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教育思想（通用4篇）
钱伟长教育思想 篇1
钱伟长 (1912—2010) , 江苏无锡人, 是我国近代力学之父, 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钱伟长一生从事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事业, 以其丰富深邃、广博精深的教育思想, 开展了切实有效、多种形式的教育实践, 为推动中国教育的良性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钱伟长的教育思想
钱伟长青年时期就立志“科学兴国”, 自1946年从美国回来后, 致力于“办能兴国的教育”并将其作为终生的追求。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 秉承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 钱伟长逐渐形成了丰富深邃的教育思想。2006年7月,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伟长的专著———《论教育》。追溯中外教育史, 《论教育》并非一个新书名。早在475年前,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理论家玖恩·维夫斯 (1492—1540) 就曾编著过一本《论教育》, 并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彻底的教育书籍”;1936年,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 (1879—1955) 也曾编著过同名图书, 并提出了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一个学校最糟糕的就是靠威吓、强力和虚妄的权威来实施教育”;“不要赋予老师以压迫的权利, 从而使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只缘于对其才识与人文素养的由衷敬仰”;“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追随维夫斯和爱因斯坦先行者的步伐, 钱伟长自1946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之后, 在祖国的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了整整六十多个春秋。在《论教育》一书中, 钱伟长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前瞻思考和不懈探索, 他强调:“教育涉及面极广,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的改革重点是拆四堵‘墙’, 它们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 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教学思想上的‘墙’。”[1]162在具体教育内容的思考上, 钱伟长不但关注了“教育质量和教育投入”、“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教育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等课题, 而且关注了“教学与科研应该怎样结合”、“中学的办学育人思路”、“教学改革如何适应三个面向”等课题, 尤其是重点关注了“大学生应该培养自学能力”、“青年学子的学习方法”、“研究生肩负着为民族振兴的重任”等学生培养问题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大学的关键”、“培养中青年科技队伍”、“教师在学术上应有见解、有建树”等师资建设问题, 涉及领域众多, 学识见解渊博。
比如钱伟长主张通过开展多门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对传统学科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以便使学生在学习中真正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让学生感知知识的优美, 增强学习的乐趣, 获得学习的动力。钱伟长非常重视学生的德育工作, 认为“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 是一个爱国者,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同时, 钱伟长也特别重视学生的体育工作, 认为“学校体育很重要。好处之一是自身健康, 另外运动也可以培养人, 培养人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运动场上情况瞬息万变, 要应付环境, 就要有分析、决策的本事。运动是培养人的体力, 增强体魄, 激发拼搏争先的斗志, 形成合作的团队精神的最好形式。”此外, 钱伟长还非常重视教师的业务素质, 他曾通过自己的老师叶企孙和吴有训的事迹来说明教师具备渊博知识和良好素养的重要性。叶企孙的知识面很宽, 势力学、电磁学、光学、声学他都讲, 讲课内容经常更新, 方法也好, 深受学生欢迎;吴有训老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 他刚直不阿, 是令人尊敬的师表。通过这些例子, 钱伟长试图说明:作为一个教师不能靠一本书、一个例子过日子, 学问是无止境的, 知识面一定要拓宽[2]2。
