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动力学

2024-05-26

宏观动力学(精选4篇)

宏观动力学 篇1

长期以来,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已有研究来看,人们对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内在机制的认识尚不统一,从而影响了调控的绩效。为此,本研究综合考虑了各调控目标,构建了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

1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目标

1.1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一般目标

遵循一般经济理论,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一般目标主要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停滞或下降。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宏观调控经济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物价稳定是指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避免物价大幅度波动。物价稳定并不排斥个别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并非是物价总水平的固定不变。只要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上升或下降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即可视为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工作,而是指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享有就业机会。在政府制定的目标中,维持充分就业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改革、稳定与发展的政治问题。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保持国际收入与国际支出的相对平衡,尤其是保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基本平衡,避免出现大幅度、持续性的国际收支逆差或顺差。

1.2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

要实现宏观调控的一般目标,土地政策必须结合自身特点,确定其中间目标。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3个方面。

1.2.1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源,影响着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国民经济总量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因此,制定土地政策时,必须考虑目前土地利用中的低效、浪费等现象,采取有效措施,约束相关经济主体(如,土地使用者、土地市场交易者、集体土地所有者、地方政府等)的行为,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由于土地是社会生产活动的载体,故土地的有效利用还必须包括其承载的其他要素的有效利用,如促进要素所组成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是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土地政策与解决土地利用问题的传统措施之间的重要区别。

1.2.2维护土地利用的社会公平性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位置固定性和质量差异性,故在制定土地政策时,必须要注意土地利用的社会公平性。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点,即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人与自然间的公平。其中,前者主要是指人们在居住方面的生活公平性,要尊重每个人都享有居住的基本权利,这在土地政策中有所体现,如针对中低收入者建立的廉租房体系中对土地的利用;后者主要表现为土地政策必须约束人们利用土地过程中的行为,以保护环境,避免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人们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3保持土地市场价格稳定

保持土地市场价格的稳定是土地政策实现保持社会物价稳定的重要渠道之一,这是因为土地价格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土地政策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政策可通过土地供应工具(总量和结构供应、土地规划)、土地与财政金融的交叉工具(如土地税收、土地价格、土地出让金)等,并利用相关的中介指标来达到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这3个终极的目标。

影响土地供应量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均住宅的购买力的提升。经济增长主要包括GDP,固定资产投资,土地政策主要对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影响,其途径如下:(1)土地是基本的经济要素,对GDP的贡献率不容置疑,其中房地产业的贡献尤为突出,而房地产业受土地政策的影响很大;(2)土地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基本的要素,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不断地扩大。此外,近几年来,土地出让金、土地税收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地提高,财政收入影响政府购买,而政府购买是GDP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物价稳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避免物价大幅度波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或下降幅度过大,持续时间过长,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应尽量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对物价稳定的影响主要是地价和房价两个因素,近几年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逐渐扩大,对我国居民生活整体向小康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它上下相关的产业有50多个。就三农问题而言,房地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安置的问题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因此,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政策主要通过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来发挥其对充分就业这个终极目标的带动作用,研究表明,土地政策是围绕着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3个调控目标的实现过程来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论框架,未来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去完善。

三苯基氯硅烷水解宏观动力学研究 篇2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与仪器

原料:三苯基氯硅烷(质量分数≥99.5%,AR),广西索克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丙酮(AR),河南郑州市中诚化工有限公司;水解用水为二次蒸馏水。

仪器:数显超级恒温水浴(HH-501),金坛市友联仪器研究所;气相色谱仪(安捷伦1790F),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带搅拌的500 mL四口烧瓶,恒压滴加漏斗,冷凝管。

