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贡献（共8篇）
文学贡献 篇1
据《宋诗话辑佚·陈辅之诗话》记述, 欧阳修在谈及屈原与其弟子宋玉的作品时曾说:“宋玉比屈原, 时有出蓝之色。”而现代著名的楚辞学家姜亮夫在《宋玉简述》中则进一步写道:“宋玉所撰各文, 影响于后世者极大而且多。比屈原影响于‘文学’方面还大得多。”宋玉师承屈原, 继承了屈原的遗志, 并结合自己所处的实际, 勇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完成了由楚辞到楚赋的转变, 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 在赋体文学、感伤文学、艳情文学、梦幻文学、女性文学等方面, 作出了开山和奠基性的不朽贡献。
宋玉开创了赋体文学
赋体文学, 是在屈原之后, 起于宋玉生活的战国晚期而盛于西东两汉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与包括楚辞在内的先秦诗歌不同的基本特征是, 咏物、铺陈、不歌而诵;其结构特点是, 首尾为散体, 中间多为韵文。这样, 在表现形式上就比诗歌更为自由, 在表达内容上也比诗歌更为具体。而这种表现和表达, 正是宋玉开了先河, 并为汉赋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 赋体文学之祖是荀子而不是宋玉。其实不然。首先, 从赋作数量上看, 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宋玉 (有) 赋十六篇。”尽管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宋玉的作品只十四五篇, 其中除了王逸《楚辞章句》收的《九辩》《招魂》是属于楚辞而不是赋体之外, 但其余的都是赋体文学作品:即萧统《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 《古文苑》中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和《舞赋》以及《文选补遗》中的《微咏赋》, 还有新发现的《御赋》。而荀子传世的赋作只有三四篇;荀子实际上是以时论、散文著称的思想家而不是辞赋家。再就质量而言, 荀子的赋作往往质朴乏文, 不大铺张扬厉且文辞较隐晦, 远不如宋玉那绚丽风云的文采。特别是, 荀子作赋的时间比宋玉晚20多年。所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把宋玉列在赋家第一位, 却没有提及荀子。而南朝梁代的大学问家任昉, 在其《文章缘起》中更是明确地说道:“赋, 楚大夫宋玉作。”明清时的鸿儒程廷祚在《骚赋论·上》中也断然写道:“骚作于屈原矣, 赋何始乎?曰:宋玉。”
还有人说, 司马相如的赋作比宋玉强。其实也不然。尽管司马相如和杨雄、班固、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名家”并首屈一指, 但司马相如的赋作流传下来的只有6篇, 仅相当于宋玉的一半。并且, 诚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言, 司马相如“创作迟缓”。其文句呆板, 行文不大自然。应该说, 司马相如的作赋, 是以宋玉的赋作为样板的, 比如司马相如的名作《美人赋》就明显地模仿了宋玉的《讽赋》。特别是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 由司马相如的赋作形成的典故只有“长门怨”和“子虚乌有”等两、三个;而由宋玉赋作所流传下来的诸如雄风、高唐、东墙、神女、登徒子、东家之子、巫山云雨、空穴来风、曲高和寡等等都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所以, 程廷祚在《骚赋论》中总结前人赋作时还明确地指出:“宋玉之赋, 奋其雄夸, 抗衡雅颂, 穷造化之精神, 尽万类之变态……实为赋家之圣”, 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人!
宋玉奠定了感伤文学
中国感伤文学的永恒主题“伤春”和“悲秋”, 均出自宋玉。汉代郑玄《毛诗笺》曰:“春, 女感阳气而思男;秋, 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 所以悲也。”但这种人类常有的“天人感应”、“物化伤悲”被第一次写进文学作品的, 却是宋玉。比如, 宋玉在《招魂》的“乱辞”中就开创了“伤春”的主题:“目极千里兮, 伤春心。魂兮归来, 哀江南。”
而宋玉在其代表作《九辩》中, 更是全方位地描写了秋色、秋景、秋气、秋风、秋声、秋云、秋雨、秋虫及其引起作者的秋思、秋绪、秋愁、秋悲和秋感。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并且由自然之秋象征楚国国运日衰、气数将尽, 更增添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悲哀!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悲秋”主题并深入细致、具体生动地进行描写, 从而正式确立而影响后世的文学作品。──尽管在此之前, 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也写过“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 可惜的是仅仅提到了“愁”、“秋”, 并未能展开述写, 构成不了悲秋主题, 也就不能算作感伤文学作品。
况且, 宋玉《九辩》开篇的第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就立即能够扣人心弦, 把人引入感伤无限的回肠荡气之中。所以, 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九辩〉题解》中连声感叹地盛赞《九辩》的“悲秋”, 是“千秋绝唱”!自宋玉以后, 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中, “悲秋”遂成了永恒的情结。
至于在世界文学史上, 宋玉也堪为感伤文学之祖。因为, 直到1768年, 感伤主义文学才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萌芽。
宋玉成就了艳情文学
艳情文学的突出特点是, 描写男女相恋和性爱以表达一定的主题。本来, 《诗经》中有过诸如“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等诗句, 但所表达的只是男女爱恋、交换信物的信息, 过于简略, 还算不上一种文学样式。至于屈原, 更是不愿在作品中涉及这类事情的。而男女性爱, 在先秦时代, 不仅文学作品, 就连一般言谈, 也是讳忌莫深的。虽然《孟子·告子上》早就有“食、色, 欲也”的教导, 但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性爱”依然是个禁区。然而, 宋玉为了讽谏君王、理服同僚, 还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在作品中真实自然地表现了“性爱”这种人类共同的生理欲望。例如, 在《讽赋》中对房东之女见了美男子时的性饥饿、性挑逗的具体描写;在《招魂》中对“二八侍宿, 射递代些”的性冲动、性发泄的述写等等, 就开创了中国艳情文学的先河。
自宋玉以后, 在作品中直接表现男女相恋和性爱的, 代有人出。至王实甫的《西厢记》、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现代的言情小说、当代的电视剧等等, “艳情”这种人类共有的生理欲望几乎成了“中药里的甘草”。而发端者, 盖为楚之宋玉;他使文化的“禁区”变成了“热地”!
