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伦理思想

教育伦理思想（精选12篇）

教育伦理思想 篇1

作为教育世家出身的总理温家宝尽管对国家事业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 但对教育事业发展却有着特别的情怀和深厚的情结。温总理在其施政历程中的每一次有关教育会议的考察和谈话, 以及对教育事业做的每一件实事, 都充分体现着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和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 描绘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盛世景象和社会和谐、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见证着他亲民爱民的博大情怀和振兴中华的不懈追求。心怀民生, 情系教育, 成为政府施政的头等大事。温家宝教育思想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 蕴含着深厚的伦理特质, 如倡导公平、诚信、创新的道德精神, 以及强调教育者自身应培养忠于职业操守、爱民爱生、与时俱进、矢志不渝的道德品质等。温家宝同志基于当代教育发展及时代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论断, 构建了教育伦理思想, 本文就温家宝教育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进行探讨。深入挖掘温家宝教育思想中这些宝贵的伦理精神与理念, 对于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大, 民族素质的竞争直接决定了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教育具有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培养优秀人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道德素质的等作用, 温家宝同志对其十分清楚, 也极为强调, 他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强国必强教, 强国先强教”, 他认为只有将教育放在战略地位, 才能够真真正正将教育事业办好, 才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一流人才。

而将教育放在战略地位, 那么就务必要解决教育资金投入的问题, 只有不断加大教育事业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 才能够确保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温家宝同志的大力推动教育的投入, 并且把教育投入的政策的纳入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与此同时, 将教育放在战略地位, 还需要前瞻性部署及全面谋划教育事业发展, 温家宝同志反复向社会各界指出教育发展是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属于千秋大业, 务必要超前部署、面向未来, 既要培养出一大批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 又要造就更多能够在未来发展的杰出人才, 只有这样, 才能够确保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温家宝同志指出:虽然我国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已经将“有学上”的问题基本解决, 但是仍然没有较好地解决“上好学”的问题, 务必要多加努力, 深化改革教育事业, 力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公平、更好、更多接受培养、接受教育的机会, 务必要让提高劳动者素质、科技进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提高质量为基础, 而不能只是学校增多了、教室增多了, 务必要将体制机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予以冲破,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在教育管理体制、人才培养、办学方式、考试招生等方面大胆创新。

温家宝教育伦理思想中最合心的内容是“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体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基于温家宝教育伦理思想来看, 公平正义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没有了正义, 没有了公平, 那么注定整个社会都是不和谐、不稳定的。

我国教育事业长期以来都是“轻公平、重效率”, 学校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日益扩大,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公平的呼声日渐强烈。对此, 温家宝同志感同身受, 温家宝同志强调, 应该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以便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温家宝同志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实现教育公平, 第一, 对特殊群体孩子的上学问题予以妥善解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 以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为代表的特殊群体孩子上学问题也日益突出。温家宝同志大力推动以流入地为主的上学政策, 确保了这些特殊群体孩子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在全日制公办学校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这充分体现出了社会文明进步。第二, 要大力完善国家助学体系。温家宝同志对于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上不起学”的问题痛心疾首, 代表政府向全社会承诺:无论是小学, 还是中学, 亦或者大学, 都会能够出现由于经济原因而造成孩子们辍学的问题。

为了能够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 温家宝同志从2008年起就组织国家教育部、国家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确定了20字教育工作方针, 分别是“提高质量”、“优先发展”、“促进公平”、“改革创新”、“育人为本”, 为中国教育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温家宝同志一直以来都重视农村教育问题, 大力倡导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基础在于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的最大目的在于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发展和生存机会, 温家宝同志认为“务必要确保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基础教育。”并且要努力推动不同学校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办好农村教育, “是农村的希望之路和光明之路”。在他任内, 推出了师范生免费教育、“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和“国培计划”, 为农村学校培养和补充优秀教师等。

平民教育指的是平等以及普及性教育, 它对于人格平等的要求极高, 是有效达成社会公平、消除社会人格不平等的重要方式, 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人的人格本来平等, 原无上下高低之分。而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公平, 一部分人有受教育的机会, 而另一部分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倘若教育机会平等, 则使人人所蕴藏的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 这样人格不平等的原因就消除了。

那么平民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大众教育, 就是面向普通老百姓、面向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教育。2006年3月14日,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 平民的素质关系到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中国有13亿人口, 9亿农民, 平民的比重更高。因而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 从而使人人都受到教育。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批免费师范生时, 重点提出了有关穷人教育学的相关理念, 认为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并且在最大限度内在教育行业实现公平发展, 对于社会公平事业的实现有一定的意义, 所有孩子都能够圆上学梦。同时, 他还针对教育部门和学校等提出了要求, 希望有关教育部门和教师都能够更加关注一些频宽家庭的小孩, 让学校的大门面向所有人, 真正体现教育平等, 实现穷人教育学理念。

我国属于人口大国, 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占据巨大优势, 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但是, 要想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 我国不仅要在数量上取得优势, 还要在质量上实现较大突破, 达到国民素质表现出的相关水准。据相关调查和研究显示, 我国在国民素质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 而造成劣势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不恰当的教育结构。这些教育结构体现在青年失业率以及公共教育支出等方面, 都是提升平民教育价值的重要体现部分。因此, 平民教育是关系到全民族整个素质水准的主要方面, 具有重大的发展意义。我国相关教育改革纲要指出, 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提升全民族的素质, 将人口负担转化成为有效的人力资源,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另外, 温家宝总理在很多次大会上提出教育作为提升人类素质的重要性, 以及人才是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主要方面。国家要取得发展, 就必须要通过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全面提升全面素质。温家宝总理对于平民教育的思想重视极高, 认为平民教育对于促进我国传统教育发展走向新时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平民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 是促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条件, 对实现国家富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摘要：温家宝同志基于当代教育发展及时代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论断, 构建了教育伦理思想, 从道德、公平、正义等角度来考量教育思想。本文从多个方面来论证温家宝教育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深入挖掘温家宝教育思想中这些宝贵的伦理精神与理念, 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温家宝,教育伦理思想,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温家宝谈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 2013.

[2]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N].人民日报, 2010, 4, 15.

[3]温家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R].2009年1月4日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4]温家宝.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R].2010年7月13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6]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教育伦理思想 篇2

(一)敬让

《礼记·聘义》说：“敬让之道，君子之所以相接也。”《礼记·曲礼》开篇便说：“毋不敬。”孔子也曾称赞齐国大夫晏婴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些都鲜明地点出了敬让是礼之本质。

有了敬让的原则，在各种生活情境中，自然能处理得比较妥贴。这些细节在《礼记·曲礼》中随处可见。如在家里，“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到人家作客，“户开亦开，户阖亦阖”。送人礼物时，“赐人者不日来取。与人者不问其所欲”。遇到丧事，应是“临丧不笑。望柩不歌。送丧不由径”。

(二)礼不妄悦人

梁漱溟先生曾说：“所谓礼者，是人情的自然要求，并不是人情外面假的形式。”与人交往量力而行，不可言过其实。孔子曾批判过这种没有行动，仅用语言讨好人的做法。他说：“巧言令色，鲜以仁。”所以《礼记·曲礼》这样规定：“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见人弗能馆，不问其所舍。…‘贫者不以财货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其宗旨在于培养人的真实无妄的仁爱之心。

(三)不苛求于人

《礼记·曲礼》说：“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正因为君子不要求他人全心喜欢自己，也不要求他人全力为自己尽忠，所以才能使得交情完美地保持下来。同时，孔子也满怀信心地告诫我们：“德不孤，必有邻。”精力放在完善自己的品德上。

(四)群居有则

人们在交往中难免会群居。群居应注意什么呢?孔子曾感叹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非常反对不以善道相切磋，终日言而不及于正义，却专好耍小聪明的群居的。此外，群居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要“群而不党”。只要是以道相处，以和相聚，一定不会结党营私的。

人际交往是困扰大学生的一个难题，因为未能真正掌握人际交往的原则，或者行动力不够。如敬人，初次相见很敬，但在一起久了，就不敬了。渴望有好的人缘，希望自己在困难之时有人能伸出援助的手，但常常事与愿违。其根本还是语言的花架子太多，而助人的行动太少。

此外，大学生的群居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即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有的甚至打群架;还有的拉帮结派，影响团结。面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一些问题，重温儒家经典中的日常交往的重要原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会有很大帮助。

三、儒家男女之间的规范与当代大学生爱情婚姻

《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段话解释了人类社会文明产生的过程。不难看出，儒家十分重视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一思想在《礼记》中还有论述，如《礼记·郊特牲》有言：“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昏义》说：“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

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日：‘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由于先人把婚姻看作是为了结两性之好，而不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结合为伴侣。因此，男女之间一旦缔结关系，所要承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更强烈些，因此，对婚礼也更看重，即“昏礼者，礼之本也”。

今天，高校恋爱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缺少一种“敬慎、重正”之心，选择恋人随意，更换恋人轻率。没能深入了解对方，就开始租房、找旅馆同居。带着这样的心态选择恋人，未来很难有幸福的婚姻。所以，要培养学生对爱情的敬慎、尊重之情，使他们在恋爱时就应自觉地承担起对家族、对社会的责任，而不要看成仅仅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

四、儒家道德修养论与当代大学生自律精神

(一)成德由己

一个人要想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最主要的是自身应有好德之心，成德之愿。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明好德之心得需要人用力才能具备，不像好色之心那样天然自成。孔子还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就告诉我们：成德，自己是起关键作用的。否则，别人再帮忙，自己没行动，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二)成德需内省

孔子学生曾子这样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师生二人都强调内省，是因为一个人起心动念，举手投足，善与不善，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真实动机。如果自己不内省很容易变成沽名钓誉，这就完全走向了道德修养的反向。由此可见，内省是发现过错，提高道德修养的最基础性的工作。

(三)成德必改过

人的道德境界的提升实际就是一个改过迁善的过程。那么找到过错后应持怎样的态度呢?儒家先哲早就给了我们答案。首先，要敢于批判自己的过错。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孔子不满意当时多数人对过错的态度，曾这样感叹过：“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小人之过也必文。”它表达的是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有过失，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还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加以掩饰。孔子从反面告诉我们对待过失的正确立场。其次，改错要有行动。因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这才是过错的真正实质。所以应该有“过则勿惮改”的精神和勇气。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万世师表，是因为孔子时刻担忧自己的是“不善不能改”。

教育伦理思想 篇3

关键词：《理想国》 教育伦理 善的理念

[FL（K2] 一、教育要与政治相结合，主张道德治国

柏拉图主张教育要与政治紧密结合，培养哲学王，这是他教育伦理思想集中体现的一个主要方面。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一方面从希腊历史上各种奴隶主国家整体崩溃的反面教训中，强调治国者本身必须是道德高尚的；另一方面，又强调统治者必须抓好教育和道德教育。

