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教育培训

警察教育培训（共12篇）

警察教育培训 篇1

清末为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时期, 也是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冲突与融合的时期。此时,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创设近代警察制度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清朝政府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 逐步使警察教育法制化。清末警察教育立法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法的确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清末教育立法———清末警察教育立法的基础

迫于强大的社会进步的要求, 为了延续封建统治, 清王朝进行了教育改革。自此, 以“礼法结合”为主要特征、为封建专制服务的中国古代教育法制开始解体, 中国教育法制随之进入近代化的转折时期。

1902年, 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其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教育法规, 虽正式颁布并未实施, 但对当时的新学校做了较全面的规定。在此基础上, 1904年, 张百熙与张之洞等人奏拟了《奏定学堂章程》。章程的颁行对推进教育改革、统一学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止。该章程除规定学校系统及学校管理体制、教授法、学校设置等内容外, 还明确提出了“勿论何等学堂, 均以忠孝为本, 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 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 练其艺能, 务期他日成才, 各适实用, 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 慎防流弊之意”的教育宗旨。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提出的教育宗旨, 其核心是封建的忠孝思想, 明显反映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方针。这个教育宗旨为清政府制定警察教育法规提供了依据和准则。[1]

1905年, 清朝撤销国子监, 设立学部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次年, 清廷撤销学务处和学校司等省级教育行政机关, 改设提学使司, 作为各省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在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为各地教育行政机关。1909年, 清政府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 各区一到三省。至此, 清王朝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系统, 为教育法规的贯彻落实提供了组织保障。

为了推行并规范“新教育”, 除上述章程外, 清政府还制颁了一系列的教育法规。教育行政方面有:《学部官制》、《各省学务官制、办事权限章程》、《视学官章程》、《劝学所章程》、《中央教育会章程》、《各省教育会章程》、《强迫教育章程》等;学校制度方面有:《增订各学堂管理通则》、《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改良私塾章程》、《小学经费暂行规程》等;职业教育方面有:《各省巡警学堂章程》、《财政学堂章程》、《各省实业学堂整顿筹划大纲》等。[2]

清末制定的这些教育法规保留了旧教育的内容, 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是, 清末教育立法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地位, 促进了近代学校的发展, 也为警察教育立法奠定了基础。

二、清末警察立法———清末警察教育立法的前提

清末建警立法虽然不过十余年的历史, 但其法规数量及种类相当可观。仅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 至宣统三年 (公元1911年) , 清朝政府颁行的全国性警察法规不下百件。从法规的内容和性质上区分, 清末警察法规可分为两类。

(一) 组织类法规

组织类法规, 即有关警察机关之编制、隶属关系、人事安排、执掌划分方面的法规;具体而言, 包括警察机构的组织, 各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 官吏的任用、选拔、考核、奖惩、抚恤, 设备、服装、警械的规格和等级, 经费的筹措、使用, 纪律、礼节, 勤务与会议方式等方面的法规。如《巡警部官制章程》、《民政部官制章程》、《内外城巡警厅官制》、《考取巡警章程》、《各等巡警学堂学生毕业暂行章程》、《巡长、巡警勤务章程》、《民政部奏定巡警道属官任用章程》、《巡警禁令》、《巡警道官制并分课办事细则》、《使用哨笛简章》、《巡官长警赏罚章程》、《考核巡警官吏章程》、《司法警察职务章程》、《巡警礼式》、《部厅会议规则》、《稽核解支款项章程》、《民政部及巡警厅权限章程》、《巡官长警饷制》, 以及各地警察官署制定的有关巡警招募、赏罚方面的章程, 等等。[3]

(二) 职权类法规

职权类法规, 即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执行职务时所依据的法规, 具体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治安行政管理法规, 即保持公安、防止一般危害的法规。如《违警律》、《违警律施行办法》、《调查户口章程》、《户口管理规则》、《报律》、《大清印刷物专律》、《结社集会律》、《报律》、《检阅报章规则》、《火场救护规则》、《管理镖局枪支规则》、《管理娼妓规则》、《大清国籍条例》、《调查户口章程》、《呈报营业规则》、《呈报建筑规则》、《管理人力车规则》、《管理夜市执行细则》等。

第二部分为特殊行业管理法规, 即附属于某个特殊行政部门, 为辅助“其达成特殊行业之目的”的法规。清末有关卫生行业的警察法则即属于此类。如《预防时疫清洁规则》、《改定清道章程》、《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管理浴堂营业规则》、《管理种症规则》、《政务处议奏禁烟章程》、《管理售卖膏土章程》、《管理戒烟丸散规则》等。

第三部分为司法警察法规, 即有关侦查罪犯、搜集证据、逮捕犯人, 辅助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方面的法律规定。如《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章程》、《各处差役来京缉案章程》、《外城侦缉队章程》、《巡警总厅拘留所章程》、《民政部、法部协定移交接收预审厅后办事权限章程》等。

以上三部分法规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规定了警察权的组成及其职权行使方式。

在清末十余年的时间里, 这些法规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但这些法规既体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法理精神, 又借鉴吸收了近代警察科学理念, 还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了中国既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此, 从一定意义上讲, 清末警察立法对于规范清末警察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成为了清末警察教育立法的前提条件。

三、清末警察教育立法的特点及评价

清末在兴办警政时极为重视警察教育, 并在创建警务学堂过程中把章程的拟订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警察院校在清末短短十年间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广泛举办, 是与警察教育法制建设密切相关的。

(一) 警察教育的规范化

清朝自创办警察之始, 即认识到警察培训与警察人才、警政事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政府开办警察学校的目的在于为警察机构输送具有警察知识的官吏, 并最终形成了高等巡警学堂、巡警教练所两级办学体系;此体系的建立是以警察教育法制建设为基础与保障的。

以京师为例。京师警务学堂设立第二年, 即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1902年) , 清朝政府就制颁了《京师警务学堂章程》, 包括总则、职制、教科、学期、课程, 入学、退学、考试、给予及贷与, 赏罚、附则等八章。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 , 清廷将京师警务学堂改造为京师高等巡警学堂, 即制颁了《京师高等巡警学堂章程》。宣统二年 (公元1910年) , 京师高等巡警学堂改隶民政部, 更名为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 清廷立颁了《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章程》。这些章程内容涉及学校组织机构、人员设置、办学宗旨、学制、学科设置、课程结构、招生制度、学员待遇、考试制度、实习制度等警察教育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 这些章程的出台, 体现出了当局对警察教育事项的重视, 规范了警察教育, 增强了警察教育的权威性。[4]

(二) 警察教育法的统一化

清末后期, 清廷加强了对各地警察教育立法的指导和监督, 警察教育立法趋向统一。

由于清末各省巡警学堂“所拟章程, 编制课程多未一律”, 学制短、程度低, 并缺乏对基层一线警员的培训, 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1908年) 10月, 清民政部借鉴京师高等巡警学堂的举措及直隶开设巡警传习所的经验, 奏颁了《各省巡警学堂章程》, 对全国各省的警察教育体制、警务学堂的招生条件、招生数额、学堂的职员构成、课程的设置及学制、考试制度、分配方式都做出了统一的规定, 对全国的警察教育体制进行了统一的规划。[5]

章程颁布后, 各省高等巡警学堂纷纷设立, 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前, 几乎所有省份都设立了高等巡警学堂。这些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警察专门人才。这批人才不仅成为清末警察队伍的基干, 而且直接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察建设中, 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

(三) 警察教育立法的层次性

在加强对地方警察教育立法指导的同时, 清廷注意到了各地方的实际情况, 允许各地根据中央立法的基本精神, 制定本地方的警察教育法规, 表现出层次性特点。

中央制定并通行全国的警察法规, 既有专门为全国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制定的法规, 如《京师警务学堂章程》、《京师高等巡警学堂章程》、《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章程》等, 又有为规范地方或部门警察教育出台的法规, 如《各省巡警学堂章程》、《京师现设各等巡警学堂毕业生升转暂行章程》、《各等巡警学堂学生毕业暂行章程》等。[6]

地方制定并在本区域内有效的法规, 如《北洋巡警学堂推广重订章程》、《北洋巡警学堂附本省申送附学章程》、《江南高等巡警学堂章程》等。《北洋巡警学堂附本省申送附学章程》规定, 本省郡县有愿申送学员、学生来学者, 只要遵照学堂规定的考选办法, 就可在第一学期开学之时选送。鉴于各省多有请求派生来学的情况, 该章程还规定, 外省可以咨送学员和学生来学, 送学人数、挑选方式由各省据情自定。由此可见, 这些地方性警察教育法规绝大部分系地方当局为贯彻或变通执行中央警察教育法规出台的有关规章。

清末警察教育中体现的分层次办学、按类别培养、与实务结合、中央统一管理的思想, 为民国时期的警察教育及其立法提供了范例而被沿袭与发展。

(四) 警察教育立法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为大势所趋, 但清末建警及警察教育立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方面, 清廷建警是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社会进步的要求, 目的是维护与延续封建专制统治, 警察教育内容的核心是封建的忠孝思想, 从而悖反了近代警察法保护民众利益的基本宗旨。清廷政府官员少有机会研究近代警察教育理论, 对西方警察及其教育制度知之甚少, 国人对近代警察制度的认识知之更少。在这种背景下, 清末警察教育立法必然带有两重性:既有向近代警察教育制度靠拢的进步倾向, 又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教育传统和落后的束缚, 造成“因陋就简, 有名无实”“形体虽具, 精神尚虚”的结局。[7]

另一方面, 清末警察教育立法主要借鉴了外国的立法经验。当时有人建议:“博采东籍, 广延通才, 参合考订。”因此绝大多数警察教育法规的制定参照了各国, 特别是日本的警察教育法规, 造成制定的警察教育法规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有理想化的成分。

清末制定的警察教育法规保留了封建教育的内容, 既有不切合中国实际之处, 又有浓重的封建色彩。这正是清末封建统治者意志的反映。

总而言之, 清末制定的警察教育法规尽管不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且有浓重的封建色彩, 但是, 清末警察教育法基本上反映了警察学和教育学的一般规律, 确定了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地位, 促进了近代警察院校的发展, 从制度上保证了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稳步推进, 从而为民国时期警察教育立法及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法的确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柳卫民.中国势察教育立法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6.