二、钱伟长的教育实践
在实际教育生活中, 钱伟长殚精竭虑、一丝不苟, 通过精心指导学生、倾情高校办学和关心教育发展等不同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 功勋卓著, 标榜史册。
首先, 在精心指导学生方面, 比如我国知名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郑哲敏就曾因受到钱伟长的悉心教诲而受益匪浅。1946年秋, 郑哲敏从昆明西南联大念完三年级到北京读清华大学四年级, 而这时钱伟长刚从国外回来在清华大学执教, 郑哲敏所在的班级也就是钱伟长所教的第一批学生。当时, 钱伟长讲的课程是《近代力学》, 讲解形象生动, 深入浅出。1947年到1948年间, 郑哲敏清华毕业留校后担任钱伟长的助教, 在钱伟长的指导下一起从事科研工作, 尽管时间不长 (不久郑哲敏出国留学) , 但钱伟长认真授课, 热心鼓励年轻人的大师风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适逢新中国成立前夕, 学生运动频繁, 爱国爱校的钱伟长坚定支持学生运动, 被誉为“一个年轻、进步的教授”, 深受大家的尊重与敬仰。1955年2月, 郑哲敏回国后又与钱伟长合作共事, 钱伟长坦白直率、平易近人和甘愿为年轻人科研带路的工作态度一以贯之。有天晚上, 在钱伟长家中, 钱伟长曾就期刊审稿人对投稿人应采取怎样态度的话题与郑哲敏交谈了许久, 他认为对于年轻人的文章“不能一棍子打死”, 而是需要帮助认真细致地修改、完善, 鼓励他们冒尖。
其次, 在倾情高校办学方面, 比如钱伟长长期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一职, 成就显著。上世纪三十年代, 钱伟长满怀“科学救国”之心, 从上海出发, 负笈北美, 成就其科学研究之辉煌;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又抱定“教育兴国”之心, 从上海起步, 潜心办学, 欲再铸其科学与教育事业之新的辉煌。1978年, 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钱伟长开始将目光转向南方, 与上海工业大学 (今上海大学的前身) 进行了“紧密”接触, 而这种接触要得先从一本杂志说起。1980年, 钱伟长在重庆交通学院创办《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 他主办这份杂志有其更为深层的思考, 就是想“冲破一个束缚, 发挥自己的才能”, 同时, 钱伟长也希望以杂志编辑部为据点, 大规模举办力学的系列讲座, 以推进和繁荣我国的力学科研与教育事业。因此, 在创办不久, 《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编辑部便在上海工业大学内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在办事处设立之后不久, 钱伟长专程拜访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 夏征农非常高兴地欢迎钱伟长“到上海来, 发挥才能”。事实上, 钱伟长也正有此意。1999年, 在为《费孝通文集》撰写的序言中, 钱伟长就披露了他当初的真实想法:“我找费孝通商量怎么办, 他说上海必将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 需要好好地办所大学……, 支持我到上海实现我的办学理想。”1982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至上海市委, 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自担任该校校长后, 钱伟长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和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 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3]11。
再者, 在关心教育发展方面, 比如1997年10月4日, 钱伟长视察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实验小学, 对该校实施的艺术教育进行了深入了解。由于该校的口风琴是必修课程, 每个学生都会吹奏, 钱伟长听完演奏后激情澎湃地说:“你们学校的艺术教育搞得非常有特色, 非常全面, 注重培养了学生兴趣, 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全面推进了素质教育。这样的学校在北京也不多见!”又如2004年1月8日, 93岁高龄的钱伟长依然马不停蹄, 奔赴在我国教育事业的第一线, 他莅临和视察了广东海洋大学的教学情况, 并结合自己近一个世纪的求学和治学经历阐述了以下三个教育发展观点:一是大学要重视理论教学, 重视理论的应用;二是大学教师要重视科学研究;三是求学治学要敢于提出问题, 勤学好问才能激发大学问。一代大师钱伟长虽年高90, 但仍情系国家教育发展, 其忘我之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参考文献
[1]李晓溪.钱伟长教育思想对高等艺术教育的启示[J].美术大观, 2012 (3) .
[2]王福友.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 2008 (1) .
[3]曾文彪.实践钱伟长教育思想[J].上海大学学报, 2008 (2) .
