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贸关系论文（精选9篇）
中日经贸关系论文 篇1
中日两国, 一衣带水, 相互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 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贸易往来历史为中日双方更加密切的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当下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我国对日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日本对华出口的是技术密集型产品, 两国间经贸发展互补性很强。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政治因素影响着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 我们要重视中日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在经济领域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 政府对外企的优惠政策, 加之本身廉价的劳动力和蕴藏的巨大市场, 不仅掀起了日本对华投资的热潮, 而且激起了日本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热情。
1. 中日相互投资不断增长
由表1可以看出, 近几年日本对华投资总趋势是上升的, 日本已成为我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 外企可以享受国民乃至超国民待遇;加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 外资利用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 我国对日投资也有了显著增长, 投资额年年翻新。中日投资将创造更光辉的前景, 为亚太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2. 中日双边贸易不断增长
近年来中日两国双边贸易发展迅猛。自从安倍政府对华政策改变后, 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突破2000亿美元 (如表2所示) , 中国一跃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国, 而日本也成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我国主要以农产品、纺织品及工业制成品等初级产品和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军日本市场, 而日本则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返销我国。中日两国贸易结构垂直互补, 贸易依存度很高。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二)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1. 农产品问题
国情决定了日本要通过进口来解决国内农产品供应问题。我国是日本农产品主要供应国之一。但日本政府为保护国内市场, 出台了《食品卫生法》《植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入境的农产品实行苛刻的检疫。2006年5月, 日本又实施“肯定列表制度”, (1) 限制了几乎所有农业化学品在食品中的残留量, 严重损害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据海关统计, 2006年6月份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5.9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1.31亿美元, 同比下降18%。
2. 产业转移问题
日本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工业国。然而在边际产业扩张论的指导下, 日本政府为保护国内产业, 制定《防止技术流出指针》, 对涉及核心技术产业的转移都加以严格限制, 只是将在国内已经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使得技术外溢很少, 而日本从中获利颇多, 并制造了中国虚假繁荣的景象。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引进先进技术, 调整产业结构, 而且不利于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
3. 政治利益问题
中日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加上日本想要追求政治大国地位, 而中国想要追求经济强国地位, 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 价值取向产生分歧, 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受此影响, 日本的对华政策会发生改变, 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日本直接投资快速分散到新兴市场, 相对于我国的投资则明显下降。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和睦, 政治利益问题是中日经贸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
(一) 历史遗留问题
中日之间一些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始终影响着两国经贸关系。一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我国在钓鱼岛上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当下日方在钓鱼岛事件中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二是台湾问题。冷战以来,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和台湾的亲日势力狼狈为奸、各取所需。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然而日本当局所作出的亲台举动, 便是对“台独”分子的支持, 对我国主权的亵渎。三是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本是日本内政问题, 但如果代表着日本政府的首相或阁僚公然前去参拜, 就演化成了国际问题。这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亚洲人民决不允许的。日本政府不能正视这些历史问题, 经常蓄意挑衅, 影响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二) 党派之争与国会选举
日本实行多党制。虽长期以来一直由自民党一党执政, 但各党派之间争端不断。近几年, 民主党在众参两院选举中表现活跃, 日本政坛产生了两党执政的趋势。两党具有不同的执政理念。自民党倡导自由主义, 主张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民主党则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因此, 不同的政党执政对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
国会选举中的党派之争更是激烈。日本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1949年国会选举中右翼政党胜出, 使之先于左翼政党完成整合, 从而确立了保守党派独裁的格局。然而国会选举在保守党内部也很激烈。虽然民主党在上届国会选举中获胜, 但此次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多数议席的票数, 形成了“扭曲国会”的局面。这虽然不会导致政权更迭, 但必然给民主党执政带来重重困难, 其中日本的对华政策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三) 利益集团之争
在日本, 利益集团是指那些为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个人集合体, 其行动绝大多数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 以保全或夸大自己的利益。日本的利益集团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工商业界利益集团, 雄厚的政治资金造就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这使得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很容易置于工商业界的影响之下。工商业界利益集团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为工业资产阶级服务, 对中日经贸关系影响很大。
(四) 日本首相的政治导向作用
日本首相在政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主导中日经贸关系、政治关系的关键性人物。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及麻生太郎是日本政坛中强硬的右翼人士, 都以首相身份公然参拜过靖国神社, 主张与美国结盟, 但三人又不尽相同。小泉完全不顾及中日关系, 一度造成东亚政治关系的紧张;安倍和麻生则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 同时支持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及现任首相菅直人一向反对参拜靖国神社, 主张发展与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福田执政期间, 日本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鸠山时代, 两国的友好合作为双方摆脱金融危机疏通了渠道;菅直人也很重视中日关系, 但当下钓鱼岛事件的持续发酵使中日关系陷入危机, 菅直人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中国应对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政治因素的对策
(一) 增加对日本的友好访问, 提高政治互信
中日两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友好的。我国也向来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日本大多数党派和民众是承认并尊重历史的, 只有少数右翼分子和顽固分子否认历史, 敌视新中国。所以我国应增加对日本的友好访问, 争取日本国内更多人士了解并接受新中国, 孤立其右翼反动分子。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不仅需要两国高层领导的鼓励带头作用, 也离不开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与友好互访。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善两国关系, 提高政治互信。
(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政策透明度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项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给对外贸易带来了一定困难。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 法律法规的完善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为经贸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为此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执法力度, 提高政策透明度, 为外企的经营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吸引更多日企对华投资。
(三) 增加农业技术投入, 提高农产品质量
针对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 我国应正确看待其带来的影响, 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使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投入, 扩大与企业的沟通渠道, 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同时加强与日方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二是提出农业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促使农产品生产环节向标准化迈进;三是完善农产品安全卫生制度, 努力与国际安全技术标准接轨, 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
(四) 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重视科研和创新, 优化产业结构
