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贡献（精选9篇）
民族贡献 篇1
纵观世界历史, 一个民族兴盛衰亡, 取决于其精神长存。它指引着一个民族无论处何种境地, 面临什么遭遇, 终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犹太民族正是如此, 在其祖亚伯拉罕所创神之精神支撑下, 怀揣一定能回归“流奶与膏的迦南地”信念, 历经千年国破家亡的历程, 重建犹太国家, 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
亚伯拉罕被犹太人公认为始祖, 《旧约》中多次提到, 犹太人更是确定无疑,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亚伯拉罕则是无与伦比的始祖, 希伯来人卓越的典范。”[1]9
古代的巴比伦, 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庇护神, 每个部落和氏族、甚至家族都有自己的神祗, “据统计, 古埃及宗教中前前后后有2000多个神, 仅特性较明显的神就有约200个。”[2]看来, 处于同一地域, 巴比伦神祗数目亦不在少数。一天, “亚伯拉罕打碎了偶像, 并且脱离了自己的父亲他拉 (Terah) 。《米得拉什》认为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 (ivri) , 因为整个世界‘在一边’ (ever ehad) , 而他是属于‘另一边’ (ever sheni) 。”[3]当他被问及崇拜谁时, 他脱口而出, 是耶和华。
这位“耶和华神”创始者[4]的叛逆行为为当地所不容, 于是, 他尊崇其神耶和华的劝告, 不顾自己年迈体弱, “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亚伯拉罕将他的妻子和侄儿,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
亚伯拉罕对其民族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一个神———耶和华。“它只是亚伯拉罕家族的上帝”[1]12, 它之所以出“神”头地, 只因亚伯拉罕, 神以族为贵。神借人力, 人借神威, 相辅相成, 演绎了千古人神缘分。“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与你立约, 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 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 作永远的约, 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作他们的神。”
耶和华是知恩图报之神, 他同亚伯拉罕子孙厮守数千年。为了感谢知遇之恩, 耶和华对历代以色列人关照, 可谓古今罕见, 独此一例。
耶和华选取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向其应许之地———迦南行进, 他帮助摩西破除埃及法老设置的种种阻力。从埃及到迦南两地的距离并不遥远, 以色列人竟然走了40年之久。其间, 摩西在上帝帮助下完成了对民族的塑造, 同时, 树立了自己的绝对威望, 他还为以色列人制定了典章、律例。以色列人因此不再是氏族社会组织, 开始走向民族独立和建立国家。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出类拔萃, 更因基督教传播全世界, 成为著名神祗, 而古巴比伦及古埃及之神祗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
二
以色列民族一诞生, 就显现出来这个民族的独特性。作为神之特选子民的优越性、排他性, 以及风俗习惯等不为世人所容。公元前586年, 以色列国为巴比伦所灭, 以色列人成为巴比伦之囚。之后, 在公元71年, 强大的罗马帝国将以色列占领, 并将以色列国都———耶路撒冷夷为平地。以色列人无力回天, 只好背井离乡, 流散世界各地。
尽管以色列人国破家徙, 流离失所, 寄人篱下, 长期遭受异教徒的迫害, 在强大暴力的重压下, 有些人被迫改宗以免灭种灭族, 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同化。类似于犹太民族的情况, 有的民族就同自己的历史割断了联系, 被同化, 或仅保存一点风俗, 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漂泊民族, 像吉普赛人那样。犹太人之所以能顽强生存下来, 这要归功于他们有其“伦理一神教”的文明体系。
犹太人“注重实际生活中的恭行践履”, 是一个不甘寂寞, 能适应任何环境、永远进取的民族。历史实践证明, 哪个国家和地方有了犹太人, 哪里就经济活跃, 生产发展, 在犹太人的推动下, 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犹太人在美国, 其经济地位遥遥领先其他民族。犹太人是天生的商人, 是经济发展的永动机。犹太人在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上对世界的贡献, 更是卓尔不凡, 当今世界上很多领域皆可看到犹太人的身影。这样一个小小的民族, 占世界总人口0.3%, 其贡献之大之多, 是其他众多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阿拉伯民族也尊崇亚伯拉罕,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说中, 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并尊崇他为宗教先驱。”[1]9阿拉伯人出现较以色列人晚得多, 到了公元7世纪, 默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一经产生, 就“横扫千军如卷席”, 迅速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等地方, 甚至曾经长期占据了欧洲的门户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教自诞生之日所遭遇的强大对手是基督教徒, 西欧国家中世纪对阿拉伯世界的8次十字军东征, 永载世界宗教战争的史册。1000多年来,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两者,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 一直延续至今。
阿拉伯民族虽为后起之秀, 但是个伟大的民族, 从其建立之日起, 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尽管它同基督教世界进行过长期的斗争, 但它为西方文明, 为文艺复兴做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
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兄弟之间在相隔数千年后“阋于墙”,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留给世人无限的感慨。犹、阿两民族, 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 它们各自为世界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都是世界民族之林大家庭中重要成员。
三
亚伯拉罕惊世骇俗之举, 现已显示出其深谋远虑来。他成功地使自己和后裔永驻青史, 其可靠保证就是创建了一个神, 在神的保驾护航之下, 犹太文明得以传承千年。当然, “无心栽柳柳成荫”, 受到阿拉伯民族的尊崇, 这是亚伯拉罕所始料未及的。
亚伯拉罕之于摩西,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亚伯拉罕奠定了犹太人的千秋大业, 与其神签订了契约, 把自己的子孙托付给了他, 这在人类历史上独此一举。所有犹太人认为, 摩西是其历史上的第一个先知, 如果从这种先知先觉上论, 亚伯拉罕当仁不让地应坐头一把交椅。摩西借耶和华之威力和声名以服众, 并借耶和华之名创制诫命、典章和律例, 然而, 亚伯拉罕创建了耶和华。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耶和华, 没有耶和华这个民族之魂的神也便没有犹太人。尽管人创建了神, 神最终成为维系民族存在凝聚力。民族借耶和华之名得以生存, 个人借耶和华之名成就了一番事业。扫罗和大卫登上王位, 嘴不离耶和华, 行必请示汇报。知遇之恩, 当永世相报。耶和华报答亚伯拉罕及其子孙数以千年, 这种神对人的情谊, 也算得上千古奇话了。
在以色列国破家亡, 人民流离失所之际, 犹太众先知借耶和华之名, 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 给犹太人制定了从生活细节到其他方面种种规定, 使这个民族没有同化于其他民族。该民族历经千年所不散, 应归功于耶和华这个犹太民族之神之魂。一个神和一个民族皆为亚伯拉罕所为, 创建一个神和民族易, 但使两者彼此拥有, 相生相伴、不弃不离难。亚伯拉罕这种深谋远虑、远见卓识令以色列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摘要：亚伯拉罕作为犹太民族始祖, 为其创建了一个神——耶和华。耶和华知恩图报, 将亚伯拉罕子孙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 同他们不离不弃, 数千年相伴随。犹太人尽管寄人篱下, 但在其神之精神支撑下, 凝聚在一起, 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
关键词：亚伯拉罕,民族贡献,启示
参考文献
[1][以色列]阿巴.埃班.犹太史[M].闫瑞松,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沐涛, 倪华强.失落的文明——埃及[M].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63.
[3][美]摩迪凯.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M].黄福武, 张立改, 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4]张文建.新编宗教史话[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8.
民族贡献 篇2
[摘要]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史的主要书写者、伟大塑造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取得了辉煌成就。放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表现为改变中国命运的精神自立之功、推翻“三座大山”的立国之功、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制之功、创造“两大奇迹”的治理之功、创建人民军队的建军之功。这都是载入中华民族复兴史的伟大历史功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精神自立;
社会主义制度;
两大奇迹;
人民军队 中國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史的主要书写者、伟大塑造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100 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100 年。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改变中国命运的精神自立之功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的封建社会，这种“超稳定”性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得以延续数千年，但同时也束缚了中国爆发深刻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于是，当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时，中国依旧沉浸在封建社会的落日余晖中，成为马克思所描述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世界历史的开拓者，主导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也难以独善其身，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精神上陷入被动状态。
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发起的资本主义文明攻势，中国的封建文明守势节节败退。首先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军队与中国旧式军队的对垒。清军不仅装备弱、军力弱，更是精神弱、斗志弱，战争失利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清政府逐渐丧失了其自主性，堕落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言人。其次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封建农业文明的冲击。在两种文明、两种生产方式的较量中，中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掠取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中最底端部分。再次是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封建文明的渗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论从本质上还是形式上看，都实现了对封建文明的超越，所以相对于封建文明来说它是先进的，中华民族精神上也陷入了被动状态。
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境遇，1 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华民族被动的精神状态。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仍受制于列强。当时，各大军阀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勾结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厮杀混战，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政府很快投入到了美国的怀抱，并将美国视为“唯一之良友”。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的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精神自立和独立自主，他没有认清中国是一个大国的现实，中国并非蕞尔小国，没有依附他国存在的历史，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恩典为生，更不能把一个超大型国家置于西方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初期，社会思潮多元多样，西方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思潮风云激荡，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无所适从，精神上依然处于被动之中。
精神自立是民族自立的前提。中国人的精神自立始于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走上了精神自立自强之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解决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精神自立的根本标志、伟大成果。精神自立在实践方略和外交政策层面表现为独立自主。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3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始终不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推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4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5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逐步克服精神自卑，走上精神自立、自信、自强之路，从任人欺辱的“东亚病夫”，发展成为独立自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崛起之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推翻“三座大山”的立国之功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战争等形式迫使中国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在这个时期，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割让、租借了大量土地，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受重大损失。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取得了诸多在华特权，譬如领事裁判权、关税自由权、驻军权等，一步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索取大量赔款，使本就深陷战争泥沼的中国人民不堪重负。可以说，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中华民族对于复兴的深深渴望。
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最反动的势力，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招致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在根本原因。封建主义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进步革命的作用，但是在 20 世纪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沦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总体而言，封建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上层建筑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表现为自然经济阻碍生产力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专制独裁阻碍民主化;在文化方面表现为愚昧无知阻碍科学理性之光。除了其内在的落后性，封建主义往往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融合渗透，通过出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农民利益以获取苟延残喘的机会，这既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
官僚资本主义迟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步。晚清时期和民国初期，官僚资本通过创立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官僚资本逐渐壮大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政治命脉的官僚资本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治手段，通过苛捐杂税、发行公债、通货膨胀等不正当形式，建立了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四大家族通过投机倒把等手段将国家资产、社会资产转变为个人财产，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严重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阻礙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四大家族挥霍无度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老百姓没有尽头的困苦生活。
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但是放眼当时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无一能够扛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依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谁能够承担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谁就能赢得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在历史的反复比较中，在各种主义、各条道路的反复权衡中，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走上历史舞台，就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其最低纲领，毅然接过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曾由于思想上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导致了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严重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善于