1.2 实验方法

三苯基氯硅烷在溶剂(如丙酮)中水解,由于有HCl生成,溶液为酸性。因此只研究酸性条件下三苯基氯硅烷的水解情况。

依据文献[5]的方法,配制pH=0.5、pH=1、pH=3、pH=5的缓冲溶液,取200 mL丙酮溶解20 g三苯基氯硅烷于500 mL四口烧瓶中,放入293 K数显超级恒温水浴中,开动搅拌,分别缓慢滴加pH=0.5、pH=1、pH=3、pH=5的缓冲溶液50 mL。在反应过程中,间隔一定时间取样,三苯基氯硅及水解产物三苯基硅醇的含量用气相色谱仪分析检测,考察不同pH值对三苯基氯硅烷水解转化率的影响。

配制四份200 mL丙酮溶解20 g三苯基氯硅烷溶液分别加入四个带搅拌装置的500 mL四口烧瓶中,依次放入283 K、293 K、303 K及313 K数显超级恒温水浴中,开动搅拌,缓慢滴加pH=1的缓冲溶液50 mL。在反应过程中,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取样,三苯基氯硅及水解产物三苯基硅醇的含量用气相色谱仪(GC)分析检测,考察不同温度对三苯基氯硅烷水解转化率的影响。

1.3 分析方法

三苯基氯硅烷水解后体系中只有两种有机物,所以可以采用GC进行分析。准确称取一定量的三苯基氯硅烷和三苯基硅醇置于100 mL的容量瓶中,配制一系列不同质量百分数的溶液,以ρ表示实际质量百分数,x表示色谱面积归一化质量百分数,绘制标准曲线,其回归方程为:

ρ=0.011+0.997x, R=0.9988

操作条件:迪马DIKMA DM-5 毛细管色谱柱 (30 m×0.53 mm×1.5 μm);柱温:程序升温,初始温度100 ℃,保持2 min,以20 ℃/min速率升至260 ℃,保持10 min;载气为高纯氮,柱流量2.0 mL/min;气化室温度250 ℃;检测器温度260 ℃;进样量1 μL;分流比110:1。

2 结果与讨论

2.1 pH值的影响

测得293 K不同pH值下连续搅拌反应装置中三苯基氯硅烷质量百分数(x)随时间(t)变化关系,结果见图1。

由图1可知,在一定的温度(293 K)下三苯基氯硅烷的水解速率,随pH值得减小而增加,在强酸条件下有利于三苯基氯硅烷水解生成产物三苯基硅醇。

对实验数据进行回归,发现该水解反应可按一级反应来描述[5,6],并拟合得到不同pH值下的水解宏观动力学方程列于表1,进而计算得到的速率常数k和半衰期t1/2也一并列入表1中。

水解宏观动力学方程:lnx=-kt+lnx0

半衰期:t1/2=ln2k

从表1可以知,水解体系的pH值从0.5升至5时,三苯基氯硅烷的水解半衰期从1.45 h延长至7.21 h,水解速率降至原来的五分之一,这表明在强酸条件下三苯基氯硅烷易发生水解反应,可以大幅缩短水解时间 时间,从而降低三苯基硅醇的生产成本。

2.2 温度的影响

结合工业生产实际,选择在水解速率较大的pH值为1的条件,测定不同温度(T)下三苯基氯硅烷质量百分数(x)随时间(t)变化关系,结果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在一定的pH值条件下,三苯基氯硅烷水解速率取决于反应体系的反应温度,温度越高,水解速率越大;经过5.5 h反应,高温(313 K)条件下三苯基氯硅烷水解完全,低温(283 K)条件下三苯基氯硅烷水解仅50%左右。由于三苯基氯硅烷水解反应为吸热反应,温度升高对水解反应有利。对该实验数据拟合得到不同温度下的水解宏观动力学方程,进而求得速率常数及半衰期见表2。

由表2可知,三苯基氯硅烷水解半衰期从283 K时的4.92 h下降到313 K时的0.71 h,水解速率增加将近7倍。在实验范围内,温度每提高10 ℃,水解速率提高约2.5倍,这与范德霍夫近似规则—温度每升高10 ℃,反应速度大约加快2~4倍相符合。