第一，柏拉图主张道德治国。依次考察了古希腊历史上奴隶主国家的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专制政体。认为这四种政体一个不如一个的原因就在于人性和道德的堕落。政体不同就像人性不同，人性有若干种，政体也有若干种，国家是由人组织而成的，国家如何，政体如何，是由国人的品性决定的。柏拉图的亲身经历使得他看清了道德治国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在当时也引起了强烈地轰动。

第二，柏拉图认为智慧是统治者的美德，统治者最大的责任是抓好教育和道德教育。柏拉图极端重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原因一是他的人治思想，只有培养一批品行优秀的统治者，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国家。国家是否理想关键在于能否造就理想的国家统治者，这对于建立理想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培养统治者必须以智慧为目的，而学习有利于统治者们完成政治权利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心灵转向说”的观点。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洞喻”，说明只要通过艰苦努力和学习，人的心灵是可以由对可感世界的认识，达到对可知理念世界的认识的，然后把握善的理念。三是柏拉图自己的实践。他半生坎坷，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后选择了创办柏拉图学园，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以实现其理想的道路。人民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优秀的国民，则各行各业都能安分守己而不乱。真正的政治家，不以修订法律为要务。不良之国，有法律也无用；完善的国家，人民有了良好的教育和品德，自然能够遵守法律。

第三，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应该建立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统一管理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主张教育应该由国家来办理，由国家控制，教师应该由国家统一聘请，教什么内容应该由国家审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育培养出建立正义的理想国所需要的不同阶层的人才。他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柏拉图把居民分为三等：哲学王、军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因此正义的国家需要三种美德：少数统治者应有智慧；军人要勇敢，具备辅助统治者的能力；而一般贫民则应具备节制的品质，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柏拉图这一思想同其政治思想紧密联系，他把教育作为实现其理想国的工具。因此他提出教育应是国家的事业，教育管理权应该归国家所有。柏拉图的城邦教育还提倡男女平等，所有公民，不分男女，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奴隶除外），都应从小受到强制性的教育。

第四，柏拉图最为鲜明的观点就是他主张培养哲学王，让哲学家来统治国家。他用充满了神话寓言色彩的“心灵转向说”描述了“哲学王”的培养过程，可谓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皇冠。他的这一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苏格拉底的一些思想，符合当时政治专业化、知识化社会分工理论的要求。解决道德善恶问题固然是知识，但必须首先认识到宇宙本质和知识的真伪。他的这種教育思想也存在一些纰漏，即主张对极少数有潜力的奴隶主贵族子弟施加精英教育，使其成为哲学家。

二、重视音乐和体育，并赋予教育以道德伦理的内涵

以音乐陶冶心灵，体操锻炼身体。柏拉图对此也很重视，把他们作为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柏拉图规定教育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音乐，二为体育。塑造“精神与魄力”兼备的理想人格，音乐要先于体育，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

柏拉图的音乐是指广义的人文教育，泛指艺术及文学等各个方面，包括了诗歌、神话故事、舞蹈、音乐、绘画造型艺术等。他提出的教育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主张受教育者应该德、智、体和谐发展。他提倡早期教育， 是最早提出胎教的人。按照他的主张， 儿童受学前教育应该愈早愈好， 学前教育应以游戏为主。一般说，儿童在不能参加体育运动之前就听成人讲文学故事。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格，使人辨别美德。那种淫秽、卑劣、颓废、荒谬可怖的故事传说，以及荷马的诗歌应一律废除。应教人节制、勤劳、勇敢、虔诚和公正。军队更需要有振奋精神的歌曲，以鼓舞士气。

《理想国》在论述体育教育时， 很多是在和音乐教育的对照中说明的。体育在于强身，培养坚毅、吃苦耐劳和勇敢的精神。护卫者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单凭一个好的身体， 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 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最好的体育与理想的音乐文艺教育相近相合， 这是指一种简单而灵活的体育， 尤其是为了备战而进行的那种体育锻炼。身体上的完善，不能使品格完善， 而高尚的品格， 才能使身体完善。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 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 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年轻人接受了前述简单的音乐文艺教育的陶冶， 养成了节制的良好习惯， 他们显然就能自己监督自己了。柏拉图认为， 音乐和体育都要对青少年（ 未来的城邦护卫者） 的心灵提供训练，以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

三、柏拉图教育伦理思想的目的：善的理念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理念，且可以通过知识教育来实现“善”“正义”“美”这一最高的理念目标。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在于使全国人民皆能敬神、孝亲、爱友。他在教育思想中所确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教育是为了培养符合其理想国需要的哲学家。

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是其理念论的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把理念看作是客观实在的独立本体，整个世界的“影子”。可感世界只能产生“意见”而不能形成知识，而只有理念是理性的认识对象，对理念的追求，才能获得真知识，达到真理，达到善。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它是构成现实道德善的根源。不仅如此，善的理念还是使人具有识别善恶能力的本体。《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比喻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正如我们前面的比喻可以把光和视觉看成好像太阳而不就是太阳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真理和知识看成好像是善，但是却不能把它们看成就是的善”。可以看出，柏拉图把理念看作是事物的本体，是人们认识的对象，也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他的理想国同样也是把对善的理念的追求看作是最终目标。

教育是实现善的理念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教育实现善的理念不是“无中生有”，即不是把理念从外向内灌输，而是基于一定的品德的基础之上，教育是对人本身所具有的实现善的理解能力的发掘。“去伪存真”，实现心灵转向，发现灵魂中本身具有的善德，这就实现了对善的理念的追求。“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教育的作用就是发现灵魂中本身所具有的善，从而使人实现心灵转向。“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一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个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于是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轉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

总之，《理想国》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部巨著，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教育伦理思想也极具特点。柏拉图从性本善的理论出发，提出教育就是去发现人们思想中的德性，追求善的理念，为此，就应用富有道德意义的教育内容去感化教育对象。从个人来说，个人也可以用理性控制激情与欲望，节制不合理的欲望，实现个人的正义。柏拉图的教育伦思想反映了他作为奴隶主统治阶给成员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是，由于其理论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虚幻的理念基础之上的，他的这种力图以道德教育治理国家的思想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柏拉图关于教育内容与目的的论述也是对我们今天极富建设意义的。提出应该重视文艺作品等内容的道德性，重视这些作品对儿童的影响，应净化这些文艺作品的内容，抛弃不道德的文艺作品，代之以有道德内容的作品去教育人。他强调治国者必须要有较高尚的道德品质，对我们今天加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也具有启发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如何进行道德建设与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可以说，《理想国》作为一个思想宝库，值得我们从各个方面去挖掘它、借鉴它，使它在今天散发出思想与智慧的光辉。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郭斌、张竹民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版.

[2]黄伟合.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1，（1）版

[3]高雅，曾金山.孔子与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比较[J].科学纵横，2008，（1）.

[4]赵华明，杨胜.试论教育在“理想国”构造中的作用[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3）.

[5]涅尔谢相茨著， 蔡拓译， 董果良、赵振福校， 古希腊政治学说[M].商务印书馆， 1991.

教育伦理思想 篇4

一、义利统一:教育价值和谐

墨子思想的核心在“兼相爱”, 在其看来, 道德教育是实现人人相爱的主要路径, “厚乎德行”要通过教化, 才能普及天下, 合乎天下之义。所以, 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 (《墨子·贵义》) , 义在墨子那里是至高的伦理境界, 《墨子·大取》篇云“义, 利也”。义就是利, 就是利人、利天下之义, 也就是“凡言凡动, 利于天鬼百姓” (《墨子·贵义》) 之义, 这是普天之下的最高目的。墨子以天志言义, 希望天下之人兼相爱, 从而实现天下之治。所以, “天欲义而恶不义”, “天下有义则生, 无义则死;有义则治, 无义则乱” (《墨子·天志上》) 。所以, 天之所欲在义, 天希望天下人都能生活富裕, 能够弃乱而天下治。而现实生活中的人, 也希望生活安定、天下有序, 这是人性使然, 是常人生活追求的正当性所在。所以, 人们应当顺天意, “顺天意者, 兼相爱, 交相利, 必得赏” (《墨子·天志上》) 。因而义就是天意, 只有天下人相爱相利, 才能实现天下之治。因此, 义既是上天之意, 也是万民之欲。正是这个缘故, 天欲义而恶不义, 民也欲义而恶不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义为天下之大。这就要求天下之人, 皆应顺天意而为仁人之事, 仁人顺天意而“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爱上》) 。墨子以此要求天下人皆以兼爱行天下之利, 这个利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墨子在《兼爱上》中将之概括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这样才会实现“诸侯不相战, 家主不相篡, 人与人不相贼”的和睦社会, 以至君臣惠忠, 父子慈孝, 兄弟相和, 这才是墨子追求的天下之利、天下之义。

人与人相爱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利人的, 为仁义之本, 这是人与人相处的应然之道。但是, 人与人之间是否生来就能为善行义并相利呢?至少在墨子看来, 不是这样的, 人有善有恶, 有爱人者、有利人者, 如“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 (《墨子·天志中》) 。然而, 也有恶人者、害人者之流, 如“昔者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恶人者、害人者常常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仁人而兼爱以利天下的, 他们常常违反义的要求, “从事别, 不从事兼” (《墨子·天志中》) , 以至“大国则攻小国, 大家则乱小家, 强劫弱, 众暴寡, 诈谋愚, 贵傲贱”, 所以, “观其事, 上不利天, 中不利鬼, 下不利乎人。三不利, 无所利, 此非仁也, 非义也” (《墨子·天志中》) 。对这样的恶人者、害人者, 应当使其得到天的惩罚, “夫憎人贼人, 反天之意, 得天之罚” (《墨子·天志中》) 。除此以外, 墨子认为对社会更多的人而言, 还应当通过教育劝导的方式, 劝其从善, 使之为义。所以,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 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 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 此也’” (《墨子·兼爱上》) 。通过劝人爱、教人“义”, 从善弃恶, 则天下之义, 必然实现。因此, 义的实现需要人人相勉、相教, 这是教育的应然选择。

二、性恶之实然:教育价值建构的人性论基础

先秦论性, 派别繁多, 见于《孟子》者大致有三, 其中“告子”认为,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 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凡物皆因际会而成, 人性亦犹是也[1]。这一认识与墨子关于人性的认识颇为相似。有研究者以为, 墨子在人性善恶的认识方面, 强调后天生活环境的影响作用, 认为人性的善恶得之于后天的社会环境, 人性的善恶、道德品质的好坏, 是后天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后天的环境对人格形成和自身道德水平的提升起决定性作用[2]。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秦彦士的“素丝论”, 他认为墨子的人性并无善恶之分, 人的善恶都是后天习染造成的[3]252。而有部分学者观点则与此相反, 其中, 杨俊光的观点颇有代表性, 他认为, 墨子人性论的基础在于人之性恶的一种潜在认同, 在他看来, 墨子“无善无不善论, 似不必是”, 他引用了肖公权、陶愚川等人的观点, 认为墨子似有暗示人之性恶的立论, 尤其赞同肖公权所引的《墨子·尚同上》的例证, “古者民始生, 未有刑政之时, 天下之百姓, 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 以至“隐匿良道, 不以相教”[4]98, 这是有道理的。