[2]刘兆伟等.中国教育法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3]韩延龙, 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4]孟庆超.中国警察近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5]孟庆超, 宫淑艳.近代中国警察教育之探索[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5, (5) .

[6]万川.中国警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7]柳卫民.警察教育若干问题研充[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7.

警察教育培训 篇2

从今年2月18日至8月17日，历时六个月的人民警察初任集中培训已经圆

满结束了。通过集中学习培训，我进一步端正了思想，丰富了公安理论知识，加

深了对当前公安工作的了解，明确了工作努力方向，增强了做好公安工作的紧迫

感，责任感，初步完成了从一名在校大学生向一名人民警察角色的转变。

在思想上，要树立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意识。坚持执法为民，立警为公，是我们公安队伍的基本要求。明确了公安工作要对法律负责和对党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一致性，坚持专政职能和管理职能，服务职能的统一性。始终把维护和实

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

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与时俱进，坚持

执法为民，切实负担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每一位基层民警都要进一步提高对端正执法思想，坚持执法为民重要性的认识，在公安工作中，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真正做到

人民公安为人民。在日后的工作中，要坚决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错误执法观念，如执法不规范，执法目的的不明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在执法中要强化人

权意识，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去执法，在依法履行职责中，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落到实处。

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通过学习全国

“ 二十公 ” 会议精神和公安部的五条禁令，牢固树立了 “ 立警为公，执法

为民 ” 的理念，树立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在工作中要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尊重人民群众，强化服务意识，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养成了良好的纪律作风和政治责任感。我了解了人民

警察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政治性队伍，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要能做到听从命

令，服从指挥，令行禁止。

通过课间与老师们的交谈，让我知道了自己知识的浅薄，这使得我的求知

欲膨胀起来。我只有不断的去学习，来满足自己的求知。使我认识到警察是国家

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肩负着防范和打击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秩序的重任。警察必须按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行使权利，应当努力为人民群

众和企业的生产安全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不受侵犯和企业发展壮大的顺利进行。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在工作中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要做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人民公仆。

其次，在技能学习上，通过学习公共管理和警察专业知识，提高了自己正确

把握，提高了自己正确把握当前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的能力，提高

了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做好警察工作的信心和工作责任感。正确掌握了必备的专业技能和法律法规，提高了业务工作能力，通过听取专家教授高层次的辅导课，学到了许多新的观点，拓宽了视野，培养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活跃了思维，加深了对地方社会经济的了解，政治理论和知识面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通过对廉

正教育，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宪法修改与宪政制度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深刻理

解法律法规的极端重要性，强化了自身的法律意识，提高了依法办事的能力，加

强了廉政自律的意识。通过对警察综合课程的学习，我们初步掌握了工作的程序

和方法，锻炼了身体，强健了体魄。

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认识到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只有严格、公正、文明的依法履行职责，才能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只有精通法律，树立牢固的法制观念，才能提高文明办案的水平，才能自觉的把法律规定的任务落实到职责活动中去，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肩负起党和国家及人民赋予的重任，要时刻清醒的认识到，人民警察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解人民之忧，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深入学习了从事与掌握公安工作的技能与相关的法律知识，涉及了警察伦理道德、单警装备使用、盘查技能、搜索技能、廉政纪律等等，并且学习了警察在实际工作中最安全的出警对敌战斗理念、盘查中的全方位安全理念。在这六个月的学习中我学会了如何接警、处警，如何使用，并学习了国际上最安全的出警对敌战斗理念，这些都使我对公安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在模拟枪战训练中，真正地体现了新时代警察高效率的快速反应能力与沟通配合意识，还有全方位的安全理念。一位名人说过：“划一根火柴，闪亮一下，就熄灭了。但倘若用一根火柴去点燃一堆火，却可以散放出比一根火柴大十倍、百倍、千倍，乃至无数倍的热量。”通过这三个月的训练，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是多么切合实际。训练中，它使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同学之间多了一份信任，多了一份友谊，它使我感觉到了团队的重要，团队团结一致更重要。尤其是在背摔及救生的项目中，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至今我还回想着在背摔项目中教官所说过的三句话：“我相信自己，我相信大家，我们一定能成功！”多么朴素的语言，但它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信任的重要；在急救项目中，更加体现了团队团结一致的好品质、好精神，正如雷锋所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只有大家团结一心，才能顺利渡过难关，完成任务。

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认识到熟练地掌握警务技能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重要前提，在此次培训中，我不仅掌握了擒拿控制等打击犯罪的警务技能，同时也学会了警务急救的相关技能，为保护人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和老师及老民警得交谈，我意识到在以后的工作中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去做显得极为重要，即要做到“三多一少”。

一，多想。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考虑。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经常换位思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我这么一个新上任的警察来说我更应该多想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想到好的点子，我可以把它先记下来，结合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工作的环境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让自己更快适应这个神圣却又艰苦的岗位。

二，多听。听群众之所言。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并且我认为这个习惯对我以后的工作还有好处，就是多听听基层的声音，多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老百姓才会和你说实话，才愿意告诉你他们真实的想法和意见。因为至古以来，警察在老百姓中的形象大多是来抓坏人，做了坏事，警察才找上门，平时少他他们打交道为好的老观点。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工作的有效开展，也不利用改善警民关系。多听的前提是沉下去，到群众中去，光知道坐在警车里是很难听到最有价值的意见的。

三，多做。做群众之所需。大学的一位教毛概的老师说：“你们年轻人，到了单位去了以后要多做事，做的越多进步的才越快”我觉得她说的很对！刚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同事都是陌生的，周围的环境也是陌生的。这更需要我多做多了解才可以慢慢适应。同时自己是年轻人理应承担单位的重任，要敢挑重担。抛弃那些在学校有时会犯的怕自己做不好就不去做的错误观点。在失败中成长，在错误中学习。

四，少说。夸夸其谈是我们80后的一个通病。在工作岗位上多想多听多做，少说，少说大道理，少说不利于单位团结的话，少说不利于和群众搞好关系的话，少说抱怨的话。有情绪应该学会合理释放。做一个心理成熟的人民警察。

公安院校应强化警察角色教育 篇3

【关键词】警察权；角色矛盾；警务社会化

一、警察角色剖析

要明确警察角色的内涵，首先必须对警察一词进行定义。对于从事警务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国外普遍称之为警察，而国内则一般称之为公安。因历史发展和社会认识不同，各国对警察的外延设置也有所差异。国外警察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层面来讲，警察机关包括一般警察机关和特殊警察机关。从狭义层面来讲，警察机关仅指一般警察机关，这基本等同于我国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公安范畴。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讲，相对于公安而言，警察是一个普遍认可的学术和法律概念。但广义层面上的一般警察机關与特殊警察毕竟在警察权的运行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为了确保学术概念研究的一致性，并针对我国国情，本位采用狭义层面上的警察词语，即仅指代公安范畴领域的警察。

在明确警察一词的前提下，我们再来界定警察角色的内涵。理论界一般从警察法学和社会学角度对警察角色进行研究，且研究的成果比较丰硕。不过，理论界对警察角色的认定也存在很多误区。笔者认为警察角色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警察角色是一种表现性角色而非功利性角色，即以表现社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等为目的的社会角色，而不是以获得经济上的效益或报酬为目的；二是警察角色是一种规定性角色而非开放性角色，及警察角色的权力和义务是明确规定的；三是警察角色是一种自致角色而非天赋角色，即警察角色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获得，而非先天赋有。

二、警察角色教育功能定位

1.警察角色教育决定警察角色转换成效

在我国，大部分警察院校的学员毕业后就进入了警察队伍，从警察院校的学生直接转变为实务部门警员，不可避免会遇到角色转换问题。角色转换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警察职业建设的成效，如果这些学生已经确立了良好的警察角色意识，就能顺利实现角色转换，确保角色扮演成功，进而推进警察职业建设有序发展。

2.警察角色教育引导警察建设方向

警察是掌握强制力的国家力量，必须明晰角色定位，才能确保警察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实力量，而不至于因权力滥用导致公民合法权益受侵犯。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政治教育主要蕴含在法治教育当中。不过，警察角色也并非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应从执行法律、服务群众等方面对警察进行全方位角色教育。

3.警察角色教育规范警察权运行

规范警察权运行是警察角色教育的最终落脚点。警察权如果不被有效制约，容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在我国治安案件查处纯粹是行政治罪、刑事案件处置缺乏诉讼构造的背景下，明确警察角色，有利于规范和调整警察行为，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确保警察权的运行不背离法律预设目的。

三、警察角色教育存在的困境及危害

警察角色教育呈现出一些发展困境，一是警察院校教育中技战术等实战方面的知识较多，而警察角色教育基本处于空白；二是警察角色教育基本上停留在打击犯罪、为人民服务等宣言性口号上，指导性不强。三是个别新警员或警察学员受西方警察中立性理论的不良侵蚀。

警察角色教育三方面困境导致民警产生角色认知矛盾，一是角色中断，即前后相继所承担的两种角色之间发生了矛盾的现象；二是角色不清，即不知道警察的职责与任务，对警察角色的定位不清晰、很模糊，导致工作消极、不作为。三是角色冲突，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对警察新型角色认知不清。四是角色失败，警察角色扮演者无法成功进行表演，未满足职能要求。

四、完善警察角色教育的路径选择

1.明晰警察角色内容

警察角色应包括四个方面：警察是执法力量，而非单一的阶级专政工具，阶级专政的功能应蕴含在执法当中；警察是执行法律、维护秩序、服务群众等多元角色的合一，而非打击犯罪战士之单一角色；警察是警务工作程序主体之一，而非唯一主体；警察是社会人，而不是单纯的法律人。

2.拓展警察角色教育渠道

一是在警察院校学员公安教育中加大对警察角色方面的教育，防止预备警官向正式警员转变时产生角色中断。二是在新警入职培训中增加角色教育。对军队转业或从非公安专业院校招录的警员进行角色教育，防止出现警察角色认知不清、冲突甚至失败的问题。

3.强化警察行为文化建设

就公安院校教育来讲，强化警察行为文化建设，主要是在立足课堂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和有序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强政治建警和从严治警，强化警务化管理和养成教育，及时预控与人民警察格格不入的行为和习惯。

参考文献：

[1]徐文星.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M]，法律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26页.