依据阿伦尼乌斯方程[7,8,9,10],对回归得到的不同温度(T)下的反应速率常数取自然对数(lnk),作lnk~1/RT图(R为理想气体常量),结果见图3,相关系数到达0.9970,两者线性关系良好,

因此可以用阿伦尼乌斯方程来描述三苯基氯硅烷水解速率常数与水解温度的关系。其表达式为

lnk=4.7605×104RΤ+18.3253

在pH值为1的条件下,三苯基氯硅烷的水解反应活化能(Ea)为47.605 kJ·mol-1。

3 结 论

(1)在一定的温度(293 K)下三苯基氯硅烷的水解速率,随pH值的减小而增加。

(2)在一定的pH值条件下,三苯基氯硅烷水解速率随反应体系的温度升高而加快,高温(313 K)下三苯基氯硅烷5 h后基本水解完全。

(3)三苯基氯硅烷的水解属于一级反应,在pH=1时,水解速率常数与温度关系的表达式为lnk=4.7605×104RΤ+18.3253,水解反应活化能为Ea=47.605 kJ·mol-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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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动力学 篇3

近几年的情况,虽然我们说宏观经济的衰退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显著,这与中国汽车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关,也与中国人的消费和出行的方式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阶段有关,所以可以在一个短的时期当中似乎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一定是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个是目前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转机,当我们还在讨论问题很严重,当我们还在议论L型增长将会持续多久的时候,一个变化发生了,就是投资在增长体系当中有显著的恢复,尤其是第二、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投资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公共投资。主要是2014年12月份以来国家为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就业、调整结构布局的重大基础设施,特别是七大类十一大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两年多的滞后期结束以后,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呈现出来了。第二就是民营投资。这两部分当中都包含了一个相互交叉的部分,就是汽车制造业。更多涉及到汽车制造业本身的投资融合了跨所有制、跨产业部门,因而是属于宏观的整体的数据变动,这个数据变动令我们非常乐观,当然乐观也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情形,总体上经济下行的局面并没有因为乐观的出现而有什么改进,因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未来我们宏观经济仍将在较长时期之内面临调整的任务,主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冲击越来越显著。

特别是近一段美元汇率的变动,把中国大量的美元资产呼唤回去了,这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不足的,近一段时间看来这个措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负面,当消费需求在短时间之内基本上是常量的时候,重要的就剩下投资了,过去这些年大量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的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美元兑人民币的升值直接导致资本外流,也就是资本外逃,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二个原因,30多年的高增长累计了诸多结构性的问题,在汽车制造业也体现了出来。

当发达国家更多的把传统生产线关停并转,更多的走向新动力汽车的时候,第二季度末在中国汽车市场销售额的变化,特斯拉第二季度和去年的同期相比销售额增加300%,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数据。当我们在讨论我们的汽车用什么技术来生产,用什么材料加工,用什么方式营销,用什么平台去拓展我们市场空间的时候,一个世界性的变化正发生在我们生活、生产体系当中,那就是新动力汽车和新的驾驶方式,包括无人驾驶。往往技术变化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还在适应我们自己刚刚形成生活方式的时候,周遭发生的一切我们可能并不敏感,当我们敏感的时候,可能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感慨信息化产业为什么发展如此之快,十年之前谁也不会意识到今天是这样的状态,当它发生的时候不得不认真的去面对,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被动的面对,我们应该是积极的面对,应该是未雨绸缪。

第三个原因是过去维持30多年的动力全部消解完毕。

主要是地产,靠地产支撑增长是危险的。因为地产盛行的地方产业资本必然衰弱,全世界没有例外的,所以中国政府果断正确及时的采取控制措施,尽管这个措施未必是治本的措施,如果不能治本,短期内能控制过度虚拟化的势头也是一个好事情,至少有助于让我们更多的社会流动性财富流向实体经济,包括汽车,我们无论从生产、加工材料、相关产业、服务体系包括二手车市场,这都是实体经济,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都叫实体经济,但是一旦更多的社会流动性特别是150万亿的流动性来的时候,发现并没有到实体经济的时候,这就是真正担心的理由,也是国家真正担心的理由。

