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绩效研究述评

营销绩效研究述评（共8篇）

营销绩效研究述评 篇1

企业绩效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成果梳理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企业绩效的理论研究、评价方法研究和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企业绩效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与评价,分析企业绩效研究的现状、特点与趋势。

一、国外研究概述

(一)理论研究

企业绩效理论研究主要是关于企业绩效的内涵、外延以及不同理论视角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和统计学等多门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战略学等学科相互渗透,不断在理论上推动企业绩效研究的新发展,促进了企业绩效研究理论的不断丰富,开拓了企业绩效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

杜德斌等(2010)通过对1998 ~ 2008 年战略管理领域的期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和《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中甄选的174 篇绩效研究文章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绩效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能力基础观、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组织管理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组织生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一般战略理论、制度经济学、利益相关者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创业理论等,几乎涵盖了企业绩效理论的所有方面。统计结果显示,国外理论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和一般战略理论方面,与国外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绩效管理实际紧密结合。

(二)评价方法研究

绩效评价方法即评价模式的研究是企业绩效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国外众多绩效评价方法均为世界范围内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重点。国外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沃尔综合评分法、杜邦分析模型、经济增加值(EVA)、市场价值增值(MVA)、修正经济增加值(REVA)、卓越绩效模式、业绩金字塔、平衡计分卡、作业成本法(ABC)、盈利能力分析法(AB PA)、四尺度模型及绩效棱柱模型等。

这些绩效评价模式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企业绩效考评的需要,涵盖了财务模式、价值模式、财务与非财务相结合的平衡模式、战略模式和全面管理模式。国外绩效评价方法的创新和应用,对有效加强企业绩效管理,增强企业发展能力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企业绩效研究基本上以国外理论应用的适用性、国外研究结论在国内环境下的再验证、绩效评价模式在国内的修正补充应用等内容为主,绝大部分都属于应用型研究。

(一)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明显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还停留在理论梳理和分析层面。郑美群等(2003)系统梳理了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代理理论、企业家理论、超产权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分析指出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来源于多个方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臧晶(2010)结合我国企业绩效的研究现状,对企业能力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进行了论述。姚树荣(2001、2003)基于契约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对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核心能力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国有企业绩效改进的思路和对策,同时,进一步分析指出企业绩效差异根源契约论与能力理论相融合的必要性,通过可能性分析和模型构建,得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及其集成才是企业绩效差异根源的结论。

卢少华(2009)总结分析了企业绩效研究的三个方向,概括为三个视角(事后评价、战略管理、过程控制)、三个定位(经营者、所有者、宏观视角)和三个层次(人员绩效、部门及团队绩效、企业绩效)。在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各个方向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指出了企业绩效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及重点问题。杜德斌等(2010)分析指出企业绩效层面的研究最为丰富,并从不同视角探究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战略决策及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组织管理与企业绩效等为研究关注的热点。同时,国内学界基于企业网络联盟、战略群组、并购等企业间的联盟与合作行为,以及整合内外资源提升竞争力等行为,对企业间的绩效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对企业绩效的研究方兴未艾,企业绩效外延研究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企业绩效的认识也更为全面。

(二)评价方法研究

国内企业绩效研究最为关注的是企业绩效评价如何应用的问题,企业界和学术界对企业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如何与实际结合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从财务、非财务、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平衡计分卡的修正,以及客户、学习与成长、利益相关者、业务流程等方面提出了企业绩效评价和管理体系的构建。刘冬荣、贺勇(2006)在对行业主导大公司、学术界、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创新的博弈论模式。桂明晖(2014)从内部运营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内部运营管理部门需构建企业绩效考核指标。同时,研究中还使用了DEA、功效系数等数学方法来探究企业绩效评价问题。

梅雨和熊剑(201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从绩效评价的起点和归依、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内化、指标的选择、绩效的评价考核等方面,分析了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赵喜仓和周蔓(2007)根据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指出企业应追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三方面平衡发展,构建了三重盈余(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绩效评价体系。

以上从企业界到学术界均对企业绩效评价进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围涵盖了影响企业绩效的所有关键因素,并从国内经济环境特征、行业特点、公司治理等方面对构建企业绩效评价方法提出了有效建议。

(三)影响因素研究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其主要因素既是提升企业绩效的关键,也是科学评价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来源。王辛平(2005)通过区分影响企业绩效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对企业绩效评价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界定。张华(2002)在核心能力是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指出企业应从治理能力、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等方面构建企业的核心能力,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热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管团队(TMT)与企业绩效。

李卫宁和李莉(2015)研究认为,TMT异质性通过战略变革、战略背离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李乾文等(2012)以东部沿海主要城市的392 家企业为样本,从TMT与社会网络、公司创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了三者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陈昀等(2011)以22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从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视角出发,研究得出在多元化战略中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的结论。

2.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魏巍(2011)以57家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经营多元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企业绩效,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规模、资本结构会影响企业业绩,即规模过大、负债水平过高均会使绩效降低,并提出了多元化经营的合理建议。靳明和邓光华(2009)选取了沪深7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并非呈简单的、单向变动的线性关系,这与其在文献回顾中提到的学者们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相符。结合国外研究情况来看,多元化经营有利于公司发展,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着“度”的问题,当前研究尚未构建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模型。

3.创新、创业与企业绩效。

程华和王婉君(2013)以浙江省193家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得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不同种类的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的结论。李忆和司有和(2008)基于397家企业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两类创新行为之间的内部匹配关系对企业绩效无显著影响,两类创新行为与企业战略和环境竞争性的外部匹配关系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杨楠(2015)研究认为,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呈显著非线性正相关,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关于创业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多,是目前创业研究和企业绩效研究的热门,此方面研究紧跟国际研究热点,绝大多数以实证研究为主,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从创业的维度、测量细分层面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战略导向等方面相联系的角度展开研究。但综合分析看来,国内研究除扩展了创业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范围外,结论基本局限于国外研究已有的初步结论,大部分研究验证了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也有小部分研究不支持该结论,甚至得出相反结论。

4.企业绩效的区域差异。

徐彪等(2011)分析了区域资源禀赋、产业要素、软环境和原产地品牌等因素对我国工业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区域生产要素、产业集中度、软环境和原产地品牌等因素对企业资产回报率、投资回报率、销售利润率产生不同的影响。雷新途和熊德平(2013)以在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全国34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138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区域聚集数量、区域制度环境、上市公司绩效区域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较高,GDP总量较大,上市公司聚集数量较多,公司绩效和市场价值也较高,说明产业发展水平、金融深化程度、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区域制度环境影响区域上市公司聚集,并最终造成上市公司的绩效差异。闫瑞增和冯韵雯(2014)研究认为,整体区域产业环境与区域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区域产业环境对区域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同时,单独的区域产业环境构成要素不会对区域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研究不但揭示了区域因素是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还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内的相关因素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除了上述几方面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外,其他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较多,如:技术研发、公司治理、股权结构、政府干预、融资等;此外,战略决策、决策质量(郭立新,2014),组织记忆、知识共享(陈涛,2015),高绩效工作系统、组织学习能力(张徽燕等,2015)等细化因素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当前研究主要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双因素研究居多,影响因素越来越细化,深化了学者们对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认识。

三、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可以预见以下方向将成为企业绩效专题的主要研究趋势:

1.企业绩效外延研究将受到更多关注。

从财务绩效、财务与非财务绩效到全面绩效,企业绩效的外延不断扩大。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绩效的关注层面和角度不一致,但都更多地从经济、社会的宏观视角来看待企业绩效问题。即在财务绩效的基础上,将非财务绩效的内容不断延伸,单纯把企业看成盈利组织的观点逐渐转化为企业是社会组织,盈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或盈利只是企业生产发展的必要职能和手段之一。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在社会中享有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企业绩效范畴的不断扩大,企业绩效评价的内容需要更加全面。如基于社会责任观的企业绩效、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企业绩效,都扩大了企业绩效的外延,不再只从企业自身看待企业绩效,而是更关注和强调企业对外部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后续也将更多地从企业对社会贡献角度开展企业绩效研究。

2.评价方法更加多元化、自由化。

在企业绩效外延不断扩大的趋势下,评价方法将不断创新,如何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的研究将不断增多。虽然平衡计分卡已经成为全面评价企业绩效的典范,但平衡计分卡更多侧重的仍是企业内部。随着企业绩效外延的扩大,平衡计分卡也将不断更新和改进。企业绩效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成立、发展、扩张与成熟的不同阶段,企业战略目标不同,绩效重点也不同。如何科学评价企业在不同阶段的绩效并综合评价企业的整体绩效,都需要评价方法的不断创新。

同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绩效层面和内容的关注不同,目前企业绩效评价不可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利益相关者将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自行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而不再只依靠企业或第三方提供的信息和评价标准。所以企业绩效评价方法将更加多元化、自由化。企业与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将显著增加,企业所提供的将是信息数据库,第三方主要对信息进行验证和审核,确保信息的真实、客观。利益相关者将对数据进行自由抽取,根据不同目的、需求和方法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

3.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将突出对部门绩效和绩效差异化的研究。

当前对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包含了几乎所有影响因素,而且因素不断细化、具体化,双因素、多因素研究趋势不断加强。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综合性多因素研究将不断增多。绩效研究中,企业绩效和员工个人绩效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链接企业绩效和个人绩效的中间环节的部门绩效研究相对较少。从战略绩效的视角看,如何把企业战略贯彻到每个员工是企业绩效管理的重点所在。员工绩效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体绩效,中间环节的部门绩效研究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另外,企业绩效差异化研究将受到更多关注。在企业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绩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绩效表现有较大差别,这已是很多公司(包括多元化战略公司)存在的问题,区域性因素成为企业绩效差异的重要因素,也可以称之为企业绩效的区域性差异,这种区域性差异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客观评价不同区域内企业或部门的绩效,是企业绩效管理较为现实的需要。也正是在这种实际需求下,企业绩效含义与外延更加多样化,企业绩效评价更加多元化。在我国,关于企业绩效区域性差异的研究将更为突出。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区域性差异极为明显,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阶梯结构的缩影。在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大趋势的推动下,国内对企业绩效区域性差异的研究将成为研究主流之一。