[2]许林飞.公安院校必须强化警察角色意识教育[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6页.

比较警察教育研究初探 篇4

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并不长, 一般把1817年法国教育家朱利安提出比较教育研究计划作为学科创建的开始。比较警察教育作为比较教育的一个分支和警察教育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历史更加短暂, 对它的研究是当前我国警察教育研究中的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整体来看, 学术界罕见关于建立比较警察教育理论体系的努力, 对该体系的基本理论问题、基本研究方法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研究。以致于比较警察教育在当前看来更像是一种研究方法或是一种研究思路, 而不是一种理论体系。

从我国警察教育实际出发, 比较警察教育研究可定义如下:从建设和发展我国警察教育出发, 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研究当代外国警察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探讨国外警察教育制度和模式在中国适用的可行性及其中国化问题, 找出世界警察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 以作为改革和发展我国警察教育的借鉴。这种结合本国警察教育发展要求而展开的对外国警察教育的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增长知识, 扩大眼界, 提高对本国警察教育制度和自身教育工作的认识, 同时可以通过对外国警察教育制度的了解, 有选择地吸取其有用的经验, 为本国警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译介或描述国外警察教育的基本现状:二是就某个国家的警察教育或某些专题进行中外比较, 提出借鉴性意见或启发性建议;三是系统地提出比较警察教育的理论体系。整体看来, 学术界关于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 而第三层次的研究则极为少见。

比较警察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 要建立比较警察教育的完整体系, 首先必须研究其基本理论问题。基本理论问题尚未解决, 就更谈不上建立比较警察教育理论体系了。比较警察教育目前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有以下方面:

一是比较警察教育的定性和特征问题。

关于比较教育的定性, 教育学界普遍认为, 比较教育并不只是研究外国教育, 它是评价、分析外国的教育实质, 从而更清楚地分析对比本国教育制度的背景和基础。或者说是研究当前世界教育理论和教学、教育发展中的共同的和特有的特征及趋势, 并解释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哲学基础以及他们各民族的特性。比较警察教育亦是如此。

关于比较警察教育的特征, 应包括以下内容:

1.跨国性或国际性。

比较警察教育主要不是研究单独一个国家的教育, 它是跨国性的, 即研究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传统国家的警察教育与培训状况。为此, 比较警察教育的起点是必须对比较对象国的教育有正确的了解, 要对每个国家的警察教育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2.跨学科性和综合性。

一定警察教育体制的形成不是孤立的, 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各国警察教育进行比较研究, 就必须结合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多方面的分析研究。为此, 研究者就需要具备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 熟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今天的警察教育问题或教育现象, 只靠单一的方法、单一的研究和单一的学科是不可能研究透彻的, 必须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3.可比性。

指我们在研究中提出来考察的问题或因素应该是真正可比较的。比较警察教育的研究, 首先要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一个教育问题进行比较。其次, 对同一问题要在对等的水平上进行比较。

4.现实性。

比较警察教育从时间观点上看, 应是以现在为重心, 以现行警察教育为主要对象的。警察教育史对警察教育变化发展的研究, 是从时间上和纵的关系上进行考查, 而比较警察教育是以现在为中心, 从空间上和横的关系上进行研究。这一点正如比较法学把有关过去的法的比较研究排除于外一样。

二是比较警察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的成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比较警察教育研究要走向成熟和深入, 必须解决方法论问题。我国警察教育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应包括三个层次:

在第一层次的方法论上,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将它作为比较警察教育研究的基本指南。

在第二层次的方法论上, 必须坚持区域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 以问题研究为主的方法论。充分认识到区域研究是问题研究的前提, 而问题研究则是区域研究的深化。具体而言, 区域研究是分析研究一个国家的警察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问题研究是比较研究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警察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问题研究按照比较范围的大小又可分为两类:专题比较和综合比较。专题比较就是把各国同一类问题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例如把各国的警察教育行政管理、中等警察教育、高等警察教育以及各级警察院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各科教学法等问题分别排列在一起进行分析比较, 从中找出各国的特点和共同趋势。由于教育现象极其复杂, 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 因此比较研究一般从专题比较开始为宜。所谓综合比较是对国际警察教育的现状和趋势作全面的综合比较研究, 目的在于揭示各国警察教育培训制度和教育实践的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判明警察教育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在第三层次的方法论即具体方法上, 要坚持多种方法并用的原则。除了因素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两种主要方法外, 还可辅之以描述法、统计法、历史法、社会学的方法等。比较研究的方法决定于研究的内容和任务, 比较警察教育研究纷繁复杂就决定了必须坚持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因素分析法的使用是比较警察教育走向科学化的开端, 是通过说明形成各国教育制度和性质的诸因素, 以达到真正理解外国教育的目的的方法。辩证因素分析法认为通过内发因素和外发因素的相互作用, 教育制度就像生物体一样, 经历成长和发展的一定过程。比较分析法是最能代表比较研究的方法, 它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记述, 即通过运用地图表示法、图表法等方法, 对比较对象国的警察教育作详细的记述, 客观而全面地描述其教育制度和教育现象。二是解释, 即对所记述的教育事实, 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观点进行充分的研究, 说明事实所包含的意义。三是并置, 即将记述和解释的教育事实, 分类整理, 按可能比较的形式并置, 设定一些比较项目, 对事实加以详细说明, 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一定的假说。四是比较, 即通过同时比较, 详细证明并置阶段提出的假设是否正确合理。

三是确定比较警察教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问题。

这是比较警察教育研究的起点问题,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比较警察教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 警察教育制度的比较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警察教育都是相对独立于普通教育而自成体系的。警察教育由警察行政机关负责, 在学校设置与教师配备、经费划拨与使用、招生与分配、教学与考试、学位授予等方面一般均不受普通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制约。

(二) 警察教育管理体制的比较

各国的警察教育管理体制因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集中管理制, 即中央和地方的警察教育都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中央警察行政部门设置专司教育培养的管理机构, 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警察教育。

第二种是分散管理制, 即中央与地方警察机关没有直接领导关系, 地方警察教育只接受地方政府或地方警察机关的领导。

第三种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即既保持中央警察机关对全国警察教育的领导, 又实行地方警察教育接受地方政府或地方警察机关领导的双重管理体制。

(三) 警察教育模式的比较

各国警察教育主要有警察职业教育和警察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两种模式。前一种模式主要是进行培训,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警察工作所需要的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警务技能, 这种模式不计学历, 也不授予专业学位。后一种模式是除上述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警务技能的培训之外, 还要进行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即警察职业教育与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相结合, 这种教育模式与相应的学历、学位挂钩。

(四) 警察院校比较

不管警察教育体制和模式如何不同, 世界各国都把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警察院校作为警察教育训练的主要基地。警察院校列入警察机关编制, 实行严格的警务化管理。学生入学即入警, 具有警察身份, 享受警察待遇, 同时身着警服, 必要时可外出参与警务活动。

(五) 警察教育内容、方法的比较

综合来看, 世界各国警察教育的内容均强调切合实际, 学以致用,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能够为实践服务。其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在教学中注意讲授警察实务工作中的最新情况和问题。二是加强模拟训练, 提高实践能力。三是安排学生到警察实务部门进行实习, 边工作, 边学习, 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六) 警察学历的比较

世界各国招录警察普遍都有学历要求, 大多数国家要求新招录的警察必须具有高中或中等专业文凭, 有的警种则要求具有大学学历。各国还十分注重提高警察文化层次, 培养警察学硕士、博士。

(七) 警察录用、晋升的比较

由于警察职业的特点, 世界多数国家实行警察录用、晋升教育的一体化管理。所有新警察的录用和在职警察的晋升都必须在警察院校进行严格的正规化教育, 未经教育培训的人不能当警察, 在职警察也不得晋升。

(八) 警察教师队伍的比较

在警察教师队伍的配备方面, 各国都十分重视,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警察教育的质量。具体做法包括:一是严格挑选教师, 挑选有丰富经验和教学能力的优秀警官来担任专业教师。二是多配备警察实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兼职教师。三是实行教师双向交流, 警察院校的教师与警察实务部门的警官要经常进行交流, 以确保教学不脱离实际。四是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 加强进修和深造, 提高学历层次。五是教师待遇提高。

比较警察教育对象和基本内容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使我们的研究有明确的范围和逻辑线索, 不至于在纷繁复杂的材料面前不知所以, 难以下手。除了学术界已有研究中确定的某些专题, 如警察教育行政制度、教育模式、警察院校等作为研究内容的做法以外, 还可进行一些横断的综合比较研究, 如世界初级警察教育比较、中级警察教育比较、高级警察教育比较、警察教育思想和教育哲学比较研究, 甚至还可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 如世界警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趋势等。在比较研究的单位上, 也可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 如可加强有关民族、文化区域、宗教区域内的警察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等。

总之, 就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 比较警察教育理论整体上还处在初级的探索阶段。今后学术界应注意吸取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成果, 在解决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警察教育的特点建立比较警察教育的理论体系, 为比较警察教育研究提供指南, 为公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朱恩涛.世界警察教育概览[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6.