第四个导致宏观经济依然运行不畅的原因是很多通过深化综合性的改革才可以克服的体制性困难,我把它叫体制综合症。

单一的改革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比如说税收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如果为了加速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加强汽车制造产业当中如何和国家建设相配套税收体系必须改革,但是税背后就是财政,背后就是国家投融资体系,背后就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谁来投资,就是一个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调整的问题,有的已经破题,有的还没有破题,大部分破题的并没有解决,这个就叫做体制综合症。

未来我们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动力是供给侧的改革。

就汽车产业来说,供给体系包括这么几个方面。我们用什么样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大家所需要的,尤其是适合新生代所需要的汽车,这个讲的是供求匹配的问题。供给侧改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很多领域当中都没有找到匹配的机制,过去我们更多的强调扩大总需求,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不缺钱,我们也有需求,但是就是不买你的东西。就是因为供给的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供给的东西是我们忐忑不安的,供给的东西不是最优的,成本不是最有竞争性的,品牌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品质不是另我们最安心的,效率不是最优势的,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四大主题,我们把它放在汽车产业里面毫不例外。所以我们要主动的把汽车产业的生产营销加工、技术改进创新跟国家供给侧的改革密切的结合起来。因为这两者一点不矛盾,这一点我们也要敏锐,国家的政策变动的趋势,未来科技进步创新的趋势,生产企业国际企业目前生产营销的方式和理念的变化,都会影响我们到我们。

第二个动力是新经济。

新经济这个词最早是1999年在圣加伦大学世界管理大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比尔盖茨也在这个会议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总统和现任的总统都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各方面的讨论形成一个共识,我们讨论的经济和传统经济都不一样,经济的部门类型不一样,引领模式不一样,这一些方式都不一样用新经济是什么词呢?比尔盖茨用了一个词,我觉得讲的比较贴切,就是新市场、新技术、新工艺。放在当今社会三新就不够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新兴产业已经纳入其中,但是原来说的时候都不包括,智能化制造2025已经把很多新兴产业列入其中,过去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报告,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本质都是智能化制造,中国一方面加强工业化的制造,所以提出工业2025的规划也要适应世界智能化制造的大趋势,中国也提出智能制造,把两个任务放在同一个阶段齐头并进,这是中国的压力也是中国发展的空间,也是中国主动适应制造业最新的技术更新的方式。

这也是国家整个供给侧改革当中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集中体现,将来有很多体现集中向这里倾斜,也涉及到整个宏观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

第三个动力是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汽车制造当中的产业升级到底在哪里?联系我们前面的产业的理解,它是生产、加工、维修、服务、销售一系列产业的融合,因而产业升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涉及的面非常大,尤其是环保、安全、品质、综合性、智能化,这几个领域是汽车制造业在全球未来中长期创新发展的重点,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中国提到创新发展这一个综合理念的时候,毫无疑问包括了我们汽车制造业,整个汽车产业未来创新的重点到底在哪。