由表2可以看出, 我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始终处于逆差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从事加工贸易, 企业整体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 利润空间狭小。为此, 我国必须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创造本民族品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同时逐步完善销售网络, 做好售后服务。双管齐下, 加快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以获取更多的附加值, 扭转贸易中的逆差地位。
四、结语
中日两国是邻国, 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近年来, 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新世纪, 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中日在节能环保、低碳合作以及加强金融安全等领域都离不开相互合作。此外, 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日的协同努力, 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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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贸关系论文 篇2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
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
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参考文献：
钓鱼岛争端后的中日经贸关系 篇3
2012年9月13日,国家商务部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示，日方的所谓“购岛”行为，难以避免地会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排除中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可能。
而在网络上则流行这么一段话:如果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果中国人六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中国人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
虽然这话有些夸张，但是，日本多数企业盈利主要来自海外市场，而中国是其盈利重要来源，则是不争的事实。
争端催冷中日经贸关系
进入9月，由于日本政府罔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擅自宣布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外交关系进入自上世纪70年代两国恢复邦交40年来最为紧张的时刻。
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政客的倒行逆施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对中日两国正常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十分频密，日本成为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在近几年欧美对华投资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却在不断增长。据统计，2011年日本在中国大陆拥有非制造企业2487家，占日本海外非制造企业10187家的24.4%，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因此而表现得十分紧密。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越来越密切。自2007年开始，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表的统计表明，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日本对华进口额为1834亿美元，对华出口额为1614亿美元，中日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例为20.6%。这种增长态势今年仍在持续之中。日本是一个极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在近年来欧美市场趋于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市场对于日本制造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钓鱼岛事件的骤然升温，却使中日两国这种稳定增长的经贸关系的前景变得不确定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市场上，以往受到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日本高科技产品的销量出现了幅度不同的下降，日产本田、丰田、马自达等汽车的销量在8月份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日产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下降幅度更是创下了纪录，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日系彩电8月各品牌销售额与上月相比，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目前出现的日产商品在中国市场的走冷，基本上是由于钓鱼岛事件的影响所致。如果日本政府坚持在目前的错误道路上走下去，拒绝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那么，中日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必然受到其负面影响。
民间经济抵制在升级
国内的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民众的抗议活动，同时，日本的旅游、汽车和家电类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在8月份，中国民间已经出现了“抵制日货”的呼声，某些电器零售门店甚至拒绝销售日产家电产品。中国民间和部分商家的这种做法不一定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这种情绪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日产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将进一步萎缩。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无疑是在日本方面。
在石家庄某汽车4S店，好多客户原来订了日系小车，现在很多都要退，往年9月10月日系小车能卖三四十辆了，但今年同期只卖出十几台，销量只有一半。
据统计，今年，丰田汽车在中国市场销售为75300辆，比去年同期下跌15.1%，马自达在中国销售16359辆，比去年同期减少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今年8月，日系车销量下降2%，德系和美系车则分别增长25.3%和21.2%。
与此同时，国内电商率先发起民间版对日经济制裁，国内电商纷纷通过微博与各自网站首页公告发表抗议，呼吁各大电商网站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建议以弘扬自主品牌，暂时“下架”日系产品。在不约而同中，中国电子商务行业俨然率先酝酿着一场民间版的对日“经济制裁”。
9月11日，聚尚网在其官网发布：“聚尚网和百万会员团结一心，坚决抵制日本侵占钓鱼岛，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自古皆然，不容侵犯！”的宣言。9月12日，齐家网CEO邓华金在其微博表示，不再购买任何日货，不去日本旅游，直到钓鱼岛问题解决。
速途传媒副总裁、速途网华东办总经理余德发布某团购网网络有限公司的规定，“公司一律不准出现日货，发现立即销毁！采购日货的发票不予报销，绩效清零！钓鱼岛必须归中国所有！本公司愿意买回钓鱼岛”。
国内知名第三方网购与比价平台比购宝于9月14日宣布对涉日海外代购网站与日资品牌做“下架”处理。
近期涉及日本产品的海外代购网站业务受较大影响，国内消费者对是否继续购买日本商品存顾虑，部分商家也因拿不到货暂停了网购业务。
针对当前态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王周平表示，钓鱼岛事件或将成为一次契机，日本代购能否走得更远仍有待观望，海外代购亟需创新商业模式，建议商家在涉足海外代购市场时慎重考虑。
而从多家旅行社获悉，岛城赴日旅游急剧减少，很多报名赴日游的游客也已退团。
中国旅行社总社青岛日韩部本来在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50人将赶赴日本旅游，不过已经有一些游客提出要退团，虽然需要支付违约金。
在中青旅日韩部，从9月初开始，咨询日本线路的游客便几乎没有了。目前该公司青岛分部在9月27日有一个27人的赴日团、黄金周期间有一个40多人的赴日团都已经取消。
同时，中国康辉旅游集团发表声明称，其为纪念中日建交四十周年向日本输送5万游客的计划中止实施，其所属全国220家公司、5500家门店停止销售日本游产品、停止组团前往日本旅游。
在中国，摄影、摄像等数码产品一直是日系产品的天下，然而这些产品的销售额却出现了大幅下滑。
一家大型家电连锁企业内部的数据显示，北、上、广三地8月份日系数码产品销量共计下跌达到25.91%，其中松下跌幅过半，为52.93%；索尼下降44.55%；佳能降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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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淘宝指数显示，在淘宝网上搜索“索尼相机”一词，最近7天的搜索指数环比降9.1%，与去年同期相比降57.1%。最近30天的搜索指数环比降24.8%，与去年同期相比降45.9%。
“松下相机”一词，最近7天的搜索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降34.7%。最近30天的搜索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降13.8%。“佳能相机”最近30天的搜索指数环比降21.9%，与去年同期相比降7.9%。
一意孤行后果严重
尽管从账面上看，日本政府为所谓“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只花费了20.5亿日元，但考虑到对中日关系的破坏，日方一意孤行而付出的实际代价必定远超这一数字。
中国目前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日本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目前，日本市场在中国出口版图中所占份额正在缩水，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却在日益提高，日本经济可能会遭受更为沉重的打击。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2年前8个月，中国对日出口986亿美元，进口1200亿美元，贸易逆差314亿美元。而此前2012年1-5月份，中国对全球顺差是229亿美元，而对日本一国的逆差就达到223亿美元。
2009年度日本对华出口113116亿日元，为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首次超越美国，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国。而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日本仅仅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度低于东盟。
中日彼此的经济依赖度很高，而日本更依赖中国。日本将中国作为消费市场获得的好处，要超过投资中国获得的好处，如果日本不妥善解决好购岛问题，可能在产品销售等方面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其市场将被其他国家的品牌商品挤占。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互利互惠合作的结果，来之不易，需要双方共同精心维护。日方只有妥善处理中日关系，方能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40年里，两国在外交关系方面时有摩擦，但由于双方政府都保持了克制的态度，特别是注意不让其影响到经贸关系，因此从总体上说，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正常的，是在积极发展中的。
但此次钓鱼岛事件升级以后，中日外交关系已经显得十分紧张，这已影响到两国的经贸关系。尽管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速减缓的困境，对进出口贸易的正常开展十分重视，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钓鱼岛的归属已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原则问题是不可能用经济利益来作交换的。如果日本方面看不到中国的这个基本立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它终将催冷中日经贸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会受到一定影响，而日本方面却注定承受更大的损失。