[2]陈东升.公安教育理论研究综述[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8.

[3]王大伟, 付有志.世界警察理论研究综述[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8.

[4]王彦吉, 杨鸣.中外刑事警察教育训练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5]曾忠恕.美国警务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警察培训学习心得总结 篇5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法院频频发生安全事件，法院安全检查问题也日益凸显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近段时间人民法院安全保卫工作不断经受考验并日渐受到重视，面对日益复杂的矛盾纠纷，不断加大的执法风险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时间和安全隐患，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提高身在安检第一线的干警的专业技能而开办的安全检查培训班，现我对于参见此次培训班所学习的知识进行整理总结，请领导批示.

在开班仪式上省法警总队总队长牛天治对前段时间针对基层法院的安全检查做出总要讲话，并对各个法院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如下：

1，法院干警认识不到位

2，警力严重不足

3，安全保卫硬件设施保障不到位

4，安全保卫措施落实不到位及制度的不完善

5，司法警察执法的法律依据不健全

关于加强警察大学生职业忠诚教育 篇6

摘 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狠抓思想政治建设，指出“看不见的敌人”有时比明火执仗的对手更危险。人民警察要做好反腐倡廉工作，首先必须做到的是以身作则，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警察大学生作为预备警官，作为公安机关的储备力量，作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未来的建设者之一，更应该做到绝对的忠诚。因此，警察大学生的忠诚教育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警察大学生；预备警官；忠诚教育

一、职业忠诚的内涵

（一）忠诚

忠诚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行为规范，亦是对自己信仰的一种无私奉献表现。忠诚决定了个人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体现了个体是否值得信任。忠诚体现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个体与组织之间从属的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做到了忠诚，人与人之间信任才会存在，个体才真正的属于某一组织或团体。

（二）职业的忠诚

职业忠诚体现了个体对其所从事的职业尊重、热爱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体现了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怎样的态度和意愿，是否拥有为此奉献终身的精神。

（三）警察职业的忠诚

忠诚，位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校训之首，可见忠诚的重要性。忠诚是代表对人民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警察职业的忠诚，是每个合格的人民警察必不可缺的一种精神，是一个基石性质的存在。

二、当前我国警察大学生职业忠诚度现状

（一）职业认知

当前，绝大多数警察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正确的，但是还需要积极地引导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使预备警官们在踏入工作岗位时，成为一名思想上合格的人民警察。

1.关于忠诚的价值目标

警察大学生忠诚的价值目标，是从思想上、行动上都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精神上追求发挥自我的最大价值去为人民服务，不去计较自己的物质得失，追求人民警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2.关于忠诚的价值认同

警察大学生忠诚的价值认同，是指警察大学生在内心和行动上认同遵守警察的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自愿做到时刻以这一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心理上做到了对忠诚的认同，则会时刻去提醒自己务必做到，这是一种习惯养成。为了让警察大学生做到这一认同，首先我们作为队长要以身作则，在加以利用现实职业中的模范教育作用。

（二）职业情感

职业情感，是个体与其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感情，包涵着热爱与热情。只有对职业产生了情感，才会为了工作无私奉献。

经过一段时间在公安院校的学习和熏陶之后，警察大学生对警察职业就已经产生了情感上认同，他们为自己是警察大学生，是一名预备警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对未来所从事的公安事业，充满了热情和热爱。

（三）职业行为倾向

警察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与普通地方高校的学生有较大区别，地方大学的学生在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有着较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行业和职业，一般不会存在一选职业定终身的状态。而公安院校的学生入校以后，其行业与职业就已基本确定，发展方向也基本明确，绝大多数的学生将把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作为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的终极目标，并为之不断努力。

三、当前警察大学生职业忠诚度培养的路径

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着人民警察必须对党、国家、人民、法律忠诚，公安院校的学生作为预备警官，在公安队伍未来发展建设中有着重要地位。忠诚教育在公安院校的开展，是落实公安机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是为实现依法治国提供更好环境的支持。公安院校学生职业忠诚度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过程，必须依靠各方面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包括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具体而言：

（一）提高警察大学生的忠诚认知

警察大学生在思想上认识忠诚的前提是理论上认同警察忠诚，因此理论上的認同度直接影响着警察的忠诚度。警察大学生的忠诚认知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将对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当成信仰，对公安机关的执法理念是否支持。这就要求在日常教育管理和专业教学中重视对学生进行终身以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为核心内容的教育，以提高警察大学生对忠诚内涵、忠诚原则和忠诚规范的认识、理解和掌握。

（二）培养警察大学生的忠诚情感

情感决定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奉献程度，没有对人民、对公安事业热爱的情感，警察大学生的忠诚认识就难以真正转成行为上的忠诚。加强学生的忠诚情感的培养，也就是培养警察大学生的使命感、正义感和荣誉感。

1.强化警察大学生的使命感

培养学生的使命感，要组织各项学习，使得警察学生认真学习党、国家、人民的光荣历史和传统。深刻认识到未来他们从事的职业，即人民警察是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对敌人采取专政、对人民采用民主，去惩治犯罪、服务群众、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

2.警察大学生的正义感

警察大学生的正义感是指其对社会认知后，内心觉得什么是必须做的认识。警察的正义感，就是在人民需要时，必须挺身而出；在党和国家需要时，必须无私奉献；在敌人挑衅时，必须战无不胜。培养警察大学生的正义感，在日常教育时，可采用公安机关基础知识理论学习与典型事例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用事实去升华理论，用理论去剖析事实，从而在思想上达到忠诚的高度，得到正义感的真谛。

3.增强警察大学生的荣誉感

警察大学生荣誉感的培养，一是要为其树立正确的荣誉观，使其放弃物质为上的追求，做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荣誉的观念、人民公安事业重于个人荣誉的观念、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相统一的观念。二是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提高党员学生、学生干部的荣誉宣传，使得普通学生对这些荣誉产生追求，从而严格要求自己。三是开展各种评选先进典型活动，通过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正确荣誉感的认知和追求。

（三）增强警察大学生的忠诚行为

警务工作的显著特点是高风险、高压力，因此重视和加强专业教育是这一职业的必然要求。警察大学生也是经历由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转变、由大学生向警察大学生的转变、由学警向一名正式警察的转变，是通过“专业的警察训练”设计和培养出来的。对于警务工作来说，警察大学生必须通过警务化管理，去养成警察这一职业所必备的精神和技能。忠诚是首要的精神，只有做到忠诚，才能实现立警为公，执政为民。警察大学生的忠诚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需要，更是实际工作中的必要体现。

四、总结

综上所述，忠诚教育公安院校学生中的加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它需要我们不断改革方式方法、去创新教育方式，才能培养出党、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合格的预备警官。才能使警察大学生走出校园，进入工作后能够担负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责任；承担起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担、肩负起保障人民利益的重大使命。

作者简介：

张天宇（1986.3～），男，汉族，辽宁省抚顺市人，本科，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助教，现任中队长，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构建“警察教育法学”的若干思考 篇7

一、构建警察教育法学的必要性

构建警察教育法学, 不仅在理论上有其现实意义, 而且有其重大实践价值。当前, 我国警察教育法规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我国警察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警察教育法学学科构建提供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广阔空间。

(一) 构建警察教育法学是健全警察教育法制之必需

警察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警察工作的重要内容。警察教育法制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构建警察教育法学是健全警察教育法制的客观要求。建立健全警察教育法制, 必然将依法治教纳入我国依法治国、依法治警的轨道, 完善和丰富我国警察法制的体系和内容。而加强警察教育立法, 又是完善警察教育法制的重要途径。因此, 实现依法治教的前提是完善的警察教育法制。通过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 可以为科学地制定警察教育法规提供理论依据, 并从理论上指导立法工作, 从而促进警察教育法规体系和警察教育法制系统的建设。

(二) 构建警察教育法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教之必须

依法治教是世界各国警察教育发展的共同特点和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警察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警察教育法规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警察教育事业就发展与前进;反之, 警察教育事业就停滞或倒退。建国初期我国警察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警察教育事业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都得益于党和国家对警察教育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 制订了大量的警察教育法规, 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跃进”, 特别是“文革”期间,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 以“人治”代替“法治”, 警察教育立法被全盘否定, 我国警察教育遭到空前的破坏, 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受到严重的干扰。警察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我国警察教育要健康而顺利的发展, 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警察教育法学的构建是我国警察教育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结论,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教的必然结果。[1]

(三) 构建警察教育法学是完善警察学科建设之必然

警察教育法学的发展有赖于警学理论指导, 离不开警学理论研究的繁荣;而在学科建设基础上的理论繁荣才能真正保证警察教育立法、执法与司法实践的健康发展。这需要在警察教育法学研究与实践中彰显学科创建的自觉意识, 积极探索学科知识的独特生产方式, 寻求自己的学科归属。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进行了大量的教育立法和警察立法工作, 教育立法与警察立法实践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警察教育法规和重大教育方针政策的材料, 为警察教育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的内容范畴。随着我国教育立法和警察立法实践的发展, 教育立法与警察立法的理论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许多研究者纷纷撰文或著书, 共同探讨, 将有关警察教育法学理论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这为构建警察教育法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国外警察教育法学研究与实践的经验和成果十分丰富, 我们也可从中找到许多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不同国家尽管出发点不完全相同, 目的各异, 甚至侧重点也不尽一致, 但有两点基本上是相同的:都非常重视警察教育法学研究工作, 把理论研究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都非常重视警察教育法学实践工作, 警察教育法规内容明确, 操作性强, 警察教育法规制约机制严明等。对于国外教育立法的宝贵经验和成果, 在构建我国的警察教育法学中应认真加以研究和借鉴。