第四个动力是区域协调和一体化的发展。

创新当我们说是企业唯一出路的时候,基于最真切的理由,前面已经提到,这里我们稍微做一点点解释,过去的三十多年支撑高增长的四大动力。第一,地产,现在说土地有存量没有增量,过度的流动性集中到地产当中,背后就是金融,整个国民经济金融化是非常危险的倾向。第二,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政府不创造收入,税收规模越大,对产业体系的发展就不利,47.6%的综合税负已经令许多的企业不堪重负。第三就是人口红利,当我们谈论产业体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汽车产业集成度最高的,北方除了北京,南方就是上海和广州,不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必然因素,因为两个核心城市,一个在长三角,一个在珠三角,他们囊括了周边所有的城市及其汽车产业的服务体系、制造体系、配套体系、一级政府的政策体系,当然人口红利也不是不散的宴席,终于通过三十多年长期的政策消解完毕了,我们由此面临很多的难题。第四支撑增长的因素就是产权改革,很多的企业都是非公有制的,原来一统天下都是国企、央企,连配套的都是国企,未来怎么办?因此唯有创新这条路可走,一次性的创新只能维持一个周期性的辉煌,如果我们不满足一个周期性的辉煌我们就必须把创新连续下去,我们的深化改革就是围绕这个核心、挤出去做,空谈其他的改革没有意义。其实产业之所以在这十年当中世界范围之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欧洲发达国家一线汽车、传统的生产线纷纷在压缩,他们不是要退出汽车产业,他们要用更高的技术、更好的理念、更安全的方式生产更适合未来需求的汽车。无论是家庭小型乘用车还是一般的运输汽车,这就是世界性的变化。因而创新一定要突破我们具体的某一个环节上的限制,连续的创新,我们就找到一条轴线,这就是45度线,45度线附近的创新点的布局、思路、路线所对应的企业利税指标和其他相关的效益指标,意味着我们安全的空间就是长期成长的空间,维系长期成长空间动力包括理念创新、科技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资产结构创新、治理方式创新以及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体系创新,包括税收体制。这就是国家把五大创新理念当中特别强调创新为核心的时候,在我们汽车制造领域当中包括这么几个重要的环节。

创新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做什么是最优的,最适合我们做的,这就是价值目标的定位,价值目标定位了,不证明你一定能成功,就看我们的能力体系,这个产业创新发展周期越来越短,我们就必须敏锐的意识到能力体系能否支撑选定的价值目标。我们的能力结构是不是支撑,包括我们自己管理者的能力,我们生产者、员工的能力,我们驾驭市场的能力整个资源的能力,这就是汽车行业能力体系。第三,有了能力体系、正确的价值定位未必就能赢,还需要支撑体系、支持体系,用什么力量去支持它?因此这有一个三足鼎立的关系,任何行业稳定的发展都必须具备三足鼎立的要素、价格目标、做什么是最优的。能力体系适应还是不适应?不适应怎么办?最后就是支撑体系,三足鼎立。

汽车关联效应非常强,从以下11个产业部门当中看,大部分都跟我们所做的事情密切相关,而且关联度都非常高。

第一,现代综合服务业。

服务业分成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综合服务业,汽车产业当中大量的与服务相关的都是综合服务业,既为生产部门服务业为消费服务,两者都很重要,而且现在有很多生产服务、消费服务已经捆绑外包了,这样为我们从事汽车售后服务提高规模极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方式提升了更大的空间。

第二,资源环保产业。

这和汽车制造业更加密切相关,谁能够生产出既节约资源又环境保护,既能够解决清洁化燃烧又可以很好的在性能不改变的情况下控制环境污染,一定是最先进的车。原来就是强调速度、价格、品牌,未来我们更多的实际上是以人为核心,给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不损害别人、自然、社会,这就是国家支持的重点,我们捕捉到这个重点,我们就知道将来要做什么,这就是价值定位。

第三就是新能源。

又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直接的动力系统,燃烧系统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前面我们说欧洲一线品牌车他们现在关停并转,不是车不好,而是整个世界能源体系、世界技术进步当中一个最最基础性的东西都与这个事情直接有关,因此我们如何适应国际社会新能源结构的变化来改善生产体系和营销体系?

第四是互联网系统和信息工具与生产生活的全面融合嫁接,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汽车更多的是营销,我们应该倒过来就是X+互联网,我这里讲的X+互联网各个环节如何利用好互联互通的机制,互联网+讲的是一种新型产业业态,X+互联网讲的是新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特别是讲的比较多的是管理流程再造,用我们信息技术智能化的技术把整个管理流程都重新颠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汽车制造业当中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如何用语言表述它?