从上述分析中, 可以发现墨子在人性论方面是认同人性恶的观念的。在《墨子·兼爱上》中, 墨子以为, 天下之乱源起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 “子自爱, 不爱父, 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 不爱兄, 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 不爱君, 故亏君而自利。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 及至大夫相乱家, 诸侯相攻国者亦然”。所以, 人性在生活中确有恶的倾向存在, 他举例证曰:“今天下为政者, 其所以寡人之道多, 其使民劳, 其籍敛厚, 民财不足, 冻饿死者, 不可胜数也。” (《墨子·节用上》) 正是由于恶的存在, 不能实现人人相爱, 才导致天下大乱。所以, 他倡言要行教诲之道, 使人人知义而安天下。这从其天鬼论的赏善罚恶的论述之中, 也可窥见其端倪, “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 男女之为无别者, 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 见善不敢不赏, 见暴不敢不罪……是以莫放幽间, 拟乎鬼神之明显, 明有一人畏上诛罚, 是以天下治” (《墨子·明鬼下》) 。这里墨子实际上已预设了人性之恶的先验性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得以明证鬼神的存在, 鬼神行赏罚之能的先验性认识, 即是以恶的先验性存在为前提的。所以, 墨子在论证鬼神神明存在的过程中, 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其人性论的基本态度, 即人性是恶的, 所以才需要予以惩戒、教化。

对人性之恶的先验性推论并不能完全消除世人对人性之善的虚妄, 还需要在现实生活的感受中予以确证。墨子第一个系统提出“历史经验、人民现实经验的真理性标准”[5], 尤其突出人民大众在现实生活中对善恶的体验。所以, 墨子在有关非攻、节用等论述中, 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举证了人性之恶的实践经验感受, 确证人性之恶的客观存在, 甚至在言箕子、微子、周公旦等圣人之前, 都有相应的恶人比之存在, “昔者, 商王纣、卿士费仲”以及“关叔为天下之暴人” (《墨子·公输》) , 通过与圣人比照, 才能凸显圣人之圣、仁者之仁。因此, 在墨子看来, 恶是一种人性, 是一种现实存在, 难以回避。人性既然是恶的, 就应当予以教化, 通过教育来使人明义而知礼, 这也是人之为生的实然所需。

三、人性可为:教育价值建构的至善追求

人性虽恶, 然而在墨子看来, 人性不是生而不变的, 人性的善恶受到后天诸多因素的影响, 通过教育感染是可以改变的。孔子“性相近, 习相远”与“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矛盾, 墨子予以坚决否定, 他认为, “教人学而执有命, 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 (《墨子·公孟》) , 这是不可思议的。

人在生活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环境的好坏, 其人性之善恶也会表现各异, 在不同的情境中既可以为善, 也可以为恶。故“子墨子言, 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 (《墨子·所染》)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 环境对人性的养成和发展趋向影响很大。因此, “所入者变, 其色亦变, 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所染》) 。这样看来, 环境的选择非常重要。所以, 墨子认为“非独染丝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 禹染于皋陶、伯益……此四王者所染当, 故王天下, 举天下之仁义显人, 必称此四王者”。与圣人相交, 受到圣人思想的教化, 则为贤臣良相, 善政可为。反之, 则如“夏桀染于干辛、推哆, 殷纣染于崇侯、恶来等。此四王者所染不当, 故国残身死, 为天下僇” (《墨子·所染》) 。墨子以此例证, 说明环境对人性养成的熏染是多么重要。所以, 墨子主张为君者欲求天下安定, 一定要“行理性于染当。” (《墨子·所染》) 认真选择人性养成的环境, 这样才能天下善治。

循此路径, 墨子由国及士, 认为交友皆是仁义之士, 家道就会日兴, 如果交友不当, “皆好矜奋, 创作比周, 则家日损, 身日危, 名日辱, 处官失其理矣”。因而, 士人交友所处环境的当与不当, 对人的发展和家庭的兴旺和睦也有很大的影响, 正如《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 (《墨子·所染》) , 此之谓也。

四、墨子教育伦理建构的当代解绎

墨子教育伦理的立基在于人性可为与社会生活的至善追求, 关注人与人相处的和谐之道, 确有生活意义。教育应该如何的探讨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当下的实际, 目前教育乱象的整治不在于某种短期功利目标或任务的达成, 单纯地以某些数据来确证当下教育的合理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教育是否合宜既在于人性的解放, 更在于生活的和谐。以此审视教育的正当性, 我们不难发现, 教育的价值偏移是客观存在的, 施教者经济价值追求或社会身份地位的确证, 有时甚嚣尘上, 背离了人的培养的本质内涵, 甚至扼杀人的精神与生命。如何实现教育的人性之爱, 不妨借鉴墨子教育的伦理之思, 回到人的培养的本真意义, 淡化功利, 以“兼相爱”的和谐理念, 化解教育资源分配的矛盾, 把教育办成一项利于人之善生、宜生的民生工程, 使教育具有某种矫正正义的色彩, 因为“矫正正义在自由权利维护与展开、社会长治久安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6]。因而, 当下教育的自我矫正与社会矫正意义重大, 唯有实施改革, 匡扶教育正义, 使教育成为人之生活优良的一部分, 教育的理性价值才能得以彰显, 从而克服“把人的价值理解为人的效用价值”[7]的认识迷障, 使教育真正回归于人民应有的真实生活。

摘要：墨子认为, 人性虽恶, 但人性可为, 通过教育传播, 弘扬人间“良道”是人性向善的重要路径。在其看来, 教育的过程就是引导人们弃恶从善, 实现人人“兼相爱”的天下大义, 并在社会生活中达到“交相利”的客观效果。

关键词：墨子,教育伦理思想,述考

参考文献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袁建辉, 等.墨子道德教育思想述评[J].赣南师院学报, 2003 (4) .

[3]秦彦士.墨子考论[M].成都:巴蜀书社, 2002.

[4]杨俊光.墨子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5]杨文.墨子的思维语言艺术[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1 (5) .

[6]高兆明.支付能力的正义向度[J].吉首大学学报, 2011 (1) .

教育伦理思想 篇5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伦理道德教育居于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有着无可取代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有其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经验。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价值，并将其发扬光大，完成其现代化转化，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而且对构建现代新型的家庭教育模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的中国家庭指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和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家庭。古代中国，家庭教育中德育职能至上，视家庭为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重视个体自我教育。《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因此，如何“齐家”便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

传统家庭教育把对家庭成员的道德教化作为其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与贤妻良母的观念至为深入。“尊德性而道学问”，强调知识授受的道德化，从而使知识授受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在道德训练中学习经典。因此，从儿童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最为自然最为贴切。因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后天的养育关系，儿童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家庭群体感的认同和对家长养育之恩的孝敬情感。这种天然的情感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力量。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也是家庭教育获得细雨润物效应的基本因素。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存在，通过家庭教育可以有效地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塑造家庭成员的人格，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遵从社会意愿，成为社会的同质因子。但现有家庭教育的实然状况限制其应有职能的有效发挥，甚至出现负效和职能错位现象。表现在：

1、在家庭教育观念上，一方面沿袭了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光宗耀祖”、“望子成龙”等价值观念，存在着“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一方面又受现代社会主文化、各种亚文化甚至有意无意受某些反文化影响，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注意到家庭成员的多方面发展，但又忽视家庭成员人格主导方面—道德品质的培养，出现重智轻德甚至家庭道德教育空白的现象，致使家庭成员人格畸形发展。

2、在家庭教育职能方面，忽视大众传媒在家庭中的有效利用，使其传递了大量不必要甚至有害的信息；社会还缺乏一套强有力的道德规范体系，使家庭教育中道德观念的培养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中以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牢固基础的德育职能的发挥；现存人才选拔制度引发了学校教育职能的偏颇，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发生错位，弱化了家庭教育应有的职能，增加了家庭成员利用消极的亚文化甚至反文化中的价值观塑造自我、设计自我的可能性，使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异质因子。

由此可以看出，现存家庭教育模式无论价值观念层面、教育职能层面还是具体的教育手段、方法层面都存在着不少局限性。转轨期的社会孕育着新型的家庭，需要全新的家庭教育，因此，从实践角度看，建立新型家庭教育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构建新型家庭教育模式，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也是对现有家庭教育反思的结果。同传统家庭教育相比，现存家庭教育的德育职能逐渐被弱化，逐渐被智育和其他一些功利性较强的教育职能所代替，出现家庭道德教育空白的现象，导致个体人格的缺失。现代家庭教育应强化其德育职能，尤其是摆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位置。古人主张“养正于蒙”、“教子婴孩”，就是要从小注意家庭成员道德品质的培养，把道德实践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使品德的不断提高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统一起来。笔者仅以当前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最被国学教育者看好的古代蒙学教材《弟子规》为例，进一步剖析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在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和青少年家庭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弟子规》从宋朝开始推行，流传在中国有近千年的历史。由于它通俗、易懂、易行，包含了大量思想修养、待人接物、饮食起居、生活礼规等做人的基本准则，特别讲究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曾经盛行一时，被誉为“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用的”“开蒙养正最上乘”的读物。在进行青少年道德教育时，其独具特色的伦理道德、童蒙养成的教育思想，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并进行深人研究，使之为今天的青少年教育实践服务。

（一）蒙以养正，德教为先的家庭启蒙教育

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必须抓家庭教育，不重视家庭教育，或者虽重视但不得其法，都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家庭伦理。儿童的第一学校是家庭，儿童在这里接受做人和做事的最初教育，打下一生立身成才的基础。家庭教育的特点是亲切的，随时随地的，启蒙重于知识，模拟重于传授，而父母是无法选择的首任教师。在对待父母和长辈的关系方面，《弟子规》特别强调儿童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养成听话、孝顺的习惯。儿童在幼年时期，尚未在经验和思维方面形成个人的主见，道德观念也不具备，需要父母的正确教育和引导。现代教育理论也认为人的最初道德观念、是非标准、为人处世的准则是从家庭中得到的。所以强调家庭教育在一个人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强调家长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特别是要强调家长根据社会生活准则，对孩子的行为活动提出要求，给予指导，并注意其表现，随时对之作出评价，使孩子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是非善恶标准。

（二）勤奋严谨、生活有序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道德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它广泛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和处事之中。在自身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方面，《弟了规》认为，应使儿童养成生活有序、讲究卫生、珍惜时间的习惯。珍惜时间。学生时期是人生之基础，“少不学，老何为”。因此要“朝起早，晚眠迟；老易至，惜此时”。