由此可见, 警察教育法学的创建是警学学科分化之必然, 也正在促进和完善警学以及警察教育学的学科发展。

二、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之所以成立, 首先是因为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作为学科研究的起点, 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 都有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本质。科学研究的区分, 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 因此, 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就构成某门科学的对象。”[2]科学界定研究对象, 是学科研究的起点, 也是衡量学科是否独立的重要尺度。警察教育法学要揭示的是警察教育法律现象中特殊矛盾与客观规律, 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是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警察教育法律现象作为一个综合而概括性的概念, 是指警察教育法在产生、发展、实施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和相互关系, 以及在警察教育活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等, 具体表现于警察教育法律意识、警察教育法律规范、警察教育法律关系等。所谓警察教育法律规律, 则是指警察教育法律系统在它的运行发展过程中, 内部诸要素之间, 警察教育法律系统与它的环境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作为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 警察教育规律法律是客观的, 不能被随意改变和创作, 因此, 只能在认真分析警察教育法律现象之后认识和利用它。

警察教育法学以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反映了解决及警察教育法律领域特殊矛盾的客观要求。

三、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

研究学科性质, 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回顾学科发展过程, 反思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科学认识与正确把握学科性质, 才能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 提高学科的科学水平。对警察教育法学这一门新学科的性质的认定, 关系到其在科学领域的归属和分类等许多重要问题。警察教育法学研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警察教育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理论界对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视其为法律科学, 有的视其为警学;有的把它视为警察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有的视其为教育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的把它视为交叉性边缘学科等等。那么, 警察教育法学究竟属于法律科学还是属于警学?抑或二者共同的分支学科?对警察教育法学如何定性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定性问题, 它决定了认识警察教育法学的本质属性、地位和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特定视角。

笔者认为, 警察教育法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应用学科, 具有警学的属性, 是警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警学体系包括众多的学科, 它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和方案, 笔者认为可以把警学分为以下三类或三个学科群, 第一类是警察基础学科, 包括警察学基础理论、警察史学等;第二类是警察分支学科, 如侦查学、治安学、警卫学、警察临战学等;第三类是警察交叉学科, 如警察教育学、警察心理学、警察法学、警察公共关系学等。警察教育法学作为警察教育学与警察法学的交叉学科, 是运用警察学、教育学与法学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警察教育领域法律问题的一门新兴的学科。

四、警察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

所谓理论体系是指一种理论对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功能及作用、产生和发展、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系统阐释形成的特有的理论范型及范畴。警察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是指构成警察教育法学的相互衔接有机结合基本的知识框架系统, 是警察教育法律法规形成的门类齐全、协调一致的统一体。警察教育法律问题研究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 对于警察教育法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目前尚未定论。

笔者试图在研究警察教育法律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 构建一个新的警察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初步设想这个理论体系为四大部分:第一, 研究警察教育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它包括警察教育法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关系与理论基础等等。第二, 研究警察教育法律过程问题。包括警察教育立法、警察教育法律实施、警察教育司法、警察教育法律解释与警察教育法律监督等问题。第三, 研究境内外警察教育法律问题。警察教育法学既探讨中国的警察教育法, 也研究外国的警察教育法;既探讨现行警察教育法, 也研究历史上的警察教育法。第四, 研究警察教育法律适用问题。包括警察教育法、警察高等教育法、其他单项法规等警察教育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适用等问题等。

综上所述, 警察教育法作为部门法, 其地位不具有独立性;但警察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 其地位是独立的, 具有研究对象的专门性、研究范围的科学性和学科体系的独特性。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完善, 有待于国家警察教育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有待于一个警察教育法学者群体的形成和壮大, 有待于理论界及实务界的法学学者和警察教育学学者、警察教育行政和司法实践等部门的专家共同努力。

摘要：建构警察教育法学新学科, 对警察教育法进行系统的专门理论研究, 是当前我国警察教育中最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工作。本文在对警察教育法学构建之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 就其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理论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警察教育法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柳卫民.中国警察教育立法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警察教育培训 篇8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察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娟教授主持,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及辽宁省公安厅、大连市公安局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都对会议的成功寄予厚望,对警察公共关系工作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随即开展了紧张而丰富的培训活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崔艳教授和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副总裁陈阳先生分别做了精彩的授课。

略述清末直隶警察教育的开展 篇9

清末庚子之变后, 清政府为应对当时的局势实行新政, 新政中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警政的开展, 当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认为“是非举办巡警无以靖地面而清盗源”[1]6233。为了改善当时的治安状况, 袁世凯在保定成立保定警务局, 在警政开展过程中, 为弥补警才的缺乏, 更好地开展警政工作, 袁世凯上书提出“拟更添设警务学堂一所, 责令巡兵分班学习, 并令警务各官弁升入学堂讲习, 务令心知其意”[1]104, 明确提出兴办警务学堂, 开展警察教育, 并将其看作“全省警务基础”[1]615。

1902年7月, 受袁世凯委托赵秉钧负责在保定成立保定警务学堂, 同年袁世凯率巡警接收天津后, 又在天津设立了警务学堂, 鉴于当时国人举办警务多仿效日本模式, 遂聘请日本人为教习, 来培训警官和警员。保定、天津两地的警务学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创办警察之急需”[2], 这就使得两地的警务学堂多少有点速成班的性质, 主要表现便是当时两地警务学堂学制短、程度低、学习课程少、招生条件宽松、主要内容是培训警员,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北京警务学堂也存在, 正像当时北京警务学堂章程所言, “俟北京警察办有规模, 及警务人员充实之后, 再设高等学科, 展长期限”[3]。两学堂课程也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类, 初等科约需3个月毕业, 中等、高等科约需2个月毕业, 虽然学制短、程度低, 但为当时直隶尤其是保定、天津培育了最初的警察人才, 适应了当时警政初期对警才的需要, 促进了两地警政的开展, 应该说保定警务学堂、天津警务学堂在直隶早期警察教育中的初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此外保定、天津两警务学堂在教育体制上还值得一提的是两学堂不只是单纯培训警员, 同时还培训警官, 将警员、警官分开单独上课, 这种做法确定了警务学堂的教育对象, 对警察教育提出了培育警官的更高要求, 对近代警察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此做法为以后各省开办警务学堂所效仿。

二、北洋巡警学堂

伴随着直隶警政的全面开展, 需要大批的警察人才尤其是高素质的警察人才, 保定、天津两地速成班性质的警务学堂已远远不能适应这种需求。为此, 1903年袁世凯将保定警务学堂搬到天津, 两警务学堂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 聘请日本人三浦喜传担任总教习, 主要任务是造就通省巡警官弁, 培养高级的警察人才。新成立的北洋巡警学堂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和警政开展的需要, 采取多方措施, 迅速提高其办学水平, 扩大招生规模, 截至1911年6月共招收了7班学员, 约1300多人, 成为仅次于京师的全国第二大警察教育基地[4]。

首先北洋巡警学堂改变了其招生方式, 提高生源质量。一改过去兵学生从在职警员选拔, 官学生“不论文武, 不论班次, 凡有年力官僚, 文理通顺之员, 愿入学者到局报名, 查看合格后”[1]616, 即可入学的模式, 采取招考为主, 附学为辅的招生方式。招考主要是面向天津地区, 仍然是分官学生、兵学生两种, 官学生即学员“每届招考学员, 先期牌示周知, 统限候补, 候选实官, 愿入学者到堂报名, 由总办考检合格, 试以公牍审判”, 方可录取, 但仍要“试习两星期, 如果身体耐劳、资质可选”, 即通过试习后才能“留堂肄业”[5]。兵学生即学生“每届招考学生, 先期知照天津巡警总局转饬各区, 责令取具切实保结, 报明三代住址箕斗, 选送来堂, 复由总办提调考验合格, 试以粗浅文字, 能明顺者, 始准入学肄业”[5]。由于招考生源主要来自于天津地区, 却无法满足直隶省非天津地区生源和省外生源迫切需要到津求学的愿望, 鉴于此北洋巡警学堂允许本省申送、外省资送这两种附学方式来津求学。当然对附学而来的学生, 其所花费用由申送、资送单位承担。

除此之外, 北洋巡警学堂在招生中还采取了公费、自费相结合的方式, 学堂每届招官学生200名, 兵学生160名, 其中官学生公费、自费各100名, 兵学生全是公费, 没有自费, 公费生的衣物及生活学习用品由学堂免费提供, 并且每月还能领到银钱若干, 而自费生的衣物也由学堂负担, 但其生活学习用具由自己负担, 每月还要上交一定的伙食费。

其次北洋巡警学堂在教育上重定学制, 分层次教学, 修订教学内容, 提高了教育质量。学堂将原先几个月的学制延长到官学生两年、兵学生一年, 其中前者每半年为一学期, 后者每三个月为一学期, 这样不论是官学生还是兵学生学制时间都是四个学期, 便于安排课程;教学内容分为三等三科, 三等即初等课程、中等课程、高等课程, 初等课程在第一学期讲授, 中等课程在第二学期讲授, 高等课程在第三、四学期讲授;三科即补习科、必修科、随意科, 补习科主要是讲授一些基础知识, 主要有修身、伦理、生理、历史、地理、国文等课程, 必修科是其主干课专业课, 主要讲授法政类、警察类及操法的知识, 具体的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监狱学、警察学、国际警察法、条约等课程, 随意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选修课, 主要是讲一些扩展知识面的知识, 例如日语、理化、测绘等课程。教学改革效果非常好, 提高了学生素质, 使北洋巡警学堂学生的综合素质明显高于其他巡警学堂, 其学生“颇明警学”, 往往被“授以要职”[6], 得到社会的认可。