第五,生物产业。

这个空间非常大,有部分也和我们的产业直接相关。

第六,中高端装备制造。

我们这个行业从制造业本身就是中高端制造业当中的一个部门,中国在这个领域当中远远没有完成替代,尤其是大型设备,关键技术还没有根本上突破没有突破的领域恰恰是我们未来政策支持的重点、技术进步的重点、企业发展的重点。

第七,新材料工业。

我们用什么材料去加工汽车?甚至包括车型当中制造车的薄板,好的车薄板是进口的,我们不要忽视一个问题,恰恰是这个部门当中短板也是最严重的,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既存在严重低端产能过剩,又存在高端严重产能不足,这就影响我们的生产成本和销售的价格。

第八,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体系。

现在我们提到特斯拉的事情,除了特斯拉以外,一般的新动力汽车综合算下来有一个统计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末,新动力汽车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4%,特斯拉也好、新动力汽车也好,如果一线城市特别是像上海,特斯拉送牌照,这个销量会非常大,现在不送牌照,买的时候大家还是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新动力汽车尤其是配套,我们过去单一的配套体系,锂电池最大续航里程达到200公里,按照我的测算,最安全、有效,又不浪费锂电池的续航里程应该不少于300公里,因为安全有效驾驶,连续驾驶时间不超过3小时,美国不超过2小时,达到2小时必须休息,中国可以放宽一点是3小时,最有效、最节省资源的自驾时间是3小时,超过3小时还是建议高铁比较好,我们做一个综合测算下来,相信突破这个技术没有太大的难题,中国人做事情,一旦想到了就非常快,只要中国人想到了,很快就比世界的平均速度快,我们一点不怀疑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第九,工业2025和智能化制造。

第十,新型农业。

第十一,健康产业。

宏观动力学 篇4

当前我国公务员培训动力系统疲软,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四大参与对象(受训者、受训单位、施训机构、培训管理组织机构)在参与培训工作的过程中均存在动力不足的现象。从每个培训参与对象的角度来说,自身动力不足与外界动力匮乏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培训系统总体动力疲软的迟滞局面。

(一)受训者参训成果与职业发展之间关联度弱

从受训者角度,培训多处于被动参训状态。第一,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与《公务员培训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与鉴定作为任职、定级、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由于规定不够具体细化,具体实施规范性弱,对于这一“重要依据”在现实人事管理中参考程度无从评估。第二,由于所在单位领导层对于培训任务的无动力状态,对受训者参训成果重视程度不足,使得受训者参训动力大打折扣。第三,由于培训需求分析不足、培训内容与方式方法吸引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色彩浓重的培训课程实难调动受训者参训激情。第四,由于培训考核与评估机制流于形式,考评成果与公务员职业发展关联性弱,受训者进修动力难以保证[1]。

(二)受训单位参训成果与上级工作考评关联度弱

从受训单位角度,参训多以任务完成为准。对于受训单位来说,相对于廉政、经济发展等硬性考评指标,本单位公务员的培训成果仍属于“软指标”范畴,对于单位整体测评成绩不造成重大影响,尚未列入上级主管部门评估重点项目之中。同时,由于培训成效周期较长,且从短期来看,调训带来的工作人员紧缺,直接影响到了其他重要评估指标的完成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单位工作任务完成进度造成影响,从而严重阻碍了受训单位的参训动力。

(三)施训机构培训成果转化效果与机构自身发展关联度弱

从施训机构角度,培训评估机制重“量”轻“质”,施训成果转化效果与机构自身发展关联度弱,机构升级动力不足。由于培训考评机制的形式化、模糊化,上级主管部门及受训单位对于施训机构工作成果的评估尚无客观系统的把握,且从培训规模、数量、结业比例等角度进行的成果评估,造成了对于培训质量的忽视,亦影响了施训机构管理人员与教学人员在提高培训成效方面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施训机构的自身发展多依赖于上级管理部门的规划与安排,施训成果转化效果高低并不对上级规划意向造成明显干扰,因此,“训好训坏一个样”,施训机构亦无十足动力。