钱伟长教育思想 篇2
2010年08月03日07:16东方网我要评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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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晚年的两个“着急”:对教育现状并不满意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这是钱伟长（右）和钱学森（左）在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闭幕式上（1987年4月8日摄）。新华社发
一代大师钱伟长离我们而去，在缅怀他、纪念他的同时，他对中国教育的真知灼见和他在大学校长岗位上的身体力行，都再次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钱学森辞世后给世人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而钱伟长正是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大学该怎样营造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环境。上海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告诉记者，其实钱老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重新勾勒西南联大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如果大学校长都按照钱老的做法去做，“钱学森之问”的问号就能拉直了。
钱伟长晚年的时候，经常会发脾气。2007年10月，在钱伟长先生95岁生日之际，记者曾有幸独家专访钱老，那成为钱老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采访中间，他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种着急。谈话中也听得出，他对于当今的教育现状并不满意。
“钱老晚年的时候着急啊！”昨天，在钱伟长悼念场所，上海大学的几位老师在回忆钱老时说：让他“着急”的主要是两个———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而这也正是当今大学最棘手的任务和受到诟病最多的两个症结所在。
为教师队伍着急
“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
专门研究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曾文彪老师告诉记者，曾经有一所著名高校的校长问钱伟长，“你到上大20年，最得意的是什么？”钱伟长说：“用我的思想办了一所大学。”“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教师的水平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钱伟长把教学看得特别重。他自己的第一次教学实践，是1939年在西南联大开始的，他的老师叶企孙给了他三页讲稿，让他代课。“这三页讲稿，告诉我怎么做老师。”所以钱伟长晚年不止一次告诉学校的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的不是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的才是好老师。”
如今，许多大学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钱伟长却早早提出来，经过研究生(论坛)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专题课，开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逐渐地成为副教授以后，可以开专业课。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宽了，工作经验和讲课经验也丰富了。”
钱伟长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而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钱老详尽地指出，“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不断变化，使一门课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晓得当代这个专业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丰富这个学科的内容，使之不断地往前发展。”
理学院、材料学院、经管学院老师记得，钱伟长90岁高龄的时候，多次接见教师，“你们老是要写多少论文，拿多少大奖，这不是目的，你要看看你为国家、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多大贡献，你们的研究成果在企业里、行业里发挥了多少引领作用，为国家解决了多少问题。”
钱伟长其实对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并不赞成。他说，“我最反对什么型什么型，每个教师既要搞科研也要搞教学，怎么把教学科研分开呢？这样的定位有问题。因为你是办大学。”
为人才培养着急 “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
2005年，钱伟长最后一次出现在上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当时聆听过钱老演讲的毕业生都还记得钱老那番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动情呼唤———“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钱校长老泪纵横。
“其实，这是他对人才培养现状，甚至是对整个社会现实发出的呐喊。”在曾文彪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希冀，可能更是一种无奈。随着大学的扩招，整个人才培养出现浮躁情绪，钱老看在眼里非常着急，他希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心中装着老百姓。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钱老一贯的主张。钱伟长认为，培养创新精神的人有一条要自学，一个没有自学精神的人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大学不是教给学生一脑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毕业的时候，他带着‘一肚皮问题’离开学校，那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上海城建集团副总裁周文波始终记得，当年他以职工大学的文凭作为工厂的委培生考上钱伟长的研究生，是钱老给了他自信：“不管你以前学什么，你有一线工作经验，要把知识和应用结合起来。”“应用”，是钱老一辈子挂在嘴边的话。钱老传递给他“科研要解决问题”的思路，周文波的硕士论文就选择了地铁盾构为研究方向，一边在一线解决问题，一边总结成论文。
钱伟长教育思想 篇3
关键词：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改革,实践