在失败中反省、在困境中涅槃，最终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制之功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近代以来，“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时代大考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增进人民幸福，提出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搞过了——这就是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康有为 6 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提出“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政治主张，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设立新式机构、奖励工商、改革科举、开办新式学堂以及提倡“西学”等法令，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变法就“流产”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遭到了失败，维新变法救不了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搞过了——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宣告了延续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的终结，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是，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政权很快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乘机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还是没有出路，民族复兴依然看不到曙光。
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也搞过了——这就是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统治集团尝试过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但都行不通，要么陷入军阀混战，要么复辟帝制，最后归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民族复兴依然不知道路在何方，中国依然处于乱世之中。
几代人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从根本上宣告了西方道路、西方制度在中国的破产。1915 年，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思想界开始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进行深度反思。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涌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办杂志、领导开展五四运动、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等，为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历史空间。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前途和方向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是互相联系、紧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实质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三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到 1956 年底，新中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性变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飞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接力探索、奋力开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不懈探索，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局部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初步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四梁八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全面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度设计，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重要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和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政体全面形成。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体系，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党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致力于“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 创造“两大奇迹”的治理之功 中国共产党执政 70 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方面，中国面貌由废到兴，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旧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20世纪 50 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国家的面貌，“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 工业落后，连日用品都依赖国外进口，“洋火”“洋油”“洋布”“洋钉”“洋枪”“洋炮”便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和历史见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成就惊艳世界。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从“洋字号”时代到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百姓温饱不足到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物资短缺到坐上全球货物贸易头把交椅，从与世隔绝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从世界边缘到前所未有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从落后于时代到逐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从西学东渐到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3 从财富增长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至 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 174 倍、人均 GDP 实际增长70 倍，2010 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辉煌的成绩单，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超越西方政党的“钟摆效应”而赢得人民长久信任的深刻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也构成了中国快速发展奇迹的关键密码。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由乱到治，实现社会长期稳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乱世阶段，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从内忧来说，19 世纪太平天国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爆发。1911 年，辛亥革命完成对清王朝的最后一击，清王朝土崩瓦解。封建王朝的覆灭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治世，中国依然处于乱世之中。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1940 年，国民政府内讧分裂，汪伪政权建立;1946 年，国民政府撕毁和平协议，人民解放战争打响。
从外患来说，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劳师远征，清王朝门洞开，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南京条约》;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长驱直入皇城北京，沙皇俄国趁乱拿走 15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打响，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签订《马关条约》;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淪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1 年，日军进犯东北，东三省沦陷，局部抗战开始;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随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半个中国落入虎口。
可见，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社会一盘散沙，没有谁管得了。晚清政府管不好，北洋政府管不好，旧式军阀管不好，国民政府也管不好。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历史呼唤真正合格的使命担当者。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中国方才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重整破碎河山、重塑民族自信、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多谋民生之利，善解民生之忧，努力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愿景。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的国家之一，这同世界上一些国家社会分裂不断加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动荡，形成了鮮明的对比。
创建人民军队的建军之功 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英雄的人民军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
晚清时期，为了抵御外敌，清政府斥资训练新式军队、兴建军用企业，军事装备实力大大增强，其中北洋舰队实力号称亚洲第一，但是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而后清政府为加强陆军力量，着手兴建新式陆军，但到了辛亥革命之际，竟无兵可用。清政府训练出来的军队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朽封建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军阀割据时期，各大军阀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国民党军队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在根本上效力于官僚资产阶级，尤其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军队沦为各派系将领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与效力封建地主阶级、旧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1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人民军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员，中国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 的著名论断。经过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逐步形成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相一致，坚持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坚持克敌制胜的“十六字诀”，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优良作风，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建立新中国新社会提供了有力军事保证。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2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恶劣的国际形势下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军威国威，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力于服务和保障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效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有效震慑“藏独”“疆独”“台独”等分裂势力，积极参与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军队肩负特殊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梦与强军梦是一体的，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国梦就难以实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竞争加剧，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风险性大大增加。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面对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
民族贡献 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干部；中国革命；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来自各少数民族的共产主义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民族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使长期相对闭塞的民族地区逐渐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他们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贯彻执行党的各时期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少数民族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所作的历史贡献
(一)少数民族干部在革命早期为组织群众革命运动作出了历史贡献
从1919年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各少数民族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都积极投身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邓恩铭(水族)、马骏(回族)、张伯简(白族)等就是我党最早期的党员，他们早在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族的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人于1919年与周恩来、邓颖超一道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发起并创办觉悟社，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白族的张伯简与周恩来一道在法国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于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中央出版部书记、罢工委员会书记、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军委书记等职，与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人在香港组织发动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满族的王浚于1921年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同年5月成为长辛店铁路工会的委员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工人党员之一。还有满族的关向应、壮族的龙大道、蒙古族的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等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干部，都为当时组织群众革命运动作出了历史贡献。
(二)少数民族干部在当时为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党成立之初，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中共北方党组织1923年秋冬时节深入到北京的蒙藏学校，和进步学生进行密切联系。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经常向他们介绍进步书籍，宣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组织他们参与当时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和各种革命活动。1924年，在这批蒙古族青年中培养了乌兰夫、吉雅泰、李裕智、奎壁等我国首批蒙古族共产党员。至1925年，在蒙藏学校120多名学生中就发展了90多名党团员。1925年初，蒙古族共产党员乌兰夫、多松年、康根成和回族共产党员马骏等受党派遣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派遣蒙古族青年勇夫、高博泽布、云里槎、乌云珠、朱古赛等10人到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初，我党为了加强对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农民运动的领导，在这三个地方派遣了贾力更、李春荣、王建功等17名蒙古族青年到广州第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亲自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民革命时期我党培训农民运动中坚力量的学校，其中在南方的广州农讲所就培养了一批蒙、回、满、壮、朝鲜等民族的干部，在广西东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培养了壮、瑶等民族干部500多人。然后再通过这些民族干部去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我党就是这样通过多种途径，尤其注意派遣少数民族青年去学习，让他们更好成长。他们成为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展开。
(三)少数民族干部在国民革命中作出了历史贡献