在日本国内也不乏理智的声音，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购岛是非理智的刺激行为。这次野田佳彦毫不顾忌的做法，让人无法不联想到他岌岌可危的执政现状，急于想挽回局面的野田如此做法是对中日关系大局不负责任。
《日本新华侨报》一针见血地指出，钓鱼岛正在成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的秀场，他们在经济上无法拿出长远的发展方案，外交上也只能配合美国而唱不了主角，内政上更是陷于无休止的党争，因此无暇顾及大局只能看眼前利益，极力炒作钓鱼岛问题。然而日本政府作秀，痛在日本国民，日本地震灾区百业待兴，渴望振兴，急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外力支援。日本政府对此全然不顾，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中国自然无法继续施援日本地震灾区。
随着钓鱼岛争端急剧升温，中国开始对日本采取强力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员表示，不排除中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可能，中日经贸对峙对双方都有杀伤力，但中国承受能力应该会高于日本。日本经济软肋明显，一旦中方启动经济制裁，可能引发日本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中日经贸关系论文 篇4
1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特点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 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体现:中日贸易、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日经贸额逐年增加,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项目的金额逐年增大, 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出口市场。中日经贸关系呈现良好发展趋势, 这一点中日政府与人民有目共睹。但是近年来, 中日经贸关系的增速也有所减缓。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出现以下特点。
1.1 贸易额跳跃式增长
据日方统计数据表明, 中日双边贸易额1972年突破10亿美元, 1981年突破100亿美元, 1989年为146.63亿美元, 1990年为181.83亿美元, 1991年以来保持每年以20%以上增幅, 1995年突破500亿美元大关。但自1996年以来, 中日双边贸易额增幅出现大幅度下降。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双方贸易额都大幅减少, 中日经贸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 中日双方的贸易额又呈现增长趋势。2006年中日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2010年以来中日两国的贸易为3018.5亿美元, 增幅大致为30%, 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
1.2 商品结构多样化
过去中日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中国以原油、煤炭等资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金属制品。近年来, 中日双方的贸易对象扩展到服装产品、机电产品、办公设备、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件等产品。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中, 原材料的比重降低, 纺织、机电、光学设备等工业制成品比重提高。机电、音像设备及电子元件的出口比重由1992年的4.36%提高到2006年的33.7%, 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对日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矿产品对日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国主要从日本进口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 机电、音像等设备及其零部件的比重超过了50%。
1.3 投资互动增强
日本通过对华投资将生产基地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中国, 这些投资带来了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 且这些投资主要以制造业为中心, 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生产的产品又大多返销给日本或出口给第三国。短期来看, 日本对华投资的制成品产业具有替代效应, 但长期来看, 日本对华投资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贸易。
2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
2.1 中日贸易关系相互补充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能够相互促进, 互惠互利。中日贸易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日之间能够形成贸易、投资相互促进的主体。中日贸易在产业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 其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中国的产业格局中, 劳动力相对低廉丰富, 具有很大的销售市场。中日之间的产业互补性能够为双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中日之间相对的贸易地位也会不断提升。中日贸易商品结构具有互补性, 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产品、农产品等轻工业产品和一般的耐用消费品。日本则主要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总之, 中日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关系, 必然需要相互合作。
2.2 中日经贸关系相互促进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中, 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关系越来越密切, 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都充分体现了互利双赢的特点。中日经贸合作对双方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对日出口和产品进口推动了中日贸易的扩展, 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中日贸易业同样推动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进程。中国的基础建设对钢铁、建筑材料等原料的需求, 推动了日本制造业的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支持, 也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 促进我国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管理方面的进步, 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吸收了日本国内的过剩资金, 也充分延长了日本技术的生命周期, 为日本先进技术的输出提供了丰厚的回报, 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中日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不能被轻易隔断。
3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挑战
近些年来, 中日经贸关系总体发展较为顺利, 经济摩擦较小, 经贸关系稳步前进。不过在两国的经贸关系中尚存在着诸多影响和制约经贸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克服这些不利因素, 才能使中日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1 日本对我国生产和技术移转方面的投资态度
尽管日本当前在中国投资了大量企业, 当中不乏高新技术企业的存在, 不过总体来看其高新技术移转程度相对较低。在中国的所有外资企业中, 日资企业在零部件本地化、技术管理人才方面的投资程度整体上都低于其它发达国家的在华投资企业。同时, 日本在我国投资的企业当中, 大多数主要是从事加工贸易经营, 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很少, 这或多或少影响到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3.2 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相对较弱
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日本对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近些年来, 日资企业对我国企业仿制、冒充的意见逐渐增多。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对其8000多家企业开展的调查表示, 大概有34%的日本企业产品被中国企业仿冒, 其中以摩托车及其零部件和家电产品居多。“知识产权立国”是日本政府的国策, 内容主要就是指日本应以输出智力和知识为主, 生产并提供附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信息。中日经贸关系在这种背景条件下, 两国经贸的知识产权纠纷显得较为突出。尽管我国政府当前对知识产权问题的保护不断加深, 但在狭隘的地方利益观念的指导下, 有些地方政府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打击较弱, 从而导致了日资企业对这一方面意见颇多。
3.3 政治原因导致的两国民间情绪对立
两国民间情绪对立也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自2001年小泉政府组阁以来, 日本政府不断制造事端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比如: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其侵略罪行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篡改;对台湾问题上过于积极, 对我国钓鱼岛主权进行侵犯, 对中日两国在东海的争议海域进行海底资源勘查等等。因为日本政府频频挑起事端, 使得中日两国关系一度堕入政治冰期。我国民众的抵日情绪可以理解, 不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企业通过抵制日货的方法造成日企和日本经济的损失显得稍欠妥当。我国民众在对待日本问题上尚需更加理智, 但日本政府也需改变其频频挑起中日两国争端的行为。
4 结语
中日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在国际贸易的大环境之下, 中日经贸关系能够相互合作, 相互促进。中日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也符合双方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但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政治政策分歧、日本的限制性政策也阻碍了双方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合作。中日双方应当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加强合作, 协调矛盾, 促进发展。
摘要：中日双方贸易关系历史悠久, 自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建立了正常的邦交关系以来, 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实现了双方经济和贸易的双赢。但是近年来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受到了日本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出现了减缓的趋势。如何应对当前中日经贸关系中的机遇与挑战, 是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日关系,经贸关系,挑战,机遇
参考文献
[1]徐修德, 李琛.中日经贸合作的依存互补性与敏感性[J].日本问题研究, 2014, 1 (5) .