4.研究方法将得以有效改进。

从国内外研究情况来看,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我国紧跟国外研究趋势也以实证研究为主。但国内实证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甚至结论相反的情况也为数不少。主要原因在于:①我国有关企业信息方面的数据不完善,数据收集渠道有限,问卷调查随意性较大,特别是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备受诟病,这是制约我国企业绩效实证研究的关键问题。②我国企业行业间、行业内部、所有权性质、区域特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样本间的差异较大,特别是有效样本量与国外相比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企业绩效方面的实证研究将会有效弥补上述不足,增强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同时,案例研究将会逐渐增多。企业绩效管理是基于管理科学的行为,而不是数学模型化的行为。实证研究虽然能够以数据关系说明企业绩效问题,但不同企业往往既有共性,又有较大的特殊性。而案例研究能够弥补实证研究的不足,能够具体问题具体研究,解释个案的特殊性。

5.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绩效问题研究将成为研究主流。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绩效问题也将成为企业绩效研究领域的重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绩效管理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从实际来看,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企业管理理论往往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的情况较为严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绩效问题存在共性,但更多的是与发展中国家紧密联系的特殊性。因此,在企业绩效的研究中,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企业绩效提升的实际问题将是研究的关键。

综上分析,我国对企业绩效问题的研究要深刻把握西方国家绩效研究的主流,深刻认识国外实际需求推动绩效理论创新和评价方法创新、理论推动实践发展的研究发展脉络。同时,结合我国企业绩效管理的实际,加强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以解决我国企业绩效问题为核心,侧重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国内企业绩效研究的不断深入。

摘要：本文根据国外对企业绩效的研究趋势和热点,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从理论、评价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对企业绩效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与归纳。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绩效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可以预见,企业绩效外延、企业部门绩效、绩效差异化等问题将成为研究热点。

关键词：企业绩效,评价方法,影响因素,综述

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述评 篇2

[关键词] 农产品营销研究述评

近年来，在借鉴国外营销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在农产品营销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探讨。本文从研究视角的发展和研究内容的发展两个角度，对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营销的有关文献加以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视角和研究焦点的发展

1.从产品视角到管理视角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的探讨大致基于两个视角：產品视角和管理视角。产品视角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生产止于销售的过程，通过产品标准化、信息收集、运输流通等活动协助产品价值的实现。管理视角以营销管理为学科基础，关注于消费者需求，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市场止于市场，涉及信息收集、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定价、渠道、促销等一个系统的活动过程。基于这两个视角的研究呈阶段性发展：上世纪90年代前期以产品视角研究为主，此后以管理视角研究为主。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人们对我国农产品经营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评述，以及研究的焦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以产品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农产品供给过剩时代的到来。农产品“卖难”问题开始凸现，引发了人们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研究者主要从产品视角探寻农产品经营困境的问题所在，将农产品销售渠道作为一个独立于产品生产、定价、储存、促销等系统活动之外的行为加以认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焦点问题是流通渠道不畅，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灵活、流通主体不成熟、政府宏观调不完善等（张治安，1995；左尔钊1994；贾益东1995）；农产品过低的比较利益、小农业对大市场的不适应、价格信息传导滞后是农产品大流通中存在的矛盾和障碍（吴振先，1994）。此时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探讨主要限于宏观环境范畴，研究者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农产品在社会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市场营销研究的微观性特征，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农产品营销研究”，但却是此后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础和开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3.以管理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效率虽大为改善，但卖难问题仍然存在。研究者们意识到“发展农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市场营销系统的总体开发”（陈良珠、蔡雪雄，1995），开始以管理的视角审查农产品营销活动系统。营销缺陷成为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焦点：在微观层面上我国农产品营销有“营销观念陈旧，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价格定位不准，营销手段缺乏，渠道网络建设滞后”等缺陷；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营销管理体制，营销主体结构，市场体系建设，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的障碍（吴兴安2005；李玉珍、张旭2005；王杜春2006）。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绿色消费浪潮和绿色贸易壁垒在使我国农产品营销体制面临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李崇光，2002；惠献波，2006；何均琳、陈 瑜，2003）。由此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农产品经营开始了宽视角多角度的研究，在秉承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从宏观、微观多个层次上对农产品营销活动展开讨论。

二、营销策略研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视角和焦点的变化，农产品营销策略的研究内容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趋势。

1.注重农产品流通的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限于农产品流通问题。流通市场和流通主体构建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关键环节。贾益东（1995）提出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农产品流通的特殊要求“建立多层次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高效灵活的流通调控体系、新型的经营组织体系”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建设思路。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构建，可以选择“主体形式多元化，经营目标市场化，管理体制一体化”的目标模式（纪良刚，1995）。崔晓文（1996）进一步认为应当从提高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工贸农一体化，交易方式规范化等几方面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者们基于产品视角从宏观层面上对解决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主体培育等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

2.多元的系统化策略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按照营销学的理论体系可归类如下。

(1)需求研究。需求是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需求研究是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本内容。基于需求行为理论和价格行为理论的分析，影响食物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者收入，它们的变化是安排农产品生产的基本依据，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建立科学的食品市场价格体系引导人们的食物消费（高飞1999）。各类农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因此对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周曙东（2003）采用二阶段预算估计近乎理想化的线性需求系统的方法，估计出了江苏省农村居民的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所引起的农产品需求量变化数据。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消费习惯、饮食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也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不同地域的类似的实证分析所见甚少。绿色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除了受价格、居民收入影响外，还在于消费者对其需求的强度（强度大小主要在于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目的的能力），以及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唐华仓，2006）。刘晓昀，辛贤（1998）运用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理论，建立了由农产品生产的各种投入、农户农产品生产和需求、流通厂商对市场投入的需求和供给、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和供给构成的系统的农产品市场模型，探讨了农产品市场预测方法。

(2)目标市场策略研究。“供需结构性矛盾” 是我国农产品销售难的根本问题已成共识，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市场饱和的实质是农产品市场上某一座标点上的消费者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不断产生显性或隐性的新的需求点，因此市场空白是绝对的（李苏、韩科锋2004）。如何发现这些市场空白成为关键。李苏等进一步指出通过市场细分可以帮助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从而获得市场机会，但是在选择目标市场时要避免走入“多数谬误”误区。差异化营销策略是目标市场营销者比较理想的选择（漆雁斌，2005）。黄维梁（2000）进一步指出，差异化策略的实施有两个途径—产品差异化和营销手段及过程的差异化，但差异化营销也伴随着“需求变动、竞争者模仿、经营成本上升、实施不当”等诸多风险，值得关注。

(3)产品策略研究。农产品营销已进入质量营销的时代。产品质量分为性能质量和适用质量。与工业品不同，农产品质量营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性能质量（黄祖辉、吕佳、刘东英2004）。分级和标准化是提高农产品性能质量的基础、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李燕、琼范高林2002；高丽晶2002；卢向虎2004）。但是无论质量高低，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一个从入市到退市的市场生命周期。薛莉（2005）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延展策略，给出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产品延展生命周期的措施，以使产品在有获利性的成长期和成熟期最大限度地保持获利的势头，并使有衰退迹象的产品重新获利形成新一轮的增长。品牌策略是农产品产品策略分析中的热点问题，形成了研究专题。张劲松，何德文（1998），王策之（1999）陈良珠，蔡雪熊等（2000），邱琪，张旭东（2005），王杜春（2006），阿迎萍（2006），张 萍，项英辉（2006）等等诸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谈论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构建农产品品牌的策略建议。

(4)价格策略研究。营销学的价格策略主要是有关营销活动主体的价格制定和策略选择的研究。对农产品的农户价格和零售价的合理价差问题，辛贤（1998）在改进价差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农产品价差模型，并进一步提出了农产品价格决定的长期模型和短期模型。价格策略方面，李东升，高彦彬（2005）认为差异化定价策略适用于鲜活农产品的定价。有关绿色农产品的定价，张秀芳，史建民等（2005）根据消费者剩余原理指出绿色农产品应该采取价格歧视策略,靳明，李爱喜（2005）则认为可以采用撇脂定价策略。有关农产品定价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的研究，蒋侃（2005）运用消费者意愿分析法，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消费者购买超市农产品意愿支付价格构成，对超市农产品定价具有参考价值。

(5)渠道策略研究。营销渠道的研究形成了几个主题：一是对流通体系的继续研究。根据农产品市场发展趋势，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制应当通过加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的建设、做大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李志萌，2005）。二是对渠道模式和结构的研究。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垂直的农产品营销渠道和多渠道农产品营销系统是可选的农产品渠道模式（孙剑、李崇光，2004）。针对农产品现有渠道体系的弊病，邓若鸿等（2006）基于电子商务理论提出了“协同模式”的渠道结构系统；陈善晓，王卫华（2005）则提出了基于第三方物流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三是渠道选择和渠道组织的研究。农产品渠道的选择应当基于交易费用节约的基础（包玉泽，2005）。农产品营销渠道组织是一种多元的参与者自愿结成的经济联合体，成员有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等（孙剑、李崇光，2003）。农产品超市销售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产品零售业越来越受到关注，刘东英等（2005），杨金风，史江涛（2005）對超市的经营行为以及农产品流通超市化对农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农民作为重要的渠道成员是近年渠道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农民在市场中的经营能力低、谈判能力弱，建立合作组织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章胜勇、阎竣，2004；严太华、战勇2005）。

三、研究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

1.研究发展的特点

(1)回归本位的研究。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理论基础营销学具有微观性特征，它着重于微观营销活动的策略、方法和技巧的研究。近年来对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内容逐渐回归到围绕生产经营者及相关社会组织的营销活动展开。

(2)广视角的交叉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营销学交叉性较强。农产品营销学更加强化了这一特点，它以农业经济学和营销学为理论基础，是一门新型的交叉型边缘学科（李崇光，2004）；同时农产品营销活动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与工业品相比受到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大，决定了农产品营销活动必须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理论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农产品营销研究从宏观、微观层面，以产品的和管理的多个视角进行，广泛运用到经济学、管理学及农业经济学中的理论，弥补了营销学理论的某些不足。

(3)多热点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形成了多个热点。对于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我国农业，如何面对市场全面开放的竞争压力、如何充分利用WTO规则，以及我国农产品如何走出去开展国际营销是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热点之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产品网络营销，物流技术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是农产品渠道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绿色观念的兴起，农产品如何应对绿色壁垒进行绿色营销成为了继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之后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研究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

(1)停留于理论探讨实践性差。当前在农产品营销研究中，缺乏结合农产品生产、储运、销售的具体特点对农产品营销规律深入探究；缺少按农产品类别进行的分类农产品营销研究；缺乏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发展现状的具体实施办法的研究，对我国各地农产品营销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缺乏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不利于本土化农产品营销学的发展。