宋玉还首启了梦幻文学
梦幻文学的主要含义是, 在作品中表现梦中幻觉所出现的性爱以表达一定的主题。本来,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生理状态;“做梦娶媳妇”更是常有的事。但要在作品中把它表现出来, 还是宋玉第一个拿起了笔。在《高唐赋》中, 宋玉就向楚襄王描述了怀王在高唐梦遇巫山神女、上床云雨作爱的事;在《神女赋》中, 宋玉还描述了襄王在迷蒙之中与含情脉脉的神女相遇欲合的事———勇敢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给了后世中、外文化以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在其《<高唐赋>解》中指出:“‘云雨’直到今天仍然是‘性交’的标准文言表达。这一观念的本身, 可以上溯到中国远古……它出现在大诗人宋玉的《高唐赋》的序言中。”
是的, 宋玉确定的“云雨”一词, 早已成了文化上的经典意象和语汇象征。文化界所谓的云雨一番、翻云覆雨、雨过云散、巫山云雨、高唐之梦等40多种“性交”的变体表达方式, 皆源于宋玉之首创!
而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的题目中, 就有“宝玉初试云雨情”一句, 其中就描写了宝玉在梦幻中的初次性体验。
这里,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 宋玉描写男女性爱和性梦, 决非对性动作的自然主义记述, 也非纵欲主义“性解放”的宣扬, 更不是诲盗诲淫的所谓“床头文学”。宋玉的艳情、梦幻文学作品, 都是为了讽谏淫逸无度的楚襄王、规劝他要“思万方, 忧国害;开圣贤, 辅不逮” (《高唐赋》) 的。关于这一点, 历代公正求实的鸿儒巨学皆有公论。比如唐朝文论家李善在《文选注》中就明确地说过:宋玉之《高唐赋》《神女赋》, “皆假设其事, 讽谏淫惑也!”事实上, “打铁先要自身硬”, 宋玉本身的品格也是非常端正高洁的;即使面临着年青貌美的房东之女的性挑逗、性骚扰, 他也能恪守礼义、不乱方寸 (《讽赋》) !所以, 一生严谨的伟大现实主义“诗圣”杜甫, 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中才由衷地写道:“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
宋玉独树了女性文学
其一, 描写并塑造了美女。中国最早写到美女的是《诗经·卫风·硕人》。其第二章对卫庄公的夫人庄姜作了生动的描写, 可惜只有28个字。屈原也常用“美人”一词, 具体到《九歌·湘夫人》中要描写这位美貌的仙女时, 可惜只用了“目眇眇兮”四个字。至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女西施、毛嫱, 也未见具体描写其美的文字, 她们只不过是空洞的美丽符号而已。到了宋玉, 才第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真切而具体地描绘并塑造了众多的、身份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美女, 从而开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先河。
在宋玉的作品中, 有民间的个体美女。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那位天然无饰、倾国倾城、魅力四射的“东家之子”,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中国人体审美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还有宫廷的群体美女。如《招魂》中仪态俊俏、苗条细腰、长袖裙飘的女子歌舞队中的二八美女。更有从天而降的神界仙女。如《神女赋》中的茂矣美矣、神形兼备、光彩熠熠的天帝季女。这些美女的音容姿貌, 嫣然一笑, 服饰质料, 心态情调, 全都栩栩如生、维妙维肖, 给人以美的感受, 发人以深深的思考!
宋玉开了头, 解放了后世文人的思想, 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曹植的《洛神赋》等等接踵而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形象, 亦祖于宋玉东家之子的眼神。
其二, 描写并塑造了丑女。中国最早的丑女, 据《史记》, 是黄帝之妻嫫母。但如何丑, 只有“貌恶德充”几个字。《庄子》中写了一个丑女“东施”, 也只有捂着胸口、皱着眉头走路的大体姿态。而宋玉在塑造美女的同时, 第一个在作品中多侧面地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丑女, 大大地丰富了女性文学的内涵。如《登徒子好色赋》中对登徒子之妻的活灵活现的刻画。
自宋玉以后, 西汉刘向对丑女钟离春的描绘, 东汉班固对丑女孟光的塑造, 都登上了女性文学的殿堂。至于《西游记》《聊斋志异》中出现的妖魔化的女性形象, 亦盖源于宋玉之研发。
文学贡献 篇2
鲁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所创作出来的文章都体现了当时的文学思想和社会形式。鲁迅还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者，他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进行文学创作。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大厦，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的文章往往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感性美，特别是在反映农民悲惨命运方面更为突出。在他的笔下，我们既看到了被兵匪官绅折磨得成为木偶人一般的中年闰土，也看到了像双喜一样机智能干、纯朴无私的农村少年。这些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奠定了雄厚的基石。
在反映下层人物的作品中，鲁迅总是将现实同残酷的封建制度以及国人的劣根性紧密相连，以现实中的小事刻画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孔乙己，即是被科举制度愚弄乃至毁灭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不能清醒遭人耻笑的可怜人物。给人留下了一个可悲、可叹的人物形象，引起读者的深思。
鲁迅的作品同样也蕴含着催人奋进的理性美。他的《呐喊》、《彷徨》里的作品，就是改造国民灵魂的艺术实践。比如《药》，是反映了因国民的愚昧造成的革命者的寂寞和悲哀。《示众》通过街头十八个人物的群像，揭示出他们的麻木灵魂。在著名的《阿Q正传》中，鲁迅更把几乎整个民族的精神弱点，特别是“精神胜利法”，融进了阿Q这个落后的农民形象中，从而完成了一个包涵复杂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精神典型。
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严峻的现实主义者。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擅长通过平常小事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鲁迅又决不机械地恪守前辈现实主义在创作中已经形成的特点和格调。因此，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总体上呈现出沉郁的风格。但在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国民性的弱点时，作家讽刺和幽默的才能又不可抑制的表现出来，使这些作品中的悲剧因素跟喜剧因素互相渗透，互相转化。读者在接触鲁迅笔下所描写的悲惨、龌龊、病态的现实之后，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引起深沉的思索。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与理想紧密相连的完美整体，他既深刻鞭挞黑暗封建社会的残酷，又把人类美好理想深情寄托出来，但绝不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超现实理想。
论张爱玲的文学贡献 篇3
张爱玲，以一种哀艳而悲凉的书写风格以及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一时之间在这个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发光发亮，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她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而直白，拥有独特的视角看待人生百态，读者们喜欢用“苍凉美”诠释其作品展现出来的思想富有深层次的人生悲剧意识，以及其在文学上不可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张爱玲 苍凉美 女性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一、形成独特的苍凉美学基调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名门之后，有着显赫的身世，却高傲地声称她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却能洞悉泛泛之辈“可笑”背后的“可悲”，但她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却显得冷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无论是在自己的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情感还是现实生活中待人接物都表现出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无意于政治，但却在作品中直指混乱的政治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她无意于革命，却直指遗老遗少之风所带来的荒淫；她无意于金钱所带来的权势，却直指金钱给人套上的黄金枷锁及这个纸醉金迷的浮世里的丑恶嘴脸。她冷静地审视着动荡岁月中芸芸众生的人生百态，用她的独特方式抒写着真实人生。她以一种哀艳而悲凉的书写风格以及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一时之间在这个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发光发亮，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讀者们喜欢用“苍凉美”诠释其作品展现出来的思想富有深层次的人生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说她为“奇葩”也不为过，文字在她笔下栩栩如生，成为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张爱玲的写作基调--苍凉之美，呈现出无尽的苍凉感，她的作品结局多数是凄惨的，她用冷漠的情感描述人们悲剧性的世俗生活故事。苍凉，这是一种别样的美，它成为了张爱玲写作风格的核心内涵，也是她中心思想内容的主要情感基调。然而苍凉是一种生命格调，在文化上，审美上，意蕴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体会自身在命运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她还处在难以驱使的、充满变数的、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帮助她，拯救她逃离这个时代的悲剧命运；但她又不甘愿退出这场挑战，不甘愿任人摆布，不甘愿就这样毫无反抗的消逝；心里悲痛而无奈，孤寂而抑郁，也许苍凉就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境。苍凉是一种境界，是生命价值层面上人生哲学的感悟，是一个生命个体的情感缺失性体验。而这种苍凉之感便是张爱玲的美学风格，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结下了一朵朵奇葩。