2、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晨必盟，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育定位；莫乱顿，致污秽”。

3、正确的衣食标准。教育孩子从小应树立正确的生活价值观念，主张“衣贵洁，不责华；对饮食，勿拣择”。

4、良好的步履情态。“步从容，立端正”。5，稳健明哲的处事心理。“事匆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

以上规范要求青少年抓住今日时光，讲究个人生活卫生。而现实中的青少年，衣帽不整者有之，奇装异服，生日宴请，攀比奢华，追求奢侈生活方式者有之。这也说明在经济发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提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事先做人，学智先学人，育才先育德，德才兼备，既要有才，更要有德。

（三）诚信克己、慎言向善，重视人际交往的道德修养教育

《弟子规》认为，道德目标一旦确定，就要重视个体道德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使道德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在的自觉需求，并最终形成为一种制约一个人行动方式的习惯化的行为。在儿童教育中，它主要倡导儿童在诚实守信、见贤思齐、对人仁慈等方面进行道德行为习惯修养。

1、诚实处好与他人关系。人别人房室应声音响亮地打招呼，“将人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名”。借物须及时归还，“用人物，须明求；借人物，及时还”。

2、言而有信，说话文明。“凡出言，信为先；市井气，切戒之”。

3、语言谨慎，言必有据。说话吐字，要重而舒缓。“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勿模糊”。

4、正确认识和对待过错。明确“错，和“恶”的根本界限，“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这对改正当前在青少年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问题，大有裨益。

（四）学会感恩、学会尊重、学会关心的情感追求教育

《弟子规》中反复阐释的“人则孝”、“出则佛”、“泛爱众”等规则体现出来的主要是情感追求。其中“人则孝”是感恩教育，“出则梯”是尊重教育，“泛爱众”是关心教育。

孝不仅是德之本，也是一切教化之根本与起点。因而，古代众多童蒙教育中都强调孝的内容，提倡“百行孝为先”，认为这是行为处事的基本和道德实践的起点。让孩子感父母之恩，报父母之恩，决不仅仅是培养一种家庭的美德，更是培养一种责任意识、自立意识、自尊意识和人格意识。当代家庭，独生子女在家里得到过多关爱，往往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的性格，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家里的困难。很多大学生虽然知道靠父母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上学，却大把挥霍而对父母没有一丝感激；明明是贫困生，接受了热心人的帮助后，却想把受助记录抹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感恩，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是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产生的主动寻求回报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人性高贵之所在。因此，对儿童进行感恩教育，让受教育者感受别人对自己的爱，体验理解别人对自己的付出，并把报答别人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信念，是情感教育的重要任务。

尊重教育是满足别人被尊重的心理需要的教育，这种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教育，每个个体才能获得被别人尊重的情感满足。尊重他人，是一种爱心的付出，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对于儿童来说，培养他们尊重别人的情感尤为重要。在《弟子规》“出则佛”条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何尊重人的教育。

提倡关爱社会每个成员，见善思齐，仁德日进的社会公德。关心每个社会成员，要象爱护自己、关爱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关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让孩子学会关心，其实也是对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未来社会是竞争激烈的社会，只有会关心别人的人，才能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也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当前，大多数独生子女往往受到家人过多的呵护，可是关心别人的机会实在太少，长此以往将难以形成照顾别人甚至照顾自己的能力，对未来的人际交往、心理发育、甚至事业发展都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今天教孩子学会关心就成了父母最大的责任。“泛爱众”表达的就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关心意识，这种关心意识与现代教育中“学会关心”的理念是相通。

教育伦理思想 篇6

技工院校在校生70%以上来自农村和乡镇，这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往往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而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技工院校又普遍重视对学生技能操作技术的培养，往往忽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导致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滞后、德育教师队伍力量比较薄弱、教学内容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校园文化和学生社团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这种现状致使技工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学生失德行为纠治乏力。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智慧宝藏，其思想核心为“忠、孝、仁、义、礼、智、信”。而技工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倡导学生学习传统国学文化，丰富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形式，充分发挥其育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格。

一、以传统 “报国以忠”的伦理思想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出身单亲家庭、接受简单粗暴教育的情况较多，形成部分学生玩世不恭、思想偏激、自卑封闭等性格，导致学生对家长、老师、学校和社会都缺乏一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主要表现为爱国爱家意识淡薄、崇洋媚外现象严重、待人接物缺乏忠诚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思想，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报国故事更是举不胜举，比如汉朝霍去病扫荡匈奴、宋朝岳飞抗金、明朝戚继光抗倭等等。这种“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也是评价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学校可利用学生班会、校园广播、宣传橱窗、辩论活动、主题团日等方式，向学生介绍和宣传我国传统爱国思想和报国故事，使学生切身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内涵，唤起内心深处由衷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以传统“事亲以孝”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知恩感恩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年龄多在14～19岁间，且独生子女较多，逆反心理和自我中心思想严重，稍不如意便对父母和老师横眉冷对、横加指责，毫无孝悌可言。“事亲以孝”是我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思想之一，随着人们长期的道德实践，“百善孝为先”已经成为人们主流的价值取向，以及维系家庭共同体和社会和谐的道德规范。当前技工学校教育的课程中，更多关注于学生技能技术的培养，缺乏“孝悌”伦理思想方面的内容。而“孝悌”的伦理思想对当代技工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生只有有了“孝悌”之心，才会有感恩之举。因此，学校应把“孝悌”思想与感恩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积极营造校园内的感恩氛围，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学生感恩教育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亲身进行道德实践，在不断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内化道德准则，进而形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的道德习惯。

三、以传统“爱人以仁”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奉献意识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更易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网络不良信息和社会不良风气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学生在生活和学习方面、荣誉与利益面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对于他人和社会缺乏应有的爱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淡薄。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墨子的“兼相爱”，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高尚情怀和道德情操，无不体现我国传统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的伦理思想。学校应以培养学生仁爱之心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点，在学校团委主导下，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深入到住宅社区、养老院、福利院等社会公共场所，开展义工劳动、慰问走访、助残行动、扶贫助困、防艾宣传等主题的志愿公益服务活动。同时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活动形式，让志愿者活动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使技工院校学生亲身进行道德实践，有利于培养学生助人为乐、乐于奉献、舍己利人的高尚品德，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校园风尚。

四、以传统“取利以义”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义”和“利”不能分割，从而形成人们的义利观。所谓义利观，是指人们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技工院校的学生受年龄和价值观限制，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价值取舍上存在重利轻义、先利后义和自私自利的现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和“公义至上”，这里的“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正义”，指的是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二是“义气”，指的是主持公平公正。这里的“利”，指的是物质利益和功利，包括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学校应充分利用我国传统义利观的经济伦理思想资源，着重对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让学生在价值取向上认识到要先义后利、先公利后私利、先集体后个人，帮助当代技工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五、以传统“待人以礼”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文明禮仪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素质受生源质量差的影响，学生的不文明和失礼行为较多。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造成周朝大乱、诸侯争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礼”的破坏，因此他一生倡导“克己复礼”。汉代也曾专门为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编纂了一部关于礼学的论著——《礼记》，成为士者必读之书。我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礼”是由“数”与“义”两部分组成的，“数”是指具体的礼仪，制定了一系列繁琐而又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义”是指关于“礼”的哲学理论，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又丰富的“礼”的哲学思想。“礼”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人待物处事的道德规范，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学校应从学生内心和外在两方面培养学生文明礼仪的良好道德规范。一是通过制订校规班规，用制度约束学生行为，让学生从内心上知礼，形成恭敬谦卑之心;二是通过引导学生运用礼仪，让学生从外在上要行礼，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六、以传统“诲己以智”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技能成才教育

选择技工院校的学生多半遭受中考失利的挫折，易产生厌学情绪，在学业上往往不思进取，学习态度不够端正。我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知有所合谓之智”，也就是说“智”不仅仅是人们自身拥有的智慧，还要做到认识和客观相符合，明白自己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方法做事情。学校应结合传统文化“智”的伦理思想和优良传统，深入开展入学教育、职业规划等活动，使学生在正式学习某项专业前，对职业意识中的立业、敬业和创业有一个积极正确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热情，努力学好技能知识，练就过硬技术本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用之才。

七、以传统“交友以信”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诚信意识教育

部分技工院校学生存在同学间缺乏信任、学习上考试作弊、社会上简历假冒等失信行为。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信”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和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在诚信的重要性方面，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在交友方面，孔子认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意思是说交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守信用、讲诚信、重承诺。可见“人无信而不立”。学校应积极倡导诚实守信的美德，通过讲述“范式张劭交友重诚信”等生动形象的诚信故事，唤醒学生内心深处的诚信意识，进而确立以诚立身、以诚立业的职业道德。

教育伦理思想 篇7

如何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渗透“底线伦理”教育呢?以下三个“统一”是可供参考的基本策略。

1. 从教学目标看, 要将“分类目标”与“分层目标”统一起来

初中思想品德新课程标准根据课程性质及理念, 提出了明确的课程实施目标, 即“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知识”等“三类”目标体系。三者之间以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为核心, 以能力目标为导向, 以知识目标为基础。这一目标设计, 其优点在于:目标定位呼应了课程性质及理念, 从“横向”上将目标内容作了细化, 指明了思想品德课程需努力的方向及重点。这对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然而, 细察思想品德课程目标, 也存在一些不足, 那就是只有“横向”上的“分类”, 缺乏“纵向”上的“分层”。现在业内常说:课程标准规定了“三维”目标, 其实准确说来只能算作“一维” (即横向) 、“三类” (即情、能、知) 。从现行课程目标体系来看, 学生思想品德各要素相互支持走“上坡”路的目标“高地”是具体的、明晰的, 思想品德教学引领学生“上坡”的过程及方向不易迷失了。然而, 课程目标只是“应然”, 百分之百成为“实然”是不切实际的。既然有“上坡”, 也就必然伴随有“滑坡”, 甚至“坠崖”的风险。社会生活是复杂的, 学生个体是有差异的, 人的思想也是波动变化的, 思想品德“滑坡”的风险对于每个学生、每个人来说都是时时处处存在的。思想品德一旦滑坡, 能任其向下“自由落体”运动吗?系列道德危机事件足以告诉我们, “伦理底线”不容失守。思想品德课程不能只是目标“向上”, 也需有“安全向下”的打算。现有课程目标体系亟须在横向分类的基础上再作纵向分层, 以明确上位目标与下位底线, 如表1。