中日关系论文 篇5
摘要: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关键字:中日 合作 竞争 交流 和平
正文:
一、如何为中日关系定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在90年代前半期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经过1997年以来的重新趋稳期，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确定了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致，中日关系进入了实现这一目标、落实诸项合作内容的新阶段。近两年来，中日关系基本上在这一轨道上出现了良性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日间各项潜在矛盾因素还没有得到消除，有的摩擦隐患甚至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仍需中日双方共同做出很努力来防止这些矛盾与摩擦破坏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局。
未来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在很程度上就取决于中日两国相互间能否结束以“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为表现的相互戒备的恶性循环，能否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利益，建立起稳固的双边机制。
与会专家认为，从政治多极化潮流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既有利害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从总体上说，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对日政策的基点应放在致力于防止战略对抗、增进安全信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方面。与此同时，近年来因台湾问题的新局面而出现的中日间安全困境已成为两国间最突出的问题，急待双方共同努力予以妥善解决。
与会专家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中的相互排斥情绪十分高涨，这与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舆论环境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严重束缚着两国政府推动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对这种局面，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应予以足够重视，妥善引导，共同改善两国的相互舆论环境。
二、关于历史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华历史的丑行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做出正当反应的问题。
基于此前提，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如何对待日（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呢？对此，与会专家们的见解既有广泛的共识，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必须给予坚决回击，毫不含糊。但在如何估计这些势力对日本政界与决策层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与会专家们的判断与分析不尽一致，从而其对策建议也有所不同。
有的与会专家认为，今后日本民族在侵略历史问题上真正达到亚洲各国人民满意的程度或重新倒退到军国主义水平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很。多数日本人的真实心态似为：今后最好别再提起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的历史认识总体上十分模糊暧昧。
与会专家们认为，尽管一小撮右翼势力正极力推动抹杀侵略历史运动，但鉴于战后日本的体制变化、和平发展及国际制约，未来日本复活战前军国主义体制与政策的可能性
已基本消失。至于未来日本是否将成为具有对外干预性的能力与意志的军事国，与会专家们的观点表现出角度不一，各有侧重，感到今后须继续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安全利益。日本强调台湾海峡是其海外运输线的重要通道，以此为由在其所谓“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模糊战术。（2）“台湾情结”。这种情结包括日本对其对台殖民统治时期的留恋和近年来台湾亲日派媚日做法的一拍即合、近来日台间人际交往的急剧增加、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认同。（3）“中国威胁论”。日本一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在顺利实现统一的前提下快速崛起的进程。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中日间的关键问题是：日本以防范“周边事态”为名与美国一道摆出了对我武力解放台湾予以干预的姿态。在这一问题上，中日关系将是“平时朋友，战时敌人”，日本很有可能在美军武力干预台湾问题时对美军提供“后方”支援。至于其介入程度如何，则将取决于当时的日本政界构成、日美关系紧密程度和中日关系具体情况。中国应继续要求日本明确表示其要防范的“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同时也应继续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讲清：“台独”和外部势力干预这两种局面是可能引发台海战事的根源，杜绝这两种根源才是保持台海和平的基本保证。
四、关于双边经济合作
与会专家指出，世界第二经济国日本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与技术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加上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其重要地位是美国和欧盟所无法替代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日本经济在经过90年代升级转型的“阵痛”之后有望重新恢复元气，届时日本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急剧增。
目前，日本朝野和政、官、财三界都十分重视中国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政府正以民间企业投标和政府援助资金配套方式全力以赴地争取得到这个项目。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以及日本各先进企业的相关技术最适合于目前我国的铁路需求。
一些与会专家指出：近20年来日本的对华oda资金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在中西部开发、环保、扶贫等领域对条件优惠的日本oda资金仍有很需求，但中国将难以接受日本一些势力试图在oda上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2000年以后仍可能对中国提供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在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但将更多地把此作为对我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并在资金构成、援建项目、效果评估、内外宣传方面进行较幅度的政策调整。
还有的专家指出，鉴于日本财政困难等情况，在oda项目的选定和实施方式上，中方不妨采纳日方的一些意见，如考虑提高日本企业在oda项目中的中标率，更多地采取日本政府oda资金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等等。
五、中日与东亚合作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在东盟加中日韩会议、中日韩对话、亚欧会议、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等业已出现的旨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中，中国可以支持日本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研讨会还就日本的政治国战略的走向、中日围绕海洋开发与海上安全信任以及中国的对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
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研究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主席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中日经贸关系论文 篇6
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新中国还处在被封锁和制裁的困难条件下，日本经济界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就致力于从经贸领域推动中日友好往来。这不仅使两国经济受益，而且也为后来双方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日经贸关系得到迅速而持续的发展。双边贸易额从当初的10亿美元发展到今天的3400多亿美元。40年来，日本累计对华投资额达到825亿美元，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也呈现增长的态势，两国之间开始形成双向投资的格局。中日双方不仅互为最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之一，中日经贸关系也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过去40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双方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总体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这是因为，中日地理上毗邻，经济上互补程度高，经贸关系是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交汇点。即便中日之间存在一些敏感而复杂的分歧与问题，两国人民始终怀着相同的美好愿望与追求，这就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谋求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正是这种共同的愿望和追求，使两国关系得以保持总体稳定，并逐步形成全面合作的战略互惠关系。
当然，中日经贸关系在40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瓶颈，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尚未过去、世界经济依然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的复杂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近年来，中日双边贸易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平台期”特征日益显现。如何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投资规模，扩展和深化全方位经济合作，是摆在双方面前的重要课题。这需要我们拿出共同的智慧和努力，把握和利用好当前中日经贸合作领域蕴藏的重大机遇。我认为有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FTA”。近年来，国家间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较为活跃，成为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安排的新趋势和新内容。目前，全世界有190个自由贸易区，对促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年5月中日韩三国正式签署投资协定，三国领导人又决定在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这些重大战略决策，将为中日韩贸易投资带来深远影响。中日韩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只有20%多，与欧盟的64%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0%相比仍然较低，发展潜力巨大。FTA的建成将创造更为稳定、公平、透明的商务环境，为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注入新的动力。当然，这个FTA应当是高水平的，在货物自由贸易安排之外，还应在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采取更多实质性开放措施。值得一提的是，配合地区FTA建设，有必要加强东北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交通、通信、电力、管道等，以及相关的标准化工作，这将大大推动本地区各国资源、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有效结合。两国企业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做好解读和分析工作，促进各方早日完成中日韩FTA谈判，并尽快启动中日FTA谈判。