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历程中，我们党也注意培养来自少数民族的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伐军中担任一些职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白族的周宝中曾担任北伐军的团长、副师长职务，朝鲜族的杨林、蒙古族的龙耀先也都担任过营长、团长等职务。为国民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少数民族干部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时期所作的历史贡献
(一)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参加土地革命运动
这一时期我党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为土地革命作出了历史贡献。1929年，在湘、鄂、川、黔地区发动西湾起义的领导人李勋、李子俊、李步云等均为土家族，在他们的带领下，土地革命在当地全面展开，土家族等各族群众迅速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热潮。在闽东地区，福建、江西的畲族群众在本民族干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创建。1934年2月，召开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闽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辖9个县政府，号称“五百里苏区”。闽东苏区先后在畲族聚居区设立了3个区级苏维埃政府、21个乡级苏维埃政府和三百多个村苏维埃政府。据后来统计，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先后担任闽东苏区各级干部的畲族有二千多人。他们为土地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朝鲜族的杨林参加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与其他代表一道在这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要求中央临时政府特别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选拔”，“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
(二)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党加强了在敌占领区和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时期，朝鲜族的李红光、满族的陈翰章、蒙古族的吉雅泰等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中间有的在斗争中牺牲，有的后来参加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三)红军长征途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斗争
红军长征途径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时。我党曾经吸收和培养了一批藏族、彝族、苗族、羌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他们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藏族的杨东生、天宝，彝族的阿尔木呷、陈占英就是这一时期培养的民族干部，他们不仅在当时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而且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解放后都曾担任过地方的重要领导职务。红军还在四川藏、彝族聚居区建立自治政府的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并且在甘孜地区还举办了藏族干部学校，培养从事翻译、宣传、后勤和群众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另外，党还把在各部队与地方机关工作的回族等少数民族干部集中到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培养他们成为强有力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这些少数民族干部都积极投身到了当时当地的革命斗争中去，在发动群众、参加红军、确保红军顺利长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少数民族干部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作出了
历史贡献
(一)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的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投身到对敌斗争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东北、内蒙、陕甘宁、海南岛、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武装力量，为蒙古族、朝鲜族、满族、黎族、回族等民族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积极投身到对敌斗争中去。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到第十军中，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了很多领导职务。其中，满族干部关向应、王光宇、张兰生(鲍更魁)、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和朝鲜族干部李红光、黄玉胜、李学福、金根、许享植等就担任了师以上的领导职务。白族的周宝中曾担任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来自鄂伦春人的安得有与元宝在第三军指挥部工作。朝鲜族指战员在抗日联军的11个军中都有。其中，在第一军和第七军中朝鲜族战士约占了一半。活跃在华北各地的抗日革命武装力量回民支队在不断地歼灭日伪军的有生力量的时候，也注重培养了大量的回回民族干部。担任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的马本斋，智勇双全。指挥战斗数百次，为在冀鲁豫地区粉碎日寇的扫荡。建立巩固的抗日政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黎族的王国兴领导了海南岛的白沙起义，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贡献。
(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创办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们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中央党校创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藏、彝、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到训练班进行了学习。接着，1939年中央党校又创办了回族干部训练班，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为藏族干部创办了训练班，陕北公学建立了民族部。1941年在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民族学院，有300余名少数民族学员参加了第一批的学习。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延安民族学院经发展壮大成了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延安成了当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领导骨干。他们积极投身到对敌斗争中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力量。
四、少数民族干部在夺取全国政权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作出了历史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发展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很多民族地区，通过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和发展党的组织，大量地培养了各类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东北、内蒙等较早得到解放的地区，采取各种途径和形式培训干部，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输送人才，同时也为地方土改与民主建政预备了干部。至全国解放时，蒙古、回、壮、苗、藏、彝、土家、朝鲜、羌族等少数民族干部已有一万多人。他们是党领导与团结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斗争的中坚力量，为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各民族群众的翻身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天华对我国民族音乐的贡献 篇4
一、推进普及民族音乐教育
刘天华先生一生以从事音乐教育事业为主,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坚持普及音乐这一宗旨, 更加看重对人们音乐基础的教育。从17岁开始直到他去世的20年间从没放弃过他挚爱的音乐教育, 也没停止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19世纪中叶开始, 随着我国社会制度不断发生变化, 西洋音乐不断传入中国, 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直到19世纪末期, 梁启超等国内开明之士开始向光绪皇帝提议在国内开办学堂, 并设立音乐课程开始正规的音乐知识的传授, 加之后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音”思想, 使得社会上音乐学习得到了广泛的拥护, 但起初我国实行的音乐教学都是采用西洋模式[1]122。刘天华先生最早提出了摒弃西洋教学模式, 而应该发展适合我国情形的学习模式, 还指出“国家的音乐教育并不是找几个专门的音乐人才去当教员, 去当鼓吹手, 而是应该是人人都应具备的一种养生之具……应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他的这一观点充分说明当时最初的音乐教育仅仅是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 并被限定在特定阶层内, 广大民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音乐学习的。于是, 刘天华先生开始利用自己的教学之便积极创建各种乐队, 很快便得到人们的响应, 并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和大力支持。
在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影响下, 我国开始涌现出一批思想开明的改良派, 他们是新思想的代表者, 大力创办社团等民间组织积极推广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其中一些改革人士则盲目崇洋媚外, 甚至还主张把中国的音乐发展之路全盘西化, 完全采用西洋模式来发展民族音乐, 然而以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刘天华等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则极力反对崇洋派的主张, 努力保护民族文化, 坚决抵制西洋音乐, 认为我国音乐只有走我们自己的发展之路才能有所突破, 有所发展。刘天华经过认真思考, 推出了自己的一套民族音乐发展体系, 他认为西洋音乐虽然有其优势, 但我国音乐发展并不能完全照搬其模式, 中国的音乐也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特色, 应该加以挖掘和发扬。此外, 他还提出我们应该吸取西洋音乐的优势, 并将其融入到民族音乐发展中来, 从而带动我国民族音乐的变革和发展。
此外, 刘天华先生在发展我国民间音乐领域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其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发现, 我国对民间音乐的发展一点都不重视, 于是他提出要推动民间音乐发展必须从学习和传播入手[2]61。他开始不断搜集民间音乐词谱和曲谱, 并帮助我国戏曲大师梅兰芳将戏曲中的曲调以音乐五线谱的形式改写出来带往国外演出, 以提高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也有利于促进我国音乐文化的传播。直到1932年他不幸染病去世, 他的一生都在为民族音乐事业作贡献, 尽管他并没有受过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 但他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不断拜师访友, 虚心向民间艺术家求教, 不但精通二胡、琵琶、古琴、古筝等民族乐器, 也能熟练演奏钢琴、小提琴、小号等西洋乐器, 而且还认真钻研我国的国粹京剧、昆曲、俗曲等领域, 并把西洋音乐理论的精髓运用到民族音乐中来, 在我国的音乐领域中取得了极高的造诣。同时还主张音乐民族化, 为推动民族音乐普及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坚强的民族意志和兢兢业业为拯救我国民间音乐而不辞劳苦的工作作风, 无不体现了他的爱国忧民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促进民族音乐及乐器的创新与发展
刘天华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国的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 掌握了中外各种乐器的特性, 在吸收这些音乐精髓的同时也不断进行创新和改革, 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 通过分析、整理使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系统化。刘天华先生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成就远超过其作为一个二胡演奏家的范围, 他从事音乐教育事业开始就立下决心, 产生改变当时中国没有音乐教育学堂的念头, 并决心把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系统化, 建立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民族音乐系统。为此他不断学习我国古典音乐和声学, 将其学到的西方音乐理论运用到当中来, 并结合自己民族音乐的特色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音乐作品为后世敬仰和传诵。此外, 他还致力于改革我国传统民族音乐中沿用下来的简单的工尺谱, 并将当时国际音乐中通用的五线谱融合到工尺谱中, 增加了连线、休止符、指法、附点等, 使得我国传统的工尺谱日趋完善。他还曾将我国的国粹京剧谱改成工尺谱, 后又改为五线谱被艺术大师带到国外演出, 因此, 今天我国戏曲和音乐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同我国完善系统的乐谱是分不开的, 同时刘先生在其早年创作的“记谱法”对艺术家记谱、读谱的能力的培养也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3]37。
新创二胡学科, 创新二胡演奏技法。二胡是我国北方民族常用的乐器之一,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流传到中原地区, 主要被用来为民间歌舞、戏曲以及宗教活动伴奏, 其表演技法也基本大同小异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大的变化, 甚至有些地方还把二胡看成是低劣的乐器, 视为“叫花子的象征”, 毫无优雅可言。但刘天华认为二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演奏历史, 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 他坚持反对这种对二胡的歪曲认识, 决心将二胡的演奏技法进行创新, 挖掘出其丰富的内涵。于是, 他专门成立了二胡学科, 并将其首次引入专业学堂进行教授, 大大提高了二胡演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作为二胡学科的奠基人,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改变以往的传授途径, 借鉴西洋音乐的学习理论和步骤, 并创建了一套二胡专用的系统符号用于教学, 撰写了首套二胡教材, 还培养出了蒋风之、陈振铎等一大批优秀的二胡演奏家, 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培养了优秀人才。此外, 他还革新了传统的二胡演奏技法, 通过拓展把位, 固定琴弦音高, 利用滑音、泛音等技法演奏, 还创作了连弓、分顿弓等弓法, 使得二胡的演奏技法变化多彩, 为二胡演奏增添了乐趣和艺术色彩, 从而提高了这一民族乐器的地位, 使其从民间乐器变成了专业的独奏乐器, 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象征性乐器。
承中鉴西创作了大批经典民族音乐作品。刘天华先生自20岁就开始了其音乐创作,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他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 不仅从我国民间音乐中吸取精华, 而且还借鉴西洋音乐优秀的理论和技法, 并将其融合到其作品创作中。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便是其独创的十首二胡独奏曲, 它们在演奏上有着中国古典音乐的曲风, 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他乐器的演奏技法, 大大丰富了二胡的演奏技法, 其中虽然掺杂着西方乐器的演奏技法, 但其风格仍然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音乐特色, 凝聚的仍然是我国特有的音乐精神, 因此后来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传诵。《空山鸟语》刘先生于1922年创作于江苏常州, 他当时正执教于常州五中, 生活还算是安定, 心情也比较顺心, 这首乐曲也是其当时生活境况的反映[4]16。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同时借用了诗人王维的《鹿柴》和李白的《蜀道难》两首诗歌, 将两者描述的意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独具匠心, 并用二胡这种传统的民族乐器演奏, 带领人们在乐曲标题的指引下进入他所创作的意境中, 能够使人们深切感受到空山的幽静, 绿树的浓荫和小鸟惬意自得的鸣叫。乐曲创造的这种动与静的对比, 愈加凸显了山林的幽静和鸟鸣的清脆, 意境悠远。
刘天华先生生活在战乱动荡年代, 给他音乐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重重困难和坎坷, 同时还受到国内西化势力的阻挠, 但刘天华先生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 反而更加坚定了为民族音乐献身的信念。悉心钻研民族乐器新的演奏技法, 开创民族音乐的发展之路, 并在我国民族音乐领域留下了多篇千古不朽的杰出作品, 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成为我国民族音乐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 他还提出了民族音乐不仅要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 更要放眼世界, 借鉴和吸收其他音乐的精髓, 使其发展与世界同步。他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开创了一片新的领域, 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开拓者, 同时, 创立了二胡学科, 革新了二胡的演奏技法, 成为了我国二胡学科的开创者。正是有了刘天华先生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巨大贡献, 才有了后来陆续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全国各地音乐院校的音乐专业, 才培养出了许许多多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和演奏家等音乐领域的各种专业人才, 也才有了大批杰出的民族音乐作品的问世, 使得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与世界音乐发展同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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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小梅, 李民伟.刘天华对中国民族音乐改革的贡献[J].湖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2 (2) .