将思想品德课程目标体系结构作上述调整, 既是遵循思想品德课程自身规律的需要, 也是多元社会对思想品德课程提出的新要求。

2. 从教学过程看, 要将“引领道德超越”与“夯实底线伦理”统一起来

思想品德课程目标如作上述调整, 必然对教学过程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 教学过程应当“重”在引领学生自我超越, 求真向善趋美, 向课程上位目标靠拢。但另一方面, 也须提醒学生“向下”看一看:伦理底线在哪里;要努力让学生认同:向上攀登不松懈, 守住“底线”不动摇。从表面上看, 以上两方面似乎是对立的, 冲突的;而事实上, 只要有点务实态度和辩证思维就不难发现:二者是不可相互代替的, 又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前者动力足了, 后者的压力就减轻了;后者夯实了, 前者的努力才更有意义。割裂二者的对立统一, 形而上学的教学过程, 必将影响思想品德教学的真实效果。就当前的思想品德教学实际看, 经过十多年的新课程推进, 前者发展比较成熟, 而后者则被严重忽视了。

要在思想品德“教学过程”中夯实“底线伦理”, 可以采用“显”“隐”结合的教学方法。

先谈“隐”性方法, 即教学要有梯度。所谓梯度, 就是每一教学主题都要理清上位目标、下位底线等目标层次, 并根据目标层次对教学过程作梯度设计。主题内容之间也要尽可能作梯度排列。这样教学高低分明, 层次有别, 在上下伦理阈限内价值自由, 学生心中自然就有“底”了。目前受课程标准设置的制约, 从教材到课堂, 在梯度层次上可以说是比较“乱”的, 依然是“无底”的教学 (当前只是在大学、中学、小学不同学段的衔接上体现了层次性) 。

再说“显”性方法。就是将“底线伦理”概念引入课堂, 变“隐喻”为“明示”。如何把这一概念真正植入学生自我的价值体系呢?首先, 知识是基础。思想品德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生活依托现有教材作必要补充, 析出体现“底线伦理”的具体道德规范, 如“人命关天”“童叟无欺”“有法必依”, 再如国学《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等等。“无知”者“无畏”, 教师要明明白白告诉学生, 这些就是人之为人的、必须坚守的“伦理底线”, 以增强学生对“底线伦理”的敬畏感。另外, 还要通过情境教学、案例分析、社会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 以巩固和提高学生对于“底线伦理”的价值内化水平及稳定性, 并帮助学生提高触“底”反弹的道德自省能力、价值判断、选择能力, 等等。只有这样, 才能将“底线伦理”在学生头脑中意识化、能力化、性格化, 当学生的行为动机触及“伦理底线”时, 头脑中的意识储存就可以本能地发挥其应有的道德提醒和约束功能。

3. 从教学评价看, 要将“多元评价机制”与“尊重多元选择”统一起来

既然思想品德课程目标与教学过程须作上述调整与变革, 那么思想品德教学评价也应随之作相应调整。就思想品德课程评价的现状看, 至少有两大不良倾向仍未得以改观。

一是过分依赖“纸笔测验”。纸笔测验这种评价方式往往有较高的信度, 在测试学生言语水平、理论素养方面往往有较高的效度, 但对于情感、态度等思想品德核心素养的测试往往效度很低。纸笔测验以外的其他评价方式, 如评语描述、项目评价、成长记录、观察谈话等, 虽然能与纸笔测验优势互补, 但就学科层面来说, 发展还很滞后, 在课程评价体系中, 仍未建立起其应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打破纸笔测验“一元独尊”的评价机制, 建立理论评价与实践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学生自主评价与任课教师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并重”的评价体系, 是完善思想品德课程评价机制, 回归思想品德课程本质属性的必然选择。

二是过分看重“评先评优”。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层面上, 一些人总喜欢把思想品德课程“上位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评判教学效果的唯一标准。诚然, 集体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思想精英”“道德楷模”的价值引领, 但那毕竟是“少数人”。如果以这样的标准评价思想品德课程及其教学, 那永远只能是“成少败多”。对于思想品德课程的教学评价, 应当纵向把握课程目标, 实现目光“下移”, 以“伦理底线”作为课程评价的“关键节点”。对于失守“伦理底线”的人或事, 应当给予道德惩戒甚至法律制裁。除此之外, 人们的多元价值选择都应当予以肯定与尊重。过分强调“评先评优”的价值, 贬抑多数人的正当价值需求, 则容易破坏集体、社会的“价值生态”, 引发人们的价值错乱, 从而夸大所谓“道德危机”, 弱化“底线伦理”应有的社会调节功能。

教育伦理思想 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目标,伦理意蕴

一、伦理视域探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价值观界定

“伦理视域”的“本体论”意蕴,就是要把道德视为一种“实践精神”,亦即“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类完善发展自身的活动”[1]。一般说来,道德作为规范的“工具性”,陶冶情操的“导向性”,可以说是世人皆知的,这正是道德的价值所在,但这并不能完全、真正的揭示道德的特殊价值。道德与经济、政治、科学、宗教和艺术等意识形态并立于现实的生活之中并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们在作用的领域、方式和程度等诸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从“本体论”或方法论而视之,应该还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追问。对此,马克思曾经做过精辟论述。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把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道德属社会意识,是一种思想关系,因而它是一种精神,但由于这种精神是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的,就不同于科学、艺术等其它精神,又具有实践性。所以,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实践精神。道德这种实践精神,是通过价值的方式把握世界,亦即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善的和恶的、正当的与不正当的、应该的和不应该的。从一定意义说,伦理学就是一门有关善恶的价值科学。以此为视野,就要求在关系的调节、行为的约束等方面,对“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哪些是负价值”的做出回答,亦即把“价值分析”作为重要的视角或 方法。所以,所谓“伦理视域”的“本体论”认识,就是视道德为一种实践精神,以“价值分析”(亦即求善)的方式来把握世界,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伦理视域的特殊意蕴。

从伦理视域透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伦理精神,需要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方式,对其进行结果预期和价值分析。从价值观的选择看,伦理视域离不开对利益的关注,伦理视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对“人的需求和利益关注”为价值取向。这种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关系上是从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关注转向对“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关系”的关注,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上是从“社会需要”向“人的需要”的转换,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评价上是从“工具价值”向“目的价值”的转换。

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了人的需要理论。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2]。他把人的需要分为四个方面即自然需求、社会需求、经济需求和精神需求。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丰富的,也表现出层次性的特性,“人的需求以及需求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过程”[3],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单一性向全面性发展的,前面三个层次的需要满足后,人们必然会产生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伦理视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立足人的需求和利益,正是以马克思主义需求理论为指导并与之呼应的。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关注人的需要所涉及的内容具体、涵义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在关心大学生物质生活的同时,又要采取何种教育方式,如何改进教育内容,如何创设教育环境,为大学生尽可能地创造一个宽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使大学生的自尊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得以满足,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这些都是伦理视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涉及和关注的内容。单就教育目标来说,伦理视域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对教育目标的设置是否以人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是否满足了人的利益和全面发展需要,是否对价值理性进行了体现和凸显。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面临的伦理困境

从伦理视域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要立足人的需要,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掌握需要的层次性、发展性,充分考虑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的,以此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本身是否合理的道德追问来揭示其内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使其在实践中更具合理性,这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4]。这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改进和发展的方向。从伦理视域透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具体实施中,主要存在下列两方面的伦理困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工具论”价值取向明显

依据不同的价值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进行价值分析,也就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位论,教育以社会为本位、为目的称为“工具论”。对于“工具论”的讨论,德育理论界一直没有停止过。

“工具论”的实质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这是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相符合的,具有客观性的。这种以社会需要来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其合理之处,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面向社会,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纠正“文革”时期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政治的附庸的观点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不难发现,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工具论”的推崇和放大对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消极影响。

其一,重视社会价值,忽略个人价值。强调“工具论”的研究范式较多地看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过多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和认同,而忽视个人的自我价值,忽视了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较少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意义与价值[5]。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由战争时期的为军事战争服务到建设时期为经济工作服务,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已备受关注,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研究还是多从社会出发。再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施中,由于受“工具论”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观往往被演绎成为片面的唯社会价值观,忽视甚至否定个人价值。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多是确立规范整齐的培养目标,采用集体教育、统一灌输的方法。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育形式,节约了教育成本,提高了教学效率,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最大可能地满足了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却没有观照到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教育背景、才能资质和品德形成等方面的差异性,没有尊重学生依据自己的个性特点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的权利[6]。导致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模式化、标准化、智育化。目前有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操作层面过于关注社会需求,忽略个人发展、个性开发,加深了外在的社会需求与内在的人性需求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功利主义倾向显现。“工具论”的放大,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大学生的价值评价要由其自身包含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多少而定,即他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使用价值来决定,限制于政治、经济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了功利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下,人的使用价值被放大,而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的尊严却被忽视。有学者犀利指出这种唯“有用论”、“经济论”的激励导向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难道财富是衡量大学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吗?难道道德意识不是大学教育的内容之一吗?反之,也有支持这种说法的,认为学生读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有用”、有“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只能用人创造经济价值的大小来衡量。这一观点以追求物质利益为唯一动力,彻底地把人视为一种工具,工具的价值即由人在经济方面的使用价值来决定。当这种工具理性操纵思想政治教育时,大学生的道德理想、情感良知等价值理性均遭清洗,学生自身也成为工具理性所任意摆布和支配的工具,而失去各种精神的追求。唯“工具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之久、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二)目标设置与学生实际道德认知水平的矛盾

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设置上脱离学生实际道德认知状况,犹如空中楼阁,虽然“高大恢宏”却缺乏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整齐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过于整齐单一,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缺乏针对性;二是理想化,对所有学生都提出同样的、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和道德认知水平。就前者而言,其原因在于,教育目标的确立以社会需求为单一的标准,忽略学生个体的发展需求、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这其中的伦理困境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述。就后者而言,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下道德教育目标与实际经济水平脱节,过于理想化的目标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学校仅仅强调用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信念、大公无私、只讲奉献、不讲索取教育学生,要求学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目标,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脱离了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这样的目标设置推行的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相当超前的道德。这样看似先进的理论难免会引起学生因达不到先进的道德而灰心或是怀疑甚至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学生不但没有提高自身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反而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失去信仰,在这种教育目标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但不能收到实效,反而置自身于一个“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要如何才能做到既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普遍道德状况,又体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先进性,还要关注个体的发展。当然这不是只言片语就能论及或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思想政治教育者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伦理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价值理想,它提出的教育目标关系到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规律化的、制度化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设定的前提。因此,“合规律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特性,这是学界的普遍共识。从伦理视域透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侧重于从“合道德性”角度解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伦理要求是对其合道德性的呼唤。

从“合道德性”来说,是指从伦理视域对规律化、制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背后潜隐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特征进行透视和探析。大学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实体,在这里,知识、真理已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知识论范畴的事,而是人之成人的存在论范畴。传承知识、寻求真理、开启智慧、培养人格,正是人的成人过程。正是在这个存在论意义上,人本性是大学的最根本伦理特性。因此,关注教育目标层面的伦理精神,就是对人的发展与需要层面的关注,是对本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合道德性”的伦理要求,应该尊重人的价值,从对人的生存关怀到更高的对人的发展的关照来解放人[7],是对个体价值的呼唤和回归。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价值取向要超越功利主义