再者提高待遇, 稳定师资。清末警察教育效仿日本, 最初教员多是聘日本人, 正如袁世凯所说, “兼通中西学问之人不多见, 而已译各科西书泛杂鲜要, 学者任便涉猎, 即难望其能自得师, 且各种西学有非身亲其境, 不能考察得失者, 必须延聘洋人为之师长, 以作先路之尊”[7]223, 当时的日本教员月薪是中国教员的10—20倍, “振兴学校, 首重师资”[1]1484, 必须提高整体师资的待遇, 为此袁世凯曾上奏“学道清苦异常, 应请从优给俸。原在四千两以上者, 改为八千两, 原在四千两以下者, 改为六千两, 俱按十成支放, 永不折扣”[1]1250。此举对稳定师资队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北洋巡警学堂的开办及发展成为清末直隶警察教育的里程碑, 经过招生、教学等改革, 它已经成为当时警务学堂水平最高的一所学校, 也使直隶成为能与北京并列的警察教育中心。它的很多做法为清末警察教育的首创, 为“中央及各省转向效法”[8], 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就被派到直隶各州县负责开办和推广巡警工作, 对直隶警政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同样对外省也起到了带动作用, 成为楷模, 外省“多年资调北洋之警务学员, 而且往往各派专员来津参观以为效法之准”[9]。学堂在清末可以说是“为通国所注目, 著极大之声誉”[9]。

北洋巡警学堂之后, 为适应直隶全境推广警政需要, 加快警政开展的步伐, 即为了“造就官弁长警学生足敷一百二十州县之用”[5], 又在保定开办了保定巡警学堂, 或者称之为直隶警务学堂。

三、地方巡警教练所

地方巡警教练所可以作为府、州县基层警察教育、培训的机构, 它是在警察教育各环节中对北洋巡警学堂等高等警务学堂的有效补充, 主要侧重对地方警员的教育、培训。1905年8月直隶各州县开办警务的达到90余处, 各州县警政工作基本能开展起来, 相应的警员教育、培训工作也积极地开展起来。根据当地警政的需要, 确定名额, 从当地报名者之中挑选身体健壮、粗通文理的人员, 对其开展初等的警务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 主要是学习一些国文知识、本地地理、警察要旨、浅显的政法知识、本地相关律例知识、必备的操法。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充实到本地的警察队伍中。地方巡警教练所定位明确, 为地方警政的开展提供了大批的人才, 这一点在警政初期是大有裨益的。

以上基本就是清末直隶警察教育的概貌。清末直隶警察教育始终坚持两级办学模式, 即高等巡警学堂、巡警教练所, 而这一成功的做法也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 并被推广。警察教育历来是培养警才、加强警力、提高警政效能的重要环节, 清末直隶警察教育作为清末地方警察教育的代表, 培养了一大批警界专门人才, 且是清末警察教育的中心之一, 对推动中国警察教育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切成绩的取得, 与当时的全国形势分不开, 同时与袁世凯有着密切关系, 应该说袁世凯对清末直隶警察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时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权倾朝野, 他出于维护清政府统治和自己势力发展的需要, 敏感地意识到发展警政的益处, 并且意识到警察教育的重要性。他顺应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 积极投身到直隶警察教育的实践中, 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警察教育的政策、见解, 开创了许多警察教育方面新的制度, 使直隶警察教育的发展成为当时的模板, 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摘要：清末警察教育是清政府筹办警政的重要内容, 警察教育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开展, 地方上袁世凯管辖的直隶开展得最好, 起到了很大的模范作用, 本文拟对此情况加以略述。

关键词：清末,警察教育,直隶,袁世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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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M].项城袁氏宗祠藏刻本, 1937.

清末回收中央警察教育权始末 篇10

1901年初夏, 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 决定创办近代警察, 同时着手筹办警察教育机构, “务使警察教育与警务密切配合”[1]17。由于清政府创办近代警察是仓促上马, 既缺少对近代警察制度的全面认识, 又缺乏相关的专门人才, 对于警察教育更是毫无经验可谈, 无奈之下遂选择借助外力。同年8月14日, 清政府聘任川岛浪速为京师警务学堂监督, “办理学堂一切事宜”[2]。

京师警务学堂虽由清政府出资开办, 但实权却掌握在川岛浪速手中。该学堂从日本警视厅、宪兵和陆军中聘用了一批现役警察和士官担任教习, 他们的选择和聘任, 基本上都是由川岛一手掌控的, 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任警务学堂监督, 负责全部事务, 清政府只管经费的支出, 多数警察教师和军事教官, 都是根据我的意见聘用的。”[3]649在川岛浪速的全权管理下, 学堂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教材教法与教学管理等方面, 大都采用日本警察教育机构的成规, 其高等科开设的法律课程, 除大清律外, 几乎全是日本的现行法规, 甚至连学堂使用的口号和礼节也完全是日本式的。对此清政府亦有所不满, 但碍于与川岛所定之约而不便强加干涉。1902年7月, 工巡局试图乘川岛回日本探亲的机会, 要求学堂“废去东洋口号, 一律译成汉音教练”[4], 但遭代理学堂监督的日本总教习稻田穰砌词拒绝。对此, 曾有民国学者批评道:“惜乎办理之权, 操诸外人之手。”[5]36

二、回收中央警察教育权的背景

日俄战争以后, 随着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和日本侵略野心的进一步暴露, 中国朝野对日戒心日益高涨, 原先针对欧美的利权回收运动的矛头逐渐转向日本。时人对日人把持京师警务学堂一事本就保有戒心, 此时更欲先除之而后快。于是, 培养“内治之基”的警察教育权, 自然成为清政府首先要收回的利权之一。而京师和各省派往日本学习警务的留学生陆续回国, 国内警察教育师资匮乏的问题得到缓解, 也使得京师警务学堂教育权的回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 中国的警政开始走上统一、有序的发展道路, 京师、直隶、江苏、四川、浙江等地的警察教育已略具规模, 但由于条件简陋、急需用人, 各地警察教育机构往往以短期速成的初等警察教育为主, 其中包括作为中央警察教育机构的京师警务学堂。随着警政建设的发展, 对近代警察制度缺乏了解的封建旧官僚已无法胜任对警政建设的领导和管理, 高等警察教育的开展亦成为必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收回京师警务学堂的管理权, 并将中央警察教育的规格由初等警察教育升格为高等警察教育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这正是当初创办京师警务学堂时就已经设想好的。1905年10月巡警部成立, 部员班吉本以警学权属外人, 侵害警部权限, 首倡收回警务学堂自办之议[6]20。该建议得到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的大力支持, “决定在次年合同约满之后, 予以收回”[1]18。

三、中日双方的三份合同

1906年6月, 清政府与川岛浪速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即将到期, 清政府决心收回京师警务学堂的经营权, 改设高等巡警学堂;而日本方面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在中国警察教育界的既得利益, 双方围绕即将成立的京师高等巡警学堂的经营权问题展开了一番争夺, 这主要围绕川岛浪速的续聘问题展开。中方主要由巡警部警察学司员外郎熙栋和内城东局总办、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唐家桢负责此事, 日方则由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亲自出面进行交涉。5月1日, 双方提出了各自草拟的续聘合同。日方准备了两份合同稿, 均由内田康哉拟订。甲种合同首先要求续订的合同由“大清国警部大臣”出面签订, 并给予川岛极高评价:“川岛创兴我国警察教育已有数载, 功绩显著”、“勤劳异常”, 进而提出仍旧聘用川岛为警务学堂监督, 总理学堂事宜, 每月薪水五百两由警部支送。虽然在受巡警部节制及放弃对学员毕业后的评定考核两项问题上作出了让步, 但要求原先合同中的条件除此之外“其余照旧无改”[7]。这“照旧无改”几个字充分表明了日方的意图, 即希望继续保留川岛“一手经理”学堂的权力。

日方的乙种合同虽然在川岛继续担任学堂监督的问题上作了让步, 同意“京师警务学堂设华员总办一人, 归警部管辖”, 但却把手伸向整个中国警政, 要求聘川岛为“警部总顾问”, 享受每月五百两的薪俸和三百两的津贴, 并对其职权范围提出了若干要求, 其干预中国警政、排除他国势力的野心昭然若揭。更有甚者, 日方设想的这个“总顾问”仍不放弃在警务学堂的控制权, 如总办“拟订教育规则、学科章程等事或行更改之时须向总顾问协商, 考究厉害, 然后施行”;学堂洋教习薪水以及一切费用均交由“总顾问”发放开销;学堂须设总教习两名, 分管“警察科功课”和“军事科功课”, 也要由“总顾问”挑选的“洋员”充任;甚至连学堂中国教职员的“用革升降”等, 也要由总顾问定夺[7]。