(四)组织管理机构培训成果缺乏行政系统外部评估

从组织管理机构角度,缺乏行政系统外的培训评估组织与评估机制,自我评估动力难以保证。由于我国公务员培训的监督主要源自于系统内部监督机构,属于同级主管部门和同系统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培训主管部门兼具培训制度制定者、培训资源供给者、培训实施管理者三重角色,无法对自身培训工作予以客观公正的监督与批评,“压力”不足导致“动力”缺失,组织管理部门在自身培训工作的落实中多存在惯性思维与惯性行为,鲜有自我突破与升级。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缺乏行政系统外的培训评估组织与评估机制,尚无外界监督力量对组织管理部门的培训工作施压,组织管理机构角度我评估动力难以保证[2]。

二、完善我国公务员培训动力系统的宏观对策

对于公务员培训动力系统的全面启动,要突破学术界仅从受训者动力性出发的研究局限性,转而从受训者、受训单位、施训机构、组织管理机构四大培训参与对象各自需求出发来全面调动四方运作激情。见图1。

(一)紧跟职业发展需求,调动公务员培训激情

欲提高公务员培训的积极性,第一,要以法律形式进一步细化训用结合机制,依据公务员训后成果评估级别,判定任职、晋升、评定职称及评优的程度与水平,实现培训成果、评估级别与人事管理选人用人判定的绑定关系。第二,结合公务员职业生涯规划,建立阶段性的需求分析机制,充分发挥培训计划民主生成制在培训项目策划中的作用[3]。第三,完善公务员培训评估机制,对评估结果实行培训证书认证机制,证书具等级特质,可实现级别累积升级,充分保证证书权威性、公认性,确保人事管理以证书为重要判定依据。第四,实行开发费用责任制,对训前受训人员须订立费用承担责任书,确立责任负担方式,依据培训成果评估级别、确定财政支出在培训费用中所占比例,评估级别越高财政支出比例越大。对于培训考核不合格者,采取费用自付的形式,以示警戒。

(二)培训评估左右组织荣辱,提高受训单位培训动力

欲提高受训单位培训动力,一方面,要实现培训评估成果对受训单位业绩的直接影响。要将本单位受训人员评估总体成绩与单位训前训后评级成果以一定比例形成该单位的最终培训评级,将该评级成果纳入该单位的年度绩效评价与业绩考评中,形成不同行政单位之间在培训评估评级上的对比竞争态势,将受训单位整体培训评估级别作为衡量该单位业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要将该单位的培训评级水平以重要考评指标形式纳入主要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中,将培训指标从“软指标”升级为“硬指标”,以此提高领导干部对公务员培训工作的重视度,促进领导干部以更为严谨的行政工作状态分派培训人员、提供培训保障、慎用培训结果、注重培训成果转化,使得领导导向作用真正在公务员团体中发挥功效。

(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培训机构升级发展步伐

第一,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培训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公务员培训项目招投标制度,对于同一培训项目,凡拥有国家认可的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包括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校、研究所、社会培训机构、国外培训机构等均可参与项目竞标,坚持优胜劣汰原则,择优签订培训合同。第二,积极鼓励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与社会培训机构包括国外培训机构进行“合作办学”,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党校与行政学院对于政治思想性课程重点把握的基础上,积极实现培训内容多元化、培训形式多样化,充分发挥“合作办学”优势,拓展培训思维,增强培训活力。第三,要建立公务员培训机构评级制度,通过严格评估与考核,对培训机构进行不同级别的划分,且评级高低直接影响该培训机构的社会公认度与影响力,亦对政府招投标项目的中标率造成重要影响[4]。

(四)开展行政系统外评估,打破培训组织管理机构无压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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