从中国教育的国情出发, 从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出发, 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出发, 以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发展, 构成了钱伟长先生高等教育改革思想的基本思路和实践路径。
一、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高等教育担负着提高全民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钱伟长先生在总结世界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和我国高等教育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多次强调高校办学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要摆脱过去办学思想的束缚, 根据客观的发展需要来改变自己的思想, 换句话说,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1] 他指出:“我觉得高等教育的改革根本问题是指导思想要变”[1] , “旧的办学体制不是让学生有创造性, 只培养模仿力、接受力, 没有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对学生影响很大, 教师有远见, 学生也有远见;教师守旧, 学生成长不了多少。请大家重视这些问题”[1] 。高校办学思想是高校办学的灵魂与核心, 它代表着一所学校办学的方向、目标、层次, 甚至决定着办学水平, 而校风、学风、教风等, 则是大学办学指导思想的延伸和具体体现。钱伟长先生提出, “校风、学风、教风问题, 这是一个学校的最根本的问题”[1] , “教师应该逐步与学生结合在一起, 建设一个好的校风, 正确的学风”[1] 。
一所高校能根据自己的办学历史、办学条件和社会需要, 找出自己在办学中的位置, 确定自己培养人才的层次、类型、规格及主要服务面向, 即是确定了办学目标。准确、清醒的角色定位, 能帮助高校明确自己的使命, 保持办学的理性行为, 合理决定投资取向, 有针对性地加强教学建设和培养、引进师资队伍, 使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并整合多种优势力量, 重点加强某些学科、专业建设, 通过树立某些学科、专业品牌来提高办学知名度, 并逐步培植办学特色。钱伟长先生认为, “一所大学, 主要的任务要把教学和科研水平提高, 没有高水平其他都是空的。而提高水平的关键是教师队伍, 教师要有奋发上进的精神。”[1] “我们要有强大的教师队伍, 这队伍不是全部书呆子教师队伍, 要从实践、生产、社会活动里培养年轻一代。”[1] 高校办学必须注重办学特色。特色是“你无我有, 你弱我强, 你强我更强”的生动体现。特色就是水平, 特色就是质量, 特色就是生命。因此, 强化办学特色是高校增强自身办学实力, 提高办学知名度, 在激烈竞争中奋力向上的奇招, 更是他们谋求生存、壮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改革要能满足“三个面向”的要求
钱伟长先生认为教育“三个面向”对当代中国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教育要实现“三个面向”, 就必须冲破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 突破旧的教育模式的束缚, 改革陈旧的教育体制和落后的教育方法, 创建现代化的教育规模、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的教育内容、现代化的教育方法和手段, 努力培养学生的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教育要有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现代化内容, 尤其是教材要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内容, 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教育内容。要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教育体系, 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钱伟长先生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 是我们课程内容陈旧, 跟不上时代的需要”[1] 。“第二, 我们没有自动调节水平的条件, 教育计划太死, 年年如此, 社会的要求在不断发展, 而我们始终老样子, 课程内容不能自动调节, 课程也是这样。”[1] 而“人家在不断地改, 麻省理工学院每年都在改”[1] 。“第三, 教学与科研不结合, 这是造成上面原因的致命伤。我们现在跟工厂的结合是原始的, 不是工厂里的难题, 而是那些蹩脚工厂的难题, 好工厂早就解决了。第四, 我们不能做到因材施教。”[1] 针对这些差距, 钱伟长先生提出“要改成能满足‘三个面向’的要求。使得我们毕业的同学, 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水平能够不断提高, 来迎接社会的不断发展。现在不是赶上国际水平, 而要与国际水平同时前进。这是一个动的目标, 不是静的目标。教学必定要改革, 这是肯定的”[1] 。
教育要“三个面向”, 还要求以长远的、历史的战略眼光办好当前的教育, 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超前性和前瞻性, 要从自身特点和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目标出发, 使今天的教育能够适应和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经当时国家教委的统筹规划, 在上海市委、市府的领导下, 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四校实行合并, 成立新的上海大学, 并由钱伟长先生出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认为, “这是贯彻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 也是上海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 对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提高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 使高等教育适应上海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具有深远的意义”[1] 。
三、建立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