日本人显然低估了清政府收回警察教育权的决心,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中方只能在上述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 即使中方接受改变较小的甲种合同, 至少仍维持了川岛在警务学堂的权力和地位。不料, 中方草拟的合同与日方大相径庭。首先, 合同签订者降为“大清国警部大臣派委员”;其次, 对川岛的评价也不如日方高, 不过是“赞助警学数年之久, 译讲教课、事颇烦劳”, 因此每月增加薪水一百元“以奖其功”。最为关键的是, “巡警学堂归警部管辖, 设总理一员, 管理筹算款项、稽考勤惰、施行赏罚一切事宜”, 原先的学堂监督川岛续聘后仅在学堂内设的译书局“译讲警察教课事宜”, 作为译讲教课人员, 川岛须受学堂总理节制, 如有三次“嗜酒误课”或“不请假外出误课”就“立时辞退”, 甚至在课堂上也无权擅自叱责学生, 而“须知照总理分别规戒”等等, 这种种限制与川岛原先在学堂只手遮天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7]。

四、中央警察教育权的回收与京师高等巡警学堂的创立

正在双方的交涉陷入僵局之时, 国人对此事的关注和议论甚嚣尘上, 留日学生和国内新闻界风传日本人欲借此次续聘谈判“谋夺中国警察权”, 甚至还出现了英美等国劝日本掌握中国警察权的传闻, 连京师外城巡警总厅也请求巡警部“电致各省, 明白宣布, 以释群疑”[8]。对此, 巡警部就日方提出的甲种条件发表两点声明:第一, 对于日方提出的由“大清国警部大臣”与川岛浪速续订合同的要求不予支持。理由是以前的合同是由管理工巡局大臣派委员陶大均与川岛签订的, 这次也应同等对待, “以免歧异”, 日方可告之川岛的官职, “以便派遣品位相当之员以表敬重”。第二, 对于“川岛创兴我国警察教育已有数载, 功绩显著, 仍拟聘用川岛为警务学堂监督, 总理学堂事宜”的要求, 中方的回应是, 创兴中国警察教育的应为工巡局大臣, 川岛的“赞助之劳”在新合同中已表明, 挽留加薪即为酬劳之实据;因为中国各局委员中“监督”之类的名称甚多, 为表推重才将其删去, 并无它意, 如果因以前曾有此名称而改之不美的话, 可以保留“监督”两字;“功绩显著”之语, 目前尚非如此, 希望以后能“达此目的”;诸如筹措经费、对学生的赏罚等都是“主权上应有之职务”, 万万没有“请人干预之理”, 所以“聘请川岛总理学堂事宜”的要求不合情理, 不予支持, 而聘川岛为学堂内设译书局监督, 负责翻译教课事宜, 则“千妥万妥, 勿可疑议”。另外, 该声明还明确表示:新合同签订之日即为实行之日, “否则只好俟前项合同限满以前二个月作为停办之日”, 除发给停办之月薪水外另送两个月薪水作为酬谢[7]。也就是说, 如果届时不能就新合同内容达成一致的话, 双方的合作到此为止。

清政府的坚决立场以及国人群情激愤的舆论压力, 迫使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退让。5月8日午时, 负责此事的“大清国委员”熙栋和唐家桢前往川岛浪速的寓所协商此事。川岛假意声称:“现在留东学生于警务学堂一事倡议收回权利, 不独我所深愿, 即内田公使亦颇乐从”, 但又以“日本公论皆主持不还”为由向中方施压, 要求保留他的监督之职, “稍存体面”, 以便管理学堂中的日本教员, 并保证“立意不干预学堂事务”、“不与总办争衡第”[7]。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双方终于1906年5月13日签订了新的聘用合同。合同首先声明, 新成立的京师高等巡警学堂归巡警部管辖, 学堂内设总理1人, 负责管理全堂事务。聘请川岛为学堂监督, 负责教课事宜, 薪水仍照京师警务学堂标准, 每月四百元, 另“因川岛赞助警学数年之久, 颇著烦劳”, 每月加薪水洋二百元以示奖励。合同以两年为期, 期满时是否续聘, 由巡警部“临时酌核”;届时若不再续聘, “除给发本月薪水外另送两个月薪水为止, 此外不得争执”[7]。

根据协商期间清政府的声明, 新合同签订之日即为生效之时, 因此1906年5月13日也就成为京师高等巡警学堂的成立日, 历时5年的京师警务学堂就此结束。中方在顾及日本人颜面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收回中央警察教育权的愿望。京师高等巡警堂成立后, 巡警部正式调唐家桢任学堂总理, 同时令熙栋总核学堂事宜, 巡警部警政司委员王治馨、王念曾任学堂提调兼巡警部行走。不久, 巡警部颁发《京师高等巡警学堂暂行简章》, 对学堂的办学目的、学生定员、教职员的人数与职责等作了规定。从此, 中央警察教育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摘要：1901年创办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警察教育机构, 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 将这所中央警察教育机构交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全权经营。5年后, 在回收利权运动的大背景下, 清政府借与川岛合同到期之机, 收回学堂管理权, 改办京师高等巡警学堂。

关键词：清末,回收,中央警察教育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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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改定川岛浪速合同一卷[B].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巡警部卷249.

警察教育培训 篇11

关键词：警察院校；女生；心理问题；教育对策

一、警察院校女生心理现状

（一）自负与自卑心理。警察院校的女生往往存在自负心理，就业时易挑三拣四，对自己的就业值期望很高，但同时又存在明显的自卑心理。由于性别原因和公安工作的特殊性，警察院校的女生在接受用人单位选择中多受冷落，部分公安机关在招考公务员的报名环节就明确女生没有报名资格。

（二）依赖与从众心理。一些从小到大都在被保护的环境中成长的警察院校女大学生，面对就业中遇到的压力和困难，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有些女生缺乏自主性和竞争意识，盲目从众，跟大多数人一样，选择考取公务员，从而忽略了对自身的兴趣、爱好、特长等的分析。

（三）攀比与求高心理。作为警校的女大学生，生活条件相对比较优越。在攀比心理存在的情况下，警察作为特殊的职业，成为警察院校每个女生的就业价值趋向。即使某单位非常适合自身发展，但因某个方面比自己同学选择的就业单位存在些许差别，或者与警察行业不相匹配，感觉有失面子，警察院校的女生就盲目放弃，但当踏入社会后又发现就业真正困难时却后悔不已。

二、加强警察院校女生心理教育的必要性

（一）国家和社会应规范就业政策，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立足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完善多层次人才就业环境，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劳动法制建设，为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保证；制定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法律规范；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为警察院校女生平等就业提供法律保障。

（二）警察院校应加强对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咨询工作力度。针对自负心理，接受批评是根治自负的最佳办法。要与人平等相处，提高自我认识，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负。针对自卑心理，要正确认识自己、善于自我满足、坦然面对挫折、加强心理平衡；广泛社会交往、增强生活勇气。针对依赖心理，要充分认识到依赖心理的危害。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在生活中树立行动的勇气，恢复自信心；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针对从众心理，要积极向警察院校女生介绍我国目前的人才市场状况与就业形势，介绍国家的大学生分配的方针政策，帮助她们正确认识自我，合理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值。针对攀比心理，要结合自身情况和爱好消除攀比心理，确定适当的择业目标。警察院校的女生在择业的洪流中，要结合自身实际和特长，确立个人目标，从自身的特点、能力和社会的需要出发，杜绝盲目攀比，一切从长远出发，以正确的姿态服务社会，朝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向发展。

（三）警察院校女大学生应正确认识自我，提高自身素质。

1.加强心理教育和训练。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促使其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让警察院校女大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增强心理健康意识，掌握自我保健和自我调节的方法，达到自助和助人的目的。

2.尽快转变社会心理角色。应聘不是应试。职业应聘只是开始前的开始，许多毕业的女大学生在求职与应聘的过程中将上面两种概念混淆，认为只要应付过招聘就算成功了，所以应聘时与应聘后的表现与状态反差很大，弄虚作假与表里不一是应聘者最不能接受的。

3.发挥性别优势，正确自我评价，选准职业切入点。警察院校的女大学生在性格、语言、交往、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比男生略胜一筹，又具有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耐心细致的特点，因此警察院校的女大学生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爱好特长等，加强实践能力，提高社会适应、人际交往、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4.积极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各种自我调适的方法。警察院校的女生与普通高校的女生相比，具有相对沉稳的性格优势。要学会利用这种心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纠正心理健康误区，树立科学心理健康知识观，最终实现合理就业、成功就业。

三、警察院校女性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

（一）女生自强，发挥长处积极主动就业。首先，警察院校的女生具有语言能力的优势，女孩子运用语言词汇的能力强于男性，在语法、造句、阅读能力等方面更为出色。正因为这一优势，女性从事文字整理、编辑、翻译、播音员以及教育、接待洽谈工作等，更能发挥其特长。其次，警察院校女生在文学创作、文艺表演方面也颇具优势，同时细致的思维让女生具有交往能力的优势，女孩子的天性普遍比较柔和，容易与人相处，善于体谅别人，在社交场合或工作协作中表现出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因此女生更適合从事行政管理、办公室、公关、推销等工作。第三，警察院校的女生经过几年的系统学习，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同时也具有忍耐力的优势，其耐心和韧性均要比男性强。因此，她们在担任财务工作、计算机操作、勘测设计、资料整理、图书情报、档案管理及办公室等工作中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二）学校配合，提高警察院校女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首先要在学科规划、专业和课程设计上要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接轨，以社会需求为契合，同时针对警察院校女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构建科学培养方案，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其次，警察院校应加强对女大学生就业的个性化辅导，帮助女大学生认清现实，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及早进行职业规划，适时调整个人的职业定位，同时通过就业技巧、求职礼仪、求职心理健康、权益保护等内容的讲座，增强求职的信心。同时，警察院校还要加强同用人单位的沟通和联系，结合各单位实际有针对性地培养相关人才，将警察院校女生特有的优势推荐出去，得到各用人单位的认可。