(2)缺少实证分析研究。目前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偏少。据笔者对“中国全文数据库”中文献的统计，与农产品营销相关的文献中实证研究仅占4.2‰;在有关农产品实证分析文献中，仅有2.2%的文献是关于农产品营销的。缺乏通过市场调研对农产品需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行为、农产品营销策略实施效果的实证性研究，使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打了折扣。

(3)部分研究缺失，泛化营销功能。目前农村产品营销研究主要集中于营销策略，而且多是关于其中的热点问题。有关农产品营销环境、农产品营销道德、农产品定位，农产品推销策略，农产品营销策略效率等营销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及难点问题缺乏广泛的探讨。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泛化农产品营销的功能。将“三农”问题、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问题都与农产品营销联系，认为做好农产品营销是解决这诸多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这势必夸大了农产品营销的功能。营销活动作为一种微观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实施组织战略目标的整体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不宜将其功能过分扩大，否则会进入“重流通，轻生产”的误区。农业的发展关键是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建立，营销活动可以使核心竞争力得以更好地发挥。

四、总结

无疑，在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农产品营销问题将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若干成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力求做到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农产品生产经营特点，发展出适合中国“农情”的本土化的农产品营销理论；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走入农村和城镇开展广泛的实证研究，增加所提策略的适用性、可实施性和科学性；发扬探索精神，关注与农产营销相关的所有问题而非仅限于热点问题，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视角多样化。

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研究述评 篇3

1. 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

政府绩效审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英国称为货币价值审计，在加拿大称为综合审计。1986年，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选择以“绩效审计”作为统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对一个组织利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审计”。绩效审计的提出打破了传统财务审计的框架，丰富了政府审计的内容。之后，西方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绩效审计作进一步的界定。

(1) 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观点。Ronald (1986)认为绩效审计是一种以评价管理绩效为核心的审计活动，它并不一定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Guthrie (1989)运用Stewart (1984)关于受托责任的阶梯理论，将绩效审计发展为受托责任的五个层次以评价管理绩效。这五个层次的内容是诚实性和合法性责任、程序责任、绩效责任、方案责任、政策责任。

(2) 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观点。Barzelay (1997)利用Lakoff (1987)关于概念和分类的理论，指出绩效审计、传统审计和项目评估的概念是通过认知模型来界定的。

Chelimsky和Shadish (1997)则认为绩效审计与评估存在差异，绩效审计履行监管和控制职责，监督公共团体的会计工作。绩效审计不同于监督和普通的业绩测试，因为后者是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而绩效审计是独立于管理活动的工作。此外，公共部门的绩效审计也不同于公司的绩效审计，因为后者属于公司的内部控制，而前者属于对公共部门的外部治理，不仅代表政府管理者的利益，而且代表公众的利益。Pollitt等(1999)发现审计职业界一致认为绩效审计作为审计的一种类型，应集公共活动的效率性、效果性和货币价值于一身。绩效审计不同于财务审计，财务审计是常规性和更为标准化的年度审计，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而绩效审计则不易被标准化，通常因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绩效审计人员不仅有会计人员，还包括医师、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士。

2. 政府绩效审计的作用。

Cawley (1993)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劳改部门的审计报告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审计已经成为亚利桑那州立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立法部门评价和控制政府机构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Johnsen等(2001)认为绩效审计长期以来都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芬兰和挪威两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证明了绩效审计在地方政府管理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Morin (2001)认为随着货币价值审计的出现，审计师从未像现在这样广泛参与公共管理活动。审计师的作用体现在通过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来帮助和支持公共管理活动并增加其价值。他指出审计师通常将其审计建议是否被接受作为衡量货币价值审计是否成功的标准。Pollitt等(1999)的研究发现，在货币价值审计报告中，审计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比重是评价英国国家审计署、瑞典国家审计署、荷兰审计院等审计机构影响力的最常用指标。Kreklow (2007)认为绩效审计可以向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以改善项目的效果，或向其他被认为更可能成功的项目分配资源。其研究结果表明，定期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不仅有助于改善政府部门对公众服务的效果，而且有助于推动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文化。Linda (2007)对澳大利亚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进行了研究。他采用Pollitt等(1999)绩效审计的分类方法，将绩效审计分为制度基础审计和实质审计，制度基础审计主要检查被审计对象是否遵循有关程序或由审计长制定的最优实践框架;而实质审计则调查与核心活动和使用者所体验的服务质量相关的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更多地体现为制度基础审计，因而它的作用更倾向于使政府的政策合法化而非进行独立监督。绩效审计不具有独立监督作用将会使公私合营项目的预期风险转移，使其他项目的目标是否实现无法得到判断。

3. 政府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

Bowerman (1995)认为，目前人们对绩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测量以及是否能根据绩效测量的结果改善经营状况和明确相关责任等问题还未达成共识。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指标的运用和发展受一些因素的制约。Meekings (1995)认为，绩效评价指标在组织中的运用程序及方式、在运用过程中职员的期望等均影响其被接受的程度。Morin (2001)以加拿大审计师实施的货币价值审计为研究对象，从三方面探讨了货币价值审计评价指标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价值审计在实践中可能是无效的，审计长必须认识到重复以往的审计建议对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意义不大。与Morin (2001)的研究结果相反，Andy (2002)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八十名政府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了解他们对绩效评价指标的看法，得到其中65%的官员的反馈。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关绩效评价指标的发展和运用中，官员更看重效率和效果这两个指标，较少看重工作量和职员比率这两个指标。从总体上看，政府官员认为绩效审计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绩效评价指标存在着难以运用的问题。Pollitt (2003)对英国、法国等五国的最高审计机构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最高审计机构都宣布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为绩效评价指标，但实际上效果性审计非常少见。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的指标并不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是“优良管理实践”或“优良行政管理”等类似的指标。这类评价指标在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制定的准则中作为“经济性”条款的内容被提及。然而，这类评价指标比较模糊。有时审计人员按照“优良管理”原则来实施审计，但在很多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并未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此时审计人员必须以自身对“优良管理”的认识为依据来确定评价指标。

二、研究方法

1. 比较研究法。

Barzelay (1997)运用战略管理理论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等13个国家的绩效审计体制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分析它们在绩效审计上是否具有共性，从而使其审计类型相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效率性审计、项目效果审计、经营管理能力审计和经营信息审计四类绩效审计，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瑞典和美国均实施了前三类。但从这五个国家的绩效审计体制来看，瑞典的中央审计机构属于中央政府组织机构，美国国家审计总署属于立法机构的分支，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的审计机构或审计法院则具有较高的地位。由此认为，即使中央审计机构在地位上的差异会对审计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并非是简单和直接的。

Johnsen等(2001)对芬兰和挪威两个国家的政府绩效审计体制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绩效审计的作用。对芬兰和挪威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尽管在审计报告的质量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受访者仍然认为绩效审计是一种有用的公共管理工具，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案例研究法。

Hatherly和Parker (1988)对澳大利亚联邦审计署等所使用的绩效审计的概念、审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被审计对象的反应三个变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方式的确会对审计结果产生影响，但并非研究中的所有变量都会受到影响(如“被审计对象的反应”没有受到影响)。由于澳大利亚绩效审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同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的发布时间不尽相同，案例研究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该研究方法的运用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由于审计报告与审计主题相关，因此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各审计委员会提出的审计主题的影响，并且还要考虑到澳大利亚绩效审计的动态发展。笔者认为，目前对绩效审计实施及其结果的研究亟待加强，该研究只是探索性的，需要进行类似的国际研究，以发现上述研究结论是否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成立。审计结果可以通过调查、面询以及观察被审计对象的行动来得出，这样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绩效审计的形式和目标，而且可以了解绩效审计实施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被审计对象行为的影响。

Morin (2001)对1995年和1996年加拿大的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多重案例研究，通过面询和文献分析的方式来收集证据，以研究审计师与被审计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Cawley (1993)也以亚利桑那州的劳改部门的六个审计项目(设备和建筑活动、安全问题、设备维护、职员问题、行政工作、合同管理)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法对绩效审计的有用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3. 回归分析法。

Funkhouser (2000)运用回归分析法对美国城市的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审计的实施与S型分布的经典变革模型一致;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审计师的创新特征(例如审计师获得硕士学位、审计师是职业组织的成员、每年参加专业会议的次数、具有审计职业界的朋友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城市的大小、其他实施绩效审计城市的临近程度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议会治理环境(例如小型议会组织、对议会成员普选的严格限制、由议会的主管来任命其他成员等)负相关。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笔者指出审计师应该认识到政治、冲突与绩效审计之间的联系，并将“公正”看做是绩效审计的内在价值;公共管理者应该认识到绩效审计对于政策制定及克服公共权力滥用所具有的意义。

三、相关启示

第一，国外研究未对绩效审计的概念达成一致。大多数学者在区分绩效审计、财务审计、项目评估时指出，绩效审计介于财务审计与项目评估之间，但没有对绩效审计的本质进行清晰界定。这可能与各国政府绩效审计方式的多样性和非标准化有关。绩效审计概念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政府绩效审计的其他方面，从而影响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深入。Johnsen等(2001)在研究中也指出，可能由于对绩效审计界定的不准确而导致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是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重要机制，是立法监督的重要形式，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治体制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完全不同。Barzelay (1997)的研究表明，瑞典、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这五个审计体制不同的国家却实施了相同类型的绩效审计。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虽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国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经验，提高政府绩效审计的独立性，使其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以便在评价和监督政府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二，国外研究未对绩效评价指标达成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学者们在研究时是依据各国情况选取绩效评价指标。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尽管目前政府绩效审计得到了发展，但还没有一套标准足以覆盖绩效审计的所有方面，需要在评价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指标上作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逐步开展，我们需要在借鉴国外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来建立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国外研究广泛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而且很多研究都将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相结合，对回归分析法的使用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数据收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有关，从而阻碍了回归分析法的运用。我国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来探讨绩效审计的目标、程度、意义等，较少使用案例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经验研究方法。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结合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推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

摘要：本文主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着手对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 并指出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案例研究法,回归分析法

参考文献

[1].Age Johnsen, Pentti Meklin, Lasse Oulasvirta, Jarmo Vakkuri.Performance Auditing in Local Government: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erceived Efficiency of Municipal Value forMoney Auditing in Finland and Norway.Th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1;10

[2].Andy Y.Ng.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uditing in Govern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02;6

[3].Alan Meekings.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A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Guide.Public Money&Management, 1995;4

[4].Danielle Morin.Influence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s:Looking beyond Appearances.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2001;2

[5].David Hatherly, Lee D.Parker.Performance Auditing Outcomes:A Comparative Study.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1988;4

