如大气污染税、水资源使用税、水污染税等等, 这些税种的设置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问题:
①纳税人的确定
依据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包括我国境内的一切有污染物或废弃物排放行为以及生产有预期污染的产品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
②税基的选择
最好是依据污染物排放量课税, 即纳税人应按照某种活动所导致的污染的实际数值或估计数值来支付税费。
③税率的选择
就环保而言, 税收手段可以把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影响的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联系起来, 理论上讲, 税收水平应该等于具体的活动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害。但在实践中, 政府在具体确定税率时不宜按全成本定价, 因为这样有可能在造成生产抑止的同时, 导致企业为过分清洁而付出过高代价的现象。
(2) 公益事业税
①转变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定位。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应综合考虑各个社会群体, 如近年来由于社会扩容出现的农转非人口、无法实现一次性就业的大学生等。对于企业在吸收这类群体就业时, 可考虑在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中加大相应的税收优惠力度。
②简化并放宽企业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程序, 提高税收优惠力度。对企业未通过相关基金会进行的社会捐赠, 只要符合国家社会捐赠的政策导向, 依据捐赠合同和收据, 应允许在所得税前全额或按一定比例扣除。除此之外, 为避免税收优惠手段单一, 可采取多种优惠手段, 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在我国现行税制中, 尽管有不少税种的税法规定具有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但这些规定显得零散, 不够全面。政府要想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相关税法制度建设, 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转化为详尽的税法条文, 这样才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具有约束力的他律机制, 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三、结论
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一进程中, 需要政府积极引导、有效约束, 税法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他律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在现行税法的基础上, 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加强税法的制度建设, 运用税法有效引导、监督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使更多企业自觉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郑榕汤阳阳:企业社会责任的税法透视[J].涉外税务, 2006, (12)
[2]夏杰长: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M].北京:城市出版社, 2003年
[3]田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推进机制[M].湖北: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年
社会贡献 篇2
ｘｘ，19xx年x月出生，20xx年至20xx年主持承担了国家863计划招标重点项目生物质裂解液化技术；201x年至201x年主持承担国家863计划主题项目课题生物质先进裂解制取生物燃油关键技术；申请获得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独创陶瓷球热载体循环加热下降管裂解系统，运行稳定，生物油收率高。领导了系统的理论研究，研究了生物质闪速热挥发规律，发现其热化学动力学参数表现为准物性。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利用piv和换热测量系统研究测量了多种颗粒在垂直和倾斜下降管内部流动与混合规律、颗粒间热交换规律，形成了相关理论。
发明的生物质粉喂料机攻克了粉体生物质稳定喂入的难题；发明的射流冷却器和生物质热解液化用层流冷凝器确保了生物油高效收集。攻克了系统热密封、热解炭高温分离技术和热载体循环加热技术，促进了系统节能。开展了生物质/塑料复合材料研究工作，为相关企业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撑。在生物质裂解液化方面，研究工作技术水平赶超国际前沿，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生物质/塑料复合材料方面取得核心技术，研究水平国内先进。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多年来支撑相关企业或者数亿经济效益，获得201x教育部技术发明二等奖；201x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一等奖；201xｘｘ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农业工程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社会青年”的文化贡献 篇3
“社会青年”本是一个中性词汇，它的被“妖魔化”，源于过去漫长一段时期里单一的管理思维。在那段日子，“社会青年”被人为地与学生、有工作的青年对立起来，年轻人被划分为两个群体，且互相存有抵触情绪。
回顾20多年来的“社会青年史”，在无比感慨的同时，能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在推动流行文化的行进方面。
导演王小帅在影片《青红》中对“社会青年”的生存状态有过逼真的描绘，那个最有名的“社会青年”，有着“流氓”的污名，但他的自行车或摩托车后座上，总坐着最漂亮的姑娘。影片最后，那个和青红自由恋爱的“社会青年”（尽管他已经刚刚成为临时工）被枪毙了，罪名是强奸，影片结束时由大喇叭广播和枪声组成的画外音，是对“社会青年”的一次集体追悼。
王朔写作于1987年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的《顽主》，3名无业青年创办了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三T公司，他们服务的对象也不乏“作家”宝康这样的“社会青年”。《顽主》的创作背景就依托于“社会青年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处在各种夹缝中的“社会青年”，因压抑产生了病态人格，对梦想的追求也显得荒诞无比，但他们对旧秩序和旧道德观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王朔笔下的社会青年，是主角也好是配角也罢，无不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至今仍在影响着为数众多的年轻人，当下网络文化所拥有的调侃、戏谑、结构等特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过去“社会青年”精神的一种继承。
1999年，崔健写出《混子》，“吃不着铁饭碗像咱家老头子，也不想处处受人照顾像现在的孩子，我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所以有人说我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一代混子”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青年”的形象说法，也成为新世纪到来之前“社会青年”对自身最痛苦的命名。也正是以进入2000年为标志，“社会青年”对文学、音乐、流行文化的热衷开始骤然降温，求生存、求饭碗、求房子、求车子成为“社会青年”的最大追求。此后，人人忙碌，社会无闲人，“社会青年”成为一个落伍词汇，也少有人再承认自己是“社会青年”。
一些早已成为知名作家、画家、音乐家的老“社会青年”，在谈论起自己的年轻时代，总会流露出难以遮掩的眷恋，那段时间虽有不少桎梏，但也许是他们思想最为自由、行动最有革命意义的时期，他们的快乐中饱含着痛苦元素，但却是在无声中完成了从推倒到重建的过程，以曾经的“社会青年”身份为骄傲，成为过来人面对污名化的一种反击。
责任编辑 李菡丹
让标准为社会和谐做更多的贡献 篇4
纪正昆在祝词中说, 在这金秋十月的美好时节, 我们迎来了2010年世界标准日。借此机会, 我谨代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向辛勤耕耘在各行各业的标准化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向关心、支持标准化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确定的世界标准日主题是“标准让世界更畅通”, 并在祝词中体现了对老年人和残疾人问题的关注, 体现了标准让世界无障碍、更畅通。这一主题显示了标准化工作应当在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老年人口已达1.67亿, 占总人口的12%;我国还有8300万残疾人, 直接涉及2.6亿家庭人口。改革开放以来, 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与服务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但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解决残疾人特殊困难的任务还比较艰巨。
纪正昆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残疾人事业发展等着力改善民生方面的工作, 早在1996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在2008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对保障老年人和残疾人权益、发展养老助残事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标准化主管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 在推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 在老年人、残疾人事业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国家标准达到130多项, 行业标准达到300多项, 地方标准达到400多项, 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幸福生活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还加大了标准的推广实施力度, 涌现出了一批标准化示范试点。北京市以“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为核心, 把各级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智障人群福利、精神疾病福利等服务机构纳入了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工作的范围中, 有16家社会福利服务机构通过了市级标准化良好行为验收, 石景山敬老院还通过了国家级标准化良好行为验收。上海市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发布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为社区居家养老行业的规范服务提供了支撑。陕西省成立了全国首家养老保险经办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 制定发布了一批地方标准, 通过了标准化的管理规范了业务流程, 提高了工作效率, 方便了群众办事。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要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 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要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 进一步落实好扶残助残的各项政策, 为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 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工作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的标准化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加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力度, 加快与老年人、残疾人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标准的制定, 加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标准体系建设;要进一步推动社会福利机构标准化试点工作的开展, 总结成功经验与做法, 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要进一步做好相关标准的宣贯工作, 让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中来。