钱伟长先生从我国比较落后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一基本事实出发, 强调指出:“我国的教育事业与世界许多国家比较, 还相当落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新旧体制转轨的情况下, 不仅教育方面原有的矛盾和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某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产生。这都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1]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钱伟长先生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 把现代化建设、科技、人才、教育四个环节紧密地结合起来。指出:“现有的教育规模和层次所提供的人才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 求大于供。”[1] “探索教育如何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路子, 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具有重大意义。”[1] 钱伟长先生基于对教育在新技术革命中的战略意义的分析, 提出把教育同人才、科技发展、经济振兴、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看待。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谁就掌握了经济竞争的主动权, 谁的发展速度就会加快。没有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不可能有农业、工业、国防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培养大批的人才。面对这一现实, 钱伟长先生指出:“现有的教育结构不能适应外向型经济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新变化。这种不适应, 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对教育的发展和高层次的科技与管理人才、技能熟练的劳动者, 都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1]
把教育、科技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高等教育改革, 是钱伟长先生的一条基本思路。他认为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教育的基本职能是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技术知识, 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 但同时也担负着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任务。钱伟长先生多次强烈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我要向所有人声明, 教育跟科研结合的重要性, 科研跟教育结合有利于我们国力的增强。所以高等院校也得搞科研, 而科学院也得搞点教育。学校里好的教师肯定科研工作也是好的”[1] 。他指出:“社会上有许多误解, 在某些人头脑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认为高等学校搞教育, 科研院所管科研, 把高校教师队伍总当作教育队伍, 很少人把它作为科研队伍。还有人认为高校教师搞科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是走反动学术权威的道路, 他们把教育与科研脱离开来。邓小平同志纠正了上述错误思想, 提出高校应是两个中心, 两者必须结合, 科研是领导我们教育方向的, 也指导着教师教学的方向。”[1] “中国人的传统是把科学家和教师分开的。现在我们称‘科教兴国’, 可见科学家和教师应该合在一起。我认为一个好的高等学校教师一定是科学家, 不是科学家决不会是一个好教师。”[1] 钱伟长要求高校必须努力改革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 尽快建立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 彻底从“象牙塔”式的教育阴影中走出来。“要建立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和过程”[1] , “最重要的是在高校怎么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1] “建设高科技的新学科, 同时用高科技对传统学科加以改造, 这是眼前最重要的工作。”[1] 高校要“体现邓小平两个中心、一个队伍的思想, 教师既要搞教学, 又要搞科研, 科研的分量要重一些, 层次高一些”[1] 。
四、重视教学改革各个环节的实践探索
钱伟长先生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落到实处, 必须重视搞好教学改革, 从改革的方法和途径上深入进行探索。因此新上海大学合并成立后, 他提出“新上大的建设要着眼于改革。眼前以教学改革为主, 各个环节都要仔细研究怎样更符合新的形势, 为建设新上海服务”[1] 。在教学改革方面, 他指出首先要加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改革, “过去的教学计划是不符合我们发展需要的, 过分的专业化, 不懂得创造性思维, 都是教你什么, 你记得什么, 考的时候也不会超过范围, 而且还有考试题目的习题集。在这样的教学思想指导下, 学生只是联系书本, 不是联系实际, 没有创造性。”[1] “这些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指导我们教学工作的都存在一个思想问题, 就是教师不教, 学生不懂, 教师一教, 学生就懂。这是个指导思想, 所有一切都要放在课堂里讲, 而且要学生懂得, 实际是要学生记得。这样的教学是不行的。”[1] 其次是重视教材改革。钱伟长先生提出“我们大量更改教材, 更改教材也是提高教师的水平”[1] 。“大规模搞教材建设, 这个不能吞吞吐吐。教材有几个方面需要改, 一个我们三学期制, 学时少, 不能用一般教材, 这是一。第二, 我们许多新的专业只有上海需要, 或者是全国第一个设立的专业, 没有教材, 我们必须有新教材。第三, 我们有很多高新技术专业或接近高新技术的专业, 同时, 老专业需要用高新技术来改造, 我们的专业课所有教材都得变, 变到至少90年代, 不是60年代。”[1] 他还指出:“教材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法律、经济、管理这三门学科, 不能再讲空理论了, 要讲案例。”[1] 再次, 是大力进行教改实践, 在这方面钱伟长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 进行深入的探索, 例如学分制、选课制、三学期制等。他说, “我不主张讲太多, 要教会学生学, 不要教会学生死记很多东西”[1] 他指出:“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学校的改革是教学制度的改革, 其他改革是第二步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是上课、课堂的改革, 实验的改革。”[1] “教学改革还要进行, 要把形式主义拿掉, 要让学生主动学习, 有学习的要求, 自主地学习。”[1] 他提出“学生读书可以选系, 甚至于可以提前毕业, 可以研究生与本科生衔接。”[1] “我们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要竞争, 怎样竞争呢?就是教学制度改革。某些地方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短处, 使我们更有利于坚持改革, 从教师队伍建立、加强做起, 这是最根本的, 这是长期的, 不是一年、两年能做到的。”[1]