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方法述评 篇4

1 国内外企业并购绩效研究方法

1.1 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是由Fama、Fisher等人在1969年提出的。选择并购公告发布前后某个短期时间段 (如-1天, +1天) , 用超额累计收益率 (CAR) 来测量并购事件对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Bradley、Desai和Kim (1988) 用事件研究法计算出宣告期内目标公司和主并公司股东加权收益率为7.43%。Gregor Andrade等 (2001) 选用1973~1988年间发生并购的3688个样本同样得出目标公司和主并公司股东权益增加的结论。Hackbarth Dirk和Morellec Erwan (2008) 选用美国1985~2002年间1086起并购重组事件进行实证研究, 计算出主并公司股东的超额累计收益率为-0.52%。而Ma Jianyu、Pagan Jose和Chu Yun (2009) 以2000~2005年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亚洲新兴国家的1477起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 计算出主并公司股东的超额累计收益率平均值为1.28%。

陈信元和张田余 (1999) 用事件研究法发现, 短期内主并公司的超额累计收益率小幅上升, 但同时, 他们也指出我国资本市场以及投资者尚未成熟, 运用股票价值衡量公司价值不尽准确。余光、杨荣 (2000) 指出并购活动发生后主并公司的股东收益基本不变, 不会获得显著超常收益, 但是他们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合理深入的解释。李善民、陈玉罡和朱涛分别在2002年和2005年通过事件研究法实证得出并购活动使得主并公司的股东财富显著增加, 而目标公司的股东财富受其影响不显著的结论。宋希亮、张秋生、初宜红 (2008) 选择1998~2007年间发生并购活动的样本公司进行研究, 发现短期内主并公司股东可获得超额累计收益, 但收益不显著。王江石、贺铟璇等 (2011) 用2004~2007年的数据得出, 同样发现主并公司在短期内可获得正的超额累计收益, 与宋希亮等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 主并公司获得的超额累计收益是显著的。陈涛、李善民、周昌仕 (2013) 以2006~2008年569个股改后的并购公司为样本, 得出与王江石、贺铟璇等相同的结论。

总结国内外事件研究法的研究结果发现:主并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获得的收益不明确;目标公司通常会获得显著的超额累计收益率;总体效应上并购能够创造财富。

1.2 会计研究法

会计研究法主要是对企业并购绩效的中长期评价。利用并购事件发生前后年度的财务报表数据和会计信息测算出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综合指标, 对比考察并购事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Meeks和Mueller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选取不同样本, 用资产收益率作为业绩评价指标进行研究, 发现并购后多数样本业绩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在并购发生后的几年, 主并公司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 并在第五年达到最低。Healy、Palepu和Ruback (1992) 以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流量作为评价指标, 研究了美国1995~2001年间规模最大的50起并购事件后发现:并购中目标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而企业现金流变化不明显。Mark Li和Sirower (2006) 选取1979~1984年间302起并购事件样本, 将股东回报率作为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市场对企业并购的反应并不明显。

原红旗是国内较早运用会计研究法对企业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的学者, 他们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投资收益占总利润的比重四个会计指标研究企业并购后的业绩变动。冯根福、吴林江 (2001) 用总资产周转次数、总资产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每股收益对1995年至1998年间发生并购活动的样本公司进行了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在并购后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陈收等 (2005) 参照了财政部颁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 对2002年发生并购事件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并购后主并公司的业绩先降后升, 长期来看, 主并公司大多能获得超额累计收益。屈颖爽等 (2008) 运用每股收益等10个财务指标对2003~2004年间的81例并购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结论:并购只能在短期内提升主并公司的经营绩效, 长期来看主并公司经营绩效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而目标公司绩效却因并购活动得到提升。邢天才、贺铟璇 (2011) 研究了2004~2007年间的319起并购事件, 发现长期来看, 主并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会因为并购活动而提升。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 并购活动可以改善目标公司的经营绩效, 而主并公司的经营绩效还存在不确定性, 对整体经营绩效的研究结论较少。

1.3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 (又称临床诊断研究法) 是对单一并购案例的绩效变化过程进行深入观察分析, 以确定并购事件的影响。

Ruback (1982) 对1981年杜邦公司收购康菲石油公司的研究表明, 康菲的股东财富增加了32亿美元, 而杜邦的股东财富减少了8亿美元。Lys&Vincent (1995) 对AT&T公司收购NCR公司的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发现, 由于AT&T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等问题导致公司股东财富减少。

国内学术界从2000年开始采用个案研究法对我国的并购交易事件进行实证分析。1998年, 清华同方与鲁颖电子公司合并, 陈信元和陈冬华 (2000) 用事件研究法对该案例研究发现, 由于两家企业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 因此市场持欢迎的态度, 在事件窗期间累计超常收益率比较理想。谢莹等 (2002) 实证研究了新潮实业与新牟股份换股合并事件, 结果显示, 新牟股份的股东每股收益虽然达到0.43~0.965元, 但是该上市公司的实际股东财富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邵军、王洁婷 (2008) 对中粮集团对外进行的一系列并购活动进行考察借鉴, 得出从战略发展角度出发进行的并购活动会有益于企业发展。李福来 (2010) 对2004年百联集团收购华联商厦等五家上市公司事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并购是有利于集团发展的, 是有效的。

1.4 其他方法

并购绩效评价也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方法, 例如包络分析法 (DEA) 、平衡计分法、专家评估方法等。

Ehsan和Feroz (2005) 运用DEA法对上市公司在并购前后十年之间的绩效变化进行了考察, 多数公司在并购重组后绩效得到了提高。李心丹等 (2003) 运用DEA法对1998年发生并购事件的上市公司进行绩效考察, 发现样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在并购当年明显提升, 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始终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刘小兵、廖运凤 (2010) 选取了19家外资并购样本, 通过DEA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存在业绩下滑趋势, 并购后一年绩效达到最低, 随后继续上升。

2 研究方法评述

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 采用不同并购绩效评价方法, 结论往往不同, 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并购绩效研究结果。

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较为完善, 操作成本低, 理论上股价是预期未来现金流的现值, 可直接据此度量投资者的价值增值。但是事件研究法的前提是资本市场的强势有效性, 即投资者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现金流量和风险变化。我国资本市场建立较晚, 尚未达到弱式有效, 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和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会大大降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会计研究法的优势是:清晰简单, 不涉及复杂的理论模型, 不存在资本市场强势有效的前提, 且报表数据公开易获取, 采用包含多项财务指标的财务体系进行分析还可合理规避利润操纵。缺点是财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并购事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且财务数据都是历史的, 对业绩的预测性不强。尽管如此, 用财务数据对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长期来看,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能很大程度地体现并购绩效。

个案研究法是对单个案例的探析, 具有客观具体深入的特点, 研究效果比较好。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具体情况不同, 其研究结果缺乏演绎性, 只能为相同类型的公司提供参考意见, 因此该方法不常运用于实证研究。

3 结论与讨论

国内关于并购绩效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 研究方法大多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然而各国体制不同, 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 有待发展得方向如下:

(1) 研究样本选择。目前学术界研究的并购活动是将股权转让、吸收合并、要约收购、债务重组、资产收购等广义的并购类型全部纳入其中, 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并购绩效的结论过于宽泛, 缺乏单独重点的深入分析。现有研究在选择比较样本时没有考虑到企业外部环境、行业特征等对绩效的影响, 即使是选择了同行业具有相似特征的企业作为比较基准, 仍然存在非并购因素对比较基准的影响。研究样本的选择需谨慎严密, 否则并购绩效的研究结论会没有说服力, 可能出现错误的结论。

(2) 绩效评价视野。企业并购活动不仅会对参与并购的主并公司和目标公司产生影响, 对证券市场、整个行业以及社会绩效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研究并购活动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 缺乏多视角、更广泛的研究。

参考文献

[1]Hackbarth Dirk, Morellec Erwan.Stock Return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 (3) .

[2]Ma Jianyu, Pagan Jose, Chu Yun.Revenue enhancement and wealth effect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sian emerging marke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venue Management, 2009, 4 (2) .

[3]李心丹, 朱洪亮, 张兵, 罗浩.基于DEA的上市公司并购效率研究[J].经济研究, 2003 (10) .

[4]邢天才, 贺铟璇.并购特征与收购公司长期并购绩效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11 (5) .

[5]吴佳男, 马占新.企业并购绩效研究方法及应用进展[J].北方经济, 2011 (14) .

[6]方红, 于成永.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方法与范式综述[J].金融纵横, 2012 (1) .

营销绩效研究述评 篇5

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运营管理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既是营运资金管理政策成效的考评又是营运资金管理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更是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水平的有效工具。然而,目前对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其现有评价方法及指标存在问题、探索改进方法的研究并不多。显然,这不利于对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国外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 关于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评价的研究较为成熟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1)现金周期。Gitman等(1974)将现金周期作为管理的重要因素引入营运资金管理研究。Hager和Hampton·C(1976)认为,现金管理过程始于采购终于销售收入的实际收回,通过原材料周转天数、在产品周转天数、产成品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等重要财务指标构建了现金周期指标。该研究仅讨论了现金周期的计算公式,以及其作为一项综合指标在营运资金管理中的意义,并未具体深入地分析现金周期指标的内涵,因而没有明确给出现金周期的明确定义。VerlynD·Richard和Eugene J·Laughlin(1980)明确界定了现金周期指标的含义。他们认为现金周期是现金在实际支出后经过了一系列活动、投资形态转换后,以销售现金形态收回的净时间间隔,即“经营周期”用“应付账款延期支付期”弥补后的“剩余时间间隔”,可以反映公司除供售自发融资外,额外的、非自发的筹资状况。该定义较好地揭示了现金周期的本质,分析了该指标的作用及优势。可见,采用现金周期指标对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评价简单、直观、明了,但该指标没有考虑企业不同形态营运资金的占用情况,因而不利于企业全面、正确评价营运资金管理绩效。(2)加权现金周期。Gentry,Vaidyanathan和Lee(1990)认为,在原材料采购到销售账款收回的整个经营周期中,各项目所需资金数额是不同的,而Richard和Laughlin等人的研究并未考虑这一因素。由此,他们提出了加权现金周期概念。在加权现金周期指标模型中,以各项目资金占用量与销售额之比作为权重,考虑了各项目的每日消耗量,将存货项目划分为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分别计算加权周期,并单独考虑了应付账款的影响。显然,加权现金周期与现金周期相比,考虑了不同形态营运资金占用情况,从而能够更好地反映资金营运绩效。但加权现金周期的计算需要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资金占用额数据,从而较适用于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而不便于企业外部投资者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评价。(3) 净营业周期。Hyun-Han Shin和Luc Soenen(1998)在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中采用了净营业周期指标。与通过分别计算存货、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的现金周期指标不同,净营业周期指标以这三个项目所占资金的合计数额作为分子,以销售额为分母,因而更为实用;与加权现金周期指标相比,所需数据则更易为外部投资者获得。另外,实证研究表明,合理减小净营业周期可以提高股东价值。(4)营运资金周转期。美国REL咨询公司和CFO杂志在1997年开始的1000家美国最大企业营运资金调查中,采用营运资金周转期和变现效率指标对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评价。其中,营运资金周转期与净营业周期的计算公式相似,变现效率为经营现金流量与销售额之比。自2003年开始则不再采用变现效率指标。该调查还对各企业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以及应付账款周转期进行了研究,指标中的分母均为净销售额。综上,像评价资产利用效率一样,上述各项指标的主要目的都在于评价营运资金管理的效率,但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价值、提高经济效益,显然营运资金管理的最终目的亦如此,即营运资金管理的收益性也应该是其绩效评价的重要方面。