任何事物都必须限制在一定“度”的范围内,更何况功利主义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如若功利主义手段变成了目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将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实质合理性的危机,也必将导致高校人文精神的遮蔽甚至失落。人是大学一切活动的逻辑起点和终极价值取向。在卢梭那里,人与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自由、和平,除了年龄、体质、力量上的差别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权上的不平等。因此,尊重人的成长,尊重人的发展需求,发掘人的创新精神,培养完美人性是大学的伦理责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必须超越功利主义,必须促进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合与平衡,必须以“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思想弥补功利主义固有的缺陷、极端和异化现象。惟有如此,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内涵才能得以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才能真正称为“合理的”、“合道德的”。

(二)个体目标是多维度、多层次结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水平相适应

教育目标的实现必须经过内化和转化两个过程,即内化为个体动机、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两个过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这样才能贴近大学生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品性。因而就个体目标而言,其结构应该是多样化、多层次的。从时间维度和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个体目标的层次性是与社会发展情况、社会道德水平相适应的。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构建既要注意共产主义道德的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又要注意社会主义道德的广泛性,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设计道德规范建设。既要有共性的道德要求,又要体现特殊道德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复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人们道德水平和层次的差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要求不能离开中国国情,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要注意从这一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思想特点和水平,能为大学生乐于接受的现实性的道德规范,否则,道德教育就会流于形式,道德也就失去其本真意义。

(三)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价值取向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伦理视域下教育目标合道德性的表现。这和学界惯常称谓的“本体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本体论”的观点以满足个人发展为目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应该以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目的,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完善。从伦理角度视之,个性主要是指一种伦理特性,是一种已经被人们接受并内化于心理之中的道德理想、品质或规范。“本体论”强调人的个性,这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方向。当然,从伦理视域对“本体论”的呼应,并不是要推崇个人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否定个体的社会属性,否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而是想通过对以社会价值尺度为评价标准背后隐藏的工具性、功利性的剖析和解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个人发展方面的社会功能。但是“本体论”的放大,特别是无理性、自发地让个体价值无限放大,又不可避免地会步西方那种个体价值无限膨胀的后尘。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如何构建一种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和谐统一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伦理视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目的“本体论”的强调和关注,但也不是要否定和淡化“工具论”,两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的根基,问题的关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因此,应该研究和汲取“本体论”中崇尚个人价值的观点和“工具论”中崇尚社会价值的思想,结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特点和要求,确立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的选择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合道德性”提供了伦理依据,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应该遵循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原则以及充分体现完善、发展学生个 性的原则,在教育目标中从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角度出发,体现社会工具理性与人的价值理性的统一和融合。

教育伦理思想 篇9

一、教育救国

徐特立所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 正是国内动荡不安的混乱时期。在混混沌沌摸索了几年后, 1905年, 28岁的徐特立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大的转变。当时, 家里经济濒于破产, 迫切需要他谋得一个职业维持生计, 但他不惟家庭小圈子的舒适生活, 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国家的前途上, 志存社稷, 心忧民族, 不自觉地转入了爱国运动。他认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 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1]604。强烈的求新自变、开启民智意识促使徐特立致力于教育事业, 通过办学, 无论是官立、公立, 还是私立, 都成为他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手段。诚如徐特立所说, 他以办学为传播革命思想、救国救民的有效手段, 办学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而不是用来赚钱[2]119。

在这一过程中, 徐特立非常注重教育实践, 高扬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教学原则, 使教育思想落到实处。他先后创办多所学校以及各种训练班, 如1905年与同学一起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 开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 成为其教育救国的第一步;同年还协助朱剑凡创办女子私塾。1912年在家乡五美乡开办“五美乡第一初级小学堂”; 1924年, 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 等等。徐特立坦承, 当时湖南长沙的教育学校差不多都是他一手创办的, 所有教员都是由他一手培训出来, 因而在长沙教育界他有“长沙王”之称。在办学过程中, 徐特立还注重教育理论、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10年在周南女校创办《周南教育》周刊, 宣传新的教育理念和思想, 虽只发行了一年, 但被誉为湖南教育刊物的开路先锋, 影响深远。徐特立举办的这些学校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湖南近代教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其中公立、私立学校并存, 平民教育、 实业教育共同发展, 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彼此促进[3]21, 徐特立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徐特立的教育救国思想有几个可圈可点之处。第一, 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 而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在1912年, 当失望于资产阶级政党革命的不彻底性时, 徐特立愤然辞去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厅科长职务, 提出他还是回到教育中去, 用教育来变革人心, 成为一个教育救国论者[4]108。第二, 徐特立在教学中注重贯穿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 要学生目光长远, 多关心国家大事。为此, 1908年, 他与别人发动了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出卖铁路筑路权的罢课运动;1909年, 他以刀断指, 表达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恨, 群情为之激奋[5]8。在周南女校, 他与教员合作写了一首校歌, 勉励学生“静心学业”“、效忠祖国”。当然, 到了1927年, 随着国内形势的复杂, 徐特立开始认识到教育救国“是30年来的一种幻想”, 单靠教育是无法最终实现救国愿望的, 遂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超越教育救国的理念, 成为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我们不能以此抹杀他早期的教育理念和思想, 应该说, 如果没有早期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发展, 徐特立也最终无法实现对教育的全面认识, 乃至走上革命道路。徐特立的教育救国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核。

二、勤俭办学

由于20世纪初物资、经费的极度匮乏,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 徐特立在办学时殚精竭虑, 筚路蓝缕, 以有限教育资源发挥最大优势。从筹经费、找校舍、办图书室到聘师资、招学生, 兼及杂事, 他都身体力行, 节俭办学。徐特立平时生活极其简朴, 出门穿的是一身粗布长衫, 总是步行, 从不坐车;教材缺乏, 他们就自己动手编写课文, 油印发给学生;为了解决一个小学的校舍问题, 徐特立曾将家里较为宽敞的瓦屋作为教学点, 家人则住进旁边新搭的两间茅屋里; 在做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 他每天巡视学校, 带领学生关好门窗, 捡拾教师扔掉的粉笔头;为了建化学实验室, 他经常跑废品店寻找可以利用的物品。1913年, 由于上面扣减教育经费, 长沙师范的发展异常艰难, 徐特立就把学生带到简陋的城隍庙上课, 以每月四百元的租金出租校舍, 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对于自己的辛勤付出, 他从不考虑任何索取。如作为学校的一员, 他只吃学校的一日三餐和支取仅够购买肥皂草纸的少量零花钱。徐特立曾回忆说自己的工资一半以上用来办学, 一小部分用来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在筹办梨江高小时, 徐特立提出只要吃饭、不要工资的主张, 竟招致地方当局的怀疑。在“风雨如磐黯故园”的峥嵘岁月, 徐特立持守“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的执着信念和勤俭坚毅的办学精神, 克服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 挤出”了许多经费, 逐渐使学校壮大, 施惠于更多的受教育者。

徐特立艰苦办学的精神, 离不开其高尚的个人品格和美德。他总是“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在《六十自传》中, 徐特立道出了成功办学的一些“窍门”, 比如家留在乡下, 节省日用, 谢绝一切应酬;小学不收费用, 师范收费减少到一般私立学校之下。改良教法, 发动教员和学生爱校情绪, 增加他们的积极性[6]143。在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时, 他的生活待遇在教职员中是最低的。担任校长两年, 反而欠债六百多元, 以致辞去职务后, 不得不去其他学校兼课, 以增加额外的收入, 偿还所借债务[7]60。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徐特立办学的感召力和威信被发挥到极致, 正是这种处处以身作则的无私品格, 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由衷钦佩, 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评价。

三、民主治校

首先, 徐特立打破了一系列封建陋规和旧的教育伦理观念, 以开明的思想、平等亲和的态度对待学生和教师。在教育观念上, 徐特立提倡人人平等, 人人都应给以平等教育[8]175;主张发展平民教育, 让更多的贫困孩子接受教育。徐特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 深知农民的疾苦和农村孩子渴望求知的艰难, 因此他致力于举办学校, 吸收农村孩子入学。主张男女平等, 解除强加于女生的种种封建陈旧思想, 如抨击妇女缠足, 解除当时男教师给女学生讲课时须在讲台前挂着帷幕“、垂帘施教”的陋习, 并鼓励女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过问政治, 以打破学校对女生的长期禁锢。他对学生生活、学习关怀备至, 体贴入微, 从不摆校长的架子:与学生同桌吃饭, 以了解伙食情况;每晚巡视宿舍, 督促学生及早入睡, 甚至与学生同寝室睡觉; 对有病、有困难的学生, 关爱有加。对待教师, 徐特立以礼相待, 认为 “教师是在教育工作中占主要地位者”, 充分依靠教师民主办学, 发挥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坚持选聘那些作风正派, 思想进步, 负责任的人员做教学工作;尊重教师, 视教师为朋友, 与教师促膝谈心, 无微不至地关心教师的教学、身体、生活。同时, 站在教师的立场维护教师的利益。如此, 赢得了教师信任, 也深深感染了教师, 他们更乐意在徐特立的学校工作, 甚至不计较薪酬多寡, 以至出现有教师辞去了其他学校优厚的工资待遇, 专到待遇低的徐特立负责的学校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作为校长的徐特立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9]90。

其次, 在学校管理和教学管理上, 徐特立倡导民主作风, 杜绝 “一言堂”, 反对专制主义。在如何管理学校方面, 徐特立坚决反对派系斗争介入学校管理, 或把学校作为政治家投机的资本、当做私人的财产, 尤其反对官方到学校抽款;倡导新式教育, 坚持任用作风正派、民主、没有派系的人做教学工作。如在县立的长沙师范学校, 徐特立组织了“校务会议”管理学校, 即凡学校一切事物, 均需事先在校务会议研究讨论, 作出决定。在学校事务中, 徐特立还注重发挥进步教师在学校中的骨干作用, 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这种民主治校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赢得了社会的赞誉, 体现了民主管理的成效。在教学管理和教学理念的推广上, 徐特立重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必须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 提出教育的目标是同生产相联系的教育的普及。这一思想后来被广泛用于实践, 对于逐渐消除传统的轻视劳动的做法、解决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培养模式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徐特立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探求和转变历程, 早期教育伦理思想内涵丰富, 表现在教育救国、勤俭办学、民主治校方面, 代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和心路历程。

关键词：徐特立,早期教育伦理思想,教育救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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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武衡.徐特立文存 (第2卷) [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教育伦理思想 篇10