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调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日本也推出一系列结构调整战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日本经济遇到的是发展后的问题，两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为双方企业间合作创造了新的契合点。中日都是制造业大国，但产业结构处在不同层次。日本在生物工程、新型材料、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等领域优势明显，有一批知名品牌。过去侧重于将产品生产基地放在中国。现在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近年来，不少跨国企业加快产业链的延伸，将研发团队和技术力量放在目标市场附近，便于掌握市场动向，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日本企业有必要加大在华技术和市场开发力度，提高合作层次，这将有利于双方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共同找到的新增长点。在新兴业态方面，日本文化产业、医疗护理、动漫制作、教育培训等现代服务业，也具有很多优势和特色，双方合作的前景广阔。此外，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而日本在这两个问题上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完全可以和中国有关方面分享。总之，对于企业家来说，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孕育着巨大商机。
第三个关键词是“货币直接交易”。就在上个月，中日两国货币开始直接交易，日元成为除美元外首个与人民币开展直接交易的外国货币。目前，中日双边贸易额的60%通过美元结算，如果直接采用本币交易，对企业而言，将简化操作手续，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同时，货币直接交易还将促进贸易投资本身结算、双方货币离岸市场发展，为企业跨国并购、海外上市融资、证券交易等提供更多机会。此外，中国和日本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两个国家，面临同样的外汇储备风险。根据两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双方都将增加持有对方国债。这些举措为两国刚刚开始但潜力巨大的财政金融合作创造了条件。中日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两国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推进东亚金融合作，也有利于形成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两国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应当抓住这一机遇，扩大贸易投资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运作业务。
第四个关键词是“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识，也为两国企业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中国正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政府已经作出规划，到2015年能源消耗强度将降低16%，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到11.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8%-10%。预计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2015年将达到4.5万亿元，年均增长15%以上。各种行业和省市政府根据规划制定了具体行动方案。日本的单位能耗指标居国际领先水平，在节能环保产业方面有较大优势，两国企业在该领域的业务合作发展迅速。双方应利用好现有平台和机制，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项目，取得更加务实的成果。两国企业可以在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节约、污染治理、循环经济发展等领域加强技术合作，开发生产先进的节能环保产品和装备，开展合同能源管理，实施节能环保示范工程，扩大人才培训，交流管理经验，并积极探讨更多的资金、项目和技术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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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40年，两国的友好与合作，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了重要福祉，也为促进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受到两国人民的认同。日前，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联合开展的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国民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同度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日关系也是当今世界最敏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一些涉及彼此重要关切和重大权益问题上的分歧，不时成为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对两国国民感情造成冲击和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掣肘。对此，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老一辈政治家求同存异、搁置争议的高度政治智慧，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做出正确的、明智的政治抉择。这正如邓小平先生1984年会见中曾根首相时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意义深远。
透视中日关系4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互信与互惠始终是其中两大基本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正是因为建立了基本互信，才使中日关系得以重建并不断改善，才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互惠合作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两国逐渐深化的互惠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交融局面，又为两国加强政治互信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支撑。历史的经验不断表明，当这两大要素平衡推进时，中日关系的发展就会比较顺畅，否则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和阻碍。
在我看来，两国企业界在推进上述两大要素平衡发展方面，有着天然的责任和义务。首先，要始终看到中日经贸合作对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企业界尤其应树立这样的观念，因为企业之间的合作往来一直是国与国经贸关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中日两国企业在过去为促进两国经济往来、人文交流及增进相互沟通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依然是深化两国关系和经贸合作的主力军。只要我们坚持平等互惠的原则，善于抓住新的机遇，不断拓展合作的领域、规模和深度，中日关系和双边经济合作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其次，要切实发挥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定律不会改变。一个和平友好的政治氛围，对中日两国深化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至关重要。两国企业家应当继续发扬“以经促政”“以民促官”的传统，推动有关当局多做有利于友好的事，不做不利于友好的事，促进中日关系始终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第三，要不断创新中日经贸合作的模式。两国经贸合作通过4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在现有制度和合作方式下，继续开拓潜力的空间已经不大，双边经贸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难有新突破的“平台期”。要进一步有大的作为，必须致力于合作模式的创新，作出新的制度安排。现在两国政府间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磋商和探索，企业界也可以多做一些思考，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
我相信，只要两国企业界能够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眼光，积极把握当前中日经贸关系中出现的新机遇，务实合作，共谋发展，就一定能为双方企业间的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为曾培炎副理事长在2012年7月日本横滨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中日企业家交流会上的演讲
中日经贸合作浅析 篇7
一、中日贸易合作以来的巨大成果
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都非常重要, 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 实现了双赢, 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 也优化了双边贸易结构。因此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 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1. 双边贸易大幅增加
二战结束后日本与美韩、东盟、港台形成了经济分工与循环体系。中日从1952年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条约到20世纪70年代初只有少量的民间贸易, 1971年双边贸易额9亿美元。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 贸易额是10.4亿美元。1978年两国签订为期8年的长期贸易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平衡、长期稳定的原则, 到1985年, 进出口金额累计1000亿美元。后经双方同意又把协议延至1990年, 将原定目标金额增加1至2倍。
90年代以来, 中日摩擦增加, 但贸易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1990年双边贸易额为164.4亿美元, 1996年则突破600亿美元, 2002年达到1016亿美元, 2003年达到1335.8亿美元, 2004年1678亿美元, 2005年为1844.5亿美元, 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达2073.6亿美元, 2010年两国贸易总额3018.5亿美元, 与2009年相比增长率为30%。在日本的出口方面, 对中国 (包括香港) 的出口在2002年首次达到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出口急剧增长, 贸易额比2002年增加约20%, 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数额, 中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大的日本进口对象国;两国间经贸关系更趋紧密。
2. 直接投资不断增大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 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 一直呈增长趋势,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 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 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 合同金额减少至25.9亿美元, 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2亿美元。进入21世纪,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 按照中方统计, 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20.62%、7.94%和19.79%, 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50.54亿美元、54.51亿美元和65.30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 日本累计直接向中国投资达692亿美元, 截至2009年末, 日本对华投资资产余额为550.45亿美元, 分别相当1996年的6.8倍, 2000年末的6.33倍, 2005年的2.23倍, 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国列第四位, 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余额7404亿美元的7.4%, 占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资产余额1756亿美元的31.3%。