张爱玲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苍凉为一种书写底色，这便确立了苍凉美学的创作风格为张爱玲个人专属。这个富有戏剧性人生的才女，用她戏剧性的经历书写了一个个具有戏剧性人生的主人翁，哀艳而又凄凉，悲壮而又伤感，细腻而又深刻，从而奠定了她独特的苍凉美学的创作基调。
二、对女性文学真空的填补
女性文学，是以“五·四”青年运动开始，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下萌发。它是以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女性意识、女性情感以及女性命运；研究视野趋向更全面，系统更加完整，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和主旨。女性意识的觉醒也逐渐强烈，许多具有新思潮的女性作家也逐渐崛起，例如：丁玲、凌淑华、冰心、萧红、白薇等等。她们作为那个时代众多女性的发言人，用文字作为武器抒发了自己的理性认知，开创了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学真空里，张爱玲书写了在封建文化寄生于男权之下的一部分女性群像。因为她们在经济上不能自理，所以无论年纪大小、有无知识的女性都被男性控制于鼓掌之中，成为男性的附庸品。比如，有点知识文化的女性如小寒、白流苏；无知识文化的如霓喜、曹七巧、梁太太、顾曼璐，她们同样需要依靠男人存活。只有做封建男权社会的寄生虫，将自己一生的喜怒哀怨寄托于男人身上，让她们忘却了原来自己是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她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封建的枷锁沉重的压在这些丧失了独立人格的女性身上，更重要的是她们无法承受经济上的开销进而一步一步地造成了女性沦为男性的奴隶。张爱玲的作品《花凋》中的郑太太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病入膏育而伤心落泪，却眼睁睁地看着花季般年龄的女儿葬送生命。其原因并非是没有钱给女儿找医生医治，而是害怕丈夫知道自己藏有私房钱。这种思想意识不仅葬送了女儿的生命，终究是害人害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人公是张爱玲又一个创作成功的女性形象――葛薇珑，一个干净纯洁而又率真有个性的女孩子。在初入社会时，她起初是保持着高度警惕之心，但在现实社会的形形色色的诱惑下，她为了追求自认为的爱情却葬送了自己大好青春年华。用自己的肉体一次次的当作商品来交换金钱，最后成为当地知名的交际花，然而她的这种自毁式付出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放浪形骸的纨绔子弟乔其，用挣到的钱换取到的只是丈夫的一次次利用。
张爱玲的著作中书写了各种各样的女人，每个女性所表达出来的呐喊与思考是不相同的。然而同样是作为女人，她却拥有着超时代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生存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地方。张爱玲用犀利的眼光写出女性个性解放还需一段时间，她的作品探讨女性奴性、情欲、理智的心理矛盾冲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张爱玲弥补了当时女性文学的亏空，成为女性文学史上的一抹奇异的风景。
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张爱玲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她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才是女性在意识上、行动上的真正地觉醒。然而张爱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所处底层地位的经济、物质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被抑制的个体在意识、思想、行为以及个性的张扬，讴歌女性大胆地追求个人爱情。这两个方面集中的反映出张爱玲思想、视野上的高度和深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代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那时并没有太多的女性作家能在其作品中能表现出这两个方面： 一、女性的觉醒意识可以从对外在的追求、他人的认同感转向女性对自己自身的自我审度；二、以及封建传统意识和社会意识对女性生存的封闭影响给予深刻的思考。张爱玲较之丁玲，她能把女性追求爱情和自身理智的内心矛盾写得更加跌宕起伏；张爱玲较之萧红，她能把人类对某种精神的寄托写得更加超越时代；张爱玲较之冰心，她能把对女性的赞美写得更加深刻精辟。张爱玲曾说，她写的东西不过是那些最广泛、最常见、最细微的家庭生活，因此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只有在细微的事件中才能揭示出具有恒定不变的规律性，记录最不起眼的家庭生活展现大环境下的社会现象，显现出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传统意象。她是一位具有“别样苍凉美”与“彻底悲剧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笼罩着苍凉、哀怨的气氛，充斥着浓厚的凄惨、悲剧的色彩。她直面生活的残酷，观察并描绘在困难和痛苦的世俗生活中的人物，她以冰冷的态度嘲讽人的价值，描述人们悲剧般的生活，上演了一幕幕真实的悲剧人生。
张爱玲，一个孤寂的灵魂洋溢着浓重的悲凉人生，诠释了她对生命、亲情、爱情的理解和感悟人生的真谛，造就了一部“苍凉”的人生历史，以及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诸多贡献。例如：长篇小说《半生缘》和《怨女》；短片小说《倾城之恋》、《留情》和《情场如战场》；散文《老照片：对照记》、《烬余录》和《到底是上海人》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张爱玲这辈子的心血。
我们是否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书写了香港沦落为殖民地的沉痛反而给白流苏一个尚且算圆满的收场；那么中国上半个世纪遭受巨大的苦难和沦陷也成就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张爱玲。一抹奇幻的色彩，一个孤傲的灵魂，也便是给予了张爱玲较之传奇的人生最好的概述。这是一种别样的“苍凉美”，是一种彻心彻骨的悲剧性，是文字和形式双重融合而蕴含出的悲剧意识——它深沉而又凄惨，神秘而又飘渺，带有一定的宿命色彩。
文学贡献 篇4
1 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在我国近代时期, 尤其是五四时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大量翻译和引进, 渐渐的形成“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其中林纾作为近代第一个自觉从事西方文学翻译的代表, 他开始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品引入中国, 以求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引导[1]。而西方翻译小说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影响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 开始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 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来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一经面世, 迅速出现“不胫走万本”的局面。小说所讲解的西方男女感情生活, 完全有别于我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度, 体现出了男女感情的唯一性、专注性、排他性, 是男女在婚姻关系上平等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西方翻译小说, 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局限, 带来了新的思想上的洗礼。为此, 我国的近代文学也逐渐走上了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道路。例如:巴金所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探讨封建家庭制度的腐朽、罪恶, 极力赞扬了青年人对理想、信仰的追求, 是个性解放、自由、爱情、婚姻的探讨与追求的作品。
同时林纾在进行西方小说翻译的过程中, 重点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主导, 宣扬了西方国家的文化、风情、战争等, 打开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眼界。而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家庭主义、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思想因此被逐渐的改变, 开始新的文学创作思想转型。其中林译小说为近代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多种思想资源, 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成为现代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其中无论是爱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 还是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甚至社会小说《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记》等, 都大大地从思想上影响了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转型[2]。
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作家都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 接触西方小说所展现的各种人性解放、自由、平等、冒险等观念思想。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学习, 竭力打破了我国传统古代文学的创作理念, 开始向现代化的文学之路进行探寻。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等优秀文学作品, 成为引领我国近代文学创作思想转变的前沿之作。
2 提升了小说文学创作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 以诗词歌赋为主, 而小说、戏曲等地位比较低下, 是供人消遣娱乐的道听途说消息, 不受社会大众的重视关注。而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 大量西方翻译小说的出现, 带动了我国文学史上对小说的新认识, 将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 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奠基转型的作用。在近代这个“西学东渐”趋势下, 许多西方优秀的小说被大量的翻译为中文, 并在我国迅速传播, 大大地加强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社会地位, 逐渐跻身为“文学上乘”, 也引起了文人对小说观念的改变, 开始了小说的大量创作。