（三）政府干预，营造良好的就业社会、经济和法律环境。首先，应制订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女性就业干预机制：修正和完善原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保障平等就业的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女生平等就业的权益；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察力度与管理，减少或消除女生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适时为女生平等就业提供法律上的援助。其次，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各大媒体和社会团体的宣传及监督，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逐渐消除用人单位重男轻女的偏见，为女生就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社会能够公平公正地解决女生就业问题，无疑也控制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1]蔡克勇.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警察教育培训 篇12

一、分层级的警察教育

从清末建立正规的警察教育开始, 警政当局就注意到警察教育的层次性。早期的北京警务学堂开设有初等、中等、高等、研究等科,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地方警察教育层次更鲜明, 以适应从警官到警士教育的不同要求。

1. 警官教育。

总体说来, 中央警官教育旨在培养高级警政人才, 地方警察教育以培养低级警察人才, 即警长与警士为主。1936年修正的《警官补习班规程》规定:“凡未受警官教育之现任委任警官, 均须受补习教育, 于省府所在地, 设班集中训练。”[1]82依据规程规定, 部分地区也先后开办了警官补习教育, 如浙江省警察训练所附设战时警官训练班, 湖南省会警察训练所附设巡官班, 重庆市警察局设警官训练班及湖北省会警察局附设警察实务讲习班等。不过各省份的警官培训多为补习性质, 主要是应临时需要而设, 所以存在时间也很短暂。抗战胜利后, 南京警政当局为提升警察整体层次, 拟推行警员制, 对警员以低级委任警察官视之。为满足各地实施警员警勤区制的需要, 各省、市警察学校都承担了相应的训育工作, 以养成警员必须具备之服务精神与应用技能, 充实急需的警政干部。

2. 长警教育。

警长与警士合称为长警, 是警察官等以外的职务,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 但却是执行政府政令最直接的人员, 工作极为繁复重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警察受教育程度虽较以往有提高, 然而总体水平仍十分低下, 加强长警的教育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根据1929年颁布的《警士教练所章程》规定, 全国先后共建立了199个警士教练所, 警士培训渐趋规范。1936年修正后的《警长警士教育规程》改警士教练所为警察训练所后, 训育对象和内容也有新的调整:以前教练所只训练警士, 修正规程则将警长教育亦包括在内;以前仅注意对警士的基本教育, 修正规程则将常年教育亦包括在内。

针对警官、警长、警士等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警察人员, 各地警察教育机构制订了相应的训育计划, 开设了不同的班次, 实施了具有层次特点的教育培训, 对提升中、低级警察素质有重要的意义。

二、分类别的警察培训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警察种类已日臻完善, 如交通警察、消防警察、外事警察、卫生警察、驻卫警察等。基于此, 地方警察教育机构对长警进行了分类别的训育, 主要表现在训育内容的针对性和训育方式的灵活性两方面。为使招录的长警能尽快履职, 各地警察培训机构根据其分派的具体职责展开有针对性的训育。如保安警察一向被视为武装警察, 其训练办法“包括于一般行政警察训练之内”[2]21, 但教育科目在基本学科基础上有所增加, 尤其是抗战及“戡乱”的特定时期, 为配合军队抗战与“剿匪”, 保安警察除需具备警察知识外, 其教育以军事为主[3], 因此保安警察的训育内容带有极其鲜明的军事色彩。“卫生警察以保持国民健康为目的”[4]253, 培训内容主要在于使其获得最基本的卫生常识从而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其他如交通警察、消防警察、户籍警察、外事警察、水上警察等的训育内容都各有侧重。从南京国民政府警察训育的整体实施来看, 在警察勤务繁重, 警察人数又偏少的情况下, 这种针对特定警种而施予的培训, 无疑能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达到警察行政的目的。

此外, 各地警政机关还采取了富有机动性的灵活的训育方式。如驻卫警察多为机关自行招募, 尽管警察机构一直有将驻卫警察纳入体制内统一管训的想法, 内政部也有“凡各机关及各公私团体, 自行招募之警卫, 得由所在地警察机关轮流调训管理之”的相关规定”[5], 但因驻卫警察常驻于各机关服勤, 受过警察专业培训的寥寥可数。随着驻卫警察人数的日渐增多, 地方警察训育机关开始以轮流抽调人员培训的方式, 保证每一驻卫警察都有受训机会。甚至还可以由警察局派遣教官赴各驻卫警察所服务的机关施训, 既达到提高驻卫警察整体素质及技能的目的, 又兼顾了驻卫警察的业务需要。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和主要业务, 警察训育机构在遵照通行的警察教育法规训练的同时, 在课程设置上以调查户口、调查罪犯防谍等项为主, 其他一般警察常识为辅, 训练中虽实施军事管理, 但军事类课程并不多, 不仅培训内容有别于男警, 训练方法亦有不同。类似灵活的训育方法某种程度上在勤务繁重而又警力缺乏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多样化的教育形式

警察教育在精神上注重警察品德的修养, 在能力上注重警察技术的熟练, 在知识上注重警察的专门学问和普通常识的丰富。要求受教者有同一的认识、技能和修养, 以应用到警察行政上的时候, 可以齐一步骤[6]18。在思想政治化、行动军事化、学术科学化的警察教育方针指导下, 地方警察教育主要有养成教育、常年教育、特种教育三种方式。

养成教育是警察的基础教育, 由警察学校的专业教员施以正规化、集中化的教育与培训, 学习的课程有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包括精神教育、警察学、法学等, 术科包括军事教育、警察技能及普通体育三类。由于警官与长警的文化程度有高下之分, 所以对不同层次的警察, 开设的课程及学习时限也稍有区别。警员、警长、警士经养成教育后, 按级别分派各警察机构, 但在其职业生涯中, 仍需接受后续的常年教育, “即现在各局队服务之长警警察教育是也”, 以作为养成教育的补充。常年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地方警察机关。各局、所利用勤务以外时间或在不妨碍勤务原则下, 集中长警施以强制教育, “以逐渐改进服务效能, 提高学术水平, 并激励其依次晋升为目的”[7]。在养成教育、常年教育、特种教育三者中, 以常年教育为中心。

特种教育也是补充教育的一种。由各级警察机关遴选警员、警长、警士, 授以侦探、指纹、验枪、警犬、刑事等特种知识。警察特种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为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警察教育机构往往聘请专业人员施训。如刑事司法警察, 其任务在“配合戡乱, 行宪国策, 协助政府促进民主法治”, 因之除专职教官教授课程外, 往往均聘请地方名流进行补充教学。湖北省警察学校第一期刑事司法班授课教官就包括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谢珈航、华中日报社副总编辑姚梅镇、华中日报社主任编辑朱国栋、湖北武昌地方法院推事梅荫隆、法律专家袁祥庸、著名律师李鹏、湖北省会警察主管机关科长刘绍向等人, 以弥补警察局专职教官之不足[8]。

除了养成教育、常年教育及特种教育这三种主要的警察教育方式外, 警察机构还对警察施以机会教育, 加强警察的素养和能力。所谓机会教育, 是指在实际工作中, 由警官及资深员警随时对长警进行指导的一种训育形式。1946年, 内政部按照“警官受警察教育一年以上, 长警受警察教育六个月以上”的标准, 对各省市警察机关受过警察教育的人数进行统计, 达此标准的员警尚不及一半。如汉口市警察局统计显示:已受教育之警官175人, 警长108人, 警士364人;未受警察教育之警官241人, 警长435人, 警士1496人[9]。即使以如此低的标准来衡量, 这样的警察教育也只能是肤浅知识的了解。所以, 针对这一事实, 各地警察机构采取了许多灵活变通的教育方式, 将警察常识、技能等内容贯穿于工作中进行。如适时举行周会讲解警察实务, 随时利用时机教授警士识字等。由于机会教育主要利用服勤和休息时间进行, 不需要集中长警, 实施起来具有更大的机动性, 在短期内相对常年教育更易显现效果, 较受各分局、分驻所的青睐。

四、地方警察教育的意义与局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警察教育已形成了根据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而有针对性的警察训育体系, 但仍有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存在于警察训育过程中。其一, 长警文化程度悬殊明显, 同一课程的讲授效果因人而异。其二, 经费欠缺, 教育设备落后。一些地方警察训育机构连基本的桌凳文具均难保证, 现代警察所需了解和掌握的科学办案仪器更无从谈起, 许多设定的授课内容只能在计划上而不是实际上完成。其三, 师资力量不足。担任教官者, 或有实际警务工作经验但理论高度不够, 或具备专业学识而欠缺职业经历, 兼之人数甚少, 还不能满足警察训育的要求。其四, 各地警察局辖下之分驻所分散, 长警集中不易, 每逢集中训育时不免彼此等候, 致耗费许多时间, 也使统一训育的目的不易达成。其五, 长警人数不敷勤务分配, 于紧张勤务之外再频繁接受培训, 难免感觉疲惫, 以致受训人员在服勤之余走训练的过场, 警察训育流于形式。这些尚未考虑周全或虽已有察觉, 然而未能及时解决的困难与不足, 使警察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也影响了彼时的警政建设成效。

参考文献

[1]李士珍.警察行政之理论与实际[M].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 1948.

[2]保安警察[M].中央训练委员会, 1942.

[3]奉令加强警察教育并增列保密防谍科目一案特饬遵照由[B].1947-12, 湖北省档案馆藏40—13—648.

[4]张恩书.警察实务纲要[M].中华书局, 1937.

[5]丁光昌.驻卫警察派遣办法[M].大东书局, 1947.

[6]邓纯灏.警察教育与警察行政应如何密切配合[J].警声月刊, 1943 (7-8) .

[7]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处三十七年度工作报告[B].武汉市档案馆藏40—3—331.

[8]鄂警校聘名流讲课[N].和平日报, 1948-5-1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