社会贡献 篇5
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提出四个坚定不移，必将振奋和鼓舞全党全国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士气。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
指出继续高举科学发展观的旗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奋斗方向。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只有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
胡锦涛指出，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强调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从严治党。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大力改进学风和文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反对奢侈浪费，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加自觉地坚持求真务实精神，更加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通过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结合XX实际，要立足本职，提高监管水
赵梅伯对社会音乐教育的贡献 篇6
关键词：赵梅伯：社会音乐教育：合唱指挥
赵先牛早在1926年就开始了白己所热爱的指挥活动，此后从大陆到香港、台湾再到美国，他指挥过的音乐团体不下数十个，下面对赵梅伯先牛合唱指挥事业进行简单的追溯。
（1） 1926年在杭州蕙兰中学任音乐教员，即为杭州“乐正社”指挥。1927年任沪江大学合唱指挥。
（2）上海围立音专时期。1936年回国后，他就全力投身丁音乐教育和合唱指挥活动。在任职上海国立音专时，指挥演出了古诺的歌剧《浮上德》选曲、贝多芬的《C大调弥撒曲》。1937年，他指挥国立音专合唱团演出于南京国民大会堂；同年，在庐山军训区内数百名西方人组成的“牯岭圣乐团”演出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1938年在上海圣诞节音乐会上，指挥南14个圣乐团组成的“上海基督教联合合唱团”，演唱英国作曲家高尔（Canl）的《圣城》，以此贩济贫童，这次演…给抗日时期的上海市民带来了一点精神上的调剂。1939年在上海贝当路国际教堂指挥百人合唱团演出贝多芬的全部《C大调弥撒曲》。同年他创办了上海“乐进团”，受聘丁上海T部局交响乐团，指挥了工部局与乐进团的联合音乐会，演出非常成功，一举打破了外围人独占上海交响乐坛的局面。1940年在上海大光明戏院指挥上海乐进团35位女声合唱《春之声》等，同年4月他再度指挥“上海基督教联合合唱团”。首演凯鲁比尼的《第四弥撒曲》。这一时期的合唱演出，把中国的合唱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1941年在“大学联合圣乐团”担任总督与指挥。
（3）西北音乐院时期。1943年，他在西安时期，指挥西安音乐院合唱团并多次举办音乐会，演唱抗战歌曲如黄白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出色的演出效果，受到西安群众的阵阵好评。1944年西安音乐院合唱团指挥《抗敌歌》《海韵》以及贝里尼的《万岁》、古诺的《浮上德》，还有女声合唱《山在虚无缥缈间》等等。
（4）北平国立音专音乐系时期。1947年，为了营造北平的音乐氛围，赵梅伯经常组织联合音乐演奏会进行演出。创办的“北平歌咏团”规模颇大，合唱成员、组织的管弦乐队的人员构成除了艺专的师牛外，同时吸收了许多音乐爱好者和学习音乐的大学牛。同年北平创办“北平歌咏团”首次演出艺术歌曲，1948年在帅府艺专德邻堂指挥北平歌咏团演出贝多芬《C大调弥撒曲》。此外，北平歌咏团还排练演出过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莫扎特《第二十四交响曲》等。
（5）迁居香港时期。1949年赵先牛迁居香港，先后创建了两个重要的合唱团：一是乐进团。二是梅伯少女合唱团。乐进团，由赵梅伯创办并亲任团长及指挥。团员多为香港各界业余音乐爱好者，还有大学的优秀歌唱者，如费明仪、韦秀娴等，约90人。该团的创办得到了何家銮夫人、蔡东牛夫人、程上德等香港名流的支持。刚开始创建“乐进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香港学校音乐教育居领导地位。乐进团是当时香港新音乐运动的主流团体，也是香港唯一的中国人艺术歌唱团体在香港的20年音乐牛涯中，赵先牛指挥乐进团音乐会及慈善事业募捐音乐会不胜枚举，每次演出都是座无虚席，节日内容丰富，首创性演唱清唱剧。例如，1953年指挥贝多芬的《C大调弥撒曲》、1955年指挥《鲁盖比尼第四弥撒曲》、1956年指挥亨德尔的《犹大马加比》、1957年指挥莫扎特的《第十二弥撒曲》、1963年他指挥亨德尔《弥赛亚神曲》时得到过这样的评价：“长达三小时的演唱，每个观众都深深地为美妙歌声吸引，没有一刻沉闷的感觉”（星岛日报）。
这些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层次、歌唱技巧难度较大的作品，对丁50年代毫无音乐氛围的香港来说，群众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但赵先牛不畏惧现实的困难，用他那神奇、灵动的指挥棒，引导合唱团唱出和谐、美妙、天籁的歌声，逐渐唤醒了人们的音乐细胞，并爱上了歌唱。《南华早报》有云：“凡赵氏所领之音乐会，必具四个优点：一日客满，二日训练完善，三日歌声美丽，四日气氛和谐。”
“梅伯少女合唱团”：1962年成立了“梅伯少女合唱团”，团员由香港青年女学牛组成，赵梅伯亲任指挥，其学生曾丽嫦担任团长。“梅伯少女合唱团”名取白澳洲著名女高音MELBA，译音恰为“梅伯”。他们以“Morality、Efficiency、Loyalty、Beauty及Artistry道德、效率、衷心、美观、艺术”为合唱团格言，代表这五个英文单词的意义。演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中国各地的优美民歌及中国早期艺术歌曲。合唱团在大会堂演唱多次，也是每年圣诞节电视最重要的节日。梅伯少女合唱团是人们心日中印象最深刻也是最优秀少女合唱团，清新、灵秀、充满朝气。1966年12月4日，因演唱极为成功，听众强烈要求将全部节日再唱一遍，称“全部节日安可”，这在香港音乐史上首度发牛，在音乐界实属罕见，不惊为人叹服。
赵先牛在香港辛苦耕耘20年，对香港的音乐教育促进很大，培养了不少人才，他对香港音乐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把香港的合唱事业推向了高潮。可以说，这是他一牛中在音乐事业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
历任香港各校音乐指挥教席：梅伯初抵香港时，一度同时兼职丁圣上提反女校、圣保罗男女校、英华女校、真光中学、协恩中学等五校。从1953年开始，赵氏所指挥的初中高级及中、英文女牛合唱团连获15年冠军，其中以圣上提反与英华女校夺冠最多。
在美国的音乐活动：赵先牛1969年移居美国，先后在几个著名的大学任教。为推进声乐及合唱事业的发展，不辞辛劳，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仅1972年后，他在辛普森大学担任专任教授期间，主持声乐系和合唱指挥多年，就可以看出他的成就。他指挥该校的合唱团在美国西部地区旅行演出二百余次，行程二千五百里，到处受到称赞，给十余万美国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先牛被赞誉为音乐的权威，中国的国宝，凭着赵先牛惊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开拓出这么辉煌的局面是不容易的。1975年，他获得美国杰出教育家这一殊荣，这绝非偶然。”
陈云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贡献 篇7
一、“为人师表, 无上光荣”
陈云同志曾为一次北京市优秀教师、学生座谈会题词:四化需要人才, 人才需要教育, 教育需要教师。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充分表达了尊师的深远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 陈云同志被“战略疏散”到江西南昌郊区一个化工厂蹲点。在了解当地教育改革情况时, 有人向他反映教师因为被当成“臭老九”而不能安心工作, 他毅然指出:“我多次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没有看到里面有这个提法。”临别和大家握手时, 他幽默地把教师的手抬到自己的鼻子边闻一闻, 说:“不臭啊!我看不臭。”[1]163
他曾利用春节, 邀请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代表座谈, 借以了解基础教育发展情况, 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师的社会地位。1986年, 在和首都优秀教师共度春节时, 他充分肯定了中小学和幼儿教师作为教育战线上辛勤的“园丁”, 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全国中小学校和幼教老师们今后工作的如何, 在一定程度上, 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面貌。”鼓励“中小学教师要进一步发扬不为名、不为利的艰苦奋斗精神, 献身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1]546
看到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负担重、工资收入低, 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 他致信中央主要领导同志, 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要下大决心尽快解决。指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和联邦德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教育, 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强调:“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 是好钢用在刀刃上。”[1]301他的这些意见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 从1982年10月起, 全国中年知识分子增加两级工资。同时, 在报刊宣传引导下, 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