在小说地位提升的同时, 西方小说的形式多样性, 也被得到重视, 逐渐打破了我国固定的章回体小说形式, 进一步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转型。同时白话文的小说形式也逐渐走向成熟, 开始了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 出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 兴起了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 林纾、鲁迅等翻译家, 向中国文学史引进了大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杰出小说作品, 共翻译667种外国小说[3]。同时对于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技巧等也进行了介绍, 丰富了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
首先大量西方小说译本, 丰富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类型。引入了除言情、历史、神魔等之外的小说新类型, 即侦探、科学、政治小说。深受西方小说题材多样性的影响, 我国近代小说创作也开始了不同类型的小说创作, 例如梁启超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吕侠的侦探小说《中国女侦探》, 鲁迅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都是因受到翻译小说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创作的。
其次西方翻译小说的盛行, 改变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语言。在翻译者进行西方小说作品翻译, 并传入市场中时, 发现白话文所进行的作品翻译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于是开始了白话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例如: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 以及徐念慈翻译的《黑行星》等, 深受市场欢迎。这开通了中国近代小说通俗化的发展趋势, 大大的冲击了我国古代文言文小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徐念慈的《情天债》也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白话小说。
最后, 翻译的西方小说, 改变了我国传统古代小说的创作小说。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中, 注重叙事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小说的人物、语言、环境的描写, 译本进入中国市场后, 引起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手法的转型改变。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 主要通过时间、角度来实现, 多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 来丰富小说的故事性, 而我国传统小说创作多以时间顺序来展开, 缺少变化。角度上, 我国一般使用第三人称, 展开全面的叙事视角, 而西方小说多用第一人称叙述, 增加小说作品的真实性, 更贴近读者的生活, 引起读者与作品间的共鸣。而中国近代小说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创作了《霍桑探案》、《九命奇冤》等倒叙时间模式, 以及《禽海石》、《断鸿零雁记》等第一人称的小说作品。
而在小说的描写上, 西方小说采用多种描写, 来丰富作品内涵, 包括人物、环境、心理等, 而我国传统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也极其缺乏, 例如:在描写美人时, 多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等, 未能呈现出具体形象的人物特征[4]。心理描写、环境描写更是少之又少, 多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来代替。受到西方翻译小说描写手法的影响, 我国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环境、心理、人物描写的作品, 如《老残游记》、《恨海》等, 增加了近代小说的感染力, 促进了小说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
3 推进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在西方翻译小说的大量流传之际, 不仅为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加剧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为我国文学走向世界提高了途径。西方小说译本的传入, 让我国文人清晰的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差异, 无论是思想观念, 还是创作手法上, 都对我国文学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林纾翻译了大量西方杰出小说作品, 他在进行翻译实践时, 不仅看到了中西方文化间的不同之处, 更从差异中探寻中西方文学的融合, 加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 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是机遇。在进行我国文学的改进时, 必须坚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呈现出中国民族文学的智慧与特点。于是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 对原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 在保持作品原文的同时, 结合我国文化环境进行了改变, 使之具有新的阅读效果。
例如: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 除了要反映出小说的内涵, 还进行了社会的正确思考, “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 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 这是林纾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思考认识, 是我国民族精神的展示、开拓[5]。同时, 林纾也在积极地探寻中西方文化的互补契机, 积极的进行我国文化的建设。而林纾对于翻译小说, 坚持使用文言文翻译, 成为他坚守中国文化的又一途径。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 而古文更是我国文化的显著标志, 它延续着我国文化的精髓。
随后所开展的新文化运动, 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间的战争,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论战, 更是文学保守与激进的搏斗。但是它隐藏在背后的, 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林纾深刻地认识到, 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放弃古典拉丁文, 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要废除古文的地位来实现。他从对西方文化发展的认识理解中, 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做出思考, 是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系的积极推动, 是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体现。林译小说所呈现的世界文学视野, 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立场坚持是我国近代文学进行转型的独特精神表征, 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林纾曾翻译了多国著名作家的优秀小说作品, 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不如归》、《黑奴吁天录》等,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 坚持进行二度创作, 用文言文来体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而受到林译小说影响的中国作家, 创作出了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 如茅盾的《子夜》、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莫言的《红高粱》、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 有些作品还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传播[6]。由此可见,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翻译小说功不可没, 不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也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影响。
4 结语
在古代与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中国近代文学深受各方的影响, 尤其是大量的翻译小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走向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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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贡献 篇5
一、周作人生平、著述、事迹简介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原名櫆寿，字星杓（音“标”），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会稽县（今绍兴）人，鲁迅的二弟。幼年也曾在“三味书屋”读书，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是1898年5月考入），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培养了对文学兴趣。1906年赴日本（鲁迅是1902年赴日），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在此期间，他曾与鲁讯一起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的新文学，共同翻译了《域外小说集》