(二) 关于营运资金管理收益性评价的研究尚不系统波士顿咨询公司自1991年开始对营运资本生产率进行研究,以单位营运资本所产生的净销售额来评价营运资金管理的收益性。显然,较之于绝对值指标,营运资本生产率指标更有利于不同公司、不同期间的比较。同时,考虑到营运资金周转期中的营运资金范畴,波士顿咨询公司建议考察未减去应付账款的营运资金管理情况,以避免利用应付账款操纵营运资本生产率。George Stalk Jr与Harold L Sirkin(2005)对营运资本生产率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该指标是用以度量企业运营业绩本身的指标,反映了提高绩效的努力成果。区分了营运资本管理成果指标与以往的效率性指标,表明这两类指标的作用完全不同。综上所述,国外关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方面,评价指标则由各单独项目指标发展到综合指标。其中,现金周期指标是主要评价指标之一,是综合性效率指标建立和改进的基础。关于营运资金管理收益性评价的主要研究则是提出了营运资本生产率指标,从而完善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但这方面的研究尚不系统。

三、国内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关于传统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改进的研究较为系统由国外研究可见,传统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的固有缺陷使其难以基于全局视角进行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基于此,郁国建(1999)介绍了一种新财务比率———购销周转率,将应收账款、存货及应付账款作为整体进行考察。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购销周转天数越短越有利。显然,这一比率具有集成性的特点,解决了单一指标难以考核营运资金管理整体是否最优的问题,但其仍然沿用了传统的应收账款周转期等指标,从而不能准确反映这些项目的真实状况。杨雄胜等(2000)建议将“应收账款周转期”改为“应收账款平均账龄”,以各项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为权重计算整体应收账款平均账龄,从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应收账款的实际状况;将“存货周转期”改为“存货平均占用期”,以某种存货占存货总额的比例为权重计算整体存货占用期,避免高估存货周转效率。显然,这些改进较好地反映了营运资金项目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准确考评。然而,基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信息需求,上述各营运资金项目等信息需要进一步细化。由此,邵芬芬(2011)建议将存货周转天数进行细化,重新定义了“材料周转天数”、“在产品周转天数”以及“产成品周转天数”。建议将传统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分子改为收回应收账款余额,并进一步细化为收回账龄为1年、2年等的应收账款金额。显然,细化后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可以提供更多的管理信息。可见,对传统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的改进思路主要有:横向组合各单一评价指标,从而形成综合性的评价指标;纵向细化传统评价指标,从而划分不同项目进行考核,且改进了指标结构,使其更加科学。但上述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改进的研究仍囿于传统视角,往往只侧重于一个方面,难以正确、全面地反映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二)基于渠道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已经发展成一个新研究领域王竹泉等(2005)在分析跨区分销企业后,认为企业应该把营运资金管理重心转移到分销渠道的管理上,应把保持分销渠道畅通、提高分销效率作为营运资金管理的目标。由此提出了建立新型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思想,即基于企业渠道管理理念的评价体系。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由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各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指标构成。显然,从其使用的各具体评价指标看,重点改进的是营运资金管理的效率性评价,而对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其他方面则涉及较少。刘树海等(2008)研究了基于流程管理模式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方法,提出了营运资金管理整体性、分权性、及时性以及和谐性等基本原则,建议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应包括流程稳定性、收益性、流动性及和谐性。廉菲等(2011)借鉴了刘树海等人的研究,构建了包括流动性评价、和谐性评价及收益性评价方面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其中,流动性评价主要借鉴了王竹泉(2007)提出的流动性指标,和谐性评价采用了平均付款期、平均生产期、平均账龄等增加权重因素改进后的指标,收益性评价采用的是各渠道收益增加额指标,但该指标的准确性有待考察。显然,此类研究增加了对营运资金管理收益性的评价,拓展了基于渠道的绩效评价体系,但并未改进评价体系中的基础性指标。王竹泉等(2012)在研究了已有体系中各渠道指标与总体指标关联性不强的问题后,将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指标中的“全年销售成本”改为“全年销售收入”;改进了传统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的计算方法,将其重新定义为采购渠道、生产渠道、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之和;增加了由各渠道营运资金利润率指标组成的盈利性评价部分,为各渠道增值额的确定提出了建议。可见,基于渠道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已经从营运资金的创新分类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系统详细的研究,进而结合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实践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一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方法仍然是直接从营运资金管理本身出发,而非直接从企业基本理财目标出发考虑营运资金管理问题。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使其评价更具综合性上述研究表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涉及多方面因素,因而齐彩红等(2011)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括和谐性、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性的评价体系。并将这四个方面作为第一层次指标的分类标准,进而选择包括“应收账款平均账龄”、“现金流动负债比”等在内的14个关键指标作为第二层次指标。该体系给出了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直观评价,但在指标选取、分数判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李争光等(2011)基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安全性、流动性及收益性,选择了9项关键指标,借助沃尔评分法、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便于企业间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比较,易于找出管理重点,但在指标权重、指标得分确定方面较为主观。可见,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应注重指标选取、权重及分值确定的合理性。此外,郁国建(2000)指出,包含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评价体系才是有效的,在构建中应注意顾客信用、管理水平等指标,并且应该考虑营运资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综上所述,我国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方法从早期传统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的改进逐渐发展为评价内容较全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基于渠道的评价体系是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成果之一,并且从最初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评价体系发展到了涉及收益性评价的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同时,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也趋于多样化。此外,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分析中也可以明确地看出,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四、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方法综述

(一)规范性研究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中的应用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具体研究中,大多使用资料法、比较法、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等。一般通过观察法、调查法提出问题,结合资料法对现有的经验知识进行梳理,为研究奠定基础;运用比较法、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等进一步分析现有指标的缺陷,通过逻辑推理,改进指标。如,George Stalk Jr等(2005)运用比较法,区别了营运资本生产率与以往的效率性指标,阐释了营运资本生产率这一指标的性质;郁国建(1999)归纳总结了传统指标的缺陷,提出了新的评价指标;杨雄胜等(2000)通过分析指标的内涵,指出了传统周转率指标的缺陷;王竹泉等(2007)重新对营运资金进行了分类,进而提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齐彩红等(2011)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可见,规范性研究方法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且由其基本功能和作用可以预见,在新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视角下,规范性研究方法仍然可以作为主要方法发挥作用。

(二)案例研究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中的应用

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中,案例研究方法一般用于新旧指标的比较以及绩效评价指标的应用等。从现有研究看,大多使用解释性、评价性、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既有单案例研究也有多案例研究。Gentry、Vaidyanathan和Lee(1990)应用模拟数据案例,对比了现金周期与加权现金周期指标的信息处理结果,凸显了加权现金周期指标构建的意义。通过模拟数据处理,使评价指标的应用方法得以简单、直观反映。李争光等(2011)选用3家2009年上市的家电企业,应用其建立的绩效评价体系说明了评价方法的具体应用步骤,分析评价了其数据处理的结果。田原(2012)选用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案例,应用营运资金按要素、渠道划分的两类周转期评价指标,与行业平均、竞争对手绩效状况进行了比较,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可见,案例研究能够更直观地表明改进后的绩效评价指标较之传统指标的优势,可以更具体地阐述评价方法的应用方法和步骤,验证其实施的可行性,分析应用结果并提出改进建议,从而更好地反映评价指标的有效性。

(三)实证研究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中的应用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以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其他因素为解释变量,一般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判定各变量对绩效的影响状况。宫丽静(2008)选取了215个沪深两市机械、设备、仪表类上市公司2006年度报告数据作为样本,基于供应链视角,采用单变量线性回归法和逐步回归法进行样本分析,以战略合作伙伴选择、供应商数量等指标作为自变量,以经营、采购、生产、销售过程资金周转期以及整个经营过程的营运资金周转期作为因变量建立线性模型,逐步检验假设。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多以企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该方面的研究可以有力地说明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对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可以体现指标使用的实际价值。如,Hyun-Han Shin等(1998)采用净营业周期指标,选用58985家企业研究了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净营业周期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崔雯静(2012)选择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基于渠道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因子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系列实证分析,检验了企业绩效与各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间的关系。可见,实证研究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以及绩效评价指标对企业整体绩效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企业营运资金管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中广泛采用了规范研究、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较好地界定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基本概念和指标,构建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检验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有关影响因素等;另一方面,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的不同阶段以及同一研究领域不同研究阶段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理论体系的严谨性问题。

五、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展望

(一)拓宽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思路一方面,现有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研究多是直接从营运资金管理本身出发,即在既有营运资金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而没有从营运资金管理的根本目的———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出发;另一方面,传统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改进思路从某种程度上讲,也限制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创新研究,从而有可能与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实际要求相脱离。因此,基于企业基本理财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应该从价值链角度重新审视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及其绩效评价,从而从企业基本理财目标出发来探索营运资金及其管理的本质,进而拓宽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思路。

营销绩效研究述评 篇6

企业并购失败和并购后绩效表现不理想的研究结论频频出现，但是企业的并购活动依然不断发生，而且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增长，这不禁给理论界和企业家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企业如此热衷于并购？并购绩效评价是否能够反映企业并购的实际效果？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的实证论文进行梳理，找出并购绩效评价中的不足。目前，国内的并购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会计指标法、EVA法。