3. 中日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形式多样
中国对日出口的是以劳资为主的初级产品, 如服装、面料等, 这类产品占2004年对日出口的43%以上。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电器、电脑、化工设备、医疗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高技术产品。这种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 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 这种良性循环再次向更高层次上发展。
日本通过对华投资、出口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中国也因日本的投资创造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另外, 中国还从日本进口半成品, 然后在中国进一步加工后向世界出口。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 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产量生产国的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
二、中日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 这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中日贸易由原材料、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移, 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贸易结构转移。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 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 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 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 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 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从动态变化看, 20世纪90年代以后, 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 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 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
2. 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改变
近年来,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 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3.5%扩大到2005年16.7%, 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2.4%下降为13.0%。
3. 贸易不平衡问题得到改善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 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 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 (日方顺差) 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 中方尚有顺差21.6亿美元, 2002年则转为逆差50.3亿美元, 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 分别为147.3亿美元、208.6亿美元及164.6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 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124.9亿美元, 由日进口149.0亿美元, 逆差已达24.1亿美元, 同比增长27.5%。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 主要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 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 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 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 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 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三、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日本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增强, 贸易摩擦增多
近年来, 中日之间农产品、轻纺工业品贸易冲突加剧, 关于海洋资源问题的对立与摩擦日益升温。由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 需求严重不足, 致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贸易保护主义势力, 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实施贸易壁垒, 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的强大攻势。
2. 日本国内“中国经济威胁论”, 严重阻碍了中日经贸关系发展
进入90年代,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使许多日本人失去了信心。日本国内展开了一场格外令人关注的大辩论, 其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威胁”, 特别对日本的制造业构成严重“威胁”, 已经引起日本产业的“空洞化”的论调甚为流行。“中国经济威胁论”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现, 它与日本国内极右势力不谋而合, 是中日贸易磨擦逐渐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比如, 日本政府调整了对华ODA (政府开发援助) 政策:2004年12月11日, 日本政府决定今后几年内将停止对华无偿援助, 2006年以后, 将不再新批对华无偿援助项目。同时, 继续削减对华日元贷款金额, 待无偿援助资金终止一定时间后, 也将全面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援助。日本政府的这一举措严重损害了中日经贸关系。
3. 日本对华技术贸易规模小、技术含量低
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确保日本在经济、技术领域占优势。因此, 日本在技术转让上设置过多的人为障碍, 限制对华技术出口。这个问题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四、推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客观公正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自由、平等与公正是世贸组织的根本原则, 在这一原则基础上, 世贸组织各成员国达成若干协议, 形成诸多规则和国际惯例。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之一, 中国应逐渐习惯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在对待日本的保护贸易政策和与日本的贸易摩擦问题上, 应主动采用并同时要求对方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措施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和摩擦。这不仅有可能得到世贸组织的支持和协助, 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处理国际矛盾的水平和能力。
2. 加强中日信息产业合作
日本是世界软件及信息产业大国, 全国共有290多万家中小企业, 信息产业投资占世界总数额的17.1%, 位于全球第二。中国入世后, 日本软件企业非常看中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及较低的生产成本, 纷纷扩大规模, 加大投资力度,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或开发基地。据调查仅北京市的日本企业对懂日语、了解日语环境开发软件人才的需求量每年就达四、五千人。仅富士通、NEC两家公司在华的软件工程师就已经超过一万人。日本政府在对日本企业吸收人才及其亲属入境签证以及其成为日本公民的办理上提供了简单、快捷的服务。可以预见,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 中日信息产业合作将步入新的轨道。
3. 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
在现阶段, 中国的优势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日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国如依据现有的比较优势, 对各自的优势产业进行正确的定位, 并转化优势产业, 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 如果以动态的方法来把握优势产业, 那么应该认识到其构成是经常变化的。基于产业结构长期预测的两国政策调整, 两国应该从多层次来把握优势产业, 如不简单的把优势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上, 而按照劳动力与技术, 劳动力与资本, 技术与资本的多层次的定位上, 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现实。
4. 中日资本从单一流向多元化转变
中国企业投资日本可以在品牌、营销系统、技术和管理四个方面受益。日本品牌经过多年的高质量产品累积和高强度宣传, 建立起良好的信誉, 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很高。日本的营销系统相当完善, 中国产品一旦进入其中, 将省去大笔的前期投入。日本除现有的技术优势之外, 其技术领域拥有的知识产权对世界的技术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 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和互惠性, 是面向21世纪中日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要中日双方都能本着“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 真诚合作, 共同发展”的原则, 消除人为障碍, 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将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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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珏.中日贸易差额分歧与中日贸易摩擦[J].现代日本经济, 20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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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贸关系论文 篇8
2007年12月1日, 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 中方团长为曾培炎副总理, 日方团长为高村正彦外相。首次对话以“合作共赢和协调发展”为主题, 从战略高度探讨如何共同努力构筑经贸领域的战略互惠关系, 谋求实现中日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奋斗目标。
自2006年10月安倍首相成功访华, 实现了“破冰之旅”, 中日政治关系逐渐回暖。2007年4月温总理访日, 完成了“融冰之旅”, 年底福田首相访华实现了“迎春之旅”, 使破冰后的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稳固。2008年5月6日—10日, 胡锦涛主席访日, 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推向新的高潮。
中日经贸关系回顾
《中国外资》:您能否回顾一下,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状况?你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怎么看?