钱伟长先生非常强调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们的学科专业通过选课拓宽, 允许学生选不同系、不同学院的课。我们觉得过去学生学得太专了, 出去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从学生知识结构发展的规律来讲, 专是在广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应该要有宽广的知识面, 才能再说专。我们是一直主张通过教学改革,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1] “我们主张综合型的, 我们主张学生的知识面要广, 在广的基础上提高, 在广的基础上专, 才能提得高, 专得有水平。我们主张理工合一, 文理渗透, 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1] “只有综合型的人, 才是国家的栋梁。”[1] 钱伟长先生还特别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下个世纪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不容置疑的, 最大的斗争是科技的垄断与反垄断。所以我们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精神是非常重要的[1] 。“要培养学生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创新的能力, 才能符合新世纪的要求。”[1] 钱伟长先生认为, 只有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突出创新教育, 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品格的人才, 才能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因此, 他致力于通过教学改革和创新来推动创新教育的实践。
可以这样说, 钱伟长先生高等教育改革思想形成的过程, 是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相互促进的过程, 理论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完善, 而随着理论和观念的深化, 其改革实践也不断深入, 两者有机结合, 互相促进, 从而使钱伟长先生的高等教育改革思想具有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钱伟长师德建设思想刍议 篇4
一、恪尽职守, 倡导无私的奉献精神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 教师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钱伟长先生认为: “作为教育工作主体的人民教师,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发挥着奠基石的作用, 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国家兴旺的基础在教育, 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1]正因为教师的职业是如此的重要, 是如此的崇高, 所以教师要忠于职守, 爱岗敬业, 要有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决心和信念。为此, 他提出, 教师必须具有为教育献身的思想境界。钱伟长先生不仅自己以身作则, 为教育呕心沥血, 奉献一生, 而且他还用他的老师叶企孙先生、赵忠尧先生热爱祖国, 热爱科学, 关怀青年, 牺牲一辈子为祖国作贡献, 以毕生的精力培养人才的行为, 教育其他教师也要有责任感, 为民族和国家克尽厥责、无私奉献; 要将传授知识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教育学生树立起为使国家脱离现在的落后状态而学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让学生懂得没有祖国就没有任何人的出路。在钱伟长先生看来, 虽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各行各业都需要有崇高的献身精神, 但最能体现献身精神的职业莫过于军人和教师。军人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祖国, 而教师则是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 不计名利, 埋头苦干。他认为,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 它要求教师应对本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 同时在工作中能尽职尽责, 教书育人, 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教育事业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 钱伟长先生说,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不仅传授科学文化知识, 更要塑造教育者的心灵, 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2]钱伟长先生科学地把握教书与育人的关系, 认为教书育人是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原则, 也是教师对社会应尽的道德义务, 是全体教师的共同职责, 要把育人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
二、为人师表, 树立良好的师德风范
教师职业道德, 在教师各项素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钱伟长先生十分重视继承教师的优良师德传统, 注重教师的行为表率作用, 他说, 教师“要身教、言教、教书育人, 要注意师表”[3]。“思想教育要进行, 但首要的是身教, ‘正人先正己’。”[4]“为什么教师容易在学生中起作用, 因为站在讲台上就在教育, 你用不着讲很多话。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 要为人师表, 教师应该是形成一定校风的指挥者。”[5]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既是有声的, 更是无声的, 用“指挥者”一词来表明教师对一定校风形成的影响, 可见教师的责任重大。钱伟长先生认为, 在对学生的教育影响上, 中小学教师比大学教师要影响大。“小学老师培养学生一些习惯, 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尊心, 而中学老师是培养小孩的人生观的, 老师一举一动都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比大学老师的影响还深, 因为大学老师主要是教知识的。”[6]他认认为为:: ““知知识识是是要要学学的的, , 但但只只是是一一个个方方面面, , 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品德教育, 而品德教育更重要的是在中小学完成的。”[7]