1 于股票市场事件研究法

1960年代，以兼并收购为主题的事项研究文献大量涌现。事件研究法是指运用公司的股票价格数据计算公司的超常收益，从而测定某一特定经济事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该方法把企业并购看作单个事件，确定一个以并购宣告日为中心的“事件期”（如-1天，+1天），然后采用累计超常收益的方法来检验该并购事件宣告对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效应。“事件期”长短的选择对于该方法的运用十分重要。一般而言,选用的“事件期”越长，有关事件的影响就越全面但估计也越容易受到不相关因素的干扰。

事件研究法的第一步就是设计和选择计算正常收益的模型，Campell·Lo和Mac·Kinlay(1997）认为计算正常收益的模型主要分为两大类：经济模型和是市场模型。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也正是用这两类模型对上市公司证券的期望收益作出估计。

第一种是市场模型：

其中：Rit为股票的收益率，αi，βi是根据估计窗内第家公司收盘价数据应用回归得出，Rmt是市场组合的收益率。

第二种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其中；Rf为无风险利率。

事件研究法的第二步是计算异常收益。超额收益率：

其中:N为样本公司数。

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

陈信元和张田余（1999）选取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并购活动作为样本，考查了上市公司在[-10,20]的时间窗口下股价的超额收益率，得出的基本结论为，并购公司的累积异常收益尽管有上升趋势，但统计检验结果与0没有显著差异，即股价没有出现明显波动，市场对公司的兼并收购没有反应，只是通过非理性的短期炒作获取收益[1]。余光和杨荣（2000）收集了上海、深圳两个股市1993～1995年3年内发生的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并购事件，发现目标公司的价值上升，而并购公司的价值没有上升基本维持不变，即目标公司股东可以在并购中获得正的累积非正常收益，而并购公司股东则难以从中获利[2]。万朝龄（2000）以1997～1999年的有并购重组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以[-40,40]的时间窗口考察了1997～1999三年的重组股票的超常收益率,研究的结论是市场对公司并购有偿转让的事件存在显著的反应。李善民、陈玉罡（2002）对1999～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深、沪两市共349起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窗口期选择[-10,30]，实证结果表明，并购能给收购公司的股东带来显著的财富增加，而对目标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不显著[3]。张文璋、顾慧慧（2002)1996～2000年沪深两市所发生的248起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窗口期选择[-60,60]，实证结果表明市场从总体上对并购事件作出了积极反应。上市公司在并购后的经营业绩得到改善的占60.08%,而另外39.92%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却没有得到改善或出现恶化[4]。张新（2003）选取1993～2002年间沪深两市发生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上市公司[-60,30]的时间窗口下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得出的结论是并购重组为目标公司创造了巨大价值，目标公司财务指标有所改善，股票溢价达到29.05%，超过20%的国际平均水平；而对收购公司股东收益和财务绩效却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收购公司股票溢价为-16.76%[5]。李善民、朱滔（2005）选取了上海、深圳两个股市1998-2003年发生的1672起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上市公司在[-10,30]的时间窗口下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并购公司股东在并购后1～3年内遭受了显著的财富损失；混合并购和同行业并购的并购公司股东长期内均遭受了显著的财富损失；收购公司国有股比例对并购后1年内公司绩效有显著影响；高管持股比例对收购公司长期绩效无显著影响[6]。杜兴强、聂志萍（2007）对1998～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2128起并购交易进行了全面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在[-30,30]的事件窗内，总样本并购活动的确会引起显著的短期财富效应变动。分类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市场对并购活动的确有明显反应。并购目标公司股东在整个事件期内可以取得显著为正的累计超常收益CAR，而并购公司取得的超常收益会逐渐消失殆尽[7]。宋希亮（2008）选取1998～2007年间沪深两市发生换股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上市公司在[-30,30]和[-120，-31]的时间窗口下的股价的超额收益率，得出的结论是在短期内收购公司股东获得了正的累积超常收益；但是在长期内大多数收购公司股东遭受了显著的财富损失[8]。

实证结果显示，在并购事件中上市公司基本没有获得收益。由于在我国使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并购绩效，其适用性还存在一些限制，即股票价格能不能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也就是说，股票市场是不是有效的。虽然吴世农（1996）认为我国股市信息的完整性、分布均匀性和时效性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股价容易受人为因素所操纵，他对中国股市已达弱式有效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但一些学者沈艺峰（1996）、刘波（1997）、赵宇龙（1998）却认为中国股市已达弱式有效。近几年股票市场存在绩优股价格低于绩差股的反常表现，绩优不一定“价优”，而绩差也不一定“价差”。从这一点来看，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 基于会计指标的对比分析法

由于事件研究法的结论需依赖于有效市场的理论假设，所以学者们更多的采用会计指标的对比分析法。该法采用并购事件前后企业的财务和会计数据来进行比较分析。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连续地反映公司并购前后业绩的变动情况，不足之处就是会计数据容易受到操纵。但陈晓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了企业经营业绩最终都会反映到会计报表中去，会计数据的人为操纵部分只是暂时的。因此，该种方法进行业绩评价是可行的。

会计指标的选择，可以借鉴财政部等四部2002年2月共同修订的《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细则》中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偿债能力状况、资产营运状况、盈利状况、发展能力状况及现金流量状况五个层次选取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绩效情况。为了便于对并购前后公司的绩效进行对比，必须构建一个综合得分函数将所有指标压缩成一个综合得分。目前较为理想的综合评价方法是因子分析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对若干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提取公共因子，再计算每个因子的得分，最后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与该因子的得分乘积的和来构造得分函数。

冯根福、吴林江（2001）选取了1995～1998年发生的201起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净利润/总资产、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4个财务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上市公司并购前一年、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并购后二年和并购后三年的绩效变化。实证结论是：从整体上看并购当年和并购后第一年上市公司的业绩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但在接下来的年份里，其业绩又普遍下滑[9]。田敏等（2006）选取了2001年发生控股权转移的所有并购公司2000年至2003年的年报财务数据，采用了股东权益比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利润率6个财务指标，采用综合评分法研究并购公司在并购前后业绩的情况，得出如下结论：上市公司在并购后的经营业绩呈现增长趋势，但并不明显。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前一年相比业绩得到改善的公司最多，但也仅占55.29%，而另外的44.71%的业绩没有得到改善或者出现了恶化[10]。赵息等（2008）选取我国2001年～2006年发生并购的56家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主利润占收入的比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市净率7个财务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上市公司在并购前一年、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并购后两年和并购后三年绩效的变化情况，其结论是上市公司并购后头两年比并购前业绩有所提高，但是业绩的提高缺乏持续性到并购后两年、三年又开始下滑[11]。

屈颖爽等（2008）选取2003年、2004年深圳和上海证券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81起上市公司并购活动，采用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净利率、资产报酬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率、净利润同比增长率10个财务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上市公司并购前三期、并购前二期、并购前一期、并购当期、并购后一期、并购后二期、并购后三期绩效变化，其结论是并购使收购公司当年的经营绩效有较大提高，随后绩效下降甚至抵消了之前的提高，并购没有实质性地提高收购公司的经营绩效；目标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并购当期下降，在并购后上升，公司并购使目标公司效率得以提高[12]。李志刚等（2008）以2003、2004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40家收购公司和41家目标公司为样本，采用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净利率、资产报酬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率、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率、净利润同比增长率10个财务指标，对公司并购前3期、并购前2期、并购前1期、并购当期、并购后1期、并购后2期、并购后3期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综合得分判断并购绩效变化情况，本文利用最新的数据，实证研究了2002年以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变化情况，得出结论是从总体样本公司看，并购总体绩效在短期会得到改善，但长期来看，并购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对于收购公司来说，并购当年绩效有较大提高，随后绩效下降，甚至抵消了之前的绩效提高，并购没有实质性提高并购公司的经营绩效。对于目标公司来说，并购当期会使公司绩效下降，并购后公司绩效上升，公司并购使得效率提高[13]。

3 基于经济附加值的EVA法

EVA是以货币形式来度量投资回报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差异。EVA法作为绩效评价工具的优越性已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普遍认可。它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考虑了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在内的所有资本成本，因此能真实地衡量公司的价值创造水平。

EVA用公式表示就是：

EVA=税营业利润-资本投入额×加权资本成本率其中：税后营业利润=税前利润×（1-所得税税率）

资本投入额=股权资投入额+债务资本投入额

刘亮（2005）选取1998年发生并购的公司，采用EVA法研究其前后连续7年（1995～2001年）的数据，结论是总体上市公司并购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创造价值。虽然在并购当年业绩有所改善,但是这样的业绩不能得到保持,很快就会出现业绩下滑的情况。并购给目标公司股东创造的价值要高于为并购公司股东创造的价值[14]。宋秀珍等（2008）选取2003年深、沪两市发生并购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EVA法分析样本公司并购前一年（2002年）、并购当年（2003年）和并购后两年（2004年、2005年）的EVA值。结论是我国上市公司作为并购方实施并购活动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并购对并购方的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不仅没有带来明显的企业价值提升正效应，反而有价值毁损迹象[15]。

4 当前的企业并购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4.1 并购绩效评价方法存在缺陷

事件研究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事件窗口的时间区间过短，事件期和估计期相互重叠、收益率的计算未经挑选、样本的随机性未经检查、仅挑选显著性最大的事件期进行解释、事件日的选择不够准确以及检验统计量的选择没有考虑样本的特点等问题，因而用超额收益可以评价市场效率，但难以全面反映上市公司并购绩效。

(2)事件研究法的应用空间目前尚十分有限。该方法首先要求满足市场有效性的假设。一些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自1993年后基本达到弱式有效，但还没有达到半强式有效。更为严重的是早些年利用并购事件来操纵股价的行为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公开的秘密，这更使得早期股价数据的有效性受到怀疑。会计指标法也存在以下两方面缺陷：1）业绩指标选取具有随意性易受到人为的操纵，而且多个指标之间相关性大,导致评价的重复。2）标本身也存在不足之处。如财务报表中长期用来评估企业业绩的指标—————税后净利润、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为没有扣除股本资本的成本（或股东投入资本的机会成本），导致成本的计算不完全，无法判断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准确数量。EVA法存在两个缺陷：1）股权资本成本无法准确计算。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无法准确提供计量流通股综合资本成本的基础。2）对于税前利润的调整有着很大的争议，哪些项目该调整，哪些项目不该调整，仍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4.2 绩效的评估多是侧重短期绩效，缺乏中长期跟踪研究

公司的并购是一种长期的经济活动，国内学者对并购绩效的考察由于受样本期间等的限制，只考察并购后2～3年的企业财务指标和资本市场表现，但事实上并购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很有可能超出3个会计期间，仅以3年以内的业绩状况来对并购绩效进行分析，未免过于武断。