一、二等。1911年返回绍兴，曾任浙江省教育司督学、浙江省省立第五中学教员，并被推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不少著译，并于1915年结集出版了《异域文谈》。1917年春，经鲁迅介绍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辑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新文学发轫初期，周作人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先后发表发《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1920年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辑。年末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执笔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并与沈兼士共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院会主任。除继续翻译介绍外国作品外，还发表了大量白话诗文抨击封建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又开始创作散文小品，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月日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雨天的书》、《泽泻集》、《淡虎集》、《谈龙集》等。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教授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作办文艺周刊《骆驼草》。1931年专任北大研究教授。此时期结集的作品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等。“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南迁，他没南下，被任命为负责保护校产的留平四教授之一，1938年，在燕京大学觅得客座教授职务。1939年元旦，在家中遇刺，幸免于死，此后他辞去燕京大学教授的职务，同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1年初，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其后又兼任了伪北平图书馆馆长。1943年1月辞去教育督办职，2月，被汪伪政府委任为东北政委会委员。沦陷期间，周作人发表过不少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的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苦口甜口》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押于北京监狱，后又转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他曾作诗四百多首，并翻译了希腊神话。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被保释出老虎桥监狱，初寄居上海，同年8月回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安排下，重新执笔撰文，译著作品，其中一部分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鲁讯研究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并翻译古希腊、日本古典文学及其他作品十部，其中《卢其安对话集》为其得意的译作。1960年末，开始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大型回忆录《药堂谈往》，逾两年完稿，1972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以《知堂回想录》为书名出版，书中回顾了自己一生所走的道路。记载了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67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83年生命的历程。
二、对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在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周作人无疑该排首位。写于1918年，被胡适称作“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 1 种文学内容”的《人的文学》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那么，什么是“人”呢？对这个中国“从来未经解决”却又是文章立论起点的问题，作者给予了空前切实的回答：“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加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正是出于中国“发见‘人’”、“辟人荒”的需要，作者紧接着指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人的文学”的涵义自然得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从肯定人的自然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充分满足，到认为人不啻囿于自然本能需求，还有着不断提升自身生活境界的愿望和力量，再由此推断出人性是灵肉两面的统一，这一真正切中人之本质的见解，虽然不尽为原创，在王国维那里也可听到先声，但其鲜明的反封建指向却体现着中国的时代要求；文章对人道主义的解说，不仅承扬了鲁迅的神髓，其明晰扼要尤为中国化的语用特点，同样标举着时代的高度。而把人道主义同为人生创作精神相融合的文学倡导，更是该文的历史性贡献。
也是完成于1918年的《平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延伸。周作人于中提出的“平民文学”，底蕴是人的平等观念：不仅认为被旧文学无视的广大平民百姓才是文学应该书写的对象，而且强调写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也应是平等的关系。而他“非加说明不可”的两点，又指明了平民文学必须负有人本主义的启蒙使命：它“决不单是通俗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
由王国维显露端倪，又被上述二文多有涉及的人本主义文学的“人类性”，在1920年1月的《新文学的要求》中得到展开性论述。周作人以为，“人生的文学”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对“一”，他延续了《人的文学》的看法，又以“适如其分的人间性”再作概括。“二”则是他的阐释重点。他指出：“文学上人类的倾向，却原是历史上的事实；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这又基于他对个人与人类的关系的认识：“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相反是相成的”，“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他再回谈文学：“这样的大人类主义，正是情感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基调”；“这人道主义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视人道主义文学为“进化上的自然的结果”固然简单化了，但对其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特征揭示，当属全面。写于同一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则从宗教与文学的浑一关系上去认定文学的人类性，以赞同口吻转述了托尔斯泰的话：“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 2 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
从1921年1月写了《个性的文学》，到一年后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个人性”成为周作人日愈关注的方面。他连篇累牍地写到，“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个性的文学》）；“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自己的园地》）；“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统一》）；“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文艺上的宽容》）；“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地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地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地替他们做通事，这也是真确的事实”（《诗的效用》）——撇开其他不论，周作人对文学“个人性”的重视及对“个人性”与“人类性”关系的分析，不仅发展了王国维的认识，也完全符合事物存在的矛盾规律。
1922年的《贵族的与平民的》“改变”了《平民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在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但其实是概念的运用不同而已。周作人把平民、贵族重新解释成两种精神现象，前者为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后者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他写道：“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础，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可见，人本主义的文学启蒙命意，并没有改变。
在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中还有两篇不可忽略的文章——《儿童的文学》和《女子与文学》。周作人是新文化阵营里最早关注儿童问题的人之一。《儿童的文学》则不仅进而指出儿童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因此有着作为“人”的“独立意义与价值”，而且抨击传统文学“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等，是“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在论证了儿童生活和文学需要的特点之后，周作人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内容要求和艺术标准。《女子与文学》在分析了个人与人类或社会的关系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物的两面”的基础上，认为被“因袭的消极的思想足为妨害”的女性更需要文学，文学在消除女性“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要能理解他人”的“缺陷”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效用”。周作人希望“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但又看到多数女性还难做到，于是提出先从“鉴赏”做起，即叫她们能从文学中“接承他人的情思”，“能知天下事”，逐步向“以对于自己与同类之爱为基础建设起所谓‘第三的国土’”的境界迈进。这一时期，主张女性解放已大有人在，但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并发出女性文学自觉的呼声的，兴许只有周作人。