[3]陈静雅.刘天华民族音乐思想研究[J].音乐探索, 2010 (2)
民族贡献 篇5
自全市教科局系统开展“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活动以来，我校党总支按照市教科局的总体要求，以“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大讨论活动为主线，认真开展活动。
一．基本情况
我校坚持把“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作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确保各项教育工作、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为目标，通过积极开展“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 讨论活动找出问题与差距，制定具体的对策意见，形成推动教育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特色发展的规划和措施。形成的大讨论成果，在学校中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党员的政治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全校上交讨论稿116份。
二．主要做法
（一）注重组织领导
为了顺利开展好此项活动，校党总支成立了“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学校大发展”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赵海军同志担任，副组长组织委员孙萍、宣传委员孙国玉担任，成员各环节干部、村校长及教研组长担任。办
—1 —
公室设在党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褚永刚同志担任。
（二）注重活动开展
为了使教师认识“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学校发展的动力，校党总支大力宣传此项活动对促进学校发展的重大意义。利用电子屏、微信群等途径宣传发动全体教师爱岗敬业讲奉献、建言献策促发展。引导各部门负责人充分认识开展活动、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对促进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务实有效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教师对党建工作的认同感，推动活动的有效开展。同时，制定成吉思汗朝鲜民族学校“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活动方案，召开党总支会议，明确了活动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讨论内容、方法步骤和活动要求。按照调查研究、撰写文章、发动讨论、形成成果、巩固成果、上报成果开展活动。并于2017年10月13日组织召开“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专题讨论会。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教学副校长孙国玉主持会议。
（三）形成成果
针对大讨论找出的问题与差距，制定具体的对策意见，形成推动教育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特色发展的规划和措施，形成大讨论成果。
1．赵海军校长针对当前束缚我校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原因以及在今后工作中如何应对，与教职工们进行交流。赵—2 —
校长首先指出制约我校发展的几个问题：留守儿童多，家长重视不够；乡镇农村教师师资水平弱化，结构失衡；学校管理工作存在差距。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策略。赵校长表示，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树立奉献敬业精神，强化家庭教育理念，才是乡镇学校发展的唯一途径。
2.青年教师代表刘佳庆老师结合自身实际，就如何提升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呼吁教师们要多改变自己，少埋怨环境；要做一名有幸福感的园丁，选择积极的角色进入生活；要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要笑对生活，平等对话；要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用一生去准备一节课！
3.政教主任徐秀英针对“正确处理教师个人利益与学校集体利益，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她指出，学校利益是教师个人利益的基础和保障，当教师个人的愿望和要求与学校利益发生冲突时，要自觉服从学校的集体利益。要从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兴趣、促进尊重和沟通等方面建立促进学校发展与满足教师合理需求的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
4.中年教师代表付凤英老师结合自身的心路历程，谈了自己对“立足岗位做贡献”的深刻理解。从儿时的偶像雷锋，—3 —
到求学生涯中，在书上、电影里结识的革命先烈；从参加工作后，身边默默奉献的教师，到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付老师被这些人这些事深深地感动着，付老师已经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甚至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只为对学生负责，对教育负责。班主任工作中处处充满师爱，她爱学生胜过爱自己。最后，付老师再表决心：“我既然选择做一名教师，我一定甘于奉献，甘当人梯。扎根学校，务实工作，立足岗位做贡献。在育人护花的平凡岗位上，嵌进自己坚实的步履！”
5.教务副主任韩亚金从加强教学常规管理，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发表了意见。常规教学聚养料，润物无声花更艳。在今后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要继续走“探索常规管理，深化教研教改，夯实校本研究，加强队伍建设”之路，坚持抓实抓细常规教学，大胆开拓，勇于创新，为我校教学质量再上新高而不懈努力，为教育均衡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注重建章立制
自“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活动开展以来，校党总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政联席会议制 度，“三会一课”制度、党员活动日制度、党员积分制管理与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评议制度等，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做好党员联系群众工作，建立了党员联系职工制度，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开展谈心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知识，为党组织培养—4 —
后备力量，并依靠党总支，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四）注重发挥作用
通过深入扎实开展“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 活动，激发了广大党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的促进了企 业发展。全体党员和教师积极为企业建言献策，共谋企业发 展大计。据统计，向学校上交讨论稿116份，被采纳30多条，为学校发展凝聚合力，开创了党建工作与学校发展互促共进的双赢局面。
三．下阶段工作计划
（一）总结经验，全面推广
各党支部对讨论活动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推广交流。优秀讨论文稿上报教科局党工委。
（二）攻坚克难，破解难题
规范党组织建设，增强开展活动的针对性，提 升党组织内在活力，确保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有效发挥。同 时，将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确保各项教育工作、教学质量有明星提高上，保证活动从有形覆盖转变为有效覆盖。
（三）创新发展，建立机制
注重思路创新、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有效载体，使党组织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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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此次“立足岗位做贡献，促进教育大发展”大讨论活动，使教职工们统一了思想，鼓舞了斗志，凝聚了力量。教师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立足岗位，甘于奉献，为扎兰教育的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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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贡献 篇6
一、李延年及汉乐府概述
李延年 (?—约前87) , 中山 (今河北定州市) 人, 著名汉代宫廷音乐家。他成长于一个音乐家庭里, 很有音乐天赋。因犯法, 受腐刑, 于是以“太监”的名义在宫中管理猎犬。因为能弹、会吹、善歌舞, 尤长作曲, 李延年在宫中渐受重视, 并深受汉武帝的宠爱。如果说欧洲歌剧舞台直到17 世纪才出现“阉人歌手” (男唱女声的歌唱家) , 那他们比起李延年可是要晚1800 多年了。李延年在为促进民族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上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史记》、《汉书》都把李延年列为载入史册的人物。汉乐府是指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乐府的主要使命:一是搜集与整理民歌;二是总结和研究音乐理论;三是创作和改编新乐曲;四是组织排练和表演。
有一天, 李延年写了一首新曲《北方有佳人》, 给汉武帝献唱: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他唱得委婉动人, 将汉武帝迷住了。汉武帝叹道:“如此倾国倾城的佳人到哪里去找呢?”在座的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看懂了弟弟的心思便插话说“:他唱的就是自己的妹妹。”汉武帝大喜, 立即召见李延年的妹妹。果然长得美妙, 又能歌善舞, 汉武帝当即把她立为李夫人。李延年成了皇亲国戚, 被任命为协律都尉, 佩二千石印绶, 主持乐府。从此, 李延年与乐府结下了不解之缘, 汉协律都尉这个头衔将李延年与汉乐府连接在了一起。他充分发挥了音乐才华, 并提倡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
二、李延年的音乐才华
李延年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宫廷音乐家, 《史记》上说他“每为新声变曲, 闻者莫不感动”。关于他, 后世有许多传说。
有一次, 李延年参加了一个高级的宴会。酒醉以后, 他看到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宦贵族, 一个个丑态百出, 便即席唱出了一首《金马门》歌:陆沉于俗, 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是汉代宫门名。汉代朝廷征召来的人, 一般都待诏公车 (官署名) , 以备上司差遣。只有才能优异者, 方可待诏金马门。李延年歌中的金马门, 是暗指宦 (者) 署门。因宦署门傍有铜马, 故被李延年戏称为金马门。李延年的歌, 讽刺了那些无德、无才又无能, 却身居高位的官、宦之辈。
李延年很受汉武帝的宠幸, 所以同时也受到了一批达官、显贵们的嫉妒和仇恨。他们卑鄙地进行挑拨, 一直想方设法让李延年在皇帝面前失宠。
忽然有一天, 宫殿里飞来了一只大鸟, 羽毛五彩缤纷, 尾巴足有三尺长。它明亮的啼叫声回荡在整个宫殿中。奇怪的是, 它鸣叫时, 立一足, 伸一足, 昂着头, 摇摆着尾巴, 眼睛睁一下、闭一下的忽闪不定。它叫了有很长的时间, 才肯飞走。汉武帝问遍宫中诸位大臣, 没有一个能够说出这只鸟是怎么一回事。汉武帝只得传旨把李延年叫回宫中, 让他来解释这件事。李延年说:“这是只神鸟, 由于它尾羽分十二交, 按十二月之数, 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叫‘十二鸿’。它的鸣叫实际上是在唱歌, 一足立, 一足伸是表示它在跳舞, 闭左眼, 出阳声, 闭右眼, 出阴声, 摆尾是在分板眼。它的出现, 说明是件大吉大利的事情。”李延年虽然解释得很是圆满, 汉武帝却并不满足。当大鸟再次出现时, 汉武帝竟荒唐地让李延年听听它唱的是什么意思, 并要李延年把它唱的歌词记录下来。李延年假装很认真地听了半晌才说:“它是在歌唱天下太平。”而且他当场记录了鸟的歌词。汉武帝看了眉开眼笑, 立即叫群臣作词, 并鸟歌一起, 交给李延年谱曲。李延年便按天文、地理、人物、宫室等分别谱写了十几首乐曲。谱好后, 汉武帝将乐曲送给了皇家乐队, 让他们演奏歌唱, 以庆祝神鸟的到来。