4.3 缺乏从企业并购动因与并购绩效关系上对企业并购绩效进行系统地研究

并购动因是并购绩效产生的“推动力”。已有的研究大部分是对企业并购后的绩效进行评价，比较企业并购前后某些财务指标的变化，进而得出一些结论，没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隐藏在大量购并活动之后的真实动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这些并购动因包括:获得协同效应、获取更多市场份额、获得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以及获取目标公司价值低估收益等,在我国还存在特有的政府动机和买壳动机。不从每种动因产生的理论根据和实施条件上研究并购目标选择的侧重点,自然缺乏对企业并购绩效的探源性分析。

5 启示

5.1 关于上市公司并购成败的判断标准的思考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相当普遍，但是否存在判断公司并购成败的标准呢？笔者认为，判断公司并购成败的具体标准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笼统地讲，能达到“1+1〉2”的效果，充分利用并购后的资源，实现并购双方的双赢，就证明并购是成功的；如果并购方成功进入目标企业后不久，又正式退出或将目标企业清算，这种并购就是失败的。公司并购实质上包括收购和整合两个阶段，前者主要体现了并购成本的支付，而后者更多的是收益的表现。由于收购成本大多数在收购时就已经确定，因此并购成败的判断标准就主要取决于并购后的整合效益。并购后的整合效益，综合表现为并购后业绩的增长，如果只是两个原先单独运作的公司的收入叠加，业绩增长肯定不会发生。并购后的公司必须在挖掘协同效率方面做文章，这种协同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并购方对被并购方加以改造，从而实现其价值提升；二是并购形成的规模经济给并购方带来了成本节约。这两方面都依赖于行业和公司的特点所赋予的整合空间。

5.2 上市公司并购整合失败的原因思考

从国内的并购案例来看，大多数并购并不是因为企业未采取战略和战术方针而导致失败，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整合而失败。那么什么才是最为恰当地整合，或者说有效整合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应该着力思考的核心，我认为只有围绕并购价值提升的整合才是最为有效的整合。目前，国内上市公司对并购整合存在三点误区：

(1)对资本经营认识有误区。

一些企业十分热衷于通过资本运营手段获得超常收益，并把资本经营视做企业利润快速增长的惟一有效途径。于是作为资本经营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并购自然受到这些企业的追捧，以至于不少上市公司热衷于制造“并购”概念或借并购之名来获取利益。由于一些企业满足于做并购的表面文章，而对通过加强并购管理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缺乏耐心，以致一些原本不错的优质资产在并购后由于管理不善而逐渐丧失了效力。

(2)对并购增值产生的源泉的认识存在误区。

营销绩效研究述评 篇7

基础研究一般有三种类型:以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要目标的探索性研究工作;以解决社会发展以及科学自身发展产生的重大科学问题为目的的战略导向性研究工作;系统地对基本科学数据、资料和信息进行考察、采集, 并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 以探索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 基础研究科技项目作为科学探索、技术进步活动的主要载体, 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 如何科学地评价基础研究科技项目投入产出的绩效成为各国科技管理部门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起源与演进

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开始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在评价目标上注重项目效益, 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上以同行评议为原型的定性评议方法为主, 如Delphi法。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理论的丰富发展阶段, 出现一些定量评议方法, 包括文献计量和成本—效益法, 为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实践提供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方法创新的浪潮, 如应用较为广泛的AHP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法等。评估重点也由效益转向公平和质量, 突破了传统评价模式的单一价值取向, 纳入了多元的价值准则。在评价指标方面, 有关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指标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大幅度增长。21世纪初至今以来, 不同学科的交叉应用对于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与信息科学、系统控制学、认知科学等新兴领域的结合使评价技术不断成熟, 科学化程度提高。

三、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模型研究与指标设计

(一) 国内外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模型研究

基础研究科项目绩效评价其中最为经典的逻辑模型, 也叫逻辑框架法, 其核心思想是事物层次间的因果逻辑关系, 即项目工作的活动过程、产出、最初结果、中间结果和未来结果的逻辑关系排列起来的结果链。一些学者诸如Millar和Julian把它运用于政府计划以及绩效评价中。Mc Laughlin和Jordan通过对科技计划的投入、活动、产出、结果与影响进行综合分析而实现科技计划绩效评价的目的。从微观层面, Grilinches研究基础研究的社会回报率, 对美国10130多家大公司研究开发绩效产生的影响进行分类研究, 这些公司的研究开发投资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投入过程。我国学者张凤珠等基于逻辑模型, 对受政府资助的科技项目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 国内外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设计

目前, 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设置指标之前首先应明确指标设置的原则, 为后续的指标分解做出导向, Bao在构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时提出以下五个原则, 科学性、综合性、导向性、实践性和动态持续性。Erik Arnold和Katalin Balazs等总结了国际上科学同行评估基础研究绩效所参考的绩效标准原则主要有适当性、经济性、效力、效率、效能、科研性能、科研质量、影响、增加收益、转移收益、方法改进以及计划发展战略等12个方面。在确定指标设置原则后, 必须进行指标的进一步细化筛选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初步构成时, 对应于具体方法, 应首先把复杂问题分解成称之为元素的各组成部分, 以形成不同层次。研究表明, 最合理的指标体系的层次为3~4层, 即: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

四、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方法应用研究

当前常用的绩效评价方法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 例如同行评议法等;第二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如熵权法、因子分析法等;第三类是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组合评价方法。

(一) 绩效评价定性方法研究与定量方法研究

在定性评价方法研究中, 章磊、阎波等在明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内涵的基础上, 选取了1986~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面上项目作为分析对象, 用同行评议法从资助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评价其资助绩效状况。为了克服人为因素的干扰, 对于同行评议时的主观性, 杨亮, 杜红梅将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应用于科技项目评审专家绩效评价中, 根据投影值的大小对专家绩效进行评价分析。这种方法规避了同行评议的主观性, 为科技项目评审专家绩效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定量评价方法应用方面, DEA法是学术界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运用DEA方法对科技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操作较为简便, 但是需要的数据量较大。如张利华以海淀区科技计划项目为例, 找出影响科技项目绩效水平的因素, 运用DEA法对科技项目进行了绩效排名。由于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样本数据较少, 对绩效评价的研究开展造成一定阻碍, 赖迪辉认为支持向量机 (SVM) 算法最为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二) 绩效评价方法组合研究

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组合, 是依照一定的数学思想将定性评价结果和定量评价结果组合起来, 运用一定的数理算法计算得到一个综合的评价结果。该过程体现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方法的结合。如王艳芳、刘云等对于不同的指标分别采用了熵权法和专家调查法确定权重。层次分析法 (AHP) 是目前在科技项目绩效评价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 在绩效指标的权重赋权时一般将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起来, 对指标进行科学的测度。Wang使用AHP法评价了制药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 我国一些学者对AHP法进行了改进。尹航结合具体指标的特点和数据特征, 引入粗糙集信息熵理论, 建立了基于AHP-Entropy方法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模型, 之后又建立了基于AHP-灰色定权聚类分析方法评价模型。

五、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评析

通过分析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国内外文献, 本文发现, 随着对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 尽管相关文献在绩效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设计依据、指标选取、评价方法选择、指标权重确定和案例研究等方向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仍存在如下问题:

(一) 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构建

在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构建方面, 现有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文献, 缺乏针对基础研究, 尤其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构建研究。大多数文献并未针对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的特点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并选取指标, 仅评价其创新性成果的科学价值, 未评估其广泛的社会影响价值。

(二) 评价指标赋权与评价方法

虽然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赋权与评价方法的研究文献较多, 但是多为理论性探讨, 未考虑赋权与评价方法应用过程中的相关技术问题。现有研究文献中评价方法的主要不足是, 定性评价方法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 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涉及多行业、多政府部门, 由不同行业领域、部门的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客观存在背景差异, 采用定性评价法可能导致评价结果的合理性难以形成广泛认可。定量评价方法计算出来的实际结果有时与预期结果差异较大, 同时评价结果易受所选指标样本随机误差的影响。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组合不能完全规避定性赋权及评价方法的主观性;同时绩效评价定性与定量方法组合时一般都使用已有方法的组合, 创新性不足;几种评价及赋权方法的相容性未得到进一步验证。

(三) 评价指标选取与案例验证

在绩效评价指标选取与测评方面, 基本为理论探讨, 缺乏结合科技项目案例的应用与验证。大部分研究并未将相关项目案例的绩效评价作为试点, 将研究结果加以应用, 在应用过程中进行总结、分析, 以发现指标选取、模型构建方面的问题, 并改进、调整相关指标, 因而其研究成果不能达到修正完善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模型的目的。

六、研究展望: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研究的新机遇

第一, 现有研究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项目评价体系研究为参照, 尚未考虑我国科研管理的环境适用性与政策特殊性。的确, 绩效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对我国的科技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也是一个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因此, 深入挖掘并选择全面体现国家利益的相关指标, 探求适合我国国情、政策环境的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原创性研究范式, 对探索性与战略性基础研究分别设置不同侧重目标进行研究。促使不同性质的基础研究科技项目良性发展。

第二, 在评价方法方面, 学术界需要现有通过不同赋权和评价方法的比较和组合, 才能探索出适用于我国科学研究现状的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赋权和评价方法, 为开展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为政府进行科技评价和决策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法与路径。

第三, 采集权威、大量相关科学数据, 构建包括科技项目、科技机构、科技成果等方面的基础研究绩效评估完备数据库, 对基础研究科技项目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行案例验证, 也应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新机遇。在利用基础研究绩效评估的结果方面, 基础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与财政预算资金分配、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等方向的结合也值得深入探索。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1YJA630131) 。

营销绩效研究述评 篇8

一、国内外关于碳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

从杜邦分析体系的财务指标到卡普兰的平衡计分卡,都见证着企业绩效评价方法的日益复杂和不断完善。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显,绩效评价指标也逐渐扩展到了环境领域,碳绩效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过去的几十年,低碳经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学术界组织并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实务界重点讨论实践的可能性(Kolk和Mauser,2002)。碳绩效评价指标也遵循了绩效评价指标的一般发展模式,由过去的单一指标研究过渡到现在的指标体系研究。由“单一技术指标——融合指标——指标体系”的演变路径可知,碳绩效评价研究日趋成熟。