法国文学家大仲马贡献和作品分析 篇6
关键词：亚历山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2
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又被称为大仲马。其代表作有：《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大仲马小说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情节曲折生动，往往出人意料，有历史惊险小说之称。结构清晰明朗，语言生动有力，对话灵活机智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大仲马也因而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
一、亚历山大·仲马介绍
亚历山大·仲马于1802年7月24日生于法国的维勒-科特莱（靠近巴黎）。人称大仲马，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自学成材，一生写的各种著作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大仲马信守共和政见，反对君主专政。由于他的黑白混血人身份，其一生都受种族主义的困扰。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也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善于写戏剧，其中《茶花女》等为代表作。
二、亚历山大·仲马的家世生平及成长经历
亚历山大·仲马祖父安东尼-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巴叶特里侯爵曾在法国政府任职炮兵总军需官；1760年移居圣多明各（即现在的海地）。1762年3月27日，一个名叫塞塞特·仲马的女黑奴为他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托马-亚历山大，即大仲马之父，受洗时用母姓仲马。大仲马1802年7月24日生于法国东北部埃纳省的维埃·科特莱，与母亲相依为命，到了十三岁还没念过什么书，后来在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的差。20岁时来到巴黎并开始文学生涯。1829年创作的剧本《亨利三世及其宫廷》使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844年撰写最为脍炙人口、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三个火枪手》。1844年至1845年撰写了《基督山伯爵》。1870年12月5日，大仲马在法国西北部上诺曼底的迪埃普附近乡间去世，享年68岁。1872年大仲马的灵柩被移往故土安葬。2002年11月30日，他的遗骸由他的家乡运抵巴黎，移放在名人身后殿堂--巴黎先贤祠，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等人士出席了仪式。大仲马是第70位进入先贤祠的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也是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和马尔罗之后第六位进入先贤祠的法国作家。
三、亚历山大·仲马的创作之脉络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亚历山大·仲马屡建奇功，当上共和政府将军。大仲马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政，憎恨复辟王朝， 不满七月王朝，反对第二帝国。他饱尝种族歧视，心中受到创伤。家庭出身和经历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平、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大仲马自学成材，一生写的各种类型作品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大仲马的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问世一年。这出浪漫主义戏剧，完全破除了古典主义"三一律"。这期间，他创作的《雨》闻名于世。
大仲马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外，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亚历山大·仲马小说的特色。最著名的是《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1844）、《基督山伯爵》。他曾自己主编过一份文学性质的报纸，名为《火枪手》，上面刊登了他自己的很多小说和漫谈录。它是当时法国家庭妇女深深喜爱的读物。大仲马被别林斯基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
四、小说特色及主要作品分析
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情节曲折生动，往往出人意料，有历史惊险小说之称。结构清晰明朗，语言生动有力，对话灵活机智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1844-1845）为大仲马带来更高的声誉。此后，大仲马又写了数以百计的小说作品，较著名的有《三个火枪手》的续篇《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日罗纳子爵》（1848-1850）、《玛尔戈王后》（1845）、《约瑟夫.巴尔萨莫》（1846）及其续篇《王后的项链》（1849）、《昂日·皮图》（1851）、《沙尔尼伯爵夫人》（1852）等。大仲马的大部分作品是与他人[最主要的合作者是奥古斯特·马凯（1813-1888）]合写的。
1.《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又名《基督山复仇记》）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杰出作品。
十九世纪一位名叫爱德蒙·唐泰斯的大副受到陷害后的悲惨遭遇以及日后以基督山伯爵身份成功复仇的故事。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料。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使其成为大仲马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和很强的艺术魅力。
《基督山伯爵》共分四部。第一部写的是主人公狱中遭遇和越狱后的报恩行动。 第二、三、四部，叙述主人公复仇的曲折经过。小说是以基督山扬善惩恶，报恩复仇为故事发展的中心线索的。出色地运用了“悬念”，“突发”，”发现”，“戏剧”等手法，在叙述上有较大的叙述密度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特色还体现在人物的理想化上。尤其是对复仇阶段的爱德蒙的塑造，显示出了作者自己呼风唤雨，支配一切的梦想精心策划，心计重重，一步一步将自己的仇人逼向绝境。所有的人都成了他操作之下的玩偶。基督山伯爵简直成了上帝的化身。复仇是古典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复仇主题的意义何在 如果不是孤立地描写个人的复仇行动，而是把人物的复仇放到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去描写，放到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中去表现，那么就能揭露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使作品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基督山复仇的手段是诉之于金钱的威力。本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金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确地描写金钱的作用，会给作品带来一定的价值，正像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中所反映的那样大仲马虽然在小说中也生动地刻画了卡德罗斯，维尔福夫人等谋财害命的场面，但从整个小说的基本倾向来说，对金钱的关系不是揭露批判，而是赞赏歌颂，从而宣扬了有钱就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的思想。
2.《蒙梭罗夫人》。
大仲马著《蒙梭罗夫人》是一部历史小说，同《玛戈王后》及《四十五卫士》合成三部曲，描写的是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法国。
16世纪时出入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宫廷的都是一些贵族剑客或勇士，其中既有依附于国王的，也有不依附国王而忠于安茹公爵的，两派势成水火，闹得不可开交。比西是安茹派的第一勇士，他被国王派的剑客击伤后，为一个绝色美女所救。这个绝色美女名叫狄安娜--也就是本书女主人公，后来被王家犬猎队队长蒙梭罗看中，成了蒙梭罗夫人。狄安娜貌若天仙，宫廷上下的男人们为之倾倒。她与比西两情相悦，这使得垂涎其美貌的安茹公爵炉火中烧，由此引发了一声血腥的宫廷决斗……
《蒙梭罗夫人》是一部历史小说，同《玛戈王后》及《四十五卫士》合成三部曲，描写的是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法国。这部小说正如大仲马的其他历史小说一样，有英雄，有美人，有主持正义的宫廷小丑，有阴险毒辣的篡位者，有正统的国王，有年迈的王大后；这些人物用爱情、妒忌、贪婪、陷害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就构成刀光剑影、血溅宫廷的一幅幅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画面，引人入胜，趣味无穷。
3.《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又译《三剑客》、《侠隐记》，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曾五次被翻拍成电影作品。三个火枪手分别是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
《三剑客》於1843年3月至1844年7月在巴黎《世纪报》上连载，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梅拉在《亚历山大仲马和〈三剑客〉》一书中指出：「三位才华大相迳庭的作家共同写出这部小说：库尔蒂茨制订了梗概和情节；马凯拟了初稿；仲马赋予它生动的叙述、对话、风格与生命。」。1907年中国的伍光建翻译为《侠隐记》，多有删节，后来李青崖从法文译出全书，取名《三个火枪手》。
故事内容是平民出身的达达尼昂到巴黎投军，加入国王路易十三的火枪手卫队，和其他三个火枪手成为好朋友。他们为了保护王后奥地利的安妮的名誉，抗击红衣主教黎塞留，击败黎塞留设置的重重障碍，前往英国，从白金汉公爵那里取回王后的钻石，挫败了黎塞留挑拨国王和王后的阴谋。
4.《玛尔戈王后》。
《玛尔戈王后》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杰作之一，取材于法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宗教战争。自从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再版，并被搬上银幕，该部电影还获得第20届凯撒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玛尔戈王后》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杰作之一，取材于法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宗教战争。可以说它是大仲马为圣巴托缪节惨案撰写的一部精彩无比的史诗，为读者提供的法国宫廷的政治风俗画同样是罕见的佳作。而玛尔戈王后和拉莫尔的恋爱故事尤其被后世传为趣谈。读过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读者都记得，书中的拉莫尔侯爵小姐颇以死在断头台上的祖先拉莫尔伯爵而骄傲，那位伯爵死后，他的情妇玛尔戈竟然将他的头颅珍藏起来作为纪念。而拉莫尔小姐就是仿效玛尔戈，保存了于连的首级。《玛尔戈王后》自从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再版，并被搬上银幕，在著名的国际影星伊莎贝拉·阿加妮的演绎下，增强了该作品的受读者喜爱程度。该部电影还获得第20届凯撒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结语