一、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笔者对几年来在几所高校所做的调查, 结果显示, 目前,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感兴趣的大学生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比例, 不满意的学生很多。并且学生中的一些人认为这门课对他们在作用不大, 另外, 甚至有的大学生认为这门课对他们简直没有任何益处。课题组从2006年至2012年, 就这个问题一直在学生中开展问卷、座谈等多种形式的追问, 结果是对这门课感兴趣的人逐年递减。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存在相互游离的状况是一个老问题, 这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 而且影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效性。把思想政治教育停留在单一课堂和书本上, 不能做到有的放失, 针对性差, 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些学校对高校要培养的合格人才的内涵, 尚缺深层次地思考。教学中常常因强调专业学习, 而忽略以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主要目的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往往顾此失彼, 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也要更多地让位于专业教育。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时安排、课表的编排、教育内容深度和广度等方面, 部分学校经常压缩和删减, 而把主要精力用于专业技能的训练, 忽视修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受到冲击。当前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很难发挥其对大学生应有的作用, 因此有些人就对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质疑。要改变这种现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它要有各个部门的配合, 共同来完成。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这应首当其冲, 起关键性作用。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对广大学生进行技术伦理道德教育, 势在必行。用课程的形式, 按照一定的教学规律对学生进行技术伦理道德教育, 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优势所在。让所有大学生在大学阶段接受正规的、充分的优良伦理道德教育, 将专业技术的学习和美德建设结合起来, 可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开展技术伦理道德教育, 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重要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渗透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技术伦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形成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和原则来对待技术活动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因此, 目前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1.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 迫切需要提升专业人士的道德素质。

科技迅猛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可以充分享受的科技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与此相关, 我们还同样遭受着污染环境、过度开发资源、破坏生态和技术性犯罪等问题的困挠。目前, 诚信缺失, 假酒、假药等假冒伪劣充斥市场, 造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所以, 各种伦理道德教育引起了教育界的重视, 如:工程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和医学伦理等。对即将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挑起建设祖国大梁的各个专业的学生进行技术伦理教育, 具有其他各种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 需要开展技术理论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首先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有健康的身心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是非常重要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授课对象涉及到各个专业的学生, 毕业后要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 职业道德关乎学生的未来和祖国的未来。学生在校期间在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教育学生本专业应遵守的伦理道德。让学生懂得将来怎样运用专业技术, 增强社会责任感。

3.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需要开展技术伦理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教育活动, 最讲究因材施教。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是在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形式的专门课堂上开展, 这种教学模式极易导致教学分离, 言行不一致。此时的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趋于成熟, 但未达到完全成熟, 他们看问题往往会不全面。单一的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教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学生的学习需求, 因此要提高教学效果必须结合学生的专业进行讲解, 更多的联系他们本专业的事例进行分析。因此, 针对不同专业的授课对象, 开展除理论以外的相应技术伦理教育, 不仅针对性强, 而且学生也爱听, 可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渗透技术伦理教育的措施

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技术活动中的道德对象, 它涉及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主体、过程和结果。它是在伦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此门学科是一个庞杂的体系, 一方面涉及专业技术人员的道德问题, 另一方面又涉及现代技术本身带来的道德问题, 同时涉及一些哲学层次的追问。

1.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交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除了教育学生学好专业以外, 还要充分认知所学专业包含的伦理道德, 对所学专业技术伦理有充分的认知, 养成专业技术伦理实践的习惯。技术伦理教育融合专业技术和伦理精神, 为高校德育赋予一定的专业技术特征, 对高校学生的技术道德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教化功能。高等院校要确立专业技术与技术伦理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若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融入技术伦理教育内容, 必须加强思想政治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交流与合作。

2. 改变教学方法, 更新教学模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等学校所有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担负着宣传、灌输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课堂教学是必不可少的教学重要环节, 向学生“灌输”党的理论, 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必须学会借鉴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把信息传授给学生。此外, 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的不同, 不断探究新的教学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作用。教师在组织讨论的同时用正确的观点教育学生,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实践证明不仅可行, 而且收效很大。

3. 转变观念, 科学发展, 敢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发展的不竭动力。大学生改革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必须结合不同学生所学专业来培养。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联系大学生不同的专业, 进行创新教育, 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等作风教育学生。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观点采择能力和社会活动的参与能力等, 都不是由一般的知识加一些操作训练可以达成的, 必须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技术伦理教育,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学得更好, 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技术伦理教育, 是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的根本。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 应该认识到我们肩上的责任, 必须努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保持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指导人们实践的功能。在教学中向不同专业的学生传授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 提高职业道德认知水平。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对教师来讲是一个挑战, 虽然任务艰巨, 但我们应迎难而上,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祖国美好的未来, 培养真正合格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1]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 曹南燕, 等, 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3]樊洁.教育的伦理本性与伦理精神前提[J].教育研究, 2001, (1) .

伯里克利的政治伦理思想 篇11

一、“人是第一重要的”

伯里克利认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勇敢精神。他强调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号召雅典公民在战争中务必发扬英勇奋战的精神。针对战争中由于斯巴达军队入侵所造成的房屋和耕地损失，他告诫人们应当重视人的力量，而不要片面重视物质条件。他说：“不要对于这些东西(指房屋和耕地)过于重视了，你们应当把这些东西和你们的力量的真正源泉衡量一下，在比较中，你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不过和那些与财富俱来的花园和其他奢侈品一样的”。

伯里克利所阐发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智者学派的普罗塔哥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要求用人的尺度代替神的尺度，无疑这一命题反映了人本思想。悲剧作品也流露了这种人本思想。

伯里克利把人看得高于一切，重视人的重要作用。根据这些认识，他在实践中推进了民主政治，做到了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的积极作用。

二、绝对忠诚于城邦是公民首要的美德

在伯里克利看来，公民的个人利益和城邦的利益是统一的，公民的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城邦的利益，这是判断公民言行善恶的最高标准。他认为在民主制的城邦里，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包含在城邦整体利益之中的，没有城邦的独立和繁盛，公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就得不到保证。他说：“每一个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能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陷入普遍的毁灭之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根据这些道理，伯里克利为自己坚持迎战斯巴达的主张作了辩护。他认为在国家遭受灾难和危机时，集中力量进行反击敌人的战争，保卫国家，维护公民的整体利益是完全必要的，是无可指责的。他强调指出那些不关心国家利益，政治上冷淡的人对城邦毫无贡献，是毫无用处的废物(idiotes)。

在伯里克利看来，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不仅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且忠诚于城邦，维护城邦的尊严，关心城邦的整体利益。一个人只有具备这种美德，才能不会贪生怕死，才能不被金钱所引诱，才能在危难之际保持气节而不背叛城邦。根据这些认识，伯里克利对体现这种美德的英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为国捐躯的英雄是“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辉的顶点”。“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长青的赞美”。

公民要为城邦而献身牺牲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爱斯奇里斯所写的《波斯人》和《七雄攻打底比斯》两剧中充满了这种观念，索福克利和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也是如此。索福克利笔下的俄狄普斯，曾坚决的表示为了拯救城邦，把个人的任何遭遇都置之不顾^〔2〕。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妇女》一剧中有一位墨诺叩斯，当他听说神的预言即只有他牺牲才能挽救城邦时，他父亲要他逃走，而他却为了城邦的安全，走上了自刎的道路^〔3〕。

三、有自由才能有幸福

在伯里克利看来，自由和幸福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追求幸福、愉快和欢乐的生命是合理、正当的。但是幸福的获得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要自由，才能有幸福”。他指出所谓自由，是不受外国奴役的自由，是遵守城邦法律和道德秩序的自由。他尤其注重不受外国奴役的自由，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努力，保全自由的话，自由会使我们很容易恢复我们旧日的地位；但是如果屈服于他人的意志的话，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的东西也会丧失。”他认为“已有的东西被人剥夺比在新事业中的失败更为可耻”。

伯里克利认为幸福不只是物质享受，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享受。他指出：“一个聪明的人感觉到，因为自己懦弱而引起的耻辱比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而意外死于战场，更为难过。”他强调人们应享受幸福，但不赞成把荣誉和地位、财产等同起来，主张荣誉要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伯里克利说：“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他又认为以贪生怕死而获得富裕是不可取的。

四、平等、自由和法治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

伯里克利根据雅典民主制的实践给民主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他指出这种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奉行着三条基本原则：

一平等。伯里克利指出：在雅典，各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在政治上也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二自由。伯里克利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自由而公开的，在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

三法治。伯里克利指出：“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他还说：“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伯里克利倡导的平等、自由、法治的原则是雅典全盛时期人们普遍崇奉的观念，这在悲剧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索福克利的《俄狄普斯王》一剧中，先知忒瑞西斯对俄狄普斯说：你是国王，可是我们双方的发言权无论如何应该平等；因为我也享有这样的权利^〔4〕。欧里庇得斯在《请愿的妇女》一剧中写道：“城邦是自由的，人民每年轮流任职，穷人拥有和富人同样的权力。”^〔5〕在《腓尼基妇女》一剧中，伊俄卡斯劝他的儿子放弃野心和虚荣，代之以平等，她说：平等是人类生活中固定的成份……正是平等为人们确立了尺度和份量^〔6〕。而索福克利的《俄狄普斯在科隆诺斯》一剧中，忒提修则明确地讲，雅典是凡事都按法律办事的城邦。

希腊人尊重法治的观念在希罗多德著作中也有反映，希罗多德曾记述一名希腊人对波斯王薛西斯讲：“希腊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他们并不是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7〕

伯里克利的政治理念与伦理思想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实践的伦理学，也是那个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的演说，堪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宣言，其中虽然有美化和夸大的言词，但从总体上讲，确实表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一直到现在还受到一切爱好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的肯定与赞赏。

注释：

〔1〕这三次演讲的内容详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第99－104、128－137、144－149页。

〔2〕〔4〕索福克利：《俄狄普斯王》，第428、407行。

〔3〕〔5〕〔6〕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妇女》，第990、404、531行。

教育伦理思想 篇12

一、重视宗教教育——在儒教基础上融入大量西方宗教知识,注重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从德育入手培养学生文化比较能力和对韩国道德传统的解读能力

宗教课程本身并不属于道德教育课程,但是宗教课程担负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韩国是以东方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国家,长期以来儒家伦理教育一直是韩国道德教育的根本;随着西方伦理观念的不断传播,东西方道德观念不断冲突,而韩国试图走的是一条融合东西方道德的道路。

1、东西方宗教教育并重,在知识介绍的基础上强化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强调各种宗教共有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韩国高校,道德教育主要由专门的道德课程和宗教课程的部分功能来承担,东西方宗教课程均在学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不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院校。经过统计,高丽大学、西江大学、梨花女子大学、汉阳大学、浦项工业大学五所高校所开设的宗教和道德课程共33门,其中必修课门、选修课22门;其中宗教课程28门,占到了近85%。东方宗教教育课程8门,西方宗教教育课程9门,其余是韩国宗教和世界宗教综合课程9门。这些宗教课程大都把发展学生的宗教价值的评估能力作为教育目标,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鉴别能力和自律能力,是对伦理道德判断能力的一种培养。