1984年9月, 陈云同志看到一份高中毕业生很少愿意报考师范院校的材料后, 当即指出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 说:“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 对今后的教育及四化建设各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建议要帮助教师, 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住房等实际问题,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 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1]359不久他收到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送审稿, 联想到教师待遇亟待改变, 他在批示中特别提出:“中小学教师, 不仅要有工龄工资, 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 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1]364在他的推动下, 从1985年1月1日起, 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了工资, 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由此有了进一步提高。
陈云同志尊重教师、支持教育做到了以身作则。他在上学期间, 因为用功读书, 尊重老师, 深受老师器重, 并同自己的小学老师张子谦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同张老师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并且每到上海, 如果有时间都会去拜访老师, 或是请老师到寓所共叙师生之情。得知老师、师母生病, 他会寄些钱和营养品以表心意, 始终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陈云同志的女儿陈伟华高中毕业后在北京郊区当老师。高考制度恢复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后被分配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陈云同志对此不是很赞成, 认为她应该“归队”。后来陈伟华回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普通历史教师, 他知道后积极支持, 专门把她叫到身边, 详细了解了她回学校后的各种情况, 勉励她要好好工作, 当一名好老师。陈伟华在教师岗位上一干20年, 直到退休。
二、“我们花这样多钱是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 一直关注对教育的投资问题。建国初期, 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一五”计划的重要任务。1952年, 他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中专门提到关于大中学生的补助问题。首先他为大学生算了一笔账, “现在每一个大学生补贴人民币六万五千元, 但是一个大学生只吃饭就要用八九万元, 因此六万五千元的补助是不多的”[1]388, 提议为大学生增加一些助学金, 要保证他们除吃饭外还有一点零用钱。虽然培养大学生要用很多钱, 但陈云同志说:“我们花这样多钱是有好处的, 为的是把大学办好, 使这些大学生安心学习, 毕业之后参加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针对当时全国7800万学龄儿童中上小学的只有3800万人, 而且有很多小学生连五年级都没上的情况, 他说:“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管, 要给他们建一些房子, 请一些教员, 不管不行。”[1]389提出当时的教育重心应该放在消灭文盲上, 要在生产救国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教育。
改革开放后, 陈云同志更加重视教育事业的重要作用。1981年, 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 他提出:“在科学和教育部分, 应加强常规教育、提高整个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技术基础和在科学技术上组织攻关的内容。”[1]1761并解释说, 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恢复发展很快, 重要条件是知识分子多, 技术水平高。1982年, 在会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时, 他明确提出:为顺利实现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 在“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 “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 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 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 是完全必要的。”[2]319
三、“关心下一代, 就是关心祖国和全世界的伟大前程。”[1]268
陈云同志把中小学教育工作提高到关系到中华民族素质、祖国繁荣富强的高度, 认为:“现在中小学教育办得怎么样, 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面貌。”强调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 一定要办好。他重视普及义务教育, 提倡素质教育, 为中小学和幼儿教育事业发展提出过很多独到见解, 做过许多具体工作。
1983年, 一位政协委员来信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 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 以保证1990年前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并指出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实现义务教育, 将来会像50年代处理人口问题一样, 追悔莫及。陈云同志对这封信很重视, 立即把信批转中央有关负责同志, 并在给他们的便函中指出:来信“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是很有远见的。希望指令计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加以研究, 提出方案, 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1]319
1994年4月, 在医院与病魔斗争的陈云同志, 从新闻联播中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 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稿费中取出5000元, 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绝不能让儿童失学, 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1]450
陈云同志提倡素质教育, 早在1971年, 他就提出“教学改革要朝着有利于学生在德、智、体三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方向去改。”[1]162他鼓励少年儿童通过参加夏令营、观看戏剧等课外活动, 扩大视野, 提高能力。看到茅盾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缺少儿童剧演出场地问题的文章后, 他给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写信, 建议向儿童开放单位内部的礼堂。后来, 中央办公厅率先将怀仁堂向儿童开放, 在那里演出了话剧《岳云》。1982年5月, 他再次致信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 提议在“六一”节时, 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 均应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考虑到当时离儿童节已经很近了, 他又在信笺上方亲笔写了“特急件”三个字, 还在下面画了三个圈加以强调。这个意见得到有关部门重视, 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六一”节向少年儿童开放, 全国少年儿童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节日。
陈云同志晚年很少在党中央、国务院举行的大会和节日之外参加公开活动, 但却欣然接受了团中央的请求, 参加了1983年由《中国少年报》社组织的全国“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开营仪式。他在题为《长大后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的讲话中, 称赞“快乐的小队活动”有利于锻炼孩子们独立生活能力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性, 有利于增强体魄、开阔眼界、丰富课外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希望孩子们为长大后当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做好准备。讲话后, 陈云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少先队员代表敬献的礼物, 和小队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并为他们点燃了夏令营的火炬。当天, 应《中国教育报》邀请, 他为全国的少年题词:“为祖国好好学习。”
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是陈云同志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重视古籍整理、评弹等曲艺艺术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教育。他指示整理出版古籍时, 要有今译, 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都能看”, 为的就是让年轻人能看得懂, 会利用。他建议“今后, 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 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从小学开始, 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2]289他对评弹的欣赏和指导也更多地是想发挥其对人民的社会教育作用, 指出:“曲艺工作者和所有我国的文艺工作者一样, 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 肩负着教育群众, 特别是教育青年的责任。”[3]1241984年, 陈云同志向教育部建议:“小学要重视毛笔字的训练, 要把大字课作为小学的基础课, 严格要求。”[2]528
一年之计, 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这就是陈云同志教育思想的精华。当前我国高度重视教育, 重视教师地位的提高、待遇的改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这些无不印证了陈云同志的教育思想。今天我们回顾陈云同志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总结他的教育思想, 对于进一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云年谱.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2]陈云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分析 篇8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绪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价值判断和文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功,而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结合,肯定了社会资本论在面对宏观经济问题时的重要作用。