张季风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 :1972年之前, 中日贸易是以民间贸易为主, 也是半官方半民间的, 比如“廖高贸易”。
1972年以来,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中日政府走向前台, 是政府主导的贸易。应当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72年这一段时间, 基本是单纯的双边贸易。到了1979年, 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一年, 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 从而实现了两国政府间的资金合作。再一个就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自此, 中日经济关系从单一的贸易往来变成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关系。
中日双边贸易额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1972年仅为10亿美元, 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 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 2006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2007年又达到2360.2亿美元, 同比增长13.9%。其中对日出口1020.7亿美元, 同比增长11.4%;自日进口1339.5亿美元, 同比增长15.8%。
总体上看, 中日双方经济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对双方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整个发展是一种健康的发展状况。双边贸易、直接投资以及政府间资金合作构成了中日经济合作的三大支柱。
《中国外资》:中日双方在直接投资方面的情况如何?
张季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 经历了3次高峰期, 现处于回落期。截至2007年底, 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88个, 实际到位金额617.2亿美元。在华日资企业大部分都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日在生产领域分工合作进展也非常迅速, 这种进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变化, 也体现在质量上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加工贸易为主, 90年代开始向电器、电子和机械行业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扩展到信息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但是,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继2006年同比下降29.6%之后, 2007年又下降了22%, 实际使用金额为35.9亿美元。
近年来, 我国企业开始实行“走出去”战略, 也开始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 改变了过去日本对华单向投资局面。截至2007年年底, 我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2.4亿美元, 投资设计软件、机械、电子等领域, 其中服务业和商业仍是主要领域。华为、海尔等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已进入日本市场, 与日本企业开展了良好的合作。2000年以来, 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开始采取并购等形式开展对日投资活动。其中, 较为知名的案例包括上海电气集团收购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池贝公司等。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于2006年8月签署了收购日本著名太阳能电池企业MSK的合同。2007年, 中国博奇和亚洲传媒先后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和开展国际化经营开辟了一条新路。中国对日直接仍处于起步阶段, 投资金额也很小, 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外资》:由于历史原因, 中日之间政治关系, 经常出现复杂局面, 但经济上却一直比较顺利发展, 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张季风:迄今为止, 中日经济合作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顺利的发展, 有多种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中日经济合作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而且在互补性的基础上, 两国长期的经济合作已经进入市场化轨道, 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发展的, 总体来说是健康的发展的。当然如果政治关系更好一点的话, 经济关系会更好。
《中国外资》: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而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处于蓬勃向上的时期, 这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张季风: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拉动是非常大。在日本处于萧条的时期, 中国经济对它的复苏刺激作用是非常大的。主要是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扩大了, 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进口不断扩大, 为日本经济以出口拉动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需市场。同时, 中国优质廉价的商品对日本的促进也非常大, 日本的穷人可以顺利度过难关。
由于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 导致中日贸易或者是中日关系相互位置调换, 上世纪90年代之前, 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度大一些, 此后, 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上升。
《中国外资》:从近三年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数据来看, 日本对华投资出现明显下滑趋势,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季风:2006年,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下降了近30%, 2007年, 下降了20%左右, 应该说是幅度比较大, 这里面主要是制造业, 其他如银行业等第三产业有上升趋势。不过到2008年7月份,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又开始回升了10%左右。
日本对华投资下降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这里主要是中国因素。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重要变化, 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都有所减弱。同时, 沿海地区人工成本上升、电力能源缺乏、地价上升等对日本扩大投资产生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沿海地区不是无条件引入外资, 对外资开始设定门槛, 引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日方为分散风险, 加快向东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投资步伐, 也影响到对华投资。
《中国外资》:你对中日双方今年经贸合作情况怎样判断?
张季风:总体来看, 2008年中日经贸合作将会继续健康发展。双边贸易将会再创新高, 但彻底扭转“高位徘徊”和减少中方赤字尚需时日, 贸易摩擦也很难避免。而在日本对华投资方面, 金融、证券和保险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业的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大, 这种趋势不可逆转。非制造业投资的增加标志着日本对华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即今后的投资方向将从现在的制造业为主转向“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并进”的时代。
鉴于制造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周期的对华投资, 今后将以现有设备的扩张及销售方面的投资为主, 短期内不可能期待大幅度的投资增长。虽然批发零售业及不动产业有增加投资的倾向, 但每项投资的金额较小, 无法弥补制造业的投资降幅。不过, 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升温, 高层首脑的频繁互访, 战略互惠关系的落实, 一些需要作出政治决断的大项目也可能启动, 中日经济合作将会更上一层楼。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外资》:20世纪后半期, 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的两大趋势。从目前情况来看, 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起来还很不尽如人意。你认为, 制约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因素有哪些?
张季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非常复杂, 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多。和欧盟相比, 整个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 欧盟从总体来看, 特别是早期欧盟十二国经济发展状况差距不是那么大。另外, 东亚地区各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基础不一样, 还有很多历史积怨, 中日之间, 日韩之间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历史积怨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要建立类似于欧盟的自贸区, 很难实现。
但现在实际上东亚经济合作也在一步一步往前发展, 东亚地区区域内的贸易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0%以上, 仅次于欧盟而高于北美的自贸区。东亚区域经济是一种市场推动型或者实际进展型的一个进程。
《中国外资》:中方和日方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 双方需要在哪些方面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努力?