这件事过去后, 人们都把李延年说成是懂鸟语的仙人。
其实, 李延年哪里懂得什么鸟语。他只不过是凭借着音乐上超凡的才能, 巧妙地“欺骗”了汉武帝, 进一步取得了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让那些嫉恨他的同朝官僚们相形见绌。
三、李延年为民族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多贡献
1.推动当时作曲技术的发展。李延年还擅长于作曲, 《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都有李延年“作十九章”的记载, 这就是有名的《郊祀歌》十九章, 即为武帝祭祀天地而制作的歌曲乐章。虽然其内容和形式不免带有传统祭祀乐舞的刻板形象, 但李延年以自己的创作必定注入其新的旋律和音响。十九章的文字多古奥难懂, 但其中有一篇杰作《日出入》, 为祀日神之颂歌, 可以说是一篇绝好的抒情歌曲。他也曾为司马相如等数十位文学家所编写的诗词配曲。
2.推动民间音乐的发展。乐府的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谣。这里所说的赵、代、秦、楚, 不仅仅指山西、河北、陕西、湖北一带, 而是泛指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意思, 可见乐府采集民歌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据《汉书·艺文志》载, 乐府搜集的西汉时期民歌, “吴、楚、汝南歌诗”15篇, “燕、代讴, 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 “邯郸、河间歌诗”4篇, “淮南歌诗”4篇, “齐、郑歌诗”4篇, “左冯翊、秦歌诗”3篇, 京兆尹、秦歌诗”5篇, “河东、蒲反歌诗”1篇, “杂歌诗”9篇, “洛阳歌诗”4篇, “河南周歌诗”7篇, “周谣歌诗”75篇, “周歌诗”2篇, “南郡歌诗”5篇, “综计不下160篇, 其地域几及当日中国之全部, 盖皆出于民间者也”。当然这些仅是当时保存下来的极小一部分, 但其中许多都是民间音乐的精品。如其中有描绘景物的《江南》, 就像一幅秀美的山水画, 令人赏心悦目;《战城南》是一首反战歌, 刻画了一幅壮士战死疆场的悲壮惨烈的情景, 也流露出对统治阶级暴政的抗议;也有思念故乡的《莫愁乐》;《有所思》是一首恋歌, 描写恋人的由爱到极点而又转为恨的感情, 真是入木三分。《上邪》是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歌, 表现了一个青年女子对于爱情的忠贞之心。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些歌曲, 反映出当时民间艺术的发展是充满了生机的。
李延年对乐府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乐歌进行加工整理, 并编配了许多新曲广为流传, 这对当时的民间音乐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汉乐府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 与李延年卓越的领导、组织和出众的才能、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3.促进中外民族音乐的交流。张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西汉建元三年, 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 促成了东西方之间文化的交流, 汉文化随着友好使者的足迹传播到遥远的西方。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中西陆上交通干线。“丝绸之路”的开辟, 改变了上古时期华夏文化的发展相对地处于封闭式状态的格局, 开拓了中外文化交通的新纪元, 逐渐形成以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交流融合为特征的中古时期的音乐文化面貌。
武帝时的乐府, 并不排斥外来音乐元素, 还把输入异域舞乐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异域乐舞的输入, 对汉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汉武帝定郊祀、立乐府后, 曾大量吸收外族乐舞, 最突出的是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潜心研究, 以它为素材, 制作了二十八首新曲调, 作为仪仗使用的军乐。充分显示出李延年精深的作曲技巧和敏捷的艺术才思。那么, 李延年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明确记载善于运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的人, 为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也使得汉代音乐成分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这些乐曲流传甚久, 直到数百年后的晋代尚能演奏其中的《黄鹄》、《陇头》、《出关》、《入关》等十首。有的还保存至今。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 汉武帝元封年间, 派遣细君公主与乌孙国联姻, 嫁给乌孙王猎骄靡, 汉文化也随之传播到赤谷城 (今中亚伊塞克湖东南方) 。后来又以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乌孙公主则送女儿率队来京师向李延年学习汉乐, 李延年亲自把手教授。他们归国之后, 每当国王皇后出入宫中就会“出入传呼, 撞钟鼓, 如汉家仪”。这些都是汉代音乐文化向中亚地区传播的历史记录。
可见, 在中外民族音乐的交流过程中“, 丝绸之路”是纽带, 汉乐府是平台, 而李延年则是这个平台上的关键部位。
李延年怀着满身的音乐才气遇上了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当汉武帝改组和扩大了秦制音乐官署“乐府”时, 命音乐家李延年主持并组织了一千多艺人和乐工, 专职从事制订乐谱、训练音乐人才的工作, 并改编或创作新曲, 同时大规模搜集、整理民间音乐, 为民间音乐配乐填词, 其间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音乐也出现你来我往的交流现象。从宏观上看, 是强大的汉朝推动了这一切;从中观上看, 是汉乐府的功劳;从微观上看, 却是李延年的超群音乐技艺、包容兼收的艺术度量以及他毕生坚持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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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贡献 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民族精神,武术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观念,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而作为文化层面上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武术,是随着中国五千年文化发展至今的,在这条发展道路上,一度出现了停滞或迷失的状态,改革开放已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新台阶,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正席卷而来,发展中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在世界屹立五千年,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
1 民族精神的内涵、意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宽容仁爱、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她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精华。而在当代中国,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八荣八耻”的提出更为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及意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贡献出一定的力量。
2 中华武术、武德精神的内容、意义及影响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亦是民族精神最强有力的载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个性。武术是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现象,在它身上无处不闪烁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芒。国人推崇武术,称赞武术,赋予武术以相当高的品位,就是因为武术对人的身心健康具有多方位的教育功能。是传播民族优秀精神和美德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仁爱以及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均在武术中有明显的体现。俗话说“习武先习德”,武术中所蕴含的武德精神更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武术可以说是对国人们思想道德教育的无形导师。在国内,国人称武术为国宝;在国外,它被誉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金字招牌之一。如今,国家重视武术的学习与推广,这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身体的全面健康发育,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民族精神在中华武术中的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最优秀、最积极的观念文化。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一以贯之的具有共性的稳定的心理素质和民族风格,它是维护民族团结、生存,贯穿于民族延续发展的一种持久性的根本精神,是促进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是民族之魂。本文暂且把民族精神分为:注重整体意识,弘扬爱国精神;重视人格修养,强调崇德精神;注重贵和尚中,推崇和谐精神;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宽容精神;提倡刚健有为,强调自强精神五个方面。从而阐述民族精神无论是在中国源远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代将设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时代历史背景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及严峻的时代挑战。
几千年来,中国武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深受中华民族精神的滋润和哺育。传统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族群文化生命的法码。它是人民生命创造力的高度体现。也是体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维护国家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一种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托。他与中国传统哲学、医学、兵法、技艺、教育、美学等等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2004年,中宣部、教育部在《中小学发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体育课中应适当增加武术等内容,把武术教育作为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施途径。”武术,被世人称为是国术、国宝、国魂、国粹,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身体的全面健康发育,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精神是中华武术的内在灵魂,而中华武术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载体。武术教育不同于其它体育项目,它是文化教育和身体教育的有机统一。在身体体验的过程中接受中国文化,使人们真正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得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习武先习德”,今天人们都习惯把武术的思想教育称之为武德教育,所谓武德也就是指习武、用武之人的德性。武德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武有七德”始于楚庄王之口。