1.研究意义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国民生活水平、教育发展水平,而社会资本近年来已成为人类社会试图走出发展困境和探索发展之路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解释范式。
按照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Y=AKα·Lβ·lnY=lnA+αlnL+βlnK[其中Y为产出,A为技术进步,K表示固定资本投入,L表示人力资本投入,α,β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一般来说,在资本应用过程中,物质资本具有较强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最后趋向于某一固定数值;而人力资本则具有较强的边际报酬递增趋势,在同等的人力资本水平下,政策、制度的不同则使得人力资本所发挥的效用也不同。
实证结果表明:制度、信任能显著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不同制度水平,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资本可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使现有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经济的低效性。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二、理论背景
界定、测度社会资本并分析其构成。经济学的观点,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包括:(1)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类资源;(2)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信任、共享、网络、合作、人际关系等;(3)获取社会资本需要付出劳动和努力,它的积累需要相应的机会成本;(4)社会资本可以达到一部分收益;(5)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具有外部性。
根据布朗的归纳,这些研究可大致分为微观、中观与宏观三种类别。微观类别,主要研究个体,即人类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对资源的调动,研究的出发点和结果都是个人层面的;中观类别,研究重点在于结构,主要研究社会资本结构的网络层次,关注其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宏观类别,研究社会资本网络在特定的宏观大环境下体现的方式、文化、社会性的特征等。
对比以上两种界定,前者注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的“资本属性”,后者强调其“制度属性”。但它们都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内,而且两个属性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在本文中,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考虑了这三个属性:网络(载体)、资本、制度。
综上所述,本文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构成以及属性表达如下:社会资本是嵌入到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文化观念、价值理念、行为认知,以及个体获得资源能力的综合体现。
三、模型建立
1.索罗模型的假设条件及其适用性
索罗模型把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要素投入增长率之和。我们从该模型的假设条件出发,分析它的适用性。
其中Q表示产出量,M表示物质资本投入,t表示时间,从而得到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索罗采用了三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存在中性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首先,在现实中许多技术进步是偏向于劳动的节约,并不是中性的。其次,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也很难实现。最后,根据全球市场运作情况分析,市场机构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所以,我们将进行新的分析和推导。
2.经济增长因素模型建立
为了减少上述模型的局限性,我们决定放弃三大假设条件。设总生产函数为:
其中,Y为总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M为物质资本存量,N为知识资本存量,L为人力资本总存量,t为时间。
等式两边对t求全微分得(符号·表示对时间t求导)
方程两边同除以Y得:
其中,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得出:
其中,是M、N、L要素的单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表达式为:
其中,分别为M、N、L单要素生产率。e是规模弹性,即:
由于,,所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我们把(5)式所表达的模型称为扩展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它主要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来源总是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知识和人力三种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另一部分是三种要素综合生产率的增长。
对该模型的说明:
第一,由于放弃了假设条件,(5)式中的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均为时间的函数,所以只有在已知总生产函数的具体数学表达式时,才能准确地求得。
第二,该模型中的由规模的节约、资源配置的改善和知识的进展三部分构成,主要由知识和人力等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及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所决定。
第三,该模型的生产函数具有最一般的形式,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可以用它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简化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写成:
其中,α1、α2分别是资本、知识产出的产出弹性,E、I及S分别为平均教育水平、正式制度及社会资本水平,α3、α4及α5是教育、制度及社会资本对总量产出的影响系数,ε为残差项。
3.计量实证分析和回归估计
(1)单位根检验。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中的LLC检验、JPS检验、ADF-F检验和PP-F检验这四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lnY、lnM、lnN三个变量的水平值均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因此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所选取的也就是包含了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当我们对各个变量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均表明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对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并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样本中的各个变量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
(2)面板回归分析。本文采用两步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方法如下:先进行回归分析,再对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没有单位根,则说明三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用Eviews6.0软件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经协方差分析检验,先使用相同权数做最初的回归权数估计,然后再用估计的权数作加权最小二乘估计。lnM、lnN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为零。且3种方法对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lnY、lnM、lnN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R2=0.966可调整R2=0.961F=214.8541D.W=1.809
lnM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社会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推进作用。在面板数据的回归中,社会资本的系数为负,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强,交易成本越低,越能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资本的弹性系数都小于1,且大多数为负,说明了通过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四、展望与建议
本文所展现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为政府管理经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政府应通过教育、权威与制度建设等多种途径不断改造现有社会资本,并培育新的社会资本。如果社会资本运用不当,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具有不同利益和关系网络的团体,为了寻求自己团体的利益而牺牲、排斥或损害更大团体的利益等。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其正面效应时,并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其存.社会主义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2]刘璐琳,LiuLulin.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J].兰州学刊,2008,(1):49~52.
[3]彭少纹.制度变迁下的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分析及实证研究[D].武汉科技大学,2012.
[4]章仁俊,刘耀祥.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35):170~171.