大仲马各种著作达300卷之多，以小说和剧作为主。代表作有：《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剧本）、《基督山伯爵》（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长篇小说）等。大仲马信守共和政见，反对君主专政。先后参加了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革命、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等活动。由于他的黑白混血人身份，其一生都受种族主义的困扰。2002年，大仲马去世132年后遗骸移入了法国先贤祠。大仲马小说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情节曲折生动，往往出人意料，有历史惊险小说之称。结构清晰明朗，语言生动有力，对话灵活机智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大仲马也因而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大仲马20岁时来到巴黎并开始文学生涯，1829年创作的剧本《享利三世及其宫廷》使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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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现代文学发展贡献的再认识 篇7
鲁迅先生认为新文学应该对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进行描写, 所以说文学题材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 强调文学题材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多样化, 所以他特别的鼓励作家要对自己的生活天地进行扩大, 并且逐渐的开拓新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鲁迅先生在对台静农的小说进行评论的时候, 就特别对题材新颖进行了强调, 他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 诚然是不容易的, 但他却贡献给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季节, 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 能将乡间的死生, 泥土的气息, 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 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可见, 他对台静农所采用的新颖题材的赞赏;对于萧红的《生死场》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自然这不过是略图, 叙事和写景, 胜于人物的描写, 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 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众多学者和文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语言是进行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 但并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进行文学创作的载体。文学创作中一旦把语言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 那么这些文学语言就会和文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并且和文学思想共同形成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要想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 那么就要先对语言进行改革, 在一定的情况下, 实行文学语言改革还有可能会成成是进行文学思想变革的先导力量[2]。在这一观点中, 鲁迅先生的认识非常的明确。他曾经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 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的主张, 另外在自己的杂文中还对那些但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把他们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 甚至还曾经刻毒的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 得到一种最黑, 最黑, 最黑的咒文, 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 妨害白话文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 因这罪恶的心, 应该坠入地狱, 也将决不改悔, 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 妨碍白话者。”足以可以看到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决心。
2、鲁迅先生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论述
关于文学题材, 那么鲁迅先生就有很多建设性地论述了, 他的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 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当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 甚至鲁迅自己都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 也不喜欢做旧诗…”所以鲁迅先生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 远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他自己也一直强调自己是新诗的“外行”, 没有进行研究, 但是我们如果对鲁迅先生对于新诗所进行的一些论述, 那么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新诗的理论建设所进行的一些努力。第一, 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感情进行的表达, 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他在《诗歌之敌》中曾关于道学先生对恋爱诗十分厌恶的情况进行了评论:“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 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 发讫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 殊无所用其惭惶。”第二, 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在《摩罗诗力学》中, 鲁迅先生就把“摩罗”诗人介绍到了中国, 对中国自《诗经》以来诗歌中“思无邪”的传统进行了打破;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 鲁迅先生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之中思想内容的欣赏, 同时这种欣赏也让他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一种少有的不屑态度;第三, 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做诗。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 到唐已被做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 大可不必动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 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可是巨大的, 甚至超过了他同一时期的胡适。首先鲁迅先生是我国古典文学和理论的整理者、继承者。他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可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通史, 之中的论述相当的精当, 考订足够的严密, 体系也相当的严谨, 就连评判中的科学性也足够的强, 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学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他对《红楼梦》进行评价的时候说:《红楼梦》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 把人进行了真实的描写, 打破了之前小说中的好人没有一点坏处, 坏人没有一点好的传统思想和写法。对于《三国演义》, 鲁迅先生则持批判思想:“写好的人, 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 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准确的分析了《三国演义》所存在的缺陷;另外鲁迅先生还是“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践者和倡导者, 他的目的就是借助小说的力量, 来对社会中的不良思想进行改良, 即“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主意”。然后, 鲁迅先生对于当时的小说创作也进行了批评和指导, 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莽原社、未名社以及狂飙社等众多作家的小说作品进行了批评, 同时整理总结了“乡土文学”以及社团流派等的概念理论, 积极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健康发展。
对于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题材、语言、体裁方面的主张已基本明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初期, 鲁迅先生不但对文学创作的题材实行了大解放, 扩大的文学创作题材, 使之更接近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而且加大的文学语言的多样性, 对新文学的题材样式进行了拓宽, 是现代文学呈现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古大勇, 黄科安, 鲁迅对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贡献[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4) , 70——75