1. 碳绩效技术指标。

《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自应承担多少减排责任成为全球热议话题。Mielnik和Goldemberg(1999)提出了碳指数(Carbonization Index),即每单位能源消耗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水平,用来评估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的演化模式。Zaim和Taskin(2000)将生产产品作为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利用非参数模型将1980年、1985年、1990年的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国家(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加工后得到排放效率指数。Zhou等(2010)根据曼奎斯特生产指数设计出曼奎斯特碳排放指数(MCPI,Malmquist CO2Emission Performance Index),并搜集了全球排放量最高的18个国家1997~200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随着温室效应和资源消耗等环境影响定量评价方法的不断发展,衡量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或一个产品生命阶段的累计排放量——碳足迹(Wiedmann和Minx,2013)被认为是应用最广泛的环境可持续性计量方法。

除了国家间的对比研究,行业和企业的碳绩效指标研究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Clarke J.A.等(2008)研究了房地产行业的能源效率和碳绩效,按照国家住房条件调查的结果进行调整,开发了EDEM软件——建立在详细的仿真模型上的网络工具,在国家数据输入的基础上,EDEM软件能测定任何层面上能源使用量与碳排放量。Peter Oberhofera等(2015)研究了人道主义供应链的碳绩效问题,以法国红十字会为研究对象,对其供应链产品从制造到弃置阶段的碳足迹进行了核算。Liang Yu等(2015)建立了POE-GPBEPC指数,用以评价中国极寒和寒冷区域的绿色公共建筑在生命周期内碳排放绩效。

2. 碳绩效评价综合指标。

随着气候问题的加剧,企业作为减排力量的主体受到了各方的关注,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2010年发布的《International Survey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企业可持续性国际调查报告)中指出,只有约3%的公司进行了融合层面上的报道,大部分公司只是将可持续报告和财务报告拼凑起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这种行为只不过是在应付公众和政府。对于企业是否将碳减排的思想融入核心战略中,仅看这些报告是无从知晓的。Eccles和Krzu(s2010)认为单纯从物理角度考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效率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无法得知碳减排活动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就无法判断企业是否通过技术手段等方法取得了环境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双赢。

不少学者呼吁企业将碳排放效率与财务指标进行融合,Schaltegger和Burritt(2000)提出了生态效率指标,即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其中:“产出”是指企业(或经济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投入”是指企业(或经济体)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及它们所造成的环境负荷(Environmental Loading)。Wei Qlan(2013)根据生态效率建立了碳效率指标,将企业的排放量分为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两类,并搜集了澳大利亚155家公司的两年碳排放数据进行研究。Umberto D.和Marco A.(2013)研究了煤电站的碳捕捉技术的成本效率,通过对比碳捕捉技术应用前后的电力成本差额,评价不同类别的碳捕捉技术的绩效水平。廖曦(2015)借用碳强度的概念,将企业的碳绩效定义为企业每百万美元销售收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碳减排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单一指标往往只能反映问题的某一方面而被认为是不完整的。自2008年开始,多指标或指标体系的研究逐渐成为碳绩效研究的主流。我国的碳绩效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单一指标的研究较少,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直接建立碳绩效指标体系。

3. 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Volker H.Hoffman和Timo Bush(2008)设计了四个全面而且系统化的指标——碳强度、碳依存、碳披露和碳风险,用来评价企业的碳绩效。Karen Butner、Dietmar Geuder和Jeffrey Hittner(2010)以案例的形式研究了供应链碳平衡,认为在考虑成本、服务、质量和碳排放四个因素的前提下,应保持产品、过程、信息和现金流最优。麦海燕、麦海娟(2013)根据“碳排放=碳足迹-碳中和”的原理,设计了低碳水平偏离指数、低碳水平的可持续性、低碳能动性三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碳绩效。

随着人们对碳会计框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认为,基于指标体系的碳绩效研究更系统、更全面。王爱国(2014)将绩效优劣表现为碳财务能力的强弱,碳财务能力概括为碳投入能力、碳营运能力、碳产出能力、碳发展能力和碳风险能力五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包括5~6个具体指标。宋艋、陈会丹、田翠香(2012)则将电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将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共提出了12个具体指标。李林、朱沙沙(2012)则研究了公共工程的碳绩效指标体系。

除了独立设计评价体系进行碳绩效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可以结合已有的业绩评价方法展开研究。沈骋、邓明然、褚义景(2008)根据平衡计分卡的思想构建了一个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3个维度、15个指标,分别从科技发展水平、市场化手段和公民道德学习方面列出了指标的计分方法,但未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徐砥中、廖培(2010)借鉴任佩瑜(2005)的绩效综合集成评价模型,设计出了基于管理熵理论的企业低碳管理绩效集成评价模型,从基本价值活动和支持性价值活动两方面来建立碳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范翠英、白玉坤(2012)基于低碳、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增加值(EVA)中引入反映低碳模式的化石能源消耗指标和替代能源使用指标,并结合定性指标建立了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二、国内外关于碳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碳绩效评价领域应用最为成熟的方法。DEA在建立环境和能源模型(E&E Modelling)方面的热潮吸引了不少学者将其运用于减排效率和碳绩效方面的研究。Chung等(1997)运用方向距离函数法进行环境效率评价问题的研究,基于污染物的弱处理性,提出了一种基于距离函数的环境效率分析模型。Zofio和Prieto(2001)则根据制造业生产监管政策的不同挑选了14个OECD国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利用DEA进行碳绩效排名。Cook和Green(2005)提出了一个分层结构的电厂效率评价问题,在分析电厂整体效率的同时考虑各个子部门的碳排放效率。

王群伟等(2010)借鉴Zhou等(2010)的碳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环境DEA模型,研究了我国省际二氧化碳减排绩效,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能源强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二氧化碳减排绩效有显著影响,且二氧化碳减排绩效存在收敛性。Ke Wang等(2011)利用DEA对中国30个省市的碳绩效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的碳绩效最好。Zhou P.等(2012)利用DEA的环境绩效评价方法分析126个国家的电力行业碳绩效,发现OECD国家的碳绩效要好于非OECD国家。

周黎莎、余顺坤(2013)提出了一种基于超效率DEA的低碳效益评价模型,该模型考虑不同区域的环境因素对智能电网低碳效益评价的影响,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对评价指标的影响,更加准确地反映不同区域智能电网促进低碳发展的效益水平。Jing-Li Fan等(2015)将20种关键碳利用技术分为化学类、生物类、地理类,利用DEA分析发现化学类的绩效最好,而且碳利用技术的效率排名与减排量无显著关系。

三、对国内外碳绩效评价研究现状的评述

综述国内外关于碳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文献可知,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内外已逐步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但还是存在以下缺陷:

1. 碳绩效评价指标缺乏广泛的适用性。

碳绩效研究逐渐由国家、地区层面推广到行业和企业层面,不少学者在行业或企业层面上的研究沿用了国家或地区已有的评价指标(Clarke J.A.et al.,2008),这类评价指标虽然易于推广,但却存在明显的弊端。依据已有的国家层面评价指标细化形成的碳绩效指标并未考虑行业生产的差异性和企业的可操作性。同样,利用国家统计数据或者相关报告进行的研究(Wei Qlan,2010)也存在类似的缺陷。由于统计数据需要考虑收集对象的广泛性,统计机构通常为保证数据收集方法的普适性而忽略了差异性,因此这类研究成果可能适用于外部碳绩效评价,而不适用于企业的内部碳绩效评价。

2. 碳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企业或者行业甚至地区提供了统一的衡量标准,这有助于显示更详细且直观的信息,而且无论是在横面还是纵面的可比性都大大增强,可以更全面地分析企业的碳绩效。然而,目前碳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指标体系的设计时,研究者对于指标及权重的分配不够客观。由于缺乏实践数据,研究者们不能充分考虑各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往往缺乏客观的科学依据,这势必会导致由于对某一指标错误估计而使评价结果不能完全反映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吴琼等,2005)。

(2)大多数指标体系的具体操作指标超过了20个(李林、朱沙沙,2012;王爱国,2014),这对于在实践中收集信息造成了不小的阻碍。虽然目前已经有多种收集信息的方法,但是如何确定有用信息(能够用来评价企业碳绩效的信息)的范围仍然是研究上的空白(Ki-Hoon Lee,2012)。在实际操作时,指标体系是否能够如预期一样顺利完成信息收集并进行评价成了最大的难题。

(3)有学者提倡利用已有的业绩评价方法进行修正以评价碳绩效(徐砥中、廖培,2010;范翠英、白玉坤,2012)。但是,类似平衡计分卡、经济增加值等已有的评价方法的设计目的不在于评价碳相关活动的绩效,即使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其内涵依旧与碳排放活动联系不强。

(4)对于利用财务指标反映企业的碳活动是否恰当,学者们仍存在着很大争议。财务信息不仅无法直观反映企业的碳排放水平,而且企业之间存在的确认差异也会造成信息的不可比,导致无法评价企业的碳绩效。

3. DEA并不适用于企业碳绩效的评价。

DEA模型的多输入/多输出特点符合企业生产实际,而且该方法目前已经有了成熟的模型可供研究使用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无论是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Zofio和Prieto,2001),还是作为投入指标(Reinhard S.等,2000;Hailu A.和Veeman T.S.,2001),模型的客观性都远远强于指标和指标体系。但DEA模型的评价对象必须有着相似的产出和投入,这就不适用于企业生产流程方面的碳绩效评价,只能作为企业间或集团内相似子公司的碳绩效评价方法。

四、未来展望

企业的低碳转型需要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和配合。碳绩效评价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激励企业碳减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现有的碳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成果不能有效地指导企业碳减排实践。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从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构建系统的碳绩效评价机制。

通过探索碳绩效评价的本质和规律,明确碳绩效评价的目的、原则、主体、客体、内容和方法,以碳绩效评价的目的为指导,综合考虑碳行为的综合影响,构建一个体现企业碳财务绩效、管理绩效、实施绩效以及环境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见下图)。

2.加强企业碳绩效评价的实践研究。

企业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的主体。为了促进企业实现低碳转型,我国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碳绩效评价标准。在评价碳绩效标准的指导下,可以先选择碳排放量超过一定数量的企业作为试点,进行碳绩效评价,在实践中检验评价标准的现实可行性,并针对其不足进行改进和完善。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可以试着将完善后的评价标准推广到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在反复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碳绩效评价体系,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企业碳绩效的提高。

摘要：企业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的主体,为评价企业的碳减排行为,本文通过综述近年来国内外碳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方面的文献,明确碳绩效评价研究领域取得的系列成果、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为我国企业碳绩效评价标准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和方法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Clarke J.A.,Johnstone C.M.,Kelly N.J..The Role of Built Environment Energy Efficiency in a Sustainable UKEnergy Economy[J].Energy Policy,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