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在传统教育中,“忠、孝、廉、节、仁、义、礼、智、信”和“勇”都是儒家与兵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见义勇为、讲诚守信也都是武行的一贯教育传统。墨家的“侠”“义”精神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论也是武术精神的精髓所在。而事实上,这些武术精神也都是中国最典型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4 当代新时期对发展中华武术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及意义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八荣八耻”的新理论提出,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样,武术与武德精神经过岁月长河的洗涤和不断发展,不但继承了历史的精华,同时也去其糟粕,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有了新的作用和含义。如何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对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也是一个重大考验。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切实加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广大公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前思想道德教育中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对于民族精神的教育,尤其在大中小学时期,需要一个有效的载体来充分的体现它,并使之易于被学生接受。而武术无疑是最适合的载体,它既强健体魄,锻炼人们的身体健康和身体的协调能力,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民族精神的教育,将无形孕育到有形之中,既易被学生接受,又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效果,深化了民族传统,增强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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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贡献 篇8
1地中海贫血危及人口与健康, 防治研究刻不容缓
地中海贫血是危害小儿健康最严重的遗传性贫血, 据WHO秘书处报告, 全世界约有1亿多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 每年约有30万婴儿在出生时患有地中海贫血综合征。β地中海贫血是在地中海盆地、中东和亚洲最常见的血红蛋白病。严重的α 地中海贫血在东南亚常见, 在某些东南亚国家中, 多达40%的人口可能携带显著血红蛋白突变, 导致婴儿出生时地中海贫血患病率升高。
地中海贫血在我国危害较大的主要有两种, 即α-和β-型两种, 南方各省发病率较高, 广西、广东、云贵、 海南、台湾等地是高发区。仅广西、广东、海南三省 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达2000多万。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三医院与南宁市计生中心联合报道的2005年南宁市2044例农村育龄青年地贫筛查, 结果显示南宁市农村育龄青年地贫基因检出率为α地贫17.33%, β地贫8.67%, 总检出率为26%。按遗传规律, 如果夫妻两个均是地贫基因携带者, 则有25%几率生出重型地贫患儿。重型α-地贫出生后就死亡或死胎 (又称Bart's水肿胎儿) ;β-地贫危害大, 重型β-地贫预后极差, 多数少年夭折, 活下来的靠输血维持, 不仅严重影响儿童健康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也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广西医科大学曾对广西40个县10万多中小学及幼儿园孩子进行抽样, 发现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高达20%;近两年对疑似地中海贫血血液标本化验, 发现有60%～65%被确诊为地中海贫血;2002年对3000标本检测确诊为1800人, 2003年对4000标本检测确诊的达2500人左右。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发生有上升的趋势。
地中海贫血是广西发生率最高危害最大的遗传病, 广西出生缺陷率216人∕万人为全国之首, 近50%为地中海贫血儿。广西孕产妇死亡率较高与广西有较多孕有重型α地中海贫血胎儿 (HbBart's水肿胎儿) 孕妇有密切关系, 她们大多有妊高征和产后大出血。以上这些数字充分说明, 地中海贫血的预防和治疗刻不容缓。优生优育, 加强婚检产前诊断, 减少地中海贫血儿出生率, 关注对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治疗, 在我国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对已出生的β-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治疗及如何提高这类人群的生存质量, 是至今国际医学界尚未解决的难题之一。因此对该病的防治研究是关系优生优育、人口与健康, 尤其在我国它是关系到边远民族地区民族素质、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有重大社会效益和实际意义的大事, 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2 地中海贫血临床治疗现状
在国际上, 对地中海贫血治疗方面的研究尚无明显突破。目前国内外仍以输血治疗为主, 但由于β-地中海贫血患者大量溶血而引起巨脾、功能亢进, 加重贫血和铁沉积导致其它脏器损伤, 如果不及时除铁, 极易导致患儿脏器衰竭而死亡, 这种治疗最多也只能维持十来年。 也有人用羟基脲、5-氮胞苷等几种化疗药及用马利兰治疗的个别病例报道, 但由于这些药物有极强的副作用, 限制了在临床的应用。骨髓移植、干细胞移植受髓源和配型限制很难普及;国外也有用丁酸盐的衍生物进行治疗;近年也有人试图把正常的β-基因导入含有突变的基因的细胞内进行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是方向, 但同源重组等问题还未解决, 临床应用尚需时日;中医中药治疗也有案例报道, 但缺乏疗效机理的深入研究。由于难度大, 至今还没有治疗地中海贫血的有效中、西药。
3 中医药治疗地中海贫血的理论基础与治则治法
3.1 中医药治疗地中海贫血的理论基础
我们在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肾生髓理论现代研究”中发现, 补肾益髓中药能促进造血, 提高血红蛋白含量, 在广西高发区治疗β-地中海贫血取得了明显疗效, 为中药复方治疗β-地中海贫血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提出了中医肾藏精生髓、髓生血理论是中医治疗β-地中海贫血理论基础的假说, 设想中医肾生髓理论指导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可能是一条全新的路子。得到了高发区临床试验的支持, 并在国家自然基金题“从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探讨肾生髓分子基础”研究中, 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客观性。
3.2 地中海贫血的中医核心病机与治则治法
地中海贫血属于中医“童子劳”、“虚劳”等范畴, 该病多为婴幼儿、少年发病, 临床表现为虚劳、血虚、眩晕、心悸、 黄疸、面色萎黄、腹中症积、生长发育迟缓, 此外病人还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腹部膨隆、肝脾肿大、发育较差、头颅方大、颧骨突起、鼻梁凹陷、眼距增宽等明显的地中海贫血面容等体征。病机上既有肾精亏虚, 脾肾两虚, 精血不足, 又有黄疸、积聚等, 其核心病机是 “先天禀赋不足, 肾虚髓损, 精血化生无源”。治疗上应采用补肾益髓法:以滋肾养肝、益精生血、健脾补气、逍痞退黄为治疗原则。根据中医理、法、方、药相统一的原则拟定出补肾益髓法的代表方 (益髓生血颗粒) 。益髓生血颗粒是宗《内经》“精血不足者, 补之以味”的原则, 根据中医肾藏精生髓、髓生血和精血同源的理论, 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沿用补肾益髓法的代表方 (益髓生血颗粒) 在广西高发区开展了治疗β-地中海贫血的临床实践和初步验证, 取得了可重复的肯定疗效。与此同时进行了治疗前后患者大样本的基因突变型分析和疗效分子机理的深入研究。
4 高发区临床验证创出了中医药治疗β- 地中海贫血的新路子
4.1 在高发区采用随机、单盲、安慰剂平行对照临床β-地中海贫血30对病例的比较研究
2004年9月～2005年1月, 在南宁周边地区及百色、河池地区组织符合纳入条件的60例β-地中海贫血患者, 用补肾益髓法的代表方益髓生血颗粒治疗β-地中海贫血, 采用随机、单盲、安慰剂平行对照进行了较严格临床观察, 疗程3个月, 按张之南主编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并参考第四届国际血红蛋白基因开关会议提出的标准;中医辨证参照《中西医结合临床血液病学》标准 (1988年) 并按CRF表进行症状量化评分;除进行临床症状、中医证候、血液参数 (Hb、RBC、Ret、HbF) 动态观察外, 进行治疗前后肝、脾B超和肝肾功能 (GPT、BUN、Cr) 及不良反应观察。
研究结果表明:经益髓生血颗粒治疗3个月后患者Hb、RBC、Ret、HbF自服药第1个月起至3个月疗程结束均明显提高 (P<0.01〉, 而安慰剂组患者在服安慰剂3个月中血液指标无明显改善;按西医疗效标准要求, 主要药效学指标Hb、RBC、Ret、HbF上升为有效, 治疗组30例中有效28例, 2例无效, 有效率93.33%;安慰剂组有效3例, 无效27例, 有效率10%, 两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意义 (P<0.001) ;中医辨证和临床证候按CRF表量化评分, 结果表明治疗组经益髓生血颗粒治疗3个月后, 患者临床中医证候评分量化分析六种症状中除“食少、纳呆”一项改善不具统计学意义外, 其余“面色萎黄”、“头晕目眩”、“心悸”、“气短”、“倦怠乏力”等症状均明显改善 (P<0.05) , 而安慰剂组则无明显改善。两组比较治疗组中医临床症状改善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患者肝、脾B超结果显示:益髓生血颗粒治疗组肝斜径与疗前比略缩小, 不具统计学意义 (P>0.05) , 脾脏横径与疗前比明显缩小 (P<0.05) , 而安慰剂组肝斜径、脾横径与疗前比无明显变化, 治疗组肝、脾肿大缩小、硬度得到缓解。两组肝肾功能均无明显变化, 无不良反应。益髓生血颗粒治疗组患者在临床症状、中医证候和血液指标 (Hb、RBC、Ret、HbF) 等的改善方面均非常明显优于安慰剂组。
4.2 服安慰剂后再服益髓生血颗粒治疗30例β-地中海贫血患者自身对照的比较研究
2004年12月～2005年4月对南宁、百色、河池地区符合纳入条件的观察病例, 采用自身对照方法, 30例重型、中间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先口服安慰剂再服益髓生血颗粒, 疗程均为3个月, 于服药后动态观察两个阶段的患者临床症状、中医证候和血液指标 (Hb、RBC、Ret、HbF) 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患者自服安慰剂第1个月至3个月疗程结束主要疗效性指标Hb、RBC均无升高, Hb在服安慰剂第一个月有明显降低 (P<0.05) , 而改服益髓生血颗粒自第1个月至3个月疗程结束患者Hb、RBC与服安慰剂第3个月比均有非常明显提高 (P<0.001) , Ret、HbF在改服益髓生血颗粒第1个月起至3个月疗程结束, 与服安慰剂第3个月比均有非常明显的提高 (P<0.001) ;中医临床证候量表统计分析显示:服安慰剂期间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 而改服益髓生血颗粒治疗3个月后, 患者临床中医症状除“面色萎黄”一项无明显改善外, 其余“食少纳呆”、“头晕目眩”、“心悸”、“气短”、“倦怠乏力”等症状均明显改善 (P<0.05) 。结果显示患者服安慰剂和改服益髓生血颗粒两个阶段疗效比较有非常显著差异, 益髓生血颗粒治疗β-地中海贫血疗效显著。
5 益髓生血颗粒治疗α-HbH病安慰剂平行对照研究