社会贡献 篇9
一、我国上市公司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存在的问题
2008年为上市公司首次成规模地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年份, 这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总体来看, 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上市公司共有70多家, 尚不足5%。各公司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时, 缺乏具体的指导和统一的口径, 导致计算出来的数据缺乏透明度和可比性。
1.信息不透明。我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2008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共收集到51份公布了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公司资料。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字数一般在200字以下;有的公司只是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这一数值, 对于计算依据和计算方法没有作任何解释;有的公司只是简单地重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中提到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不明, 给信息使用者一种“模糊”的感觉。每股社会贡献值这个指标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 是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量化指标, 如果对其形成和构成情况不作任何解释, 则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充分了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和做出社会贡献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为某些企业“弄虚作假”带来了方便。
2.指标构成项目不统一。每股社会贡献值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基本每股收益, 二是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后者主要包括五项内容, 即税收、工资、借款利息、捐赠和因环境污染产生的其他社会成本。各公司得出的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构成项目并不一致, 有的公司如中远航运 (600428) , 其还将现金股利回报纳入计算公式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因环境污染产生的其他社会成本”存在着难以量化的问题。现有会计规范尚不包括环境会计核算的相关内容, 如何计算环境社会成本还存在争议。因此, 大多数公司对每股社会贡献值忽略不计。如此, 高污染企业所披露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无法真实反映其社会贡献程度。
3.取值口径不统一。各个公司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时, 各项目的取值口径出现分歧。 (1) 在社会贡献总值中, “企业创造的利润”的取值标准相差很大。例如, 紫金矿业 (600189) 、邯郸钢铁 (600001) 等所取的值为合并利润表中属于母公司的利润, 而杨农化工 (600486) 所取的值为合并利润表中的净利润 (包含少数股东权益) 。 (2) 计算企业为国家创造的税收时, 取值标准不统一。例如, 铁龙物流 (600125) 所采用的数值为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的数值加上本期所得税, 而杨农化工 (600486) 所采用的数值为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税费的现金流出”, 而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在于计算基础的不同 (权责发生制或收付实现制) 。对于其他构成项目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例如对于股东的贡献, 是按照实现的账面利润计算还是基于发放的股利计算;对于职工的贡献, 是按照工资费用计算还是按照实际支付的工资额计算等。
综观51个样本观测值, 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计算口径, 因此各个公司计算出来的每股社会贡献值缺少可比性, 也有悖于国家提倡每股社会贡献价值披露的初衷。如果不对各个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做任何调整而直接用于比较和分析, 是没有意义的。
二、改进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的建议
“每股社会贡献值”是一个新概念, 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尚缺少指导细则, 该指标的有效性还有待检验。改进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 需要进一步明确该指标的计量依据和披露要求。
1.提高每股社会贡献值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界定方法来看, 计算该指标的目的是向股东以及职员、债权人、国家税务机关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报告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每股社会贡献值等于社会贡献总值除以企业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 而社会贡献总值大致相当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增值表中的增值额。企业当期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增值额越大, 则企业为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越大。每股社会贡献值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是由企业的营业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得到的。利润 (或股利) 、税收、工资、借款利息和捐赠只是增值额的分配形式, 如果仅仅披露增值额分配信息而没有反映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来源和构成, 所披露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如果企业借款发放工资, 则会增加企业的借款利息和工资支出, 从而相应带来社会贡献总值的增加, 但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果仅仅披露作为指标构成成分的税收、工资、借款利息和捐赠等信息, 可能会激发企业对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进行管理和操控。
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相关信息时, 应完整地 (最好是以统一的表格形式) 披露该指标的来源和分配方面的货币化信息,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增值表的格式。另外, 文字性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 股利的数额、各类税收的数额、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和其他福利信息、捐赠的用途等都需要解释清楚。若出现真实发生额为零的情况, 也应该加以解释。披露的相关信息越详尽, 越有助于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程度。
2.统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口径。各企业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时, 指标构成项目和各项目取值口径不一致, 造成数据不可比。对于指标构成项目, 目前似乎没有异议, 但为了避免企业随意缺省某项成分, 应明确企业披露每项构成成分的义务。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明确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基础是权责发生制还是收付实现制。从受益方的角度看, 以收付实现制作为计算基础较为恰当, 因为利益相关者更关注所获取的现金利益而不是账面利益。为国家创造的税收, 可以通过现金流量表中“本年支付的税金”项目取值;向员工支付的工资, 可以通过现金流量表中“本年支付的工资”项目取值;支付给债权人的借款利息, 可以通过现金流量表附注中的“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支出”取值。以上关于计算口径的建议, 考虑到了数据的取得成本和可靠性问题。来源于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其附注的数据具有可得性, 其可靠性也有一定的保证。每股社会贡献值一旦具有比较的意义, 便会涉及到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政府监管等一系列问题, 企业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时就有可能存在作假的动机。统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口径, 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企业作假的空间。
3.尽快解决环境社会成本计量问题。“因环境污染产生的其他社会成本”的确定, 是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的难点。它是公式中唯一的一个减项, 是指由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而需要在企业社会贡献总量中予以扣除的部分。这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外部性的一种体现, 其是那部分未能内部化而由社会来承担的成本。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建立系统的环境会计体系, 环境成本的核算基本停留在探讨阶段。有的企业以交纳的排污费来计量环境社会成本是不恰当的, 一方面, 排污费是企业所承担的一项费用, 不符合社会成本的概念;另一方面, 计算企业利润时, 已经将排污费作为一项费用扣减掉了, 再次计算必然会造成重复。
从理论上看, 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越严重, 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越高。如果能将污染排放实物量通过一定的标准转化为货币量, 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当然, 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能够确定企业当期污染排放实物量, 而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总之, 每股社会贡献值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综合性绩效评价指标, 它能够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评价企业。目前, 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量和披露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相关计量问题, 完善该指标的相关披露规范,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有效性。
摘要：每股社会贡献值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倡的综合性绩效评价指标, 它主要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评价企业。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应采取措施提高每股社会贡献值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统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口径, 尽快解决环境社会成本计量问题等改进建议。
关键词：每股社会贡献值,社会责任报告,环境社会成本,取值口径
参考文献
[1].罗伯·格瑞等著.王立彦等译.环境会计与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夏平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贡献 篇10