张季风:中日双方应该积极推动东亚经济体共同体的实现, 先从比较容易合作的方面进行合作, 例如金融、能源及环保领域。欧盟是用了半个世纪的磨合, 才达到经济一体化,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实现的时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中日关系备忘录
《中国外资》:今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后, 中日双方发布了“中日联合声明”, 在声明中提及了要推进一些具体经济领域的合作, 如能源、环保等。这些领域相对而言并不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传统领域, 为何选择这些领域作为推动点?你如何看待中日两国在能源环保领域的合作前景?
张季风:我觉得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后, 中日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是中日关系最好的一段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 中日双方已经确定了战略互惠关系, 能源和环保领域是双方的一个突破口。中日联合声明共70条, 其中80%左右是谈经济的, 而且其中30%左右谈的是能源和环保。
节能环保合作是中日之间的战略性合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增长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 大气、水质等环境的污染。党的17大再次强调科学发展观, 提倡构筑循环型经济社会, 这表明中国政府要下大力气治理公害和环境污染的决心。但是, 对公害和环境的治理非常复杂, 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 中国政府和企业、民众理所当然要做出长期和艰苦的努力, 同时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援。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也曾出现过严重的公害问题, 这给日本国民留下来切肤之痛。因此, 日本政府甚至顶着美国的压力, 不遗余力地推动“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更为关注, 可以说, 中国的环境问题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密切相关, 在环境方面双方具有共同利益。从这一点来看, 中日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最容易得到日本国民的谅解和支持。日本资金雄厚, 而且在治理公害和保护环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在环保和节能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
未来5年中国节能环保领域至少有3000亿美元的市场空间, 中日之间在这一领域互补性强, 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定会取得双赢效果。近年来, 在中国商务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推动下, 举行了多次大型“中日环境论坛”, 2008年, 将继续推进落实2007年4月双方签署的加强能源、环保领域的联合声明确定的具体合作项目。中国商务部将配合发改委, 与日方共同举办第三次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 同时积极推动沈阳“节能环保科技园”建设等具体项目对日合作。
为了推动中日环保合作的实际进展, 关键是资金问题, 没有资金的支撑环境能源领域的合作是非常困难。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推动中日环保基金的成立, 有资金的支撑, 恐怕做起来就方便多了。节能和环境技术都在企业手里, 这些技术要价很高, 而中方企业对日方提出的价格又难以接受, 因此由于资金问题使得中日之间很好的节能环保项目难以实现。倘若能有“节能环境基金”的支援, 许多好的节能与环境项目就能上马。
《中国外资》:“中日联合声明”后, 中日双方还签订了八个备忘录, 其中“贸易投资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备忘录的签署是否意味着中日双方的经贸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制度层面问题的时候?
张季风:中日贸易量很大, 今年上半年增长率是17%, 总额接近1300美元, 可能一年下来是2600美元。这实际比去年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到2010年突破3000亿美元是没有问题。这么大的贸易额, 没有一点纠纷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靠双方建立起一种机制, 在制度层面能尽量把损失或者说是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中日双边的经济合作现在在法律和制度方面是有很多漏洞和缺陷, 双方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我们形成了制度化, 比如风险预警与事前磋商制度建立起来的话, 对于保障双边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外资》:“推进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也是这次中日双方合作的一个亮点, 在中小企业领域, 中日双方的互补性在哪里?这是否是双方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经贸合作的信号?
张季风:促进中小企业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深化的要求, 应成为两国今后加强投资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商务部和日本经产省已就此达成共识。双方将继续共同努力, 进一步促进两国中小企业合作。
但我们应当注意到, 日本企业的构造就是, 一个大企业下面有汪洋大海般的中小企业来生产它的零部件生产。如果要想单独将中小企业吸引到中国来, 是很困难的, 在资金、信息及其他各种配套金融环节都是非常难做到, 加上日本人为人处世特别慎重, 中小企业很少单独出去投资。
《中国外资》:为更好地推进双方企业之间的合作, 中日两国政府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中日经贸战冲击亚洲供应链 篇9
中日两国分居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两国经济总量堪比美国。两国贸易更对世界举足轻重。中日贸易额在2011年为3427亿美元，是日美贸易1949亿美元的近两倍！
而在钓鱼岛事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日之间的争端由政治领域波及到经济领域，中日之间的经济交锋正向纵深地带展开。而这个过程里，首当其冲受损的就是亚洲供应链。
亚洲供应链正被破坏
先看看我们的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亚洲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的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亚洲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也被寄予厚望。可以说，亚洲抵抗世界经济危机的盾牌，就是亚洲经济的一体化。亚洲许多国家都希望在非关税壁垒、跨境合作以及物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以抵消欧美的不利影响。
然而，近来日本在钓鱼岛上的种种作为不仅伤及自身，更对亚洲贸易一体化的进程造成了很大破坏。
自5月份钓鱼岛局势开始紧张以来，尤其9月份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日本电子产品、日系车在中国的销量大跌，出口贸易遭受重创。日本财务省刚刚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贸易的赤字规模一直在急剧扩大，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出口的大幅下滑。8月份日本出口下降5.8%。按贸易对象区分，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10.3%，为连续10个月增长；对欧盟出口下降22.9%，为连续11个月下降；对亚洲地区出口减少6.7%，为连续三个月减少，其中对中国出口更出现9.9%的降幅！
这意味着，亚洲贸易一体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亚洲供应链正处于被破坏的过程中。
对中国企业有特殊影响
亚洲供应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亚洲各经济体并没有专攻生产某些种类的成品，而是越来越多地专注于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并且越发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形成垂直整合关系。
也就是说，亚洲各国生产过程的一体化程度很高，这是亚洲贸易一体化的基础。
数据显示：过去10年亚洲对欧美出口所占比重明显下降，而区内贸易比重大幅上升，亚洲的供应链正呈现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日本为重要角色的格局。
在亚洲供应链里，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中间产品供应国。日本对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的中间产品贸易均保持顺差。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中间产品进口供应国，在中国从亚洲进口的中间产品总额中所占份额超过了1/3。
如果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将会进一步导致日本中间产品供应能力受到冲击。而中国作为亚洲供应链的核心制造环节也会受到影响，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由于亚洲供应链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意义重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全球的负面影响也会逐步显露出来，使本已疲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这也许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则在于如何从亚洲供应链受损后的重组和再生过程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本文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