α-地中海贫血 (简称α-地贫) 是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类型, 是由于α-珠蛋白基因缺失或缺陷, 使α-珠蛋白链的合成受到部分或完全抑制而引起的遗传性溶血性贫血。α-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血红蛋白H病 (简称α-HbH病) 是α-地贫的中间型, 在我国是发病率高于β-地贫的另一种危害较大的地中海贫血。α-HbH病临床表现差异很大, 轻者仅表现为轻度贫血, 严重者则需要输血。其临床症状的轻重程度取决于其基因型的不同。东南亚地区α-HbH病的基因型主要有2类, 一类是由-SEA缺失型与- α3.7缺失型或- α4.2缺失型组合而成的缺失型α-HbH病, 此类患者中度贫血;另一类由- -SEA缺失型与ααCS非缺失型组合而成, 此类患者贫血较严重, 临床症状较缺失型α-HbH病重。目前国内外对α-HbH病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临床上主要通过切脾和输血来改善患者的溶血与贫血程度。2007年我们在广西高发区尝试用益髓生血颗粒治疗α-地贫血红蛋白病 (HbH病) 获得成功:对符合条件的59例患者采用随机、安慰剂平行对照法进行观察, 疗程为3个月。按张之南主编《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中珠蛋白合成障碍性贫血诊断标准, 并参考第四届国际血红蛋白基因开关会议提出的标准;中医辨证参照《中西医结合临床血液病学》标准 (1988年) 并按CRF表进行症状量化评分, 按临床观察方案入选符合肝肾阴虚精血不足证。进行血液参数及中医证候量化评分进行了动态观察, 研究结果表明:α-HbH病患者经益髓生血颗粒治疗后, 疗效性血液指标 Hb、RBC均明显提高, 而安慰剂组Hb、RBC则无明显改善;益髓生血颗粒治疗组中医证候量化评分较安慰剂组明显降低;益髓生血颗粒治疗组有效21例, 无效5例, 总有效率为77.8%, 而安慰剂组总有效率仅为15.6%, 其疗效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益髓生血颗粒对符合其方证的不同类型的地贫患者均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体现了中医异病同治的原则, 显示出了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的潜在优势与前景[13,19]。高发区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地中海贫血中医核心病机的客观性及对应治则治法的有效性, 揭示了肾生髓、髓生血是中医治疗地中海贫血理论核心等假说的客观性。
6 科学地阐明疗效机理, 初步明确了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疗效特点和作用环节
中药治疗地中海贫血在高发区临床验证取得肯定疗效。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牵头, 有中国人民解放军303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参加组成的课题组, 自1989起至今, 依托多项国家自然基金资助, 对中药治疗地中海贫血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首次系统地对中间型地贫患者的基因突变型、中医证候分布规律进行了较大样本的调查, 总结提出了中间型地贫中医证候分布的一般规律和临床特点、中医证候与遗传背景的关系。 对73个家系共198人进行子代、亲代基因突变型检测和中医证候调查, 分析了遗传背景、先天禀赋与中医证候的关系, 发现子代比亲代临床血虚表现严重, 这种临床表现的差异与基因突变型、遗传修饰成分等有关。该研究属国内首次完成。在高发区临床研究基础上, 对疗效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不改变患者的基因突变型, 不同基因型疗效有明显差异, 对杂合子型患者疗效优于纯合子型患者;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整体效应, 血红蛋白 (Hb) 含量稳定升高;明显提高血红蛋白珠蛋白链比 (γ/β+γ珠蛋白链比值) , 明显提高患者外周血γ-珠蛋白mRNA表达;近年在对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调控珠蛋白mRNA表达分子机制研究 证明: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可显著改变患者骨髓β-珠蛋白基因簇位点调控区 (β-LCR) 高敏位点HS2的DNA和核蛋白相互作用;明显提高珠蛋白基因表达调控因子——红系特异反式作用因子GATA-1, GATA-2, NF-E2的表达;促进γ-珠蛋白基因转录;研究发现, 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可明显下调患者骨髓铁蛋白基因表达, 促进铁的代谢, 缓解因红细胞破坏所致体内铁的沉积, 以缓解症状;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可影响SCF-GM-CSF-EPO轴的生理功能, 调控造血刺激因子表达, 促进有效红细胞的生成, 可维持骨髓早期造血细胞的正常结构和生理形态;中药益髓生血颗粒可明显提高β-地贫患者外周血和骨髓有核细胞AHSP mRNA表达, 结合过剩的游离α-珠蛋白链, 减少溶血发生。中药益髓生血颗粒治疗α-HbH病, 能明显减少α-HbH病患者外周血红细胞中的包涵体, 从而有效改善患者的溶血程度。
上述研究从分子水平、基因水平及从珠蛋白mRNA表达调控的不同层面上, 探讨了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作用靶点的分子基础, 揭示了益髓生血法治疗β-地中海贫血疗效特点和作用环节, 为阐述中医肾生髓、髓生血理论分子基础的科学内涵.提供了部分实验依据。
7 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对比国内外对β-地中海贫血临床研究多以个别案例报道;本研究根据中医肾藏精生髓理论, 用补肾益髓法的代表方益髓生血颗粒在广西高发区治疗β-地中海贫血, 采用大样本、随机、单盲、安慰剂平行对照临床研究和服安慰剂后再给益髓生血颗粒治疗患者自身对照的比较研究;对α-HbH病采用随机、安慰剂平行对照的规范临床研究。均进行中医证候量化评分, 临床症状与血液学指标改变相关性的动态观察, 以国际公认诊断与疗效标准评价, 提高了中医药治疗地中海贫血研究的科学性。 课题组十八次深入广西高发区, 进行11批次临床验证, 取得了可重复的肯定疗效。 治疗β-地贫总有效率为92.90%, 治疗α-HbH病总有效率为 83.3%。研究探索出了中药治疗地中海贫血的新路子。对传统中药走向世界, 造福于人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实验研究首次从基因突变与疗效关系、基因表达与调控, 及从调控珠蛋白mRNA表达的不同层面, 探讨了中药治疗地中海贫血作用靶点的分子机制。 使中医药治疗地中海贫血从理论到实践达到新的水平。
在理论上, 研究首次提出了地中海贫血中医核心病机假说, 并验证了它的客观性及对应治则治法的有效性, 揭示了肾生髓、髓生血理论是中医治疗地中海贫血理论核心等假说的客观性。对中医治疗地中海贫血从理论基础、治则治法、作用特点和可能机制, 提出了较明确的理论认识。
中药治疗地中海贫血是中医药治疗疑难病领先的优势项目研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沈自尹教授指出“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的成果, 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首次在国际上用药物对单基因遗传病实现不改变基因结构, 而是修饰、调节基因表达与基因产物功能就获得无副作用和后遗症的显著疗效”。
8加强对地中海贫血的防治研究, 关系人口与健康
8.1 优生优育, 降低新生地中海贫血患儿出生率, 是地中海贫血预防的根本措施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把人口与健康列为重大计划, 并指出医药卫生改革重点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为地中海贫血的防、治研究带来了历史的机遇。吴仪副总理在2007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指出, 要“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中的作用, 加强对防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重大疾病的科学研究”。国家十分重视对地中海贫血的防治并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支持, 加大宣传力度, 普及地中海贫血预防知识, 鼓励新婚青年婚前或孕前主动到医院做地中海贫血相关项目检查。在广西, 南宁市政府把免费为育龄夫妇做地中海贫血筛查作为每年度为农民办实事之一, 广西区政府提出十一五规划要将广西出生缺陷率降到134人/万人, 并为此做出大量工作安排。
8.2 积极治疗, 提高地中海贫血患者的生存质量, 是地中海贫血防治的另一重要环节
我国是地中海贫血高发区, 仅广西、广东、海南三地, 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近二千万人, 每年有大量地中海贫血患儿出生;对已出生的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治疗和如何提高这类人群的生活质量, 是地中海贫血防治的另一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与解放军303医院有近二十年的联合攻关协作。课题组十八次深入高发区和边远民族地区, 用中药益髓生血颗粒治疗β-地中海贫血, 取得了可重复的肯定疗效;在解放军303医院内建立了面向高发区患者的“中西医结合地中海贫血治疗中心”和“地中海贫血之家”。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与影响力。
中药治疗β-地中海贫血研究, 是关系小儿健康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在我国, 它关系边远民族地区人口素质提高、社会稳定和发展, 是一项发挥中央院所科技优势, 支援老、少、边、穷高发区医药卫生事业, 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研究, 符合我国相关政策。
民族贡献 篇9
关键词：戏曲音乐元素,钢琴声部,借鉴运用
歌剧《江姐》创编于上世纪60年代, 它的诞生汲取了传统民间音乐的语言风格, 又借鉴了西洋歌剧在音乐形式上的创作手法。标志着中国歌剧迈入一个较成熟的阶段, 被誉为中国歌剧史上的“第二次岑岭”。歌剧江姐音乐创作上将民族化的音乐语境与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 高度、深度的契合, 全曲以四川民歌为基调, 在音乐中吸取了川剧、越剧和京剧等极具代表性的多种戏曲音乐元素。其中地域性浓厚的唱法、唱腔, 诠释音乐韵味的和声、曲式、复调、配器, 刻画人物情绪的节奏、节拍是构成戏曲音乐元素不可或缺的条件, 它们匠心独运的揉合令该剧的音乐创作别出心裁, 经久不衰。
歌剧《江姐》问世之后该剧第六场的中心唱段《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成为了人们广为传播、影响最大的歌曲选段之一, 在各种音乐会上演, 成为历久弥新的曲目和民族艺术歌曲的典范, 并进入各高等音乐院校成为经典的声乐教材。这首作品由词作家闫肃填词, 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 中国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黎英海先生配写钢琴声部。该曲表现的是中共党员江姐, 背负党交付的重要任务赴川北革命, 后不幸被叛徒出卖, 关押在敌人的监狱里。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饱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为革命甘洒一腔热血的壮志豪情。此唱段在全剧人物性格的刻画上, 具有鲜明深刻的描绘作用, 同时在唱段演绎过程中完美呈示并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抑扬顿挫的旋律成功的缔造了江姐正义凛然的英雄形象, 也是塑造其刚毅音乐形象的重要唱段。为该曲创作钢琴声部的著名作曲家黎英海先生身为四川人, 故自幼受到川剧等民间音乐的熏陶。为了贴紧剧情其将传统戏曲音乐中复杂的乐队伴奏进行浓缩, 在西洋乐器钢琴上演绎的游刃有余。令协作钢琴声部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强烈的叙事性戏剧效果, “声情并茂”的诠释了主题, 精彩的钢琴声部与演唱声部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融合成为了极富戏曲音乐元素的民族艺术歌曲佳作。
本文就戏曲音乐元素在钢琴声部结构方面的借鉴运用、和声方面的借鉴运用和在织体方面的借鉴运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试图探究戏曲音乐元素在歌曲钢琴声部中的三个表现手法。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鉴于针对该曲目专题性研究的论文仅有2篇且均从声乐塑造音乐形象方面进行考究, 提及该唱段的论文也仅有8篇, 本文针对该作品从戏曲音乐元素在民族艺术歌曲钢琴声部的借鉴运用方面探究剖析的学术论文至今未发现, 笔者将首次对《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协作钢琴方面进行系统的探析, 从而论证戏曲音乐元素在歌曲钢琴声部中的三个表现手法, 属于填补空白的开创性研究。
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有:举例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 通过对民族艺术歌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的曲谱分析, 研究戏曲音乐元素在歌曲钢琴声部中的三个表现手法。
一、戏曲音乐元素在钢琴声部结构方面的借鉴运用
“板腔体”和“曲牌体”是戏曲音乐的两大主体结构。其中“板腔体”结构的特点是以某一曲调为基础, 通过音乐中速度、力度、节奏、节拍的扩充和缩减等旋律变化, 演化出的一系列板式——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种常见结构体式。纵观《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全曲钢琴声部:为F徵民族调式, 由4∕4与5∕4两种拍子组成——引子 (1-3小节) 、A (4-27小节) 、B (28-57小节) 、C (58-73小节) 、D (74-84小节) 属于多段并置结构曲式。作曲家别出心裁的将多元化的民族传统戏曲音乐结构思维套用于该曲的创作, 完美契合了戏曲音乐的板式发展:慢板——紧板——慢板——清板——流水——快板——原版。可明显地看出其结构体式上戏曲音乐结构体式借鉴的鲜活烙印。这样的结构规划更加自由的迎合该剧内容的逻辑性, 推动故事发展的阶段性和人物情感表达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得剧中人物在演唱上能更具叙事性和歌唱性。钢琴声部结构的“布局”运用了不同类型的“陈述”结构, 将旋律的高、低、紧、驰, 和人物的喜、怒、哀、乐, 补充、借用、引领、烘托、陪衬等戏曲音乐元素发挥的淋漓尽致。