三、严谨治学, 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作为一个教师, 要教好书、育好人, 光有热爱学生的情怀是不够的, 还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完整的教育科学理论以及运用这些理论的教育技能和教育技巧等。对于这一问题钱伟长先生很早就有论述。他认为, 一堂好课不单单是教师的口才好, 而是学问好, 学问比口才更重要。“你不上课, 就不是老师, 你不搞科研, 就不是好教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 不是充分要求, 充分的要求是科研。”[8]“一个教师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 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9]因为一堂好课不是先生讲学生听的满堂灌, 不是百科全书或工具书上的章节目录内容再现, 而是教师讲课有深度, 有独到的见解; 能用最新的科技发展联系本学科的发展应用, 去讲述本课程最基本的原理; 能影响学生往前走, 不断动脑筋, 不断探索。所以, “靠着一本讲义、一本教科书过日子不是一个好教师, 对于学生没有任何推动作用”[10]。钱伟长先生认为, 教师讲课的深度是建立在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全面把握的基础上的。而获得这个基础的途径就是通过教师自己做科研, 通过自己做的过程中体会哪些知识点是重要的, 哪些是次要的; 哪些知识是学生必须搞得很清楚, 能够举一反三的, 然后能够理论联系实践地讲, 联系的都是他在科研过程中碰到的真实问题。这样的老师上的课没有学生不喜欢的。“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 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 没有灵魂的教育。”[11]钱伟长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做科研的教师总是不断了解本学科世界上的最新形势, 关注国际上这个学科里的问题的最新进展, 追踪学科发展的方向, 不断搜集很多新的国内和国际的期刊, 把里面好的、适合于讲课的, 又体现最现代化的东西拿来讲给学生, 这样的课当然讲得好了, 学生也当然喜欢听了。所以, “我们的教师不仅要把课讲好, 还必须了解当代科技的发展情况, 结合你那门学问的东西首先要了解得更清楚”[12]。为此, 钱伟长先生提倡: “教师要能够讲授一门以上的主干课程, 承担一个研究方向的课题, 到一个工厂 ( 企业) 兼职, 经常深入到生产实际中去。”[13]
四、引导学生, 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 教师是培养人的专门劳动者。教师如何教好书? 怎样把“教书”和“育人”融为一体? 钱伟长先生认为: “教师的教主要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 而是要把获取与处理知识的能力教给学生。教学大纲不是规定教师必须讲的内容, 而是规定学生必须懂的内容。教师的工作是引导学生。”[14]和中外许多教育家的意见相一致, 钱伟长先生把引导、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看作比学习知识本身更重要。“现在, 知识发展很快, 永远也学不完, 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教师讲, 由学生自己去学习, 这就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大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自学, 大学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自学。培养学生自己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将来干什么, 他就能学什么。”[15]钱伟长先生常常用现身说法来引导学生, 说他现在干的, 什么原子弹、计算机, 过去在大学里老师都没有教过, 甚至未听说过, 但现在不也在干么! 钱伟长先生认为, 教与学的关系, 学是关键。他说: “大学教育的过程, 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才能获得知识的人, 培养成在他毕业时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得知识、无师自通的人。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16]。钱伟长先生反对教师上课照本宣科。“大学是给你们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我们现在大学教学一直强调不要照本宣科, 照本宣读何必请你宣读, 可以请赵忠祥来讲。”[17]“大学教育主要不是靠先生讲, 决不能搞‘填鸭式’, 这是违反教学规律的。教学要把‘学’放在主要地位,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孔夫子讲‘学而不思则罔’, 也主张要想。”[18]钱伟长先生对那些缺乏上进心, 工作敷衍, 教学上应付, 满足于以往讲过的知识内容, “炒冷饭”的教师提出严肃的批评, 说: “有的教师讲了几十年的课, 自认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且沾沾自喜, 但学生却反映你今年讲课的内容与去年的完全相同, 甚至连讲的笑话都分毫不差。这种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 怎能反映当代瞬息万变的新的科学技术, 又怎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呢?”[19]钱伟长先生认为, “教书”不是要教给学生死的、陈旧的知识, 而是要引导学生学会用脑, 学会学习方法, 自己去学习生动的新知识。他主张, 教师讲一门课, 要讲这课的核心、精华部分, 知识性的东西可以不讲, 下课以后, 指定一些材料, 是哪一本书哪一段让学生自己学习。首先在学校里让学生向书本学, 这个能力很重要。他强调: “要教会学生有科学处理问题的头脑和方法, 这是最关键的。”[20]钱伟长先生的论述, 对广大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构建新型的教学关系、进一步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摘要：恪尽职守, 倡导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人师表, 树立良好的师德风范;严谨治学, 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引导学生, 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等四个方面是钱伟长先生师德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钱伟长,师德建设,思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