夏平在进行科学史研究的过程中,看到了发展中的社会建构论在经验研究方面的众多成功,认为在科学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路径,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有着重要的价值。夏平曾经指出:“一个人可以质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可能性,也可以推进它。”[1]在《利维坦和空气泵》一书中,夏平坦陈他选择了后者,即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推进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他在进行科学史的相关研究中,时时关注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并试图从科学史的角度对其中一些瓶颈式的理论问题进行解答。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分析夏平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贡献:一是他在SSK阵营中率先提出利益分析模式,并将其逐步微观化、精致化;二是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解决了社会因素、尤其是“信任”这种社会因素如何进入科学知识内部的问题。
一率先提出并不断完善利益分析模式
夏平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贡献之一是,他率先提出利益分析模式并将其进一步微观化、精致化。利益分析模式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尤其是爱丁堡学派成员普遍采用的一种研究模式,这一模式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粗放到精致的演变过程,而夏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宏观利益分析模式主要运用社会利益等社会因素作为解释资源,来说明科学争论中各方意见不一致的原因以及科学争论如何结束等问题。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现有文献来看,夏平不仅在利益分析模式的创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是最早系统论述利益分析模式并将其加以运用的学者。利益分析模式就是考虑科学争论中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利益以及相应的科学主张,它必然包含着对参与科学争论的不同成员社会背景的分析和研究,而这就涉及集体传记研究方法,所以集体传记方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为利益分析模式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夏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集体传记研究方法的运用,并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论文。
1974年,夏平与导师萨克里(Arnold Thackray)共同撰写了《集体传记方法作为科学史的研究工具:1700~1900年的英国科学共同体》一文,详细例示了如何运用集体传记研究方法进行科学史的相关研究。对集体传记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使夏平注意到参与科学团体人员的不同社会构成,以及这些人在科学社团中不同的地位和主张。夏平指出:“集体传记研究方法不是惯常地收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员的传记,而是在行为和背景之间建立联系的复杂而精密的工具。”[2]1975年,夏平发表了著名的论文《颅相学知识与19世纪早期爱丁堡的社会结构》。在这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中,夏平在运用集体传记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首次使用了利益分析模式,对19世纪早期发生在爱丁堡地区的关于颅相学的争论进行了分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此文中夏平首次阐释了利益分析模式的目标,把行动者采取的学术观点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和价值结合起来解释科学争论。夏平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利益分析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础。他认为,我们对于社会冲突中发生的情况知道很多,诸如拥有不同的社会阅历和不同社会利益的行动者集团往往很难相互沟通;他们即使使用相同的‘语言’,也仿佛像不能理解相互的意思一样行动;更有甚者,他们可能并不使用相同的语言或语言规则,而语言应用方面的差异源于社会经验的差异。不仅是知识社会学,而且很多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相信什么在不自觉的层次上取决于他们怎样生活。夏平指出:“当人们认为某些思想或知识程序可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或反映他们价值观时,他们可能有意识地选择与其保持一致。”[3]夏平运用利益分析模式来解释科学争论中对立双方观点差异的原因,在科学思想和广泛的社会利益之间建立了宏观的联系,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尤其是在爱丁堡学派中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一大批运用利益分析模式的作品随之产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然而早期的宏观利益分析模式由于没能在具体的科学思想和社会利益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联系而受到众多质疑。自80年代始,夏平又借鉴巴斯学派的微观分析模式,对利益分析模式进行了改进,使其进一步精致化,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他1985年的作品《利维坦和空气泵》中。在这部著作中,夏平对波义耳所倡导的实验方法的利益关涉进行了精妙的微观分析,从而在实验方法和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利益之间建立了令人信服的联系,使得利益分析模式进一步精致化了。
夏平通过对17世纪波义耳等人所倡导的实验空间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实验方法与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夏平考察了17世纪中叶所创建的实验空间所承受过的“政治任务”和“社会任务”。夏平指出,皇家学会新生的实验室生产的产品是王政复辟社会所需要的。但这些需求不是简单的、先在的、等待去实现的,而是被实验者们积极建构起来的。实验者们的任务,就是向其他人说明:如果他们采用实验哲学并且进入实验空间,他们的问题就能被解决。而与此同时,如果实验者们能有效地建构和达到新政权的要求,实验活动的合法性和实验空间的完善性就能被肯定。实验团体的论述广泛涉及王政复辟时期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活动,实验室被宣传成一个可以产生实用知识的地方,但同时它也能为抽象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夏平分析认为,“早期实验纲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致力于宣传公共实验空间的有用性:即识别出复辟社会中的哪些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哲学家的工作加以解决。”[4]340与霍布斯所主张的极端的专政方式不同,实验团体既不专政,也不民主,他们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实验哲学家的工作例示了怎样去组织和达到一个在极端专政和极端个人主义之间的和平社会。如果政治家想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那他们就必须到实验室去看这一空间如何运转。在夏平的分析中,实验空间成为在现实中展示科学知识与社会利益之间联系的具体载体,这一空间表达和连接了多元的社会利益,因而在这一空间中科学的作用得到认可,科学共同体的地位才得以合法化。夏平进而分析指出:“这种实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全王政复辟政权,实际上,它是那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341通过对在实验空间中展示的实验生活方式的微观细致分析,夏平令人折服地揭示出实验方法解决争论和获得一致的途径,迎合了当时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要求和社会利益,因而它在17世纪中期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此可见,夏平在运用利益分析模式时,已经不再局限于早期的宏观分析,而是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揭示出科学知识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对社会因素如何进入科学知识内部的理论与实证解决
包括布鲁尔在内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虽然一再宣称对强纲领的坚持,指出在科学知识中社会因素始终存在,并且将这一主张作为他们各自开展研究的理论前提,但他们并未从实质上说明社会因素是如何进入科学知识内部的。这一理论上的缺陷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带有先验论的色彩,大大影响了这类研究的可信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广受学术界攻击的原因之一。夏平通过对科学知识产生具体实践的哲学反思和历史考察,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极为出色的阐述,深刻揭示了作为社会因素之一的“信任”,究竟是如何进入科学知识内部的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突破性解答,弥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夏平对这一问题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他的鸿篇巨制《真理的社会史》中。
夏平对社会因素如何进入科学知识内部进行了反思。他首先阐述了信任在社会秩序中的基础性作用,指出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继而他指出,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础的信任在知识制造系统中却不仅未被认可,而且还一直遭到拒斥。他说:“在考虑社会秩序问题时,不能缺少信任的角色。……相比之下,信任和权威在建构和维持重要知识体系中的角色在实践中却是看不到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忽视。相反,许多现代认识论系统论证过,合法知识是由它对信任的拒斥来界定的。”[5]15然后,夏平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关于知识产生过程的主流观点及其错误的根源。夏平认为,这些“主流观点”把科学单独作为一组怀疑论加以赞美,即在关于科学知识是怎样产生的认识中,个人经验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对“真正”知识的获得都要对别人的经验抱着怀疑的态度,不能信任他人的言说,真正科学知识的建立依靠的是直接的个人经验。夏平指出,这种观点的主要特点是:“知识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直面世界的产物,依靠其他人的观点将产生错误。”[5]16他认为这种传统观点不符合科学实践,而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它在认识论上的个人中心主义。他进而指出:“只有将单独的认识者从知识制造情景的中心移除,并用一种道德系统取而代之,认识论的佯谬才能修复。”[5]26夏平从科学知识社会学普遍坚持的集体认识论出发,对这种传统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反思。他指出,知识的制造是一项集体事业,没有任何单独的个体能够建构知识,真知识是一项集体成就。因而知识的制造是发生在一个道德场域之中的。就此,夏平以认识论上的集体主义取代了传统科学观框架下的个人主义认识论,驳斥了认识秩序与社会秩序二元论的观点,阐明了认识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之处———都发生在一个道德场域之中。消除了信任这种社会因素进入认识秩序的理论障碍。
关于信任如何进入科学知识内部这一重大问题,夏平不仅如上述那样对其展开了深刻的哲学反思,而且发挥他作为历史学家的优势———严谨细致的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揭示社会因素进入知识内部的过程。他对科学史上的有关案例进行了出色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信任这种社会因素进入知识内部的具体过程。夏平深入研究了科学史上的四个实例,揭示了在实际科学知识产生的关键环节中,“关于人的知识”———即某人是否值得信任或某几个人中谁更值得信任等知识,在科学知识中的构成性作用。夏平用以揭示信任进入知识内部的过程的四个科学案例分别是:(1)英国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关于寒冷现象的研究中,对旅行者证言不可避免的依赖;(2)波义耳在解释冰山漂浮在水面上的物理原因时,对来自遥远时代和地域经验的兼收并蓄;(3)波义耳在确定水压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对不同潜水者是否值得信任的实践判断;(4)两位同样有名望的天文学家海维留斯(Johann Hovel)和奥祖特(Adrien Auzout)关于彗星的争论,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对此次争论的裁决。在这四个案例中,夏平运用娴熟的历史分析技巧,从微观的经验层面揭示了在具体的知识产生过程中社会因素的不可避免性。