1. 前奏与间奏中戏曲音乐元素之体现
戏曲音乐的前奏又称“幕前曲”, 其前奏的取材来自戏曲本身。它由戏曲的主题、尾部或主旋律的某一片段构成, 该作钢琴声部对戏曲音乐前奏的运用取其精华加以创新。该钢琴声部前奏的导入预示了该歌曲的主题内容、音乐形象和乐曲风格特点, 将某一和声、节奏型等具有典型的戏曲音乐元素加以应用, 引领歌者进入情境。曲作者将进入乐曲的第一个音就赋予了倚音, 这样的运用以强调第一拍的核心音乐色彩, 接着以慢板4/4拍平稳的节奏引入开展。配合钢琴声部F徵民族调式具有大调色彩的旋律展开, 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女腔的声腔特点。协作右手钢琴旋律部分选用了与人物语言、心里形态接近的音区, 切分的音型配合附点的运用, 进而在全句末尾再次赋予装饰音, 前后规整的结构, 完美契合了传统戏曲音乐中京剧的节奏型特点:有板有眼 (板:指戏曲音乐节奏中的强拍, 眼:指戏曲音乐节奏中的次强拍或弱拍) 、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而首尾呼应的倚音运用则模仿了京剧乐队的器乐伴奏中胡琴的运用。因胡琴的音色特点为高亢中且兼并柔和, 在钢琴上的高明运用为该曲第一句:“春蚕到死丝不断, 留增他人御风寒;峰儿酿就百花蜜, 只愿香甜满人间。”以物喻人的深情独白, 做外柔内刚的声色渲染。体现了江姐性格中柔美和蔼的女性形象。为人物与党和人民“鱼水情深”充沛而又细腻的变化定下了情感与旋律的基调。左手低音区连续使用的多个递进下行震音, 同音延续时力度和厚度浑然一体的持续音响, 预示了凝聚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出场, 伏笔了深沉、庄严、感情含蓄的歌词语境。
谱例1:《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前奏:
戏曲音乐的间奏是指戏曲音乐进行当中, 音乐暂时停止的地方中部乐段或乐句之间。在戏曲音乐中也称为“幕间曲”。在《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钢琴声部的戏曲音乐元素运用上, 通过间奏的旋律、和声、调式调性、织体等变化连接, 具有提示歌唱者转换情绪, 对乐句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
如该曲A乐段的间奏 (24-27小节) 主要揉进了戏曲音乐中越剧的音乐元素, 越剧具有唱腔清幽, 优美动听的旋律特点, 越剧的曲调以级进为主, 多为五声音阶, 上下句通常在宫、徵调式上交替进行。在26与27小节鲜明体现。与此同时高低音声部采用了双手同步直上跑动, 由三十二分音符构成的琶音伴奏音型, 模仿了越剧和川剧伴奏中常运用的中国传统民族乐器扬琴的音响效果。结合扬琴低音浑厚、中音明亮、高音清脆的音色特点, 运用此节奏型及简单的和声配置, 使钢琴“乐队音响”效果传递上有了具象性, 达到了与扬琴在戏曲音乐乐队伴奏中“音准板稳”、“强弱分明”的连接效果。该乐段的间奏由b B宫民族调式的慢板 (24小节) 转调 (27小节) 清板C商的民族调式, 准确, 丰富的力度、速度变化、完美的板式转换, 承上, 铿锵有力的音响似乎表达了江姐为“革命不畏艰险”的信念, 启下, 板式的变化适应了剧情发展, 抒发了歌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为了革命斗争不怕牺牲的决心。
谱例2:《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间奏一:
戏曲音乐中的节奏依据戏剧内容、人物情绪的变化而变化。而戏曲音乐中节奏的变化主要依据打击乐穿透力强的音色效果去表现。该曲B乐段的间奏 (40-44小节) 钢琴声部中的节奏, 以柱式和弦均匀的出现, 模仿了打击乐强有力的声响效果, 由间奏中的四分音符逐渐转为八分音符。速度的加快鲜明的体现了人物情绪的转变。
谱例3:《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间奏二:
2. 钢琴声部后奏中戏曲音乐元素之体现
戏曲音乐中的后奏是指戏曲主旋律结束后出现的音乐补充。在钢琴声部中, 后奏指歌曲主旋律歌声结束后出现的器乐补充, 又称尾奏、续奏。其器乐补充部分常以钢琴声部或其它乐器演奏的音乐片段形式体现。起到了余音绕梁、余兴未尽, 音乐情绪、主题、思想升华的作用。
《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钢琴声部的后奏, 就借鉴了川剧的表现形式“锣鼓为主、管弦配合”。呈现出“以唱为主、伴奏随旋律主音的旋律进行, 填充部分选用模仿管弦乐器的伴奏音型。此段曲调回归慢板稍快的F徵民族调式。音乐旋律不再是柔和婉转, 配合着江姐坚定的语气, 旋律跌宕起伏充满跳跃感。节奏处理上由慢、渐快、再渐慢的速度线条, 两个高音区的八度装饰音用于气息的收尾处, 旋律的音高及音色的力度带动情绪的高涨。自由延长记号适用于戏剧音乐中唱腔拖腔的尾声。多种戏曲音乐元素的应用将主人公的情绪宣泄层层叠进。将英雄人物江姐为革命高唱凯歌, 至死不渝大义凛然的英勇形象, 刻画的栩栩如生。
谱例4:
二、戏曲音乐元素在钢琴声部和声方面的借鉴运用
1. 民族调式和声手法之运用
几个音的有序进行便构成了和声。民族调式是指以宫、商、角、徵、羽五声构成的中国传统调式, 并以五声为基础扩展构成六声和七声调式。戏曲音乐遵循了中国传统民族调式的运用, 在钢琴伴奏中要抛开西方和声的概念, 才能更准确的体现戏曲音乐特色, 通过对该曲钢琴声部中多种戏曲音乐元素的转换, 以及大量非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手法探析。对合理的安排配置戏曲音乐元素在民族艺术歌曲中的运用, 有着至关重要的创作要求。《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钢琴声部的创作, 成功的将戏曲音乐元素应用于钢琴声部, 令其和声大放异彩, 成为中国戏曲性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一。
2. 多种调式和声自如转换手法之运用
多种调式和声自如转换指在同一首音乐作品中依据旋律的走向, 将其骨干音转移, 发展形成不同的曲调音高, 进而形成新的旋律走向。该曲钢琴声部选段中, 过渡小节的第一拍通过F徵民族调式中的G羽音进行转化, 将调式自如的转至b B宫民族调式。引出戏曲中紧板的旋律, 通过调式的转换间接表达出江姐由对祖国和人民的依恋之情, 转换情绪至革命事业斗争到底的决心。
谱例5:
如下唱段中:利用b B宫民族调式中的徵音转换至C商民族调式的宫音, 音级走向为V——I。这样的和声调性转换最为自然平稳, 不会令音乐旋律突兀。带我们从紧板转至清板的板式转换, 高音区装饰音伴随右手一段抒情流畅的旋律出现, 将戏曲音乐中越剧的音乐形态一览无余。同音阶的上行给了我们转换情绪的提示与此同时该旋律段由柱式和弦的高低音冲撞, 表达出江姐对革命的壮志豪情。
谱例6:
同宫系统中C商民族调式——F徵民族调式音级走向I——VI。
谱例7:
由于全曲的调式是在同宫系统的转换下进行同为b B宫调式, 钢琴声部作者巧妙地以多种调式和声自如转换与运用, 获得民族性、地域性的艺术形象效果。
3. 非三度叠置和弦之运用手法
在功能和声中一般采用三度叠置和弦。表面看来, 戏曲音乐并非西洋音乐观念上的和声, 更无非三度叠置和弦之说。实则在戏曲音乐中由于民族调式及调式和声的客观存在, 其中也蕴含着大量的非三度叠置和弦。
此乐曲片段处出现的大量非三度叠置和弦在音程关系上为四度, 又称为“空五度和弦”, 具有空灵的音色效果。在这里的运用了采取了戏曲音乐元素中川剧的表现手法, 以工整的节奏安排, 予以模仿川剧中打击乐器的节奏音型。
谱例8:
三、戏曲音乐元素在钢琴声部织体方面的借鉴运用
戏曲音乐元素是指节奏、和声、速度、复调、力度等音乐表现元素。钢琴声部的织体在音乐上的理解无非是将旋律线条交织在一起的一种表现手法。钢琴囊括了交响乐团中的最低音区至最高音区。其宽广的音域效果, 为钢琴音响上的呈现, 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作为能同时奏出十余音的和弦, 以及四五声部复调的独奏乐器种类, 在钢琴上巧妙的结合戏曲音乐元素, 将他们交织揉合即可触发钢琴的“交响声响”, 从而演奏出类似交响乐队伴奏时的恢宏、大气。针对该曲, 本文将戏曲音乐元素特殊的表现手法运用到钢琴上, 充分的发挥了钢琴声部的多声思维和艺术价值。
1. 戏曲风格特殊表现手法之钢琴织体引用
钢琴织体引用的戏曲风格特殊表现手法常见的有原板、慢板、摇板、剁板、快板、散板、流水板等。区分它们主要依靠戏曲音乐中板式的不同加以区分。在戏曲音乐中“原版”是其他板式的基础, 在钢琴上体现为乐曲的基础旋律部分。“剁板”音乐节奏较紧凑规整, 节拍多为1/4或2/4, 常穿插于其它板式的下句, 不能独立运用, 对唱腔的节奏结构具有明显的转换作用。旋律顿挫有力, 多出现于人物情绪激扬处, 表现人物情绪的激动, 然而剁板不出现在音乐的高潮处。“散板”的音乐较为自由, 有骨干旋律和节拍, 但不受节奏的限制, 俗称紧打慢唱。在钢琴织体上的运用多体现在伴奏的节奏较快, 但随剧情发展可张可收。“摇板”在戏曲音乐中体现的板式为“紧拉慢唱”或“紧打慢唱”。具有节奏均匀、自由反复, 随情绪起伏衬托散板的特点, 没有强弱节拍关系, 一般出现在作品的3/4处, 在音乐节奏上造成一定的紧张感, 从而把作品的内容推向高潮。综上几个常用的戏曲板式, 其中紧板、流水、摇板、剁板及快板在钢琴织体上多运用节奏节拍均匀的和弦或单音的形式出现。结合该曲乐句片段:此处运用了摇板的伴奏形式, 连续的八分音符以柱式和弦的形式出现, 节奏均匀、自由反复。
谱例9:
快板体现:一拍一板。
谱例10:
2. 支声式织体手法之引用
之声式的钢琴伴奏织体源于对我国民族间音乐和戏曲音乐伴奏编配的借鉴。其典型的伴奏方式是“随腔伴奏”, 钢琴声部的创作上具有“你繁他简”的特点。随旋律的开展, 不原版照搬声乐协作部分的音符, 而是在唱腔骨干音的基础上加以装饰、变奏。使伴奏部分跟随了唱腔又润饰、丰富了唱腔。
谱例11:
3. 民族打击乐器节奏型织体手法之引用
在戏曲音乐的表现形式中“唱、念、做、打”中的“打”, 指的就是打击乐。我国的民族打击乐器品种繁多, 结合戏曲音乐的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戏曲音乐因地域性的差异导致剧种风格的迥异。打击乐器的运用也各不相同。越剧中唱运用的打击乐器有:板鼓, 大、小锣, 小拨、堂鼓以及拍板等。在京剧中常用的打击乐器有:云锣、棒子、堂鼓以及齐钹等。与其他剧种大相径庭的是川剧中是以打击乐器为主要演奏乐器的剧种, 具有“半台锣鼓半台戏”“三分打七分唱”的说法。民族打击乐器在戏曲音乐中旋律的走向, 通过强有力的声音穿透, 将剧情及人物中紧张、激动、悲愤等色彩鲜明的情绪特点予以渲染, 突出。由此可见民族打击乐器在戏曲音乐中的举足轻重。曲作者在钢琴声部的编配中将这一重要乐器的节奏音型特点巧妙结合、运用于钢琴织体的编配, 作为剧情的”连理枝“将在人物情绪波动推向高潮。如下谱例:钢琴声部的织体部分运用了戏曲音乐中对板鼓的模仿。
谱例12:
4. 震音音型织体手法之引用
钢琴中震音音型的织体多用于模仿戏曲音乐中打击乐的节奏特点。低音区大字组的震音运用, 其音响效果由如戏剧音乐乐队伴奏中的定音鼓, 低音浑厚的音色表现了深沉的情绪, 刻画了江姐身处下风的状态, 依旧与叛徒斗智斗勇, 不畏艰辛的意志, 吐露出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声。
谱例13:
四、完美的“红花”与“绿叶”——化合戏曲音乐元素的钢琴声部与歌声之融
《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为女声独唱的声乐作品。在音域的选择上选取女高音进行演绎。演唱上要将歌词旋律熟记于心, 对歌词的处理还需做到吐字、咬字清晰准确, 可谓“字正腔圆, 依字行腔”该曲演唱时, 不仅需要调动一切歌唱技巧, 还要有充沛平稳积极的气息, 以及具有冲击力, 心声的诉说, 更要有激情圆润的高音才能推动剧情的发展, 惟妙惟肖的人物内心情感才能刻画的淋漓尽致。完整的作品离不开钢琴声部对作品风格的精准把握, 依据旋律基调, 节奏变化, 将轻重缓急注入指尖, 作为背景烘托, 钢琴声部的处理上不能宣兵夺主。有了琴声妥贴的情绪烘托, 演唱者的心声才能与之产生共鸣, 随音乐的发展将完整的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恰如“红花须得绿叶衬, 水扰青山风景馋。”歌声与琴声高度契合, 浑然一体, 共同完美的塑造音乐形象、变现音乐内涵, 给人们以完美的艺术享受。
五、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对歌剧《江姐》核心唱段《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全曲尤其是其钢琴声部的分析研究, 阐述了将戏曲音乐元素的三个典型的表现手法恰当的借鉴运用到该钢琴声部的创作当中, 获得了理想的艺术效果。笔者据此得出以下研究心得:一是该核心唱段的音乐创作上, 旋律及钢琴声部成功地将民族化的音乐语境与西洋歌剧创作手法深度契合, 形成完整的、立体的、多声部音乐作品。二是该钢琴声部的创作, 巧妙地借鉴了戏曲音乐元素的三个典型的表现手法:其钢琴声部前奏、间奏、合奏等结构方面成功地借鉴了戏曲音乐元素相应的表现手法;其钢琴声部和声方面有效地借鉴运用了民族调式和声如:宫、徵、商多种调式的自然转换及非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等戏曲音乐元素的表现手法;其钢琴声部织体方面形象地借鉴运用了极富特点的民族乐器:川剧的板胡琴、京剧的京胡以及板鼓、锣、钹等民族打击乐典型的戏曲音乐乐器织体表现手法。三是其钢琴声部成功的创作给了后人关于中国艺术歌曲钢琴声部民族化与现代技法融合引以为范的难能可贵的启示。由此可见, 清晰的了解戏曲音乐元素在钢琴声部中的三个表现手法有利于深刻理解作品的内涵, 有利于演唱者、演奏者共同完美的演绎该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