文学贡献 篇8
关键词：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旅游,思想
公元1613年5月19日，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游，由于徐霞客在科考旅游上的突出贡献和世界影响，我国选定徐霞客首次出游日“5·19”为中国旅游日，以纪念这位被后人尊奉为“游圣”的伟大旅游家、游记文学家、地理学家。本文从徐霞客的旅游历程和他撰写的《徐霞客游记》入手，来剖析其独特的旅游思想。
一、博学是徐霞客旅游思想的基础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侠客是他的号，江阴县南肠岐人，生于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徐霞客在小时候就爱动脑筋，不知道的事都爱寻根追底，都想动手试一试。爱动脑筋的他经常向父亲提出一些很复杂的问题，以至父亲不知道如何回答，如：河里的水是从哪儿来的，流到哪儿去？大山是从哪儿来的？等等。因为头脑中有太多父亲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徐霞客转而向书本求答案，他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他读书非常认真细致，并有惊人的记忆力，对别人所提的问题总能说得一清二楚，因此被人称为“博雅君子”[1]232。坚持不断的阅读习惯，使徐霞客的知识面得到拓宽，为长大成人后的科考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书籍的浓厚兴趣则保持终身，其族兄徐仲昭曾这样评价他，“霞客好奇书……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半得之游地者”[2]167。
徐霞客阅读广泛，那些枯燥乏味的八股文章、四书五经不是他的阅读重点，他时常捧在手上的是地理、历史、游记一类的书籍和小说，这类书读得多了，让他对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的和秀美的河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我国旧的地理书籍介绍山川等自然风貌的内容较少，除中国的东部地区有少量介绍外，我国其他区域的地理知识基本上是空白。此外，他在阅读过程中还发现不同的地理书籍介绍同一地方时不相同，不知何为真，地理书籍中还夹杂着一些迷信的东西，无科学考证。对此，他时常感慨，像我们这样地大物博、人才辈出的文明古国，为何就没人愿意到各地去考察，写出科学可信的地理书籍呢？于是他的心中有了一个梦想，他决意不应科举，不入仕途，遍游名山大川，要做中国科考旅游的第一人，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探求神奇自然的奥秘，写出一部能够供后人参考的地理书来。
徐霞客的山水之志来源于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他能够出游离不开母亲的支持。徐霞客的父亲不事稼穑，徐家得以复兴，主要得力于徐母。18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徐霞客的母亲王氏是一个性格开朗、性情豁达、头脑精明的妇女。徐霞客的父亲去世后，徐母备受打击，但很快就振作起来，带领家中女仆经营田园，从事纺织，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到市场贩卖，换取家庭收入。在徐母的辛勤劳作下，徐家慢慢从衰落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富足之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儿子徐霞客想科考远游的理想，开明的徐母不但不阻止，还创造机会从多方面支持鼓励。她为儿子制作了一顶“远游冠”，“以壮行色”。同时还勉励徐霞客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能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2]67徐霞客听了母亲的话，内心非常感激，下定决心准备去远游。明万历三十五年，徐霞客肩挑简单的行李，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辞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开始出游。这一年，他22岁。
二、实学是徐霞客旅游思想的特征
徐霞客在旅游中遵循“不行不见”和“不行不述”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深刻体现着实学思想。因此，他在科考旅游中，坚持实事求是，对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认真对待，仔细记录。面对险恶的道路，他不顾安危，都要身临其境反复观察。如，雁荡山奇峰错立，幽壑腾烟，颇是难行，来访者多半望而却步于山道的艰险。为探索雁荡山的秘密，徐霞客三游雁荡山。徐霞客初游雁荡山花了五天时间，游览了“二灵一龙”一线景点，由于家中妻子身体方面原因，他只得离去。时隔二十年后的春天，徐霞客已经46岁了，他怀着兴奋的心情重整行装再游雁荡，这次游雁荡历时二十余天。同年的夏天，为了探究大龙湫之水来自雁湖的传说，徐霞客第三次考察雁荡山，历时11天。在第三次游雁荡时，终于探明了大龙湫源头究竟在何处。他千辛万苦登上百岗尖后，终于在常云峰之北和绝顶之南的夹坞之中，看清了大龙湫瀑布从卷崖中倾泻而下。后来，他又冒险攀上了小龙湫背，在雁顶东南的铁板、屏霞二嶂的绝壑之中，探明了小龙湫的真正源头。徐霞客用自己的考察验证了《大明一统志》和《雁荡山志》记载的“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的谬误之处。
丁文江（中国地质学泰）评价“徐霞客之游，非徒游也，欲究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3]35。徐霞客的旅游，并不是单纯为了游水玩水，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奥秘，寻找自然规律。如“程逾迫则流愈急”科学论断的提出，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从两座岭流出的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从黎岭流出的建溪较长，而从马岭流出的宁洋溪要短。徐霞客在1628年3月和1630年8月两次抵达黎岭和马岭考察，他得出了马岭流出的宁洋溪的水流比黎岭流出的建溪水流快的结论。欧洲人得出流速与流程成反比例的科学论断，比徐霞客提出的“程逾迫则流愈急”原理晚了一百多年。
徐霞客被世界地理学会称为石灰岩地貌科学考察的先驱。早在17世纪，徐霞客就对我国的石灰岩地貌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考察，对丘陵地形、地下暗流、圆洼地、峰林现象、溶水洞的成因和特征，都有详细记载和描述。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相当广泛，徐霞客选择西南地区，本着一丝不苟地的精神探察了一百多个岩洞。徐霞客在日记中详尽记载了一百多个岩洞的分布情况，每个岩洞的方位，每个岩洞的深度、高度和宽度，并对石钟乳、石笋的形成作出了符合科学的解释，这些结果和结论与今人科研得出来的绝大多数吻合。在当时整个世界上的地质学、地理学都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情况下，徐霞客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卓有成就的研究成果令人叹服。
三、创新是徐霞客旅游思想的灵魂
徐霞客一生足迹遍及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安徽、浙江、广西、江苏、山东、河北、山西、山西、河南、贵州、云南等十九个省份）。在旅途中，总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所得记录下来，后人整理后称之为《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是世界旅游史、科学考察史上的瑰宝，广受世人的推崇。《徐霞客游记》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我国风土民情、名山大川、山脉河流、岩溶地貌、植物生长，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情况，并作出了严谨的论断和科学的分析，独具特色。其创新之处有三点。
一是边游边记，事无巨细。徐霞客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科考旅游，每到一地，他都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加以详细的记录。他的日记基本上是描写祖国的秀美山河、人文景物，同时在日记中，他常常把村落寺庙、行路多少、山间植被、天气的阴冷晴暖、水的流向，纳入其中。李约瑟（英国著名科学家）对《徐霞客游记》博广内容赞叹不已，说《游记》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徐霞客所处的17世纪，说它是20世纪野外勘测家的作品也绝不过分。
二是文理一体，互补互衬。《徐霞客游记》现今留存下来的约六十余万字，从文字角度看，《游记》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文学巨作，它的文字简练、语言优美、叙述生动，写景记事，悉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自然界的万千美景，神州的名山大川，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如诗似画。写静态，清新秀丽。写动态，千变万化。写水，或水清石寒，或碧波荡漾，令人心旷神怡。写山，或巍峨雄壮，或峻险幽奇，令人目不暇接……如此种种，美不胜言；从科考角度观察，《游记》又是一部研究地理地质的百科全书，它在人文历史、水文气象、地理地质、物候生态等方面都有重要科学价值，游记涉及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地质水文、动物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都有详细记载，今人的参考价值极高。
三是民族骄傲，世界瑰宝。《徐霞客游记》与国外同类作品比也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第一”，早大约三百年的马可·波罗（1254—1324）《马可·波罗游记》和晚大约三百年的斯文赫定（1865—1952）《亚洲腹地旅行记》（又译《长征记》），在篇幅和内容上均不能与《徐霞客游记》相比。徐霞客从实践中求真知的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则比欧洲著名地理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和洪堡（1769—1859）还要早一二百年。
公元1640年，徐霞客在云南考察时患了足疾，还应丽江知府木生白之请，历时三个月撰修了《鸡足山志》（共4卷）。后“因病不良于行，于十三年坐船东归”，六月抵家，于1641年5月8日与世长辞。徐霞客对中华民族贡献巨大，我们学习徐霞客，就是要学习他敢于冲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与限制，坚持求真务实的实学思想，给新时期我国的各项建设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和一派生机。
参考文献
[1]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M].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M].山东齐鲁书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