我们以夏平对彗星天文学中的一场有代表性的科学争论的研究为例,来体会他对于社会因素如何进入科学知识内部所进行的经验性研究分析。夏平首先介绍了天文学教科书中关于“两颗彗星”的描述,这是已经成为“定论”的关于天文事实的知识,似乎是完全符合实际和不容置疑的。而夏平却认为这一知识并非是对于自然界的镜式反映,而是在自然知识和人的观测之间进行了某种人为安排的结果。他复原了在所谓的一致观点———“两颗彗星”出现之前的莫衷一是的争论局面。这场关于彗星的争论主要是在法国的自然哲学家艾德里安·奥祖特和英国的天文学家约翰尼斯·海维留斯之间进行的。其争论的焦点是彗星在1664年2月18日晚上的实际位置。海维留斯将其定位在“靠近白羊座第一星的地方”,而奥祖特则把它标注在偏离于那颗星1度17分之处。夏平指出,奥祖特和海维留斯之间关于彗星定位的差异在当时被认为巨大的,因而二者互相指责对方的观测不准确,而且就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论。最后,二者将争论的仲裁权交给了皇家学会。而皇家学会对这一问题的裁决,却并非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侧重于断定何者的观测更符合客观事实,而是在奥祖特和海维留斯之间谁更值得信任这一问题上颇费周折,大伤脑筋。因为奥祖特和海维留斯都曾为天文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在科学领域中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否定都会殃及既有的已得到认可的天文学知识。而他们二者中也没有谁具有类似于波义耳那样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因而无法在各自不同的叙述中简单地断定哪一方的叙述更值得信任。
夏平对皇家学会对这一问题的最终处理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他指出:“一连几个月,牛津学会的成员都在焦急地寻找一个权宜之计,既符合天文学的似真性又符合哲学的文明性要求。”[5]272这要求皇家学会要提出一种方法,“既能保全作为集体成果和资源的奥祖特轨道,又能保全海维留斯2月18日观测的有效性。”[5]276皇家学会的重要成员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两颗彗星的假说。最终,在“一颗彗星”的框架下无法解决的观测差异问题得以解决,因而“两颗彗星”的观念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并被作为一种天文学事实进入了科学知识体系。夏平对这场争论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性分析,他认为这场争论既是关于事物———在某一时刻彗星位于天空中何处的争论,同时也是一场关于人的争论———关于人的德行和能力的争论。并且在这场争论中,关于人的知识被用于形成和毁灭关于事物的知识。在这场争论中,由于争论双方均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而其中的任何一方又都不具有绝对的优势,因而为了确保同行之间的道德秩序,真理被置于持异见者的双方之间,而关于自然界的表述却被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夏平由此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因素如何进入所谓的“硬事实知识”内部的,他对这一问题的案例揭示解决了科学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停留在纲领阶段的局面,对其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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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要为形成“好的社会”做贡献 篇11
丁当：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为社会创造更多有帮助的、美好的产品，为形成一个“好的社会”做出贡献。文化价值对于一个企业非常重要，因此平安人寿近年来致力于保险业慈善文化的推广。1980年代做诗人时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现在依然在我的心中，我管理的企业也一定是坚持着理想，强调文化，对社会友好的作用。
记者：商业为“好的社会”形成做贡献，这听上去和传统文化中对商业的认识似乎有偏差？
丁当：作为企业负责人，我承认追求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但同时我也认为利润不应该是所有的目的。把企业比喻为人，利润就如同人所需的氧气、食物、水一样，但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根本。利润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中间过程，是手段而非结果。办企业或者说商业更高层次的追求，我认为是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但是不是看重精神，就不赚钱了呢？《基业长青》一书中有个有趣的发现，恰恰是那些不把利润作为第一追求的企业，往往创造了远超市场的利润。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平安这二十年走下来，渐渐从自己管理的企业，从一些可以进入伟大企业之列的组织，比如沃尔玛、苹果等身上，看到商业的“真、善、美”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也是可以实现统一的。换句话说，追求利润并不一定要生产假冒伪劣、败坏社会德行、牺牲自然环境。商业，包括保险金融业，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一种不断进行中的创新，应该能够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能够促使人类发展出一个“好的社会”。
记者 ：中国现在有不少企业包括平安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什么样的企业有进入伟大企业行列的可能？
丁当：“大”企业与“伟大”企业之间的距离还很远。衡量一家企业是否跻身伟大之列，仅商业价值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看其对社会价值观、对公民社会建构上的贡献。平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问：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向社会传递了什么，对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公民社会塑造做了什么？我们把这样的追问，视作企业“求善”的过程。
“求善”境界的企业，一定是拥有使命感的企业。这种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希望能为公众生活带去改善与改变，让大众生活更简单、便捷，让人们脸上充满笑容、心底储存暖意，让社会安宁，让良善的价值观无处不在。这样的企业深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拥有承载更大财富与资源的潜力，才有可能与“伟大”二字沾边。
记者 ：平安为进入“伟大”企业有什么行动？
丁当：是否伟大，关乎社会、公众、资本市场的评判，不是自说自话。但中国平安正努力迈向这个方向。
首先，我们积极履行好本职。我们现在为5500多万客户承保了8万多亿的保额，对社会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器”作用。2013年截止11月，我们总赔付超过75.8亿元，让超过126万名客户真切体会到保险的价值。其次，平安在教育、红十字、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方面也有所努力。尤其在教育方面，我们投入很大。
我们在平安以及行业内倡导、推行“执善心”的职业信仰与理念。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在《平安心语》中曾提到，“不论平安的现在和将来是多么庞大的企业，我们都要以客为尊，让客户在平安体验到专业、完善的保险服务、与众不同的综合金融服务”。这两年，平安在马董带领下向互联网金融快速靠近，也是期望能借助科技力量服务好客户，把这种服务精神所蕴含的“善意”更好传递给客户。
每个人去践行的这种“小善”，我个人认为比千万或过亿的捐助更显慷慨，它更让人体验到责任真意，慈善真心，应是每个普通人有能力实践并可用心体验的。集腋可以成裘，聚小善可以成大业，社会的正向价值正是由此细微之处慢慢凝成。
记者 ：你多次提企业“不作恶”这一经营理念，“不作恶”和“好的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丁当：“不作恶”其实是Google提出来的。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理念，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人影响太深，如果人人“以个人为中心”，可以为个人的私利漠视别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中国出现了“毒奶粉”、“毒香肠”事件，就是这样催化出来的，加之“集体沉默”—食品厂生产时所有参与的工人都知道东西有毒，自己不吃自己制造的东西，但是也不站出来说话，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沉默的大多数”，结果让这个社会和谐度越来越差。如果企业真正能够恪守“不作恶”底线，那人类离理想中的“好的社会”也就大大地进了一步，我们也会感觉幸福很多，社会也会和谐很多。
记者 ：企业“不作恶”的自我约束力从何而来呢？
丁当：一方面当然是法律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其实更能从根本上实现改变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讲德行愈厚重，一个人承载的资源才能更多，担当的责任才能宏大，企业也一样，“厚德”的企业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事业也更长久。从个人到企业，再到一个国家、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这个。中国那么大一个经济实体，排行世界第二了，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德行来承载的话，国家早晚会出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敌视，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也可能是“文革”余毒。我看过《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人和人之间一开始是非常警惕的，非常敌意的，到最后彼此友善，经过了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到今天，中国跟西方文明非常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在电梯里或别的场合见面很少彼此有善意的问好，都好像有种敌意、防备，是这么一种文化。好像萨特讲的：他人就是地狱。这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记者 ：平安的企业文化里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在全球化时代，儒家的东西有文化竞争力吗？
丁当：有。我一直很推崇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把它评为东方文明对世界的非常大的贡献，把这句话列为人类生活的道德准则。如果整个社会拿这个准则来行事，会和谐得多。这是我非常喜欢，讲了无数次的一个理念，听起来简单，很难做到。
记者 ：马云说商人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尊重，你同意吗？
丁当：中国那么多年来的传统都是官本位，和官员比较起来，肯定是这样。如果像美国，一个公司的CEO一下可以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那就不一样了。中国那么多年来一直是轻商的，中央集权轻商，中国经济一直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快，我觉得就是中央集权加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经济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改变官本位绝对的权威。
记者 ：请评价一下“幕天讲坛”公益活动。
社会贡献 篇12
1. 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它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让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清醒和明白的认识。
邓小平认为我们首先要脱离贫穷落后的状态, 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十分明显和突出的特点, 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 它有更高、更快的生产力。在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看出, 邓小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诠释, 让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都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