尽管如此,这种东西方宗教课程并重的现象下面隐藏的是各所高校宗教道德课程设置理念的区别性和两类宗教课程道德教育功能的差异性,表现在各高校宗教课程设置并没有较为统一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量私立学校的发展,有不少学校本身有着宗教教育的传统。如梨花女子大学的学校理念是“在基督教精神上实现妇女教育的现代化,扩大女子的学习机会,培养各行业的女性领导者,以此协调社会性别平等”。而西江大学的教育主旨则更为直接,指出其“基于天主教信仰而建立,以耶稣会会士教育哲学为指导进行教育,符合韩国教育传统;大学教育被用来塑造学术卓越并且具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基督教传统”。

宗教精神不仅对于高校德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韩国大学的整个教育发展目标有着密切联系。一直以来,韩国教育就以重整儒教精神作为重建韩国的重要任务,韩国著名儒学家琴章泰先生指出:“在民族的思想领域中,儒教从开始直到今天一直作为一个轴心在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下的今天,在延续儒教教育的基础上,韩国政府和大学教育规划部门充分看到了宗教在西方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向学生广泛介绍东西方宗教道德规范,这正好映证了《韩国德育计划》所指出的“德育研究必须符合未来的发展,……,充分吸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经验,连同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典范事例,进一步探索符合韩国德育发展的新思路”。

2、从宗教伦理教育入手,培养学生文化比较能力,认识和理解韩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通过宗教课程的设置,在培养了学生道德认知的同时,通过宗教解读文化,注重学生文化比较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教育思想在各高校的课程目标中体现的十分明显。

梨花女子大学开设的《宗教与人类》课程“在于使非宗教专业的学生加深对神学与宗教的理解,涉及原始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帮助学生发展对于宗教价值的评估能力,认识人类思想文化的差异”。《基督教与世界》课程“目的在于在一个普遍范围和水平上观察人性;课程的精髓在于反映世界各国最基本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课程的主题集中于探讨人类生存的历史文化条件、人类自我创造和认知文化等等”。而高丽大学《孟子著作导读》课程的目标是通过培养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兴趣来加深对于韩国文化的理解、《韩国的儒教》是通过儒教知识理解韩国文化。由此可见,韩国高校宗教课程的功能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知识介绍,其不但具有提高学生宗教价值评估能力、进行道德教化的功能,而且注重学生对于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比较鉴别能力,更明显的体现出一种培育世界公民所需要的思想教育的功能。

在今天的韩国,由于大量青年人信仰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极大的挑战着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

二、政治教育毫不减弱——以民主法制、历史教育和统,教育为重点,注重社会人文学科的政治教化功能,培养具有资本主义法制观念和高度民族责任感的韩国公民

韩国历来是有着强政治倾向性的国家,从当前大学课程来看,与资本主义自由观念相结合的法制民主教育、南北统一教育仍然是政治教育的重点,但是韩国大学的政治教育又有着自身新的特色。

1、强化资产阶级法制和历史等社会科学课程的政治教育功能,体现“全面主义”的教育策略

正如前面所述,韩国高等教育走的是一条全面西化的道路,在多党制的背景之下,其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也是采用美国的“全面主义”。韩国人文学科中最好的两所高校——高丽大学和韩国中央大学在政治课程设置数量上也并不多,韩国大学里基本上没有专门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其形式并不如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来得直接和明确。那么,是不是韩国高校的政治教育有弱化的趋向呢?答案是否定的。与美国一样,韩国大量的公民社会科课程和法制历史课程在灌输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政治观念方面占有主要地位,这种间接和全面的手段使韩国高等学校的政治教育显得较为隐蔽,容易为学生接受,同时其潜移默化的功效丝毫不亚于政治理论的直接灌输。

由于韩国高校历史教育课程开设十分丰富,如西江大学开设的必修和选修历史科课程共83门,连理工科为主的汉阳大学所开设的历史课程也在30门以上。韩国高校历史课程设置注重世界历史的介绍,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历史,这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反日教育和反共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东亚儒家文化历史的研究比较,提高学生对韩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力。

资产阶级法制民主观念是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韩国国民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律课程自然成为了学校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在韩国高校,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比历史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所调查的几所高校中,每一所学校都开设了公共法律课程和专门的法律学院。作为韩国法学第一的高丽大学,开设了超过50门的法律课程;经过90年的历史,高丽大学法学院“为韩国争取独立、民主、法制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公平、真实、正义的形象”。延世大学法学院建立于1950年5月25日,今天共拥有1300多名学生。其在高等教育上独树一帜,它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的法学学科建设,它“不仅与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主要法学院建立了联系,并参与了世界性的研究以应对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需要”。而韩国中央大学法学院旨在“帮助学生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法社会问题”。

不难看出,当前韩国高校政治教育中关于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的内容主要由公共法律课程来承担,还注重与专业教育结合,提高学生在专业领域的法制和道德观念。汉阳大学开设了《法律与医学实践》、《法律与工业工程》等课程,而浦项工业大学单独设立人文法学院,其目的就是“在专业领域增加人文伦理和社会法制教育的内容”。

2、弱化直接强调南北统一的政治教育,从文化和传统入手,研究朝鲜与韩国的文化同质性和民族同源性,使学生清醒认识当前的分裂状况,理性分析南北统一的未来趋势

我们都知道韩国历来强调南北统一教育,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当前韩国高等教育的统一教育课程却出奇的少,涉及朝鲜的课程也是寥寥无几,与研究中国和日本的课程数量相比差的很远。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受到了韩国高校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韩国政府和学院领导者充分认识到文化传统是南北统一的根本基础,力求从更深层次培养学生对统一问题的理性认识。

从大体上看,韩国高校对于南北问题的政治教育从直接手段走向了间接手段,同时对于朝鲜政治研究也在向客观化发展,倡导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于韩国与朝鲜现状的比较能力,为促进南北统一寻找切合的发展方向。这以高丽大学人文学院的朝鲜研究最有特色,其开设课程和目的如下:

《金日成与金正日》:展现朝鲜统治集团怎样维持权力统治。

《朝鲜统一政策》:比较和评估朝鲜和韩国的统一政策。

《韩国分裂历史》:正视两国分裂历史,对韩国统一有理性认识,分析朝鲜分裂背景。

《马克思主义》:帮助学生获取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以及与历史决定论的关系。

《朝鲜青年研究》:比较两国青年人统一责任意识。

《朝鲜特别论坛》:展现朝鲜难民的生活状况,真实理解朝鲜社会现实。

但是,无论以怎样客观的姿态,这些课程无一不是在宣扬韩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丑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韩国政府希望通过从文化入手培养青年学生的统一意识,同时以和平统一倡导者和领导者的姿态加强大学生对于统一政策的高度自觉性与责任感。

三、强化创新精神和世界公民素质教育——以东西方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用全球化视野,培育具备社会服务精神和创造性精神的社会型、世界型人才

韩国政府于1995年5月31日制定并发布了《确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新教育体制教育改革方案》,金泳三在《韩国的新教育的构想》中指出:“固守旧的制度、观念、行为和意识,就不能成为新时代的胜利者。作为国家百年大计的教育也一样,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革,产生新的教育。”这次改革方案为韩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如何应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应对方案指明了道路。

1、重视外国语言和文化学习,培育学生的全球化视野

为了应对全球化浪潮,韩国高校普遍重视外语学习,大量的外语课程出现在韩国高校公共课程当中。研究表明,韩国高校语言教育以中文和英文为主,同时以此为跳板,全面介绍中国文化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内容涉及十分广泛,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各个层面。这些课程设置其实有着很强的思想政治岁教育功能:英文教育主要是为培育符合全球化要求的现代人才,月中文学习能通过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理解韩国文化和儒家

德,而对于日语的学习其用意更十分突显:梨花女子大学有一门《日本语言与社会》课程明确指出是为了“增强学生比较韩日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对日本社会和历史有清醒的认识”,而韩国中央大学33门日语专业课的功能在于“训练流利的日语,允许韩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通过精通日本历史与古典文学帮助建立韩日之间的理解,帮助学生比较审视日本社会”,这些都体现了韩国政府对于日语课程开设的特殊用意和谨慎态度。

语言本身只是交流的工具,但是通过语言文化的学习却能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隐蔽性和渗透性。“培养精通听说读写能力和外语语法的现代韩国国民,使他们成为新千年内有创造力和高素质的领导人”正是韩国政府和大学所期望的目标。

2、培养学生男女平等意识和社会服务精神,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好的社会成员、好的国民、好的世界公民

受儒教影响,韩国一直以来是一个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观念的冲击下,注重男女平等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培养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现代国民的必然要求。

韩国多数高校都开设了女性研究课程,主要在于介绍东西方的女性研究状况,倡导用男女平等的观念看待各种问题,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培育现代公民;当然这种根深蒂固的男女观念对于韩国的公民教育也提出了很大挑战。韩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要培育出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韩国公民,那么必须对原有儒家观念进行批判,融合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女性研究课程的宗旨正明显的体现了韩国道德伦理教育的时代性特征。

除了女性研究,韩国高校公民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服务意识的培养。一直以来,韩国就是一个社会本位的国家;相对于政治教育,韩国政府和大学毫不掩饰其对社会服务精神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少高校都开设了专门的社会服务课程,比如汉阳大学的《感化工作》、《社会服务与领导学》、《市民社会和政治》、《政策程序与NGO》,汉城大学的《社会福利学》等等。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是韩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它被写进了任何一所大学的建校理念之中。汉阳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公共服务型人才,使其能奉献于他自己的社会与政府、甚至整个人类的繁荣”,汉城大学的教育计划是“为了使个人准备好未来的发展,使他们能迅速有助于这个社会”。

综上所述,韩国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论是显形还是隐性的方式,都体现出一种强政府倾向和社会服务功能,这是由思想政治工作的阶级性和社会适应性两大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通过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下韩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特色,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韩国高校与我国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性,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清楚认识到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同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决好继承传统和坚持创新结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结合的问题是两国共同的任务,通过借鉴韩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中适合我国的有利因素,以期能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摘要：本文主要以韩国高校人文社会科课程设置为基础,揭示在全球化时代下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色,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法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对韩国高校德育的现状、发展过程和趋势作出描述与分析,展现了全球化时代下资本主义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隐蔽性和多样化。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韩国高校,课程设置

参考文献

[1]梨花女子大学网站:http://www.ewha.ac.kr

[2]西江大学站:http://www sogang.ac.kr

[3]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韩国德育计划》,http://www.kice.re.kr .2005年4月

[4]高丽大学网站:http://www.korea.ac.kr

[5]延世大学网站:http://www.yonsei.ac.kr

[6]韩国中央大学网站:http://165.194.1.12

[7]汉阳大学网站:http://www.hanyang.ac.kr

[8]韩国教育改革委员会为建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新教育体制[J].教育参考资料,1996,(9-11).

[9]韩国中央大学网站:http://165.19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