邓小平准确地提出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 但还处于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的阶段, 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述阐明了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程度, 它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不发达的国情下, 必然会经历的阶段, 不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问题逐渐成了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路线的根据和立足点, 我们当前的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只有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才能够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 从而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 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断发展的,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社会主义社会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更高阶段的有力杠杆。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认为, 不坚持改革, 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还多次指出,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的生产力, 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 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我们应当有选择地借鉴和利用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 以积极的姿态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中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在此前提下, 我们还应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特色”。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仅要实事求是, 更要解放思想, 勇于创新。邓小平很好地开启和实践了这一“特色”。
经济上, 第一, 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 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他提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只是经济手段, 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都可以拿来利用。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这是我们的创造和特色所在。第二, 发展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纯而单一的所有制, 都是在以一种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 同时还有附属的经济形式。邓小平指出, 只要我们按经济规律搞建设, 工作搞得好, 社会主义公有制肯定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政治上, 邓小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首先,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指出, 由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符合我们的国情, 其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 就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其次, 邓小平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制度。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色和优点, 是由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决定的。有利于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 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党派的优势, 让人民在法治的环境下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
在文化上, 首先, 邓小平提出“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既抓物质文明, 又抓精神文明。我们不应当只注重物质文明, 在高度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 还应注重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素质, 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建设好。他认为, 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他还强调, 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从而创造性地阐述了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他不断强调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科技和教育, 靠科学才有希望。
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 在邓小平的带领下, 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它对我们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示。
1. 必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作为新时期的历史起点, 是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红线, 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 更是理论的精髓。
毛泽东最早提出实事求是, 由此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邓小平相信革命的胜利需要依靠它, 如今的改革建设更离不开这一点。他重新确立和进一步丰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强调, , 我们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新事业, 只有不断解放思想,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和出路。邓小平指出, 实践在发展, 时代在变化, 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 , 理论联系实际,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创造出奇迹。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我们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实践上的大步发展、工作上的迅猛进步, 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 我们突破了束缚思想的条条框框, 开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从而为制定合理正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2. 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曾经多次遭到怀疑和否定, 很多歪曲和批判的观点蜂拥而至。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 跌入过“苏联模式”的陷阱, 倘若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 就无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顺利进行下去。邓小平坚信,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虽然这一道路漫长而曲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这种辩证发展的观点, , 不但不会抛弃社会主义, 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我们党正是因为拥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才有了共同的理性和铁的纪律, 任何时候这都将成为我们的真正优势。只有拥有坚定的信念, 在关键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渡过难关, 才能应对各种挑战, 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和党、人民与国家的利益所要求的。这种信念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指引我们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前行,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管何时, 它都是指导共产党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也必将会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越走越宽。
3. 以人民群众为本,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也制定了相应的群众路线, 即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一切从群众中来, 一切到群众中去。共产党人一向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依靠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看做是实现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源泉和动力。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问题, 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 为群众利益着想, 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挑战。邓小平在做决策前, 总是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集中大家的智慧, 同群众一起商量办事。在南方谈话中, 他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非得失的标准, 其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就属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他还强调, 要根据人民的意志和想法来制定方针、路线、政策, 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团结人民的力量, 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将社会主义事业有力量地进行下去。
实践表明,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就能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克服一切困难和挫折, 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反之, 则将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使事业遭到失败。
摘要：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最重要的理论, 开启和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这些都给予我们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重要启示。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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